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林黨爭

中國史上屢有黨爭，如東漢黨錮、唐代牛李黨爭、北宋新舊黨爭。至明代黨爭再起。大抵在士人政府的模式下，皆有黨爭；乃因士大夫以道德治國，不期然評擊群小，引致小人挾私相爭，結果兩敗俱傷。在腐敗的政治環境下，必有黨爭發生，成為人民一種自覺現象；黨爭的形成，至少有兩個條件：一是人民必須有發揮言論的自由，二是政府必須有發揮言論的機構。當政局崩壞時，政府裏既設有彈劾官員的機構，故一般正直之士，自然爭相彈劾政府的施政，而一般讀書人，也藉機談論國是。觀三朝黨爭，亦具此因素。

一、明代黨爭的由來

明太祖為關注民間疾苦，故廣開言路，吏民均得上書言事。《明史》卷164贊曰：「明自太祖開基，廣開言路，中外臣僚，建言不拘所職，革野微賤，奏章盛得上聞，沿及宣、英、流風未替，雖昇平日久，堂陛深嚴，而逢掖布衣，刀筆掾吏，抱關之冗吏，荷戈之戍卒，朝陳封事，文達帝閽。」由是養成士人正直敢言的風氣。

明代政府的監察機構權力特重，掌監察之職者是御史和六科給事中。御史隸屬於都察院，有都御史、副都御史、僉都御史等官。都御史專司糾劾百官，辯明冤枉，提督各道，為天子耳目。凡大臣姦邪，小人構黨作威福，亂政者皆受其彈劾。此外又設十三道監察御史，糾察內外百官，凡政事得失，軍民利病。皆得直言無避。至於六科給事中則屬稽察六部的機關，並有封還奏章的權力。由是可知明代的監察機構，以御史大夫監督政府內閣，六科給事中則監察六部。這些規諫言官的設置，其初頗能糾朝政的得失；但自中葉以後，君主荒於政事，政治開始腐化，其時內閣權力提高，六部不能不聽命於內閣，御史大夫遂起而彈劾政府，政府與言官勢成水火。因為言官代表一般的輿論，人民多同情言官，所以言官的清望日高。內閣的勢力稍一低落，則不能不勾結言官，由於言官並非全屬正人君子，所以內部已分黨派，一者以彈劾正人君子以取媚閣臣，另者則裁量執政，抨擊政府。

神宗時張居正為內閣首輔，權力盡歸內閣，言官形同虛設；為取媚於內閣，一般無恥士大夫亦借機彈劾正人君子，以取悅當權者。張居正死後卻被劾，削爵抄家。自張居正後，一班庸愚首輔如申時行、王錫爵之流，只知唯諾因循，取媚君主以固祿位，竟不顧國家大計，各樹黨羽，加上皇帝日益荒怠庸劣，所有奏章皆留中不發，曲直不分，諸臣意見無由申訴，於是益樹黨援，意氣用事，任情恣橫，事事抨擊，言官與政府敵對既成，終致不問是非，不顧國家安危，只爭意氣，黨爭遂成。

明代政治日壞，內監亦乘君主昏庸懦弱，獲寵幸而攫奪政權，內閣首輔只得聽命於內監，形成御史和六科給事中與宦官對敵；其時士大夫中的正人君子，既不屑與閹黨為伍，又目睹國事日非，於是糾合同志群起抗爭，而依附內監一派，為保持地位，不惜運用權柄，加以反擊，黨禍變成必然現象。除政治因素外，明代士人風尚亦引發黨爭，中國自漢以來，政府提倡儒術，崇尚氣節，故在士林中養成一種砥礪學行、批評政治的傳統，名為「清議」。清議在政治上成為一股力量，自然為敵對勢力所嫉視，當這兩股勢力達到白熱化時，黨爭便興起。明代理學盛行，士人以名節相尚，敢於批評政治，與政府當權派形成兩大壁壘。明代士大夫又好意氣用事，而文人見解有時不免迂腐，爭論之事難免小題大造，他們一面攻擊宦官，一面又互相攻擊，往往徇於私見，不肯和衷共濟，各走極端，終至黨見日深。當時士人論政往往過激。神宗時國事日非，君主昏庸，無錫顧憲成、高攀龍重建東林書院，聚徒講學，砥礪風節；講習之餘，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東林黨既興，敵黨亦立，皆欲吸收黨羽，號召浮薄好事者黨同伐異，樹立門戶，排斥異己，終成朋黨之爭。

二、黨爭的經過

明代黨爭早於世宗時已有「大禮議」之爭，至神宗初年，張居正專政，為朝臣攻擊，然此只為明黨爭的前奏，當中最激烈者當以東林黨與非東林黨之爭。

神宗後期，竟二十餘年不視朝，群臣奏章多不省覽，且各結朋黨。當時有齊、楚、浙、宣、崑五黨說，其中齊、楚、浙三黨為言官，糾集同志以排斥異己。宣、崑兩黨則非台諫官員，卻廣收朋徒干預朝政。五黨代表人物如下：

	齊 黨	楚 黨	浙 黨	宣 黨	崑 黨
代表人物	兀詩教	官應震	姚宗文	湯賓尹	顧天俊

五黨外，在野有東林黨。東林黨的領袖是神宗萬曆後期的吏部文選郎顧憲成。萬曆廿二年，顧憲成因會推閣臣忤旨，被削職歸無錫故里。無錫原有東林書院，為宋代大儒楊時講學之所；顧憲成歸里後，與弟顧允成倡議重修書院，並與同志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等在此講學。他們多不滿時政及朝中官員，故於講學之餘，常諷議朝政，臧否人物，有如今日的在野黨。大抵自中葉後，政治日壞，諂媚結附之風日甚，守正不阿之士，不甘屈辱於權勢下，起來反抗。此種反對勢力多集結於書院，他們以氣節自負，又為時人推崇，其中以顧憲成最著名，學者起而附和者不少，就是朝中執政者，也有與之遙相應和。自此，東林黨之名日著，嫉忌者亦日多，其後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等相繼講學，都是自負氣節，守正不阿，不向權勢低頭，而持論多與執政者對抗。於是有心世道而不滿現實的士大夫，皆聞風景仰，朝士退隱者爭趨之，南州才俊，悉聚東林，而浮薄好事之徒，或亦附麗其間，他們經常諷議時政，裁量人物，由是忌者側目，欲伺機而圖。由於在東林書院的學者議論一致，抨擊朝政，敵對者遂以「東林黨」稱之。

東林黨人自負氣節與政府相抗，依附者日眾，他們的言論頗有左右輿論的潛力，時稱「黨議」。朝中五黨聲勢相倚，皆以東林黨為公敵，共同攻擊，排除異己，快意報復為能事，故在政治上形成東林黨與非東林黨兩派。

是時東林黨與非東林黨對立，彼此攻擊不絕，勢同水火。神宗遇兩黨爭論不休時，把奏章留中不問，以致是非曲直無所判定，而樹黨相仇之勢則日甚。其中齊、楚、浙三黨無不任意氣、快恩怨，大臣若非其同黨，幾不能安於位；因為明代台諫權甚大，三黨官員位居台諫，恃權結黨，把持言路，對於非其同黨大臣，往往藉故而群起攻擊，以至被攻擊者，有時不待皇帝斥逐，自有求去之勢，故時人號為「當關虎豹」。東林與齊、楚、浙三黨相爭的結果，令神宗後期，東林黨人排斥幾盡。

黨爭發展至光宗、熹宗時，方從哲出仕，葉向高為首輔，韓爌為禮部尚書兼大學士，他們起用東林黨人，於是東林黨與非東林黨相激相盪。神宗、光宗、熹宗三朝恰好發生「三大案」，於是兩黨借三案互相攻擊，令黨爭愈演愈烈。

三大案即「梃擊」、「紅丸」、「移宮」，其實都是內宮事，惟參與黨爭的人，皆以此為藉口，借題發揮，彼此互不放過，故三案成為黨爭的激發點。兩黨對三案的主張：東林黨以「梃擊」為鄭貴妃主使；進紅丸為方從哲之過；不移宮乃李選侍之罪。至於非東林黨則以張差為顛人；紅丸本有效；移宮則薄待先人妃嬪。是時葉向高、閣臣劉一與韓爌等，對於東林黨主張皆表同意，東林黨人趙南星官至吏部尚書，高攀龍、左光斗也各掌科道。熹宗初年，東林黨人多居要位，而非東林黨人兀詩教、趙興邦等皆被削職，因而對東林黨人恨之刺骨，非設法報復不可。

熹宗性極愚怠，宦官魏忠賢導帝倡優聲伎，狗馬射獵，故獲帝寵幸，乘機專擅朝政，妄作威福。非東林黨人為排除東林黨，不惜甘居下流，勾結閹宦。其時魏忠賢亦欲借群臣依附，使其能殘害忠良，把持朝政，於是非東林黨人與魏忠賢朋比為奸，大興黨獄，構成中國史上最殘酷的黨禍，因為非東林黨人依附魏忠賢，助閹為虐，結成黨派，故稱「閹黨」。

熹宗天啟三年(1623)，顧秉謙、魏廣微為大學士，諂諛魏忠賢。同年魏忠賢掌東廠，跋扈日甚。顧、魏二人撰《縉紳便覽》，把葉向高、韓爌、趙南星、楊漣、左光斗、高攀龍、魏大中等百餘人列為邪黨，以「閹黨」崔呈秀、黃克纘、王永光、徐大化及阮大鋮等六十餘人為正人，進呈魏忠賢，作為黜陟的依據。僉都御史王紹徽仿《水滸傳》編東林108人為《點將錄》，獻於魏忠賢，使其按名黜汰。後崔呈秀又造《天鑒錄》、《同志錄》，以不附魏忠賢者為東林黨人，由是群小皆居高位。

天啟四年(1624)，左副都御史楊漣疏劾魏忠賢24罪，熹宗不予查究，反嚴旨斥責楊漣，於是廷臣交憤，相繼上疏劾魏忠賢者達70餘人，熹宗不理。魏忠賢深恨楊漣疏劾自己，認為非除不可，於是矯詔將楊漣、趙南星、高攀龍、陳於廷等削籍為民，從此朝中善類一空，天下大權盡歸閹黨。

魏廣徵及御史崔呈秀導魏忠賢興大獄。天啟五年興汪文言獄，為黨獄中最慘酷者；汪文言為安徽歙人，任俠而有智謀，神宗末年北遊京師，以計破齊、楚、浙三黨，並結交司禮監太監王安；光宗初立，朝中大事則倚劉一，宮中則賴王安勸帝，汪文言則從中協助。當葉向高為首輔時，用汪文言為內閣中書，及魏忠賢得勢，閹黨阮大鋮與左光斗、魏大中有怨，藉詞劾左光斗與魏大中，謂他們與汪文言勾結，魏忠賢矯詔逮捕汪文言。是時閹黨許顯純為北鎮撫司，以酷刑迫汪文言誣告楊漣等納贓案，刑極慘酷，汪文言終不肯屈，遂殺汪文言滅口，並偽造供詞，謂汪文言供稱楊漣曾納邊將洪廷弼之賄，與御史袁化中、僉都御史左光斗、給事中魏大中、太僕少卿周朝瑞、陝西副使顧大章等有關，將六人下詔獄。獄中非法拷打，血肉狼藉，楊漣與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俱受酷刑而斃，顧大章則因不堪酷刑之苦，在獄中投繯自盡。時人感此六人忠烈，稱六君子。後閹黨又逮捕高攀龍、周順昌、李應昇、周宗建、黃尊素、周起元、繆昌期等下獄，高攀龍以大臣不受辱，聞緹騎至，先投水自殺，餘者於獄中備受酷刑慘死。此七人亦名七君子。

魏忠賢大殺東林黨人後，把未殺的東林黨人姓名榜示天下，永久禁錮，一面又盡廢毀國內所有書院，使他們無所寄跡，其後又盡翻三案，命館臣編《三朝要典》，痛詆東林黨人。書成刊佈天下。於是朝廷正人盡去，其餘朝臣盡皆魏忠賢黨羽，對魏忠賢爭相諂諛，盛極一時。

魏忠賢專權禍國有五六年。思宗立，以魏忠賢及客氏惡跡昭彰，即位數月即戮忠賢，處死客氏。魏氏、客氏兩家家屬，無論少長皆被處斬，其餘閹黨或殺或充軍，或下獄，無一得脫，又毀《三朝要典》，東林黨勢力又膨脹起來。但崇禎一朝仍不能擺脫兩黨的暗鬥，如錢謙益、周延儒相爭，周延儒、溫體仁相傾軋，袁崇煥被戮，鄭鄤獲罪，熊開元、姜埰被廷杖等，皆兩黨傾軋。袁崇煥冤死後，牽累遼東軍事失利，遂使滿族入關，黨爭至此告終，明朝亦亡。

總括而言，東林黨與非東林黨相爭，其發展可分三階段，萬曆年間是東林與五黨相爭時期，天啟年間是魏黨(閹黨)專橫時期，崇禎至永曆(桂王)是兩黨相軋時期。

三、黨爭的影響

1. 政治腐敗

凡有黨爭必使政治腐敗，以明朝黨爭之禍害最深重。漢、唐、宋三代皆有朋黨相爭，然唐宋朋黨，雙方皆為士大夫，故競爭雖烈，傾軋亦甚。唐代牛李兩黨雖各倚仗宦官以為聲援，但仍存道德觀念，流血慘劇不多見。至於漢、明朋黨，一方為君子士大夫，一方為小人閹宦，而閹宦的地位人格以至學識思想，與正人士大夫絕無調和餘地，所以漢明朋黨的慘殺，較唐宋為甚。

自東林黨與非東林黨互相傾軋，專以排斥異己為能事，罔顧國事，遂使明代政治陷於昏亂，至非東林黨依附魏忠賢後，結果奸邪得勢，忠良盡去，朝廷善類一空。自是國事更不可為，社會不安，流寇縱橫，而明之國運亦盡。平心而論，魏黨的跋扈，禍人誤國，固不足道，但東林黨亦太存意氣，在危如累卵的時局，還要鬧私見家務，存門戶之見，置國事於不問，終使明室危亡，其禍匪淺。

2. 禍及邊事

明末與清對峙，如非屢殺名將，國事本尚有可為。但黨爭之風已成，範圍更不限於官府，對外邊事亦被波及。在遼東戰事日益告急之際，兩黨仍各樹黨羽，邊將屢被更易，甚至貶殺。如遼東經略熊廷弼因牽連黨禍而罹極刑，督師袁崇煥復以「縱敵脅和」被誣冤死，孫承宗被言者責難其築城起釁，忿然引病辭職。明廷對遼用兵以來，邊將的才略莫如此三人，三人去後，邊防無人，邊事更不可為，遂助長清兵氣燄，使其得以長驅直進，加速明代滅亡。明之亡國，黨爭實有促成作用，時朝臣議論，全不知兵，僅空言高論，不顧實情，力圖進取者則以開釁非之，若急存持重，則以促戰困之，不理國家安危，便明末邊務日壞。

3. 禍及南明

北京被陷，清軍長驅南下，福王弘光帝即位南京，半壁天下本應和衷共濟，但福王立，馬士英掌政，起用魏黨阮大鋮，二人重修《三朝要典》，此時猶不脫黨爭的糾紛，只顧排斥正人，引用小人，以致朝政日非，而唐王聿鍵處福建，魯王以海監國於紹興，二人還要辨明叔姪名份，至桂王由榔僅有雲貴兩省，其朝臣還分吳黨、楚黨，南明國事更不可收拾，因為南明諸臣不識大體，缺乏遠見，彼此爭權奪利，各樹朋黨，最後終亡於滿清。

總括而言，唐宋明三代黨爭皆使政治腐敗，國家元氣大傷，內政不穩，甚而禍及邊軍，以致外患有機可乘。在內外不應的情況下，國家的滅亡似難避免，故士大夫之爭引致亡國是難辭其咎。

有言東林黨因有政治理想而為士人擁護，卻因缺乏政治經驗而為閹黨所乘，終未能施展其抱負。此說當否？試評述之。(簡述)

東林黨的失敗，顯然是缺乏政治經驗的結果。明代黨爭，是東林黨與齊、楚、浙、宣、昆等非東林黨相爭，而黨爭的形成，主要是地方勢力的坐大。而黨爭的高潮，則與魏忠賢弄權有莫大關係。

一、東林黨勢力的形成

東林黨的產生，主要是源自反對張居正的施政，顧憲成、高攀龍、李三才等先攻擊張居正，成為日後東林黨的先聲。自張居正死後(萬曆十年)，繼任的大學士首輔：申時行、沈一貫等，皆缺乏威望，言官、朝野遂群起攻擊內閣，故有：「內閣所是，外論必以為非，內閣所非，外論切以為是。」隨著立儲的問題，內閣、鄭貴妃及言官各有爭持。當時，首輔申時行態度因循，由次輔王錫爵提出三王並封，終招來錢一本上疏彈劾。顧憲成因而罷官，返無錫與高攀龍、錢一本等重建東林書院，講學之餘，品評人物，諷刺朝政。時士大夫多聞風向附，形成一股與朝廷抗衡的地方勢力。

二、非東林黨的產生與爭議

內閣的地位與聲望，自張居正後，每況愈下，閣臣為求鞏固政治地位，只有勾結掌權的宦官，其實，張居正亦結納宦官馮保，才能順利施政。此外，朝中御史亦結交齊、楚、浙等黨，與東林黨相爭。黨派既現，爭議漸多。如：國本論、建儲議、科場案、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等。

三、東李黨人的政治理想

顧憲成等東林黨人認為黨爭的根源，除因制度流弊外，還有道德問題。他們反對王學的空泛狂妄，亦不滿朝臣的投機諂媚，故要求重建傳統道德，標榜廉潔不阿、勇於任事與匡濟時艱。不過，東林黨人只有零碎的政治主張，缺乏全盤理論，他們只將重點放在重建道德的觀念上，並非建立一套改良的制度，以致無法挽救明朝的困局。故東林黨人徒有政治理想，卻無具體政績與政論以救國。

四、東林黨人缺乏政治經驗

東林黨人以為憑道德的重建，便能挽救國家，明顯是缺乏政治經驗的表現。他們忽視制度的作用。此外，東林黨人的門戶之見亦強，對於非東林黨人則不論才幹，盡數擯斥。其實，東林黨人亦曾掌握大權。在1620至1623年間，東林黨人藉宦官王安之助，在政治上取得優勢，如：趙南星任吏部尚書，葉向高任大學士、高攀龍為都御史；因而排斥、整肅兀詩教、趙興邦、官應震等非東林黨人。然而，東林黨人不懂保有權力，對於日漸興起的魏忠賢，並未加以壓制，以致王安一死，東林黨便失依恃，魏忠賢乃乘機竊權；而非東林黨人則投向魏閹。況且，東林黨掌權期間，趙南星曾拒絕魏忠賢為其姪請託，結下積怨。當魏忠賢掌權後，屢興大獄，捕殺東林黨人，又毀東林書院，故東林黨人不懂保有權力，乃其無法盡展抱負的主因。

東林黨人既不懂保有權力，且黨內意見分歧，如：對移宮案，左光斗唾罵楊漣，葉向高認為楊漣彈劾魏忠賢並非時機。東林黨人內部不和，削弱對外力量。實不暗察形勢，缺乏政治經驗所致。

總括而言，東林黨對晚明政局只著眼於道德的層面，既無具體改革，以扭轉頹勢；當國家危急時，徒以殉節以報國。故明朝的覆亡，東林黨亦有責任，故謂：東林始以正而終於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