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統一中國是否其重用客卿之故？
秦國地處西陲，初不爲諸侯所重視，更未能參與中土之會盟。自秦立國以來，秦國一直重用客卿，而且成效非常巨大。由於客卿們的計策受君主重用，令秦國富強，因此不少學者皆以爲秦能統一中國是在於其重用客卿之故。然而，秦統一並非只是由於重用客卿之故，而是由許多其他的因素所形成的最終結果。秦一統六國，非只重用客卿為其最重要的因素。
秦自孝公以來，歷代秦王即專志統一中國，並下詔求賢，任用了衆多客卿，其中又以商鞅變法最爲著名。商鞅厲行法治，倡導生産，獎勵從軍，開墾土地，並集權於君主，令內政漸上軌道。其後的惠文王、昭襄王及秦王政皆是雄才大略之主，一心統一中國的大業。他們善用人才，如惠文王用張儀倡「連橫」之術，以破六國的合縱；昭襄王用范睢的「遠交近攻」之策，以佔領鄰國土地爲其目標，而不作越國遠征，以免耗費物力；秦王政則用李斯「離間政策」，派遣辯士遊說及賄賂各國政要，若不能利誘的便加以暗殺，用以破壞別國內政，方便秦軍進攻。錢穆在《國史大綱》中說：「秦之強，得東方遊士（客卿）之力爲多，商鞅、張儀、公孫衍、甘茂、范睢、蔡澤、呂不韋、皆東方人也，彼輩皆不抱狹義的國家觀念。若使東方貴族機體不推翻 …… 平民學者不出頭，遊士不發足迹…… 則秦人力量便不夠併吞東方。」由此可見客卿對秦國的助益很大。
在客卿之中，最著名的就是商鞅了。在秦孝公時用商鞅之變法，厲行法家思想的治國方針，強公室，並將君主之權力擴大，削弱貴族之力量，於是政令能下達至基層之什伍，上下貫通，於是大大提高行政效率。商鞅又廢井田、開阡陌，加速農業發展，土地財富漸集中央，奠下富強的基礎。其間又開發山林，秦國物産得以豐富起來。同時又厲行法治，刷新國法。變法之後，把以往「公室卑」的現象改變，從此國君力量轉強，而貴族權力大削，更推行中央集權，國力提高不少。
秦之統一不單在於其重用客卿，而是由於政治、軍事等因素，以及君臣間一致的努力才能成功統一中國的。秦之能統一全國，亦是由於其本身所在的地利以及當時的形勢才能成功的。
首先，秦本身擁有不少有利的條件，而這些優勢是六國所沒有的。
第一，秦本身地處西陲，春秋以來被東方各國以夷狄視之，因此東方國家的戰亂很少波及至秦，使秦得以休養生息，培養兵力，且秦地處關中之地，地勢險要，有崤函之固，能閉關自守，列國不能進攻；又能開關出兵，列國又不能防禦；且關中之地，土壤肥沃。《漢書．食貨志》有謂：「關中之地占天下三份之一，人口十份之三，財富卻十份之六。」再加上巴蜀的銅鐵木材、戎狄之地出牛馬，因此物資極爲富庶，地理上佔盡優勢。自秦惠王奪楚西部地後，所據版圖已為七國中最大，因此六國難以匹敵。
第二，秦之文化簡樸落後，但這樣卻能更快速的適應變法，令秦在短時間內成爲一個強國。
第三，秦國民風勇悍，因秦國接近西戎，民風本已具尚武精神。就當時的民間經濟社會狀況而言，愈東愈富庶，愈西愈貧窮，民風則相反，愈東愈怯弱，愈西愈勇悍。因此，秦國國民與西戎雜處，所以三晉民風強悍，配合戰馬強勁，更是如虎添冀。
第四，秦國有充實的經濟基礎，自商鞅變法開始，開阡陌，勵耕織，並吞併巴蜀，招三晉人民開荒，使國力更形充實，而秦在戰爭中亦不忘開發經濟，如將戰爭中因犯罪而罰爲奴隸的人赦免，允其遷到新的土地耕作，以補人力之不足；在戰爭中攻取了大城市後，亦把城中商賈及貴族驅逐，因其旨在奪取土地和農民。因此，隨著戰爭之不斷進行，秦之經濟基礎便越趨雄厚。
第五，秦國政治清明，行政效率高，全賴君主及其臣下及各官吏的合作無間，因此秦君主及其臣下也有很大的功勞。
其次，當時的客觀條件亦加速了秦統一的速度。
第一，自春秋以來，諸侯相爭，戰事連年，人民都渴望統一和平，當時的情況是「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臣妾滿海內矣」。戰國時期，諸侯致力於戰爭之中，人民不斷地被抽調往戰場，不僅影響生産，而且加速編戶齊民經濟的破産，所以人民一致要求中國統一。此外，列國紛爭時，外族亦乘機入侵，這對沿邊國家損害甚大，故此需要一個中央集權之國家，以制止遊牧部族的入侵。商人亦渴望統一，因商人想更容易地在各國進行貿易。以上數項，均形成了統一的趨勢。
第二是當時的思想趨勢。在戰國末期，由於各國經濟交通頻繁而且發達，文化上亦出現了天下統一的渴望。而且，當時荀子所謂的「四海之內若一家」，這種統一的思想主導的需求下，支配著當時的思想界。
秦能滅六國的主因是由於列國國勢不穩。由於六國之不穩，使秦有機可乘，從而能較易消滅六國。
第一，六國編戶齊民之破産影響了各國的生産力。杜正勝在《戰亂中的編戶齊民》中指出，由於春秋之封建解體，而七國的社會基礎以編戶齊民爲主，所以他們承受了國家的賦稅，成爲了主要的經濟支柱，然而六國一直陷於戰亂之中，於是編戶齊民並不能支持之政府的開支及徵發，而政府仍不斷的壓榨，於是造成山東地區的編戶齊民經濟上的破産，六國亦因而敗亡。
第二，六國內亂頻仍，政局甚爲不穩定，而秦國內政則較爲安定。這無疑對秦之統一天下甚爲有利。
第三，六國的政治為貴族所壟斷，而諸國貴族亦不斷沒落，不再回復戰國初期諸國之軍事力量，秦遂能逐一擊破。
第四，六國爲了自保而賄賂秦國，而六國亦因利害衝突，而不能衷誠合作，北宋蘇洵指出：「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由此可見六國賂秦爲六國破亡之主因。
總括而論，客卿的作用的確很大，然而若秦無本身先天優勢，客觀條件不符，甚或六國形勢不一樣的話，仍是難以統一六國的。秦始皇統一六國後，不再重用客卿，亦可見他也明瞭不用客卿之好處。所以，謂秦之統一只是由於其重用客卿是不恰當的論調。
2008年5月12日星期一
秦亡乃濫用民力、仁義不施？
論者謂秦亡於其濫用民力，仁義不施，此言當否？
秦國在統一前，代表著社會發展進步前進；秦統一後，因其法家思想治國，對人民采嚴刑峻法，在苛政之下，諸家思想不納，固有焚書坑儒等歷史悲劇，同時，秦朝建國後，亦急於對外擴張，征匈奴、平百越。始皇窮兵黷武，以僅有的國力，以支擴衡，至秦末國力不足，徵收賦稅繁重，人民多徵召入伍，死傷無數，國力、民力、財力陷於匱乏。加上秦王大事建設，如建阿房宮、築長城等，濫用民力極甚，秦朝負擔日漸沈重，秦國已逐漸步向滅亡。秦國的法家精神，重實際、務功利，固秦得國後即以法治國，缺乏文治教化統治，秦以馬上得之，馬上治之的方法，使人民動輒得咎。秦國君主，始皇和二世，所定下的制度皆不以仁爲目標，認爲治國成功必須要人民服從，故失去愛民觀念。仁即愛人，義即做一些合理、正直的事。而秦國根本視民命如草芥，過度濫用民力，就正是失仁的表現。其他如焚書坑儒等政策亦是不仁不義的行爲。這些不仁不義的政制使秦國人民起來反抗，大澤鄉起義，順應時勢，推翻暴秦。
首先，秦所以亡國，其極大因素是嚴刑峻法。秦國向以法家治國，始於商鞅時已奠下有系統的中央集權規模。其統治方式對於當時社會有正面的幫助，人人在亂世中，有"法"才能使政權、國家有效地運作，一旦秦國統一，若再以苛酷刑法治國，人民動輒得咎，使舊有貴族人民開始懷念以前舊有制度，以致日後他們煽動人民，速致秦亡。因秦建立後集權政策來得太快，所施之刑法也太凶，如人民犯法，誅及三族；一戶違禁，比鄰連坐，引致國家未能恢復國力，使經濟再次崩潰，人民忍無可忍、走投無路，只好投向革命軍隊。陳勝、吳廣便因長期徵調，軍令如山，凡調遣軍隊不能如期到達便執以死刑。他們既觸犯死刑，便挺以走險揭竿起義。有謂"人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秦國不能體恤民困，也不以仁政治理天下，法家精神，是其致禍原因。若君主英明，便能有效地行使政令。若以二世的昏庸，則中央便失去支柱，猶如無政府狀態，政治步向黑暗、腐敗，最終劉邦推翻秦國政權。這些都令秦國政權動搖，官吏多貪污勾結朝臣，使政治陷入黑暗、腐敗之中。這些貪官污吏只會苛索人民，徵收重稅，又使人民服役，加重了人民的負擔，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譬如奸臣趙高侍侯皇帝身邊，權力極大，把持朝政，又勾結其他官吏，貪贓枉法，指鹿爲馬，朝廷內幾乎為他收買。由此可見，當時政治黑暗腐敗，領治者的昏庸無能，使佞臣當道，地方更違反中央指示。國家本身不靖，仁義不施，雖然這項不是濫用民力，卻是導政秦亡的主因。
其次，秦採用法家治國，爲了能統一思想，除了法家外，諸家不容。尤以儒家爲甚，水火不容，成對立之勢。戰國時東方各國主要受儒家影響熏陶，故秦和東方各國形成文化上的差異。東方各國所受的爲齊魯之學，而秦乃採三晉之學，其意見甚爲不同。秦始皇統一後，爲求鞏固政權限制人民思想，施以禁制手段，防止人民高談論政。六國人民對於突如其來改變過往的思想，風俗習俗，不能適應，亦不滿人士皆要向當朝官吏學習，於是造成相互的衝突。更表面化的衝突，便是焚書坑儒。雖然最終三晉之學勝利，但卻加深了秦與中原人士之衝突。歷史潮流中，知識份子的支持，對政權鞏固甚爲重要，反之能夠傾覆政權。而秦的統一是歷史趨勢，但他不明歷史不斷演進，平民勢力早於東周時正在崛興，平民勢力足可傾覆政權。故秦亡證明了貴族代貴族的更替模式已改變。正因秦忽視平民力量，以致覆亡秦祚。始皇手段不仁道，不尊重人士，採不仁道的殘殺手段，不是用民力過度所至。然而秦亦有濫用民力之處，不過此點不足秦亡矣。
再者，濫用民力是其次，亦秦亡其中之一因素。秦始皇建國後，頗有大志，大事建設，唯過份耗損民力，秦維持前朝的力役制度，徵召役民數以萬計，只爲始皇一時享樂，炫耀之用。譬如始皇要爲自己生前建一陵墓，除了徵民力役外，建成後還把無數民工活埋。其他還有營建阿房宮，修直道，築長城等，破壞了編民戶藉的農業經濟，使勞動人口大量下降。中國向以農立國，一旦破壞勞動力，經濟亦變得蕭條，生産量不足，使秦由一個富裕之國，瞬間變成土地荒蕪、人口稀疏的貧國。故董仲舒曾謂"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以致令男子力耕不足糧餉；女子紡織不足衣服。可見當時社會嚴峻的情況，逼使人民反抗，也理所當然。加上，始皇乃好大喜功、窮兵黷武之人，常征伐異國，攻佔土地，在短短十年間，先後征匈奴，平百越，損失軍隊數十萬，可知秦雖統一六國而其枉施政制，國民皆爲軍民，不能與民休息，濫用民力至不可收拾的地步。就單在兵役上，五嶺戍兵五十萬，長城戍兵三十萬，還有多少死傷的軍民不計其數，所以，秦國滅亡的其中一個因素是濫用民力，而主要分爲力役和兵役，這足以使民怨沸騰，待一有利時機，便一夫發難，難以收拾。
雖然秦本身有很多不足地方，但是六國勢力亦是另一間接導秦滅亡的因素，秦之商鞅變法，廢封建，行郡縣，實行中央集權制，使國家軍、政、敗權集於中央，使六國諸侯王不再世襲，改而奉祿制，各國諸侯自有不滿，待適當時機，潛此勢力便一觸即發。而且，六國遺民對於秦的嚴政苛法、戰爭不斷，以及對士人、各家學術的抹殺、禁絕極爲不滿，人民怨聲載道，尤其六國遺民，激發起他們報仇的心理。至於士人亦不甘被受凌辱，以殘酷手段以待之，遂亦起來反秦，孔子的後人亦參加反秦的行列。秦國建立後，秦一改以往禮賢下士的作風，開始不再重用客卿，此表現亦是仁義不施的。當時君主昏庸無道，不恤人民，朝政乃爲奸臣當道，政治極爲敗壞，而且沒有客卿之助，秦很難成就過往的霸業。秦統一前之所以富強，乃其本身優厚地理環境因素，土地肥沃，資源物産豐富，但秦統一後，失去函、崤之利，六國勢力正好包圍著秦，固秦的統治一旦動搖，政權不固，其"攻守之勢異也"。以上的因素，雖然皆是秦亡的因素，但只是偶然或輔助的因素。秦滅亡最重要莫過於它的原動力：嚴刑峻法，濫用民力。
秦國由一個西方諸侯國過渡至一個獨立統一的國家。其間必定經歷了很多年來君主所付的心血，可惜秦祚只是維持了短短的十五年。秦的滅亡，歸根究底可說是秦本身制度的問題，領治者自己走向反面，他不明歷史趨勢，平民興起，貴族沒落，項敗劉勝，知道秦如不順應時勢，更加採不仁政策，窮兵黷武，濫用民力，人民自然起來反抗，壓逼人民越深，人民越發怨恨，待適應時機，便有大澤鄉起義，一觸即發。秦國在治國各方面，皆是對人民仁義不施，民力耗損，主要原因是秦之兵力役繁重。秦統一前，秦制爲社會發展進步力量，統一後，代表阻礙社會的反動勢力，故其嚴刑峻法實為法家精神之秦亡的精要，濫用民力爲次要，但這些足以使秦滅亡，歷史將秦稱爲"虎狼之國"。
秦國在統一前，代表著社會發展進步前進；秦統一後，因其法家思想治國，對人民采嚴刑峻法，在苛政之下，諸家思想不納，固有焚書坑儒等歷史悲劇，同時，秦朝建國後，亦急於對外擴張，征匈奴、平百越。始皇窮兵黷武，以僅有的國力，以支擴衡，至秦末國力不足，徵收賦稅繁重，人民多徵召入伍，死傷無數，國力、民力、財力陷於匱乏。加上秦王大事建設，如建阿房宮、築長城等，濫用民力極甚，秦朝負擔日漸沈重，秦國已逐漸步向滅亡。秦國的法家精神，重實際、務功利，固秦得國後即以法治國，缺乏文治教化統治，秦以馬上得之，馬上治之的方法，使人民動輒得咎。秦國君主，始皇和二世，所定下的制度皆不以仁爲目標，認爲治國成功必須要人民服從，故失去愛民觀念。仁即愛人，義即做一些合理、正直的事。而秦國根本視民命如草芥，過度濫用民力，就正是失仁的表現。其他如焚書坑儒等政策亦是不仁不義的行爲。這些不仁不義的政制使秦國人民起來反抗，大澤鄉起義，順應時勢，推翻暴秦。
首先，秦所以亡國，其極大因素是嚴刑峻法。秦國向以法家治國，始於商鞅時已奠下有系統的中央集權規模。其統治方式對於當時社會有正面的幫助，人人在亂世中，有"法"才能使政權、國家有效地運作，一旦秦國統一，若再以苛酷刑法治國，人民動輒得咎，使舊有貴族人民開始懷念以前舊有制度，以致日後他們煽動人民，速致秦亡。因秦建立後集權政策來得太快，所施之刑法也太凶，如人民犯法，誅及三族；一戶違禁，比鄰連坐，引致國家未能恢復國力，使經濟再次崩潰，人民忍無可忍、走投無路，只好投向革命軍隊。陳勝、吳廣便因長期徵調，軍令如山，凡調遣軍隊不能如期到達便執以死刑。他們既觸犯死刑，便挺以走險揭竿起義。有謂"人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秦國不能體恤民困，也不以仁政治理天下，法家精神，是其致禍原因。若君主英明，便能有效地行使政令。若以二世的昏庸，則中央便失去支柱，猶如無政府狀態，政治步向黑暗、腐敗，最終劉邦推翻秦國政權。這些都令秦國政權動搖，官吏多貪污勾結朝臣，使政治陷入黑暗、腐敗之中。這些貪官污吏只會苛索人民，徵收重稅，又使人民服役，加重了人民的負擔，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譬如奸臣趙高侍侯皇帝身邊，權力極大，把持朝政，又勾結其他官吏，貪贓枉法，指鹿爲馬，朝廷內幾乎為他收買。由此可見，當時政治黑暗腐敗，領治者的昏庸無能，使佞臣當道，地方更違反中央指示。國家本身不靖，仁義不施，雖然這項不是濫用民力，卻是導政秦亡的主因。
其次，秦採用法家治國，爲了能統一思想，除了法家外，諸家不容。尤以儒家爲甚，水火不容，成對立之勢。戰國時東方各國主要受儒家影響熏陶，故秦和東方各國形成文化上的差異。東方各國所受的爲齊魯之學，而秦乃採三晉之學，其意見甚爲不同。秦始皇統一後，爲求鞏固政權限制人民思想，施以禁制手段，防止人民高談論政。六國人民對於突如其來改變過往的思想，風俗習俗，不能適應，亦不滿人士皆要向當朝官吏學習，於是造成相互的衝突。更表面化的衝突，便是焚書坑儒。雖然最終三晉之學勝利，但卻加深了秦與中原人士之衝突。歷史潮流中，知識份子的支持，對政權鞏固甚爲重要，反之能夠傾覆政權。而秦的統一是歷史趨勢，但他不明歷史不斷演進，平民勢力早於東周時正在崛興，平民勢力足可傾覆政權。故秦亡證明了貴族代貴族的更替模式已改變。正因秦忽視平民力量，以致覆亡秦祚。始皇手段不仁道，不尊重人士，採不仁道的殘殺手段，不是用民力過度所至。然而秦亦有濫用民力之處，不過此點不足秦亡矣。
再者，濫用民力是其次，亦秦亡其中之一因素。秦始皇建國後，頗有大志，大事建設，唯過份耗損民力，秦維持前朝的力役制度，徵召役民數以萬計，只爲始皇一時享樂，炫耀之用。譬如始皇要爲自己生前建一陵墓，除了徵民力役外，建成後還把無數民工活埋。其他還有營建阿房宮，修直道，築長城等，破壞了編民戶藉的農業經濟，使勞動人口大量下降。中國向以農立國，一旦破壞勞動力，經濟亦變得蕭條，生産量不足，使秦由一個富裕之國，瞬間變成土地荒蕪、人口稀疏的貧國。故董仲舒曾謂"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以致令男子力耕不足糧餉；女子紡織不足衣服。可見當時社會嚴峻的情況，逼使人民反抗，也理所當然。加上，始皇乃好大喜功、窮兵黷武之人，常征伐異國，攻佔土地，在短短十年間，先後征匈奴，平百越，損失軍隊數十萬，可知秦雖統一六國而其枉施政制，國民皆爲軍民，不能與民休息，濫用民力至不可收拾的地步。就單在兵役上，五嶺戍兵五十萬，長城戍兵三十萬，還有多少死傷的軍民不計其數，所以，秦國滅亡的其中一個因素是濫用民力，而主要分爲力役和兵役，這足以使民怨沸騰，待一有利時機，便一夫發難，難以收拾。
雖然秦本身有很多不足地方，但是六國勢力亦是另一間接導秦滅亡的因素，秦之商鞅變法，廢封建，行郡縣，實行中央集權制，使國家軍、政、敗權集於中央，使六國諸侯王不再世襲，改而奉祿制，各國諸侯自有不滿，待適當時機，潛此勢力便一觸即發。而且，六國遺民對於秦的嚴政苛法、戰爭不斷，以及對士人、各家學術的抹殺、禁絕極爲不滿，人民怨聲載道，尤其六國遺民，激發起他們報仇的心理。至於士人亦不甘被受凌辱，以殘酷手段以待之，遂亦起來反秦，孔子的後人亦參加反秦的行列。秦國建立後，秦一改以往禮賢下士的作風，開始不再重用客卿，此表現亦是仁義不施的。當時君主昏庸無道，不恤人民，朝政乃爲奸臣當道，政治極爲敗壞，而且沒有客卿之助，秦很難成就過往的霸業。秦統一前之所以富強，乃其本身優厚地理環境因素，土地肥沃，資源物産豐富，但秦統一後，失去函、崤之利，六國勢力正好包圍著秦，固秦的統治一旦動搖，政權不固，其"攻守之勢異也"。以上的因素，雖然皆是秦亡的因素，但只是偶然或輔助的因素。秦滅亡最重要莫過於它的原動力：嚴刑峻法，濫用民力。
秦國由一個西方諸侯國過渡至一個獨立統一的國家。其間必定經歷了很多年來君主所付的心血，可惜秦祚只是維持了短短的十五年。秦的滅亡，歸根究底可說是秦本身制度的問題，領治者自己走向反面，他不明歷史趨勢，平民興起，貴族沒落，項敗劉勝，知道秦如不順應時勢，更加採不仁政策，窮兵黷武，濫用民力，人民自然起來反抗，壓逼人民越深，人民越發怨恨，待適應時機，便有大澤鄉起義，一觸即發。秦國在治國各方面，皆是對人民仁義不施，民力耗損，主要原因是秦之兵力役繁重。秦統一前，秦制爲社會發展進步力量，統一後，代表阻礙社會的反動勢力，故其嚴刑峻法實為法家精神之秦亡的精要，濫用民力爲次要，但這些足以使秦滅亡，歷史將秦稱爲"虎狼之國"。
2008年5月11日星期日
秦亡漢興乃民心之背向
有言國之與興亡關乎民心之背向，試就秦亡漢興之故事加以闡釋。
國家之興亡，除了政治因素之外，最重要的是民心背向。國家若得到人民支援，社會才會穩定，政權才能長治久安；相反，如統治者的施政殘暴不仁，國家便不獲支援，更會導致民怨沸騰，弄致官逼民反，使政權逐步推向覆亡。就以秦亡漢興爲例，賈誼在《過秦論》中指出秦的統治乃"仁義不施"，秦代政權不獲人民支持的原因。秦始皇的暴政，秦二世的昏庸和暴虐，令人民不願再忍受其嚴厲的統治政策，最後更亡於劉邦、項羽爲首的義軍手上。劉邦在入關之時，表現出統治者的風範，廢除秦的苛法，與人民約法三章，而項羽則由始至終所給人民的印象是殘忍好殺，他火燒阿房宮，屠殺咸陽百姓，並坑殺受降士卒二十萬人。相比之下，劉邦更爲深得民心，最後能打敗項羽，建立漢朝，以上種種皆與民心向背有關。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對人民的勞役亦隨之增加。始皇肆意役使民衆，使人民不願支援政府。例如命蒙恬派三十萬大軍驅逐匈奴，又派屠雎帶五十萬人，分五路南下嶺南，致使"丁男被甲，丁女轉輸，民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此外，又不斷武裝移民，南征而起戍守五嶺，軍民與流放無異。此外又築長城，開馳道，修宮室，建陵墓，征伐和戍守等，皆爲苦役，且秦統一之後，沿用舊制，以致往返時間增爲十倍，而秦法過期皆處斬，民間遂爲一大苦事。故西漢董仲舒加以批評，謂秦"力役三十倍於古"，秦代不惜民力，逼使人民反抗。陳勝、吳廣的揭竿而起，實爲必然的結果，而秦亦最終滅於平民階級的手裏，可見民心背向的重要性。
另外，始皇在統一中國後，窮奢極侈，大興土木。在咸陽境內建造了二百七十座殿，還興建"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的阿房宮。建築"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溉，上具天下，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爲燭的驪山陵墓等，始皇更迷信方土，追求神仙，凡事種種，皆耗費甚鉅，再加上浩大的軍費支出，足見其奢侈浪費之極。由於國用不足，不得不加重賦稅，使"租賦二十倍於古"，以致"男子力耕不足糧餉，女子紡織不足衣服"，結果大失民心，弄致天怒人怨。
就施政而言，秦代的刑法嚴峻，專任刑罰以鎮壓人民，所施的刑罰太過分嚴苛，如"偶語詩書者棄市"、"赴役衍期者斬"、"一人犯罪，誅及三族"；人民動輒得咎，而陳勝、吳廣亦是因刑法太苛而被迫抗秦。人民對於統制思想及新的法制不太習慣，開始懷念舊有制度，加上六國勢力未除，在他們煽動之下，一夫當難，全國便騷動起來，當時秦二世當政，政局更趨腐敗：君主昏庸，權臣弄政，令秦的政局岌岌可危。始皇本有建立萬世不墮政權之野心，故集軍政大權於一身，推行中央集權制，認爲這樣便萬無一失，但他卻不明歷史的潮流中，平民的勢力正在崛興，除了以往貴族代替貴族的政權更替模式外，人民亦可威脅政權，正因其忽視平民的力量，以嚴苛刑法來管束，終於令民心思變，起而反抗，使建立了十五年的秦朝覆滅。歸根究底，秦以法家治國，其立國精神本得不到人民支持。
相反，劉邦得天下，實與民心依附有莫大關係。方其初從義帝旨令，入據咸陽，即廢除秦代苛政，與民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於是民皆欣悅，甘於跟隨劉邦。而且劉邦來自民間，其左右股肱，如：陳平、周勃等，莫不爲市井布衣，因而深知民間疾苦，得天下後，皆能罷秦徭役，與民休息，以黃老無爲之術，替代贏秦法家之治，故能迎合廣大百姓之要求。由於民心安定，政權由是得以鞏固。反觀以貴族身份起義的項羽卻不知爭取民心，大肆殺戮，入咸陽而盡焚宮室，屠殺秦民及士卒，自招秦人反感，更使戰敗者不敢向其投降，於彭城的遊擊中，漢軍情願投水溺弊也不肯投降。敗卒不投項羽，人心也不歸附，埋下劉成項敗的伏線。
另外，劉邦能夠打敗項羽，建立漢室政權，結束秦末混亂之局，亦爲歷史興亡，繫乎民心背向，給予有力的證明。劉邦明白欲爭天下，人心之背向極爲重要，故入關中之初即與父老約法三章，以安民心。本來劉邦本已佔領秦之宮室，但聽張良勸告封鎖宮室府庫，還軍灞上，留待兵至再作處理，以顯其嚴正不貪。除蕭何取秦富所藏的人口圖籍外，一無所取，令百姓大悅。其後，又先爲義帝發喪，傳檄諸侯以討項羽之不義，使天下諸侯皆擁護之，其部隊亦以紀律嚴謹著名，從不擾民，並安撫流亡百姓，令人心盡歸劉邦，反觀在秦代以法家治術統治國家，重法不重人，以致其法難以得到人民支持。到秦二世時，手段更爲嚴苛，曾巡行全國，查察"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其準則是"殺人者眾爲忠臣，稅民深者爲明吏"，足見其昏庸的程度，秦於其統治下，人心必會背棄政府，統治力量自當動搖。
秦的滅亡，主要其仍帶春秋戰國以來的貴族習氣，不恤民力，役民過甚，而戰國以來平民階級的力量不容忽視，故秦亡之際，平民階級勢力之大，可從陳勝、吳廣起義一事可所映出來。劉邦的基礎，正好來自這班"父老"及平民，故劉邦的施政，往往符合平民的要求，針對秦代之弊，深受支持。劉邦在漢初實行無爲而治，順應了歷史的要求。他吸收了秦代亡國的教訓後，命陸賈將之總結，於是撰《新語·輔政篇》謂："秦以刑罰爲巢，故有覆巢卵之患"。（無爲篇）又謂："秦非不欲爲治，然失之者乃舉措暴衆而刑太極故也"。蕭何乃主張爲政須輕徭、薄賦、緩刑、與民休息、以恢復社會元氣，遂開無爲而治之局，由於治國方針以人民的角度出發，因此民心歸附，到文景時期發展興盛，國家開始強大起來。
秦自始皇二十六年併天下，至二世、三世而亡，前後只有十五年國祚，主要是因爲始皇好大喜功，不知與民休息，久經戰亂之後，國力未復，即大興土木，引致民力盡竭，又由於君權轉變爲集權的時間過速，人民難以在短時間內適應，秦又不施仁義，不斷向人民榨取剝削，以嚴峻刑法鎮壓人民，使人民生活於水深火勢之中。而歷史的趨勢顯示出平民階級迅速冒升，不甘忍受其嚴峻之法。始皇雖建立大一統皇朝，但亦種下了其帝國覆亡之遠因，因此秦始皇一死後不久，民心皆以抗秦，秦國便宣告覆亡。諺語云："水能覆舟，亦能載舟。"然則民心背向亦由水之覆載也。秦漢之得國，實符合歷史時勢，順應民衆意願，而秦之乍滅亦沿自其施政嚴苛，不施仁義，使百姓背離秦國。雖然秦之覆滅與漢之繼統，亦繫於政權本身軍力、政治之始消彼長，惟就歷史發展過程而言，仍不知可爲"民心背向乃歷史興亡主因"一說下有力之註腳也。
國家之興亡，除了政治因素之外，最重要的是民心背向。國家若得到人民支援，社會才會穩定，政權才能長治久安；相反，如統治者的施政殘暴不仁，國家便不獲支援，更會導致民怨沸騰，弄致官逼民反，使政權逐步推向覆亡。就以秦亡漢興爲例，賈誼在《過秦論》中指出秦的統治乃"仁義不施"，秦代政權不獲人民支持的原因。秦始皇的暴政，秦二世的昏庸和暴虐，令人民不願再忍受其嚴厲的統治政策，最後更亡於劉邦、項羽爲首的義軍手上。劉邦在入關之時，表現出統治者的風範，廢除秦的苛法，與人民約法三章，而項羽則由始至終所給人民的印象是殘忍好殺，他火燒阿房宮，屠殺咸陽百姓，並坑殺受降士卒二十萬人。相比之下，劉邦更爲深得民心，最後能打敗項羽，建立漢朝，以上種種皆與民心向背有關。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對人民的勞役亦隨之增加。始皇肆意役使民衆，使人民不願支援政府。例如命蒙恬派三十萬大軍驅逐匈奴，又派屠雎帶五十萬人，分五路南下嶺南，致使"丁男被甲，丁女轉輸，民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此外，又不斷武裝移民，南征而起戍守五嶺，軍民與流放無異。此外又築長城，開馳道，修宮室，建陵墓，征伐和戍守等，皆爲苦役，且秦統一之後，沿用舊制，以致往返時間增爲十倍，而秦法過期皆處斬，民間遂爲一大苦事。故西漢董仲舒加以批評，謂秦"力役三十倍於古"，秦代不惜民力，逼使人民反抗。陳勝、吳廣的揭竿而起，實爲必然的結果，而秦亦最終滅於平民階級的手裏，可見民心背向的重要性。
另外，始皇在統一中國後，窮奢極侈，大興土木。在咸陽境內建造了二百七十座殿，還興建"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的阿房宮。建築"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溉，上具天下，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爲燭的驪山陵墓等，始皇更迷信方土，追求神仙，凡事種種，皆耗費甚鉅，再加上浩大的軍費支出，足見其奢侈浪費之極。由於國用不足，不得不加重賦稅，使"租賦二十倍於古"，以致"男子力耕不足糧餉，女子紡織不足衣服"，結果大失民心，弄致天怒人怨。
就施政而言，秦代的刑法嚴峻，專任刑罰以鎮壓人民，所施的刑罰太過分嚴苛，如"偶語詩書者棄市"、"赴役衍期者斬"、"一人犯罪，誅及三族"；人民動輒得咎，而陳勝、吳廣亦是因刑法太苛而被迫抗秦。人民對於統制思想及新的法制不太習慣，開始懷念舊有制度，加上六國勢力未除，在他們煽動之下，一夫當難，全國便騷動起來，當時秦二世當政，政局更趨腐敗：君主昏庸，權臣弄政，令秦的政局岌岌可危。始皇本有建立萬世不墮政權之野心，故集軍政大權於一身，推行中央集權制，認爲這樣便萬無一失，但他卻不明歷史的潮流中，平民的勢力正在崛興，除了以往貴族代替貴族的政權更替模式外，人民亦可威脅政權，正因其忽視平民的力量，以嚴苛刑法來管束，終於令民心思變，起而反抗，使建立了十五年的秦朝覆滅。歸根究底，秦以法家治國，其立國精神本得不到人民支持。
相反，劉邦得天下，實與民心依附有莫大關係。方其初從義帝旨令，入據咸陽，即廢除秦代苛政，與民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於是民皆欣悅，甘於跟隨劉邦。而且劉邦來自民間，其左右股肱，如：陳平、周勃等，莫不爲市井布衣，因而深知民間疾苦，得天下後，皆能罷秦徭役，與民休息，以黃老無爲之術，替代贏秦法家之治，故能迎合廣大百姓之要求。由於民心安定，政權由是得以鞏固。反觀以貴族身份起義的項羽卻不知爭取民心，大肆殺戮，入咸陽而盡焚宮室，屠殺秦民及士卒，自招秦人反感，更使戰敗者不敢向其投降，於彭城的遊擊中，漢軍情願投水溺弊也不肯投降。敗卒不投項羽，人心也不歸附，埋下劉成項敗的伏線。
另外，劉邦能夠打敗項羽，建立漢室政權，結束秦末混亂之局，亦爲歷史興亡，繫乎民心背向，給予有力的證明。劉邦明白欲爭天下，人心之背向極爲重要，故入關中之初即與父老約法三章，以安民心。本來劉邦本已佔領秦之宮室，但聽張良勸告封鎖宮室府庫，還軍灞上，留待兵至再作處理，以顯其嚴正不貪。除蕭何取秦富所藏的人口圖籍外，一無所取，令百姓大悅。其後，又先爲義帝發喪，傳檄諸侯以討項羽之不義，使天下諸侯皆擁護之，其部隊亦以紀律嚴謹著名，從不擾民，並安撫流亡百姓，令人心盡歸劉邦，反觀在秦代以法家治術統治國家，重法不重人，以致其法難以得到人民支持。到秦二世時，手段更爲嚴苛，曾巡行全國，查察"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其準則是"殺人者眾爲忠臣，稅民深者爲明吏"，足見其昏庸的程度，秦於其統治下，人心必會背棄政府，統治力量自當動搖。
秦的滅亡，主要其仍帶春秋戰國以來的貴族習氣，不恤民力，役民過甚，而戰國以來平民階級的力量不容忽視，故秦亡之際，平民階級勢力之大，可從陳勝、吳廣起義一事可所映出來。劉邦的基礎，正好來自這班"父老"及平民，故劉邦的施政，往往符合平民的要求，針對秦代之弊，深受支持。劉邦在漢初實行無爲而治，順應了歷史的要求。他吸收了秦代亡國的教訓後，命陸賈將之總結，於是撰《新語·輔政篇》謂："秦以刑罰爲巢，故有覆巢卵之患"。（無爲篇）又謂："秦非不欲爲治，然失之者乃舉措暴衆而刑太極故也"。蕭何乃主張爲政須輕徭、薄賦、緩刑、與民休息、以恢復社會元氣，遂開無爲而治之局，由於治國方針以人民的角度出發，因此民心歸附，到文景時期發展興盛，國家開始強大起來。
秦自始皇二十六年併天下，至二世、三世而亡，前後只有十五年國祚，主要是因爲始皇好大喜功，不知與民休息，久經戰亂之後，國力未復，即大興土木，引致民力盡竭，又由於君權轉變爲集權的時間過速，人民難以在短時間內適應，秦又不施仁義，不斷向人民榨取剝削，以嚴峻刑法鎮壓人民，使人民生活於水深火勢之中。而歷史的趨勢顯示出平民階級迅速冒升，不甘忍受其嚴峻之法。始皇雖建立大一統皇朝，但亦種下了其帝國覆亡之遠因，因此秦始皇一死後不久，民心皆以抗秦，秦國便宣告覆亡。諺語云："水能覆舟，亦能載舟。"然則民心背向亦由水之覆載也。秦漢之得國，實符合歷史時勢，順應民衆意願，而秦之乍滅亦沿自其施政嚴苛，不施仁義，使百姓背離秦國。雖然秦之覆滅與漢之繼統，亦繫於政權本身軍力、政治之始消彼長，惟就歷史發展過程而言，仍不知可爲"民心背向乃歷史興亡主因"一說下有力之註腳也。
漢初施政乃以秦亡為鑑
有言漢初施政革秦弊或以秦亡爲鑑，試就史實加上個人識見評述之。
秦滅亡後，由漢代之。漢高祖劉邦即位後，命賈誼總結秦亡教訓，於是撰《新語·輔政篇》曰："秦以刑罰爲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鑑於秦代以法治國，仁義不施，最終因爲刑法過濫而招致滅亡，乃改變治國方針；加上當時社會久經戰亂，人口死亡過半，土地荒蕪，饑餓頻仍，國家元氣尚未恢復。蕭何乃主張爲政須輕徭薄賦、緩刑、與民休息、以恢復國家元氣，遂開始行無爲而治，及至文景二時，皆一直沿用，並取得理想的效果。從漢初的施政作風可見，以道家爲主的無爲而治有別於秦的法家治術，其目的在於針對秦政政繁苛而主無爲。因此漢初施政是吸收秦亡教訓之故。
秦代政治的失敗，運用法家治國是其中之一。秦自商鞅以來，一向以嚴法爲治，自始皇即位後，更變本加厲，專以刑法來鎮壓人民。然而，始皇卻不明"馬上得之"不能"馬上治之"之理，以嚴刑峻法統馭臣民，埋下了秦滅亡的伏線。雖然嚴法治國，雖云足可禁奸，惟一意用法而無教化，終不免傷恩薄厚，而且法令嚴苛，如"偶語詩書者棄市"、"赴役衍期者斬"，"一人犯罪，誅及三族"等，人民動輒得咎，幾至舉國"赫赭衣滿路，囚徒成市。"而棄市、車裂、腰斬等刑層出不窮，百姓終日惶恐渡日，朝不保夕。由於治術不以人民爲本，往往重視集體而忽略個人，因此民怨沸騰，起而抗秦。秦又因推行郡縣制而失去封建屏藩，導致速亡。
除刑法太重之外，對人民過份勞役也是秦之弊政。秦以耕戰立國，全民皆兵，在戰國時代是無可避免的。但是秦始皇統一中國後，仍沒有減少對人民的勞役，不偃兵掩甲，與民休息，繼肆無疆之欲，則民不得不怨耳。據《漢書·食貨志》謂：秦之力役"三十倍於古"，足以證明當時人民的苦況。另外在統一之後，國家元氣仍未恢復，即遣蒙恬發兵三十萬北伐匈奴，又在五嶺戍兵五十萬，長城戍兵三十萬，又多次發動對外戰爭，兵士皆死傷無數。還有始皇大興土木，其築長城、修宮室、闢馳道、營運河等，無不動輒徵用民伕數十萬計。秦始皇的役民措施，令人民苦不堪命，最後逼使人民反抗，把秦推至滅亡的境地。他不恤民力，大規模徵詔民伕服役，動搖國本，秦代自當滅亡。
秦之賦稅亦極之繁重。始皇北伐匈奴，南征百越，大事興築，無不需用大量資財，而財政支出，便轉嫁至百姓。在《漢書.食貨志》有云：秦之"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結果導致"男子耕，不足糧食，女子紡織，不足之衣服"之民窮財竭的境地。秦代苛徵賦稅，經濟凋弊，黎庶對秦政治皆感到怨憤。一俟皇綱淩夷，國力消褪，自必相率反叛。中國以農立國，農業爲經濟基礎，農民的收入大致穩定。但是始皇大興土木，入不敷之，向人民徵收重稅，不單加重人民負擔，而且令整個平民階層充斥著對秦統治的不滿。秦之滅亡，其實與民心思變有極大的關係。
秦代的統治僅十五年而亡。西漢的政權建立後，百廢待舉，社會百孔千瘡，國力尚未恢復。漢高祖劉邦爲扭轉頹局，其施政多革除秦弊，或以秦爲鑑，藉以穩定局勢。到了文景兩帝時，皆奉行無爲而治的路線，國家的經濟開始復甦。
鑑於秦代用法太濫而遭亡國，漢高祖劉邦早在入關滅秦時，廢除秦代的嚴刑峻法。並約法三章，以順民心。不過最重要的，要算是漢初採行的無爲而治的治術，到了文景之世仍然沿用。文帝爲人寬厚，主張"約法省禁"，即位第一年便廢秦以來一直實行的"妻拏相坐之律"，第二年廢除誹謗妖言之罪，及後更下令廢除肉刑，改爲"城旦舂"及笞刑。刑法遠較秦朝輕。《史記·孝文本紀》載文帝說："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無由至，朕甚憐之……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足見文帝仁厚。其減少刑法的動機在於以德化民祖的施政，主張"清靜無爲"、"無爲而治"。可說其施政以人民爲本，廢除秦代以來的苛法，並減輕刑罰。
漢初經濟蕭條，入不敷支，因此漢初提倡節儉，亦是吸收了秦代過賦役繁重的教訓。統治者如文景二帝，皆能減輕百姓負擔，與民休息，從而恢復國家經濟。文帝躬行節儉，以身作則，不濫用錦繡，又不大興土木，遂爲國家儲下資本。在文帝時，曾下詔賜天下民，今田租之半，到了景帝時，又有三十稅一的政策。因此在文景時，國家未曾取賦於民。文帝亦有減輕人頭稅，當時漢代的人民凡從十五至六十歲，每人出一百二十錢，稱作一算，到文帝時減民賦四十。爲了調動農民的生産積極性，在文帝即位前，朝廷已將秦時的"秦半之賦，減為十五稅一"，農民的負擔相對地減輕，糾正了秦朝濫收賦稅的弊病。漢初推行無爲而治，與民休養生息，月勞役明顯地有所減少。成年男子每年服役期爲一個月，生産時間有所增加。不過文帝將男子每年服役一個月改爲三年而一事，削減三分之二。文帝時的徭役，與農民起義高潮中的徭役相比，只是新王朝對農民的一種讓步政策。不過糾正了秦朝的繁苛賦役制度，其實是一大進。說漢初施政革除秦弊，實無不可。
鑑於秦代廢封建行郡縣，導致屏藩盡失而速亡。爲了維護統治，漢高祖廣封同姓宗室，培植親信。此舉在於避免重蹈秦滅亡的老路，因子孫不得封王，使秦朝孤立無助。因此，劉邦即位後，以同姓宗室代替異姓諸王，分封至各地，作爲鞏固中央的屏藩。另外，爲有利維護西漢皇權的專制與集中及防止諸侯割據重演，因此與郡縣制同時並行，合稱郡國雙軌制度，既有屏藩之利，又能集權中央。尤其漢初開國以後，繼續維持秦朝時所形成的格局，各地所設關卡一仍其舊，發揮故有作用，對制衡諸侯，甚至有制助。
觀乎以上史實，可知漢初施政多以改革秦弊或吸收秦亡教訓。秦的滅亡在於始皇濫用民力、嚴刑峻法等，皆導致官逼民反，民心思變，使秦的統治不能夠長治久安，僅十五年而亡。相反，漢的統治階層多以平民出身，深知民疾苦，劉邦在入關時盡除秦代苛法，與人民約法三章，因而深得民心。漢得國後以秦亡爲鑑，訂立各種措施，如黃老無爲而治、輕徭薄賦、提倡節儉等，皆能與民休息，令國家日漸恢復元氣。秦亡漢興，雖是一次改朝換代、政權轉移，但是漢能夠成功地代秦，其實與漢初統治者得以革除秦弊有關。由於漢初能施政能夠順應時勢，革秦弊政，令人心歸附政府，固能夠長治久安。
秦滅亡後，由漢代之。漢高祖劉邦即位後，命賈誼總結秦亡教訓，於是撰《新語·輔政篇》曰："秦以刑罰爲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鑑於秦代以法治國，仁義不施，最終因爲刑法過濫而招致滅亡，乃改變治國方針；加上當時社會久經戰亂，人口死亡過半，土地荒蕪，饑餓頻仍，國家元氣尚未恢復。蕭何乃主張爲政須輕徭薄賦、緩刑、與民休息、以恢復國家元氣，遂開始行無爲而治，及至文景二時，皆一直沿用，並取得理想的效果。從漢初的施政作風可見，以道家爲主的無爲而治有別於秦的法家治術，其目的在於針對秦政政繁苛而主無爲。因此漢初施政是吸收秦亡教訓之故。
秦代政治的失敗，運用法家治國是其中之一。秦自商鞅以來，一向以嚴法爲治，自始皇即位後，更變本加厲，專以刑法來鎮壓人民。然而，始皇卻不明"馬上得之"不能"馬上治之"之理，以嚴刑峻法統馭臣民，埋下了秦滅亡的伏線。雖然嚴法治國，雖云足可禁奸，惟一意用法而無教化，終不免傷恩薄厚，而且法令嚴苛，如"偶語詩書者棄市"、"赴役衍期者斬"，"一人犯罪，誅及三族"等，人民動輒得咎，幾至舉國"赫赭衣滿路，囚徒成市。"而棄市、車裂、腰斬等刑層出不窮，百姓終日惶恐渡日，朝不保夕。由於治術不以人民爲本，往往重視集體而忽略個人，因此民怨沸騰，起而抗秦。秦又因推行郡縣制而失去封建屏藩，導致速亡。
除刑法太重之外，對人民過份勞役也是秦之弊政。秦以耕戰立國，全民皆兵，在戰國時代是無可避免的。但是秦始皇統一中國後，仍沒有減少對人民的勞役，不偃兵掩甲，與民休息，繼肆無疆之欲，則民不得不怨耳。據《漢書·食貨志》謂：秦之力役"三十倍於古"，足以證明當時人民的苦況。另外在統一之後，國家元氣仍未恢復，即遣蒙恬發兵三十萬北伐匈奴，又在五嶺戍兵五十萬，長城戍兵三十萬，又多次發動對外戰爭，兵士皆死傷無數。還有始皇大興土木，其築長城、修宮室、闢馳道、營運河等，無不動輒徵用民伕數十萬計。秦始皇的役民措施，令人民苦不堪命，最後逼使人民反抗，把秦推至滅亡的境地。他不恤民力，大規模徵詔民伕服役，動搖國本，秦代自當滅亡。
秦之賦稅亦極之繁重。始皇北伐匈奴，南征百越，大事興築，無不需用大量資財，而財政支出，便轉嫁至百姓。在《漢書.食貨志》有云：秦之"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結果導致"男子耕，不足糧食，女子紡織，不足之衣服"之民窮財竭的境地。秦代苛徵賦稅，經濟凋弊，黎庶對秦政治皆感到怨憤。一俟皇綱淩夷，國力消褪，自必相率反叛。中國以農立國，農業爲經濟基礎，農民的收入大致穩定。但是始皇大興土木，入不敷之，向人民徵收重稅，不單加重人民負擔，而且令整個平民階層充斥著對秦統治的不滿。秦之滅亡，其實與民心思變有極大的關係。
秦代的統治僅十五年而亡。西漢的政權建立後，百廢待舉，社會百孔千瘡，國力尚未恢復。漢高祖劉邦爲扭轉頹局，其施政多革除秦弊，或以秦爲鑑，藉以穩定局勢。到了文景兩帝時，皆奉行無爲而治的路線，國家的經濟開始復甦。
鑑於秦代用法太濫而遭亡國，漢高祖劉邦早在入關滅秦時，廢除秦代的嚴刑峻法。並約法三章，以順民心。不過最重要的，要算是漢初採行的無爲而治的治術，到了文景之世仍然沿用。文帝爲人寬厚，主張"約法省禁"，即位第一年便廢秦以來一直實行的"妻拏相坐之律"，第二年廢除誹謗妖言之罪，及後更下令廢除肉刑，改爲"城旦舂"及笞刑。刑法遠較秦朝輕。《史記·孝文本紀》載文帝說："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無由至，朕甚憐之……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足見文帝仁厚。其減少刑法的動機在於以德化民祖的施政，主張"清靜無爲"、"無爲而治"。可說其施政以人民爲本，廢除秦代以來的苛法，並減輕刑罰。
漢初經濟蕭條，入不敷支，因此漢初提倡節儉，亦是吸收了秦代過賦役繁重的教訓。統治者如文景二帝，皆能減輕百姓負擔，與民休息，從而恢復國家經濟。文帝躬行節儉，以身作則，不濫用錦繡，又不大興土木，遂爲國家儲下資本。在文帝時，曾下詔賜天下民，今田租之半，到了景帝時，又有三十稅一的政策。因此在文景時，國家未曾取賦於民。文帝亦有減輕人頭稅，當時漢代的人民凡從十五至六十歲，每人出一百二十錢，稱作一算，到文帝時減民賦四十。爲了調動農民的生産積極性，在文帝即位前，朝廷已將秦時的"秦半之賦，減為十五稅一"，農民的負擔相對地減輕，糾正了秦朝濫收賦稅的弊病。漢初推行無爲而治，與民休養生息，月勞役明顯地有所減少。成年男子每年服役期爲一個月，生産時間有所增加。不過文帝將男子每年服役一個月改爲三年而一事，削減三分之二。文帝時的徭役，與農民起義高潮中的徭役相比，只是新王朝對農民的一種讓步政策。不過糾正了秦朝的繁苛賦役制度，其實是一大進。說漢初施政革除秦弊，實無不可。
鑑於秦代廢封建行郡縣，導致屏藩盡失而速亡。爲了維護統治，漢高祖廣封同姓宗室，培植親信。此舉在於避免重蹈秦滅亡的老路，因子孫不得封王，使秦朝孤立無助。因此，劉邦即位後，以同姓宗室代替異姓諸王，分封至各地，作爲鞏固中央的屏藩。另外，爲有利維護西漢皇權的專制與集中及防止諸侯割據重演，因此與郡縣制同時並行，合稱郡國雙軌制度，既有屏藩之利，又能集權中央。尤其漢初開國以後，繼續維持秦朝時所形成的格局，各地所設關卡一仍其舊，發揮故有作用，對制衡諸侯，甚至有制助。
觀乎以上史實，可知漢初施政多以改革秦弊或吸收秦亡教訓。秦的滅亡在於始皇濫用民力、嚴刑峻法等，皆導致官逼民反，民心思變，使秦的統治不能夠長治久安，僅十五年而亡。相反，漢的統治階層多以平民出身，深知民疾苦，劉邦在入關時盡除秦代苛法，與人民約法三章，因而深得民心。漢得國後以秦亡爲鑑，訂立各種措施，如黃老無爲而治、輕徭薄賦、提倡節儉等，皆能與民休息，令國家日漸恢復元氣。秦亡漢興，雖是一次改朝換代、政權轉移，但是漢能夠成功地代秦，其實與漢初統治者得以革除秦弊有關。由於漢初能施政能夠順應時勢，革秦弊政，令人心歸附政府，固能夠長治久安。
漢武帝文治武略
試評論漢武帝文治武略之功過得失
西漢歷史中最輝煌的一頁，是漢武帝統治的時期。漢武帝雄才大略，登位一改漢初的無爲而治政策，如罷百家，尊儒術等，取消和親政策，主動出擊匈奴，統一貨幣等，使西漢進入黃金時代。但漢武帝亦是令西漢步入衰落的始端。現就分析漢武帝文治武略之得失。
中央集權國家由秦始皇開創，武帝時則進一步發展"皇權至上"的觀念。武帝即位後即建立年號，稱"建元"，此制一直爲後世沿用，有學者曾言："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起於此。"武帝並依據董仲舒的"五德終此說"以漢屬土德，秦爲水德，而土克水，實行改制易服。又命司馬遷等二十餘人修訂曆法，成"太陰曆"，以正月爲歲首。雖然這些措施加強了皇權，達至"皇權至上"的效能，但"五德終此說"卻滲入儒學，儒生們喜以自然現象附會人事禍福，常以天變災異爲籍口，攻擊當政的人，加之讖緯盛行，成爲野心家篡位的理論根據。如昭帝以後，即有人指出漢運以衰，應該更換朝代，王莽把握此種輿論製造許多對他有利的符端纖語，暗示了自己就是天子，可說當時儒生替他奠下篡漢基礎。
鑑於吳楚七國之亂的教訓，武帝繼續執行景帝的削藩政策，依主父偃主張，用推恩的方法，迫使諸侯將自己的領地，分封給自己的子弟。這令一下，諸侯王相率分封其子弟爲侯，封土便越分越少，漢室也正式承認新諸侯的地位，使其後封土漸變爲漢之郡縣，《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載："大國不過數十城，小國不過百餘裏，漢郡贏錯諸侯間……強本弱枝之勢也。"武帝不僅矯正了吳、越連兵之弊，更不讓諸侯國相連，控制險要地帶，使諸侯王失去地利及不易互通消息。同時，武帝又藉口列侯貢獻祭祀宗廟的"薪金"份量和成色不足，對皇帝不敬，實行奪爵，曾嘗一次剝奪了106個侯王的爵位。據統計，至太初年間，侯王只剩五人。除此之外，武帝亦削奪諸侯官屬。漢初諸侯可自任官屬（除丞相外），此乃諸侯王坐大的主因。景帝於七國之亂後，把王國之"丞相"改爲"相"，並省去御史大夫、廷尉、中正、博士等官，諸侯王只可選派四百石以下的官，這抑制了諸侯王的治國權力。武帝更積極推行此政策，並訂附益之法及左官之律，"附益之法"是禁止奉承諸侯。"左官之律"即一旦為諸侯之官便不可再事於皇帝，令諸侯之屬官受岐視，杜絕人才向地方外流，亦令諸侯之策士減少。另一方面，武帝亦採取統制經濟之策，《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謂："吳、齊、趙、梁諸郡--一切山澤之利皆納入漢朝中央。諸侯之富強是因地方有錢、賓客又多之故，現在武帝從土地、人才、財政三方面打擊諸侯王，使諸侯王只成一虛名，徒得食邑而無權。
元封五年（西元前106年），武帝把全國除京師附近七郡外，另加設多十三郡，長官稱刺史，又以京師附近七郡設司隸校尉，性質略同於剌吏。當時的州仍不算正式的行政區域，但刺吏可代表中央督察州內各部。除了擴大地方監察外，武帝爲了加強皇權，選用一批低級官員隨待左右，使其出入禁省，策問應對，另又允許原爲武帝掌書禮的尚書，可出納章奏、操持權柄，並用宦官爲中書以行尚書之職。於是皇帝身邊就形成一個宮內的決策機構，稱"內朝"或"中朝"，"內朝"與以丞相爲首的，與"外朝"相對，權力更凌駕於外朝。故此丞相的權力被削弱，皇帝則進一步獨裁。但是在地方加設刺史及司隸校尉，就開啟了東漢軍閥州牧割據的先河，使東漢滅亡；而削弱相權，令皇帝輔弼無人，令戚宦之爭産生，間接更促成王莽篡漢的野心。
博士遠站於戰國齊之稷下先生亦博士之類，秦博士七十人，掌通古今，漢承此制。博士本無政治上實際任務，只代表古代貴族政府、軍人政府下的一輩隨從之知識份子，因此性質極卒，占夢卜巫的人亦得成爲博士。武帝時，依董仲舒之議，罷黜百家，只立五經博士。從此博士一職，漸漸從方技、旁門雜流中解放出來，純化爲專門研治歷史和政治的學者。武帝又採納公孫弘的建議，爲五經博士置弟子員，額定五十人，選拔各地優青年隨博士學習一年，若能通一經以上得補史，高弟可以爲郎中。除此之外，武帝又按董仲舒之議令郡國每年察舉孝子、廉吏各一人，推薦到中央爲郎中。又命丞相、列侯等推與才幹之士，親加策問，以選拔人才。由於崇儒的關係，官吏多由太學出身的讀書人出任，自此漸有文學入仕一正途代替以前之蔭與貲選，打破漢初朝廷大臣多為宗室、軍人、功臣、商人組成的局面，形成以士人爲主導的"士人政府"。而且漢初丞相均爲貴族或軍人階級所獨佔，自武帝從公孫弘爲相後，始以布衣儒術所進，遂打破先封侯，後封相的慣例，從此漢代政治實權由軍人轉入儒生之手，也可說漢代政治轉向文治精神的表現。但相反來說，崇行儒學卻扼殺了其他科學發展的機會，堵塞了人民的才智，亦妨礙各家思想和一切技藝的發展，使學術不能分途競進，使中國文化從此走上偏狹之路，科學陷於停滯不前。
中國史上的外患，因地勢及氣候關係，其主要者來在北方。秦漢之大敵便是北方之匈奴，秦始皇對付匈奴，採驅逐政策，派蒙恬北逐匈奴，收河南地。秦末天下大亂，匈奴復起，雄踞北方，常爲邊患。漢初，匈奴冒頓單于統一匈奴各部，東敗東胡，西破大月氏，領土遼闊，兵騎衆多，對漢成半包圍狀態，高祖時曾出兵征伐，被圍於平城，大敗而歸，乃改用婁敬的和親政策以緩敵。文景之世，匈奴仍時至邊境寇掠，漢室只隨時發兵防備，缺乏有效之對策。至武帝即位，國力充裕，對屈辱及和親政策不再忍耐，開始對匈奴進行長期討伐戰爭。
漢武帝伐匈奴的策略是：在西方一邊切斷匈奴與青海姜族的聯繫，一邊遣張騫出使西域聯絡西域夾擊匈奴，在東方，切斷匈奴與姜族的聯繫 ，又在隴西代郡一帶集合大軍作爲主力，給匈奴以正面的打擊。以後許多戰役與許多軍事措施，都是在這個戰略原則下推行的。據統計，武帝曾三次大規模攻伐匈奴。武帝一方面打擊匈奴，一面方加強北部邊防，首先是大量移民，曾一次移民七十餘萬。在東起朔方，西至今居，設立田官，督戍卒屯兵，官供給農具及穀種，以前的草原牧場變成農産區，經濟文化遂大有發展。而且爲確保河西地區的安全，武帝築新長城，自敦煌郡起接連秦長城，此新築邊城每隔五里十里地方，築有烽火臺，設戍卒瞭望，另外築有許多小城堡，有烽火設備，駐有較多士卒，以保邊境安全。除北伐匈奴外，武帝還東征西討，先後平定百越、朝鮮及南夷等地方。漢武帝派兵北伐匈奴，南征百越，西通西域及西南夷，東平朝鮮，初步奠定漢之版圖，較秦時更爲廣闊。隨著漢代版圖擴張，匈奴、百越、西南夷都受到漢文化的薰陶而開化。如匈奴單于降漢，使人奉地圖來附一事觀之，是匈奴亦一如華夏有文字與圖藉，足見受華夏文化所薰陶；百越、西南夷與漢族人習居，漢文化助各族脫離落後狀態，向高級文化發展，漢在各族的統治比原來豪強統治文明、各族生産力亦得以提高。不過漢武帝本人好大喜功，動輒對外用兵，勞民傷財，李華《 弔古戰場文》有云："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遍野，功不補患"，兼目大建官室，大事遊幸，尤其晚年更求神仙進方士，使國力大耗，並影響以後宣帝對外的政策。
武帝對外用兵，國力不繼，令居納資爲吏，後世捐納之例始於此。《漢書》卷二十四下《食貨志》述：「武帝即位……干戈日滋……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選舉陵遲，廉恥相冒……其後四年置賞官大諸侯、卿大夫、小者郎吏。」武帝既連年征伐，以金幣招致外國，又好神仙，廣營官室，興造遊幸，消耗國力太大，將文景兩朝的積貯用光，還覺不足，除開損納外，尚不得不採取聚斂的經濟政策，如定鹽、鐵、酒爲國營專賣，課緡錢，設均輸、平準之法，以"東郭咸陽與大治孔僅爲大司農丞，桑弘羊爲大司農，主持財政及分頒鹽鐵公賣之事，時稱計吏"。三人之言利事，折秋毫諸兵事外交，莫之能先也。國家專賣鹽鐵，利潤由國家賺取，用此從事建設國家所需，免商人謀取私利。此政策對商人爲一大打擊，商人無多利潤可賺，聰明人士皆棄商而專攻學術。而詔平準均輸之制，爲防止商人操縱資本和囤積居奇，藉比調整物價，流通有無，並增國庫收入，亦爲打擊商人之措施。
漢武帝雖然施行了很多措施、政策、建設，令西漢步入黃金時期，但亦令西漢走進衰亡之路。
政治方面，武帝確立中央集權制，建立察舉制，造成士人政府的出現，擴大監察制度，削弱封國及建年號，加強了中央集僅的組織，但重用治法之吏，律令嚴苛，刑獄甚濫，而且武帝容許人民納粟贖罪，以錢買爵，造成貪污成風，仕途太濫，迷信巫蠱，造成冤陷。此外武帝獨攬大權，九卿可不通過丞相而直接向他奏事，使丞相權力大爲減弱，促成王莽篡漢。又武帝表面崇儒，內實重法，故用法吏，對臣民嚴苛。
經濟方面，採納桑弘羊的鹽鐵酒專賣政策，設平準均輸法，統一貨幣造權，重農抑商，興修水利，務把財政大權集於中央。但推行經濟政策，擢用了桑弘羊、孔僅等搜刮大臣，處處與民爭利。加上對外連年用兵，又大興土木，鑿渠開河，遊幸封禪，並開通西南夷邊郡，幾歲出龐大開支。
對外方面，抗擊匈奴，保衛邊疆的安全，派張騫通西域，促進中西文化交流，並開拓西域孔道，間接開發交廣道。但武帝在位期間，先後多次派兵出擊匈奴，消耗大量人力物力，更使國家財政陷入窘境。
另外，武帝又設五經博士及博士弟子員，今經學空前發達，又廣設學校，重用大學出身的讀書人，構成士人政府及布衣卿相之局。武帝尊行術，罷百家，諸子思想受到壓抑，而科技亦無發展機會，使中國文化走上偏僻之路，科學從此停滯不前。
雖然武帝做了這麽多事，但幸好武帝好賢不倦，納董仲舒之建議，又以公孫弘爲相等等。而且晚年肯知過而改，爲巫蠱之禍，悔悟之餘，族殺江充，又下"輪台的詔"停止對外戰爭。
西漢歷史中最輝煌的一頁，是漢武帝統治的時期。漢武帝雄才大略，登位一改漢初的無爲而治政策，如罷百家，尊儒術等，取消和親政策，主動出擊匈奴，統一貨幣等，使西漢進入黃金時代。但漢武帝亦是令西漢步入衰落的始端。現就分析漢武帝文治武略之得失。
中央集權國家由秦始皇開創，武帝時則進一步發展"皇權至上"的觀念。武帝即位後即建立年號，稱"建元"，此制一直爲後世沿用，有學者曾言："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起於此。"武帝並依據董仲舒的"五德終此說"以漢屬土德，秦爲水德，而土克水，實行改制易服。又命司馬遷等二十餘人修訂曆法，成"太陰曆"，以正月爲歲首。雖然這些措施加強了皇權，達至"皇權至上"的效能，但"五德終此說"卻滲入儒學，儒生們喜以自然現象附會人事禍福，常以天變災異爲籍口，攻擊當政的人，加之讖緯盛行，成爲野心家篡位的理論根據。如昭帝以後，即有人指出漢運以衰，應該更換朝代，王莽把握此種輿論製造許多對他有利的符端纖語，暗示了自己就是天子，可說當時儒生替他奠下篡漢基礎。
鑑於吳楚七國之亂的教訓，武帝繼續執行景帝的削藩政策，依主父偃主張，用推恩的方法，迫使諸侯將自己的領地，分封給自己的子弟。這令一下，諸侯王相率分封其子弟爲侯，封土便越分越少，漢室也正式承認新諸侯的地位，使其後封土漸變爲漢之郡縣，《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載："大國不過數十城，小國不過百餘裏，漢郡贏錯諸侯間……強本弱枝之勢也。"武帝不僅矯正了吳、越連兵之弊，更不讓諸侯國相連，控制險要地帶，使諸侯王失去地利及不易互通消息。同時，武帝又藉口列侯貢獻祭祀宗廟的"薪金"份量和成色不足，對皇帝不敬，實行奪爵，曾嘗一次剝奪了106個侯王的爵位。據統計，至太初年間，侯王只剩五人。除此之外，武帝亦削奪諸侯官屬。漢初諸侯可自任官屬（除丞相外），此乃諸侯王坐大的主因。景帝於七國之亂後，把王國之"丞相"改爲"相"，並省去御史大夫、廷尉、中正、博士等官，諸侯王只可選派四百石以下的官，這抑制了諸侯王的治國權力。武帝更積極推行此政策，並訂附益之法及左官之律，"附益之法"是禁止奉承諸侯。"左官之律"即一旦為諸侯之官便不可再事於皇帝，令諸侯之屬官受岐視，杜絕人才向地方外流，亦令諸侯之策士減少。另一方面，武帝亦採取統制經濟之策，《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謂："吳、齊、趙、梁諸郡--一切山澤之利皆納入漢朝中央。諸侯之富強是因地方有錢、賓客又多之故，現在武帝從土地、人才、財政三方面打擊諸侯王，使諸侯王只成一虛名，徒得食邑而無權。
元封五年（西元前106年），武帝把全國除京師附近七郡外，另加設多十三郡，長官稱刺史，又以京師附近七郡設司隸校尉，性質略同於剌吏。當時的州仍不算正式的行政區域，但刺吏可代表中央督察州內各部。除了擴大地方監察外，武帝爲了加強皇權，選用一批低級官員隨待左右，使其出入禁省，策問應對，另又允許原爲武帝掌書禮的尚書，可出納章奏、操持權柄，並用宦官爲中書以行尚書之職。於是皇帝身邊就形成一個宮內的決策機構，稱"內朝"或"中朝"，"內朝"與以丞相爲首的，與"外朝"相對，權力更凌駕於外朝。故此丞相的權力被削弱，皇帝則進一步獨裁。但是在地方加設刺史及司隸校尉，就開啟了東漢軍閥州牧割據的先河，使東漢滅亡；而削弱相權，令皇帝輔弼無人，令戚宦之爭産生，間接更促成王莽篡漢的野心。
博士遠站於戰國齊之稷下先生亦博士之類，秦博士七十人，掌通古今，漢承此制。博士本無政治上實際任務，只代表古代貴族政府、軍人政府下的一輩隨從之知識份子，因此性質極卒，占夢卜巫的人亦得成爲博士。武帝時，依董仲舒之議，罷黜百家，只立五經博士。從此博士一職，漸漸從方技、旁門雜流中解放出來，純化爲專門研治歷史和政治的學者。武帝又採納公孫弘的建議，爲五經博士置弟子員，額定五十人，選拔各地優青年隨博士學習一年，若能通一經以上得補史，高弟可以爲郎中。除此之外，武帝又按董仲舒之議令郡國每年察舉孝子、廉吏各一人，推薦到中央爲郎中。又命丞相、列侯等推與才幹之士，親加策問，以選拔人才。由於崇儒的關係，官吏多由太學出身的讀書人出任，自此漸有文學入仕一正途代替以前之蔭與貲選，打破漢初朝廷大臣多為宗室、軍人、功臣、商人組成的局面，形成以士人爲主導的"士人政府"。而且漢初丞相均爲貴族或軍人階級所獨佔，自武帝從公孫弘爲相後，始以布衣儒術所進，遂打破先封侯，後封相的慣例，從此漢代政治實權由軍人轉入儒生之手，也可說漢代政治轉向文治精神的表現。但相反來說，崇行儒學卻扼殺了其他科學發展的機會，堵塞了人民的才智，亦妨礙各家思想和一切技藝的發展，使學術不能分途競進，使中國文化從此走上偏狹之路，科學陷於停滯不前。
中國史上的外患，因地勢及氣候關係，其主要者來在北方。秦漢之大敵便是北方之匈奴，秦始皇對付匈奴，採驅逐政策，派蒙恬北逐匈奴，收河南地。秦末天下大亂，匈奴復起，雄踞北方，常爲邊患。漢初，匈奴冒頓單于統一匈奴各部，東敗東胡，西破大月氏，領土遼闊，兵騎衆多，對漢成半包圍狀態，高祖時曾出兵征伐，被圍於平城，大敗而歸，乃改用婁敬的和親政策以緩敵。文景之世，匈奴仍時至邊境寇掠，漢室只隨時發兵防備，缺乏有效之對策。至武帝即位，國力充裕，對屈辱及和親政策不再忍耐，開始對匈奴進行長期討伐戰爭。
漢武帝伐匈奴的策略是：在西方一邊切斷匈奴與青海姜族的聯繫，一邊遣張騫出使西域聯絡西域夾擊匈奴，在東方，切斷匈奴與姜族的聯繫 ，又在隴西代郡一帶集合大軍作爲主力，給匈奴以正面的打擊。以後許多戰役與許多軍事措施，都是在這個戰略原則下推行的。據統計，武帝曾三次大規模攻伐匈奴。武帝一方面打擊匈奴，一面方加強北部邊防，首先是大量移民，曾一次移民七十餘萬。在東起朔方，西至今居，設立田官，督戍卒屯兵，官供給農具及穀種，以前的草原牧場變成農産區，經濟文化遂大有發展。而且爲確保河西地區的安全，武帝築新長城，自敦煌郡起接連秦長城，此新築邊城每隔五里十里地方，築有烽火臺，設戍卒瞭望，另外築有許多小城堡，有烽火設備，駐有較多士卒，以保邊境安全。除北伐匈奴外，武帝還東征西討，先後平定百越、朝鮮及南夷等地方。漢武帝派兵北伐匈奴，南征百越，西通西域及西南夷，東平朝鮮，初步奠定漢之版圖，較秦時更爲廣闊。隨著漢代版圖擴張，匈奴、百越、西南夷都受到漢文化的薰陶而開化。如匈奴單于降漢，使人奉地圖來附一事觀之，是匈奴亦一如華夏有文字與圖藉，足見受華夏文化所薰陶；百越、西南夷與漢族人習居，漢文化助各族脫離落後狀態，向高級文化發展，漢在各族的統治比原來豪強統治文明、各族生産力亦得以提高。不過漢武帝本人好大喜功，動輒對外用兵，勞民傷財，李華《 弔古戰場文》有云："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遍野，功不補患"，兼目大建官室，大事遊幸，尤其晚年更求神仙進方士，使國力大耗，並影響以後宣帝對外的政策。
武帝對外用兵，國力不繼，令居納資爲吏，後世捐納之例始於此。《漢書》卷二十四下《食貨志》述：「武帝即位……干戈日滋……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選舉陵遲，廉恥相冒……其後四年置賞官大諸侯、卿大夫、小者郎吏。」武帝既連年征伐，以金幣招致外國，又好神仙，廣營官室，興造遊幸，消耗國力太大，將文景兩朝的積貯用光，還覺不足，除開損納外，尚不得不採取聚斂的經濟政策，如定鹽、鐵、酒爲國營專賣，課緡錢，設均輸、平準之法，以"東郭咸陽與大治孔僅爲大司農丞，桑弘羊爲大司農，主持財政及分頒鹽鐵公賣之事，時稱計吏"。三人之言利事，折秋毫諸兵事外交，莫之能先也。國家專賣鹽鐵，利潤由國家賺取，用此從事建設國家所需，免商人謀取私利。此政策對商人爲一大打擊，商人無多利潤可賺，聰明人士皆棄商而專攻學術。而詔平準均輸之制，爲防止商人操縱資本和囤積居奇，藉比調整物價，流通有無，並增國庫收入，亦爲打擊商人之措施。
漢武帝雖然施行了很多措施、政策、建設，令西漢步入黃金時期，但亦令西漢走進衰亡之路。
政治方面，武帝確立中央集權制，建立察舉制，造成士人政府的出現，擴大監察制度，削弱封國及建年號，加強了中央集僅的組織，但重用治法之吏，律令嚴苛，刑獄甚濫，而且武帝容許人民納粟贖罪，以錢買爵，造成貪污成風，仕途太濫，迷信巫蠱，造成冤陷。此外武帝獨攬大權，九卿可不通過丞相而直接向他奏事，使丞相權力大爲減弱，促成王莽篡漢。又武帝表面崇儒，內實重法，故用法吏，對臣民嚴苛。
經濟方面，採納桑弘羊的鹽鐵酒專賣政策，設平準均輸法，統一貨幣造權，重農抑商，興修水利，務把財政大權集於中央。但推行經濟政策，擢用了桑弘羊、孔僅等搜刮大臣，處處與民爭利。加上對外連年用兵，又大興土木，鑿渠開河，遊幸封禪，並開通西南夷邊郡，幾歲出龐大開支。
對外方面，抗擊匈奴，保衛邊疆的安全，派張騫通西域，促進中西文化交流，並開拓西域孔道，間接開發交廣道。但武帝在位期間，先後多次派兵出擊匈奴，消耗大量人力物力，更使國家財政陷入窘境。
另外，武帝又設五經博士及博士弟子員，今經學空前發達，又廣設學校，重用大學出身的讀書人，構成士人政府及布衣卿相之局。武帝尊行術，罷百家，諸子思想受到壓抑，而科技亦無發展機會，使中國文化走上偏僻之路，科學從此停滯不前。
雖然武帝做了這麽多事，但幸好武帝好賢不倦，納董仲舒之建議，又以公孫弘爲相等等。而且晚年肯知過而改，爲巫蠱之禍，悔悟之餘，族殺江充，又下"輪台的詔"停止對外戰爭。
王莽篡漢
有言王莽之所以篡漢"亦天時，非人力所致"，此言當否？試加論析。
"亦天時，非人力所致"，即是王莽篡漢既是天時，亦是人力所致，但當時天時的重要性遠大過人力的所爲。西漢末，土地兼併問題嚴重，以致農民與商賈的貧富縣殊日趨嚴重。漢武帝時雖用經濟政策，令商賈無法得漁鹽之利，但對外用兵傷了國家財力；宣帝時進行減稅，希望使農民受惠，然而這卻深化了當時的情況。改革失敗，天災頻仍，國庫空虛，無力賑災，農民更形窮困。且當時流行乃陰陽五行思想，漢中葉後盛行有兩種觀念，一是授命說，二是五德終始說；況且王莽乃擁著外戚身份，利用這些天時可爲他篡漢提供了非常重要條件。最後，王莽憑著其力量、才智而篡漢。《漢書·王莽傳》中記載王莽代漢時，群臣向他朝拜，沒有任何反對聲音，更無反對勢力，不廢一兵一卒，可以將天下得手。這也說明不可忽視王莽的重要性。
西漢當時社會經濟狀況，最主要便是貧富縣殊的問題。早在武帝時，土地兼併日趨嚴重，董仲舒曾提出一套改革建議。然而，西漢晚年，成哀二帝、師丹等人曾提出限制田地、奴隸的建議，可惜商賈、富豪的勢力加深，反對聲音甚多。宣帝曾提議減稅，但大量土地乃集中於商賈之手，商賈得益，農民反未受其利。故此，土地兼併，蓄奴成風、貧富縣殊不但未得解決，反之更趨惡化。故有云：富者田連阡陌，貧者地無立錐"。正好反映土地兼併之烈。
漢自文帝以來，由於工商業大幅發展，以致商賈、小販等享阡陌之得。農民卻生活困苦，耕者不能自給自足，致人以相食。有謂："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民有七死，而無一生"等說。這些情況都導致農民窮困的必然結果。西漢末，國庫空虛，糧食不足，土地兼併嚴重，問題不能解決，使官吏貪污、商賈等積財富。譬如成帝時張禹據田四百頃，哀帝時董賢家產達十三萬頃，社會經濟惡劣，政治黑暗，君主治國失策，天災發生而國家無力解決，使人民遂思轉變，渴求一新政權之出現。王莽憑藉這種有利的天時，成就王莽日後利用此天時而有賑災濟民之舉。其他如供給農民田宅、農具、供人治病、給錢予死者安葬等措施，皆是王莽針對此天時而制的。
其次，第二個重要天時是王莽乃以外戚身份掌權弄政。武帝以後，經昭宣兩代，政治尚算清明，不過其政治最大轉變爲外戚專政，但不多任職不久，未能爲患。至成帝時，情況轉變，王政君乃元帝的皇后，元帝早死，繼位的成帝年幼，由母后等外戚掌政，分別用王鳳、王音、王商、王根、王曼、王譚等兄弟掌政，音、商、根甚至爲大司馬。哀帝時雖改擢用丁氏、博氏及寵臣董賢，王氏的大權大為旁落，但哀帝死後，王莽等人僞矯立平帝、孺子嬰爲帝，繼而掌據朝政。然而，王莽乃能以外戚身份鑽營，主要憑藉叔伯餘陰，而王政君獨掌大權六十多年，歷元成哀平四帝，母儀天下。加上西漢末的皇帝奢侈成風，生活荒誕。元帝勾結宦官閻顯，政治腐敗，成帝好微行，鬥雞等，不理國事，哀帝荒淫任性，寵倖董賢，他賞賜田二千頃，家奴也得十萬錢，至其抄家，共得四十三萬緡。可證明當時君主昏庸無道，政風不靖，貪官勾結，農民卻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王莽便在此情況下，藉以外戚身份，經過多番積極救世救民之措籠絡人心。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爲之宗主，故得肆其奸匿以成篡盜之禍。推是廣亡，亦天時，非人力所致。王莽利用此有利時機，擅於鑽營各階層人士，上至權貴，下至士人、人民乃是他所利用而提高個人聲望的。加上，王莽和其他王氏子弟截然不同，他一反輕挑、奢侈之風氣，甚得人民支持，此乃爲王莽不費一兵一卒，天下歸心而篡漢作註腳也。
漢武帝時已用儒家治國，儒家學術思想大爲流行。因當時儒家的思想混合了戰國時的陰陽學說及法家等學說，但當儒家已變質，而繼秦滅學之後，董仲舒注《公羊春秋》，儒者爲宗，始推陰陽。而陰陽學說多解悉怪異之象。漢中葉後，另外兩種的觀念亦隨之盛行，乃授命說和五德終始說。"授命說"即皇帝做事要先得天命，已天命不只賜於一家，而是常變更的，"古無不滅之國"乃是"授命說"的要旨。還有，五德終始說亦的相生相度，中國自古受行家思想熏陶，認爲"君權天授"，故有見災累既，告譴天子失德，應留意政事。成帝時，翼奉以成帝獨親信異姓大臣，陰氣大重，必有火災，後長安自鶴失火。配合當時流行的五德終始、授命之學說，繁衍出禪讓之說。當時大多儒家認爲漢乃堯舜之後，應效法堯舜的禪讓美德。而且當時君主亦篤信此道，如哀帝欲讓位予董賢，可見的禪讓說影響之深。漢儒天命轉移的理論是聖人授命，天降符端、封禪告兩，天子失德，上天便譴責，災異興起，遜位讓賢，此乃禪讓步驟。當時已有天災等異象，如蝗災、火災等，接照帝時又有人見大石自立、數千大鳥圍繞，昌色枯樹重生等，此乃被喻爲漢統緒已近終，王莽利用當時風偽造符端，加速篡漢。如平帝時，王莽爲外戚身份，當時已可見其居心可測。因爲時勢造就了王莽擁有發揮其過人之處，篡漢亦事在必得了。
雖然王莽憑藉當時天賜的良機而成功篡漢，但亦不容忽視其個人之力量。王莽雖爲權貴，然自幼生活儉恭，皇后對他特別憐惜。他一反王氏子弟般的奢侈之風，令他得攀引援進，可知他爲人心謀遠慮才智有過人之處，亦懂憑藉勢力，以增加自己的政治本錢，如將女兒嫁給平帝為后，又收買人心，各階層人士皆爲他所拉攏。譬如擴充大學、廣招生徒、徵集古今文經等，使士人投其懷抱。他又大封宗室功臣一百七十一人，官員退休也有養老金，這使貴族功臣加以擁戴。而獻田三十頃及錢一百萬賑災濟民，這些措施主要安撫貧民，亦使人民歸心於他。這些皆是爲國家服務的，是盡心盡力的爲人民固是人力也，而他亦積極製造"機會"，譬如王莽授意蜀人哀章，身穿黃衣，手持銅框，內裝天書兩卷，謂王莽代漢即因安漢公攝政。
以上各點，是王莽爲了適應時勢而産生的人力。他是有政治理想，故王莽以天時爲基礎，在其之上建立人力之爲，使漢政權輕爲莽所奪。
天時爲王莽篡漢的先決和最重要的條件，而人力爲其次要的。必然先有天時，才能有力所致。例如，以漢武帝爲例，當時政治清明、國家興盛，然而有才幹的外戚如衛青，這名大將軍曾擊退匈奴，幫助國家建功立業。固一個人的作爲成功與否，不可單靠其本身能力，而先天即"亦天時，非人力所致也。"
"亦天時，非人力所致"，即是王莽篡漢既是天時，亦是人力所致，但當時天時的重要性遠大過人力的所爲。西漢末，土地兼併問題嚴重，以致農民與商賈的貧富縣殊日趨嚴重。漢武帝時雖用經濟政策，令商賈無法得漁鹽之利，但對外用兵傷了國家財力；宣帝時進行減稅，希望使農民受惠，然而這卻深化了當時的情況。改革失敗，天災頻仍，國庫空虛，無力賑災，農民更形窮困。且當時流行乃陰陽五行思想，漢中葉後盛行有兩種觀念，一是授命說，二是五德終始說；況且王莽乃擁著外戚身份，利用這些天時可爲他篡漢提供了非常重要條件。最後，王莽憑著其力量、才智而篡漢。《漢書·王莽傳》中記載王莽代漢時，群臣向他朝拜，沒有任何反對聲音，更無反對勢力，不廢一兵一卒，可以將天下得手。這也說明不可忽視王莽的重要性。
西漢當時社會經濟狀況，最主要便是貧富縣殊的問題。早在武帝時，土地兼併日趨嚴重，董仲舒曾提出一套改革建議。然而，西漢晚年，成哀二帝、師丹等人曾提出限制田地、奴隸的建議，可惜商賈、富豪的勢力加深，反對聲音甚多。宣帝曾提議減稅，但大量土地乃集中於商賈之手，商賈得益，農民反未受其利。故此，土地兼併，蓄奴成風、貧富縣殊不但未得解決，反之更趨惡化。故有云：富者田連阡陌，貧者地無立錐"。正好反映土地兼併之烈。
漢自文帝以來，由於工商業大幅發展，以致商賈、小販等享阡陌之得。農民卻生活困苦，耕者不能自給自足，致人以相食。有謂："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民有七死，而無一生"等說。這些情況都導致農民窮困的必然結果。西漢末，國庫空虛，糧食不足，土地兼併嚴重，問題不能解決，使官吏貪污、商賈等積財富。譬如成帝時張禹據田四百頃，哀帝時董賢家產達十三萬頃，社會經濟惡劣，政治黑暗，君主治國失策，天災發生而國家無力解決，使人民遂思轉變，渴求一新政權之出現。王莽憑藉這種有利的天時，成就王莽日後利用此天時而有賑災濟民之舉。其他如供給農民田宅、農具、供人治病、給錢予死者安葬等措施，皆是王莽針對此天時而制的。
其次，第二個重要天時是王莽乃以外戚身份掌權弄政。武帝以後，經昭宣兩代，政治尚算清明，不過其政治最大轉變爲外戚專政，但不多任職不久，未能爲患。至成帝時，情況轉變，王政君乃元帝的皇后，元帝早死，繼位的成帝年幼，由母后等外戚掌政，分別用王鳳、王音、王商、王根、王曼、王譚等兄弟掌政，音、商、根甚至爲大司馬。哀帝時雖改擢用丁氏、博氏及寵臣董賢，王氏的大權大為旁落，但哀帝死後，王莽等人僞矯立平帝、孺子嬰爲帝，繼而掌據朝政。然而，王莽乃能以外戚身份鑽營，主要憑藉叔伯餘陰，而王政君獨掌大權六十多年，歷元成哀平四帝，母儀天下。加上西漢末的皇帝奢侈成風，生活荒誕。元帝勾結宦官閻顯，政治腐敗，成帝好微行，鬥雞等，不理國事，哀帝荒淫任性，寵倖董賢，他賞賜田二千頃，家奴也得十萬錢，至其抄家，共得四十三萬緡。可證明當時君主昏庸無道，政風不靖，貪官勾結，農民卻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王莽便在此情況下，藉以外戚身份，經過多番積極救世救民之措籠絡人心。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爲之宗主，故得肆其奸匿以成篡盜之禍。推是廣亡，亦天時，非人力所致。王莽利用此有利時機，擅於鑽營各階層人士，上至權貴，下至士人、人民乃是他所利用而提高個人聲望的。加上，王莽和其他王氏子弟截然不同，他一反輕挑、奢侈之風氣，甚得人民支持，此乃爲王莽不費一兵一卒，天下歸心而篡漢作註腳也。
漢武帝時已用儒家治國，儒家學術思想大爲流行。因當時儒家的思想混合了戰國時的陰陽學說及法家等學說，但當儒家已變質，而繼秦滅學之後，董仲舒注《公羊春秋》，儒者爲宗，始推陰陽。而陰陽學說多解悉怪異之象。漢中葉後，另外兩種的觀念亦隨之盛行，乃授命說和五德終始說。"授命說"即皇帝做事要先得天命，已天命不只賜於一家，而是常變更的，"古無不滅之國"乃是"授命說"的要旨。還有，五德終始說亦的相生相度，中國自古受行家思想熏陶，認爲"君權天授"，故有見災累既，告譴天子失德，應留意政事。成帝時，翼奉以成帝獨親信異姓大臣，陰氣大重，必有火災，後長安自鶴失火。配合當時流行的五德終始、授命之學說，繁衍出禪讓之說。當時大多儒家認爲漢乃堯舜之後，應效法堯舜的禪讓美德。而且當時君主亦篤信此道，如哀帝欲讓位予董賢，可見的禪讓說影響之深。漢儒天命轉移的理論是聖人授命，天降符端、封禪告兩，天子失德，上天便譴責，災異興起，遜位讓賢，此乃禪讓步驟。當時已有天災等異象，如蝗災、火災等，接照帝時又有人見大石自立、數千大鳥圍繞，昌色枯樹重生等，此乃被喻爲漢統緒已近終，王莽利用當時風偽造符端，加速篡漢。如平帝時，王莽爲外戚身份，當時已可見其居心可測。因爲時勢造就了王莽擁有發揮其過人之處，篡漢亦事在必得了。
雖然王莽憑藉當時天賜的良機而成功篡漢，但亦不容忽視其個人之力量。王莽雖爲權貴，然自幼生活儉恭，皇后對他特別憐惜。他一反王氏子弟般的奢侈之風，令他得攀引援進，可知他爲人心謀遠慮才智有過人之處，亦懂憑藉勢力，以增加自己的政治本錢，如將女兒嫁給平帝為后，又收買人心，各階層人士皆爲他所拉攏。譬如擴充大學、廣招生徒、徵集古今文經等，使士人投其懷抱。他又大封宗室功臣一百七十一人，官員退休也有養老金，這使貴族功臣加以擁戴。而獻田三十頃及錢一百萬賑災濟民，這些措施主要安撫貧民，亦使人民歸心於他。這些皆是爲國家服務的，是盡心盡力的爲人民固是人力也，而他亦積極製造"機會"，譬如王莽授意蜀人哀章，身穿黃衣，手持銅框，內裝天書兩卷，謂王莽代漢即因安漢公攝政。
以上各點，是王莽爲了適應時勢而産生的人力。他是有政治理想，故王莽以天時爲基礎，在其之上建立人力之爲，使漢政權輕爲莽所奪。
天時爲王莽篡漢的先決和最重要的條件，而人力爲其次要的。必然先有天時，才能有力所致。例如，以漢武帝爲例，當時政治清明、國家興盛，然而有才幹的外戚如衛青，這名大將軍曾擊退匈奴，幫助國家建功立業。固一個人的作爲成功與否，不可單靠其本身能力，而先天即"亦天時，非人力所致也。"
2008年5月10日星期六
北魏孝文帝漢化運動
試言北魏孝文帝推行漢化政策原因，並論此政策之成效。
北魏孝文帝時期，人民因久居中原而逐漸受到漢文化的渲染，孝文帝有見及此便進行全面漢化，順應時勢。希望透過漢化來解決北魏國內的問題。除此之外，更欲以提高統治權及打擊貴族暮氣。再者孝文帝推行漢化的原因亦可以客觀及主觀性去討論，又討論漢化的成效能否達到文帝最終的目的。現論述如下：
孝文帝推行漢化政策，客觀因素為漢人政治勢力逐漸抬頭，北魏游牧部族以強悍的武力征服中國，其統治農業社會的經驗本不充足，為求便於統治，與學取統治經驗，實非引用文化先進的漢人不可。入中原後，此種需要更為迫切。因為中國的北方自五胡亂華後，就陷入長期混亂之中，地方秩序全靠貴族豪強來維持，他們無形中成為地方之實際統治者，故要想統治中國，鞏固政權，勢非得到此等豪族的合作不可。自始，豪門世族的優秀分子被大量網羅，漢臣大量增加，更掌詔令或參幃或贊庶政，扮演重要的角色，所以孝文帝欲以漢人的勢力來提高治權。
中國儒學經兩漢魏晉發展後，於五胡亂華之際受到極大的摧殘，但當拓跋氏平定北方，社會比較安定，儒學遂得以復興，而南方的學者亦有此流，對北方儒學之復興亦有幫肋。早於世祖平涼州時，將河西士人集體徒平城，搜羅大量的傳士，令各地的名傳齊集北方。到孝文帝時，儒學進一步盛行，不少鮮卑貴族受到薰染，故孝文帝本人就長於文學和禮節，為他指出了一條治國應走的路，推行漢化。
此外，游牧民族的文化太低，只求維生，不談享受，因此一旦征服較高文化，又往往因追求生活的享受，而反被較高文化所征服。加上他們道德觀念本極簿弱，束縛力較弱，故易流於奢侈，日趨腐化，使原有獷悍善戰的風氣乃回漸喪失，無法維持政權，拓跋氏也不例外。北魏自太袓之後，問題日益明顯，到孝文帝時，雖未達極點，但已有跡可尋。獷悍之風氣隨之喪失，令統治權受到動搖。故以武力維持其統治地位的企圖，既不可恃，孝文帝遂不得不謀全面的漢化，把立國基礎由武質一變為文治，一方面可以避免因武質之喪失而動搖其政權；一方面又符合漢化的自然趨勢。再者，全面漢化亦可以利用儒家的道德觀念以稍稍約束宗室之中的貪殘無行與腐敗奢侈之風。
其次，魏初的征討原與劫掠不分，戰爭勝利，敵人的子女、玉帛、牛馬匹都一起掠奪，朋比瓜分，因此戰爭不單是政治行為，也是經濟行為。因戰爭有所獲，軍士都能出死力作戰，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但建國之後，政治略具規模，軍隊征討時的掠行為漸受到限制。豐裕的生活過久了，不但生命比以前看得重要，出生入死的作戰，亦不能吸引其興趣，甚至產生厭倦恐懼的心理。因此，北魏軍隊漸喪失戰鬥的力量，如任其繼續持續必至崩潰。孝文帝欲求挽救之法：一是用強制的手段，使拓跋舊人與漢人隔離，恢復其強悍的游牧之風，二是全面漢化，融漢胡一家，消除彼此間的歧視，奠立長沾。前者的可能性不大，遂使孝文帝推行漢行。
另外，漢族文化經過長期發展，於各方面都有較游牧文化為高的使用價值，故游牧民族向漢文化學習與融和是必然的趨勢；鮮卑入主中國之後，面對繁華絢爛的漢文化，耳濡目染早已同化於漢人，故此，孝文帝推行漢化，從客觀因素來說可謂順應時勢。
除了上述客觀的因素，孝文帝個人的喜好更為重要，正當社會情況已經改變，故孝文帝欲更有效地推行漢化，便決定由上而下去做起，他個人主觀的因素亦對漢化起了重大的影響。
孝文帝的袓母對他影響甚大，他生而喪母，即為太后所養。而太后本是漢人，通書知禮，更親受其教育，使文帝學識優異，並於孝文帝在位時，正值儒學文學並盛，朝中濟濟多士的時代，造成孝文帝響慕華風，與傑出的文才經術。再者，於太后駕崩，文帝堅持以古禮行事，改變原有的喪莽制度，廢革代替北魏鮮卑族的傳統習俗，格外顯出孝文帝對漢文化的喜好及對漢化的一意孤行。
加上，孝文帝有統一中國的雄圖，鮮卑人雖以其強悍之氣統一了中原之地，但南方仍有蕭齊與之隔江對峙，而鮮卑舊族則逐漸因優悠逸樂的生活而喪失其戰鬥力。孝文帝眼見於此，欲藉著推行漢化融合胡漢民族，洗脫一切的暮氣及腐敗之風，以鞏固的立國基礎，再望去統一中國。因此，漢化是他統一中國的先決條件。
從客觀及主觀角度去分析，孝文帝推行漢化實為順應時勢及掁興鮮卑族及統一中國的必要性，現論述他進行漢化運動所收的正面及負面影響，從而這些成效能否達到孝文帝的目標。
所為成效，可分為正面及負面，孝文帝推行漢化運動的正面目的故然是漢化，但其最終的目的是希望透過漢化運動去鞏固政權，改革軍隊，振興鮮卑族，務求統一中國，但究竟漢化後能否達到文帝預期的成效，現論述於下：
從正面的成效來看政治改革方面，文帝遷都洛陽，由於平城僻處塞北，戶口稀少氣候嚴寒，河流缺乏，又常有水旱疾疫，糧食常見不足，平城僅可視為用武之地，不符合文治之國家首都之原則，加上北方保守勢力，對他的改革有一種難以排除的壓力。故此，若不離開平城，則不可能有效推行漢化，既不能成功打破鮮卑族積累多年的暮氣，也不能刺激其重復生機，並離開鮮卑權貴的影響，以建立一個中國式的文治禮樂國家。
官制的漢化，孝文帝以王肅訂定官制，去除鮮卑官名。依魏晉制度置三師、三公、尚書、九卿等中央文武官吏，文頒行官祿制，成功禁絕貪污，官吏臟一匹者死。
經濟方面的成效，孝文帝於太和九年從李安世之議，下詔均田，把土地均分予農民耕種，此外又力行租庸調制，減輕了人民之負擔，如北魏當時規定凡一夫一婦之戶，每年繳帛一匹，粟二石；男丁並須服國家兵役，行之長制，「魏初不立之長，故民多蔭附，蔭附皆無官役，豪強徵斂，倍於公賦。」故此，為保均田制施行及控制農民，於太和十年行之表制。規定五家為一鄰，五鄰為一里，五里為一黨。三長負責檢查戶口，徵收租調。通過此制把蔭戶從宗主手中歸入國家戶藉之下。
士族制的訂定，孝文帝用李彪議應於漢人中選擇高門，召來京城與鮮卑貴族同檥受官，以爭取大族支持及防其投向南朝，這樣令鮮卑與漢族社會的習慣越趨越近。再者，改姓氏，禁歸葬：鮮卑族的姓氏多為複姓，與漢人之性一聽而別，孝文欲使其簡化。姓氏統一，促進了遷洛鮮卑與漢族合流。禁鮮卑服飾及語言，孝文倡導衣冠禮樂，太和十八年令族人所穿衣服須依漢制，又獎勵胡漢通婚，孝文帝鼓勵鮮卑與漢人大族通婚，自己更選擇了濟河崔氏、范陽盧氏、太原王氏等女子作後官，從而消除了胡漢間的隔閡，形成一個強固的統治集團。為配合漢化，孝文帝極重漢文化教育推行，建立國子學、太學、命鮮卑官員把子弟送至太學學習。
此等乃孝文帝漢化的正面成效，而反面的成效如下：
負面的成效，漢化運動後，導至鮮卑內部不和，遷都後，北魏內部出現了派系的分裂，反漢化的保守派認為此舉必消磨鮮卑勇武之風尚，且欲奔返代北。此外，由於漢化愈深，武人地位愈形低落，他們得七進路難，有的更被稱為「代來寒人」，被鮮卑貴族及漢族七人排抑，故引起他們的抗爭，這些六鎮的士兵起初「專擅肥美，瘠土荒疇以給百姓」，但遷都後弄到「供民並累，率皆飢儉」，經濟日困，遂於523年，六鎮鎮民爆發大規模叛亂，北邊幾盡成盜區。
孝文帝採用漢族的門第制度，制定姓族，當評定門第後，乃嚴格根據門第的高下來選拔人才，所以北朝的「以貴承貴，以賤襲賤」的門閥制度，也就在此時確立。另外，北魏初以六鎮守邊，但遷都洛陽後，武備漸弛。因在一種長期的太平狀況下，鮮卑統治者養成一種重文輕武的意念，結果使北魏安定之局面遭遇動搖。而且在南遷的鮮卑人中，因學習漢人的柔靡之風，故由一強悍民族而變成文弱。
漢化又使鮮卑人落後的生活文化提高，但鮮卑人在漢化的同時，必須延用漢人，以收其效，政權亦漸漸落入漢人手中。北齊的高氏、西魏的宇文泰執政時，他們都能重用漢人，尊為帝師。此外，北魏早期的軍隊是由鮮卑人充任的，但漢化後，習染了漢族柔靡貪逸之風氣，故鮮卑人當兵者日少，漢人當兵者日多，軍權亦轉到漢人手中。這些便是孝文帝漢化的成效。
總括而言，孝文帝推行漢化運動的目的是希望透過這次改革，以提高施政及打擊貴族的暮氣，而經此改革後，基本上已受其成效，達到漢化的要求，但成效中可分為正面及負面，正面有助孝文帝鞏固政權，負面則是其意料不及的。
北魏孝文帝時期，人民因久居中原而逐漸受到漢文化的渲染，孝文帝有見及此便進行全面漢化，順應時勢。希望透過漢化來解決北魏國內的問題。除此之外，更欲以提高統治權及打擊貴族暮氣。再者孝文帝推行漢化的原因亦可以客觀及主觀性去討論，又討論漢化的成效能否達到文帝最終的目的。現論述如下：
孝文帝推行漢化政策，客觀因素為漢人政治勢力逐漸抬頭，北魏游牧部族以強悍的武力征服中國，其統治農業社會的經驗本不充足，為求便於統治，與學取統治經驗，實非引用文化先進的漢人不可。入中原後，此種需要更為迫切。因為中國的北方自五胡亂華後，就陷入長期混亂之中，地方秩序全靠貴族豪強來維持，他們無形中成為地方之實際統治者，故要想統治中國，鞏固政權，勢非得到此等豪族的合作不可。自始，豪門世族的優秀分子被大量網羅，漢臣大量增加，更掌詔令或參幃或贊庶政，扮演重要的角色，所以孝文帝欲以漢人的勢力來提高治權。
中國儒學經兩漢魏晉發展後，於五胡亂華之際受到極大的摧殘，但當拓跋氏平定北方，社會比較安定，儒學遂得以復興，而南方的學者亦有此流，對北方儒學之復興亦有幫肋。早於世祖平涼州時，將河西士人集體徒平城，搜羅大量的傳士，令各地的名傳齊集北方。到孝文帝時，儒學進一步盛行，不少鮮卑貴族受到薰染，故孝文帝本人就長於文學和禮節，為他指出了一條治國應走的路，推行漢化。
此外，游牧民族的文化太低，只求維生，不談享受，因此一旦征服較高文化，又往往因追求生活的享受，而反被較高文化所征服。加上他們道德觀念本極簿弱，束縛力較弱，故易流於奢侈，日趨腐化，使原有獷悍善戰的風氣乃回漸喪失，無法維持政權，拓跋氏也不例外。北魏自太袓之後，問題日益明顯，到孝文帝時，雖未達極點，但已有跡可尋。獷悍之風氣隨之喪失，令統治權受到動搖。故以武力維持其統治地位的企圖，既不可恃，孝文帝遂不得不謀全面的漢化，把立國基礎由武質一變為文治，一方面可以避免因武質之喪失而動搖其政權；一方面又符合漢化的自然趨勢。再者，全面漢化亦可以利用儒家的道德觀念以稍稍約束宗室之中的貪殘無行與腐敗奢侈之風。
其次，魏初的征討原與劫掠不分，戰爭勝利，敵人的子女、玉帛、牛馬匹都一起掠奪，朋比瓜分，因此戰爭不單是政治行為，也是經濟行為。因戰爭有所獲，軍士都能出死力作戰，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但建國之後，政治略具規模，軍隊征討時的掠行為漸受到限制。豐裕的生活過久了，不但生命比以前看得重要，出生入死的作戰，亦不能吸引其興趣，甚至產生厭倦恐懼的心理。因此，北魏軍隊漸喪失戰鬥的力量，如任其繼續持續必至崩潰。孝文帝欲求挽救之法：一是用強制的手段，使拓跋舊人與漢人隔離，恢復其強悍的游牧之風，二是全面漢化，融漢胡一家，消除彼此間的歧視，奠立長沾。前者的可能性不大，遂使孝文帝推行漢行。
另外，漢族文化經過長期發展，於各方面都有較游牧文化為高的使用價值，故游牧民族向漢文化學習與融和是必然的趨勢；鮮卑入主中國之後，面對繁華絢爛的漢文化，耳濡目染早已同化於漢人，故此，孝文帝推行漢化，從客觀因素來說可謂順應時勢。
除了上述客觀的因素，孝文帝個人的喜好更為重要，正當社會情況已經改變，故孝文帝欲更有效地推行漢化，便決定由上而下去做起，他個人主觀的因素亦對漢化起了重大的影響。
孝文帝的袓母對他影響甚大，他生而喪母，即為太后所養。而太后本是漢人，通書知禮，更親受其教育，使文帝學識優異，並於孝文帝在位時，正值儒學文學並盛，朝中濟濟多士的時代，造成孝文帝響慕華風，與傑出的文才經術。再者，於太后駕崩，文帝堅持以古禮行事，改變原有的喪莽制度，廢革代替北魏鮮卑族的傳統習俗，格外顯出孝文帝對漢文化的喜好及對漢化的一意孤行。
加上，孝文帝有統一中國的雄圖，鮮卑人雖以其強悍之氣統一了中原之地，但南方仍有蕭齊與之隔江對峙，而鮮卑舊族則逐漸因優悠逸樂的生活而喪失其戰鬥力。孝文帝眼見於此，欲藉著推行漢化融合胡漢民族，洗脫一切的暮氣及腐敗之風，以鞏固的立國基礎，再望去統一中國。因此，漢化是他統一中國的先決條件。
從客觀及主觀角度去分析，孝文帝推行漢化實為順應時勢及掁興鮮卑族及統一中國的必要性，現論述他進行漢化運動所收的正面及負面影響，從而這些成效能否達到孝文帝的目標。
所為成效，可分為正面及負面，孝文帝推行漢化運動的正面目的故然是漢化，但其最終的目的是希望透過漢化運動去鞏固政權，改革軍隊，振興鮮卑族，務求統一中國，但究竟漢化後能否達到文帝預期的成效，現論述於下：
從正面的成效來看政治改革方面，文帝遷都洛陽，由於平城僻處塞北，戶口稀少氣候嚴寒，河流缺乏，又常有水旱疾疫，糧食常見不足，平城僅可視為用武之地，不符合文治之國家首都之原則，加上北方保守勢力，對他的改革有一種難以排除的壓力。故此，若不離開平城，則不可能有效推行漢化，既不能成功打破鮮卑族積累多年的暮氣，也不能刺激其重復生機，並離開鮮卑權貴的影響，以建立一個中國式的文治禮樂國家。
官制的漢化，孝文帝以王肅訂定官制，去除鮮卑官名。依魏晉制度置三師、三公、尚書、九卿等中央文武官吏，文頒行官祿制，成功禁絕貪污，官吏臟一匹者死。
經濟方面的成效，孝文帝於太和九年從李安世之議，下詔均田，把土地均分予農民耕種，此外又力行租庸調制，減輕了人民之負擔，如北魏當時規定凡一夫一婦之戶，每年繳帛一匹，粟二石；男丁並須服國家兵役，行之長制，「魏初不立之長，故民多蔭附，蔭附皆無官役，豪強徵斂，倍於公賦。」故此，為保均田制施行及控制農民，於太和十年行之表制。規定五家為一鄰，五鄰為一里，五里為一黨。三長負責檢查戶口，徵收租調。通過此制把蔭戶從宗主手中歸入國家戶藉之下。
士族制的訂定，孝文帝用李彪議應於漢人中選擇高門，召來京城與鮮卑貴族同檥受官，以爭取大族支持及防其投向南朝，這樣令鮮卑與漢族社會的習慣越趨越近。再者，改姓氏，禁歸葬：鮮卑族的姓氏多為複姓，與漢人之性一聽而別，孝文欲使其簡化。姓氏統一，促進了遷洛鮮卑與漢族合流。禁鮮卑服飾及語言，孝文倡導衣冠禮樂，太和十八年令族人所穿衣服須依漢制，又獎勵胡漢通婚，孝文帝鼓勵鮮卑與漢人大族通婚，自己更選擇了濟河崔氏、范陽盧氏、太原王氏等女子作後官，從而消除了胡漢間的隔閡，形成一個強固的統治集團。為配合漢化，孝文帝極重漢文化教育推行，建立國子學、太學、命鮮卑官員把子弟送至太學學習。
此等乃孝文帝漢化的正面成效，而反面的成效如下：
負面的成效，漢化運動後，導至鮮卑內部不和，遷都後，北魏內部出現了派系的分裂，反漢化的保守派認為此舉必消磨鮮卑勇武之風尚，且欲奔返代北。此外，由於漢化愈深，武人地位愈形低落，他們得七進路難，有的更被稱為「代來寒人」，被鮮卑貴族及漢族七人排抑，故引起他們的抗爭，這些六鎮的士兵起初「專擅肥美，瘠土荒疇以給百姓」，但遷都後弄到「供民並累，率皆飢儉」，經濟日困，遂於523年，六鎮鎮民爆發大規模叛亂，北邊幾盡成盜區。
孝文帝採用漢族的門第制度，制定姓族，當評定門第後，乃嚴格根據門第的高下來選拔人才，所以北朝的「以貴承貴，以賤襲賤」的門閥制度，也就在此時確立。另外，北魏初以六鎮守邊，但遷都洛陽後，武備漸弛。因在一種長期的太平狀況下，鮮卑統治者養成一種重文輕武的意念，結果使北魏安定之局面遭遇動搖。而且在南遷的鮮卑人中，因學習漢人的柔靡之風，故由一強悍民族而變成文弱。
漢化又使鮮卑人落後的生活文化提高，但鮮卑人在漢化的同時，必須延用漢人，以收其效，政權亦漸漸落入漢人手中。北齊的高氏、西魏的宇文泰執政時，他們都能重用漢人，尊為帝師。此外，北魏早期的軍隊是由鮮卑人充任的，但漢化後，習染了漢族柔靡貪逸之風氣，故鮮卑人當兵者日少，漢人當兵者日多，軍權亦轉到漢人手中。這些便是孝文帝漢化的成效。
總括而言，孝文帝推行漢化運動的目的是希望透過這次改革，以提高施政及打擊貴族的暮氣，而經此改革後，基本上已受其成效，達到漢化的要求，但成效中可分為正面及負面，正面有助孝文帝鞏固政權，負面則是其意料不及的。
2008年5月9日星期五
安史之亂
闡析安史之亂的產生與玄宗個人操守，國家制度演變之關係。
唐國力在開元年間達到了極點，但這個外表繁盛富強的背後，卻潛伏了重重的危機，腐蝕著唐的國基。唐鑑卷九范袓禹評：「其（唐玄宗）終也，惑女寵，極奢侈，求長生，悅禨祥，以一人之身而前後相反如此，由有所陷溺其心故也。」唐玄宗在位四十年，初時尚知革弊圖治，但隨著經濟富裕和社會安定，唐玄宗驕侈日甚，疏於理政，又追求聲色享樂，寵愛楊貴妃，信任楊國忠與李林甫等臣，以致朝政日非。再加上政治、經濟、軍事等制度之改變，卒引起安史之亂的發生。尤其兵制改變，府兵已為了彍騎所代替，以往關中府兵兵力可統制四方的局勢不復存在，內地兵力空虛，國家的精兵猛將皆掌握在節度使手中，形成內輕外重之勢，助長安史之亂的產生。可知安史之亂與玄宗個人操守及國家制度之演變有著密切的關係，現論述如下：
關於玄宗個人的因素，主要有三種。即寵楊貴妃，生活窮奢極侈，好長生不老之法，導致政務廢弛，亂象漸生。玄宗晚年，厭於為治，遊宴後庭，初幸武惠妃，後寵楊貴妃，於是禍胎宮掖，唐祚幾因此而中絕。玄宗自寵楊貴妃後亦厭於政事，治績不大如前。楊妃姿質豐艷，智算過人，每倩昐承迎，動移上意。宮中呼為「娘子」，禮數實同皇后。有姊三人，俱封國夫人，叔伯昆仲，並得美官。玄宗既寵揚貴妃，奢糜日甚，宮中供貴妃院，總錦刺銹之工有八七百人。貴妃之姊妹昆仲，奢侈尤甚，私第立戰，甲弟洞開，每構一堂，費逾千萬，見制度宏壯於己者，即徹而復造，土木之工不舍晝夜。韓、孚虎、秦三夫人，歲給錢千貫，為脂粉之貨。四方胳遺，其門如市。安祿山亦嘗母事貴妃。河北亂起，玄宗以太子為天下兵馬元帥。監撫軍國事，諸楊聚哭，貴妃替其陳清帝遂不行內禪。遂使賊氣益熾，然楊氏姊妹昆仲之淫侈貪賄，弄權致亂，實玄宗之荒淫有以啟之焉。
唐玄宗即任既久，國內承平，天下晏安，玄宗表現便判若兩人，不但縱情色酒，寵倖楊貴妃，並且花費無度，奢侈成風，任意賞賜，對楊氏恩寵備致，對大臣亦過於豪綽。生活既如此奢侈豪華，漸漸造成入不敷支，於是冀望臣下進獻，一時有進獻者俱得高官，政治由此漸趨腐化。玄宗初政，「焚後庭珠翠之玩，戎其奢也；禁女樂而出宮嬪，明其教也。」故開元之治，幾致太平。惜晚年讌私，禍胎官掖。自於天寶四載，冊壽王妃楊氏為貴妃後，宮中服玩，斷傷奢麗，於是聚歛之臣如宇文融等輩因緣以興，專事朘刻，州縣督送，歷年不止。凡非租庸政額者，皆積百寶，大盈庫以供天子燕私。玄宗生活既趨靡爛，於是政事外則委之李林甫、楊國忠，內則交付宦官高力士，自此唐政轉衰，大難將作，玄宗天寶以後厭於政事，漸事奢侈，恣意聚歛，務倖邊功，又崇信神仙，企求長生，政治遂由盛而衰，且寵信諂佞，政權先後委於李林甫、楊國忠，遂招安史之亂。
玄宗於心政理，奸佞如李林甫、楊國忠遂能蠹政。李林甫本唐宗室，開元二十二年始為相，然其「向無學術，僅能筆。」惟欲養君欲，導帝深居燕適，遂操權柄，公卿不由其門進，必被罪徙；趨附者，雖少人，且為重用。當時賢相如張九齡、李適之皆被排癠，其餘楊憤珍、張瑄等，緣坐數百人，並相誅除。以王 、羅希奭為爪牙，數興大獄，衣冠為累息；李林甫在任其間排斥異已，用胡人為節度使，以杜絕邊將入相之路。此實玄宗政治衰落之關鍵。李林甫居相位十九年，固寵市權欺蔽天子耳目，綱紀遂亂。唐鑑崔群亦謂：「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襐山反為亂始，臣獨以為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繼李林甫者有楊國忠，國忠乃楊妃之族兄也，皆「責成胥吏，賄賂公行」，選官時則「私第暗定」，又專帝嗜欲，不顧天不成敗，又寡謀矜躁，見安祿山方有寵，知終不出已下，乃暴發其反狀，屢激怒之，使之必反。後祿山終叛，一舉滔天，楊國忠實不得不任其責也。綜上所言，玄宗任用奸佞，實致亂之由，至於安史之炬，亦由李林甫燃之，楊國忠煽之，斷送唐室。
唐初行府兵制，但玄宗時代缺乏遠見，變更軍事體制，又聽信李林甫之言，大量起用藩將為節度使，造成外重內輕的現象。唐行府兵之制，本上承周隋以來的一種地方性的軍事組織，其優點是國家不需花費巨量錢養質素優良，數目很大的兵額。時天下置府六百三十四，故中央兵力幾佔全國半數，內重外輕，地方欲為變亂，殆無可能。及武后以還，府兵漸壞，至玄宗天寶八載，諸府無兵可交，而且府兵質數日差。另外，玄宗勒遠略，變軍制，重兵猛將，皆置塞上，弄致中央軍少而弱，邊兵多而強之現象，邊鎮之兵，悉統於十道節度使。節度使之任務主要在防邊然亦兼掌屯田，度支安撫，觀察等務，故漸成為邊彊之軍政、財政、行政長官，且其所統領之軍隊，非復征點輪番之府兵，而是召募長駐邊塞之建兒悍將得專兵，軍隊成為將帥之私人武裝力量，邊師遂有稱兵作亂之能力。貞觀以來，蕃將雖以忠力奮，然猶不為上將，皆大臣總制之，先天、開元中，大臣若薛訥、張嘉貞、李適之等，皆自節度使入相天子。李林甫為相，欲杜其本，以固己權，乃說帝曰：「以陞下雄才，國家富強，而夷狄未滅者，由文吏為將，憚矢石不身先，不如用蕃將。彼生而雄，養為上，長行陣天性然也。若陞下感而用之，使必死，夷狄不足圖也。」蓋李林甫利其胡虜，無入相之資也。玄宗不察，遂納之，故安祿山得專三道勁兵，處十四年不徙，卒稱兵蕩覆天下。
綜觀而論，安史之亂主要是由於玄宗之個人因素以及兵制之改革所引致的。社會安定後，玄宗不理政事，縱情色酒，又寵倖楊貴妃，誤信奸臣，率令到政治敗壞。另外，擁有強大的兵權的節度使出理邊事，甚至威協著皇朝，旋即引發安史之亂。安史亂後，中央不得意的人，往往投奔河北藩鎮，由是造成唐代衰亂之局面。
唐國力在開元年間達到了極點，但這個外表繁盛富強的背後，卻潛伏了重重的危機，腐蝕著唐的國基。唐鑑卷九范袓禹評：「其（唐玄宗）終也，惑女寵，極奢侈，求長生，悅禨祥，以一人之身而前後相反如此，由有所陷溺其心故也。」唐玄宗在位四十年，初時尚知革弊圖治，但隨著經濟富裕和社會安定，唐玄宗驕侈日甚，疏於理政，又追求聲色享樂，寵愛楊貴妃，信任楊國忠與李林甫等臣，以致朝政日非。再加上政治、經濟、軍事等制度之改變，卒引起安史之亂的發生。尤其兵制改變，府兵已為了彍騎所代替，以往關中府兵兵力可統制四方的局勢不復存在，內地兵力空虛，國家的精兵猛將皆掌握在節度使手中，形成內輕外重之勢，助長安史之亂的產生。可知安史之亂與玄宗個人操守及國家制度之演變有著密切的關係，現論述如下：
關於玄宗個人的因素，主要有三種。即寵楊貴妃，生活窮奢極侈，好長生不老之法，導致政務廢弛，亂象漸生。玄宗晚年，厭於為治，遊宴後庭，初幸武惠妃，後寵楊貴妃，於是禍胎宮掖，唐祚幾因此而中絕。玄宗自寵楊貴妃後亦厭於政事，治績不大如前。楊妃姿質豐艷，智算過人，每倩昐承迎，動移上意。宮中呼為「娘子」，禮數實同皇后。有姊三人，俱封國夫人，叔伯昆仲，並得美官。玄宗既寵揚貴妃，奢糜日甚，宮中供貴妃院，總錦刺銹之工有八七百人。貴妃之姊妹昆仲，奢侈尤甚，私第立戰，甲弟洞開，每構一堂，費逾千萬，見制度宏壯於己者，即徹而復造，土木之工不舍晝夜。韓、孚虎、秦三夫人，歲給錢千貫，為脂粉之貨。四方胳遺，其門如市。安祿山亦嘗母事貴妃。河北亂起，玄宗以太子為天下兵馬元帥。監撫軍國事，諸楊聚哭，貴妃替其陳清帝遂不行內禪。遂使賊氣益熾，然楊氏姊妹昆仲之淫侈貪賄，弄權致亂，實玄宗之荒淫有以啟之焉。
唐玄宗即任既久，國內承平，天下晏安，玄宗表現便判若兩人，不但縱情色酒，寵倖楊貴妃，並且花費無度，奢侈成風，任意賞賜，對楊氏恩寵備致，對大臣亦過於豪綽。生活既如此奢侈豪華，漸漸造成入不敷支，於是冀望臣下進獻，一時有進獻者俱得高官，政治由此漸趨腐化。玄宗初政，「焚後庭珠翠之玩，戎其奢也；禁女樂而出宮嬪，明其教也。」故開元之治，幾致太平。惜晚年讌私，禍胎官掖。自於天寶四載，冊壽王妃楊氏為貴妃後，宮中服玩，斷傷奢麗，於是聚歛之臣如宇文融等輩因緣以興，專事朘刻，州縣督送，歷年不止。凡非租庸政額者，皆積百寶，大盈庫以供天子燕私。玄宗生活既趨靡爛，於是政事外則委之李林甫、楊國忠，內則交付宦官高力士，自此唐政轉衰，大難將作，玄宗天寶以後厭於政事，漸事奢侈，恣意聚歛，務倖邊功，又崇信神仙，企求長生，政治遂由盛而衰，且寵信諂佞，政權先後委於李林甫、楊國忠，遂招安史之亂。
玄宗於心政理，奸佞如李林甫、楊國忠遂能蠹政。李林甫本唐宗室，開元二十二年始為相，然其「向無學術，僅能筆。」惟欲養君欲，導帝深居燕適，遂操權柄，公卿不由其門進，必被罪徙；趨附者，雖少人，且為重用。當時賢相如張九齡、李適之皆被排癠，其餘楊憤珍、張瑄等，緣坐數百人，並相誅除。以王 、羅希奭為爪牙，數興大獄，衣冠為累息；李林甫在任其間排斥異已，用胡人為節度使，以杜絕邊將入相之路。此實玄宗政治衰落之關鍵。李林甫居相位十九年，固寵市權欺蔽天子耳目，綱紀遂亂。唐鑑崔群亦謂：「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襐山反為亂始，臣獨以為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繼李林甫者有楊國忠，國忠乃楊妃之族兄也，皆「責成胥吏，賄賂公行」，選官時則「私第暗定」，又專帝嗜欲，不顧天不成敗，又寡謀矜躁，見安祿山方有寵，知終不出已下，乃暴發其反狀，屢激怒之，使之必反。後祿山終叛，一舉滔天，楊國忠實不得不任其責也。綜上所言，玄宗任用奸佞，實致亂之由，至於安史之炬，亦由李林甫燃之，楊國忠煽之，斷送唐室。
唐初行府兵制，但玄宗時代缺乏遠見，變更軍事體制，又聽信李林甫之言，大量起用藩將為節度使，造成外重內輕的現象。唐行府兵之制，本上承周隋以來的一種地方性的軍事組織，其優點是國家不需花費巨量錢養質素優良，數目很大的兵額。時天下置府六百三十四，故中央兵力幾佔全國半數，內重外輕，地方欲為變亂，殆無可能。及武后以還，府兵漸壞，至玄宗天寶八載，諸府無兵可交，而且府兵質數日差。另外，玄宗勒遠略，變軍制，重兵猛將，皆置塞上，弄致中央軍少而弱，邊兵多而強之現象，邊鎮之兵，悉統於十道節度使。節度使之任務主要在防邊然亦兼掌屯田，度支安撫，觀察等務，故漸成為邊彊之軍政、財政、行政長官，且其所統領之軍隊，非復征點輪番之府兵，而是召募長駐邊塞之建兒悍將得專兵，軍隊成為將帥之私人武裝力量，邊師遂有稱兵作亂之能力。貞觀以來，蕃將雖以忠力奮，然猶不為上將，皆大臣總制之，先天、開元中，大臣若薛訥、張嘉貞、李適之等，皆自節度使入相天子。李林甫為相，欲杜其本，以固己權，乃說帝曰：「以陞下雄才，國家富強，而夷狄未滅者，由文吏為將，憚矢石不身先，不如用蕃將。彼生而雄，養為上，長行陣天性然也。若陞下感而用之，使必死，夷狄不足圖也。」蓋李林甫利其胡虜，無入相之資也。玄宗不察，遂納之，故安祿山得專三道勁兵，處十四年不徙，卒稱兵蕩覆天下。
綜觀而論，安史之亂主要是由於玄宗之個人因素以及兵制之改革所引致的。社會安定後，玄宗不理政事，縱情色酒，又寵倖楊貴妃，誤信奸臣，率令到政治敗壞。另外，擁有強大的兵權的節度使出理邊事，甚至威協著皇朝，旋即引發安史之亂。安史亂後，中央不得意的人，往往投奔河北藩鎮，由是造成唐代衰亂之局面。
2008年5月6日星期二
宋之積弱源於都汴？
有言宋定都汴京乃導致宋代積弱不振的原因，此說當否？試論述之。
宋太袓創立宋朝後，捨周、秦、漢、唐之傳統古都洛陽及長安而擇都於汴京，無疑是中國政治重心變遷的顯著標誌。然而縱觀北宋一代歷史，定都汴京後，雖曾適應了宋初社會發展變化和政治、軍事的形勢，在一定時期發揮過相當重要的政治作用與經濟效益。但是，畢竟由於建都汴京本身在不利的因素，隨著社會各種問題的加深，很快就暴露出很多弊病。於是，在北宋中後期引起了一系列嚴重後果，給後世留下的深刻歷史教訓，今天看來仍不失其借鑒意義。故此宋都於汴乃導致宋代積弱不掁的原因，現論述如下：
首先，汴京處於黃河中下游平原上，而“魏地四平，諸侯輻湊，無名川大山之限”，從軍事地理與城市設防角度看，有其先天不足的成份。在中國古代以陸地作戰為主要戰爭方式的條件下，國家的都城除了要保証有充分的給養外，軍事地理上的有險可憑與否，同樣不可忽視。周、秦、漢、唐建都長安，從地理因素來看，主要都是依靠關中山河之險以保障首都的安全。北宋定都汴京，雖使漕糧運輸有了可靠保障。但汴京周圍乃一馬平川的地埋形勢，卻給趙宋帝都造成了沒有天然屏障這一重大缺陷。南宋史學家鄭樵總結歷代王朝建都特點時指出，“建邦設都，皆憑險阻。山川者，天下之險阻也；城池者，人之險阻也。城池必以山川為固”。清代學者顧袓禹進而評論河南政治地理說:“河南者，古所稱四戰之地也。當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爭；及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則岌岌焉，有必亡之勢矣”。應說皆不失為真知灼見。正因為地理形勢上的無險可守，汴京常常暴露在異族入侵的直接威脅之下，而且隨著契丹族的逐漸強盛以及北守軍事上的節節失利，這種危機日益嚴重。故宋初曾有過的遷都之議，在北宋中初又再次出現。范仲淹曾說:“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官室”。慶曆四年，韓琦上書仁宗：“清修京師外城，言北戎勢重，京師堰而無備，若無一朝稱兵深入，必促河塑重兵與之力戰”；同時主張「備河北，營洛邑」。由此可見在北宋中期已有遠見之士對定都汴京重新發生了懷疑。錢穆先生評論北宋定都汴京之弊時說：“北方的強敵一時既無法驅除，而建都開封，尤使宋室處一極不利的形勢下，藩籬盡撤，本根無備”。可謂切中其弊。
其次，正因為汴京處於無險可守的四戰之地，而周圍又曾有許多割據集團，這就迫使北宋政府不得不在京城和京畿集中龐大禁軍，“以兵為險”，“設險以制敵”，對付周圍敵對勢力。這雖在初期取得防範唐末五代割據局面之再起，鞏固趙宋政權的作用，但同時卻又帶來了導致北宋積貧積弱重要原因的冗兵之弊。（宋代的重文輕武政策，使大量文士透過科舉入仕；真宗時官吏人數已達萬人，英宗時更增至二萬四千人。宋代官吏不但人數激增，且俸祿亦相當傳厚，除正俸外，還有各項津貼。再加上恩蔭制度，官吏的子孫親屬也可有蔭俸，使政府的財政開支十分龐大。）
史學界歷來認為，北宋採取重內虛外政策，主要是為了防止兵變與農民起義，這無疑是不錯的。但是，如果從北宋建都角度再加考察，不難發現趙宋統治者還有其更深的憂慮。宋太袓曾給其弟趙光義推心置腹地講過: “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為之防：惟奸邪無狀，若為內患，深為可俱，帝王可當用心如此”，可見“防內”之心正是深恐有人重演“黃袍加身”的故技之心情寫照。故“防內”的核心內容顯然是防守京師安全。從這一需要出發，宋廷將大量隊集結中央，“盡收天下勸兵列營京幾，以備藩衛”，其用心是很明顯的。
所謂“以兵為險”，秦觀曾有過論析：“本朝懲五季之弊，天下之兵宿於京師，各掛於籍者，號百餘萬，而衣食之給一毫以上，皆仰縣官，又非若府兵之制一寓之於農也，非都四通五達之郊，則不足以養天下之兵，此所謂以兵為險者也”，張方平也說:“今京師礦平沖會之地，連營設衙，以當山河之險”。此應該說“以兵為險”確是北宋建都不同於漢的顯著特徵和以汴京為都後的必然措施。正如富弼所說:“我太祖以來，罷諸候權，聚兵京師”，都對“以兵為險”大加讚頌。然而，正因為北宋統治者如此重視京城屯兵防守，致使京師禁軍數量年增加，冗兵之弊也隨之日趨嚴重。
北宋初年到中期，號稱“守京師，備征戰”的禁軍人數直線上升，到仁宗時已超過了太祖禁軍的四倍多，竟至佔全國軍隊三分之二以上，其膨脹達到了驚人的地步。而如此龐大的禁軍，其軍費開支使政府財政發生嚴重危機，造成“農疲於養兵，而兵且恥予為農”的狀況。兼以禁軍素質很差，兵將不專，臨陣輒敗，意徒貽西夏軍嘲笑。這些情況，引起士大夫們的憂慮，王禹稱一針見血地指出: “當乾德、開寶之時，土地未廣，財富未豐，然而擊河東，備北鄙，國用未足，兵威亦強，其義安在，由所蓄兵銳而不眾，所用之將專而不疑也。自後盡取來東南數國，又平河東，土地財富可謂廣矣。而兵威不振，國用較急，其義安在？由所之兵冗而不盡銳，所以之將從而不自專放也“；嘉祐七年，韓琦也上書痛陣其害；”今日京師至天下州郡大率無儲蓄，邊城甚者或無三數月之備，不幸有連年水旱，將何以養此兵乎？此兵不足以養，則其憂不在契丹也”。蘇軾更深刻地指出：“以不生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腿，非不拐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結果使國家“內則庫府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交迫”。可見北宋冗兵之弊，不僅僅是出於防範農民起義，聯繫定都以靖四方和御外來考察，就不難看出，趙宋統治者自有其更深的難言的苦哀，兵冗之弊對於朝統治者來說，也實是一個難以砌底醫治的一大痼疾。
再次，就漕運主要干線的汴河來看，也並非絕對有益於害。大量史實証明，汴河雖有利於漕運而穩定政權民生，但經常發生的水患，給汴京帶來日益增多的困難，成為北宋國都的又一隱憂。曾被宋太祖譽為“寶帶”汴河，從北宋初年就經常決溢，史載：太平興國二年七月“汴水溢，壞開封大寧堤，浸民田，害稼。詔發懷，孟丁夫三千五百寒之”。此後這類汴河決溢的災害充斥史載，清代史地學者對此論道：“蓋宋漕渠之利莫過於汴，而亦時被決溢之患”。而宋廷也一直未能解除汴河水害對京師的威脅。嘉祐年間，大水浸入京城，竟使樞密使狄青被迫“徒家相國寺，行止殿上”。元豐六年，步軍副都指揮使劉永年上奏宋神宗說：“臣竊以京關防河，事體至重，迄自今遇水大漲或淫雨不已，令都巡地分如救火法，於近使增發三、兩指揮”。把汴河防汛視為救火一樣緊急，可見水患對京城威脅之嚴重。同時，汴口常開閉，危及京師安全。熙寧八年冬，因汴口未閉，使“汴水凌牌擁遏至京城中”，神宗聞訊大驚，緊急下詔“連夜堵塞”，“不得誤事”。汴河一出事端，就對國都危害非淺，使“京師常有決溢之虞”，這是北宋統治者當初擇汴定都時始料未及的。為了解決汴河對京師造成的威脅，北宋五朝政府都曾動用大量人力物力治汴，然而效果甚微，從未根除水患。到了北宋後期，汴河每歲疏浚制度漸趨鬆弛，淤淀情況更加嚴重。自汴流湮定，京城東水門下至雍丘襄邑，河底高出堤外平地一丈二尺餘。自汴堤下瞰，如民居深谷。這樣一旦堤決，後果是不堪設想的。這是以往漢唐建都長安所未曾遇到的特殊危險情況，對於北宋政權來說，則是難以克服极為不利隱患。
歷史証明，當國家政治、經濟發生危機，而國都所在之地又不能緩解這仲矛盾的時候，擇地遷都，更圖掁興，不失為解救危機之良方。盤庚遷殷，商王朝中興；西周由周原而移鼎鎬京，終於逐步強盛而滅殷商；北魏孝文帝自平城遷都洛陽，削弱反對改革之貴族勢力而使漢化後之北魏經濟文化得以很大發展，這些都是我古史上遷都治國的典型事例。由此說明國都絕非既定則不可遷徙，在一定條件下，遷都重建確是一個緩和矛盾、因勢利導的行之有效的途徑。同樣，如果趙宋統治者能在社會危機日趨嚴重的北宋中期適應形勢的變化，將國都出汴京，移鼎江南，以江南經濟的豐富彌補軍事上的不足，帝王勵精圖治、軍隊提高素質，不處處因汴京所在而左右為難，然後以精兵全力北伐，敗契丹而復燕會，則時局將為之改觀，宋室擺脫積弱之困境，創中興之業也並非沒有可能。遺憾的是北宋自宋太宗以後，歷代帝王無不因循守舊，代代相襲、死守列祖陵寢不放，最終以靖康之恥宣告了北宋的滅亡。誠如近人錢穆所說：“其先則畏難因循，其後又偷安苟且，而宋事終不可為矣”。當然，北宋建都汴京的歷史早已一去復返了，然而其教訓，值得總結及借鑒的。
宋太袓創立宋朝後，捨周、秦、漢、唐之傳統古都洛陽及長安而擇都於汴京，無疑是中國政治重心變遷的顯著標誌。然而縱觀北宋一代歷史，定都汴京後，雖曾適應了宋初社會發展變化和政治、軍事的形勢，在一定時期發揮過相當重要的政治作用與經濟效益。但是，畢竟由於建都汴京本身在不利的因素，隨著社會各種問題的加深，很快就暴露出很多弊病。於是，在北宋中後期引起了一系列嚴重後果，給後世留下的深刻歷史教訓，今天看來仍不失其借鑒意義。故此宋都於汴乃導致宋代積弱不掁的原因，現論述如下：
首先，汴京處於黃河中下游平原上，而“魏地四平，諸侯輻湊，無名川大山之限”，從軍事地理與城市設防角度看，有其先天不足的成份。在中國古代以陸地作戰為主要戰爭方式的條件下，國家的都城除了要保証有充分的給養外，軍事地理上的有險可憑與否，同樣不可忽視。周、秦、漢、唐建都長安，從地理因素來看，主要都是依靠關中山河之險以保障首都的安全。北宋定都汴京，雖使漕糧運輸有了可靠保障。但汴京周圍乃一馬平川的地埋形勢，卻給趙宋帝都造成了沒有天然屏障這一重大缺陷。南宋史學家鄭樵總結歷代王朝建都特點時指出，“建邦設都，皆憑險阻。山川者，天下之險阻也；城池者，人之險阻也。城池必以山川為固”。清代學者顧袓禹進而評論河南政治地理說:“河南者，古所稱四戰之地也。當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爭；及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則岌岌焉，有必亡之勢矣”。應說皆不失為真知灼見。正因為地理形勢上的無險可守，汴京常常暴露在異族入侵的直接威脅之下，而且隨著契丹族的逐漸強盛以及北守軍事上的節節失利，這種危機日益嚴重。故宋初曾有過的遷都之議，在北宋中初又再次出現。范仲淹曾說:“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官室”。慶曆四年，韓琦上書仁宗：“清修京師外城，言北戎勢重，京師堰而無備，若無一朝稱兵深入，必促河塑重兵與之力戰”；同時主張「備河北，營洛邑」。由此可見在北宋中期已有遠見之士對定都汴京重新發生了懷疑。錢穆先生評論北宋定都汴京之弊時說：“北方的強敵一時既無法驅除，而建都開封，尤使宋室處一極不利的形勢下，藩籬盡撤，本根無備”。可謂切中其弊。
其次，正因為汴京處於無險可守的四戰之地，而周圍又曾有許多割據集團，這就迫使北宋政府不得不在京城和京畿集中龐大禁軍，“以兵為險”，“設險以制敵”，對付周圍敵對勢力。這雖在初期取得防範唐末五代割據局面之再起，鞏固趙宋政權的作用，但同時卻又帶來了導致北宋積貧積弱重要原因的冗兵之弊。（宋代的重文輕武政策，使大量文士透過科舉入仕；真宗時官吏人數已達萬人，英宗時更增至二萬四千人。宋代官吏不但人數激增，且俸祿亦相當傳厚，除正俸外，還有各項津貼。再加上恩蔭制度，官吏的子孫親屬也可有蔭俸，使政府的財政開支十分龐大。）
史學界歷來認為，北宋採取重內虛外政策，主要是為了防止兵變與農民起義，這無疑是不錯的。但是，如果從北宋建都角度再加考察，不難發現趙宋統治者還有其更深的憂慮。宋太袓曾給其弟趙光義推心置腹地講過: “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為之防：惟奸邪無狀，若為內患，深為可俱，帝王可當用心如此”，可見“防內”之心正是深恐有人重演“黃袍加身”的故技之心情寫照。故“防內”的核心內容顯然是防守京師安全。從這一需要出發，宋廷將大量隊集結中央，“盡收天下勸兵列營京幾，以備藩衛”，其用心是很明顯的。
所謂“以兵為險”，秦觀曾有過論析：“本朝懲五季之弊，天下之兵宿於京師，各掛於籍者，號百餘萬，而衣食之給一毫以上，皆仰縣官，又非若府兵之制一寓之於農也，非都四通五達之郊，則不足以養天下之兵，此所謂以兵為險者也”，張方平也說:“今京師礦平沖會之地，連營設衙，以當山河之險”。此應該說“以兵為險”確是北宋建都不同於漢的顯著特徵和以汴京為都後的必然措施。正如富弼所說:“我太祖以來，罷諸候權，聚兵京師”，都對“以兵為險”大加讚頌。然而，正因為北宋統治者如此重視京城屯兵防守，致使京師禁軍數量年增加，冗兵之弊也隨之日趨嚴重。
北宋初年到中期，號稱“守京師，備征戰”的禁軍人數直線上升，到仁宗時已超過了太祖禁軍的四倍多，竟至佔全國軍隊三分之二以上，其膨脹達到了驚人的地步。而如此龐大的禁軍，其軍費開支使政府財政發生嚴重危機，造成“農疲於養兵，而兵且恥予為農”的狀況。兼以禁軍素質很差，兵將不專，臨陣輒敗，意徒貽西夏軍嘲笑。這些情況，引起士大夫們的憂慮，王禹稱一針見血地指出: “當乾德、開寶之時，土地未廣，財富未豐，然而擊河東，備北鄙，國用未足，兵威亦強，其義安在，由所蓄兵銳而不眾，所用之將專而不疑也。自後盡取來東南數國，又平河東，土地財富可謂廣矣。而兵威不振，國用較急，其義安在？由所之兵冗而不盡銳，所以之將從而不自專放也“；嘉祐七年，韓琦也上書痛陣其害；”今日京師至天下州郡大率無儲蓄，邊城甚者或無三數月之備，不幸有連年水旱，將何以養此兵乎？此兵不足以養，則其憂不在契丹也”。蘇軾更深刻地指出：“以不生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腿，非不拐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結果使國家“內則庫府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交迫”。可見北宋冗兵之弊，不僅僅是出於防範農民起義，聯繫定都以靖四方和御外來考察，就不難看出，趙宋統治者自有其更深的難言的苦哀，兵冗之弊對於朝統治者來說，也實是一個難以砌底醫治的一大痼疾。
再次，就漕運主要干線的汴河來看，也並非絕對有益於害。大量史實証明，汴河雖有利於漕運而穩定政權民生，但經常發生的水患，給汴京帶來日益增多的困難，成為北宋國都的又一隱憂。曾被宋太祖譽為“寶帶”汴河，從北宋初年就經常決溢，史載：太平興國二年七月“汴水溢，壞開封大寧堤，浸民田，害稼。詔發懷，孟丁夫三千五百寒之”。此後這類汴河決溢的災害充斥史載，清代史地學者對此論道：“蓋宋漕渠之利莫過於汴，而亦時被決溢之患”。而宋廷也一直未能解除汴河水害對京師的威脅。嘉祐年間，大水浸入京城，竟使樞密使狄青被迫“徒家相國寺，行止殿上”。元豐六年，步軍副都指揮使劉永年上奏宋神宗說：“臣竊以京關防河，事體至重，迄自今遇水大漲或淫雨不已，令都巡地分如救火法，於近使增發三、兩指揮”。把汴河防汛視為救火一樣緊急，可見水患對京城威脅之嚴重。同時，汴口常開閉，危及京師安全。熙寧八年冬，因汴口未閉，使“汴水凌牌擁遏至京城中”，神宗聞訊大驚，緊急下詔“連夜堵塞”，“不得誤事”。汴河一出事端，就對國都危害非淺，使“京師常有決溢之虞”，這是北宋統治者當初擇汴定都時始料未及的。為了解決汴河對京師造成的威脅，北宋五朝政府都曾動用大量人力物力治汴，然而效果甚微，從未根除水患。到了北宋後期，汴河每歲疏浚制度漸趨鬆弛，淤淀情況更加嚴重。自汴流湮定，京城東水門下至雍丘襄邑，河底高出堤外平地一丈二尺餘。自汴堤下瞰，如民居深谷。這樣一旦堤決，後果是不堪設想的。這是以往漢唐建都長安所未曾遇到的特殊危險情況，對於北宋政權來說，則是難以克服极為不利隱患。
歷史証明，當國家政治、經濟發生危機，而國都所在之地又不能緩解這仲矛盾的時候，擇地遷都，更圖掁興，不失為解救危機之良方。盤庚遷殷，商王朝中興；西周由周原而移鼎鎬京，終於逐步強盛而滅殷商；北魏孝文帝自平城遷都洛陽，削弱反對改革之貴族勢力而使漢化後之北魏經濟文化得以很大發展，這些都是我古史上遷都治國的典型事例。由此說明國都絕非既定則不可遷徙，在一定條件下，遷都重建確是一個緩和矛盾、因勢利導的行之有效的途徑。同樣，如果趙宋統治者能在社會危機日趨嚴重的北宋中期適應形勢的變化，將國都出汴京，移鼎江南，以江南經濟的豐富彌補軍事上的不足，帝王勵精圖治、軍隊提高素質，不處處因汴京所在而左右為難，然後以精兵全力北伐，敗契丹而復燕會，則時局將為之改觀，宋室擺脫積弱之困境，創中興之業也並非沒有可能。遺憾的是北宋自宋太宗以後，歷代帝王無不因循守舊，代代相襲、死守列祖陵寢不放，最終以靖康之恥宣告了北宋的滅亡。誠如近人錢穆所說：“其先則畏難因循，其後又偷安苟且，而宋事終不可為矣”。當然，北宋建都汴京的歷史早已一去復返了，然而其教訓，值得總結及借鑒的。
2008年5月5日星期一
明代宦官權力的擴張及其原因
明代的宦官權力在經過一段冷寂之後，居然死灰複燃，悄無聲息地擴張成彌漫之勢，滲透到社會的每一個重要領域，成爲曆代宦官權力中最爲炙手的一朝，這确實是一個頗爲奇特的曆史現象。這一現象是怎樣發生與發展的？它根植的土壤究竟在哪裏？本文試作探讨。
據史書記載，明代的宦官，最初除了做奴才的份兒外，無任何權力可言。雄才大略的朱元璋，征戰一生，馬上得天下，殊屬不易，權力禁脔，旁人當然不得染指。朱元璋先是誅殺功臣，後于洪武十二年（1379年），又殺丞相胡惟庸，罷中書省，朝政不論大小，事必躬親，目的就是要将大權獨攬于自己手中。朱元璋對功臣故吏尚且如此，那些非親非故的宦官就更不用說了。況且，朱元璋深谙曆史上閹宦之禍帶來的災難，便決定從制度上鏟除宦官幹政的一切可能。《明史·職官志》：
洪武十七年鑄鐵牌。文日：“内臣不得幹預政事，犯者斬。”置宮門中。又敕諸司，毋得與内官監文移往來。
又，《明史·王徽傳》：自古宦官賢良者少，奸邪者多。……願法高皇帝舊制，毋令預政典兵，置産立業。家人義子，悉編原籍爲民，嚴禁官吏與之交接。
由是可知，明朝初年，宦官的權力跌入了曆史的低谷，不僅不得幹預朝政，與官吏交通，甚至連置産業的權力也沒有。據《明史·宦官傳》：“有内侍以久事内廷，泛言及朝政，即日斥還鄉，終身不齒。”可見，朱元璋對宦官的防範措施不可謂不嚴。但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他自己費盡心機、不遺餘力推行的極端君主專制制度，爲日後宦官幹政預埋了禍亂的種子。
朱元璋當政不久，就廢除了中書省和丞相制度，成爲空前的封建專制的獨裁者，并将此規定制度化，讓子孫後代依樣畫葫蘆：“以後嗣君并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①本來，即便是有丞相協助處理政務，朱元璋也已累得疲乏不堪，僅每天的奏疏，就令他頭暈目眩，難以将息。如今，廢除中書省，罷丞相，攬大權于一身，日理萬機，事無巨細，事必躬親，這種情形難以持久，其結果必然仰賴宦官。正如他自己所說的：“閹寺之人，朝夕在人君左右，出入起居之際，聲音笑貌，日接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君心。”②所以，嚴禁宦官幹政的朱元璋在不知不覺中将那些曾被他視爲權柄天敵的宦官當作助手，繼而使之參與國家的政治活動了。如洪武八年（1375年）派“内使趙成往河州，以绫绮帛市馬”③。洪武十一年（1378年），“遣内臣吳誠詣總兵官指揮楊仲名行營觀方略 ”④。洪武十九年（1386年），“行人劉敏、唐敬偕内巨赉磁賜真臘等國”⑤。由此可見，明代宦官參與政事，實由朱元璋開其端。
然縱觀洪武一朝，宦官雖參與政事，但由于朱元璋對太監管束非常嚴格，隻要稍有違法，就嚴加懲罰，因此，尚未釀成禍害。不過，僅僅到了兒子朱棣手中，就使這一祖訓起了一個微妙的變化。《明史·職官志》：
成祖亦嘗雲，朕一遵太祖訓，無禦寶文書，即一軍、一民，中官不得擅調發。朱棣明曰遵奉祖訓，但卻将乃父規定的“内臣不得幹預政事”悄悄地改爲不得擅自作主。換言之，隻要在皇帝可控制的範圍内，宦官自可做主。于是，明代的宦官悄悄地走上了問鼎權力峰巅的第一步。永樂元年（1403年），内宮監李興奉敕往勞暹羅國王。永樂三年（1405年），遣太監鄭和率舟師下西洋。永樂八年（1410年）都督譚青營内有内官王安等，又命馬靖鎮甘肅、太監馬骐鎮交趾。永樂十八年間（1420年），設立東廠，由太監頭目掌握。從此，明代宦官權力從無到有，獲得了出使、專征、監軍、分鎮與刺臣民隐事之權。此明代宦官權力嬗變之一。
至朱棣兒子宣宗時代，采取了一項措施：在宮中設立“内書堂”，收容十歲以下淨身兒童二三百人，由翰林院學士當教師，學習儒家經典，對宦官進行文化教育。《明史·宦官傳》：
後宣宗設立内書堂，選小内侍，令大學士陳山教習之，遂爲定制。用是多通文墨，曉古今，逞其智巧，逢君作奸。
如果說成祖對朱元璋之祖訓還有所顧忌，而隻是陽奉陰違的話，那麽，宣宗則是公然陽奉陽違了。衆所周知，曆史上太監大多不學無術，甚至識字無幾。在唐朝曾有不通文墨的太監抱來通曉文字的女官刺聽皇帝與大臣密議内容的笑話。有鑒于此，朱元璋立下祖訓：“内臣不許讀書識字。”《明史·宦官傳》載，宣宗設立内書院，事在宣德元年（142年）七月，目的是提高宦官的文化素質，以便讓他們将來做秉筆太監時，能夠遵照閣中票拟字樣用朱筆批文，以減輕宣宗本人每日批閱大量奏文的政務負擔。從設立内書院始，宦官讀書成爲定制。這就爲日後宦官在荒主執政時幹預政治作了重要的鋪墊。此明代宦官權力嬗變之二。
到了英宗時代，宦官權力進一步擴張，開始握有典兵之權。《明史·葉钊傳》：
應诏陳八事，中言……宦官典兵，于古未見，唐始用之，而宗社丘墟；我正統朝用之，而銮輿北狩。
正統是英宗的年号，他重用宦官王振，不斷地委以重任。然自正統元年至土木之變，英宗被俘，凡十四年，前七年上有太皇太後，下有三楊，号稱治平，王振尚不得逞其奸。而後七年太皇太後及楊榮、楊士奇相繼去世，三楊在世者唯有楊溥，但也年老多病，于是王振便肆無忌憚，爲所欲爲。他竟然把太祖立于宮門上的那塊禁止宦官幹預政事的鐵牌摘了下來，世人無不知權在王振，公侯勳戚皆呼之日“翁父”。及瓦刺來攻，英宗親征，授王振以指揮軍事的大權，這是明代宦官直接握有兵權之濫觞（以前僅是充任“監軍”）。此明代宦官權力嬗變之三。
明代宦官權力全面擴張，是在憲宗朱見深統治時期，他賦予親信宦官以軍政大權。鄒智于憲宗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上疏：
臣又聞高皇帝制阍寺，惟給掃除，不及以政。近者舊章日壞，邪徑日開，人主大權，盡出其手。内倚之爲相，外倚之爲将，藩方倚之爲鎮撫，伶人賤工倚之以作奇伎淫巧，法王佛子倚之以恣出入官禁，此豈高皇所許哉。
鄒智所言，指的是憲宗任用宦官汪直。汪直當時領西廠，氣焰熏灼。汪直每次外出，随從甚衆，前呼後擁，遮街塞巷，朝中公卿大臣遇之皆避其道。一次，兵部尚書項忠遇之不避，備受其辱，可謂一手遮天，以至“今人但知汪直太監也”，朝中大臣皆唯其馬首是瞻，汪直實際上掌握了朝政。并且，汪直還于成化十四年（1478年）、成化十七年（1481年）兩次外任邊将，指揮軍隊打仗。明代宦官被用如将相，此明代宦官權力嬗變之四。
至此，明代宦官的權力完成了其擴張的全部過程，明代宦官終于登上了權力的頂峰。以後劉瑾的肆虐，魏忠賢的專擅，不過是上述先例的曆史延伸與再現罷了，從實質上說，明代宦官于政的法定手續，在憲宗時代就已完成。此距洪武頒布“不許宦官幹政”的祖訓僅一百年耳。何以洪武之祖訓會背棄得如此之速呢？究其原委，筆者認爲有三：
其一，政治需要。明成祖朱棣任用宦官，委以權力，完全是因爲當年在靖難之役中，尚爲燕王的朱棣就是靠勾結受建文帝壓迫的太監而掌握了建文帝的動向，此後又在其圍攻南京時，與宮内的太監裏應外合取得了勝利，登上了皇帝的寶座。因此，朱棣上台後，也害怕會有失意的宦官像出賣建文帝一樣出賣自己，故而不惜背叛祖訓，拉攏宦官。《明史· 刑法志》雲：“初，成祖起北平，刺探宮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爲耳目，故即位後專倚宦官，立東廠于東安門北，令劈昵者提督之。”而朱棣自己的宦官，如狗兒等，在“靖難”之役中，也爲朱棣在戰場上立過功。說白了，明成祖授宦官以權柄，完全是一筆政治交易。
其二，主怠賴宦。與創始基業的開國帝王們不同，越到後來，其繼承者們便越趨于荒怠、腐化，這是中國每一個朝代都反複上演的一部回旋曲。繼位的帝王們坐享其成，當然體會不到其先祖創業的艱辛，遂享樂深宮，不問政事，權柄往往被委以親信宦官。于是，宦官的權力便得到了不斷地擴張。宣宗設立“内書堂”，提高宦官的文化水準，本意是把他們培養成秉承旨意的幫手而已，所謂秉筆太監。故宣宗雖然讓太監批閱文書，自己亦每日親筆批閱奏本，并對太監的批文進行審查，秉筆太監未敢售其私。但後來的帝王們就沒了這份閑情逸緻，爲了有更多的時間享樂，有的幹脆撒手不管，宦官們“遂逞其志矣”。武宗時的宦官劉謹，遇一軍人向其賄賂，他便批示：授某某官，轉發兵部。兵部在批示上蓋上大印，就成了正式任命書，武帝則完全蒙在鼓裏。至于熹宗，更是曆史上有名的“頑重”，走馬、戲水、做木匠，無所不能，就是不理朝政，因此，魏宗賢才得以售奸。
其三，人治随意。缺乏法治的保障，政策的決定完全取決于人主的個人意志，這是明代，也是曆代宦官權力失而複得的根本原因。明朝并非沒有制度，甚至應該說，制度還很嚴厲。明太祖把宦官不得幹預朝政的規定不僅定爲祖訓，還被制成鐵牌立于宮門外，其用意就在于永遠地告誡子子孫孫，謹防大權旁落宦官之手。但爲何僅僅隔了一代，從建文帝開始就漸漸地棄之不顧了呢？關鍵就在于封建社會是人治而不是法治，統治者對制度法律的确立與廢除有很大的個人随意性，他完全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頒布新的法律，而不受包括祖訓在内的一切制度的約束。于是，曆史就上演了這樣一幕諷刺劇：朱元璋最怕宦官專權，但恰恰是這個明朝，成爲中國曆史上宦官最有權勢的時代，被人們恥之爲“最大的太監帝國”。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深思。
注釋：
①《明太祖實錄》卷239。
②《明太祖實錄》卷112。
③④《國榷》卷6。
⑤《國榷》卷8。
據史書記載，明代的宦官，最初除了做奴才的份兒外，無任何權力可言。雄才大略的朱元璋，征戰一生，馬上得天下，殊屬不易，權力禁脔，旁人當然不得染指。朱元璋先是誅殺功臣，後于洪武十二年（1379年），又殺丞相胡惟庸，罷中書省，朝政不論大小，事必躬親，目的就是要将大權獨攬于自己手中。朱元璋對功臣故吏尚且如此，那些非親非故的宦官就更不用說了。況且，朱元璋深谙曆史上閹宦之禍帶來的災難，便決定從制度上鏟除宦官幹政的一切可能。《明史·職官志》：
洪武十七年鑄鐵牌。文日：“内臣不得幹預政事，犯者斬。”置宮門中。又敕諸司，毋得與内官監文移往來。
又，《明史·王徽傳》：自古宦官賢良者少，奸邪者多。……願法高皇帝舊制，毋令預政典兵，置産立業。家人義子，悉編原籍爲民，嚴禁官吏與之交接。
由是可知，明朝初年，宦官的權力跌入了曆史的低谷，不僅不得幹預朝政，與官吏交通，甚至連置産業的權力也沒有。據《明史·宦官傳》：“有内侍以久事内廷，泛言及朝政，即日斥還鄉，終身不齒。”可見，朱元璋對宦官的防範措施不可謂不嚴。但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他自己費盡心機、不遺餘力推行的極端君主專制制度，爲日後宦官幹政預埋了禍亂的種子。
朱元璋當政不久，就廢除了中書省和丞相制度，成爲空前的封建專制的獨裁者，并将此規定制度化，讓子孫後代依樣畫葫蘆：“以後嗣君并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①本來，即便是有丞相協助處理政務，朱元璋也已累得疲乏不堪，僅每天的奏疏，就令他頭暈目眩，難以将息。如今，廢除中書省，罷丞相，攬大權于一身，日理萬機，事無巨細，事必躬親，這種情形難以持久，其結果必然仰賴宦官。正如他自己所說的：“閹寺之人，朝夕在人君左右，出入起居之際，聲音笑貌，日接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君心。”②所以，嚴禁宦官幹政的朱元璋在不知不覺中将那些曾被他視爲權柄天敵的宦官當作助手，繼而使之參與國家的政治活動了。如洪武八年（1375年）派“内使趙成往河州，以绫绮帛市馬”③。洪武十一年（1378年），“遣内臣吳誠詣總兵官指揮楊仲名行營觀方略 ”④。洪武十九年（1386年），“行人劉敏、唐敬偕内巨赉磁賜真臘等國”⑤。由此可見，明代宦官參與政事，實由朱元璋開其端。
然縱觀洪武一朝，宦官雖參與政事，但由于朱元璋對太監管束非常嚴格，隻要稍有違法，就嚴加懲罰，因此，尚未釀成禍害。不過，僅僅到了兒子朱棣手中，就使這一祖訓起了一個微妙的變化。《明史·職官志》：
成祖亦嘗雲，朕一遵太祖訓，無禦寶文書，即一軍、一民，中官不得擅調發。朱棣明曰遵奉祖訓，但卻将乃父規定的“内臣不得幹預政事”悄悄地改爲不得擅自作主。換言之，隻要在皇帝可控制的範圍内，宦官自可做主。于是，明代的宦官悄悄地走上了問鼎權力峰巅的第一步。永樂元年（1403年），内宮監李興奉敕往勞暹羅國王。永樂三年（1405年），遣太監鄭和率舟師下西洋。永樂八年（1410年）都督譚青營内有内官王安等，又命馬靖鎮甘肅、太監馬骐鎮交趾。永樂十八年間（1420年），設立東廠，由太監頭目掌握。從此，明代宦官權力從無到有，獲得了出使、專征、監軍、分鎮與刺臣民隐事之權。此明代宦官權力嬗變之一。
至朱棣兒子宣宗時代，采取了一項措施：在宮中設立“内書堂”，收容十歲以下淨身兒童二三百人，由翰林院學士當教師，學習儒家經典，對宦官進行文化教育。《明史·宦官傳》：
後宣宗設立内書堂，選小内侍，令大學士陳山教習之，遂爲定制。用是多通文墨，曉古今，逞其智巧，逢君作奸。
如果說成祖對朱元璋之祖訓還有所顧忌，而隻是陽奉陰違的話，那麽，宣宗則是公然陽奉陽違了。衆所周知，曆史上太監大多不學無術，甚至識字無幾。在唐朝曾有不通文墨的太監抱來通曉文字的女官刺聽皇帝與大臣密議内容的笑話。有鑒于此，朱元璋立下祖訓：“内臣不許讀書識字。”《明史·宦官傳》載，宣宗設立内書院，事在宣德元年（142年）七月，目的是提高宦官的文化素質，以便讓他們将來做秉筆太監時，能夠遵照閣中票拟字樣用朱筆批文，以減輕宣宗本人每日批閱大量奏文的政務負擔。從設立内書院始，宦官讀書成爲定制。這就爲日後宦官在荒主執政時幹預政治作了重要的鋪墊。此明代宦官權力嬗變之二。
到了英宗時代，宦官權力進一步擴張，開始握有典兵之權。《明史·葉钊傳》：
應诏陳八事，中言……宦官典兵，于古未見，唐始用之，而宗社丘墟；我正統朝用之，而銮輿北狩。
正統是英宗的年号，他重用宦官王振，不斷地委以重任。然自正統元年至土木之變，英宗被俘，凡十四年，前七年上有太皇太後，下有三楊，号稱治平，王振尚不得逞其奸。而後七年太皇太後及楊榮、楊士奇相繼去世，三楊在世者唯有楊溥，但也年老多病，于是王振便肆無忌憚，爲所欲爲。他竟然把太祖立于宮門上的那塊禁止宦官幹預政事的鐵牌摘了下來，世人無不知權在王振，公侯勳戚皆呼之日“翁父”。及瓦刺來攻，英宗親征，授王振以指揮軍事的大權，這是明代宦官直接握有兵權之濫觞（以前僅是充任“監軍”）。此明代宦官權力嬗變之三。
明代宦官權力全面擴張，是在憲宗朱見深統治時期，他賦予親信宦官以軍政大權。鄒智于憲宗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上疏：
臣又聞高皇帝制阍寺，惟給掃除，不及以政。近者舊章日壞，邪徑日開，人主大權，盡出其手。内倚之爲相，外倚之爲将，藩方倚之爲鎮撫，伶人賤工倚之以作奇伎淫巧，法王佛子倚之以恣出入官禁，此豈高皇所許哉。
鄒智所言，指的是憲宗任用宦官汪直。汪直當時領西廠，氣焰熏灼。汪直每次外出，随從甚衆，前呼後擁，遮街塞巷，朝中公卿大臣遇之皆避其道。一次，兵部尚書項忠遇之不避，備受其辱，可謂一手遮天，以至“今人但知汪直太監也”，朝中大臣皆唯其馬首是瞻，汪直實際上掌握了朝政。并且，汪直還于成化十四年（1478年）、成化十七年（1481年）兩次外任邊将，指揮軍隊打仗。明代宦官被用如将相，此明代宦官權力嬗變之四。
至此，明代宦官的權力完成了其擴張的全部過程，明代宦官終于登上了權力的頂峰。以後劉瑾的肆虐，魏忠賢的專擅，不過是上述先例的曆史延伸與再現罷了，從實質上說，明代宦官于政的法定手續，在憲宗時代就已完成。此距洪武頒布“不許宦官幹政”的祖訓僅一百年耳。何以洪武之祖訓會背棄得如此之速呢？究其原委，筆者認爲有三：
其一，政治需要。明成祖朱棣任用宦官，委以權力，完全是因爲當年在靖難之役中，尚爲燕王的朱棣就是靠勾結受建文帝壓迫的太監而掌握了建文帝的動向，此後又在其圍攻南京時，與宮内的太監裏應外合取得了勝利，登上了皇帝的寶座。因此，朱棣上台後，也害怕會有失意的宦官像出賣建文帝一樣出賣自己，故而不惜背叛祖訓，拉攏宦官。《明史· 刑法志》雲：“初，成祖起北平，刺探宮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爲耳目，故即位後專倚宦官，立東廠于東安門北，令劈昵者提督之。”而朱棣自己的宦官，如狗兒等，在“靖難”之役中，也爲朱棣在戰場上立過功。說白了，明成祖授宦官以權柄，完全是一筆政治交易。
其二，主怠賴宦。與創始基業的開國帝王們不同，越到後來，其繼承者們便越趨于荒怠、腐化，這是中國每一個朝代都反複上演的一部回旋曲。繼位的帝王們坐享其成，當然體會不到其先祖創業的艱辛，遂享樂深宮，不問政事，權柄往往被委以親信宦官。于是，宦官的權力便得到了不斷地擴張。宣宗設立“内書堂”，提高宦官的文化水準，本意是把他們培養成秉承旨意的幫手而已，所謂秉筆太監。故宣宗雖然讓太監批閱文書，自己亦每日親筆批閱奏本，并對太監的批文進行審查，秉筆太監未敢售其私。但後來的帝王們就沒了這份閑情逸緻，爲了有更多的時間享樂，有的幹脆撒手不管，宦官們“遂逞其志矣”。武宗時的宦官劉謹，遇一軍人向其賄賂，他便批示：授某某官，轉發兵部。兵部在批示上蓋上大印，就成了正式任命書，武帝則完全蒙在鼓裏。至于熹宗，更是曆史上有名的“頑重”，走馬、戲水、做木匠，無所不能，就是不理朝政，因此，魏宗賢才得以售奸。
其三，人治随意。缺乏法治的保障，政策的決定完全取決于人主的個人意志，這是明代，也是曆代宦官權力失而複得的根本原因。明朝并非沒有制度，甚至應該說，制度還很嚴厲。明太祖把宦官不得幹預朝政的規定不僅定爲祖訓，還被制成鐵牌立于宮門外，其用意就在于永遠地告誡子子孫孫，謹防大權旁落宦官之手。但爲何僅僅隔了一代，從建文帝開始就漸漸地棄之不顧了呢？關鍵就在于封建社會是人治而不是法治，統治者對制度法律的确立與廢除有很大的個人随意性，他完全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頒布新的法律，而不受包括祖訓在内的一切制度的約束。于是，曆史就上演了這樣一幕諷刺劇：朱元璋最怕宦官專權，但恰恰是這個明朝，成爲中國曆史上宦官最有權勢的時代，被人們恥之爲“最大的太監帝國”。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深思。
注釋：
①《明太祖實錄》卷239。
②《明太祖實錄》卷112。
③④《國榷》卷6。
⑤《國榷》卷8。
明代宦官之禍
一、明代宦官得勢的原因
明代宦官權勢極盛，常居要津，掌握政權，朝中士大夫皆與之勾結，甚或諂媚攀附猶恐不及者。明代內政腐敗，宦官弄權，實為主因。而宦官所以得勢，有下列原因：
1. 君主寵信：太祖以淮西布衣仗劍討亂，十五年間成帝業，即位後，勵精圖治，就抑止宦官而論，太祖鑒於前代宦官之禍，於是定下許多條例以防宦官干政。《明史‧宦官傳》云：「明太祖鑒於前代之失，定制：宦官不得兼外臣文武銜，不得御外臣官服，官無過四品，月米於一石，衣食於內庭。嘗鑴鐵牌置宮門曰：『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敕諸司不得與文移來往。」又恐閹宦逞其智巧，逢君作奸，而禁其讀書識字。《明史‧宦官傳》云：「太祖制，內臣不許讀書識字。」最初宦官之職，不過是灑掃宮廷。太祖之法雖嚴，然太祖卻自亂之。《明會要‧卷39宦官》：「洪武八年正月，遣中官趙成使河州市馬。十一月詔以辰州指揮楊仲名討蠻人，遣內官吳誠往諭仲名且觀兵。」《明史‧職官志》亦云：「洪武二十五年，命聶慶童往河州諭茶馬，中官奉使自此始。」太祖馭內使甚嚴，而使之觀兵奉使則是自亂其禁，又何怪後來宦官之亂變本加厲？不過，明代宦官政治勢力的抬頭，則始於成祖；太祖崩，惠帝立，馭宦官益嚴，引起宦官不滿。靖難師起，燕軍逼江北，宦官多逃附燕軍，洩漏朝廷虛實，成祖因得定金陵，成功篡位，故成祖以為忠，對宦官異常信任，以出使、統兵、監軍等職作酬答。
永樂元年，遣中官侯顯使烏斯藏，李興使邏羅；馬彬使爪哇、蘇門答臘諸國；尹慶使滿刺加、柯枝諸國，是為宦官奉使外國之始。三年六月，遣中官鄭和等率兵27000餘遍歷西洋諸國，後遣中官山壽帥師出雲州，是為宦官將兵之始。八年十二月，內官王安監都督譚清軍營，馬靖巡視甘肅，是為宦官監軍之始。十八年，立東廠於東安門北，以內監掌之，便刺外事，以察臣民，是為宦官預政之始。至此宦官掌握生殺大權，氣燄益張。宣宗時，因其叔高煦欲奪皇位，恐朝臣與之私通，乃以宦官為耳目，於宮中設內書堂，選小內侍，命大學士教其讀書識字。《明史‧宦官傳》：「初太祖制，內臣不得讀書識字。後宣宗設內書堂，選小內侍，令大學士陳山教習之，遂為定制。自是宦官多通文墨，曉古今，逞其智巧，逢迎君上，奸勢遂成。」宣宗更以中官馬騏任監軍，肆虐安南，激成變亂，宦官之害已開其端。
2. 太祖廢相，帝王無能，宦官遂竊權：洪武十三年，太祖以胡惟庸案廢宰相，政歸六部尚書，由皇帝總其成，然因天下事繁另設殿閣大學士，使侍左右，備顧問，可是並無實權。成祖以後，大學士漸受親任，始有「內閣」，但奏章批答仍出於皇帝，不委他人。然由皇帝包攬國家大政，以太祖成祖的英明，固能應付裕如。但以後嗣君，或少幼、或昏庸，懶於視政，遂命內閣條旨，令宦官代擬決，於是國家大權遂落入宦官手中，司禮監之權力漸變，內外奏章由掌璽太監管理，奏章批決，則由秉筆太監及隨堂太監擔任；皇帝降旨，也由司禮監宦官寫出題目，交閣臣擬稿。因此明代司禮監，權力實超過宰輔，閣臣想把握實權，必先結納宦官，如張居正亦以勾結司禮太監馮保，才能掌握大權，故黃梨洲謂：「有明之無善政，自高皇帝廢丞相始也。」
3. 朝臣結黨相傾，附宦官以增聲勢：明代士大夫注重名節，不惜性命，但見解不免迂腐，朝臣常為一些小事發為意氣之爭而各立門戶，朝臣為鞏固權位，排除異己，乃不顧名節，依附宦官，圖增聲勢以相傾軋，如非東林黨附魏忠賢以對付東林黨，由是魏閹勢力坐大。
二、明代宦官為禍概況
1. 英宗時王振：王振，山西大同人，本進士出身，曾為縣令，因失職當斬，乃求為宦官，得赦，被選入內書堂，侍東宮。宣德十年，宣宗崩，太子九歲即位，王振因狡黠獲帝寵，掌司禮監，因而得權。當時張皇太后賢能，委政於閣臣楊士奇等，三楊累朝元老，王振亦忌憚，末敢逞。至英宗正統七年，皇太后崩，三楊亦去，閣臣勢力轉弱，王振遂跋扈，稍有忤恨者，即加罪謫。英宗頗尊崇王振，稱之「先生」，權力日重，諸侯勳戚，呼之「翁父」，畏禍者爭相依附。
正統十四年，瓦刺也先入寇，王振挾帝親征，兵至土木堡，瓦刺兵進至，王師大潰，英宗被擄，王振為亂兵所殺。成王監國，盡誅其族。計王振擅權七年，籍其家得金銀60餘庫、玉石盤徑尺者10面、玉珊瑚六七尺者20餘株，其他珍玩無算。
2. 景帝時曹吉祥：景帝即位，又復任用宦官曹吉祥、劉永誠等，管制諸軍，此內臣總京營之始也。景泰末年，曹吉祥勾結石亨等擁英宗復位，由是宦官亦預廢立大權。後曹吉祥掌司禮監，總督三營，嗣子曹欽、曹濬皆官都督，門下私養官員多至千人，朝臣亦多有依附。適會言官，有說石亨壞事於帝，帝乃治可亨及其黨羽徐有貞等。石亨既敗，曹吉祥不自安，與子漸懷異謀，曹欽密結千戶馮益，謂:「自古有宦官子為帝者乎？」益曰：「君家魏武其人也。」天順五年七月，欽舉兵反，王師討平，礫吉祥於市，黨羽皆被殺。
3. 憲宗時汪直：宦官汪直於昭德宮侍侯萬貴妃，為人狡猾，得擅權。成化十三年建西廠，由汪直領導，屢興大獄。汪直每外出，隨從甚眾，公卿皆避。兵部尚書項忠不避，慘遭侮辱；大學士商輅等劾汪直擾民，帝閱後震怒，罷西廠，然仍用汪直，西廠廢後，憲宗感耳目不靈，御史戴縉心明帝意，乃議復西廠，罷大學士商輅等，九卿被罷者數十人，汪直勢傾天下。後因東廠有盜賊，獲之，適逢汪直洩宮中秘事，帝始疏遠汪直。成化十七年，派汪直往宣府禦敵，後徙鎮山西大同，寵遇日衰，給侍御史交章論汪直苛擾，乃調汪直往南京為御馬監，罷西廠，汪直竟得善終。
4. 武宗時劉瑾：正德年間，劉瑾用事，日進歌舞之戲，導帝微行，帝大歡樂，漸寵用之。大學士劉健、謝遷、李東陽，聚諫不聽。會星變，劉健、謝遷等上疏請誅瑾，瑾等伏帝前環泣，於是帝不追究，並令劉瑾掌司禮監，馬永成掌東廠，谷大用掌西廠。劉瑾既得志，乃散佈近侍四出偵察。劉瑾奏事，必在武宗戲時。至此，遂能專決國家大事；是時劉瑾權傾天下，威福任情，公侯勳戚以下，莫敢無禮，每私謁，皆相率跪拜。奏章先交劉瑾，號「紅本」，然後上通政司，號「白本」。皆稱「劉太監」而不名，間有匿名書，詆毀劉瑾，即矯詔召百官，令跪奉天門下，誥責日暮；有不聽命者則逮捕，一家犯，鄰里皆坐，屢起大獄，冤號遍道路，邊將失律，賄入即不問，有反升擢者。劉瑾又遣其黨羽掌邊塞防地，剋扣苛刻，邊軍不堪其苦；正德五年，安化王寘鐇反，檄劉瑾罪，瑾懼，匿其檄文，以都御使楊一清、太監張永為總督討伐。及張永班師，欲誅劉瑾，楊一清為策削，先入朝獻俘，武宗置酒慰勞張永等。及夜，劉瑾先退，張永與楊一清乃出寘鐇檄文奏瑾十七罪。帝俯首嘆曰：「瑾負我！」遂執瑾，分遣校尉封其私邸。數日後，帝親籍其家，得偽璽一、穿宮牌五百，玉帶諸禁品等，又於劉瑾所持之扇內發現藏利匕首二，帝怒曰：「奴果反！」詔磔於市，族人皆伏誅。
5. 熹宗時魏忠賢：魏忠賢自萬曆中選入宮中，與長孫乳母客氏相結。神宗死，光宗立，不久而崩，長孫嗣立，是為熹宗。《廿二史劄記‧明代宦官》云：「忠賢則目不識丁，而禍更烈。大概由於人主童昏，漫不省事，故若輩得以愚弄。而竊威權……英熹二朝皆以沖齡嗣位，故振忠賢得肆行無忌。」故知魏忠賢得權，主要是熹宗沖齡嗣位，昏庸愚魯，以魏忠賢為司禮監秉筆太監，忠賢密結大學士沈確為援。熹宗天啟初，魏忠賢勢盛，非東林黨人謀倚之以傾東林。天啟三年，魏忠賢主東廠。四年副都御史楊漣劾忠賢廿四大罪，帝不辨，竟責楊漣。當時魏忠賢常逼殺異己，並用廷杖威脅廷臣。遭罷職者有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及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等數十人，正人紛紛去國，乃詔用阮大鋮為爪牙。初，朝臣爭三案及熊廷弼時，忠賢本無參預，惟非東林黨欲借其力以傾諸正人，遂相率投歸魏忠賢而稱「賢兒」。且云：「東林將不利於翁」，於是忠賢欲盡誅東林始甘心，由是正人君子，朝署一空，忠賢黨羽遍要津。天啟六年，浙江巡撫潘汝楨奏請為魏忠賢建生祠，甚至爭廢書院以應之，於是頌功德者相繼，由是忠賢祠遍國內。凡忠賢所恨者，削藉充軍，死必追贓，波及其家。或忠賢偶忘之，其黨必追論削事。
當時，內外大權歸魏忠賢，文臣有崔呈秀等，號「五虎」，武將有田爾耕等，主殺戮，稱「五彪」，又吏部尚書周應秩等，號「十狗」，此外，還有十孩兒、四十孫。自內閣六部至四方總督巡撫，遍置死黨。更一歲數出，所過大夫遮道拜伏，呼「九千歲」。忠賢無專長，惟其黨日夜教之而客氏為內主，群小煽虐，以至流毒海內。明代宦官肆虐，以魏忠賢最烈。崇禎時，雖欲糾正，磔殺魏忠賢，殺客氏而逐其黨，復任東林黨人，然已積重難返，閹黨阮人鋮等，仍肆毒江左至於亡。
三、明代宦官之禍的影響
明代自成祖至熹宗二百多年間，除孝宗、世宗兩朝外，都是宦官專權的日子，宦官把持的司禮監，有批決奏章權，加以皇帝支持和信任，成為政治中心，閣臣無論賢愚，若要安於其位，必須與宦官聯結，若要傾軋敵黨，更不能不依附宦官以增聲勢，宦官遂成為真正的領袖，對政治影響極大。
1. 蠱惑帝君，胡作胡為，作威作福：如英宗時王振，攬權恣縱，公卿大夫畏之，稱為「翁父」，擅作福威，移去太祖所立禁宦官預政的鐵碑，朝臣諂媚他，可得升官，稍有牴牾，便逮捕下獄，不少忠良死於其手下。憲宗時汪直，設內廠，刺探民情，有宦官梁芳與萬貴妃相結，進士李攷省、僧繼曉等導帝淫樂，共為奸利。武宗時，寵信宦官劉瑾、馬永成、谷大用、高鳳、羅祥、邱聚、魏彬、張永等，尤以劉瑾最狡黠，時稱「八虎」。每日導武宗嬉遊，不理朝政，乘機攬權，掌握內廠及東西廠，有攻擊劉瑾者，即矯詔罰百官跪宮門前，自午至暮，有因而致死者。熹宗時魏忠賢更甚，勾結非東林黨人，起黨獄，刊示東林黨人姓名，傳佈天下，建生祠，稱九千歲，更有主張與先聖並尊，與孔子相配，權勢之盛，逢迎之眾，古今所無。
2. 貪贓枉法，迫使民變：宦官既掌握大權，又得君主信任，朝臣多與之勾結，奉以金帛。劉瑾時，官員入覲，例索千金，甚至四五千金；劉瑾死後，籍沒黃金白銀數百萬兩，珍寶無數，惟劉瑾竊權不過七年。魏忠賢富裕尤勝劉瑾，其他皇莊礦稅上供、採造等擾民事，皆宦官所掌，宦官侵奪國家財政，並在各地設置莊田，兼併民田，苛捐雜稅，使民不堪命，遂成民變。
3. 殘客忠良，朝政腐敗：成祖設東廠，負責刺探民隱，憲宗加設西廠，武宗更設內廠，三廠皆由宦官主理，伺察百官及民間隱事，所領緹騎日眾，蹤跡遍及全國，可以不待奏請，自行逮捕臣民，且刑罰嚴酷，每辦一案，株連無數，至魏忠賢時，更附非東林黨排斥東林黨，楊漣、左光斗等皆以劾忠賢罪而下獄慘死，致使朝中善類一空，朝政日非，國勢岌岌河危。
宦官專權也及於軍事，成祖後，宦官被任命為監軍、專征，英宗時王振剋扣馬價，激起瓦剌也先入侵，王振欲邀功，勸帝親征；遂有土木之變，英宗被擄。幸得于謙力挽狂瀾，國家才轉危為安。至魏忠賢更因熊廷弼不和，藉詞誣殺二人，使邊防廢弛，女真乘機入侵，取代明祚。
明代宦官權勢極盛，常居要津，掌握政權，朝中士大夫皆與之勾結，甚或諂媚攀附猶恐不及者。明代內政腐敗，宦官弄權，實為主因。而宦官所以得勢，有下列原因：
1. 君主寵信：太祖以淮西布衣仗劍討亂，十五年間成帝業，即位後，勵精圖治，就抑止宦官而論，太祖鑒於前代宦官之禍，於是定下許多條例以防宦官干政。《明史‧宦官傳》云：「明太祖鑒於前代之失，定制：宦官不得兼外臣文武銜，不得御外臣官服，官無過四品，月米於一石，衣食於內庭。嘗鑴鐵牌置宮門曰：『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敕諸司不得與文移來往。」又恐閹宦逞其智巧，逢君作奸，而禁其讀書識字。《明史‧宦官傳》云：「太祖制，內臣不許讀書識字。」最初宦官之職，不過是灑掃宮廷。太祖之法雖嚴，然太祖卻自亂之。《明會要‧卷39宦官》：「洪武八年正月，遣中官趙成使河州市馬。十一月詔以辰州指揮楊仲名討蠻人，遣內官吳誠往諭仲名且觀兵。」《明史‧職官志》亦云：「洪武二十五年，命聶慶童往河州諭茶馬，中官奉使自此始。」太祖馭內使甚嚴，而使之觀兵奉使則是自亂其禁，又何怪後來宦官之亂變本加厲？不過，明代宦官政治勢力的抬頭，則始於成祖；太祖崩，惠帝立，馭宦官益嚴，引起宦官不滿。靖難師起，燕軍逼江北，宦官多逃附燕軍，洩漏朝廷虛實，成祖因得定金陵，成功篡位，故成祖以為忠，對宦官異常信任，以出使、統兵、監軍等職作酬答。
永樂元年，遣中官侯顯使烏斯藏，李興使邏羅；馬彬使爪哇、蘇門答臘諸國；尹慶使滿刺加、柯枝諸國，是為宦官奉使外國之始。三年六月，遣中官鄭和等率兵27000餘遍歷西洋諸國，後遣中官山壽帥師出雲州，是為宦官將兵之始。八年十二月，內官王安監都督譚清軍營，馬靖巡視甘肅，是為宦官監軍之始。十八年，立東廠於東安門北，以內監掌之，便刺外事，以察臣民，是為宦官預政之始。至此宦官掌握生殺大權，氣燄益張。宣宗時，因其叔高煦欲奪皇位，恐朝臣與之私通，乃以宦官為耳目，於宮中設內書堂，選小內侍，命大學士教其讀書識字。《明史‧宦官傳》：「初太祖制，內臣不得讀書識字。後宣宗設內書堂，選小內侍，令大學士陳山教習之，遂為定制。自是宦官多通文墨，曉古今，逞其智巧，逢迎君上，奸勢遂成。」宣宗更以中官馬騏任監軍，肆虐安南，激成變亂，宦官之害已開其端。
2. 太祖廢相，帝王無能，宦官遂竊權：洪武十三年，太祖以胡惟庸案廢宰相，政歸六部尚書，由皇帝總其成，然因天下事繁另設殿閣大學士，使侍左右，備顧問，可是並無實權。成祖以後，大學士漸受親任，始有「內閣」，但奏章批答仍出於皇帝，不委他人。然由皇帝包攬國家大政，以太祖成祖的英明，固能應付裕如。但以後嗣君，或少幼、或昏庸，懶於視政，遂命內閣條旨，令宦官代擬決，於是國家大權遂落入宦官手中，司禮監之權力漸變，內外奏章由掌璽太監管理，奏章批決，則由秉筆太監及隨堂太監擔任；皇帝降旨，也由司禮監宦官寫出題目，交閣臣擬稿。因此明代司禮監，權力實超過宰輔，閣臣想把握實權，必先結納宦官，如張居正亦以勾結司禮太監馮保，才能掌握大權，故黃梨洲謂：「有明之無善政，自高皇帝廢丞相始也。」
3. 朝臣結黨相傾，附宦官以增聲勢：明代士大夫注重名節，不惜性命，但見解不免迂腐，朝臣常為一些小事發為意氣之爭而各立門戶，朝臣為鞏固權位，排除異己，乃不顧名節，依附宦官，圖增聲勢以相傾軋，如非東林黨附魏忠賢以對付東林黨，由是魏閹勢力坐大。
二、明代宦官為禍概況
1. 英宗時王振：王振，山西大同人，本進士出身，曾為縣令，因失職當斬，乃求為宦官，得赦，被選入內書堂，侍東宮。宣德十年，宣宗崩，太子九歲即位，王振因狡黠獲帝寵，掌司禮監，因而得權。當時張皇太后賢能，委政於閣臣楊士奇等，三楊累朝元老，王振亦忌憚，末敢逞。至英宗正統七年，皇太后崩，三楊亦去，閣臣勢力轉弱，王振遂跋扈，稍有忤恨者，即加罪謫。英宗頗尊崇王振，稱之「先生」，權力日重，諸侯勳戚，呼之「翁父」，畏禍者爭相依附。
正統十四年，瓦刺也先入寇，王振挾帝親征，兵至土木堡，瓦刺兵進至，王師大潰，英宗被擄，王振為亂兵所殺。成王監國，盡誅其族。計王振擅權七年，籍其家得金銀60餘庫、玉石盤徑尺者10面、玉珊瑚六七尺者20餘株，其他珍玩無算。
2. 景帝時曹吉祥：景帝即位，又復任用宦官曹吉祥、劉永誠等，管制諸軍，此內臣總京營之始也。景泰末年，曹吉祥勾結石亨等擁英宗復位，由是宦官亦預廢立大權。後曹吉祥掌司禮監，總督三營，嗣子曹欽、曹濬皆官都督，門下私養官員多至千人，朝臣亦多有依附。適會言官，有說石亨壞事於帝，帝乃治可亨及其黨羽徐有貞等。石亨既敗，曹吉祥不自安，與子漸懷異謀，曹欽密結千戶馮益，謂:「自古有宦官子為帝者乎？」益曰：「君家魏武其人也。」天順五年七月，欽舉兵反，王師討平，礫吉祥於市，黨羽皆被殺。
3. 憲宗時汪直：宦官汪直於昭德宮侍侯萬貴妃，為人狡猾，得擅權。成化十三年建西廠，由汪直領導，屢興大獄。汪直每外出，隨從甚眾，公卿皆避。兵部尚書項忠不避，慘遭侮辱；大學士商輅等劾汪直擾民，帝閱後震怒，罷西廠，然仍用汪直，西廠廢後，憲宗感耳目不靈，御史戴縉心明帝意，乃議復西廠，罷大學士商輅等，九卿被罷者數十人，汪直勢傾天下。後因東廠有盜賊，獲之，適逢汪直洩宮中秘事，帝始疏遠汪直。成化十七年，派汪直往宣府禦敵，後徙鎮山西大同，寵遇日衰，給侍御史交章論汪直苛擾，乃調汪直往南京為御馬監，罷西廠，汪直竟得善終。
4. 武宗時劉瑾：正德年間，劉瑾用事，日進歌舞之戲，導帝微行，帝大歡樂，漸寵用之。大學士劉健、謝遷、李東陽，聚諫不聽。會星變，劉健、謝遷等上疏請誅瑾，瑾等伏帝前環泣，於是帝不追究，並令劉瑾掌司禮監，馬永成掌東廠，谷大用掌西廠。劉瑾既得志，乃散佈近侍四出偵察。劉瑾奏事，必在武宗戲時。至此，遂能專決國家大事；是時劉瑾權傾天下，威福任情，公侯勳戚以下，莫敢無禮，每私謁，皆相率跪拜。奏章先交劉瑾，號「紅本」，然後上通政司，號「白本」。皆稱「劉太監」而不名，間有匿名書，詆毀劉瑾，即矯詔召百官，令跪奉天門下，誥責日暮；有不聽命者則逮捕，一家犯，鄰里皆坐，屢起大獄，冤號遍道路，邊將失律，賄入即不問，有反升擢者。劉瑾又遣其黨羽掌邊塞防地，剋扣苛刻，邊軍不堪其苦；正德五年，安化王寘鐇反，檄劉瑾罪，瑾懼，匿其檄文，以都御使楊一清、太監張永為總督討伐。及張永班師，欲誅劉瑾，楊一清為策削，先入朝獻俘，武宗置酒慰勞張永等。及夜，劉瑾先退，張永與楊一清乃出寘鐇檄文奏瑾十七罪。帝俯首嘆曰：「瑾負我！」遂執瑾，分遣校尉封其私邸。數日後，帝親籍其家，得偽璽一、穿宮牌五百，玉帶諸禁品等，又於劉瑾所持之扇內發現藏利匕首二，帝怒曰：「奴果反！」詔磔於市，族人皆伏誅。
5. 熹宗時魏忠賢：魏忠賢自萬曆中選入宮中，與長孫乳母客氏相結。神宗死，光宗立，不久而崩，長孫嗣立，是為熹宗。《廿二史劄記‧明代宦官》云：「忠賢則目不識丁，而禍更烈。大概由於人主童昏，漫不省事，故若輩得以愚弄。而竊威權……英熹二朝皆以沖齡嗣位，故振忠賢得肆行無忌。」故知魏忠賢得權，主要是熹宗沖齡嗣位，昏庸愚魯，以魏忠賢為司禮監秉筆太監，忠賢密結大學士沈確為援。熹宗天啟初，魏忠賢勢盛，非東林黨人謀倚之以傾東林。天啟三年，魏忠賢主東廠。四年副都御史楊漣劾忠賢廿四大罪，帝不辨，竟責楊漣。當時魏忠賢常逼殺異己，並用廷杖威脅廷臣。遭罷職者有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及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等數十人，正人紛紛去國，乃詔用阮大鋮為爪牙。初，朝臣爭三案及熊廷弼時，忠賢本無參預，惟非東林黨欲借其力以傾諸正人，遂相率投歸魏忠賢而稱「賢兒」。且云：「東林將不利於翁」，於是忠賢欲盡誅東林始甘心，由是正人君子，朝署一空，忠賢黨羽遍要津。天啟六年，浙江巡撫潘汝楨奏請為魏忠賢建生祠，甚至爭廢書院以應之，於是頌功德者相繼，由是忠賢祠遍國內。凡忠賢所恨者，削藉充軍，死必追贓，波及其家。或忠賢偶忘之，其黨必追論削事。
當時，內外大權歸魏忠賢，文臣有崔呈秀等，號「五虎」，武將有田爾耕等，主殺戮，稱「五彪」，又吏部尚書周應秩等，號「十狗」，此外，還有十孩兒、四十孫。自內閣六部至四方總督巡撫，遍置死黨。更一歲數出，所過大夫遮道拜伏，呼「九千歲」。忠賢無專長，惟其黨日夜教之而客氏為內主，群小煽虐，以至流毒海內。明代宦官肆虐，以魏忠賢最烈。崇禎時，雖欲糾正，磔殺魏忠賢，殺客氏而逐其黨，復任東林黨人，然已積重難返，閹黨阮人鋮等，仍肆毒江左至於亡。
三、明代宦官之禍的影響
明代自成祖至熹宗二百多年間，除孝宗、世宗兩朝外，都是宦官專權的日子，宦官把持的司禮監，有批決奏章權，加以皇帝支持和信任，成為政治中心，閣臣無論賢愚，若要安於其位，必須與宦官聯結，若要傾軋敵黨，更不能不依附宦官以增聲勢，宦官遂成為真正的領袖，對政治影響極大。
1. 蠱惑帝君，胡作胡為，作威作福：如英宗時王振，攬權恣縱，公卿大夫畏之，稱為「翁父」，擅作福威，移去太祖所立禁宦官預政的鐵碑，朝臣諂媚他，可得升官，稍有牴牾，便逮捕下獄，不少忠良死於其手下。憲宗時汪直，設內廠，刺探民情，有宦官梁芳與萬貴妃相結，進士李攷省、僧繼曉等導帝淫樂，共為奸利。武宗時，寵信宦官劉瑾、馬永成、谷大用、高鳳、羅祥、邱聚、魏彬、張永等，尤以劉瑾最狡黠，時稱「八虎」。每日導武宗嬉遊，不理朝政，乘機攬權，掌握內廠及東西廠，有攻擊劉瑾者，即矯詔罰百官跪宮門前，自午至暮，有因而致死者。熹宗時魏忠賢更甚，勾結非東林黨人，起黨獄，刊示東林黨人姓名，傳佈天下，建生祠，稱九千歲，更有主張與先聖並尊，與孔子相配，權勢之盛，逢迎之眾，古今所無。
2. 貪贓枉法，迫使民變：宦官既掌握大權，又得君主信任，朝臣多與之勾結，奉以金帛。劉瑾時，官員入覲，例索千金，甚至四五千金；劉瑾死後，籍沒黃金白銀數百萬兩，珍寶無數，惟劉瑾竊權不過七年。魏忠賢富裕尤勝劉瑾，其他皇莊礦稅上供、採造等擾民事，皆宦官所掌，宦官侵奪國家財政，並在各地設置莊田，兼併民田，苛捐雜稅，使民不堪命，遂成民變。
3. 殘客忠良，朝政腐敗：成祖設東廠，負責刺探民隱，憲宗加設西廠，武宗更設內廠，三廠皆由宦官主理，伺察百官及民間隱事，所領緹騎日眾，蹤跡遍及全國，可以不待奏請，自行逮捕臣民，且刑罰嚴酷，每辦一案，株連無數，至魏忠賢時，更附非東林黨排斥東林黨，楊漣、左光斗等皆以劾忠賢罪而下獄慘死，致使朝中善類一空，朝政日非，國勢岌岌河危。
宦官專權也及於軍事，成祖後，宦官被任命為監軍、專征，英宗時王振剋扣馬價，激起瓦剌也先入侵，王振欲邀功，勸帝親征；遂有土木之變，英宗被擄。幸得于謙力挽狂瀾，國家才轉危為安。至魏忠賢更因熊廷弼不和，藉詞誣殺二人，使邊防廢弛，女真乘機入侵，取代明祚。
東林黨爭
中國史上屢有黨爭，如東漢黨錮、唐代牛李黨爭、北宋新舊黨爭。至明代黨爭再起。大抵在士人政府的模式下，皆有黨爭；乃因士大夫以道德治國，不期然評擊群小，引致小人挾私相爭，結果兩敗俱傷。在腐敗的政治環境下，必有黨爭發生，成為人民一種自覺現象；黨爭的形成，至少有兩個條件：一是人民必須有發揮言論的自由，二是政府必須有發揮言論的機構。當政局崩壞時，政府裏既設有彈劾官員的機構，故一般正直之士，自然爭相彈劾政府的施政，而一般讀書人，也藉機談論國是。觀三朝黨爭，亦具此因素。
一、明代黨爭的由來
明太祖為關注民間疾苦，故廣開言路，吏民均得上書言事。《明史》卷164贊曰：「明自太祖開基，廣開言路，中外臣僚，建言不拘所職，革野微賤，奏章盛得上聞，沿及宣、英、流風未替，雖昇平日久，堂陛深嚴，而逢掖布衣，刀筆掾吏，抱關之冗吏，荷戈之戍卒，朝陳封事，文達帝閽。」由是養成士人正直敢言的風氣。
明代政府的監察機構權力特重，掌監察之職者是御史和六科給事中。御史隸屬於都察院，有都御史、副都御史、僉都御史等官。都御史專司糾劾百官，辯明冤枉，提督各道，為天子耳目。凡大臣姦邪，小人構黨作威福，亂政者皆受其彈劾。此外又設十三道監察御史，糾察內外百官，凡政事得失，軍民利病。皆得直言無避。至於六科給事中則屬稽察六部的機關，並有封還奏章的權力。由是可知明代的監察機構，以御史大夫監督政府內閣，六科給事中則監察六部。這些規諫言官的設置，其初頗能糾朝政的得失；但自中葉以後，君主荒於政事，政治開始腐化，其時內閣權力提高，六部不能不聽命於內閣，御史大夫遂起而彈劾政府，政府與言官勢成水火。因為言官代表一般的輿論，人民多同情言官，所以言官的清望日高。內閣的勢力稍一低落，則不能不勾結言官，由於言官並非全屬正人君子，所以內部已分黨派，一者以彈劾正人君子以取媚閣臣，另者則裁量執政，抨擊政府。
神宗時張居正為內閣首輔，權力盡歸內閣，言官形同虛設；為取媚於內閣，一般無恥士大夫亦借機彈劾正人君子，以取悅當權者。張居正死後卻被劾，削爵抄家。自張居正後，一班庸愚首輔如申時行、王錫爵之流，只知唯諾因循，取媚君主以固祿位，竟不顧國家大計，各樹黨羽，加上皇帝日益荒怠庸劣，所有奏章皆留中不發，曲直不分，諸臣意見無由申訴，於是益樹黨援，意氣用事，任情恣橫，事事抨擊，言官與政府敵對既成，終致不問是非，不顧國家安危，只爭意氣，黨爭遂成。
明代政治日壞，內監亦乘君主昏庸懦弱，獲寵幸而攫奪政權，內閣首輔只得聽命於內監，形成御史和六科給事中與宦官對敵；其時士大夫中的正人君子，既不屑與閹黨為伍，又目睹國事日非，於是糾合同志群起抗爭，而依附內監一派，為保持地位，不惜運用權柄，加以反擊，黨禍變成必然現象。除政治因素外，明代士人風尚亦引發黨爭，中國自漢以來，政府提倡儒術，崇尚氣節，故在士林中養成一種砥礪學行、批評政治的傳統，名為「清議」。清議在政治上成為一股力量，自然為敵對勢力所嫉視，當這兩股勢力達到白熱化時，黨爭便興起。明代理學盛行，士人以名節相尚，敢於批評政治，與政府當權派形成兩大壁壘。明代士大夫又好意氣用事，而文人見解有時不免迂腐，爭論之事難免小題大造，他們一面攻擊宦官，一面又互相攻擊，往往徇於私見，不肯和衷共濟，各走極端，終至黨見日深。當時士人論政往往過激。神宗時國事日非，君主昏庸，無錫顧憲成、高攀龍重建東林書院，聚徒講學，砥礪風節；講習之餘，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東林黨既興，敵黨亦立，皆欲吸收黨羽，號召浮薄好事者黨同伐異，樹立門戶，排斥異己，終成朋黨之爭。
二、黨爭的經過
明代黨爭早於世宗時已有「大禮議」之爭，至神宗初年，張居正專政，為朝臣攻擊，然此只為明黨爭的前奏，當中最激烈者當以東林黨與非東林黨之爭。
神宗後期，竟二十餘年不視朝，群臣奏章多不省覽，且各結朋黨。當時有齊、楚、浙、宣、崑五黨說，其中齊、楚、浙三黨為言官，糾集同志以排斥異己。宣、崑兩黨則非台諫官員，卻廣收朋徒干預朝政。五黨代表人物如下：
| 齊 黨 | 楚 黨 | 浙 黨 | 宣 黨 | 崑 黨 |
代表人物 | 兀詩教 | 官應震 | 姚宗文 | 湯賓尹 | 顧天俊 |
五黨外，在野有東林黨。東林黨的領袖是神宗萬曆後期的吏部文選郎顧憲成。萬曆廿二年，顧憲成因會推閣臣忤旨，被削職歸無錫故里。無錫原有東林書院，為宋代大儒楊時講學之所；顧憲成歸里後，與弟顧允成倡議重修書院，並與同志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等在此講學。他們多不滿時政及朝中官員，故於講學之餘，常諷議朝政，臧否人物，有如今日的在野黨。大抵自中葉後，政治日壞，諂媚結附之風日甚，守正不阿之士，不甘屈辱於權勢下，起來反抗。此種反對勢力多集結於書院，他們以氣節自負，又為時人推崇，其中以顧憲成最著名，學者起而附和者不少，就是朝中執政者，也有與之遙相應和。自此，東林黨之名日著，嫉忌者亦日多，其後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等相繼講學，都是自負氣節，守正不阿，不向權勢低頭，而持論多與執政者對抗。於是有心世道而不滿現實的士大夫，皆聞風景仰，朝士退隱者爭趨之，南州才俊，悉聚東林，而浮薄好事之徒，或亦附麗其間，他們經常諷議時政，裁量人物，由是忌者側目，欲伺機而圖。由於在東林書院的學者議論一致，抨擊朝政，敵對者遂以「東林黨」稱之。
東林黨人自負氣節與政府相抗，依附者日眾，他們的言論頗有左右輿論的潛力，時稱「黨議」。朝中五黨聲勢相倚，皆以東林黨為公敵，共同攻擊，排除異己，快意報復為能事，故在政治上形成東林黨與非東林黨兩派。
是時東林黨與非東林黨對立，彼此攻擊不絕，勢同水火。神宗遇兩黨爭論不休時，把奏章留中不問，以致是非曲直無所判定，而樹黨相仇之勢則日甚。其中齊、楚、浙三黨無不任意氣、快恩怨，大臣若非其同黨，幾不能安於位；因為明代台諫權甚大，三黨官員位居台諫，恃權結黨，把持言路，對於非其同黨大臣，往往藉故而群起攻擊，以至被攻擊者，有時不待皇帝斥逐，自有求去之勢，故時人號為「當關虎豹」。東林與齊、楚、浙三黨相爭的結果，令神宗後期，東林黨人排斥幾盡。
黨爭發展至光宗、熹宗時，方從哲出仕，葉向高為首輔，韓爌為禮部尚書兼大學士，他們起用東林黨人，於是東林黨與非東林黨相激相盪。神宗、光宗、熹宗三朝恰好發生「三大案」，於是兩黨借三案互相攻擊，令黨爭愈演愈烈。
三大案即「梃擊」、「紅丸」、「移宮」，其實都是內宮事，惟參與黨爭的人，皆以此為藉口，借題發揮，彼此互不放過，故三案成為黨爭的激發點。兩黨對三案的主張：東林黨以「梃擊」為鄭貴妃主使；進紅丸為方從哲之過；不移宮乃李選侍之罪。至於非東林黨則以張差為顛人；紅丸本有效；移宮則薄待先人妃嬪。是時葉向高、閣臣劉一與韓爌等，對於東林黨主張皆表同意，東林黨人趙南星官至吏部尚書，高攀龍、左光斗也各掌科道。熹宗初年，東林黨人多居要位，而非東林黨人兀詩教、趙興邦等皆被削職，因而對東林黨人恨之刺骨，非設法報復不可。
熹宗性極愚怠，宦官魏忠賢導帝倡優聲伎，狗馬射獵，故獲帝寵幸，乘機專擅朝政，妄作威福。非東林黨人為排除東林黨，不惜甘居下流，勾結閹宦。其時魏忠賢亦欲借群臣依附，使其能殘害忠良，把持朝政，於是非東林黨人與魏忠賢朋比為奸，大興黨獄，構成中國史上最殘酷的黨禍，因為非東林黨人依附魏忠賢，助閹為虐，結成黨派，故稱「閹黨」。
熹宗天啟三年(1623)，顧秉謙、魏廣微為大學士，諂諛魏忠賢。同年魏忠賢掌東廠，跋扈日甚。顧、魏二人撰《縉紳便覽》，把葉向高、韓爌、趙南星、楊漣、左光斗、高攀龍、魏大中等百餘人列為邪黨，以「閹黨」崔呈秀、黃克纘、王永光、徐大化及阮大鋮等六十餘人為正人，進呈魏忠賢，作為黜陟的依據。僉都御史王紹徽仿《水滸傳》編東林108人為《點將錄》，獻於魏忠賢，使其按名黜汰。後崔呈秀又造《天鑒錄》、《同志錄》，以不附魏忠賢者為東林黨人，由是群小皆居高位。
天啟四年(1624)，左副都御史楊漣疏劾魏忠賢24罪，熹宗不予查究，反嚴旨斥責楊漣，於是廷臣交憤，相繼上疏劾魏忠賢者達70餘人，熹宗不理。魏忠賢深恨楊漣疏劾自己，認為非除不可，於是矯詔將楊漣、趙南星、高攀龍、陳於廷等削籍為民，從此朝中善類一空，天下大權盡歸閹黨。
魏廣徵及御史崔呈秀導魏忠賢興大獄。天啟五年興汪文言獄，為黨獄中最慘酷者；汪文言為安徽歙人，任俠而有智謀，神宗末年北遊京師，以計破齊、楚、浙三黨，並結交司禮監太監王安；光宗初立，朝中大事則倚劉一，宮中則賴王安勸帝，汪文言則從中協助。當葉向高為首輔時，用汪文言為內閣中書，及魏忠賢得勢，閹黨阮大鋮與左光斗、魏大中有怨，藉詞劾左光斗與魏大中，謂他們與汪文言勾結，魏忠賢矯詔逮捕汪文言。是時閹黨許顯純為北鎮撫司，以酷刑迫汪文言誣告楊漣等納贓案，刑極慘酷，汪文言終不肯屈，遂殺汪文言滅口，並偽造供詞，謂汪文言供稱楊漣曾納邊將洪廷弼之賄，與御史袁化中、僉都御史左光斗、給事中魏大中、太僕少卿周朝瑞、陝西副使顧大章等有關，將六人下詔獄。獄中非法拷打，血肉狼藉，楊漣與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俱受酷刑而斃，顧大章則因不堪酷刑之苦，在獄中投繯自盡。時人感此六人忠烈，稱六君子。後閹黨又逮捕高攀龍、周順昌、李應昇、周宗建、黃尊素、周起元、繆昌期等下獄，高攀龍以大臣不受辱，聞緹騎至，先投水自殺，餘者於獄中備受酷刑慘死。此七人亦名七君子。
魏忠賢大殺東林黨人後，把未殺的東林黨人姓名榜示天下，永久禁錮，一面又盡廢毀國內所有書院，使他們無所寄跡，其後又盡翻三案，命館臣編《三朝要典》，痛詆東林黨人。書成刊佈天下。於是朝廷正人盡去，其餘朝臣盡皆魏忠賢黨羽，對魏忠賢爭相諂諛，盛極一時。
魏忠賢專權禍國有五六年。思宗立，以魏忠賢及客氏惡跡昭彰，即位數月即戮忠賢，處死客氏。魏氏、客氏兩家家屬，無論少長皆被處斬，其餘閹黨或殺或充軍，或下獄，無一得脫，又毀《三朝要典》，東林黨勢力又膨脹起來。但崇禎一朝仍不能擺脫兩黨的暗鬥，如錢謙益、周延儒相爭，周延儒、溫體仁相傾軋，袁崇煥被戮，鄭鄤獲罪，熊開元、姜埰被廷杖等，皆兩黨傾軋。袁崇煥冤死後，牽累遼東軍事失利，遂使滿族入關，黨爭至此告終，明朝亦亡。
總括而言，東林黨與非東林黨相爭，其發展可分三階段，萬曆年間是東林與五黨相爭時期，天啟年間是魏黨(閹黨)專橫時期，崇禎至永曆(桂王)是兩黨相軋時期。
三、黨爭的影響
1. 政治腐敗
凡有黨爭必使政治腐敗，以明朝黨爭之禍害最深重。漢、唐、宋三代皆有朋黨相爭，然唐宋朋黨，雙方皆為士大夫，故競爭雖烈，傾軋亦甚。唐代牛李兩黨雖各倚仗宦官以為聲援，但仍存道德觀念，流血慘劇不多見。至於漢、明朋黨，一方為君子士大夫，一方為小人閹宦，而閹宦的地位人格以至學識思想，與正人士大夫絕無調和餘地，所以漢明朋黨的慘殺，較唐宋為甚。
自東林黨與非東林黨互相傾軋，專以排斥異己為能事，罔顧國事，遂使明代政治陷於昏亂，至非東林黨依附魏忠賢後，結果奸邪得勢，忠良盡去，朝廷善類一空。自是國事更不可為，社會不安，流寇縱橫，而明之國運亦盡。平心而論，魏黨的跋扈，禍人誤國，固不足道，但東林黨亦太存意氣，在危如累卵的時局，還要鬧私見家務，存門戶之見，置國事於不問，終使明室危亡，其禍匪淺。
2. 禍及邊事
明末與清對峙，如非屢殺名將，國事本尚有可為。但黨爭之風已成，範圍更不限於官府，對外邊事亦被波及。在遼東戰事日益告急之際，兩黨仍各樹黨羽，邊將屢被更易，甚至貶殺。如遼東經略熊廷弼因牽連黨禍而罹極刑，督師袁崇煥復以「縱敵脅和」被誣冤死，孫承宗被言者責難其築城起釁，忿然引病辭職。明廷對遼用兵以來，邊將的才略莫如此三人，三人去後，邊防無人，邊事更不可為，遂助長清兵氣燄，使其得以長驅直進，加速明代滅亡。明之亡國，黨爭實有促成作用，時朝臣議論，全不知兵，僅空言高論，不顧實情，力圖進取者則以開釁非之，若急存持重，則以促戰困之，不理國家安危，便明末邊務日壞。
3. 禍及南明
北京被陷，清軍長驅南下，福王弘光帝即位南京，半壁天下本應和衷共濟，但福王立，馬士英掌政，起用魏黨阮大鋮，二人重修《三朝要典》，此時猶不脫黨爭的糾紛，只顧排斥正人，引用小人，以致朝政日非，而唐王聿鍵處福建，魯王以海監國於紹興，二人還要辨明叔姪名份，至桂王由榔僅有雲貴兩省，其朝臣還分吳黨、楚黨，南明國事更不可收拾，因為南明諸臣不識大體，缺乏遠見，彼此爭權奪利，各樹朋黨，最後終亡於滿清。
總括而言，唐宋明三代黨爭皆使政治腐敗，國家元氣大傷，內政不穩，甚而禍及邊軍，以致外患有機可乘。在內外不應的情況下，國家的滅亡似難避免，故士大夫之爭引致亡國是難辭其咎。
有言東林黨因有政治理想而為士人擁護，卻因缺乏政治經驗而為閹黨所乘，終未能施展其抱負。此說當否？試評述之。(簡述)
東林黨的失敗，顯然是缺乏政治經驗的結果。明代黨爭，是東林黨與齊、楚、浙、宣、昆等非東林黨相爭，而黨爭的形成，主要是地方勢力的坐大。而黨爭的高潮，則與魏忠賢弄權有莫大關係。
一、東林黨勢力的形成
東林黨的產生，主要是源自反對張居正的施政，顧憲成、高攀龍、李三才等先攻擊張居正，成為日後東林黨的先聲。自張居正死後(萬曆十年)，繼任的大學士首輔：申時行、沈一貫等，皆缺乏威望，言官、朝野遂群起攻擊內閣，故有：「內閣所是，外論必以為非，內閣所非，外論切以為是。」隨著立儲的問題，內閣、鄭貴妃及言官各有爭持。當時，首輔申時行態度因循，由次輔王錫爵提出三王並封，終招來錢一本上疏彈劾。顧憲成因而罷官，返無錫與高攀龍、錢一本等重建東林書院，講學之餘，品評人物，諷刺朝政。時士大夫多聞風向附，形成一股與朝廷抗衡的地方勢力。
二、非東林黨的產生與爭議
內閣的地位與聲望，自張居正後，每況愈下，閣臣為求鞏固政治地位，只有勾結掌權的宦官，其實，張居正亦結納宦官馮保，才能順利施政。此外，朝中御史亦結交齊、楚、浙等黨，與東林黨相爭。黨派既現，爭議漸多。如：國本論、建儲議、科場案、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等。
三、東李黨人的政治理想
顧憲成等東林黨人認為黨爭的根源，除因制度流弊外，還有道德問題。他們反對王學的空泛狂妄，亦不滿朝臣的投機諂媚，故要求重建傳統道德，標榜廉潔不阿、勇於任事與匡濟時艱。不過，東林黨人只有零碎的政治主張，缺乏全盤理論，他們只將重點放在重建道德的觀念上，並非建立一套改良的制度，以致無法挽救明朝的困局。故東林黨人徒有政治理想，卻無具體政績與政論以救國。
四、東林黨人缺乏政治經驗
東林黨人以為憑道德的重建，便能挽救國家，明顯是缺乏政治經驗的表現。他們忽視制度的作用。此外，東林黨人的門戶之見亦強，對於非東林黨人則不論才幹，盡數擯斥。其實，東林黨人亦曾掌握大權。在1620至1623年間，東林黨人藉宦官王安之助，在政治上取得優勢，如：趙南星任吏部尚書，葉向高任大學士、高攀龍為都御史；因而排斥、整肅兀詩教、趙興邦、官應震等非東林黨人。然而，東林黨人不懂保有權力，對於日漸興起的魏忠賢，並未加以壓制，以致王安一死，東林黨便失依恃，魏忠賢乃乘機竊權；而非東林黨人則投向魏閹。況且，東林黨掌權期間，趙南星曾拒絕魏忠賢為其姪請託，結下積怨。當魏忠賢掌權後，屢興大獄，捕殺東林黨人，又毀東林書院，故東林黨人不懂保有權力，乃其無法盡展抱負的主因。
東林黨人既不懂保有權力，且黨內意見分歧，如：對移宮案，左光斗唾罵楊漣，葉向高認為楊漣彈劾魏忠賢並非時機。東林黨人內部不和，削弱對外力量。實不暗察形勢，缺乏政治經驗所致。
總括而言，東林黨對晚明政局只著眼於道德的層面，既無具體改革，以扭轉頹勢；當國家危急時，徒以殉節以報國。故明朝的覆亡，東林黨亦有責任，故謂：東林始以正而終於亂」。
明亡之因
有言明非亡於滿清，乃亡於流寇。此說當否？試就有關史實，加以評述。
明 亡於流寇之說，見於《明史‧流寇傳》，謂：「亡天下者，李自成、張獻忠也。」而康熙、雍正兩帝皆主此說。明代遺民多認為明亡於滿清，皆因崇禎於煤山自縊 後，復有福王、唐王、桂王等宗室所建立的南明政權；延至順治十八年，桂王朱由榔才被吳三桂執殺於緬甸，明朝始告滅亡。對於這兩說，各有理據。一般而言， 「明亡於滿清」說，在史實與正統的觀念上更具說服力。
大 體來說，明朝自英宗正統以後便呈現衰象，外則防務空虛，引來瓦剌的入侵；內則制度廢弛，宦官禍國，如：王振、曹吉祥之輩，擾亂朝綱。歷憲、孝，武、世宗數 朝，政治皆無建樹。神宗初年，在張居正主政下，頗有中興之勢，惜張居正死後，神宗卻荒怠政務，竟二十年不郊、不廟、不朝，也不覽奏章。有朝臣盧洪春上疏力 諫，反遭廷杖。另一方面，神宗又好聚斂，命宦官陳奉、楊榮為礦監稅使，欺壓地方官吏，搾取民財。如：福山知縣韋國賢、巡撫盧象春等因阻止宦官壓榨，被捕入 獄或奪俸。神宗晚年，朝中更蘊釀黨爭，由國本論、建儲議、到晚明三大案的爭議；只有加深明朝內部的矛盾，忠良常遭排斥，甚至枉死，宦官亦得以掌權、干預朝 政。故有史家謂：明亡於神宗；但若謂明代自此開始衰微，則更為合理。
光 宗在位三十日而死；熹宗繼位，只醉心於斧鑿木工，魏忠賢乃勾結客氏，乘機奪取政權，結納朝臣崔呈秀、顧秉謙，以壯大聲勢。又興大獄，捕殺楊漣、左光斗、魏 大中等東林黨人；既毀全國書院，盡斥朝中正直之士。崇禎即位之初，政治尚明，誅除魏忠賢；惜日後又信用宦官曹化淳；更因崇禎為人剛愎自用，好作聰明，以致 正人君子無一人能長期任事，其過份倚重內臣，枉殺邊將袁崇煥。崇禎又昧於用人，常撤換首輔、尚書、總督、巡撫等官員，如：在位期間曾用內閣大學士首輔50人、刑部尚書17人、 地方督撫中更有鄭崇儉、楊一鵬等七人被誅；以致朝政日益腐敗，不斷的加派與災荒，終引發流寇為禍，蔓延全國；惜思宗應變失據，眾叛親離，亡國已成定局。綜 合而言，明代自英宗以後，君主皆多昏庸；自張居正以後，朝中亦乏賢明的閣臣；故明代衰亡，乃因君主庸弱、閣臣無能，故被宦官竊權，敗壞朝政，實屬咎由自 取，否則，流寇、滿清又何以能亡明？
面 對明朝國力衰退，女真族在東北崛起，成為明亡的關鍵。萬曆四十四年，努爾哈赤建立後金，兩年後以七大恨告天，誓師伐明，先有薩爾滸之捷，而廣寧、遼陽兩役 亦挫明軍，佔鐵嶺、遼陽。熹宗天啟六年，努爾哈赤在寧遠為袁崇煥所敗。三年後，皇太極為復父仇，揮軍直迫北京，為袁崇煥所敗。清人乃以反間計誣陷袁崇煥， 思宗竟聽信溫體仁之議，殺害袁崇煥，自毀長城；日後邊將紛紛降清，未必無因。儘管滿清有侵明之心，雖有松錦、壬午之勝；仍未能入主中原。當時，明朝內有流 寇為患，皇太極與滿洲貝勒等欲採納張文衡之議—「厚結流寇以亡明」，未及行動。李自成已於崇禎十七年陷北京，明朝政權瓦解。滿清乃改變結納流寇之策，轉而 與流寇角力。正如大學士范文程謂：「我國雖與明爭天下，實與流寇角力也。」故滿清聽聞明思宗在煤山殉國，即厲兵秣馬，以期入主中原。適值山海關總兵吳三桂 向滿清乞師，多爾袞乃率兵入關，擊潰流寇李自成與張獻忠。然而在清除李、張兩股賊寇後，滿清並無撤離中原，反而揮軍追殺明朝宗室，足證明朝實亡於滿清。
在 獨立的史事上，明朝可說是亡於流寇。我們先從流寇崛興說起；自神宗、熹宗怠政，天下動盪不安，加上崇禎初年的飢荒，朝廷只好加派三餉、裁減驛卒；此舉引發 出山西、陝西一帶大規模民變，首先推舉王嘉胤為領袖；後流寇分裂為高迎祥、李自成和張獻忠兩股勢力。崇禎十二年，張獻忠在穀城造反，李自成則在黃河流域活 動。崇禎十七年，李自成破潼關，直取北京，宦官曹化淳開城迎降，思宗與太監王承恩在煤山自縊。然而北京雖陷，崇禎雖亡；但朱氏仍未絕嗣；福王、魯王、唐 王、桂王等在南方抗衡滿清十八年，雖稱南明政權，就正統論而言，仍屬明朝一部分；只是清人並不承認南明的正統性。因為滿清要強調其政權是取自流寇，非取於 明；其率兵入關，實為義師，代明雪恥，可謂天與人歸。
總 括而言，流寇與滿清，只是明亡的外在因素；明朝自身的衰微，更是明亡的關鍵。其實，自明太祖廢中書、罷丞相，實施君主專制政體後，早已播下滅亡的種子，皆 因君主擁有絕對權力，國家便再無法度可言。廢相的結果，徒令政權落入宦官手中。明代自宦官干政以後，朝政日益腐敗，導致忠良盡去，更禍及社會民生，終引發 流寇作亂，動搖國基。結果有李自成陷北京，思宗殉國；雖有吳三桂引清兵入關，蕩平流寇，但卻無將政權交回明朝宗室，反追殺福王、桂王等明朝宗室。故明代可 說是亡於滿清，亦可說是亡於君主專制政體。
崇禎致亡原因分析
崇禎逼令后妃自盡，又親手砍殺長平公主，而後自縊煤山，境況悲慘與從容就死，令人嘆息景仰。惟其事危時嘗謂「朕非亡國之君，諸臣乃亡國之臣」。實諉過於人之遁詞，難以令人折服。
明代行專制政體，國家大權握於君主，一怒得以族誅。在「朕即法律」的原則下，揚棄「法」而成「人」為主體的獨裁政治。故太祖開國的偉略，後世帝君已盡廢。現就崇禎個人之失加以申論。
崇 禎即位，誅魏忠賢、客氏及其閹黨。又宣諭朝臣：「先朝於宣大薊遼東江諸地，分設內臣協鎮，一柄兩操甚無謂，矧宦官觀兵古來有戒，其概罷之」。乃罷各邊鎮 守，命內臣入直，非受命不許出禁門，實為明斷。但翌年即以內官監太監曹化淳提督東廠，三年二月為錦衣衛指揮，五年七月提督京營軍政；二年十二月以司禮監沈 良佐、內官監呂直提督九門及皇城門；司禮監李鳳翔總督忠勇營，提督京營；四年十月又命太監監軍，派王應朝往關寧，張國元往薊鎮為東協，王之心中協，邵希詔 西協，時距廢太監監軍才三年。崇禎二年，京師曾一度戒嚴，自是銜憲四出，動輒以威倨加於高官。五年三月，以內臣張彝憲總理兩部。工部右侍郎高宏圖上言： 「臣今日之為侍郎也，貳尚書，非貳內臣。國家大體，臣固不容不慎」。崇禎仍令以軍餉事送張彝憲核驗，高宏圖遂稱病求去。至流寇蔓延，又派太監以監各路兵將 功罪。五月以陳大金，閻思印等為內中軍，會各撫道分入曹文詔，左良玉諸營。六月，命太監高起潛監錦寧、張國元監山西、石塘等地。此後各地監軍均用中官，馬 思禮赴大同，李宗允往薊鎮，杜子秩守居庸關等。都是崇禎不信任將兵統帥，專任內侍小人以監察。工部侍郎劉宗周奏曰：「人才之不競，非無才之患，而無君子之 患。今天下即乏才，亦何至盡出二、三中官下。每當緩急之際，必依以大任。三協有遣，通津臨德有遣。又重其體統，等於總督，中官總督，又置總督於何地」。此 疏卻留中不報，既報亦未見用。對抗流寇進逼，監軍內監無一死節。高起潛於甯前鎮棄關走；李自成陷宣府，太監杜勳迎降；居庸關有柳溝天險，百人可守；監軍太 監杜子秩與守將唐通均降；至賊臨京師城下，開門迎降者竟為身受重任的曹化淳。內臣從死者，只有司禮監王承恩一人。足證崇禎過分倚重內臣，未及糾正前朝宦禍 之弊，終引致國亡。
再 論袁崇煥之冤，由於袁崇煥與溫體仁、梁廷棟素有積怨，故誣告袁崇煥引敵脅和，終被崇禎所殺，實為千古一大冤案。毛文龍擁東江兵自重，私扣糧餉，縱兵虐民， 其十二大罪均死有餘辜。若謂其部眾耿仲明、孔有德、尚可喜等，於毛文龍死後投清，距袁崇煥安撫毛部不過三月。假使袁崇煥不去，當不致有變。又清兵用《三國 演義》的反間計，本非高明。崇禎不察，竟入彀中，自毀長城。繼後又迫孫承宗辭職。此後關外禦敵，惟賴祖大壽，又何足以抗清禦邊。
用人之失更為不可恕的大過。除信用宦官，誅除良將外，崇禎為政17年，用宰輔達50人。宋開國至元祐初130年間，用相亦不過51人。 《明史‧姦臣傳》共列六人，屬南明者為馬士英，屬前朝者胡惟庸、陳、嚴嵩三人。餘為崇禎朝的溫體仁、周延儒二人，且均為天啟時的閹黨。孫承臣有閣臣之 名，從未任閣事，其他亦未有負起國事者，由此已可知崇禎剛愎自用。又信任溫、周二姦。周延儒前後得兩任，溫體仁任職達八年。後薛國觀、周延儒被殺，遣戍者 有劉鴻訓、錢龍錫。劉、錢所得尤非其罪。刑部尚書亦任用達17人。論死者薛貞、劉之鳳、甄淑等三人，遣戍者允升、馮英二人，餘者亦多下詔獄。只有胡應台得善終。總督為地方大吏，受誅者有鄭崇儉、袁崇煥、劉崇、楊一鵬、熊文燦、范志完、趙光忭等七人。崇儉、崇煥、光忭皆冤死。巡撫被殺者達11人，多屬喪師失地。其實彼時國事已非，大勢已去，豈為一城一地所能挽回。但監軍棄城而見誅者又有幾人？
崇 禎臨危亦缺乏應變能力。當時兵降於賊，大勢已去，諸臣建議護駕南遷或由東宮監撫南京。崇禎怒曰：「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國家至此，無一忠臣義士為朝廷分 憂，而謀乃若此。夫國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勿復多言」。崇禎雖有殉國之心，於國事無補？吏科給事中吳麟徵請棄山海關外寧遠，前屯二城移吳三桂 師入衛近郊，廷臣亦以棄地不敢請。詔天下兵勤王，只有棄居庸關的唐通率八千兵入衛。崇禎曾下詔勳臣、外戚、朝臣捐助餉銀。嘉定伯周奎始輸二萬；內監王永 祚、曹化淳助3萬、5萬；王之心最富，崇禎面諭之，僅獻萬金。後闖賊入京掠王之心得15萬，金錢器玩尤多；拷周奎得銀52萬，珍幣亦數十萬。崇禎平日不知養士，眛於知人用人。有此誤國之君，始有誤國之臣，國事焉得不敗壞，以致於亡。2008年5月3日星期六
抗日勝利
有言抗日戰爭中，中國能最終達至勝利，乃由於中國人上下一心，團結一致所達成，此論當否？試論述之。
中國自從鴉片戰爭以來，百年之間，長期遭受列強的侵略與欺凌，積弱不振。而日本在經過明治維新後，工業漸漸發展，遂積積對外尋求原料和市場，而中國地大物博，人口又多，遂成日本擴張的對象。從1931年起，日本在領土上不斷侵逼，中國一再退讓，直至日本發動全面侵華，中國仍未能採取宣戰絕交方式，僅宣佈「自衛抗戰」，後來，在盟國的支持下，國共兩黨宣佈聯合一致以抗日，而人民亦上下齊心以合力抗日，終於經過八年的抗戰，艱苦支持，卒能粉碎日本的侵略，取得最後勝利。有論史者謂中國之所以在抗戰期間取得勝利，乃由於中國人上下一心，團結一到所達成。此言實流於偏頗，皆因中國勝利乃由於各方面的因素影響下才達致的，現論述於如下：
中國百年來飽受列強的侵凌，人民早已無限激憤。日本雖崛起較遲，但其侵略野心更無厭足，手段尤為激烈，多次在中國製造慘案，早已激起國人敵愾同仇的心理。這仇日的激憤，早於五四運動及其後的抗日事件已經體現。抗日期間，中國軍隊雖裝備落後，但鬥志激昂，在死傷連連之下仍絕不退縮，此乃抗日成功的先決條件。日本在東北成立偽滿州國，又指使漢奸分裂河北、內蒙，更發動七七事變，悍然揮軍攻佔北平、天津，進而開闢上海戰場。全國人民都意識到面對的是一場關係到整個中華民族絕續存亡的戰爭。他們心情激憤，紛紛要求國共兩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在民族救亡情緒高緒下，九一八事變爆發，國人眼見日本的侵略益烈，遂紛紛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這主張明顯反映國人的憤慨。國民政府本來採取「先安內，後攘外」的政策，加強進攻陜北共產黨根據地。但經「西安事變」後，蔣中正認識到全國人民都渴望他能領導各黨各派，團結一致，共同抵禦日本的侵略，因而暫時擱置與中共的歧見，以抗日禦侮為首要工作。至七七事變發生，國府更改其容忍政策而決定對抗日軍，與共黨達成協議，中共的西北紅軍改編為「八路軍」，由朱德、彭德懷任正、副總司令；南方紅軍遊擊隊改編為「新四軍」，由葉挺、項英任正副軍長。1937年9月22日國府公佈了中共的《共赴國難宣言》，並承認中共的合法地位。自此「中華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立，國府稍後發表的《抗戰建國綱領》，更加緊國內黨派的團結，令中國能集中力量抗日，取得最後勝利。
雖然，國共的合作，對抗日勝利有很大的幫助，但是，國共關係於抗戰時期日趨惡化，最後終告分裂。中國抗日戰全面開始後，國民政府將陜北的共軍約三萬人改編為「第八路軍」，由朱德及彭德懷指揮，主要在山西、河北、山東一帶作戰；又將長江下游共黨游擊隊約一萬人改編為「新編第四軍」。在抗戰初期，國共雙方大體尚能合作，但是中共的實力迅速擴充，與國民政府的衝突漸多，其中以1941年1月在安徽南部涇縣發生的「新四軍事件」最為嚴重。新四軍在蘇南和皖東一帶發展勢力，至1940年已擴展到十萬人。政府為減少新四軍與國軍的衝突，於1940年10月19日命新四軍調往黃河以北，新四軍拒絕，並繼續擴張。次年，新四軍包圍解決嗣，新四軍瓦解，軍隊葉挺被俘，副軍長項英逃亡途中為部下所殺，軍委會下令將葉挺軍法審判，並撤消該軍番號。自此國共關係惡化，磨擦日烈。中國其他黨派為了排解國共的紛爭，形成一般緩衝力量，於是組織「中國民主同盟」，要求國民黨開放政權，結束一黨專政。美國亦有意促成國共和解，統一中國武力，一致對日作戰，因此自1943年起，國共雙方勝利，國人上下一心共是其中的一個因素。事實還有其他因素導抗日成功的，現分述如下：
抗戰之初，日軍企圖速戰速決，並揚言在三個月內征服中國。中國則針對地採取持之戰略 —「以空間換取時間」，這項戰略的精神，乃鑒於日本的資源乃人力有限，但裝備先進，若能阻遏其初期之攻勢，長久地消耗其資源，便能拖跨日本，國軍在敵前進行消耗戰，且初期之攻勢，長久地消耗其資源，便能拖跨日本，且初期即放棄沿海的平原，轉入湘、黔、滇、桂等高山地帶，只是略作抵抗，採取持久戰術，企圖消耗日本軍力及資源，待機反攻。國軍將主力部署在西部山嶽地帶，然後選取有利的時機與日軍決戰；而共黨改編善於游擊戰的新四軍和八路軍，則在華北、華中與華南展開敵後攻擊，使日軍腹背受敵，難以兼顧。最後，中國的「持久戰」及「遊擊戰術」終戰勝日本的「速戰速決」及「以戰養戰」，取得了抗戰勝利。
此外，中國幅員遼闊，日軍初期欲速戰速決，攻佔沿海大城市，以逼使中國投降的政策，並沒成功。而隨佔領區的增大，戰線愈長，所需的兵力越多，至抗戰後期，日本調集到中國的部隊已達一百二十八萬之多，但這數目的軍力投於廣大的中國上則仍感不足，故日本佔的空間越多，控制便越感吃力。加以，中國山區地方適合遊擊戰，不利日本機械化武裝，令日本頓失優勢，這亦是地理形勢致勝之處。
七七事變爆發後，中國獨力苦戰日本四年多，日本仍然於法取得勝利。且自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後，激使英美對日宣戰，並與中國結盟，並肩作戰。因而中國獲得英、美的物資及軍械的援助，使戰鬥力不斷增強，至抗戰後期已逐漸扭轉形勢，屢挫日軍。
還有，日本乃一資源有限的島國，故其進攻中國欲求效戰速決，但被中國以空間換時間的戰略所阻，繼而欲用佔領區內奪取資源，實行以戰養戰之策，但又為游擊隊於後方擾亂而難以成功，隨著戰事延長，日本資源便漸呈不足。另外，日本國內僅有一千人口，軍隊總數亦只為數百萬。戰爭之初，進攻中國還勉強可應付，但自太平洋戰爭後，日本須把軍力分別投放於中國、太平洋，菲律賓及南洋等地，軍力明顯不繼。故資源與人力問題，亦是日本戰爭失敗的要因。
總括而言，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乃一冒險性行動，其國內資源並不可供其久戰，但中國地大人多，要如日本所謂的速戰速決，於三個月內征服中國實不可能，加以日本低估了中國人民的抗戰意志，這大概由於國民政府一貫對日本採取容忍政策所致，使日本在抗戰之初已無法盡如計劃而行，注定日本泥足深陷。而論者謂日本之所以最後失敗，乃由於中國人上下一心，團致一致所達成，但如中國沒有良好的地理環境、精明的戰略與及國際間的支援，相信中日戰爭結果會是另一面貌。
中國自從鴉片戰爭以來，百年之間，長期遭受列強的侵略與欺凌，積弱不振。而日本在經過明治維新後，工業漸漸發展，遂積積對外尋求原料和市場，而中國地大物博，人口又多，遂成日本擴張的對象。從1931年起，日本在領土上不斷侵逼，中國一再退讓，直至日本發動全面侵華，中國仍未能採取宣戰絕交方式，僅宣佈「自衛抗戰」，後來，在盟國的支持下，國共兩黨宣佈聯合一致以抗日，而人民亦上下齊心以合力抗日，終於經過八年的抗戰，艱苦支持，卒能粉碎日本的侵略，取得最後勝利。有論史者謂中國之所以在抗戰期間取得勝利，乃由於中國人上下一心，團結一到所達成。此言實流於偏頗，皆因中國勝利乃由於各方面的因素影響下才達致的，現論述於如下：
中國百年來飽受列強的侵凌，人民早已無限激憤。日本雖崛起較遲，但其侵略野心更無厭足，手段尤為激烈，多次在中國製造慘案，早已激起國人敵愾同仇的心理。這仇日的激憤，早於五四運動及其後的抗日事件已經體現。抗日期間，中國軍隊雖裝備落後，但鬥志激昂，在死傷連連之下仍絕不退縮，此乃抗日成功的先決條件。日本在東北成立偽滿州國，又指使漢奸分裂河北、內蒙，更發動七七事變，悍然揮軍攻佔北平、天津，進而開闢上海戰場。全國人民都意識到面對的是一場關係到整個中華民族絕續存亡的戰爭。他們心情激憤，紛紛要求國共兩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在民族救亡情緒高緒下，九一八事變爆發，國人眼見日本的侵略益烈，遂紛紛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這主張明顯反映國人的憤慨。國民政府本來採取「先安內，後攘外」的政策，加強進攻陜北共產黨根據地。但經「西安事變」後，蔣中正認識到全國人民都渴望他能領導各黨各派，團結一致，共同抵禦日本的侵略，因而暫時擱置與中共的歧見，以抗日禦侮為首要工作。至七七事變發生，國府更改其容忍政策而決定對抗日軍，與共黨達成協議，中共的西北紅軍改編為「八路軍」，由朱德、彭德懷任正、副總司令；南方紅軍遊擊隊改編為「新四軍」，由葉挺、項英任正副軍長。1937年9月22日國府公佈了中共的《共赴國難宣言》，並承認中共的合法地位。自此「中華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立，國府稍後發表的《抗戰建國綱領》，更加緊國內黨派的團結，令中國能集中力量抗日，取得最後勝利。
雖然，國共的合作，對抗日勝利有很大的幫助，但是，國共關係於抗戰時期日趨惡化，最後終告分裂。中國抗日戰全面開始後，國民政府將陜北的共軍約三萬人改編為「第八路軍」，由朱德及彭德懷指揮，主要在山西、河北、山東一帶作戰；又將長江下游共黨游擊隊約一萬人改編為「新編第四軍」。在抗戰初期，國共雙方大體尚能合作，但是中共的實力迅速擴充，與國民政府的衝突漸多，其中以1941年1月在安徽南部涇縣發生的「新四軍事件」最為嚴重。新四軍在蘇南和皖東一帶發展勢力，至1940年已擴展到十萬人。政府為減少新四軍與國軍的衝突，於1940年10月19日命新四軍調往黃河以北，新四軍拒絕，並繼續擴張。次年，新四軍包圍解決嗣，新四軍瓦解，軍隊葉挺被俘，副軍長項英逃亡途中為部下所殺，軍委會下令將葉挺軍法審判，並撤消該軍番號。自此國共關係惡化，磨擦日烈。中國其他黨派為了排解國共的紛爭，形成一般緩衝力量，於是組織「中國民主同盟」，要求國民黨開放政權，結束一黨專政。美國亦有意促成國共和解，統一中國武力，一致對日作戰，因此自1943年起，國共雙方勝利，國人上下一心共是其中的一個因素。事實還有其他因素導抗日成功的，現分述如下：
抗戰之初，日軍企圖速戰速決，並揚言在三個月內征服中國。中國則針對地採取持之戰略 —「以空間換取時間」，這項戰略的精神，乃鑒於日本的資源乃人力有限，但裝備先進，若能阻遏其初期之攻勢，長久地消耗其資源，便能拖跨日本，國軍在敵前進行消耗戰，且初期之攻勢，長久地消耗其資源，便能拖跨日本，且初期即放棄沿海的平原，轉入湘、黔、滇、桂等高山地帶，只是略作抵抗，採取持久戰術，企圖消耗日本軍力及資源，待機反攻。國軍將主力部署在西部山嶽地帶，然後選取有利的時機與日軍決戰；而共黨改編善於游擊戰的新四軍和八路軍，則在華北、華中與華南展開敵後攻擊，使日軍腹背受敵，難以兼顧。最後，中國的「持久戰」及「遊擊戰術」終戰勝日本的「速戰速決」及「以戰養戰」，取得了抗戰勝利。
此外，中國幅員遼闊，日軍初期欲速戰速決，攻佔沿海大城市，以逼使中國投降的政策，並沒成功。而隨佔領區的增大，戰線愈長，所需的兵力越多，至抗戰後期，日本調集到中國的部隊已達一百二十八萬之多，但這數目的軍力投於廣大的中國上則仍感不足，故日本佔的空間越多，控制便越感吃力。加以，中國山區地方適合遊擊戰，不利日本機械化武裝，令日本頓失優勢，這亦是地理形勢致勝之處。
七七事變爆發後，中國獨力苦戰日本四年多，日本仍然於法取得勝利。且自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後，激使英美對日宣戰，並與中國結盟，並肩作戰。因而中國獲得英、美的物資及軍械的援助，使戰鬥力不斷增強，至抗戰後期已逐漸扭轉形勢，屢挫日軍。
還有，日本乃一資源有限的島國，故其進攻中國欲求效戰速決，但被中國以空間換時間的戰略所阻，繼而欲用佔領區內奪取資源，實行以戰養戰之策，但又為游擊隊於後方擾亂而難以成功，隨著戰事延長，日本資源便漸呈不足。另外，日本國內僅有一千人口，軍隊總數亦只為數百萬。戰爭之初，進攻中國還勉強可應付，但自太平洋戰爭後，日本須把軍力分別投放於中國、太平洋，菲律賓及南洋等地，軍力明顯不繼。故資源與人力問題，亦是日本戰爭失敗的要因。
總括而言，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乃一冒險性行動，其國內資源並不可供其久戰，但中國地大人多，要如日本所謂的速戰速決，於三個月內征服中國實不可能，加以日本低估了中國人民的抗戰意志，這大概由於國民政府一貫對日本採取容忍政策所致，使日本在抗戰之初已無法盡如計劃而行，注定日本泥足深陷。而論者謂日本之所以最後失敗，乃由於中國人上下一心，團致一致所達成，但如中國沒有良好的地理環境、精明的戰略與及國際間的支援，相信中日戰爭結果會是另一面貌。
2008年5月2日星期五
民國時代的國共關係
講述1949年前國共兩黨的關係發展。
共產黨與國民黨是兩個分歧頗大的政治組織，前者倡尊共產主義，後者傾向資本主義，原則上似無調和合作的餘地，但自中共成立至1949年，基於種種原因，國共曾有兩次合作。國民黨被逼退守台灣前，國共關係大致可分為四期。1923 - 1927年為「容共時期」，這時國民黨容許中共黨員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企圖轉化之，以擴大國民革命的力量。1927 - 1937年為「剿共時期」，這期將中共逐出國民黨，進而清剿及消滅。1937 - 1945年為「聯共時期」，這期日本全面侵華，國共兩黨聯合抗日。1945 - 1949年為「抗共時期」，這時國民黨漸處劣勢，力謀抗拒中共的擴張，但終被逐至台灣。現論述1949年前國共兩黨的關係發展於如下：
1917年，俄國爆發「十月革命」，成功推翻沙皇，吸引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注意。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在1918年報道了俄國的革命，1919年5月又出版了〈馬思主義研究專號〉，介紹「階級斗爭」和「唯物史觀」，肯定了蘇俄革命的意義，其他報章雜誌亦爭相介紹馬列主義。另一方面，為打破外交上之孤立，爭取亞洲人民的好感，蘇俄於1918及1919年相繼宣佈廢除所有在華的不平等條約。到1920年5月，第三國際派維丁斯基來來華，鼓勵陳獨秀、李大釗等組建中國共產黨，李大釗在北京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陳獨秀在上海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毛澤東亦在湖南辦「文化書社」。1920年8月，陳獨秀在上海組織共產黨，成立「中共臨時中央」，並向國內外發展，北京、武漢、長沙、廣州、山東陸續有共產黨組織出現，在日本東京、法國國巴黎，也有共產主義小組出現。1921年7月1日在第三國際代表馬林的指導下，各地共產主義小組派毛澤東、董必武、張國燾等十三人代表全國五十多名黨員在上海舉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通過了《共產黨黨綱》，選舉陣獨秀任中央局書記，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此時中共致力於推展工人運動，宣傳馬克思主義及擴大共產黨組織的工作。
1922年7月，中共在上海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進一步落實其綱領為打倒軍閥，進行反帝國主義和反封建主義的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實現共產主義。又正式決定加入共產國際的全球策略為行動指標，認為中國革命是全球反帝國主義鬥爭一部份，中共應與「民族資產階級」的政黨組成「反黨國主義統一戰線」。自此，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政治舞台上便漸露頭角。
袁世凱復辟帝制失敗後，中國又陷於軍閥割據，戰禍連年，社會混亂不已。孫中山先生受到南方軍閥的排擠，他眼見無法實現自己的主張，離粵赴滬，潛心研究政治，著《孫文學說》。1919年10月，把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積極爭取自五四運動以後，愛國情緒日益高漲的青年學生，提高黨員質素。他又創辦《建設》雜誌刊載孫中山先生的《建國大綱》，宣傳中國國民黨的建國理想，並準備以武力打倒政敵。1921年5月，中華民國政府成立，孫中山先生任非常大總統，統一兩廣，和北京政府相對立。但孫中山先生的北伐大計受陳陳烱明的叛亂破壞，廣東的基地亦喪失。正當此時，蘇俄多次派人與孫中山先生聯絡，欲使中共加入國民黨，共同推進中國的革命事業。孫中山亦因形勢孤立，認為需要尋求其他勢力的支持，故同意將國民黨改組，准許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
1923年1月，蘇俄派越飛到上海，與孫中山先生商議「聯俄容共」問題。1月16日，發表《孫文越飛聯合宣言》，聲明中國、蘇俄認為蘇維埃制度不能引用於中國，蘇俄願意贊助中國完成統一、獨立，孫中山先生收復廣州，重建革命基地，設立「大元師府」。8月，派蔣中正率領代表團赴蘇俄考察政治和軍事。1923年10月，蘇俄派鮑羅廷前來廣州，並建議：注重宣傳，動員民眾，推行軍事政治工作。孫中山先生委任他為國民黨的顧問，協助國民黨改組。1924年1月，國民黨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共產黨黨員及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李大釗、毛澤東、張國燾等十人當選國民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及候補委員，並發表宣言，公佈政綱，指出中國的禍亂都是帝國主義勾結軍閥所造成。對外政策方面，以廢除不平等條約，償還外債為主。對內則以確定人民完全自由平等，改進農民和工人生活為主。這亦是「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進而達成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其後，蘇俄陸續對國民黨提供武器、金錢和顧問人員的援助。1924年5月，成立黃埔軍官學校，以蔣中正為校長，借用俄國顧問訓練軍事人才，建立「黨軍」。
自是國共兩黨不僅建立了政治合作關係，亦建立了軍事合作關係。從國民黨建立「聯俄容共」的方針開始，便一直以北伐統一為目標。1926年國民革命軍終誓師北伐，但至1927年北伐途中，國共裂痕日深，令國民黨展開清黨分共行動，自此國共第一次合作亦告終。
1924年1月，國共第一次合作成立。中共黨員可以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但中共的組織依然存在，便形成「黨中有黨」的情況，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的紛爭時起。自國共合作，共黨扶助國民黨中的左派汪精衛為領袖，又以共產黨人譚平山主持國民黨政府組織部，在軍事上，周恩來等在黃埔軍校稱極培養共產黨的力量，在輿論上共產黨亦展開積極攻勢，從種種方面上均欲樹立黨的地位。由於「容共」政策下，共黨得以依附國民黨不斷活動及發展勢力，終引起國民黨內部份人的疑慮，擔心領導權會被中共所奪，進而產生排共之意。
1925年11月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林森等反共派相繼被排擠離粵後，在北京西山孫中山靈前舉行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議開除共黨份子，懲處汪精衛及解除鮑羅廷職務，於是反共派便在上海另設中正黨部，國民黨內式分裂。
1926年，共黨在黃埔軍校的活動日漸加強，引起校長蔣中正的戒心。3月20日，中山艦事件發生，蔣下令實行戒備，逮捕第一軍及黃埔軍校中的共黨人員，並派兵包圍蘇俄顧問住宅及共黨機關，收繳共黨的槍械。1926年7月北伐展開後，很快收復長江以南地區，但共黨積極發動農民及工人運動，聲勢日大，國民黨內部對「容共」與「清共」的分歧漸表面化。1927年4月2日，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上海舉行會議，訂立「清黨原則」及組「清黨委員會」，進行清黨工作。4月12日蔣下令將共黨組織的上海總工糾察隊三千人繳械，公開進行清黨，三天內捕殺了八百多名共產黨人，廣東、褔建、江蘇、淅江等省的國民黨組織，也在蔣佈置下進行清黨，是為「四一二清黨」。至4月18日更在南京另組國民政府，形成了「寧漢分裂」。
武漢國民政府本是支持「聯俄容共」，但其後發覺共黨行動是受「第三國際」指揮，1927年4月初，張作霖搜查北京蘇俄使館，搜出了很多文件，證明中共行動及受第三國際指揮，武漢政府認為有清黨的必要。1927年5月22日，武漢國民政府屬下軍許克祥等，在長沙解散由共黨控制的工人糾察隊及農民自軍，又封閉與共黨有關的湖南總公會，捕殺共產黨人，6月江西省主席朱培德亦宣佈反共。7月15日武漢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正式下令「分共」，免除各機關的中共黨員職務，史稱「七一五分共」。1927年9月南京武漢兩地國民政府取得諒解，重新合併，是為「寧漢復合」。而寧漢復合亦象徵了國共第一次合作全面破裂。
國民黨分共後，共黨逼於轉入農材發展，但國民黨並不就此罷休，為徹底消滅共黨，不久即對其以武力征討，此即步入「剿共時期」。在國民黨分共後，國共由第一次合作轉為十年內戰。1927年8月1日，北伐軍中的共黨黨員如周恩來、朱德等率領三萬士兵，在南昌發動起義失敗。隨後，毛澤東在湖南、江西邊界發動「兩湖秋收起義」，失敗之後即率餘部佔據井岡山，建立中共第一個農村根據地。
次年四月，朱德率南昌起義餘部至井岡山與毛澤東會師，合編成工農紅軍第四軍，由朱德任軍長，毛澤東為黨代表，訂定「亂進我退，亂退我進，亂住我扶，亂疲我打」的游擊戰術，「三大紀律」及「八項注意」等軍隊守則，但因國軍多次進攻，共產黨的活動遂漸走向農村。1930年3月成立江西及閩西蘇維埃政府，即中央蘇維埃區，其後在閩、贛、湘、粵陸續建立了十多個根據地及八支紅軍，控制了124縣，軍隊人數達六萬。共黨控制區內透過組織農民進行土地革命，沒收地主土地以重新分配，藉此擴大根據地的生產及令農民在人力物力上支持紅軍。1931年，中共中央從上海遷往瑞金，11月在瑞金召開第一次全國蘇維挨代表大會，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以毛澤東為主席，朱德為軍事委員會主席。
1930年10月中原大戰結束後，蔣中正為首的南京國民政府才開始正視共黨的發展。國民政府眼看共產黨控制的地區日廣，勢力日盛，自1930調集軍隊，五次大舉進攻共產黨在江西瑞金及其它地區的根據地。圍攻瑞金的前三次軍事行動，都因戰略錯誤或日本發動侵略東北的「九一八事變」而未能收效。1933年初，「一二八事變」局部獲得解決，國民政府又發動第四次圍攻，此次國軍以築公路，建碉堡，設保甲，編民團協助進攻，但因受日軍侵犯華北的影響而被迫停止。1933年5月，中日簽訂《塘沽協定》，國民政府調動八十萬大軍，由蔣中正親指揮，對共黨中央根據地及鄰近湘、贛、閩、浙等據點發動總圍剿，即第五次圍攻。這次改用「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的原則以及「封鎖」的戰術，以碉堡群和公路網嚴密封鎖蘇區，並隨勝利逐步少包圍範圍。戰事持續一年，國軍步步進逼，紅軍敗退，食物與軍需品亦漸缺乏，轄區日漸減少，最終共軍被逼1934年10月放棄江西，展開「長征」。國軍前四次進剿，皆因日本侵擾破不了共軍的游擊戰術而敗，至第五次方逼使共軍撤離根據地，但仍未能剿滅之，反讓其突圍而走，故第五次圍剿雖表面成功，但在「總圍剿」的角度而言則是失敗的。
1934年10月，中共決定於棄瑞金，向西突圍。10月15日，共軍主力八萬餘人秘密從瑞金出發，轉經湖南、廣西、雲南、四川、青海、甘肅，沿途遭受國軍追擊及地方軍隊的截擊，歷盡難苦，1935年10月，才到達陝西延安，與當地的共軍會合，重新建立根據地。這次軍車行動，在紅軍史上稱為「二萬五千里長征」。在「長征」途中，中共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開會議，奠定了毛澤東對共軍的指揮權，成為毛澤東日後在中共黨內權力上升的開瑞。此時共產黨在各地的根據地，亦全部被國民政府攻破，共產黨所控制的，僅餘陝西延安一地，共軍只餘不足三萬人。這令蔣介石自信剿滅紅軍可短期內完成，更加強其「先安內後攘外」之決心。
但自「九一八事變」後，東三省淪為日本控制，全國抗日救亡運動隨即大盛，一致要求國共停止內戰，共同抗日，但蔣介石仍堅持「先安內後攘外」，對日本極力容忍，這引起部份軍民的不滿。時東北軍的將領張學良及西北軍的楊虎城正被蔣中正督促其加緊剿共，然他們均受共黨的口號影響，對蔣之政策深感不滿，並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要求，但即遭蔣之拒絕。於是張及楊於1936年12月12日，挾持前往西安督戰的蔣中正，提出「停止內戰」，「召開救國會議」的主張，此事稱為「西安事變」，結果，蔣介石被逼答允與共黨合作才得以獲釋。故此，西安事變實直接令原不願妥協的蔣介石改變方針，為國共合作邁出關鍵一步，其後，國內各黨派之武裝力量亦在抗日口號下趨向團結，形成中國全力抗日的力量。
1937年，「七七事變」發生，中共中央於七月十五日向國府發出了共赴國難宣言，提出：「為實現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而奮鬥，取消推翻國民政府之一切行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消蘇維埃政府以期全國政權之一統，取消紅軍之番號及名義，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接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共負抗日之責。」同時，中共亦派出周恩來與國府協商建立「抗日民族陣線」，可見共黨在合作上，亦頗顯誠意。另一方面，在日軍繼續向京津進逼下，國府亦決計抗戰，國共雙方遂達成協議，中共的西北紅軍主力改編為「八路軍」，由朱德、彭德懷任正副總司令；南方紅軍遊擊隊改編為「新四軍」由葉挺、項英任正副軍長。1937年9月22日國府公佈了中共的〈共赴國難宣言〉，並承認中共的合法地位。自此，「中華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立，國共第二次合作亦開始。在抗戰初期，國共雙方大體尚能合作，但是中共的實力迅速擴充，與國民政府的衝突漸多。
1941年初，安徽涇縣發生了「新四軍事件」，令兩黨關係決裂。原來，1941年，國軍以共黨軍隊不受指揮為由，在皖南解散由共黨改編之新四軍，軍長葉挺被捕，副軍長項英被殺。其後新四軍由陳毅及劉少奇重建，於抗日期間繼續在皖南活動。自此，國共雙方漸生矛盾。「國共聯合抗日陣線」本是在中共及其軍隊接受國府指揮下建立的，但中共一直保有獨立形式，這令國民黨在抗戰期間對其即甚為猜忌，磨擦日烈。中國其他黨派為了排解國共的紛爭，形成一種緩衝力量，於是組織「中國民主同盟」，一致對抗日本，因此自1943年，國共曾多次接解觸，但都沒有成果。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戰勝利，國共雙方為了受降和接收日軍控制的淪區資源而發生衝突。在受降問題上，中共抗日根據地的軍隊拒不接受國府的就地駐防命令，獨自接收不少國土及城市，更在蘇俄的協助下，分別由海陸路進入東北，接收了日本關東軍武裝及東北的工業。當時，中國以國民政府為正式政府，由中共改編的軍隊屬國府名下，理應聽國府指揮。加上，日本投降的政府是國民政府，共黨卻違令接收了關東軍的裝備及資源，此舉令國府非常不滿。
在美國的調停下，1945年8月，駐華大使赫爾利陪同中共主席毛澤東飛往重慶，和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作歷史性的會談。10月10日，雙方簽署《雙十協定》，雙方訂下了和平建國，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和黨派平等合法的原則。但雙方在共產黨解放區政府及受降地區等問題上，未能達成協議，國、共間的衝突愈趨激烈。1945年12月，美國總統杜魯門派馬歇爾為特使，到中國調停國共關係。1946年1月，國共雙方簽訂了停戰協議，同時，又由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同盟、中國青年黨及社會賢達五方面各派代表，共三十八人，在重慶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以求解決國共間的衝突。會上決議改組國民政府，通過《和平建國綱領》；定期召開「國民大會」，並增遷代表，制定憲法，與及軍隊整編及把共軍編入國軍。但國、共兩黨實際上仍存在嚴重的紛歧，雙方軍隊在各地的衝突時起，中共甚至杯葛「國民大會」。1947年1月，馬歇爾奉召回國，調停宣告失敗。中國亦再一次難逃內戰的命運。
抗戰結束時，中共控制了一百多平方公里土地和一億三千萬的人口，擁有軍隊約一百二十萬，另外有二百二十萬民兵。日本投降後，中共指派林彪搶先率軍進入東北，並全面擴大控制區，另一方面又奪取或切斷鐵路及交通幹線，阻止國民政府的軍隊前往受降及接收。國軍依賴美國空運、海運的協助，亦控制了全國各大城市。1946年1月，中共佔領區面積增加到二百三十九萬平方公里，人口一億四千九百萬，城市五百零六座。1946年7月，國共雙方在東北熱河、察哈爾、綏遠、山西、河北、河南、江蘇各地，爆發全面的內戰。最初國軍由於兵力較多，控制著主要城市及鐵路交通線，又得到美國援助，因此在軍事上取得優勢。1947年3月，更一度攻佔中共中央在地的延安。共產黨則暫時撤退到廣大的鄉間，又在大城市發動宣傳戰及製造學潮，以困擾國民政府。由於蘇俄樍極對中共提供援助，中共的實力漸增強。1947年秋季開始，共軍於東北、華北、西北、華中各地展開反攻，並於1948年上半年，成功隔斷國軍的戰區及交通線，國軍逐漸陷於劣勢。9月，陳毅率解放軍進攻濟南，山東省主席王耀武所部六萬多人被俘，山東全省失陷。開戰次年以來，國軍由四百三十萬人減至三百交十五萬人，共軍則由一百三十萬人增至二百八十萬人。及至1948年下半年，國共之間爆發了三場決定性的戰役。
首先是遼瀋之戰，這是中共東北野戰軍對東北國軍發動的攻去，雙方在遼寧、瀋陽一帶大戰。1948年9月，林彪統率五十餘萬共軍，進攻遼河以西，以截斷東山與關內的交通，經五十二天激戰，解放軍攻克了錦州、長春，11月初攻陷瀋陽，東北為共軍所有。國軍四十三個精銳師共約四十餘萬人，除少數突圍撤走外，全都被殲滅或俘虜。共軍自國軍手奪得大批美國武器與及全國工業最發達、物產最富饒的東北地區，實力更為強大，決定了共軍日後全局的勝利。
第二場是淮海戰役。這是共軍第二、三野戰軍以徐州為中心，對國軍動的巨大戰役。1948年10月底，中共集中陳毅、劉伯等部六十餘萬圍攻徐州，國軍以劉峙為總司令，動員六十六個主力師，約四十五萬人抵抗。共軍採「圍點打援」戰術，挖掘深溝，重重圍困國軍，時正值天降大雪，國軍機械化部隊失靈，補給亦困難，經兩個多月苦戰後，國軍全軍覆沒。兵團司令黃伯韜、邱清泉殉職，副總司令杜聿明及兵團司令黃維被俘。解放軍攻克軍事重鎮徐州，佔領了長江以北的中原。至此共軍已奠定了渡江作戰的基礎，國府首都南京亦處於共軍直接威脅下。
遼瀋戰役後，林彪即率領東北野戰軍進入關內，會同聶榮臻、賀龍等部，以近百萬之眾，圍攻北平、天津。國軍華北總司令傅作義率領六十萬人抵抗，經過二十余日慘烈的攻守戰，1949年1月15日，共軍攻陷天津，國軍十三萬人被俘。1月22日傅作義決定率領北平守軍二十五萬投降。1月31，共軍和平進入北平。在以上三場決定性戰役中，國軍約損失精銳一百五十萬，長江以北的土地幾全入中共控制之下。至此，國民政府已無力對抗中共，只有退守南方，坐待共軍南下。
國民政府代理總統李宗仁派代表與中共議和，希望能保有長江以南，爭取美援，重整軍備。但中共不願接受，要求國民政徹底投降，和談失敗。4月21日，中共全軍渡江南下，連陷南京杭州、上海、南昌、武漢、長沙各大城市，國軍毫無招架之力。1949年9月，中共在北平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又選舉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六人為副主席，陳毅、賀龍、葉劍英、林彪等五十六人為委員。同時又選舉產生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的成員。10月1日，毛澤東在京天安門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任命周恩來為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毛澤東為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司令。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共更繼續攻陷廣州、桂林、貴陽、重慶及成都。總計自1949年4月起，十一個月內，解放軍席捲中國大陸。國民政府於12月，徹退到台灣。自此，國共雙方在台灣海峽兩岸形成了對峙局面。
總括而這，在1949年前，國共兩黨曾有兩次的合作與分裂。最後國民黨更逼於形勢下遷到台灣，而兩黨亦再沒有合作過，這是可以理解的，國民黨可以說個資本主義黨派，而共產黨則是社會主義黨派，兩黨的思想完全不同，存在着很大分歧，但仍是要合作，實基於當時所面對的環境因素所造成。第一次國共合作，是在國共與蘇俄的互利情況下達成的。而第二次合作，最主要是因為國難當前，再加上人民的意願，於是兩黨拋開私恣，共同合作以抗日。抗日勝利後，兩黨再為個人利益問題而再起衝突。根本上，兩黨的合作，皆在逼不得意的情況下達成，於是衝突是在所難免的。
共產黨與國民黨是兩個分歧頗大的政治組織，前者倡尊共產主義，後者傾向資本主義，原則上似無調和合作的餘地，但自中共成立至1949年，基於種種原因，國共曾有兩次合作。國民黨被逼退守台灣前，國共關係大致可分為四期。1923 - 1927年為「容共時期」，這時國民黨容許中共黨員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企圖轉化之，以擴大國民革命的力量。1927 - 1937年為「剿共時期」，這期將中共逐出國民黨，進而清剿及消滅。1937 - 1945年為「聯共時期」，這期日本全面侵華，國共兩黨聯合抗日。1945 - 1949年為「抗共時期」，這時國民黨漸處劣勢，力謀抗拒中共的擴張，但終被逐至台灣。現論述1949年前國共兩黨的關係發展於如下：
1917年，俄國爆發「十月革命」，成功推翻沙皇，吸引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注意。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在1918年報道了俄國的革命，1919年5月又出版了〈馬思主義研究專號〉，介紹「階級斗爭」和「唯物史觀」，肯定了蘇俄革命的意義，其他報章雜誌亦爭相介紹馬列主義。另一方面，為打破外交上之孤立，爭取亞洲人民的好感，蘇俄於1918及1919年相繼宣佈廢除所有在華的不平等條約。到1920年5月，第三國際派維丁斯基來來華，鼓勵陳獨秀、李大釗等組建中國共產黨，李大釗在北京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陳獨秀在上海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毛澤東亦在湖南辦「文化書社」。1920年8月，陳獨秀在上海組織共產黨，成立「中共臨時中央」，並向國內外發展，北京、武漢、長沙、廣州、山東陸續有共產黨組織出現，在日本東京、法國國巴黎，也有共產主義小組出現。1921年7月1日在第三國際代表馬林的指導下，各地共產主義小組派毛澤東、董必武、張國燾等十三人代表全國五十多名黨員在上海舉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通過了《共產黨黨綱》，選舉陣獨秀任中央局書記，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此時中共致力於推展工人運動，宣傳馬克思主義及擴大共產黨組織的工作。
1922年7月，中共在上海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進一步落實其綱領為打倒軍閥，進行反帝國主義和反封建主義的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實現共產主義。又正式決定加入共產國際的全球策略為行動指標，認為中國革命是全球反帝國主義鬥爭一部份，中共應與「民族資產階級」的政黨組成「反黨國主義統一戰線」。自此，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政治舞台上便漸露頭角。
袁世凱復辟帝制失敗後，中國又陷於軍閥割據，戰禍連年，社會混亂不已。孫中山先生受到南方軍閥的排擠，他眼見無法實現自己的主張，離粵赴滬，潛心研究政治，著《孫文學說》。1919年10月，把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積極爭取自五四運動以後，愛國情緒日益高漲的青年學生，提高黨員質素。他又創辦《建設》雜誌刊載孫中山先生的《建國大綱》，宣傳中國國民黨的建國理想，並準備以武力打倒政敵。1921年5月，中華民國政府成立，孫中山先生任非常大總統，統一兩廣，和北京政府相對立。但孫中山先生的北伐大計受陳陳烱明的叛亂破壞，廣東的基地亦喪失。正當此時，蘇俄多次派人與孫中山先生聯絡，欲使中共加入國民黨，共同推進中國的革命事業。孫中山亦因形勢孤立，認為需要尋求其他勢力的支持，故同意將國民黨改組，准許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
1923年1月，蘇俄派越飛到上海，與孫中山先生商議「聯俄容共」問題。1月16日，發表《孫文越飛聯合宣言》，聲明中國、蘇俄認為蘇維埃制度不能引用於中國，蘇俄願意贊助中國完成統一、獨立，孫中山先生收復廣州，重建革命基地，設立「大元師府」。8月，派蔣中正率領代表團赴蘇俄考察政治和軍事。1923年10月，蘇俄派鮑羅廷前來廣州，並建議：注重宣傳，動員民眾，推行軍事政治工作。孫中山先生委任他為國民黨的顧問，協助國民黨改組。1924年1月，國民黨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共產黨黨員及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李大釗、毛澤東、張國燾等十人當選國民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及候補委員，並發表宣言，公佈政綱，指出中國的禍亂都是帝國主義勾結軍閥所造成。對外政策方面，以廢除不平等條約，償還外債為主。對內則以確定人民完全自由平等，改進農民和工人生活為主。這亦是「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進而達成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其後，蘇俄陸續對國民黨提供武器、金錢和顧問人員的援助。1924年5月，成立黃埔軍官學校，以蔣中正為校長，借用俄國顧問訓練軍事人才，建立「黨軍」。
自是國共兩黨不僅建立了政治合作關係，亦建立了軍事合作關係。從國民黨建立「聯俄容共」的方針開始，便一直以北伐統一為目標。1926年國民革命軍終誓師北伐，但至1927年北伐途中，國共裂痕日深，令國民黨展開清黨分共行動，自此國共第一次合作亦告終。
1924年1月，國共第一次合作成立。中共黨員可以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但中共的組織依然存在，便形成「黨中有黨」的情況，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的紛爭時起。自國共合作，共黨扶助國民黨中的左派汪精衛為領袖，又以共產黨人譚平山主持國民黨政府組織部，在軍事上，周恩來等在黃埔軍校稱極培養共產黨的力量，在輿論上共產黨亦展開積極攻勢，從種種方面上均欲樹立黨的地位。由於「容共」政策下，共黨得以依附國民黨不斷活動及發展勢力，終引起國民黨內部份人的疑慮，擔心領導權會被中共所奪，進而產生排共之意。
1925年11月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林森等反共派相繼被排擠離粵後，在北京西山孫中山靈前舉行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議開除共黨份子，懲處汪精衛及解除鮑羅廷職務，於是反共派便在上海另設中正黨部，國民黨內式分裂。
1926年，共黨在黃埔軍校的活動日漸加強，引起校長蔣中正的戒心。3月20日，中山艦事件發生，蔣下令實行戒備，逮捕第一軍及黃埔軍校中的共黨人員，並派兵包圍蘇俄顧問住宅及共黨機關，收繳共黨的槍械。1926年7月北伐展開後，很快收復長江以南地區，但共黨積極發動農民及工人運動，聲勢日大，國民黨內部對「容共」與「清共」的分歧漸表面化。1927年4月2日，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上海舉行會議，訂立「清黨原則」及組「清黨委員會」，進行清黨工作。4月12日蔣下令將共黨組織的上海總工糾察隊三千人繳械，公開進行清黨，三天內捕殺了八百多名共產黨人，廣東、褔建、江蘇、淅江等省的國民黨組織，也在蔣佈置下進行清黨，是為「四一二清黨」。至4月18日更在南京另組國民政府，形成了「寧漢分裂」。
武漢國民政府本是支持「聯俄容共」，但其後發覺共黨行動是受「第三國際」指揮，1927年4月初，張作霖搜查北京蘇俄使館，搜出了很多文件，證明中共行動及受第三國際指揮，武漢政府認為有清黨的必要。1927年5月22日，武漢國民政府屬下軍許克祥等，在長沙解散由共黨控制的工人糾察隊及農民自軍，又封閉與共黨有關的湖南總公會，捕殺共產黨人，6月江西省主席朱培德亦宣佈反共。7月15日武漢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正式下令「分共」，免除各機關的中共黨員職務，史稱「七一五分共」。1927年9月南京武漢兩地國民政府取得諒解，重新合併，是為「寧漢復合」。而寧漢復合亦象徵了國共第一次合作全面破裂。
國民黨分共後，共黨逼於轉入農材發展，但國民黨並不就此罷休，為徹底消滅共黨，不久即對其以武力征討，此即步入「剿共時期」。在國民黨分共後，國共由第一次合作轉為十年內戰。1927年8月1日，北伐軍中的共黨黨員如周恩來、朱德等率領三萬士兵，在南昌發動起義失敗。隨後，毛澤東在湖南、江西邊界發動「兩湖秋收起義」，失敗之後即率餘部佔據井岡山，建立中共第一個農村根據地。
次年四月，朱德率南昌起義餘部至井岡山與毛澤東會師，合編成工農紅軍第四軍，由朱德任軍長，毛澤東為黨代表，訂定「亂進我退，亂退我進，亂住我扶，亂疲我打」的游擊戰術，「三大紀律」及「八項注意」等軍隊守則，但因國軍多次進攻，共產黨的活動遂漸走向農村。1930年3月成立江西及閩西蘇維埃政府，即中央蘇維埃區，其後在閩、贛、湘、粵陸續建立了十多個根據地及八支紅軍，控制了124縣，軍隊人數達六萬。共黨控制區內透過組織農民進行土地革命，沒收地主土地以重新分配，藉此擴大根據地的生產及令農民在人力物力上支持紅軍。1931年，中共中央從上海遷往瑞金，11月在瑞金召開第一次全國蘇維挨代表大會，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以毛澤東為主席，朱德為軍事委員會主席。
1930年10月中原大戰結束後，蔣中正為首的南京國民政府才開始正視共黨的發展。國民政府眼看共產黨控制的地區日廣，勢力日盛，自1930調集軍隊，五次大舉進攻共產黨在江西瑞金及其它地區的根據地。圍攻瑞金的前三次軍事行動，都因戰略錯誤或日本發動侵略東北的「九一八事變」而未能收效。1933年初，「一二八事變」局部獲得解決，國民政府又發動第四次圍攻，此次國軍以築公路，建碉堡，設保甲，編民團協助進攻，但因受日軍侵犯華北的影響而被迫停止。1933年5月，中日簽訂《塘沽協定》，國民政府調動八十萬大軍，由蔣中正親指揮，對共黨中央根據地及鄰近湘、贛、閩、浙等據點發動總圍剿，即第五次圍攻。這次改用「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的原則以及「封鎖」的戰術，以碉堡群和公路網嚴密封鎖蘇區，並隨勝利逐步少包圍範圍。戰事持續一年，國軍步步進逼，紅軍敗退，食物與軍需品亦漸缺乏，轄區日漸減少，最終共軍被逼1934年10月放棄江西，展開「長征」。國軍前四次進剿，皆因日本侵擾破不了共軍的游擊戰術而敗，至第五次方逼使共軍撤離根據地，但仍未能剿滅之，反讓其突圍而走，故第五次圍剿雖表面成功，但在「總圍剿」的角度而言則是失敗的。
1934年10月，中共決定於棄瑞金，向西突圍。10月15日，共軍主力八萬餘人秘密從瑞金出發，轉經湖南、廣西、雲南、四川、青海、甘肅，沿途遭受國軍追擊及地方軍隊的截擊，歷盡難苦，1935年10月，才到達陝西延安，與當地的共軍會合，重新建立根據地。這次軍車行動，在紅軍史上稱為「二萬五千里長征」。在「長征」途中，中共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開會議，奠定了毛澤東對共軍的指揮權，成為毛澤東日後在中共黨內權力上升的開瑞。此時共產黨在各地的根據地，亦全部被國民政府攻破，共產黨所控制的，僅餘陝西延安一地，共軍只餘不足三萬人。這令蔣介石自信剿滅紅軍可短期內完成，更加強其「先安內後攘外」之決心。
但自「九一八事變」後，東三省淪為日本控制，全國抗日救亡運動隨即大盛，一致要求國共停止內戰，共同抗日，但蔣介石仍堅持「先安內後攘外」，對日本極力容忍，這引起部份軍民的不滿。時東北軍的將領張學良及西北軍的楊虎城正被蔣中正督促其加緊剿共，然他們均受共黨的口號影響，對蔣之政策深感不滿，並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要求，但即遭蔣之拒絕。於是張及楊於1936年12月12日，挾持前往西安督戰的蔣中正，提出「停止內戰」，「召開救國會議」的主張，此事稱為「西安事變」，結果，蔣介石被逼答允與共黨合作才得以獲釋。故此，西安事變實直接令原不願妥協的蔣介石改變方針，為國共合作邁出關鍵一步，其後，國內各黨派之武裝力量亦在抗日口號下趨向團結，形成中國全力抗日的力量。
1937年，「七七事變」發生，中共中央於七月十五日向國府發出了共赴國難宣言，提出：「為實現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而奮鬥，取消推翻國民政府之一切行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消蘇維埃政府以期全國政權之一統，取消紅軍之番號及名義，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接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共負抗日之責。」同時，中共亦派出周恩來與國府協商建立「抗日民族陣線」，可見共黨在合作上，亦頗顯誠意。另一方面，在日軍繼續向京津進逼下，國府亦決計抗戰，國共雙方遂達成協議，中共的西北紅軍主力改編為「八路軍」，由朱德、彭德懷任正副總司令；南方紅軍遊擊隊改編為「新四軍」由葉挺、項英任正副軍長。1937年9月22日國府公佈了中共的〈共赴國難宣言〉，並承認中共的合法地位。自此，「中華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立，國共第二次合作亦開始。在抗戰初期，國共雙方大體尚能合作，但是中共的實力迅速擴充，與國民政府的衝突漸多。
1941年初，安徽涇縣發生了「新四軍事件」，令兩黨關係決裂。原來，1941年，國軍以共黨軍隊不受指揮為由，在皖南解散由共黨改編之新四軍，軍長葉挺被捕，副軍長項英被殺。其後新四軍由陳毅及劉少奇重建，於抗日期間繼續在皖南活動。自此，國共雙方漸生矛盾。「國共聯合抗日陣線」本是在中共及其軍隊接受國府指揮下建立的，但中共一直保有獨立形式，這令國民黨在抗戰期間對其即甚為猜忌，磨擦日烈。中國其他黨派為了排解國共的紛爭，形成一種緩衝力量，於是組織「中國民主同盟」，一致對抗日本，因此自1943年，國共曾多次接解觸，但都沒有成果。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戰勝利，國共雙方為了受降和接收日軍控制的淪區資源而發生衝突。在受降問題上，中共抗日根據地的軍隊拒不接受國府的就地駐防命令，獨自接收不少國土及城市，更在蘇俄的協助下，分別由海陸路進入東北，接收了日本關東軍武裝及東北的工業。當時，中國以國民政府為正式政府，由中共改編的軍隊屬國府名下，理應聽國府指揮。加上，日本投降的政府是國民政府，共黨卻違令接收了關東軍的裝備及資源，此舉令國府非常不滿。
在美國的調停下，1945年8月，駐華大使赫爾利陪同中共主席毛澤東飛往重慶，和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作歷史性的會談。10月10日，雙方簽署《雙十協定》，雙方訂下了和平建國，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和黨派平等合法的原則。但雙方在共產黨解放區政府及受降地區等問題上，未能達成協議，國、共間的衝突愈趨激烈。1945年12月，美國總統杜魯門派馬歇爾為特使，到中國調停國共關係。1946年1月，國共雙方簽訂了停戰協議，同時，又由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同盟、中國青年黨及社會賢達五方面各派代表，共三十八人，在重慶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以求解決國共間的衝突。會上決議改組國民政府，通過《和平建國綱領》；定期召開「國民大會」，並增遷代表，制定憲法，與及軍隊整編及把共軍編入國軍。但國、共兩黨實際上仍存在嚴重的紛歧，雙方軍隊在各地的衝突時起，中共甚至杯葛「國民大會」。1947年1月，馬歇爾奉召回國，調停宣告失敗。中國亦再一次難逃內戰的命運。
抗戰結束時，中共控制了一百多平方公里土地和一億三千萬的人口，擁有軍隊約一百二十萬，另外有二百二十萬民兵。日本投降後，中共指派林彪搶先率軍進入東北，並全面擴大控制區，另一方面又奪取或切斷鐵路及交通幹線，阻止國民政府的軍隊前往受降及接收。國軍依賴美國空運、海運的協助，亦控制了全國各大城市。1946年1月，中共佔領區面積增加到二百三十九萬平方公里，人口一億四千九百萬，城市五百零六座。1946年7月，國共雙方在東北熱河、察哈爾、綏遠、山西、河北、河南、江蘇各地，爆發全面的內戰。最初國軍由於兵力較多，控制著主要城市及鐵路交通線，又得到美國援助，因此在軍事上取得優勢。1947年3月，更一度攻佔中共中央在地的延安。共產黨則暫時撤退到廣大的鄉間，又在大城市發動宣傳戰及製造學潮，以困擾國民政府。由於蘇俄樍極對中共提供援助，中共的實力漸增強。1947年秋季開始，共軍於東北、華北、西北、華中各地展開反攻，並於1948年上半年，成功隔斷國軍的戰區及交通線，國軍逐漸陷於劣勢。9月，陳毅率解放軍進攻濟南，山東省主席王耀武所部六萬多人被俘，山東全省失陷。開戰次年以來，國軍由四百三十萬人減至三百交十五萬人，共軍則由一百三十萬人增至二百八十萬人。及至1948年下半年，國共之間爆發了三場決定性的戰役。
首先是遼瀋之戰，這是中共東北野戰軍對東北國軍發動的攻去，雙方在遼寧、瀋陽一帶大戰。1948年9月，林彪統率五十餘萬共軍，進攻遼河以西，以截斷東山與關內的交通，經五十二天激戰，解放軍攻克了錦州、長春，11月初攻陷瀋陽，東北為共軍所有。國軍四十三個精銳師共約四十餘萬人，除少數突圍撤走外，全都被殲滅或俘虜。共軍自國軍手奪得大批美國武器與及全國工業最發達、物產最富饒的東北地區，實力更為強大，決定了共軍日後全局的勝利。
第二場是淮海戰役。這是共軍第二、三野戰軍以徐州為中心，對國軍動的巨大戰役。1948年10月底，中共集中陳毅、劉伯等部六十餘萬圍攻徐州，國軍以劉峙為總司令，動員六十六個主力師，約四十五萬人抵抗。共軍採「圍點打援」戰術，挖掘深溝，重重圍困國軍，時正值天降大雪，國軍機械化部隊失靈，補給亦困難，經兩個多月苦戰後，國軍全軍覆沒。兵團司令黃伯韜、邱清泉殉職，副總司令杜聿明及兵團司令黃維被俘。解放軍攻克軍事重鎮徐州，佔領了長江以北的中原。至此共軍已奠定了渡江作戰的基礎，國府首都南京亦處於共軍直接威脅下。
遼瀋戰役後，林彪即率領東北野戰軍進入關內，會同聶榮臻、賀龍等部，以近百萬之眾，圍攻北平、天津。國軍華北總司令傅作義率領六十萬人抵抗，經過二十余日慘烈的攻守戰，1949年1月15日，共軍攻陷天津，國軍十三萬人被俘。1月22日傅作義決定率領北平守軍二十五萬投降。1月31，共軍和平進入北平。在以上三場決定性戰役中，國軍約損失精銳一百五十萬，長江以北的土地幾全入中共控制之下。至此，國民政府已無力對抗中共，只有退守南方，坐待共軍南下。
國民政府代理總統李宗仁派代表與中共議和，希望能保有長江以南，爭取美援，重整軍備。但中共不願接受，要求國民政徹底投降，和談失敗。4月21日，中共全軍渡江南下，連陷南京杭州、上海、南昌、武漢、長沙各大城市，國軍毫無招架之力。1949年9月，中共在北平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又選舉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六人為副主席，陳毅、賀龍、葉劍英、林彪等五十六人為委員。同時又選舉產生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的成員。10月1日，毛澤東在京天安門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任命周恩來為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毛澤東為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司令。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共更繼續攻陷廣州、桂林、貴陽、重慶及成都。總計自1949年4月起，十一個月內，解放軍席捲中國大陸。國民政府於12月，徹退到台灣。自此，國共雙方在台灣海峽兩岸形成了對峙局面。
總括而這，在1949年前，國共兩黨曾有兩次的合作與分裂。最後國民黨更逼於形勢下遷到台灣，而兩黨亦再沒有合作過，這是可以理解的，國民黨可以說個資本主義黨派，而共產黨則是社會主義黨派，兩黨的思想完全不同，存在着很大分歧，但仍是要合作，實基於當時所面對的環境因素所造成。第一次國共合作，是在國共與蘇俄的互利情況下達成的。而第二次合作，最主要是因為國難當前，再加上人民的意願，於是兩黨拋開私恣，共同合作以抗日。抗日勝利後，兩黨再為個人利益問題而再起衝突。根本上，兩黨的合作，皆在逼不得意的情況下達成，於是衝突是在所難免的。
2008年5月1日星期四
中共政治運動
試述1949年至1976年間中共政治運動的原因。
在中共建國後，中共領導層最逼切問題有二：最重要的是如何鞏固新建的政權；二是如何使久經戰亂而殘破的中國經濟重整。故建國後即開始一連串實際工作以達其目標。在終極理想方面，中共既遵奉馬克思主義，當然欲將中國盡快變成一個如馬克思所述的共產社會，但這理想社會又不是一朝一夕能實現，因而中共領導層認為可循三個階段達致，先由「新民主主義」時期至「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再由社會主義時期至「共產主義時期」。現論述其政治運動的原因於如下：
毛澤東於1949年7月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確定中共政權是以共產黨帶領下的民主作為基本形式。至十月建立過渡期政府，並頒佈「共同綱領」作為臨時憲法。在新民主主義時期，共產黨實踐其在國共內戰時承諾，在共黨領導下聯合各黨派組成聯合政府。此舉的用意有三：一是團結中國內部，在政治上孤立台灣，二是減輕共黨一黨專政的色彩；三是吸收是時所有政界各人到政權中，以增新建政權的聲望。由放這期尚屬草創時期，故政治工作上便著重建立新政府的性質及規模。
為了盡快恢復國家經濟，共黨於民營企業並無即時取締，只是採用逐步控制的方法，提出「出產高於一切」，以爭資產階級的支持。其主要是以「公私並顧，勞資兩利」為原則，通過減低稅率等措施，並助資本家協調勞資關系。由於要借助資本家恢復殘破的經濟，及避免人才流向臺灣，故這時並不強調與資本家的對立。這政策令生產漸見恢復，資本家對共黨亦不致為驚懼。另一方面，中共對農業的恢復亦是採漸進方法，在1950年在全國推行「土地改革運動」，以依靠農民作為支持，團結中農，中立富農，有分別地消減剝削為原則。廢除地王對土地的擁有權，把土地權歸還給農民，以提高農民的工作積極性，從而使農民盡快恢復農業生產。
在1950年末開始，政府每年均派出土改工作隊到農村領導「土改」，工作員一面訪問農民疾苦，一面召開農民代表會議以組織農民。工作隊透過「吐若水」及「算剝削脹」等論題與農民討論，藉此「教育」農民，使他們自覺應與地主迅行階級斗爭，實際行動則是召開「鬥爭審判大會」，社會上農民對不法的地主進行告發，再由人民法庭逮捕及懲處地主。如此農村中漸劃分為貧農、僱農、中農、富農與地主等階級，農民廣泛地展開沒收地主的大地和財產作重新分配，經分配後，地主與貧民皆得到相約的土地，此與既實現共產主義的精神，且地主得地後要出而耕種，使他們在勞動中進行改造。這期明顯的特色，是為了恢復生產，即使對與共產主義相違的資本家及富農皆採溫和手段，鬥爭只集中於地主，故在中國仍存資本家及富農的經濟，而土改的目標也僅是「均產」，土地所有權仍是私有。
除創建政府及發展經濟外，中共亦著力於鞏固政權及改造當時的社會風氣，於是實行了連串改造社會的措施，有鎮壓反革命運動，思想改造運動及「三反」「五反」運動。中共取得政權後，國民黨雖退守臺灣，但國內反共者仍然不少，遂使中國發動全國性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反革命是指反對1949年的亦化革命，或稱「鎮反運動」，在1950年底中共開始清查及鎮壓反革命份子，集中打出的對象是：「土匪」、「惡霸」、「特務」、「反動黨團骨幹份子」及「反動會道門頸子」；激發人民檢舉潛在的反革命份子，並重懲之，使反革命份子漸被肅清。至1953年運動結束時，已處決了七十萬及扣押了一百三十萬反革命份子，基本上清除了留在大陸反共者，這既減少了日後推行變革的阻力，更重要的是鞏固了新的政權。
1950年5月毛澤東提出「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運動」，認為知識份子是易於控制的，要重新改造他們，使其為共黨效命以成為有助統治的工具。方法是通過小組學習形式，使知識份子間自我批評及改造，承認自己過去思想的錯誤，並與以往的自己劃清界線，完全接受共黨服務為大前提。如此，知識份子便得到悔改及更新，改造了知識份子而達致控制思想為目的。如「思想改造運動」即要知識份子接受共黨的意識形態，隨著運動在教育、文學及科學界的開展，著名的知識份子如周培源、華羅庚等亦受「改造」，紛在共黨的「教育」下，發表有自我批評和改造的文章。可見在強制改造下，知識份子至少已表面上投向共黨。
1951年11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指出：「反貪污，反浪費一件大事」，「需要來一次全黨的大清理，徹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貪污事件。」在12月1日中共領導層決定將「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作為「精兵簡政，增產約」精神的措施。至1952年1月毛澤東正式號召全國一致「大張旗鼓地，雷厲風行地，展開一個大規模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將這此舊社會遺留下的污毒洗輸淨」。接著，三反運動便在全國展開，矛頭直指政府裏「變質」的幹部。當時，各地均成立檢查組發動檢舉懲處貪污的幹部，政府公佈了大批貪污、盜竊的案件，並召開公審大會，根據案件輕重對犯人作出判決。至1952年夏天，歷時半年的「三反」運動才結束。
「三反」結束後，由於「三反」仍未能揭發資本家與國家機關中貪污份子的勾結，在1952年2月，又展開對工界「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竊國家資財；反偷工減料、反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鬥爭的對象由貪污幹部擴至工商業者。這運動以工商業最繁榮的上海為中心，發動工人檢舉不法資本家，至10月底五反運動才結束。以上中共的各種改造社會措施有一特點，就是中央欲加強對黨內以致全國的控制，打擊反共人士，但這階段中只是著力於「改造」他們，仍未消滅這些階級，大抵是由於政權新立，以避免引起重大的反抗。
中共在新民主主義時期因著眼於恢復中國的經濟，遂對與共產主義相違的資產階級暫作容忍，以利用他們作為新政權服務。但新民主主義時期只是一過渡階段，中共領導層最終目的仍是走向社會及共產主義。在新民主主義後，中共政權逐漸穩定後，中國步入社會主義改造時期時，此即開始以社會主義形式造行建國工作及社會改造。
1956底中國正動員全國力量建設社會主義經濟，極需資本家及知識份子的支持，但這期所推行的公私合營中，共黨幹部與資本家的關係一直惡劣，而資本家參與經濟建設的積極性也甚低，這令毛澤東認為這時黨內出現三種錯誤的作風：一是知識份子的主觀主義；二是地方幹部官僚主義，三是各軍區軍人宗派主義。這三種作風引玫共黨內部的不良風氣，從而阻礙了建設，必須盡快整治。另一方面，人民在此時對共黨亦積壓了許多不滿，中共領導層認為若不讓其宣洩，則必會防礙國家建設的推行，因而對人民的不滿亦趨於徹底解決。
鑑於上述兩種背景，1957年2月毛澤東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至三月又發表〈在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實於1955年共黨已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毛澤東亦在1956年提出整治黨風，但未被接納，指出必須在「全國」展開整風運動，鼓勵黨外人士發表對中共看法及批評，這種「開門的整風」，對一般人民提出「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對知識份子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對民主黨提出「長期共存，不相監督」的口號，以期招攬各階層一起整風。在1957年5月開始中共正式推行了「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的整風運動。這種整風運動是在黨領導的民主典型。
毛澤東認為鳴放運動應是「既嚴肅認真又和風細雨的」及「恰如其份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運動」。但隨著黨外人士的批評越趨激烈，中共恐至不可收拾，遂轉而對之壓制。先是〈人民日報〉稱「鳴放運動」及一「陽謀」，用意令所有反動份子冒出來，使黨能有效消除之，故當批評轉烈時，中共即展開「反右派運動」反出及整治，可說鳴放運動的原意大低是利用各界人士的評整治黨風，但演至後期則變為中共清除異已的行動。總括建國初年的政治運動，明顯有兩種特色：一是要人民完全接受共黨的意識形態及政治，二是全以階級鬥爭方式進行，被鬥爭的階級受嚴重逼害。這是共黨獨特的處事方法及意識形態。中共所主張的民主，甚至在建國初期標榜的「新民主主義」，仍離不開這一原則，因中共的本質就是一共產主義之政權。
經過建國初期系列的努力後，中共政權基本上已經穩定下來，經濟建設亦獲得一定成就，其邁向「中國式社會主義」及建設中國為富強國家的決心遂更堅定，步伐亦由建國初期的務實緩進轉為激烈冒進，步入了「躍進時期」。而中共建國後一直採取對蘇聯一面倒的政策，在各方面的建設均採蘇聯模式，蘇聯亦為擴大共產陣營的力量，在國防、科技等方面積極支援中國的建設，並派大量專家來華協助中國籌建，這令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立國之初即稍具經濟基礎，有力量進行進一步的建設。但自1953年史太林逝世、赫魯曉夫上台後，中蘇兩國即產生分歧，蘇聯對中國的援助日減，至1956年蘇聯更撤走在華專家及終止一切科技合作計劃。這令中國於國際上幾陷孤立，同時又正值急於建設之時，失卻蘇聯援助下，中共唯有依賴本身的力量建設，在糧食上達致自給自足，重工業上能自力生產，全面實行中國式的社會主義。
此外，中國自建國以來，一直採用蘇聯的經濟發展模式，但因蘇聯模式是著重工業，須要投入大量資金及機械，並注重機械化以減少人力。惟中國卻是資金不足，科技落後，人力過剩，領層漸漸發現蘇聯式的經濟並不適合中國的國情。況且，赫魯曉夫上台後停止對中國援助，於是領導層便設法改變蘇聯模式而另創一套中國式的生產模式，「大躍進」正是這種情況下出現中國模式的產物。加上，毛澤東認為人有無窮潛在力量，可透過思想教育鼓動人的主觀能動性，以集中人的力量及幹勁去改善現狀，這看法是毛澤東於帶領紅軍作二萬五千里長征時所體會的，正因他有這種體會，故認為提倡「苦幹」、「自我犧性」等革命精神，以集中人民一起努力建設，便可改善經濟狀況，使中國富強起來。這想法的付諸行動，便是發動全民進行「大躍進」。
再者，中國在1953-57年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取得了初步成就，故在1958年要實行第二個五年計劃時，全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情緒皆十分高漲，甚至出現一種不切實際的主觀情緒；加以毛澤東希望透過思想教育鼓動人民改變農村的落後，於是提出「希望苦戰三年，爭取大部份地區的經濟面貌基本改變」，並與劉少奇提出「十五年內超英趕美」。故在全國人民的主觀情緒及領導層的鼓動下，中國出現一種「冒進」的思潮，這對大躍進的推行起了決定性的動力。但另一方面，於1956年上半年主管財經的周恩來、陳雲及李先念等人針對這冒進現象，提出「反冒進」的經濟方針，強調經濟發展必須與國力相應。但毛澤東把這種意見視為「右傾」、「保守」及「促退」而多次進行批判，1958年1月陳等人被逼作了「檢討」，這種「右傾」的緩進方針被否定後，黨內急於求成的左傾情緒更形壯大，進一步促成了大躍進的實行。由此可見，大躍進的出現與國外及國內的因素皆有關系，亦可說是第一階段經濟建設成功的反效果。可是，大躍進後被視為一盲目的左傾運動，其後由劉少奇領導的調整，將這左傾的情緒扭轉過來，不久中國又再出現文化大革命，這次文革的左傾思潮比大躍進時期更為激進，帶來的災害亦更深重。文化大革命之出現實基於以下各因素：
新中國建立之初，外交上對蘇聯採一面倒政策，並以蘇聯的模式建設，但因蘇聯模式強調資金、科技、機械等因素，但中國則人多而資金少，故其後毛澤東認為蘇聯模式不適合中國建設，漸對其拾棄。另一方面，蘇聯模式重經濟而不重階級鬥爭，毛澤東認為這必定產生新的資產階級，是「修正主義」，大力作出批判，因而引致兩國於五十年代後期交惡，於1960年7月大躍進失敗之際，蘇聯撤走在華專家，並挑起中蘇邊界的糾紛，令毛澤東認定推行修正主義的蘇聯是中國的頭號敵人，遂放棄國內強調「防修」，「防修」的風氣既令黨內的關係緊張，並透過運動形式使人民保持革命精神。文革便奠基於這精神上的革命，使全國跟隨毛澤東認為是正確的方向行使革命。
另外，在三面紅旗政策失敗後，進入調整期要恢復大躍進前的模式，這令毛澤東恐怕中國會重行蘇聯模式，以致出現如赫魯曉夫般具資本主義色彩的領導人，因而重申「階級鬥爭」以保持共產主義的色彩。但劉、鄧等人的經濟調整政策卻是力求穩定，不主張以階級鬥爭及運動的方式發展經濟，而將農業放在第一位，輕工業次之，重工業再次之，強調工業支援農業，在外交上亦著重與各國保持和平關係，「對帝、修、反要和，對革命人民的支援要少」的「三和一少」政策。
在三面紅旗政策失敗後，毛澤東退居二線，權勢大為削弱，成為國家主席的劉少奇更多次公然表明不同意毛澤東的觀點，如謂：「我們動不動就給自己的同志扣上反黨的帽子，其實，人家只是對一個具體領導有意見。反對某一個人，怎麼能說就是反黨？你反對毛主席，也只是反對毛主席個人。」這使毛澤東對以劉少奇為中心的當權派懷著敵意，企圖重奪政權，最終乃藉自己在黨和人民心目中的威望，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重奪政權。
很明顯，毛、劉二人的政見存在分歧，而毛認為劉、鄧便是「修正主義」的代表，因而提出「無產階級專政不斷革命論」，強調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進而指出：「資產階級，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混入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在黨中央成立了司令部，在各省市都有代理人......過去各種運動都未能解決問題......只有實行文化大革命......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上述黑暗面，才能把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取過來。」毛澤東先於1962年發起「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用階級斗爭的觀點來教育人民，至1964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重心更發展為「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清組織」的「四清」，矛頭直指劉、鄧等「反革命的修正主義份子」，這種反右派的鬥爭就是文革的先聲。
加上，中共建國後，毛澤東逐漸驕傲，思想也變得脫離實際，主觀主義及專斷作風卻日趨嚴重，常把人的地位凌駕於黨中央之上，並製造個人崇拜的風氣，毛澤東被人民奉若神明，為中共的當然領導人，五十年代後期，當毛的權力受損時，便利用在人民心中的威信，發動群眾運動取回被劉少奇所奪的權力，因而出現文革，時謂：「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可見對其崇拜的程度。事後，中共中央在《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指出個人崇拜對文革出現的關係：「毛澤東同志在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的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發展得越來越嚴重，他的個人專斷作風逐步損害黨的民主集中制，個人崇拜現象逐步發展，黨中央未能及時糾正這些錯誤......就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動。」
當時於毛澤東身邊的都是一些急進且具野心的人，當中包括具軍事力量的林彪及具政治野心的江青、康生等人，他們為奪取權力遂利用毛澤東的左傾思想及個人權力慾，大力發動宣傳，把毛推到於黨之上的神聖地位，極力鼓吹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同時，又指劉、鄧為首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正在實行修正主義，必須發動群眾運消除之。其後，中共中央在〈建國以來若於歷史問題的決議〉中亦指出急進派的推動與文革的關係：「林彪、江青、康生這些野心家又別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長了這些錯誤，這就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動。」
中國共產黨以社會主義為目標，要去除人與人之間階級之分。在中共建國之後，即實行一系列以社會主義為基礎的政治運動，鞏固新建的政權以及恢復久經戰亂而殘破的中國經濟。起初是社會改造時期，即1949至1955年期間是為第一個五年計劃，這次的改革很成功，人民內部矛盾解決，大部份的資產階級已被消滅，農業與工業開始公有化。雖然自1957年後，中國全國人民努力支持改革，但這是中國再走下坡的先兆。不斷的革命論使階級鬥爭十分激烈，而階級鬥爭更成為後來文革的主要工具。而文革的出現有很多因素，如中蘇關係惡化牽連到國內「防修」的風氣，以及毛澤東不滿劉少奇等人行資本主義式的調整，及江青等野心家的推波助瀾等。但最主要還是實際的政治問題，就是毛澤東不甘權力被奪，要透過群眾運動方式奪回政權的欲望。
在中共建國後，中共領導層最逼切問題有二：最重要的是如何鞏固新建的政權；二是如何使久經戰亂而殘破的中國經濟重整。故建國後即開始一連串實際工作以達其目標。在終極理想方面，中共既遵奉馬克思主義，當然欲將中國盡快變成一個如馬克思所述的共產社會，但這理想社會又不是一朝一夕能實現，因而中共領導層認為可循三個階段達致，先由「新民主主義」時期至「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再由社會主義時期至「共產主義時期」。現論述其政治運動的原因於如下：
毛澤東於1949年7月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確定中共政權是以共產黨帶領下的民主作為基本形式。至十月建立過渡期政府，並頒佈「共同綱領」作為臨時憲法。在新民主主義時期，共產黨實踐其在國共內戰時承諾，在共黨領導下聯合各黨派組成聯合政府。此舉的用意有三：一是團結中國內部，在政治上孤立台灣，二是減輕共黨一黨專政的色彩；三是吸收是時所有政界各人到政權中，以增新建政權的聲望。由放這期尚屬草創時期，故政治工作上便著重建立新政府的性質及規模。
為了盡快恢復國家經濟，共黨於民營企業並無即時取締，只是採用逐步控制的方法，提出「出產高於一切」，以爭資產階級的支持。其主要是以「公私並顧，勞資兩利」為原則，通過減低稅率等措施，並助資本家協調勞資關系。由於要借助資本家恢復殘破的經濟，及避免人才流向臺灣，故這時並不強調與資本家的對立。這政策令生產漸見恢復，資本家對共黨亦不致為驚懼。另一方面，中共對農業的恢復亦是採漸進方法，在1950年在全國推行「土地改革運動」，以依靠農民作為支持，團結中農，中立富農，有分別地消減剝削為原則。廢除地王對土地的擁有權，把土地權歸還給農民，以提高農民的工作積極性，從而使農民盡快恢復農業生產。
在1950年末開始，政府每年均派出土改工作隊到農村領導「土改」，工作員一面訪問農民疾苦，一面召開農民代表會議以組織農民。工作隊透過「吐若水」及「算剝削脹」等論題與農民討論，藉此「教育」農民，使他們自覺應與地主迅行階級斗爭，實際行動則是召開「鬥爭審判大會」，社會上農民對不法的地主進行告發，再由人民法庭逮捕及懲處地主。如此農村中漸劃分為貧農、僱農、中農、富農與地主等階級，農民廣泛地展開沒收地主的大地和財產作重新分配，經分配後，地主與貧民皆得到相約的土地，此與既實現共產主義的精神，且地主得地後要出而耕種，使他們在勞動中進行改造。這期明顯的特色，是為了恢復生產，即使對與共產主義相違的資本家及富農皆採溫和手段，鬥爭只集中於地主，故在中國仍存資本家及富農的經濟，而土改的目標也僅是「均產」，土地所有權仍是私有。
除創建政府及發展經濟外，中共亦著力於鞏固政權及改造當時的社會風氣，於是實行了連串改造社會的措施，有鎮壓反革命運動，思想改造運動及「三反」「五反」運動。中共取得政權後，國民黨雖退守臺灣，但國內反共者仍然不少，遂使中國發動全國性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反革命是指反對1949年的亦化革命，或稱「鎮反運動」，在1950年底中共開始清查及鎮壓反革命份子，集中打出的對象是：「土匪」、「惡霸」、「特務」、「反動黨團骨幹份子」及「反動會道門頸子」；激發人民檢舉潛在的反革命份子，並重懲之，使反革命份子漸被肅清。至1953年運動結束時，已處決了七十萬及扣押了一百三十萬反革命份子，基本上清除了留在大陸反共者，這既減少了日後推行變革的阻力，更重要的是鞏固了新的政權。
1950年5月毛澤東提出「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運動」，認為知識份子是易於控制的，要重新改造他們，使其為共黨效命以成為有助統治的工具。方法是通過小組學習形式，使知識份子間自我批評及改造，承認自己過去思想的錯誤，並與以往的自己劃清界線，完全接受共黨服務為大前提。如此，知識份子便得到悔改及更新，改造了知識份子而達致控制思想為目的。如「思想改造運動」即要知識份子接受共黨的意識形態，隨著運動在教育、文學及科學界的開展，著名的知識份子如周培源、華羅庚等亦受「改造」，紛在共黨的「教育」下，發表有自我批評和改造的文章。可見在強制改造下，知識份子至少已表面上投向共黨。
1951年11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指出：「反貪污，反浪費一件大事」，「需要來一次全黨的大清理，徹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貪污事件。」在12月1日中共領導層決定將「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作為「精兵簡政，增產約」精神的措施。至1952年1月毛澤東正式號召全國一致「大張旗鼓地，雷厲風行地，展開一個大規模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將這此舊社會遺留下的污毒洗輸淨」。接著，三反運動便在全國展開，矛頭直指政府裏「變質」的幹部。當時，各地均成立檢查組發動檢舉懲處貪污的幹部，政府公佈了大批貪污、盜竊的案件，並召開公審大會，根據案件輕重對犯人作出判決。至1952年夏天，歷時半年的「三反」運動才結束。
「三反」結束後，由於「三反」仍未能揭發資本家與國家機關中貪污份子的勾結，在1952年2月，又展開對工界「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竊國家資財；反偷工減料、反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鬥爭的對象由貪污幹部擴至工商業者。這運動以工商業最繁榮的上海為中心，發動工人檢舉不法資本家，至10月底五反運動才結束。以上中共的各種改造社會措施有一特點，就是中央欲加強對黨內以致全國的控制，打擊反共人士，但這階段中只是著力於「改造」他們，仍未消滅這些階級，大抵是由於政權新立，以避免引起重大的反抗。
中共在新民主主義時期因著眼於恢復中國的經濟，遂對與共產主義相違的資產階級暫作容忍，以利用他們作為新政權服務。但新民主主義時期只是一過渡階段，中共領導層最終目的仍是走向社會及共產主義。在新民主主義後，中共政權逐漸穩定後，中國步入社會主義改造時期時，此即開始以社會主義形式造行建國工作及社會改造。
1956底中國正動員全國力量建設社會主義經濟，極需資本家及知識份子的支持，但這期所推行的公私合營中，共黨幹部與資本家的關係一直惡劣，而資本家參與經濟建設的積極性也甚低，這令毛澤東認為這時黨內出現三種錯誤的作風：一是知識份子的主觀主義；二是地方幹部官僚主義，三是各軍區軍人宗派主義。這三種作風引玫共黨內部的不良風氣，從而阻礙了建設，必須盡快整治。另一方面，人民在此時對共黨亦積壓了許多不滿，中共領導層認為若不讓其宣洩，則必會防礙國家建設的推行，因而對人民的不滿亦趨於徹底解決。
鑑於上述兩種背景，1957年2月毛澤東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至三月又發表〈在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實於1955年共黨已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毛澤東亦在1956年提出整治黨風，但未被接納，指出必須在「全國」展開整風運動，鼓勵黨外人士發表對中共看法及批評，這種「開門的整風」，對一般人民提出「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對知識份子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對民主黨提出「長期共存，不相監督」的口號，以期招攬各階層一起整風。在1957年5月開始中共正式推行了「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的整風運動。這種整風運動是在黨領導的民主典型。
毛澤東認為鳴放運動應是「既嚴肅認真又和風細雨的」及「恰如其份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運動」。但隨著黨外人士的批評越趨激烈，中共恐至不可收拾，遂轉而對之壓制。先是〈人民日報〉稱「鳴放運動」及一「陽謀」，用意令所有反動份子冒出來，使黨能有效消除之，故當批評轉烈時，中共即展開「反右派運動」反出及整治，可說鳴放運動的原意大低是利用各界人士的評整治黨風，但演至後期則變為中共清除異已的行動。總括建國初年的政治運動，明顯有兩種特色：一是要人民完全接受共黨的意識形態及政治，二是全以階級鬥爭方式進行，被鬥爭的階級受嚴重逼害。這是共黨獨特的處事方法及意識形態。中共所主張的民主，甚至在建國初期標榜的「新民主主義」，仍離不開這一原則，因中共的本質就是一共產主義之政權。
經過建國初期系列的努力後，中共政權基本上已經穩定下來，經濟建設亦獲得一定成就，其邁向「中國式社會主義」及建設中國為富強國家的決心遂更堅定，步伐亦由建國初期的務實緩進轉為激烈冒進，步入了「躍進時期」。而中共建國後一直採取對蘇聯一面倒的政策，在各方面的建設均採蘇聯模式，蘇聯亦為擴大共產陣營的力量，在國防、科技等方面積極支援中國的建設，並派大量專家來華協助中國籌建，這令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立國之初即稍具經濟基礎，有力量進行進一步的建設。但自1953年史太林逝世、赫魯曉夫上台後，中蘇兩國即產生分歧，蘇聯對中國的援助日減，至1956年蘇聯更撤走在華專家及終止一切科技合作計劃。這令中國於國際上幾陷孤立，同時又正值急於建設之時，失卻蘇聯援助下，中共唯有依賴本身的力量建設，在糧食上達致自給自足，重工業上能自力生產，全面實行中國式的社會主義。
此外，中國自建國以來，一直採用蘇聯的經濟發展模式，但因蘇聯模式是著重工業，須要投入大量資金及機械，並注重機械化以減少人力。惟中國卻是資金不足，科技落後，人力過剩，領層漸漸發現蘇聯式的經濟並不適合中國的國情。況且，赫魯曉夫上台後停止對中國援助，於是領導層便設法改變蘇聯模式而另創一套中國式的生產模式，「大躍進」正是這種情況下出現中國模式的產物。加上，毛澤東認為人有無窮潛在力量，可透過思想教育鼓動人的主觀能動性，以集中人的力量及幹勁去改善現狀，這看法是毛澤東於帶領紅軍作二萬五千里長征時所體會的，正因他有這種體會，故認為提倡「苦幹」、「自我犧性」等革命精神，以集中人民一起努力建設，便可改善經濟狀況，使中國富強起來。這想法的付諸行動，便是發動全民進行「大躍進」。
再者，中國在1953-57年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取得了初步成就，故在1958年要實行第二個五年計劃時，全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情緒皆十分高漲，甚至出現一種不切實際的主觀情緒；加以毛澤東希望透過思想教育鼓動人民改變農村的落後，於是提出「希望苦戰三年，爭取大部份地區的經濟面貌基本改變」，並與劉少奇提出「十五年內超英趕美」。故在全國人民的主觀情緒及領導層的鼓動下，中國出現一種「冒進」的思潮，這對大躍進的推行起了決定性的動力。但另一方面，於1956年上半年主管財經的周恩來、陳雲及李先念等人針對這冒進現象，提出「反冒進」的經濟方針，強調經濟發展必須與國力相應。但毛澤東把這種意見視為「右傾」、「保守」及「促退」而多次進行批判，1958年1月陳等人被逼作了「檢討」，這種「右傾」的緩進方針被否定後，黨內急於求成的左傾情緒更形壯大，進一步促成了大躍進的實行。由此可見，大躍進的出現與國外及國內的因素皆有關系，亦可說是第一階段經濟建設成功的反效果。可是，大躍進後被視為一盲目的左傾運動，其後由劉少奇領導的調整，將這左傾的情緒扭轉過來，不久中國又再出現文化大革命，這次文革的左傾思潮比大躍進時期更為激進，帶來的災害亦更深重。文化大革命之出現實基於以下各因素：
新中國建立之初，外交上對蘇聯採一面倒政策，並以蘇聯的模式建設，但因蘇聯模式強調資金、科技、機械等因素，但中國則人多而資金少，故其後毛澤東認為蘇聯模式不適合中國建設，漸對其拾棄。另一方面，蘇聯模式重經濟而不重階級鬥爭，毛澤東認為這必定產生新的資產階級，是「修正主義」，大力作出批判，因而引致兩國於五十年代後期交惡，於1960年7月大躍進失敗之際，蘇聯撤走在華專家，並挑起中蘇邊界的糾紛，令毛澤東認定推行修正主義的蘇聯是中國的頭號敵人，遂放棄國內強調「防修」，「防修」的風氣既令黨內的關係緊張，並透過運動形式使人民保持革命精神。文革便奠基於這精神上的革命，使全國跟隨毛澤東認為是正確的方向行使革命。
另外，在三面紅旗政策失敗後，進入調整期要恢復大躍進前的模式，這令毛澤東恐怕中國會重行蘇聯模式，以致出現如赫魯曉夫般具資本主義色彩的領導人，因而重申「階級鬥爭」以保持共產主義的色彩。但劉、鄧等人的經濟調整政策卻是力求穩定，不主張以階級鬥爭及運動的方式發展經濟，而將農業放在第一位，輕工業次之，重工業再次之，強調工業支援農業，在外交上亦著重與各國保持和平關係，「對帝、修、反要和，對革命人民的支援要少」的「三和一少」政策。
在三面紅旗政策失敗後，毛澤東退居二線，權勢大為削弱，成為國家主席的劉少奇更多次公然表明不同意毛澤東的觀點，如謂：「我們動不動就給自己的同志扣上反黨的帽子，其實，人家只是對一個具體領導有意見。反對某一個人，怎麼能說就是反黨？你反對毛主席，也只是反對毛主席個人。」這使毛澤東對以劉少奇為中心的當權派懷著敵意，企圖重奪政權，最終乃藉自己在黨和人民心目中的威望，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重奪政權。
很明顯，毛、劉二人的政見存在分歧，而毛認為劉、鄧便是「修正主義」的代表，因而提出「無產階級專政不斷革命論」，強調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進而指出：「資產階級，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混入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在黨中央成立了司令部，在各省市都有代理人......過去各種運動都未能解決問題......只有實行文化大革命......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上述黑暗面，才能把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取過來。」毛澤東先於1962年發起「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用階級斗爭的觀點來教育人民，至1964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重心更發展為「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清組織」的「四清」，矛頭直指劉、鄧等「反革命的修正主義份子」，這種反右派的鬥爭就是文革的先聲。
加上，中共建國後，毛澤東逐漸驕傲，思想也變得脫離實際，主觀主義及專斷作風卻日趨嚴重，常把人的地位凌駕於黨中央之上，並製造個人崇拜的風氣，毛澤東被人民奉若神明，為中共的當然領導人，五十年代後期，當毛的權力受損時，便利用在人民心中的威信，發動群眾運動取回被劉少奇所奪的權力，因而出現文革，時謂：「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可見對其崇拜的程度。事後，中共中央在《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指出個人崇拜對文革出現的關係：「毛澤東同志在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的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發展得越來越嚴重，他的個人專斷作風逐步損害黨的民主集中制，個人崇拜現象逐步發展，黨中央未能及時糾正這些錯誤......就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動。」
當時於毛澤東身邊的都是一些急進且具野心的人，當中包括具軍事力量的林彪及具政治野心的江青、康生等人，他們為奪取權力遂利用毛澤東的左傾思想及個人權力慾，大力發動宣傳，把毛推到於黨之上的神聖地位，極力鼓吹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同時，又指劉、鄧為首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正在實行修正主義，必須發動群眾運消除之。其後，中共中央在〈建國以來若於歷史問題的決議〉中亦指出急進派的推動與文革的關係：「林彪、江青、康生這些野心家又別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長了這些錯誤，這就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動。」
中國共產黨以社會主義為目標，要去除人與人之間階級之分。在中共建國之後，即實行一系列以社會主義為基礎的政治運動，鞏固新建的政權以及恢復久經戰亂而殘破的中國經濟。起初是社會改造時期，即1949至1955年期間是為第一個五年計劃，這次的改革很成功，人民內部矛盾解決，大部份的資產階級已被消滅，農業與工業開始公有化。雖然自1957年後，中國全國人民努力支持改革，但這是中國再走下坡的先兆。不斷的革命論使階級鬥爭十分激烈，而階級鬥爭更成為後來文革的主要工具。而文革的出現有很多因素，如中蘇關係惡化牽連到國內「防修」的風氣，以及毛澤東不滿劉少奇等人行資本主義式的調整，及江青等野心家的推波助瀾等。但最主要還是實際的政治問題，就是毛澤東不甘權力被奪，要透過群眾運動方式奪回政權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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