第八章 唐代賦役與經濟發展

甲. 租庸調制：

1. 基礎：

租庸調制是建立在均田制上的一種賦役制度。唐初，承襲隋朝的舊制，採用均田制，規定：

A. 十八至六十歲的男丁，授田百畝，其中二十畝為永業田，可傳子孫，八十畝為口分田，身死還官。

B. 嚴禁買賣土地，但若因遷徙或家貧無力料理喪事者，可出賣永業田。


2. 內容：

A. 租：指的是田租。規定丁男十八歲以上者，由政府授田一百畝，受田者每人每年納粟兩石或稻三斛予政府。

B. 庸：指的是力役。規定丁男十八歲以上，每年須替國家服役二十天(遇閏月加二天)。凡不願服勞役者，每天須納絹三尺代替。

C. 調：指的是貢物。規定各隨其鄉所出，每戶納絹或綾二丈、麻二斤，如納貢布料者，加五分之一。


3. 優點：

A. 為民制產：

唐初政府授田予人民，因其產而課以賦稅，從而使無產者保有恒產，使其生活安定。況且又便於杜絕兼併(因規定土地不能買賣)，賦稅也較易徵收。

B. 輕徭薄賦：

唐代所定的稅額較前代為輕，以稅額言，僅是四十稅一，較漢代還輕；以庸而言，每歲服役二十日，較漢代減少十日；以調而言，北魏一對夫婦，徵調帛一疋，較唐調大約多了一倍。

C. 稅項分明：

租庸調制有田則有租，有丁則有庸，有戶則有調，項目分明，官吏不能作弊取巧，人民亦無從隱瞞。


4. 由租庸調制改行兩稅制之原因/租庸調制破壞之原因/兩稅法施行的背景：

公元780年(建中元年)，德宗接納宰相楊炎之議，廢除租庸調制，改行兩稅法，原因如下：

A. 制度漏洞：

租庸調制有「課戶」和「不課戶」的規定，「課戶」是一般農民；「不課戶」是貴族官僚、廢疾、僧尼和工商業者。於是許多「課戶」都盡量設法化為「不課戶」，以逃避賦役，影響了租庸調制之實施。

B. 戶籍失修：

開元年間，國家昇平日久，官吏耽於逸樂，因而人口的死亡，田畝的轉讓，戶籍皆未嘗記錄，政府逐漸難於按戶籍徵稅。再者安史之亂後，逃戶極多，田產戶籍無從稽考，政府遂圖謀他法，增加稅收，租庸調制遂日漸廢弛。

C. 均田破壞：

中唐以後，均田制日漸破壞。貧民無田仍需按戶納稅、豪強大戶兼併所得的田產既非政府授給，徵稅自無憑藉，故租庸調制難以繼續推行。


乙. 兩稅法：

1. 內容：

A. 量出為入：

政府預先計算中央及地方每年所需的支出，量出為入，確立徵稅的標準，然後向戶主攤分徵收。

B. 按田徵稅：

政府將人民現有的土地，改為私有的永業田，取消租庸雜役，按每家資產多寡以定其稅額，按田畝數目以徵收田稅，即只抽取戶稅及地稅。

C. 夏秋兩徵：

稅項分兩次徵收，夏稅無過六月，秋稅無過十一月。

D. 徵商人稅：

沒有固定居住地的行商，一律依傍所在的州縣繳納其資產的三十分之一為稅收，務求人民公平繳稅。

E. 以錢折算：

地稅原規定按畝納米麥；戶稅是按戶等高低而定稅錢，但徵收時則要稅戶先以錢幣計算，而折合綾絹繳納。


2. 優點：

A. 簡化手續：

兩稅法將各種複雜的稅項，統一為戶稅及地稅，簡化了手續；分夏秋兩季繳納，人民籌措較易，可說是官民兩便。

B. 制度公平：

田賦是按每戶實際擁有田畝的數量課稅；戶稅則按各戶的貧富等級而定其稅額，資產多的稅重，資產少的稅輕，可算是公允合理。

C. 改善財政：

社會上各階層的人都要交稅，繳納網擴大，使唐政府的財政一度得到改善。


3. 缺點：

A. 加重負擔：

戶稅定額本是以錢計算的，但徵收時都要折錢納物，後來價錢高漲，物價下跌，同樣的稅額，無形中增加負擔。

B. 土地兼併：

兩稅法再為民制產，政府允許\土地私自買賣，加速了土地的兼併，社會上形成了貧富對立之現象。


4. 兩稅制與租庸調制之比較：

一. 內容比較：

A. 租庸調制分為「租」、「庸」、「調」三項徵收，而兩稅法則將三項稅收納入田租，一併徵收。

B. 租庸調制需要繳交實物，兩稅制則以錢計算。

C. 期限方面：租庸調每年納稅一次；兩稅法分夏秋兩季繳納。

D. 租庸調制，戶籍有主客之分，若有遷徙，仍須向原籍繳納；兩稅法則「戶無主客，見居為簿」。

E. 租庸調制，人丁分為中男、丁男，繳交稅額，各不相同；兩稅法無中男、丁男之分，一律按富貧程度徵稅。

F. 租庸調制有固定稅額，兩稅制則量出為入，沒有固定稅額。

G. 租庸調制下，人民不得自由買賣土地，蓋\所有田土均屬政府；兩稅制之下，土地屬人民私有，故可自由買賣。


二. 得失比較：

A. 租庸調制：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才有調；稅目分明，人人有能力負擔。兩稅制則將各項稅目合而為一，只徵租稅，不再授田，失去了為民制產的精神，於是土地兼併之風大盛。

B. 兩稅制規定「戶無主客，見居為簿」，人民得到遷徙的較大的自由；「人無中丁，以貧富為差」，繳稅得到較公平的標準，比起租庸調制之硬性規定稅額為佳。

C. 兩稅制規定繳稅以錢來計算，不像租庸調制實物力役並重；從稅目的意義上來看，兩稅制是比較進步的。

D. 兩稅制將租庸調歸併一起徵收，手續簡便，且分夏秋兩季繳納，人民負擔較易，以後各朝的稅法，皆以此為藍本。

E. 租庸調制具有為民制產的精神，頗似近代主張經濟平等的社會主義；兩稅制准許\人民自由買賣土地，任意兼併，造成貧富懸殊的現象，頗似近世主張自由的資本主義。


乙. 唐代經濟重心之東南移：

自古以來，中國的經濟、文化重心一向在黃河流域的所謂「中原」地區。通過三國時期吳國等的開發，和晉室的衣冠南渡，使長江流域進一步發展，經濟重心開始南移。及至唐中葉以後，中國的經濟重心進一步轉移到長江流域下游一帶，考其原因約有以下數項：


一. 唐代經濟重心南移之原因：

1. 安史影響：

安史之亂的戰事主要在北方發生，黃河流域飽受戰亂摧殘，破壞不堪，人口銳減，土地荒蕪，而南方江淮一帶未受戰火蹂躪，經濟得以繼續發展。所以安史之亂奠定了日後中國經濟、文化南遷的基礎。

2. 藩鎮割據：

唐中葉以後藩鎮跋扈，北方戰亂也較多，再加上運河淤塞，以致地方不靖、商旅裹足。而淮南、江南等地則未受太大影響。因而唐室的財政收入漸漸倚重於東南的租賦、鹽稅等，中國之經濟、文化中心逐漸南移。


二. 五代十國經濟重心進一步南移之原因：

由於北方飽經戰亂，長安和洛陽殘破不堪，中原地區人口銳減，經濟受嚴重破壞。相反，南方戰亂較少，社會安定，戶口充實，各國君主皆注意興修水利，勸課農桑，促進商業貿易，社會經濟凌駕於北方之上，中國經濟重心進一步南移。


三. 唐代經濟重心南移之概況：

1. 人口增加：

中國歷史上，每當北方有戰亂，百姓便會大批南逃避難。安史之亂後，北方人口銳減；相反，南方州郡的戶數卻不斷上升，為南方提供了大量的勞動力，加強了南方的社會經濟的發展。

2. 財政重地：

安史之亂後，唐室的財政收入主要依靠江南區。北方的大批移民南遷，不單只增加了南方的勞動力，而且還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及經驗，大大推動了南方的經濟發展。如當時的浙東地區，單是漁鹽之利，已是「衣食半天下」；而且對外貿易的收益，也主要集中在南方的廣州、泉州、明州等地區，可見其時南方地區的經濟地位已遠遠超過北方。

3. 農業發展：

中唐以後，唐室相當注重南方的農業發展，特別在江南地區，興修了不少水利的工程，較大型的如代宗大曆年間在升州勾容的絳岩湖周圍百里，開置水塘，立斗門調節乾旱，灌田萬頃。水利事業的發展促進了糧食的生產，亦反映出唐政府對南方農業的重視。

4. 工商業發展：

中唐以後，江南地區在手工業和商業方面的發展迅速，其時著名的手工業和商業城市在南而不在北，如江蘇浙江一帶的綾紗、四川成都的蜀錦、浙江紹興的越 ；江西南昌的陶瓷均很著名。商業城市方面，如成都、揚州、廣州等均在南方，反映出南方經濟的發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