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新文化運動
一、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和中西文化問題的論爭
辛亥革命時期，資產階級文化同封建文化進行了一定的鬥爭，但是它沒有能夠震撼封建文化的根基。革命失敗後，反動政治勢力猖狂反撲，在思想文化方面出現了一股尊孔復古逆流。袁世凱政府公開命令尊孔讀經，企圖在“保存國粹”的幌子下，加強對人民的思想控制。從1912年起，各地紛紛成立各種名目的尊孔復古組織，如孔教會、孔道會、孔社、宗聖會、尊崇孔道會、尊孔文社、經學會、讀經會等等。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康有為的孔教會。康有為儼然以當代孔聖人自居，對辛亥革命後廢除尊孔讀經深感不滿，說什麼“亙古未有之變，俎豆廢祀，弦誦絕聲，大驚深憂”；① “滅國不足計”，而滅孔教“是與滅種同其慘禍”。康有為及孔教會還掀起請願活動，要求中國當“以孔教為國教”，“編入憲法”。
在康有為主辦的《不忍》雜誌（1913年2月創辦）上，連篇累牘地攻擊共和製，鼓吹非孔教、非複闢不能救中國。袁世凱反動政府嚴重摧殘了一度興起的資產階級新文化思想。如新聞事業，民國建立時，全國約有500家左右的報紙，“二次革命”後進步報刊遭到封閉，主筆、記者被逮捕或槍殺，報紙數目大大減少。還能繼續出版的報紙，報導的內容大多充滿反動落後的東西。但是，經過一場全國性革命運動所出現的民主思潮，畢竟是不可扼止的。同時，由於辛亥革命的影響，民族資本主義經濟有所發展，使得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有一定增長，知識分子和工人階級的隊伍也有所擴大。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雖然屢遭挫折，但仍繼續奮鬥。因此，在北洋軍閥集團黑暗統治下，激迸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文化思想領域裡發動了一場新的鬥爭。新的文化運動開始興起。
1914至1915年間，中華革命黨辦的東京《民國雜誌》、上海《民國日報》，“專對袁攻擊”，反抗袁世凱集團的反動統治，反對專制，鼓吹建立真正的民國。 1914年5月創辦於東京的《甲寅》雜誌，章士釗任主筆，成為歐事研究會的喉舌。李大釗、陳獨秀在《甲寅》雜誌上發表文章，揭露帝國主義侵略，軍閥官僚的黑暗統治，批評知識分子中的悲觀思想，起了積極的影響。同時，上海出現了專門介紹自然科學知識的刊物《科學》月刊和具有重大影響的《青年雜誌》。 《新青年》封面1915年9月5日陳獨秀創辦的《青年雜誌》，是新文化運動興起的標誌。
《青年雜誌》從第二捲起改名為《新青年》。陳獨秀（1880—1942年），字仲甫，安徽懷寧人，留學日本，辛亥革命時任安徽都督府秘書長。 1917年1月，他應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的聘請，任文科學長。 《新青年》編輯部也從上海遷到北京。其時，在北京大學任教的新文化界人士李大釗、胡適、錢玄同、劉半農等參加了《新青年》的編輯或撰稿，魯迅也從1918年第4捲起開始寫稿。 《新青年》與北京大學結合，擴大了陣地與影響，形成了一個以《新青年》為核心的新文化陣營。在《新青年》的影響下，大大小小的民主性刊物如雨後春筍一般湧現出來。新文化運動的基本內容是提倡“民主” 與“科學”。陳獨秀在《青年雜誌》創刊號上發表了《敬告青年》一文，痛數了當時中國社會的黑暗，號召青年向陳腐的封建思想意識展開鬥爭，說：“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在“人權”與“科學”的基礎上，發展成為“民主”與“科學”兩大口號，公開向傳統的封建思想文化挑戰，舉起了新文化運動的大旗。當時提倡的民主，就是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以法國為榜樣，反對君主專制和軍閥獨裁，反對為專制獨裁政治服務的封建舊倫理道德。 1916年2月，陳獨秀在《吾人最後之覺悟》一文中指出，中國欲求生存，必須拋棄數千年相傳的“官僚的專制的個人政治”，實行“自由的自治的國民政治”。他認為要真正實現民主政治，必須依靠全國大多數人民有政治覺悟，而不能希望於“善良政府，賢人政治”。 ①
1916年5月，李大釗發表《民彝與政治》一文，大聲疾呼：“民與君不兩立，自由與專制不並存，是故君主生則國民死，專制活則自由亡。”②李大釗（1889 —1927年），字守常，河北樂亭人。曾留學日本。 1916年回國，曾任北京《晨鐘報》編輯，積極參加新文化運動。他還在《新青年》上發表《青春》、《今》等文章，鼓勵青年們不斷追求進步，不怕團難，頑強戰鬥，衝決歷史上一切網羅，催促青春之中國的誕生。當時提倡的科學，就是指自然科學和科學態度、科學方法，反對迷信、盲從和武斷，樹立起積極、進取的科學的精神。陳獨秀認為，“科學之興，其功不在人權說下，若舟車之有兩輪”，表明提倡人權、民主，必須同時提倡科學。他號召人們用科學態度來對待傳統觀念和一切社會問題，破除迷信，堅持真理，打破“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傳的虛榮、欺人、不合理的信仰”，樹立“真實的合理的”信仰。 ①魯迅也積極宣傳科學思想，指出“科學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主張用“科學”這味藥來醫治思想上迷信、愚昧、不改現狀、不思變革的病。 ②
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們在提倡民主、科學，反對專制、迷信的鬥爭中，對以孔子和儒家學說為代表的維護封建專制制度的舊禮教、舊道德，發動了猛烈的攻擊，揭起了“打倒孔家店”的大旗。這一斗爭，是同當時的現實緊密相聯的，是由於袁世凱和北洋軍閥的尊孔復辟，由於康有為等人的鼓吹將孔教編入憲法，以封建綱常禮教為“立國精神”而引起的，陳獨秀、李大釗、吳虞、易白沙等人都撰文給予尖銳地抨擊。他們以進化論的觀點來闡明孔子之道不適應於現代生活，以民權、平等的思想來揭示維護專制制度的孔教與之背道而馳，反對將孔教定為國教、編入憲法。李大釗指出：“孔子之道，施於今日之社會為不適於生存”；③ “孔子者，數千年前之殘骸枯骨也。憲法者，現代國民之血氣精神也。以數千年前之殘骸枯骨，入於現代國民之血氣精神的結晶之憲法，則其憲法將為陳腐死人之憲法，非我輩生人之憲法也；……孔子者，歷代帝王專制之護符也。憲法者，現代國民自由之證券也。專制不能容於自由，則孔子不當存於憲法”。 ① 陳獨秀也強調說，民主共和國重在平等精神，孔教重在尊卑階級，“若一方面承認共和國體，一方面又要保存孔教，理論上實在是不通，事實上實在是做不到”。 ② 他還指出，尊孔是為了復辟，“蓋主張尊孔，勢必立君；主張立君，勢必復闢”。 ③從抨擊孔教出發他們還集中批判綱常禮教，認為孔教的精華是禮教，是別尊卑明貴賤的等級制度，是對人的束縛和壓抑，“儒者以綱常立教，為人子為人妻者，既失個人之獨立人格，复無個人獨立之財產”。 ④
魯迅的《狂人日記》、《我之節烈觀》，吳虞的《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根據論》、《儒家主張階級制度之害》、《吃人與禮教》等，也都是揭露封建禮教的罪惡，尖銳地批判忠、孝、節倫理道德的危害性。在對舊禮教、舊道德的批判中，《新青年》還對婦女解放問題、家庭問題、婚姻戀愛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宣傳了男女平等、個性解放的思想。新文化運動的另一個重要內容是“文學革命”，即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
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一文。胡適（1891—1962年），字適之，安徽績溪人。曾留學美國。 1917年加入新文化運動行列。他在文章中提出“文學改良”的口號，主張以白話文為 “中國文學之正宗”，以及一些文學形式上和內容上的改革，如“不用典”、“不用陳套語”、“不作無病之呻吟”、“不摹仿古人”等。 2月，陳獨秀也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革命論》，明確地提出了“文學革命”的口號，把文學的革新與政治的革新聯繫在一起，認為“欲革新政治，勢不得不革新我國據於運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學”。他主張“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翻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翻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成為文學革命的綱領。關於文學的形式問題，當時主要是白話文與文言文之爭。
用白話文寫作品由來已久，清末還出版過一批白話文報紙。但是，白話文成為一種運動，則是《新青年》發動的。 《新青年》從第5卷第1號（1918年1月）起改用白話文，採用新式標點符號，開始刊登一些新詩，這對革命思想的傳播，文學創作的發展，以及國民教育的推廣有著積極的作用。
魯迅在這場文學革命中主要是通過他的創作實踐，在自己的作品中，出色地將反封建的革命內容與白話文的形式結合起來。魯迅（1881—1936年），原名周樹人，字豫才，浙江紹興人。清末曾留學日本，回國後在紹興、杭州等地任教。辛亥革命後，曾在南京臨時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任部員和全事等職。 1918年4 月起，他陸續在《新青年》上發表了《狂人日記》等白話小說，對文學革命作出了極其重要的貢獻。
新文化運動得到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的支持。蔡元培（1868—1940年），字鶴卿，號子民，浙江紹興人。辛亥革命後就任過南京臨時政府的教育總長，1916 年底任北京大學校長。他主持北京大學時，主張“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允許各種學派自由發展。但是，新文化運動的發展，引起了封建勢力的極端仇視和恐懼，反動軍閥誣衊新文化運動是“異端邪說”、“洪水猛獸”，企圖用強力辦法來壓制它。一些守舊派和封建文人也對新文化運動進行攻擊。劉師培等於1919年1月組織《國故》月刊社，鼓吹以 “昌明中國固有之學術為宗旨”，反對新文化運動。 3月間，林紓（琴南）在《新申報》發表影射小說《荊生》、《妖夢》，攻擊陳獨秀、錢玄同、胡適等人，煽動軍閥以強力壓制新文化運動。同時又在《公言報》發表《致蔡鶴卿太史書》，攻擊新文化運動是“覆孔孟，鏟倫常”， “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是“叛親蔑倫”，“人頭畜鳴”。蔡元培公開發表《致〈公言報〉函並附答林琴南君函》，強調了“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有力地維護了新文化運動。
新文化運動是辛亥革命在文化思想領域中的延續，是資產階級新文化和封建階級舊文化的一次激烈鬥爭。它在政治和思想上給封建主義以空前的沉重打擊，破除了封建教條對人們思想的束縛，對中國人民，特別是知識青年的覺醒起了巨大作用。這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又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它促使人們更迫切追求救國救民的真理，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五四”前的新文化運動，就其內容來看，仍然屬於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性質，有著階級的和時代的局限性。運動的倡導者忽視人民群眾，沒有把新文化運動同廣大群眾相結合，使文化運動局限在知識分子的圈子裡，新文化新思想沒有普及到工農群眾中去。
新文化運動的某些領導人物不能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看待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認為中國文化一切皆壞，西方文化一切皆好。例如，錢玄同為了反孔而主張“唯有將中國書籍一概束之高閣一法”，才能避免“中毒”，甚至要“廢滅漢文”，採用世界語。 ①這種絕對化、簡單化的態度，從思想方法上說是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的；從實踐上說，則是脫離實際，不能解決批判繼承和吸收的問題，對後來產生了不良影響。新文化運動對中國固有文化的勇敢挑戰和它自身的蓬勃發展，引發了一場關於中西文化問題的論爭。從1916年起，《東方雜誌》的主編杜亞泉，以傖父為筆名，連續發表文章抨擊新文化運動，與陳獨秀等人進行論戰。他認為中國文明是“靜的文明”，西方文明是“動的文明”，而“動的文明”要“以靜為基礎”。 “西洋文明與吾國固有之文明，乃性質之異，而非程度之差；而吾國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濟西洋文明之窮”。 ① 他指責新思想、新文化自西方輸入，“直與猩紅熱、梅毒等之輸入無異”，破壞了以儒家思想為舉國上下衡量是非的統一標準，造成“人心迷亂”、“國是喪失”、 “精神破產”。要結束這種“混亂的局面”，只有以儒家思想來加以“統整”，使西洋學說“融合於吾固有文明之中”，“融合西洋思想以統整世界之文明，則非特吾人之自身得賴以救濟，全世界之救濟亦在於是”。 ②不難看出，杜亞泉對中西文化的主張是保守的，實質上仍然是“中體西用”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再現。
杜亞泉對新文化運動的抨擊，在知識界產生頗大的影響，因而不能不引起陳獨秀、李大剖等人的重視，並給予認真的反駁。 1918年，李大釗發表了《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 ③他和杜亞泉一樣，也將中西文化的特性概括為“靜的文明”和“動的文明”，這是不科學的。但是，李大釗畢竟不同於杜亞泉，他反復指出西方文明比東方文明“實居優越之域”，批評如杜亞泉等人那種只會指摘“西方物質文明之疲窮，不自認東洋精神文明之頹廢”的虛驕心理，主張應當下決心“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長，濟吾靜止文明之窮”。
陳獨秀更是嚴厲地批駁了杜亞泉所謂輸入西方文明引起 “精神破產”、“人心迷亂”的論調，他指出：文藝復興以後的歐洲文明，顯然已勝過中國文明，不輸入歐洲文化，固有的文明能保民族競存於20世紀嗎？在共和政體之下，提倡保存“國是”，當作何解？ “謂之違亂，謂之謀叛共和民國，不亦宜乎”。 ① 陳獨秀還斷然主張：“若是決計革新，一切都應該採取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麼國粹、什麼國情的鬼話來搗亂。”② 這雖然表現了反對封建文化的革命精神，但卻失之偏激、絕對，開“全盤西化”論之端。
五四運動後，中西文化問題的論爭更廣泛展開。 1919年9月，章士釗鼓吹“新舊調和”論。 1920年，梁啟超旅遊歐洲回國，發表了《歐遊心影錄》一書，認為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以民主、科學為基礎的西方文明已“破產”，中國不應該盲目仿效“病態”的西方物質文明，而應該發揚光大本國固有的精神文化，以擔當起重建世界文明的使命，從而提出了中西文化“化合”說。同年，梁漱溟在濟南講演“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並將講演辭付梓刊行。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從理論上反對新文化運動，維護儒家文化。他認為中國文化不僅在精神上優於西洋文化，就其終極發展而言，也無悖於現代的要求，全世界都將走“中國的路，孔家的路”，未來文化就是“中國文化之復興”。梁漱溟是第一位有系統有理論地維護儒家文化的學者，他的主張在五四運動後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在這場中西文化問題的論爭中，新文化運動倡導者宣傳新思想、新文化，批判舊思想、舊文化，主流無疑是正確的，體現了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方向；而杜亞泉等保守派站在對立面加以反對，維護儒家的文化傳統，從根本上說是錯誤的，是逆潮流而動的。但是，如前所述，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也存在著絕對化、簡單化的缺點和錯誤。他們強調文化的時代性和不同社會發展程度的差異性，但忽視甚至否認文化的傳承性和民族性。杜亞泉等人看到了文化的傳承性和民族性，但忽視甚至否認文化的時代性和不同社會發展程度的差異性。這都是缺乏科學的分析態度，因此，激烈的爭論並沒有真正解決問題。二、思想文化發展的新局面在新文化運動的推動和影響下，思想文化的發展出現了新局面。首先是各地出現一些進步社團，宣傳新思想、新文化的刊物也日漸增多。 1917年10月，惲代英在武昌發起組織了“互助社”，注重個人品格的修養，提倡服務社會。 1918年4月，毛澤東、蔡和森、何叔衡等在長沙發起成立了“新民學會”。它是五四時期影響較大的社團之一，曾發起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同年7月，李大釗、王光祈、曾琦等在北京發起成立“少年中國學會”。它是五四時期人數最多、分佈最廣、存在時間最長的一個社團，會員成份複雜，思想傾向極不相同。 1918年10月，以北京大學學生鄧中夏、黃日葵、許德珩為骨幹的“國民社”成立，於次年1月出版了《國民》雜誌。
1918年11月，北京大學學生傅斯年、羅家倫等發起成立了新潮社，次年1月創辦了《新潮》雜誌，提倡白話文，反對舊禮教，對新文化運動的發展起了推動作用。 1918年12月，陳獨秀、李大釗、胡適創辦了《每週評論》雜誌。 1919年2月，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學生匡互生、週予同等發起成立工學會，主張學生學會做工，並幫助勞動者求學。同年3月，北京大學學生鄧中夏、廖書倉等發起組織平民教育講演團，不定期在街頭等處講演，宣傳反日愛國、民主自治，反對封建家族制度，破除迷信等。
新文化運動高舉的旗幟之一是“科學”。這時成立了一些科學團體，如中國天文學會、中華醫學會、中國藥學會、中華農學會，其中最有影響的是中國科學社。 1914年6月，美國康乃爾大學的中國留學生任鴻雋、胡適、趙元任、楊銓、秉誌等人發起組織中國科學社。次年，中國科學社正式成立，並創辦《科學》雜誌。 1918年，中國科學社遷回上海。它的社員發展很快，1914年只有35名，到1919 年已發展到435名。中國科學社開展了許多科學活動，在它影響下相繼成立了各種科學技術的分科學會，對推動中國科學事業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它所創辦的《科學》月刊，在宣傳普及自然科學技術知識方面，起了很突出的作用。當時提倡科學不僅是傳播自然科學知識，而且具有鮮明的針對性和戰鬥性。首先是用自然科學知識來批判宗教迷信，打擊鬼神論。辛亥革命後，反動統治者一面鼓吹尊孔讀經，一面大力宣揚鬼神迷信。在一些知識分子中，也流行“祀天，信鬼，修仙，扶乩” 等封建迷信活動，上海還設立“靈學會”，編印《靈學》雜誌。新文化的倡導者、傳播者針對這種現象，撰寫文章、發表演講來加以批駁。
蔡元培在北京信教自由會的演講中宣傳科學，否定上帝創造世界。他說：“人智日開，科學發達，以星雲說明天地之始，以進化論明人類的由來，以引力說原子論明自然界之秩序，而上帝創造世界之說破；以歸納法組織倫理學、社會學等，而上帝監理人類行為之說破。於是舊宗教之主義不足以博信仰。”① 陳獨秀更是明確主張“以科學代宗教”，他認為一切宗教所尊重的崇拜的神佛仙鬼都是無用的騙人的偶像，都應該破壞。在《有鬼論質疑》一文中，陳獨秀指出“靈學”完全是奸民作偽，用以欺人牟利的騙人之談，提倡“靈學”的人完全是一群妖孽，號召青年“趕緊鼓起你的勇氣，奮發你的毅力，剿滅這種最野蠻的邪教和這班興妖作怪胡說八道的妖魔”。 ①魯迅也指出：“現在有一班好講鬼話的人，最恨科學，因為科學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許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講鬼話人的對頭。”②在批判宗教迷信的同時，《新青年》等報刊還反對偶像崇拜，主張崇拜真理。陳獨秀在《偶像破壞論》一文中指出：不僅鬼神偶像要反對，而且人間的君權偶像也要反對，“其實君主也是一種偶像。他本身沒有什麼神聖出奇的作用，全靠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夠號令全國，稱做元首，一旦亡了國，像此時清朝皇帝溥儀，俄羅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尋常人還要可憐。這等一國的君主，好像一座泥塑的偶像，拋在糞缸裡，看他到底有什麼神奇出眾的地方呢！”因此，他呼籲：“破壞！破壞偶像！破壞虛偽的偶像！吾人信仰，當以真實的合理的為標準。”③李大釗也在《晨鐘報》上發表了《培根之偶像說》，介紹17世紀英國哲學家培根曾提出：“欲得真理之奧”，必先破壞“岩窟之偶像”、“劇場之偶像”、“市場之偶像”和“種性之偶像”四類。他的目的在於以此啟發人們反對中國的偶像崇拜，使“舉國昏昏皆為崇拜偶像之人，聞培氏說，其亦知所感奮乎”。 ④
新文化運動的文學革命，在批判舊的文學時，對新文學的創作進行了探索，在小說、詩歌、散文等方面都取得了成就，在中國文學史上誕生了新文學。 1918 年5月，魯迅在《新青年》上發表了《狂人日記》，這是中國新文學運動中第一篇白話小說，其“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小說中塑造了肩負著因襲的重擔但又覺醒、勇敢地否定封建宗法禮教制度的“狂人”形象，有力地暴露了所謂“仁義道德”封建舊禮教“吃人”的本質，號召人們奮起打倒“吃人”的封建禮教。小說寓意深刻，題材新穎，在思想上和藝術上都是創新。它是新文學的開山之作，標誌著新文學的誕生。
隨後，1919年4、5月間，魯迅又連續在《新青年》上發表了《孔乙己》和《藥》兩篇小說。在《孔乙己》中，魯迅通過對受封建文化毒害的知識分子的刻畫，深刻揭露、諷刺了腐朽的封建八股教條和封建教育，又藉孔乙己的悲慘命運揭露了封建制度統治下的炎涼世態。在《藥》中，魯迅以1907年民主革命女英雄秋瑾就義為背景，描寫了革命者為群眾奮鬥犧牲而不為群眾理解的悲劇，批判了被統治階級愚弄得麻痺了的“國民性” 。到1921年，魯迅共發表9篇小說。這9篇小說，是他的小說集《吶喊》的最重要組成部分。魯迅在新時代前夕的“吶喊”，不僅“慰藉那在寂寞裡奔馳的猛士”，而且也確實喚醒了“鐵屋”裡“熟睡”的人們。 ①
當時較有成就的小說作者還有汪敬熙、楊振聲、俞平伯、葉紹鈞（聖陶）等。他們把小說當作思想啟蒙的工具，有所為而發，目的是表現和批評人生，改良社會。在文學革命浪潮中，詩歌也發生變化。中國舊體詩專講格律，不論是五、七言律詩還是絕旬，每句都拘執著平仄，束縛著人們的思想和語言的表達。為了打破這種局面，《新青年》開闢了白話新詩的園地，從1917年2月的第2卷第6號到1919年5月的第5卷第5號，共刊登新詩83首，還翻譯外國名詩30多篇。倡導並最先創作白話新詩的是胡適，他的八首白話詩即發表於《新青年》第2卷第6號。
隨後，魯迅、劉半農、沈尹默、陳獨秀、李大釗等都相繼發表新詩。繼《新青年》之後，《新潮》、《每週評論》等刊物也發表新詩。真正成為新詩奠基之作的是郭沫若的《女神》。郭沫若（1892—1978年），原名開貞，號鼎堂，四川樂山人。曾留學日本。 《女神》成書於1921年，輯入詩人的57篇作品，其中大多數詩篇寫於1919年至1921年的三年中。這是郭沫若 “詩的創作爆發期”。他在這一時期所寫的詩體現出追求自由、平等，反對束縛個性的封建倫理道德的精神。聞一多曾評論說：“若講新詩，郭沫若君的詩才配稱新呢，不獨藝術上他的作品與舊詩詞相去最遠，最緊要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時代的精神—20世紀底時代的精神。有人講文藝作品是時代底產兒，《女神》真不愧為時代底一個肖子。”①新的散文是直接與桐城派古文對立的。在新的散文中，佔有重要地位的是針對現實的議論文、雜文。議論性散文是在新文化運動抨擊舊思想、舊文學的聲浪中最早問世的文學樣式，說理明透，文字流暢。
《新青年》從第4卷第4號起，開闢了“隨感錄”欄目。當時在“隨感錄”發表文章的，主要有陳獨秀、魯迅、李大釗、錢玄同等人。這些雜感在內容上大多起著開啟民智、廓清愚昧、揭露痼疾的作用，而且短小精悍，鋒芒銳利，在新文化運動中充當了衝鋒陷陣的尖兵。戲劇方面，新文化的倡導者主要做了兩方面的工作：一是掀起戲劇改革的討論，批判傳統戲曲。他們在鼓吹戲劇觀念的更新，倡導面向社會人生，以改造社會和教育人民為目的，是有積極意義的。但他們大部鄙視傳統戲曲，給予全盤否定，缺乏科學的態度。另一面是譯介西方的戲劇理論和作品，如英國莎士比亞和挪威易卜生的戲劇，得到廣泛傳播。 《新青年》還出刊“易卜生專號”，掀起了一股“易卜生熱”。易卜生的作品表現出對舊社會制度虛偽、腐敗的鄙視，提出種種社會問題，對中國的反封建鬥爭有積極意義。
三、馬克思主義開始在中國傳播
當新文化運動興起的時候，1917年，俄國爆發了十月革命。這場革命和由它引起的世界革命高潮，對中國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影響。十月革命後的第三天，即1917年11月10日，上海《民國日報》上即以《突如其來之俄國大政變》為題，報導了這一消息。接著，在報刊上不斷報導俄國革命的消息。由於消息大多來自帝國主義國家的通訊社，因此，中國報紙報導的情況是比較混亂的。很快俄國革命局勢得到勝利發展，中國輿論逐漸明朗起來。 1918年2月，《申報》上登載了列寧領導的蘇維埃政府宣布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消息，中國人民熱情歡迎並關註十月革命的勝利發展。孫中山為首的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對十月革命採取真誠歡迎的態度。在他指導下的上海《民國日報》，於1918年元旦發表了“吾人對於此近鄰之大改革，不勝其希望也”的社論。同年，孫中山致電蘇維埃政府說：“中國革命黨對於貴國革命黨員之艱苦卓絕的奮鬥，表示極大的敬意；而且更希望中俄兩國革命黨團結一致，共同奮鬥。” ①
這份電報表達了孫中山對俄國人民的友好和祝賀的心情，也表明他的進步。十月革命對中國最大最深刻的影響是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使中國的先進分子開始用無產階級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中國的問題。十月革命以前，中國人學習的榜樣是西方國家，效法的是舊式的資產階級革命，結果失敗了。那時，也有人知道馬克思和他的一些主張。 1899年4月出刊的《萬國公報》（基督教廣學會辦），登載李提摩太節譯《大同學》一文，即提到馬克思的名字，譯為“馬克偲”。
1902年以後，梁啟超、馬君武都曾在他們的文章中介紹過馬克思及其主張。而對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們的學說介紹較詳細的是朱執信。他在《民報》上發表了一些文章，其中如《德意志革命家小傳》一文，介紹了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並評述了《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宣傳無政府主義的《天義報》，刊登過恩格斯1888年為《共產黨宣言》英文版所寫的序言譯文，還譯載過《共產黨宣言》第一章《資產者與無產者》。孫中山在1912年也曾稱讚馬克思學說，認為“麥氏（按即馬克思）之資本公有，其學說得社會主義之真髓”。 ① 但是，他們都沒有把馬克思主義作為解決中國問題的思想武器。中國的真正出路在哪裡？始終是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十月革命促進了中國人民的覺醒，中國的先進分子受到十月革命勝利的鼓舞，從十月革命的勝利看到了中國的新出路，於是由向西方學習轉向研究和宣傳俄國十月革命和馬克思列寧主義，開始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來觀察中國的問題。這樣，就使1915年開始發展起來的新文化運動發生根本的變化，由一個資產階級文化革命運動轉變為一個廣泛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運動，《新青年》也逐漸變成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刊物。
李大釗和陳獨秀等開始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 1918年12月創刊的《每週評論》，專門介紹馬克思主義。李大釗於1918年7月在《言治季刊》上發表了《法俄革命的比較觀》，指出十月革命的社會主義性質，希望中國人民迎接新的革命潮流。 11月，北京群眾在天安門舉行慶祝歐戰勝利大會，李大釗在會上發表了題為《庶民的勝利》的演說，讚揚十月革命的勝利。同年出版的《新青年》第5卷第5號上，發表了這篇演說詞和他的更詳盡的論文《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歡呼“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這兩篇文章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文獻。李大釗把他主編的《新青年》第6卷第5號（1919年 5月）編成了“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並發表了他寫的長篇論文《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指出歷史唯物論、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革命理論三者是不可分的，而階級鬥爭學說恰是把三大原理聯絡起來的“一條金線”。他寫道：“馬克思主義是世界改造原動力的學說”，“現在世界改造的機運已經從俄、德諸國閃出了一道曙光”。 ①儘管他對馬克思主義的介紹還是不完整的，也有錯誤，但正如魯迅在《守常文集序》一文中所說：“他的遺文卻將永在，因為這是先驅者的遺產，革命史上的豐碑。”李大劊還組織了“馬客士主義研究會”，團結一些進步青年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和俄國革命。 1919年4月出版的《每週評論》第16號，摘譯了《共產黨宣言》中的一段。文前的按語說：“這個宣言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最重大的意見，……其要旨在主張階級戰爭，要求各地勞工聯合。是表示新時代的文書。”
1919 年5月，在李大釗主持下，《晨報副刊》開闢了馬克思研究專欄，陸續刊載馬克思的《僱傭勞動與資本》和一些關於馬克思主義的譯文。 《晨報副刊》“名人小史” 欄中，也曾刊登了《近世社會主義鼻祖——馬克思奮鬥生涯》等文章，介紹了馬克思的生平事蹟。 1919年7月在長沙創刊由毛澤東主編的《湘江評論》，對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也起了重要作用。這樣，馬克思列寧主義開始在中國傳播開來。 “中國人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中國的面目就起了變化。”
①馬克思列寧主義傳入中國後，同時存在的還有其他種種主義，如民主主義、實用主義、改良主義、無政府主義等等。尤其是無政府主義在當時很有影響，無政府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往往混在一起。馬克思列寧主義只是其中的一種思潮，人們對科學社會主義的認識還不很清楚。瞿秋白的話反映出實際情況：“社會主義的討論，常常引起我們無限的興味，然而究竟如俄國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響，隔著窗紗看曉霧，社會主義流派，社會主義意義，都是紛亂，不十分清晰的。”②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傳播，並不是一帆風順的，而是經歷了嚴重的鬥爭和艱辛的歷程，才最終成為中國革命的指導思想。 1919 年的五四運動是中國革命的歷史轉折點。它標誌著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終結和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始。在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傳播過程中，中國產生了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並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準備了條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使中國的革命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走上勝利的道路。
①《致北京孔教會電》，《康有為政論集》下冊，第 921頁。 ① 《新青年》第1卷，第6號。 ② 《李大釗文集》上冊，第175頁。 ① 《偶像破壞論》，《新青年》第5卷，第2號。 ② 《隨感錄》三十三、三十八，《新青年》第5卷，第4、5號。 ③ 《自然的倫理觀與孔子》，《李大釗文集》上冊，第264頁。 ① 《孔子與憲法》，《李大釗文集》上冊，第258頁。 ② 《舊思想與國體問題》，《新青年》第3卷，第3號。 ③ 《復辟與尊孔》，《新青年》第3卷，第6號。 ④ 陳獨秀：《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號。 ① 《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新青年》第4卷，第4號。 ① 《靜的文明與動的文明》，《東方雜誌》第13卷，第10號。 ② 《迷亂之現代人心》，《東方雜誌》第15卷，第4號。 ③ 《言治季刊》第3期，1918年7月。 ① 《質問〈東方雜誌〉記者》，《新青年》第5卷，第3號。 ② 《今日中國之政治問題》，《新青年》第5卷，第1號。 ① 《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490—491頁。 ① 《新青年》第4卷，第5號。 ②《隨感錄》，《新青年》第5卷，第4號。 ③ 《新青年》第5卷，第2號。 ④ 《李大釗文集》上冊，第193頁。 ① 《吶喊自序》，《魯迅全集》第1卷，第7—8頁，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① 《〈女神〉之時代精神》，《創造週報》第4號，1923年6月8日。 ① 見《政治週報》第2卷，第5期。 ① 《在上海中國社會黨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518頁。 ① 《新青年》第6卷，第5、6號。 ① 《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740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② 《餓鄉紀程》，《瞿秋白文集》（一），第23—24頁。
2009年2月28日星期六
2009年2月27日星期五
第十九章 辛亥革命後的中國社會
一、農村經濟和農民主活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卻沒有改變封建土地所有製，也未能在中國農村造成一個大的變動。但是，中國的農村經濟在辛亥革命後仍然出現了許多引人注目的變化：封建土地關係出現若干變化。在土地佔有形式上，官田、公產私有化的現象，在辛亥革命以後日益普遍。官田多指前清的旗地和屯田，主要是通過“丈放”的名義轉歸私人，數量大，地段相對集中在遼寧、吉林、黑龍江、熱河、察哈爾、綏遠等省。公產多屬寺、觀、會館和宗祠的佔地，主要被大小軍閥和外國教堂直接提賣或強佔，地權轉屬私人。由於北洋政府和清朝廢帝相互勾結，再加上外國教堂在義和團運動後不斷以索取賠償損失為藉口奪佔土地，中國各種官、公田產在這一時期迅速地大量轉為私田。
在土地買賣過程中，辛亥革命後還突破了一些宗法關係的束縛，打破了中國長期以來農村賣地族人優先購買的傳統。根據南京臨時政府的法令，國民是平等的，國民手中的任何私產，包括土地在內，都受到法律的保護。至於土地賣於何人，當然也歸田主自由選擇。儘管農村的宗族勢力根深蒂固，但受到法律保護的土地買賣，還是突破了一些家族勢力的限制，開始自由交易。
這就產生了兩個明顯的影響：一是土地買賣因此愈加頻繁，土地兼併有增無減，土地集中的現象更為嚴重；二是在土地轉手較快的地區，逐漸打破了永佃制的束縛，先改永租佃為長期租佃，進而向短期租佃發展。在地主階級的構成上，辛亥革命後出現了一批有政治背景的大地主。
在這批大地主中主要有：一、北洋軍閥和其他軍閥。他們依仗權勢，在自己的地盤上吞奪公田，圈佔荒地，強買民田，短期內便掠奪了大量土地。袁世凱在河南有地400頃，張敬堯在霍邱、倪嗣沖在阜陽各有地七、八萬畝以上，李厚基在蘇北徐海一帶有地200多頃。在當時有名的大地主中，找不出幾個不是軍閥的。
二、商人和高利貸者。他們手中積累了相當的資金，又怕投資新式企業冒風險，寧肯投資土地坐收地租，然後再把地租收入轉化為高利貸資本和商業資本，成為地主、商人、高利貸者三位一體。
三、外國教堂傳教士和外商。他們依靠不平等條約的保護，不斷強佔土地或通過買辦到農村收買土地，招民墾種，或直接經營農場。在地租剝削方式上，辛亥革命以後實物地租仍佔絕對優勢，但貨幣地租隨著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已有增長的趨勢。
在經濟發達的江、浙等許多省份，貨幣地租約佔地租總額的25％左右。此外，有押租的田在租田中的比重也不斷提高。如江蘇崑山的押租田，1905年佔全部租田的 25.1％，1914年增加到40％；南通的押租田，1905年已高達72.9％，1914年還增加到76.7％。押租在退押時雖然要退還佃農，但地主卻因此已多得了一筆息金。押租加重了農民的負擔，是地主利用農民破產求佃者日多的機會，對佃農加強制約和剝削的一種新手段。農產品和手工業品的商品化主要農產品的商品量，在辛亥革命後都有增長。糧食的商品量，1910年為212.1億公斤，1919年增至263.4億公斤。經濟作物中，大豆的商品量增長最快，1910年為 3237萬擔，1919年增至5738.5萬擔。僅次於大豆商品量的是棉花，1910年為490萬擔，1919年增至790萬擔。商品量增長較慢的是菸葉，到1919年，也從辛亥革命前夜的172.4萬擔增為226.8萬擔。
隨著這些農產品的商品量不斷增長，它們的商品率也在不斷提高。以糧食、棉花為例，它們在辛亥革命前的商品率分別為 16％和33％，到1919年分別增長到22％和42％。為了滿足經濟作物需求的日益增長，經濟作物的種植面積不斷擴大。據不完整的調查統計資料表明，1904至1909年和 1914至1919年兩段時間內，大多數經濟作物所佔耕地的百分比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長。其中大豆由8％增長到9％，油菜籽由15％增長到 21％，花生由4％增長到10％，芝麻由4％增長到8％，棉花則由11％增長到14％。經濟作物耕種面積的擴大，勢必影響糧食的種植面積。在同一時期內，糧食作物除小麥、玉米種植面積略有增加外，其他品種的耕地面積不是持乎就是下降。尤其是在幾種主要經濟作物的產區，這種情況更為嚴重。到五四運動前夕，大豆60—70％產於東北，其播種面積竟占到東北耕地面積的50.7％；花生80％產在山東，其播種面積佔全省耕地面積的45％；煙草45％產在河南，也佔全省耕地面積的29％，這不僅形成了一些新的專門化農業區，而且出現了專門種植某種經濟作物的專業戶，進一步加速這些地區農產品與工業品之間以及各種農產品之間的交換。當然，經濟作物排斥糧食作物的現象，在辛亥革命後的發展是很不平衡的。在一些非經濟作物種植區和商品經濟落後的省份，這科變化並不大。
在一般情況下，農業經濟的日益商品化，必然導致農業資本主義的增長。而在辛亥革命後，中國農產品商品化主要是由於帝國主義掠奪原料而引起的。因此，它的發展變化主要是取決於世界市場的需要。中國早期發展的經濟作物如茶葉、甘蔗，因受國際市場的競爭而衰落；另外一些經濟作物如棉花、大豆、煙草等，由於世界市場的需要而大量發展。這就進一步增加了中國農產品對國際市場的依賴，並給帝國主義的一些壟斷組織直接深入中國農村、干預農民的生產提供了機會。例如，1913年英美煙草公司在山東坊子一帶，以供給農民種籽、指導種植技術和將來收購產品為條件，引誘當地農民種植煙草，幾年後坊子附近的麥田大部改成了菸田。類似的情況在其他地區也存在，從而使越來越多的經濟作物專業戶受到外國壟斷組織的操縱、奴役和壓榨。隨著農村經濟作物的迅速發展，還形成了一批進行農產品加工的手工業區，農村手工業產品也日益商品化。在全國聞名的手紡織區，河北高陽縣，1917至 1919 年最盛時年產布500餘萬匹；河北定縣，1915年最盛時輸出土布400餘萬匹。
在全國聞名的捲煙區山東、河南、安徽三省的烤煙產量，1916年為2400萬磅，1920年增為7200萬磅。 ①在全國著名的榨油區，僅東北哈爾濱附近的油坊就達 2000餘家。隨著農村手工業商品化的發展，手工業者出現了兩極分化，其中又以手紡業主的分化最為明顯。廣大農民織戶破產，愈來愈多地變為向商人領紗織布、僅拿微薄工資的織戶。如河北高陽的這種織戶在1912年佔全部織戶的 34.5％，到1917年增為69.2％。而少數資金雄厚的織戶，僱傭織工，擴大生產。這種資力雄厚的織戶，一般是農村的地主和富農。農墾公司的大量增加。辛亥革命後，在南京臨時政府提倡“振興實業”、“墾植荒地”的鼓勵下，進行專門化生產的農墾公司有了顯著增加，十餘年間有300多個，分佈在江蘇、浙江、安徽、山東、河南、山西、吉林、內蒙、察哈爾等省，尤其以蘇北鹽墾區、內蒙和東北三省較多。據不完全的統計，江蘇歷年設立的這類公司，1912年有27家，1915年有28家，1917年有34家，1919年增為41家。這些農墾公司基本上可分為三類：一是從事蔬菜、養蜂、牛奶、果園、糧食等農副產品生產帶有資本主義性質的農場，這類公司多設在資本主義經濟比較發達的大城市郊區，一般規模不大。如上海資本家穆湘瑤、葛敬中在郊區楊思鄉創辦的蔬菜種植場，重慶商人趙楚梅等在廣元壩創辦的樹言公司等。也有一些規模較大的，如廣東華僑陳國圻在黑龍江湯源縣創辦的興東公司，有資金十五六萬元，自備拖拉機和麵粉機，招工墾荒種植小麥，經營機器磨面，兼營畜牧等業務。
所得糧食、麵粉，除供應本地外，還由梧桐河運入松花江，上銷三姓、伯力，下運哈爾濱等地，獲利豐厚。這些農場都採用僱工勞動，並引進了部分農業機械和新品種，產品供應市場，具有資本主義性質。二是採用自墾和租佃雙重形式的公司。它們一般都劃出一部分土地自己經營植棉、畜牧等事業，僱工勞動；其餘大部分土地招佃種植，坐收地租。這類公司以江蘇省出現最早，數量也最多，僅蘇北一地就有50多個。三是利用特權低價領墾土地，然後轉手出租的農墾公司。它們主要分佈在東三省和內蒙的官地放墾區，一般規模較大，常由官方辦理墾務的機構和地方軍閥、豪紳巨賈互相勾結組成的。這類公司名為墾務，實為土地投機組織，不是一種生產性的經濟實體，與一般生產性的農墾公司有根本的區別。總之，農墾公司的大量創辦，表明在這一時期中國農業資本主義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但就整個中國農村經濟來看，它們所佔的比重很小。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條件下，這些農墾公司發展十分艱難，有的夭折，有的負債累累，有的向封建地主經濟逆轉，到20年代未即陷入了長期衰滯狀態。
中國的農村經濟，在辛亥革命後雖然出現了不少新的變化，但在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下，生產連遭破壞，農民倍受剝削掠奪。當時，北洋政府為鎮壓二次革命、護國戰爭和護法戰爭，不斷增加軍費，1916年1億餘元，到1918年就增到2.03億元，其他開支還不計算在內。而常年的財政收入只有1.1億元，赤字非常嚴重。北洋政府為解決如此巨大的開支，於是大肆向人民進行搜刮掠奪。
一是大量發行公債，從1912至1919年，實發額達 3.06億元，為清政府實發額的五倍以上。
二是濫鑄硬幣和濫發紙幣。由於所鑄銅元表面價值超過實際價值，單銅子每百枚可獲純利銀洋一角餘，雙銅子每百枚至少可獲銀洋二角六分。至於紙幣發行更是名目繁多。混亂異常。各地軍閥往往擅自發行軍用票、金庫券、加印官票和軍需兌換券等，票額越來越大，幣值越來越低。如張作霖1917年發行的大洋票，到20年代低到只有原價的四分之一。
三是增加田賦、鹽稅和其他雜捐雜稅。
據不完全的統計，各地田賦正稅在辛亥革命後有很大增長，有的地區增長50.6％，而田賦附加稅則增長了二至三倍。鹽稅自1913年袁世凱善後大借款後，收支權都操在外人手裡，各地軍閥為了籌措經費便擅自增加鹽的附加稅捐。據估計，全國鹽的正附稅在辛亥革命後約增加了二倍以上，引起鹽價飛漲，民不聊生。至於各種雜捐雜稅，更是不勝枚舉。北洋政府不管採用什麼方式增加收入，歸根到底主要都落在廣大農民的身上，從而加速了廣大農民的破產。辛亥革命後，人禍之外，天災也幾乎連年不斷。據北京商部不完全的統計，1913年全國受水、旱、風、蟲等各種災害的地區，不下6.5億多畝，1918年受災區域仍有6100多萬畝。 1914至1918年四年內，農戶減少1564萬多戶，耕地面積減少了2.6億多畝，荒地增加了4億多畝。這不僅使農業生產受到極大的危害，而且造成了饑民成群、盜匪四起，還有無數人被奪去了生命財產。再加上連年戰火、兵匪搶劫、拉夫派差，更使生產陷於停頓，交通四處阻塞，社會秩序十分混亂。禍國殃民的北洋軍閥，已把廣大農民推向更加悲慘的境地。實在難以生活下去的窮苦農民不得不愈來愈多地鋌而走險，紛紛參加到農民起義的隊伍中來。
二、民族工業的進一步發展
從19世紀70年代中國近代民族工業誕生到1911年辛亥革命為止，開辦資本在萬元以上的廠礦約700個，資本總額僅1.3億多元。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下，民族工業的發展十分緩慢。辛亥革命給封建制度以沖擊，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除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掌握了南京臨時政府的領導權外，還有不少商界人士參加各地的軍政機構，擔任了要職。袁世凱竊取政權後，為了籠絡資產階級，取得他們的支持，也吸收其中的代表人物如陳其美、週學熙、張春等擔任工商總長、財政總長的職務。資產階級通過手中掌握的權力，制訂出若干有利於振興實業的政策法令。工商部於1912年12月5日頒布了《暫行工藝品獎勵章程》，規定工藝品的發明者有權申請專利；1914年1月公佈了《公司條例》和《公司保息條例》；1915年公佈了《農商部獎章規則》等。這些條例雖然未盡完善，有些規定因時局多變也未能付諸實行，但它們終究解除了清政府原來對呈請開辦企業的若干限制，也逐步廢除了一些封建性的專利壟斷。南京臨時政府關於“振興實業”的輿論宣傳，和為此而著力提倡國貨運動，激勵了工商業者投資開辦工廠，愛國華僑也競相歸國投資辦廠和努力推銷國貨產品。 1915年日本提出陰謀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後，全國人民更掀起了大規模的抵制日貨運動，一時間人人以用國貨為榮，有力地推動了民族工業的發展。
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商品傾銷，一直是中國民族工業發展的嚴重障礙和壓力。這種障礙和壓力，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期間，由於歐美帝國主義國家忙於戰爭，暫時地有所緩和。根據海關統計，中國在1913年的進口總額為5.7億餘兩，1915年減至4.5億餘兩，減少了五分之一左右。以後逐年遞減，到1918年，法國貨的進口額比戰前減少了三分之一，英國貨減少了一半，德國貨則完全停止進口。與此同時，由於交戰國急需從中國進口大量的麵粉和日用百貨，中國的出口貿易額出現了年年增長的趨勢，1913年為4.03億兩，除1914年略有下降外，此後四年都比1913年增長了14.8％到20.5％。
由於商品進口減少，出口增加，中國多年來入超逐年嚴重的情況也有所緩解，由2億多海關兩減至3000多萬海關兩。 ① 進口下降，出口增加，而國內市場的需求並未減少。國內市場及出口的需要，刺激了民族資產階級投資辦廠、追求利潤的要求。辛亥革命的推動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使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業得到較大的發展，從1912至1919年，中國新建的廠礦企業達470多家，投資近1億元，加上原有企業的擴建，新增資本達到1.3億元以上，相當於辛亥革命前50年的投資總額。 ② 中國工廠使用的蒸汽動力，1913年為43448馬力，1918年為82750馬力，約增長了一倍。 ③
在辛亥革命後開辦的企業中，以紡織和麵粉工業發展最快，針織、印刷等輕工業也有不少進展。紡織工業，1913年前全國共有231家工廠，資本 3254.7萬元，到1920年已增到475家工廠，資本8275萬元。紡紗業1913年共有紗錠65萬枚，到1919年增為 118萬枚。紗廠的盈利也很豐厚，16支紗在1914年每包盈利為 19.58元，1917年達36.93元，1919年更高達70.56元。 ④ 同一時期，布機由2016台增為2650台，廠數和紗錠、布機數在短短幾年內就超過以往20多年所有積累的兩倍多，這樣的發展速度是前所未有的。麵粉業在辛亥革命前基礎薄弱，在1896至1912年的17年間，民族資本開設的廠才47家，佔國內麵粉廠的52.2％，生產能力佔39.8％。而1913 至1921年的9年間，全國就設立了123家麵粉廠，其中民族資本經營的有105家，佔全部新設廠的85.4％；生產能力佔新設廠生產能力總數的 82.2％。被譽為“麵粉大王”的榮宗敬、榮德生兄弟所創辦的茂新、福新麵粉公司，在這一時期已由辛亥革命前的2個廠、4個粉磨發展到11個廠、 300多個粉磨。從麵粉進出口來看，1912至1914年每年入超都在 200萬擔以上，從1915年起開始出超19000餘擔，到1920年，出超達到300多萬擔。
其他如火柴業，1911年全國30家左右，到1919 年增加了43家，1920年又增加了23 家，成為民族火柴業發展最快的一年。 ①針織業是這一時期的新興行業。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素來盛銷中國的德國杉襪，來源告竭，貨價昂貴，各地針織工廠一時風起雲湧，1913年21家，1914年67家，1915年85家。一些設備先進的工廠大多集中在上海。到1922年，上海裝有電機的針織廠有8家，其中以 1917年創辦的中華第一針織廠規模最大，有210台織襪機，52台羅紋車，246 台織襪頭機，26台搖紗機。這種情況在上海以外的工廠很難見到，外地工廠普遍使用手搖機織製。印刷工業在辛亥革命後，也隨著學校、報館、雜誌社和書店的日漸發展而不斷興旺。中華書局印刷所就是在辛亥革命之後誕生的，並以率先出版中華民國小學語文課本打開局面，以致“開業之後，各省函電紛馳，門前顧客坐索，供不應求，竭力應付，基礎於是乎立”。 ②此外，如罐頭、蛋粉、皮革、製紙、捲菸、玻璃、陶瓷、榨油、肥皂等輕工業亦有相當發展。
隨著輕工業的發展，重工業在這一時期也有發展。鋼鐵冶煉業，1914年開始興建大冶鐵廠等六個鋼鐵廠，1916年建立宣化的龍關（後改為龍煙）鐵礦公司，1917年上海成立和興鋼鐵公司，1918年北京石景山鋼鐵廠開始興建。採煤業，全國華商機器採煤量，由1912年80萬噸到 1919年增至330萬噸。使用動力機械的工廠，1913年只有400至600 家，到1921年增加到2000多家。 ① 電力、運輸和金融業也得到了發展。 1913年，全國共有電力工業30家，到1918年增至81家，五年增加了51家，佔全國電廠總數的62％。在運輸方面，以輪船為例，1913年有133230 噸，1919年增為287592噸，六年增加了115％。金融業方面，以新式銀行為例，1913年全國共有銀行 15家，資本1.1488億元；到1919年六年間新增銀行42家，資本1.0276億元。隨著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資本的積聚和集中也加快了，擁有巨額資本的大企業有所增多。 1912年，資本百萬元以上的大企業約25 個，1919年，增加到43個。擁有資本1200萬元以上的茂新、福新、申新總公司以及南洋兄弟煙草公司，都是這個時期出現的。
除新設廠礦外，原有廠礦大部分積極擴充。不僅輕工業普遍增加投資，一批手工業作坊也迅速向近代化機器工業轉化。如上海絲織業，“辛亥以前，廠戶多用木機、鐵機，以製造綢貨。至民國四年，物華廠裝置電力織機，出品精良，營業大振，於是繼之者如雨後春筍” 。 ②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暫時的發展，使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有所增長。 1914年3月15日，中華全國商會聯合會成立。實力不斷增強的民族資產階級，同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勢力的矛盾加深了，他們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要求也日漸強烈。中國民族工業雖然取得了較大的發展，但它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所佔的比重仍然很小，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徵也仍然很濃。
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並沒有改變。首先，中國民族工業是趁歐美帝國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無暇東顧的機會進一步發展起來的，因此，這種發展是很短暫的。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各列強又都捲土重來，中國的民族工業立即開始萎縮，逐漸蕭條。出口量猛增的麵粉戰後急劇下跌，馬上轉為入超。 “鐵廠積貨如山，無人過問，至於閉爐停機。紗廠結賬，大多無利……。其他工業亦皆消沉。”①大戰期間民族工業的興旺發達的景象，只不過是曇花一現而已。其次，中國民族工業在大戰期間的發展多集中在輕工業，發展較快的部門一是為帝國主義戰爭提供戰略物質的麵粉業、紡織業等；二是帝國主義禁止出口的機械五金業，中國的機械五金工廠在1920年已由戰前的101家增至 252家；三是帝國主義顧不上的針織等行業。因此，中國民族工業在這一時期的發展，主要還是跟著帝國主義市場的需求轉，發展是畸形的、零亂的，根本無法形成自己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第三，中國民族工業在大戰期間雖然出現了一些上百萬元的大公司，但發展較快的還是中小企業和工場手工業。據統計，從1903年到1908年，註冊公司數是 127家，資本總額為5122萬元。平均每年設立公司21家，每個公司的平均資本為 40.5萬元。從1913年到1915年，新註冊的公司數為124 家，資本總額2442萬元，平均每年設立公司41家，每個公司的平均資本為19.6萬元。辛亥革命後每年平均新註冊的公司雖較前期增加了一倍，但各廠的平均資本卻少了一倍多，顯然是小資本多於大資本，中小廠家增多之故。第四，中國民族工業即使在發展較快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也沒有擺脫帝國主義的控制。以紡織和採煤為例，一直到1919年，中國75.6％的機械採煤工業、46.7％的紡錠和59.2％的布機，還是操縱在帝國主義手裡。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更趁歐戰期間積極在華擴充勢力。它出兵強佔青島，不僅把德國在該地的所有工廠都據為己有，而且迅速地在山東各地開礦建廠，很快就擁有了130 多家廠礦企業。日本這時在對華貿易方面，已取代英國而躍居第一位，在金融方面，在華新設了五家銀行，接近同時期外國在華新設銀行的三分之二；在搶奪利權方面，獨占了這一時期的鐵路投資，實力急劇膨脹。美帝國主義在這期間也加強了對中國的經濟侵略，到 1919年，在對華貿易和航運方面都僅次於日、英而躍居第三位。民族工業發展中的上述特點，決定了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仍是微弱的。辛亥革命後幾次反帝反封建軍閥鬥爭都由於軟弱無力而歸於失敗。
三、工人階級的成長
隨著中國資本主義進一步發展，外國在華投資增加，中國無產階級隊伍日益壯大。辛亥革命前，中國近代產業工人不超過60萬人，到 1919年五四運動前，已達200萬人左右。他們雖然成長較晚，人數較少，但非常集中，大多數在上海、武漢、廣州、天津、青島、濟南、哈爾濱、無錫等工業城市及礦區；集中在鐵路、礦山、航運、造船、紡織、麵粉等企業中，帝國主義在華廠礦，由於規模大投資多，集中工人較多自不待言，就是本國開設的廠礦，也往往因為技術水平低而採用工人多，工人也很集中。這種集中性，有利於工人階級組織程度和鬥爭水平的提高。
中國無產階級身受外國帝國主義、本國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三重壓迫剝削。包工製、把頭制、監工製、學徒制等封建勒索和壓榨普遍存在。剋扣工資、打罵工人是常見的。中國工人工資之低，工時之長，是世界罕見的。 1919年前後，一般產業工人，不過勉強維持個人溫飽：滿鐵企業中的華工工資僅相當於日人的四分之一，最低的女工工資只有五分。工時一般是十二小時，多達十五六個小時。 ①星期日多無休息。根本沒有勞動保護和安全措施。如日本控制的撫順煤礦，1913年一年間就發生事故 2000餘起，死傷工人3000多人。 1917年1月11日，一次爆炸事件，就死亡工人 900多名。中國近代工人在政治上毫無民主權利。反動的北洋軍閥政府，先後頒布了《中華民國暫行新刑律》、《治安警察條例》、《治安警察法》，把工人罷工列為“妨害秩序罪”和“騷亂罪”。如1914年的《治安警察法》第一章明文規定：“最高當局為維護社會秩序和安寧……起見，決定採取警察力量，防止一切工人結合與行動。”中國無產階級所受的剝削與壓迫， “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見的；因此他們在革命鬥爭中，比任何別的階級來得堅決和徹底”。 ②辛亥革命後，中國工人罷工的次數愈來愈多，罷工規模和鬥爭水平都有顯著提高，從1912年到1919年5月的七年間，罷工達130多次，比辛亥革命前的七年增加了一倍還多。
1916年以後，罷工次數逐年增加，這年為17 次，1917年為23次，1918年增到30次，1919年僅頭五個月間就達19次，反映了工人運動日益走向高漲。罷工的規模也大多超過辛亥革命前的鬥爭。如1915年日商上海第五紗廠工人罷工、1917年上海英美菸廠工人罷工、1918年三新紗廠工人罷工，每次都有幾千工人參加。工人罷工中還出現互相支援和舉行同盟罷工，已由分散發展到聯合鬥爭。如1914年上海招商局、太古、怡和三個輪船公司的中國海員為響應工人要求增加工資舉行總同盟罷工，1915年蘇州絲業工人舉行全行業的同盟罷工，1916年北京等地支援天津法租界工人同盟大罷工舉行罷工，1917年上海中華書局印刷廠等支援商務印書館印刷工人罷工而罷工。這些罷工表現出工人階級無私團結的階級品質。辛亥革命後工人罷工，多為提高工資，縮短工時，改善勞動條件，不堪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和資產階級壓迫和剝削而舉行的。但罷工也日益明顯地開始由經濟鬥爭轉向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鬥爭。
1915年反對日本“二十一條”和1916年反對法國強佔天津老西開的鬥爭，是這一時期兩次大規模的反帝反軍閥賣國的政治鬥爭。工人成為這兩次鬥爭的主力，並用同盟罷工把鬥爭推向高潮。 1915 年在反對袁世凱賣國政府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的愛國運動中，上海日本企業的中國工人幾乎全部參加鬥爭。長沙等許多地方工人舉行罷工和示威遊行，抵制日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反對袁世凱賣國。 1916年天津反對法國強佔老西開的鬥爭，更顯示了無產階級的鬥爭力量。老西開靠近天津法租界，法國帝國主義者早在清朝光緒年間就企圖把老西開併入租界。 1915年當日本提出“二十一條”時，法國公使乘機向北洋軍閥政府提出這個無理要求，並於次年10月17日強佔了老西開。北洋軍閥政府已表示“未嘗不可”，承認了法國的要求。天津人民卻立即掀起反抗怒潮，舉行數千人公民大會，聲討法帝國主義的罪行。在法租界和法國企業中的工人決議實行同盟大罷工。 11月14日，首先在法國經營的工廠。電燈公司、電信局開始同盟罷工，其他工種的中國工人也相繼罷工，甚至巡捕、男女傭工“亦全體告退”。罷工工人以一致行動，粉碎了法帝國主義的增薪收賣、分化破壞行動。 ①
在天津工人大罷工的有力推動下，學生罷課，商人罷市。北京等他的工人也積極罷工支援。天津罷工鬥爭堅持五、六個月之久，取得一定勝利。中國無產階級在斗爭中，要求成立近代的工會組織以適應新的鬥爭。 1912年，上海出現以徐企文為首的“中華民國工黨”，它是改良性質的工團組織，既有工人、技術人員參加，也有資本家參加，後被反動政府解散。除上海外，武漢、長沙、天津、廣州等地都出現了早期的工會組織，曾領導過罷工和在爭取工人福利方面做了些工作。這些工會也都先後被破壞。中國無產階級的成長壯大和工人運動的日趨高漲，表明中國無產階級已開始由自在的階段向自為的階段轉變。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中國工人階級，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就開始以自覺的姿態，為中國的獨立、解放而鬥爭。”② 無產階級的成長和政治覺悟的提高，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傳播並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舊民主主義轉向新民主主義革命，準備了階級條件。
① 章有義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2輯，第201—202頁。 ② 《中國紡織史稿》第296頁。 ① 《六十五年來中國國際貿易統計》第1表。 ② 嚴中平等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 ③ 《第一回中國年鑑》第1430頁。 ④ 《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165頁，第41表。 ① 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史料叢刊：《中國民族火柴業》第19—20頁。 ② 楊大金：《近代中國實業通志》下卷，第344—345頁。 ① 嚴中平等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 ② 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弟2卷，第689頁。 ① 陳真、姚洛；《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輯，第26頁。 ① 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輯，下冊，第1202頁。 ② 《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607頁。 ① 《天津反抗法帝強佔老西開資料》，《近代史資料》1958年第5期。 ② 《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982頁。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卻沒有改變封建土地所有製，也未能在中國農村造成一個大的變動。但是，中國的農村經濟在辛亥革命後仍然出現了許多引人注目的變化：封建土地關係出現若干變化。在土地佔有形式上，官田、公產私有化的現象，在辛亥革命以後日益普遍。官田多指前清的旗地和屯田，主要是通過“丈放”的名義轉歸私人，數量大，地段相對集中在遼寧、吉林、黑龍江、熱河、察哈爾、綏遠等省。公產多屬寺、觀、會館和宗祠的佔地，主要被大小軍閥和外國教堂直接提賣或強佔，地權轉屬私人。由於北洋政府和清朝廢帝相互勾結，再加上外國教堂在義和團運動後不斷以索取賠償損失為藉口奪佔土地，中國各種官、公田產在這一時期迅速地大量轉為私田。
在土地買賣過程中，辛亥革命後還突破了一些宗法關係的束縛，打破了中國長期以來農村賣地族人優先購買的傳統。根據南京臨時政府的法令，國民是平等的，國民手中的任何私產，包括土地在內，都受到法律的保護。至於土地賣於何人，當然也歸田主自由選擇。儘管農村的宗族勢力根深蒂固，但受到法律保護的土地買賣，還是突破了一些家族勢力的限制，開始自由交易。
這就產生了兩個明顯的影響：一是土地買賣因此愈加頻繁，土地兼併有增無減，土地集中的現象更為嚴重；二是在土地轉手較快的地區，逐漸打破了永佃制的束縛，先改永租佃為長期租佃，進而向短期租佃發展。在地主階級的構成上，辛亥革命後出現了一批有政治背景的大地主。
在這批大地主中主要有：一、北洋軍閥和其他軍閥。他們依仗權勢，在自己的地盤上吞奪公田，圈佔荒地，強買民田，短期內便掠奪了大量土地。袁世凱在河南有地400頃，張敬堯在霍邱、倪嗣沖在阜陽各有地七、八萬畝以上，李厚基在蘇北徐海一帶有地200多頃。在當時有名的大地主中，找不出幾個不是軍閥的。
二、商人和高利貸者。他們手中積累了相當的資金，又怕投資新式企業冒風險，寧肯投資土地坐收地租，然後再把地租收入轉化為高利貸資本和商業資本，成為地主、商人、高利貸者三位一體。
三、外國教堂傳教士和外商。他們依靠不平等條約的保護，不斷強佔土地或通過買辦到農村收買土地，招民墾種，或直接經營農場。在地租剝削方式上，辛亥革命以後實物地租仍佔絕對優勢，但貨幣地租隨著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已有增長的趨勢。
在經濟發達的江、浙等許多省份，貨幣地租約佔地租總額的25％左右。此外，有押租的田在租田中的比重也不斷提高。如江蘇崑山的押租田，1905年佔全部租田的 25.1％，1914年增加到40％；南通的押租田，1905年已高達72.9％，1914年還增加到76.7％。押租在退押時雖然要退還佃農，但地主卻因此已多得了一筆息金。押租加重了農民的負擔，是地主利用農民破產求佃者日多的機會，對佃農加強制約和剝削的一種新手段。農產品和手工業品的商品化主要農產品的商品量，在辛亥革命後都有增長。糧食的商品量，1910年為212.1億公斤，1919年增至263.4億公斤。經濟作物中，大豆的商品量增長最快，1910年為 3237萬擔，1919年增至5738.5萬擔。僅次於大豆商品量的是棉花，1910年為490萬擔，1919年增至790萬擔。商品量增長較慢的是菸葉，到1919年，也從辛亥革命前夜的172.4萬擔增為226.8萬擔。
隨著這些農產品的商品量不斷增長，它們的商品率也在不斷提高。以糧食、棉花為例，它們在辛亥革命前的商品率分別為 16％和33％，到1919年分別增長到22％和42％。為了滿足經濟作物需求的日益增長，經濟作物的種植面積不斷擴大。據不完整的調查統計資料表明，1904至1909年和 1914至1919年兩段時間內，大多數經濟作物所佔耕地的百分比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長。其中大豆由8％增長到9％，油菜籽由15％增長到 21％，花生由4％增長到10％，芝麻由4％增長到8％，棉花則由11％增長到14％。經濟作物耕種面積的擴大，勢必影響糧食的種植面積。在同一時期內，糧食作物除小麥、玉米種植面積略有增加外，其他品種的耕地面積不是持乎就是下降。尤其是在幾種主要經濟作物的產區，這種情況更為嚴重。到五四運動前夕，大豆60—70％產於東北，其播種面積竟占到東北耕地面積的50.7％；花生80％產在山東，其播種面積佔全省耕地面積的45％；煙草45％產在河南，也佔全省耕地面積的29％，這不僅形成了一些新的專門化農業區，而且出現了專門種植某種經濟作物的專業戶，進一步加速這些地區農產品與工業品之間以及各種農產品之間的交換。當然，經濟作物排斥糧食作物的現象，在辛亥革命後的發展是很不平衡的。在一些非經濟作物種植區和商品經濟落後的省份，這科變化並不大。
在一般情況下，農業經濟的日益商品化，必然導致農業資本主義的增長。而在辛亥革命後，中國農產品商品化主要是由於帝國主義掠奪原料而引起的。因此，它的發展變化主要是取決於世界市場的需要。中國早期發展的經濟作物如茶葉、甘蔗，因受國際市場的競爭而衰落；另外一些經濟作物如棉花、大豆、煙草等，由於世界市場的需要而大量發展。這就進一步增加了中國農產品對國際市場的依賴，並給帝國主義的一些壟斷組織直接深入中國農村、干預農民的生產提供了機會。例如，1913年英美煙草公司在山東坊子一帶，以供給農民種籽、指導種植技術和將來收購產品為條件，引誘當地農民種植煙草，幾年後坊子附近的麥田大部改成了菸田。類似的情況在其他地區也存在，從而使越來越多的經濟作物專業戶受到外國壟斷組織的操縱、奴役和壓榨。隨著農村經濟作物的迅速發展，還形成了一批進行農產品加工的手工業區，農村手工業產品也日益商品化。在全國聞名的手紡織區，河北高陽縣，1917至 1919 年最盛時年產布500餘萬匹；河北定縣，1915年最盛時輸出土布400餘萬匹。
在全國聞名的捲煙區山東、河南、安徽三省的烤煙產量，1916年為2400萬磅，1920年增為7200萬磅。 ①在全國著名的榨油區，僅東北哈爾濱附近的油坊就達 2000餘家。隨著農村手工業商品化的發展，手工業者出現了兩極分化，其中又以手紡業主的分化最為明顯。廣大農民織戶破產，愈來愈多地變為向商人領紗織布、僅拿微薄工資的織戶。如河北高陽的這種織戶在1912年佔全部織戶的 34.5％，到1917年增為69.2％。而少數資金雄厚的織戶，僱傭織工，擴大生產。這種資力雄厚的織戶，一般是農村的地主和富農。農墾公司的大量增加。辛亥革命後，在南京臨時政府提倡“振興實業”、“墾植荒地”的鼓勵下，進行專門化生產的農墾公司有了顯著增加，十餘年間有300多個，分佈在江蘇、浙江、安徽、山東、河南、山西、吉林、內蒙、察哈爾等省，尤其以蘇北鹽墾區、內蒙和東北三省較多。據不完全的統計，江蘇歷年設立的這類公司，1912年有27家，1915年有28家，1917年有34家，1919年增為41家。這些農墾公司基本上可分為三類：一是從事蔬菜、養蜂、牛奶、果園、糧食等農副產品生產帶有資本主義性質的農場，這類公司多設在資本主義經濟比較發達的大城市郊區，一般規模不大。如上海資本家穆湘瑤、葛敬中在郊區楊思鄉創辦的蔬菜種植場，重慶商人趙楚梅等在廣元壩創辦的樹言公司等。也有一些規模較大的，如廣東華僑陳國圻在黑龍江湯源縣創辦的興東公司，有資金十五六萬元，自備拖拉機和麵粉機，招工墾荒種植小麥，經營機器磨面，兼營畜牧等業務。
所得糧食、麵粉，除供應本地外，還由梧桐河運入松花江，上銷三姓、伯力，下運哈爾濱等地，獲利豐厚。這些農場都採用僱工勞動，並引進了部分農業機械和新品種，產品供應市場，具有資本主義性質。二是採用自墾和租佃雙重形式的公司。它們一般都劃出一部分土地自己經營植棉、畜牧等事業，僱工勞動；其餘大部分土地招佃種植，坐收地租。這類公司以江蘇省出現最早，數量也最多，僅蘇北一地就有50多個。三是利用特權低價領墾土地，然後轉手出租的農墾公司。它們主要分佈在東三省和內蒙的官地放墾區，一般規模較大，常由官方辦理墾務的機構和地方軍閥、豪紳巨賈互相勾結組成的。這類公司名為墾務，實為土地投機組織，不是一種生產性的經濟實體，與一般生產性的農墾公司有根本的區別。總之，農墾公司的大量創辦，表明在這一時期中國農業資本主義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但就整個中國農村經濟來看，它們所佔的比重很小。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條件下，這些農墾公司發展十分艱難，有的夭折，有的負債累累，有的向封建地主經濟逆轉，到20年代未即陷入了長期衰滯狀態。
中國的農村經濟，在辛亥革命後雖然出現了不少新的變化，但在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下，生產連遭破壞，農民倍受剝削掠奪。當時，北洋政府為鎮壓二次革命、護國戰爭和護法戰爭，不斷增加軍費，1916年1億餘元，到1918年就增到2.03億元，其他開支還不計算在內。而常年的財政收入只有1.1億元，赤字非常嚴重。北洋政府為解決如此巨大的開支，於是大肆向人民進行搜刮掠奪。
一是大量發行公債，從1912至1919年，實發額達 3.06億元，為清政府實發額的五倍以上。
二是濫鑄硬幣和濫發紙幣。由於所鑄銅元表面價值超過實際價值，單銅子每百枚可獲純利銀洋一角餘，雙銅子每百枚至少可獲銀洋二角六分。至於紙幣發行更是名目繁多。混亂異常。各地軍閥往往擅自發行軍用票、金庫券、加印官票和軍需兌換券等，票額越來越大，幣值越來越低。如張作霖1917年發行的大洋票，到20年代低到只有原價的四分之一。
三是增加田賦、鹽稅和其他雜捐雜稅。
據不完全的統計，各地田賦正稅在辛亥革命後有很大增長，有的地區增長50.6％，而田賦附加稅則增長了二至三倍。鹽稅自1913年袁世凱善後大借款後，收支權都操在外人手裡，各地軍閥為了籌措經費便擅自增加鹽的附加稅捐。據估計，全國鹽的正附稅在辛亥革命後約增加了二倍以上，引起鹽價飛漲，民不聊生。至於各種雜捐雜稅，更是不勝枚舉。北洋政府不管採用什麼方式增加收入，歸根到底主要都落在廣大農民的身上，從而加速了廣大農民的破產。辛亥革命後，人禍之外，天災也幾乎連年不斷。據北京商部不完全的統計，1913年全國受水、旱、風、蟲等各種災害的地區，不下6.5億多畝，1918年受災區域仍有6100多萬畝。 1914至1918年四年內，農戶減少1564萬多戶，耕地面積減少了2.6億多畝，荒地增加了4億多畝。這不僅使農業生產受到極大的危害，而且造成了饑民成群、盜匪四起，還有無數人被奪去了生命財產。再加上連年戰火、兵匪搶劫、拉夫派差，更使生產陷於停頓，交通四處阻塞，社會秩序十分混亂。禍國殃民的北洋軍閥，已把廣大農民推向更加悲慘的境地。實在難以生活下去的窮苦農民不得不愈來愈多地鋌而走險，紛紛參加到農民起義的隊伍中來。
二、民族工業的進一步發展
從19世紀70年代中國近代民族工業誕生到1911年辛亥革命為止，開辦資本在萬元以上的廠礦約700個，資本總額僅1.3億多元。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下，民族工業的發展十分緩慢。辛亥革命給封建制度以沖擊，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除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掌握了南京臨時政府的領導權外，還有不少商界人士參加各地的軍政機構，擔任了要職。袁世凱竊取政權後，為了籠絡資產階級，取得他們的支持，也吸收其中的代表人物如陳其美、週學熙、張春等擔任工商總長、財政總長的職務。資產階級通過手中掌握的權力，制訂出若干有利於振興實業的政策法令。工商部於1912年12月5日頒布了《暫行工藝品獎勵章程》，規定工藝品的發明者有權申請專利；1914年1月公佈了《公司條例》和《公司保息條例》；1915年公佈了《農商部獎章規則》等。這些條例雖然未盡完善，有些規定因時局多變也未能付諸實行，但它們終究解除了清政府原來對呈請開辦企業的若干限制，也逐步廢除了一些封建性的專利壟斷。南京臨時政府關於“振興實業”的輿論宣傳，和為此而著力提倡國貨運動，激勵了工商業者投資開辦工廠，愛國華僑也競相歸國投資辦廠和努力推銷國貨產品。 1915年日本提出陰謀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後，全國人民更掀起了大規模的抵制日貨運動，一時間人人以用國貨為榮，有力地推動了民族工業的發展。
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商品傾銷，一直是中國民族工業發展的嚴重障礙和壓力。這種障礙和壓力，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期間，由於歐美帝國主義國家忙於戰爭，暫時地有所緩和。根據海關統計，中國在1913年的進口總額為5.7億餘兩，1915年減至4.5億餘兩，減少了五分之一左右。以後逐年遞減，到1918年，法國貨的進口額比戰前減少了三分之一，英國貨減少了一半，德國貨則完全停止進口。與此同時，由於交戰國急需從中國進口大量的麵粉和日用百貨，中國的出口貿易額出現了年年增長的趨勢，1913年為4.03億兩，除1914年略有下降外，此後四年都比1913年增長了14.8％到20.5％。
由於商品進口減少，出口增加，中國多年來入超逐年嚴重的情況也有所緩解，由2億多海關兩減至3000多萬海關兩。 ① 進口下降，出口增加，而國內市場的需求並未減少。國內市場及出口的需要，刺激了民族資產階級投資辦廠、追求利潤的要求。辛亥革命的推動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使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業得到較大的發展，從1912至1919年，中國新建的廠礦企業達470多家，投資近1億元，加上原有企業的擴建，新增資本達到1.3億元以上，相當於辛亥革命前50年的投資總額。 ② 中國工廠使用的蒸汽動力，1913年為43448馬力，1918年為82750馬力，約增長了一倍。 ③
在辛亥革命後開辦的企業中，以紡織和麵粉工業發展最快，針織、印刷等輕工業也有不少進展。紡織工業，1913年前全國共有231家工廠，資本 3254.7萬元，到1920年已增到475家工廠，資本8275萬元。紡紗業1913年共有紗錠65萬枚，到1919年增為 118萬枚。紗廠的盈利也很豐厚，16支紗在1914年每包盈利為 19.58元，1917年達36.93元，1919年更高達70.56元。 ④ 同一時期，布機由2016台增為2650台，廠數和紗錠、布機數在短短幾年內就超過以往20多年所有積累的兩倍多，這樣的發展速度是前所未有的。麵粉業在辛亥革命前基礎薄弱，在1896至1912年的17年間，民族資本開設的廠才47家，佔國內麵粉廠的52.2％，生產能力佔39.8％。而1913 至1921年的9年間，全國就設立了123家麵粉廠，其中民族資本經營的有105家，佔全部新設廠的85.4％；生產能力佔新設廠生產能力總數的 82.2％。被譽為“麵粉大王”的榮宗敬、榮德生兄弟所創辦的茂新、福新麵粉公司，在這一時期已由辛亥革命前的2個廠、4個粉磨發展到11個廠、 300多個粉磨。從麵粉進出口來看，1912至1914年每年入超都在 200萬擔以上，從1915年起開始出超19000餘擔，到1920年，出超達到300多萬擔。
其他如火柴業，1911年全國30家左右，到1919 年增加了43家，1920年又增加了23 家，成為民族火柴業發展最快的一年。 ①針織業是這一時期的新興行業。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素來盛銷中國的德國杉襪，來源告竭，貨價昂貴，各地針織工廠一時風起雲湧，1913年21家，1914年67家，1915年85家。一些設備先進的工廠大多集中在上海。到1922年，上海裝有電機的針織廠有8家，其中以 1917年創辦的中華第一針織廠規模最大，有210台織襪機，52台羅紋車，246 台織襪頭機，26台搖紗機。這種情況在上海以外的工廠很難見到，外地工廠普遍使用手搖機織製。印刷工業在辛亥革命後，也隨著學校、報館、雜誌社和書店的日漸發展而不斷興旺。中華書局印刷所就是在辛亥革命之後誕生的，並以率先出版中華民國小學語文課本打開局面，以致“開業之後，各省函電紛馳，門前顧客坐索，供不應求，竭力應付，基礎於是乎立”。 ②此外，如罐頭、蛋粉、皮革、製紙、捲菸、玻璃、陶瓷、榨油、肥皂等輕工業亦有相當發展。
隨著輕工業的發展，重工業在這一時期也有發展。鋼鐵冶煉業，1914年開始興建大冶鐵廠等六個鋼鐵廠，1916年建立宣化的龍關（後改為龍煙）鐵礦公司，1917年上海成立和興鋼鐵公司，1918年北京石景山鋼鐵廠開始興建。採煤業，全國華商機器採煤量，由1912年80萬噸到 1919年增至330萬噸。使用動力機械的工廠，1913年只有400至600 家，到1921年增加到2000多家。 ① 電力、運輸和金融業也得到了發展。 1913年，全國共有電力工業30家，到1918年增至81家，五年增加了51家，佔全國電廠總數的62％。在運輸方面，以輪船為例，1913年有133230 噸，1919年增為287592噸，六年增加了115％。金融業方面，以新式銀行為例，1913年全國共有銀行 15家，資本1.1488億元；到1919年六年間新增銀行42家，資本1.0276億元。隨著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資本的積聚和集中也加快了，擁有巨額資本的大企業有所增多。 1912年，資本百萬元以上的大企業約25 個，1919年，增加到43個。擁有資本1200萬元以上的茂新、福新、申新總公司以及南洋兄弟煙草公司，都是這個時期出現的。
除新設廠礦外，原有廠礦大部分積極擴充。不僅輕工業普遍增加投資，一批手工業作坊也迅速向近代化機器工業轉化。如上海絲織業，“辛亥以前，廠戶多用木機、鐵機，以製造綢貨。至民國四年，物華廠裝置電力織機，出品精良，營業大振，於是繼之者如雨後春筍” 。 ②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暫時的發展，使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有所增長。 1914年3月15日，中華全國商會聯合會成立。實力不斷增強的民族資產階級，同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勢力的矛盾加深了，他們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要求也日漸強烈。中國民族工業雖然取得了較大的發展，但它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所佔的比重仍然很小，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徵也仍然很濃。
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並沒有改變。首先，中國民族工業是趁歐美帝國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無暇東顧的機會進一步發展起來的，因此，這種發展是很短暫的。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各列強又都捲土重來，中國的民族工業立即開始萎縮，逐漸蕭條。出口量猛增的麵粉戰後急劇下跌，馬上轉為入超。 “鐵廠積貨如山，無人過問，至於閉爐停機。紗廠結賬，大多無利……。其他工業亦皆消沉。”①大戰期間民族工業的興旺發達的景象，只不過是曇花一現而已。其次，中國民族工業在大戰期間的發展多集中在輕工業，發展較快的部門一是為帝國主義戰爭提供戰略物質的麵粉業、紡織業等；二是帝國主義禁止出口的機械五金業，中國的機械五金工廠在1920年已由戰前的101家增至 252家；三是帝國主義顧不上的針織等行業。因此，中國民族工業在這一時期的發展，主要還是跟著帝國主義市場的需求轉，發展是畸形的、零亂的，根本無法形成自己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第三，中國民族工業在大戰期間雖然出現了一些上百萬元的大公司，但發展較快的還是中小企業和工場手工業。據統計，從1903年到1908年，註冊公司數是 127家，資本總額為5122萬元。平均每年設立公司21家，每個公司的平均資本為 40.5萬元。從1913年到1915年，新註冊的公司數為124 家，資本總額2442萬元，平均每年設立公司41家，每個公司的平均資本為19.6萬元。辛亥革命後每年平均新註冊的公司雖較前期增加了一倍，但各廠的平均資本卻少了一倍多，顯然是小資本多於大資本，中小廠家增多之故。第四，中國民族工業即使在發展較快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也沒有擺脫帝國主義的控制。以紡織和採煤為例，一直到1919年，中國75.6％的機械採煤工業、46.7％的紡錠和59.2％的布機，還是操縱在帝國主義手裡。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更趁歐戰期間積極在華擴充勢力。它出兵強佔青島，不僅把德國在該地的所有工廠都據為己有，而且迅速地在山東各地開礦建廠，很快就擁有了130 多家廠礦企業。日本這時在對華貿易方面，已取代英國而躍居第一位，在金融方面，在華新設了五家銀行，接近同時期外國在華新設銀行的三分之二；在搶奪利權方面，獨占了這一時期的鐵路投資，實力急劇膨脹。美帝國主義在這期間也加強了對中國的經濟侵略，到 1919年，在對華貿易和航運方面都僅次於日、英而躍居第三位。民族工業發展中的上述特點，決定了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仍是微弱的。辛亥革命後幾次反帝反封建軍閥鬥爭都由於軟弱無力而歸於失敗。
三、工人階級的成長
隨著中國資本主義進一步發展，外國在華投資增加，中國無產階級隊伍日益壯大。辛亥革命前，中國近代產業工人不超過60萬人，到 1919年五四運動前，已達200萬人左右。他們雖然成長較晚，人數較少，但非常集中，大多數在上海、武漢、廣州、天津、青島、濟南、哈爾濱、無錫等工業城市及礦區；集中在鐵路、礦山、航運、造船、紡織、麵粉等企業中，帝國主義在華廠礦，由於規模大投資多，集中工人較多自不待言，就是本國開設的廠礦，也往往因為技術水平低而採用工人多，工人也很集中。這種集中性，有利於工人階級組織程度和鬥爭水平的提高。
中國無產階級身受外國帝國主義、本國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三重壓迫剝削。包工製、把頭制、監工製、學徒制等封建勒索和壓榨普遍存在。剋扣工資、打罵工人是常見的。中國工人工資之低，工時之長，是世界罕見的。 1919年前後，一般產業工人，不過勉強維持個人溫飽：滿鐵企業中的華工工資僅相當於日人的四分之一，最低的女工工資只有五分。工時一般是十二小時，多達十五六個小時。 ①星期日多無休息。根本沒有勞動保護和安全措施。如日本控制的撫順煤礦，1913年一年間就發生事故 2000餘起，死傷工人3000多人。 1917年1月11日，一次爆炸事件，就死亡工人 900多名。中國近代工人在政治上毫無民主權利。反動的北洋軍閥政府，先後頒布了《中華民國暫行新刑律》、《治安警察條例》、《治安警察法》，把工人罷工列為“妨害秩序罪”和“騷亂罪”。如1914年的《治安警察法》第一章明文規定：“最高當局為維護社會秩序和安寧……起見，決定採取警察力量，防止一切工人結合與行動。”中國無產階級所受的剝削與壓迫， “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見的；因此他們在革命鬥爭中，比任何別的階級來得堅決和徹底”。 ②辛亥革命後，中國工人罷工的次數愈來愈多，罷工規模和鬥爭水平都有顯著提高，從1912年到1919年5月的七年間，罷工達130多次，比辛亥革命前的七年增加了一倍還多。
1916年以後，罷工次數逐年增加，這年為17 次，1917年為23次，1918年增到30次，1919年僅頭五個月間就達19次，反映了工人運動日益走向高漲。罷工的規模也大多超過辛亥革命前的鬥爭。如1915年日商上海第五紗廠工人罷工、1917年上海英美菸廠工人罷工、1918年三新紗廠工人罷工，每次都有幾千工人參加。工人罷工中還出現互相支援和舉行同盟罷工，已由分散發展到聯合鬥爭。如1914年上海招商局、太古、怡和三個輪船公司的中國海員為響應工人要求增加工資舉行總同盟罷工，1915年蘇州絲業工人舉行全行業的同盟罷工，1916年北京等地支援天津法租界工人同盟大罷工舉行罷工，1917年上海中華書局印刷廠等支援商務印書館印刷工人罷工而罷工。這些罷工表現出工人階級無私團結的階級品質。辛亥革命後工人罷工，多為提高工資，縮短工時，改善勞動條件，不堪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和資產階級壓迫和剝削而舉行的。但罷工也日益明顯地開始由經濟鬥爭轉向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鬥爭。
1915年反對日本“二十一條”和1916年反對法國強佔天津老西開的鬥爭，是這一時期兩次大規模的反帝反軍閥賣國的政治鬥爭。工人成為這兩次鬥爭的主力，並用同盟罷工把鬥爭推向高潮。 1915 年在反對袁世凱賣國政府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的愛國運動中，上海日本企業的中國工人幾乎全部參加鬥爭。長沙等許多地方工人舉行罷工和示威遊行，抵制日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反對袁世凱賣國。 1916年天津反對法國強佔老西開的鬥爭，更顯示了無產階級的鬥爭力量。老西開靠近天津法租界，法國帝國主義者早在清朝光緒年間就企圖把老西開併入租界。 1915年當日本提出“二十一條”時，法國公使乘機向北洋軍閥政府提出這個無理要求，並於次年10月17日強佔了老西開。北洋軍閥政府已表示“未嘗不可”，承認了法國的要求。天津人民卻立即掀起反抗怒潮，舉行數千人公民大會，聲討法帝國主義的罪行。在法租界和法國企業中的工人決議實行同盟大罷工。 11月14日，首先在法國經營的工廠。電燈公司、電信局開始同盟罷工，其他工種的中國工人也相繼罷工，甚至巡捕、男女傭工“亦全體告退”。罷工工人以一致行動，粉碎了法帝國主義的增薪收賣、分化破壞行動。 ①
在天津工人大罷工的有力推動下，學生罷課，商人罷市。北京等他的工人也積極罷工支援。天津罷工鬥爭堅持五、六個月之久，取得一定勝利。中國無產階級在斗爭中，要求成立近代的工會組織以適應新的鬥爭。 1912年，上海出現以徐企文為首的“中華民國工黨”，它是改良性質的工團組織，既有工人、技術人員參加，也有資本家參加，後被反動政府解散。除上海外，武漢、長沙、天津、廣州等地都出現了早期的工會組織，曾領導過罷工和在爭取工人福利方面做了些工作。這些工會也都先後被破壞。中國無產階級的成長壯大和工人運動的日趨高漲，表明中國無產階級已開始由自在的階段向自為的階段轉變。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中國工人階級，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就開始以自覺的姿態，為中國的獨立、解放而鬥爭。”② 無產階級的成長和政治覺悟的提高，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傳播並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舊民主主義轉向新民主主義革命，準備了階級條件。
① 章有義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2輯，第201—202頁。 ② 《中國紡織史稿》第296頁。 ① 《六十五年來中國國際貿易統計》第1表。 ② 嚴中平等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 ③ 《第一回中國年鑑》第1430頁。 ④ 《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165頁，第41表。 ① 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史料叢刊：《中國民族火柴業》第19—20頁。 ② 楊大金：《近代中國實業通志》下卷，第344—345頁。 ① 嚴中平等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 ② 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弟2卷，第689頁。 ① 陳真、姚洛；《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輯，第26頁。 ① 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輯，下冊，第1202頁。 ② 《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607頁。 ① 《天津反抗法帝強佔老西開資料》，《近代史資料》1958年第5期。 ② 《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982頁。
2009年2月26日星期四
第十八章 沙俄分裂蒙古、新疆；英國策動西藏獨立
第三節 帝國主義分裂中國的活動
一、沙俄在蒙古的分裂活動
辛亥革命前後，俄、英帝國主義乘機加緊分裂中國的活動，策動中國邊疆地區的武裝叛亂，以至公然出兵進行武裝干涉。 1910 年，清政府在外蒙古實行“新政”，沙俄乘機煽動一部分封建領主和活佛，醞釀叛亂。 1911年7月，杭達多爾濟親王糾集四盟王公，在庫倫密議外蒙“獨立”。
“會議的召開和通過的決議，都由會議的首創者通知了沙皇俄國的外交代表”。會後，他們派“代表團”赴俄，以“承認俄國保護”，並給俄國以種種特權，換取沙俄以武力支持外蒙的“獨立”。 ②沙俄派兵千餘人進入外蒙，要挾清政府在外蒙停辦新政。 10月，沙俄又要求清政府：承認外蒙“獨立”；不在外蒙駐軍和建立行政機構；不得俄國同意不准在外蒙進行任何改革。清政府予以嚴正拒絕。武昌起義爆發，沙俄認為是它“吞併中國領土而能達到其宿願的大好時機”。 ①它藉口保護領事館，增派俄軍侵駐庫倫，並撥給外蒙杭達多爾濟集團大批軍械彈藥。
在沙俄的導演下，他們於10月18日宣布“獨立”，與俄軍一同進攻庫倫辦事大臣衙門，驅逐辦事大臣三多。 12月1日，他們發表“獨立宣言”，宣布成立“大蒙古國”，以活佛哲布尊丹巴為皇帝（額真汗）。沙俄立即從軍事、財政和外交等方面，大力扶植傀儡政權。同時，科布多的封建領主和烏里雅蘇台扎薩克圖汗也在沙俄策劃下，佔領科布多和烏里雅蘇台，俄軍驅逐了科布多參贊大臣傅潤和烏里雅蘇台將軍奎芳。 1912年6月，沙俄再次提出：如果中國承認外蒙“自治”，不在外蒙設治、駐軍和移民，它願進行“友誼調停”。中國政府拒絕了沙俄干涉中國內政的無理要求。 7月，第三次《日俄密約》簽訂，把我國內蒙分為東西兩部分，俄國“承認”日本在東部內蒙的“特權利益”，日本支持沙俄對西部內蒙和外蒙的侵略。 ②9月間，俄、英就英國侵略西藏和俄國侵略外蒙古達成了“諒解”。
中國政府於8月13日對英、俄、日三國發表了關於《滿蒙藏之主權五事》的聲明，指出滿蒙各地皆為中國領土，凡有關滿蒙各地之條約，未經中國政府承認，不得私訂；滿蒙各地之礦產，無論何人不得私自抵押；中國政府在滿蒙各地有自由行動之主權，外人不得乾預；各國不得以護僑為名向中國增派軍隊；現蒙藏地方少數王公貴族反對中國政府的行動是非法的，外人不得主使挑撥。沙俄無視中國政府的嚴正聲明，於11月3日與外蒙當局非法簽訂了“俄蒙協約”及“商務章程”，宣稱“蒙古對中國的過去關係已經終止”，俄國政府“扶助蒙古的自治”，並為其編練軍隊，不准中國軍隊“進入蒙境”，不准漢人“移居蒙地”；俄人在蒙古享有特權，其他外國人不得享有超於俄人之權利；不經俄國政府允許，蒙古不得與“中國或別國立約”。 ①以後，又簽訂了有關鐵路、礦山、電訊等條約，沙俄在外蒙古取得了廣泛的特權。
中國政府在“俄蒙協約”簽訂前即向沙俄提出抗議，聲明對俄蒙所訂“條約”概不承認。 “協約”簽訂後，中國政府於11月7日發表聲明，重申 “概不承認”俄國與外蒙所訂任何條約，抗議沙俄“侵犯中國主權”。中國各族人民強烈反對“俄蒙協約”。北京市民舉行“反對俄國奸計大會”，報刊紛紛揭露沙俄侵略罪行，許多市民連日持票往俄國銀行兌換現金，商人抵制俄貨。孫中山致電參議院，要求“否認俄蒙協約，堅持到底”。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和愛國華僑3000多人在東京集會，強烈譴責沙俄。蒙古愛國王公宣布“蒙古擁護各族聯合一體的中華共和國，斷無獨立之理”， ②強烈要求哲布尊丹巴取消“獨立”，並以“蒙古王公聯合會”的名義，通告世界各國，決不承認沙俄炮製的“俄蒙協約”。沙俄以“承認中華民國”為誘餌，對袁世凱政府進行訛詐。中俄於1912年11月開始在北京舉行談判。 1913年11月，袁世凱政府與沙俄簽訂《中俄聲明》，追認了“俄蒙協約”及其附件，“承認外蒙古的自治權”。聲明雖然載明“俄國承認中國在外蒙古的宗主權”，外蒙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卻規定中國政府不能在外蒙設治、駐軍、移民。在中俄互換的照會中，還規定以後“凡關於外蒙古的政治、土地交涉事誼，中國允許和俄國政府協商，外蒙古亦得參與其事”，① 實際上承認了沙俄對外蒙古的控制。
根據《中俄聲明》，自1914年9月起又舉行中俄蒙恰克圖會議，並於1915年6月簽訂了《中俄蒙協約》。沙俄承認中國對外蒙的“宗主權”，哲布尊丹巴取消“大皇帝”稱號及“共戴”年號，由中華民國大總統冊封，用中華民國年曆，兼用蒙古乾支紀年。北京政府承認外蒙的“自治”和沙俄在外蒙的各種特權。但是，會後沙俄唆使外蒙當局藉詞“謝絕”接受冊封專使，並多方阻撓外蒙派員來北京，以致冊封儀式延至1916年7月方始舉行。十月革命爆發後，沙皇政府垮台，外蒙傀儡政權失去了靠山。 1918年，北洋政府派軍隊開進庫倫，恢復了對外蒙古的主權。
沙俄在策動外蒙“獨立”的同時，還強佔了我國外蒙古西北部的唐努烏梁海地區。沙俄通過1864年的《勘分西北界約紀》，早就強佔了包括原屬定邊左副將軍管轄的唐努烏梁海的十個佐領、原屬科布多參贊大臣管轄的阿爾泰淖爾烏梁海的兩個旗，以及科布多以西的大片我國領土。 1907年，沙俄在烏梁海中部一帶地方建立殖民據點。武昌起義後，沙俄派出“邊疆特使”竄入該地區，發號施令，阻撓我國政府派官員進入該地區行使主權。 1914年6月，大批俄軍侵入，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唐努烏梁海地區歸俄羅斯所有，強行霸占了我國唐努烏梁海地區17萬平方公里的領土。對此，不僅當時中國的北京政府未予承認，以後歷屆中國政府也從未聲明放棄中國對這一地區的主權。
我國內蒙古呼倫貝爾盟與俄國的邊界，早在中俄《尼布楚條約》和《布連斯奇條約》中便作了明確的規定。但沙俄任意破壞界標，派遣間諜分子進行顛覆產動。 1900年沙俄出兵東北時，競在我國邊境城市滿洲里建造營房，駐紮軍隊。清政府不得不提出中俄雙方根據條約重新勘界立標的要求。 1911年12月，在齊齊哈爾簽訂了中俄《滿洲里界約》，兩國疆界雖基本上按照舊約，但沿著這條邊界線，沙俄又侵占了我國1400平方公里的領土。在沙俄和外蒙叛亂集團的煽動下，呼倫貝爾盟陳巴爾虎旗總管勝福、車和扎等於1911年9月向清政府提出撤走政府官員和軍隊、不准移民、移交政權財權等無理要求，均被清政府拒絕。他們勾結沙俄和外蒙軍，於1912年1月占領海拉爾，宣布“獨立”，接著進犯滿洲里，被擊潰。俄軍和外蒙軍增援反撲，佔領了滿洲里。勝福等在滿洲里成立“自治政府”。中國政府派兵平叛，沙俄以“調停者”出面乾涉。 1915年11月，北京政府被迫與沙俄簽訂了《中俄會訂呼倫貝爾協約》，承認呼倫貝爾為“特別區域”；規定非經俄國准許，中國軍隊不得進入該區；將來中國“敷設鐵路，盡先與俄國借款”；承認沙俄與偽組織所簽訂的各項“合同”。 1920年1月，呼倫貝爾盟重新回歸祖國。內蒙古哲里木盟科右前旗扎薩克圖郡王烏泰、科左後旗鎮國公拉喜敏珠爾等，在沙俄煽動下，於1912年8月舉兵叛亂，分三路進犯桃南府，散發所謂“東蒙古獨立宣言”。北京政府及時調兵平叛，叛軍敗逃外蒙。 10月底，沙俄派遣外蒙軍數千人，分三路南犯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浩濟特旗及蘇尼特旗，察哈爾都統調兵狙擊失利。昭盟郭爾羅斯左旗台吉多爾濟公、扎魯特左旗協理台吉官布札普於11月乘機攻陷開魯。熱河駐軍派兵平叛，官布札普敗逃外蒙。外蒙軍自1912年10月到1913年9月，在內蒙的西二盟及錫盟的全盟、昭盟的克什騰旗、巴林左旗、巴林右旗等許多地方，燒殺搶掠。北京政府出兵討伐，到1916年收復了內蒙古全境。
二、沙俄在新疆的分裂活動
武昌起義後，新疆的革命黨人聯絡哥老會眾，於1911 年末至1912年5月，先後在烏魯木齊、伊犁、喀什噶爾等地起義響應。沙俄乘亂出兵伊犁、喀什噶爾、阿爾泰，我國西北邊疆又一次出現分裂危機。沙俄先以護僑、“增設領署衛隊”為名，於1912年5 月調派200多名哥薩克馬隊進入伊犁。 6月，俄兵800多名侵入喀什噶爾。旋又藉口“策勒村事件”，不斷增兵。策勒村（今策勒縣）是於田縣的一個大鎮。沙俄非法指派的“商約”間諜分子色依提（賽義德·阿吉）久在策勒村一帶大量出售“通商票”，誘騙中國居民加入俄籍。 1912年6月中旬，他公然貼出“通告”，煽惑群眾 “從速投俄”，①並“擅將殷實戶民拘去，追令買票投俄，不從者關鎖累日”②。群眾紛紛向政府控告。 6月24日，色依提聚眾頑抗，開槍打死前來傳訊他的兵士二人和群眾一人，打傷一人。激憤的群眾焚燒了他們盤踞的房院，擊斃、燒死歹徒29 人，沙俄即增兵500餘人侵駐喀什噶爾城外。 8月，俄軍炸毀北門，衝入城內挑釁。
不久，又增兵千餘，積極備戰。喀什噶爾提督兼外交特派員、革命黨人楊纘緒擴編部隊，秣馬厲兵，在談判中堅持嚴正立場，斷然拒絕俄方的種種無理要求。後因袁世凱政府壓迫楊纘緒與俄方妥協，1913年10 月1日，雙方簽署結案。此後，俄軍先後撤出伊犁、喀什噶爾。沙俄策動外蒙古“獨立”時，就指使外蒙軍襲取烏里雅蘇台和科布多，進而攻取阿爾泰。 1912年9月，新疆援軍進至距科布多五站的大營盤。 10月，當東三省地方部隊進軍外蒙古平叛，科布多的外蒙軍大部撤回時，新疆省軍集結近20營，準備乘機收復失地。 1913年6月，外蒙軍分三路進犯，察罕通古駐軍抗擊。在俄軍的協助下，外蒙軍於7月間連續兩次大舉進犯，駐軍迎頭痛擊，獲大勝。袁世凱下令不准進軍，楊增新也主張妥協，中國軍隊因而未能乘勝追擊。不久，沙俄一面藉口中國士兵刺傷俄領事的事件，派兵 1500多人於9月侵駐承化寺（今阿勒泰縣等地）；一面收買阿爾泰地區舊土爾扈特親王帕勒塔，宣布阿爾泰“獨立”。帕勒塔盜用“阿爾泰辦事長官”的名義，於10月和12 月先後與沙俄駐阿爾泰領事簽訂“臨時停戰條約草案”、“中蒙軍隊停戰協定”，聽任俄軍佔領阿爾泰。北京政府下令將帕勒塔撤職，宣布由他非法簽訂的所有條約一概無效。
1914年，俄軍一股夥同外蒙軍向西侵襲，一股從齋桑泊向東進犯，侵入阿爾泰地區西北部，並非法移入俄國農民300餘戶，搶種哈巴河、布爾津河一帶土地， “強佔水渠，伐樹蓋房，捕魚設渡”。 ① 由於中國軍民的強烈反抗，沙俄不得不撤走部分侵略軍，但仍留駐騎兵兩連。俄國十月革命爆發，當地各族人民奮起截擊沙俄侵略軍，解除了他們的武裝，把他們驅逐出境。 1919年，中國政府把阿爾泰地區改為阿山道，劃歸新疆省。
三、英國製造西藏“獨立”
達賴十三世於1904年7月英軍侵入拉薩前，在沙俄間諜德爾智等的“護衛”下倉惶出逃，打算投奔沙俄，至庫倫被清政府截留。 1908年8月，達賴輾轉到了北京，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竭力籠絡達賴，挑撥西藏地方和清朝中央政府的關係。得到英國諒解和庇護的達賴，於1909年11月回到拉薩。 1909 年6月，清政府令川軍2000人調駐西藏，英印當局公然表示“反對”，唆使西藏三大領主發動叛亂。達賴回藏後，一面不斷派人去江孜和錫金、印度勾結英帝國主義分子，一面下令叛軍在昌都以東阻擊川軍。 1910年2月，川軍在江達粉碎了叛軍的最後抵抗。進入拉薩。達賴帶領少數親隨逃到印度大吉嶺。清政府再度革去達賴的名號，下令通緝隨同叛逃的幾個西藏地方政府的高級官員。沙俄和英國駐華公使聯合向清政府提出“抗議”，迫使清政府取消對達賴的處分。 6月，英軍進駐印藏邊境的郎塘，英使威脅清政府說，一旦達賴回藏，英軍“則須入藏以當保護之任”。 ①
武昌起義後，達賴十三世與英印總督密商，隨即派其親信潛回西藏，策劃武裝叛亂。西藏部分大農奴主即乘機以達賴名義發布了“驅漢”命令，組織“民軍”，圍攻拉薩、日喀則、江孜的川軍，並進擾西康藏區。英軍也屯集邊境，以為聲援。叛軍的圍攻未能得逞。英軍即藉“調解”名義，首先脅迫江孜、日喀則兩地川軍在“和平協議”下繳械，然後武裝護送達賴回藏，達賴等於1913年1月進入拉薩，宣稱“獨立”：英軍則藉口“護商”，侵入拉薩。廣大西藏人民堅決反對破壞祖國的統一，西藏地方政府內部也有一部分人不贊成“獨立”，認為西藏“獨立”就“有外力侵入之虞”。 ②西藏僧俗人士拒絕接受英國提出的把西藏變為其保護國的六項條件。當時，英國駐錫金行政官、英國侵藏政策的積極推行者柏爾承認，廣大西藏人民“不欲其在政治上”與祖國“分離”。 ①
北京政府曾令四川都督尹昌衡及雲南都督蔡鍔派兵進入西康。西康藏區的叛軍被擊潰後，又命令入藏平叛，英國公然出面乾涉，以不承認民國政府相要挾，叫囂“且當以實力助藏獨立”。 ②袁世凱政府屈服於英國的威脅，下令川軍停止進藏。 1913年4 月，北京政府任命新的駐藏辦事長官；10月，又明令恢復了達賴十三世的名號。英國極力阻撓中國的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之間的一切聯繫，不許駐藏辦事長官假道印度入藏，阻止北京政府同西藏當局直接談判，提出舉行中英藏會議，以北京政府如不與會，英國將與西藏叛亂分子直接締約相威脅，迫使袁世凱政府接受了這一無理要求。
1913年10月至1914年7月，英國操縱的所謂中英藏會議在印度北部的西姆拉召開。會上，英國唆使西藏“代表”提出西藏“自治”的五項要求。英國代表麥克馬洪也提出：“中國承認西藏獨立”，自崑崙南定塔以南至新疆、青海全部、甘肅西部、四川康定和雲南阿墩子以西為西藏境界，英國與西藏單獨訂約等六條提案。這些荒謬要求為中國代表所拒絕。之後，麥克馬洪又提出一個所謂“拆衷方案”，把西藏、青海、西康及甘肅、四川、雲南的藏區統稱之為西藏，其中金沙江以西地區稱之為“外藏”，以東地區稱之為“內藏”；“外藏”完全“獨立”，“內藏” 則“中藏共管”。
1914年4月27日，英國提出一個條約草案，主要內容有：“承認外藏自治”，其“內政暫由印度政府監督”；“西藏中央政府”在“內藏”“仍保留其已有之權”，中國不得駐兵藏境；“中國政府與西藏有爭議時，由印度政府判決之”。中國政府拒絕接受這個條約草案。 7月3日，英國勾結西藏地方“代表”私行簽訂了非法的 “西姆拉條約”，中國政府代表拒絕在這個條約上簽字，並正式聲明，凡英國同西藏地方當局本日或他日簽訂的條約或類似的文件，中國政府一概不予承認。會議宣告破裂。在西姆拉會議期間，從來沒有討論中國和印度的邊界問題。麥克馬洪背著中國中央政府而同西藏地方代表在會外秘密換文中提到的所謂劃定中印東段邊界的“麥克馬洪線”，把9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劃歸英屬印度。當時的中國政府不承認非法的“西姆拉條約”和“麥克馬洪線”，以後的歷屆中國政府也從未承認過。在西姆拉會議期間，沙俄通過外蒙古哲布尊丹巴的“自治政府”拉攏達賴，又派德爾智在西藏僧俗上層大肆活動。 1913年，德爾智又以達賴“代表”身份赴庫倫談判，簽訂了以“西藏達賴喇嘛承認蒙古之自治權，蒙古政府承認西藏之自治與宗教領袖達賴喇嘛之獨立”為主要內容的“蒙藏條約”。這一條約明顯地暴露出沙俄妄圖向西藏滲透的陰謀，甚至達賴集團也未承認。
②廓索維慈著，王光祈譯：《庫倫條約之始末》第4—6 頁·① 沙查諾夫給沙皇的奏議，轉引自陳復光：《有清一代之中俄關係》第416頁。 ② 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6卷，第5—6頁。 ① 遠東外交研究會編：《最近十年之中俄交涉》第139頁。 ② 《中國大事記》，《東方雜誌》第3卷，第11期。 ① 《最近十年之中俄交涉》第151—154頁。 ① 曾問吾：《中國經營西域史》，第502頁。 ② 《外交部交涉節要》，《喀什噶爾和田州屬俄人被戕案》。 ① 《俄人在哈巴河越界種地案》，《政務司各國懸案選輯》。 ①1910 年6月19日英駐華使館給消政府外務部的用會。 ② 梅心如：《西藏》第87頁。 ① 柏爾：《西藏之過去與現在》。 ② 朱繡：《西藏六十年大事記》。
一、沙俄在蒙古的分裂活動
辛亥革命前後，俄、英帝國主義乘機加緊分裂中國的活動，策動中國邊疆地區的武裝叛亂，以至公然出兵進行武裝干涉。 1910 年，清政府在外蒙古實行“新政”，沙俄乘機煽動一部分封建領主和活佛，醞釀叛亂。 1911年7月，杭達多爾濟親王糾集四盟王公，在庫倫密議外蒙“獨立”。
“會議的召開和通過的決議，都由會議的首創者通知了沙皇俄國的外交代表”。會後，他們派“代表團”赴俄，以“承認俄國保護”，並給俄國以種種特權，換取沙俄以武力支持外蒙的“獨立”。 ②沙俄派兵千餘人進入外蒙，要挾清政府在外蒙停辦新政。 10月，沙俄又要求清政府：承認外蒙“獨立”；不在外蒙駐軍和建立行政機構；不得俄國同意不准在外蒙進行任何改革。清政府予以嚴正拒絕。武昌起義爆發，沙俄認為是它“吞併中國領土而能達到其宿願的大好時機”。 ①它藉口保護領事館，增派俄軍侵駐庫倫，並撥給外蒙杭達多爾濟集團大批軍械彈藥。
在沙俄的導演下，他們於10月18日宣布“獨立”，與俄軍一同進攻庫倫辦事大臣衙門，驅逐辦事大臣三多。 12月1日，他們發表“獨立宣言”，宣布成立“大蒙古國”，以活佛哲布尊丹巴為皇帝（額真汗）。沙俄立即從軍事、財政和外交等方面，大力扶植傀儡政權。同時，科布多的封建領主和烏里雅蘇台扎薩克圖汗也在沙俄策劃下，佔領科布多和烏里雅蘇台，俄軍驅逐了科布多參贊大臣傅潤和烏里雅蘇台將軍奎芳。 1912年6月，沙俄再次提出：如果中國承認外蒙“自治”，不在外蒙設治、駐軍和移民，它願進行“友誼調停”。中國政府拒絕了沙俄干涉中國內政的無理要求。 7月，第三次《日俄密約》簽訂，把我國內蒙分為東西兩部分，俄國“承認”日本在東部內蒙的“特權利益”，日本支持沙俄對西部內蒙和外蒙的侵略。 ②9月間，俄、英就英國侵略西藏和俄國侵略外蒙古達成了“諒解”。
中國政府於8月13日對英、俄、日三國發表了關於《滿蒙藏之主權五事》的聲明，指出滿蒙各地皆為中國領土，凡有關滿蒙各地之條約，未經中國政府承認，不得私訂；滿蒙各地之礦產，無論何人不得私自抵押；中國政府在滿蒙各地有自由行動之主權，外人不得乾預；各國不得以護僑為名向中國增派軍隊；現蒙藏地方少數王公貴族反對中國政府的行動是非法的，外人不得主使挑撥。沙俄無視中國政府的嚴正聲明，於11月3日與外蒙當局非法簽訂了“俄蒙協約”及“商務章程”，宣稱“蒙古對中國的過去關係已經終止”，俄國政府“扶助蒙古的自治”，並為其編練軍隊，不准中國軍隊“進入蒙境”，不准漢人“移居蒙地”；俄人在蒙古享有特權，其他外國人不得享有超於俄人之權利；不經俄國政府允許，蒙古不得與“中國或別國立約”。 ①以後，又簽訂了有關鐵路、礦山、電訊等條約，沙俄在外蒙古取得了廣泛的特權。
中國政府在“俄蒙協約”簽訂前即向沙俄提出抗議，聲明對俄蒙所訂“條約”概不承認。 “協約”簽訂後，中國政府於11月7日發表聲明，重申 “概不承認”俄國與外蒙所訂任何條約，抗議沙俄“侵犯中國主權”。中國各族人民強烈反對“俄蒙協約”。北京市民舉行“反對俄國奸計大會”，報刊紛紛揭露沙俄侵略罪行，許多市民連日持票往俄國銀行兌換現金，商人抵制俄貨。孫中山致電參議院，要求“否認俄蒙協約，堅持到底”。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和愛國華僑3000多人在東京集會，強烈譴責沙俄。蒙古愛國王公宣布“蒙古擁護各族聯合一體的中華共和國，斷無獨立之理”， ②強烈要求哲布尊丹巴取消“獨立”，並以“蒙古王公聯合會”的名義，通告世界各國，決不承認沙俄炮製的“俄蒙協約”。沙俄以“承認中華民國”為誘餌，對袁世凱政府進行訛詐。中俄於1912年11月開始在北京舉行談判。 1913年11月，袁世凱政府與沙俄簽訂《中俄聲明》，追認了“俄蒙協約”及其附件，“承認外蒙古的自治權”。聲明雖然載明“俄國承認中國在外蒙古的宗主權”，外蒙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卻規定中國政府不能在外蒙設治、駐軍、移民。在中俄互換的照會中，還規定以後“凡關於外蒙古的政治、土地交涉事誼，中國允許和俄國政府協商，外蒙古亦得參與其事”，① 實際上承認了沙俄對外蒙古的控制。
根據《中俄聲明》，自1914年9月起又舉行中俄蒙恰克圖會議，並於1915年6月簽訂了《中俄蒙協約》。沙俄承認中國對外蒙的“宗主權”，哲布尊丹巴取消“大皇帝”稱號及“共戴”年號，由中華民國大總統冊封，用中華民國年曆，兼用蒙古乾支紀年。北京政府承認外蒙的“自治”和沙俄在外蒙的各種特權。但是，會後沙俄唆使外蒙當局藉詞“謝絕”接受冊封專使，並多方阻撓外蒙派員來北京，以致冊封儀式延至1916年7月方始舉行。十月革命爆發後，沙皇政府垮台，外蒙傀儡政權失去了靠山。 1918年，北洋政府派軍隊開進庫倫，恢復了對外蒙古的主權。
沙俄在策動外蒙“獨立”的同時，還強佔了我國外蒙古西北部的唐努烏梁海地區。沙俄通過1864年的《勘分西北界約紀》，早就強佔了包括原屬定邊左副將軍管轄的唐努烏梁海的十個佐領、原屬科布多參贊大臣管轄的阿爾泰淖爾烏梁海的兩個旗，以及科布多以西的大片我國領土。 1907年，沙俄在烏梁海中部一帶地方建立殖民據點。武昌起義後，沙俄派出“邊疆特使”竄入該地區，發號施令，阻撓我國政府派官員進入該地區行使主權。 1914年6月，大批俄軍侵入，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唐努烏梁海地區歸俄羅斯所有，強行霸占了我國唐努烏梁海地區17萬平方公里的領土。對此，不僅當時中國的北京政府未予承認，以後歷屆中國政府也從未聲明放棄中國對這一地區的主權。
我國內蒙古呼倫貝爾盟與俄國的邊界，早在中俄《尼布楚條約》和《布連斯奇條約》中便作了明確的規定。但沙俄任意破壞界標，派遣間諜分子進行顛覆產動。 1900年沙俄出兵東北時，競在我國邊境城市滿洲里建造營房，駐紮軍隊。清政府不得不提出中俄雙方根據條約重新勘界立標的要求。 1911年12月，在齊齊哈爾簽訂了中俄《滿洲里界約》，兩國疆界雖基本上按照舊約，但沿著這條邊界線，沙俄又侵占了我國1400平方公里的領土。在沙俄和外蒙叛亂集團的煽動下，呼倫貝爾盟陳巴爾虎旗總管勝福、車和扎等於1911年9月向清政府提出撤走政府官員和軍隊、不准移民、移交政權財權等無理要求，均被清政府拒絕。他們勾結沙俄和外蒙軍，於1912年1月占領海拉爾，宣布“獨立”，接著進犯滿洲里，被擊潰。俄軍和外蒙軍增援反撲，佔領了滿洲里。勝福等在滿洲里成立“自治政府”。中國政府派兵平叛，沙俄以“調停者”出面乾涉。 1915年11月，北京政府被迫與沙俄簽訂了《中俄會訂呼倫貝爾協約》，承認呼倫貝爾為“特別區域”；規定非經俄國准許，中國軍隊不得進入該區；將來中國“敷設鐵路，盡先與俄國借款”；承認沙俄與偽組織所簽訂的各項“合同”。 1920年1月，呼倫貝爾盟重新回歸祖國。內蒙古哲里木盟科右前旗扎薩克圖郡王烏泰、科左後旗鎮國公拉喜敏珠爾等，在沙俄煽動下，於1912年8月舉兵叛亂，分三路進犯桃南府，散發所謂“東蒙古獨立宣言”。北京政府及時調兵平叛，叛軍敗逃外蒙。 10月底，沙俄派遣外蒙軍數千人，分三路南犯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浩濟特旗及蘇尼特旗，察哈爾都統調兵狙擊失利。昭盟郭爾羅斯左旗台吉多爾濟公、扎魯特左旗協理台吉官布札普於11月乘機攻陷開魯。熱河駐軍派兵平叛，官布札普敗逃外蒙。外蒙軍自1912年10月到1913年9月，在內蒙的西二盟及錫盟的全盟、昭盟的克什騰旗、巴林左旗、巴林右旗等許多地方，燒殺搶掠。北京政府出兵討伐，到1916年收復了內蒙古全境。
二、沙俄在新疆的分裂活動
武昌起義後，新疆的革命黨人聯絡哥老會眾，於1911 年末至1912年5月，先後在烏魯木齊、伊犁、喀什噶爾等地起義響應。沙俄乘亂出兵伊犁、喀什噶爾、阿爾泰，我國西北邊疆又一次出現分裂危機。沙俄先以護僑、“增設領署衛隊”為名，於1912年5 月調派200多名哥薩克馬隊進入伊犁。 6月，俄兵800多名侵入喀什噶爾。旋又藉口“策勒村事件”，不斷增兵。策勒村（今策勒縣）是於田縣的一個大鎮。沙俄非法指派的“商約”間諜分子色依提（賽義德·阿吉）久在策勒村一帶大量出售“通商票”，誘騙中國居民加入俄籍。 1912年6月中旬，他公然貼出“通告”，煽惑群眾 “從速投俄”，①並“擅將殷實戶民拘去，追令買票投俄，不從者關鎖累日”②。群眾紛紛向政府控告。 6月24日，色依提聚眾頑抗，開槍打死前來傳訊他的兵士二人和群眾一人，打傷一人。激憤的群眾焚燒了他們盤踞的房院，擊斃、燒死歹徒29 人，沙俄即增兵500餘人侵駐喀什噶爾城外。 8月，俄軍炸毀北門，衝入城內挑釁。
不久，又增兵千餘，積極備戰。喀什噶爾提督兼外交特派員、革命黨人楊纘緒擴編部隊，秣馬厲兵，在談判中堅持嚴正立場，斷然拒絕俄方的種種無理要求。後因袁世凱政府壓迫楊纘緒與俄方妥協，1913年10 月1日，雙方簽署結案。此後，俄軍先後撤出伊犁、喀什噶爾。沙俄策動外蒙古“獨立”時，就指使外蒙軍襲取烏里雅蘇台和科布多，進而攻取阿爾泰。 1912年9月，新疆援軍進至距科布多五站的大營盤。 10月，當東三省地方部隊進軍外蒙古平叛，科布多的外蒙軍大部撤回時，新疆省軍集結近20營，準備乘機收復失地。 1913年6月，外蒙軍分三路進犯，察罕通古駐軍抗擊。在俄軍的協助下，外蒙軍於7月間連續兩次大舉進犯，駐軍迎頭痛擊，獲大勝。袁世凱下令不准進軍，楊增新也主張妥協，中國軍隊因而未能乘勝追擊。不久，沙俄一面藉口中國士兵刺傷俄領事的事件，派兵 1500多人於9月侵駐承化寺（今阿勒泰縣等地）；一面收買阿爾泰地區舊土爾扈特親王帕勒塔，宣布阿爾泰“獨立”。帕勒塔盜用“阿爾泰辦事長官”的名義，於10月和12 月先後與沙俄駐阿爾泰領事簽訂“臨時停戰條約草案”、“中蒙軍隊停戰協定”，聽任俄軍佔領阿爾泰。北京政府下令將帕勒塔撤職，宣布由他非法簽訂的所有條約一概無效。
1914年，俄軍一股夥同外蒙軍向西侵襲，一股從齋桑泊向東進犯，侵入阿爾泰地區西北部，並非法移入俄國農民300餘戶，搶種哈巴河、布爾津河一帶土地， “強佔水渠，伐樹蓋房，捕魚設渡”。 ① 由於中國軍民的強烈反抗，沙俄不得不撤走部分侵略軍，但仍留駐騎兵兩連。俄國十月革命爆發，當地各族人民奮起截擊沙俄侵略軍，解除了他們的武裝，把他們驅逐出境。 1919年，中國政府把阿爾泰地區改為阿山道，劃歸新疆省。
三、英國製造西藏“獨立”
達賴十三世於1904年7月英軍侵入拉薩前，在沙俄間諜德爾智等的“護衛”下倉惶出逃，打算投奔沙俄，至庫倫被清政府截留。 1908年8月，達賴輾轉到了北京，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竭力籠絡達賴，挑撥西藏地方和清朝中央政府的關係。得到英國諒解和庇護的達賴，於1909年11月回到拉薩。 1909 年6月，清政府令川軍2000人調駐西藏，英印當局公然表示“反對”，唆使西藏三大領主發動叛亂。達賴回藏後，一面不斷派人去江孜和錫金、印度勾結英帝國主義分子，一面下令叛軍在昌都以東阻擊川軍。 1910年2月，川軍在江達粉碎了叛軍的最後抵抗。進入拉薩。達賴帶領少數親隨逃到印度大吉嶺。清政府再度革去達賴的名號，下令通緝隨同叛逃的幾個西藏地方政府的高級官員。沙俄和英國駐華公使聯合向清政府提出“抗議”，迫使清政府取消對達賴的處分。 6月，英軍進駐印藏邊境的郎塘，英使威脅清政府說，一旦達賴回藏，英軍“則須入藏以當保護之任”。 ①
武昌起義後，達賴十三世與英印總督密商，隨即派其親信潛回西藏，策劃武裝叛亂。西藏部分大農奴主即乘機以達賴名義發布了“驅漢”命令，組織“民軍”，圍攻拉薩、日喀則、江孜的川軍，並進擾西康藏區。英軍也屯集邊境，以為聲援。叛軍的圍攻未能得逞。英軍即藉“調解”名義，首先脅迫江孜、日喀則兩地川軍在“和平協議”下繳械，然後武裝護送達賴回藏，達賴等於1913年1月進入拉薩，宣稱“獨立”：英軍則藉口“護商”，侵入拉薩。廣大西藏人民堅決反對破壞祖國的統一，西藏地方政府內部也有一部分人不贊成“獨立”，認為西藏“獨立”就“有外力侵入之虞”。 ②西藏僧俗人士拒絕接受英國提出的把西藏變為其保護國的六項條件。當時，英國駐錫金行政官、英國侵藏政策的積極推行者柏爾承認，廣大西藏人民“不欲其在政治上”與祖國“分離”。 ①
北京政府曾令四川都督尹昌衡及雲南都督蔡鍔派兵進入西康。西康藏區的叛軍被擊潰後，又命令入藏平叛，英國公然出面乾涉，以不承認民國政府相要挾，叫囂“且當以實力助藏獨立”。 ②袁世凱政府屈服於英國的威脅，下令川軍停止進藏。 1913年4 月，北京政府任命新的駐藏辦事長官；10月，又明令恢復了達賴十三世的名號。英國極力阻撓中國的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之間的一切聯繫，不許駐藏辦事長官假道印度入藏，阻止北京政府同西藏當局直接談判，提出舉行中英藏會議，以北京政府如不與會，英國將與西藏叛亂分子直接締約相威脅，迫使袁世凱政府接受了這一無理要求。
1913年10月至1914年7月，英國操縱的所謂中英藏會議在印度北部的西姆拉召開。會上，英國唆使西藏“代表”提出西藏“自治”的五項要求。英國代表麥克馬洪也提出：“中國承認西藏獨立”，自崑崙南定塔以南至新疆、青海全部、甘肅西部、四川康定和雲南阿墩子以西為西藏境界，英國與西藏單獨訂約等六條提案。這些荒謬要求為中國代表所拒絕。之後，麥克馬洪又提出一個所謂“拆衷方案”，把西藏、青海、西康及甘肅、四川、雲南的藏區統稱之為西藏，其中金沙江以西地區稱之為“外藏”，以東地區稱之為“內藏”；“外藏”完全“獨立”，“內藏” 則“中藏共管”。
1914年4月27日，英國提出一個條約草案，主要內容有：“承認外藏自治”，其“內政暫由印度政府監督”；“西藏中央政府”在“內藏”“仍保留其已有之權”，中國不得駐兵藏境；“中國政府與西藏有爭議時，由印度政府判決之”。中國政府拒絕接受這個條約草案。 7月3日，英國勾結西藏地方“代表”私行簽訂了非法的 “西姆拉條約”，中國政府代表拒絕在這個條約上簽字，並正式聲明，凡英國同西藏地方當局本日或他日簽訂的條約或類似的文件，中國政府一概不予承認。會議宣告破裂。在西姆拉會議期間，從來沒有討論中國和印度的邊界問題。麥克馬洪背著中國中央政府而同西藏地方代表在會外秘密換文中提到的所謂劃定中印東段邊界的“麥克馬洪線”，把9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劃歸英屬印度。當時的中國政府不承認非法的“西姆拉條約”和“麥克馬洪線”，以後的歷屆中國政府也從未承認過。在西姆拉會議期間，沙俄通過外蒙古哲布尊丹巴的“自治政府”拉攏達賴，又派德爾智在西藏僧俗上層大肆活動。 1913年，德爾智又以達賴“代表”身份赴庫倫談判，簽訂了以“西藏達賴喇嘛承認蒙古之自治權，蒙古政府承認西藏之自治與宗教領袖達賴喇嘛之獨立”為主要內容的“蒙藏條約”。這一條約明顯地暴露出沙俄妄圖向西藏滲透的陰謀，甚至達賴集團也未承認。
②廓索維慈著，王光祈譯：《庫倫條約之始末》第4—6 頁·① 沙查諾夫給沙皇的奏議，轉引自陳復光：《有清一代之中俄關係》第416頁。 ② 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6卷，第5—6頁。 ① 遠東外交研究會編：《最近十年之中俄交涉》第139頁。 ② 《中國大事記》，《東方雜誌》第3卷，第11期。 ① 《最近十年之中俄交涉》第151—154頁。 ① 曾問吾：《中國經營西域史》，第502頁。 ② 《外交部交涉節要》，《喀什噶爾和田州屬俄人被戕案》。 ① 《俄人在哈巴河越界種地案》，《政務司各國懸案選輯》。 ①1910 年6月19日英駐華使館給消政府外務部的用會。 ② 梅心如：《西藏》第87頁。 ① 柏爾：《西藏之過去與現在》。 ② 朱繡：《西藏六十年大事記》。
2009年2月25日星期三
第十七節 府院之爭及護法之役
第二節 北洋軍閥的權力爭奪與護法運動
袁世凱死後，帝國主義列強失去了統治中國的共同工具，便都各自尋找和培養自己的走狗，擴張侵略勢力。在列強激烈爭奪下，中國出現了各派軍閥割據和互相火併的局面。這種軍閥割據的現象，是由於中國“地方的農業經濟（不是統一的資本主義經濟）和帝國主義劃分勢力範圍的分裂剝削政策”而產生的。 ① “帝國主義和國內買辦豪紳階級支持著的各派新舊軍閥，從民國元年以來，相互間進行著繼續不斷的戰爭，這是半殖民地中國的特徵之一。”②
北洋軍閥早在袁世凱統治時期就存在著以段祺瑞（安徽合肥人）為首的皖系和馮國璋（直隸河間人）為首的直系。袁世凱死後，兩派的分裂逐步表面化。段祺瑞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支持。他握有中央大權，控制皖、魯、浙、閩、陝等省廣大地盤，以北洋派正統自眉，企圖由他來宰制天下。馮國璋以英、美帝國主義為靠山，控制蘇、贛、鄂等省長江流域最富庶的地區。他就任了副總統，但不肯離開老巢南京去北京。以張作霖（奉天海城人）為首的奉系，原來盤踞奉天一帶。護國戰爭期間，張作霖乘機在東三省擴張勢力。在日本帝國主義扶植下，奉系成為皖、直兩係以外的一支舉足輕重的勢力。此外，晉系閻錫山佔據山西；張勛以長江巡閱使和安徽督軍的名義，率“定武軍”屯兵徐州，積極聯絡各地軍閥，成為陰謀擁溥議復辟的中心人物。在南方，各省軍閥自行其是，並不聽命於段祺瑞的中央政府。其中勢力最大的，一個是唐繼堯的滇系，一個是陸榮廷的桂系。滇系佔有云貴兩省，在護國戰爭中向四川擴張，與四川軍閥進行爭奪。桂系在護國戰爭時，把廣東軍閥龍濟光趕到海南島，佔據兩廣，勢力增大。
南北軍閥在袁世凱死後，首先爭執的是所謂新舊《約法》。段祺瑞根據袁世凱生前炮製的所謂新《約法》（《中華民國約法》），以國務院名義發布了一個由副總統黎元洪“代行”總統職權的通電。段祺瑞的惡劣行徑，遭到了護國軍和全國人民的堅決抵制。唐繼堯等南方軍閥把待的軍務院，梁啟超等進步黨人，孫中山、黃興等原國民黨人，以及北洋軍閥內部如馮國璋等，都主張應該恢復《臨時約法》和國會；根據《臨時約法》 ，黎元洪應該“繼任”總統，而不是“代行”總統職權。由於全國一致反對，段祺瑞被迫暫時讓步。 1916年6月，副總統黎元洪繼任大總統。 6月29日，北京政府以大總統名義下令恢復《臨時約法》，同時宣布定於8月1日召開國會。歷時近一個月的新舊《約法》之爭，最終以《臨時約法》和國會的恢復而結束。 7月，軍務院撤消。在南方的進步黨和原國民黨議員前往北京參加國會復會會議，南北暫時合作。各種政治勢力、軍閥派系的矛盾和鬥爭，繼而反映在重新召開的國會中。
當時在國會中爭奪權力的政治勢力主要有三派：原國民黨議員人數最多，基本上是反對段祺瑞的。他們相繼組織起三個政團，即丙辰俱樂部、客廬系和韜園系。 9月，在孫洪伊的倡議下，三派議員300餘人在北海公園集會，組成“憲法商榷會”。 “商榷會”內部各派系，後來又發生分化組合，原“客廬系”分為“政學系”和“益友社”，而丙辰俱樂部與韜園系則合組為“民友社” 。進步黨議員人數也不少，他們高唱“不黨主義”，取消了黨的名義，分裂為“憲法案研究會”和“憲法研究同志會”兩個組織。他們攻擊原國民黨，支持段祺瑞。原國民黨各派合組“商榷會”後， “憲法研究同志會”與“憲法案研究會”無條件合併為“憲法研究會”（被稱為“研究系”），以便在國會中與“商榷系”鬥爭。還有“中和俱樂部”，是段祺瑞指使其爪牙拚湊一些小政團成立起來的御用黨。在國會中，研究係與商榷系的鬥爭，首先在憲法問題上反映出來。商榷系主張地方制度列入憲法，實行省長民選，並給予地方一定的自治地位。他們的主張實際上是反對北洋軍閥集權，代表不當權的資產階級和與段祺瑞有矛盾的某些地方軍閥的利益。研究系激烈反對商榷系的意見，他們主張中央集權，省長由中央任命”這實質上反映段祺瑞等北洋軍閥的態度。雙方爭執不下，1916 年12月8日，憲法審議會進行第四次投票表決，鬥爭更加激烈，以致引起叫罵撕打。
上述的矛盾鬥爭，突出地反映在所謂“府院之爭”上。 “府”即總統府，指黎元洪為代表的政治集團；“院”即國務院，指段祺瑞為代表的軍閥政治集團。支持黎元洪的力量是國民黨人和南方地方勢力，支持段祺瑞的基本力量是研究系和親段的北洋督軍。因此，這場鬥爭不僅是黎無洪和段祺瑞兩個人之間爭權奪利的矛盾，也反映了研究係與國民黨的矛盾、國民黨與皖系軍閥的矛盾等。 “府院之爭”到1917年提出“參戰問題” 時，更加表面化了。這年2月，德國宣布將以潛艇無限制封鎖海面。美國宣布對德絕交，準備參戰，要求中國與它採取一致行動，並提議借款給中國作參戰軍費。日本獲悉後，惟恐落在美國後面，也積極支持中國參戰，並以減緩支付庚子賠款、提高關稅和提供參戰軍費為誘餌。
美國為了與日本抗衡，隨即改變態度，反對中國參戰。美、日在中國對德外交問題上的衝突時顯地表現出來，黎元洪本來擔心段祺瑞在參戰的名義下，進一步加強對自己和國會的控制，因而支持和響應美國反對中國參戰的主張。段祺瑞為了進一步加強自己的實力，在日本的支持和慫恿下，決心立即實行對德絕交，繼之以宣戰。段祺瑞借參戰為名以擴充武力的企圖，也遭到一些地方軍閥的反對。在國會中，研究系的議員完全追隨段祺瑞，主張對德參戰；而國民黨議員，則多數持反對的態度。 3月，國會通過了對德絕交案，但是，參戰問題成為府院鬥爭的焦點，也是國會兩派鬥爭的焦點。
當時，國會內外、朝野上下形成很強烈的反對參戰的輿論。段祺瑞召集以皖系軍閥為骨幹的十餘省督軍，在北京舉行 “督軍會議”，決定贊成參戰，並脅迫黎元洪同意將對德參戰案提交國會討論，5月10日，國會開會審議此案，段祺瑞效法袁世凱的故伎，指使軍警流氓數千人組成 “公民請願團”，將國會包圍，要求當日將參戰案通過。否則不許議員離開會場。段祺瑞的這一行徑遭到了議員的抵制，當日並無結果。 19日，國會復議對德宣戰案時，決議暫緩討論。段祺瑞竭力爭取的參戰案，被擱置起來。黎元洪看到段祺瑞的陰謀未能得逞，便在美國公使“允為後盾”的情況下，下令將段祺瑞免職。段赴天津，指使皖、奉、豫、浙、魯、陝、黑和直隸八省軍閥宣布脫離中央，並在天津設立獨立各省總參謀部，要以武力倒黎。別有用心的張勛向黎提出願進京調停，黎邀張進京。段祺瑞也想藉張勛之力打倒黎元洪和解散國會，因而也同意由張勛出面調停。
張勛乘機擁溥儀復辟。清室復辟活動由來已久。張勛在辛亥革命時曾被清廷任命為江蘇巡撫兼署兩江總督、南洋大臣，袁世凱當政時封他為“上將軍”。他以徐州、充州為老巢，全力擴充其“辮子軍”，為複闢清室做準備。袁世凱死後，張勛於1916年6月9日邀請北方各省代表集會徐州。 9月21日，九省（後增至十三省）代表再次集會徐州，成立所謂“省區聯合會”，推“張上將軍為領袖”。張勛藉此作為複闢活動的基礎。曾任陝甘總督的升允，辛亥革命時期在陝甘武裝反抗失敗後，逃竄哈爾濱，勾結俄國和日本，組織“勤王軍”、“滿蒙舉事團”，成為僅次於張勛的武裝復辟勢力。康有為、勞乃宣（清末署學部副大臣）、胡恩敬（清末御史）等大大小小清廷遺老，懷著“亡國之恨”，反對民主共和，為清室復辟大造輿論，多方宣傳“非復辟不能救中國”。沙皇俄國是複闢派的一個重要靠山。溥偉（清朝恭親王）在升允逃到東北和庫倫（蒙古烏蘭巴托）後，兩人就密商用出賣民族利益去換取沙俄對他們的支持。在沙俄的參與下，升允在1913年曾制定武裝叛亂的計劃，由“俄蒙之兵”與“宗社黨”、“勤王軍”分路入北京，“仍奉宣統皇上復辟”。 ①
辛亥革命後，日本“黑龍會”的川島浪速等就勾結避居大連的肅親王善耆、避居青島的恭親王溥偉，組織“宗社黨”，搞復辟活動。他們拼湊了一支1500人的“勤王軍”，進行武裝叛亂。 1916年，日本政府向黑龍會分子佃信夫表示“同意” 支持清帝復辟，佃信夫就往徐州告訴張勛。隨後張勛派升允往日本，日本首相寺內正毅鼓勵升允等 “盡可按計劃行事”。
德國是支持復辟派的另一重要力量。 1912年溥偉逃到青島後，就乞求德皇“相助”恢復清王朝，德皇表示“將竭力支持清朝的複闢”。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是要以支持復辟來阻止日本支持的段祺瑞對德參戰。以後，德國不斷向張勛提供槍砲，壯大這支復辟武裝。在俄、德、日帝國主義的慫恿下，溥偉、張勛、升允等一些封建復辟勢力，策劃了多次武裝復辟陰謀，但因袁世凱正謀帝制自為，不容他們擁清倒袁，因而嚴加防範，使“清室復辟”的計劃一再流產。到1917年，張勛一夥終於利用帝國主義和各派軍閥之間的矛盾，公開上演了“丁巳復辟”（1917年為農曆丁巳年）的丑劇。張勛覺得既有帝國主義的支持，又有各省軍閥的讚成，於是有恃無恐，率領4000餘辮子兵，於6月7日由徐州登車北上。 8日，張勛的辮子軍進入北京，張本人則在天津停留。段祺瑞表示與張“合作”。張勛通知黎元洪必須解散國會，否則以武力對付。黎元洪一直以遵守《臨時約法》自我標榜，且以根據《約法》總統無解散國會之權申斥過督軍團。此時，迫於張勛的威脅，再也顧不得什麼“約法”了，終於在6月13日下今解散國會。 14日，張勛進入北京。 28日，康有力等抵達北京。
當晚，張勛、康有為一夥在張宅舉行會議，決定了復辟計劃，7月1日凌晨，他們把12歲的溥儀抬出來宣布復辟，改稱這一年為“宣統九年”，通電全國，改掛龍旗。張勛任所謂首席內閣議政大臣，大權獨攬。康有為被封為“弼德院”副院長（院長是徐世昌），親自修改宣布復辟的“上諭”。 “上諭”聲稱：“自今以往，以綱常名教為精神之憲法，以禮義廉恥收潰決之人心。”①一時，北京街頭又出現了穿著清朝袍褂、腦後拖著真假髮辮的遺老遺少，光怪陸離，烏煙瘴氣。 7月2日，黎元洪特任馮國璋以副總統代總統職務，重新任命段祺瑞為國務總理。隨後，他逃離總統府，躲入東交民巷日本使館。復辟消息傳出後，“全國民情，莫不反對複闢”。 ②北京人民在張勛的白色恐怖下，奮起抵制，十幾家報紙 “一律停刊，表示抗議”，其他出版者，亦“無恭維復辟之辭”；“至血性健兒，多有不避鼎鑊，執筆痛叱者”。有的人冒著生命危險，“拒掛龍旗”。上海、天津、武漢等處的報紙，也無不“口誅筆伐，痛斥叛國”。 ①
在上海，除由張勛出資、康有為主辦的《國是報》外，各報紛紛刊登各方面聲討復辟的通電。 《國是報》遭到印刷工人的堅決抵制，“誓不再為排印”，雖出高價，“均被拒絕”，只好停刊。偽學部尚書沈曾植在上海的住所被“義憤之士”拋擲炸彈。上海“商界亦反對張勛復辟之舉，一體懸掛國旗三日，以表擁護共和、尊重民國之決心”。 ②張勛以及參與復闢的主要人物萬繩栻、劉廷琛等人的家鄉江西，各界民眾感到這是給江西人帶來恥辱，所以更為憤怒，“報館張目大罵”，譴責張勛、萬繩栻為複闢之“禍胎”。萬的家屬見眾怒難犯，嚇得從南昌逃走。劉廷琢家在九江，當地人“無不唾罵其甘心從逆”，劉父 “以不堪眾矢之集，舉家避去”。 ③在廣東，人心“異常憤激”，“上自宮長，下至輿夫，無不痛心疾首，表示反對”。民間自動發起“國民哭靈大會”，抗議張勛解散國會，破壞共和的滔天罪行；隨後又改稱為“國民護國後援會”，繼續聲援反復辟的正義鬥爭。
在人民鬥爭的推動下，孫中山繼續領導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進行反帝制、反北洋軍閥的鬥爭。當複闢消息傳到上海後，孫中山非常憤慨，發表了《討逆宣言》，表示堅決反對帝制復辟，反對軍閥統治，維護民主共和製度。段祺瑞看到驅逐黎元洪、解散國會的陰謀已經得逞，即通電全國宣布討伐張勛。馮國璋也通電反對複闢。在此前後，湖南、湖北、直隸、山東等十省的督軍也相繼發表通電，反對複闢。 7月3日，段祺瑞在馬廠召集軍事會議，組織“討逆軍總司令部”，自任總司令。梁啟超為聘任參贊，成為段的首席幕僚。 4日，段祺瑞在馬廠“誓師”，進軍北京。各省軍閥也隨之搖身一變，表示反對複闢，甚至出兵“討逆”。張勛進京時只帶4000餘辨子兵，留在徐州的辮子兵因山東軍閥隔斷交通而無法北上。 7月12日，“討逆軍”攻入北京，辮子兵被繳械，張勛逃入東交民巷荷蘭使館；康有為逃入美國使館，後又化裝逃出北京：溥儀再次宣布退位。這次復闢丑劇，僅12天就迅速破產了。張勛復辟在全國人民反對下，頃刻瓦解，可是，段祺瑞卻成了“再造共和”的大功臣，繼續壟斷北京政府，變本加厲地實行反動的軍閥專制賣國的黑暗統治。
二、段祺瑞的統治和護法運動
經過張勛復辟這場風波之後，黎元洪下台，副總統馮國璋代理總統，段祺瑞重任國務總理。上台當權的還是北洋軍閥，段祺瑞把待中央政府大權。對德參戰，因已無國會，無須取得它的通過了。 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發布《大總統佈告》，正式宣布對德宣戰。美國這時已參加大戰，願意與日本在中國問題上暫時妥協。 11月2日，美國國務卿藍辛與日本外務相石井菊次郎在華盛頓簽訂《藍辛石井協定》，規定美國承認日本在中國有“特殊利益”，日本再次承認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這給了日本獨占中國的有利條件。段祺瑞政府以“參戰”為名，向日本進行大宗借款，組成所謂“參戰軍”，擴充皖系勢力，進行反動的“武力統一”政策。日本大隈內閣執行的露骨的侵華政策，激起中國人民強烈的反對，加深了與其他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因此為日本元老派所不滿，以對華外交辦理不善的原因而下台。
1916年10月，寺內正毅繼任總理大臣。他鑑於前內閣的失敗，根據其重要謀士西原龜三等人的建議，掛出“日華親善”的招牌，改變了對華方針：表面上“尊重中國獨立和領土完整”，對中國內政“不加干涉”，實際上，第一，支持段祺瑞政府推行武力統一政策，日本給予貸款和軍火援助；第二，除與日本享有特殊利益的地區有關問題外，盡可能和各國保持協調，同時努力使列強逐步承認日本在華的優越地位；第三，在南滿東蒙擴大日本的特殊利益，在福建確保日本的特殊關係，山東問題設法享有德國戰前的一切權利。 ① 寺內內閣任內二年間，日本對華各項借款總額達3.86億日元。 ②其中，1917年1 月至1918年9月，西原以“私人身份”六次來華，經手八筆借款，合計1.45億日元。 ③ 這些借款，通常被稱為“西原借款”。段祺瑞通過各項借款，把中國的權益大量出賣給日本。例如，以“鐵路借款”、“礦山借款”等名目，將東北的吉長、吉會鐵路和所謂滿蒙五鐵路以及吉林、黑龍江兩省的森林、金礦都抵押給日本；以“無線電台借款”、“有線電報借款”、“電話借款”等名目，把我國電訊事業交給日本控制。通過“參戰借款”、“軍械軍火借款”，日本為段祺瑞訓練和裝備了三個師、四個旅的“參戰軍”，讓日本掌握對參戰軍的指揮權。 “軍械借款”還規定，將中國“軍隊所使用的槍砲的口徑，必要的機要部分及子彈的規格”，均按照日本的“實行統一”。段祺瑞答應“將兵工廠及各省煤鐵大礦”歸日本控制和壟斷，作為藉款的抵押。日本還以“顧問”、“教官”等名義，給段祺瑞政府派來大批間諜、特務、軍國主義分子，以加強對中國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的控制。 1918年，日本提出霸占山東各項權利的要求，段祺瑞政府競表示“欣然同意”， ①承認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侵略權益，使日本後來據為口實，不肯把山東交還中國。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後，沙皇俄國勢力瓦解，日本帝國主義認為是推行其“大陸政策”的大好時機，立刻把注意力轉向中國東三省北部，極力謀求締結所謂中日軍事協定。在日本的頻繁活動下，段祺瑞皖系軍閥積極響應。 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與日本簽定了所謂《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和《中日海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通過中日軍事協定，日本取得了在我國駐兵和軍隊自由出入我國東北與蒙古的特權。軍事協定簽訂後，日本立即將其策劃已久的侵占中國東北的陰謀付諸實施，日軍七八萬人開進東北，把侵略勢力進一步擴張到東三省北部，迅速代替了沙俄在東三省的侵略地位。段祺瑞的賣國罪行，使中國面臨著被日本帝國主義獨占為殖民地的嚴重危險，遭到了全國人民的堅決反對。 1918年5月，留日中國學生召開大會，抗議段祺瑞政府和日本簽定軍事協定，組成“大中華民國救國團”，號召集體分批回國請願，為救亡圖存竭盡全力。各省留日學生紛紛響應，回國進行活動。在國內，全國商界聯合會通電反對中日軍事協定。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工業專門學校、政法專門學校等學生2000餘人，齊集總統府請願，要求廢除中日軍事協定。天津、上海、福州等地學生，也相繼奮起要求廢約。
段祺瑞對外賣國，對內實行獨裁。他藉口參戰，不惜出賣國家主權，換取大量借款，是為了發動內戰，實現其“武力統一”的野心。各項名目的借款，常“為政府移用”，“軍事不停，需費無算，得款即無形消去”。 ①段祺瑞重新上台後，拒絕恢復《臨時約法》和國會，勾結研究係政客準備召集由各省軍閥指派的臨時參議院。孫中山還在1917年6月就因段祺瑞指使安徽等八省軍閥宣布“獨立”而通電西南各省軍政大員，呼籲他們擁護約法與國會，起兵討伐北洋群逆。
7月中旬，孫中山抵廣州，舉起“護法”旗幟，並通電國會議員南下召開國會。 22日黎明，護國戰爭結束後出任海軍總長的程壁光與第一艦隊司令林葆懌率艦隊自上海開往廣東，通電宣布擁護約法、擁護國會、懲辦禍首。海軍護法南下，鼓舞和支持了正在苦鬥中的孫中山。 8月間，孫中山召集到達廣州的原國會議員150多人討論國會開會問題。因不足法定人數，遂召開“非常國會”。會議決定成立軍政府，通過了軍政府組織大綱，聲明“為勘定叛亂，恢復《臨時約法》，特組織中華民國軍政府”，宣佈在“《臨時約法》之效力未完全恢復以前，中華民國之行政權，由大元帥行之”。
9月1日，非常國會選舉孫中山為大元帥，唐繼堯、陸榮廷為元帥。孫中山宣布段祺瑞為民國叛逆，出兵北伐，開始了“護法”戰爭，戰爭主要在湖南進行。桂系軍閥控制的兩廣，在張勛復辟時已宣布“自主”。滇系軍閥唐繼堯通電不承認段再任總理的合法性。西南軍閥害怕段祺瑞吞併他們，願意借孫中山“護法”的旗號以圖自保。他們還想利用“護法”戰爭之機擴充勢力。但是，唐繼堯、陸榮廷為了不和北洋政府完全決裂，以便日後仍能互相勾結，而且也不願屈居孫中山之下，因此不肯就任軍政府元帥。
馮國璋和段祺瑞上台後，又開始了新的“府院之爭”，即北洋軍間的直系和皖系之爭。段祺瑞任命他的爪牙傅良佐為湖南督軍，打算取湖南為進攻兩廣的基地，但卻調直系的軍隊去打先鋒，這就加深了直、皖的矛盾。因此，段祺瑞主張“武力統一”，馮國璋則提出“和平統一”，並指使湖南前線的直系軍隊消極怠戰。 11月，直系軍隊自動退兵，要求停戰。直隸、江蘇、江西、湖北直系軍閥聯合通電，主張和平解決。段祺瑞武力統一南方的政策不能推行，被迫辭職。但是，皖系軍閥有實力，又有日本的支持，他們對馮國璋停戰議和不滿。 12月，在段祺瑞策劃下，直、魯、晉、奉、閩、皖、浙等十三省督軍代表在天津舉行督軍團會議，要求馮國璋明令討伐湘、粵，並初步製定了由直隸督軍曹錕和山東督軍張懷芝率兵兩路進攻湖南的計劃。這是皖系主戰派對直系主和派的反擊，無疑對馮國璋是很大的威脅。馮國璋被迫作出退讓，由國務院任命曹錕為攻湘援鄂第一路總司令，張懷芝為第二路總司令。 12月18日，馮國璋委任段祺瑞為“參戰督辦”。段祺瑞重新掌握中央軍事指揮大權，並以此名義繼續向日本借款，擴建“參戰軍”。 1918年1月，馮國璋以“親征”為名，由津浦路乘豐南下，準備到南京去糾集力量，策劃反段。當馮國璋車抵蚌埠時，被皖系干將安徽督軍倪嗣衝所阻，只好折回北京。馮返京的第二天，即向西南下討代令，特派曹錕、張懷芝進兵湖南。 2月，段祺瑞給奉系軍閥張作霖一批軍人，張便派兵進關對馮國璋施加壓力。皖系各省督軍也叫嚷要段祺瑞復出組閣，日本公使林權助則在幕後插手。 3月，段祺瑞被任為國務總理，第三次組閣。
段祺瑞再次出山，更加氣勢洶洶地要武力統一南方。曹錕的部將吳佩孚攻克岳陽，收回長沙，佔領衡陽，戰功最大，但段祺瑞卻任命皖系軍閥張敬堯為湖南督軍，奪了直系搶到的地盤，曹、吳大為不滿，6月，吳佩孚在湖南同西南軍閥訂立了“停戰協定”。 8月，他通電主和，公開攻擊段祺瑞的“武力統一”政策 “實亡國之政策”。 ①其他直系軍閥紛紛響應，南方護法軍政府也復電贊成和平。段祺瑞在直系和西南軍閥的聯合反對下，8月下旬被迫命令前線各軍暫取守勢。皖、直兩系軍閥的矛盾加劇了。
正當直、皖兩系軍閥明爭暗鬥日益激烈的時候，護法軍政府內部的矛盾也尖銳起來。西南軍閥本來就不是真正支持孫中山的“護法”主張，尤其是把廣東視為“征服地”的桂系軍閥，更將孫中山領導的軍政府視為心腹之患，千方百計加以排斥和打擊。當桂系軍閥與直系軍閥勾結之後，不但不肯再按照孫中山的號令派兵北伐，反而認為孫中山是他們進行政治活動的障礙，圖謀排擠孫中山。 1918年1月，桂系主持的西南各省護法聯合會在廣州成立，推舉岑春煊為議和總代表，伍廷芳為外交總代表，唐紹儀為財政總代表，唐繼堯、程壁光和陸榮廷為軍事總代表，同孫中山的護法軍政府相對抗。
由於孫中山等人的反對，加上伍廷芳、程壁光拒絕受職，西南聯合會議終於流產。於是西南軍閥又拉攏政學系國會議員、提出改組軍政府的倡議。對此，孫中山和一些國會議員堅決反對。但是，他的意見沒有被多數議員所接受。 5月4 日，國會非常會議開會，通過修改軍政府組織法。孫中山被迫通電辭職，他在通電中向國民痛切地指出： “顧吾國之大患，莫大於武人之爭雄，南與北如一丘之貉。”②成立僅八個月的大元帥制軍政府宣告結束。 20日，國會非常會議根據由大元帥制改為總裁制的軍政府組織法，選舉孫中山及唐紹儀、伍廷芳、唐繼堯、林葆懌、陸榮廷、岑春煊七人為總裁。孫中山眼見軍政府實際權力已被西南軍閥所篡奪，遂於 21日離廣州赴上海。至此，孫中山發動的第一次護法運動失敗了。
護法運動反對北洋軍閥反動統治，維護《臨時約法》的尊嚴，有其進步意義。但是，孫中山的“護法”口號，沒有提出和涉及有關中國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務，沒有反映廣大工農群眾的迫切要求，因而不能吸引和動員廣大人民群眾參加。至於當時的舊國會，也並不能真正代表民意。孫中山所指望的力量，還只是和北洋軍閥有矛盾的南方軍閥，沒有一個堅強的革命政黨的領導，也沒有可靠的革命武裝，護法運動不能不歸於失敗。
護法運動的失敗，表明中國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革命已陷入絕境，中國資產階級不能領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在南方軍政府改組，護法運動歸於失敗時，北洋軍閥中皖系和直系的矛盾公開化。段祺瑞決定一面加緊訓練自己的“參戰軍”，一面組成以徐樹錚、王揖唐為首的“安福俱樂部”，操縱新國會的選舉。 9月，“安福國會”選出徐世昌為下屆大總統，把以馮國璋為首的直系勢力擠出中央政府。馮國璋下野後，曹錕、吳佩孚成了直系軍閥的新首領。直系與皖系矛盾更加尖銳。曹、吳和南方軍閥建立了更加密切的聯繫，進一步取得英、美帝國主義的支持。 1918 年7月，美國向英、法、日三國提議把原五國銀行團改組為新的四國銀行團，即排除俄、德兩國，加進美國，藉此打破日本獨占中國的局面。 10、11月間，美國先後向北京政府與南方軍政府分別提出“勸告”，要求他們停戰議和，英、法也指責段祺瑞政府對外宣而不戰。在美、英、法三國壓力下，日本被迫宣布停止對段祺瑞政府的單獨借款，同意參加新四國銀行團，但要求新銀行團的投資範圍將“滿蒙除外”，以保持自己的勢力範圍，並同意美國提出的南北議和的主張。
1919年2月，南北雙方在上海舉行“和平會議”。他們討論所謂停戰範圍問題和借款問題，實際上是如何劃分地盤和如何分配四國銀行團準備給予貸款的問題。由於美、英和日本爭奪激烈，皖、直兩系軍閥也相持不下，5月，談判宣告破裂。 1920年6月，議和會議重開。不久，直、皖戰爭爆發，西南軍閥內部也發生粵、桂戰爭。 “南與南不合，北與北不合，南北又復不合”。 ①在軍閥反動統治和混戰下，中國人民陷於水深火熱之中。
①② 毛澤東：《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 》，《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49頁，人民出版社 1991年第2版。 ① 《升允復辟陰謀》，《近代史資料》總35號。 ① 許指岩：《復辟半月記》第6—7頁。 ② 《京報》（英文），1917年7月6日。 ① 《復辟詳志》第139頁。 ② 《復辟始末記》卷下，第28頁。 ③ 《復辟紀實》第82頁。 ①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上卷，第 425頁。 ② 鈴木武雄：《西原借款資料研究》第353—354頁。 ③ 西原龜三：《夢的七十年》，《近代史貸料》1979年第1期。 ① 《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7卷，第167頁。 ① 章宗祥：《東京之三年》，《近代史資料》1979年第1期。 ① 《吳佩孚主和電》，《湘災紀略》第63頁。 ② 辭大元帥職通電，《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171頁。 ① 《一九一九年南北議和資料》第8頁。
袁世凱死後，帝國主義列強失去了統治中國的共同工具，便都各自尋找和培養自己的走狗，擴張侵略勢力。在列強激烈爭奪下，中國出現了各派軍閥割據和互相火併的局面。這種軍閥割據的現象，是由於中國“地方的農業經濟（不是統一的資本主義經濟）和帝國主義劃分勢力範圍的分裂剝削政策”而產生的。 ① “帝國主義和國內買辦豪紳階級支持著的各派新舊軍閥，從民國元年以來，相互間進行著繼續不斷的戰爭，這是半殖民地中國的特徵之一。”②
北洋軍閥早在袁世凱統治時期就存在著以段祺瑞（安徽合肥人）為首的皖系和馮國璋（直隸河間人）為首的直系。袁世凱死後，兩派的分裂逐步表面化。段祺瑞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支持。他握有中央大權，控制皖、魯、浙、閩、陝等省廣大地盤，以北洋派正統自眉，企圖由他來宰制天下。馮國璋以英、美帝國主義為靠山，控制蘇、贛、鄂等省長江流域最富庶的地區。他就任了副總統，但不肯離開老巢南京去北京。以張作霖（奉天海城人）為首的奉系，原來盤踞奉天一帶。護國戰爭期間，張作霖乘機在東三省擴張勢力。在日本帝國主義扶植下，奉系成為皖、直兩係以外的一支舉足輕重的勢力。此外，晉系閻錫山佔據山西；張勛以長江巡閱使和安徽督軍的名義，率“定武軍”屯兵徐州，積極聯絡各地軍閥，成為陰謀擁溥議復辟的中心人物。在南方，各省軍閥自行其是，並不聽命於段祺瑞的中央政府。其中勢力最大的，一個是唐繼堯的滇系，一個是陸榮廷的桂系。滇系佔有云貴兩省，在護國戰爭中向四川擴張，與四川軍閥進行爭奪。桂系在護國戰爭時，把廣東軍閥龍濟光趕到海南島，佔據兩廣，勢力增大。
南北軍閥在袁世凱死後，首先爭執的是所謂新舊《約法》。段祺瑞根據袁世凱生前炮製的所謂新《約法》（《中華民國約法》），以國務院名義發布了一個由副總統黎元洪“代行”總統職權的通電。段祺瑞的惡劣行徑，遭到了護國軍和全國人民的堅決抵制。唐繼堯等南方軍閥把待的軍務院，梁啟超等進步黨人，孫中山、黃興等原國民黨人，以及北洋軍閥內部如馮國璋等，都主張應該恢復《臨時約法》和國會；根據《臨時約法》 ，黎元洪應該“繼任”總統，而不是“代行”總統職權。由於全國一致反對，段祺瑞被迫暫時讓步。 1916年6月，副總統黎元洪繼任大總統。 6月29日，北京政府以大總統名義下令恢復《臨時約法》，同時宣布定於8月1日召開國會。歷時近一個月的新舊《約法》之爭，最終以《臨時約法》和國會的恢復而結束。 7月，軍務院撤消。在南方的進步黨和原國民黨議員前往北京參加國會復會會議，南北暫時合作。各種政治勢力、軍閥派系的矛盾和鬥爭，繼而反映在重新召開的國會中。
當時在國會中爭奪權力的政治勢力主要有三派：原國民黨議員人數最多，基本上是反對段祺瑞的。他們相繼組織起三個政團，即丙辰俱樂部、客廬系和韜園系。 9月，在孫洪伊的倡議下，三派議員300餘人在北海公園集會，組成“憲法商榷會”。 “商榷會”內部各派系，後來又發生分化組合，原“客廬系”分為“政學系”和“益友社”，而丙辰俱樂部與韜園系則合組為“民友社” 。進步黨議員人數也不少，他們高唱“不黨主義”，取消了黨的名義，分裂為“憲法案研究會”和“憲法研究同志會”兩個組織。他們攻擊原國民黨，支持段祺瑞。原國民黨各派合組“商榷會”後， “憲法研究同志會”與“憲法案研究會”無條件合併為“憲法研究會”（被稱為“研究系”），以便在國會中與“商榷系”鬥爭。還有“中和俱樂部”，是段祺瑞指使其爪牙拚湊一些小政團成立起來的御用黨。在國會中，研究係與商榷系的鬥爭，首先在憲法問題上反映出來。商榷系主張地方制度列入憲法，實行省長民選，並給予地方一定的自治地位。他們的主張實際上是反對北洋軍閥集權，代表不當權的資產階級和與段祺瑞有矛盾的某些地方軍閥的利益。研究系激烈反對商榷系的意見，他們主張中央集權，省長由中央任命”這實質上反映段祺瑞等北洋軍閥的態度。雙方爭執不下，1916 年12月8日，憲法審議會進行第四次投票表決，鬥爭更加激烈，以致引起叫罵撕打。
上述的矛盾鬥爭，突出地反映在所謂“府院之爭”上。 “府”即總統府，指黎元洪為代表的政治集團；“院”即國務院，指段祺瑞為代表的軍閥政治集團。支持黎元洪的力量是國民黨人和南方地方勢力，支持段祺瑞的基本力量是研究系和親段的北洋督軍。因此，這場鬥爭不僅是黎無洪和段祺瑞兩個人之間爭權奪利的矛盾，也反映了研究係與國民黨的矛盾、國民黨與皖系軍閥的矛盾等。 “府院之爭”到1917年提出“參戰問題” 時，更加表面化了。這年2月，德國宣布將以潛艇無限制封鎖海面。美國宣布對德絕交，準備參戰，要求中國與它採取一致行動，並提議借款給中國作參戰軍費。日本獲悉後，惟恐落在美國後面，也積極支持中國參戰，並以減緩支付庚子賠款、提高關稅和提供參戰軍費為誘餌。
美國為了與日本抗衡，隨即改變態度，反對中國參戰。美、日在中國對德外交問題上的衝突時顯地表現出來，黎元洪本來擔心段祺瑞在參戰的名義下，進一步加強對自己和國會的控制，因而支持和響應美國反對中國參戰的主張。段祺瑞為了進一步加強自己的實力，在日本的支持和慫恿下，決心立即實行對德絕交，繼之以宣戰。段祺瑞借參戰為名以擴充武力的企圖，也遭到一些地方軍閥的反對。在國會中，研究系的議員完全追隨段祺瑞，主張對德參戰；而國民黨議員，則多數持反對的態度。 3月，國會通過了對德絕交案，但是，參戰問題成為府院鬥爭的焦點，也是國會兩派鬥爭的焦點。
當時，國會內外、朝野上下形成很強烈的反對參戰的輿論。段祺瑞召集以皖系軍閥為骨幹的十餘省督軍，在北京舉行 “督軍會議”，決定贊成參戰，並脅迫黎元洪同意將對德參戰案提交國會討論，5月10日，國會開會審議此案，段祺瑞效法袁世凱的故伎，指使軍警流氓數千人組成 “公民請願團”，將國會包圍，要求當日將參戰案通過。否則不許議員離開會場。段祺瑞的這一行徑遭到了議員的抵制，當日並無結果。 19日，國會復議對德宣戰案時，決議暫緩討論。段祺瑞竭力爭取的參戰案，被擱置起來。黎元洪看到段祺瑞的陰謀未能得逞，便在美國公使“允為後盾”的情況下，下令將段祺瑞免職。段赴天津，指使皖、奉、豫、浙、魯、陝、黑和直隸八省軍閥宣布脫離中央，並在天津設立獨立各省總參謀部，要以武力倒黎。別有用心的張勛向黎提出願進京調停，黎邀張進京。段祺瑞也想藉張勛之力打倒黎元洪和解散國會，因而也同意由張勛出面調停。
張勛乘機擁溥儀復辟。清室復辟活動由來已久。張勛在辛亥革命時曾被清廷任命為江蘇巡撫兼署兩江總督、南洋大臣，袁世凱當政時封他為“上將軍”。他以徐州、充州為老巢，全力擴充其“辮子軍”，為複闢清室做準備。袁世凱死後，張勛於1916年6月9日邀請北方各省代表集會徐州。 9月21日，九省（後增至十三省）代表再次集會徐州，成立所謂“省區聯合會”，推“張上將軍為領袖”。張勛藉此作為複闢活動的基礎。曾任陝甘總督的升允，辛亥革命時期在陝甘武裝反抗失敗後，逃竄哈爾濱，勾結俄國和日本，組織“勤王軍”、“滿蒙舉事團”，成為僅次於張勛的武裝復辟勢力。康有為、勞乃宣（清末署學部副大臣）、胡恩敬（清末御史）等大大小小清廷遺老，懷著“亡國之恨”，反對民主共和，為清室復辟大造輿論，多方宣傳“非復辟不能救中國”。沙皇俄國是複闢派的一個重要靠山。溥偉（清朝恭親王）在升允逃到東北和庫倫（蒙古烏蘭巴托）後，兩人就密商用出賣民族利益去換取沙俄對他們的支持。在沙俄的參與下，升允在1913年曾制定武裝叛亂的計劃，由“俄蒙之兵”與“宗社黨”、“勤王軍”分路入北京，“仍奉宣統皇上復辟”。 ①
辛亥革命後，日本“黑龍會”的川島浪速等就勾結避居大連的肅親王善耆、避居青島的恭親王溥偉，組織“宗社黨”，搞復辟活動。他們拼湊了一支1500人的“勤王軍”，進行武裝叛亂。 1916年，日本政府向黑龍會分子佃信夫表示“同意” 支持清帝復辟，佃信夫就往徐州告訴張勛。隨後張勛派升允往日本，日本首相寺內正毅鼓勵升允等 “盡可按計劃行事”。
德國是支持復辟派的另一重要力量。 1912年溥偉逃到青島後，就乞求德皇“相助”恢復清王朝，德皇表示“將竭力支持清朝的複闢”。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是要以支持復辟來阻止日本支持的段祺瑞對德參戰。以後，德國不斷向張勛提供槍砲，壯大這支復辟武裝。在俄、德、日帝國主義的慫恿下，溥偉、張勛、升允等一些封建復辟勢力，策劃了多次武裝復辟陰謀，但因袁世凱正謀帝制自為，不容他們擁清倒袁，因而嚴加防範，使“清室復辟”的計劃一再流產。到1917年，張勛一夥終於利用帝國主義和各派軍閥之間的矛盾，公開上演了“丁巳復辟”（1917年為農曆丁巳年）的丑劇。張勛覺得既有帝國主義的支持，又有各省軍閥的讚成，於是有恃無恐，率領4000餘辮子兵，於6月7日由徐州登車北上。 8日，張勛的辮子軍進入北京，張本人則在天津停留。段祺瑞表示與張“合作”。張勛通知黎元洪必須解散國會，否則以武力對付。黎元洪一直以遵守《臨時約法》自我標榜，且以根據《約法》總統無解散國會之權申斥過督軍團。此時，迫於張勛的威脅，再也顧不得什麼“約法”了，終於在6月13日下今解散國會。 14日，張勛進入北京。 28日，康有力等抵達北京。
當晚，張勛、康有為一夥在張宅舉行會議，決定了復辟計劃，7月1日凌晨，他們把12歲的溥儀抬出來宣布復辟，改稱這一年為“宣統九年”，通電全國，改掛龍旗。張勛任所謂首席內閣議政大臣，大權獨攬。康有為被封為“弼德院”副院長（院長是徐世昌），親自修改宣布復辟的“上諭”。 “上諭”聲稱：“自今以往，以綱常名教為精神之憲法，以禮義廉恥收潰決之人心。”①一時，北京街頭又出現了穿著清朝袍褂、腦後拖著真假髮辮的遺老遺少，光怪陸離，烏煙瘴氣。 7月2日，黎元洪特任馮國璋以副總統代總統職務，重新任命段祺瑞為國務總理。隨後，他逃離總統府，躲入東交民巷日本使館。復辟消息傳出後，“全國民情，莫不反對複闢”。 ②北京人民在張勛的白色恐怖下，奮起抵制，十幾家報紙 “一律停刊，表示抗議”，其他出版者，亦“無恭維復辟之辭”；“至血性健兒，多有不避鼎鑊，執筆痛叱者”。有的人冒著生命危險，“拒掛龍旗”。上海、天津、武漢等處的報紙，也無不“口誅筆伐，痛斥叛國”。 ①
在上海，除由張勛出資、康有為主辦的《國是報》外，各報紛紛刊登各方面聲討復辟的通電。 《國是報》遭到印刷工人的堅決抵制，“誓不再為排印”，雖出高價，“均被拒絕”，只好停刊。偽學部尚書沈曾植在上海的住所被“義憤之士”拋擲炸彈。上海“商界亦反對張勛復辟之舉，一體懸掛國旗三日，以表擁護共和、尊重民國之決心”。 ②張勛以及參與復闢的主要人物萬繩栻、劉廷琛等人的家鄉江西，各界民眾感到這是給江西人帶來恥辱，所以更為憤怒，“報館張目大罵”，譴責張勛、萬繩栻為複闢之“禍胎”。萬的家屬見眾怒難犯，嚇得從南昌逃走。劉廷琢家在九江，當地人“無不唾罵其甘心從逆”，劉父 “以不堪眾矢之集，舉家避去”。 ③在廣東，人心“異常憤激”，“上自宮長，下至輿夫，無不痛心疾首，表示反對”。民間自動發起“國民哭靈大會”，抗議張勛解散國會，破壞共和的滔天罪行；隨後又改稱為“國民護國後援會”，繼續聲援反復辟的正義鬥爭。
在人民鬥爭的推動下，孫中山繼續領導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進行反帝制、反北洋軍閥的鬥爭。當複闢消息傳到上海後，孫中山非常憤慨，發表了《討逆宣言》，表示堅決反對帝制復辟，反對軍閥統治，維護民主共和製度。段祺瑞看到驅逐黎元洪、解散國會的陰謀已經得逞，即通電全國宣布討伐張勛。馮國璋也通電反對複闢。在此前後，湖南、湖北、直隸、山東等十省的督軍也相繼發表通電，反對複闢。 7月3日，段祺瑞在馬廠召集軍事會議，組織“討逆軍總司令部”，自任總司令。梁啟超為聘任參贊，成為段的首席幕僚。 4日，段祺瑞在馬廠“誓師”，進軍北京。各省軍閥也隨之搖身一變，表示反對複闢，甚至出兵“討逆”。張勛進京時只帶4000餘辨子兵，留在徐州的辮子兵因山東軍閥隔斷交通而無法北上。 7月12日，“討逆軍”攻入北京，辮子兵被繳械，張勛逃入東交民巷荷蘭使館；康有為逃入美國使館，後又化裝逃出北京：溥儀再次宣布退位。這次復闢丑劇，僅12天就迅速破產了。張勛復辟在全國人民反對下，頃刻瓦解，可是，段祺瑞卻成了“再造共和”的大功臣，繼續壟斷北京政府，變本加厲地實行反動的軍閥專制賣國的黑暗統治。
二、段祺瑞的統治和護法運動
經過張勛復辟這場風波之後，黎元洪下台，副總統馮國璋代理總統，段祺瑞重任國務總理。上台當權的還是北洋軍閥，段祺瑞把待中央政府大權。對德參戰，因已無國會，無須取得它的通過了。 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發布《大總統佈告》，正式宣布對德宣戰。美國這時已參加大戰，願意與日本在中國問題上暫時妥協。 11月2日，美國國務卿藍辛與日本外務相石井菊次郎在華盛頓簽訂《藍辛石井協定》，規定美國承認日本在中國有“特殊利益”，日本再次承認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這給了日本獨占中國的有利條件。段祺瑞政府以“參戰”為名，向日本進行大宗借款，組成所謂“參戰軍”，擴充皖系勢力，進行反動的“武力統一”政策。日本大隈內閣執行的露骨的侵華政策，激起中國人民強烈的反對，加深了與其他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因此為日本元老派所不滿，以對華外交辦理不善的原因而下台。
1916年10月，寺內正毅繼任總理大臣。他鑑於前內閣的失敗，根據其重要謀士西原龜三等人的建議，掛出“日華親善”的招牌，改變了對華方針：表面上“尊重中國獨立和領土完整”，對中國內政“不加干涉”，實際上，第一，支持段祺瑞政府推行武力統一政策，日本給予貸款和軍火援助；第二，除與日本享有特殊利益的地區有關問題外，盡可能和各國保持協調，同時努力使列強逐步承認日本在華的優越地位；第三，在南滿東蒙擴大日本的特殊利益，在福建確保日本的特殊關係，山東問題設法享有德國戰前的一切權利。 ① 寺內內閣任內二年間，日本對華各項借款總額達3.86億日元。 ②其中，1917年1 月至1918年9月，西原以“私人身份”六次來華，經手八筆借款，合計1.45億日元。 ③ 這些借款，通常被稱為“西原借款”。段祺瑞通過各項借款，把中國的權益大量出賣給日本。例如，以“鐵路借款”、“礦山借款”等名目，將東北的吉長、吉會鐵路和所謂滿蒙五鐵路以及吉林、黑龍江兩省的森林、金礦都抵押給日本；以“無線電台借款”、“有線電報借款”、“電話借款”等名目，把我國電訊事業交給日本控制。通過“參戰借款”、“軍械軍火借款”，日本為段祺瑞訓練和裝備了三個師、四個旅的“參戰軍”，讓日本掌握對參戰軍的指揮權。 “軍械借款”還規定，將中國“軍隊所使用的槍砲的口徑，必要的機要部分及子彈的規格”，均按照日本的“實行統一”。段祺瑞答應“將兵工廠及各省煤鐵大礦”歸日本控制和壟斷，作為藉款的抵押。日本還以“顧問”、“教官”等名義，給段祺瑞政府派來大批間諜、特務、軍國主義分子，以加強對中國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的控制。 1918年，日本提出霸占山東各項權利的要求，段祺瑞政府競表示“欣然同意”， ①承認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侵略權益，使日本後來據為口實，不肯把山東交還中國。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後，沙皇俄國勢力瓦解，日本帝國主義認為是推行其“大陸政策”的大好時機，立刻把注意力轉向中國東三省北部，極力謀求締結所謂中日軍事協定。在日本的頻繁活動下，段祺瑞皖系軍閥積極響應。 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與日本簽定了所謂《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和《中日海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通過中日軍事協定，日本取得了在我國駐兵和軍隊自由出入我國東北與蒙古的特權。軍事協定簽訂後，日本立即將其策劃已久的侵占中國東北的陰謀付諸實施，日軍七八萬人開進東北，把侵略勢力進一步擴張到東三省北部，迅速代替了沙俄在東三省的侵略地位。段祺瑞的賣國罪行，使中國面臨著被日本帝國主義獨占為殖民地的嚴重危險，遭到了全國人民的堅決反對。 1918年5月，留日中國學生召開大會，抗議段祺瑞政府和日本簽定軍事協定，組成“大中華民國救國團”，號召集體分批回國請願，為救亡圖存竭盡全力。各省留日學生紛紛響應，回國進行活動。在國內，全國商界聯合會通電反對中日軍事協定。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工業專門學校、政法專門學校等學生2000餘人，齊集總統府請願，要求廢除中日軍事協定。天津、上海、福州等地學生，也相繼奮起要求廢約。
段祺瑞對外賣國，對內實行獨裁。他藉口參戰，不惜出賣國家主權，換取大量借款，是為了發動內戰，實現其“武力統一”的野心。各項名目的借款，常“為政府移用”，“軍事不停，需費無算，得款即無形消去”。 ①段祺瑞重新上台後，拒絕恢復《臨時約法》和國會，勾結研究係政客準備召集由各省軍閥指派的臨時參議院。孫中山還在1917年6月就因段祺瑞指使安徽等八省軍閥宣布“獨立”而通電西南各省軍政大員，呼籲他們擁護約法與國會，起兵討伐北洋群逆。
7月中旬，孫中山抵廣州，舉起“護法”旗幟，並通電國會議員南下召開國會。 22日黎明，護國戰爭結束後出任海軍總長的程壁光與第一艦隊司令林葆懌率艦隊自上海開往廣東，通電宣布擁護約法、擁護國會、懲辦禍首。海軍護法南下，鼓舞和支持了正在苦鬥中的孫中山。 8月間，孫中山召集到達廣州的原國會議員150多人討論國會開會問題。因不足法定人數，遂召開“非常國會”。會議決定成立軍政府，通過了軍政府組織大綱，聲明“為勘定叛亂，恢復《臨時約法》，特組織中華民國軍政府”，宣佈在“《臨時約法》之效力未完全恢復以前，中華民國之行政權，由大元帥行之”。
9月1日，非常國會選舉孫中山為大元帥，唐繼堯、陸榮廷為元帥。孫中山宣布段祺瑞為民國叛逆，出兵北伐，開始了“護法”戰爭，戰爭主要在湖南進行。桂系軍閥控制的兩廣，在張勛復辟時已宣布“自主”。滇系軍閥唐繼堯通電不承認段再任總理的合法性。西南軍閥害怕段祺瑞吞併他們，願意借孫中山“護法”的旗號以圖自保。他們還想利用“護法”戰爭之機擴充勢力。但是，唐繼堯、陸榮廷為了不和北洋政府完全決裂，以便日後仍能互相勾結，而且也不願屈居孫中山之下，因此不肯就任軍政府元帥。
馮國璋和段祺瑞上台後，又開始了新的“府院之爭”，即北洋軍間的直系和皖系之爭。段祺瑞任命他的爪牙傅良佐為湖南督軍，打算取湖南為進攻兩廣的基地，但卻調直系的軍隊去打先鋒，這就加深了直、皖的矛盾。因此，段祺瑞主張“武力統一”，馮國璋則提出“和平統一”，並指使湖南前線的直系軍隊消極怠戰。 11月，直系軍隊自動退兵，要求停戰。直隸、江蘇、江西、湖北直系軍閥聯合通電，主張和平解決。段祺瑞武力統一南方的政策不能推行，被迫辭職。但是，皖系軍閥有實力，又有日本的支持，他們對馮國璋停戰議和不滿。 12月，在段祺瑞策劃下，直、魯、晉、奉、閩、皖、浙等十三省督軍代表在天津舉行督軍團會議，要求馮國璋明令討伐湘、粵，並初步製定了由直隸督軍曹錕和山東督軍張懷芝率兵兩路進攻湖南的計劃。這是皖系主戰派對直系主和派的反擊，無疑對馮國璋是很大的威脅。馮國璋被迫作出退讓，由國務院任命曹錕為攻湘援鄂第一路總司令，張懷芝為第二路總司令。 12月18日，馮國璋委任段祺瑞為“參戰督辦”。段祺瑞重新掌握中央軍事指揮大權，並以此名義繼續向日本借款，擴建“參戰軍”。 1918年1月，馮國璋以“親征”為名，由津浦路乘豐南下，準備到南京去糾集力量，策劃反段。當馮國璋車抵蚌埠時，被皖系干將安徽督軍倪嗣衝所阻，只好折回北京。馮返京的第二天，即向西南下討代令，特派曹錕、張懷芝進兵湖南。 2月，段祺瑞給奉系軍閥張作霖一批軍人，張便派兵進關對馮國璋施加壓力。皖系各省督軍也叫嚷要段祺瑞復出組閣，日本公使林權助則在幕後插手。 3月，段祺瑞被任為國務總理，第三次組閣。
段祺瑞再次出山，更加氣勢洶洶地要武力統一南方。曹錕的部將吳佩孚攻克岳陽，收回長沙，佔領衡陽，戰功最大，但段祺瑞卻任命皖系軍閥張敬堯為湖南督軍，奪了直系搶到的地盤，曹、吳大為不滿，6月，吳佩孚在湖南同西南軍閥訂立了“停戰協定”。 8月，他通電主和，公開攻擊段祺瑞的“武力統一”政策 “實亡國之政策”。 ①其他直系軍閥紛紛響應，南方護法軍政府也復電贊成和平。段祺瑞在直系和西南軍閥的聯合反對下，8月下旬被迫命令前線各軍暫取守勢。皖、直兩系軍閥的矛盾加劇了。
正當直、皖兩系軍閥明爭暗鬥日益激烈的時候，護法軍政府內部的矛盾也尖銳起來。西南軍閥本來就不是真正支持孫中山的“護法”主張，尤其是把廣東視為“征服地”的桂系軍閥，更將孫中山領導的軍政府視為心腹之患，千方百計加以排斥和打擊。當桂系軍閥與直系軍閥勾結之後，不但不肯再按照孫中山的號令派兵北伐，反而認為孫中山是他們進行政治活動的障礙，圖謀排擠孫中山。 1918年1月，桂系主持的西南各省護法聯合會在廣州成立，推舉岑春煊為議和總代表，伍廷芳為外交總代表，唐紹儀為財政總代表，唐繼堯、程壁光和陸榮廷為軍事總代表，同孫中山的護法軍政府相對抗。
由於孫中山等人的反對，加上伍廷芳、程壁光拒絕受職，西南聯合會議終於流產。於是西南軍閥又拉攏政學系國會議員、提出改組軍政府的倡議。對此，孫中山和一些國會議員堅決反對。但是，他的意見沒有被多數議員所接受。 5月4 日，國會非常會議開會，通過修改軍政府組織法。孫中山被迫通電辭職，他在通電中向國民痛切地指出： “顧吾國之大患，莫大於武人之爭雄，南與北如一丘之貉。”②成立僅八個月的大元帥制軍政府宣告結束。 20日，國會非常會議根據由大元帥制改為總裁制的軍政府組織法，選舉孫中山及唐紹儀、伍廷芳、唐繼堯、林葆懌、陸榮廷、岑春煊七人為總裁。孫中山眼見軍政府實際權力已被西南軍閥所篡奪，遂於 21日離廣州赴上海。至此，孫中山發動的第一次護法運動失敗了。
護法運動反對北洋軍閥反動統治，維護《臨時約法》的尊嚴，有其進步意義。但是，孫中山的“護法”口號，沒有提出和涉及有關中國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務，沒有反映廣大工農群眾的迫切要求，因而不能吸引和動員廣大人民群眾參加。至於當時的舊國會，也並不能真正代表民意。孫中山所指望的力量，還只是和北洋軍閥有矛盾的南方軍閥，沒有一個堅強的革命政黨的領導，也沒有可靠的革命武裝，護法運動不能不歸於失敗。
護法運動的失敗，表明中國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革命已陷入絕境，中國資產階級不能領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在南方軍政府改組，護法運動歸於失敗時，北洋軍閥中皖系和直系的矛盾公開化。段祺瑞決定一面加緊訓練自己的“參戰軍”，一面組成以徐樹錚、王揖唐為首的“安福俱樂部”，操縱新國會的選舉。 9月，“安福國會”選出徐世昌為下屆大總統，把以馮國璋為首的直系勢力擠出中央政府。馮國璋下野後，曹錕、吳佩孚成了直系軍閥的新首領。直系與皖系矛盾更加尖銳。曹、吳和南方軍閥建立了更加密切的聯繫，進一步取得英、美帝國主義的支持。 1918 年7月，美國向英、法、日三國提議把原五國銀行團改組為新的四國銀行團，即排除俄、德兩國，加進美國，藉此打破日本獨占中國的局面。 10、11月間，美國先後向北京政府與南方軍政府分別提出“勸告”，要求他們停戰議和，英、法也指責段祺瑞政府對外宣而不戰。在美、英、法三國壓力下，日本被迫宣布停止對段祺瑞政府的單獨借款，同意參加新四國銀行團，但要求新銀行團的投資範圍將“滿蒙除外”，以保持自己的勢力範圍，並同意美國提出的南北議和的主張。
1919年2月，南北雙方在上海舉行“和平會議”。他們討論所謂停戰範圍問題和借款問題，實際上是如何劃分地盤和如何分配四國銀行團準備給予貸款的問題。由於美、英和日本爭奪激烈，皖、直兩系軍閥也相持不下，5月，談判宣告破裂。 1920年6月，議和會議重開。不久，直、皖戰爭爆發，西南軍閥內部也發生粵、桂戰爭。 “南與南不合，北與北不合，南北又復不合”。 ①在軍閥反動統治和混戰下，中國人民陷於水深火熱之中。
①② 毛澤東：《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 》，《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49頁，人民出版社 1991年第2版。 ① 《升允復辟陰謀》，《近代史資料》總35號。 ① 許指岩：《復辟半月記》第6—7頁。 ② 《京報》（英文），1917年7月6日。 ① 《復辟詳志》第139頁。 ② 《復辟始末記》卷下，第28頁。 ③ 《復辟紀實》第82頁。 ①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上卷，第 425頁。 ② 鈴木武雄：《西原借款資料研究》第353—354頁。 ③ 西原龜三：《夢的七十年》，《近代史貸料》1979年第1期。 ① 《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7卷，第167頁。 ① 章宗祥：《東京之三年》，《近代史資料》1979年第1期。 ① 《吳佩孚主和電》，《湘災紀略》第63頁。 ② 辭大元帥職通電，《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171頁。 ① 《一九一九年南北議和資料》第8頁。
2009年2月24日星期二
第十六節 洪憲帝制及護國之役
第七章 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和近代中國歷史的新趨向
第一節 袁世凱的反動統治與護國運動
一、袁世凱的專制統治與反袁鬥爭的繼續開展
“二次革命”的失敗，最終地結束了辛亥革命。在帝國主義支持下，袁世凱反動的武力統一政策一時取得了成功，除桂、黔、川、滇四省由地方軍閥盤踞外，其他各省都在北洋軍閥及其附庸的統治下。 “宋案”真相公佈後，在全國輿論的壓力下，國務總理趙秉鉤被迫“請假”。 1913年7月，袁世凱在對南方用兵節節勝利時，便調整政府機構。為了拉攏和利用進步黨，他任命該黨的熊希齡為內閣總理。 9月，內閣組成，只有司法、教育、農商等少數總長職位由進步黨人梁啟超、汪大燮、張春等分別擔任，而陸軍、內務、外交等重要部門則牢牢掌握在袁世凱的嫡系軍閥、官僚手中。
由於梁啟超等人都是社會名流，這個內閣被人稱為“第一流人才內閣”。袁世凱在南方武力鎮壓“二次革命”，但在北京卻保留著國民黨議員佔多數的國會。他假惺惺地宣布要尊重議員的權利，目的是要國會選舉他當正式大總統。這批留在北京的國民黨議員與進步黨議員合作，成立憲法起草委員會，共同製定憲法草案。但是，袁世凱為了盡快攫取正式大總統的職位，主張國會應先選舉總統，後製訂憲法。他策動黎元洪領銜，聯合十四省都督致電國會，要求速選總統。在內外壓力下，進步黨和國民黨先後贊同先選總統的意見。 9月，國會順利通過了選舉總統案。同時，袁世凱又指使梁士冶收買一批議員，拼湊成公民黨，在國會內大肆活動，並通電各省都督，要他們擁護袁世凱為正式大總統。 10月4日，國會討論通過憲法起草委員會起草的總統選舉法。 10 月6日，國會召開總統選舉會。這天，袁世凱仍放心不下，命令京師警察廳和拱衛軍聯合派出軍警“保衛”國會。此外，又派便衣軍警千餘人，自稱“公民團”，在會場外嚴密包圍，所有入場的議員，不准自由離去。議員們忍餓終日，從早8時至晚10時，連續投票三次，直至宣布了選舉結果之後，“公民團”才在一片“袁大總統萬歲”的呼嘯聲中撤走。次日，選舉黎元洪為副總統。 10月10日，袁世凱特意在太和殿舉行就職儀式，儼然以皇帝自居。袁世凱當上正式大總統後，便決心把政黨和國會一腳踢開。他指責“國會專制”，並於10月25日通電各省“軍政長官”，要求一致反對憲法草案。 11月4日，袁世凱以國民黨議員和李烈鉤有聯繫為藉口，下令解散國民黨，撤消國民黨議員的資格。這樣就使國會不足法定人數，無法開會。他又以政府不能無諮詢機關為理由，於11月26日下令組織政治會議，成為他的御用工具。 1914年1月10日，袁世凱公然下令取消國會。各地方的自治會和省議會隨即通令取消。熊希齡內閣在部署了所有解散國民黨、解散國會、設立政治會議等命令之後，不再為袁世凱所需要。
1914年2月，袁世凱指使黨羽製造種種輿論對熊內閣發動攻擊，迫使它辭職。 3月，由政治會議建議設立的約法會議召開。根據袁世凱提出的“修改約法大綱七條”，約法會議很快就炮製出所謂《中華民國約法》。 5月1日，袁世凱正式公佈，同時廢除《臨時約法》。這個袁氏“約法”把總統的權力擴大到跟專制皇帝相似的程度：改責任內閣為總統制；撤消國務院，在總統府內設政事堂作為辦事機構，政事堂以“國務卿”為首腦。首任國務卿是袁世凱的把兄弟、清末“相國”徐世昌。根據袁記“約法”，又成立了代行立法機關職權的參政院，由袁世凱任命參政70多人。他們多為清朝遺老和袁的親信官僚、政客，進步黨的梁啟超等人也被搜羅進去。參政院為袁世凱修改了《總統選舉法》，其中規定：一、總統任期改為十年，連選連任無限制；二、總統任期屆滿時，若認為“政治上有必要”，不必改選，即可連任；三、總統繼任人由現任總統推薦，被推薦者並無限制。 6月，袁世凱又將各省都督改稱為將軍。至此，辛亥革命後所建立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包括《臨時約法》、國會等等，被袁世凱全部破壞，專制獨裁統治則被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下來。袁世凱不僅成為終身總統，並且可以傳之子孫。這時的中國，只剩下了“民國”的一塊空招牌。
袁世凱當上正式總統，便和守舊派、復辟派掀起了一股尊孔復古的逆流。 1912年9月，袁世凱下令尊崇倫常，要“全國人民恪守禮法”。 1913年6月，他又頒發了“尊崇孔聖”的通令。袁世凱就任正式大總統時，孔子七十六代孫“衍聖公”孔令貽應召到北京向他祝賀。袁世凱批令“衍聖公暨配把賢哲後裔”，繼續享受前代榮典祀典。次年1月，政治會議決定恢復祀孔，還要求各地方將所有文廟一律規复尊崇。 9月，袁世凱在正式頒發的祭孔告令中說：“孔子之道，亙古常新，與天無極。……國紀民彝，賴以不墜。”他誣衊辛亥革命以來“綱常淪棄，人欲橫流，幾成為土匪禽獸之國”。 ① 隨即他親率百官到孔廟祭孔。 12月，袁世凱又下令正式恢復前清的祭天制度，並親自到天壇祭天。祀孔祭天的活動，使人們預感到恢復帝制已為期不遠。當時的《北京日報》發表的一篇文章說：祀孔祭天是“帝制復活”之“先聲”。袁世凱的反動統治，激起了廣大人民的不滿和反抗。
1913年5、6月間，漢陽兵工廠工人為反對袁世凱政府以貶值紙幣發給工資進行了罷工。 1914年1月，袁世凱頒行《驗契條例》和《契稅條例》，規定舊契一律呈驗，每張交納驗費一元，註冊費一角，藉以增加稅收。同年又實行“清丈地畝”，設“清丈局”，對農民進行搜刮壓榨，激起了全國農民群眾的反抗鬥爭。這年2月以後，山東、山西、四川、安徽、奉天、直隸、浙江、廣東、江西、河南、貴州、江蘇等省都有一縣至數縣發生“民變”或武裝起義。 9 月間，奉天本溪縣有勞動群眾和芋命黨人的武裝起義，號稱“討袁軍”，攻占縣城，囚禁縣知事。 1915年1月，奉天新民縣農民數百人，持槍械圍攻該鄉清丈局。 5月，河南洛寧縣發生反驗稅契的鬥爭。 8月，甘肅寧縣也發生反驗稅契的鬥爭。同月，隴東地區爆發較大規模的抗捐抗稅運動；環縣群眾起義，殺死縣知事，佔據縣城，轉攻慶陽，焚燒教堂兩座。 11月，江西萬載縣人民聚眾搗毀衙署。 12月，吉林省的榆樹、五常、舒蘭等地農民，到處搗毀清丈局及稅局；奉天的海龍、西安（今遼源）、蓋平（今蓋縣）、峋岩、綏中、東豐等地，紛起響應。
1916年春，山東肥城縣農民數千燒毀縣署及四鄉清丈局，鄰近各縣農民群起支援。同時，冀中有“山北社”組織的大規模的反清丈鬥爭。在袁世凱統治的整個期間，廣大人民群眾的反抗鬥爭，有增無減。在這幾年間，規模最大、堅持最久的是自朗起義。白朗（1873—1914年），河南寶豐縣人。辛亥革命時期，他在寶豐一帶率眾進行反清鬥爭。袁世凱篡奪政權後，“民生凋敝，日益加甚”，河南人民 “十（之）八九不能自活”。 ①於是，參加起義的群眾日益增加。 1913年夏，白朗接連攻陷唐縣（今唐河）、禹縣等城，並以“撫漢討袁司令大部督”名義發佈告示，聲震豫西。袁世凱嚴令河南都督張鎮芳限期肅清，同時增兵河南，進入豫西的總兵力達3萬人。白朗採取避實擊虛的辦法，攻擊敵軍防守薄弱的地方，由豫西東進，1914年1月入安徽，攻克六安，2月又攻克霍山。白朗的進軍，引起袁世凱的震驚，下令將張鎮勞撤職，派陸軍總長段祺瑞兼河南部督。段祺瑞馳赴信陽“督剿”，指揮北洋主力，企圖聚殲白朗軍於霍山、六安、霍邱之間。白朗軍避敵主力，突圍入鄂。 3月，一舉攻占鄂西重鎮老河口，殲滅駐軍一營，繳獲大批槍砲彈藥，並打劫當地豪富和外商英美煙草公司、美孚洋行、亞細亞煤油公司的分支機構等，使中外反動派驚慌失措。各國駐華公使接連集會，並照會袁政府外交部說：“外人之財產損失頗巨，即各國之商務間接受其影響亦非淺顯。如再不能即日剿平，擬電請本國政府各派兵若干幫同剿辦，以期早日肅清。”②袁世凱在致段祺瑞電中謂：“白匪久未平，各國報紙謂政府力弱不足以保治安，亂黨又從中鼓吹，殊損威信。因而近日中國債票跌至百分之十二三，續借款愈難辦，關係全局甚重。” ③攻克老河口後，白朗召開軍事會議，討論今後大計。這時部隊已近萬人，加以整編，稱“公民討賊軍”，又稱 “抉漢軍”，自稱“中原扶漢軍大都督”，決定進軍西北。白朗軍攻克荊紫關及進入陝西後，都曾張貼安民佈告，指出：“我國自改革以來，神好主政，民氣不揚。雖託名共和，實厲行專制。本都督輟耕而太息者久之！用是糾合豪傑，為民請命”；肯定辛亥革命的功績，“君權推倒，民權伸張”。 ① 顯然，白朗鬥爭是受到資產階級革命影響的。有一些資產階級革命黨人也先後到白朗軍中工作，並為之而犧牲。白朗起義軍沒有進攻西安，而是用兵渭南一帶，隨後破鳳翔、固關，進入甘肅境內。 1914年5月，先後攻陷伏羌（今甘谷）、秦州（今天水）、岷縣、洮州等城。攻取洮州後，敵軍雲集包圍，且長期苦戰，不得休息，白朗遂決定突圍回河南。 6月，白朗軍回到河南魯山、寶豐一帶。白朗軍沿途屢經激烈戰鬥，又時遭截擊，損失慘重，雖仍有數千人，但戰鬥力大大削弱，無力與敵軍對抗，只得分為幾股活動。 8月，白朗率領數百人在魯山一帶與敵軍檄戰，負傷犧牲。其他各股也先後失敗。白朗起義歷時兩年多，縱橫五省，攻破縣城40餘座，是辛亥革命失敗後革命低潮時期規模最大的一次武裝起義。它打擊了袁世凱的反動統治，鼓勵了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力量的鬥爭信心。
“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逃亡日本。他鑑於以前失敗的教訓，認為革命事業最重要的是立黨，只有以革命黨為根本，才有希望重振精神，拯救革命於危難之際，完成剷除民賊、還我共和的重任。 1913年9月27日，孫中山在東京籌組中華革命黨，親手擬定入黨誓約，吸收了第一批黨員。在孫中山的感召和努力下，此後履行入黨手續的人不斷增多，至1914年4月間已達四五百人。是年7月8日，中華革命黨在東京舉行成立大會，孫中山就任總理。 《中華革命黨總章》規定：“以實行民權、民生兩主義為宗旨”，“以掃除專制政治、建設完全民國為目的。”②在某後發布的《成立通告》中明確指出，“此次辦法，務在正本清源：（一）摒斥官僚！（二）淘汰偽革命黨”，以嚴密組織，並號召黨員“協力同心，共圖三次革命，迄於革命成功”。 ① 中華革命黨以不屈不撓的革命精神，堅持民主革命的道路，在袁世凱黑暗的專制統治下，再度舉起民主主義的戰鬥旗幟，是積極的。但是，它存在的弱點和錯誤也是明顯的。
首先，認為民族主義已經完成，沒有提出反帝綱領。其次，在組織上強調黨的集中統一，對純潔黨的組織，改變組織渙散，有一定積極作用。但是，規定凡入黨者必須宣誓絕對服從孫中山個人，並按指印，這種做法則是落後的，以致不少老同盟會員不願參加。總章中還錯誤地按入黨先後把黨員分為“首義”、“協助”、“普通”三等，所享權利不同，人為地造成黨內等級森嚴，從而加深了黨內外的隔膜，脫離了群眾。再次，中華革命黨堅持鬥爭是正確的，但卻過分著重於軍事，而忽視對群眾的發動。黃興等一批同盟會、國民黨中骨幹力量沒有參加中華革命黨。他們一方面不同意服從個人和入黨辦法的規定，另一方面也是和孫中山早已存在分歧。黃興周圍的一些原同盟會、國民黨成員，擬擁黃興為領袖，另行組黨，同孫中山派分裂。黃興沒有接受，“為避免黨內糾紛，決計到美國遊歷”。 ②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留在日本未加入中華革命黨的部分國民黨人，以討論歐事為名，於1914年8月在東京成立“歐事研究會”。歐事研究會在日本成立後，美國、南洋、歐洲及國內上海的一些人相繼加入，共有會員100多名，主要是追隨黃興的國民黨軍事骨乾和國民黨中的穩健派。歐事研究會堅持反袁的政治主張，但在斗爭策略上反對孫中山派的“急進” 方針，主張“緩進”方針，存在著對再舉革命缺乏信心的消極因素。中華革命黨在東京創辦《民國雜誌》，揭露袁世凱獨裁、賣國的罪行：還在上海和海外辦些報刊，派人到會黨和一部分軍隊中策動武裝起義。但是，由於它存在著上述的弱點和錯誤，影響遠不如同盟會。
二、洪憲帝制和護國運動
袁世凱在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從臨時大總統到正式總統，進而成為終身總統，但他的野心並沒有滿足，竟然利令智昏，違背歷史潮流，夢想恢復帝制。帝國主義則希望袁世凱能夠加強對國內的控制，以便通過他來擴大它們在華的侵略勢力。 1914年前後，德、英、美等國先後慫恿袁世凱稱帝。日本也以支持袁世凱稱帝為交換條件，藉以奪取大量權益。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歐洲的主要帝國主義國家都捲了進去，無暇東顧。日本企圖乘機擴張其在中國的侵略勢力，它藉口對德宣戰，派遣軍隊在中國的山東半島登陸，向德國侵占下的青島和膠濟鐵路沿線進兵，奪取德國在山東的侵略地位。袁世凱政府竟宣布“局外中立”，並劃出戰區，供日本作戰，聽任其武裝佔領了青島及膠濟鐵路全線。日軍所經之處，“騷擾甚重”，“民不堪累”。日軍攻占青島後，日本政府認為向中國提出擴大侵略權益的要求的時機已經到來。
1915年1月18日，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奉令向袁世凱遞交了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一份。他一面恫嚇袁世凱說：中國革命黨人與日本“政府外許多有錢有勢的日本人保有十分密切的聯繫”，“除非中國政府給予友誼的明確證明，日本政府也許不可能阻止這些人在中國煽動騷亂”；一面又引誘袁世凱說：“如果總統現在接受這些要求，日本人民將深信總統的感情是友好的，而且日本政府以後可能對袁總統提供幫助。”①日置益還對外交部次長曹汝霖露骨地表示：“中國如欲改國體為複闢，則敝國必贊成。”②顯然是以支持袁世凱復辟帝製作為交涉的引誘手段之一。 “二十一條”共分五號，其主要內容是：第一號四條，中國政府承認日本享有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利，並加以擴大；第二號七條，要求將旅大租借期限及南滿、安奉兩鐵路期限延長為99年，並承認日本在南滿及內蒙東部的特殊權利；第三號兩條，中日合辦漢冶萍公司，未經公司同意，不准他人開採附近礦山；第四號一條，中國沿海港灣及島嶼，不得租借或割讓給其他國家；第五號七條，要求中國中央政府聘用日本人為政治、財政、軍事等顧問，中國警政及兵工廠由中日合辦，將武昌至九江、南昌至杭州、潮州間之鐵路建築權給與日本，允許日本在福建省有投資修築鐵路及開採礦產的優先權。
日本政府知道這種把中國變成日本殖民地的要求，將會激起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所以訓令日置益當面向袁世凱說：“願大總統賜以接受，迅速商議解決，並守秘密。” ③ 袁世凱看到西方列強正忙於歐戰，在華勢力相對減弱，而日本勢力迅速擴張，只有取得日本的支持，才可以復闢稱帝。於是，他派外交總長陸徵樣、次長曹汝霖與日本代表秘密談判。在談判期間，日本以“換防”為名，增兵大連、青島、塘沽等地，進行武力威脅。經過幾個月的秘密談判，日本以最後通牒的方式，迫使袁世凱於5月9日接受它的要求，其中僅把原來的第五號內容改為日後另行協商。日本帝國主義擴大對中國的侵略，是得到了其他帝國主義的默許的。日本和英、俄先取得如下諒解：一、英、俄在華利權，日本按約盡力保護；二、與英、俄利權無關之中國各地，任日本自由行動，不加干涉。美國則勸告中、日雙方“相忍相讓”，勸告中國不要拒絕日本的侵略要求。袁世凱接受日本的侵略要求之後，美國又聲明，凡日本取得的特權，根據“最惠國待遇”，“美國政府亦將享有其利益”。 ①
“二十一條”的談判與簽定，在全國激起了強烈的憤慨和反抗。上海、北京、天津、杭州等地商民、學生及海外華僑紛紛集會，一致抗議日本的侵略行徑，要求政府拒絕日本的無理要求。反日愛國團體紛紛湧現，上海有“國民對日同志會”、 “外交後援會”、“救國急進會”，杭州有“愛國會”，山東有“救亡團”，江西有“婦女救國會”，廣東有“中華商務救亡會”，四川有“國事研究會”等。 3月間，上海紳、商、學各界聯合發起召開國民大會，到會者近4萬人，大會決議提倡國貨，拒用日貨。各地紛起響應，迅速形成為遍及全國的抵制日貨運動。 1915年上半年，日本輸華商品價值較上年下降了 1790萬美元。在漢口，憤怒的人群湧上街頭，舉行遊行示威，搗毀日本商店，迫使日本侵略者取消了打算舉行的“慶祝會”。北京舉行集會示威，每次有眾多的群眾參加。煙台人民“相戒不賣貨物給日人”。各地青年學生紛紛組織團體，進行愛國救亡鬥爭。全國教育聯合會決定，各學校每年以5月9日為“國恥紀念日”。海外華僑也發動了愛國運動，他們宣傳、捐款，並抵制日貨。
由於全國的反日愛國鬥爭，使得“二十一條”不能付諸實行。袁世凱對各階層群眾的愛國行動，一概誣衊為“排外之觀念，為野蠻無知之舉動”，發布《大總統申令》，“嚴加取締”，“嚴拿懲辦”。 ①袁世凱鎮壓了“二次革命”，鎮壓了白朗起義，極力壓制愛國運動，並用國家民族權益換取了帝國主義的支持，認為帝制復辟的時機到了。 “二十一條”的交涉剛剛結束，“共和不適於中國國情” 的流言便不脛而走，很快傳播到海內外。 1915年8月，袁世凱的憲法顧問美國人古德諾在上海《亞細亞報》上發表題為《共和與君主論》的文章，誣衊中國“大多數之人民智識不甚高尚”，“無研究政治之能力”；胡說辛亥革命“由專制一變而為共和，此誠太驟之舉動，難望有良好的結果”，於是得出結論：“中國如用君主制，較共和製為宜。” ②袁世凱的另一個法律顧問日本人有賀長雄緊密配合，發表《共和憲法持久策》，更露骨地鼓吹中國須由袁世凱作皇帝，總攬大權。
緊接著就在8月間，楊度、③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等六人，在袁世凱的示意下，組織了“籌安會”。他們被稱為籌安會“六君子”。籌安會掛的招牌是“學理討論”，其實是政治投機，他們援引古德諾的謬論，胡說“君主實較民主為優，而中國尤不能不用君主國體”，公開鼓吹復辟帝制。籌安會成立後，立即通電全國，要各地文武官吏和商會團體速派代表進京，討論國體問題。袁世凱在各地爪牙函電響應，紛紛派代表進京參加討論。幾天后，籌安會就通電全國說：各省機關及各團體代表投票表決，“一致主張君主立憲”。於是，在京各省文武官吏的代表分別組成“公民請願團”。袁世凱的親信梁士詒也抓緊時機，收買各方，組織各種請願團，如京師商會請願團、教育會請願團、婦女請願團、乞丐代表請願團、人力車夫代表情願團、孔社請願團等。這些請願團和籌安會的各省請願團一起，同時向參政院投遞請願書，掀起了請願實行君主制的風潮。 9 月1日，參政院開會“討論”這些請願書。 6日，袁世凱示意國體問題應“徵求多數國民之公意'。粱士詒、楊度等人風聞而動，收買各請願團，組成“全國請願聯合會”。16日，“全國請願聯合會”向參政院呈上第二次請願書，要求召開國民會議，解決國體問題。次日，參政院開會議決並諮請政府於年內召開國民會議。袁世凱及其黨徒又嫌國民會議開會遲緩，於是梁士詒、楊度等人再一次發動請願，推翻了原來召開國民會議的成案，要求參政院“另設機關，徵求民意”。參政院於10月6日開會，決定不再召開國民會議，由“國民代表大會”來“決定國體”。
①10月8日，袁世凱公佈了《國民代表大會選舉法》。在各省軍政長官監督下，加緊選舉國民代表，即在當地進行所謂國體投票和推戴袁世凱為皇帝。 12月7 日，北京及各省投票推戴全部完畢，先後上報參政院，並推定參政院為國民代表大會總代表。 11日，參政院開會，舉行所謂解決國體總投票。各省代表1993人所投的票，全部擁護君主制，並“完全一致”“恭戴今大總統袁世凱為中華帝國皇帝”。參政院立即於當天以“國民代表大會總代表”的名義上書 “勸進”。袁世凱於同日假惺惺地將勸進書退回，並說：“今若帝制自為，則是背棄誓詞，此於信義無可自解者也。”① 當日，參政院再次開會決定“再勸進”，在15分鐘內“草成”長達2000餘字的第二次推戴書，當晚進呈。次日一早，袁世凱發布命令，承認帝位。 13日，接受百官朝賀，大加封賞，同時下令查禁反對帝制的活動。 31日，袁世凱下令明年改為“中華帝國洪憲元年”，準備於元旦正式登上皇帝寶座。這齣復辟帝制的丑劇，至此達到高潮。
袁世凱的反動統治和賣國活動，早已激起全國人民的不斷反抗。現在他公然復辟帝制，使一些原來對他抱有幻想的人，也看穿其破壞共和、復辟帝制的野心。自稱多年來“不惜竭吾才力，且犧牲一切，以謀輔翼袁氏”的梁啟超，② 也看到袁世凱已成“眾矢之鵠”，“大亂即發於旦夕”，而為之“不寒而慄”。 ③反帝制復辟的怒火在全國熊熊燃燒起來。中華革命黨繼續進行反袁活動。 1915年間，孫中山一面派胡漢民、鄧鏗、許崇智等先後往南洋籌款，一面在國內發動武裝起義。 11月10日，中華革命黨派人刺殺袁世凱心腹、上海鎮守使鄭汝成。 12月初，發動停泊上海的肇和艦起義，但被鎮壓失敗。孫中山除聯絡會黨、軍隊起義外，還聯絡原國民黨的地方實力派，準備武裝反袁。在袁世凱稱帝時，中華革命黨是資產階級各派中反袁鬥爭最堅決的力量。歐事研究會在袁世凱復辟帝制時，拋棄了“停止革命”的錯誤政策和“緩進”主張，確定了武裝討袁的道路，聯絡中華革命黨、進步黨和西南地方軍閥，進行反袁活動。
1915年12月，李烈鈞等人相繼到達昆明，聯絡策功唐繼堯等雲南軍界人士武裝討袁。歐事研究會成為討袁鬥爭中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以梁啟超為首的進步黨，先是袁世凱的追隨者，後來遭到袁的遺棄。他們不滿意袁世凱復辟帝制，同時看到全國人民猛烈反對複闢帝制，袁世凱的垮台在所不免，看到革命黨人在西南策動武裝反袁，深恐在袁世凱倒台以後的中國政局中“我為牛後，何以自存”時，① 他們便轉而走上反袁的道路。梁啟超的轉向反袁，對他的弟子蔡鍔有相當影響蔡鍔是具有民主思想的愛國將領，自離雲南入京以來，一直在袁世凱的監視下。他謹慎沉靜，巧妙地施放煙幕，掩蓋他對袁世凱倒行逆施的憤慨。籌安會發表宣言的次日，蔡赴律與梁啟超密商反袁，表示 “為四萬萬人爭人格起見，非拼命去幹這一次不可”。 ②決定文武兩步方案，梁發文章，奪輿論先聲！蔡見機潛回雲南，起兵討袁。 1915年9月，梁啟超拒絕了袁世凱20萬元的收買，不顧槍彈威脅，毅然於北京英文《京報》中文版上發表了洋洋萬言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③ 隨後北京、上海、天津、昆明的一些報刊相繼全文轉載。文章雖立足於勸說，對袁世凱的批評留有餘地，但堅持共和製度、反對恢復帝制的態度是鮮明的。文章發表後，在各階層、各派政治力量間引起了強烈震動。約11月上中旬間，梁啟超幫助以養病為名來到天津的蔡鍔登上日輪山東丸，秘密赴日轉滇。
雲南的一部分軍官和士兵，在李烈鈞等人的鼓勵下，早就醞釀武裝討袁。由於雲南將軍唐繼堯模棱兩可，不能迅速行動。蔡鍔到後，統一了各派力量，於1915年12月25日宣布雲南獨立，組成討袁的“護國軍”。 1916年元旦，袁世凱在新華宮受百官朝賀的時候，雲南軍政府宣告成立，發布討袁檄文，公佈其十九大罪狀。蔡鍔推唐繼堯為都督，蔡鍔任第一軍總司令，進軍四川；李烈鈞任第二軍總司令，出兵兩廣；唐繼堯兼第三軍總司令，擔任留守。
1916年1月27日，貴州宣布獨立。武裝反袁鬥爭獲得人民群眾的熱烈支持。昆明人民自動張貼“擁護共和萬歲”的標語，踴躍參軍， “繳納捐款的爭先恐後，早晨一開門，就擁擠來交，至晚不止”。 ①海外華僑也熱烈支援，南洋僑胞早已匯款70餘萬，獲悉雲南獨立後，“又電匯一百餘萬，來源仍絡繹不絕”。 “美洲華僑、澳洲華僑來電認捐，聞數在二百萬左右”。 ② 群眾的熱烈擁護，決定了反袁戰爭的勝利。雙方軍事力量的對比，是非常懸殊的。袁世凱集團總兵力13 個師、17個混成旅，總計38萬人；即以曹錕、張敬堯等統率4個師3萬餘人，三路進攻雲南。護國軍總兵力兩師一混成旅，總計才2萬多人；由蔡鍔所率入川部隊僅六七千人。 1916年1月，蔡鍔分兵三路，進攻滬州、敘府等蜀南各郡，全川震動。 2、3月間，袁世凱派援川大軍達10萬人，與蔡部護國軍在川南激戰。護國戰爭促進了反袁鬥爭形勢的發展，繼貴州之後，廣西、陝西、浙江等省先後宣布獨立。廣東在中華革命黨壓力下也被迫獨立。中華革命黨以居正為總司令，在山東攻克十餘縣城，其他如湖北、四川、安徽、湖南、江蘇等地，都有中華革命黨人的活動。帝國主義對待袁世凱的態度，也因形勢的變化而有了變化。袁世凱在加緊醞釀帝制時，日、英、俄、法等國就一再提出警告，指出變更國體或將“惹起意外之擾亂”，直接間接影響各國在華商務利益。雲南起義後，日本料定袁世凱遲早必敗，轉而變為倒袁政策。
1916年1月15日，日本突然宣布不接待原來準備以親王殊禮接待的袁世凱派向日皇贈勳的特使周自齊，而且在通知中責備袁世凱“斷行帝制，無視友邦勸告”，“日政府當然不能承認”。 ①日本對帝制態度的變化，對袁世凱是一個沉重打擊。袁世凱的親信也感到復闢帝制已經絕望，不願跟著他同歸於盡，因而各謀出路。段祺瑞和馮國璋是袁世凱手下的心腹大將，他們都期望繼袁之後出任大總統，因此對建立袁家世襲王朝一開始就表示消極。在袁世凱積極策劃帝制期間，段祺瑞離開他長期擔任的陸軍總長職位，託病退隱西山；馮國璋以江蘇將軍坐鎮南京，擁兵觀望。國務卿徐世昌是袁的老朋友，也辭職而去。大多軍政長官也都逐漸和袁世凱貌合神離，按兵不動。袁世凱集團至此已分崩離析。馮國璋和江西、浙江、山東、湖南等省將軍共同壓迫袁世凱取消帝制，並密電其他各省將軍徵求同意。袁世凱在眾叛親離的窘境中，被迫於3月22 日取消帝制，次日廢除“洪憲”年號。 4月，下令恢復內閣制，由段祺瑞組織責任內閣，他自己則仍賴在總統的位置上。 5 月8日，各獨立省份的軍人在廣東肇慶成立軍務院，宣布“指揮全國軍事，籌辦善後庶政”。唐繼堯任撫軍長，岑春煌任撫軍副長，梁啟超任政務委員長。由於袁世凱不肯下台，全國輿論更為憤慨，指出“袁逆不死，大禍不止，養癰蓄疽，實為亂基。願國人速以決心，再接再勵，撲殺此獠，以絕亂種”。 ② 海外華僑也紛紛發出聲討通電，要求將袁世凱“執行國法”。 ①5月9日，孫中山發表《討袁宣言》，號召“除惡務盡”，指出“保持民國，不徒以去袁為畢事”，“決不肯使謀危民國者復生於國內”。 ②他表示不僅要打倒一個袁世凱，並且要和所有同袁世凱一樣的反動派鬥爭下去。然而袁世凱並不死心，5月29日發表“宣布帝制案始末”的申令，把帝制罪責全推給了別人，同時還策劃由川、湘向西南反攻，作垂死掙扎。但形勢繼續向著同袁世凱所希望的相反的方向發展。
四川將軍陳宦和湖南將軍湯薌銘，都是袁世凱一向寵信的心腹，迫於形勢，也於5月22日和29日相繼宣布獨立，這使得他最後策劃的軍事掙扎也已絕望。 6月6日，袁世凱這個獨裁者、賣國賊在全國人民的唾罵聲中病死。袁世凱復辟帝制的失敗和最後垮台，是全國人民反抗鬥爭的結果。他的所作所為極不得人心，逆歷史潮流而動，必然為人民所睡棄。辛亥革命促成民主思想的高漲，在反袁鬥爭中仍有其積極影響。護國運動中，各派反袁勢力，包括取得主要領導權的進步黨人在內，不論他們有什麼企圖，都不能不以維護民國、恢復共和製相號召。護國戰爭的結果，推翻了“洪憲”帝制，埋葬了袁世凱，而且最終迫使段祺瑞宣布恢復《臨時約法》和國會。因此，護國戰爭是一次勝利的革命戰爭。但是，護國戰爭的勝利果實最終又歸於北洋軍閥段祺瑞，國家政權並沒有發生革命性的轉移，人民還是毫無所得，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地位仍然沒有改變。
① 《政府公報》，1914年9月26日。 ① 《白狼猖獗記》，《時事匯報》第3號，《記錄三》，第1頁。 ② 《大公報》，1914年3月8日。 ③ 《北洋政府陸軍部檔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① 《白朗起義》第224—225頁。 ② 《孫中山全集》第3卷，第97頁。 ① 《孫中山全集》第3卷，第113頁。 ② 柏文蔚：《五十年經歷》，《近代史資料》1979年第3期。 ① 芮恩施：《一位駐華的美國外交官》第130頁。 ② 白蕉：《袁世凱與中華民國》第139頁。 ③ 王芸生，《六十年未中國與日本》第6卷，第73頁，三聯書店1980年版。 ① 《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6卷，第257頁。 ① 阿英編：《近代外禍史》下，第115頁。 ② 《袁世凱與中華民國》第171—172頁。 ③ 楊度後來轉變，參加革命，並加入中國共產黨。 ① 《袁世凱與中華民國》第201頁。 ① 《政府公報》，1915年12月12日。 ② 《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四：第10頁。 ③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第714— 715頁。 ① 梁啟超：《致籍亮儕、陳幼蘇、熊鐵崖、劉希陶書》，《盾鼻集》，《函牘》第二，第13頁。 ② 《蔡松坡先生遺集》第1卷，第20頁。 ③ 該文亦載《大中華》雜誌第1卷第3期，雖署1915年8月20日出版，但因衍期，出版日期為倒填。 ① 由雲龍：《護國史稿》，《近代史資料》1957年第7期。 ② 《護國軍紀實》，《史學年報》第2卷第2期。 ① 《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7卷，第30頁。 ② 《十九省公民否認袁世凱冒稱總統書》，《袁氏盜國記》下冊，第13頁。 ① 《南洋華僑電》，《袁氏盜國記》下冊，第31—32頁。 ② 《孫中山全集》第3卷，第284、285頁。
第一節 袁世凱的反動統治與護國運動
一、袁世凱的專制統治與反袁鬥爭的繼續開展
“二次革命”的失敗，最終地結束了辛亥革命。在帝國主義支持下，袁世凱反動的武力統一政策一時取得了成功，除桂、黔、川、滇四省由地方軍閥盤踞外，其他各省都在北洋軍閥及其附庸的統治下。 “宋案”真相公佈後，在全國輿論的壓力下，國務總理趙秉鉤被迫“請假”。 1913年7月，袁世凱在對南方用兵節節勝利時，便調整政府機構。為了拉攏和利用進步黨，他任命該黨的熊希齡為內閣總理。 9月，內閣組成，只有司法、教育、農商等少數總長職位由進步黨人梁啟超、汪大燮、張春等分別擔任，而陸軍、內務、外交等重要部門則牢牢掌握在袁世凱的嫡系軍閥、官僚手中。
由於梁啟超等人都是社會名流，這個內閣被人稱為“第一流人才內閣”。袁世凱在南方武力鎮壓“二次革命”，但在北京卻保留著國民黨議員佔多數的國會。他假惺惺地宣布要尊重議員的權利，目的是要國會選舉他當正式大總統。這批留在北京的國民黨議員與進步黨議員合作，成立憲法起草委員會，共同製定憲法草案。但是，袁世凱為了盡快攫取正式大總統的職位，主張國會應先選舉總統，後製訂憲法。他策動黎元洪領銜，聯合十四省都督致電國會，要求速選總統。在內外壓力下，進步黨和國民黨先後贊同先選總統的意見。 9月，國會順利通過了選舉總統案。同時，袁世凱又指使梁士冶收買一批議員，拼湊成公民黨，在國會內大肆活動，並通電各省都督，要他們擁護袁世凱為正式大總統。 10月4日，國會討論通過憲法起草委員會起草的總統選舉法。 10 月6日，國會召開總統選舉會。這天，袁世凱仍放心不下，命令京師警察廳和拱衛軍聯合派出軍警“保衛”國會。此外，又派便衣軍警千餘人，自稱“公民團”，在會場外嚴密包圍，所有入場的議員，不准自由離去。議員們忍餓終日，從早8時至晚10時，連續投票三次，直至宣布了選舉結果之後，“公民團”才在一片“袁大總統萬歲”的呼嘯聲中撤走。次日，選舉黎元洪為副總統。 10月10日，袁世凱特意在太和殿舉行就職儀式，儼然以皇帝自居。袁世凱當上正式大總統後，便決心把政黨和國會一腳踢開。他指責“國會專制”，並於10月25日通電各省“軍政長官”，要求一致反對憲法草案。 11月4日，袁世凱以國民黨議員和李烈鉤有聯繫為藉口，下令解散國民黨，撤消國民黨議員的資格。這樣就使國會不足法定人數，無法開會。他又以政府不能無諮詢機關為理由，於11月26日下令組織政治會議，成為他的御用工具。 1914年1月10日，袁世凱公然下令取消國會。各地方的自治會和省議會隨即通令取消。熊希齡內閣在部署了所有解散國民黨、解散國會、設立政治會議等命令之後，不再為袁世凱所需要。
1914年2月，袁世凱指使黨羽製造種種輿論對熊內閣發動攻擊，迫使它辭職。 3月，由政治會議建議設立的約法會議召開。根據袁世凱提出的“修改約法大綱七條”，約法會議很快就炮製出所謂《中華民國約法》。 5月1日，袁世凱正式公佈，同時廢除《臨時約法》。這個袁氏“約法”把總統的權力擴大到跟專制皇帝相似的程度：改責任內閣為總統制；撤消國務院，在總統府內設政事堂作為辦事機構，政事堂以“國務卿”為首腦。首任國務卿是袁世凱的把兄弟、清末“相國”徐世昌。根據袁記“約法”，又成立了代行立法機關職權的參政院，由袁世凱任命參政70多人。他們多為清朝遺老和袁的親信官僚、政客，進步黨的梁啟超等人也被搜羅進去。參政院為袁世凱修改了《總統選舉法》，其中規定：一、總統任期改為十年，連選連任無限制；二、總統任期屆滿時，若認為“政治上有必要”，不必改選，即可連任；三、總統繼任人由現任總統推薦，被推薦者並無限制。 6月，袁世凱又將各省都督改稱為將軍。至此，辛亥革命後所建立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包括《臨時約法》、國會等等，被袁世凱全部破壞，專制獨裁統治則被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下來。袁世凱不僅成為終身總統，並且可以傳之子孫。這時的中國，只剩下了“民國”的一塊空招牌。
袁世凱當上正式總統，便和守舊派、復辟派掀起了一股尊孔復古的逆流。 1912年9月，袁世凱下令尊崇倫常，要“全國人民恪守禮法”。 1913年6月，他又頒發了“尊崇孔聖”的通令。袁世凱就任正式大總統時，孔子七十六代孫“衍聖公”孔令貽應召到北京向他祝賀。袁世凱批令“衍聖公暨配把賢哲後裔”，繼續享受前代榮典祀典。次年1月，政治會議決定恢復祀孔，還要求各地方將所有文廟一律規复尊崇。 9月，袁世凱在正式頒發的祭孔告令中說：“孔子之道，亙古常新，與天無極。……國紀民彝，賴以不墜。”他誣衊辛亥革命以來“綱常淪棄，人欲橫流，幾成為土匪禽獸之國”。 ① 隨即他親率百官到孔廟祭孔。 12月，袁世凱又下令正式恢復前清的祭天制度，並親自到天壇祭天。祀孔祭天的活動，使人們預感到恢復帝制已為期不遠。當時的《北京日報》發表的一篇文章說：祀孔祭天是“帝制復活”之“先聲”。袁世凱的反動統治，激起了廣大人民的不滿和反抗。
1913年5、6月間，漢陽兵工廠工人為反對袁世凱政府以貶值紙幣發給工資進行了罷工。 1914年1月，袁世凱頒行《驗契條例》和《契稅條例》，規定舊契一律呈驗，每張交納驗費一元，註冊費一角，藉以增加稅收。同年又實行“清丈地畝”，設“清丈局”，對農民進行搜刮壓榨，激起了全國農民群眾的反抗鬥爭。這年2月以後，山東、山西、四川、安徽、奉天、直隸、浙江、廣東、江西、河南、貴州、江蘇等省都有一縣至數縣發生“民變”或武裝起義。 9 月間，奉天本溪縣有勞動群眾和芋命黨人的武裝起義，號稱“討袁軍”，攻占縣城，囚禁縣知事。 1915年1月，奉天新民縣農民數百人，持槍械圍攻該鄉清丈局。 5月，河南洛寧縣發生反驗稅契的鬥爭。 8月，甘肅寧縣也發生反驗稅契的鬥爭。同月，隴東地區爆發較大規模的抗捐抗稅運動；環縣群眾起義，殺死縣知事，佔據縣城，轉攻慶陽，焚燒教堂兩座。 11月，江西萬載縣人民聚眾搗毀衙署。 12月，吉林省的榆樹、五常、舒蘭等地農民，到處搗毀清丈局及稅局；奉天的海龍、西安（今遼源）、蓋平（今蓋縣）、峋岩、綏中、東豐等地，紛起響應。
1916年春，山東肥城縣農民數千燒毀縣署及四鄉清丈局，鄰近各縣農民群起支援。同時，冀中有“山北社”組織的大規模的反清丈鬥爭。在袁世凱統治的整個期間，廣大人民群眾的反抗鬥爭，有增無減。在這幾年間，規模最大、堅持最久的是自朗起義。白朗（1873—1914年），河南寶豐縣人。辛亥革命時期，他在寶豐一帶率眾進行反清鬥爭。袁世凱篡奪政權後，“民生凋敝，日益加甚”，河南人民 “十（之）八九不能自活”。 ①於是，參加起義的群眾日益增加。 1913年夏，白朗接連攻陷唐縣（今唐河）、禹縣等城，並以“撫漢討袁司令大部督”名義發佈告示，聲震豫西。袁世凱嚴令河南都督張鎮芳限期肅清，同時增兵河南，進入豫西的總兵力達3萬人。白朗採取避實擊虛的辦法，攻擊敵軍防守薄弱的地方，由豫西東進，1914年1月入安徽，攻克六安，2月又攻克霍山。白朗的進軍，引起袁世凱的震驚，下令將張鎮勞撤職，派陸軍總長段祺瑞兼河南部督。段祺瑞馳赴信陽“督剿”，指揮北洋主力，企圖聚殲白朗軍於霍山、六安、霍邱之間。白朗軍避敵主力，突圍入鄂。 3月，一舉攻占鄂西重鎮老河口，殲滅駐軍一營，繳獲大批槍砲彈藥，並打劫當地豪富和外商英美煙草公司、美孚洋行、亞細亞煤油公司的分支機構等，使中外反動派驚慌失措。各國駐華公使接連集會，並照會袁政府外交部說：“外人之財產損失頗巨，即各國之商務間接受其影響亦非淺顯。如再不能即日剿平，擬電請本國政府各派兵若干幫同剿辦，以期早日肅清。”②袁世凱在致段祺瑞電中謂：“白匪久未平，各國報紙謂政府力弱不足以保治安，亂黨又從中鼓吹，殊損威信。因而近日中國債票跌至百分之十二三，續借款愈難辦，關係全局甚重。” ③攻克老河口後，白朗召開軍事會議，討論今後大計。這時部隊已近萬人，加以整編，稱“公民討賊軍”，又稱 “抉漢軍”，自稱“中原扶漢軍大都督”，決定進軍西北。白朗軍攻克荊紫關及進入陝西後，都曾張貼安民佈告，指出：“我國自改革以來，神好主政，民氣不揚。雖託名共和，實厲行專制。本都督輟耕而太息者久之！用是糾合豪傑，為民請命”；肯定辛亥革命的功績，“君權推倒，民權伸張”。 ① 顯然，白朗鬥爭是受到資產階級革命影響的。有一些資產階級革命黨人也先後到白朗軍中工作，並為之而犧牲。白朗起義軍沒有進攻西安，而是用兵渭南一帶，隨後破鳳翔、固關，進入甘肅境內。 1914年5月，先後攻陷伏羌（今甘谷）、秦州（今天水）、岷縣、洮州等城。攻取洮州後，敵軍雲集包圍，且長期苦戰，不得休息，白朗遂決定突圍回河南。 6月，白朗軍回到河南魯山、寶豐一帶。白朗軍沿途屢經激烈戰鬥，又時遭截擊，損失慘重，雖仍有數千人，但戰鬥力大大削弱，無力與敵軍對抗，只得分為幾股活動。 8月，白朗率領數百人在魯山一帶與敵軍檄戰，負傷犧牲。其他各股也先後失敗。白朗起義歷時兩年多，縱橫五省，攻破縣城40餘座，是辛亥革命失敗後革命低潮時期規模最大的一次武裝起義。它打擊了袁世凱的反動統治，鼓勵了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力量的鬥爭信心。
“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逃亡日本。他鑑於以前失敗的教訓，認為革命事業最重要的是立黨，只有以革命黨為根本，才有希望重振精神，拯救革命於危難之際，完成剷除民賊、還我共和的重任。 1913年9月27日，孫中山在東京籌組中華革命黨，親手擬定入黨誓約，吸收了第一批黨員。在孫中山的感召和努力下，此後履行入黨手續的人不斷增多，至1914年4月間已達四五百人。是年7月8日，中華革命黨在東京舉行成立大會，孫中山就任總理。 《中華革命黨總章》規定：“以實行民權、民生兩主義為宗旨”，“以掃除專制政治、建設完全民國為目的。”②在某後發布的《成立通告》中明確指出，“此次辦法，務在正本清源：（一）摒斥官僚！（二）淘汰偽革命黨”，以嚴密組織，並號召黨員“協力同心，共圖三次革命，迄於革命成功”。 ① 中華革命黨以不屈不撓的革命精神，堅持民主革命的道路，在袁世凱黑暗的專制統治下，再度舉起民主主義的戰鬥旗幟，是積極的。但是，它存在的弱點和錯誤也是明顯的。
首先，認為民族主義已經完成，沒有提出反帝綱領。其次，在組織上強調黨的集中統一，對純潔黨的組織，改變組織渙散，有一定積極作用。但是，規定凡入黨者必須宣誓絕對服從孫中山個人，並按指印，這種做法則是落後的，以致不少老同盟會員不願參加。總章中還錯誤地按入黨先後把黨員分為“首義”、“協助”、“普通”三等，所享權利不同，人為地造成黨內等級森嚴，從而加深了黨內外的隔膜，脫離了群眾。再次，中華革命黨堅持鬥爭是正確的，但卻過分著重於軍事，而忽視對群眾的發動。黃興等一批同盟會、國民黨中骨幹力量沒有參加中華革命黨。他們一方面不同意服從個人和入黨辦法的規定，另一方面也是和孫中山早已存在分歧。黃興周圍的一些原同盟會、國民黨成員，擬擁黃興為領袖，另行組黨，同孫中山派分裂。黃興沒有接受，“為避免黨內糾紛，決計到美國遊歷”。 ②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留在日本未加入中華革命黨的部分國民黨人，以討論歐事為名，於1914年8月在東京成立“歐事研究會”。歐事研究會在日本成立後，美國、南洋、歐洲及國內上海的一些人相繼加入，共有會員100多名，主要是追隨黃興的國民黨軍事骨乾和國民黨中的穩健派。歐事研究會堅持反袁的政治主張，但在斗爭策略上反對孫中山派的“急進” 方針，主張“緩進”方針，存在著對再舉革命缺乏信心的消極因素。中華革命黨在東京創辦《民國雜誌》，揭露袁世凱獨裁、賣國的罪行：還在上海和海外辦些報刊，派人到會黨和一部分軍隊中策動武裝起義。但是，由於它存在著上述的弱點和錯誤，影響遠不如同盟會。
二、洪憲帝制和護國運動
袁世凱在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從臨時大總統到正式總統，進而成為終身總統，但他的野心並沒有滿足，竟然利令智昏，違背歷史潮流，夢想恢復帝制。帝國主義則希望袁世凱能夠加強對國內的控制，以便通過他來擴大它們在華的侵略勢力。 1914年前後，德、英、美等國先後慫恿袁世凱稱帝。日本也以支持袁世凱稱帝為交換條件，藉以奪取大量權益。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歐洲的主要帝國主義國家都捲了進去，無暇東顧。日本企圖乘機擴張其在中國的侵略勢力，它藉口對德宣戰，派遣軍隊在中國的山東半島登陸，向德國侵占下的青島和膠濟鐵路沿線進兵，奪取德國在山東的侵略地位。袁世凱政府竟宣布“局外中立”，並劃出戰區，供日本作戰，聽任其武裝佔領了青島及膠濟鐵路全線。日軍所經之處，“騷擾甚重”，“民不堪累”。日軍攻占青島後，日本政府認為向中國提出擴大侵略權益的要求的時機已經到來。
1915年1月18日，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奉令向袁世凱遞交了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一份。他一面恫嚇袁世凱說：中國革命黨人與日本“政府外許多有錢有勢的日本人保有十分密切的聯繫”，“除非中國政府給予友誼的明確證明，日本政府也許不可能阻止這些人在中國煽動騷亂”；一面又引誘袁世凱說：“如果總統現在接受這些要求，日本人民將深信總統的感情是友好的，而且日本政府以後可能對袁總統提供幫助。”①日置益還對外交部次長曹汝霖露骨地表示：“中國如欲改國體為複闢，則敝國必贊成。”②顯然是以支持袁世凱復辟帝製作為交涉的引誘手段之一。 “二十一條”共分五號，其主要內容是：第一號四條，中國政府承認日本享有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利，並加以擴大；第二號七條，要求將旅大租借期限及南滿、安奉兩鐵路期限延長為99年，並承認日本在南滿及內蒙東部的特殊權利；第三號兩條，中日合辦漢冶萍公司，未經公司同意，不准他人開採附近礦山；第四號一條，中國沿海港灣及島嶼，不得租借或割讓給其他國家；第五號七條，要求中國中央政府聘用日本人為政治、財政、軍事等顧問，中國警政及兵工廠由中日合辦，將武昌至九江、南昌至杭州、潮州間之鐵路建築權給與日本，允許日本在福建省有投資修築鐵路及開採礦產的優先權。
日本政府知道這種把中國變成日本殖民地的要求，將會激起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所以訓令日置益當面向袁世凱說：“願大總統賜以接受，迅速商議解決，並守秘密。” ③ 袁世凱看到西方列強正忙於歐戰，在華勢力相對減弱，而日本勢力迅速擴張，只有取得日本的支持，才可以復闢稱帝。於是，他派外交總長陸徵樣、次長曹汝霖與日本代表秘密談判。在談判期間，日本以“換防”為名，增兵大連、青島、塘沽等地，進行武力威脅。經過幾個月的秘密談判，日本以最後通牒的方式，迫使袁世凱於5月9日接受它的要求，其中僅把原來的第五號內容改為日後另行協商。日本帝國主義擴大對中國的侵略，是得到了其他帝國主義的默許的。日本和英、俄先取得如下諒解：一、英、俄在華利權，日本按約盡力保護；二、與英、俄利權無關之中國各地，任日本自由行動，不加干涉。美國則勸告中、日雙方“相忍相讓”，勸告中國不要拒絕日本的侵略要求。袁世凱接受日本的侵略要求之後，美國又聲明，凡日本取得的特權，根據“最惠國待遇”，“美國政府亦將享有其利益”。 ①
“二十一條”的談判與簽定，在全國激起了強烈的憤慨和反抗。上海、北京、天津、杭州等地商民、學生及海外華僑紛紛集會，一致抗議日本的侵略行徑，要求政府拒絕日本的無理要求。反日愛國團體紛紛湧現，上海有“國民對日同志會”、 “外交後援會”、“救國急進會”，杭州有“愛國會”，山東有“救亡團”，江西有“婦女救國會”，廣東有“中華商務救亡會”，四川有“國事研究會”等。 3月間，上海紳、商、學各界聯合發起召開國民大會，到會者近4萬人，大會決議提倡國貨，拒用日貨。各地紛起響應，迅速形成為遍及全國的抵制日貨運動。 1915年上半年，日本輸華商品價值較上年下降了 1790萬美元。在漢口，憤怒的人群湧上街頭，舉行遊行示威，搗毀日本商店，迫使日本侵略者取消了打算舉行的“慶祝會”。北京舉行集會示威，每次有眾多的群眾參加。煙台人民“相戒不賣貨物給日人”。各地青年學生紛紛組織團體，進行愛國救亡鬥爭。全國教育聯合會決定，各學校每年以5月9日為“國恥紀念日”。海外華僑也發動了愛國運動，他們宣傳、捐款，並抵制日貨。
由於全國的反日愛國鬥爭，使得“二十一條”不能付諸實行。袁世凱對各階層群眾的愛國行動，一概誣衊為“排外之觀念，為野蠻無知之舉動”，發布《大總統申令》，“嚴加取締”，“嚴拿懲辦”。 ①袁世凱鎮壓了“二次革命”，鎮壓了白朗起義，極力壓制愛國運動，並用國家民族權益換取了帝國主義的支持，認為帝制復辟的時機到了。 “二十一條”的交涉剛剛結束，“共和不適於中國國情” 的流言便不脛而走，很快傳播到海內外。 1915年8月，袁世凱的憲法顧問美國人古德諾在上海《亞細亞報》上發表題為《共和與君主論》的文章，誣衊中國“大多數之人民智識不甚高尚”，“無研究政治之能力”；胡說辛亥革命“由專制一變而為共和，此誠太驟之舉動，難望有良好的結果”，於是得出結論：“中國如用君主制，較共和製為宜。” ②袁世凱的另一個法律顧問日本人有賀長雄緊密配合，發表《共和憲法持久策》，更露骨地鼓吹中國須由袁世凱作皇帝，總攬大權。
緊接著就在8月間，楊度、③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等六人，在袁世凱的示意下，組織了“籌安會”。他們被稱為籌安會“六君子”。籌安會掛的招牌是“學理討論”，其實是政治投機，他們援引古德諾的謬論，胡說“君主實較民主為優，而中國尤不能不用君主國體”，公開鼓吹復辟帝制。籌安會成立後，立即通電全國，要各地文武官吏和商會團體速派代表進京，討論國體問題。袁世凱在各地爪牙函電響應，紛紛派代表進京參加討論。幾天后，籌安會就通電全國說：各省機關及各團體代表投票表決，“一致主張君主立憲”。於是，在京各省文武官吏的代表分別組成“公民請願團”。袁世凱的親信梁士詒也抓緊時機，收買各方，組織各種請願團，如京師商會請願團、教育會請願團、婦女請願團、乞丐代表請願團、人力車夫代表情願團、孔社請願團等。這些請願團和籌安會的各省請願團一起，同時向參政院投遞請願書，掀起了請願實行君主制的風潮。 9 月1日，參政院開會“討論”這些請願書。 6日，袁世凱示意國體問題應“徵求多數國民之公意'。粱士詒、楊度等人風聞而動，收買各請願團，組成“全國請願聯合會”。16日，“全國請願聯合會”向參政院呈上第二次請願書，要求召開國民會議，解決國體問題。次日，參政院開會議決並諮請政府於年內召開國民會議。袁世凱及其黨徒又嫌國民會議開會遲緩，於是梁士詒、楊度等人再一次發動請願，推翻了原來召開國民會議的成案，要求參政院“另設機關，徵求民意”。參政院於10月6日開會，決定不再召開國民會議，由“國民代表大會”來“決定國體”。
①10月8日，袁世凱公佈了《國民代表大會選舉法》。在各省軍政長官監督下，加緊選舉國民代表，即在當地進行所謂國體投票和推戴袁世凱為皇帝。 12月7 日，北京及各省投票推戴全部完畢，先後上報參政院，並推定參政院為國民代表大會總代表。 11日，參政院開會，舉行所謂解決國體總投票。各省代表1993人所投的票，全部擁護君主制，並“完全一致”“恭戴今大總統袁世凱為中華帝國皇帝”。參政院立即於當天以“國民代表大會總代表”的名義上書 “勸進”。袁世凱於同日假惺惺地將勸進書退回，並說：“今若帝制自為，則是背棄誓詞，此於信義無可自解者也。”① 當日，參政院再次開會決定“再勸進”，在15分鐘內“草成”長達2000餘字的第二次推戴書，當晚進呈。次日一早，袁世凱發布命令，承認帝位。 13日，接受百官朝賀，大加封賞，同時下令查禁反對帝制的活動。 31日，袁世凱下令明年改為“中華帝國洪憲元年”，準備於元旦正式登上皇帝寶座。這齣復辟帝制的丑劇，至此達到高潮。
袁世凱的反動統治和賣國活動，早已激起全國人民的不斷反抗。現在他公然復辟帝制，使一些原來對他抱有幻想的人，也看穿其破壞共和、復辟帝制的野心。自稱多年來“不惜竭吾才力，且犧牲一切，以謀輔翼袁氏”的梁啟超，② 也看到袁世凱已成“眾矢之鵠”，“大亂即發於旦夕”，而為之“不寒而慄”。 ③反帝制復辟的怒火在全國熊熊燃燒起來。中華革命黨繼續進行反袁活動。 1915年間，孫中山一面派胡漢民、鄧鏗、許崇智等先後往南洋籌款，一面在國內發動武裝起義。 11月10日，中華革命黨派人刺殺袁世凱心腹、上海鎮守使鄭汝成。 12月初，發動停泊上海的肇和艦起義，但被鎮壓失敗。孫中山除聯絡會黨、軍隊起義外，還聯絡原國民黨的地方實力派，準備武裝反袁。在袁世凱稱帝時，中華革命黨是資產階級各派中反袁鬥爭最堅決的力量。歐事研究會在袁世凱復辟帝制時，拋棄了“停止革命”的錯誤政策和“緩進”主張，確定了武裝討袁的道路，聯絡中華革命黨、進步黨和西南地方軍閥，進行反袁活動。
1915年12月，李烈鈞等人相繼到達昆明，聯絡策功唐繼堯等雲南軍界人士武裝討袁。歐事研究會成為討袁鬥爭中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以梁啟超為首的進步黨，先是袁世凱的追隨者，後來遭到袁的遺棄。他們不滿意袁世凱復辟帝制，同時看到全國人民猛烈反對複闢帝制，袁世凱的垮台在所不免，看到革命黨人在西南策動武裝反袁，深恐在袁世凱倒台以後的中國政局中“我為牛後，何以自存”時，① 他們便轉而走上反袁的道路。梁啟超的轉向反袁，對他的弟子蔡鍔有相當影響蔡鍔是具有民主思想的愛國將領，自離雲南入京以來，一直在袁世凱的監視下。他謹慎沉靜，巧妙地施放煙幕，掩蓋他對袁世凱倒行逆施的憤慨。籌安會發表宣言的次日，蔡赴律與梁啟超密商反袁，表示 “為四萬萬人爭人格起見，非拼命去幹這一次不可”。 ②決定文武兩步方案，梁發文章，奪輿論先聲！蔡見機潛回雲南，起兵討袁。 1915年9月，梁啟超拒絕了袁世凱20萬元的收買，不顧槍彈威脅，毅然於北京英文《京報》中文版上發表了洋洋萬言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③ 隨後北京、上海、天津、昆明的一些報刊相繼全文轉載。文章雖立足於勸說，對袁世凱的批評留有餘地，但堅持共和製度、反對恢復帝制的態度是鮮明的。文章發表後，在各階層、各派政治力量間引起了強烈震動。約11月上中旬間，梁啟超幫助以養病為名來到天津的蔡鍔登上日輪山東丸，秘密赴日轉滇。
雲南的一部分軍官和士兵，在李烈鈞等人的鼓勵下，早就醞釀武裝討袁。由於雲南將軍唐繼堯模棱兩可，不能迅速行動。蔡鍔到後，統一了各派力量，於1915年12月25日宣布雲南獨立，組成討袁的“護國軍”。 1916年元旦，袁世凱在新華宮受百官朝賀的時候，雲南軍政府宣告成立，發布討袁檄文，公佈其十九大罪狀。蔡鍔推唐繼堯為都督，蔡鍔任第一軍總司令，進軍四川；李烈鈞任第二軍總司令，出兵兩廣；唐繼堯兼第三軍總司令，擔任留守。
1916年1月27日，貴州宣布獨立。武裝反袁鬥爭獲得人民群眾的熱烈支持。昆明人民自動張貼“擁護共和萬歲”的標語，踴躍參軍， “繳納捐款的爭先恐後，早晨一開門，就擁擠來交，至晚不止”。 ①海外華僑也熱烈支援，南洋僑胞早已匯款70餘萬，獲悉雲南獨立後，“又電匯一百餘萬，來源仍絡繹不絕”。 “美洲華僑、澳洲華僑來電認捐，聞數在二百萬左右”。 ② 群眾的熱烈擁護，決定了反袁戰爭的勝利。雙方軍事力量的對比，是非常懸殊的。袁世凱集團總兵力13 個師、17個混成旅，總計38萬人；即以曹錕、張敬堯等統率4個師3萬餘人，三路進攻雲南。護國軍總兵力兩師一混成旅，總計才2萬多人；由蔡鍔所率入川部隊僅六七千人。 1916年1月，蔡鍔分兵三路，進攻滬州、敘府等蜀南各郡，全川震動。 2、3月間，袁世凱派援川大軍達10萬人，與蔡部護國軍在川南激戰。護國戰爭促進了反袁鬥爭形勢的發展，繼貴州之後，廣西、陝西、浙江等省先後宣布獨立。廣東在中華革命黨壓力下也被迫獨立。中華革命黨以居正為總司令，在山東攻克十餘縣城，其他如湖北、四川、安徽、湖南、江蘇等地，都有中華革命黨人的活動。帝國主義對待袁世凱的態度，也因形勢的變化而有了變化。袁世凱在加緊醞釀帝制時，日、英、俄、法等國就一再提出警告，指出變更國體或將“惹起意外之擾亂”，直接間接影響各國在華商務利益。雲南起義後，日本料定袁世凱遲早必敗，轉而變為倒袁政策。
1916年1月15日，日本突然宣布不接待原來準備以親王殊禮接待的袁世凱派向日皇贈勳的特使周自齊，而且在通知中責備袁世凱“斷行帝制，無視友邦勸告”，“日政府當然不能承認”。 ①日本對帝制態度的變化，對袁世凱是一個沉重打擊。袁世凱的親信也感到復闢帝制已經絕望，不願跟著他同歸於盡，因而各謀出路。段祺瑞和馮國璋是袁世凱手下的心腹大將，他們都期望繼袁之後出任大總統，因此對建立袁家世襲王朝一開始就表示消極。在袁世凱積極策劃帝制期間，段祺瑞離開他長期擔任的陸軍總長職位，託病退隱西山；馮國璋以江蘇將軍坐鎮南京，擁兵觀望。國務卿徐世昌是袁的老朋友，也辭職而去。大多軍政長官也都逐漸和袁世凱貌合神離，按兵不動。袁世凱集團至此已分崩離析。馮國璋和江西、浙江、山東、湖南等省將軍共同壓迫袁世凱取消帝制，並密電其他各省將軍徵求同意。袁世凱在眾叛親離的窘境中，被迫於3月22 日取消帝制，次日廢除“洪憲”年號。 4月，下令恢復內閣制，由段祺瑞組織責任內閣，他自己則仍賴在總統的位置上。 5 月8日，各獨立省份的軍人在廣東肇慶成立軍務院，宣布“指揮全國軍事，籌辦善後庶政”。唐繼堯任撫軍長，岑春煌任撫軍副長，梁啟超任政務委員長。由於袁世凱不肯下台，全國輿論更為憤慨，指出“袁逆不死，大禍不止，養癰蓄疽，實為亂基。願國人速以決心，再接再勵，撲殺此獠，以絕亂種”。 ② 海外華僑也紛紛發出聲討通電，要求將袁世凱“執行國法”。 ①5月9日，孫中山發表《討袁宣言》，號召“除惡務盡”，指出“保持民國，不徒以去袁為畢事”，“決不肯使謀危民國者復生於國內”。 ②他表示不僅要打倒一個袁世凱，並且要和所有同袁世凱一樣的反動派鬥爭下去。然而袁世凱並不死心，5月29日發表“宣布帝制案始末”的申令，把帝制罪責全推給了別人，同時還策劃由川、湘向西南反攻，作垂死掙扎。但形勢繼續向著同袁世凱所希望的相反的方向發展。
四川將軍陳宦和湖南將軍湯薌銘，都是袁世凱一向寵信的心腹，迫於形勢，也於5月22日和29日相繼宣布獨立，這使得他最後策劃的軍事掙扎也已絕望。 6月6日，袁世凱這個獨裁者、賣國賊在全國人民的唾罵聲中病死。袁世凱復辟帝制的失敗和最後垮台，是全國人民反抗鬥爭的結果。他的所作所為極不得人心，逆歷史潮流而動，必然為人民所睡棄。辛亥革命促成民主思想的高漲，在反袁鬥爭中仍有其積極影響。護國運動中，各派反袁勢力，包括取得主要領導權的進步黨人在內，不論他們有什麼企圖，都不能不以維護民國、恢復共和製相號召。護國戰爭的結果，推翻了“洪憲”帝制，埋葬了袁世凱，而且最終迫使段祺瑞宣布恢復《臨時約法》和國會。因此，護國戰爭是一次勝利的革命戰爭。但是，護國戰爭的勝利果實最終又歸於北洋軍閥段祺瑞，國家政權並沒有發生革命性的轉移，人民還是毫無所得，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地位仍然沒有改變。
① 《政府公報》，1914年9月26日。 ① 《白狼猖獗記》，《時事匯報》第3號，《記錄三》，第1頁。 ② 《大公報》，1914年3月8日。 ③ 《北洋政府陸軍部檔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① 《白朗起義》第224—225頁。 ② 《孫中山全集》第3卷，第97頁。 ① 《孫中山全集》第3卷，第113頁。 ② 柏文蔚：《五十年經歷》，《近代史資料》1979年第3期。 ① 芮恩施：《一位駐華的美國外交官》第130頁。 ② 白蕉：《袁世凱與中華民國》第139頁。 ③ 王芸生，《六十年未中國與日本》第6卷，第73頁，三聯書店1980年版。 ① 《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6卷，第257頁。 ① 阿英編：《近代外禍史》下，第115頁。 ② 《袁世凱與中華民國》第171—172頁。 ③ 楊度後來轉變，參加革命，並加入中國共產黨。 ① 《袁世凱與中華民國》第201頁。 ① 《政府公報》，1915年12月12日。 ② 《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四：第10頁。 ③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第714— 715頁。 ① 梁啟超：《致籍亮儕、陳幼蘇、熊鐵崖、劉希陶書》，《盾鼻集》，《函牘》第二，第13頁。 ② 《蔡松坡先生遺集》第1卷，第20頁。 ③ 該文亦載《大中華》雜誌第1卷第3期，雖署1915年8月20日出版，但因衍期，出版日期為倒填。 ① 由雲龍：《護國史稿》，《近代史資料》1957年第7期。 ② 《護國軍紀實》，《史學年報》第2卷第2期。 ① 《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7卷，第30頁。 ② 《十九省公民否認袁世凱冒稱總統書》，《袁氏盜國記》下冊，第13頁。 ① 《南洋華僑電》，《袁氏盜國記》下冊，第31—32頁。 ② 《孫中山全集》第3卷，第284、285頁。
2009年2月23日星期一
第十五節 辛亥革命時期的文化
20世紀初年的中國，處於所謂”學問飢荒”年代。為了拯救災難深重的祖國，人們以無比的熱情向西方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 “日本每一新書出，譯者動數家。新思潮之輸入，如火如茶，然則皆'啟超式'的輸入，無組織，無選擇，本末不具，派別不明，惟以多為貴，而社會亦歡迎之。”① 各種思想、理論，和各種社會政治勢力相結合，於是湧現出各種思潮，諸如民族解放思潮、民主共和思潮、君主立憲思潮、地方自治思潮、社會主義思潮、無政府主義思潮、國粹主義思潮、教育救國思潮、實業救國思潮，等等。孫中山從民族主義、民主主義、社會主義思潮中汲取營養，把這些思想集中起來，制訂出簡單明確的革命綱領，“三民主義”遂成為革命黨人的指導思想。君主立憲、地方自治、教育救國、實業救國等思想多為改良派人士所倡導，並成為他們政治實踐和社會實踐的思想動力。
國粹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則是革命陣營所派生的兩個別具特色的支流。 1905年2月，《國粹學報》月刊在上海創刊，標誌著國粹主義思潮的出現。章炳麟、劉師培、鄧實、黃節、陳去病、黃侃、馬敘倫等是《國粹學報》的主要撰稿人。他們大多是“國學” 根抵較深的革命黨人。 《國粹學報》在《發刊辭》中聲明：“本報以發明國學、保存國粹為宗旨，不存門戶之見，不涉黨派之私。”從創刊到武昌起義後停刊，七年共出82期，是革命報刊中生命最長的一種，在同封建文化聯繫較深的愛國知識分子中有較大的影響，並得到一些改良派人士如鄭孝胥、張謇等的讚揚，對於一些守舊而又有點反滿情緒的文士也有相當的吸引力。除《國粹學報》外，他們還在上海設立了“國學保存會” 和藏書樓，出版“國粹叢編”、“國粹叢書”。 1906 年。章炳麟到日本東京主編《民報》，又把大量國粹主義的文章塞進《民報》，還在《民報》社內設立“國學振起社”的事務所，主講“國學”，發行講義，號稱“國學泰斗”，一時聲勢頗盛。什麼是“國粹”？國粹派認為，“國粹”就是“我們漢種的歷史”，包括 “語言文學”、“典章制度”、“人物事蹟”。 ①
為什麼要提倡“國粹”？主要目的有二：一是“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鼓吹“排滿光復”。他們從所謂“夷夏之辨”的封建傳統思想出發，認為中國理應由漢族統治，從而把包括滿族在內的歷代少數民族統治者入主中原一律稱之為“亡國”，藉此激動人們的“排滿”情緒，獻身於“光復故國”的大業。二是從古代的“良法美意”中尋找某些可以克服或避免資本主義弊端的對策，反對“醉心歐化”。他們對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有所懷疑，對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缺乏信心，企圖從中國古代的典章制度中去尋找救時的藥方。國粹派繼承了明末清初地主階級反滿派的思想，但注入了新的內容。除強調“排滿”是反對“滿洲政府”而不是一般滿族平民外，還把“排滿”與政體改革、社會進步聯繫起來，從而使之獲得了新的階級和時代的特色。不過，他們對古代歷史、民族起源和民族關係作了許多錯誤的論述，並散發著濃厚的大漢族主義的氣息，具有消極作用。國粹派也不是封建的複古主義者。他們鄭重聲明，“國學”不是“君學”，不是“孔學”。他們認為孔子的學說和其他諸子的學說一樣，“僅列周季學派之一”，否定了“聖人”和“聖學”的絕對地位。他們倡導的“古學復興”，是以西歐早期的文藝復興為藍本的，力圖從古代文化中發掘出民主的乃至社會主義的內容。作為對國故的整理，國粹派從經籍中擷採關於民族鬥爭、民主思想的材料，在“保存文獻”、“會通學術”、“創定義例”等方面，也確實作了一些有益的嘗試。不過，他們對傳統文化的眷戀太深，往往沉溺於故紙堆中而難以自拔，他們對資產階級政治和社會制度的理解太少，用以比附古代典章，往往不倫不類，沒有也不可能找到超越資產階級制度的可行方案。國粹派總是引導人們向後看，從而乾擾了民主主義思想的傳播。
國粹主義思潮的出現，反映了在中西古今文化衝突融彙的過程中，如何清理傳統文化的精華與糟粕，把保存和發揚傳統文化與吸取和改造西方文化結合起來，建立有中國特色的近代民族文化，已經成為需要解決的歷史課題。國粹派沒有能夠解決這個課題。關於無政府主義的消息傳入中國，可以上溯到19世紀 80年代。 20世紀初年，包括《蘇報》、《政藝通報》、《浙江潮》、《江蘇》、《民報》在內的許多報刊，都發表過介紹和讚揚無政府主義的文章，並出版了一些譯著。 1907年夏，張繼、劉師培、何震（劉師培妻）等在日本東京設立“社會主義講習會”和“女子復權會”，出版《天義報》半月刊，李石曾、吳敬恆（稚暉）等在法國巴黎出版《新世紀》周刊。他們各以所據刊物為陣地，鼓吹無政府主義，標榜“傾覆一切強權”，從而在資產階級革命隊伍中形成了一個無政府主義派別，在留日、留法學生中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天義報》為“女子復權會”的機關刊物，主編為何震，主要撰稿人為劉師牆、汪公權等，以鼓吹廢棄人治、廢兵、廢財、廢除政府，“人類均力”，婦女解放、破除家庭為特色。 “人類均力”是其理論核心。劉師培在《人類均力說》中認為，平等是人類的最高理想，要實現人與人平等，就必須消除分工，使“人人為工，人人為農，人人為士，權力相等，義務相均”。
為此，他設計了一個“均力主義”方案；以鄉為社會的基本自治單位，設老幼棲息所以撫老育幼，20歲以前學習語言文字、科學及器械製造，21至36歲從事重體力勞動，如農耕、築路、開礦、建房等，37至50 歲從事輕體力勞動，如烹飪、運輸貨物等，或擔任技師、醫師等工作，除農忙外，每人每日勞動僅二小時，所餘時間，“均可各擇其性之所近”，“從事於學”。很明顯，這是一個以小生產為基礎、農業與手工業相結合、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王國。在他們激烈反對一切強權的掩蓋下，包藏的卻是小生產者對大工業發展的恐懼，這就使以《天義報》為代表的無政府主義具有民粹主義的特色。 《天義報》刊行時間不長，但無政府主義——民粹主義對一部分同盟會員如章炳麟、陶成章等有很深的影響，直到1910年重建光復會，仍可覺察到這種影響是導致同盟會分裂的因素之一。 《新世紀》和同盟會保持著較好的關係。它的主編是李石曾、褚民誼、吳敬恆，由張靜江出資創辦。他們雖然把無政府主義作為終極目標，反對強權、特權；反對軍備，反對法律，反對賦稅，反對財產，但承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呈社會進化的“過渡物”，承認資產階級共和國是“過渡”到無政府主義的必經階段，這就使得以《新世紀》為代表的無政府主義者同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有了共同的語言，主義雖“稍有異同”，並不妨礙“同為革命黨”，並不妨礙“協力以圖”反清的革命。此外，他們在宣揚無政府主義的同時，也努力揭露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清朝的腐朽統治，主張“三綱革命”、“祖宗革命”、“破除迷信”、“革孔丘的命”，批判儒學和封建的倫理道德，不失為革命民主主義的一支友軍。自然，他們出於宣傳無政府主義的需要，攻擊民族主義是 “不憑公道真理”的複仇主義，指責民權主義實際上是“富權”，是自利主義，詆毀革命民主派都是“為功名利祿”，“不脫乎自私自利”等等，以偏概全，混淆視聽，也起了惡劣的消極影響。有的無政府主義者實際上是把無政府主義當作時髦的外衣，藉以標新立異，譁眾取寵，“挾甚高之主義，以抵制他人之實行”，在當時就曾遭到革命民主派的嚴正批判。
二、史學、文學藝術和新聞出版的新面貌
20 世紀初年，資產階級改良派和革命派為了政治鬥爭的需要，都提出建立新史學的主張。梁啟超在《中國史敘論》和《新史學》兩篇文章中，強調了史學的社會作用，認為“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他用進化論的觀點，對中國過去的歷史書進行批評，指出二十四史不過是二十四姓帝王的家譜，不能說明社會進化的趨勢和歷史事件的因果關係。他提出建立資產階級“新史學”的主張，要求歷史學應該 “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章炳麟在同時期也提出類似的見解。用這種觀點來編寫中國歷史的第一部著作，是夏曾佑在 1904年出版的《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後改名《中國古代史》；稍後，劉師培也出版了《中國歷史教科書》。資產階級革命黨人還對外國歷史作了不少翻譯介紹，主要是介紹英、法等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史，美國、意大利等國的獨立史，以宣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
辛亥革命時期文學藝術的最大特色是強調它的社會教育功能，從而推動了小說的繁榮和戲劇的革新。小說，在中國的文人學士眼裡，向來是“街談巷語”、 “君子弗為”的。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於小說別為敘述雜事、記錄異聞和綴輯瑣語三派，“甄錄其近雅馴者”，至於宋代的平話，元明的演義，包括《三國志演義》、《水滸傳》等等，雖然盛行於民間，但被認為“狠鄙荒誕，徒亂耳目”，皆“黜不載”。維新運動期間，維新派從啟蒙的角度開始認識到小說的重要性並闡述其價值。 1902年，梁啟超創刊《新小說》，發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認為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足以支配人的心理，改變社會風氣，從而把小說提到“文學之最上乘”的崇高地位，提出“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的主張。梁啟超的觀點得到許多人的讚同，不少有志者為抨擊清政府，提倡維新、提倡革命而揮毫創作小說，蓬勃興起的報紙、期刊也竟相刊登小說以吸引讀者，還湧現了一批專刊小說的雜誌，繼《新小說》之後，有《繡像小說》、《新新小說》、《月月小說》、《小說林》、《小說月報》、《小說時報》、《小說世界》等，盛極一時。據估計，當時創作的成冊的小說，至少在1000種以上。 ①
這時期創作的小說，不僅數量多，而且題材廣泛，社會的方方面面，各色人等，從官場到商場，從內政到外交，從學界到工界，從維新人士到革命黨人，幾乎都有所反映。一般作者有意識地用小說作武器，對清政府和一切社會醜惡現象進行抨擊，魯迅稱之為“譴責小說”：“命意在於匡世”，“揭發伏藏，顯其弊惡，而於時政，嚴加糾彈，或更擴充，並及風俗”。 ①體裁上最普遍採用的是一段一段沒有總結構的類似《儒林外史》的形式，拆開來每段各自成篇，合攏來可以長至無窮，這是為適應報紙雜誌連續發表的需要和容納繁雜多樣的題材所決定的。寫作上則大都採取直接暴露、批判的手法，藝術性較低， “不重含蓄”，口號化，論文化。 “辭氣浮露，筆無藏鋒，甚且過甚其辭，以合時人嗜好”。因此，傳世之作較少。最著名的作家有李寶嘉（伯元）、吳沃堯（研人）等。李寶嘉的《官場現形記》、《文明小史》，吳沃堯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以及曾樸的《孽海花》、劉鶚的《老殘遊記》等，最為人所稱道。清末小說的繁榮，還應包括翻譯小說的日興月盛。由於社會對小說的需求殷切，而翻譯畢竟比創作省時、省力，翻譯小說在數量上佔據壓倒的優勢。首屈一指的大家當推林紓（琴南），他一生翻譯的小說達 171部，其中50部左右是在民國以前出版的。以《巴黎茶花女遺事》（小仲馬）、《黑奴籲天錄》（斯托夫人）等最受推崇。不過，林紓本人不懂外文，他是靠別人口譯，再由他筆述的，在原本選擇和忠實於原著等方面都受到很大的限制。除林紓外，吳儔、陳冷血、包天笑等都是著名的翻譯家。他們介紹了大批世界名著，擴大了中國人的視野，為清末的小說園地增添了絢麗的異國風采。從小說的社會教育功能很容易聯想到戲劇的社會教育功能。但傳統的劇目及其表演程式，距離現實生活太遠，於是有戲劇的革新。 1904年柳亞子、陳去病創辦的《二十世紀大舞台》，是我國最早的專業戲劇雜誌。在柳亞子的《發刊詞》和陳去病的《論戲劇之有益》等論文裡，指齣戲劇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為廣大人民所喜聞樂見，而且對觀眾有很強烈的感染力，主張重視戲劇的社會作用，提高戲劇及藝人的社會地位，並著眼於戲劇革新。首先是劇本問題。要編演有利於反清革命的歷史劇和時事劇，以喚醒國民，激勵士氣。其次在語言和表演藝術上也要有所改革，使觀眾能夠接受。在這種理論指導下，劇作家們費了很大力氣，取得了可觀的成績。截至1911年，創作各類戲曲劇本達160多種，包括傳奇54種，雜劇40種，地方戲51種，話劇16種。 ①其中，“引古鑑今，明夷辨夏，激動種族之觀念”以及鼓吹“推翻這專制政府，掃滅那無道昏君”的中外歷史劇佔了很大的比重，也有一些反映現實生活和歌頌革命黨人英勇事蹟的作品。在京劇舞台上，編演時事新劇和歷史新劇逐漸流行。
主要倡導者是被稱為“劇班第一革命鉅子”的汪笑依，夏月珊、夏月潤弟兄和潘月樵等京劇藝人對新劇的編演也起了推動作用。他們在春仙、丹桂、新舞台等戲院，演出了《波蘭亡國慘》、《縷金箱》等直接諷刺和抨擊清政府的新戲，受到群眾歡迎。在編演時事新劇的過程中，產生了新內容和舊形式的矛盾。穿西裝唱皮黃，觀眾總覺得不自然，難以接受。有些人認為還不如改為純用話白演出。於是，一個新的劇種——話劇應運而生。話劇在當時稱為“新劇”或“文明戲”，創始於1907 年。這一年，以留日學生曾孝谷、李息霜（叔同）、歐陽予情為骨幹的春柳社，在東京演出了用同名小說改編的話劇《黑奴籲天錄》，以其強烈的反對民族壓迫的思想，使觀眾深受感動，取得了成功。不久，王鍾聲在上海組織春陽社，也演出了該劇。隨後，王鍾聲還演出了《秋瑾》、《徐錫麟》、《官場現形記》等新劇，並在1908年到北京、天津演出，和劉藝舟等將新劇播及於北方。此外，1910年，任天知在上海成立的職業新劇團進化團，對初期話劇運動也有較大貢獻。這個劇團除在上海演出外，還到南京、蕪湖、漢口、寧波等地演出。所演劇目多半是反映當時的政治問題，宣傳革命和愛國思想的。
綜觀20世紀初年小說、戲劇所表現的文藝觀，著眼的是文藝的社會教育作用，實際上是把小說和戲劇作為從屬於政治需要的一種工具，忽視了它們作為文藝的本質特徵，即具體形像地反映社會生活。它起了啟迪、振奮人心的作用，但藝術質量不高，突出地表現在沒有塑造出性格鮮明的藝術形象。人物大都比較概念化，缺乏豐滿的有血有肉的性格，因而不能給讀者和觀眾以深刻的印象。當政治上失去需要之後，也就為人們所逐漸淡忘。這時期，很有影響的文學團體是“南社”。南社於1909年底在蘇州成立，是由柳亞子、陳去病、高旭等發起的。翌年，出版《南社》雜誌，為專刊詩文的集刊。最初入社的只有17人，多屬同盟會員，後來發展到 1000餘人。南社通過文學活動，提倡民族氣節，宣傳革命反滿。魯迅說：南社“是鼓吹革命的文學團體，他們嘆漢族的被壓制，憤滿人的凶橫，渴望著光復舊物”。在詩歌創作上，南社反對擬古主義和形式主義的宋詩派、同光體等詩派，改變了詩壇風氣。
20 世紀初年，新聞出版也呈現出興旺的景象。中國的報紙，如果從《邱報》算起，可以上推到漢唐，但歷時千餘年沒有什麼發展。清代的《京報》，也仍是每日內閣所發抄的內容：宮門抄、上諭、奏摺等。 1851年，有人奏請刊刻《邱報》發文各省，奉諭嚴行申斥。 1886年，強學書局改歸官辦，刊行《官書局報》，形式和內容都和《京報》相似，只是增加了若干“新事、新藝”的介紹。 1901年，直隸總督袁世凱首創《北洋官報》，內容除諭、摺、公牘外，還有本省時政、外省新聞和各國新聞等，為地方政府辦報的先導。 1903年後，各省紛紛仿效，《南洋官報》、《安徽官報》、《湖北官報》、《江西日日官報》、《豫省中外官報》等接踵問世。 1907年，清政府推出《政治官報》（後改為《內閣官報》）。在此之前，農工商部還刊行了《商務官報》，學部刊行了《學務官報》。宮辦報紙一時稱盛。民辦報紙不僅在時間上早於官辦報紙，在數量和影響上更遠遠超過官辦報紙。早在19世紀70年代，受來華外國人辦的中外文報紙的 “刺激”，武漢、香港、上海就有民辦報紙出現，80年代，廣州也出現了民辦報紙，但多銷路不暢，或受地方官員禁阻，先後停辦。進入20世紀，民辦報紙蓬勃興起。沿海、沿江的十幾個省的省城及其他十幾個大中城市都辦起了報紙，總數在150種以上。上海、廣州的民辦報紙都超過了30種，而且約三分之一是由革命黨人創辦的。 《蘇報》、《時報》、《民立報》等都受到社會的歡迎。
維新運動期間，辦雜誌曾一度成為時髦，因戊戌政變而頓挫。 20世紀初年，辦雜誌之風再度興起，並超過了前此的勢頭。革命派、改良派競相通過雜誌以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日本東京和上海是兩個刊行雜誌最多的地方。據有關著錄統計：上海有雜誌46種，其中鼓吹革命的為 14種；東京有雜誌34種，鼓吹革命的為24 種。 ①報紙、雜誌的興盛和印刷技術的進步有密切關係。石印、鉛印取代了雕版印刷，大大推動了出版事業的發展。繼商務印書館（1897年）之後，文明書局（1902 年）、集成圖書公司（由集成圖書局、點石齋石印書局、申昌書局和開明書店在1906年合併組成）、中國圖書公司（1908年）相繼開辦。商務印書館的發展最為突出，它在1900 年開始採用紙型，1901年出版《外交報》，1904年創刊《東方雜誌》，1905年開始採用雕刻銅版，1909年刊行《小說月報》、創制正楷鉛字，可說是獨步一時，書業的營業額約佔全國的三分之一。 1912年中華書局創設後，商務印書館才遇到一個強勁的競爭對手。
三、新式教育的推廣和科學技術新成就
19 世紀中葉以來，外國傳教士、洋務派官員和維新人士，都辦過一些新式學堂，不過為數不多，新式教育還沒有形成完整的體系，也沒有統一的製度和規格。進入20 世紀以後，為了救亡，為了發展工商業，廣興學堂以培育人才，成為舉國上下普遍、強烈的呼聲，清政府也採取了從“變通科學”到“廢除科舉”和倡辦學堂、獎勵留學的一些措施，新式教育於是得到了迅速的推廣。以上海為例。據統計，除創辦年份不詳者外，1900年以前，上海各類學堂共18所，其中小學堂3所，中等以上學堂7所，女學堂1所，教會學堂7所；1901至1905年，新辦學堂53所，其中小學堂34所，中等以上學堂13 所，女學堂3所，教會學堂3所；1906至1911年，新辦學堂猛增為153所，其中小學堂120所，中等以上學堂16 所，女學堂14所，教會學堂3所。加上年份不詳者，截至1911年，上海已有各類學堂 242所（不包括幼兒園）。再以1907年直隸為例。據記載，除初等小學堂、兩等小學堂、高等小學堂、中學堂外，還辦有工業、農業、商務等職業學堂，師範學堂及師範傳習所，法政、工業、農業等專門高等學堂和北洋大學堂，此外還有圖算、測繪、軍醫、警務、電報等各類培訓班。從小學堂、中學堂到高等學堂和大學堂，旁及師範學堂、職業學堂等，體系和門類已經相當齊備。到1910年，全國學堂總數為42696所，其中各省 42444所，京師252所；全國學生總數為1300739人，其中各省1284965人，京師15774人。 ①科舉制的廢除和新式學堂的推廣，使教育擺脫了從屬於科舉的附庸地位，有利於教育的獨立和教育的社會化、普及化。
傳統的私塾、書院採取授徒的方式，背誦《三字經》、《千字文》、儒家經典，目的在於獵取功名，登上仕途。新式學堂採用課堂講授和分專業分課程教學，內容除保留部分“讀經”課程外，增加了較系統的自然科學知識和西方社會政治學說以及圖畫、音樂、體育、手工等課程，有利於學生的全面發展和智力開發。據統計，在清末的普通學堂（含初小、高小、中學和師範）裡，平均“讀經”課程只佔27.1％，數、理、化、外語等課程佔38.2％，圖畫、音樂、體育、手工等課程佔34.7％，從而大大改變了私塾、書院生徒知識結構單調而狹窄的狀況。在高等學堂裡，屬於西方新知識的課程更多。 1903年《奏定學堂章程》就規定21種理、工、農、醫專業中，開設西方自然科學課程465種。文、法專業中，新設課程包括政治、法律、經濟、財政、文學、歷史、教育、商業、銀行、哲學等等。相對於八股詩賦、四書五經來說，真可說是琳瑯滿目，完全是一個新世界。
當時，新式教育的推廣，最大的困難在於師資缺乏。因此，各省都辦了不少師範學堂和師範傳習所，許多人還到日本入師範速成學校，學習幾個月後便回國任教。合格師資的缺乏自然會影響課程的質量，而有些地方，特別是比較偏僻的各府州縣的小學堂，由於根本找不到合格的教師，往往不得不仍由私塾先生督誦童蒙讀本，僅僅是掛了個新式學堂的招牌而已。其次的困難是缺乏教材。高等學堂多選擇外國教材講授，於是譯書蔚為風氣，如山西大學堂就專門在上海設立譯書局，就地翻譯西方書籍。普通學堂則多仿照外國體例自編各科課本。文明書局就是為印行《蒙學讀本》而創辦的。
1903年，商務印書館聘張元濟等主持，以日本教科書為藍本，編印小學教科書，隨後又編印《女子小學教科書》、《最新中學教科書》，很受社會歡迎。學部成立後，也曾擬訂教科書，但內容和體例基本上仿商務本，而“太深、太多、欠聯絡、欠銜接”，更甚於商務本。從教學內容看，新式教育的推廣可說是一場全國規模的西方知識的大普及運動。學習西方知識的最直接方式自然是到國外去留學。日本在東方的崛起，激發了許多中國人負笈東渡以探求究竟的意願。到日本留學還有許多優越性，如張之洞所說的：“路近省費，可多遣；去華近，易考察；東文近於中文，易通曉；西書甚繁，凡西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而酌改之；中東情勢風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①加上清政府的提倡，日本朝野的招徠，20世紀初年，興起了一個留學日本的熱潮。
從1901年起，每年到日本留學的人數以一倍或一倍以上的速度猛增。據統計，1901年為280 名，1902年9月為614名，1903年11月為1242名，1904年11月為2557名，1905年11月猛增至8000名，1906年初為 8000名，全年估計為一萬二三千人，達到最高峰。 ①1905 年發生“反對取締規則事件”，不少留日學生輟學歸國。清政府鑑於留日學生中革命思想的高漲，對留學日本採取了限制政策。 1907年，留日學生人數比上年減少了一半，往後逐年遞減，到1911年在學人數仍達3000多名。這些留日學生，有中央政府選派的，有地方政府選派的，有社會團體等公派的，也有自費留學的。據梁啟超1902年的統計，自費生幾乎佔了一半。留日學生隊伍極為龐雜，從十二三歲的少年到年逾花甲的宿儒，從青年學生到舉人、進士，乃至有品第、有官階的候補官員以及王公貴冑，幾乎應有盡有，而以青年學生為主體，他們學習的科目非常廣泛，包括理科、工科、外語、師範、政法、軍事、史地、醫藥、音樂、體育等，學文科的居多。據1903年的一份報告稱，該年留日學生1300多人，學文科的達1100人。為適應國內“預備立憲”和廣興學堂的需要，許多人畢業於政法速成科和師範速成科，記載說：“習速成者居60％。”在留日學生中，湧現了一大批中國民主革命運動的領導人和立憲運動的骨幹分子。
1907年以後，留學歐、美的人數逐漸增加，特別是 1909年清政府正式決定接受美國所退部分庚子賠款作為留美學生經費後，出現了留學美國的熱潮。到1910年，留美學生已有500多人，到辛亥革命前，增至650人。歐美留學生以學習自然科學為主，其中有些人如竺可楨等後來成為馳名中外的科學家。當時，中國的科學技術還很幼稚，基本上屬於“引進”階段。但處於“引進”階段的中國科技人士仍有不少值得稱道的成就，最受中外矚目的是鐵路工程師詹天佑。詹天佑（1861—1919年），廣東南海縣人。 1872年作為宮費生被派往美國留學。 1881年畢業於耶魯大學，獲得土木工科學士學位，同年回國。 1890年，他擔任關內段鐵路工程師，在中國鐵路建築史上首次採用壓氣沉箱法維修灤河大橋，獲得成功。 1902年，他受命主持修建京漢鐵路新（城）易（縣）支線，初次負起一段路工的全責。當時，英、俄兩國為爭奪華北鐵路修築權相持不下。 1904年，清政府決定修建從北京到張家口的鐵路，公開宣布該路由國家籌款修築，派詹天佑為總工程師，主持該線的築路工程，京張路全長約360裡，“中隔高山峻嶺，石工最多”，“路險工艱，為他處所未有”。外國人幾乎眾口一詞，預言此路絕難完成，甚至諷刺說： “中國能開鑿關溝的工程師尚未誕生。”詹天佑以熾熱的愛國主義精神主持京張鐵路工程，精心勘測設計，在國內築路工程上首次使用炸藥開鑿石方。八達嶺隧道長達1000多米，山腹石質堅硬，山勢欹斜，日進只二尺許。為避免耽誤全路工程，詹天佑決定在隧道線上山坡開鑿兩個豎井，下達軌線，使能分從六處同時施工。當隧道貫通時，“測見南北直線及水平高低”，“未差秒黍”。 1909年全線告成，比原計劃提前半個月，節餘工款銀 35萬餘兩。京張鐵路的建成，在華外國工程技術人員都深表欽佩，為我國工程界贏得了榮譽，並在一定程度上振奮了民族的自信心。
①粱啟超，《清代學術概論》第72頁。 ① 章太炎，《演說錄》，《民報》第6號。 ① 阿英：《晚清小說史》第1頁。 ①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298頁。 ① 阿英：《晚清戲曲錄》，見《晚清戲曲小說目》。 ①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第114、118頁；馮自由：《開國前海內外革命書報一覽》，《革命逸史》第3集。 ① 劉錦藻編：《清朝續文獻通考》第8634頁。 ① 張之洞：《遊學》，《勸學篇》外篇。 ① 董守義：《清代留學運動史》第196—197頁。
國粹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則是革命陣營所派生的兩個別具特色的支流。 1905年2月，《國粹學報》月刊在上海創刊，標誌著國粹主義思潮的出現。章炳麟、劉師培、鄧實、黃節、陳去病、黃侃、馬敘倫等是《國粹學報》的主要撰稿人。他們大多是“國學” 根抵較深的革命黨人。 《國粹學報》在《發刊辭》中聲明：“本報以發明國學、保存國粹為宗旨，不存門戶之見，不涉黨派之私。”從創刊到武昌起義後停刊，七年共出82期，是革命報刊中生命最長的一種，在同封建文化聯繫較深的愛國知識分子中有較大的影響，並得到一些改良派人士如鄭孝胥、張謇等的讚揚，對於一些守舊而又有點反滿情緒的文士也有相當的吸引力。除《國粹學報》外，他們還在上海設立了“國學保存會” 和藏書樓，出版“國粹叢編”、“國粹叢書”。 1906 年。章炳麟到日本東京主編《民報》，又把大量國粹主義的文章塞進《民報》，還在《民報》社內設立“國學振起社”的事務所，主講“國學”，發行講義，號稱“國學泰斗”，一時聲勢頗盛。什麼是“國粹”？國粹派認為，“國粹”就是“我們漢種的歷史”，包括 “語言文學”、“典章制度”、“人物事蹟”。 ①
為什麼要提倡“國粹”？主要目的有二：一是“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鼓吹“排滿光復”。他們從所謂“夷夏之辨”的封建傳統思想出發，認為中國理應由漢族統治，從而把包括滿族在內的歷代少數民族統治者入主中原一律稱之為“亡國”，藉此激動人們的“排滿”情緒，獻身於“光復故國”的大業。二是從古代的“良法美意”中尋找某些可以克服或避免資本主義弊端的對策，反對“醉心歐化”。他們對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有所懷疑，對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缺乏信心，企圖從中國古代的典章制度中去尋找救時的藥方。國粹派繼承了明末清初地主階級反滿派的思想，但注入了新的內容。除強調“排滿”是反對“滿洲政府”而不是一般滿族平民外，還把“排滿”與政體改革、社會進步聯繫起來，從而使之獲得了新的階級和時代的特色。不過，他們對古代歷史、民族起源和民族關係作了許多錯誤的論述，並散發著濃厚的大漢族主義的氣息，具有消極作用。國粹派也不是封建的複古主義者。他們鄭重聲明，“國學”不是“君學”，不是“孔學”。他們認為孔子的學說和其他諸子的學說一樣，“僅列周季學派之一”，否定了“聖人”和“聖學”的絕對地位。他們倡導的“古學復興”，是以西歐早期的文藝復興為藍本的，力圖從古代文化中發掘出民主的乃至社會主義的內容。作為對國故的整理，國粹派從經籍中擷採關於民族鬥爭、民主思想的材料，在“保存文獻”、“會通學術”、“創定義例”等方面，也確實作了一些有益的嘗試。不過，他們對傳統文化的眷戀太深，往往沉溺於故紙堆中而難以自拔，他們對資產階級政治和社會制度的理解太少，用以比附古代典章，往往不倫不類，沒有也不可能找到超越資產階級制度的可行方案。國粹派總是引導人們向後看，從而乾擾了民主主義思想的傳播。
國粹主義思潮的出現，反映了在中西古今文化衝突融彙的過程中，如何清理傳統文化的精華與糟粕，把保存和發揚傳統文化與吸取和改造西方文化結合起來，建立有中國特色的近代民族文化，已經成為需要解決的歷史課題。國粹派沒有能夠解決這個課題。關於無政府主義的消息傳入中國，可以上溯到19世紀 80年代。 20世紀初年，包括《蘇報》、《政藝通報》、《浙江潮》、《江蘇》、《民報》在內的許多報刊，都發表過介紹和讚揚無政府主義的文章，並出版了一些譯著。 1907年夏，張繼、劉師培、何震（劉師培妻）等在日本東京設立“社會主義講習會”和“女子復權會”，出版《天義報》半月刊，李石曾、吳敬恆（稚暉）等在法國巴黎出版《新世紀》周刊。他們各以所據刊物為陣地，鼓吹無政府主義，標榜“傾覆一切強權”，從而在資產階級革命隊伍中形成了一個無政府主義派別，在留日、留法學生中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天義報》為“女子復權會”的機關刊物，主編為何震，主要撰稿人為劉師牆、汪公權等，以鼓吹廢棄人治、廢兵、廢財、廢除政府，“人類均力”，婦女解放、破除家庭為特色。 “人類均力”是其理論核心。劉師培在《人類均力說》中認為，平等是人類的最高理想，要實現人與人平等，就必須消除分工，使“人人為工，人人為農，人人為士，權力相等，義務相均”。
為此，他設計了一個“均力主義”方案；以鄉為社會的基本自治單位，設老幼棲息所以撫老育幼，20歲以前學習語言文字、科學及器械製造，21至36歲從事重體力勞動，如農耕、築路、開礦、建房等，37至50 歲從事輕體力勞動，如烹飪、運輸貨物等，或擔任技師、醫師等工作，除農忙外，每人每日勞動僅二小時，所餘時間，“均可各擇其性之所近”，“從事於學”。很明顯，這是一個以小生產為基礎、農業與手工業相結合、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王國。在他們激烈反對一切強權的掩蓋下，包藏的卻是小生產者對大工業發展的恐懼，這就使以《天義報》為代表的無政府主義具有民粹主義的特色。 《天義報》刊行時間不長，但無政府主義——民粹主義對一部分同盟會員如章炳麟、陶成章等有很深的影響，直到1910年重建光復會，仍可覺察到這種影響是導致同盟會分裂的因素之一。 《新世紀》和同盟會保持著較好的關係。它的主編是李石曾、褚民誼、吳敬恆，由張靜江出資創辦。他們雖然把無政府主義作為終極目標，反對強權、特權；反對軍備，反對法律，反對賦稅，反對財產，但承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呈社會進化的“過渡物”，承認資產階級共和國是“過渡”到無政府主義的必經階段，這就使得以《新世紀》為代表的無政府主義者同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有了共同的語言，主義雖“稍有異同”，並不妨礙“同為革命黨”，並不妨礙“協力以圖”反清的革命。此外，他們在宣揚無政府主義的同時，也努力揭露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清朝的腐朽統治，主張“三綱革命”、“祖宗革命”、“破除迷信”、“革孔丘的命”，批判儒學和封建的倫理道德，不失為革命民主主義的一支友軍。自然，他們出於宣傳無政府主義的需要，攻擊民族主義是 “不憑公道真理”的複仇主義，指責民權主義實際上是“富權”，是自利主義，詆毀革命民主派都是“為功名利祿”，“不脫乎自私自利”等等，以偏概全，混淆視聽，也起了惡劣的消極影響。有的無政府主義者實際上是把無政府主義當作時髦的外衣，藉以標新立異，譁眾取寵，“挾甚高之主義，以抵制他人之實行”，在當時就曾遭到革命民主派的嚴正批判。
二、史學、文學藝術和新聞出版的新面貌
20 世紀初年，資產階級改良派和革命派為了政治鬥爭的需要，都提出建立新史學的主張。梁啟超在《中國史敘論》和《新史學》兩篇文章中，強調了史學的社會作用，認為“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他用進化論的觀點，對中國過去的歷史書進行批評，指出二十四史不過是二十四姓帝王的家譜，不能說明社會進化的趨勢和歷史事件的因果關係。他提出建立資產階級“新史學”的主張，要求歷史學應該 “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章炳麟在同時期也提出類似的見解。用這種觀點來編寫中國歷史的第一部著作，是夏曾佑在 1904年出版的《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後改名《中國古代史》；稍後，劉師培也出版了《中國歷史教科書》。資產階級革命黨人還對外國歷史作了不少翻譯介紹，主要是介紹英、法等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史，美國、意大利等國的獨立史，以宣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
辛亥革命時期文學藝術的最大特色是強調它的社會教育功能，從而推動了小說的繁榮和戲劇的革新。小說，在中國的文人學士眼裡，向來是“街談巷語”、 “君子弗為”的。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於小說別為敘述雜事、記錄異聞和綴輯瑣語三派，“甄錄其近雅馴者”，至於宋代的平話，元明的演義，包括《三國志演義》、《水滸傳》等等，雖然盛行於民間，但被認為“狠鄙荒誕，徒亂耳目”，皆“黜不載”。維新運動期間，維新派從啟蒙的角度開始認識到小說的重要性並闡述其價值。 1902年，梁啟超創刊《新小說》，發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認為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足以支配人的心理，改變社會風氣，從而把小說提到“文學之最上乘”的崇高地位，提出“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的主張。梁啟超的觀點得到許多人的讚同，不少有志者為抨擊清政府，提倡維新、提倡革命而揮毫創作小說，蓬勃興起的報紙、期刊也竟相刊登小說以吸引讀者，還湧現了一批專刊小說的雜誌，繼《新小說》之後，有《繡像小說》、《新新小說》、《月月小說》、《小說林》、《小說月報》、《小說時報》、《小說世界》等，盛極一時。據估計，當時創作的成冊的小說，至少在1000種以上。 ①
這時期創作的小說，不僅數量多，而且題材廣泛，社會的方方面面，各色人等，從官場到商場，從內政到外交，從學界到工界，從維新人士到革命黨人，幾乎都有所反映。一般作者有意識地用小說作武器，對清政府和一切社會醜惡現象進行抨擊，魯迅稱之為“譴責小說”：“命意在於匡世”，“揭發伏藏，顯其弊惡，而於時政，嚴加糾彈，或更擴充，並及風俗”。 ①體裁上最普遍採用的是一段一段沒有總結構的類似《儒林外史》的形式，拆開來每段各自成篇，合攏來可以長至無窮，這是為適應報紙雜誌連續發表的需要和容納繁雜多樣的題材所決定的。寫作上則大都採取直接暴露、批判的手法，藝術性較低， “不重含蓄”，口號化，論文化。 “辭氣浮露，筆無藏鋒，甚且過甚其辭，以合時人嗜好”。因此，傳世之作較少。最著名的作家有李寶嘉（伯元）、吳沃堯（研人）等。李寶嘉的《官場現形記》、《文明小史》，吳沃堯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以及曾樸的《孽海花》、劉鶚的《老殘遊記》等，最為人所稱道。清末小說的繁榮，還應包括翻譯小說的日興月盛。由於社會對小說的需求殷切，而翻譯畢竟比創作省時、省力，翻譯小說在數量上佔據壓倒的優勢。首屈一指的大家當推林紓（琴南），他一生翻譯的小說達 171部，其中50部左右是在民國以前出版的。以《巴黎茶花女遺事》（小仲馬）、《黑奴籲天錄》（斯托夫人）等最受推崇。不過，林紓本人不懂外文，他是靠別人口譯，再由他筆述的，在原本選擇和忠實於原著等方面都受到很大的限制。除林紓外，吳儔、陳冷血、包天笑等都是著名的翻譯家。他們介紹了大批世界名著，擴大了中國人的視野，為清末的小說園地增添了絢麗的異國風采。從小說的社會教育功能很容易聯想到戲劇的社會教育功能。但傳統的劇目及其表演程式，距離現實生活太遠，於是有戲劇的革新。 1904年柳亞子、陳去病創辦的《二十世紀大舞台》，是我國最早的專業戲劇雜誌。在柳亞子的《發刊詞》和陳去病的《論戲劇之有益》等論文裡，指齣戲劇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為廣大人民所喜聞樂見，而且對觀眾有很強烈的感染力，主張重視戲劇的社會作用，提高戲劇及藝人的社會地位，並著眼於戲劇革新。首先是劇本問題。要編演有利於反清革命的歷史劇和時事劇，以喚醒國民，激勵士氣。其次在語言和表演藝術上也要有所改革，使觀眾能夠接受。在這種理論指導下，劇作家們費了很大力氣，取得了可觀的成績。截至1911年，創作各類戲曲劇本達160多種，包括傳奇54種，雜劇40種，地方戲51種，話劇16種。 ①其中，“引古鑑今，明夷辨夏，激動種族之觀念”以及鼓吹“推翻這專制政府，掃滅那無道昏君”的中外歷史劇佔了很大的比重，也有一些反映現實生活和歌頌革命黨人英勇事蹟的作品。在京劇舞台上，編演時事新劇和歷史新劇逐漸流行。
主要倡導者是被稱為“劇班第一革命鉅子”的汪笑依，夏月珊、夏月潤弟兄和潘月樵等京劇藝人對新劇的編演也起了推動作用。他們在春仙、丹桂、新舞台等戲院，演出了《波蘭亡國慘》、《縷金箱》等直接諷刺和抨擊清政府的新戲，受到群眾歡迎。在編演時事新劇的過程中，產生了新內容和舊形式的矛盾。穿西裝唱皮黃，觀眾總覺得不自然，難以接受。有些人認為還不如改為純用話白演出。於是，一個新的劇種——話劇應運而生。話劇在當時稱為“新劇”或“文明戲”，創始於1907 年。這一年，以留日學生曾孝谷、李息霜（叔同）、歐陽予情為骨幹的春柳社，在東京演出了用同名小說改編的話劇《黑奴籲天錄》，以其強烈的反對民族壓迫的思想，使觀眾深受感動，取得了成功。不久，王鍾聲在上海組織春陽社，也演出了該劇。隨後，王鍾聲還演出了《秋瑾》、《徐錫麟》、《官場現形記》等新劇，並在1908年到北京、天津演出，和劉藝舟等將新劇播及於北方。此外，1910年，任天知在上海成立的職業新劇團進化團，對初期話劇運動也有較大貢獻。這個劇團除在上海演出外，還到南京、蕪湖、漢口、寧波等地演出。所演劇目多半是反映當時的政治問題，宣傳革命和愛國思想的。
綜觀20世紀初年小說、戲劇所表現的文藝觀，著眼的是文藝的社會教育作用，實際上是把小說和戲劇作為從屬於政治需要的一種工具，忽視了它們作為文藝的本質特徵，即具體形像地反映社會生活。它起了啟迪、振奮人心的作用，但藝術質量不高，突出地表現在沒有塑造出性格鮮明的藝術形象。人物大都比較概念化，缺乏豐滿的有血有肉的性格，因而不能給讀者和觀眾以深刻的印象。當政治上失去需要之後，也就為人們所逐漸淡忘。這時期，很有影響的文學團體是“南社”。南社於1909年底在蘇州成立，是由柳亞子、陳去病、高旭等發起的。翌年，出版《南社》雜誌，為專刊詩文的集刊。最初入社的只有17人，多屬同盟會員，後來發展到 1000餘人。南社通過文學活動，提倡民族氣節，宣傳革命反滿。魯迅說：南社“是鼓吹革命的文學團體，他們嘆漢族的被壓制，憤滿人的凶橫，渴望著光復舊物”。在詩歌創作上，南社反對擬古主義和形式主義的宋詩派、同光體等詩派，改變了詩壇風氣。
20 世紀初年，新聞出版也呈現出興旺的景象。中國的報紙，如果從《邱報》算起，可以上推到漢唐，但歷時千餘年沒有什麼發展。清代的《京報》，也仍是每日內閣所發抄的內容：宮門抄、上諭、奏摺等。 1851年，有人奏請刊刻《邱報》發文各省，奉諭嚴行申斥。 1886年，強學書局改歸官辦，刊行《官書局報》，形式和內容都和《京報》相似，只是增加了若干“新事、新藝”的介紹。 1901年，直隸總督袁世凱首創《北洋官報》，內容除諭、摺、公牘外，還有本省時政、外省新聞和各國新聞等，為地方政府辦報的先導。 1903年後，各省紛紛仿效，《南洋官報》、《安徽官報》、《湖北官報》、《江西日日官報》、《豫省中外官報》等接踵問世。 1907年，清政府推出《政治官報》（後改為《內閣官報》）。在此之前，農工商部還刊行了《商務官報》，學部刊行了《學務官報》。宮辦報紙一時稱盛。民辦報紙不僅在時間上早於官辦報紙，在數量和影響上更遠遠超過官辦報紙。早在19世紀70年代，受來華外國人辦的中外文報紙的 “刺激”，武漢、香港、上海就有民辦報紙出現，80年代，廣州也出現了民辦報紙，但多銷路不暢，或受地方官員禁阻，先後停辦。進入20世紀，民辦報紙蓬勃興起。沿海、沿江的十幾個省的省城及其他十幾個大中城市都辦起了報紙，總數在150種以上。上海、廣州的民辦報紙都超過了30種，而且約三分之一是由革命黨人創辦的。 《蘇報》、《時報》、《民立報》等都受到社會的歡迎。
維新運動期間，辦雜誌曾一度成為時髦，因戊戌政變而頓挫。 20世紀初年，辦雜誌之風再度興起，並超過了前此的勢頭。革命派、改良派競相通過雜誌以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日本東京和上海是兩個刊行雜誌最多的地方。據有關著錄統計：上海有雜誌46種，其中鼓吹革命的為 14種；東京有雜誌34種，鼓吹革命的為24 種。 ①報紙、雜誌的興盛和印刷技術的進步有密切關係。石印、鉛印取代了雕版印刷，大大推動了出版事業的發展。繼商務印書館（1897年）之後，文明書局（1902 年）、集成圖書公司（由集成圖書局、點石齋石印書局、申昌書局和開明書店在1906年合併組成）、中國圖書公司（1908年）相繼開辦。商務印書館的發展最為突出，它在1900 年開始採用紙型，1901年出版《外交報》，1904年創刊《東方雜誌》，1905年開始採用雕刻銅版，1909年刊行《小說月報》、創制正楷鉛字，可說是獨步一時，書業的營業額約佔全國的三分之一。 1912年中華書局創設後，商務印書館才遇到一個強勁的競爭對手。
三、新式教育的推廣和科學技術新成就
19 世紀中葉以來，外國傳教士、洋務派官員和維新人士，都辦過一些新式學堂，不過為數不多，新式教育還沒有形成完整的體系，也沒有統一的製度和規格。進入20 世紀以後，為了救亡，為了發展工商業，廣興學堂以培育人才，成為舉國上下普遍、強烈的呼聲，清政府也採取了從“變通科學”到“廢除科舉”和倡辦學堂、獎勵留學的一些措施，新式教育於是得到了迅速的推廣。以上海為例。據統計，除創辦年份不詳者外，1900年以前，上海各類學堂共18所，其中小學堂3所，中等以上學堂7所，女學堂1所，教會學堂7所；1901至1905年，新辦學堂53所，其中小學堂34所，中等以上學堂13 所，女學堂3所，教會學堂3所；1906至1911年，新辦學堂猛增為153所，其中小學堂120所，中等以上學堂16 所，女學堂14所，教會學堂3所。加上年份不詳者，截至1911年，上海已有各類學堂 242所（不包括幼兒園）。再以1907年直隸為例。據記載，除初等小學堂、兩等小學堂、高等小學堂、中學堂外，還辦有工業、農業、商務等職業學堂，師範學堂及師範傳習所，法政、工業、農業等專門高等學堂和北洋大學堂，此外還有圖算、測繪、軍醫、警務、電報等各類培訓班。從小學堂、中學堂到高等學堂和大學堂，旁及師範學堂、職業學堂等，體系和門類已經相當齊備。到1910年，全國學堂總數為42696所，其中各省 42444所，京師252所；全國學生總數為1300739人，其中各省1284965人，京師15774人。 ①科舉制的廢除和新式學堂的推廣，使教育擺脫了從屬於科舉的附庸地位，有利於教育的獨立和教育的社會化、普及化。
傳統的私塾、書院採取授徒的方式，背誦《三字經》、《千字文》、儒家經典，目的在於獵取功名，登上仕途。新式學堂採用課堂講授和分專業分課程教學，內容除保留部分“讀經”課程外，增加了較系統的自然科學知識和西方社會政治學說以及圖畫、音樂、體育、手工等課程，有利於學生的全面發展和智力開發。據統計，在清末的普通學堂（含初小、高小、中學和師範）裡，平均“讀經”課程只佔27.1％，數、理、化、外語等課程佔38.2％，圖畫、音樂、體育、手工等課程佔34.7％，從而大大改變了私塾、書院生徒知識結構單調而狹窄的狀況。在高等學堂裡，屬於西方新知識的課程更多。 1903年《奏定學堂章程》就規定21種理、工、農、醫專業中，開設西方自然科學課程465種。文、法專業中，新設課程包括政治、法律、經濟、財政、文學、歷史、教育、商業、銀行、哲學等等。相對於八股詩賦、四書五經來說，真可說是琳瑯滿目，完全是一個新世界。
當時，新式教育的推廣，最大的困難在於師資缺乏。因此，各省都辦了不少師範學堂和師範傳習所，許多人還到日本入師範速成學校，學習幾個月後便回國任教。合格師資的缺乏自然會影響課程的質量，而有些地方，特別是比較偏僻的各府州縣的小學堂，由於根本找不到合格的教師，往往不得不仍由私塾先生督誦童蒙讀本，僅僅是掛了個新式學堂的招牌而已。其次的困難是缺乏教材。高等學堂多選擇外國教材講授，於是譯書蔚為風氣，如山西大學堂就專門在上海設立譯書局，就地翻譯西方書籍。普通學堂則多仿照外國體例自編各科課本。文明書局就是為印行《蒙學讀本》而創辦的。
1903年，商務印書館聘張元濟等主持，以日本教科書為藍本，編印小學教科書，隨後又編印《女子小學教科書》、《最新中學教科書》，很受社會歡迎。學部成立後，也曾擬訂教科書，但內容和體例基本上仿商務本，而“太深、太多、欠聯絡、欠銜接”，更甚於商務本。從教學內容看，新式教育的推廣可說是一場全國規模的西方知識的大普及運動。學習西方知識的最直接方式自然是到國外去留學。日本在東方的崛起，激發了許多中國人負笈東渡以探求究竟的意願。到日本留學還有許多優越性，如張之洞所說的：“路近省費，可多遣；去華近，易考察；東文近於中文，易通曉；西書甚繁，凡西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而酌改之；中東情勢風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①加上清政府的提倡，日本朝野的招徠，20世紀初年，興起了一個留學日本的熱潮。
從1901年起，每年到日本留學的人數以一倍或一倍以上的速度猛增。據統計，1901年為280 名，1902年9月為614名，1903年11月為1242名，1904年11月為2557名，1905年11月猛增至8000名，1906年初為 8000名，全年估計為一萬二三千人，達到最高峰。 ①1905 年發生“反對取締規則事件”，不少留日學生輟學歸國。清政府鑑於留日學生中革命思想的高漲，對留學日本採取了限制政策。 1907年，留日學生人數比上年減少了一半，往後逐年遞減，到1911年在學人數仍達3000多名。這些留日學生，有中央政府選派的，有地方政府選派的，有社會團體等公派的，也有自費留學的。據梁啟超1902年的統計，自費生幾乎佔了一半。留日學生隊伍極為龐雜，從十二三歲的少年到年逾花甲的宿儒，從青年學生到舉人、進士，乃至有品第、有官階的候補官員以及王公貴冑，幾乎應有盡有，而以青年學生為主體，他們學習的科目非常廣泛，包括理科、工科、外語、師範、政法、軍事、史地、醫藥、音樂、體育等，學文科的居多。據1903年的一份報告稱，該年留日學生1300多人，學文科的達1100人。為適應國內“預備立憲”和廣興學堂的需要，許多人畢業於政法速成科和師範速成科，記載說：“習速成者居60％。”在留日學生中，湧現了一大批中國民主革命運動的領導人和立憲運動的骨幹分子。
1907年以後，留學歐、美的人數逐漸增加，特別是 1909年清政府正式決定接受美國所退部分庚子賠款作為留美學生經費後，出現了留學美國的熱潮。到1910年，留美學生已有500多人，到辛亥革命前，增至650人。歐美留學生以學習自然科學為主，其中有些人如竺可楨等後來成為馳名中外的科學家。當時，中國的科學技術還很幼稚，基本上屬於“引進”階段。但處於“引進”階段的中國科技人士仍有不少值得稱道的成就，最受中外矚目的是鐵路工程師詹天佑。詹天佑（1861—1919年），廣東南海縣人。 1872年作為宮費生被派往美國留學。 1881年畢業於耶魯大學，獲得土木工科學士學位，同年回國。 1890年，他擔任關內段鐵路工程師，在中國鐵路建築史上首次採用壓氣沉箱法維修灤河大橋，獲得成功。 1902年，他受命主持修建京漢鐵路新（城）易（縣）支線，初次負起一段路工的全責。當時，英、俄兩國為爭奪華北鐵路修築權相持不下。 1904年，清政府決定修建從北京到張家口的鐵路，公開宣布該路由國家籌款修築，派詹天佑為總工程師，主持該線的築路工程，京張路全長約360裡，“中隔高山峻嶺，石工最多”，“路險工艱，為他處所未有”。外國人幾乎眾口一詞，預言此路絕難完成，甚至諷刺說： “中國能開鑿關溝的工程師尚未誕生。”詹天佑以熾熱的愛國主義精神主持京張鐵路工程，精心勘測設計，在國內築路工程上首次使用炸藥開鑿石方。八達嶺隧道長達1000多米，山腹石質堅硬，山勢欹斜，日進只二尺許。為避免耽誤全路工程，詹天佑決定在隧道線上山坡開鑿兩個豎井，下達軌線，使能分從六處同時施工。當隧道貫通時，“測見南北直線及水平高低”，“未差秒黍”。 1909年全線告成，比原計劃提前半個月，節餘工款銀 35萬餘兩。京張鐵路的建成，在華外國工程技術人員都深表欽佩，為我國工程界贏得了榮譽，並在一定程度上振奮了民族的自信心。
①粱啟超，《清代學術概論》第72頁。 ① 章太炎，《演說錄》，《民報》第6號。 ① 阿英：《晚清小說史》第1頁。 ①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298頁。 ① 阿英：《晚清戲曲錄》，見《晚清戲曲小說目》。 ①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第114、118頁；馮自由：《開國前海內外革命書報一覽》，《革命逸史》第3集。 ① 劉錦藻編：《清朝續文獻通考》第8634頁。 ① 張之洞：《遊學》，《勸學篇》外篇。 ① 董守義：《清代留學運動史》第196—197頁。
2009年2月22日星期日
第十四節 辛亥革命及二次革命
第五節 辛亥革命的勝利和失敗
一、武昌起義與全國各地的響應
1911 年10月10日，革命黨人發動武昌起義。這一天，後來被定為中華民國的國慶日。武漢向稱“九省通衢”，是當時國內僅次於上海的第二大城市。它是帝國主義侵略的重要據點和清朝反動統治的一個重心，也是資產階級革命力量發展迅速的地區和各省革命黨人聯繫的樞紐。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在這個地區格外激烈。自1904年武漢第一個革命團體科學補習所成立以來，湖北革命黨人便把新軍作為進行革命活動的主要對象。科學補習所設有專門負責新軍工作的干事，不斷將青年學生、會黨群眾輸送入伍，努力擴大新軍中的革命力量。雖然革命團體遭到幾次破壞，團體名稱一再變更，但從日知會、湖北軍隊同盟會、群治學社、振武學社，直到文學社以及共進會等革命團體，都有許多革命知識青年以當兵為掩護，長期潛伏在軍隊裡進行艱苦細緻的宣傳工作和組織工作，始終堅持不懈。
根據多年積累的秘密工作的經驗，革命黨人在湖北新軍的標（團）、營、隊（連）各級都推舉了他們的代表，組織網遍及湖北新軍各基層單位，參加革命組織的士兵群眾達五六千人，佔湖北新軍總數的三分之一左右，為武昌起義的發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11年的廣州起義和四川保路風潮，大大鼓舞了全國人民的鬥爭意志，革命形勢一派大好。湖北革命黨人決定利用這個大好時機，在武漢發動起義。為了加強對武漢地區革命力量的領導，共進會和文學社兩個革命團體在同盟會中部總會的斡旋下決定聯合行動，於9月24日組成統一的起義領導機構，推舉文學社領導人蔣翊武為湖北革命軍總指揮，共進會領導人孫武（即孫葆仁）為參謀長，兩團體的重要骨幹劉堯澂、彭楚藩等為軍事籌備員。他們擬定了起義的詳細計劃，推定了武裝起義後軍政府的負責人，草擬文告，派人到上海迎接同盟會領導人來鄂主持大計，同時和鄰近各省進行聯繫，策動響應。武昌起義之前，湖北革命黨人是作了比較周密的準備和部署的。這時，孫中山遠在海外籌款，以接濟國內的革命活動。黃興在香港接到有關湖北情況的報告後，即復函贊成在武漢發動起義：“邇者蜀中風雲激發，人心益憤，得公等規畫一切，長江上下自可聯貫一氣，更能爭取武漢。老謀深算，雖諸葛復生，不能易也。光復之基，即肇於此。”①
不過，他要湖北革命黨人等待孫中山籌措20萬元巨款和購買大批槍枝彈藥後發動。湖北革命黨人認為，起義時機已經成熟，“勢成騎虎”，不能等待。同時，他們看到清政府從湖北抽調大批新軍前往四川鎮壓保路運動，新軍中的革命骨干將隨軍離去，湖北革命力量有被削弱的危險。因此，他們堅決表示，即使“無外款接濟”，也“事在必行”。 ②湖北革命黨人原訂農曆八月十五日中秋節（10月6 日）舉行起義，由於準備不及而延期。 10月9日，孫武在漢口俄租界製造炸彈失慎爆炸，沙俄巡捕聞聲趕來，孫武逃匿醫院，而準備起義的旗幟、符號、文告、印信等全被搜去。第二天，設在武昌的指揮起義的秘密機關又遭破壞，彭楚藩、劉堯澂等被捕，蔣翊武逃脫。湖廣總督瑞澂下令殺害彭、劉及楊洪勝三人，全城戒嚴，按照查獲的名冊搜捕革命黨人。武昌形勢頓時緊張起來。革命面臨十分嚴峻的考驗，起義活動已成“群龍無首”的狀態。但革命黨人和新軍中的革命士兵群眾，沒有畏俱退縮，在失去指揮機關的緊急情況下，自行聯繫，堅決發動了起義。 10 月10日晚，新軍工程第八營的革命黨人打響了起義的第一槍。他們打死鎮壓起義的反革命軍官，幾十人衝往楚望台軍械庫奪取彈藥。軍械庫守軍中的革命士兵們聞風響應，一舉佔領了楚望台。接著，步、炮、輜重各營和軍事學堂學生約五營兵力，紛紛起義，齊集楚望台，臨則推舉原日知會員、隊官吳兆麟擔任指揮，向總督衙門發動攻擊。革命士兵們奮不顧身，血戰通宵，佔領了總督衙門、藩庫等重要機關，湖廣總督瑞澂倉皇逃往停泊長江的兵艦上。起義軍一夜之間佔領了武昌城，取得了首義的勝利。 11日晚和12日晨，駐漢陽、漢口的新軍先後起義，武漢三鎮完全為革命黨人所控制。
這時，革命所面臨的首要任務，是立即建立革命軍政府，擴大革命的成果，把革命繼續推向前進。湖北革命黨人是奉孫中山為領袖的，文學社和共進會都與同盟會有密切的聯繫，但孫中山遠在海外，至12日上午才獲悉武昌起義的消息，一時不可能趕回國內。黃興和同盟會其他重要領導人也分別在香港、上海等地。直接組織這次起義的文學社、共進會的領導者，在起義前，有的負傷，有的犧牲，有的被迫逃出武漢。 11日，經過一夜戰鬥的起義士兵群眾，聚集在湖北諮議局，準備推舉都督，建立革命軍政府，他們沒有意識到應當把軍政府的權力掌握在自己手裡，錯誤地以為需要社會上有名望地位的人出面以資號召，於是邀請諮議局議員和地方紳商舉行會議，推舉清朝高級軍官、二十一混成協（旅）的協統黎元洪為軍政府的都督。
黎元洪（1864— 1928年），字宋卿，湖北黃陂人。早年畢業於北洋水師學堂，後來在北洋海軍中任職。甲午戰爭後他投奔湖廣總督張之洞，頗受寵信，三次被派往日本學習，由管帶升至協統的職位。 10月10日晚，武昌起義的槍聲打響後，黎元洪仍堅持頑抗，親手殺死了響應起義的士兵2人。起義的迅速勝利，迫使他倉惶逃到一個營管帶家裡躲藏。由於他平時在漢族官僚中以“開明”著稱，起義前革命黨人就有過推他為都督的擬議。黎元洪並不願意順從革命，又不敢公然反對，他是被革命黨人用手槍逼上都督席位的。湖北軍政府設軍令、參謀兩部，軍政多由參謀部主持。至於政務、交涉等事務，革命黨人感到自己無能為力，願意讓湖北諮議局議長湯化龍擔任民政部長，主持有關工作。湯化龍原是立憲派首領，在立憲運動破產後對清廷絕望。他在11日推舉湖北軍政府都督的會議上表示：“革命事業，鄙人素表贊成”，“關於軍事，請諸位籌劃，兄弟無不盡力幫忙”。 ①過了幾天，他便公佈了一個冒稱同盟會東京本部草擬的《中華民國軍政府條例》，由都督兼總司令，改民政部為政事部，下設外交、內政、財政、司法、交通等七局，總攬政務。政事部由湯化龍任部長，下面七個局的正副局長“幾乎成了清一色的舊派人物”。 ②雖然這個條例不久即被革命黨人否定，各局一律改為部，只給湯化龍留下一個編制部長的閑職，其他各部都由革命黨人負責，湯化龍因而棄職東去。但首義的湖北軍政府，由新軍高級軍官、立憲派首領出面主持，卻具有“示範”的作用，為後來響應革命的許多省份所效法。
首先響應武昌起義的是湖南和陝西兩省。 10月22日，湖南革命黨人焦達峰、陳作新等發動會黨和新軍進攻長沙，巡撫余誠格逃遁，起義軍推舉焦、陳為正、副都督，建立湖南軍政府。湖南起義後，不僅鞏固了湖北的後方，而且派遣軍隊支援了武漢抗擊清軍的戰鬥。同一天，陝西同盟會會員景梅九、井勿幕等聯絡會黨和新軍起義，護理巡撫錢能訓逃走，陝西軍政府在西安建立，原日知會會員、新軍隊官張鳳翽為都督。井勿幕率領起義軍渡河攻入山西，從側面威脅南下的清軍，並切斷了清政府和西北地區的聯繫。 10月23日，駐江西九江的新軍響應武昌起義，擁標統馬毓寶宣布獨立，成立九江軍政分府。九江獨立，解除了長江下游清軍對武漢的威脅。 31日，同盟會員蔡公時聯合南昌各界在諮議局開會，準備擁清朝巡撫馮汝騤宣布獨立，馮拒絕接受。蔡公時發動新軍起義，建立了江西軍政府。後來，由同盟會員李烈鈞任都督。 10月29日，山西新軍中的革命黨人發動起義，殺死巡撫陸鐘琦，組成山西軍政府，由新軍協統閻錫山任都督。 10月30日，雲南同盟會員李根源、羅佩金聯合新軍協統蔡鍔以及管帶唐繼堯等發動起義，組成雲南軍政府，蔡鍔為都督。
11月3日，上海的同盟會員張承槱等發動工人、防營和會黨起義，次日攻克江南製造總局，佔領了上海，同盟會員陳其美被推舉為上海軍政府都督。上海起義直接推動了浙江、江甦的獨立。 11月4日，浙江革命黨人在上海的支援下，聯合新軍和防營佔領了杭州，立憲派首領湯壽潛出任浙江軍政府都督。上海起義的消息傳到蘇州，江蘇立憲派和紳商、官僚立即搶先一步，要求巡撫程德全宣布獨立。 5月，江蘇軍政府成立，程德全搖身一變，由巡撫成了都督。 11 月4日，貴州革命黨人發動新軍和陸軍學堂學生起義，佔領貴陽，成立貴州軍政府，新軍教練官楊藎誠為都督。 11 月5日，安徽同盟會員聯合團練發動起義，佔領壽州，連克潁上、毫州等地。 8日，立憲派勸說巡撫朱家寶宣布獨立，並推朱為都督。後來，起義軍內部發生武裝衝突，朱家寶感到形勢不穩，逃離安徽，同盟會員孫毓筠、柏文蔚先後任安徽軍政府都督。 11月6日，廣西諮議局議決與清政府脫離關係，推巡撫沈秉堃為都督。不久，前清軍提督陸榮廷發動兵變，攫取了都督職位。 11 月9日，福州同盟會員許崇智率軍起義，推第十鎮統制孫道仁為福建軍政府都督。同日，廣東宣布獨立，兩廣總督張鳴歧逃入租界，同盟會員胡漢民任都督。從武昌起義到11月9日，短短一個月內，全國已有湖北、湖南、陝西、江西、山西、雲南、浙江、江蘇、貴州、安徽、廣西、福建、廣東等13省和最大城市上海以及其他省許多州縣宣布起義，清朝的一部分海軍也投奔到革命方面來。至11月下旬，四川重慶革命黨人發動起義，川東南50 多州縣響應。在四川資州，一部分新軍起義，殺死了前來鎮壓保路運動的端方。河南信陽附近京漢鐵路工人和農民組成的民軍，拆毀鐵路，襲擊軍用列車，有力地支援了武漢革命軍。甚至在清王朝統治中心地區直隸，革命黨人也策動駐灤州的新軍第二十鎮和駐保定的新軍第六鎮舉事。革命在全國范圍內飛躍發展，有些地區的農民群眾在農村中也掀起反封建鬥爭的風暴。
江蘇常熟、江陰、無錫三縣交界地區爆發了農民武裝暴動，燒毀惡霸地主的房屋，豎立“革命大部督”的旗幟。上海附近各縣農民，普遍掀起了抗租鬥爭。據報載：“松江一帶，則各村莊鳴鑼齊會，相約不還；崑山正義鎮，則因催收田租，兵民互哄；青浦西鄉，則聚眾鬧事；南匯周浦，則拆毀紳董房屋。……抗租風潮，方日演日劇，蔓延而未已。”①湖南衡陽、醴陵等十幾個州縣農民起義，圍攻縣署，殺逐貪官污吏和上豪劣紳。陝西自咸陽到鳳翔、隴州的數百里地區內，到處發生戮官劫獄等暴動。四川農民反抗清軍和地主武裝的戰鬥，在各州縣如火如荼地猛烈開展。奉天遼陽、遼中、鳳凰、莊河、復州等地和山東的民軍都迅速發展，聲勢浩大，迫使東北三省和山東的清朝地方官吏不得不宣布半“獨立”，藉以應付岌岌可危的局面。幾乎全國各省無不發生規模大小不等的群眾起義或暴動。許多少數民族地區也發生了響應武昌起義、擁護共和製度的革命運動。內蒙地區一部分蒙古族和漢族的同盟會員，曾經在學校、軍隊、會黨和反清士紳中進行工作。武昌起義後，歸化（今呼和浩特）、陶林（今察哈爾右翼中旗）、包頭、豐鎮等地的革命黨人紛紛響應，組成革命軍，12月間一度攻克豐鎮。次年初，又配合山西革命軍佔領包頭，成立革命軍政府。 1911年12月下旬，在新疆烏魯木齊爆發了有哥老會和當地少數民族參加的武裝起義。起義的消息迅速傳到革命黨人活動的中心伊犁。 1912年1月，起義軍佔領伊犁，組織了“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會”，宣布“五族共和”，並成立了臨時政府。
武昌起義後，各省紛紛響應和席捲全國的群眾自發鬥爭，匯合成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巨大洪流。在這個革命洪流中，反動的清王朝土崩瓦解了。資產階級革命派在推動這次革命迅速走向高潮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分散在各地的同盟會員以及與同盟會有或多或少聯繫的各地革命組織，在武昌起義後積極策動響應，促進了革命形勢在全國蓬勃發展。但是，面臨著如此廣泛和迅猛的革命高潮，資產階級革命派卻沒有一個統一的堅強的領導核心。同盟會組織很不健全，缺乏一個徹底反帝反封建的鬥爭綱領和把革命推向前進的統一的革命步驟。他們十分害怕帝國主義出面乾涉，又非常恐懼農民群眾把反封建鬥爭深入開展下去，希望趕快推翻清朝，建立共和製度，盡量縮短革命的歷程，取得廉價的勝利。資產階級立憲派在革命形勢高漲的壓力下，轉到革命方面，利用自己在各省諮議局中所取得的地位，策動清朝官員“反正”，宣布“和平光復”，對清王朝的崩潰起了積極作用，但他們力圖維持舊秩序，防止革命的深入開展，並竊奪權位。
湖南起義後，曾一度設立籌餉局，按房地產和田產的多寡攤派捐款，以保證革命的需要。湖南紳商和立憲派激烈反對，把這個革命措施說成是“暗無天日”、“雞犬不寧”。他們唆使舊軍官在湖南起義後十天發動兵變，殺害都督焦達峰等人，推立憲派首領譚延闓為都督。就這樣，立憲派與舊官僚採用“和平”的乃至流血政變的手段，先後取得了湖北、湖南、江蘇、浙江、廣西、貴州等許多省軍政府的權力。另一些省區，如上海、廣東、安徽、江西等地，表面上權力掌握在資產階級革命派手中，但是，這些革命黨人掌權以後，由於地位發生了變化，很快地向右轉了，其中有些人已蛻化為新官僚政客。當時宣布起義的各省，無論是革命派掌權，還是立憲派、舊官僚掌權，幾乎一律壓制工農群眾的革命運動，解除群眾武裝，府縣基層政權基本上沒有觸動。四川的幾十萬保路同志軍被遣散，廣東的十幾萬民軍被裁撤，湖北軍政府通告全省各州縣官紳趕辦團練，防止農民暴動，並派軍隊鎮壓會黨武裝。資產階級革命黨人剛剛取得局部的政權，就同人民群眾對立起來，他們不可能把民主革命引向真正的勝利。
二、南京臨時政府的成立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
建立一個統一的共和政府，不僅是這次革命的目標，而且是當時起義各省共同對清王朝進行鬥爭的迫切需要。中央政權如何建立，由什麼人掌握，這是資產階級革命派和捲入革命營壘中的立憲派、舊官僚政客等各派政治力量最為關注的問題。此外，由於各派政治力量重新組合而出現的湖北、江浙等地方集團，也都力爭對中央政權的控制權。這就使得組織臨時中央政府的鬥爭更加尖銳複雜。 11月9日和11日，湖北和上海兩地先後發出建議成立臨時中央政府的通電。上海方面提出由各省諮議局和都督府各舉代表一人到上海 “集議”的方法。 15日，第一次各省代表會議在上海召開，定名為“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由於湖北方面力爭，24日，各省代表聯合會決定遷往武昌開會，各省留一人在上海以便聯絡。當時，湖北革命軍正與清軍處於緊張對峙狀態中。重新被清政府起用的袁世凱派他所掌握的北洋軍相繼攻陷了漢口和漢陽，武昌已處於清軍炮火的威脅之下。 11月30日，各省代表聯合會不得不由武昌改在漢口英租界舉行。各省代表聯合會的成份十分複雜，革命派與立憲派佔有幾乎相等的席位，另有少數舊官僚和封建士紳，甚至有清政府的密探在內。 12月2日，代表聯合會作出兩項重要決議：一是通過《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一是決定“虛臨時總統之席以待袁君反正來歸”。
從一開始，組織民國臨時政府就和期待袁世凱“反正”緊密聯結在一起，這充分反映了革命陣營對封建買辦勢力的妥協性和對袁世凱反動集團所寄予的深切期望。同一天，江浙聯軍攻克南京，江浙集團聲勢大振，決定在南京成立臨時中央政府，電催漢口代表迅速東下。 12月14日，漢口、上海兩地的各省代表齊集南京開會。代表名額由原來的23人增加到45人。同盟會員在其中所佔比例有所提高，約佔二分之一強，其餘為立憲黨人、舊官僚士紳和獨立活動的光復會員。代表們獲悉袁世凱的議和代表唐紹儀到達武漢以及袁世凱表示贊成“共和”的消息，決定暫緩選舉臨時總統，虛位待袁，而推舉大元帥、副元帥“專征北伐”。因人選問題爭執不下，臨時政府的組建陷於難產。
12月25日，孫中山自海外回國，到達上海。各省革命黨人大都同意推舉眾望所歸的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立憲派和舊官僚政客也認為在“爭取”袁世凱反正以前，這個“過渡”總統“非孫莫屬”。 29日，孫中山當選為臨時大總統，臨時政府才在難產中誕生。 1912 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職，宣告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以1912年為民國元年，改用公曆。南京臨時政府的行政首腦，由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副總統黎元洪和九名國務員（各部總長）組成。九名國務員名單由孫中山和黃興提出，1912年1月3 日在各省代表聯合會議上通過。其中，陸軍總長黃興、外交總長王寵惠、教育總長蔡元培為同盟會員，實業總長張謇、交通總長湯壽潛為江浙立憲派首領，內務總長程德全、司法總長伍廷芳為舊官僚，海軍總長黃鍾英是起義的艦長，財政總長陳錦濤是當時的所謂“理財專家”，曾在清政府任職。根據同盟會設計的“部長取名，次長取實” 的方案，由孫中山直接任命的各部次長、局長和總統府秘書長等，除海軍次長外，都是同盟會的重要骨幹。程德全、湯壽潛、張謇等人沒有到南京就職，各部幾乎都由次長代理，當時有“次長內閣”之稱。所以，實權是掌握在革命派手中的。 1月28日，臨時參議院在南京成立。作為立法機關，40餘名臨時參議員中，同盟會30人，立憲派不足10人。從漢口各省代表聯合會、南京各省代表聯合會到臨時參議院的成立，短短一個月內，出現了很大變化。
立憲派代表銳減（主要是北方未起義各省諮議局的代表），革命派代表激增，反映了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和同盟會在建立政權的角逐中取得了暫時的勝利。南京臨時政府參議院開幕典禮以孫中山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是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的產物。臨時政府中雖有立憲派和舊官僚參加，但資產階級革命派居於領導地位。 “臨時之政府，革命時代之政府也”，這是南京臨時政府發表的第一個文告《臨時大總統宣言書》中莊嚴宣布的。在這個宣言書中，對臨時政府的施政方針作瞭如下的規定：對內要實現民族、領土、軍政、內治、財政的統一，對外要將清政府“辱國之舉措與排外之心理，務一洗而去之，持和平主義，……循序以進”。 ① 對內強調統一，克服各省起義以後各自為政的現象，以利於推翻清朝反動政府，建立一個統一的資產階級共和國，這顯然是具有積極意義的。對外要洗雪清朝反動政府的“辱國舉措”，也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宣言書並沒有提出明確的革命任務和實現革命任務的步驟，顯得有些空泛。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在短短的三個月時間裡，頒布了不少有利於民族資本主義經濟、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和文化教育的法令。根據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天賦人權”的原則，它宣佈人民享有選舉、參政等“公權”和居住、言論、出版、集會、信教等“私權”；命令各級官廳焚毀刑具，停止刑訊：通令保護華僑，禁止販賣華工；嚴禁買賣人口，禁止蓄奴，解放“疍戶”、“惰民”等所謂“賤民”，允許他們享有“公權”和“私權”；革除歷代官廳“大人”、“老爺”等稱呼，以及禁止蓄辮、纏足、賭博，嚴禁種植和吸食鴉片，等等。在發展民族工業方面，它頒布了保護工商業的規章，廢除清代的一些苛捐雜稅，獎勵華僑在國內投資。在文化教育方面，它提倡以“自由平等博愛為綱”的“公民道德”；禁用清政府學部頒行的教科書，新編教科書必須合乎“共和民國宗旨”，廢止“有礙民國精神及非各學校應授之科目”，《皇朝掌故》、《大清會典》、《大清律例》等一律禁用，小學禁讀經科等等。所有這些法令，無不體現了民族資產階級的原則和利益。
南京臨時政府的各項法令，對資產階級利益表現了熱忱關切的態度，但對地主階級利益，沒有根本的觸動，對廣大農民的要求缺乏任何積極的反映。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於南北議和開始之後，革命黨人普遍地希望通過和平談判爭取袁世凱反正和清帝退位，以便盡快地結束革命。同時，他們把爭取獲得帝國主義國家的承認，作為臨時政府的首要目標。臨時政府在《宣告友邦書》中，重申承認清政府和帝國主義國家締結的一切不平等條約，承擔過去的外債和賠款，保護帝國主義在華的各種特權和利益。軟弱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天真地認為，主動承受清朝賣國政府的可恥“遺產”，就可以換取帝國主義對臨時政府的同情和承認。臨時政府外交總長根據《臨時大總統宣言書》中所規定的對外施政方針，僅僅怯懦地聲明：租界的行政警察權“應俟大局底定，再行設法收回”；侵害我國司法主權的上海會審公廨，“當向各領事交涉，使必爭回”。 ①臨時政府為取得列強承認，進行多次交涉，都毫無結果。帝國主義一直不承認臨時政府，使臨時政府的領導者們感到很大的壓力。
南京臨時政府從成立的時候起，便麵臨著十分嚴重的財政危機。清政府所課徵的許多苛捐雜稅已經宣布廢除；海關及部分常關、鹽厘的稅收被帝國主義者把持，拒絕交付臨時政府；各地的田賦和其他稅收也被各省軍政府截留，不上繳中央。軍需緊急而款項沒有著落，各處要錢的電報接踵而來，南京附近的民軍“嗷嗷待哺，日有嘩潰之虞”，每日前往陸軍部索餉者不下數十起，致使陸軍總長黃興“寢食俱廢，至於吐血”。 ②臨時政府一度準備命令各地商會認捐款項，以救燃眉之急。但是，各地商會大都操縱在資產階級上層及其政治代表立憲派手中，他們不肯從經濟上支援臨時政府，公開阻止募捐計劃的實現。在這種情況下，南京臨時政府不從發動群眾、爭取人民支持中尋找出路，而是乞求帝國主義國家的貸款，作為解決財政困難的主要途徑。孫中山在回國前後，親自進行過多次貸款活動，幾乎每天盼望外國銀行的複電，可是，直到他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為止，始終杳無音信。南京臨時政府還曾企圖以國內大企業（如輪船招商局、漢冶萍公司等）作抵押，向外國舉借幾筆貸款，又遭到立憲派的堅決抵制，臨時參議院內外一片反對鼓譟聲。南京臨時政府束手無策，始終沒能擺脫財政困難的處境。南京臨時政府的基礎是脆弱的。它名義上是一個全國性的中央政府，但是，它的權力並不能推行於被立憲派和舊官僚控制的省區。即使在革命派掌權的地方，也往往各自為政，不完全服從中央的號令。作為資產階級革命政黨的同盟會，早已處於十分渙散的狀態，內部“意見不相統屬，議論歧為萬途”，起不了革命政黨的領導作用。直到1912年2月，同盟會才在南京召開改組會議，議決由秘密轉為公開，並製訂了新總章。
這時，清帝退位已成定局，新總章遂以“鞏固中華民國，實行民生主義”為宗旨，具體政綱包括：完成行政統一，促進地方自治，實行“種族同化”，採用國家社會政策，普及義務教育，主張男女平等，厲行徵兵制度，整理財政，釐定稅制，力謀國際平等，注重移民墾殖事業等九條。新政綱保持著民主精神，但缺乏應付當時復雜政局的革命對策，起不了統一革命黨人思想和行動的作用。在組織上，根據宋教仁擴大招納會員的建議，把黎元洪拉入同盟會，並推舉他為協理，大批官僚、政客、豪紳紛紛混入黨內。許多同盟會員蛻化變質，和立憲派、舊官僚打得火熱，為獵取個人權位而組成了形形色色的政治團體。孫中山等少數堅持革命主張的革命黨人，被攻擊為“理想派”，在同盟會中處於孤立的地位。孫中山無力改變“過渡”政府與“過渡”總統的局面，在他當選為臨時大總統的當天，便不得不致電袁世凱，表示“暫時承乏”，“虛位以待”。 ①不過，以孫中山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儘管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弱點，但它堅持了民主共和的立場，在促成清朝覆滅和民國成立的革命大業上，仍有其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
三、袁世凱竊奪政權
武昌起義的消息傳到北京，中外反動勢力驚慌失措。清政府急忙派陸軍大臣廕昌率領北洋軍隊趕往武昌鎮壓革命。北洋軍隊是袁世凱一手培植起來的，大部分將領都是他的心腹爪牙，不聽從廕昌的調度。廕昌指揮不靈，清政府束手無策。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革命抱著敵視的態度，力圖阻止革命烈火的蔓延。武昌起義後幾天之內，它們便在武漢江面集中了十餘艘軍艦，對革命方面進行監視，並隨時準備武裝干涉。駐北京的各國外交使團連續舉行會議，共商如何維護他們在華的侵略利益。他們接受美國駐華公使嘉樂恒的建議，促使清政府立即起用兩年前被罷黜的袁世凱，叫嚷“非袁不可收拾”，企圖通過袁世凱出山，為清王朝穩住陣腳。 10月14日，清政府任命袁世凱為湖廣總督，要他統率北洋軍隊南下鎮壓革命。袁世凱野心勃勃，想乘機向清廷素取更大的權力，藉口 “足疾未痊”，留在河南彰德不肯出山。 27日，清政府因進攻武漢受挫，湖南、陝西、江西等省又相繼起義，不得不任命袁世凱為欽差大臣，節制湖北水陸各軍，袁世凱仍不滿意，提出召開國會，組織責任內閣，授與他軍事全權，保證供應充足軍餉等條件。清政府一時猶豫不決。
這時，起義的省份日益增多，革命形勢不斷高漲。資政院正在北京召開第二次年會，議員們齊聲吶喊，上奏要求立即召開國會，取消皇族內閣，赦免國事犯。在袁世凱策動下，駐直隸灤州的新軍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聯合第三鎮協統盧永祥等，電奏政綱十二條，要求速開國會，改定憲法，特赦國事犯，組織責任內閣。資政院的吶喊，張紹曾的“兵諫”，都和袁世凱的要求相呼應，給了清政府很大的壓力。以攝政王載灃為首的清朝統治者萬分惶恐，被迫屈服，連忙下“罪己沼”，頒布憲法“十九信條”，下令釋放政治犯，解散皇族內閣，任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組織“責任內閣”。這樣，清政府的軍政大權便實際上落入袁世凱手中。 11月1日，袁世凱南下視師，指揮北洋軍隊攻陷漢口。然後返回北京，於11月16日成立袁世凱“責任內閣”。帝國主義列強，特別是沙俄和日本政府，曾經企圖利用中國的動盪局勢，秘密策劃對華採取武裝干涉行動，以乘機擴大它們在華的侵略利益。英帝國主義在華的侵略利益主要集中在長江流域，它擔心公開站在清政府方面與革命軍為敵，勢必有喪失它的巨大利益的危險。美帝國主義不願意俄、日兩國在華勢力過分擴張，反對各國採取單獨行動。
由於帝國主義列強相互之間矛盾重重，它們正忙於準備重新瓜分世界殖民地的戰爭，或多或少地被牽住了手腳；而且革命形勢的飛躍發展和清朝統治的土崩瓦解，使它們感到公開進行武裝干涉已很難達到目的。於是，它們決定採取在“中立”的幌子下加緊扶植袁世凱，脅迫革命方面向袁世凱妥協的辦法，利用袁世凱取代清王朝作為它們統治中國的工具。 11月26日，經過英國公使朱爾典和袁世凱密謀後，由英國駐漢口領事出面，向湖北軍政府提出南北停戰議和的建議。武昌方面欣然接受。 12月初，南北雙方達成停戰協議。 12月18日，袁世凱的議和全權總代表唐紹儀和各省軍政府議和代表伍廷芳，開始在上海進行和平談判。 20日，當南北議和代表舉行第二次會議的時候，駐上海的俄、英、美、日、法、德等六國總領事向雙方代表提出照會，要他們“儘速成立和解，停止現行沖突”。這項照會雖向雙方代表同時提出，實際上是壓迫南方革命勢力向袁世凱勢力妥協。
在南北議和過程中，革命派不僅遭到帝國主義的干涉和壓迫，而且還受到捲入革命內部的立憲派施加的巨大壓力。立憲派害怕革命繼續發展將危及自己的既得利益，希望通過擁有北洋武裝而又受帝國主義寵信的袁世凱來維持社會“秩序”和“治安”，平息動蕩的局勢。立憲派首領張春早已和袁世凱達成了合作的默契。當唐紹儀到達上海後，張謇等人即展開了緊張的幕後活動。伍廷芳和唐紹儀分別代表南北兩方，“在議場時，板起面孔，十足官話”，① 而每天晚上卻在上海南陽路趙鳳昌②家中與立憲派密謀策劃，研究如何對付革命勢力。趙鳳昌的住宅“惜陰堂”成為南北議和代表和立憲派進行陰謀活動的場所。立憲派在革命內部極力散佈對袁世凱的幻想，製造妥協空氣，迫使革命派向袁世凱交出政權。
張春密電袁世凱說：“甲日滿退，乙日擁公，東南諸方一切通過”，“願公奮其英略，旦夕之間勘定大局”，③ 表達了立憲派結束革命的謀略和對袁世凱的期望與忠誠。在革命派內部，妥協思想也已佔上風。黃興早在11月9日就曾致函袁世凱，希望他“以拿破崙、華盛頓之資格，出而建拿破崙、華盛頓之事功”，並表示“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為拿破崙、華盛頓，即南北各省當亦無有不拱手聽命者”。 ④南北議和開始後，黃興等人主張“化敵為友”，害怕袁世凱“像曾國藩替清室出力把太平天國搞垮一樣來搞垮革命”，建議“給他一個民選的總統”。 ⑤ 同盟會重要骨幹、因刺殺載灃未遂而被監禁的汪精衛，出獄後立即投靠了袁世凱，配合袁世凱推行“南撫北剿”的反革命策略。他一面向袁世凱告密，出賣北方革命組織，一面為南北議和穿針引線，力勸南方革命黨人對袁妥協。他跑到上海，擔任南北各省議和參贊，暗中參與了“惜陰堂”的陰謀，極力為袁世凱疏通，並“惡意攻擊孫中山先生本人有權利思想”。 ①他是袁世凱安插在革命隊伍中的一個內奸。袁世凱也對南方革命勢力進行赤裸裸的武力威脅。當孫中山於1912年1月1日就任臨時大總統的時候，袁世凱指使他的部將馮國璋、段祺瑞等發出“誓死抵抗”的叫囂，並撤消唐紹儀議和代表資格，故意製造決裂的勢態，逼迫革命派就範。在北洋軍隊咄咄逼人的叫囂中，前線又趨緊張。一時頗為高漲的北伐聲浪，暫時壓倒了大多數革命黨人的妥協和遷就思想。南京臨時政府接受了孫中山提出的北伐建議。 1月11日，孫中山宣布自任北伐軍總指揮，派黃興為北伐陸軍參謀長，並製訂了六路北伐的計劃。 13日，在津湧鐵路線上，北伐軍敗清軍於宿州等地，戰略重鎮徐州不戰而下。
安徽、河南、湖北等戰場上，革命軍也取得了一些勝利。但是，北伐並沒有繼續下去。財政困難使南京臨時政府硬不起來，帝國主義干涉的陰霾更令革命黨人氣短。這時，各國軍艦在長江示威，並阻止革命軍在大連登陸。駐北京的各國外交使團蠻橫地宣布不准在京奉鐵路兩側十里內戰鬥。俄、日兩國分別增兵東北及內蒙。外國資產階級報紙竭力宣傳列強將要進行干涉，立憲派危言聳聽地宣揚帝國主義一旦干涉，中國便有亡國滅種的危險，大多數革命黨人也彷彿塌天大禍就在眼前，終於在帝國主義威脅下屈服。南北雙方達成了一項協議：革命黨人同意讓出政權，袁世凱則同意宣布贊成“共和”，並逼清帝退位。君主立憲與民主共和不再是南北談判的問題了。雙方爭議的中心，是如何結束南北兩個政權的對立局面，建立以袁世凱為總統的統一政權的問題。袁世凱主張清政府與南京臨時政府同時解散，由他另立統一的共和政府。南京臨時政府拒絕了這個無理要求。孫中山認為取消南京臨時政府“於理絕對不行”，但被迫同意在清帝退位後立即由袁世凱重組政府。
如何“處置”清朝皇帝，是雙方爭議的另一重要問題。袁世凱主張給清帝及皇室以特殊“優待”，並搞了個《優待條例》，規定：清帝稱號不變；每年由民國政府給予400萬元；清帝仍暫居皇宮，以後移居頤和園；原有私產由民國保護，等等。這個極端荒謬的優待條件，不僅使孫中山等感到是奇恥大辱，連主張對袁世凱妥協甚力的黃興也認為難以接受。黃興致電伍廷芳說：“議和愈出愈奇，殊為可笑。第一條仍保存下大清皇帝名稱及世世相承字樣，可謂無恥已極。”然而，伍廷芳、汪精衛等卻說保留的不過是“虛名”，“共和目的已達，其他枝節似可從寬”。 ①1912 年2月6日，南京臨時參議院竟正式通過了《優待條例》。袁世凱得到南方同意讓權的確切保證後，立即對清帝實行逼宮。他指使北洋軍將領段棋瑞等人聯名發表通電，要求清王朝立即同意共和，否則將率領軍隊直搗北京。 2月12日，清帝宣布接受優待條件，正式退位。第二天，袁世凱聲明贊成“共和”，孫中山嚮臨時參議院辭職。 2月15日，臨時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在宣布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時，為了防範袁世凱專制獨裁，以便把中國納入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軌道，提出奠都南京、新總統到南京就職和遵守《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等三項條件，並派蔡元培等為專使北上，迎接袁世凱南下。袁世凱表示願意南下就職，暗中卻密令他的嫡係部隊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製造暴亂，作為他不能南下的藉口。
孫中山等得知北京等地兵變的消息，決定出兵平亂，並由黃興等發出率兵北上的通電。這時，帝國主義又一次出面配合袁世凱，紛紛從各地增調軍隊前往北京，加劇緊張局勢。立憲派和舊官僚都反對孫中山提出的奠都南京的主張，許多革命黨人做了他們的應聲蟲。孫中山再次被迫退讓。 3月6日，臨時參議院議決允許袁世凱在北京宣誓就職。南京臨時政府頒布的《臨時約法》，是一個很重要的文件。它規定了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國家、政府組織機構以及人民享有的各項民主權利。它具有資產階級共和國憲法的性質。孫中山等企圖憑藉這部臨時約法來限制袁世凱的權力，束縛他專制獨裁的手腳。姦黠狡詐的袁世凱一方面表示他是《臨時約法》的擁護者，另一方面又說以後要對它進行“修改”。 4月1日，孫中山正式解除臨時大總統的職務。次日，臨時參議院決議將臨時政府遷往北京。孫中山的解職和臨時政府的北遷，標誌著革命遭到了嚴重的挫敗。資產階級革命派交出政權後，企圖依靠一紙約法以實現其資產階級議會政治，使中國走上民主的軌道。歷史證明，這是一個多麼幼稚的幻想。
四、臨時政府北遷後的政局和“二次革命”
南、北統一是袁世凱北洋軍閥集團、資產階級革命派和改良派等各種政治勢力相互妥協的結果。袁世凱取得臨時大總統的職位，但不得不信誓旦旦，表示 “永遠不使君主政體再行於中國”，“深願竭其能力，發揚共和之精神，滌蕩專制之瑕穢”。 ①革命派讓出了大總統，但控制著南方數省和臨時參議院，企圖以臨時參議院、《臨時約法》、“責任內閣制”限制袁世凱搞專制獨裁。 1912年3月，袁世凱提名唐紹儀為國務總理，在南京組織第一屆內閣。唐紹儀在清末是深得袁世凱信任的官僚，這時加入了同盟會，以“調和南北”自居。唐內閣的要害部門受袁世凱控制，如陸軍總長一職，袁世凱便堅決不肯交給黃興，而由他的親信段祺瑞充任；但宋教仁等四個同盟會員也分到了農林、工商、司法、教育等四個部門，連同唐紹儀在內的十個閣員中，同盟會員佔半數，被稱為“同盟會中心內閣”或“唐宋內閣”。 4月初，南京臨時參議院議決將臨時政府遷往北京。唐紹儀事事強調大總統發布命令須經國務員副署的“責任”，袁世凱感到不能指揮如意、獨斷專行，在6月間利用唐內閣任命非袁嫡系的王芝祥為直隸都督事，指使北洋將領通電反對，並不經內閣副署而發布了改王芝祥為南方軍宣慰使的命令。 “責任內閣制”遭到破壞，唐紹儀及同盟會的四個閣員被迫辭職，改良派的兩個閣員也不安於位而辭退。
唐內閣倒台，宋教仁主張積極從事民主政治的建設，通過全國民主選舉產生國會，制訂憲法，由國會中的多數黨組織內閣，實行“責任內閣制”，以保障憲法的貫徹執行。孫中山對政治抱悲觀情緒，希望袁世凱維持一個小康局面，自己則從事交通、實業建設，為民國謀長遠的利益。黃興在1912年6月間主動撤銷“南京留守府”，遣散南京臨時政府的軍隊，對政治也抱消極態度。李烈鈞、胡漢民等“地方實力派”主張地方自治，致力於鞏固自己的地盤，不大過問全國的形蟄與鬥爭。 “激烈分子”如戴天仇（季陶）、何海鳴等不信任袁世凱，不斷揭露、責罵，甚至鼓吹用武力推翻袁世凱的統治，但既無組織，又無核心，不能左右政局。為了議會鬥爭的需要，1912年8月，在徵得孫中山、黃興的同意後，宋教仁以同盟會為基礎，聯合統一共和黨等幾個小黨派，組成國民黨，推孫中山為理事長而由自己代理。
國民黨的革命精神比同盟會大為減退，拋棄了同盟會秘密時期的“平均地權”綱領，取消了同盟會公開時期的“男女平等”主張，並把原來的“力謀國際平等” 改為“維持國際和平”，但由於吸收了各方面人物參加，聲勢浩大，在臨時參議院中佔多數，成為第一大黨。和國民黨並立的還有以兩湖、江浙的原立憲派為核心的共和黨，以章炳麟為首的統一黨和以梁啟超為首的民主黨。這些黨派知道自己還沒有組閣的希望，便主張“超然內閣”，向袁世凱靠攏，但也要求分享政權。袁世凱提名無黨派而“馴順如羊”的陸徵祥為國務總理，但當陸徵祥向臨時參議院補提六個國務員時，全部遭到否決。袁世凱指使反動軍警通電、通函、召開會議，痛罵參議院，甚至叫嚷要用武力解散。陸徵祥再次提出六個國務員名單時，參議院在壓力下被迫通過了五人，但隨即提出彈劾陸徵祥失職案。陸徵祥從此稱病住進醫院，由袁世凱親信內務總長趙秉鈞代總理。為了穩定政局，袁世凱邀請孫中山、黃興北上會談，尊二人為“革命元勳”，“百般地曲意相從”，特授孫中山“籌劃鐵路全權”。孫、黃都落入圈套，對袁世凱表示信任。黃興代為疏通，使參議院通過趙秉鉤為國務總理，並把趙秉鈞及其他六個閣員拉入國民黨。趙內閣號稱“國民黨內閣”，實際上完全被袁世凱所控制。
從1912年12月到1913年2月，第一屆國會選舉在全國范圍內進行。宋教仁等全力投入競選，結果國民黨在參、眾兩院獲得了壓倒多數的席位。為了實現把中國建成一個獨立、富強、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抱負，宋教仁親自到長江流域各省宣傳遊說，宣布政見，力圖組織真正的國民黨內閣。他還擬訂了一系列內政和外交方面的政策，準備在他當政時施行。清朝的覆沒，帝制的廢除，民國的成立，使整個社會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經濟上，扭轉了革命前民族工商業的蕭條局面，出現了振興實業、提倡國貨的熱潮。各種實業團體如中華民國工業建設會、中華實業團、民生團以及西北（河南、山西、陝西）、安徽、蘇州、鎮江等地方實業協會紛紛成立，號召乘共和政體成立的“運會”，實行產業革命以建設新中國。工礦企業，特別是中小資本和工場手工業迅速增加，“幾乎每天都有新公司註冊”。 ①清朝專制政體設置的若干禁錮的解除，使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獲得了新的活力。政治上，民主空氣濃厚，民主潮流高漲，民主憲政在實驗中。言論、結社是自由的。 “一時報紙風起雲湧，蔚為大觀”，1913年7月前 “統計全國達五百家”。 ②許多報紙以監督政府為己任，議論時政得失，評說政府官員，乃至公開斥責大總統。政黨、社團如“雨後春筍，蓬勃興起”，1912年10 月，僅在民政部立案的團體就有85個，包括政治團體22個。 ③
眾多政黨合法並存，和平競爭。臨時參議院的存在，第一屬國會的選舉和成立，表明議會民主制仍然是革命派以及改良派努力爭取的目標。議員中的大多數為限制袁世凱專制獨裁也進行了一定的鬥爭。三權分立的國家體制基本上保持著。文化上，資產階級文化教育得到發展。 1912年大中小學學生總數超過1911年的一倍，其中女學生增加得更多。由於“社會對政治興味非常亢進”，政法學校和大學法科學生猛增，“一時法政學校遍於全國”。 ① 各種學術思想可以自由討論，所有這一切，表明形勢還大有可為。以宋教仁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政治家力圖通過合法的政治鬥爭重新掌握政權。有人推測，國會正式選舉大總統時，袁世凱未必能夠當選。但是，宋教仁等幼稚天真，忽視了北洋軍閥手中的武力。袁世凱決心用鐵血手段撲滅民主勢力。 1913年3月，宋教仁準備北上組閣，在上海車站遭暴徒槍擊，傷重逝世。袁世凱聽到宋教江被刺的消息，表示“愕然”，電令江蘇地方官吏“迅緝兇犯，窮究主名，務得確情，按法嚴辦”。然而，“窮究”的結果，主使行刺的正是袁世凱自己，而直接佈置暗殺的則是國務總理趙秉鈞。 “宋案”真相公佈，全國嘩然。孫中山從迷誤中猛醒，認為“非去袁不可”，主張立即興師討袁。但許多革命黨人對武裝討袁沒有信心，大部分國民黨議員則留戀名位，主張在北京聯合其他黨派，以國會的力量從事“法律倒袁”。在國民黨人爭論不休的時候，袁世凱已積極準備進行武力鎮壓。
為了籌集反革命戰爭經費，4月26日，他指派趙秉鉤等同英、法、德、日、俄五國銀行團談判，把交涉經年未定的2500萬英鎊的所謂善後大借款的合同簽訂下來。扣除折扣、到期的借款和賠款，袁世凱實際能拿到手的不過760萬英鎊，而規定47年還清的本利為6785萬英鎊。儘管條件如此苛刻，袁世凱為了發動反革命內戰的需要，不交國會審議，悍然簽訂了大借款合同。 “善後大借款”遭到國會中國民黨議員的反對。他們表示未經國會同意，此項借款為不合法，不能予以承認。袁世凱立即指使民主黨、共和黨、統一黨合併，組成以粱啟超為實際主持人的進步黨，以對抗國民黨；同時授意北方各省都督通電斥責國會反對借款為“不顧大體，無理取鬧”，在國會內外向國民黨議員施加壓力，把“法律倒袁”的微弱呼聲壓了下去。袁世凱得到國內外反動勢力的支持，凶相畢露。他攻擊孫中山、黃興“左又是搗亂，右又是搗亂”，無恥標榜自己是“受四萬萬人民付託之重，不能以四萬萬人之財產生命聽人搗亂”，揚言“彼等若敢另組政府，我即敢舉兵征伐之”。 ①6 月間，他藉口江西都督李烈鉤、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蔚曾通電反對善後大借款是不服從中央，下令免職。並派兵南下，進入江西，發動反革命內戰。國民黨人被迫應戰。他們一開始就不能統一行動，處於被動挨打的局面。 7月12日，李烈鈞在江西湖口誓師，組織討袁軍，發表討袁通電。黃興迫於形勢，也在南京逼使都督程德全宣布討袁。上海、安徽、湖南、廣東、福建、重慶等省區先後宣布獨立。這就是孫中山所說的“二次革命”。袁世凱以江西、南京為進攻重點。江西方面，湖口的討袁軍遭到了北洋軍的水陸夾攻，於7 月25日敗退。 8月18日，北洋軍攻陷南昌，佔領江西。南京方面，由於部分討袁軍被袁世凱用金錢收買，發生內變，被迫退守臨淮關。黃興於7月29日潛離南京，程德全便宣布取消討袁。 9月1日，袁軍張勛部佔領南京。上海的陳其美等在8月13日棄吳淞砲台而去。安徽的柏文蔚也被袁軍所逐。接著，其他各地相繼取消獨立。不到兩個月，南方各省的國民黨軍隊全被袁世凱打垮， “二次革命”遂歸於失敗。孫中山、黃興等被加以“亂黨”名目，嚴令通緝。他們被迫再次逃亡海外。
“二次革命”是辛亥革命的最後一戰。 “二次革命”失敗，標誌著辛亥革命無可挽回地最後失敗了。革命雖然取得了推翻清朝、結束帝制的偉大勝利，從而為中國人民實現徹底的民主革命開闢了道路；但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務沒有完成，歷史進入了袁世凱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時期。
① 《復同盟會中部總會書》，《黃興集》第63頁。 ② 《湖北革命知之錄》第246頁。 ① 《中國革命記》第2冊。 ②《辛亥首義回憶錄》第2輯，第170頁。 ①1912 年1月3日《申報》評論：《論鄉民抗租風潮》，《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選輯》第697頁。 ① 《南京臨時政府公報》，《近代史資料》總第25號。 ①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選輯》第476頁。 ②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第8冊，第55頁。 ① 《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576頁。 ① 《辛亥革命史料》第292頁。 ② 趙鳳昌原是湖廣總督張之洞的機要幕僚，總辦文案，後因被人參劾落職，在上海當寓公，和清朝官僚及立憲派交往甚密。 ③ 《張季子九錄·政聞錄》卷4，第1頁。 ④ 《黃興致袁世凱書》，《近代史資料》，1954年第1期。 ⑤ 李書城：《辛亥前後黃克強先生的革命活動》，《辛亥革命回憶錄》第1集，第200頁。 ① 李書城：《辛亥前後黃克強先生的革命活動》，《辛亥革命回憶錄》第1集，第200頁。 ① 《共和關鍵錄》第1編，第89、80頁。 ① 白蕉：《袁世凱與中華民國》第22頁；《袁大總統文牘類編》第2頁。 ① 《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輯下冊，第849頁。 ②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第181頁。 ③ 《遠生遺著》卷2，第24頁。 ① 舒新城；《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上冊，第369頁。 ① 《上海時報》，1913年5月24日。
一、武昌起義與全國各地的響應
1911 年10月10日，革命黨人發動武昌起義。這一天，後來被定為中華民國的國慶日。武漢向稱“九省通衢”，是當時國內僅次於上海的第二大城市。它是帝國主義侵略的重要據點和清朝反動統治的一個重心，也是資產階級革命力量發展迅速的地區和各省革命黨人聯繫的樞紐。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在這個地區格外激烈。自1904年武漢第一個革命團體科學補習所成立以來，湖北革命黨人便把新軍作為進行革命活動的主要對象。科學補習所設有專門負責新軍工作的干事，不斷將青年學生、會黨群眾輸送入伍，努力擴大新軍中的革命力量。雖然革命團體遭到幾次破壞，團體名稱一再變更，但從日知會、湖北軍隊同盟會、群治學社、振武學社，直到文學社以及共進會等革命團體，都有許多革命知識青年以當兵為掩護，長期潛伏在軍隊裡進行艱苦細緻的宣傳工作和組織工作，始終堅持不懈。
根據多年積累的秘密工作的經驗，革命黨人在湖北新軍的標（團）、營、隊（連）各級都推舉了他們的代表，組織網遍及湖北新軍各基層單位，參加革命組織的士兵群眾達五六千人，佔湖北新軍總數的三分之一左右，為武昌起義的發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11年的廣州起義和四川保路風潮，大大鼓舞了全國人民的鬥爭意志，革命形勢一派大好。湖北革命黨人決定利用這個大好時機，在武漢發動起義。為了加強對武漢地區革命力量的領導，共進會和文學社兩個革命團體在同盟會中部總會的斡旋下決定聯合行動，於9月24日組成統一的起義領導機構，推舉文學社領導人蔣翊武為湖北革命軍總指揮，共進會領導人孫武（即孫葆仁）為參謀長，兩團體的重要骨幹劉堯澂、彭楚藩等為軍事籌備員。他們擬定了起義的詳細計劃，推定了武裝起義後軍政府的負責人，草擬文告，派人到上海迎接同盟會領導人來鄂主持大計，同時和鄰近各省進行聯繫，策動響應。武昌起義之前，湖北革命黨人是作了比較周密的準備和部署的。這時，孫中山遠在海外籌款，以接濟國內的革命活動。黃興在香港接到有關湖北情況的報告後，即復函贊成在武漢發動起義：“邇者蜀中風雲激發，人心益憤，得公等規畫一切，長江上下自可聯貫一氣，更能爭取武漢。老謀深算，雖諸葛復生，不能易也。光復之基，即肇於此。”①
不過，他要湖北革命黨人等待孫中山籌措20萬元巨款和購買大批槍枝彈藥後發動。湖北革命黨人認為，起義時機已經成熟，“勢成騎虎”，不能等待。同時，他們看到清政府從湖北抽調大批新軍前往四川鎮壓保路運動，新軍中的革命骨干將隨軍離去，湖北革命力量有被削弱的危險。因此，他們堅決表示，即使“無外款接濟”，也“事在必行”。 ②湖北革命黨人原訂農曆八月十五日中秋節（10月6 日）舉行起義，由於準備不及而延期。 10月9日，孫武在漢口俄租界製造炸彈失慎爆炸，沙俄巡捕聞聲趕來，孫武逃匿醫院，而準備起義的旗幟、符號、文告、印信等全被搜去。第二天，設在武昌的指揮起義的秘密機關又遭破壞，彭楚藩、劉堯澂等被捕，蔣翊武逃脫。湖廣總督瑞澂下令殺害彭、劉及楊洪勝三人，全城戒嚴，按照查獲的名冊搜捕革命黨人。武昌形勢頓時緊張起來。革命面臨十分嚴峻的考驗，起義活動已成“群龍無首”的狀態。但革命黨人和新軍中的革命士兵群眾，沒有畏俱退縮，在失去指揮機關的緊急情況下，自行聯繫，堅決發動了起義。 10 月10日晚，新軍工程第八營的革命黨人打響了起義的第一槍。他們打死鎮壓起義的反革命軍官，幾十人衝往楚望台軍械庫奪取彈藥。軍械庫守軍中的革命士兵們聞風響應，一舉佔領了楚望台。接著，步、炮、輜重各營和軍事學堂學生約五營兵力，紛紛起義，齊集楚望台，臨則推舉原日知會員、隊官吳兆麟擔任指揮，向總督衙門發動攻擊。革命士兵們奮不顧身，血戰通宵，佔領了總督衙門、藩庫等重要機關，湖廣總督瑞澂倉皇逃往停泊長江的兵艦上。起義軍一夜之間佔領了武昌城，取得了首義的勝利。 11日晚和12日晨，駐漢陽、漢口的新軍先後起義，武漢三鎮完全為革命黨人所控制。
這時，革命所面臨的首要任務，是立即建立革命軍政府，擴大革命的成果，把革命繼續推向前進。湖北革命黨人是奉孫中山為領袖的，文學社和共進會都與同盟會有密切的聯繫，但孫中山遠在海外，至12日上午才獲悉武昌起義的消息，一時不可能趕回國內。黃興和同盟會其他重要領導人也分別在香港、上海等地。直接組織這次起義的文學社、共進會的領導者，在起義前，有的負傷，有的犧牲，有的被迫逃出武漢。 11日，經過一夜戰鬥的起義士兵群眾，聚集在湖北諮議局，準備推舉都督，建立革命軍政府，他們沒有意識到應當把軍政府的權力掌握在自己手裡，錯誤地以為需要社會上有名望地位的人出面以資號召，於是邀請諮議局議員和地方紳商舉行會議，推舉清朝高級軍官、二十一混成協（旅）的協統黎元洪為軍政府的都督。
黎元洪（1864— 1928年），字宋卿，湖北黃陂人。早年畢業於北洋水師學堂，後來在北洋海軍中任職。甲午戰爭後他投奔湖廣總督張之洞，頗受寵信，三次被派往日本學習，由管帶升至協統的職位。 10月10日晚，武昌起義的槍聲打響後，黎元洪仍堅持頑抗，親手殺死了響應起義的士兵2人。起義的迅速勝利，迫使他倉惶逃到一個營管帶家裡躲藏。由於他平時在漢族官僚中以“開明”著稱，起義前革命黨人就有過推他為都督的擬議。黎元洪並不願意順從革命，又不敢公然反對，他是被革命黨人用手槍逼上都督席位的。湖北軍政府設軍令、參謀兩部，軍政多由參謀部主持。至於政務、交涉等事務，革命黨人感到自己無能為力，願意讓湖北諮議局議長湯化龍擔任民政部長，主持有關工作。湯化龍原是立憲派首領，在立憲運動破產後對清廷絕望。他在11日推舉湖北軍政府都督的會議上表示：“革命事業，鄙人素表贊成”，“關於軍事，請諸位籌劃，兄弟無不盡力幫忙”。 ①過了幾天，他便公佈了一個冒稱同盟會東京本部草擬的《中華民國軍政府條例》，由都督兼總司令，改民政部為政事部，下設外交、內政、財政、司法、交通等七局，總攬政務。政事部由湯化龍任部長，下面七個局的正副局長“幾乎成了清一色的舊派人物”。 ②雖然這個條例不久即被革命黨人否定，各局一律改為部，只給湯化龍留下一個編制部長的閑職，其他各部都由革命黨人負責，湯化龍因而棄職東去。但首義的湖北軍政府，由新軍高級軍官、立憲派首領出面主持，卻具有“示範”的作用，為後來響應革命的許多省份所效法。
首先響應武昌起義的是湖南和陝西兩省。 10月22日，湖南革命黨人焦達峰、陳作新等發動會黨和新軍進攻長沙，巡撫余誠格逃遁，起義軍推舉焦、陳為正、副都督，建立湖南軍政府。湖南起義後，不僅鞏固了湖北的後方，而且派遣軍隊支援了武漢抗擊清軍的戰鬥。同一天，陝西同盟會會員景梅九、井勿幕等聯絡會黨和新軍起義，護理巡撫錢能訓逃走，陝西軍政府在西安建立，原日知會會員、新軍隊官張鳳翽為都督。井勿幕率領起義軍渡河攻入山西，從側面威脅南下的清軍，並切斷了清政府和西北地區的聯繫。 10月23日，駐江西九江的新軍響應武昌起義，擁標統馬毓寶宣布獨立，成立九江軍政分府。九江獨立，解除了長江下游清軍對武漢的威脅。 31日，同盟會員蔡公時聯合南昌各界在諮議局開會，準備擁清朝巡撫馮汝騤宣布獨立，馮拒絕接受。蔡公時發動新軍起義，建立了江西軍政府。後來，由同盟會員李烈鈞任都督。 10月29日，山西新軍中的革命黨人發動起義，殺死巡撫陸鐘琦，組成山西軍政府，由新軍協統閻錫山任都督。 10月30日，雲南同盟會員李根源、羅佩金聯合新軍協統蔡鍔以及管帶唐繼堯等發動起義，組成雲南軍政府，蔡鍔為都督。
11月3日，上海的同盟會員張承槱等發動工人、防營和會黨起義，次日攻克江南製造總局，佔領了上海，同盟會員陳其美被推舉為上海軍政府都督。上海起義直接推動了浙江、江甦的獨立。 11月4日，浙江革命黨人在上海的支援下，聯合新軍和防營佔領了杭州，立憲派首領湯壽潛出任浙江軍政府都督。上海起義的消息傳到蘇州，江蘇立憲派和紳商、官僚立即搶先一步，要求巡撫程德全宣布獨立。 5月，江蘇軍政府成立，程德全搖身一變，由巡撫成了都督。 11 月4日，貴州革命黨人發動新軍和陸軍學堂學生起義，佔領貴陽，成立貴州軍政府，新軍教練官楊藎誠為都督。 11 月5日，安徽同盟會員聯合團練發動起義，佔領壽州，連克潁上、毫州等地。 8日，立憲派勸說巡撫朱家寶宣布獨立，並推朱為都督。後來，起義軍內部發生武裝衝突，朱家寶感到形勢不穩，逃離安徽，同盟會員孫毓筠、柏文蔚先後任安徽軍政府都督。 11月6日，廣西諮議局議決與清政府脫離關係，推巡撫沈秉堃為都督。不久，前清軍提督陸榮廷發動兵變，攫取了都督職位。 11 月9日，福州同盟會員許崇智率軍起義，推第十鎮統制孫道仁為福建軍政府都督。同日，廣東宣布獨立，兩廣總督張鳴歧逃入租界，同盟會員胡漢民任都督。從武昌起義到11月9日，短短一個月內，全國已有湖北、湖南、陝西、江西、山西、雲南、浙江、江蘇、貴州、安徽、廣西、福建、廣東等13省和最大城市上海以及其他省許多州縣宣布起義，清朝的一部分海軍也投奔到革命方面來。至11月下旬，四川重慶革命黨人發動起義，川東南50 多州縣響應。在四川資州，一部分新軍起義，殺死了前來鎮壓保路運動的端方。河南信陽附近京漢鐵路工人和農民組成的民軍，拆毀鐵路，襲擊軍用列車，有力地支援了武漢革命軍。甚至在清王朝統治中心地區直隸，革命黨人也策動駐灤州的新軍第二十鎮和駐保定的新軍第六鎮舉事。革命在全國范圍內飛躍發展，有些地區的農民群眾在農村中也掀起反封建鬥爭的風暴。
江蘇常熟、江陰、無錫三縣交界地區爆發了農民武裝暴動，燒毀惡霸地主的房屋，豎立“革命大部督”的旗幟。上海附近各縣農民，普遍掀起了抗租鬥爭。據報載：“松江一帶，則各村莊鳴鑼齊會，相約不還；崑山正義鎮，則因催收田租，兵民互哄；青浦西鄉，則聚眾鬧事；南匯周浦，則拆毀紳董房屋。……抗租風潮，方日演日劇，蔓延而未已。”①湖南衡陽、醴陵等十幾個州縣農民起義，圍攻縣署，殺逐貪官污吏和上豪劣紳。陝西自咸陽到鳳翔、隴州的數百里地區內，到處發生戮官劫獄等暴動。四川農民反抗清軍和地主武裝的戰鬥，在各州縣如火如荼地猛烈開展。奉天遼陽、遼中、鳳凰、莊河、復州等地和山東的民軍都迅速發展，聲勢浩大，迫使東北三省和山東的清朝地方官吏不得不宣布半“獨立”，藉以應付岌岌可危的局面。幾乎全國各省無不發生規模大小不等的群眾起義或暴動。許多少數民族地區也發生了響應武昌起義、擁護共和製度的革命運動。內蒙地區一部分蒙古族和漢族的同盟會員，曾經在學校、軍隊、會黨和反清士紳中進行工作。武昌起義後，歸化（今呼和浩特）、陶林（今察哈爾右翼中旗）、包頭、豐鎮等地的革命黨人紛紛響應，組成革命軍，12月間一度攻克豐鎮。次年初，又配合山西革命軍佔領包頭，成立革命軍政府。 1911年12月下旬，在新疆烏魯木齊爆發了有哥老會和當地少數民族參加的武裝起義。起義的消息迅速傳到革命黨人活動的中心伊犁。 1912年1月，起義軍佔領伊犁，組織了“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會”，宣布“五族共和”，並成立了臨時政府。
武昌起義後，各省紛紛響應和席捲全國的群眾自發鬥爭，匯合成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巨大洪流。在這個革命洪流中，反動的清王朝土崩瓦解了。資產階級革命派在推動這次革命迅速走向高潮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分散在各地的同盟會員以及與同盟會有或多或少聯繫的各地革命組織，在武昌起義後積極策動響應，促進了革命形勢在全國蓬勃發展。但是，面臨著如此廣泛和迅猛的革命高潮，資產階級革命派卻沒有一個統一的堅強的領導核心。同盟會組織很不健全，缺乏一個徹底反帝反封建的鬥爭綱領和把革命推向前進的統一的革命步驟。他們十分害怕帝國主義出面乾涉，又非常恐懼農民群眾把反封建鬥爭深入開展下去，希望趕快推翻清朝，建立共和製度，盡量縮短革命的歷程，取得廉價的勝利。資產階級立憲派在革命形勢高漲的壓力下，轉到革命方面，利用自己在各省諮議局中所取得的地位，策動清朝官員“反正”，宣布“和平光復”，對清王朝的崩潰起了積極作用，但他們力圖維持舊秩序，防止革命的深入開展，並竊奪權位。
湖南起義後，曾一度設立籌餉局，按房地產和田產的多寡攤派捐款，以保證革命的需要。湖南紳商和立憲派激烈反對，把這個革命措施說成是“暗無天日”、“雞犬不寧”。他們唆使舊軍官在湖南起義後十天發動兵變，殺害都督焦達峰等人，推立憲派首領譚延闓為都督。就這樣，立憲派與舊官僚採用“和平”的乃至流血政變的手段，先後取得了湖北、湖南、江蘇、浙江、廣西、貴州等許多省軍政府的權力。另一些省區，如上海、廣東、安徽、江西等地，表面上權力掌握在資產階級革命派手中，但是，這些革命黨人掌權以後，由於地位發生了變化，很快地向右轉了，其中有些人已蛻化為新官僚政客。當時宣布起義的各省，無論是革命派掌權，還是立憲派、舊官僚掌權，幾乎一律壓制工農群眾的革命運動，解除群眾武裝，府縣基層政權基本上沒有觸動。四川的幾十萬保路同志軍被遣散，廣東的十幾萬民軍被裁撤，湖北軍政府通告全省各州縣官紳趕辦團練，防止農民暴動，並派軍隊鎮壓會黨武裝。資產階級革命黨人剛剛取得局部的政權，就同人民群眾對立起來，他們不可能把民主革命引向真正的勝利。
二、南京臨時政府的成立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
建立一個統一的共和政府，不僅是這次革命的目標，而且是當時起義各省共同對清王朝進行鬥爭的迫切需要。中央政權如何建立，由什麼人掌握，這是資產階級革命派和捲入革命營壘中的立憲派、舊官僚政客等各派政治力量最為關注的問題。此外，由於各派政治力量重新組合而出現的湖北、江浙等地方集團，也都力爭對中央政權的控制權。這就使得組織臨時中央政府的鬥爭更加尖銳複雜。 11月9日和11日，湖北和上海兩地先後發出建議成立臨時中央政府的通電。上海方面提出由各省諮議局和都督府各舉代表一人到上海 “集議”的方法。 15日，第一次各省代表會議在上海召開，定名為“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由於湖北方面力爭，24日，各省代表聯合會決定遷往武昌開會，各省留一人在上海以便聯絡。當時，湖北革命軍正與清軍處於緊張對峙狀態中。重新被清政府起用的袁世凱派他所掌握的北洋軍相繼攻陷了漢口和漢陽，武昌已處於清軍炮火的威脅之下。 11月30日，各省代表聯合會不得不由武昌改在漢口英租界舉行。各省代表聯合會的成份十分複雜，革命派與立憲派佔有幾乎相等的席位，另有少數舊官僚和封建士紳，甚至有清政府的密探在內。 12月2日，代表聯合會作出兩項重要決議：一是通過《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一是決定“虛臨時總統之席以待袁君反正來歸”。
從一開始，組織民國臨時政府就和期待袁世凱“反正”緊密聯結在一起，這充分反映了革命陣營對封建買辦勢力的妥協性和對袁世凱反動集團所寄予的深切期望。同一天，江浙聯軍攻克南京，江浙集團聲勢大振，決定在南京成立臨時中央政府，電催漢口代表迅速東下。 12月14日，漢口、上海兩地的各省代表齊集南京開會。代表名額由原來的23人增加到45人。同盟會員在其中所佔比例有所提高，約佔二分之一強，其餘為立憲黨人、舊官僚士紳和獨立活動的光復會員。代表們獲悉袁世凱的議和代表唐紹儀到達武漢以及袁世凱表示贊成“共和”的消息，決定暫緩選舉臨時總統，虛位待袁，而推舉大元帥、副元帥“專征北伐”。因人選問題爭執不下，臨時政府的組建陷於難產。
12月25日，孫中山自海外回國，到達上海。各省革命黨人大都同意推舉眾望所歸的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立憲派和舊官僚政客也認為在“爭取”袁世凱反正以前，這個“過渡”總統“非孫莫屬”。 29日，孫中山當選為臨時大總統，臨時政府才在難產中誕生。 1912 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職，宣告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以1912年為民國元年，改用公曆。南京臨時政府的行政首腦，由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副總統黎元洪和九名國務員（各部總長）組成。九名國務員名單由孫中山和黃興提出，1912年1月3 日在各省代表聯合會議上通過。其中，陸軍總長黃興、外交總長王寵惠、教育總長蔡元培為同盟會員，實業總長張謇、交通總長湯壽潛為江浙立憲派首領，內務總長程德全、司法總長伍廷芳為舊官僚，海軍總長黃鍾英是起義的艦長，財政總長陳錦濤是當時的所謂“理財專家”，曾在清政府任職。根據同盟會設計的“部長取名，次長取實” 的方案，由孫中山直接任命的各部次長、局長和總統府秘書長等，除海軍次長外，都是同盟會的重要骨幹。程德全、湯壽潛、張謇等人沒有到南京就職，各部幾乎都由次長代理，當時有“次長內閣”之稱。所以，實權是掌握在革命派手中的。 1月28日，臨時參議院在南京成立。作為立法機關，40餘名臨時參議員中，同盟會30人，立憲派不足10人。從漢口各省代表聯合會、南京各省代表聯合會到臨時參議院的成立，短短一個月內，出現了很大變化。
立憲派代表銳減（主要是北方未起義各省諮議局的代表），革命派代表激增，反映了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和同盟會在建立政權的角逐中取得了暫時的勝利。南京臨時政府參議院開幕典禮以孫中山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是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的產物。臨時政府中雖有立憲派和舊官僚參加，但資產階級革命派居於領導地位。 “臨時之政府，革命時代之政府也”，這是南京臨時政府發表的第一個文告《臨時大總統宣言書》中莊嚴宣布的。在這個宣言書中，對臨時政府的施政方針作瞭如下的規定：對內要實現民族、領土、軍政、內治、財政的統一，對外要將清政府“辱國之舉措與排外之心理，務一洗而去之，持和平主義，……循序以進”。 ① 對內強調統一，克服各省起義以後各自為政的現象，以利於推翻清朝反動政府，建立一個統一的資產階級共和國，這顯然是具有積極意義的。對外要洗雪清朝反動政府的“辱國舉措”，也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宣言書並沒有提出明確的革命任務和實現革命任務的步驟，顯得有些空泛。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在短短的三個月時間裡，頒布了不少有利於民族資本主義經濟、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和文化教育的法令。根據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天賦人權”的原則，它宣佈人民享有選舉、參政等“公權”和居住、言論、出版、集會、信教等“私權”；命令各級官廳焚毀刑具，停止刑訊：通令保護華僑，禁止販賣華工；嚴禁買賣人口，禁止蓄奴，解放“疍戶”、“惰民”等所謂“賤民”，允許他們享有“公權”和“私權”；革除歷代官廳“大人”、“老爺”等稱呼，以及禁止蓄辮、纏足、賭博，嚴禁種植和吸食鴉片，等等。在發展民族工業方面，它頒布了保護工商業的規章，廢除清代的一些苛捐雜稅，獎勵華僑在國內投資。在文化教育方面，它提倡以“自由平等博愛為綱”的“公民道德”；禁用清政府學部頒行的教科書，新編教科書必須合乎“共和民國宗旨”，廢止“有礙民國精神及非各學校應授之科目”，《皇朝掌故》、《大清會典》、《大清律例》等一律禁用，小學禁讀經科等等。所有這些法令，無不體現了民族資產階級的原則和利益。
南京臨時政府的各項法令，對資產階級利益表現了熱忱關切的態度，但對地主階級利益，沒有根本的觸動，對廣大農民的要求缺乏任何積極的反映。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於南北議和開始之後，革命黨人普遍地希望通過和平談判爭取袁世凱反正和清帝退位，以便盡快地結束革命。同時，他們把爭取獲得帝國主義國家的承認，作為臨時政府的首要目標。臨時政府在《宣告友邦書》中，重申承認清政府和帝國主義國家締結的一切不平等條約，承擔過去的外債和賠款，保護帝國主義在華的各種特權和利益。軟弱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天真地認為，主動承受清朝賣國政府的可恥“遺產”，就可以換取帝國主義對臨時政府的同情和承認。臨時政府外交總長根據《臨時大總統宣言書》中所規定的對外施政方針，僅僅怯懦地聲明：租界的行政警察權“應俟大局底定，再行設法收回”；侵害我國司法主權的上海會審公廨，“當向各領事交涉，使必爭回”。 ①臨時政府為取得列強承認，進行多次交涉，都毫無結果。帝國主義一直不承認臨時政府，使臨時政府的領導者們感到很大的壓力。
南京臨時政府從成立的時候起，便麵臨著十分嚴重的財政危機。清政府所課徵的許多苛捐雜稅已經宣布廢除；海關及部分常關、鹽厘的稅收被帝國主義者把持，拒絕交付臨時政府；各地的田賦和其他稅收也被各省軍政府截留，不上繳中央。軍需緊急而款項沒有著落，各處要錢的電報接踵而來，南京附近的民軍“嗷嗷待哺，日有嘩潰之虞”，每日前往陸軍部索餉者不下數十起，致使陸軍總長黃興“寢食俱廢，至於吐血”。 ②臨時政府一度準備命令各地商會認捐款項，以救燃眉之急。但是，各地商會大都操縱在資產階級上層及其政治代表立憲派手中，他們不肯從經濟上支援臨時政府，公開阻止募捐計劃的實現。在這種情況下，南京臨時政府不從發動群眾、爭取人民支持中尋找出路，而是乞求帝國主義國家的貸款，作為解決財政困難的主要途徑。孫中山在回國前後，親自進行過多次貸款活動，幾乎每天盼望外國銀行的複電，可是，直到他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為止，始終杳無音信。南京臨時政府還曾企圖以國內大企業（如輪船招商局、漢冶萍公司等）作抵押，向外國舉借幾筆貸款，又遭到立憲派的堅決抵制，臨時參議院內外一片反對鼓譟聲。南京臨時政府束手無策，始終沒能擺脫財政困難的處境。南京臨時政府的基礎是脆弱的。它名義上是一個全國性的中央政府，但是，它的權力並不能推行於被立憲派和舊官僚控制的省區。即使在革命派掌權的地方，也往往各自為政，不完全服從中央的號令。作為資產階級革命政黨的同盟會，早已處於十分渙散的狀態，內部“意見不相統屬，議論歧為萬途”，起不了革命政黨的領導作用。直到1912年2月，同盟會才在南京召開改組會議，議決由秘密轉為公開，並製訂了新總章。
這時，清帝退位已成定局，新總章遂以“鞏固中華民國，實行民生主義”為宗旨，具體政綱包括：完成行政統一，促進地方自治，實行“種族同化”，採用國家社會政策，普及義務教育，主張男女平等，厲行徵兵制度，整理財政，釐定稅制，力謀國際平等，注重移民墾殖事業等九條。新政綱保持著民主精神，但缺乏應付當時復雜政局的革命對策，起不了統一革命黨人思想和行動的作用。在組織上，根據宋教仁擴大招納會員的建議，把黎元洪拉入同盟會，並推舉他為協理，大批官僚、政客、豪紳紛紛混入黨內。許多同盟會員蛻化變質，和立憲派、舊官僚打得火熱，為獵取個人權位而組成了形形色色的政治團體。孫中山等少數堅持革命主張的革命黨人，被攻擊為“理想派”，在同盟會中處於孤立的地位。孫中山無力改變“過渡”政府與“過渡”總統的局面，在他當選為臨時大總統的當天，便不得不致電袁世凱，表示“暫時承乏”，“虛位以待”。 ①不過，以孫中山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儘管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弱點，但它堅持了民主共和的立場，在促成清朝覆滅和民國成立的革命大業上，仍有其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
三、袁世凱竊奪政權
武昌起義的消息傳到北京，中外反動勢力驚慌失措。清政府急忙派陸軍大臣廕昌率領北洋軍隊趕往武昌鎮壓革命。北洋軍隊是袁世凱一手培植起來的，大部分將領都是他的心腹爪牙，不聽從廕昌的調度。廕昌指揮不靈，清政府束手無策。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革命抱著敵視的態度，力圖阻止革命烈火的蔓延。武昌起義後幾天之內，它們便在武漢江面集中了十餘艘軍艦，對革命方面進行監視，並隨時準備武裝干涉。駐北京的各國外交使團連續舉行會議，共商如何維護他們在華的侵略利益。他們接受美國駐華公使嘉樂恒的建議，促使清政府立即起用兩年前被罷黜的袁世凱，叫嚷“非袁不可收拾”，企圖通過袁世凱出山，為清王朝穩住陣腳。 10月14日，清政府任命袁世凱為湖廣總督，要他統率北洋軍隊南下鎮壓革命。袁世凱野心勃勃，想乘機向清廷素取更大的權力，藉口 “足疾未痊”，留在河南彰德不肯出山。 27日，清政府因進攻武漢受挫，湖南、陝西、江西等省又相繼起義，不得不任命袁世凱為欽差大臣，節制湖北水陸各軍，袁世凱仍不滿意，提出召開國會，組織責任內閣，授與他軍事全權，保證供應充足軍餉等條件。清政府一時猶豫不決。
這時，起義的省份日益增多，革命形勢不斷高漲。資政院正在北京召開第二次年會，議員們齊聲吶喊，上奏要求立即召開國會，取消皇族內閣，赦免國事犯。在袁世凱策動下，駐直隸灤州的新軍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聯合第三鎮協統盧永祥等，電奏政綱十二條，要求速開國會，改定憲法，特赦國事犯，組織責任內閣。資政院的吶喊，張紹曾的“兵諫”，都和袁世凱的要求相呼應，給了清政府很大的壓力。以攝政王載灃為首的清朝統治者萬分惶恐，被迫屈服，連忙下“罪己沼”，頒布憲法“十九信條”，下令釋放政治犯，解散皇族內閣，任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組織“責任內閣”。這樣，清政府的軍政大權便實際上落入袁世凱手中。 11月1日，袁世凱南下視師，指揮北洋軍隊攻陷漢口。然後返回北京，於11月16日成立袁世凱“責任內閣”。帝國主義列強，特別是沙俄和日本政府，曾經企圖利用中國的動盪局勢，秘密策劃對華採取武裝干涉行動，以乘機擴大它們在華的侵略利益。英帝國主義在華的侵略利益主要集中在長江流域，它擔心公開站在清政府方面與革命軍為敵，勢必有喪失它的巨大利益的危險。美帝國主義不願意俄、日兩國在華勢力過分擴張，反對各國採取單獨行動。
由於帝國主義列強相互之間矛盾重重，它們正忙於準備重新瓜分世界殖民地的戰爭，或多或少地被牽住了手腳；而且革命形勢的飛躍發展和清朝統治的土崩瓦解，使它們感到公開進行武裝干涉已很難達到目的。於是，它們決定採取在“中立”的幌子下加緊扶植袁世凱，脅迫革命方面向袁世凱妥協的辦法，利用袁世凱取代清王朝作為它們統治中國的工具。 11月26日，經過英國公使朱爾典和袁世凱密謀後，由英國駐漢口領事出面，向湖北軍政府提出南北停戰議和的建議。武昌方面欣然接受。 12月初，南北雙方達成停戰協議。 12月18日，袁世凱的議和全權總代表唐紹儀和各省軍政府議和代表伍廷芳，開始在上海進行和平談判。 20日，當南北議和代表舉行第二次會議的時候，駐上海的俄、英、美、日、法、德等六國總領事向雙方代表提出照會，要他們“儘速成立和解，停止現行沖突”。這項照會雖向雙方代表同時提出，實際上是壓迫南方革命勢力向袁世凱勢力妥協。
在南北議和過程中，革命派不僅遭到帝國主義的干涉和壓迫，而且還受到捲入革命內部的立憲派施加的巨大壓力。立憲派害怕革命繼續發展將危及自己的既得利益，希望通過擁有北洋武裝而又受帝國主義寵信的袁世凱來維持社會“秩序”和“治安”，平息動蕩的局勢。立憲派首領張春早已和袁世凱達成了合作的默契。當唐紹儀到達上海後，張謇等人即展開了緊張的幕後活動。伍廷芳和唐紹儀分別代表南北兩方，“在議場時，板起面孔，十足官話”，① 而每天晚上卻在上海南陽路趙鳳昌②家中與立憲派密謀策劃，研究如何對付革命勢力。趙鳳昌的住宅“惜陰堂”成為南北議和代表和立憲派進行陰謀活動的場所。立憲派在革命內部極力散佈對袁世凱的幻想，製造妥協空氣，迫使革命派向袁世凱交出政權。
張春密電袁世凱說：“甲日滿退，乙日擁公，東南諸方一切通過”，“願公奮其英略，旦夕之間勘定大局”，③ 表達了立憲派結束革命的謀略和對袁世凱的期望與忠誠。在革命派內部，妥協思想也已佔上風。黃興早在11月9日就曾致函袁世凱，希望他“以拿破崙、華盛頓之資格，出而建拿破崙、華盛頓之事功”，並表示“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為拿破崙、華盛頓，即南北各省當亦無有不拱手聽命者”。 ④南北議和開始後，黃興等人主張“化敵為友”，害怕袁世凱“像曾國藩替清室出力把太平天國搞垮一樣來搞垮革命”，建議“給他一個民選的總統”。 ⑤ 同盟會重要骨幹、因刺殺載灃未遂而被監禁的汪精衛，出獄後立即投靠了袁世凱，配合袁世凱推行“南撫北剿”的反革命策略。他一面向袁世凱告密，出賣北方革命組織，一面為南北議和穿針引線，力勸南方革命黨人對袁妥協。他跑到上海，擔任南北各省議和參贊，暗中參與了“惜陰堂”的陰謀，極力為袁世凱疏通，並“惡意攻擊孫中山先生本人有權利思想”。 ①他是袁世凱安插在革命隊伍中的一個內奸。袁世凱也對南方革命勢力進行赤裸裸的武力威脅。當孫中山於1912年1月1日就任臨時大總統的時候，袁世凱指使他的部將馮國璋、段祺瑞等發出“誓死抵抗”的叫囂，並撤消唐紹儀議和代表資格，故意製造決裂的勢態，逼迫革命派就範。在北洋軍隊咄咄逼人的叫囂中，前線又趨緊張。一時頗為高漲的北伐聲浪，暫時壓倒了大多數革命黨人的妥協和遷就思想。南京臨時政府接受了孫中山提出的北伐建議。 1月11日，孫中山宣布自任北伐軍總指揮，派黃興為北伐陸軍參謀長，並製訂了六路北伐的計劃。 13日，在津湧鐵路線上，北伐軍敗清軍於宿州等地，戰略重鎮徐州不戰而下。
安徽、河南、湖北等戰場上，革命軍也取得了一些勝利。但是，北伐並沒有繼續下去。財政困難使南京臨時政府硬不起來，帝國主義干涉的陰霾更令革命黨人氣短。這時，各國軍艦在長江示威，並阻止革命軍在大連登陸。駐北京的各國外交使團蠻橫地宣布不准在京奉鐵路兩側十里內戰鬥。俄、日兩國分別增兵東北及內蒙。外國資產階級報紙竭力宣傳列強將要進行干涉，立憲派危言聳聽地宣揚帝國主義一旦干涉，中國便有亡國滅種的危險，大多數革命黨人也彷彿塌天大禍就在眼前，終於在帝國主義威脅下屈服。南北雙方達成了一項協議：革命黨人同意讓出政權，袁世凱則同意宣布贊成“共和”，並逼清帝退位。君主立憲與民主共和不再是南北談判的問題了。雙方爭議的中心，是如何結束南北兩個政權的對立局面，建立以袁世凱為總統的統一政權的問題。袁世凱主張清政府與南京臨時政府同時解散，由他另立統一的共和政府。南京臨時政府拒絕了這個無理要求。孫中山認為取消南京臨時政府“於理絕對不行”，但被迫同意在清帝退位後立即由袁世凱重組政府。
如何“處置”清朝皇帝，是雙方爭議的另一重要問題。袁世凱主張給清帝及皇室以特殊“優待”，並搞了個《優待條例》，規定：清帝稱號不變；每年由民國政府給予400萬元；清帝仍暫居皇宮，以後移居頤和園；原有私產由民國保護，等等。這個極端荒謬的優待條件，不僅使孫中山等感到是奇恥大辱，連主張對袁世凱妥協甚力的黃興也認為難以接受。黃興致電伍廷芳說：“議和愈出愈奇，殊為可笑。第一條仍保存下大清皇帝名稱及世世相承字樣，可謂無恥已極。”然而，伍廷芳、汪精衛等卻說保留的不過是“虛名”，“共和目的已達，其他枝節似可從寬”。 ①1912 年2月6日，南京臨時參議院竟正式通過了《優待條例》。袁世凱得到南方同意讓權的確切保證後，立即對清帝實行逼宮。他指使北洋軍將領段棋瑞等人聯名發表通電，要求清王朝立即同意共和，否則將率領軍隊直搗北京。 2月12日，清帝宣布接受優待條件，正式退位。第二天，袁世凱聲明贊成“共和”，孫中山嚮臨時參議院辭職。 2月15日，臨時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在宣布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時，為了防範袁世凱專制獨裁，以便把中國納入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軌道，提出奠都南京、新總統到南京就職和遵守《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等三項條件，並派蔡元培等為專使北上，迎接袁世凱南下。袁世凱表示願意南下就職，暗中卻密令他的嫡係部隊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製造暴亂，作為他不能南下的藉口。
孫中山等得知北京等地兵變的消息，決定出兵平亂，並由黃興等發出率兵北上的通電。這時，帝國主義又一次出面配合袁世凱，紛紛從各地增調軍隊前往北京，加劇緊張局勢。立憲派和舊官僚都反對孫中山提出的奠都南京的主張，許多革命黨人做了他們的應聲蟲。孫中山再次被迫退讓。 3月6日，臨時參議院議決允許袁世凱在北京宣誓就職。南京臨時政府頒布的《臨時約法》，是一個很重要的文件。它規定了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國家、政府組織機構以及人民享有的各項民主權利。它具有資產階級共和國憲法的性質。孫中山等企圖憑藉這部臨時約法來限制袁世凱的權力，束縛他專制獨裁的手腳。姦黠狡詐的袁世凱一方面表示他是《臨時約法》的擁護者，另一方面又說以後要對它進行“修改”。 4月1日，孫中山正式解除臨時大總統的職務。次日，臨時參議院決議將臨時政府遷往北京。孫中山的解職和臨時政府的北遷，標誌著革命遭到了嚴重的挫敗。資產階級革命派交出政權後，企圖依靠一紙約法以實現其資產階級議會政治，使中國走上民主的軌道。歷史證明，這是一個多麼幼稚的幻想。
四、臨時政府北遷後的政局和“二次革命”
南、北統一是袁世凱北洋軍閥集團、資產階級革命派和改良派等各種政治勢力相互妥協的結果。袁世凱取得臨時大總統的職位，但不得不信誓旦旦，表示 “永遠不使君主政體再行於中國”，“深願竭其能力，發揚共和之精神，滌蕩專制之瑕穢”。 ①革命派讓出了大總統，但控制著南方數省和臨時參議院，企圖以臨時參議院、《臨時約法》、“責任內閣制”限制袁世凱搞專制獨裁。 1912年3月，袁世凱提名唐紹儀為國務總理，在南京組織第一屆內閣。唐紹儀在清末是深得袁世凱信任的官僚，這時加入了同盟會，以“調和南北”自居。唐內閣的要害部門受袁世凱控制，如陸軍總長一職，袁世凱便堅決不肯交給黃興，而由他的親信段祺瑞充任；但宋教仁等四個同盟會員也分到了農林、工商、司法、教育等四個部門，連同唐紹儀在內的十個閣員中，同盟會員佔半數，被稱為“同盟會中心內閣”或“唐宋內閣”。 4月初，南京臨時參議院議決將臨時政府遷往北京。唐紹儀事事強調大總統發布命令須經國務員副署的“責任”，袁世凱感到不能指揮如意、獨斷專行，在6月間利用唐內閣任命非袁嫡系的王芝祥為直隸都督事，指使北洋將領通電反對，並不經內閣副署而發布了改王芝祥為南方軍宣慰使的命令。 “責任內閣制”遭到破壞，唐紹儀及同盟會的四個閣員被迫辭職，改良派的兩個閣員也不安於位而辭退。
唐內閣倒台，宋教仁主張積極從事民主政治的建設，通過全國民主選舉產生國會，制訂憲法，由國會中的多數黨組織內閣，實行“責任內閣制”，以保障憲法的貫徹執行。孫中山對政治抱悲觀情緒，希望袁世凱維持一個小康局面，自己則從事交通、實業建設，為民國謀長遠的利益。黃興在1912年6月間主動撤銷“南京留守府”，遣散南京臨時政府的軍隊，對政治也抱消極態度。李烈鈞、胡漢民等“地方實力派”主張地方自治，致力於鞏固自己的地盤，不大過問全國的形蟄與鬥爭。 “激烈分子”如戴天仇（季陶）、何海鳴等不信任袁世凱，不斷揭露、責罵，甚至鼓吹用武力推翻袁世凱的統治，但既無組織，又無核心，不能左右政局。為了議會鬥爭的需要，1912年8月，在徵得孫中山、黃興的同意後，宋教仁以同盟會為基礎，聯合統一共和黨等幾個小黨派，組成國民黨，推孫中山為理事長而由自己代理。
國民黨的革命精神比同盟會大為減退，拋棄了同盟會秘密時期的“平均地權”綱領，取消了同盟會公開時期的“男女平等”主張，並把原來的“力謀國際平等” 改為“維持國際和平”，但由於吸收了各方面人物參加，聲勢浩大，在臨時參議院中佔多數，成為第一大黨。和國民黨並立的還有以兩湖、江浙的原立憲派為核心的共和黨，以章炳麟為首的統一黨和以梁啟超為首的民主黨。這些黨派知道自己還沒有組閣的希望，便主張“超然內閣”，向袁世凱靠攏，但也要求分享政權。袁世凱提名無黨派而“馴順如羊”的陸徵祥為國務總理，但當陸徵祥向臨時參議院補提六個國務員時，全部遭到否決。袁世凱指使反動軍警通電、通函、召開會議，痛罵參議院，甚至叫嚷要用武力解散。陸徵祥再次提出六個國務員名單時，參議院在壓力下被迫通過了五人，但隨即提出彈劾陸徵祥失職案。陸徵祥從此稱病住進醫院，由袁世凱親信內務總長趙秉鈞代總理。為了穩定政局，袁世凱邀請孫中山、黃興北上會談，尊二人為“革命元勳”，“百般地曲意相從”，特授孫中山“籌劃鐵路全權”。孫、黃都落入圈套，對袁世凱表示信任。黃興代為疏通，使參議院通過趙秉鉤為國務總理，並把趙秉鈞及其他六個閣員拉入國民黨。趙內閣號稱“國民黨內閣”，實際上完全被袁世凱所控制。
從1912年12月到1913年2月，第一屆國會選舉在全國范圍內進行。宋教仁等全力投入競選，結果國民黨在參、眾兩院獲得了壓倒多數的席位。為了實現把中國建成一個獨立、富強、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抱負，宋教仁親自到長江流域各省宣傳遊說，宣布政見，力圖組織真正的國民黨內閣。他還擬訂了一系列內政和外交方面的政策，準備在他當政時施行。清朝的覆沒，帝制的廢除，民國的成立，使整個社會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經濟上，扭轉了革命前民族工商業的蕭條局面，出現了振興實業、提倡國貨的熱潮。各種實業團體如中華民國工業建設會、中華實業團、民生團以及西北（河南、山西、陝西）、安徽、蘇州、鎮江等地方實業協會紛紛成立，號召乘共和政體成立的“運會”，實行產業革命以建設新中國。工礦企業，特別是中小資本和工場手工業迅速增加，“幾乎每天都有新公司註冊”。 ①清朝專制政體設置的若干禁錮的解除，使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獲得了新的活力。政治上，民主空氣濃厚，民主潮流高漲，民主憲政在實驗中。言論、結社是自由的。 “一時報紙風起雲湧，蔚為大觀”，1913年7月前 “統計全國達五百家”。 ②許多報紙以監督政府為己任，議論時政得失，評說政府官員，乃至公開斥責大總統。政黨、社團如“雨後春筍，蓬勃興起”，1912年10 月，僅在民政部立案的團體就有85個，包括政治團體22個。 ③
眾多政黨合法並存，和平競爭。臨時參議院的存在，第一屬國會的選舉和成立，表明議會民主制仍然是革命派以及改良派努力爭取的目標。議員中的大多數為限制袁世凱專制獨裁也進行了一定的鬥爭。三權分立的國家體制基本上保持著。文化上，資產階級文化教育得到發展。 1912年大中小學學生總數超過1911年的一倍，其中女學生增加得更多。由於“社會對政治興味非常亢進”，政法學校和大學法科學生猛增，“一時法政學校遍於全國”。 ① 各種學術思想可以自由討論，所有這一切，表明形勢還大有可為。以宋教仁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政治家力圖通過合法的政治鬥爭重新掌握政權。有人推測，國會正式選舉大總統時，袁世凱未必能夠當選。但是，宋教仁等幼稚天真，忽視了北洋軍閥手中的武力。袁世凱決心用鐵血手段撲滅民主勢力。 1913年3月，宋教仁準備北上組閣，在上海車站遭暴徒槍擊，傷重逝世。袁世凱聽到宋教江被刺的消息，表示“愕然”，電令江蘇地方官吏“迅緝兇犯，窮究主名，務得確情，按法嚴辦”。然而，“窮究”的結果，主使行刺的正是袁世凱自己，而直接佈置暗殺的則是國務總理趙秉鈞。 “宋案”真相公佈，全國嘩然。孫中山從迷誤中猛醒，認為“非去袁不可”，主張立即興師討袁。但許多革命黨人對武裝討袁沒有信心，大部分國民黨議員則留戀名位，主張在北京聯合其他黨派，以國會的力量從事“法律倒袁”。在國民黨人爭論不休的時候，袁世凱已積極準備進行武力鎮壓。
為了籌集反革命戰爭經費，4月26日，他指派趙秉鉤等同英、法、德、日、俄五國銀行團談判，把交涉經年未定的2500萬英鎊的所謂善後大借款的合同簽訂下來。扣除折扣、到期的借款和賠款，袁世凱實際能拿到手的不過760萬英鎊，而規定47年還清的本利為6785萬英鎊。儘管條件如此苛刻，袁世凱為了發動反革命內戰的需要，不交國會審議，悍然簽訂了大借款合同。 “善後大借款”遭到國會中國民黨議員的反對。他們表示未經國會同意，此項借款為不合法，不能予以承認。袁世凱立即指使民主黨、共和黨、統一黨合併，組成以粱啟超為實際主持人的進步黨，以對抗國民黨；同時授意北方各省都督通電斥責國會反對借款為“不顧大體，無理取鬧”，在國會內外向國民黨議員施加壓力，把“法律倒袁”的微弱呼聲壓了下去。袁世凱得到國內外反動勢力的支持，凶相畢露。他攻擊孫中山、黃興“左又是搗亂，右又是搗亂”，無恥標榜自己是“受四萬萬人民付託之重，不能以四萬萬人之財產生命聽人搗亂”，揚言“彼等若敢另組政府，我即敢舉兵征伐之”。 ①6 月間，他藉口江西都督李烈鉤、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蔚曾通電反對善後大借款是不服從中央，下令免職。並派兵南下，進入江西，發動反革命內戰。國民黨人被迫應戰。他們一開始就不能統一行動，處於被動挨打的局面。 7月12日，李烈鈞在江西湖口誓師，組織討袁軍，發表討袁通電。黃興迫於形勢，也在南京逼使都督程德全宣布討袁。上海、安徽、湖南、廣東、福建、重慶等省區先後宣布獨立。這就是孫中山所說的“二次革命”。袁世凱以江西、南京為進攻重點。江西方面，湖口的討袁軍遭到了北洋軍的水陸夾攻，於7 月25日敗退。 8月18日，北洋軍攻陷南昌，佔領江西。南京方面，由於部分討袁軍被袁世凱用金錢收買，發生內變，被迫退守臨淮關。黃興於7月29日潛離南京，程德全便宣布取消討袁。 9月1日，袁軍張勛部佔領南京。上海的陳其美等在8月13日棄吳淞砲台而去。安徽的柏文蔚也被袁軍所逐。接著，其他各地相繼取消獨立。不到兩個月，南方各省的國民黨軍隊全被袁世凱打垮， “二次革命”遂歸於失敗。孫中山、黃興等被加以“亂黨”名目，嚴令通緝。他們被迫再次逃亡海外。
“二次革命”是辛亥革命的最後一戰。 “二次革命”失敗，標誌著辛亥革命無可挽回地最後失敗了。革命雖然取得了推翻清朝、結束帝制的偉大勝利，從而為中國人民實現徹底的民主革命開闢了道路；但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務沒有完成，歷史進入了袁世凱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時期。
① 《復同盟會中部總會書》，《黃興集》第63頁。 ② 《湖北革命知之錄》第246頁。 ① 《中國革命記》第2冊。 ②《辛亥首義回憶錄》第2輯，第170頁。 ①1912 年1月3日《申報》評論：《論鄉民抗租風潮》，《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選輯》第697頁。 ① 《南京臨時政府公報》，《近代史資料》總第25號。 ①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選輯》第476頁。 ②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第8冊，第55頁。 ① 《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576頁。 ① 《辛亥革命史料》第292頁。 ② 趙鳳昌原是湖廣總督張之洞的機要幕僚，總辦文案，後因被人參劾落職，在上海當寓公，和清朝官僚及立憲派交往甚密。 ③ 《張季子九錄·政聞錄》卷4，第1頁。 ④ 《黃興致袁世凱書》，《近代史資料》，1954年第1期。 ⑤ 李書城：《辛亥前後黃克強先生的革命活動》，《辛亥革命回憶錄》第1集，第200頁。 ① 李書城：《辛亥前後黃克強先生的革命活動》，《辛亥革命回憶錄》第1集，第200頁。 ① 《共和關鍵錄》第1編，第89、80頁。 ① 白蕉：《袁世凱與中華民國》第22頁；《袁大總統文牘類編》第2頁。 ① 《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輯下冊，第849頁。 ②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第181頁。 ③ 《遠生遺著》卷2，第24頁。 ① 舒新城；《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上冊，第369頁。 ① 《上海時報》，1913年5月24日。
2009年2月21日星期六
第十三節 清末立憲及保路風潮
第四節 清政府的“預備立憲”和立憲運動
民主革命運動的迅速發展和群眾反抗鬥爭的持續高漲，使清朝統治者也感到不能照舊統治下去了，於是宣布“預備立憲”。在資產階級改良派的推動下，從1904年起，開始有一些清朝官員奏請立憲。日俄戰爭以“立憲”的日本戰勝、專制的俄國戰敗，立憲的呼聲更高。駐法公使孫寶琦、署兩江總督周馥、湖廣總督張之洞、署兩廣總督岑春煊、直隸總督袁世凱相繼奏請變更政體，實行立憲。清廷遂於1905年10月派載澤、端方、戴鴻慈、李盛鐸、尚其亨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隨後又命政務處設立“考察政治館”。
1906年8月，出洋考察憲政的五大臣歸國，密陳立憲有“皇位永固”、“外患漸輕”、“內亂可弭”三大好處，主張詔定國是，仿行憲政，而“實行之期，原可寬立年限”。經過御前會議的一番爭論之後，清政府於9月1日正式宣布“預備仿行憲政”。諭旨指出立憲的原則是“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但“目前規制未備，民智未開”，不能立即實行憲政，應先從改革官制入手，逐步釐訂法律、廣興教育、清理財政、整頓武備、普設巡警，作為實行憲政的 “預備”。清朝最高統治者慈禧太后對立憲抱著敷衍拖延的態度，只求安度晚年。滿族親貴企圖通過立憲鞏固自己的特權，並削弱地方督撫的權勢，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漢族官僚則企圖借立憲限制滿族親貴的權勢，給自己帶來更大的發展機會。清廷派載澤等編纂官制，本想大體效法日本，削弱現行督撫權限，將財政、軍事權全部收歸中央，使督撫的權限和日本府縣知事相當。但在討論的時候，遭到參加會議的袁世凱等的強硬反對。
主持會議的奕劻就認為這問題太大，暫把地方官制押後，先議中央官制。中央官制的改革也碰到許多權位、飯碗的軋轢問題，於是有“五不議”之說，即軍機處、內務府、八旗、翰林院、太監的事不議。這五項不議，可議的就不多了。最後在11月6日宣諭中央官制改革方案：一、軍機處不變，“一切規制，著照舊行。其各部尚書均著充參預政務大臣，輪班值日，聽候召對”。二、設外務、吏、民政、度支、禮、學、陸軍、法、農工商、郵傳、理藩等11個部，“各部堂官，均設尚書一員、侍郎二員，不分滿漢”。三、大理寺改為大理院，“專掌審判”；增設資政院以 “博採群言”、審計院以“核查經費”，“均著以次設立”。四、太常寺、光祿寺、鴻臚寺併入禮部，練兵處、太僕寺併入陸軍部；都察院改為都御史一員、副都御史二員，六科給事中改為給事中，“其余宗人府、內閣、翰林院、欽天監、鑾儀衛、內務府、太醫院、各旗營侍工處、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倉場衙門，均毋庸更改”。 ①這個方案，除變更幾個名稱、歸併幾個舊衙門、增設幾個新衙門外，並沒有多大意義。
作為“議院”之“預備”的資政院的設立，又遲遲不見下文。而根據這個方案任命的內閣總理大臣（即軍機大臣）和內閣政務大臣（即各部尚書），共計13人，其中滿族7人，漢族4人，蒙古1人，漢軍旗1人。過去各部堂官滿漢平列，現在“不分滿漢”，卻成為滿七漢四，而蒙古、漢軍旗實際上一貫依附滿族，漢族不足三分之一。因此，這個內閣被稱為“滿族內閣'。陸軍部是要害部門。尚書鐵良，侍郎壽勳、廕昌，清一色的滿族貴族。鐵良強調陸軍部有統率全國陸軍之權，迫使袁世凱將練成的“北洋六鎮”交出四個鎮，歸陸軍部統率。中央政府機關直接控制軍隊，這在清朝是前所未有的。鐵良又創立貴冑學校，相當於陸軍大學，以培養高級軍官，規定宗室、八旗子弟及三品以上實缺大員之子方准入學。三品以上實缺大員之子，不是京堂便是道府，幾乎沒有來入這種學校的，所以這條規定只是掩人耳目，實際目的是使統率軍隊的高級軍官都由滿族貴冑充任。習慣於驕奢淫逸的貴冑們學不成才，這項計劃沒有產生什麼實際效果。1907年9月，湖廣總督張之洞、直隸總督袁世凱同時入調任軍機大臣，明為榮陞，實則剝奪了這兩位實力最強的漢族總督的實權。
“預備立憲”不僅有名無實，而且顯露出滿族貴族借立憲以集權的種種跡象，引起各省官紳的普遍不滿而發動了召開國會的請願運動。作為對國會請願的回應，清政府於1908年9月間宣布 “預備立憲”以九年為限，九年後正式召開國會，同時頒布《欽定憲法大綱》和《議院法選舉法要領》、《逐年籌備憲政事宜清單》。 《欽定憲法大綱》以保障“君上大權”為核心，規定皇帝有頒行法律及發交議案、召集及解散議院、設官制祿及黜陟百司、統率陸海軍及編定軍制、宣戰議和及訂立條約、宣布戒嚴及發布命令等權力，並總攬司法權，實際上和專制帝王沒有多少不同。
《議院法選舉法要領》對議院職權、議員言論作了種種限制，使作為“民意”機關的議院實際上成為皇帝的諮詢機關。 《逐年籌備憲政事宜清單》詳細列舉了九年內每年應辦事項，包括調查戶口、實行會計法、編纂簡易識字課本和國民必讀課本、推廣識字學塾，等等。所列項目，許多都不是為召開國會、實行憲政所必需的 “預備”。這樣的“憲法大綱”和九年的期限，自然都不能今人滿意。 1908 年11月14、15日，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在20小時之內先後死去。不滿三歲的溥儀繼承皇位，改元宣統，由溥儀的父親醇親王載灃攝政。攝政王載灃監國的第一件大事，是罷斥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袁世凱。袁世凱在戊戌維新期間因叛賣行徑為光緒皇帝所痛恨，但在慈禧太后的寵信下飛黃騰達，迅速成為權勢煊赫的大官僚。他繼李鴻章出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掌握著北洋六鎮軍隊。他糾集死黨，網羅爪牙，採用破格提拔、金錢收買等各種辦法控制各級將領，竭力把北洋六鎮培訓成私人軍隊；各級將領則向士兵灌輸袁世凱是“衣食父母”的觀念，甚至在兵營中供奉袁世凱的長生祿位牌。全軍絕對服從袁世凱一人。儘管滿族貴族逼他交出了四鎮，隨後又內調軍機大臣，但他對北洋六鎮的控制力依然存在。他繼承李鴻章衣缽，把持著招商局、電報局、鐵路總公司等企業，並和日本、德國、美國、英國等保持著良好的關係。為了抵制革命、拉攏資產階級改良派，並藉立憲以削弱滿族貴族的權勢，袁世凱曾多次奏請立憲，還在天津設立憲法研究所，招致一批改良派人士，推行新政。載灃為了給光緒皇帝“雪恨”，以袁世凱患“足疾”為名，要他回河南彰德“養病”。但清朝中樞主政的慶親王奕劻早已被袁世凱用大量錢財所收買，以“小站舊人”為核心的袁世凱心腹爪牙，文官如徐世昌、唐紹儀、朱家寶、楊士琦，武將如馮國璋、段祺瑞、王士珍、張懷芝等，仍然身任要職，佈滿朝廷內外，對袁世凱唯命是從，“事無大小畢報”。改良派首領張謇等人也常和袁世凱互通聲氣。彰德實際上成為秘密的小朝廷。袁世凱的被罷斥，是清朝統治集團的重大分裂。
在罷斥袁世凱的同時，載灃宣示“預備立憲、維新圖治” 的宗旨，詔令官員們認真籌辦立憲事宜，務必於1909年內成立各省諮議局，藉以穩定局勢、籠絡人心；並先後給戊戌維新中被黜革的已故戶部尚書翁同龢、湖南巡撫陳寶箴等“開復原官”，陝甘總督升允、甘肅布政使毛慶蕃等則以阻撓、玩誤憲政而被革職，力圖顯示新朝廷頗有“除舊佈新”的氣概。 1909 年10月，除新疆奏明緩辦外，各省諮議局相繼成立。設立諮議局是地方官制改革的重要項目，作為省議會的 “預備”，但還不是省議會。它只有“指陳通省利病，籌計地方治安”的諮詢、建議職能，而沒有立法和監督地方行政長官的權力。諮議局議員的名額是比照原來各省科舉考試錄取名額和負擔漕糧數目來確定的，少則數十名，多則百數十名。議員的產生採用複選舉法。首先，根據籍貫、性別、年齡、職業、社會身份、文化教育程度、財產狀況等多方面的嚴格限制，確定“合格選舉人”。 “合格選舉人”為數極少，沒有超過該省總人數1％的。然後，由選舉人選出若干“選舉議員人”，再由這些人投票選出議員。有些省份的諮議局（如山東），為保守的封建士大夫所控制，凡事“阿附官紳，顛倒輿論”。但絕大多數省份的諮議局，資產階級改良派都佔據明顯的優勢，他們的頭面人物如江甦的張謇、奉天的吳景濂、湖北的湯化龍、湖南的譚延闓、四川的蒲殿俊等，聯袂當選為議長。不少省份也有革命黨人當選為議員的。諮議局的常年會定於每年10月間召開，會期一般為40 天；遇有必要時可隨時召開臨時會，會期一般為20天，休會期間由常駐議員處理有關事務。改良派力圖使諮議局成為代表“民意”的權威機構，他們一面以諮議局為講壇，發表議論，通過各項決議，力爭監督地方政府的權柄，從而在諮議局和督撫間發生了大量的糾紛和爭執：一面互通聲氣，“函電諮詢”，發起和組織各省諮議局聯合請願，要求縮短“預備”年限，從速召開國會，立即成立“責任內閣”，加快立憲的步伐。通過諮議局，改良派取得了“國民代表”的合法資格，成為清末一支極為活躍的政治力量。
1910年10月，作為“立議院基礎”的資政院在北京召開第一次常年會。議員分“民選”、“欽選”兩種。 “民選議員”98人，由各省諮議局議員互選產生，經督撫核定。 “欽選議員”包括宗室王公世爵、滿漢世爵、外藩王公世爵、宗室覺羅、部院衙門官、碩學通儒和納稅多額者，按對等原則，也是98人。不過，正、副總裁（即正、副議長）是“特旨簡充”的，秘書長也是“請旨簡放”的，所以“欽定”的議員穩佔多數。但是“欽選”議員在文化教育程度和對議會民主的理解方面，都遠不如“民選”議員，實際上是十幾個最活躍的改良派人士如劉春霖、雷奮、羅傑、馬宗夔、籍忠寅、孟昭常、吳賜齡等左右著會議。 “欽選”議員往往呆若木雞，或隨聲附和。第一次常年會按章會期為三個月，後因議事未竣，延長 10天。議案包括政府交議、本院議員提議和地方諮議局提請核議三種來源，內容涉及經濟、政治、外交、法律、文化、教育、地方事務等各個方面。政府交議的多為不關痛癢的“規則”、“章程”等條例，議員們漸漸感到極不耐煩，於是中斷對條例的討論，要求議長改定議事日程，首先討論“速開國會案”，議員們慷慨陳詞，要求“議員全體贊成通過”，“從速上奏”、“即允速開”。最後用“起立法”表決，全體議員應聲矗立，連一些頑固的“欽選”議員在左顧右盼之後也只好囁嚅而起，獲一致通過，隨後的“彈劾軍機大臣案”，雖有爭議，但也以112對12，獲絕大多數通過。不過，資政院的決議案還得“請旨裁奪”。對於“速開國會”，載灃的回答是，將“預備”年限縮短三年，還得等到宣統五年才能召開國會。對於“彈劾軍機大臣”，則以“朱諭”形式，對資政院嚴加申斥，對軍機大臣奕劻等溫言撫慰。議員們大為沮喪，吵嚷著要“請旨解散”資政院。諮議局提請核議的議案，資政院一般都支持各省諮議局，而朝廷和軍機處則偏袒各省督撫，資政院的核議也大多不起作用。會開了100天，幾乎沒有辦成一件大事。儘管如此，資政院畢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代表民意的法定機構，具有一定的歷史意義。議員們高談國事，抨擊政府，中外記者到會旁聽，報刊報導評說，多少也有些民主的氣息，對於長期生活在封建專制制度下的中國人來說，也起了一定的啟蒙作用。諮議局、資政院的開設，是載灃迎合立憲潮流的一面，他還有另一面，即力圖集中權力於皇室，首先是軍權。監國伊始，他就另編禁衛軍，由自己親自統率，派弟弟載濤、皇族毓朗等為禁衛軍大臣。接著宣布，攝政王暫行代理大元帥，設軍諮處（參謀部），派毓朗、載濤管理。軍諮處改軍諮府，即以載濤、毓朗為軍諮大臣。緊接著又派另一弟弟載洵籌辦海軍，後設海軍部，即以載洵為海軍大臣。載灃還裁撤了近畿督練公所，命近畿陸軍均歸陸軍部管轄。 1911年5月，載灃頒布新內閣官制，撤軍機處、舊內閣和會議政務處，由內閣總理、協理大臣和各部大臣充任國務大臣，總攬政務，組成所謂“責任內閣”。國務大臣共13人，漢族只有協理大臣徐世昌、外務大臣梁敦彥等4人，滿族9人中，皇族如總理大臣奕劻、民政大臣善耆、度支大臣載澤、海軍大臣載洵、農工商大臣溥倫等又佔了5人。這屆內閣於是被稱為“皇族內閣”或“親貴內閣”。皇族組閣，是違反立憲精神的。載灃集權於皇室的用心遂大白於天下。實踐證明，清政府的“預備立憲”，實質上只是一場騙局。
二、“國會請願運動”和保路風潮
清政府宣布“預備立憲”，使資產階級改良派人士大為振奮。在國內，1906年12月，江蘇、浙江、福建等省商學界200多人在上海成立預備立憲公會，推福建鄭孝胥為會長，江蘇張謇、浙江湯壽潛為副會長。隨後，湯化龍在湖北成立憲政籌備會，譚延闓在湖南成立憲政公會，丘逢甲等在廣東成立自治會，彼此唱和。在海外，康有為宣布，從1907年元旦起，保皇會改名為中華國民憲政會；7月，梁啟超、蔣智由等在東京組織了具有資產階級政黨規模的政聞社，遙相呼應。這些團體的共同宗旨是：擁護清政府“預備立憲”，“勸告”和“要求”清政府加快立憲的步伐，反對革命，從此，資產階級改良派遂被稱為“立憲派”。政聞社提出四大綱領：（一）實行國會制度，建設責任政府；（二）釐定法律，鞏固司法權之獨立；（三）確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權限；（四）慎重外交，保持對等權利。在《政聞社宣言書》中，一面表白對於皇室絕無干犯尊嚴之心，對於國家絕無擾紊治安之舉；一面指出“現政府”既為被改造的對象，便不可能主動地進行改革，因此以喚起國民的政治熱情、增進國民的政治知識、養成國民的政治能力為己任。政聞社出版了機關刊物《政論》，指陳內政外交的利害得失，向清政府提出建議和“警告”，為立憲大造輿論。 1908年2月，政聞社本部遷往上海，在總務長馬相伯主持下，創辦法政學堂，聯絡各立憲團體，交結王公大臣，逐步建立沿江沿海及南北各省的分支機構，展開了公開的和秘密的活動。
清政府的“官制改革”遭到立憲派的非議。 “滿族內閣”出台，湖南留日學生熊範輿便在《中國新報》上發表《新官制評議》，指出從官制改革看來，“政府主倡立憲之結果，適足愈鞏固其專制勢力耳”。 《申報》刊載的《敬告丁未年新年諸君》文中也有“改革官制，視為具文，集權中央，跡近專制”的話。從1907年秋起，立憲派開始把請願速開國會作為推動立憲的近期目標。 10月，熊範輿、沈鈞儒等聯名上書，請在一二年內開設國會；禦吏江春霖、給事中忠廉等奏請召開國會。 12月，湖南舉人蕭鶴樣上書請開國會。 1908年6月，康有為聯合華僑中的立憲分子，以海外 200餘埠華僑的名義上書請開國會。 7月，政聞社在《為國會期限致憲政館電》中正式提出三年內召開國會的主張，並策動王善荃奏請“頒發明詔，定期三年，召集國會”。預備立憲公會則移書湖南憲政公會、湖北憲政籌備會、廣東自治會以及河南、安徽、直隸、山東、山西、四川、貴州等省立憲派首領，相約各派代表齊集北京，向都察院呈遞國會請願書，要求代奏。 8月，各省請願代表紛紛入京，他們的國會請願書都徵集了許多簽名。例如，八旗請願書籤名的有1000多人，山東請願書籤名的有2000多人，吉林簽名的有4000多人，廣東的11000多人，浙江達18000多人，使運動具有了某種程度的群眾性。國會請願運動使清朝統治者大為震驚。他們認為這是“民氣喧囂”、“橫議干政”的表現。曾派往國外考察憲政的大臣於式枚幾次奏請緩行立憲。他摘引《今年國民為國會請願文》中“憲政所以能實行者，必由國民有一運動極烈之年月，蓋不經此，不足摧專制之鋒”等幾句話，指為“逆黨煽惑”，要求“隨時勸導，遇事彈壓”，“正人心，息邪說，拒诐行”，以免“別滋事端”。政聞社社員、法部主事陳景仁等電請定三年內開國會，革於式枚以謝天下。清政府立將陳景仁革職，並宣稱“政聞社內諸人良莠不齊，且多曾犯重案之人（指梁啟超等），陳景仁身為職官，竟敢附和比暱，倡率生事，殊屬謬妄”。接著又以政聞社“內多悖逆要犯，廣斂資財，糾結黨類，託名研究時務，陰謀煽惑，擾害治安”的罪名，通令全國，嚴行查禁。 ①這是“殺雞給猴看”，請願運動暫時被壓了下去。諮議局的設立使立憲派取得了代表“民意”的合法資格，他們於是以諸議局為基地，再次掀起國會請願運動。 1909年10月江蘇諮議局成立後，議長張謇即發表《請速開國會建設責任內閣以圖補救書》，指出：列強侵略日益加緊，形勢危急，召開國會是為了合全國人力以“拱衛國家”，猶如“拯溺救焚”，豈可遷延觀望；政府所說的籌備事宜，大部分都不是在國會召開之前必須完備的，而且有些還是須待國會成立之後才能做到的；各省士紳一致希望速開國會，如果請願再三而毫無結果，則“一二激烈之士，將以為國家負我，決然生掉頭不顧之心，和平之士，將以為義務既盡，泊然入袖手旁觀之派” ，那時國家前途就不堪設想了。因此，必須縮短預備立憲的年限，定於宣統三年（1911年）召集國會，立即成立責任內閣。
為了使清廷接受這個主張，張謇既策動江蘇巡撫瑞澂聯絡各省督撫合詞奏請，又通電各省諮議局並派孟昭常、楊廷棟、方還等分赴各省遊說，組織聯合請願。 12月，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廣東、廣西、福建、山東、直隸、山西、奉天、吉林、黑龍江16省諮議局代表50多人齊集上海，假預備立憲公會會所連日討論，最後決定組成30多人的請願代表團詣闕上書。張謇又特寫《送十六省議員詣闕上書序》給代表們餞行，強調指出一個“誠”字，希望代表們“秩然秉禮，輸誠而請。……設不得請而至於三，至於四，至於無盡。誠不已，則請亦不已”。 ①1910 年1月，各省諮議局代表相繼到達北京，向都察院呈遞聯名請願書，要求代奏。請願書的措詞是以維護清朝萬世一系立言的，聲稱速開國會是“鞏固皇祚”的根本。但清廷以“國民知識不齊”為理由，堅持國會的召開須等九年預備期滿、國民教育普及之後。請願宣告失敗。
請願失敗後，代表們本著“設不得請，至於三，至於四，至於無盡”的精神，首先通電發表《國會請願代表同人奉上諭後通知書》，說明清政府已經拒絕速開國會和成立責任內閣的要求，呼籲各省紳商、團體，繼續組織力量，準備再次請願。然後，又在北京組織國會請願同志會，發表《國會請願同志會意見書》，號召各地士紳參加到國會請願同志會中來，以擴大請願的聲勢，並為建立一大政黨奠定基礎。國會請願同志會創辦了機關刊物《國民公報》，還指定由江蘇、廣東、直隸三省派人到內地各省和南洋各埠進行立憲的宣傳鼓動和請願的組織工作。同時，梁啟超又主編《國風報》，發表《論請願國會當與請願（責任）政府並行》等文，指導請願運動的進一步開展，並通過各種關係和國內的請願活動取得聯繫，密切配合。經過幾個月的準備，立憲派組織了號稱代表20多萬人的十個請願團體再度晉京請願。 1910年6月，各省諮議局代表、商會及商界代表、教育會及學界代表、官紳代表、各憲政公會及政界代表、海外華僑代表等齊赴都察院呈遞請願書。清廷經過二次御前會議，借“財政困難，災情遍地”為理由，再次拒絕了請願團的要求。請願的再次失敗並沒有使立憲派氣餒。張謇以江蘇諮議局議長名義發表公啟，號召各省議長齊到北京，組成“議長之請願團”，向即將開會的資政院陳請建議，“以期必達”，“別開第三次請願之新面目”。 8日，各省諮議局聯合會在北京召開第一次會議，推湯化龍為主席、蒲殿俊為副主席，通過了向資政院提出的請開國會等議案。各省立憲分子更向上爭取督撫，向下發動工農商學兵群眾簽名，準備在資政院開會時舉行規模空前的第三次請願。
1910 年10月，資政院正式開會。國會請願代表團孫洪伊（順直諮議局議員）等即向資政院呈遞請願書，指陳國外則列強日逼，國內則民變蜂起，請資政院迅速提議於宣統三年內召集國會，以救危亡。同時，各省立憲分子又糾眾向當地督撫請願，要求奏請開國會。天津千數百人齊赴督轅，“反复哀懇”。太原、開封、福州等省城都有“聚集數千人”向督撫“籲懇”的活動。奉天則各府縣紛紛寫信給諮議局，準備“糾合萬數千人” 到省城“籲求”。雲貴總督李經羲感到如果不答應成立責任內閣和迅速召開國會，則“大局難支，人心愈渙”，電商各省督撫聯奏“立即組織內閣，特頒明詔，定以明年開設國會”。他的建議得到程德全、孫寶琦、錫良、袁樹勳等18個督撫的同意，並先後兩次聯名向清廷發出了請設內閣和國會的電報。資政院內部，也在請願運動的影響下掀起波瀾，一致通過了《陳請速開國會具奏案》。在強大的壓力下，清廷不得不做些“讓步”，宣布縮短預備立憲期限，於宣統五年（1913年）召開國會，國會未開以前，先釐訂官制，設立內閣。立憲派內部產主了分歧。張謇、湯壽潛等認為請願已經取得一定成效，遵“即日散歸”的詔令，停止請願活動。湯化龍、譚延闓、蒲殿俊等堅持宣統三年召開國會的原議，謀在北京組織第四次請願。東三省士紳則一面請總督錫良代奏，一面派代表赴京，仍請速開國會。順直諮議局也繼續向直隸總督陳夔龍提出請速開國會的請求。這時，清廷開始採取強硬態度，請願者被指為“無識之徒，……聚集多人，挾制官長”，“一再瀆擾，實屬不成事體”，命令立即將東三省代表押解回籍，並以“深恐奸人暗中鼓動”、“希圖擾害治安”為藉口，禁止請願活動，明白宣布，各省如果再有“聚眾滋鬧情事”，該省督撫應即“查拿嚴辦”。諭旨傳到天津，天津學生罷課抗議，並通電全國，呼籲各學堂同時罷課請願，“期憲政即日成立”。陳夔龍派出軍警數百名進行彈壓，將為首的溫世霖發戍新疆。第四次請願於是流產。
國會請願運動具有民主運動的性質。立憲派企圖通過和平請願的形式，迫使清政府開放政權，迅速轉入民主政治的軌道，但他們確實沒有乾犯皇室尊嚴的用心。可是，“頑冥不靈”的清朝統治者卻不理會他們的“忠心耿耿”，從而使立憲派極為痛心。梁啟超在《國風報》上不禁破口大罵：“麻木不仁之政府”，“誤國殃民之政府”，“妖孽之政府”。
“皇族內閣”的出合又給立憲派當頭棒喝。張謇指責清廷“舉措乖張”，聯合湯壽潛、沈曾植、趙鳳昌等寫信給載灃進行苦諫，勸載灃“勿以國事為孤注”。各省諮議局議長、副議長齊赴北京召開第二次聯合會，推譚延闓為主席，上書力爭，說：“以皇族組織內閣，不合君主立憲國公例，請另簡大員組織內閣。”清廷斷然拒絕了他們的請求，宣稱“黜陟百司，系君上大權”，議員們“不得率行幹請”。各省諮議局聯合會發表《宣告全國書》，痛哭流涕地訴說：“新內閣如此，吾人民之希望絕矣。議員等一再呼號請命而不得，救亡之策窮矣。”①人們普遍感到，革命的風暴即將到來。資政院的議員們分別組織了“憲友會”、“辛亥俱樂部”、“憲政實進會”等政團，準備應變。地方的立憲分子有的則開始向革命派靠攏。民族資產階級政治上的左、右兩翼終於溝通了。 “皇族內閣”賣國、集權的倒行逆施，進一步激化了各種社會矛盾，把各階級、各階層人民推向反清革命陣營。
早在1911年1月，盛宣懷就任郵傳部尚書時，就向清政府提出把各省“商辦”鐵路“收歸國有”、“借款興辦”的具體辦法，並著手和帝國主義國家磋商大批借款。 4月，清政府以“改革幣制”和“振興東三省實業”為名，和英、美、法、德四國銀行團訂立了1000萬鎊借款協定。 “皇族內閣”成立後，便以“上諭”形式宣布“幹線均歸國有定為政策”，接著和四國銀行團訂立了粵漢、川漢鐵路借款合同，借“國有”名義把鐵路利權出賣給帝國主義。它一面任命端方為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派他南下強行接收湖北、湖南、廣東、四川四省的商辦鐵路公司；一面和四國銀行團正式簽訂借款築路的合同，從而激起了四省的保路風潮。清政府“鐵路幹線國有”政策的實質，是藉“國有”名義把鐵路利權出賣給帝國主義。 “當時一般輿論，都認為外國人掌握著我們的鐵路礦山，就和掌握著我們的生命一樣”。 ② 這種出賣民族利益的政策，不能不激起全國人民的堅決反對。此外，清政府“劫收”商辦鐵路公司，也和各省人民以及地方紳商、立憲派的經濟利益發生了尖銳的衝突。原來湖廣鐵路準歸商辦時，各省除了募集“商股”之外，還在稅收項下附抽租股、米捐股、鹽捐股、房捐股等。例如，四川集資1400餘萬兩，其中實收租股950餘萬兩，官民購股260餘萬兩，土藥鹽茶商120餘萬兩。資金來自社會各個階層，都期待著“一旦鐵路成功，有十倍利息”的將來。掌握著公司實權的地方士紳、立憲黨人更以修路為“利藪”，自稱“生命財產與本路息息相關”。 ① 清政府規定，在實行國有政策時，湖北和湖南的路股還本不還息；廣東路股發還六成，其餘四成給無利股票；四川路股實用之款發給國家保利股票，餘款或附股或興辦實業，另行規定，不得由股東收回，其由經手人虧倒之款，政府概不承認。這種“劫奪”商股的辦法，自然要激起強烈的抗議。
湖南紳商紛紛發表意見抨擊清政府的反動行徑，長沙學生舉行罷課，開會演說，各屬“紛傳某日焚某署，某日攻某城”，“鳳聲鶴唳，一日數驚”，形勢已接近起義。湖北商民繼起響應，漢口罷市。革命黨人詹大悲主編的《大江報》上發表文章，指出“中國時勢，事事皆現死機”，和平改革既“為理所必無，……故大亂即救中國之妙藥”，②號召人民拋棄一切幻想，準備和清政府決戰。廣東召開了粵漢鐵路股東會議，一致要求維持原案，力爭商辦。留日學生主張“路存與存，路亡與亡”。旅美華僑更憤激地說：“粵路國有，誓死不從，……泰山可移，商辦之局斷難搖撼”，“有劫奪路權者，格殺勿論”。 ③
四川的反抗風潮尤為熾烈。 1911年6月，川漢鐵路股東在成都組織了保路同志會，各府州縣紛紛響應，成立保路分會，參加人數達數十萬人。保路會每次集會，到會者動輒成千上萬，情緒異常激昂。 8月，成都罷市，數十州縣聞風而動，捲入了罷市鬥爭。 9月，鬥爭發展為全省抗糧抗捐，金堂、新繁、彭縣、灌縣等地發生群眾暴功。各省立憲派處於保路風潮的領導地位，本來打算把鬥爭限制在“文明爭路”的範圍。當反抗形成為群眾運動之後，他們便連忙“撫慰居民，戒勿暴動”，並對清政府表示讓步。湖南立憲派宣稱：“國有民有已成第二問題”，只要求商股“不使有絲毫虧損”。湖北湯化龍提議，只要清政府允許商股仍充路股，並許商民立查賬會，有稽核鐵路度支之權，也就是商股有了不致被吞蝕的保證後，運動便可收束。四川立憲派的代表甚至在廣東保路會的成立大會上諄諄告誡：“萬勿暴動，致為政府藉口。”在成都，他們刊發光緒皇帝牌位和諭旨中“庶政公諸輿論”、“川路準歸商辦”兩句話，令各家各戶張貼，設案焚香，用悼念已故皇帝的方式來表達對當今掌權者的抗議。署四川總督趙爾豐奉清政府旨意，誘捕諮議局正、副議長蒲殿俊、羅綸以及保路同志會和川路股東會的負責人。消息傳開，數万群眾到督署請願，要求釋放蒲、羅等人。趙爾豐下令軍警向手無寸鐵的群眾開槍，當場打死30多人，造成駭人聽聞的“成都血案”。廣大人民忍無可忍，迅速掀起了全川的武裝暴動。同盟會員龍鳴劍等聯絡會黨組成保路同志軍進攻成都。同盟會員吳永珊（即吳玉章）和王天傑等在榮縣宣布起義，建立革命政府。清廷命令端方自湖北帶兵前往鎮壓。部分鄂軍西調不久，湖北方面便響起了武昌起義的槍聲。
① 《光緒朝東華錄》第5冊，總第5577—5580頁。 ① 《光緒朝東華錄》第5冊，總第5951、5967頁。 ① 《張季子九錄·文錄》卷10。 ① 《國風報》第2年第14期。 ② 吳玉章：《在六十慶祝大會上之自述》。 ① 《民立報》，1911年9月7日。 ② 《時報》，1911年10月5日。 ③ 甦民：《滿夷猾夏始末記》。
民主革命運動的迅速發展和群眾反抗鬥爭的持續高漲，使清朝統治者也感到不能照舊統治下去了，於是宣布“預備立憲”。在資產階級改良派的推動下，從1904年起，開始有一些清朝官員奏請立憲。日俄戰爭以“立憲”的日本戰勝、專制的俄國戰敗，立憲的呼聲更高。駐法公使孫寶琦、署兩江總督周馥、湖廣總督張之洞、署兩廣總督岑春煊、直隸總督袁世凱相繼奏請變更政體，實行立憲。清廷遂於1905年10月派載澤、端方、戴鴻慈、李盛鐸、尚其亨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隨後又命政務處設立“考察政治館”。
1906年8月，出洋考察憲政的五大臣歸國，密陳立憲有“皇位永固”、“外患漸輕”、“內亂可弭”三大好處，主張詔定國是，仿行憲政，而“實行之期，原可寬立年限”。經過御前會議的一番爭論之後，清政府於9月1日正式宣布“預備仿行憲政”。諭旨指出立憲的原則是“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但“目前規制未備，民智未開”，不能立即實行憲政，應先從改革官制入手，逐步釐訂法律、廣興教育、清理財政、整頓武備、普設巡警，作為實行憲政的 “預備”。清朝最高統治者慈禧太后對立憲抱著敷衍拖延的態度，只求安度晚年。滿族親貴企圖通過立憲鞏固自己的特權，並削弱地方督撫的權勢，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漢族官僚則企圖借立憲限制滿族親貴的權勢，給自己帶來更大的發展機會。清廷派載澤等編纂官制，本想大體效法日本，削弱現行督撫權限，將財政、軍事權全部收歸中央，使督撫的權限和日本府縣知事相當。但在討論的時候，遭到參加會議的袁世凱等的強硬反對。
主持會議的奕劻就認為這問題太大，暫把地方官制押後，先議中央官制。中央官制的改革也碰到許多權位、飯碗的軋轢問題，於是有“五不議”之說，即軍機處、內務府、八旗、翰林院、太監的事不議。這五項不議，可議的就不多了。最後在11月6日宣諭中央官制改革方案：一、軍機處不變，“一切規制，著照舊行。其各部尚書均著充參預政務大臣，輪班值日，聽候召對”。二、設外務、吏、民政、度支、禮、學、陸軍、法、農工商、郵傳、理藩等11個部，“各部堂官，均設尚書一員、侍郎二員，不分滿漢”。三、大理寺改為大理院，“專掌審判”；增設資政院以 “博採群言”、審計院以“核查經費”，“均著以次設立”。四、太常寺、光祿寺、鴻臚寺併入禮部，練兵處、太僕寺併入陸軍部；都察院改為都御史一員、副都御史二員，六科給事中改為給事中，“其余宗人府、內閣、翰林院、欽天監、鑾儀衛、內務府、太醫院、各旗營侍工處、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倉場衙門，均毋庸更改”。 ①這個方案，除變更幾個名稱、歸併幾個舊衙門、增設幾個新衙門外，並沒有多大意義。
作為“議院”之“預備”的資政院的設立，又遲遲不見下文。而根據這個方案任命的內閣總理大臣（即軍機大臣）和內閣政務大臣（即各部尚書），共計13人，其中滿族7人，漢族4人，蒙古1人，漢軍旗1人。過去各部堂官滿漢平列，現在“不分滿漢”，卻成為滿七漢四，而蒙古、漢軍旗實際上一貫依附滿族，漢族不足三分之一。因此，這個內閣被稱為“滿族內閣'。陸軍部是要害部門。尚書鐵良，侍郎壽勳、廕昌，清一色的滿族貴族。鐵良強調陸軍部有統率全國陸軍之權，迫使袁世凱將練成的“北洋六鎮”交出四個鎮，歸陸軍部統率。中央政府機關直接控制軍隊，這在清朝是前所未有的。鐵良又創立貴冑學校，相當於陸軍大學，以培養高級軍官，規定宗室、八旗子弟及三品以上實缺大員之子方准入學。三品以上實缺大員之子，不是京堂便是道府，幾乎沒有來入這種學校的，所以這條規定只是掩人耳目，實際目的是使統率軍隊的高級軍官都由滿族貴冑充任。習慣於驕奢淫逸的貴冑們學不成才，這項計劃沒有產生什麼實際效果。1907年9月，湖廣總督張之洞、直隸總督袁世凱同時入調任軍機大臣，明為榮陞，實則剝奪了這兩位實力最強的漢族總督的實權。
“預備立憲”不僅有名無實，而且顯露出滿族貴族借立憲以集權的種種跡象，引起各省官紳的普遍不滿而發動了召開國會的請願運動。作為對國會請願的回應，清政府於1908年9月間宣布 “預備立憲”以九年為限，九年後正式召開國會，同時頒布《欽定憲法大綱》和《議院法選舉法要領》、《逐年籌備憲政事宜清單》。 《欽定憲法大綱》以保障“君上大權”為核心，規定皇帝有頒行法律及發交議案、召集及解散議院、設官制祿及黜陟百司、統率陸海軍及編定軍制、宣戰議和及訂立條約、宣布戒嚴及發布命令等權力，並總攬司法權，實際上和專制帝王沒有多少不同。
《議院法選舉法要領》對議院職權、議員言論作了種種限制，使作為“民意”機關的議院實際上成為皇帝的諮詢機關。 《逐年籌備憲政事宜清單》詳細列舉了九年內每年應辦事項，包括調查戶口、實行會計法、編纂簡易識字課本和國民必讀課本、推廣識字學塾，等等。所列項目，許多都不是為召開國會、實行憲政所必需的 “預備”。這樣的“憲法大綱”和九年的期限，自然都不能今人滿意。 1908 年11月14、15日，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在20小時之內先後死去。不滿三歲的溥儀繼承皇位，改元宣統，由溥儀的父親醇親王載灃攝政。攝政王載灃監國的第一件大事，是罷斥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袁世凱。袁世凱在戊戌維新期間因叛賣行徑為光緒皇帝所痛恨，但在慈禧太后的寵信下飛黃騰達，迅速成為權勢煊赫的大官僚。他繼李鴻章出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掌握著北洋六鎮軍隊。他糾集死黨，網羅爪牙，採用破格提拔、金錢收買等各種辦法控制各級將領，竭力把北洋六鎮培訓成私人軍隊；各級將領則向士兵灌輸袁世凱是“衣食父母”的觀念，甚至在兵營中供奉袁世凱的長生祿位牌。全軍絕對服從袁世凱一人。儘管滿族貴族逼他交出了四鎮，隨後又內調軍機大臣，但他對北洋六鎮的控制力依然存在。他繼承李鴻章衣缽，把持著招商局、電報局、鐵路總公司等企業，並和日本、德國、美國、英國等保持著良好的關係。為了抵制革命、拉攏資產階級改良派，並藉立憲以削弱滿族貴族的權勢，袁世凱曾多次奏請立憲，還在天津設立憲法研究所，招致一批改良派人士，推行新政。載灃為了給光緒皇帝“雪恨”，以袁世凱患“足疾”為名，要他回河南彰德“養病”。但清朝中樞主政的慶親王奕劻早已被袁世凱用大量錢財所收買，以“小站舊人”為核心的袁世凱心腹爪牙，文官如徐世昌、唐紹儀、朱家寶、楊士琦，武將如馮國璋、段祺瑞、王士珍、張懷芝等，仍然身任要職，佈滿朝廷內外，對袁世凱唯命是從，“事無大小畢報”。改良派首領張謇等人也常和袁世凱互通聲氣。彰德實際上成為秘密的小朝廷。袁世凱的被罷斥，是清朝統治集團的重大分裂。
在罷斥袁世凱的同時，載灃宣示“預備立憲、維新圖治” 的宗旨，詔令官員們認真籌辦立憲事宜，務必於1909年內成立各省諮議局，藉以穩定局勢、籠絡人心；並先後給戊戌維新中被黜革的已故戶部尚書翁同龢、湖南巡撫陳寶箴等“開復原官”，陝甘總督升允、甘肅布政使毛慶蕃等則以阻撓、玩誤憲政而被革職，力圖顯示新朝廷頗有“除舊佈新”的氣概。 1909 年10月，除新疆奏明緩辦外，各省諮議局相繼成立。設立諮議局是地方官制改革的重要項目，作為省議會的 “預備”，但還不是省議會。它只有“指陳通省利病，籌計地方治安”的諮詢、建議職能，而沒有立法和監督地方行政長官的權力。諮議局議員的名額是比照原來各省科舉考試錄取名額和負擔漕糧數目來確定的，少則數十名，多則百數十名。議員的產生採用複選舉法。首先，根據籍貫、性別、年齡、職業、社會身份、文化教育程度、財產狀況等多方面的嚴格限制，確定“合格選舉人”。 “合格選舉人”為數極少，沒有超過該省總人數1％的。然後，由選舉人選出若干“選舉議員人”，再由這些人投票選出議員。有些省份的諮議局（如山東），為保守的封建士大夫所控制，凡事“阿附官紳，顛倒輿論”。但絕大多數省份的諮議局，資產階級改良派都佔據明顯的優勢，他們的頭面人物如江甦的張謇、奉天的吳景濂、湖北的湯化龍、湖南的譚延闓、四川的蒲殿俊等，聯袂當選為議長。不少省份也有革命黨人當選為議員的。諮議局的常年會定於每年10月間召開，會期一般為40 天；遇有必要時可隨時召開臨時會，會期一般為20天，休會期間由常駐議員處理有關事務。改良派力圖使諮議局成為代表“民意”的權威機構，他們一面以諮議局為講壇，發表議論，通過各項決議，力爭監督地方政府的權柄，從而在諮議局和督撫間發生了大量的糾紛和爭執：一面互通聲氣，“函電諮詢”，發起和組織各省諮議局聯合請願，要求縮短“預備”年限，從速召開國會，立即成立“責任內閣”，加快立憲的步伐。通過諮議局，改良派取得了“國民代表”的合法資格，成為清末一支極為活躍的政治力量。
1910年10月，作為“立議院基礎”的資政院在北京召開第一次常年會。議員分“民選”、“欽選”兩種。 “民選議員”98人，由各省諮議局議員互選產生，經督撫核定。 “欽選議員”包括宗室王公世爵、滿漢世爵、外藩王公世爵、宗室覺羅、部院衙門官、碩學通儒和納稅多額者，按對等原則，也是98人。不過，正、副總裁（即正、副議長）是“特旨簡充”的，秘書長也是“請旨簡放”的，所以“欽定”的議員穩佔多數。但是“欽選”議員在文化教育程度和對議會民主的理解方面，都遠不如“民選”議員，實際上是十幾個最活躍的改良派人士如劉春霖、雷奮、羅傑、馬宗夔、籍忠寅、孟昭常、吳賜齡等左右著會議。 “欽選”議員往往呆若木雞，或隨聲附和。第一次常年會按章會期為三個月，後因議事未竣，延長 10天。議案包括政府交議、本院議員提議和地方諮議局提請核議三種來源，內容涉及經濟、政治、外交、法律、文化、教育、地方事務等各個方面。政府交議的多為不關痛癢的“規則”、“章程”等條例，議員們漸漸感到極不耐煩，於是中斷對條例的討論，要求議長改定議事日程，首先討論“速開國會案”，議員們慷慨陳詞，要求“議員全體贊成通過”，“從速上奏”、“即允速開”。最後用“起立法”表決，全體議員應聲矗立，連一些頑固的“欽選”議員在左顧右盼之後也只好囁嚅而起，獲一致通過，隨後的“彈劾軍機大臣案”，雖有爭議，但也以112對12，獲絕大多數通過。不過，資政院的決議案還得“請旨裁奪”。對於“速開國會”，載灃的回答是，將“預備”年限縮短三年，還得等到宣統五年才能召開國會。對於“彈劾軍機大臣”，則以“朱諭”形式，對資政院嚴加申斥，對軍機大臣奕劻等溫言撫慰。議員們大為沮喪，吵嚷著要“請旨解散”資政院。諮議局提請核議的議案，資政院一般都支持各省諮議局，而朝廷和軍機處則偏袒各省督撫，資政院的核議也大多不起作用。會開了100天，幾乎沒有辦成一件大事。儘管如此，資政院畢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代表民意的法定機構，具有一定的歷史意義。議員們高談國事，抨擊政府，中外記者到會旁聽，報刊報導評說，多少也有些民主的氣息，對於長期生活在封建專制制度下的中國人來說，也起了一定的啟蒙作用。諮議局、資政院的開設，是載灃迎合立憲潮流的一面，他還有另一面，即力圖集中權力於皇室，首先是軍權。監國伊始，他就另編禁衛軍，由自己親自統率，派弟弟載濤、皇族毓朗等為禁衛軍大臣。接著宣布，攝政王暫行代理大元帥，設軍諮處（參謀部），派毓朗、載濤管理。軍諮處改軍諮府，即以載濤、毓朗為軍諮大臣。緊接著又派另一弟弟載洵籌辦海軍，後設海軍部，即以載洵為海軍大臣。載灃還裁撤了近畿督練公所，命近畿陸軍均歸陸軍部管轄。 1911年5月，載灃頒布新內閣官制，撤軍機處、舊內閣和會議政務處，由內閣總理、協理大臣和各部大臣充任國務大臣，總攬政務，組成所謂“責任內閣”。國務大臣共13人，漢族只有協理大臣徐世昌、外務大臣梁敦彥等4人，滿族9人中，皇族如總理大臣奕劻、民政大臣善耆、度支大臣載澤、海軍大臣載洵、農工商大臣溥倫等又佔了5人。這屆內閣於是被稱為“皇族內閣”或“親貴內閣”。皇族組閣，是違反立憲精神的。載灃集權於皇室的用心遂大白於天下。實踐證明，清政府的“預備立憲”，實質上只是一場騙局。
二、“國會請願運動”和保路風潮
清政府宣布“預備立憲”，使資產階級改良派人士大為振奮。在國內，1906年12月，江蘇、浙江、福建等省商學界200多人在上海成立預備立憲公會，推福建鄭孝胥為會長，江蘇張謇、浙江湯壽潛為副會長。隨後，湯化龍在湖北成立憲政籌備會，譚延闓在湖南成立憲政公會，丘逢甲等在廣東成立自治會，彼此唱和。在海外，康有為宣布，從1907年元旦起，保皇會改名為中華國民憲政會；7月，梁啟超、蔣智由等在東京組織了具有資產階級政黨規模的政聞社，遙相呼應。這些團體的共同宗旨是：擁護清政府“預備立憲”，“勸告”和“要求”清政府加快立憲的步伐，反對革命，從此，資產階級改良派遂被稱為“立憲派”。政聞社提出四大綱領：（一）實行國會制度，建設責任政府；（二）釐定法律，鞏固司法權之獨立；（三）確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權限；（四）慎重外交，保持對等權利。在《政聞社宣言書》中，一面表白對於皇室絕無干犯尊嚴之心，對於國家絕無擾紊治安之舉；一面指出“現政府”既為被改造的對象，便不可能主動地進行改革，因此以喚起國民的政治熱情、增進國民的政治知識、養成國民的政治能力為己任。政聞社出版了機關刊物《政論》，指陳內政外交的利害得失，向清政府提出建議和“警告”，為立憲大造輿論。 1908年2月，政聞社本部遷往上海，在總務長馬相伯主持下，創辦法政學堂，聯絡各立憲團體，交結王公大臣，逐步建立沿江沿海及南北各省的分支機構，展開了公開的和秘密的活動。
清政府的“官制改革”遭到立憲派的非議。 “滿族內閣”出台，湖南留日學生熊範輿便在《中國新報》上發表《新官制評議》，指出從官制改革看來，“政府主倡立憲之結果，適足愈鞏固其專制勢力耳”。 《申報》刊載的《敬告丁未年新年諸君》文中也有“改革官制，視為具文，集權中央，跡近專制”的話。從1907年秋起，立憲派開始把請願速開國會作為推動立憲的近期目標。 10月，熊範輿、沈鈞儒等聯名上書，請在一二年內開設國會；禦吏江春霖、給事中忠廉等奏請召開國會。 12月，湖南舉人蕭鶴樣上書請開國會。 1908年6月，康有為聯合華僑中的立憲分子，以海外 200餘埠華僑的名義上書請開國會。 7月，政聞社在《為國會期限致憲政館電》中正式提出三年內召開國會的主張，並策動王善荃奏請“頒發明詔，定期三年，召集國會”。預備立憲公會則移書湖南憲政公會、湖北憲政籌備會、廣東自治會以及河南、安徽、直隸、山東、山西、四川、貴州等省立憲派首領，相約各派代表齊集北京，向都察院呈遞國會請願書，要求代奏。 8月，各省請願代表紛紛入京，他們的國會請願書都徵集了許多簽名。例如，八旗請願書籤名的有1000多人，山東請願書籤名的有2000多人，吉林簽名的有4000多人，廣東的11000多人，浙江達18000多人，使運動具有了某種程度的群眾性。國會請願運動使清朝統治者大為震驚。他們認為這是“民氣喧囂”、“橫議干政”的表現。曾派往國外考察憲政的大臣於式枚幾次奏請緩行立憲。他摘引《今年國民為國會請願文》中“憲政所以能實行者，必由國民有一運動極烈之年月，蓋不經此，不足摧專制之鋒”等幾句話，指為“逆黨煽惑”，要求“隨時勸導，遇事彈壓”，“正人心，息邪說，拒诐行”，以免“別滋事端”。政聞社社員、法部主事陳景仁等電請定三年內開國會，革於式枚以謝天下。清政府立將陳景仁革職，並宣稱“政聞社內諸人良莠不齊，且多曾犯重案之人（指梁啟超等），陳景仁身為職官，竟敢附和比暱，倡率生事，殊屬謬妄”。接著又以政聞社“內多悖逆要犯，廣斂資財，糾結黨類，託名研究時務，陰謀煽惑，擾害治安”的罪名，通令全國，嚴行查禁。 ①這是“殺雞給猴看”，請願運動暫時被壓了下去。諮議局的設立使立憲派取得了代表“民意”的合法資格，他們於是以諸議局為基地，再次掀起國會請願運動。 1909年10月江蘇諮議局成立後，議長張謇即發表《請速開國會建設責任內閣以圖補救書》，指出：列強侵略日益加緊，形勢危急，召開國會是為了合全國人力以“拱衛國家”，猶如“拯溺救焚”，豈可遷延觀望；政府所說的籌備事宜，大部分都不是在國會召開之前必須完備的，而且有些還是須待國會成立之後才能做到的；各省士紳一致希望速開國會，如果請願再三而毫無結果，則“一二激烈之士，將以為國家負我，決然生掉頭不顧之心，和平之士，將以為義務既盡，泊然入袖手旁觀之派” ，那時國家前途就不堪設想了。因此，必須縮短預備立憲的年限，定於宣統三年（1911年）召集國會，立即成立責任內閣。
為了使清廷接受這個主張，張謇既策動江蘇巡撫瑞澂聯絡各省督撫合詞奏請，又通電各省諮議局並派孟昭常、楊廷棟、方還等分赴各省遊說，組織聯合請願。 12月，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廣東、廣西、福建、山東、直隸、山西、奉天、吉林、黑龍江16省諮議局代表50多人齊集上海，假預備立憲公會會所連日討論，最後決定組成30多人的請願代表團詣闕上書。張謇又特寫《送十六省議員詣闕上書序》給代表們餞行，強調指出一個“誠”字，希望代表們“秩然秉禮，輸誠而請。……設不得請而至於三，至於四，至於無盡。誠不已，則請亦不已”。 ①1910 年1月，各省諮議局代表相繼到達北京，向都察院呈遞聯名請願書，要求代奏。請願書的措詞是以維護清朝萬世一系立言的，聲稱速開國會是“鞏固皇祚”的根本。但清廷以“國民知識不齊”為理由，堅持國會的召開須等九年預備期滿、國民教育普及之後。請願宣告失敗。
請願失敗後，代表們本著“設不得請，至於三，至於四，至於無盡”的精神，首先通電發表《國會請願代表同人奉上諭後通知書》，說明清政府已經拒絕速開國會和成立責任內閣的要求，呼籲各省紳商、團體，繼續組織力量，準備再次請願。然後，又在北京組織國會請願同志會，發表《國會請願同志會意見書》，號召各地士紳參加到國會請願同志會中來，以擴大請願的聲勢，並為建立一大政黨奠定基礎。國會請願同志會創辦了機關刊物《國民公報》，還指定由江蘇、廣東、直隸三省派人到內地各省和南洋各埠進行立憲的宣傳鼓動和請願的組織工作。同時，梁啟超又主編《國風報》，發表《論請願國會當與請願（責任）政府並行》等文，指導請願運動的進一步開展，並通過各種關係和國內的請願活動取得聯繫，密切配合。經過幾個月的準備，立憲派組織了號稱代表20多萬人的十個請願團體再度晉京請願。 1910年6月，各省諮議局代表、商會及商界代表、教育會及學界代表、官紳代表、各憲政公會及政界代表、海外華僑代表等齊赴都察院呈遞請願書。清廷經過二次御前會議，借“財政困難，災情遍地”為理由，再次拒絕了請願團的要求。請願的再次失敗並沒有使立憲派氣餒。張謇以江蘇諮議局議長名義發表公啟，號召各省議長齊到北京，組成“議長之請願團”，向即將開會的資政院陳請建議，“以期必達”，“別開第三次請願之新面目”。 8日，各省諮議局聯合會在北京召開第一次會議，推湯化龍為主席、蒲殿俊為副主席，通過了向資政院提出的請開國會等議案。各省立憲分子更向上爭取督撫，向下發動工農商學兵群眾簽名，準備在資政院開會時舉行規模空前的第三次請願。
1910 年10月，資政院正式開會。國會請願代表團孫洪伊（順直諮議局議員）等即向資政院呈遞請願書，指陳國外則列強日逼，國內則民變蜂起，請資政院迅速提議於宣統三年內召集國會，以救危亡。同時，各省立憲分子又糾眾向當地督撫請願，要求奏請開國會。天津千數百人齊赴督轅，“反复哀懇”。太原、開封、福州等省城都有“聚集數千人”向督撫“籲懇”的活動。奉天則各府縣紛紛寫信給諮議局，準備“糾合萬數千人” 到省城“籲求”。雲貴總督李經羲感到如果不答應成立責任內閣和迅速召開國會，則“大局難支，人心愈渙”，電商各省督撫聯奏“立即組織內閣，特頒明詔，定以明年開設國會”。他的建議得到程德全、孫寶琦、錫良、袁樹勳等18個督撫的同意，並先後兩次聯名向清廷發出了請設內閣和國會的電報。資政院內部，也在請願運動的影響下掀起波瀾，一致通過了《陳請速開國會具奏案》。在強大的壓力下，清廷不得不做些“讓步”，宣布縮短預備立憲期限，於宣統五年（1913年）召開國會，國會未開以前，先釐訂官制，設立內閣。立憲派內部產主了分歧。張謇、湯壽潛等認為請願已經取得一定成效，遵“即日散歸”的詔令，停止請願活動。湯化龍、譚延闓、蒲殿俊等堅持宣統三年召開國會的原議，謀在北京組織第四次請願。東三省士紳則一面請總督錫良代奏，一面派代表赴京，仍請速開國會。順直諮議局也繼續向直隸總督陳夔龍提出請速開國會的請求。這時，清廷開始採取強硬態度，請願者被指為“無識之徒，……聚集多人，挾制官長”，“一再瀆擾，實屬不成事體”，命令立即將東三省代表押解回籍，並以“深恐奸人暗中鼓動”、“希圖擾害治安”為藉口，禁止請願活動，明白宣布，各省如果再有“聚眾滋鬧情事”，該省督撫應即“查拿嚴辦”。諭旨傳到天津，天津學生罷課抗議，並通電全國，呼籲各學堂同時罷課請願，“期憲政即日成立”。陳夔龍派出軍警數百名進行彈壓，將為首的溫世霖發戍新疆。第四次請願於是流產。
國會請願運動具有民主運動的性質。立憲派企圖通過和平請願的形式，迫使清政府開放政權，迅速轉入民主政治的軌道，但他們確實沒有乾犯皇室尊嚴的用心。可是，“頑冥不靈”的清朝統治者卻不理會他們的“忠心耿耿”，從而使立憲派極為痛心。梁啟超在《國風報》上不禁破口大罵：“麻木不仁之政府”，“誤國殃民之政府”，“妖孽之政府”。
“皇族內閣”的出合又給立憲派當頭棒喝。張謇指責清廷“舉措乖張”，聯合湯壽潛、沈曾植、趙鳳昌等寫信給載灃進行苦諫，勸載灃“勿以國事為孤注”。各省諮議局議長、副議長齊赴北京召開第二次聯合會，推譚延闓為主席，上書力爭，說：“以皇族組織內閣，不合君主立憲國公例，請另簡大員組織內閣。”清廷斷然拒絕了他們的請求，宣稱“黜陟百司，系君上大權”，議員們“不得率行幹請”。各省諮議局聯合會發表《宣告全國書》，痛哭流涕地訴說：“新內閣如此，吾人民之希望絕矣。議員等一再呼號請命而不得，救亡之策窮矣。”①人們普遍感到，革命的風暴即將到來。資政院的議員們分別組織了“憲友會”、“辛亥俱樂部”、“憲政實進會”等政團，準備應變。地方的立憲分子有的則開始向革命派靠攏。民族資產階級政治上的左、右兩翼終於溝通了。 “皇族內閣”賣國、集權的倒行逆施，進一步激化了各種社會矛盾，把各階級、各階層人民推向反清革命陣營。
早在1911年1月，盛宣懷就任郵傳部尚書時，就向清政府提出把各省“商辦”鐵路“收歸國有”、“借款興辦”的具體辦法，並著手和帝國主義國家磋商大批借款。 4月，清政府以“改革幣制”和“振興東三省實業”為名，和英、美、法、德四國銀行團訂立了1000萬鎊借款協定。 “皇族內閣”成立後，便以“上諭”形式宣布“幹線均歸國有定為政策”，接著和四國銀行團訂立了粵漢、川漢鐵路借款合同，借“國有”名義把鐵路利權出賣給帝國主義。它一面任命端方為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派他南下強行接收湖北、湖南、廣東、四川四省的商辦鐵路公司；一面和四國銀行團正式簽訂借款築路的合同，從而激起了四省的保路風潮。清政府“鐵路幹線國有”政策的實質，是藉“國有”名義把鐵路利權出賣給帝國主義。 “當時一般輿論，都認為外國人掌握著我們的鐵路礦山，就和掌握著我們的生命一樣”。 ② 這種出賣民族利益的政策，不能不激起全國人民的堅決反對。此外，清政府“劫收”商辦鐵路公司，也和各省人民以及地方紳商、立憲派的經濟利益發生了尖銳的衝突。原來湖廣鐵路準歸商辦時，各省除了募集“商股”之外，還在稅收項下附抽租股、米捐股、鹽捐股、房捐股等。例如，四川集資1400餘萬兩，其中實收租股950餘萬兩，官民購股260餘萬兩，土藥鹽茶商120餘萬兩。資金來自社會各個階層，都期待著“一旦鐵路成功，有十倍利息”的將來。掌握著公司實權的地方士紳、立憲黨人更以修路為“利藪”，自稱“生命財產與本路息息相關”。 ① 清政府規定，在實行國有政策時，湖北和湖南的路股還本不還息；廣東路股發還六成，其餘四成給無利股票；四川路股實用之款發給國家保利股票，餘款或附股或興辦實業，另行規定，不得由股東收回，其由經手人虧倒之款，政府概不承認。這種“劫奪”商股的辦法，自然要激起強烈的抗議。
湖南紳商紛紛發表意見抨擊清政府的反動行徑，長沙學生舉行罷課，開會演說，各屬“紛傳某日焚某署，某日攻某城”，“鳳聲鶴唳，一日數驚”，形勢已接近起義。湖北商民繼起響應，漢口罷市。革命黨人詹大悲主編的《大江報》上發表文章，指出“中國時勢，事事皆現死機”，和平改革既“為理所必無，……故大亂即救中國之妙藥”，②號召人民拋棄一切幻想，準備和清政府決戰。廣東召開了粵漢鐵路股東會議，一致要求維持原案，力爭商辦。留日學生主張“路存與存，路亡與亡”。旅美華僑更憤激地說：“粵路國有，誓死不從，……泰山可移，商辦之局斷難搖撼”，“有劫奪路權者，格殺勿論”。 ③
四川的反抗風潮尤為熾烈。 1911年6月，川漢鐵路股東在成都組織了保路同志會，各府州縣紛紛響應，成立保路分會，參加人數達數十萬人。保路會每次集會，到會者動輒成千上萬，情緒異常激昂。 8月，成都罷市，數十州縣聞風而動，捲入了罷市鬥爭。 9月，鬥爭發展為全省抗糧抗捐，金堂、新繁、彭縣、灌縣等地發生群眾暴功。各省立憲派處於保路風潮的領導地位，本來打算把鬥爭限制在“文明爭路”的範圍。當反抗形成為群眾運動之後，他們便連忙“撫慰居民，戒勿暴動”，並對清政府表示讓步。湖南立憲派宣稱：“國有民有已成第二問題”，只要求商股“不使有絲毫虧損”。湖北湯化龍提議，只要清政府允許商股仍充路股，並許商民立查賬會，有稽核鐵路度支之權，也就是商股有了不致被吞蝕的保證後，運動便可收束。四川立憲派的代表甚至在廣東保路會的成立大會上諄諄告誡：“萬勿暴動，致為政府藉口。”在成都，他們刊發光緒皇帝牌位和諭旨中“庶政公諸輿論”、“川路準歸商辦”兩句話，令各家各戶張貼，設案焚香，用悼念已故皇帝的方式來表達對當今掌權者的抗議。署四川總督趙爾豐奉清政府旨意，誘捕諮議局正、副議長蒲殿俊、羅綸以及保路同志會和川路股東會的負責人。消息傳開，數万群眾到督署請願，要求釋放蒲、羅等人。趙爾豐下令軍警向手無寸鐵的群眾開槍，當場打死30多人，造成駭人聽聞的“成都血案”。廣大人民忍無可忍，迅速掀起了全川的武裝暴動。同盟會員龍鳴劍等聯絡會黨組成保路同志軍進攻成都。同盟會員吳永珊（即吳玉章）和王天傑等在榮縣宣布起義，建立革命政府。清廷命令端方自湖北帶兵前往鎮壓。部分鄂軍西調不久，湖北方面便響起了武昌起義的槍聲。
① 《光緒朝東華錄》第5冊，總第5577—5580頁。 ① 《光緒朝東華錄》第5冊，總第5951、5967頁。 ① 《張季子九錄·文錄》卷10。 ① 《國風報》第2年第14期。 ② 吳玉章：《在六十慶祝大會上之自述》。 ① 《民立報》，1911年9月7日。 ② 《時報》，1911年10月5日。 ③ 甦民：《滿夷猾夏始末記》。
2009年2月20日星期五
第十二節 革命運動的發展
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創刊後，公開宣布以“傾覆現今之惡劣政府”、 “建設共和政體”和“土地國有”為“主義”，① 用資產階級的民族理論分析中國的滿漢民族關係，指出滿族對漢族實行高壓的不合理性和漢民族起來反抗的正義性；強調“專制之為禍”，並通過世界資產階級革命的歷史，說明只有與君權浴血奮戰，才能爭得民權，任何專制君王都不甘心放棄壓迫人民的權力，清王朝兼有民族壓迫者的性質，更加不會和平讓出政權；除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外，還認為“社會革命當與政治革命並行”，熱情地宣傳了“土地國有”思想。用孫中山“三民主義”理論武裝起來的《民報》，迅速佔有了進步輿論的中心領導地位，大受海內外進步知識分子的歡迎。
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改良派，驚懼於思想界權威地位的動搖和喪失，企圖駁倒同盟會提出的革命綱領，阻遏民主革命思想的傳播。革命派清楚地認識到，對於改良派的進攻，必須予以有力的回擊，才能進一步推動革命的發展。因此，革命與改良兩條道路、兩種思想的對立更加尖銳，兩派之間的壁壘更加分明了。 1905 至1907年間，革命派與改良派在政治思想領域內的論戰達到了高潮。這次論戰的規模之大，時間之長，鬥爭之激烈，影響之深遠，在中國近代史上是僅見的。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和改良派的主要喉舌《新民叢報》是雙方論戰的主要陣地，兩派在新加波、檀香山、舊金山、香港等地的報紙也都投入了這場鬥爭。論戰涉及的範圍很廣，包括民主革命的對象、任務、方法、前途等一系列重大問題，歸納起來，主要是圍繞“三民主義”進行的，即要不要“反滿”和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統治，政治革命的目標應是君主立憲還是民主共和，以及封建土地制度是否應當改革等三大問題。要不要“反滿”和用暴力推翻清王朝，是這次整個論戰的中心。為了論證“反滿”和暴力革命的必要，革命派抓住“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傳統觀念，反复宣傳滿族非中國臣民；滿族入主中原，中國實際上早已亡國；滿族入關後對漢民族實行血腥統治，二百六十年如一日；滿族以少數“劣等”民族高踞於漢族“優等”民族之上，從歷史到現實，都絕對不合理。這些宣傳顯然具有濃厚的封建種族主義色彩，頗有煽動性，但經不起理論推敲。不過，革命派隨即指出“反滿”並非要殺盡滿人，而只是反對滿清王朝，“顛覆現今之惡劣政府”。在不推翻反動、賣國的滿清王朝，中國就不能前進的歷史關頭，革命派把“反滿”和暴力革命緊緊結合起來，從而把握了人民要革命的時代脈搏，實現了對時代潮流的指導。改良派爭辯說，滿族早就是中國臣民；清朝取代明朝，只是政權的更迭，不是亡國；滿族入關後即已和漢族同化；“反滿”和政治變革沒有必然的因果聯繫，反對變革的不盡是滿人；所以，應當以政治變革為目標，而不應以“反滿”為目標；暴力革命是殺人盈野的殘酷行動，並勢必引發內亂和招致帝國主義瓜分，最後導致亡國。因此，主張“反滿”和暴力革命的，“當以故殺祖國之罪科之”。改良派的民族理論不能說是錯誤的，但他們竭力掩蓋清朝政府的種種罪行，脫離了當時鬥爭的殘酷現實，違背了億萬群眾的感情和利益，從而遭到進步人士的唾棄。在論戰中，革命派熱情地歌頌了革命的歷史火車頭作用，指出革命雖不免流血，但可“救人救世”，“無革命，則亦無平和，腐敗而已，苦痛而已”。 ① 革命派還正確地宣布，推翻清王朝後將以民主的原則對待滿人，“儕之於平民”，決不歧視。關於改良派提出的革命將引發內亂、招致外國干涉和爪分的問題，革命派也作出了自己的回答。革命派強調民主革命不同予以往的農民戰爭，是有綱領、有組織的運動，且速戰速決，“無恐怖時代之慘狀”。他們自信能夠控制住局勢，使革命有秩序地進行，不會發生內亂。內亂既不發生，外國也就無由干涉。至於瓜分，根本的危險在於清政府的腐敗和賣國，所以推翻清朝的革命正是避免中國被列強瓜分的唯一途徑。所有這些，都有助於法除人們對革命的疑慮，增強對革命的信心。
政治改革的目標是君主立憲還是民主共和，是這次論戰的又一重點。改良派一貫主張，政治改革只能循序漸進，君主專制、君主立憲、民主共和是必經的階段，不能“躐等”。梁啟超指出，只有有自治能力的國民才能享受民主共和，而國民的自治能力又須經過長期的培養，像中國這樣“數百年卵翼於專制政體之人民”，“既缺乏自治之習慣”，“又不識團體之公益”，如驟以民主共和，必然險象環生， “民無寧歲”，而最後仍歸於專制。他聲稱：“與其共和，不如君主立憲；與其君主立憲，又不如開明專制。”①在當時的形勢下，唯一可行的辦法是“勸告”清政府實行“開明專制”，或“要求”清政府實行“君主立憲”。改良派機械地把“君主立憲”列為民主政治的必經階段是缺乏根據的，但他們強調實行民主政治需要有相應的“生計” 及“政治、道德、學術”水平，②則含有合理的內容，不能簡單地斥為“無恥讕言”。革命派用“取法乎上”批駁改良派的“循序漸進”，聲稱自由、平等是人的本性，一旦破除禁錮，就會沛然而出。譬如流水，雖受千年專製而“伏行於地”，“一旦有決之者，則滔滔然出關”。 ③有著幾千年曆史的中華民族，決不會沒有實行民主共和的能力。
國民的政治程度雖低，但和“不辨菽麥”的皇帝及“蠅營狗苟”的大臣相比，“固已優之萬萬”，所以政治改革不能期望政府，而應“專望之國民”。他們認為，通過革命實踐，人民的政治程度可望迅速提高，在推翻清朝統治之後，一定能夠建立世界上最完善的“共和政體”。革命派沒有理會改良派關於“民智未開”不利於民主建政的警告，真誠地寄希望於革命，寄希望於人民，表現了民主主義者的堅定立場，但機智多於剖析、信念多於理念，缺乏民主建政的具體規劃和實施方案。封建土地制度是否應當改革的問題，爭論沒有充分展開。孫中山的“平均地權”和《民報》標舉的“土地國有”，本不是一回事。在這個問題上，革命派內部的見解並不一致，且語焉不詳。梁啟超據“耳食之言”，指責革命派主張“土地國有”是以國為盜，“奪富人之所有以均諸平民”，藉以博得下層群眾同情。他舉出許多“理由”，認為“土地國有”破壞了私有製的 “自然法則”，“將妨害”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阻礙”社會文明的進步。革命派爭辯說，土地屬於自然資源，理應由全民所共享；少數地主階級壟斷土地，不僅陷億萬貧民於苦難深淵，而且是工商業發展的一大障礙。為了國家的繁榮昌盛，必須廢除封建土地制度，實行“平均地權”或“土地國有”，從而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促進整個社會的進步。這場激動人心的大辯論以革命派的勝利告終。論爭的實質是用什麼手段、建立一種什麼樣的資本主義制度。其中，是顛覆還是保留現有政權的爭論吸引了絕大部分的注意力。當時雖然大多數人並不真正懂得民主共和的內容，但通過論戰，反滿——革命——建立共和國，在人們的心目中成為同一鏈條上緊密相聯的幾個環節，極大地推進了民主革命思想的傳播。革命派和改良派在論戰中存在著原則分歧，但也有一些共通之處。兩派都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但又都替侵略者開脫罪責，認為“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自有可亡之道，豈能怨人之亡我哉！”①兩派都不敢正面提出反對帝國主義的口號，反而希望爭取帝國主義的支持和讚助。兩派都反對封建專制制度，主張建立民主政體，但又都對反封建的艱鉅性缺乏認識，改良派只想有個“國會”，革命派則再加一個“民選總統”，以為這些就是民主建政的全部。論戰表明，革命派和改良派代表著同一個階級——資產階級的利益，是這個階級在政治上的兩翼：左翼的革命派希望用革命陣痛為資本主義的發展開闢道路；右翼的改良派希望不冒革命風險為自己爭得較好的境遇。兩派的分裂和對立，正是中國資產階級尚不成熟的表現。
儘管革命派本身存在著許多嚴重的弱點，但他們以高昂的革命精神，決心通過暴力推翻清王朝，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這個主張，受到了當時進步人士的普遍擁護。 《民報》風行海內外，多次重印，仍然供不應求。繼《民報》之後，又一批革命刊物，如《复報》、《雲南》、《鵑聲》、《漢幟》、《河南》、《四川》等相繼創刊，和《民報》相呼應。國內許多城市如上海、武漢、天津、廣州等地，都有革命黨人主編的報紙出版。同時，大量秘密的和公開發行的革命書籍在人民群眾中廣泛流傳。革命派已經以明顯的優勢佔領了思想陣地。革命運動於是不可遏抑地迅猛發展。
二、同盟會領導的武裝起義及其他革命活動
同盟會成立後，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朝氣蓬勃，積極開展各項革命活動。他們一面創辦《民報》及其他報刊，大造革命輿論，批判改良思想；一面派人回國，發展革命組織，聯絡會黨和新軍，不斷發動武裝起義。 1906年秋冬間，孫中山、黃興和出獄後從上海到東京任《民報》主編的章炳麟等製訂了《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詳細規定了起義的方針、政策及有關事宜，其中擬定的準備起義後發布的《軍政府宣言》，第一次言簡意賅地闡述了革命宗旨即“四綱”（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和實施程序即“三序”（軍法之治，約法之治，憲法之治），成為各地革命黨人共同遵從的經典性文獻。隨後，孫中山即奔赴南洋，具體籌劃在華南組織起義。
1906年12月，在湖南、江西交界的瀏陽、醴陵、萍鄉地區首先爆發了號稱“革命軍”的大規模會黨起義。萍瀏醴一帶，向來會黨眾多，且和自立軍、華興會有過密切的聯繫。 1906年夏，黃興派劉道一、蔡紹南等返湘整頓會黨。蔡紹南，萍鄉人，回鄉後到處“演說革命”，得到會黨首領龔春台（謝再興）等信從。這年，湖南大水，“禾穀不登，一粒如珠”，災民衣食無著，人心浮動，萍、瀏、醴一帶盛傳“殺韃子”、“劫富濟貧”的呼聲。龔春台等遂密謀起義，創立洪江會，設總機關於麻石，勢力迅速發展到萍鄉、宜春、萬載、瀏陽、醴陵各縣，並決定在農曆十二月底清朝官府封印後舉事。風聲外播，清吏不斷派人突擊搜捕，會黨頭目李金奇、蕭克昌等先後被捕殺，總機關也遭抄封。在形勢十分緊急的情況下，龔春台部會眾二三千人於 1906年12月3日在麻石豎旗起事。十天之內，各處會黨首領先後舉兵，擁有會眾2000餘人的薑守旦也在瀏陽響應。起義群眾包括煤礦工人、貧苦農民和防營士兵等，總數達 3萬人以上。這次起義明顯地反映了革命思想的影響。起義軍豎白旗，旗書“革命軍”及“洪福齊天”字樣，頭裹白布，“所過地方，只索軍械、令供糧食白布，所搶劫焚殺者，皆向辦警察保甲紳士人家為多，到處出有偽示安民，收買人心”。 ① 告示用“欽命替天行道督辦革命軍”名義，內容則限於“體天伐罪吊民”、“江山統一歸漢”等，② 沒有超出會黨傳統的“劫富濟貧”、“滅滿興漢”的政治水平。在組織上也還沒有克服舊式會黨起義的弱點，倉卒發唯，各股蜂起，號令不一，事前缺乏嚴密的計劃，起事後又沒有迅速出擊的戰斗方案，清政府急調湖南、湖北、江西、江蘇等省軍隊5萬多人四面圍剿。起義軍僅憑從地方“團防局奪來的二三千支槍，和清軍奮戰近日，交戰20餘次，表現了英勇頑強的戰鬥精神，終以寡不敵眾而失敗。龔春台、蔡紹南、姜守旦等潛逃，數千群眾被殺。萍瀏醴起義使革命黨人精神振奮。東京的同盟會員“莫不激昂慷慨，怒髮衝冠，亟思飛渡內地，身臨前敵，與虜拼命，每日到機關部請命投軍者甚眾”。③ 且有人假託龔春台名義撰寫“中華國民軍南軍革命先鋒隊”檄文，刊登《革命軍報》，以廣聲勢。
清政府則在長江中下游大興黨獄。湖北日知會首領被捕，並誣指為湖北會黨首領劉家運，遭嚴刑拷打，死於獄中。湖南同盟會分會負責人禹之謨早在8月間被捕，定為永遠監禁，萍瀏醴起義後被絞殺。先後由同盟會派回國內的劉道一、孫毓筠、楊卓林、胡瑛、寧調元、權道涵、段濡等相繼在湖南、湖北、江蘇被捕，劉道一、楊卓林等被殺害。長江中、下游的革命活動遭到嚴重挫折，黃興因而轉向協同孫中山經營華南。
從1907年5月至1908年4月，在孫中山的直接領導下，同盟會在華南沿海和沿邊地區連續發動了六次武裝起義，即1907年5月的饒平黃岡起義，6月的惠州七女湖起義，9月的防城起義，12月的鎮南關起義，1908年3月的欽州馬篤山起義和4月的雲南河口起義。孫中山的戰略思想是：在華南沿海和沿邊地區起義，奪取兩廣為根據地，然後揮師北上，長江南北革命黨人齊起響應，從而直搗北京，推翻清朝。但是，歷次起義都失敗了。失敗的根本原因在於革命黨人缺乏依靠群眾、發動群眾進行長期艱苦戰鬥的決心。他們之所以選擇在華南沿海和沿邊地區起義，主要是為了便於從海外接濟餉械。起義後，往往因為餉械接濟困難，在清軍的鎮壓下，便解散起義隊伍。歷次起義人數最多的也不過1000多人，其中好幾次都只是幾百人的冒險突擊。例如，1908年3月黃興率領200多人進入欽州馬篤山起義，隨後在廣東、廣西邊境的幾十個村鎮轉戰40多天，大小數十仗，先後擊敗1萬多清軍，聲威大振，但由於沒有依靠群眾和發動群眾，孤軍苦戰，糧食困難，戰士疲勞，終於失敗。
防城起義本來具有很好的群眾基礎，但革命黨人並沒有重視在群眾中紮根。 1907 年春，廣東欽州三那（那桑、那黎、那彭）地方人民為反對清政府增收糖捐，召開“萬人會”，組織了以劉恩裕為首的群眾隊伍，掀起聲勢浩大的抗捐運動，一度攻入欽州城。清政府派兵鎮壓，劉思裕犧牲，群情更為激憤。三那人民派梁建葵等為代表，赴河內向孫中山求援。孫中山派王和順前往聯絡。當時，廣大群眾革命情緒很高，梁建葵等“在各鄉村組織革命軍，預備發動，有槍數百枝，劉思裕之侄顯明黨數百人來會，聲勢頗盛”。 ① 但是，王和順等坐失良機，一心指望清軍郭人璋部反正，在三那附近徘徊觀望達數月之久。 9月，革命黨人依靠三個清軍下級軍官的反正，佔領了防城，仍然不去發動人民群眾，而轉攻欽州，要求清軍統領郭人漳應約起義。郭人漳拒絕後，起義軍又臨時決定去襲取靈山。結果猛攻靈山不下，防城又被郭人漳部奪去。對清軍反正的幻想造成了這次起義的失敗。 1907至1908年間，光復會在浙江、安徽發動了兩次起義。同盟會成立後，光復會的一部分領導人如徐錫麟因意見分歧，沒有加入同盟會，繼續以光復會名義進行革命活動。浙江紹興大通學堂是光復會的據點。徐錫麟等召集金華、處州、紹興等地會黨頭目入校練習兵操，藉以蓄積革命力量，伺機起事。徐錫麟為打入清政府內部以發動革命，納粟捐官，以道員分發安徽候補，充任巡警學堂及巡警的會辦。紹興大通學堂由秋瑾主持。秋瑾於1904年底在上海加入光復會，次年在東京又加入同盟會，被推為浙江分會負責人。她接辦大通學堂後，積極聯絡平陽、武義等地會黨首領，吸收浙江新軍官佐及軍事學堂師生朱瑞等參加光復會。經過秘密聯繫，秋瑾和徐錫麟決定在浙江、安徽同時發動起義，遙相呼應。部署未定，嵊縣會黨先期發難失敗，武義、金華、蘭溪、湯溪、浦江各縣會黨武裝也先後遭到鎮壓。徐錫麟倉卒舉事，於1907年7月6日利用安徽巡撫恩銘到巡警學堂參加畢業典禮的機會，刺殺恩銘，率領學生等進攻安慶軍械所，失敗被執，慷慨就義。紹興大通學堂受到牽連，秋瑾被捕，犧牲於紹興軒亭口。
早在1905年，安徽革命知識分子柏文蔚等組織了名為 “岳王會”的革命團體。岳王會以軍事學堂學生及新軍官佐為主要聯絡對象，成為光復會的外圍組織。 1908年11月22日，岳王會軍事骨幹、安徽新軍砲營隊官（連長）熊成基率馬、砲營新軍千餘人起義，圍攻安慶一晝夜未能得手，向集賢關退卻，旋改變戰略，擬取道桐城，襲取廬州為根據地。清軍追擊，部眾漸散，到廬州時已不滿百人，勢不能支，熊成基潛匿，起義失敗。後來，熊成基在東北被捕犧牲。
同一期間，四川革命黨人聯絡會黨在江安、滬州、成都、敘府多次發動起義，都沒有成功。湖南、湖北等省也有革命黨人發動會黨起義，但因步調參差，缺乏集中統一的指揮而均告失敗。除熊成基安慶起義外，歷次起義基本上是依靠會黨發動的。會黨的主要成分是遊民無產者，即破產的農民和失業的手工業工人。他們同廣大農民有著天然的聯繫。聯絡會黨，客觀上可以說是資產階級革命派發動農民的一種特殊形式，但這並不意味著革命派與農民階級建立了革命的聯盟。革命黨人由於獲得會黨的支持，感到自己有所憑藉，大大增強了革命的決心和信心。但是，革命黨人聯絡會黨的工作存在著嚴重的缺陷：一般只是聯絡會黨首領藉以發動起義，不注意對會黨群眾進行民主革命的教育；重視利用會黨勇於鬥爭的精神，但無法克服會黨紀律鬆弛的現象。革命黨人沒有能力改造會黨，在歷次起義失敗後，反而產生了埋怨會黨的情緒，認為“會黨發動易，成功難，即成而囂悍難制，不成則徒滋騷擾”。 ① 於是，他們把工作重點逐漸轉移到新軍方面。新軍同農民的聯繫不如會黨，但比較集中，比較有組織性。由於新式教練的需要，新軍的中下級軍官和士兵中也有一些知識分子，這就為革命黨人打入軍隊進行活動提供了便利條件。當時，清政府編練新軍主要是仿效日本，派往日本留學的人很多，同盟會成立後的兩三年內，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的就有300多人，其中約三分之一加入同盟會，有的如閻錫山還加入黃興組織的機密團體“丈夫團”。此外，國內各省的陸軍中、小學堂的學生也有不少加入同盟會或其他革命組織的。這些軍事學堂的學生畢業後，分派到各省新軍擔任中下級官佐，加上一些革命知識分子入營當兵，從而在新軍中普遍地埋下了革命的種子。同盟會東京總部曾指示各省分會，“希望國內同志竭力向清朝新軍之初級軍官運動”，① 吸收入會。 1907年，廣東陸軍中、小學生參加同盟會的就佔學生總人數的30％以上；至1910年，步兵一標（團）和砲兵一營士兵入會的人數接近總數的80％。其他各省新軍中的革命勢力也不斷迅速發展。 1910年的廣州起義就是依靠新軍發動的。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經歷了1907至 1908年多次起義的失敗，仍然堅持武裝鬥爭。 1909年秋，黃興等在香港設立領導機關，準備在廣州發動起義，派趙聲、朱執信、倪映典等在廣東新軍中發展革命組織。年底，各項工作逐漸準備就緒，預定於次年2月24日（元宵節）前後發動。不幸消息洩露，廣州地方官吏加強了戒備，並下令收繳新軍士兵手中的槍枝彈藥。革命黨人不得不提前發動，倪映典等於1910年2月 12日率新軍千餘人在廣州城郊起義。清軍出城彈壓，倪映典中彈犧牲，起義軍傷亡百餘人，終因子彈缺乏（每人不過七顆）而失敗。廣州新軍起義失敗後，同盟會的一些領導人中間出現了悲觀失望的情緒。 “舉目前途，眾有憂色。詢及將來計劃，莫不唏噓太息，相視無言”。 ② 一部分革命黨人喪失了信心，連黃興也準備去從事暗殺活動。本來，革命黨人早就把暗殺作為革命的輔助手段，並認為面對殘暴的強敵，暗殺可以喚醒沉睡的人民，成為革命的導火線，而又簡便易行。因此，從興中會到同盟會，組織了七八個暗殺團，策劃過 50起以上的暗殺活動。有的作為起義的先聲或配合、響應起義的行動，有的為了懲處叛徒、奸細，有的為了粉碎敵人的陰謀、掃除革命的障礙和喚醒國人。因暗殺活動而犧牲的史堅如、吳樾等，他們視死如歸的精神贏得了人們的尊敬。 1910年，汪精衛入京謀炸攝政王載灃，則屬失敗之餘為了洩憤。孫中山原則上並不排斥暗殺手段，但認為像黃興、汪精衛這樣的重要骨乾放棄武裝起義而搞暗殺是不妥當的。廣州起義失敗後，他由美洲到達馬來半島的檳榔嶼，召集黃興、趙聲等舉行會議，勉勵他們不要因失敗而氣餒，應當再接再厲，繼續堅持鬥爭。他說：“吾曩之失敗，幾為舉世所棄，比之今日，其困難實百倍。今日吾輩雖窮，而革命之風潮已盛，華僑之思想已開，從今而後，只慮吾人之無計劃、無勇氣耳！” ①孫中山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使大部分革命黨人深受鼓舞。會議商定了在廣州繼續發動起義的計劃，由孫中山負責在海外籌餉，趙聲、黃興等革命黨人先後返回香港，組織統籌部，作為起義的領導機關，並派人分別前往長江中下游各省聯絡，策動響應。許多革命黨人潛入廣州，設立秘密機關達數十處。他們吸取以往一處機關遭受破壞即牽累全局的沉痛教訓，決定各秘密機關互相保密，直接與統籌部負責人進行單線聯繫。經過較長時間的活動，在廣州新軍、防營、民軍、警察中的發動工作漸趨成熟。 1911年4月8日，香港統籌部召開會議，制定了起義的周密計劃，決定分十路進攻廣州，從香港派“選鋒”800人至廣州發難，於13日（農曆三月十五日）正式起義。 8日這一天，革命志士溫生才在廣州諮議局門前擊斃廣州將軍孚琦，後被捕犧牲。廣州地方當局惶恐萬狀，採取了嚴加防範的措施。革命黨人方面因餉械均未及時運到，起義被迫延期。不久，統籌部獲悉廣州的一部分新軍將於5月初退伍的消息，認為起義不宜再延。 4月23日，黃興趕到廣州，主持起義的領導工作。由於清方搜浦極嚴，廣州城內風聲鶴唳，部分秘密機關已遭破壞，黃興在準備尚未就緒、聯繫未及周密的情況下，臨時決定於27日（農曆三月二十九日）晚舉事，進攻計劃由原來的十路改為四路。及時，他親自率領革命志士200人進攻總督衙門，但其餘三路均未能按時策應。他原來打算活捉兩廣總督張鳴岐，然後用總督名義號召兩廣清軍反正，但攻入總督衙門後，張鳴岐已經潛逃，計劃落空，失去了下一步戰鬥的目標。起義者縱火焚燒總督衙門後，黃興將隊伍分為三路，分途前往接應事前已經聯繫的新軍、防營和民軍，途中遇到清軍的截擊，雙方展開了激烈的巷戰，革命志士多人犧牲，起義遭到慘重的失敗。黃興、朱執信等負傷退回香港。事後，犧牲的革命烈士遺骸72具合葬於廣州紅花崗（後改稱黃花崗）。因此，這次起義被稱為“黃花崗起義”。黃花崗起義的失敗，使同盟會喪失了許多優秀幹部，領導力量大為削弱。但這次起義使清朝統治受到一次沉重的打擊，烈士們英勇戰鬥、視死如歸的革命精神，更加振奮了全國人民的鬥爭意志，鼓舞著人們踏著他們的血跡奮勇前進。孫中山後來總結這次起義說：“是役也，集各省革命黨之精英，與彼虜為最後之一搏。事雖不成，而黃花崗七十二烈士轟轟烈烈之慨已震動全球，而國內革命之時勢實以之造成矣。”①
同盟會領導和影響下的連續不斷的武裝起義，大為振奮人心，促進了全國革命形勢的發展。但歷次起義的失敗，使同盟會的力量受到了挫傷，革命黨人內部的分歧和渙散明顯地加深了。同盟會雖有統一的組織、綱領和行動計劃，但內部卻很不一致。它的領導成員分別來自原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等幾個不同的地方性革命組織，這些人原來有各自的活動區域，有各自的社會聯繫，有各自的鄉土觀念，往往難以融洽無間。當同盟會籌建期間，華興會內部就有不同意見：或主張保持華興會的組織和興中會聯合，或主張形式上加入孫中山的組織而精神上仍保持自己的團體，或乾脆反對聯合。光復會主要領導人則沒有參預籌建。同盟會成立不久，原華興會的宋教仁等就對孫中山的專斷作風表示不滿，黃興也曾因軍旗、國旗問題和孫中山發生爭執。孫中山主張用青天白日旗，黃興主張用井字旗，孫中山不容異議，黃興“怒而退會”，並“發誓脫同盟會籍”。 ①
1907 年，日本當局為協調和清政府的關係，迫令孫中山離境，使孫中山無法主持同盟會東京本部的工作。孫中山遠赴南洋，全力在華南策動起義，又引起以長江流域為基地的原華興會、光復會成員的不滿。 1907年6月，在北一輝次郎等幾個加入同盟會的日本無政府主義者挑動下，東京本部的張繼、章炳麟、劉光漢、譚人鳳曾掀起“倒孫”風潮，要求罷免孫中山，改選黃興為總理，因黃興堅決反對而作罷。同年8月，四川張百祥、江西鄧文輝、湖南焦達峰、湖北孫武等一部分同盟會員，在宋教仁、譚人鳳的支持下，在東京成立共進會，隨後推派會員回國活動。共進會對於推動長江流域革命運動的發展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它雖自稱是同盟會的“外圍”，卻不僅有自己獨立的組織，而且把同盟會的“平均地權”綱領改為“平均人權”，甚至有自己的旗幟——十八星旗。黃興曾質問焦達峰，同盟、共進“二統誰將為正！”焦達峰迴答：“異日公功盛，我則附公；我功盛，公亦當附我。” ②實際上是獨樹一幟。
1908年春夏間，陶成章計劃聯合江、浙、皖、贛、閩五省會黨，建立“革命協會”。在他草擬的《革命協會章程》裡，提出了有別於同盟會綱領的政治主張，如否定代議制度，要求“田地公有”等，更明顯地具有“獨立”的性質。 ① 陶成章為募集革命經費到南洋華僑中活動，和同盟會南洋支部發生摩擦，認定為孫中山作梗，便在南洋各埠倡設光復會，並糾集同盟會員李燮和、許雪秋等對孫中山進行人身攻擊。 1909年9月，陶成章、李燮和等起草了一份《孫文罪狀》，捏造種種罪責，要求罷免孫中山的總理職務，掀起了又一次“倒孫”風潮。章炳麟主編《民報》，改變《民報》宣傳三民主義的編輯方針，大肆鼓吹“佛學”與“國粹”，艱澀難懂，脫離現實，遭到海內外許多革命黨人的不滿。這時，他也參加了對孫中山的攻擊。孫中山等被迫反擊，關係破裂。 1910年2月，重建的光復會宣告正式成立，以章炳麟為會長，陶成章為副會長，設執行局於南洋，公開與同盟會分庭抗禮。孫中山在談及此事時沉痛地說：“際此胡氛黑暗，黨有內鬨，誠至為艱苦困危之時代。”② 值得注意的是，宋教仁、譚人鳳等雖然沒有參與第二次“倒孫鳳潮”，但也在醞釀“獨立”活動。 1910年6月，宋、譚等聚於日本，邀約在日本的同盟會分會會長“研討革命前途”，決定採取在長江流域發動革命的方針，籌建同盟會中部總會。 1911年初，譚人鳳從黃興那裡領來活動經費5000 元，即督促宋教仁、陳其美等加緊籌建工作。 7月，同盟會中部總會在上海正式成立。它提出“以推覆清政府、建立民主的立憲政體為主義”，公開拋棄了民生主義。它制訂了自己的會章，不僅建立本部，而且準備在長江流域各省設立分會，還擬定了自己的旗幟——五色旗。儘管中部總會說它奉東京本部為主體，認南方支部為友邦，但實際上是又一個具有“獨立”性的組織。
1908年以後，日本政府以及越南、香港等地的殖民當局部禁止孫中山入境，孫中山不得不遠遊南洋、歐美。他對同盟會東京本部的章炳麟、宋教仁等深為不滿，但又無力加以整頓。他在新加坡建立同盟會南洋支部，在香港建立南方支部，以全力經營華南的革命發動。在孫中山的直接領導下，同盟會本部的職權實際上大部分轉移到新加坡和香港，南洋支部、南方支部成為革命軍事大本營。東京本部被冷落在一旁，名義上它是同盟會的領導中心，而實際上不能起領導中心的作用。鑑於同盟會內部的分歧和渙散，孫中山曾計劃把同盟會改組為中華革命黨，把綱領改為“廢滅韃虜清朝，創立中華民國，實行民生主義”，並於1910年2月在舊金山實施，要求南洋各埠同盟會與分會一體遵改，因遭到抵製而未能貫徹。自立組織，一方面表現了各地革命黨人的革命積極性和主動精神，對於推動各自地區的革命運動有所貢獻；另一方面又表現了革命黨內部領導層的矛盾和不團結，對後來的革命進程不能不產生嚴重的消極影響。
三、群眾性的反抗鬥爭
民主革命運動日益發展的同時，廣大人民群眾反抗清朝暴政的自發鬥爭也日益高漲。 20世紀初年的中國，民族災難深重，農村經濟殘破，整個社會動盪不安。廣大工農群眾自發的抗暴鬥爭此伏彼起，連綿不斷。 1902 年，因攤派賠款，“抗捐滋事之案，層見疊出”。在廣泛的抗捐風潮的基礎上，直隸廣宗等地農民舉起“掃清滅洋”的旗幟，四川巴縣一帶會黨以“滅洋剿清興漢” 為號召，湖南邵陽人民則組織“大漢滅洋軍”，發動武裝起義。廣宗群眾推景廷賓為首，聯合鉅鹿、南宮、威縣一帶農民，抗“洋差”，抗賠款，攻教堂，抗清軍，影響及於河南、山東，北京震動，在19世紀末年爆發的廣西陸川、武鳴會黨起義，到1902年，廣大農民紛起響應，鬥爭火焰迅速蔓延到廣西南部和西部的十餘州縣。隨後，起義地區愈廣，勢力愈強，烽火燃遍全省，廣西巡撫發出了“幾於無人不匪，防剿俱窮”的哀鳴。這次會黨起義，有漢、壯、苗、瑤等各族人民參加，曾波及廣東、湖南、貴州、雲南四省。清政府為此用兵數十萬，到1905年雖然將起義鎮壓下去，但始終未能將鬥爭火焰完全撲滅。會黨首領王和順等後來參加了同盟會。
伴隨著抗捐抗稅的鬥爭而普遍興起的搶米風潮，深刻地反映了農村經濟的殘破和廣大農民的苦難。 1906 年，江蘇受災嚴重，地主、商人乘機囤積居奇，米價暴漲，災民忍無可忍，掀起了猛烈的搶米風潮。靖江、山陽、揚州、泰州、鎮江、清江、蘇州等處先後聚眾數千人，攔搶米船、搗毀米行、錢莊、當舖、衙署；徐州府屬豐、沛、碭山等縣農民群起抗租，地方官吏壓制干涉，激成暴動。浙江省仙居縣農民搶奪紳富米穀，泗安鎮農民抗阻奸商運米出境，杭州也發生了搶米事件。安徽省徽州府各屬農民成群結隊，集體搶糧。湖南省衡、永一帶災民“結隊求食”。湖北省興國、武昌、通山，河南省汝州、關林、新野、西平，江西省吉安、瑞昌，奉天省營口、遼河東岸、鳳凰廳、安東等地，都發生了農民暴動，或抗捐，或抗糧，有的攻入縣城，毀署劫獄，有的搗毀厘捐局卡，有的豎旗舉事，鳴鑼出隊，抗擊官軍的鎮壓。內蒙古伊克昭盟和郭爾羅斯前旗也先後爆發了蒙古放人民反對無止境的“放墾”和加重各族人民負擔的反抗運動。廣西壯、漢各族人民在柳州、南寧等地打開牢獄，放出囚犯，劫走餉銀，發動了武裝起義。各地農民鬥爭此呼彼應，持續高漲。
1907年陝西“蔓延十餘州縣，前後亙四閱月”的抗捐鬥爭，江、浙等省的搶米風潮，新疆哈密維吾爾族人民反抗沉重差徭的暴動，奉天遼陽滿、漢人民反抗牛馬捐的鬥爭；1908年吉林延邊朝鮮族人民反抗苛捐雜稅的鬥爭，1909年直隸遷安縣數万農民的抗捐暴動，江西袁州數千農民的抗捐起義，等等，都是當時規模較大的農民抗暴運動。 1910年，出現了數十年所未有的嚴重災荒，各族人民的反抗浪潮更加高漲起來。這一年發生搶米事件的地區遍及南北各地。江西撫州搶米，參加者達1萬人；焚搶江蘇海州海豐麵粉廠的饑民達2萬餘人；湖北沔陽饑民圍搶富戶後，又列隊對抗前往彈壓的官軍；湖南長沙饑民一夜間將城廂碓房、米店100餘家一齊搗毀，次日又焚燒巡撫衙門，焚燒和搗毀大清銀行、稅關、官錢局等盤剝人民的機構，鬥爭的鋒芒還指向帝國主義的教堂、洋行以及一些洋貨商店，參加鬥爭的人數達2萬以上，並波及益陽、寧鄉、湘潭、湘陰、安化、岳州、寶慶、常德、澧州、衡州、瀏陽各地。抗捐抗稅鬥爭也到處發生。江蘇省反抗調查戶口風潮，遍及宜興、江寧、吳縣、震澤、武進、陽湖、丹徒、金壇等地。廣東省羅定、連州、大埔，浙江省長興，雲南省昭通，直隸省易州，都曾發生反對調查戶口的騷動。調查戶口、釘門牌，是清政府“預備立憲”的措施之一。官紳借調查戶口為名，按戶斂錢，引起了人民群眾的激烈反對。這個事實，充分說明了清政府吏治的腐敗和“預備立憲” 騙局在群眾心目中的破產。此外，因籌辦“地方自治”、“鄉村巡警”及其他“新政”而加捐加稅，也造成無數次大小“民變”。例如，廣西懷遠縣因加抽油捐，激起121村的農民起義，永淳縣、藤縣、岑溪縣農民為抗繳新捐而發生暴動；河南省葉縣農民抗捐，聚眾一二萬人，長葛縣發生萬人暴動，密縣農民拆毀縣署；山東省萊陽縣因貪官劣紳濫增新捐新稅，吞蝕積穀，激起了由曲詩文為首的農民起義，參加的群眾達五六萬人，海陽、榮成等各處農民紛起響應。
1911年7、8月間，大雨滂沱，江河氾濫，長江兩岸自宜昌以下，一片汪洋，幾成澤國。湖南饑民達數十萬之多，每日餓死者不下千餘人。於是安化、溆浦、新化、瀏陽群眾“相約執戈蜂起”，衡州、永州、寶慶三府農民搗毀官運局，岳州、南州、華容等地“搶米穀者不知凡幾” ，桂陽、郴州、永順、靖州、辰州均紛紛禀報“匪徒”滋事。兩湖地區形成瞭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勢。億萬農民已經不能照舊生活下去了，遍及全國的農民抗暴鬥爭的持續發展，震撼著清朝統治的基礎，預示清王朝的末日即將到來。反洋教鬥爭仍然不斷發生。 《辛丑條約》訂立後，外國傳教士更加橫行霸道，氣焰囂張，因而在浙江、湖北、江西、四川、河南、廣東、福建、安徽、直隸、山東、山西、雲南、西康等省都激起了廣大人民的激烈反抗。僅據《東方雜誌》的記載，1904至1908年間，發生“鬧教”的地方就有35處。實際上在20世紀初年發生反洋教鬥爭的州縣在六七十以上。 1903年浙江桐廬濮振聲“仇教起事”，1905年湖北宜昌、沙市間居民設立“滅洋”義勇隊，1906年安徽霍山張正金、河南遂平苗金聲“毀堂殺教”、“戕官劫獄”和江西的“南昌教案”，都是較為著名的事例。
工人階級的罷工鬥爭是群眾抗暴鬥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伴隨著帝國主義在華投資的增加和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中國工人階級的隊伍迅速增大。在帝國主義、本國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三重壓迫下，工人階級不斷發動反抗。例如，1904年四川成都兵工廠600 名職工舉行罷工，抗議工頭任意剋扣工資；1905年盛宣懷暗將上海華新紗廠賣給日本資本家，“該廠自歸日人經理後，工人大不滿意”。 4月，日方准備裁減工人，激成暴動；同時，上海集成紗廠工人因反對工頭的壓迫和剝削，4600餘人舉行罷工，搗毀廠內部分設備，並抗擊外國巡浦的鎮壓；5月，萍鄉安源煤礦外國工程師無理扣發工人工資，激起罷工。工人們搗毀洋房，痛打監工，並準備奪取軍械，迫使該廠的帝國主義分子星夜乘火車逃往湖南醴陵。後來，礦方被迫同意照發工資，罷工才漸次平息。此後，各地罷工鬥爭繼續發展，罷工次數不斷增多，罷工規模日益擴大。其中較著名的有：1906年，上海虹口瑞綸絲廠外籍經理無理扣發工人工資，全廠女工1000人立即罷工，終於迫使廠方照付工資。 1907年，山東坊子煤礦礦坑爆炸，110名工人遇難，激起了廣大工人的憤怒，罷工持續了數週之久。 1911年8月，上海閘北協和、晉昌、長綸、錦華等絲廠剋扣工人工資，並延長工人勞動時間，四家工廠女工2000餘人舉行罷工以示抗議。 20 世紀初年的中國工人階級，還沒有形成為獨立的政治力量，但在迅速成長過程中，已經與農民階級一起成為中國革命的主要動力。工人階級的罷工鬥爭，把廣大群眾的反抗怒潮引進了城市，更加直接地打擊中外反動勢力的統治中心，進一步推動了革命形勢的發展。
① 《民報之六大主義》的前三條，後三條屬於對外綱領，為“維持世界真正之和平”、“主張中國日本兩國之國民的連合”、“要求世界列國贊成中國革新之事業” 。 ① 思黃：《中國革命史論》，《民報》第1號，第53頁。 ① 《開明專制論》，《新民叢報》第75號。 ② 《新民說·論政治能力》，《新民叢報》第49號。 ③ 《論中國宜改創民主政體》，《民報》第2號。 ① 觀雲：《極東問題之滿洲問題》，《新民叢報》第35號；陳天華：《絕命書》，《民報》第2號。 ① 《江西巡撫吳重熹致外務部請代奏電》，《萍瀏醴起義資料彙編》第115頁。 ② 《匯報》9年94號，1906年12月29日。 ③ 《建國方略》，《孫中山選集》（第2版），第202頁。 ① 《革命逸史》第5集，第106頁，中華書局1982年版。 ① 《辛亥武昌首義記》卷上，第4頁。 ① 黃元秀：《西湖白雲庵與辛亥革命之關係》，《辛亥革命回憶錄》第4集，第151頁。 ② 《建國方略》，《孫中山選集》（第2版）第206頁。 ① 《建國方略》，《孫中山選集》（第2版）第206頁。 ①《建國方略》，《孫中山選集》（第2版）第207 頁。 ① 《革命逸史》初集，第18頁；《宋教仁日記》第343頁。 ② 章炳麟：《焦達峰傳》；張難先：《湖北革命知之錄》第232頁。 ① 平山週《中國秘密社會史》誤題為《龍華會章程》。 ② 《復吳稚暉函》，《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429頁，中華書局1981年版。
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改良派，驚懼於思想界權威地位的動搖和喪失，企圖駁倒同盟會提出的革命綱領，阻遏民主革命思想的傳播。革命派清楚地認識到，對於改良派的進攻，必須予以有力的回擊，才能進一步推動革命的發展。因此，革命與改良兩條道路、兩種思想的對立更加尖銳，兩派之間的壁壘更加分明了。 1905 至1907年間，革命派與改良派在政治思想領域內的論戰達到了高潮。這次論戰的規模之大，時間之長，鬥爭之激烈，影響之深遠，在中國近代史上是僅見的。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和改良派的主要喉舌《新民叢報》是雙方論戰的主要陣地，兩派在新加波、檀香山、舊金山、香港等地的報紙也都投入了這場鬥爭。論戰涉及的範圍很廣，包括民主革命的對象、任務、方法、前途等一系列重大問題，歸納起來，主要是圍繞“三民主義”進行的，即要不要“反滿”和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統治，政治革命的目標應是君主立憲還是民主共和，以及封建土地制度是否應當改革等三大問題。要不要“反滿”和用暴力推翻清王朝，是這次整個論戰的中心。為了論證“反滿”和暴力革命的必要，革命派抓住“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傳統觀念，反复宣傳滿族非中國臣民；滿族入主中原，中國實際上早已亡國；滿族入關後對漢民族實行血腥統治，二百六十年如一日；滿族以少數“劣等”民族高踞於漢族“優等”民族之上，從歷史到現實，都絕對不合理。這些宣傳顯然具有濃厚的封建種族主義色彩，頗有煽動性，但經不起理論推敲。不過，革命派隨即指出“反滿”並非要殺盡滿人，而只是反對滿清王朝，“顛覆現今之惡劣政府”。在不推翻反動、賣國的滿清王朝，中國就不能前進的歷史關頭，革命派把“反滿”和暴力革命緊緊結合起來，從而把握了人民要革命的時代脈搏，實現了對時代潮流的指導。改良派爭辯說，滿族早就是中國臣民；清朝取代明朝，只是政權的更迭，不是亡國；滿族入關後即已和漢族同化；“反滿”和政治變革沒有必然的因果聯繫，反對變革的不盡是滿人；所以，應當以政治變革為目標，而不應以“反滿”為目標；暴力革命是殺人盈野的殘酷行動，並勢必引發內亂和招致帝國主義瓜分，最後導致亡國。因此，主張“反滿”和暴力革命的，“當以故殺祖國之罪科之”。改良派的民族理論不能說是錯誤的，但他們竭力掩蓋清朝政府的種種罪行，脫離了當時鬥爭的殘酷現實，違背了億萬群眾的感情和利益，從而遭到進步人士的唾棄。在論戰中，革命派熱情地歌頌了革命的歷史火車頭作用，指出革命雖不免流血，但可“救人救世”，“無革命，則亦無平和，腐敗而已，苦痛而已”。 ① 革命派還正確地宣布，推翻清王朝後將以民主的原則對待滿人，“儕之於平民”，決不歧視。關於改良派提出的革命將引發內亂、招致外國干涉和爪分的問題，革命派也作出了自己的回答。革命派強調民主革命不同予以往的農民戰爭，是有綱領、有組織的運動，且速戰速決，“無恐怖時代之慘狀”。他們自信能夠控制住局勢，使革命有秩序地進行，不會發生內亂。內亂既不發生，外國也就無由干涉。至於瓜分，根本的危險在於清政府的腐敗和賣國，所以推翻清朝的革命正是避免中國被列強瓜分的唯一途徑。所有這些，都有助於法除人們對革命的疑慮，增強對革命的信心。
政治改革的目標是君主立憲還是民主共和，是這次論戰的又一重點。改良派一貫主張，政治改革只能循序漸進，君主專制、君主立憲、民主共和是必經的階段，不能“躐等”。梁啟超指出，只有有自治能力的國民才能享受民主共和，而國民的自治能力又須經過長期的培養，像中國這樣“數百年卵翼於專制政體之人民”，“既缺乏自治之習慣”，“又不識團體之公益”，如驟以民主共和，必然險象環生， “民無寧歲”，而最後仍歸於專制。他聲稱：“與其共和，不如君主立憲；與其君主立憲，又不如開明專制。”①在當時的形勢下，唯一可行的辦法是“勸告”清政府實行“開明專制”，或“要求”清政府實行“君主立憲”。改良派機械地把“君主立憲”列為民主政治的必經階段是缺乏根據的，但他們強調實行民主政治需要有相應的“生計” 及“政治、道德、學術”水平，②則含有合理的內容，不能簡單地斥為“無恥讕言”。革命派用“取法乎上”批駁改良派的“循序漸進”，聲稱自由、平等是人的本性，一旦破除禁錮，就會沛然而出。譬如流水，雖受千年專製而“伏行於地”，“一旦有決之者，則滔滔然出關”。 ③有著幾千年曆史的中華民族，決不會沒有實行民主共和的能力。
國民的政治程度雖低，但和“不辨菽麥”的皇帝及“蠅營狗苟”的大臣相比，“固已優之萬萬”，所以政治改革不能期望政府，而應“專望之國民”。他們認為，通過革命實踐，人民的政治程度可望迅速提高，在推翻清朝統治之後，一定能夠建立世界上最完善的“共和政體”。革命派沒有理會改良派關於“民智未開”不利於民主建政的警告，真誠地寄希望於革命，寄希望於人民，表現了民主主義者的堅定立場，但機智多於剖析、信念多於理念，缺乏民主建政的具體規劃和實施方案。封建土地制度是否應當改革的問題，爭論沒有充分展開。孫中山的“平均地權”和《民報》標舉的“土地國有”，本不是一回事。在這個問題上，革命派內部的見解並不一致，且語焉不詳。梁啟超據“耳食之言”，指責革命派主張“土地國有”是以國為盜，“奪富人之所有以均諸平民”，藉以博得下層群眾同情。他舉出許多“理由”，認為“土地國有”破壞了私有製的 “自然法則”，“將妨害”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阻礙”社會文明的進步。革命派爭辯說，土地屬於自然資源，理應由全民所共享；少數地主階級壟斷土地，不僅陷億萬貧民於苦難深淵，而且是工商業發展的一大障礙。為了國家的繁榮昌盛，必須廢除封建土地制度，實行“平均地權”或“土地國有”，從而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促進整個社會的進步。這場激動人心的大辯論以革命派的勝利告終。論爭的實質是用什麼手段、建立一種什麼樣的資本主義制度。其中，是顛覆還是保留現有政權的爭論吸引了絕大部分的注意力。當時雖然大多數人並不真正懂得民主共和的內容，但通過論戰，反滿——革命——建立共和國，在人們的心目中成為同一鏈條上緊密相聯的幾個環節，極大地推進了民主革命思想的傳播。革命派和改良派在論戰中存在著原則分歧，但也有一些共通之處。兩派都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但又都替侵略者開脫罪責，認為“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自有可亡之道，豈能怨人之亡我哉！”①兩派都不敢正面提出反對帝國主義的口號，反而希望爭取帝國主義的支持和讚助。兩派都反對封建專制制度，主張建立民主政體，但又都對反封建的艱鉅性缺乏認識，改良派只想有個“國會”，革命派則再加一個“民選總統”，以為這些就是民主建政的全部。論戰表明，革命派和改良派代表著同一個階級——資產階級的利益，是這個階級在政治上的兩翼：左翼的革命派希望用革命陣痛為資本主義的發展開闢道路；右翼的改良派希望不冒革命風險為自己爭得較好的境遇。兩派的分裂和對立，正是中國資產階級尚不成熟的表現。
儘管革命派本身存在著許多嚴重的弱點，但他們以高昂的革命精神，決心通過暴力推翻清王朝，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這個主張，受到了當時進步人士的普遍擁護。 《民報》風行海內外，多次重印，仍然供不應求。繼《民報》之後，又一批革命刊物，如《复報》、《雲南》、《鵑聲》、《漢幟》、《河南》、《四川》等相繼創刊，和《民報》相呼應。國內許多城市如上海、武漢、天津、廣州等地，都有革命黨人主編的報紙出版。同時，大量秘密的和公開發行的革命書籍在人民群眾中廣泛流傳。革命派已經以明顯的優勢佔領了思想陣地。革命運動於是不可遏抑地迅猛發展。
二、同盟會領導的武裝起義及其他革命活動
同盟會成立後，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朝氣蓬勃，積極開展各項革命活動。他們一面創辦《民報》及其他報刊，大造革命輿論，批判改良思想；一面派人回國，發展革命組織，聯絡會黨和新軍，不斷發動武裝起義。 1906年秋冬間，孫中山、黃興和出獄後從上海到東京任《民報》主編的章炳麟等製訂了《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詳細規定了起義的方針、政策及有關事宜，其中擬定的準備起義後發布的《軍政府宣言》，第一次言簡意賅地闡述了革命宗旨即“四綱”（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和實施程序即“三序”（軍法之治，約法之治，憲法之治），成為各地革命黨人共同遵從的經典性文獻。隨後，孫中山即奔赴南洋，具體籌劃在華南組織起義。
1906年12月，在湖南、江西交界的瀏陽、醴陵、萍鄉地區首先爆發了號稱“革命軍”的大規模會黨起義。萍瀏醴一帶，向來會黨眾多，且和自立軍、華興會有過密切的聯繫。 1906年夏，黃興派劉道一、蔡紹南等返湘整頓會黨。蔡紹南，萍鄉人，回鄉後到處“演說革命”，得到會黨首領龔春台（謝再興）等信從。這年，湖南大水，“禾穀不登，一粒如珠”，災民衣食無著，人心浮動，萍、瀏、醴一帶盛傳“殺韃子”、“劫富濟貧”的呼聲。龔春台等遂密謀起義，創立洪江會，設總機關於麻石，勢力迅速發展到萍鄉、宜春、萬載、瀏陽、醴陵各縣，並決定在農曆十二月底清朝官府封印後舉事。風聲外播，清吏不斷派人突擊搜捕，會黨頭目李金奇、蕭克昌等先後被捕殺，總機關也遭抄封。在形勢十分緊急的情況下，龔春台部會眾二三千人於 1906年12月3日在麻石豎旗起事。十天之內，各處會黨首領先後舉兵，擁有會眾2000餘人的薑守旦也在瀏陽響應。起義群眾包括煤礦工人、貧苦農民和防營士兵等，總數達 3萬人以上。這次起義明顯地反映了革命思想的影響。起義軍豎白旗，旗書“革命軍”及“洪福齊天”字樣，頭裹白布，“所過地方，只索軍械、令供糧食白布，所搶劫焚殺者，皆向辦警察保甲紳士人家為多，到處出有偽示安民，收買人心”。 ① 告示用“欽命替天行道督辦革命軍”名義，內容則限於“體天伐罪吊民”、“江山統一歸漢”等，② 沒有超出會黨傳統的“劫富濟貧”、“滅滿興漢”的政治水平。在組織上也還沒有克服舊式會黨起義的弱點，倉卒發唯，各股蜂起，號令不一，事前缺乏嚴密的計劃，起事後又沒有迅速出擊的戰斗方案，清政府急調湖南、湖北、江西、江蘇等省軍隊5萬多人四面圍剿。起義軍僅憑從地方“團防局奪來的二三千支槍，和清軍奮戰近日，交戰20餘次，表現了英勇頑強的戰鬥精神，終以寡不敵眾而失敗。龔春台、蔡紹南、姜守旦等潛逃，數千群眾被殺。萍瀏醴起義使革命黨人精神振奮。東京的同盟會員“莫不激昂慷慨，怒髮衝冠，亟思飛渡內地，身臨前敵，與虜拼命，每日到機關部請命投軍者甚眾”。③ 且有人假託龔春台名義撰寫“中華國民軍南軍革命先鋒隊”檄文，刊登《革命軍報》，以廣聲勢。
清政府則在長江中下游大興黨獄。湖北日知會首領被捕，並誣指為湖北會黨首領劉家運，遭嚴刑拷打，死於獄中。湖南同盟會分會負責人禹之謨早在8月間被捕，定為永遠監禁，萍瀏醴起義後被絞殺。先後由同盟會派回國內的劉道一、孫毓筠、楊卓林、胡瑛、寧調元、權道涵、段濡等相繼在湖南、湖北、江蘇被捕，劉道一、楊卓林等被殺害。長江中、下游的革命活動遭到嚴重挫折，黃興因而轉向協同孫中山經營華南。
從1907年5月至1908年4月，在孫中山的直接領導下，同盟會在華南沿海和沿邊地區連續發動了六次武裝起義，即1907年5月的饒平黃岡起義，6月的惠州七女湖起義，9月的防城起義，12月的鎮南關起義，1908年3月的欽州馬篤山起義和4月的雲南河口起義。孫中山的戰略思想是：在華南沿海和沿邊地區起義，奪取兩廣為根據地，然後揮師北上，長江南北革命黨人齊起響應，從而直搗北京，推翻清朝。但是，歷次起義都失敗了。失敗的根本原因在於革命黨人缺乏依靠群眾、發動群眾進行長期艱苦戰鬥的決心。他們之所以選擇在華南沿海和沿邊地區起義，主要是為了便於從海外接濟餉械。起義後，往往因為餉械接濟困難，在清軍的鎮壓下，便解散起義隊伍。歷次起義人數最多的也不過1000多人，其中好幾次都只是幾百人的冒險突擊。例如，1908年3月黃興率領200多人進入欽州馬篤山起義，隨後在廣東、廣西邊境的幾十個村鎮轉戰40多天，大小數十仗，先後擊敗1萬多清軍，聲威大振，但由於沒有依靠群眾和發動群眾，孤軍苦戰，糧食困難，戰士疲勞，終於失敗。
防城起義本來具有很好的群眾基礎，但革命黨人並沒有重視在群眾中紮根。 1907 年春，廣東欽州三那（那桑、那黎、那彭）地方人民為反對清政府增收糖捐，召開“萬人會”，組織了以劉恩裕為首的群眾隊伍，掀起聲勢浩大的抗捐運動，一度攻入欽州城。清政府派兵鎮壓，劉思裕犧牲，群情更為激憤。三那人民派梁建葵等為代表，赴河內向孫中山求援。孫中山派王和順前往聯絡。當時，廣大群眾革命情緒很高，梁建葵等“在各鄉村組織革命軍，預備發動，有槍數百枝，劉思裕之侄顯明黨數百人來會，聲勢頗盛”。 ① 但是，王和順等坐失良機，一心指望清軍郭人璋部反正，在三那附近徘徊觀望達數月之久。 9月，革命黨人依靠三個清軍下級軍官的反正，佔領了防城，仍然不去發動人民群眾，而轉攻欽州，要求清軍統領郭人漳應約起義。郭人漳拒絕後，起義軍又臨時決定去襲取靈山。結果猛攻靈山不下，防城又被郭人漳部奪去。對清軍反正的幻想造成了這次起義的失敗。 1907至1908年間，光復會在浙江、安徽發動了兩次起義。同盟會成立後，光復會的一部分領導人如徐錫麟因意見分歧，沒有加入同盟會，繼續以光復會名義進行革命活動。浙江紹興大通學堂是光復會的據點。徐錫麟等召集金華、處州、紹興等地會黨頭目入校練習兵操，藉以蓄積革命力量，伺機起事。徐錫麟為打入清政府內部以發動革命，納粟捐官，以道員分發安徽候補，充任巡警學堂及巡警的會辦。紹興大通學堂由秋瑾主持。秋瑾於1904年底在上海加入光復會，次年在東京又加入同盟會，被推為浙江分會負責人。她接辦大通學堂後，積極聯絡平陽、武義等地會黨首領，吸收浙江新軍官佐及軍事學堂師生朱瑞等參加光復會。經過秘密聯繫，秋瑾和徐錫麟決定在浙江、安徽同時發動起義，遙相呼應。部署未定，嵊縣會黨先期發難失敗，武義、金華、蘭溪、湯溪、浦江各縣會黨武裝也先後遭到鎮壓。徐錫麟倉卒舉事，於1907年7月6日利用安徽巡撫恩銘到巡警學堂參加畢業典禮的機會，刺殺恩銘，率領學生等進攻安慶軍械所，失敗被執，慷慨就義。紹興大通學堂受到牽連，秋瑾被捕，犧牲於紹興軒亭口。
早在1905年，安徽革命知識分子柏文蔚等組織了名為 “岳王會”的革命團體。岳王會以軍事學堂學生及新軍官佐為主要聯絡對象，成為光復會的外圍組織。 1908年11月22日，岳王會軍事骨幹、安徽新軍砲營隊官（連長）熊成基率馬、砲營新軍千餘人起義，圍攻安慶一晝夜未能得手，向集賢關退卻，旋改變戰略，擬取道桐城，襲取廬州為根據地。清軍追擊，部眾漸散，到廬州時已不滿百人，勢不能支，熊成基潛匿，起義失敗。後來，熊成基在東北被捕犧牲。
同一期間，四川革命黨人聯絡會黨在江安、滬州、成都、敘府多次發動起義，都沒有成功。湖南、湖北等省也有革命黨人發動會黨起義，但因步調參差，缺乏集中統一的指揮而均告失敗。除熊成基安慶起義外，歷次起義基本上是依靠會黨發動的。會黨的主要成分是遊民無產者，即破產的農民和失業的手工業工人。他們同廣大農民有著天然的聯繫。聯絡會黨，客觀上可以說是資產階級革命派發動農民的一種特殊形式，但這並不意味著革命派與農民階級建立了革命的聯盟。革命黨人由於獲得會黨的支持，感到自己有所憑藉，大大增強了革命的決心和信心。但是，革命黨人聯絡會黨的工作存在著嚴重的缺陷：一般只是聯絡會黨首領藉以發動起義，不注意對會黨群眾進行民主革命的教育；重視利用會黨勇於鬥爭的精神，但無法克服會黨紀律鬆弛的現象。革命黨人沒有能力改造會黨，在歷次起義失敗後，反而產生了埋怨會黨的情緒，認為“會黨發動易，成功難，即成而囂悍難制，不成則徒滋騷擾”。 ① 於是，他們把工作重點逐漸轉移到新軍方面。新軍同農民的聯繫不如會黨，但比較集中，比較有組織性。由於新式教練的需要，新軍的中下級軍官和士兵中也有一些知識分子，這就為革命黨人打入軍隊進行活動提供了便利條件。當時，清政府編練新軍主要是仿效日本，派往日本留學的人很多，同盟會成立後的兩三年內，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的就有300多人，其中約三分之一加入同盟會，有的如閻錫山還加入黃興組織的機密團體“丈夫團”。此外，國內各省的陸軍中、小學堂的學生也有不少加入同盟會或其他革命組織的。這些軍事學堂的學生畢業後，分派到各省新軍擔任中下級官佐，加上一些革命知識分子入營當兵，從而在新軍中普遍地埋下了革命的種子。同盟會東京總部曾指示各省分會，“希望國內同志竭力向清朝新軍之初級軍官運動”，① 吸收入會。 1907年，廣東陸軍中、小學生參加同盟會的就佔學生總人數的30％以上；至1910年，步兵一標（團）和砲兵一營士兵入會的人數接近總數的80％。其他各省新軍中的革命勢力也不斷迅速發展。 1910年的廣州起義就是依靠新軍發動的。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經歷了1907至 1908年多次起義的失敗，仍然堅持武裝鬥爭。 1909年秋，黃興等在香港設立領導機關，準備在廣州發動起義，派趙聲、朱執信、倪映典等在廣東新軍中發展革命組織。年底，各項工作逐漸準備就緒，預定於次年2月24日（元宵節）前後發動。不幸消息洩露，廣州地方官吏加強了戒備，並下令收繳新軍士兵手中的槍枝彈藥。革命黨人不得不提前發動，倪映典等於1910年2月 12日率新軍千餘人在廣州城郊起義。清軍出城彈壓，倪映典中彈犧牲，起義軍傷亡百餘人，終因子彈缺乏（每人不過七顆）而失敗。廣州新軍起義失敗後，同盟會的一些領導人中間出現了悲觀失望的情緒。 “舉目前途，眾有憂色。詢及將來計劃，莫不唏噓太息，相視無言”。 ② 一部分革命黨人喪失了信心，連黃興也準備去從事暗殺活動。本來，革命黨人早就把暗殺作為革命的輔助手段，並認為面對殘暴的強敵，暗殺可以喚醒沉睡的人民，成為革命的導火線，而又簡便易行。因此，從興中會到同盟會，組織了七八個暗殺團，策劃過 50起以上的暗殺活動。有的作為起義的先聲或配合、響應起義的行動，有的為了懲處叛徒、奸細，有的為了粉碎敵人的陰謀、掃除革命的障礙和喚醒國人。因暗殺活動而犧牲的史堅如、吳樾等，他們視死如歸的精神贏得了人們的尊敬。 1910年，汪精衛入京謀炸攝政王載灃，則屬失敗之餘為了洩憤。孫中山原則上並不排斥暗殺手段，但認為像黃興、汪精衛這樣的重要骨乾放棄武裝起義而搞暗殺是不妥當的。廣州起義失敗後，他由美洲到達馬來半島的檳榔嶼，召集黃興、趙聲等舉行會議，勉勵他們不要因失敗而氣餒，應當再接再厲，繼續堅持鬥爭。他說：“吾曩之失敗，幾為舉世所棄，比之今日，其困難實百倍。今日吾輩雖窮，而革命之風潮已盛，華僑之思想已開，從今而後，只慮吾人之無計劃、無勇氣耳！” ①孫中山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使大部分革命黨人深受鼓舞。會議商定了在廣州繼續發動起義的計劃，由孫中山負責在海外籌餉，趙聲、黃興等革命黨人先後返回香港，組織統籌部，作為起義的領導機關，並派人分別前往長江中下游各省聯絡，策動響應。許多革命黨人潛入廣州，設立秘密機關達數十處。他們吸取以往一處機關遭受破壞即牽累全局的沉痛教訓，決定各秘密機關互相保密，直接與統籌部負責人進行單線聯繫。經過較長時間的活動，在廣州新軍、防營、民軍、警察中的發動工作漸趨成熟。 1911年4月8日，香港統籌部召開會議，制定了起義的周密計劃，決定分十路進攻廣州，從香港派“選鋒”800人至廣州發難，於13日（農曆三月十五日）正式起義。 8日這一天，革命志士溫生才在廣州諮議局門前擊斃廣州將軍孚琦，後被捕犧牲。廣州地方當局惶恐萬狀，採取了嚴加防範的措施。革命黨人方面因餉械均未及時運到，起義被迫延期。不久，統籌部獲悉廣州的一部分新軍將於5月初退伍的消息，認為起義不宜再延。 4月23日，黃興趕到廣州，主持起義的領導工作。由於清方搜浦極嚴，廣州城內風聲鶴唳，部分秘密機關已遭破壞，黃興在準備尚未就緒、聯繫未及周密的情況下，臨時決定於27日（農曆三月二十九日）晚舉事，進攻計劃由原來的十路改為四路。及時，他親自率領革命志士200人進攻總督衙門，但其餘三路均未能按時策應。他原來打算活捉兩廣總督張鳴岐，然後用總督名義號召兩廣清軍反正，但攻入總督衙門後，張鳴岐已經潛逃，計劃落空，失去了下一步戰鬥的目標。起義者縱火焚燒總督衙門後，黃興將隊伍分為三路，分途前往接應事前已經聯繫的新軍、防營和民軍，途中遇到清軍的截擊，雙方展開了激烈的巷戰，革命志士多人犧牲，起義遭到慘重的失敗。黃興、朱執信等負傷退回香港。事後，犧牲的革命烈士遺骸72具合葬於廣州紅花崗（後改稱黃花崗）。因此，這次起義被稱為“黃花崗起義”。黃花崗起義的失敗，使同盟會喪失了許多優秀幹部，領導力量大為削弱。但這次起義使清朝統治受到一次沉重的打擊，烈士們英勇戰鬥、視死如歸的革命精神，更加振奮了全國人民的鬥爭意志，鼓舞著人們踏著他們的血跡奮勇前進。孫中山後來總結這次起義說：“是役也，集各省革命黨之精英，與彼虜為最後之一搏。事雖不成，而黃花崗七十二烈士轟轟烈烈之慨已震動全球，而國內革命之時勢實以之造成矣。”①
同盟會領導和影響下的連續不斷的武裝起義，大為振奮人心，促進了全國革命形勢的發展。但歷次起義的失敗，使同盟會的力量受到了挫傷，革命黨人內部的分歧和渙散明顯地加深了。同盟會雖有統一的組織、綱領和行動計劃，但內部卻很不一致。它的領導成員分別來自原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等幾個不同的地方性革命組織，這些人原來有各自的活動區域，有各自的社會聯繫，有各自的鄉土觀念，往往難以融洽無間。當同盟會籌建期間，華興會內部就有不同意見：或主張保持華興會的組織和興中會聯合，或主張形式上加入孫中山的組織而精神上仍保持自己的團體，或乾脆反對聯合。光復會主要領導人則沒有參預籌建。同盟會成立不久，原華興會的宋教仁等就對孫中山的專斷作風表示不滿，黃興也曾因軍旗、國旗問題和孫中山發生爭執。孫中山主張用青天白日旗，黃興主張用井字旗，孫中山不容異議，黃興“怒而退會”，並“發誓脫同盟會籍”。 ①
1907 年，日本當局為協調和清政府的關係，迫令孫中山離境，使孫中山無法主持同盟會東京本部的工作。孫中山遠赴南洋，全力在華南策動起義，又引起以長江流域為基地的原華興會、光復會成員的不滿。 1907年6月，在北一輝次郎等幾個加入同盟會的日本無政府主義者挑動下，東京本部的張繼、章炳麟、劉光漢、譚人鳳曾掀起“倒孫”風潮，要求罷免孫中山，改選黃興為總理，因黃興堅決反對而作罷。同年8月，四川張百祥、江西鄧文輝、湖南焦達峰、湖北孫武等一部分同盟會員，在宋教仁、譚人鳳的支持下，在東京成立共進會，隨後推派會員回國活動。共進會對於推動長江流域革命運動的發展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它雖自稱是同盟會的“外圍”，卻不僅有自己獨立的組織，而且把同盟會的“平均地權”綱領改為“平均人權”，甚至有自己的旗幟——十八星旗。黃興曾質問焦達峰，同盟、共進“二統誰將為正！”焦達峰迴答：“異日公功盛，我則附公；我功盛，公亦當附我。” ②實際上是獨樹一幟。
1908年春夏間，陶成章計劃聯合江、浙、皖、贛、閩五省會黨，建立“革命協會”。在他草擬的《革命協會章程》裡，提出了有別於同盟會綱領的政治主張，如否定代議制度，要求“田地公有”等，更明顯地具有“獨立”的性質。 ① 陶成章為募集革命經費到南洋華僑中活動，和同盟會南洋支部發生摩擦，認定為孫中山作梗，便在南洋各埠倡設光復會，並糾集同盟會員李燮和、許雪秋等對孫中山進行人身攻擊。 1909年9月，陶成章、李燮和等起草了一份《孫文罪狀》，捏造種種罪責，要求罷免孫中山的總理職務，掀起了又一次“倒孫”風潮。章炳麟主編《民報》，改變《民報》宣傳三民主義的編輯方針，大肆鼓吹“佛學”與“國粹”，艱澀難懂，脫離現實，遭到海內外許多革命黨人的不滿。這時，他也參加了對孫中山的攻擊。孫中山等被迫反擊，關係破裂。 1910年2月，重建的光復會宣告正式成立，以章炳麟為會長，陶成章為副會長，設執行局於南洋，公開與同盟會分庭抗禮。孫中山在談及此事時沉痛地說：“際此胡氛黑暗，黨有內鬨，誠至為艱苦困危之時代。”② 值得注意的是，宋教仁、譚人鳳等雖然沒有參與第二次“倒孫鳳潮”，但也在醞釀“獨立”活動。 1910年6月，宋、譚等聚於日本，邀約在日本的同盟會分會會長“研討革命前途”，決定採取在長江流域發動革命的方針，籌建同盟會中部總會。 1911年初，譚人鳳從黃興那裡領來活動經費5000 元，即督促宋教仁、陳其美等加緊籌建工作。 7月，同盟會中部總會在上海正式成立。它提出“以推覆清政府、建立民主的立憲政體為主義”，公開拋棄了民生主義。它制訂了自己的會章，不僅建立本部，而且準備在長江流域各省設立分會，還擬定了自己的旗幟——五色旗。儘管中部總會說它奉東京本部為主體，認南方支部為友邦，但實際上是又一個具有“獨立”性的組織。
1908年以後，日本政府以及越南、香港等地的殖民當局部禁止孫中山入境，孫中山不得不遠遊南洋、歐美。他對同盟會東京本部的章炳麟、宋教仁等深為不滿，但又無力加以整頓。他在新加坡建立同盟會南洋支部，在香港建立南方支部，以全力經營華南的革命發動。在孫中山的直接領導下，同盟會本部的職權實際上大部分轉移到新加坡和香港，南洋支部、南方支部成為革命軍事大本營。東京本部被冷落在一旁，名義上它是同盟會的領導中心，而實際上不能起領導中心的作用。鑑於同盟會內部的分歧和渙散，孫中山曾計劃把同盟會改組為中華革命黨，把綱領改為“廢滅韃虜清朝，創立中華民國，實行民生主義”，並於1910年2月在舊金山實施，要求南洋各埠同盟會與分會一體遵改，因遭到抵製而未能貫徹。自立組織，一方面表現了各地革命黨人的革命積極性和主動精神，對於推動各自地區的革命運動有所貢獻；另一方面又表現了革命黨內部領導層的矛盾和不團結，對後來的革命進程不能不產生嚴重的消極影響。
三、群眾性的反抗鬥爭
民主革命運動日益發展的同時，廣大人民群眾反抗清朝暴政的自發鬥爭也日益高漲。 20世紀初年的中國，民族災難深重，農村經濟殘破，整個社會動盪不安。廣大工農群眾自發的抗暴鬥爭此伏彼起，連綿不斷。 1902 年，因攤派賠款，“抗捐滋事之案，層見疊出”。在廣泛的抗捐風潮的基礎上，直隸廣宗等地農民舉起“掃清滅洋”的旗幟，四川巴縣一帶會黨以“滅洋剿清興漢” 為號召，湖南邵陽人民則組織“大漢滅洋軍”，發動武裝起義。廣宗群眾推景廷賓為首，聯合鉅鹿、南宮、威縣一帶農民，抗“洋差”，抗賠款，攻教堂，抗清軍，影響及於河南、山東，北京震動，在19世紀末年爆發的廣西陸川、武鳴會黨起義，到1902年，廣大農民紛起響應，鬥爭火焰迅速蔓延到廣西南部和西部的十餘州縣。隨後，起義地區愈廣，勢力愈強，烽火燃遍全省，廣西巡撫發出了“幾於無人不匪，防剿俱窮”的哀鳴。這次會黨起義，有漢、壯、苗、瑤等各族人民參加，曾波及廣東、湖南、貴州、雲南四省。清政府為此用兵數十萬，到1905年雖然將起義鎮壓下去，但始終未能將鬥爭火焰完全撲滅。會黨首領王和順等後來參加了同盟會。
伴隨著抗捐抗稅的鬥爭而普遍興起的搶米風潮，深刻地反映了農村經濟的殘破和廣大農民的苦難。 1906 年，江蘇受災嚴重，地主、商人乘機囤積居奇，米價暴漲，災民忍無可忍，掀起了猛烈的搶米風潮。靖江、山陽、揚州、泰州、鎮江、清江、蘇州等處先後聚眾數千人，攔搶米船、搗毀米行、錢莊、當舖、衙署；徐州府屬豐、沛、碭山等縣農民群起抗租，地方官吏壓制干涉，激成暴動。浙江省仙居縣農民搶奪紳富米穀，泗安鎮農民抗阻奸商運米出境，杭州也發生了搶米事件。安徽省徽州府各屬農民成群結隊，集體搶糧。湖南省衡、永一帶災民“結隊求食”。湖北省興國、武昌、通山，河南省汝州、關林、新野、西平，江西省吉安、瑞昌，奉天省營口、遼河東岸、鳳凰廳、安東等地，都發生了農民暴動，或抗捐，或抗糧，有的攻入縣城，毀署劫獄，有的搗毀厘捐局卡，有的豎旗舉事，鳴鑼出隊，抗擊官軍的鎮壓。內蒙古伊克昭盟和郭爾羅斯前旗也先後爆發了蒙古放人民反對無止境的“放墾”和加重各族人民負擔的反抗運動。廣西壯、漢各族人民在柳州、南寧等地打開牢獄，放出囚犯，劫走餉銀，發動了武裝起義。各地農民鬥爭此呼彼應，持續高漲。
1907年陝西“蔓延十餘州縣，前後亙四閱月”的抗捐鬥爭，江、浙等省的搶米風潮，新疆哈密維吾爾族人民反抗沉重差徭的暴動，奉天遼陽滿、漢人民反抗牛馬捐的鬥爭；1908年吉林延邊朝鮮族人民反抗苛捐雜稅的鬥爭，1909年直隸遷安縣數万農民的抗捐暴動，江西袁州數千農民的抗捐起義，等等，都是當時規模較大的農民抗暴運動。 1910年，出現了數十年所未有的嚴重災荒，各族人民的反抗浪潮更加高漲起來。這一年發生搶米事件的地區遍及南北各地。江西撫州搶米，參加者達1萬人；焚搶江蘇海州海豐麵粉廠的饑民達2萬餘人；湖北沔陽饑民圍搶富戶後，又列隊對抗前往彈壓的官軍；湖南長沙饑民一夜間將城廂碓房、米店100餘家一齊搗毀，次日又焚燒巡撫衙門，焚燒和搗毀大清銀行、稅關、官錢局等盤剝人民的機構，鬥爭的鋒芒還指向帝國主義的教堂、洋行以及一些洋貨商店，參加鬥爭的人數達2萬以上，並波及益陽、寧鄉、湘潭、湘陰、安化、岳州、寶慶、常德、澧州、衡州、瀏陽各地。抗捐抗稅鬥爭也到處發生。江蘇省反抗調查戶口風潮，遍及宜興、江寧、吳縣、震澤、武進、陽湖、丹徒、金壇等地。廣東省羅定、連州、大埔，浙江省長興，雲南省昭通，直隸省易州，都曾發生反對調查戶口的騷動。調查戶口、釘門牌，是清政府“預備立憲”的措施之一。官紳借調查戶口為名，按戶斂錢，引起了人民群眾的激烈反對。這個事實，充分說明了清政府吏治的腐敗和“預備立憲” 騙局在群眾心目中的破產。此外，因籌辦“地方自治”、“鄉村巡警”及其他“新政”而加捐加稅，也造成無數次大小“民變”。例如，廣西懷遠縣因加抽油捐，激起121村的農民起義，永淳縣、藤縣、岑溪縣農民為抗繳新捐而發生暴動；河南省葉縣農民抗捐，聚眾一二萬人，長葛縣發生萬人暴動，密縣農民拆毀縣署；山東省萊陽縣因貪官劣紳濫增新捐新稅，吞蝕積穀，激起了由曲詩文為首的農民起義，參加的群眾達五六萬人，海陽、榮成等各處農民紛起響應。
1911年7、8月間，大雨滂沱，江河氾濫，長江兩岸自宜昌以下，一片汪洋，幾成澤國。湖南饑民達數十萬之多，每日餓死者不下千餘人。於是安化、溆浦、新化、瀏陽群眾“相約執戈蜂起”，衡州、永州、寶慶三府農民搗毀官運局，岳州、南州、華容等地“搶米穀者不知凡幾” ，桂陽、郴州、永順、靖州、辰州均紛紛禀報“匪徒”滋事。兩湖地區形成瞭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勢。億萬農民已經不能照舊生活下去了，遍及全國的農民抗暴鬥爭的持續發展，震撼著清朝統治的基礎，預示清王朝的末日即將到來。反洋教鬥爭仍然不斷發生。 《辛丑條約》訂立後，外國傳教士更加橫行霸道，氣焰囂張，因而在浙江、湖北、江西、四川、河南、廣東、福建、安徽、直隸、山東、山西、雲南、西康等省都激起了廣大人民的激烈反抗。僅據《東方雜誌》的記載，1904至1908年間，發生“鬧教”的地方就有35處。實際上在20世紀初年發生反洋教鬥爭的州縣在六七十以上。 1903年浙江桐廬濮振聲“仇教起事”，1905年湖北宜昌、沙市間居民設立“滅洋”義勇隊，1906年安徽霍山張正金、河南遂平苗金聲“毀堂殺教”、“戕官劫獄”和江西的“南昌教案”，都是較為著名的事例。
工人階級的罷工鬥爭是群眾抗暴鬥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伴隨著帝國主義在華投資的增加和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中國工人階級的隊伍迅速增大。在帝國主義、本國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三重壓迫下，工人階級不斷發動反抗。例如，1904年四川成都兵工廠600 名職工舉行罷工，抗議工頭任意剋扣工資；1905年盛宣懷暗將上海華新紗廠賣給日本資本家，“該廠自歸日人經理後，工人大不滿意”。 4月，日方准備裁減工人，激成暴動；同時，上海集成紗廠工人因反對工頭的壓迫和剝削，4600餘人舉行罷工，搗毀廠內部分設備，並抗擊外國巡浦的鎮壓；5月，萍鄉安源煤礦外國工程師無理扣發工人工資，激起罷工。工人們搗毀洋房，痛打監工，並準備奪取軍械，迫使該廠的帝國主義分子星夜乘火車逃往湖南醴陵。後來，礦方被迫同意照發工資，罷工才漸次平息。此後，各地罷工鬥爭繼續發展，罷工次數不斷增多，罷工規模日益擴大。其中較著名的有：1906年，上海虹口瑞綸絲廠外籍經理無理扣發工人工資，全廠女工1000人立即罷工，終於迫使廠方照付工資。 1907年，山東坊子煤礦礦坑爆炸，110名工人遇難，激起了廣大工人的憤怒，罷工持續了數週之久。 1911年8月，上海閘北協和、晉昌、長綸、錦華等絲廠剋扣工人工資，並延長工人勞動時間，四家工廠女工2000餘人舉行罷工以示抗議。 20 世紀初年的中國工人階級，還沒有形成為獨立的政治力量，但在迅速成長過程中，已經與農民階級一起成為中國革命的主要動力。工人階級的罷工鬥爭，把廣大群眾的反抗怒潮引進了城市，更加直接地打擊中外反動勢力的統治中心，進一步推動了革命形勢的發展。
① 《民報之六大主義》的前三條，後三條屬於對外綱領，為“維持世界真正之和平”、“主張中國日本兩國之國民的連合”、“要求世界列國贊成中國革新之事業” 。 ① 思黃：《中國革命史論》，《民報》第1號，第53頁。 ① 《開明專制論》，《新民叢報》第75號。 ② 《新民說·論政治能力》，《新民叢報》第49號。 ③ 《論中國宜改創民主政體》，《民報》第2號。 ① 觀雲：《極東問題之滿洲問題》，《新民叢報》第35號；陳天華：《絕命書》，《民報》第2號。 ① 《江西巡撫吳重熹致外務部請代奏電》，《萍瀏醴起義資料彙編》第115頁。 ② 《匯報》9年94號，1906年12月29日。 ③ 《建國方略》，《孫中山選集》（第2版），第202頁。 ① 《革命逸史》第5集，第106頁，中華書局1982年版。 ① 《辛亥武昌首義記》卷上，第4頁。 ① 黃元秀：《西湖白雲庵與辛亥革命之關係》，《辛亥革命回憶錄》第4集，第151頁。 ② 《建國方略》，《孫中山選集》（第2版）第206頁。 ① 《建國方略》，《孫中山選集》（第2版）第206頁。 ①《建國方略》，《孫中山選集》（第2版）第207 頁。 ① 《革命逸史》初集，第18頁；《宋教仁日記》第343頁。 ② 章炳麟：《焦達峰傳》；張難先：《湖北革命知之錄》第232頁。 ① 平山週《中國秘密社會史》誤題為《龍華會章程》。 ② 《復吳稚暉函》，《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429頁，中華書局1981年版。
訂閱：
文章 (Atom)
熱門文章
-
中國傳說時代 事件 遠古與 三皇 時期 盤古開天闢地 · 女媧補天造人 · 伏羲建八卦 · 燧人鑽燧取火 · 有巢構木為巢 · 共工怒觸不周山 · 神農嘗百草 五帝 時期 禪讓政治 · 阪泉之戰 · 涿鹿之戰 ...
-
祆教 瑣羅亞斯德教（英文 : Zoroastrianism，波斯文：زرتشتیگری），基督教誕生之前中東西亞最具影響力的宗教，古代波斯帝國的國教。曾被伊斯蘭教徒貶稱為「拜火教」，在中國稱為「祆教」（「祆」，拼音：xiān，中古拼音：hen，意為天意所授之教，這是專門創造的一...
-
新文化運動 (一)導言: 1.新文化運動的年代：1915-1923 新文化運動是一場發生於二十世紀前期的啟蒙運動。它的時間斷限，有廣狹兩種說法。狹義的說法認為應從1917年到1921年。廣義的說法則主張從1915年到1923年。無論採取那一個說法，均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將新文...
-
二十四史 ， 中國 古代 各朝 撰寫的二十四部史書的總稱，是被歷來的朝代納為正統的史書，故又稱「 正史 」。它上起傳說中的 黃帝 （ 前2550年 ），止於 明朝 崇禎 十七年（ 1644年 ），計3213卷，約4000萬字，用統一的有本紀、列傳的 紀傳體 編寫。 1921年 ...
-
老莊學說比較 據《漢書．藝文志》記載，「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其學說約出現於春秋戰國時代，當時社會動盪，戰爭頻仍，學者目睹人世慘變，自然容易產生厭世的觀念。其代表人物為老子及莊子，兩人學說均以崇尚自然為大要，但其中`他也有許多不同的思想，現分析兩者的思想如下: 在宇宙觀...
-
《史記》興《漢書》是中國史學上兩大名著。《史記》是紀傳體通史之始祖．而《漢書》為紀傳體斷代史之鼻祖，二者皆影響後世很大。但由于兩書的作者無論在背景，立場皆有不同，故實有不少相異之處，現將其異同分述如下： 一、立場方面： 《史記》是一本「私書」。司馬遷在《報任少卿書》裏說明...
-
中共內鬥到肅反運動 中共在三反、五反運動結束後，毛澤東似乎仍然意猶未盡。1953年1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毛起草的《關於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命令主義和反對違法亂紀的指示》，各地開展「新三反」運動。7月，朝鮮停戰。 同時，中共在發動了一系列鬥爭，取得了絕對的權力後，制定了犧牲農業，全力...
-
佛教本為外來宗教，然經過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兩次滅佛後，仍能在中國根深蒂固。更在唐時大盛，成為中國宗教發展史中一個重要時代，並且，在當時無論在社會﹑經濟及文化都有重要的影響。分述於下： 首先。佛教能夠大盛於唐。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它的教義已趨完備。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國。起初是毫無...
-
中國史上屢有黨爭，如東漢黨錮、唐代牛李黨爭、北宋新舊黨爭。至明代黨爭再起。大抵在士人政府的模式下，皆有黨爭；乃因士大夫以道德治國，不期然評擊群小，引致小人挾私相爭，結果兩敗俱傷。在腐敗的政治環境下，必有黨爭發生，成為人民一種自覺現象；黨爭的形成，至少有兩個條件：一是人民必須有發揮...
-
中共對知識份子的迫害：1957年的反右運動 在中共業已走過的歷史中，撒下了不計其數的謊言。1957年的反右運動就是這其中可以排在前列的謊言之一。海外學者丁抒先生著的《陽謀》一書以詳盡的史料，揭示了這一段歷史的真象，讓我們深切的瞭解到這一運動發生的始末，發生的一幕幕慘劇，以及中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