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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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到了該寫下這篇後記的時候了。
自一九九五年四月十八日到一九九八年四月十八日，我用了整整三年的時間，總算是完成了本書的寫作和修改工作。若再加上於國內早就開始的“前期工程”，主要是辨別真假資料、澄清基本概念、建立思想體系、設計全書架構、編寫“中華民國編年史綱”和寫出“導論”初稿等，前後已經整整十四年。其間，我曾一遍又一遍地寫出提綱，一次又一次地將它們付之一炬，為的是“以防萬一”。同時也是為了在沒有底稿的基礎上，能夠更加深入地調動自身思維的能動性，並希望在沒有可能帶出任何資料和手稿時，我能夠將它們默默地記在心中。後來，我甚至不得不將數萬字的提綱拆成了無數的“斷語殘句”，將它們當作“眉批註腳”，“零亂”地抄寫在幾本大書的“天頭地腳”，將數十萬字的資料分散開來，當成包裝禮物的廢紙，然後才帶著它們，走出了國門。扔掉了我在國中原本擁有的一切，丟開了曾與我相依為命數年的兒子，告別了不知底裏的朋友和親人，走向了一條“不歸之路”。雖然我知道我會回來，我不會不回去。
但是，儘管這本書在思想上和資料上的準備工作，幾乎全部在大陸做成；儘管我不是第一次出國，我對北美洲華裔社會的人情和世態亦早有瞭解；儘管我做好了承受一切艱難的準備，決心讓命運來支持我和支撐我；而自我“流放海外”的目的，僅僅是為了寫作，即期求獲得一個自由和安全的寫作環境，來將它完成和出版；然而，在寫作的過程中，我還是遇到了許多想像不到的問題和困難。雖然我漸漸將寫作的過程變成了進一步深入研究的過程，更因進一步的深入研究而獲得了艱難的進步和更加堅定的信念，但在海外這個特殊的社會生態之中，那種時常便會襲上心頭的失望和失據的感覺，那些時時刻刻都企圖在逼迫你改弦更張的威脅，特別是只能使你傷感、甚至竟能讓你感到絕望的某些力量和某種局面，實在是時時刻刻地都在摧折著你的信心和期望。
因此，如若沒有對祖國大陸真正血肉相連的感情，如若沒有對祖國大陸社會人心的真正瞭解和把握，如若沒有真正參加過祖國大陸的十數年民間歷史反思運動並堅持認同它的成果，如若沒有對包括臺灣在內的全中國前途所擁有的信心，所懷抱的期望，還有，就是如若沒有前此十數年在國內因自我磨礪而終於養成的淡泊心性，那麼，吾人雖能拋家去國，卻也並不見得就能在海外完成夙願，了卻這一份危險的情懷。
在此，我特別應該提出的是，來到海外之後，我確乎愈來愈痛切地認識到：千萬要尊重中國大陸專業和非專業的歷史學工作者們，尤其要精讀和細讀他們在無奈的包裝之下，所已經出版的研究著作和紀實文學著作，更應對近年來已經敢於掙斷“腳鐐手銬”，而公然呼籲要“糾正歷史”的史家們、作家們、記者們，特別是軍隊中的一大批中青年知識份子深懷敬重之心。因為，如果沒有他們在“腳鐐手銬”中的痛苦掙扎，如果沒有他們懷抱祖國的命運所作出的艱苦研究和大膽著述，不僅歷史反思運動只能成為一句空話，即便是我個人的研究和著述都是不敢想像的。這，也是我要在後來的寫作中，要盡可能地引證他們的研究成果，和儘量地要在他們的著作中去尋找證明的根本來由。
在此，我只想默默地對那些曾關心過我、鼓勵過我和幫助過我，並和我心心相印的大陸友人們，表示我最為深切的感謝。我會在祖國天光大開的時候，再公開地、好好地謝謝他們每一個人，謝謝他們那顆一直都在與我一起跳動著的心。因為只需他們那一句“一定要澄清誰才是歷史上真正亂臣賊子”的話，就足夠我堅持下來了。
在此，我自然要謝謝海外的許多朋友們，特別要謝謝那些曾給了我信心和決心的中國大陸留學生們，新老華僑們，以及台港理念相同的朋友和前輩們。謝謝他們不僅理解了我、聲援了我，還為這本書起了這樣一個好書名；謝謝他們對我提出過的許多寶貴意見，並給了我許多的啟發。初稿完成後，我正是在給他們的講演中，在和他們的討論、甚至是辯論中，才認真地、一次又一次地修改了我的著述。
我還要謝的是，沒有我的妻子唐若冰女士對我無怨無悔的愛，沒有她對我們共同追求的徹底忠誠和忘我奉獻，這本書的完成和出版將是難以想像的。
我還想說明的是，我的海外筆名辛灝年（取“辛亥年”之諧音），原來專為歷史著述而用，海內外鮮有人知道他的本名與“真相”。然而，一九九九年五月，因中共香港特區政府無理地拒絕了我 —— 一個從未參加過任何政治組織和政治活動的普通學者，應邀赴香港“紀念五四、六四，展望中國民主前途”國際學術研討會講演，作者的原名高爾品，及其中國大陸知名作家的身份，又為中共香港特區政府和海外某些媒體所著意公佈，我方才一改初衷，決意在本書中公開作者的原名及“原形”。因為，本書作者並非因“膽怯” 才在海外隱姓埋名了如許年頭的。
最後，懇請祖國大陸的學者們，祖國臺灣和香港的學者們，海外一切真正關心和熱愛自己祖國的人們，以及所有的前輩們和朋友們，都能對書中不可避免的錯失予以教正，並對本書提出批評甚至批判。即便是某些勢力要發動“圍剿”，哪怕是“聯合圍剿”，作者都將銘感於心。因為，本書就是於一再地接受批評意見，不斷地迎接形形色色的批判及挑戰，和持續地抵抗威逼利誘的艱難歲月之中寫成的。因為，當真“圍剿” 聲起，我們祖國的現代歷史，反只能會愈辯愈清。
我姑且抛磚引玉了。因為，許許多多不再需要“包裝”的，並真正具有高水準的中國現代史研究著作，在我們祖國大陸應運而生的時代，眼看就要來臨了。
一九九九年六月四日於紐約
文獻和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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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三民主義》。
孫中山：《建國大綱》。
孫中山：《中國革命史》。
蔣介石：《中國的命運》。
蔣介石：《蘇俄在中國》。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在德國的要求》。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
馬克思：《第一國際成立宣言》。
馬克思：《法蘭西內戰》。
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
恩格斯：《法德農民問題》。
列 寧：《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戰略》。
列 寧：《國家與革命》。
列 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
中共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檔彙編》（部分）。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部分）。
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現代史教學參考資料》。
張國燾：《我的回憶》，香港《明報》出版社。
黑格爾〔德〕：《精神現象學》。
費爾巴哈〔德〕：《基督教的本質》。
孟德斯鳩〔法〕：《法意》。
湯因比〔英〕：《歷史研究》。
羅素〔英〕：《西方哲學史》。
敦尼克主編：《西方哲學史》，前蘇聯科學院出版。
陳修齋、楊祖陶編著：《歐洲哲學史》，湖北人民出版社。
肖萐父、李錦全主編：《中國哲學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週一良、吳于廑主編：《世界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王德昭：《世界通史》，香港版。
王榮堂、姜德昌主編：《世界近代史》，吉林文史出版社。
徐天新、梁志明等：《當代世界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鄭之、王平編著：《世界中古史紀略》。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亨利•皮朗〔比〕：《中世紀歐洲經濟社會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鳳一鳴編著：《西方近代政治經濟學史》，安徽人民出版社。
但丁〔德〕：《論世界帝國》。
德尼•維拉斯〔法〕：《塞瓦蘭人的歷史》。
米涅〔法〕：《法國革命史》。
蜜雪兒•博多〔法〕：《資本主義史1500─1980》。
大衛•麥克萊倫〔英〕：《馬克思主義以前的馬克思》。
左言東：《中國政治制度史》，浙江古籍出版社。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近代史稿》，北京，人民出版社。
陳振江：《中國近代史簡編》，天津人民出版社。
李進修：《中國近代政治制度史綱》，求實出版社。
郭毅生：《太平天國經濟制度》，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劉瑞華、程道德、饒戈平：《帝國主義侵華簡史》，黃山書社。
北京師範大學：《中國現代史》，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臺灣東華書局。
史扶鄰〔美〕：《孫中山和中國革命的起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金沖及、胡繩武：《辛亥史稿》（上、中、下），上海人民出版社。
河南人民出版社：全套《中華民國史研究叢書》。
上海人民出版社：全套《中國革命史叢書》。
古屋奎二〔日〕：全套《中日關係八十年之證言》。
徐輝琪、李希沁、曾業英：《護國運動資料選編》，中華書局。
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一至八冊〕，三聯書店。
錢實甫：《北洋政府時期的政治制度》，中華書局。
楊樹標：《蔣介石傳》，北京團結出版社。
蔣永敬：《國民黨滄桑史》，臺灣《傳記文學》出版社。
向青：《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關係史稿》，北京大學出版社。
楊世蘭、史久遠、餘茂笈：《國共合作史稿》，河南人民出版社。
華東師範大學：《中國革命史薈萃》，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易勞逸：《失敗的種子》，即《蔣介石和蔣經國》，中國青年出版社。
曹仲彬、戴茂林：《王明傳》，吉林文史出版社。
斯捷潘諾夫〔俄〕：《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
巴庫林〔俄〕：《中國大革命武漢見聞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鄭振鐸主編：《晚清文選》，上海書店。
伯樂爾〔美〕：《一九零七年前的中國社會主義思潮》。
中國會黨史研究會：《會黨史研究》，學林出版社。
謝•尤•維特〔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新華出版社。
達斯科等：《戈巴契夫——克里姆林宮的異教徒》，新華出版社。
張宏儒主編：《蘇聯歷史的沉思》，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各國宗教概況》。
湖北人民出版社：《馬克思以前的思想家和經濟學家》。
2009年3月15日星期日
兼論－－專制改良、民主改良及革命與改良的關係
兼 論 專制改良、民主改良及革命與改良的關係
何謂“改良”？改良就是求善，就是在不改變原有性質前提下的“自我求善”。就是指這個自我求善的過程，及其非毀棄的方式。
何謂“政治改良”？政治改良就是指在政治上的“自我求善”，和這個自我求善的過程，及其非毀棄的方式。
政治改良亦有兩種，一是政治行為的改良，二是政治制度的改良。前者具有上述政治改良的本意，是為政治改良的初級階段。後者是要對現存政治制度進行改良，是為政治改良的高級階段。然而，若無其他條件的形成、推動或逼迫，歷史至今尚未提供它成功的先例。英國是因流血的革命和流血的反復較量，才產生了改良的新政體。但這個因革命才產生的“君主立憲”，及其逐步走向“虛君共和”的歷史，卻並不是舊政治制度實行自我改良的過程和結果，而是革命爆發後實現“調和”的政治產物。這個“調和”，在王室，是為讓步；在民眾，則為勝利；在國家，是為進步；在歷史，則是提供了只有革命才能帶來王朝政治妥協的可能性；和只有革命，才能為在根本上改變專制制度帶來可能。雖然革命有著各種各樣的形式，並非專指暴力而已。前蘇俄和東歐共產專制制度的垮臺，就不是暴力革命的產物。至於十九至二十世紀交替時期的日本，雖然在近現代進步的國際條件下，被迫由封建割據走向了專制統一，即由封建式君主專制走向了中央集權式君主專制，但它只能新其貌而未能新其心的歷史事實，只能說明它在實質上不過是整個專制制度發展範疇內的改良，即專制制度發展期的改良罷了。雖然它同樣經歷了武裝改良、即“倒幕戰爭”的洗禮。
然而，政治改良卻有“何種制度之下”這樣一個前提。這就為近現代世界範圍內政治改良的歷史和現實，劃清了 “專制改良”和“民主改良”的明確界限。也就是說，在專制制度內，首先，企圖在不改變原有制度或曰體制的前提下，採用非暴力的方式以進行政治行為的自我求善，便是專制改良，亦即專制改良的初級階段。如法國國王路易十六的改良，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一世和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改良，滿清王朝前期的改良和當代東歐、蘇俄的早期改革，都屬於這一範疇。它們的共同特徵，都是處在專制制度衰亡期，為挽救這個制度及其統治而進行的政治行為的改良。至於中共，則連政治行為的改良都還沒有達到，或曰還根本不想改。其次，是在保留君主專制制度或其他形式的專制制度、專制政體的前提下，採用非暴力的方式，以對現存專制制度或曰專制體制，進行局部的、或過渡性的民主改良，比如君主立憲，便是專制制度的改良，是為專制改良的高級階段。然而，如前所說，若無其他條件的形成、推動和逼迫，歷史至今尚未提供它自我成功的先例。所以，它在性質上雖具有民主改良的本意，在結果上卻難有民主改良的成功。
由是可知，純粹的民主改良，則是指在一個已經確認、確立了民主制度的國家或地區，所進行的政治行為的改良。這個政治改良，因在民主制度已經被確認和確立之後，所以，它才既是對於舊制度遺留問題的逐步克服，又是對於新制度下新問題的逐漸解決。也就是在民主制度前提下非暴力的求善及其過程。當前東歐和俄國，以及今日中國臺灣正在試圖逐步解決的種種新舊社會問題，都是顯明的例證。
因此，凡自稱“體制內”的改良者，都應該問一問自己，“我乃是哪一家體制內的改良者？”這樣一個問題。因為這個問題，不但事關體制的性質，事關你立身于何種體制之內，事關你所推動的政治改良的性質，而且事關你個人在體制內外的政治前途。因為只要你試圖突破原專制體制，而企圖改良到另一個民主的體制裏面去，那麼，那個原專制體制就怕連體制內的一席之地也不會給你了！上個世紀末和本世紀末中國兩代專制體制內政治改良者的下場，便是明證。儘管如此，但如果你始終都要堅持留在專制體制內，又堅持自稱是所謂“體制內”的改良者，雖然你並不好意思明稱自己要維護的就是專制體制，甚至更不管這個專制體制要不要你，你都想要它，那麼，你要做一個專制制度維護者的決心和形象，也就昭然而若揭。應該說明的是，追求政治改良，且不論其身處“體制內外”者，常常都是一些希望專制統治者學好改好的人，一些對舊專制制度和舊專制統治集團懷抱希望的人，或一些與專制統治集團以及其中的權勢者們有著千絲萬縷聯繫，或有著利益和利害關係者。但是，他們當中確實有一部分人乃因渴望國家和平進步和擔心國家混亂混戰，才成為要求改良而反對革命者。這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固屬天真幻想，卻也是對革命的起因和革命暴力形式之所以形成的原因，缺少正確認識的一個結果。但是，前東歐、蘇俄非被“打垮”、而是“自垮”，雖非改良成功、亦非暴力革命所成的歷史事實，已經為非暴力的革命，展現了她完全可能取得成功的歷史可能性。
因此，當歷史已經走到了今天，走到了離我們前一代改良者和革命者的論爭已經相去近百年的時候，我們自然希望不要重返前一輩改良者和革命者曾一再歷經爭論、衝突才匯而合之的老路，而是應該在推進祖國民主進步的同一條道路上，各行其是，但又避免衝突；目標一致，卻又各顯其能。除掉象歷史上曾出現過的那樣，改良派們又要為著自身在感情或利害上的需要，而一再地反對革命。那麼，豈但革命和改良的論戰仍然不能避免，而且革命戰勝改良的前途亦必然會出現在歷史的面前。雖然我們相信今天體制內外的政治改良者們，他們大多數已經成為要求中共進行制度性改良的政治改良派了；雖然我們更加相信，今天的民主革命派們已經不可能拒絕一切能夠促成民主變革的種種和平方式了。並且越來越多的人都已經明白，倘若革命者和改良者能夠聯起手來以共同反對專制制度，中共專制統治者們，才有可能在革命這樣一個倍顯壓力的政治壓迫下，向人民實現妥協以接受和平變革。當然，中共若是繼續冥頑不靈，等待著它的，自然是革命的不可避免和改良匯入革命的不可避免。大清朝的一朝覆亡早已提供了歷史的前證，我們自然並不希望中共再將它覆滅的後證，提供給歷史。
結論 中國共產革命與中國共產黨
現在，我們可以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革命做一個結論了。這個歷史的結論就是﹕
第一、中國共產黨是在蘇俄這個境外顛覆勢力的直接策劃、操縱、命令和指揮下建立與發展起來的，是國際共產專制復辟勢力的一個部分。
第二、中國共產革命的前期，曾以俄式共產革命為榜樣，後期則是打著共產革命旗號的，具有鮮明暴民運動特徵的傳統型現代農民造反。
第三、中國共產革命的對象，非但不是專制統治和君主王朝，卻是推倒了專制王朝、結束了君主制度，正在與形形色色專制復辟勢力進行著殊死較量，並艱難地推進著民主進步的新中國——中華民國。
第四、中共建黨以來做了如下幾件大事﹕一是受俄命“參加”、誘逼和破壞孫中山先生領導的中國國民革命。二是受俄命反對北伐、破壞北伐和背叛北伐。三是受俄命發動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分裂祖國和製造兩個中國。四是在國難當頭和中華民族奮起抗戰的歷史歲月裏，假抗日和不抗日，真擴張和真賣國。五是在中國人民戰勝日本法西斯侵略之後，迫不及待地發動內戰，處心積慮地反對民主化進程，並在蘇俄的支持下，打贏了那一場意在改朝換代的農民戰爭。六是在中國大陸建立了一個全方位的教政合一式專制復辟政權，為中華民族製造了空前的災難。
有必要指出的是，這裏並不存在一個我們“要徹底否定共產黨”的問題，而是共產黨用它自己七十餘年“名為革命實為反動和血腥的歷史”，徹底地否定了它自己。雖然，有一些人對共產黨總是保留著一絲溫情，甚至是在某些搞民主的朋友身上，我們都不難看到這一絲溫情的存在。之所以如此，有的是因為與共產黨有著千絲萬縷的感情聯繫和利害關係；有的是因為對共產黨的歷史、特別是中華民國的歷史缺少最起碼的瞭解；有的雖然對專權時代的共產黨充滿否定之情，卻對共產黨這個勝利者所編造的輝煌歷史早已深信不疑，輕易難以動搖；有的僅僅因為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是一九四九年的失敗者，因而總想在失敗者那裏找到共產黨多少有些正確的證據……誠然，中國共產黨曾經最能夠蒙蔽人的，還是他們高舉過的“共產主義理想和共產主義革命”的旗幟，因為這一面旗幟太美好，也太能夠欺騙人。但是，我們只需用一個共同的標準，來檢測和衡量一下共產黨及其對中國現代歷史的“貢獻”，我們就不能不徹底地否定它和批判它。因為在中國現代歷史的艱難發展和特殊發展中，我們只能以進步還是反動的標準，愛國還是賣國的標準，來對它作出究竟是應該肯定或是應該否定的結論。因為我們無法用不同的標準來臧否中國共產黨。因為所有的政黨，所有的政治力量，包括任何個人，在歷史發展的法則面前，都只能被一視同仁。雖然這對於那些對中共情有獨鐘者，乃是一個難以回避的巨大痛苦。
同樣有必要指出的是，對共產黨的徹底否定，並不等於對共產黨人的全部否定。因為，如導論所述，一是共產主義作為一種理想，或曰僅僅作為一個空想，並沒有錯，錯的是馬克思所提出的一整套實現共產主義的理論和手段；二是傳統農民革命雖然只能導致“建立新王朝和復辟舊制度”這樣一個政治結果，但農民革命本身卻應該是被同情的，只要它不是對新生民主政權的造反和反動。許多人基於上述兩個原因而參加共產黨，甚至參加了那一場旨在打江山的共產革命和農民戰爭，也就是情有可原的了。所以，將共產革命和農民造反的一般參加者，與聽命蘇俄、陰謀破壞中國國民革命、甚至叛賣祖國利益的中共領袖們加以區別；將決策假抗戰、不抗戰和日蔣火拼之賣國路線的中共領袖，和為中共所騙，以為中共才是真抗戰而積極參加共產黨者加以區別；將在這場專制復辟的血腥歷程中已經和正在覺悟者，與為了維護到手的專制權力而繼續甘當劊子手的冥頑不化者加以區別；將不僅是正確的，而且對於進一步認清中共的歷史罪行和避免變革期的混亂與流血局面，非但極為重要，並且有益而無害。因為我們仍然希望絕大多數的中共黨人，還是回過頭來做中華的兒女，而不要繼續去做馬列的子孫。因為口口聲聲要向馬克思報到的中共黨人們，實際上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早就不信馬列了。歷史需要我們有如此的認識，歷史也要求我們這樣去做。
下卷總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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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01、《中國現代史》第四二頁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02、《張國燾回憶錄》第一冊第二四三頁。
03、參見中共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檔彙編”一九二一至一九三零部分。另參見剛剛解密的前蘇聯同時期檔案。
04、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在中共“三大”上的講話。
05、中共“三大”決議。
06、同02，第一冊第三零八頁。
07、同02，第四五四頁。
08、《李宗仁回憶錄》。
09、《張國燾回憶錄》。
10、同上。
11、轉引自向青著《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係史稿》第五十頁，北京大學出版社。
12、廖仲凱此行獲蘇俄對廣東革命政府每年二百萬墨西哥圓的援助。
13、即史達林“五月指示”。共產國際代表、印度人魯易為表示對汪精衛的信任，曾將該指示“示汪”，汪乃大懼。五月指示的主要內容：一、沒有土地革命，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就會變成不可靠的將軍們的可憐的玩物……必須根除對不可靠將軍們的依賴性，我們堅決主張從下面實際奪回土地……二、必須從下面吸收更多的新的工農領袖到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某些老領袖害怕事變，正在動搖和妥協……國民黨現存機構必須予以改變。三、動員二萬左右的共產黨員，加上湖南湖北約伍萬的革命工農編成幾個新軍。四、必須嚴懲那些壞蛋，並組織“革命軍事法庭”懲辦和蔣介石保持聯繫或唆使士兵殘害人民、殘害工農的反革命軍官……。參見《史達林全集》第十卷第一三一至─三二頁。
14、參見上卷第三章及注釋。
15、鮑羅廷為反蔣，曾在南昌和武漢分別策反李宗仁和唐生智“取蔣而代之”，當時的李宗仁雖未予理睬，唐生智則躍躍而欲試。參見《李宗仁回憶錄》等。
16、《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關於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和國民黨問題的決議》。載蘇聯《共產黨人》雜誌一九六九年第四期。
17、華岡：《中國大革命史》。中國大陸文史資料出版社。
18、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前，中共在武漢國民政府的要人吳玉璋對上海工人糾察隊的指示。
19、參見上卷第四章注。
20、《南京國民政府的建立》第四五頁。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21、中共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檔選編》，一九二六年卷第三七八至三七九頁。
22、一九二六年底，當鮑羅廷已經同意遷都時曾說“我們已有充分的準備在武漢建立自己的中央。”中共黨史專家後來也稱“中共與國民黨左派已對遷都武漢有了較為充分的思想準備。”前者參見亞•伊•斯切潘若夫著《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第四九五頁。後者參見《南京國民政府的建立》第四五頁，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23、鮑羅廷為策動唐生智“東征討蔣”，曾錯誤估計唐生智在東征前尚不可能與中共決裂。他說“我的箱內還有草（指蘇俄對武漢政府的借款），他（指唐）還要吃我的草，還不至於跑掉。”
24、一九二七年四月中，在甯方國民黨已經實行“清黨”之後，鮑羅廷和中共領袖認為“國民黨左派很可能與蔣介石妥協，而與中共分裂，因此，只有繼續北伐，才能給憂惶無措的小資產階級一個很好的希望和出路，他們必樂意跟著我們走這一條路，這樣才算是我們領導他們。”（蔡和森：《党的機會主義史》）。由是，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九日，漢方國民黨和武漢國民政府乃于武昌舉行第二次北伐誓師，並任命唐生智為北伐總指揮，任命馮玉祥為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同時希望得到閻錫山的支持。
25、甯方實行“清黨”後，對漢方北伐軍影響殊深，北伐軍獨立師師長夏鬥寅與楊森謀，並約定三十五軍軍長何健和十五軍軍長劉佐龍，然後於一九二七年五月六日自駐地宜昌沿江東下，於五月十三日發表進攻武漢的“反共通電”。武漢政府急調葉挺二十四師迎擊夏部，因何健已率軍開赴河南前線，劉佐龍部未敢輕動，遂敗。但是，夏部“叛亂”後果嚴重，不僅波及全省，而且造成漢方北伐軍軍心嚴重不穩。馬日事變和國民革命軍駐江西第三軍軍長朱陪德遣共之變，以及唐生智為清共還兵武漢之變，遂相繼發生，武漢“俄國政府”因此而面臨著漢方北伐軍眾叛親離的局面。
26、夏鬥寅起兵反共前後，北伐河南的第三十五軍軍長何健曾派參謀余湘三赴長沙與許克祥等策劃清共。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馬日）晚，由許克祥統一指揮，由教導團團長王東原、留守處主任陶柳率部分途包圍並封閉湖南省黨部、總工會、農民協會、省黨校、省特別法庭等二十餘處為共黨把持的機關，解除了工人糾察隊和農民自衛軍武裝。是晚即有百名中共黨人被處決。五月二十三日許等正式組成“中國國民黨湖南救黨辦事處”，五月二十八日又正式組成“中國國民黨湖南救黨委員會”，部份縣市遂有清共除共之舉。對“馬日事變”，武漢國民政府不願下達討許命令，汪只以國民政府名義致電長沙，令軍隊維持治安，令工農糾察隊嚴格遵守秩序，不得報復，連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也指責農民運動過火，並不批准毛澤東和蔡和森提出的，在兩湖地區舉行暴動的計畫。毛、蔡欲組織數十萬農民進攻長沙的計畫遂以泡湯。嗣後武漢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派譚平山等赴湖南查許“叛變”，並查農運過火事，鮑羅廷亦隨調查團前往。但譚平山剛抵嶽州，即獲悉許克祥已電令嶽州駐軍就地槍決鮑羅廷，鮑被嚇回。武漢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乃決定由唐生智全權處理。因唐認為農民運動過火，許克祥僅受記過處分。唐並命令為共產黨所控制的湖南黨部和民眾團體停止活動，否則即按反革命罪辦理，武漢國民黨中央只好同意。
27、因馮玉祥在鄭州會議上提出寧、漢雙方應共同北伐，遂引起中共的不安與反對。因“共同北伐”的結果必然是“共決cp（共產黨英文縮寫）”。因此，中共乃陰謀促汪、唐“東進討蔣”，即挑撥北伐軍分裂打內戰。本具野心的唐生智，因既有反共之心，又有反蔣之念，所以，乃暗決先回師武漢清共，再伺機東進討蔣。所以，鄭州會議後，唐生智即中斷北伐，還兵武漢，赴長沙調查馬日事變，並於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在長沙致電武漢政府，認為“馬日事變”責任在中共，並稱中共的工農運動，實是“橫流潰決，疊呈恐怖”。
28、當甯方清党和漢方決定繼續北伐之時，馮玉祥已入潼關，並控制了陝、甘、豫三省，稱兵五十萬，嫡系約二十五萬。但因所部一直常駐綏、陝、甘、豫等貧疾地區，經濟實力不夠，又對宿敵張作霖深懷戒心，故亟望能夠在中原駐腳，並鞏固其在國民黨中的地位。所以馮開始雖然對寧、漢雙方持中庸姿態，但當馮赴鄭州與汪會談，旋又赴徐州與蔣會談之後，馮乃決定與蔣合流並發表“敬告全國同胞及國民黨書”，要求中共暫時退出國民革命聯合戰線，停止農、工運動及階級鬥爭，驅逐鮑羅廷。馮回鄭州後，即著手 “清黨“，並將全軍政治工作人員一律集中開封受訓，以辨明是否共產黨員。第二集團軍政治部主任劉伯堅率先被解職。被查明為中共者，即專車送歸武漢。俄國顧問烏斯季若夫亦被馮遣送回國。
29、汪精衛在看到史達林的“五月指示”後，因得知中共要暴動而大懼，加上夏鬥奄“叛變”、朱培德“遣共”和 “馬日事變”後漢方國民革命軍已嚴重不穩，六月二十九日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五軍軍長何健又發佈了反共訓令，稱“工農運動，此禍不去，禍將不堪”，因此“詔告我官佐士兵暨各界父老兄弟姐妹，共起急圖。並請我中央政府，我唐總司令，明令共產黨分離”。所以，自六月中旬起即已在商量和共產黨分離辦法的汪精衛，終於七月十四日夜召開秘密會議，決定“分共”和“驅俄”、即驅逐俄國顧問鮑羅廷歸國。
30、參見《導論》對法國革命期間望岱農民叛亂的評述。
第二章：
01、羅易：《中國的革命和反革命》第五三八頁。印度加爾各答《新生出版社》，一九四六年版。
02、黃平：《往事的回憶》第六一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03、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史達林在共產國際執委會中國委員會所發表的“論中國革命前途”的演說。
04、《第三國際駐華代表羅易致馮總司令書》。
05、布哈林對中共“六大”的報告，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
06、向青：《共產革命和中國革命關係史稿》第一二一頁。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07、同上，第一一八頁。
08、中共廣州暴動於十一月十一日淩晨發動。羅氏發言為十一月十四日，廣州暴動已經失敗。
09、同07，第一二一頁。
10、如中共黨史專家解讀，“革命危機”即指“革命時機的成熟或到來”，對革命物件而言，即是“革命危 機”。參見《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關係史稿》一書。
11、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華民國東北地方政府在蘇俄駐哈爾濱領事館查獲大量蘇俄及第三國際與中共的來往函電，與蘇俄及第三國際對中共的正式命令和中共向蘇俄及第三國際的彙報文件完全吻合。其原始資料仍藏於臺北。
12、曹仲彬、戴茂林：《王明轉》第一一三頁。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13、《史達林全集》第十卷第四七至四八頁。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五四年版。
14、《國際通訊》第九卷第六四期。
15、改組派是由原汪系國民黨親俄親共派演變而來，亦為國民黨中的反蔣派。在中東路事件上，改組派堅定地維護國家民族利益，堅決地反對蘇俄侵略，故招蘇俄忌恨。蘇俄方命令中共要殺盡國民黨改組派。
16、同06，第一五七頁。
17、同06，第一七八頁。
18、同06，第一八零頁。參見王明《中共布爾什維克化的道路和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勝利》一文。另見《王明傳》。
19、同七，第一三六至一三七頁。
20、曹、戴：《王明傳》第一七三頁。
21、同上，第二零二頁。
22、中東路事件之後，李立三為執行蘇俄“武裝保衛蘇聯”的命令，曾擬定了《新的革命高潮於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在李向共產國際遠東局代表羅伯特呈報後，未獲同意，李便擅自將此決議下發，並要求撤換羅伯特。嗣後，李又拒絕接受共產國際要求停發該決議的命令，並在會上說：“忠於共產國際，遵守共產國際的紀律是一件事，而忠實於中國革命又是一回事。”他甚至說：“在佔領武漢之後，就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去和共產國際說話了。”由是而激怒了蘇俄和共產國際。這便是蘇俄和共產國際一定要“倒李”的由來。參見《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七九年版。
23、由於李立三的武裝叛國計畫大到了既要在廣州、香港等地組織暴動，以將英國捲入；又要在哈爾濱、大連等地發起暴動，引發日本和蘇聯的衝突；甚至建議第三國際採取進攻路線，促使蘇聯紅軍向我國東北發動進攻，並讓蒙古人民共和國發表作戰宣言；最後激起全世界帝國主義與蘇聯之戰。這就把蘇聯拖進了“危險的戰爭泥淖”，實與“武裝保衛蘇聯”大異其趣。這是蘇俄決定“倒李”並扶持王明上臺的又一個重要原因。參見黃平：《往事的回憶》，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24、共產國際鑒於李立三的“錯誤”，決定派周恩來和瞿秋白回國召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以批判和處分李立三。但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僅僅將李立三的錯誤歸結為“戰略上犯了‘左’的個別冒險傾向的錯誤”。所以第三國際才指責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執行的是“調和主義”的路線。王明因深諳其意，乃挑起“兩條路線”之爭，以推動“國際路線”對李立三“行左實右”路線與六屆三中全會“調和路線”的批判。
25、同06，第一七二頁。
26、同06，第一一六至一一七頁。
27、參見《中國現代史》第二三七頁。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28、《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關係史稿》第一二零頁。
29、同上。
30、北師大編《中國現代史》第二四二頁。
31、32，同30，第二四二頁、二四三頁。
33、該信亦在羅明拉茲的主持下向中共黨內發出。參見注35。
34、同30，第二四四頁。
35、文聿：《中國左禍》第十二至十四頁。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一九九四年。另參見本章下文。
36、同06，第一三四至一三五頁。
37、北師大編《中國現代史》第二四八頁。
38、毛澤東：《井岡山的鬥爭》。
39、北師大編《中國現代史》第二三六至二四九頁。
40、曹、戴：《王明傳》第一二零至一二一頁。
41、同上。
42、同上，第一一五頁。
43、同06，參見第一五五頁。
44、同06，第一五七頁。
45、同06。
46、北師大編《中國現代史》第二七三頁。
47、同上。
48、蘇聯《真理報》，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49、蘇聯外國工人出版社，一九三二年六月版。
50、北師大編《中國現代史》第三一零頁。
51、同上，第三七六頁。
52、同上。
53、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
54、《張國燾回憶錄》第二九四至二九五頁。
55、同上。
56、北師大編《中國現代史》第一九零頁。
57、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首次全文發表在中共湖南省委機關刊物《戰士》上面。再發表時，文中所引的這一段話被陳獨秀刪除。後來歷次出版發表，均刪除了這一段話。
58、同56，參見第二七三頁。
59、《張國燾回憶錄》第八九四頁。
60、《紅旗飄飄》是中共為進行“革命傳統教育”所編纂出版的大型系列《革命回憶錄》。其中記述如何改造“山中土匪、綠林好漢”為中共“革命”軍隊的故事極多。
61、參見文聿《中國左禍》一書。
62、63同上。
第三章：
01、02、03：《中國現代史》第三八九頁。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六年。
04、同上，第三九零頁。
05、《中國革命史薈萃》第一八二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六年。
06、 同上。
07、同上，第一八零頁。
08、同上。
09、同05，第一五四頁。
10、同上，第二五四頁。
11、《張國燾回憶錄》第一二零九頁。
12、同上，第一一一三頁。
13、同上，第一一二八頁。
14、同上，第一一二九頁。
15、同上，第一一八六和一一七八頁。
16、同05，第二四八頁。同01，第三九二頁。
17、同11、第一一六三和一一六四頁。
18、同上，第一一六六頁。
19、同05，第二四九頁。
20、同05，第二四九頁。
21、同11，第一二三二頁。
22、同11，第一一八二頁。
23、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共方志敏部曾打著“北上抗日先遣隊”的旗號逃出江西，後在皖南被剿滅。方本人在被捕後被處決。
24、蘇聯《真理報》，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25、向青：《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關係史稿》第一八八頁。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26、同上。
27、同25，第一九零頁。
28、同25，第二六八頁。
29、同11，第一一九九和一一二零頁。
30、同上，第一二八八頁。
31、同上。
32、同05，第二六九至二七零頁。
33、同25，第二零九頁。
34、同11、第一二零八頁。
35、北師大編《中國現代史》第四零六頁。
36、北師大編《中國現代史》第四零一頁。
37、參見北師大等編著的《中國現代史》。
38、39、40，同11，第一二零二頁。
41、同11，第一二三六頁。
42、同11，第一二三七頁。
43、同11，第一二三九頁。
44、同11。
45、46、47、同11，第一二三八頁。
48、同25，第二一零頁。
49、洛甫：“鞏固國共合作，爭取抗戰勝利”。《中國現代史資料選集》第五冊第二二一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50、同上，第二二零頁。
51、同上，第二二三頁。
52、毛澤東：“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
53、《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七二一頁。
54、同11。
55、“關於獨立自主問題的再認識”，《山東師範大學學報》一九八五年第四期。
56、同上。
57、《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五零六頁。
58、毛澤東：“共產黨人發刊詞”。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
59、毛澤東：“大量吸收知識份子”。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
60、《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四九一頁。
61、同上，第五零四頁。
62、毛澤東：“關於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七三九頁。
63、毛澤東：“共產黨員發刊詞”。
64、參見下章注第二十七條。
65、同05，第二七九頁。
66、中國大陸《黨史資訊報》，一九八九年一月十六日，第四版。
67、王稼祥：“回憶毛澤東同志與王明機會主義路線的鬥爭”。《人民日報》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68、同11，第一三二七頁。
69、王明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九日至十四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
70、曹仲彬、戴茂林：《王明傳》第三零七頁。吉林文史出版社。
71、同70。
72、王明：“蘇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二十周年與中國人民對日作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
73、同70。
74、王明：“在三月政治局會議上的總結”。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編選的《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八冊第一二零頁。
75、同上。
76、同25。第二三一頁。
77、同上，第二三一至二三二頁。
78、同70、第二九一頁。
79、《彭德懷自述》第二二四頁。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八一。
80、同70。
81、同上。
82、《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五零五頁。
第四章：
01、《六大以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02、同上。
03、《張國燾回憶錄》第一二九四頁。
04、05、同03，第一二九五頁。
06、07、08、同03，第一二九六至一二九七頁。
09、同上，第一二九七至一二九九頁。
10、〔蘇〕彼得•富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記》第一九二頁。
11、《中國革命史薈萃》第二八七頁。
12、曹仲彬、戴茂林：《王明傳》。上述電文參見《中共中央檔選集》第十集。
13、同11，第三三六頁。
14、“平型關伏擊戰所殲之敵非二十一旅團主力之辨析”。《中國革命史薈萃》第三三六頁。
15、張玉法：《中國現代史》第六二一頁。
16、17、18、19、20，《中國革命史薈萃》第三三一頁至三三五頁。
21、《彭德懷自述》和《中國革命史薈萃》第三三四頁。
22、23，同11。
24、《中國革命史薈萃》第三三二頁。
25、同上。
26、〔蘇）彼得•富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記》第一九二頁。
27、同上。
28、《戰爭和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五一五至五一七頁。
29、同上。
30、向青：《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關係史稿》。
31、同11，第二八八頁。
32、毛澤東：“關於整個華北工作應以遊擊戰爭為唯一方向”。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毛澤東給周恩來、劉少奇、楊尚昆等的信。
33、同11。
34、《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五一七頁。
35、《共產國際通訊》第十八卷第六期。
36、毛澤東：“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戰略問題”。一九四零年三月十一日。
37、毛澤東：“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一九四零年三月六日。
38、39、40，同上。
41、同11。
42、“毛澤東同志為中共中央寫給東南局的指示信”。《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七一一至七一二頁。
43、彼得•富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記》第三四頁。
44、同42。
45、北師大編《中國現代史》第四五一頁。
46、47、48，《中國革命史薈萃》第三一二至三一三頁。北師大《中國現代史》。
49、毛澤東：“必須制裁反動派”。《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五三九至五四零頁。
50、毛澤東：“目前形勢和黨的任務”。一九三九年十月十日。
51、“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七零七頁。
52、同上，第七零八頁。
53、54、55，56、57，同上。
58、59，同42。《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七一二至七一三頁。
60、同11，第三四一頁。
61、何世芬：“毛澤東同志在抗戰初期軍事戰略轉變中的傑出貢獻”。中共《黨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一期。
62、參見曹仲彬、戴茂林：《王明傳》第三一四頁。
63、參見向青：《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關係史稿》第二四二至二四七頁等。
64、參見文聿：《中國左禍》第一七六至二一九頁等。
65、擔任過蔣介石先生侍衛長的孔令晟將軍，曾于筆者訪問臺灣時告訴過作者，他當時就在陝西擔任堵截共產黨向抗戰後方偷運鴉片的任務。
66、〔蘇〕彼得•富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記》第四三頁。
67、同上。
68、同上，第五三三頁。
69、鄭義：《紅色紀念碑》第四一七至四一八頁。
70、同67，第六八頁。
71、參見王檜林、李隆基：“抗日根據地在抗日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一九八四年第六期。王首道：“抗日根據地的偉大歷史意義與我黨實事求是的光榮傳統”，中共《黨史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二期。
第五章：
01、毛澤東此時提出的所謂擴大解放區即擴大中共的佔領區，所謂縮小淪陷區是指要縮小中華民國政府統治的區域。
02、毛澤東七道命令的部分內容。
03、中共党人張執一回憶文章：“戰鬥在敵人心臟裏”。《傳記文學》第五五卷第四期轉載。
04、《毛澤東選集》一九六七年版合訂本第一零五零頁。
05、張玉法：《中國現代史》第六八三頁。
06、同上。
07、徐焰（大陸學者）著：《蘇聯出兵中國東北紀實》第一零八頁，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
08、同上，參見第一零九頁。
09、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三十日陳雲、高崗致中共中央電。
10、同07，第一一四頁。
11、同07，第一二二頁。
12、中共在東北曾將八千日本戰俘，主要是有機械、醫療等專長的日本投降官兵納入中國人民解放軍建制，以助其打內戰。參見徐焰著《蘇聯出兵中國東北紀實》一書。
13、《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一零五七頁。
14、張玉法：《中國現代史》第七零零頁。
15、張玉法：《中國現代史》第六九二頁。
16、張執一：“戰鬥在敵人心臟裏”。
17、同上。
18、 19、20、21、22，參見沙健孫：“論一二一運動”，《北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一九八零年第六期。聶榮臻：“戰鬥在第二條戰線上”，《人民日報》，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徐玉芳：“試論第二條戰線”，《青運史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五期。沙健孫：“論抗暴運動”，《近代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四期等。
23、某作家曾參加中國大陸原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王昆侖的追悼會，當時曾驚訝王的遺體上竟覆蓋著中共黨旗。後來當該作家被中共欽點為某省的人大常委時才知道，原來所有八個民主黨派從中央到地方各級主委和秘書長都必須由中共黨員擔任，即必須是中共“地下黨”，並且是在“解放”之後。
24、毛澤東：“以自衛戰爭粉碎蔣介石進攻”。《毛澤東選集》合訂本一零八三頁。
25、毛澤東：“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六日。《毛澤東選集》合訂本一零九三頁。
26、毛澤東：“三個月的總結”，一九四六年十月十日。
27、同上。《毛澤東選集》合訂本一一零一頁。
28、毛澤東：“以自衛戰爭粉碎蔣介石進攻”，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毛澤東選集》合訂本一零八二頁。
29、毛澤東：《三個月的總結》。《毛選》合訂本第一一零一頁。
30、周穀：“六十年前潛伏在國民黨心臟中的共諜”。《傳記文學》第五十六卷第一期。
31、吳天遙：“劉鼎和西安事變”。《傳記文學》第五十六卷第三期。
32、熊向輝：“地下十二年與周恩來”。《傳記文學》第四十七卷第六期。
33、同上。
第六章：
01、一九八八年二月，某省一位名作家突然在報紙上看到自己成了某縣人民代表，緊接著又成了本省的人民代表，並被“選”為“省人大常委”。後來這位作家便在常委會上提出：“我既不知道自己被選，也沒有選過別人，怎麼就被‘選’成了代表和常委？”該省人大主任、前省委書記王光宇乃當場告訴他說：“這是組織上的事情，沒有必要讓你知道。”這位作家遂長期不去開會。
02、此為王若望先生親自告訴作者。參見《王若望文集》，中華民國團結自強協會出版。
03、由於中共檔案尚未解密，上述各種數位都是根據內部人士揭發和部分學者研究的成果。但對於實際情形而言，上述各種數字都是比較保守的。
04、盛傳中國大陸的“十等人”民謠，版本甚多，此處僅錄出其中一種，歌詞為：一等公民是公僕，子孫三代都享福。二等公民是官倒，國內國外掙美鈔。三等公民是大款，買房買車買馬票。四等公民搞承包，吃喝嫖賭都報銷。五等公民大蓋帽，吃完原告吃被告。六等公民是記者，隔三差五吃油了。七等公民手術刀，打開肚皮要紅包。八等公民方向盤，上班下班都能撈。九等公民是教育，魷魚海參認不全。十等公民老百姓，學習雷鋒幹革命。此外還有大量形容中共腐爛幹部的歌謠，如：“吃飯基本靠請，喝酒基本靠送，工資基本不花，老婆基本不用”和“喝茅臺三杯五杯不醉，打麻將三夜五夜不睡，收紅包三萬五萬不退，玩女人三個五個不累”等等。
05、辛灝年：“以血腥手段建立極權專制政權 —— 中共土改和鎮反的回顧”。一九九九年第三期香港《開放》雜誌。
06、七十年代初的中共中央文件曾有“毛澤東與汪東興有關在文革中死了多少人的對話”。
07、參見文聿著《中國左禍》一書。
08、一九八三年八月，作者應邀赴青海訪問講學，曾參觀位於柴達木盆地八百里瀚海中的諸勞改農場。是時，勞改農場十場九空，連軍警亦不易見，問及當地住民，卻被告知，幾乎所有政治犯都被平反，所以，連軍警也回家了。然而，不過數月之後，因中共嚴打，遂複人滿為患。
09、“要命”即指中共強迫農民計劃生育。
10、一九五六年三月中共中央轉批的“中央十人小組關於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的解釋及處理的政策界限的暫行規定”。
11、國民黨叛將李濟深之子李沛瑤為中共人大副委員長，為其武裝警衛所殺。
12、中共一直將它在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因製造人禍餓死數千萬農民的罪惡，歸咎於“三年自然災害”。後有學者查閱中央氣象局資料，才發現“五九、六零及六一”三年間竟風調雨順，根本沒有所謂自然災害。大陸農村老一輩農民亦對此記憶猶新。
13、上述引文均引自陳一咨著《中國大陸的改革與發展》一書。
14、轉引自鄭義《紅色紀念碑》第四七九頁。
15、一九九二年春鄧小平南巡後的對內講話，曾發至省軍級。
16、參見法國記者所著《雪域》一書。
17、一九三五年中共中央紅軍南逃彝族大小涼山地區時，劉伯承曾為借路，而親書保證在“革命”成功後讓彝族自治。一九五零年彝人要求兌現中共當年承諾，劉卻自食其言炮轟大小涼山，幾將大小涼山削平。
18、作者于一九八三年夏赴青海訪問時曾瞭解到，一九五九年西藏“叛亂”乃是中共誘發的結果。起因是有“謠言”稱“藏人要有行動”，中共乃借開會將青海的各級藏族頭人集中誘捕，從而引發青海藏族的騷亂，中共即借機鎮壓。“叛亂”遂從青海發起。
19、即中共一手培養的內蒙作家瑪拉沁夫。瑪拉沁夫海還是中共作家丁玲的學生，但因瑪拉告發丁玲講過“一本書主義”的話，此話遂成為丁玲被打成右派的罪行。
20、文革史研究家劉國凱先生，在他於一九七一年就秘密纂寫、並於一九八二年在海外用英文出版的“中共文革史”一書中，曾提出文革是三年而非十年的觀點。其理由是：自毛於一九六六年發動文革至一九六八年紅衛兵、造反派被鎮壓，毛所發動的文革就已經結束。作者初步接受劉的觀點，並明確地認為，除掉毛的紅衛兵和造反派終於被毛所鎮壓以外，文革應為三年的主要理由，乃是三年之後“毛氏君主式獨裁極權統治業已全面建立”，即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根本目的已經達成。其後直至毛死，由毛澤東和四人幫所發動的種種運動，均為文革餘波。參見劉國凱、王相先生等新編寫出版的《封殺不了的歷史》一書。
第七章：
01、一九七七至一九七九年，中共黨內供高級幹部參閱的《大參考》雜誌曾對農民搶糧 、盜糧的情形有較多報導。這是促成中共被迫同意在農村實行包產到戶的重要原因之一。
02、參見七十年代中期“全國青少年犯罪討論會”資料。
03、打“白條子”，即指中共基層政權在糧食收購工作中，用“白條子”代替現金償付農民，兌現時，又常常是按六成或七成付給現款，強取豪奪，造成農民損失慘重，從而招致農民的極大不滿。
04、江澤民曾於“六四”以後公開說過一定要讓個體戶們“傾家蕩產”，並曾見於報端。原因是個體戶們曾支持過八九民主運動。
05、參見中共頑固派領袖鄧立群等人數度致中共中央的“萬言書”。
06、一九八零年，李劍所寫的“歌德還是缺德”一文原發表于《河北文學》，中共遂利用這篇 文章挑起了一場“是歌社會主義德，還是缺社會主義德”的所謂文藝論爭，並批判 了一些所謂“缺社會主義德”的作品。
07、一九七九年二月胡耀邦在中共中央禮堂的講話。
08、參見陳一咨著《中國大陸的改革與發展》一書。
09、同上。這僅僅是一個保守的數字。另有學者指出，一九六二年中共各省省委書記並頭會曾認為，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為七千萬。
10、參見本卷第六章注第二十四條。
11、一九七八年貴州民間詩人黃翔等曾赴北京貼大字報，公開宣佈成立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國第一個民間文學社團“啟蒙社”，創辦第一個民辦刊物《啟蒙雜誌》，並發表宣言。不久，啟蒙社乃分裂為三個組織，即啟蒙社，解凍社和新潮社。後來均迅速遭到鎮壓，黃翔等為此系獄數次，年將六旬才被流放海外。
12、西單牆風雲正起之際，恰值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之時。鄧小平遂利用民主牆上的民眾呼聲，擊敗了黨中“凡是派”，奪取了中共最高權力。為此，北京民間才流傳出文中的“兩句話”，以形容西單民主牆和鄧小平及中共三中全會的關係。
13、參見李洪林著《中國思想運動史》。
14、文革後的文學解放運動以及其後的民主牆運動，曾帶來全國民辦刊物的興起。但鄧小平在逮捕了魏京生等民主牆積極分子之後，又因全國民刊協會在武漢召開全國民刊代表大會並發表宣言，中共遂下令取締民刊，大肆逮捕各地民刊的主辦者，一場以北京西單民主牆為象徵的民主運動因此而被中共撲滅。
15、同13。
16、此以某些“改革派作家”的小說、特別是中共作家王蒙的中篇小說《蝴蝶》等為發起作品。其後，所謂現代派文學因被中共官方文壇所竭力提倡而充塞文壇。
17、〔法〕米涅著：《法國革命史》。
18、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於一九八八及一九八九年出版的長篇小說《都市的女兒》和《少夫人達琳》。
19、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一日，在紐約由中國大陸學者和留學生髮起並主辦的“辛亥革命紀念大會”上，金堯如先生曾擁抱主講人辛灝年先生流淚而言，使整個會場氣氛激越。參見當時海外的相關報導。
何謂“改良”？改良就是求善，就是在不改變原有性質前提下的“自我求善”。就是指這個自我求善的過程，及其非毀棄的方式。
何謂“政治改良”？政治改良就是指在政治上的“自我求善”，和這個自我求善的過程，及其非毀棄的方式。
政治改良亦有兩種，一是政治行為的改良，二是政治制度的改良。前者具有上述政治改良的本意，是為政治改良的初級階段。後者是要對現存政治制度進行改良，是為政治改良的高級階段。然而，若無其他條件的形成、推動或逼迫，歷史至今尚未提供它成功的先例。英國是因流血的革命和流血的反復較量，才產生了改良的新政體。但這個因革命才產生的“君主立憲”，及其逐步走向“虛君共和”的歷史，卻並不是舊政治制度實行自我改良的過程和結果，而是革命爆發後實現“調和”的政治產物。這個“調和”，在王室，是為讓步；在民眾，則為勝利；在國家，是為進步；在歷史，則是提供了只有革命才能帶來王朝政治妥協的可能性；和只有革命，才能為在根本上改變專制制度帶來可能。雖然革命有著各種各樣的形式，並非專指暴力而已。前蘇俄和東歐共產專制制度的垮臺，就不是暴力革命的產物。至於十九至二十世紀交替時期的日本，雖然在近現代進步的國際條件下，被迫由封建割據走向了專制統一，即由封建式君主專制走向了中央集權式君主專制，但它只能新其貌而未能新其心的歷史事實，只能說明它在實質上不過是整個專制制度發展範疇內的改良，即專制制度發展期的改良罷了。雖然它同樣經歷了武裝改良、即“倒幕戰爭”的洗禮。
然而，政治改良卻有“何種制度之下”這樣一個前提。這就為近現代世界範圍內政治改良的歷史和現實，劃清了 “專制改良”和“民主改良”的明確界限。也就是說，在專制制度內，首先，企圖在不改變原有制度或曰體制的前提下，採用非暴力的方式以進行政治行為的自我求善，便是專制改良，亦即專制改良的初級階段。如法國國王路易十六的改良，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一世和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改良，滿清王朝前期的改良和當代東歐、蘇俄的早期改革，都屬於這一範疇。它們的共同特徵，都是處在專制制度衰亡期，為挽救這個制度及其統治而進行的政治行為的改良。至於中共，則連政治行為的改良都還沒有達到，或曰還根本不想改。其次，是在保留君主專制制度或其他形式的專制制度、專制政體的前提下，採用非暴力的方式，以對現存專制制度或曰專制體制，進行局部的、或過渡性的民主改良，比如君主立憲，便是專制制度的改良，是為專制改良的高級階段。然而，如前所說，若無其他條件的形成、推動和逼迫，歷史至今尚未提供它自我成功的先例。所以，它在性質上雖具有民主改良的本意，在結果上卻難有民主改良的成功。
由是可知，純粹的民主改良，則是指在一個已經確認、確立了民主制度的國家或地區，所進行的政治行為的改良。這個政治改良，因在民主制度已經被確認和確立之後，所以，它才既是對於舊制度遺留問題的逐步克服，又是對於新制度下新問題的逐漸解決。也就是在民主制度前提下非暴力的求善及其過程。當前東歐和俄國，以及今日中國臺灣正在試圖逐步解決的種種新舊社會問題，都是顯明的例證。
因此，凡自稱“體制內”的改良者，都應該問一問自己，“我乃是哪一家體制內的改良者？”這樣一個問題。因為這個問題，不但事關體制的性質，事關你立身于何種體制之內，事關你所推動的政治改良的性質，而且事關你個人在體制內外的政治前途。因為只要你試圖突破原專制體制，而企圖改良到另一個民主的體制裏面去，那麼，那個原專制體制就怕連體制內的一席之地也不會給你了！上個世紀末和本世紀末中國兩代專制體制內政治改良者的下場，便是明證。儘管如此，但如果你始終都要堅持留在專制體制內，又堅持自稱是所謂“體制內”的改良者，雖然你並不好意思明稱自己要維護的就是專制體制，甚至更不管這個專制體制要不要你，你都想要它，那麼，你要做一個專制制度維護者的決心和形象，也就昭然而若揭。應該說明的是，追求政治改良，且不論其身處“體制內外”者，常常都是一些希望專制統治者學好改好的人，一些對舊專制制度和舊專制統治集團懷抱希望的人，或一些與專制統治集團以及其中的權勢者們有著千絲萬縷聯繫，或有著利益和利害關係者。但是，他們當中確實有一部分人乃因渴望國家和平進步和擔心國家混亂混戰，才成為要求改良而反對革命者。這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固屬天真幻想，卻也是對革命的起因和革命暴力形式之所以形成的原因，缺少正確認識的一個結果。但是，前東歐、蘇俄非被“打垮”、而是“自垮”，雖非改良成功、亦非暴力革命所成的歷史事實，已經為非暴力的革命，展現了她完全可能取得成功的歷史可能性。
因此，當歷史已經走到了今天，走到了離我們前一代改良者和革命者的論爭已經相去近百年的時候，我們自然希望不要重返前一輩改良者和革命者曾一再歷經爭論、衝突才匯而合之的老路，而是應該在推進祖國民主進步的同一條道路上，各行其是，但又避免衝突；目標一致，卻又各顯其能。除掉象歷史上曾出現過的那樣，改良派們又要為著自身在感情或利害上的需要，而一再地反對革命。那麼，豈但革命和改良的論戰仍然不能避免，而且革命戰勝改良的前途亦必然會出現在歷史的面前。雖然我們相信今天體制內外的政治改良者們，他們大多數已經成為要求中共進行制度性改良的政治改良派了；雖然我們更加相信，今天的民主革命派們已經不可能拒絕一切能夠促成民主變革的種種和平方式了。並且越來越多的人都已經明白，倘若革命者和改良者能夠聯起手來以共同反對專制制度，中共專制統治者們，才有可能在革命這樣一個倍顯壓力的政治壓迫下，向人民實現妥協以接受和平變革。當然，中共若是繼續冥頑不靈，等待著它的，自然是革命的不可避免和改良匯入革命的不可避免。大清朝的一朝覆亡早已提供了歷史的前證，我們自然並不希望中共再將它覆滅的後證，提供給歷史。
結論 中國共產革命與中國共產黨
現在，我們可以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革命做一個結論了。這個歷史的結論就是﹕
第一、中國共產黨是在蘇俄這個境外顛覆勢力的直接策劃、操縱、命令和指揮下建立與發展起來的，是國際共產專制復辟勢力的一個部分。
第二、中國共產革命的前期，曾以俄式共產革命為榜樣，後期則是打著共產革命旗號的，具有鮮明暴民運動特徵的傳統型現代農民造反。
第三、中國共產革命的對象，非但不是專制統治和君主王朝，卻是推倒了專制王朝、結束了君主制度，正在與形形色色專制復辟勢力進行著殊死較量，並艱難地推進著民主進步的新中國——中華民國。
第四、中共建黨以來做了如下幾件大事﹕一是受俄命“參加”、誘逼和破壞孫中山先生領導的中國國民革命。二是受俄命反對北伐、破壞北伐和背叛北伐。三是受俄命發動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分裂祖國和製造兩個中國。四是在國難當頭和中華民族奮起抗戰的歷史歲月裏，假抗日和不抗日，真擴張和真賣國。五是在中國人民戰勝日本法西斯侵略之後，迫不及待地發動內戰，處心積慮地反對民主化進程，並在蘇俄的支持下，打贏了那一場意在改朝換代的農民戰爭。六是在中國大陸建立了一個全方位的教政合一式專制復辟政權，為中華民族製造了空前的災難。
有必要指出的是，這裏並不存在一個我們“要徹底否定共產黨”的問題，而是共產黨用它自己七十餘年“名為革命實為反動和血腥的歷史”，徹底地否定了它自己。雖然，有一些人對共產黨總是保留著一絲溫情，甚至是在某些搞民主的朋友身上，我們都不難看到這一絲溫情的存在。之所以如此，有的是因為與共產黨有著千絲萬縷的感情聯繫和利害關係；有的是因為對共產黨的歷史、特別是中華民國的歷史缺少最起碼的瞭解；有的雖然對專權時代的共產黨充滿否定之情，卻對共產黨這個勝利者所編造的輝煌歷史早已深信不疑，輕易難以動搖；有的僅僅因為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是一九四九年的失敗者，因而總想在失敗者那裏找到共產黨多少有些正確的證據……誠然，中國共產黨曾經最能夠蒙蔽人的，還是他們高舉過的“共產主義理想和共產主義革命”的旗幟，因為這一面旗幟太美好，也太能夠欺騙人。但是，我們只需用一個共同的標準，來檢測和衡量一下共產黨及其對中國現代歷史的“貢獻”，我們就不能不徹底地否定它和批判它。因為在中國現代歷史的艱難發展和特殊發展中，我們只能以進步還是反動的標準，愛國還是賣國的標準，來對它作出究竟是應該肯定或是應該否定的結論。因為我們無法用不同的標準來臧否中國共產黨。因為所有的政黨，所有的政治力量，包括任何個人，在歷史發展的法則面前，都只能被一視同仁。雖然這對於那些對中共情有獨鐘者，乃是一個難以回避的巨大痛苦。
同樣有必要指出的是，對共產黨的徹底否定，並不等於對共產黨人的全部否定。因為，如導論所述，一是共產主義作為一種理想，或曰僅僅作為一個空想，並沒有錯，錯的是馬克思所提出的一整套實現共產主義的理論和手段；二是傳統農民革命雖然只能導致“建立新王朝和復辟舊制度”這樣一個政治結果，但農民革命本身卻應該是被同情的，只要它不是對新生民主政權的造反和反動。許多人基於上述兩個原因而參加共產黨，甚至參加了那一場旨在打江山的共產革命和農民戰爭，也就是情有可原的了。所以，將共產革命和農民造反的一般參加者，與聽命蘇俄、陰謀破壞中國國民革命、甚至叛賣祖國利益的中共領袖們加以區別；將決策假抗戰、不抗戰和日蔣火拼之賣國路線的中共領袖，和為中共所騙，以為中共才是真抗戰而積極參加共產黨者加以區別；將在這場專制復辟的血腥歷程中已經和正在覺悟者，與為了維護到手的專制權力而繼續甘當劊子手的冥頑不化者加以區別；將不僅是正確的，而且對於進一步認清中共的歷史罪行和避免變革期的混亂與流血局面，非但極為重要，並且有益而無害。因為我們仍然希望絕大多數的中共黨人，還是回過頭來做中華的兒女，而不要繼續去做馬列的子孫。因為口口聲聲要向馬克思報到的中共黨人們，實際上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早就不信馬列了。歷史需要我們有如此的認識，歷史也要求我們這樣去做。
下卷總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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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01、《中國現代史》第四二頁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02、《張國燾回憶錄》第一冊第二四三頁。
03、參見中共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檔彙編”一九二一至一九三零部分。另參見剛剛解密的前蘇聯同時期檔案。
04、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在中共“三大”上的講話。
05、中共“三大”決議。
06、同02，第一冊第三零八頁。
07、同02，第四五四頁。
08、《李宗仁回憶錄》。
09、《張國燾回憶錄》。
10、同上。
11、轉引自向青著《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係史稿》第五十頁，北京大學出版社。
12、廖仲凱此行獲蘇俄對廣東革命政府每年二百萬墨西哥圓的援助。
13、即史達林“五月指示”。共產國際代表、印度人魯易為表示對汪精衛的信任，曾將該指示“示汪”，汪乃大懼。五月指示的主要內容：一、沒有土地革命，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就會變成不可靠的將軍們的可憐的玩物……必須根除對不可靠將軍們的依賴性，我們堅決主張從下面實際奪回土地……二、必須從下面吸收更多的新的工農領袖到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某些老領袖害怕事變，正在動搖和妥協……國民黨現存機構必須予以改變。三、動員二萬左右的共產黨員，加上湖南湖北約伍萬的革命工農編成幾個新軍。四、必須嚴懲那些壞蛋，並組織“革命軍事法庭”懲辦和蔣介石保持聯繫或唆使士兵殘害人民、殘害工農的反革命軍官……。參見《史達林全集》第十卷第一三一至─三二頁。
14、參見上卷第三章及注釋。
15、鮑羅廷為反蔣，曾在南昌和武漢分別策反李宗仁和唐生智“取蔣而代之”，當時的李宗仁雖未予理睬，唐生智則躍躍而欲試。參見《李宗仁回憶錄》等。
16、《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關於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和國民黨問題的決議》。載蘇聯《共產黨人》雜誌一九六九年第四期。
17、華岡：《中國大革命史》。中國大陸文史資料出版社。
18、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前，中共在武漢國民政府的要人吳玉璋對上海工人糾察隊的指示。
19、參見上卷第四章注。
20、《南京國民政府的建立》第四五頁。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21、中共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檔選編》，一九二六年卷第三七八至三七九頁。
22、一九二六年底，當鮑羅廷已經同意遷都時曾說“我們已有充分的準備在武漢建立自己的中央。”中共黨史專家後來也稱“中共與國民黨左派已對遷都武漢有了較為充分的思想準備。”前者參見亞•伊•斯切潘若夫著《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第四九五頁。後者參見《南京國民政府的建立》第四五頁，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23、鮑羅廷為策動唐生智“東征討蔣”，曾錯誤估計唐生智在東征前尚不可能與中共決裂。他說“我的箱內還有草（指蘇俄對武漢政府的借款），他（指唐）還要吃我的草，還不至於跑掉。”
24、一九二七年四月中，在甯方國民黨已經實行“清黨”之後，鮑羅廷和中共領袖認為“國民黨左派很可能與蔣介石妥協，而與中共分裂，因此，只有繼續北伐，才能給憂惶無措的小資產階級一個很好的希望和出路，他們必樂意跟著我們走這一條路，這樣才算是我們領導他們。”（蔡和森：《党的機會主義史》）。由是，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九日，漢方國民黨和武漢國民政府乃于武昌舉行第二次北伐誓師，並任命唐生智為北伐總指揮，任命馮玉祥為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同時希望得到閻錫山的支持。
25、甯方實行“清黨”後，對漢方北伐軍影響殊深，北伐軍獨立師師長夏鬥寅與楊森謀，並約定三十五軍軍長何健和十五軍軍長劉佐龍，然後於一九二七年五月六日自駐地宜昌沿江東下，於五月十三日發表進攻武漢的“反共通電”。武漢政府急調葉挺二十四師迎擊夏部，因何健已率軍開赴河南前線，劉佐龍部未敢輕動，遂敗。但是，夏部“叛亂”後果嚴重，不僅波及全省，而且造成漢方北伐軍軍心嚴重不穩。馬日事變和國民革命軍駐江西第三軍軍長朱陪德遣共之變，以及唐生智為清共還兵武漢之變，遂相繼發生，武漢“俄國政府”因此而面臨著漢方北伐軍眾叛親離的局面。
26、夏鬥寅起兵反共前後，北伐河南的第三十五軍軍長何健曾派參謀余湘三赴長沙與許克祥等策劃清共。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馬日）晚，由許克祥統一指揮，由教導團團長王東原、留守處主任陶柳率部分途包圍並封閉湖南省黨部、總工會、農民協會、省黨校、省特別法庭等二十餘處為共黨把持的機關，解除了工人糾察隊和農民自衛軍武裝。是晚即有百名中共黨人被處決。五月二十三日許等正式組成“中國國民黨湖南救黨辦事處”，五月二十八日又正式組成“中國國民黨湖南救黨委員會”，部份縣市遂有清共除共之舉。對“馬日事變”，武漢國民政府不願下達討許命令，汪只以國民政府名義致電長沙，令軍隊維持治安，令工農糾察隊嚴格遵守秩序，不得報復，連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也指責農民運動過火，並不批准毛澤東和蔡和森提出的，在兩湖地區舉行暴動的計畫。毛、蔡欲組織數十萬農民進攻長沙的計畫遂以泡湯。嗣後武漢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派譚平山等赴湖南查許“叛變”，並查農運過火事，鮑羅廷亦隨調查團前往。但譚平山剛抵嶽州，即獲悉許克祥已電令嶽州駐軍就地槍決鮑羅廷，鮑被嚇回。武漢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乃決定由唐生智全權處理。因唐認為農民運動過火，許克祥僅受記過處分。唐並命令為共產黨所控制的湖南黨部和民眾團體停止活動，否則即按反革命罪辦理，武漢國民黨中央只好同意。
27、因馮玉祥在鄭州會議上提出寧、漢雙方應共同北伐，遂引起中共的不安與反對。因“共同北伐”的結果必然是“共決cp（共產黨英文縮寫）”。因此，中共乃陰謀促汪、唐“東進討蔣”，即挑撥北伐軍分裂打內戰。本具野心的唐生智，因既有反共之心，又有反蔣之念，所以，乃暗決先回師武漢清共，再伺機東進討蔣。所以，鄭州會議後，唐生智即中斷北伐，還兵武漢，赴長沙調查馬日事變，並於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在長沙致電武漢政府，認為“馬日事變”責任在中共，並稱中共的工農運動，實是“橫流潰決，疊呈恐怖”。
28、當甯方清党和漢方決定繼續北伐之時，馮玉祥已入潼關，並控制了陝、甘、豫三省，稱兵五十萬，嫡系約二十五萬。但因所部一直常駐綏、陝、甘、豫等貧疾地區，經濟實力不夠，又對宿敵張作霖深懷戒心，故亟望能夠在中原駐腳，並鞏固其在國民黨中的地位。所以馮開始雖然對寧、漢雙方持中庸姿態，但當馮赴鄭州與汪會談，旋又赴徐州與蔣會談之後，馮乃決定與蔣合流並發表“敬告全國同胞及國民黨書”，要求中共暫時退出國民革命聯合戰線，停止農、工運動及階級鬥爭，驅逐鮑羅廷。馮回鄭州後，即著手 “清黨“，並將全軍政治工作人員一律集中開封受訓，以辨明是否共產黨員。第二集團軍政治部主任劉伯堅率先被解職。被查明為中共者，即專車送歸武漢。俄國顧問烏斯季若夫亦被馮遣送回國。
29、汪精衛在看到史達林的“五月指示”後，因得知中共要暴動而大懼，加上夏鬥奄“叛變”、朱培德“遣共”和 “馬日事變”後漢方國民革命軍已嚴重不穩，六月二十九日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五軍軍長何健又發佈了反共訓令，稱“工農運動，此禍不去，禍將不堪”，因此“詔告我官佐士兵暨各界父老兄弟姐妹，共起急圖。並請我中央政府，我唐總司令，明令共產黨分離”。所以，自六月中旬起即已在商量和共產黨分離辦法的汪精衛，終於七月十四日夜召開秘密會議，決定“分共”和“驅俄”、即驅逐俄國顧問鮑羅廷歸國。
30、參見《導論》對法國革命期間望岱農民叛亂的評述。
第二章：
01、羅易：《中國的革命和反革命》第五三八頁。印度加爾各答《新生出版社》，一九四六年版。
02、黃平：《往事的回憶》第六一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03、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史達林在共產國際執委會中國委員會所發表的“論中國革命前途”的演說。
04、《第三國際駐華代表羅易致馮總司令書》。
05、布哈林對中共“六大”的報告，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
06、向青：《共產革命和中國革命關係史稿》第一二一頁。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07、同上，第一一八頁。
08、中共廣州暴動於十一月十一日淩晨發動。羅氏發言為十一月十四日，廣州暴動已經失敗。
09、同07，第一二一頁。
10、如中共黨史專家解讀，“革命危機”即指“革命時機的成熟或到來”，對革命物件而言，即是“革命危 機”。參見《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關係史稿》一書。
11、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華民國東北地方政府在蘇俄駐哈爾濱領事館查獲大量蘇俄及第三國際與中共的來往函電，與蘇俄及第三國際對中共的正式命令和中共向蘇俄及第三國際的彙報文件完全吻合。其原始資料仍藏於臺北。
12、曹仲彬、戴茂林：《王明轉》第一一三頁。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13、《史達林全集》第十卷第四七至四八頁。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五四年版。
14、《國際通訊》第九卷第六四期。
15、改組派是由原汪系國民黨親俄親共派演變而來，亦為國民黨中的反蔣派。在中東路事件上，改組派堅定地維護國家民族利益，堅決地反對蘇俄侵略，故招蘇俄忌恨。蘇俄方命令中共要殺盡國民黨改組派。
16、同06，第一五七頁。
17、同06，第一七八頁。
18、同06，第一八零頁。參見王明《中共布爾什維克化的道路和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勝利》一文。另見《王明傳》。
19、同七，第一三六至一三七頁。
20、曹、戴：《王明傳》第一七三頁。
21、同上，第二零二頁。
22、中東路事件之後，李立三為執行蘇俄“武裝保衛蘇聯”的命令，曾擬定了《新的革命高潮於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在李向共產國際遠東局代表羅伯特呈報後，未獲同意，李便擅自將此決議下發，並要求撤換羅伯特。嗣後，李又拒絕接受共產國際要求停發該決議的命令，並在會上說：“忠於共產國際，遵守共產國際的紀律是一件事，而忠實於中國革命又是一回事。”他甚至說：“在佔領武漢之後，就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去和共產國際說話了。”由是而激怒了蘇俄和共產國際。這便是蘇俄和共產國際一定要“倒李”的由來。參見《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七九年版。
23、由於李立三的武裝叛國計畫大到了既要在廣州、香港等地組織暴動，以將英國捲入；又要在哈爾濱、大連等地發起暴動，引發日本和蘇聯的衝突；甚至建議第三國際採取進攻路線，促使蘇聯紅軍向我國東北發動進攻，並讓蒙古人民共和國發表作戰宣言；最後激起全世界帝國主義與蘇聯之戰。這就把蘇聯拖進了“危險的戰爭泥淖”，實與“武裝保衛蘇聯”大異其趣。這是蘇俄決定“倒李”並扶持王明上臺的又一個重要原因。參見黃平：《往事的回憶》，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24、共產國際鑒於李立三的“錯誤”，決定派周恩來和瞿秋白回國召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以批判和處分李立三。但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僅僅將李立三的錯誤歸結為“戰略上犯了‘左’的個別冒險傾向的錯誤”。所以第三國際才指責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執行的是“調和主義”的路線。王明因深諳其意，乃挑起“兩條路線”之爭，以推動“國際路線”對李立三“行左實右”路線與六屆三中全會“調和路線”的批判。
25、同06，第一七二頁。
26、同06，第一一六至一一七頁。
27、參見《中國現代史》第二三七頁。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28、《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關係史稿》第一二零頁。
29、同上。
30、北師大編《中國現代史》第二四二頁。
31、32，同30，第二四二頁、二四三頁。
33、該信亦在羅明拉茲的主持下向中共黨內發出。參見注35。
34、同30，第二四四頁。
35、文聿：《中國左禍》第十二至十四頁。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一九九四年。另參見本章下文。
36、同06，第一三四至一三五頁。
37、北師大編《中國現代史》第二四八頁。
38、毛澤東：《井岡山的鬥爭》。
39、北師大編《中國現代史》第二三六至二四九頁。
40、曹、戴：《王明傳》第一二零至一二一頁。
41、同上。
42、同上，第一一五頁。
43、同06，參見第一五五頁。
44、同06，第一五七頁。
45、同06。
46、北師大編《中國現代史》第二七三頁。
47、同上。
48、蘇聯《真理報》，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49、蘇聯外國工人出版社，一九三二年六月版。
50、北師大編《中國現代史》第三一零頁。
51、同上，第三七六頁。
52、同上。
53、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
54、《張國燾回憶錄》第二九四至二九五頁。
55、同上。
56、北師大編《中國現代史》第一九零頁。
57、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首次全文發表在中共湖南省委機關刊物《戰士》上面。再發表時，文中所引的這一段話被陳獨秀刪除。後來歷次出版發表，均刪除了這一段話。
58、同56，參見第二七三頁。
59、《張國燾回憶錄》第八九四頁。
60、《紅旗飄飄》是中共為進行“革命傳統教育”所編纂出版的大型系列《革命回憶錄》。其中記述如何改造“山中土匪、綠林好漢”為中共“革命”軍隊的故事極多。
61、參見文聿《中國左禍》一書。
62、63同上。
第三章：
01、02、03：《中國現代史》第三八九頁。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六年。
04、同上，第三九零頁。
05、《中國革命史薈萃》第一八二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六年。
06、 同上。
07、同上，第一八零頁。
08、同上。
09、同05，第一五四頁。
10、同上，第二五四頁。
11、《張國燾回憶錄》第一二零九頁。
12、同上，第一一一三頁。
13、同上，第一一二八頁。
14、同上，第一一二九頁。
15、同上，第一一八六和一一七八頁。
16、同05，第二四八頁。同01，第三九二頁。
17、同11、第一一六三和一一六四頁。
18、同上，第一一六六頁。
19、同05，第二四九頁。
20、同05，第二四九頁。
21、同11，第一二三二頁。
22、同11，第一一八二頁。
23、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共方志敏部曾打著“北上抗日先遣隊”的旗號逃出江西，後在皖南被剿滅。方本人在被捕後被處決。
24、蘇聯《真理報》，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25、向青：《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關係史稿》第一八八頁。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26、同上。
27、同25，第一九零頁。
28、同25，第二六八頁。
29、同11，第一一九九和一一二零頁。
30、同上，第一二八八頁。
31、同上。
32、同05，第二六九至二七零頁。
33、同25，第二零九頁。
34、同11、第一二零八頁。
35、北師大編《中國現代史》第四零六頁。
36、北師大編《中國現代史》第四零一頁。
37、參見北師大等編著的《中國現代史》。
38、39、40，同11，第一二零二頁。
41、同11，第一二三六頁。
42、同11，第一二三七頁。
43、同11，第一二三九頁。
44、同11。
45、46、47、同11，第一二三八頁。
48、同25，第二一零頁。
49、洛甫：“鞏固國共合作，爭取抗戰勝利”。《中國現代史資料選集》第五冊第二二一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50、同上，第二二零頁。
51、同上，第二二三頁。
52、毛澤東：“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
53、《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七二一頁。
54、同11。
55、“關於獨立自主問題的再認識”，《山東師範大學學報》一九八五年第四期。
56、同上。
57、《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五零六頁。
58、毛澤東：“共產黨人發刊詞”。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
59、毛澤東：“大量吸收知識份子”。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
60、《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四九一頁。
61、同上，第五零四頁。
62、毛澤東：“關於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七三九頁。
63、毛澤東：“共產黨員發刊詞”。
64、參見下章注第二十七條。
65、同05，第二七九頁。
66、中國大陸《黨史資訊報》，一九八九年一月十六日，第四版。
67、王稼祥：“回憶毛澤東同志與王明機會主義路線的鬥爭”。《人民日報》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68、同11，第一三二七頁。
69、王明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九日至十四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
70、曹仲彬、戴茂林：《王明傳》第三零七頁。吉林文史出版社。
71、同70。
72、王明：“蘇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二十周年與中國人民對日作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
73、同70。
74、王明：“在三月政治局會議上的總結”。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編選的《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八冊第一二零頁。
75、同上。
76、同25。第二三一頁。
77、同上，第二三一至二三二頁。
78、同70、第二九一頁。
79、《彭德懷自述》第二二四頁。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八一。
80、同70。
81、同上。
82、《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五零五頁。
第四章：
01、《六大以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02、同上。
03、《張國燾回憶錄》第一二九四頁。
04、05、同03，第一二九五頁。
06、07、08、同03，第一二九六至一二九七頁。
09、同上，第一二九七至一二九九頁。
10、〔蘇〕彼得•富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記》第一九二頁。
11、《中國革命史薈萃》第二八七頁。
12、曹仲彬、戴茂林：《王明傳》。上述電文參見《中共中央檔選集》第十集。
13、同11，第三三六頁。
14、“平型關伏擊戰所殲之敵非二十一旅團主力之辨析”。《中國革命史薈萃》第三三六頁。
15、張玉法：《中國現代史》第六二一頁。
16、17、18、19、20，《中國革命史薈萃》第三三一頁至三三五頁。
21、《彭德懷自述》和《中國革命史薈萃》第三三四頁。
22、23，同11。
24、《中國革命史薈萃》第三三二頁。
25、同上。
26、〔蘇）彼得•富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記》第一九二頁。
27、同上。
28、《戰爭和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五一五至五一七頁。
29、同上。
30、向青：《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關係史稿》。
31、同11，第二八八頁。
32、毛澤東：“關於整個華北工作應以遊擊戰爭為唯一方向”。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毛澤東給周恩來、劉少奇、楊尚昆等的信。
33、同11。
34、《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五一七頁。
35、《共產國際通訊》第十八卷第六期。
36、毛澤東：“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戰略問題”。一九四零年三月十一日。
37、毛澤東：“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一九四零年三月六日。
38、39、40，同上。
41、同11。
42、“毛澤東同志為中共中央寫給東南局的指示信”。《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七一一至七一二頁。
43、彼得•富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記》第三四頁。
44、同42。
45、北師大編《中國現代史》第四五一頁。
46、47、48，《中國革命史薈萃》第三一二至三一三頁。北師大《中國現代史》。
49、毛澤東：“必須制裁反動派”。《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五三九至五四零頁。
50、毛澤東：“目前形勢和黨的任務”。一九三九年十月十日。
51、“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七零七頁。
52、同上，第七零八頁。
53、54、55，56、57，同上。
58、59，同42。《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七一二至七一三頁。
60、同11，第三四一頁。
61、何世芬：“毛澤東同志在抗戰初期軍事戰略轉變中的傑出貢獻”。中共《黨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一期。
62、參見曹仲彬、戴茂林：《王明傳》第三一四頁。
63、參見向青：《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關係史稿》第二四二至二四七頁等。
64、參見文聿：《中國左禍》第一七六至二一九頁等。
65、擔任過蔣介石先生侍衛長的孔令晟將軍，曾于筆者訪問臺灣時告訴過作者，他當時就在陝西擔任堵截共產黨向抗戰後方偷運鴉片的任務。
66、〔蘇〕彼得•富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記》第四三頁。
67、同上。
68、同上，第五三三頁。
69、鄭義：《紅色紀念碑》第四一七至四一八頁。
70、同67，第六八頁。
71、參見王檜林、李隆基：“抗日根據地在抗日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一九八四年第六期。王首道：“抗日根據地的偉大歷史意義與我黨實事求是的光榮傳統”，中共《黨史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二期。
第五章：
01、毛澤東此時提出的所謂擴大解放區即擴大中共的佔領區，所謂縮小淪陷區是指要縮小中華民國政府統治的區域。
02、毛澤東七道命令的部分內容。
03、中共党人張執一回憶文章：“戰鬥在敵人心臟裏”。《傳記文學》第五五卷第四期轉載。
04、《毛澤東選集》一九六七年版合訂本第一零五零頁。
05、張玉法：《中國現代史》第六八三頁。
06、同上。
07、徐焰（大陸學者）著：《蘇聯出兵中國東北紀實》第一零八頁，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
08、同上，參見第一零九頁。
09、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三十日陳雲、高崗致中共中央電。
10、同07，第一一四頁。
11、同07，第一二二頁。
12、中共在東北曾將八千日本戰俘，主要是有機械、醫療等專長的日本投降官兵納入中國人民解放軍建制，以助其打內戰。參見徐焰著《蘇聯出兵中國東北紀實》一書。
13、《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一零五七頁。
14、張玉法：《中國現代史》第七零零頁。
15、張玉法：《中國現代史》第六九二頁。
16、張執一：“戰鬥在敵人心臟裏”。
17、同上。
18、 19、20、21、22，參見沙健孫：“論一二一運動”，《北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一九八零年第六期。聶榮臻：“戰鬥在第二條戰線上”，《人民日報》，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徐玉芳：“試論第二條戰線”，《青運史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五期。沙健孫：“論抗暴運動”，《近代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四期等。
23、某作家曾參加中國大陸原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王昆侖的追悼會，當時曾驚訝王的遺體上竟覆蓋著中共黨旗。後來當該作家被中共欽點為某省的人大常委時才知道，原來所有八個民主黨派從中央到地方各級主委和秘書長都必須由中共黨員擔任，即必須是中共“地下黨”，並且是在“解放”之後。
24、毛澤東：“以自衛戰爭粉碎蔣介石進攻”。《毛澤東選集》合訂本一零八三頁。
25、毛澤東：“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六日。《毛澤東選集》合訂本一零九三頁。
26、毛澤東：“三個月的總結”，一九四六年十月十日。
27、同上。《毛澤東選集》合訂本一一零一頁。
28、毛澤東：“以自衛戰爭粉碎蔣介石進攻”，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毛澤東選集》合訂本一零八二頁。
29、毛澤東：《三個月的總結》。《毛選》合訂本第一一零一頁。
30、周穀：“六十年前潛伏在國民黨心臟中的共諜”。《傳記文學》第五十六卷第一期。
31、吳天遙：“劉鼎和西安事變”。《傳記文學》第五十六卷第三期。
32、熊向輝：“地下十二年與周恩來”。《傳記文學》第四十七卷第六期。
33、同上。
第六章：
01、一九八八年二月，某省一位名作家突然在報紙上看到自己成了某縣人民代表，緊接著又成了本省的人民代表，並被“選”為“省人大常委”。後來這位作家便在常委會上提出：“我既不知道自己被選，也沒有選過別人，怎麼就被‘選’成了代表和常委？”該省人大主任、前省委書記王光宇乃當場告訴他說：“這是組織上的事情，沒有必要讓你知道。”這位作家遂長期不去開會。
02、此為王若望先生親自告訴作者。參見《王若望文集》，中華民國團結自強協會出版。
03、由於中共檔案尚未解密，上述各種數位都是根據內部人士揭發和部分學者研究的成果。但對於實際情形而言，上述各種數字都是比較保守的。
04、盛傳中國大陸的“十等人”民謠，版本甚多，此處僅錄出其中一種，歌詞為：一等公民是公僕，子孫三代都享福。二等公民是官倒，國內國外掙美鈔。三等公民是大款，買房買車買馬票。四等公民搞承包，吃喝嫖賭都報銷。五等公民大蓋帽，吃完原告吃被告。六等公民是記者，隔三差五吃油了。七等公民手術刀，打開肚皮要紅包。八等公民方向盤，上班下班都能撈。九等公民是教育，魷魚海參認不全。十等公民老百姓，學習雷鋒幹革命。此外還有大量形容中共腐爛幹部的歌謠，如：“吃飯基本靠請，喝酒基本靠送，工資基本不花，老婆基本不用”和“喝茅臺三杯五杯不醉，打麻將三夜五夜不睡，收紅包三萬五萬不退，玩女人三個五個不累”等等。
05、辛灝年：“以血腥手段建立極權專制政權 —— 中共土改和鎮反的回顧”。一九九九年第三期香港《開放》雜誌。
06、七十年代初的中共中央文件曾有“毛澤東與汪東興有關在文革中死了多少人的對話”。
07、參見文聿著《中國左禍》一書。
08、一九八三年八月，作者應邀赴青海訪問講學，曾參觀位於柴達木盆地八百里瀚海中的諸勞改農場。是時，勞改農場十場九空，連軍警亦不易見，問及當地住民，卻被告知，幾乎所有政治犯都被平反，所以，連軍警也回家了。然而，不過數月之後，因中共嚴打，遂複人滿為患。
09、“要命”即指中共強迫農民計劃生育。
10、一九五六年三月中共中央轉批的“中央十人小組關於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的解釋及處理的政策界限的暫行規定”。
11、國民黨叛將李濟深之子李沛瑤為中共人大副委員長，為其武裝警衛所殺。
12、中共一直將它在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因製造人禍餓死數千萬農民的罪惡，歸咎於“三年自然災害”。後有學者查閱中央氣象局資料，才發現“五九、六零及六一”三年間竟風調雨順，根本沒有所謂自然災害。大陸農村老一輩農民亦對此記憶猶新。
13、上述引文均引自陳一咨著《中國大陸的改革與發展》一書。
14、轉引自鄭義《紅色紀念碑》第四七九頁。
15、一九九二年春鄧小平南巡後的對內講話，曾發至省軍級。
16、參見法國記者所著《雪域》一書。
17、一九三五年中共中央紅軍南逃彝族大小涼山地區時，劉伯承曾為借路，而親書保證在“革命”成功後讓彝族自治。一九五零年彝人要求兌現中共當年承諾，劉卻自食其言炮轟大小涼山，幾將大小涼山削平。
18、作者于一九八三年夏赴青海訪問時曾瞭解到，一九五九年西藏“叛亂”乃是中共誘發的結果。起因是有“謠言”稱“藏人要有行動”，中共乃借開會將青海的各級藏族頭人集中誘捕，從而引發青海藏族的騷亂，中共即借機鎮壓。“叛亂”遂從青海發起。
19、即中共一手培養的內蒙作家瑪拉沁夫。瑪拉沁夫海還是中共作家丁玲的學生，但因瑪拉告發丁玲講過“一本書主義”的話，此話遂成為丁玲被打成右派的罪行。
20、文革史研究家劉國凱先生，在他於一九七一年就秘密纂寫、並於一九八二年在海外用英文出版的“中共文革史”一書中，曾提出文革是三年而非十年的觀點。其理由是：自毛於一九六六年發動文革至一九六八年紅衛兵、造反派被鎮壓，毛所發動的文革就已經結束。作者初步接受劉的觀點，並明確地認為，除掉毛的紅衛兵和造反派終於被毛所鎮壓以外，文革應為三年的主要理由，乃是三年之後“毛氏君主式獨裁極權統治業已全面建立”，即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根本目的已經達成。其後直至毛死，由毛澤東和四人幫所發動的種種運動，均為文革餘波。參見劉國凱、王相先生等新編寫出版的《封殺不了的歷史》一書。
第七章：
01、一九七七至一九七九年，中共黨內供高級幹部參閱的《大參考》雜誌曾對農民搶糧 、盜糧的情形有較多報導。這是促成中共被迫同意在農村實行包產到戶的重要原因之一。
02、參見七十年代中期“全國青少年犯罪討論會”資料。
03、打“白條子”，即指中共基層政權在糧食收購工作中，用“白條子”代替現金償付農民，兌現時，又常常是按六成或七成付給現款，強取豪奪，造成農民損失慘重，從而招致農民的極大不滿。
04、江澤民曾於“六四”以後公開說過一定要讓個體戶們“傾家蕩產”，並曾見於報端。原因是個體戶們曾支持過八九民主運動。
05、參見中共頑固派領袖鄧立群等人數度致中共中央的“萬言書”。
06、一九八零年，李劍所寫的“歌德還是缺德”一文原發表于《河北文學》，中共遂利用這篇 文章挑起了一場“是歌社會主義德，還是缺社會主義德”的所謂文藝論爭，並批判 了一些所謂“缺社會主義德”的作品。
07、一九七九年二月胡耀邦在中共中央禮堂的講話。
08、參見陳一咨著《中國大陸的改革與發展》一書。
09、同上。這僅僅是一個保守的數字。另有學者指出，一九六二年中共各省省委書記並頭會曾認為，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為七千萬。
10、參見本卷第六章注第二十四條。
11、一九七八年貴州民間詩人黃翔等曾赴北京貼大字報，公開宣佈成立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國第一個民間文學社團“啟蒙社”，創辦第一個民辦刊物《啟蒙雜誌》，並發表宣言。不久，啟蒙社乃分裂為三個組織，即啟蒙社，解凍社和新潮社。後來均迅速遭到鎮壓，黃翔等為此系獄數次，年將六旬才被流放海外。
12、西單牆風雲正起之際，恰值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之時。鄧小平遂利用民主牆上的民眾呼聲，擊敗了黨中“凡是派”，奪取了中共最高權力。為此，北京民間才流傳出文中的“兩句話”，以形容西單民主牆和鄧小平及中共三中全會的關係。
13、參見李洪林著《中國思想運動史》。
14、文革後的文學解放運動以及其後的民主牆運動，曾帶來全國民辦刊物的興起。但鄧小平在逮捕了魏京生等民主牆積極分子之後，又因全國民刊協會在武漢召開全國民刊代表大會並發表宣言，中共遂下令取締民刊，大肆逮捕各地民刊的主辦者，一場以北京西單民主牆為象徵的民主運動因此而被中共撲滅。
15、同13。
16、此以某些“改革派作家”的小說、特別是中共作家王蒙的中篇小說《蝴蝶》等為發起作品。其後，所謂現代派文學因被中共官方文壇所竭力提倡而充塞文壇。
17、〔法〕米涅著：《法國革命史》。
18、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於一九八八及一九八九年出版的長篇小說《都市的女兒》和《少夫人達琳》。
19、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一日，在紐約由中國大陸學者和留學生髮起並主辦的“辛亥革命紀念大會”上，金堯如先生曾擁抱主講人辛灝年先生流淚而言，使整個會場氣氛激越。參見當時海外的相關報導。
第七章 中國大陸晚清政局的全面重現和極端發展
一 中共十年經改的動因與理論、步驟與內容、成效與困境
第一、中共十年經改的動因和理論
一、動因
自一九四九年中共于大陸建立政權至一九七六年毛澤東死，前後二十八年，雖然既無外患更無內憂，“人人山呼萬歲，個個俯首聽命，一派太平局面”，但是，由現代共產革命和傳統農民造反之雙重勢力，所建立的專制復辟統治，所架構的現代極權制度，所必然要表現出來的種種敗症，卻造就了“血雨腥風數十年，塗炭生靈上億萬”這樣一個空前悲慘的歷史局面。是故，毛澤東死後，廣大農村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貧下中農們，終於迭起偷糧、盜糧和搶糧的風潮，驚心而動魄。01 社會秩序亦由文革開始後的動盪不安，走向了公開反抗與變相反抗的不斷發生。社會各種刑事犯罪不僅持續暴起而不衰，至一九七六年，青少年犯罪比例已經占全社會犯罪比例的百分之四十一。02 特別是曾經遭遇過種種冤假錯案的人們及其親人，未死者渴望平反，已死者陰魂不散。廣大倍受蹂躪和殘害的知識份子，即“臭老九”們，更是長哭當歌，痛定思恨，終於萌發了對“民主與科學”的重新反思和追求之心。北京西單牆上，一幅希特勒握著毛澤東的手說“兄弟，你比我幹得更好”的漫畫，已經尖銳地表現了人民對於毛澤東和中共二十餘年種種倒行逆施的極端憤恨和沉痛思考。中國大陸人民再也不能忍受“鐵幕遮掩下的殘酷統治和信仰支撐下的貧困生活”了。一曲“大幹部送上門、中層幹部開後門、小幹部亂找人、老百姓罵出門”的民間歌謠，實已唱出了人民無限不滿與痛苦的心聲。
毛澤東死後的中共及其專制政權，雖然面臨著這樣一個一觸即發的社會局面，然而，華國鋒卻要在“兩個凡是”的信條下“按既定方針辦”，繼續執行沒有毛澤東的毛澤東路線。於是，因十年內訌而成為階下囚的中共部分黨人，終於在“保證永不翻案”的鄧小平率領下，為從頭收拾“紅山河”，為挽狂瀾於既倒，為製造毛後中共專制復辟的“中興”局面，為追求中共的“長治久安”，乃接過“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理論武器，號召“思想解放”，以對毛澤東晚年的思想行為論是非，甚至公然批判毛澤東晚年的錯誤，由是而推倒了“兩個凡是”。同時，以平反七六年四五天安門事件和平反冤假錯案來收拾人心，以所謂撥亂反正來推倒文革，以提倡回到“科學的毛澤東思想體系裏面去”來歸複文革前中共正宗專制統治，以高喊“振興中華、實現四個現代化和號召國人向前看”來重新激勵人心，從而拉開了中共十年改革的序幕。
二、理論
首先，據實而論，中共十年改革並無理論可言。這是因為，中共在十年改革中，始終固守四個堅持，堅守教政合一的極權政治體制，不斷強化正在被迫削弱下去的專制思想統治。因而，作為中共政權思想基礎的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不僅仍處於獨尊地位，起碼在表面上和形式上，沒有人敢公開反對。這就為改革在理論上圈下了一塊不容逾越的思想禁區。任何人衝撞不得。其次，蓋因馬列毛只有“革命”理論，即殺人奪權和殺人固權的理論，向無改革的理論，所以，中共的改革，也就不可能在馬列毛思想的指導下進行之。相反，所謂改革，若要依據馬列毛的理論來進行分析，就純屬“反其道而行之”。因此，一向誇口擁有“光輝革命理論”的中共，既不能“掛狗頭、賣狗肉”，便只好“掛羊頭、賣狗肉”了。也就是馬列毛思想照掛，背叛馬列毛的改革照幹。這雖是人人心知肚明的事情，也是除掉中共“昏糊老朽、惡棍左王”以外者所樂於暫時執行的。但是，畢竟“掛羊頭、賣狗肉”的勾當，不是正大光明的勾當，因此，實際上的狗肉買賣，就非但不能過份，尤其是掛羊頭的把戲，就更不能叫人公開戳穿。更何況中共內部的左派，即要維護馬、列、毛思想正宗的頑固派們，又時時要“聞腥而作亂”。再加上改革者本人，雖有改革救黨之念，卻無變革專制之心。特別是他們為了維護中共一黨專制統治的合法性與合理性，又非馬、列、毛這張畫皮不可。
這樣說，並非指中共十年改革毫無“理論”可言。與中共慣用的“口號”式革命理論一樣，由鄧小平所建立的所謂改革理論，亦常常是以“口號”代替”理論”。這就既省略了理論本身所必須的科學性，又易於“標明立場、雷厲風行”。如果說，鄧小平於十年改革中尚有什麼循序漸進的“理論”即口號的話，那就是﹕
其一、以“振興中華，實現四個現代化和向前看”為口號，既要求消彌黨內分歧，又希望消彌人民仇恨，於不堪回首之中，試圖號召黨人和民眾引項向前，為用改革創造中共長治、人民久安的新一輪專制統治局面而勉為其難。
其二、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為理論旗號。但批毛不批党，否文革不否定十七年，一心想歸複中共文革前十七年的正宗專制統治。
其三、提出所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將已經進行了三十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仍然放回到沒有高級階段的初級階段去。既對前三十年的一切罪惡包禍容過，又為改革的過失開脫罪責。這算是鄧小平的一個“前後皆得和左右逢源”的“理論”。
其四、大言“改革是前人所沒有做過的事情”，因而提出“只能摸著石頭過河”。這個“過河論”是在一九八五年後，當改革迅疾滑坡，人心黨心不滿，面對黨內黨外種種指責之時，由鄧小平提出來作“自我辯護”的理論。這個在一個相當時期內被當作重大改革理論的“理論”，一是證明中共黨人無知，並敢以無知欺天下人，將古今中外一切有聲有色有血有淚的改革，歸為烏有。二是將這一場改革的真情和實景，無可奈何地表現得淋漓盡致。“過河論”一出籠，立即引起廣大人民群眾的極端不滿。在廣大民間，人民便常常用“十二億人憑什麼都要跟著你摸著石頭過河”的話，來嘲笑之、批駁之和反對之。這句話在人民渴望真正改革的心理追求上，撒下了無邊的陰影。說它是人民在理性上認識與看破中共所謂改革的開始，亦不為過。
其五、高喊“長治久安”。即“中共長治，人民久安”。此語不僅凸顯了晚清慈禧和今日中共所一心相與的共同政治願望，更將中共要借改革以預防革命和苟延專制統治的全部企圖暴露無遺。
其六、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理論。如果說十年改革伊始，當局部恢復個體經營已經造成部分個體經營者不正常的劇然成富，甚至造成朝野上下物議洶洶之時，鄧小平說出這樣一句話來，意在保護剛剛推開的經濟改革勢頭，以平衡社會心理，亦未必大錯，那麼，一九八五年，當中共高幹子弟弄權經商已經造成官倒橫行、權門暴富之時，鄧小平的這一句話和他對這一句話所加的補充與解釋，即“既然能夠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為什麼我們的子弟就不能先富起來”，也就在中共拒不進行政治改革的前提下，既迅疾造成了中共經濟改革的巨大混亂和民心的極大不滿，又造成了中共官場貪污腐敗的肆意橫行，更暴露了“中共專制統治者們”的無限貪婪精神，從而為他們所一心相與的“長治久安”願望，製造了黨基崩潰的無窮危險。
如果說“振興中華、實現四個現代化和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等“理論”，尚為撥亂反正與推動經濟改革，起到了思想發動作用的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語，尚可視作中共為自己以往的罪惡“遮羞、彌過”的話；其餘一切所謂理論，不僅均不是指導和引導改革的理論，而且在實際上都為凸顯這一場改革意在維護專制統治和專制制度的本質，和促使這一場改革的迅疾滑坡直至失敗，起到了彰明較著的作用。這既是中共十年改革的本質體現，更為中共借改革以自救的目的所使然。
第二、中共十年經改的步驟和內容、成效與困境
中共的十年經濟改革，基本上可分為“以撥亂反正為先導，以農村改革為開篇，以城市經濟改革為主題，以引進外資、實行合資、允許獨資為手段”四個方面。
一、所謂以撥亂反正為先導，即指部分地恢復為中共文革和文革前十七年所毀掉的一切社會正常存在。具體地說，一是恢復原有的黨政系統及其建制，恢復下放幹部和插隊知識青年回城工作和待業的權力，恢復被廢止了十年的高等學校考試制度，恢復一九四九年前向西方派遣留學生的制度。二是先黨人後群眾地為文革和前十七年的部分冤假錯案平反，直至為地富摘帽和為右派改正。意在收拾人心和恢復社會秩序。
二、所謂以農村改革為開篇，即指在少數省區農村自發包產到戶的形勢下，被迫恢復一九六零年曾被劉少奇肯定和保護過的“三自一包”救命政策。並在此基礎上，廢除人民公社制度，將農民的農產品生產權、農產品經營權和基本人身權力部分地歸還給農民，初步地將農奴複歸為農民，逐步地推行包產單幹。從而，在短暫的時期內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起到了恢復農民傳統的小生產以救社會主義的命這樣一個作用。
有必要說明的是，農村改革之所以能夠在短暫的時間內獲得相當的成就，並因之而奠於了八十年代整個經濟改革的基礎，蓋因農村改革已經超出經濟改革的範疇，具有明顯的政治改革內涵。雖然它不是向前改，而是向後改。但是，它畢竟將中共在中國大陸農村所長期製造的歷史性倒退，進行了撥亂反正，使中共一手架構的共產農奴制度開始瓦解。但是，一九八四年中共對農村改革政策調整的失敗，以及由接踵而來的“雙軌制”所造成的，農業生產資料的暴漲、賣糧難、和“打白條子”03 等一系列問題的出現，遂使農村改革迅速出現“嚴重滑坡”。中國大陸農村短暫的好年頭和好景象，就此江河日下，不復再來。新的農村社會危機卻由是而生。
三、所謂以城市經濟改革為主題。農村改革固然能夠起到穩定社會與政權的作用，但作為現代社會經濟命脈所在，和造就了現代社會經濟發展的主體，卻是城市。但也正因為城市集政治、經濟、文化於一體，所以它的改革，才既不可能象農村那樣，只需“分田單幹”，解散人民公社，即走“回頭路”，便能夠收到改革的“奇效”。更何況由中共所建構的專制權力經濟，乃是對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的直接制約和嚴重制約。因而，只要党權不放，政權不讓，專制權力經濟的基本形態沒有改變，其城市經濟改革也就不可能獲得成功。一九八九年前城市經濟改革的一再失敗，就已經證明了上述理由的正確。但是，在中共十年改革中，城市經濟改革還是在一定範圍內和一定程度上獲得了一些治表不治裏的成績。它具體表現在﹕
其一、與在農村恢復傳統農民的小生產一樣，恢復了傳統型的城市個體經營，實際上就是恢復了小商小販在流通領域裏的數千年歷史性存在。但是，這個恢復，卻溝通了城鄉與民間的物資交流，開拓了城市閒散人員就業的機會，造成了個體經營這個傳統的社會正常構成，在中共專制統治下的再生和崛起。
其二、在局部恢復個體經營的基礎上，允許“個體經營”的限制性發展。將小商小販小個體戶在流通領域和小生產領域，發展成了擁有一定經營資金和一定經營範圍的新型資產者，從而恢復了一定限度內的私人雇傭勞動。在沿海省份，這種個體經營在規模上發展較大，重新造就了一定數量的家庭式手工作坊的出現，使得當代中國的民間工業，再度呈現出了宋末明初自由手工業初萌期的歷史景象。
其三、恢復、建立和發展鄉鎮企業，使之成為地方工業的補充者與鄉鎮經濟的主體。好處是活躍了城鄉小商品市場，發展了鄉鎮經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鄉鎮及農村生活的水準；壞處是使中共鄉鎮基層政權有了揮霍的“小金庫”，造成農村腐敗橫生。因為鄉鎮企業直屬鄉鎮黨、政兩權領導人，由是，鄉鎮企業的負責人，便在改革中迅速成為有權有錢者，農民對他們的普遍怨恨亦由是而得以迅速擴張。
其四、仿傚清政府於經濟改革中建立上海經濟特區和開放通商口岸的辦法，延承毛澤東“抓典型”的一貫手法，在維繫中共黨政兩權專制政體的前提下，建立深圳、珠海兩個經濟特區，仿傚“資本主義”的經濟管理和經營模式，意在使它們成為一個紅色的資本主義世界。若就現實的政治經濟狀態而言，它們不過是中共專制權力控制下的官倒、官商和一切不正常經營的中心和發源地，被中國民間稱作“第一和第二官倒中心”，是中共改革腐敗和腐敗改革的象徵地。若借歷史的前證相比，它又酷似清政府的上海經濟特區，卻又遠不及晚清的上海。因為晚清的上海只有政權，沒有党權即教權；確有資本主義，即有自由主義經濟的真發展，而無專制權力經濟的主體控制。加之舊上海雖然是帝國主義冒險家的樂園，新特區卻是中共權貴及其子弟發財致富的溫柔鄉。雖然它所呈現的繁榮和繁華尚遠不能與當年的上海相比。再者，中共建立深圳、珠海經濟特區的目的，固然是為了抓典型、樹樣板，但是，即便是鄧小平於一九九一年發表南巡講話時，極力鼓吹深圳、珠海經驗，卻又絕不敢向內地推廣。無非是不能將中國大陸廣闊的土地都變成“紅色資本主義”世界罷了。誠如中國大陸民間有言，“所謂特區，乃中共特權地區之所謂也。”
其五、所謂提出城市經濟改革，建立市場經濟，實行“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並行的雙軌制”。這三個提出，前兩個固為形勢所迫而不得不為，在理論上也屬於真改革，但是，中共的專制權力經濟結構，卻只能使它們成為空談。因為，當作為城市經濟改革重心的“向市場經濟轉型”，一旦受控於專制權力之下，則以自由競爭為前提和本質的市場經濟發展，就只有死路一條了。至於第三個理論，中共一則允許實行，二則樂於實行。因為它一是在理論上並未全部否定專制權力經濟，二是在實際上使有權力的專制統治者們擴大了賺錢的特權。因為由權力以平價買進計畫商品，再用權力將計畫商品以高價賣入無計畫的市場，便會僅僅因為權力這根杠杆的作用，而在流通領域的轉瞬和轉手之間，就能獲得驚人的“利潤”。這是中共官倒、權倒爆發的巨大歷史契機，也是中共權力階層暴富的絕好“商業”手段。自然，更是中共改革隨之迅疾滑坡，和由改革所招致、所擴大的各種社會敗症交相併發的主要根由之一。一九八九年前，中共的城市經濟改革更由此而歸於失敗。
其六、所謂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于企業疏離党權，擴大企業的經營自主權。可以說，這是中共城市經濟改革唯露改革容顏之處。但是，由於專制權力經濟的頑固性，即党權、政權對於經濟領域生產權和經營權的不肯真讓和不肯真放，而只能收效甚微，甚至一再出現反復。如雖然局改公司，公司卻既設黨委，又有被規定的行政級別，是故，企業界的党權和政權也就成為假讓和假放；若再加上企業內部的党權和廠長權，又一直在隨著中共層層權力鬥爭的起落而相消長，是故，被鬆綁的廠長既不能“松心”，也就談不上真正的“鬆綁”。特別是“冷風”一來，黨中的改革派一遭難，廠長們就會被黨委書記們名以各種經濟問題、生活問題而投在明槍暗箭之下，直至紛紛落馬。十年改革中，這種倒楣的廠長無以數計。其中銜冤之深者早已令全國人民震驚不已。
四、所謂以引進外資、實行合資和允許獨資為手段。
中共北京政權建立伊始，即實行了閉關自鎖的政策。換言之，即中共在這個世界上已經棄絕交遊久矣。毛死後，鄧小平發動改革，本質既在自救，對內便要暫時 “與民讓步”，對外便要放棄僵死的社會主義立場。如是，鄧小平也就不得不在防止和反對資產階級思想文化的前提下，逐步地開始了引進外資、實行合資和允許獨資的新經濟政策。這一改革大計，雖是清政府老早就做過的，並也曾卓有成效，但在中共卻是石破天驚，更被他們自己認作“史無前例”。再加上中國市場既大，勞動力又低賤到了不能再低賤的地步，加之早期的官場因眼界剛開，口胃不大，甚至只需要一瓶洋酒、一台彩電就可以使外資引進，合資簽訂，獨資有望。如是，也就吸引了海外形形色色的投資者，包括先到的港商，後來的洋商和最後趕來的台商，從而造成了一派轟轟烈烈的投資、合資及獨資的經濟改革景象。這個景象，在促成中共八十年代的經濟自救上自然功不可沒；這一景象，在導致中國官場腐敗的迅速加深上，更是功勳卓著；這一景象，對屢經危難的中共經濟之一再輸血，則在相當程度上和在相當多的次數上，起到了維繫中共專制統治的巨大作用；這一景象，又為中國大陸人民放開眼睛看世界，從而愈來愈催動起他們對於民主改革的渴求，直至形成他們對中共經改的本質認識和深刻認識，就更是“患莫大矣”。因此，投資、合資和獨資的風氣及規模，也就伴隨著中共改革風雲的變幻，改革派和頑固派權力的相消長，經濟發展的禍福不定，中共專制統治危機的或隱或現，而時漲時落。更在一九九一年之後，為中共層層統治集團中人紛紛借投資、獨資和合資舉外債，變私款，轉放海外為其子孫留後路，提供了絕好的手段和管道。據北美《世界日報》報導，一九九四年，海外對中國大陸投資總數，即為中共轉放海外之個人財富總數的驚人消息，實在使一切真正愛國的華僑頓生扼腕切齒之痛。
誠然，與農村改革的成就相比，姍姍來遲的城市經濟改革，由於政治改革的決然不行，才一方面造成了城市經濟改革的不改不動和改而難動，一方面又因城市經濟改革伊始，就立即推行了“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雙軌制”，才造成改革尚未見效，腐敗已經橫流，一場城市經濟改革幾乎完全成了“官倒與腐敗”的代名詞。它不單在社會風氣上轉瞬即造成了“一切向錢看”的腐朽風氣，而且在社會心理上更是增強了嚴重的社會不公感覺。其在權錢關係上，一是使社會權力意識在改革的年代反而有強無弱，二是使權錢交易成了敗壞一切社會公德的禍水。
在中共十年經濟改革中，除掉創造了一片表面繁榮和虛假繁榮以外，個體經營的發展應算是城市經濟改革的一項重大成就。這個重大成就，一方面證明了在所謂社會主義條件下，個體經營只有被迫走與封建官場及專制權力相結合的道路，才能獲得生存和發展，從而使得民族自由經濟在其再生伊始，就走向了非自由發展的歧途。一九八七年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發表並出版的長篇小說《癡漢》一書，就對此作出了十分生動和準確的文學概括。另一方面它又在實際上為增加中共財稅收入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以安徽省為例，一九八九年個體戶的稅收已達全年財政收入的近半數，一九九一年則達到當年財政收入的一半以上。這對於撐持中共江河日下的經濟，實在是功莫大焉。所以，一九八九年以後曾一心想使個體戶們傾家蕩產的“江核心”，04 也不得不在二度改革中容忍個體戶們繼續發財致富，並絕不容許它們退隱家園，否則便以凍結、甚至沒收銀行存款相刁難。由是，中共雖因“民族資產階級”的再生與發展而寢食難安，然而，真要下決心掐死這個新生的“畸形民族資產者階級”，其經濟便會立即陷入不能維持的境地。因而，由這個“畸形民族資產者階級”給中共在政治上帶來的擔憂和在經濟上帶來的好處 —— 不論是于公還是於私，均已使中共處於進退維谷和莫衷一是的困苦境地。“左王”們指責“個體戶發展已經宣佈社會主義失敗”一類的話，和他們所一再發出的“中國就要形成為資產者階級的個體戶將必然要在政治上有所要求、並要尋找代理人”的警告，無非表現了他們對“山河就要變色”的心慌意亂罷了。05
二 中共十年改革的範圍、禁區、死區、後果及專制改良本質
第一、中共十年改革的範圍
中共十年改革除掉曾在農村改革中解散人民公社、即解放共產農奴，乃具有政治改革的意義以外，其他任何改革，特別是城市改革，均被限定在經濟改革的明確範圍之內。即只准許經濟改革，而不准許政治改革。或曰只有政治改革的空喊，而絕無政治改革的實踐。
第二、中共十年改革的禁區
因中共只空言政治改革，而絕不進行政治改革，因此，向被中共視為第一和掛帥的“政治”，便天經地義地成了改革的真正禁區。尤其是它的“四個堅持”和“抓兩手”，即在四個堅持之下，一手抓經濟改革，一手抓思想文化領域裏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在實際上不但不會促成改革的深化，竟又在政治改革的禁區之外，增添了一個新的禁區，就是不准在思想文化領域進行改革。由是，思想文化領域裏新的整肅運動也就彼伏而此起。從一九七八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倡“思想解放”以來，一九八零年就因文學界被視為“越軌”，而由中共挑起了一場“歌德還是缺德”的爭論，06 即“是歌社會主義德、還是缺社會主義德”的爭論，企圖再度用政治的力量來排斥和否定剛剛觸及、表現和批判了當代社會現實的文學作品。一九八一年春天在北京召開的“劇本座談會”，又借批判電影“苦戀”，向文化界發出了正式的警告。一九八三年秋冬之際，終於爆發了為期二十七天的“流產文革”，即來勢洶洶的“反對精神污染”和“反對西化”的運動。一九八四年全國作家代表大會雖然是文學界對“反對精神污染”這一流產文革的“出氣”，一九八六年爆發在全國各地要求政治改革、要求言論自由和要求反對官倒腐敗的學生運動，就更是表達了人民要求政治變革的政治要求。但是，一九八七年初中共發動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無疑暴露了中共絕不會改革政治，更不會將專制政治改革成為民主政治的本相。之後，因中共最高統治集團內部權力衝突的暫時傾斜，曾又一次造成了短暫的寬鬆環境，即造就了一九八八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敢言”會風，致使一時間要求政治改革和要求反腐敗、反官倒的呼聲響遍全國。但一九八八年深秋，全國第五次 “文代會”“不准串連和不准胡說”的陰冷沉寂會風，終於預示著一場更大政治寒流的到來。可以說，除掉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後，鄧小平為否定文革和撥亂反正而不得不一度高喊過“思想解放”，即要求“解放到科學的毛澤東思想體系裏面去”以外，此後，在思想領域，非但再也沒有提倡過任何的思想解放運動，卻反而有計劃、有組織地一再遏止人民的思想解放，一再撲殺人民的任何“異於”思想，力求歸複馬、列、毛正宗，特別是對新聞自由的絕不鬆口，集會結社的絕不允許，人民辦報辦刊的絕不給予，從而在十年改革中，使得思想文化領域裏的改革亦與政治改革一樣被視作禁區，不能越雷池一步。這既是文學藝術的發展僅僅在幾聲呐喊和幾篇“傷痕”之後，便開始遭受重重打擊、限制、並被迫迅速走向種種歧途的原因，也是伴隨著經濟改革的發生、發展、滑坡和惡化的政治改革高喊，更無從兌現的根由所在。
第三、中共改革的死區
中共之所以在十年經濟改革中設立了以上禁區，根子，是在中共党權的不能放手和不能放鬆。而党權的不能放手和不能放鬆，不僅形成了中共十年改革的一個真正死區，而且正因為存在著這樣一個死區，才造成了其他方面改革的困境、禁區和難題。特別是政治改革的無以進行。
十年改革中，人事制度的改革喊得最早，但迄今“党管人事”的制度卻無分毫改動。十年改革中，“黨政分家”的呼聲可謂最高，但至今黨政豈但不分，甚至連對人大和政協都已經進一步強化了共產黨的專制。十年改革中，党權、政權對於企業、事業的管理權和控制權，雖然一再地遭到了人民的物議與不滿，但其堅決不改和堅決不放，只能令人扼腕。著名共產黨演員趙丹臨死前就曾滿懷沉痛與憤懣地指斥說﹕“既然號稱百萬大軍的文藝界，每一個單位和團體都有那麼多的黨員，又為什麼非要派那些外行的黨員來領導我們不可？”他的話，雖然震聾發聵，發人深省，但是，一九八九年之後，中共在全國各級文聯及所屬各協會，以大派黨棍來代替黨員作家藝術家擔任黨政領導的倒行逆施，已經證明了中共的用心何在。
第四、中共十年改革的後果
一、經濟、政治等方面的正面效應。相對於毛澤東和中共二十六年無法無天的殘暴統治而言，由鄧小平和中共所推行的改革，確實在一定程度上、一定範圍內和一定時期中，達到了用改良的方法以與民讓步、與民休息和與國發展的成效，從而使得中共的專制統治得以短暫的中興。用胡耀邦的話來說，就是“中共這一艘早已在下沉的大船總算沒有沉沒”。07
二、專制極權統治的相對削弱。中共十年“掛羊頭、賣狗肉”式的專制改良，終於使得在前三十年中嚐足了“社會主義苦”的人民，包括中共自身的許多党人和官僚，對所謂社會主義信念和共產主義信仰均產生了根本的動搖。人民不僅已經在感性和感情上，而且已經從理性和理論上，走向了對所謂社會主義道路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否定和拋棄。在官場，則迅速演化成為將堅持馬、列、毛正宗思想，變成了假戲真唱和真戲假唱。有時則乾脆成為對上交差、對下作態、上下互相欺騙、卻又都是心心相知的政治過場戲。中共中央屢屢指責其各級黨政官員“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原因，蓋源於此。
三、官場腐敗的迅速升級和擴張。雖然在文革前十七年和文革初期，毛澤東和他的高級黨政官僚們在生活上已經腐化墮落不堪，但是，一方面因被遮掩在鐵幕之內，另一方面，亦因“革命”一詞猶如一把無形的“法術”之劍，被中共最高統治集團高懸在中低級幹部和造反派的頭頂之上，使之不敢公然的腐化與腐敗。但是，至文革中、後期，特別是林彪事件之後，因毛澤東以革命名義整殺“功臣”的倒行逆施，已為廣大黨人和民眾所識破，“革命的法術之劍”既隨之消失，中共各級權力集團的腐敗和腐化也就得以大大地傳承和加速。再加上“革命”不僅使得人民越來越窮，“革命”亦同樣使得中共的大多數下層幹部，非但在政治上朝不保夕，而且生活清苦，心自難甘。於是，腐敗和腐化遂蔚然成風。前文所述，“大幹部送上門、中層幹部開後門、小幹部亂找人、老百姓罵出門”的民謠，便是文革中後期腐敗社會局面的真實寫照。毛澤東死後，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伊始，一方面，曾在十年內訌中失去了天堂的所有黨政官僚，為重新得到一切和佔有一切而倍顯貪婪；另一方面，清苦了半輩子的中小“革命家”們，因早已看透了人生，看穿了“革命”，因而“改革”雖難全真，“開放”卻全然不假。於是，“有權就有一切，無權就一切都沒有”的口頭禪，幾乎成為他們心領神會的座右銘，激發得人人為餐餐頓頓酒肉穿腸過，為在考察名義下出國觀賞資本主義，為升官晉級而公然用公款行賄索賄，為安排子女後人的移民海外而一心斂財和瘋狂佔有，為嚐盡人生的豔樂而酒色不衰，竟能夠將整個官場與社會鬧得腐敗橫行，烏煙瘴氣。特別是一九八五年後中共層層高官及其子弟們的弄權經商，大搞官倒、權倒，就更是將這一片腐敗之氣，變成了合情、甚至合法的腐爛之風。中共正是用它的“改革”，才從“為革命抓權”，徹底地走向了“為革命抓權乃是為了為革命抓錢的嶄新歷史階段”。而由專制制度和由專制改良所製造的腐敗和腐爛，亦終於變成了中共及其專制統治的不治之症，成為中共大陸專制復辟政權的亡國之象。
四、社會兩極分化的迅疾形成及其發展的極端化
中共的公然腐敗與腐爛，不僅是對社會公有財富的瘋狂糟蹋，而且是對社會共有財富 —— 實際是人民財富的公然劫奪。這就必然要造成如下兩個可怕的結果，一是他們的富有化恰與社會的貧窮化成為正比，二是掌權者的公然腐敗和腐化，必然要造成整個社會腐敗、腐爛風氣的公行。就前者而言，據不完全統計，一九八九年中共官場用於公款吃喝的錢竟達數億人民幣以上。但一九八九年人大內部亦有資料統計，該年中國中部某省竟有百分之二十五的農民連肚子也吃不飽，而在某富裕省份的貧窮山區，農民連過年也吃不上一頓肉的景況竟比比皆是。這自然只能造成普通人民對 “吃喝玩樂都報銷”的中共党人官僚，懷抱強烈的不滿直至憤恨。就後者而論，則正是由前者才造成了整個社會心理的嚴重傾斜和社會公德的蕩然無存。流行在整個大陸社會的“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之類的憤恨貪婪之語，實已將今日大陸社會的不平心態和腐風惡氣表現得淋漓盡致。
五、政治改革呼聲迭起
如果說一九八四年前的農村改革和所謂城市經濟改革尚有成效的話，則一九八四年之後的形形色色改革，便立即開始呈現出種種雜亂無緒的現象。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共對於必須與之配套的政治改革，或曰作為經濟改革必要基楚的政治改革，非但遲遲不改，而且決然不改。一九八五年，鄧小平雖然在中共十三大上給予了政治改革的空洞許諾，中共黨內的政治改良“精英們”甚至已在草擬政治改革方案，08 但是，政治改革仍然只是空打雷，不下雨。歷史的事實是，自中共十三大到中共十五大，中共不僅無意進行政治改革，而且蓄意反對政治改革，並且在高喊政治改革中肆意擴張党權，強調四個堅持，特別是在人大和政協，思想界和理論界，教育界和文化界，其党權的擴張與強化，實已到了連“十七年”與文革都不曾達到的強度。如前所說，一九八九年之後，各級人大和政協均由中共各級党的主要負責人擔任其主要職務的事實；一九八九年之後，各級文藝工作者聯合會和各級作家協會均由中共各級宣傳部派出大批黨棍以再事“外行領導內行”的實例；一九八九年後，江澤民猶如高喊立憲時期的晚清監國攝政王載灃一樣，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一族（即上海幫）的全面倒退景象；只能說明中共為了鞏固其一黨專制的權力，已經連臉面也不能夠再顧了。而對於那些一再要求政治改革的普通民眾和知識份子，中共不是施以高壓，趕出海外，便是逮捕法辦，課以重刑，“六四”的血影依然深重地籠罩在我們的國土之上。
必須指出的是，中共雖然以上述種種手段達到了在實際上反對政治改革的目的，但是，政治改革的要求在中國大陸人民的心中卻非但沒有因此而消失，卻反而變得愈來愈強，愈來愈烈，並且終於演變成為要求社會徹底變革的思潮，在向著追求民主自由和反對中共專制統治的明確目標前進了。
六、民主運動的爆發
中共從允諾政治改革到反對政治改革直至強化專制政治的行徑，一方面保護了中共的權力及其特權階層的貪贓枉法與腐敗腐化，一方面使原來已經舉步維艱的經濟改革發生了嚴重的滑坡，一方面終於使人民對中共的所謂改革走完了“由期望到失望和由失望到否定”的歷史過程。一九八六年秋，即在中共十三大許諾實行政治改革一年之後，全國各大中城市終於爆發了學生運動。其聲勢與規模均為一九一九年之後所僅見。這一持續了一個月之久的全國性學生運動，雖然無領袖，無組織，亦無計畫與謀劃，更無黑手，但是，各地學生喊出來的卻都是﹕立即進行政治改革，反對官倒與腐敗，要求新聞言論出版自由。鄧小平和他的中共如臨大敵，不僅對人民呼喚政治改革的要求置之不理，對反官倒、反腐敗的呼聲充耳不聞，而且立即抓住學生運動要求新聞言論自由這一“嚴重把柄”，立即壓上了一頂“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大帽子，向著黨內外左右開弓，大打出手。由是，胡耀邦因被指責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保護傘，而在槍桿子的逼迫下待罪辭職；幾位被中共指為資產階級自由化代表人物的黨內知識份子，遂被開除黨籍；各地高校學生運動的發起人和組織者，分別受到了輕重不同的處分，嚴重參預者則被逮捕“法辦”。這一場旨在思想上進行整肅的政治運動，雖然如同八三年那一場二十七天的“流產文革”一樣，只能以流產為告終，但是，它從反面所聚斂起來的不平之聲與反抗之念，卻隨著中共經濟改革的迅疾滑坡和官倒腐敗的更加橫行無忌，而愈來愈表現出它必然要勃發的前景。一九八九年春天因“借題發揮”，即借胡耀邦之死而陡然爆發開來的學生運動，之所以能夠立即得到全國上下各階層人民的竭力支持與踴躍參加，並使之成為中國歷史上和世界範圍內空前壯闊的民主運動，只能說明自一九八七至一九八九年中共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各個領域的倒行逆施，特別是其間官倒和腐敗的橫行無忌，實在是起到了激怒整個社會情緒的巨大作用。
第五、中共改革的專制改良本質
由於中共改革的範圍是經濟改革，中共改革的禁區是政治改革，中共改革的死區是党權的絕然不改、不讓和不放，中共十年改革的直接後果乃是腐敗的歧生歧長和人民不滿的迅速加深，因此，中共的十年改革，才僅僅是經濟改革，並且以不根本改變專制權力經濟形態為界限。因為，這一場經濟改革，一旦從根本上觸及了、動搖了、甚至是改變了中共的專制經濟形態，就等於觸及了、動搖了、甚至是改變了這個專制權力經濟形態的“政治底牌”，也就是觸及了、動搖了、甚至是改變了中共一党的党權和中共的整個專制極權制度。所以，中共才不會下決心改變它的專制權力型經濟，更不會首先下決心改革它的那一張“政治底牌”，即決心以政治改革來廓清經濟改革的道路。由是中共十年改革乃是意在鞏固其一黨專制統治，意在維護其一党江山的專制改良本質，也就昭然而若揭。中共的改革遂只能與晚清及近、現代所有專制國家的專制改良一樣，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它必然失敗的最後下場。
三 當代中國大陸的雙重思想解放運動與八九民主運動的爆發—— 兼述八九民主運動發展與變化的四階段
第一、中國大陸人民思想變化與發展的四階段
從中共建國到天安門大屠殺，就總體而言，中國大陸人民在思想上曾經歷了四個變化與發展的階段。
第一階段（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七）。本階段雖有對中共陰謀奪權歷史十分瞭解者，但在五十年代前半期的歷次政治鎮壓中，上千萬人被處決、判刑和被逼自裁的恐怖事實，使他們當中的倖存者不僅已經不敢言，而且已經不敢想。再加上普通工人、農民、特別是青年又為新政權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共產主義理想”所迷惑，五十年代初，中國大陸才會在施行恐怖統治的同時，呈現一派錯把復辟當革命的荒謬昇平景象。
第二階段（一九五七至一九六六）。本階段以一九五七年反右鬥爭為發端。雖然一些知識份子曾公然指斥中共一黨專政，揭露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但是，中共將百萬知識份子打成右派，強迫勞改、勞教、直至逼迫他們家破人亡的殘酷事實，終於使全體知識份子開始如履薄冰。他們不僅在黨的教導下開始學會指鹿為馬，不敢言非，甚至完全陷於不敢講話、更不敢思考的悲慘境地。酷似歐洲中世紀黑暗宗教統治的中共專制思想統治由是而得以全面建立。至於廣大民眾，其中大部分因懼怕共產黨而日漸變得麻木起來；小部分人仍沉緬在中共的虛假革命理想之中未能清醒過來。雖然後來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尤其是三年餓死四千三百萬人的中共人為禍患，09 已經使大多數人民在感情上對中共發生異變，對中共的懷疑已經與日俱深。但是，一九六二年之後，因毛澤東一再地喊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並日漸地施以高壓政策，特別是製造毛澤東個人崇拜的迅速升級，乃使中國大陸人民只能繼續陷入“不敢說和更不敢想”的非人境地。加之一大批在“新中國”成長起來的年輕人，尤其是年輕學生們，就更是在中共的強行教化之下，成為被共產文化鴉片所深深毒害的一代。故整個國中雖然恐怖日深，卻又愈來愈彌漫著一股激越的左傾氣氛。遍及國中的“高昂革命情調”，完全掩蓋了“一片惶惶人心”。猶如“法國的痛苦完全被掩沒在路易十四輝煌的專制王權之下”，雖然是大大地有過之而無不及。
第三階段（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八）。本階段的前三年是為中共的文革階段，10 即中共瘋狂地內訌、內鬥和內亂時期。中間七年至四人幫垮臺，是為文革餘波橫行和毛氏全面復辟君主專政時期。後二年，屬於以華國鋒為代表的“凡是派”要維護毛澤東路線的時期，是為過渡階段。本階段中國大陸人民思想的發展，基本上可以分解為從畏共懼毛到順毛造反，直至走向開始否定毛澤東和懷疑社會主義制度這樣三個階段。本階段的重要特徵，是知識份子中的先進者已經從毛澤東和中共的累累罪行中，認識到中共就是封建法西斯專政。一九七四年廣東李一哲的“論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大字報，雖然立場和感情仍然是社會主義的，但在實際上已經透出了對毛澤東君主專制復辟的否定傾向。一九七六年北京四五天安門事件的本相便是 “借周反毛”，一句“秦始皇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的誓言，實已道明瞭人民思想解放的根本方向。
第四階段（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九）。本階段初始，普通人民曾重新寄望於“中共好官”。然而，這一時期的中共“好官”，即恢復了權位的中共黨人，所迅疾表現出來的霸道、貪婪，及其對人民的無情無義，特別是由中共“好官”所推行的改革，又迅速地背離了人民要求實行真正改革的願望，使得腐敗橫生，從而造成了人民的一再失望和最後絕望。中共及其整個專制極權制度，由是而遭到了人民的徹底否定。由革命思想代替改良思想的時代開始悄然來臨。
第二、當代中國大陸的“雙重”思想解放運動
一、雙重思想解放運動的源起
眾所周知的是，七十至八十年代之交，中國大陸曾一度出現思想解放的運動。這個思想解放運動固然因四人幫的倒臺、文革的混亂和毛氏君主統治的結束，而給它帶來了興起的時代條件，但它興起的直接原因，卻是華國鋒要執行沒有毛澤東的毛澤東路線，即“兩個凡是”的路線。這就既要引起人民的強烈不滿，又要引起中共黨內一部分文革倒臺幹部的強烈反對。由是，一場從民間自然興起，和由部分中共黨人發動，首先旨在推倒“兩個凡是”的思想解放運動，也就應運而生。
在民間，作為這一場思想解放運動前驅的，是四人幫垮臺後一場文學解放運動的興起。這個文學解放運動，既因小說《傷痕》而得名為“傷痕文學”，又因小說《傷痕》表現的是中共黨人及其子女在中共文革內訌中罹難的生活，因此，它作為一九四九年後第一篇公開發表的，揭露和鞭韃現實的作品，雖然缺少文學價值，卻使得整個含冤忍苦的社會耳目一新，並產生強烈共鳴，從而受到中共統治集團中文革受難者、即某些中共黨人的嘉許和中共官方的允許。這個綠燈一開，一方面雖使得表現中共黨人及其子女文革遭難的作品大量問世，一方面，卻又使表現人民自身于文革中遭受冤苦的文學作品，得以衝破堤防，決如橫流。其潮流所向，竟致很快越過文革，並且直指文革前十七年中共更加黑暗亦更加封閉的血腥統治。其筆觸尤其集中到了一九五七年那一場反右鬥爭所製造的“千萬冤案和冤魂”身上。由於人民借文學而長歌當哭，其意是在痛定思痛，因而，本階段的文學發展也就迅速地從“傷痕”轉向了社會問題，亦即“問題文學”的誕生。一大批揭露社會問題、包括文革前後社會問題的小說，不僅應運而生，而且企圖引起“療救的注意”，即企圖直接干預生活，否定現實，揭露黑暗，要求變革。
這一場文學解放運動不僅成了思想解放運動的前驅，而且成為促使廣大人民群眾思想迅速解放的催化劑。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中國大陸人民對小說的鍾愛，以及由小說所表現、所喚起的社會情緒和世道人心，其在聲勢與規模上，可堪比者，亦只有新文化運動中的新文學運動而已。但是這一空前的文學解放運動，由於時代條件的本質不同，雖然在聲勢及規模上勝過五四新文學運動，卻又在深度和廣度上遠遜於五四新文學運動，誠所謂“呐喊未起聲先啞”者。但是，誠如哲學的時代必然脫胎於藝術的時代，革新的時代又必然是脫胎於哲學的時代一樣，由它所艱難推動、或迅速誘發的思想解放運動，因它一方面發出了“於無聲處聽警雷”式的呼喊，從而使得要求為四五天安門事件平反的願望，成為人民與中共部分黨人的共同心聲；一方面又因它伴隨著一句“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理論號召，而與思想界的最早蘇醒一拍即合；再加上文學解放與理論解放的合流，及其對於整個思想解放的推動，又導致了北京西單“民主牆”的出現和貴州“啟蒙社”的誕生。11 因此，如果說前者是民心可用，中者成了理論依據，那麼，後來者們在西單民主牆頭所卷起的思想解放的風雲，也就足以“催起中南海內的波濤”了。12 當時，中共黨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鄧小平遂眼疾手利地抓住了人心和時機，擊退了黨中頑固派的僵硬守勢，推翻了“兩個凡是”，批評了毛澤東晚年的錯誤，確定了 “與民讓步”的改革開放路線，一方面大張旗鼓地鼓吹“繼續思想解放”，一方面則很快就提出了“四項原則”，要強制人民把思想“解放到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裏面去”。一九八一年，在中共起草“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過程中，鄧小平已經多次指出﹕“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他甚至說﹕“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党的光輝歷史”。13
二、 中共壓制和迫害人民的思想解放運動
這一場思想解放運動，一方面為中共所利用，另一方面又自中共剛剛利用完了的那一天起，就開始遭到了壓迫甚至是鎮壓。彼時，獲得了中共黨內最高權力的鄧小平，以所謂四個堅持來摧毀民主牆，撲滅民刊，並逮捕了一大批民主運動參加者。14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向黨內發出的“關於當前報刊新聞廣播宣傳方針的決定”仍然稱﹕“報刊、新聞、廣播、電視是我們黨進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武器。”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出了“關於處理非法刊物和有關問題的指示”。該指示明確指出﹕“所謂非法刊物和非法組織，就是指違反憲法和法律、以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為宗旨的刊物和組織。……他們採取的策略是儘量地用合法的形式掩護非法的活動，打著‘民主’、‘自由’、‘人權’、‘改革’等旗號，進行反對黨反對社會主義的活動。”在這個指示中，中共對非法刊物的決策是，一方面“決不允許……以任何方式印刷出版發行，達到合法化、公開化”，一方面又指示 “對非法刊物、非法組織的處理，不要登報、廣播”，以免引起海外的反彈。同時，陳雲在堅決反對制定“出版登記法”時竟然說道﹕“不要搞什麼出版法。過去我們同國民黨蔣介石鬥，就是利用國民黨政府那個出版法去登記，鑽出版法的空子進行合法鬥爭；現在我們不能讓人家鑽我們的空子，變非法為合法，利用合法鬥爭形式同我們鬥。要讓他們登記無門，一律取締。”15 由是可知，正在高喊改革的中共，在政治上對人民言論自由的剝奪，雖與毛澤東時代並無兩樣，卻與“國民黨反動派”統治的年代大相徑庭。
然而，鄧小平和他的中共為了叫人歌頌他們的三中全會路線，並為他們的改革開放政策鳴鑼開道，不僅對人民思想解放的要求採取堅決鎮壓的手段，而且還蓄意將那一場思想解放運動逼向了由他們所誘導的“思想解放軌道”之上，將知識份子中一些真心想助中共進行政治改革和振興中華者，一些傾心中共經濟改革者，某些民主意識薄弱者和利慾熏心者，吸收進中共專制體制內，以在黨內造就一支專門歌頌三中全會路線，既能為中共的改革開放鳴鑼開道，又能為中共的改革開放出謀劃策的上層知識份子隊伍。特別是在思想文化界，中共一是以四項原則直接約束和嚴密控制思想、理論和學術等領域的繼續思想解放。二是以堅持四項原則為藉口，重新加強黨對文藝界、特別是對官方作家協會的領導，三番五次明令作家們“不准寫文革”，明確指出文學只能從“正面”積極地干預生活，建立官方評獎制度以提倡黨所需要的文學，壓制黨所厭惡的文學，極力引導文學走形式主義的道路，阻止現實主義文學的複歸與發展。以將剛剛開始出現的真文學，大面積地重新逼回到假的、或半真半假的文學歧途之上。16 從此，一大批優秀的作品被壓在陰山之下，只能在民間流傳；一大批真正有良知的優秀作家，有的被壓迫，有的則被壓殺；少數敢於抗爭的作家及其作品，有的因為被批判和被處分，反而於民間獲得了很大影響，有的則因為連發表都沒有可能，或即使發表了也被明令給予冷遇，直至明令不准宣傳和評介，而不能起到應有的社會作用。鄧小平和他的中國共產黨，甚至在四項原則的幌子下，仍然堅持“黨的組織和党的文學”的原則，絕不容許任何民間出版物的存在，絕不允許任何民間文學團體的出現，有則扣以反革命組織和反動刊物的帽子，捕之、刑之，絕不手軟。對文藝界如此，對其他各界也就不難想像，從而將促成了他們奪權成功和改革開放局面的文學解放運動與思想解放運動，利用起來又壓迫下去了。
三、人民思想解放運動的艱難發展與巨大成果
但是，“頌歌唱完了，人民就要辯論是非了。要想人民不去思考對自己不利的東西，則是任何專制暴虐的君主也做不到的事情。”17 鄧小平及其黨人對這一場思想解放運動的壓迫、鎮壓和誘導，實際上，只是造成了這一場思想解放運動的分裂而已。
為中共誘導而走進了中共專制體制內的上層知識份子，從此成為中共的一個部分。他們雖然構成複雜，有一些人確有改革政治的理想和追求，有一些人卻從此走上了效命中共專制統治和背離人民歷史要求的道路。相反，由堅持真正的思想解放，要求實行真正政治改革和民主變革的廣大普通知識份子與普通民眾，卻從此構成了屬於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運動。七十至八十年代興起的當代思想解放運動，從此一分為二，分道揚鑣，造成了當代中國大陸思想解放的特有現象和複雜現象。
屬於中共黨內的改革派，其方向，一是歌頌鄧小平的改革路線，反對黨中頑固派的反改革路線；二是為中共的改革找根據、出主意、想辦法。其性質，是在不得不維護中共一黨專制統治的前提下，意在推動中共專制統治行為的改良。其特徵，一是被迫將一切改革的思想與理論，都規約在中共的四項原則之內，即中共的專制制度之內，亦即他們所自稱的“體制內”。二是他們既然已經獲得了在體制內推動“思想解放”的正宗性，因而，他們就不得不對屬於人民自身思想解放的任何“越界”與“越軌”思想，或思潮，授以“偏激與激進”的理由來壓迫之、反對之，或化解之、“引導之”。從而在客觀上便越來越脫離了人民對政治變革的要求。
相反，屬於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運動，雖在中共的打壓下步履維艱，卻又發展迅猛。這是因為﹕其一、屬於人民的思想解放運動，一是在艱難中繼續遵循了一條從反思文革和揭露文革，而走向反思和揭露文革前十七年更加黑暗專制統治這樣一條思想解放的路線。二是伴隨著中共改革的興起、滑坡與嚴重受阻，而遵循了一條深入揭露改革弊端，明確要求政治改革，意在要求政治變革，即要求以民主取代專制的思想解放路線，從而認識到中共改革意在自救的專制改良本質，和它不僅不能自救，反而只能促成其自垮的歷史結局。
其二、體現了人民自身思想解放運動的上述軌跡，無疑凸現了它反對專制改良和追求民主變革的根本歷史要求。因此，它才可能造成五四之前的思想啟蒙運動、即新文化運動，在民間的艱難複歸，產生了對中國民主革命歷程和中國現代歷史發展進行再認識和再評價的嶄新訴求。這個再認識和再評價，雖然發端於對國民黨抗戰的研究，卻迅速地擴展到了對清政府改革、孫中山革命和中華民國歷史，以及對蔣介石個人的重新認識和認知，從而逐步地和悄然地形成了中國大陸民間的巨大歷史反思浪潮。
其三、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運動，正因為一要受到中共專制政權的禁止和鎮壓，二是只有思想解放的自我自由，而無言論出版的環境自由，並且，隨著中共改革的嚴重滑坡和敗局的迅速形成，只能愈來愈遭受到更大的壓迫甚至迫害。因此，人民的思想解放運動也就迅速地形成了它的兩個重要歷史特徵。第一個特徵，是它只能在無形中發展，在無形中壯大，因而不可能產生自己鮮明的代表人物。但它的無形和無領袖，反而造就了它別具的特色，這就是“十億人民九億侃”，即全國人民人人評政治，人人談改革，人人想變革和人人指責中共“只圖推行經濟改革而絕不願意進行政治改革”。顯然，非有如此社會局面的形成，則八六年的學潮既不會發生，八九年的民主運動也就不可能出現。因此，恰恰是具有無形特徵的人民思想解放運動，才在沒有“出口、管道和領袖”，即沒有發言權、發表權、出版權和號召權的社會狀況下，既推動了人心的迅猛覺醒，又造成了覺醒人心的超負荷積壓。這自然為人民民主運動的一觸即發和橫流潰決，奠於了社會情緒的廣闊基礎。
第二個特徵是它既不能公開地要求思想解放，又不能公開地推動其自身思想解放運動的發展，因此，它就不能不被迫採取其他形式與方式來表現這一要求和推動這一發展。由是，一批真正有責任感的作家和社會科學工作者，特別是民間的歷史學者們，乃採取種種“包裝”，將他們要講的和要寫的“暗渡陳倉”。八十年代中期，自改革滑坡始即已興起的報告文學，便在真假擁護中共改革的幌子下揭露社會現狀和改革真相，實為喚醒民心和激發人民對於真正政治改革、即民主變革的要求，起到了震聾發聵的作用。再就是大量介紹近現代西方思想、思潮之社會科學叢書的出版，諸如《走出中世紀》等一批隱喻中共教政合一黑暗統治著述的問世，其對啟迪民智、教育青年、拋開幻想和認清現實，作用十分巨大。特別是由歷史學界和大量民間歷史學者，包括作家、記者和軍隊中的中青年知識份子軍官們，所出版的大量歷史研究著作和紀實歷史文學作品，實為中國的未來變革與發展，奠於了難以估量的思想基礎和政治基礎。而由這一民間歷史反思所迅速造就的，對於晚清改革和中共改革的比較，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比較，蔣介石和毛澤東的比較，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比較，臺灣和大陸的比較，特別是孫中山三民主義和馬克思共產主義的比較，就更加使得當代中國大陸人民對現代中國“革命與革命名義下復辟”的歷史較量過程，逐漸地有了清醒的認識。一九八八和一九八九年在北京出版的兩部長篇小說，竟借小說而對辛亥以來的中國歷史發展和當代中共改革，提出了大膽的、並且是正確的體系性認識，無非說明這一場誕生和發展在人民思想解放運動之中的歷史反思運動，確已成果昭彰。18 應該說，如若沒有上述種種推動人民思想解放的作為和努力，八十年代末中國大陸人民民主運動的狂飆突起與迅猛發展，也就是不可想像的了。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社會科學界為推動人民思想解放運動所做出的種種貢獻中，一批中共黨內的改革派知識份子，包括一些黨內知識官僚，亦在譯介和編纂人文科學叢書方面作出了相當的貢獻，如前面所提及的，出版“走向新世紀叢書”等。
必須指出的是，當代中國大陸的思想解放運動，還有一個與近代中國及其它國家的思想解放運動所完全不同的特徵。這個特徵就是﹕不論是中共專制體制內的思想解放運動，還是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運動，它們所表現出來的思想解放程度，均遠不及他們所沒有表現出來的思想解放深度。或曰，他們已經達到的思想解放層次不是沒有表現出來，就是根本不能表現。就體制內而言，改革派知識官僚們不是強制自己不要繼續解放和深化解放，就是不敢將解放了的思想公開出來；就體制外而言，就更只能飾以種種的偽裝，或只能打著紅旗反紅旗。蓋其原因，無非是中共的專制統治和專制的思想統治，其不論是對內還是對外，都是中國歷史上和人類歷史上少有的專制所致，亦為近現代任何一個專制國家，於改革時代對言論自由的鉗制所不能比。這個悲哀的事實，既造成了中共黨內改革派不能盡其心，更不能盡其責，又造成了人民的思想解放運動，暗潮愈烈，則偽裝愈嚴，其表現出來的人民思想解放程度與實際上人民已經達到的思想解放程度，距離甚遠。它雖然為中共的最終敗局埋下了更加可怕的突發性原因，卻又為一切不知情者和難以知情者，企圖瞭解和認知中國大陸人民、包括黨內一批改革派人士的真實思想，帶來了困難，曲解，甚至造成體制內外在思想解放上的互相對抗。
四、中共專制體制內的政治改革派與人民思想解放運動的兩個結合點
顯然，一九八五年中共經濟改革的迅速滑坡和嚴重滑坡，官倒腐敗的轟然而起，特別是政治改革的決然不行，不僅造成了黨內改革派與頑固派的巨大政治衝突和激烈的權力角逐，而且，也使得將身家性命系於中共改革派權力人物的黨內改革派知識官僚，鑒於“改革存則他們存；改革亡則他們亡”這樣一個性命攸關的局面，從而使他們萌生了一是反對官倒腐敗以救經濟改革，二是要求實現體制內政治改革以推動經濟改革的願望。正是上述兩個願望，才為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和體制外屬於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找到了兩個臨時的結合點”。然而，也正是這兩個臨時的結合點，才使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在一九八六年的學生運動之後與胡耀邦一起倒了台；更使他們當中的另外一些人，於一九八九年空前壯闊的人民民主運動中，興奮、支持，卻又徘徊、流連甚至游離在這個運動的某些發展過程當中，從而造成了他們自身的政治困境。他們當中的一些人，終因有了最後的覺醒，而開始走上追求祖國民主變革的道路，有的卻因為掙不脫那個千絲萬縷的聯繫或關係，而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第三、八九民主運動的爆發與中共天安門大屠殺
一、八九民主運動爆發的原因
“八九民運”的爆發，實為一九八五年以後官倒腐敗的橫行和中共反對實行政治改革所造成。此其一。
其二、“八九民運”的爆發，又是人民思想解放運動被迫深入發展的一個結果。因為，人民正是在歷經了專制暴政之後，才會對部分人曾一度傾心的專制政體感到失望；然而，人們也正因為對專制仁政即改革，複又感到了希望的破滅，他們才會最終地從失望走向絕望。當然，絕望了的人民，之對於專制統治和專制制度的反抗，也就是勢所使然的了。如果不瞭解中國大陸人民心靈狀態的這一巨大轉變，就沒有可能瞭解為什麼竟會釀成如是民主風暴的根本原因。
其三、中共在一九八七年初借追究學潮的責任，而發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和迫使胡耀邦下臺等行徑，所引起的人心激烈反彈，亦是它爆發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四、一九八七年之後，鄧小平對頑固派的讓步，因造成了黨內另一個改革派領袖趙紫陽如履薄冰的艱難處境，黨內鬥爭又伺機待發，所以，民主運動興起後，趙紫陽以及一些黨內改革派知識份子官僚，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階段內對運動的支持，也是民主運動得以迅速發展的原因之一。
其五、鄧小平的兩重性，或曰兩面性，即推行改革的明智性和要借改革以維護中共專制統治的頑固性，既是造成六四民主運動爆發的最重大原因，又是中共大屠殺的根本禍因。
二、八九民運發展的四階段和中共天安門大屠殺
第一階段﹕自胡耀邦死和借悼胡而形成學生運動，直至中共《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將其定性為“反革命動亂”。此為運動的發動期。於發動期，運動在構成上以北京和全國各地的大學生為主體，性質上出現了多重性﹕一是反官倒和反腐敗；二是如同一八九五年康有為在京率領千名舉人上書要求清政府實行政治改革一樣，北京學生亦派代表在人民大會堂前跪求中共當權總理的接見。三是要求運動的“高度純潔性”，即絕對不允許任何“政治上有問題的人”介入運動，不允許任何有可能觸怒中共的“過激”言論與行為發生。幾位湖南青年因“蛋汙”天安門上毛澤東畫像，竟被學生領袖扭送公安，因而遭遇中共嚴厲鎮壓的事件，實為其鮮明的例證。指它為八九民運的重大錯失亦不為過。因為在近現代世界各國的學生運動和民主運動中，它實在是絕無僅有的現象。四是重複一九八六年學潮中已經提出的 “新聞自由”要求。前三條雖使運動在發動期明顯帶有改良主義性質，但若考慮到長期以來中共專制政權的殘酷性在人民心中所產生的影響，和人民不得不採用“打著紅旗反紅旗”的手段以進行反抗的政治特點，則其明顯的改良主義性質，實不如稱之為鮮明的改良主義形式更為確切。而上述第四條實已標誌了在改良主義形式之下所寄託的民主要求。這一民主要求，無疑已經表現了運動自一開始就已經具有的民主運動方向。
第二階段，自《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將運動定性為“反革命動亂”，直至五月二十日中共宣佈戒嚴和大規模調集軍隊進京“勤共”，即鎮壓運動。此為運動的發展期。在發展期之初，由於中共對運動的“定性”激起了學生的強烈不滿，因而造成了運動的迅猛發展。其波瀾橫空之狀，既使中共最高統治集團處以互不相守、幾至癱瘓的境地；又使黨中改革派的另一個領袖人物 —— 主管意識形態的中共中央常委胡啟立，因錯看形勢，以為運動將有助於黨中改革派力量，因而突然放鬆了中共向來不曾放鬆過的“輿論控制權”，從而造成《人民日報》和中共各級黨報強烈的“自由化”傾向。各級黨報爭相報導運動，特別是《人民日報》的積極行動，實為運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巨大作用。這個在後來被中共稱為“新聞誤導”的“極端錯誤做法”，一是使運動迅速演變成為全國和全民的民主運動，聲勢大增。二是造成了運動本身的勝利感，即以為新聞自由的要求已經實現，進而提出要與中共最高專制統治集團平等對話，並要求向全國人民直播。三是造成中共黨中某些改革派知識官僚錯看前景，因而，他們有的開始勇敢地聲援運動，有的終於一懷壯烈地參加了運動，有的乾脆為了推行體制內的政治改革而決心利用運動，有的甚至立即成了運動的幕後力量、即成為出謀劃策者。他們一方面支援了運動，一方面又企圖借運動支持改革和支持他們自己。四是使中共各級政權幾乎處於群龍無首、茫然不知所向的癱瘓境地。少數中共黨政幹部和一般黨員，甚至是那些長期以來專為中共“表演”民主的各“民主黨派”領袖們，有的為正義衝動感所驅使，有的僅因為看錯了時勢，竟也走上街頭去聲援學生，從而造成全國各地運動的蓬勃發展和所向披靡。應該說，這既是民主運動的發展期，又是民主運動的極盛期。因為它使人民在既有的社會情緒基礎上一致起來，團結起來，共同展開了向中共及其政權“爭平等、要民主”的鬥爭。雖然處在發展期和極盛期的運動，始終堅持和平與非暴力，而且不在表面上和形式上做出任何可以激怒中共、或假中共以藉口的事情，但是，它的堅持要求平等對話，堅持要求中共懲辦官倒，堅持要求剷除腐敗，堅持矛頭直指鄧氏家族和中共權貴及其太子党的做法，特別是建立在這一切之上的、明確的政治變革要求，則表明了運動在民主要求上的發展和在民主性質上的深入，從而改變了運動發動期的改良主義傾向。
第三階段，自“五•二零”中共宣佈戒嚴，軍隊進京，直至六月三日夜中共公然施行大屠殺。此為運動的對抗期。對抗期在性質上顯然是發展期的繼續和強化。因為，一是人民於運動發展期的民主要求並未因“大軍壓民”而有任何改變，所以它是發展期的繼續；二是中共蠻橫的姿態非但沒有壓制住運動，反而激起了民心的極大反感，直至造成強烈反抗意識的產生，即情緒和要求的升級。北京學生的絕食，以及全國人民對絕食學生既愛、又憐、更要支持的強烈表現，便是它的明證。所以它才是發展期的強化。至此，運動的中心雖然在北京，在天安門廣場上，但運動的聲勢卻開始外延到全國各地、直至海外。尤其是中共北京當局對絕食學生不問生死的態度，所引起的全國和全世界的震怒和關注，更加激發了全國人民長時期以來對於中共的深惡痛絕之心和憤怒反抗之情。由是，在運動的發動期所顯示、又在運動的發展期所深化了的民主運動性質，到了本階段，已日益演進為“民主精神對於專制暴政的鮮明對抗”。六四運動，終於發展成為“全國性的民主抗爭運動”，從而開始了由改良向革命演變、轉換與推進的偉大進程，中國大陸人民亦因此而在運動中開始走向徹底覺醒。
八九民主運動在對抗期所表現出來的這一性質變化，自然帶來了它在構成上的變化。廣場上的絕食學生，雖然仍是運動的中心和尖兵，但運動的主體與主力，卻變成了北京和全國各地的人民群眾，尤其是廣大的中下層知識份子、普通市民、個體戶和部分的工人及農民。北京一位老太太挺身坦克車下，欲以老命來保護學生的感人場面，足以說明民心的立場和方向。但是，也正是在運動的對抗期，一批曾在運動的發展期捲入運動的少數黨政幹部和少數中下級官僚，已開始迅速地退出運動；至於某些曾在運動發展期參加、或聲援過運動的中共黨內改革派知識官僚，中共“民主黨派”的部分代表人物，包括某些曾在發展期長袖善舞的“名人”、即“上層知識份子”，卻開始游離在運動內外，直至脫離運動，有的甚至因為看不清形勢的發展和摸不准中共燭影斧聲的內鬥變局，而只能痛苦、旁惶，心中支持學生，膽中害怕中共。於是他們只好反轉來用“同情”的姿態，去“勸說”學生和“勸阻”這一場民主運動。即既要向絕食學生表示同情，又要與學生及其運動劃清界限，以在兩邊都留下後路。一九九五年六四紀念日前後，在由他們當中的某些人於海外所掀起的，批判六四民主運動和圍剿六四學生領袖的浪潮裏，他們亦已經明白無諱地承認自己介入運動的目的，不過是要“代表政府”去勸說學生罷了。而他們對於絕食學生的指責，就更是表明了他們在感情和立場上，與人民民主運動的差距竟然如是之大。當然，他們這樣做，說穿了，亦無非是要向中共表示自己當年的無辜和今天的委屈而已。
處以對抗期的運動，不僅是對民主運動本身的一次大考驗，也是對所有介入了這一場偉大民主運動者的大鑒別。人民因此而純潔和發展了自己民主抗爭的隊伍，中共因此而暴露與表演了他們極端專制強權的本性，中共黨內的某些知識“精英們”亦終於在冰、炭不能相容的衝突情境下，作著極其痛苦的選擇。然而，已經太晚了。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向來“嫉善如仇”的中共和一向視他們為政敵的的党中頑固派，自然不會原諒他們。但是，他們當中的某些人，雖然只是在特定歷史時期和特定政治事件上的中共黨內政治異見者，而絕非中共專制政體的真正反對者，如若慘言之，乃是“中共不要者，而非不要中共者”，然而，他們當中一定也會有一些人，將隨著中共的持續倒行逆施，持續地拒絕哪怕是最起碼的政治改革，而陷入不斷的絕望，從而日益地清醒起來，不僅能夠完成理性的覺醒，甚至能夠完成感情的覺悟，而最終地走上與中共決裂、並與人民民主要求真正結合的正確道路，為中國大陸來日的民主變革盡智、盡才和盡力。
第四階段，自六月三日夜中共在北京屠城始，歷經中共鎮壓和人民暴動，直至運動的最後失敗和結束。此為運動的最後階段，亦為民主運動的暴動期。因為正是中共的大屠殺才導致了全國人民的英勇反抗。八九民主運動，由此而從對抗期的民主抗爭走向了暴動期的大規模人民暴動。“六四”之夜，當北京人民于血與火之中驚醒過來時，當他們對中共專制政權最後的那一點期望，終於被中共用人民的鮮血撲滅時，北京人民立即進行了英勇壯烈的反抗，即暴動。特別是“六四”之後十餘日，全國各地、各大中城市為反對中共北京屠城所爆發的公開反抗，不單使山嶽為之變色，而且其情之烈，其景之壯，其規模之闊大，其置熱血和生命於不顧的曠世景象，乃極大地表達了中國大陸人民對於中共專制統治的徹底覺醒之心和公然反叛之為。中國大陸人民終於將他們數十年來在中共殘暴統治下的積怨、積恨和積仇，統統地爆發開來了。在全國各地，到處是火車停駛、飛機停飛和公車橫路；到處是工廠罷工、農村罷耕、學生罷課和商店罷市；到處是傾城而出和望不斷的人民抗暴遊行隊伍；到處是氣壯山河、悲憤難抑的口號聲和哭泣聲；到處都飄舞著祭奠“六四”英魂的白旌、白旗和白色的頭飾及胸花……中國大陸人民在中共高舉的屠刀之下，冒死披麻戴孝以公祭北京“六四”英烈，實在是中華民族歷史上迄今僅有的 “以命祭命和以血祭血”的壯烈景象，亦為人類歷史上所從未有過的奇情和奇景。在重慶，一位大半生都如履薄冰的老教授，終於和妻子一起走上街頭，走進了抗暴隊伍，振臂高喊了一句他這一輩子連想也不敢想的口號﹕“打倒共產黨！”在武漢街頭，一位婦女淚水滂沱地講演說﹕“你們說，四十年來共產黨殺了我們多少無辜的同胞？你們說，四十年來共產黨可為中國人幹過一件好事？”聽眾回報她的，竟是一片山呼海嘯般的歡呼聲。在安徽某縣的一所鄉間小學校裏，當一位女教師流著眼淚問孩子們說，“北京的大學生們被共產黨開槍打死了，我們應該怎麼辦”時，這些鄉間的孩子們居然和淚跟著一個孩子高呼﹕“大學生死了，中學生上！中學生死了，我們上！”事後，這兩句話，又被天真無邪的孩子們將它書寫在那一塊小小的黑板上，好幾天內，上堂講課的老師們都不忍心將它們擦去。
中國大陸人民覺醒了，中華民族真的醒過來了。歷史終於將自己“錯把復辟當革命”的過失，推倒在“六四”的血泊之中。偉大的八九民主運動，雖然在中共血腥的和大規模的武力鎮壓下失敗了，但是，它卻為推動中國大陸人民由追隨專制改良向追求民主變革的迅速過渡，豎立了不朽的歷史豐碑。它無疑標誌著中國大陸人民的民主覺醒和民主追求，從此走上了一個嶄新的歷史階段。
必須指出的是，一九八九年後，在海外，由於種種為中國大陸人民所難以瞭解的原因，曾數度掀起過批評“六四”、批判“六四”和否定“六四”直至圍剿“六四”學生領袖的風潮。甚至直到今日，這種對“六四”民主運動不公正、不正確和不懷好意的批判和否定，不僅在海外佔有相當的市場，而且已經形成為一種思潮。這些批判者和否定者的武器，固然不值一駁，但是，它們的影響所及，卻對當前中國大陸人民對於民主與自由的追求，帶來了許多的障礙與困難，更使得海外華僑對於祖國的民主進步產生了許多的懷疑和錯識。筆者在此僅想說的是，中國的八九民主運動，她所面對的雖然是人類歷史上一個最為殘酷的專制政權，但她在迄今為止的中國歷史上和在迄今為止的世界歷史上，卻是一次和平與非暴力民主運動的楷模與奇跡。如果批判者們和否定者們要站在和平與非暴力、甚或是所謂理性的立場上，來批判和否定中國的六四民主運動，那我們只能說，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民主運動，也就必然要遭到更為徹底的批判和否定。只要稍稍閱讀一點人類進步的歷史，特別是近現代人類民主進步的歷史，我們自然就能夠得出這樣一個至為正確的結論。反之，所謂人類的民主進步，尤其是近現代世界的發展與繁榮，也就無所由來與無從談起了。
似乎應該指出的是，僅僅證明了“八九”是一場民主運動，還不能說明它的全貌，更不能將它爆發的政治意義和歷史意義予以進一步的深刻說明。因為，我們如果不能將相距了七十個年頭的五四運動和八九民運，進行一番認真的比較，我們便不能看出“六四”和“五四”的區別，便不能對我們所處的時代有一個更為清晰的認識，更不能對八九民運與中國民主過渡艱難反復歷程的關係，有一個更加明確的認知。
歷史已經告訴我們，五四運動不僅爆發在辛亥之後革命與復辟、即民主和專制正處於公開較量的時代，而且還處在一場偉大的反復辟的思想革命、即新文化運動已經取得了重大成功的年頭。而八九民運卻爆發在中國大陸已經遭遇專制復辟整整四十個年頭，中共專制政權為了自救而正在推行經濟改革、卻決然不願施行政治改革之時。所以，五四運動才欣遇了一個人民已經擁有新聞、言論、集會、結社之相當自由的革命時代；相反，八九民運卻遭遇了一個人民的上述自由早已經被剝奪罊盡的復辟歲月。此其一。
其二、“五四”正處於一個能夠高舉科學和民主大旗的時代，因而能夠公然地反對軍閥政府“假共和之名，以行專制之實”。相反，“八九”卻處於人民不能、也不敢高舉民主與科學大旗的復辟時代，因而才不能公開地反對中國共產黨“假革命之名，以全面重建專制制度和全面復辟專制統治”。所以，前者才敢於高喊著“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口號，以公開地、甚至是激烈地反對軍閥政府，而後者卻只能夠聲稱是“要求新聞自由、反對官倒腐敗和期求政治改革”，以曲折地反對專制統治。
其三、正是由於上述原因，五四愛國民主運動才在對軍閥政府鎮壓的猛烈抗爭中成功了，獲得了“外爭主權和內除國賊”的勝利。軍閥政府雖然企圖鎮壓，卻不敢鎮壓，更不敢施以大規模的血腥鎮壓，甚至只能以讓步、認錯和“拒絕簽字、懲辦國賊”為告終。由是，中國人民才終於迎來了護法運動和北伐戰爭的偉大勝利。八九民主運動卻在中共專制極權統治者們殘酷的和血腥的鎮壓下，讓腥風血雨灑遍了整個神州。從而使得中國大陸甚至是海外的中國民主運動，都開始陷入了它的低潮期。
由是可知，兩個民主運動雖然在時代條件、思想基礎、政治立場和勝敗結果上存在著上述重大的差別，但是，同作為偉大的民主運動，它們根本的相同之處，還是在於，它們均爆發在中國民主過渡的艱難反復歷程之中；而它們根本的不同之處，則是一個爆發在革命與復辟正處在公開較量的時代，一個正處於已經實現了全面專制倒退的“復辟歲月”。雖然這個復辟及其成功，乃是在“革命的名義之下”，猶如北洋軍閥們的企圖復辟和實現復辟乃是在“共和的旗號之下”一樣。雖然中共的專制復辟乃為北洋軍閥們的專制復辟所不能比、也不該比。
四 清王朝改革、鄧小平改良與偉大民主變革的前夜
第一、清王朝改革與鄧小平改良的簡單對比
本節標題之所以稱清政府是為改革，鄧小平是為改良，乃是從他們在專制改良的層次上所表現出來的深與淺而言。下文將從兩者的相同點和不同點試以說明之。
一、清政府改革和鄧小平改良的相同點
其一、兩者在本質上均不許改革腐朽的專制制度，都只想在專制政治的母體上嫁接西方自由主義生產經營方式的枝芽，即只想在經濟上西學為用，旨在維護專制統治，即“自救”而已。
其二、兩者在理論上的相同之處，是均沒有一個真正近代或現代的民主政治思想，作為其改革的思想理論基礎，卻都有一個維繫和維護專制統治的思想做為他們改革的桎梏。前者為孔孟儒教、三綱五常，後者則是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所以，他們才一個要空喊“富國強兵”，一個假喊“振興中華”。然而，兩個真正要喊的和真正在喊的都是“長治久安”，即“專制長治和人民久安”。
其三、兩者在改革上的共同之處，一是均以經改為主，二是經改均歷經兩度，三是都搞的是對外開放、吸引外資、允許獨資和合資，四是都搞的是對內搞活、允許個體經營的存在和發展（中共乃是局部允許），五是均設立經濟改革的特區 —— 只不過一個成了“帝國主義冒險家的樂園”，一個卻成了“中共高官及其子女的富貴風流鄉”。其四、兩者都反對過政治改革，特別是都反對專制制度的改革。只不過清政府曾從堅持四個不能變退守到三個不能變（參見上卷第一章），而中共卻自始至終都在堅持“四個堅持”。二是均血腥地鎮壓過要求進行政治改革的政治改良派，或逼迫他們逃往國外。三是均在鎮壓政治改良派兩年以後，因統治危機迅速加深，只好重新祭起改革的大旗，再度推起經濟改革運動，以挽救日益危殆的政治經濟局面。四是在二度經濟改革中，與近現代各國曾推行改良的專制政體一樣，一手抓經濟改革，一手抓政治鎮壓，企圖以此維護正在江河日下的專制統治。只不過中共對民主人士、異議人士和革命志士的鎮壓更加廣泛、更加殘酷而已。五是都曾在高喊立憲改良或政治改革的二度經改中，高度集中權力，強化專制統治，一個將權力集中至滿族貴族、直至皇族一身，一個則將党權集中到企圖與毛澤東並駕齊驅的地步。六是儘管如此，卻同樣造成了專制權力的被迫削弱、迅速削弱和層層削弱，其專制權力的瓦解和崩潰同樣勢不可免。
二、清政府改革與鄧小平改良的不同點
其一、就改革動因的不同面而言，一是清政府改革尚屬於王朝統治和君主制度正在走向自然消亡階段的“自救”行為。鄧小平的改良卻屬於一個專制復辟政體“為維護其復辟統治而進行自救”的行為。二是清政府於歷史消亡期的一切敗症，雖是專制統治和專制制度處於歷史消亡期的必然表現，卻也是外患內憂交相煎迫下的現實反映。但中共的種種敗症，除為復辟的專制政體所共有之外，卻是它在“既無外患、更無內憂”的和平局面之下，長期地和一再地要“鬥天、鬥地和鬥人”的一個政治惡果。是故大清朝雖為外族統治，又運交專制制度的末路，卻能夠綿延二百餘年，才在外患內憂的交相煎迫之下，被迫為自救而實行改革；而中共作為一個未曾統一的復辟政權，雖運交國際共產專制復辟的興盛之日，卻只撐持了二十餘年，便不得已要靠改良來自救了。
其二、就經濟改革的不同面而言，清政府雖然垮臺了，但是，清政府長達五十年的兩度經改，卻“為中國近代工交企業的創立和發展打下了基礎，為西學的傳播和中國科技事業的發展提供了一定的條件，為我國近代工業的發展積累了科技資料，加速了封建自然經濟、即小農經濟的解體，促進了中國商品市場和商品經濟的初步形成”（參見上卷第一章注釋）。然而，中共的經濟改革，充其量也只是將為它所破壞殆盡的的中國商品市場和商品經濟，進行了遠沒有到位的重建和恢復。中共以恢復農民的小生產來救社會主義的命，以恢復個體戶的歷史性正常存在作為城市經濟改革的主要成就；以羞羞答答、百般限制地恢復“舊中國”已有的自由經濟和市場經濟作為它二度經改的標誌；其表現和成效又如何能夠與晚清相比。
其三、與清政府畢竟實行了“百日維新”的一度政治改革，和曾允諾君主立憲的二度改革相比，鄧小平和它的中共，一是除掉在改革早期曾廢止過農村人民公社制度、即共產農奴制，和發出過政治改革的數度空喊之外，至今竟一無政治改革的實踐可言。二是清政府殺人是在政治改革、即 “百日維新”之後，中共開槍和開坦克車殺人，卻在人民要求政治改革、卻根本沒有推行政治改革之前。三是與清政府頑固派對政治改良派的鎮壓相比，中共殺人者，不僅有頑固派，而且它的殺人主凶恰恰是發動了改革和領導了改革的改良派領袖鄧小平。四是中共對僅僅是自發地要求實行政治改革的學生和人民進行鎮壓的極端殘酷，及其殺人之多，不僅為慈禧太后、而且為近現代任何一個正處於改革期的專制政權所不敢比。
其四、與清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範圍內，允許人民擁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和不僅允許知識份子宣傳近代西方物質文明，而且允許宣傳近代西方精神文明相比，處於高喊改革中的鄧小平和它的中共，卻隨著經濟改革的推行，不僅不給人民以應有的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自由，不僅一再地要反對、限制和打擊宣傳現代西方的精神文明，並名之為“資產階級自由化”，而亟欲撲滅之，而且將其一黨獨霸的“新聞和言論自由”，監控得愈來愈緊。
其五、與清政府用上諭詔告天下願意“廢除滿族特權”相比，正處在改革期的中共權力集團及其“老幹部和接班人”，所擁有的特權之愈來愈多及其越來越貪，則為中國整個封建、君主專制社會的歷史所望洋興嘆。
兩相比較之下，稱清政府是為改革，中共是為改良，也就言之不差。之所以如此，其根本原因，無非清政府只為一家之政府，而中共大陸政權以及中國大陸的所有社會機構，竟全然是中共一黨之機器。中國歷代封建王朝和君主王朝除政權之外，皇冠上並無一個君臨一切的党權，即教權；而中共教政合一的專制極權統治，卻將教權、即党權淩駕在政權及一切權力之上。而党權的至高無上，之不讓與不放，更被視作天經地義。再者，党權的基礎與核心便是定於一尊的黨義，即教義。如同歐洲中世紀黑暗的宗教統治一樣，其作為精神支柱、思想桎梏與心理障礙，之絕不可以觸動的極端專制本質，自然也就使屬於政權範疇的改革難於上青天。這既是鄧小平改革在理論上和實踐上之所以遠遜於清政府的內在情由，更是鄧小平改革一觸及政治改革，便連經濟改革也要迅速滑坡的根本緣由，和清政府殺人是在政治改革已經付諸實行之後，而鄧小平殺人卻是在人民僅僅要求實行政治改革之初的最終原因所在。更何況清政府是一個大一統的正宗王朝，中共卻是一個未能統一的短命復辟政權，其於改革上的脆弱性，也就與它作為復辟統治的更加頑固性相反相成。
第二、偉大民主變革的前夜
一、從理論、歷史和當代的事實來看
其一、從理論上來看，近現代各國專制政體的改革，不論它推行的僅僅是經濟的改革，還是摻有政治的改良，只要它僅是為了苟延專制統治，都一再地和最終地誘發了革命。
其二、從滿清王朝同樣是意在自救的經濟政治改革運動來看，雖然經改和政改交錯，甚至有血有淚，但它無非是將自身改革的歷史，孕育成了偉大民主變革的前夜罷了。
其三、從當代蘇聯、東歐共產專制制度崩潰的歷程來看，可以說，它們個個都是改革在先，垮臺在後。有的雖然改革伊始，就因意識到了政治改革的重要性，而破釜沉舟地推行了政治改革，如蘇聯，然而，它卻迅速地導致了自己以及東歐整個共產專制制度的崩潰。因為，只要共產專制制度不徹底崩解，任何的民主政治改革，都會有改不下去的那一天。所以，一場偉大民主變革就必然地會及時到來。雖然，它會引發較大、較強的陣痛，但因根本制度已經解決，所以，陣痛過後，勢將迎來一個能夠真正迅速發展的時代。東歐一些原共產國家近年來在社會政治、經濟上的明顯發展和進步都是明證。雖然俄國由於共產專制復辟的時間過長，並且，新政權由於種種政治的和感情的原因，又使得俄國的共產黨雖然亡國卻沒有亡黨，所以，它因“過渡”所帶來的陣痛，就較之東歐其他共產國家更為長久，甚至更為痛苦。但是，俄國人民的選擇卻是明確的，其民主過渡將必然會走向它最後的成功。
二、就中共專制統治的現實來看
其一、由於共產主義信仰在中國大陸早已崩潰和徹底崩潰，中共賴以控制和強化思想統治的基礎早已不存，因此，中共專制政權已經失去了統治的思想依據和理論基礎。由是，人民已經否定了中共專制統治的現實合法性。
其二、由於中共最高統治集團數十年來的倒行逆施，以及自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之後，其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只能掛羊頭賣狗肉的做法，和共產主義運動在全世界的崩潰和消亡，亦早已將中共黨人的共產主義信仰掃蕩罄盡。猶如有近六十年黨齡的中共老幹部、前香港《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先生所痛言﹕“我少年時相信共產主義，那是患的少年幻想症；如果我今天還相信共產主義，那就患的是老年癡呆症了。”19 因此，完全依靠意識形態來立黨和建政的中共，其政權已經被“釜底抽薪”。
其三、由於中共在思想上已經走上了無路可走和無路可追的境地，已經自信全無，所以中共才會高喊“穩定壓倒一切”，鄧小平才會嘶叫“殺二十萬、保二十年”和“改也要垮、不改也要垮，不改垮得更快”，中共才會消極接受蘇、東、波的教訓，中共層層官僚才會紛紛搞錢“留後路”和個個“及時行樂”。這就為中共的必然垮臺和自己垮臺做好了至為重要的準備。
其四、從中共八九年後的二度經改來看，其內容只是在決不改革政治的前提下放縱經濟改革，實際是放縱“人欲”，結果則是在一片虛假繁榮的表面之下，正在使整個社會日益走向貧窮、不公和腐爛。因為沒有政治改革配套的“向市場經濟轉型”，因它缺少了“自由競爭”這樣一個根本的社會政治條件，所以，它才不僅要造成種種敗症的出現，而且必然會造成在中共專制政治體制下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最後失敗。中共整個專制統治和專制制度的垮臺也就勢所必然。
有必要指出的是，一個被蓄意製造出來的“理論”竟然指出，在由中央計劃經濟、即專制權力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一是由於一部分人必然地要先富起來，所以，另一部分才會必然地要貧窮下去；二是由於“原始資本主義積累”的殘酷性，所以社會才要承受轉型的陣痛，一部分人的利益才會必然地被剝奪。這個希望被剝奪者不要怨天尤人，甚至甘受犧牲的所謂理論，顯然是在依據馬克思主義所謂“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錯誤思想，既要告訴剝奪者，他們的瘋狂剝奪乃是理所當然；又要警告被剝奪者，此乃歷史發展的必然，只能逆來順受。但是，它卻違背了一個最起碼的歷史事實，即在所謂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過程中，正在走向沒落的封建貴族是在一天一天地貧窮下去，而非一天一天地富裕起來。只要看一看被馬、恩所推崇的現實主義小說家巴爾扎克所描寫的“貴族們的日益貧窮化”，和他們在新生資產階級面前的可憐相，我們就能夠相信，今日中共權力人物及其子弟們的超級貪婪化和超級富裕化，與那個所謂的殘酷的資本積累理論該是多麼地不能相稱。必須明確的是，近代自由主義經濟形態的形成和發展，是和近代民主主義政治制度的形成和發展相生相成的。唯有舊專制權力的逐步消亡，才能帶來自由經濟的逐步發展。而也只有在專制權力走向消亡的時代，才能為社會財富的積累帶來它先決的政治條件和時代條件。然而，由於中共的專制政治權力非但沒有消亡，而且還在強制地進行著加固，所以，它才為自己權力階層和貴族子弟們的殘酷積累，製造了黑暗的政治條件和時代條件。當然，這根本就不是什麼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而是中共專制統治集團及其權力的附庸者們，對全體人民的最後掠奪和瘋狂掠奪罷了。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們，今天居然要用馬克思意在揭露和進攻資本主義原始積累“不合法”的理論，來為中共進行所謂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合法性”進行辯護，如若馬克思先生在天有靈，豈不是要喊冤叫屈而不能終？
其五、從中共二度經濟改革所一手製造出來的高度官場腐爛和高度社會腐敗來看，整個中國大陸社會所迅速呈現出來的，已是一片亡國之象。而一九八九年之後中共拒不推行政治改革的行徑，甚至為挽救專制統治的命運而一再推出種種倒行逆施的做法，才是今日中國大陸一片亡國之象的真正來由。只要稍稍聽一聽中國大陸遍地流傳的民間歌謠，我們就能體會得到，如同清政府一樣，中共的改革非但沒有治癒腐敗，反而使腐敗歧生歧長。而不可治癒的制度性腐敗，便是前夜來臨的前奏。
三、就人民渴望變革的歷史要求來看
其一、因現實的痛苦喚醒了歷史的痛苦，人民才會渴望一場偉大的民主變革。應該承認的是，由於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確實適應了彼時國家和人民亟需喘息和生存的需要，所以，人民才希望中共真地能夠“學好、改好”。人民確實是寬宏大量的。但由於中共拒絕實行政治改革並保護官倒腐敗的橫行，從而使人民很快就看穿了鄧小平“專制仁政”的本質，仍是為了維護中共一黨專制政權。特別是在一九八九年，中共竟向僅僅是要求他們實行政治改革的人民進行了殘酷的鎮壓，鄧小平與毛澤東一樣的專制暴君本質也就因此而暴露無遺。由是，經歷過毛澤東長期專制暴政統治的人民，也就在一九八九年的刀光血影之間，因“新仇”喚醒了“舊恨”而走向了最終的覺醒。這個覺醒的實質，就是對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共專制暴政、專制仁政和中共專制權力現實合法性的全面否定。於是，前夜的到來，已經不可避免。
其二、因現實的覺醒導致了歷史的覺悟，人民更要渴望一場偉大的民主變革。如本章前文所述，毛澤東死後和華國鋒垮臺之際，中國大陸人民和鄧小平曾先後“共同”發起過一場思想解放運動。在這場思想解放運動中，屬於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運動曾艱難地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批判和否定文革。第二階段是批判和否定文革前的中共專制暴政。第三階段則是以深入研究和全面肯定國民黨抗戰為發端，開始了對於中國現代歷史的再反思、即再認識。如果說前兩個階段因伴隨著中共改革的推動、發展、滑坡、停滯和二度改革的被迫推行，尚屬於對中共權力現實合法性的批判和否定，那麼，第三個階段，則是中國大陸人民正在從根本上對中共的 “革命”，中共“革命”的性質，和中共“革命”與中國現代歷史發展的關係，進行了再認識，產生了真認知。由是，作為中共對立面的中國國民黨，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新中國”對立面的“舊中國” —— 中華民國，和作為被毛澤東與共產黨在實際上早已批判、否定和推倒的孫中山的民主革命，及其三民主義理論體系，直至蔣介石先生的歷史功績和歷史地位，也就不可避免地被放到了必須進行再研究、再認識和再肯定的歷史地位之上。
這一場歷史反思運動之迅速、迅猛、廣泛和深刻，這一場歷史反思運動已經在中國大陸民間所造成的廣闊而且深遠的影響，這一場歷史反思運動在歷史事實的澄清和理論研究上的成就，這一場歷史反思運動所已代表的中國大陸社會政治思潮的歷史性轉折，實已使得中國大陸人民在對中共權力的現實合法性進行否定之後，已經對中共權力的歷史合法性產生了全面質疑，直至走向了徹底否定。
中國大陸人民終於在被中共統治、欺騙和折磨了近半個世紀之後，認識到中共的“革命”不過是對孫中山民主革命和民主建國的反撲和反動，是對辛亥之前中國專制制度的一場空前復辟，是在共產革命的名義下，以中世紀歐洲教政合一這一專制統治的最高形式，對於中國數千年專制歷史和專制政治的血腥“補課”。它不僅強行地阻斷了現代中國由專制向民主過渡的歷史進程，而且將二十世紀下半葉的中國大陸強行拖拽在反動與倒退的死港之中。由是，中國大陸人民不僅在感情上，而且在理性上走向了最終的覺醒。由是，如同清政府那一場改革的結局，便是一場偉大民主變革的來臨一樣，中共這一場改良的結果，亦同樣會迎來一場偉大的民主變革。只不過這一場偉大的民主變革既是對前一場偉大民主變革的繼承，又是對前一場偉大民主變革的完成。偉大的中國民主革命，或曰偉大的中國民主運動，如同近現代一些先進國家一樣，終於在歷經了革命與復辟、民主和專制之慘澹較量的主體歷程之後，就要迎來她從專制向民主過渡的最後成功了。前夜已經來臨，變革必將成功。孫中山先生民主建國的偉大理想一定能夠實現。
第一、中共十年經改的動因和理論
一、動因
自一九四九年中共于大陸建立政權至一九七六年毛澤東死，前後二十八年，雖然既無外患更無內憂，“人人山呼萬歲，個個俯首聽命，一派太平局面”，但是，由現代共產革命和傳統農民造反之雙重勢力，所建立的專制復辟統治，所架構的現代極權制度，所必然要表現出來的種種敗症，卻造就了“血雨腥風數十年，塗炭生靈上億萬”這樣一個空前悲慘的歷史局面。是故，毛澤東死後，廣大農村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貧下中農們，終於迭起偷糧、盜糧和搶糧的風潮，驚心而動魄。01 社會秩序亦由文革開始後的動盪不安，走向了公開反抗與變相反抗的不斷發生。社會各種刑事犯罪不僅持續暴起而不衰，至一九七六年，青少年犯罪比例已經占全社會犯罪比例的百分之四十一。02 特別是曾經遭遇過種種冤假錯案的人們及其親人，未死者渴望平反，已死者陰魂不散。廣大倍受蹂躪和殘害的知識份子，即“臭老九”們，更是長哭當歌，痛定思恨，終於萌發了對“民主與科學”的重新反思和追求之心。北京西單牆上，一幅希特勒握著毛澤東的手說“兄弟，你比我幹得更好”的漫畫，已經尖銳地表現了人民對於毛澤東和中共二十餘年種種倒行逆施的極端憤恨和沉痛思考。中國大陸人民再也不能忍受“鐵幕遮掩下的殘酷統治和信仰支撐下的貧困生活”了。一曲“大幹部送上門、中層幹部開後門、小幹部亂找人、老百姓罵出門”的民間歌謠，實已唱出了人民無限不滿與痛苦的心聲。
毛澤東死後的中共及其專制政權，雖然面臨著這樣一個一觸即發的社會局面，然而，華國鋒卻要在“兩個凡是”的信條下“按既定方針辦”，繼續執行沒有毛澤東的毛澤東路線。於是，因十年內訌而成為階下囚的中共部分黨人，終於在“保證永不翻案”的鄧小平率領下，為從頭收拾“紅山河”，為挽狂瀾於既倒，為製造毛後中共專制復辟的“中興”局面，為追求中共的“長治久安”，乃接過“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理論武器，號召“思想解放”，以對毛澤東晚年的思想行為論是非，甚至公然批判毛澤東晚年的錯誤，由是而推倒了“兩個凡是”。同時，以平反七六年四五天安門事件和平反冤假錯案來收拾人心，以所謂撥亂反正來推倒文革，以提倡回到“科學的毛澤東思想體系裏面去”來歸複文革前中共正宗專制統治，以高喊“振興中華、實現四個現代化和號召國人向前看”來重新激勵人心，從而拉開了中共十年改革的序幕。
二、理論
首先，據實而論，中共十年改革並無理論可言。這是因為，中共在十年改革中，始終固守四個堅持，堅守教政合一的極權政治體制，不斷強化正在被迫削弱下去的專制思想統治。因而，作為中共政權思想基礎的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不僅仍處於獨尊地位，起碼在表面上和形式上，沒有人敢公開反對。這就為改革在理論上圈下了一塊不容逾越的思想禁區。任何人衝撞不得。其次，蓋因馬列毛只有“革命”理論，即殺人奪權和殺人固權的理論，向無改革的理論，所以，中共的改革，也就不可能在馬列毛思想的指導下進行之。相反，所謂改革，若要依據馬列毛的理論來進行分析，就純屬“反其道而行之”。因此，一向誇口擁有“光輝革命理論”的中共，既不能“掛狗頭、賣狗肉”，便只好“掛羊頭、賣狗肉”了。也就是馬列毛思想照掛，背叛馬列毛的改革照幹。這雖是人人心知肚明的事情，也是除掉中共“昏糊老朽、惡棍左王”以外者所樂於暫時執行的。但是，畢竟“掛羊頭、賣狗肉”的勾當，不是正大光明的勾當，因此，實際上的狗肉買賣，就非但不能過份，尤其是掛羊頭的把戲，就更不能叫人公開戳穿。更何況中共內部的左派，即要維護馬、列、毛思想正宗的頑固派們，又時時要“聞腥而作亂”。再加上改革者本人，雖有改革救黨之念，卻無變革專制之心。特別是他們為了維護中共一黨專制統治的合法性與合理性，又非馬、列、毛這張畫皮不可。
這樣說，並非指中共十年改革毫無“理論”可言。與中共慣用的“口號”式革命理論一樣，由鄧小平所建立的所謂改革理論，亦常常是以“口號”代替”理論”。這就既省略了理論本身所必須的科學性，又易於“標明立場、雷厲風行”。如果說，鄧小平於十年改革中尚有什麼循序漸進的“理論”即口號的話，那就是﹕
其一、以“振興中華，實現四個現代化和向前看”為口號，既要求消彌黨內分歧，又希望消彌人民仇恨，於不堪回首之中，試圖號召黨人和民眾引項向前，為用改革創造中共長治、人民久安的新一輪專制統治局面而勉為其難。
其二、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為理論旗號。但批毛不批党，否文革不否定十七年，一心想歸複中共文革前十七年的正宗專制統治。
其三、提出所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將已經進行了三十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仍然放回到沒有高級階段的初級階段去。既對前三十年的一切罪惡包禍容過，又為改革的過失開脫罪責。這算是鄧小平的一個“前後皆得和左右逢源”的“理論”。
其四、大言“改革是前人所沒有做過的事情”，因而提出“只能摸著石頭過河”。這個“過河論”是在一九八五年後，當改革迅疾滑坡，人心黨心不滿，面對黨內黨外種種指責之時，由鄧小平提出來作“自我辯護”的理論。這個在一個相當時期內被當作重大改革理論的“理論”，一是證明中共黨人無知，並敢以無知欺天下人，將古今中外一切有聲有色有血有淚的改革，歸為烏有。二是將這一場改革的真情和實景，無可奈何地表現得淋漓盡致。“過河論”一出籠，立即引起廣大人民群眾的極端不滿。在廣大民間，人民便常常用“十二億人憑什麼都要跟著你摸著石頭過河”的話，來嘲笑之、批駁之和反對之。這句話在人民渴望真正改革的心理追求上，撒下了無邊的陰影。說它是人民在理性上認識與看破中共所謂改革的開始，亦不為過。
其五、高喊“長治久安”。即“中共長治，人民久安”。此語不僅凸顯了晚清慈禧和今日中共所一心相與的共同政治願望，更將中共要借改革以預防革命和苟延專制統治的全部企圖暴露無遺。
其六、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理論。如果說十年改革伊始，當局部恢復個體經營已經造成部分個體經營者不正常的劇然成富，甚至造成朝野上下物議洶洶之時，鄧小平說出這樣一句話來，意在保護剛剛推開的經濟改革勢頭，以平衡社會心理，亦未必大錯，那麼，一九八五年，當中共高幹子弟弄權經商已經造成官倒橫行、權門暴富之時，鄧小平的這一句話和他對這一句話所加的補充與解釋，即“既然能夠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為什麼我們的子弟就不能先富起來”，也就在中共拒不進行政治改革的前提下，既迅疾造成了中共經濟改革的巨大混亂和民心的極大不滿，又造成了中共官場貪污腐敗的肆意橫行，更暴露了“中共專制統治者們”的無限貪婪精神，從而為他們所一心相與的“長治久安”願望，製造了黨基崩潰的無窮危險。
如果說“振興中華、實現四個現代化和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等“理論”，尚為撥亂反正與推動經濟改革，起到了思想發動作用的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語，尚可視作中共為自己以往的罪惡“遮羞、彌過”的話；其餘一切所謂理論，不僅均不是指導和引導改革的理論，而且在實際上都為凸顯這一場改革意在維護專制統治和專制制度的本質，和促使這一場改革的迅疾滑坡直至失敗，起到了彰明較著的作用。這既是中共十年改革的本質體現，更為中共借改革以自救的目的所使然。
第二、中共十年經改的步驟和內容、成效與困境
中共的十年經濟改革，基本上可分為“以撥亂反正為先導，以農村改革為開篇，以城市經濟改革為主題，以引進外資、實行合資、允許獨資為手段”四個方面。
一、所謂以撥亂反正為先導，即指部分地恢復為中共文革和文革前十七年所毀掉的一切社會正常存在。具體地說，一是恢復原有的黨政系統及其建制，恢復下放幹部和插隊知識青年回城工作和待業的權力，恢復被廢止了十年的高等學校考試制度，恢復一九四九年前向西方派遣留學生的制度。二是先黨人後群眾地為文革和前十七年的部分冤假錯案平反，直至為地富摘帽和為右派改正。意在收拾人心和恢復社會秩序。
二、所謂以農村改革為開篇，即指在少數省區農村自發包產到戶的形勢下，被迫恢復一九六零年曾被劉少奇肯定和保護過的“三自一包”救命政策。並在此基礎上，廢除人民公社制度，將農民的農產品生產權、農產品經營權和基本人身權力部分地歸還給農民，初步地將農奴複歸為農民，逐步地推行包產單幹。從而，在短暫的時期內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起到了恢復農民傳統的小生產以救社會主義的命這樣一個作用。
有必要說明的是，農村改革之所以能夠在短暫的時間內獲得相當的成就，並因之而奠於了八十年代整個經濟改革的基礎，蓋因農村改革已經超出經濟改革的範疇，具有明顯的政治改革內涵。雖然它不是向前改，而是向後改。但是，它畢竟將中共在中國大陸農村所長期製造的歷史性倒退，進行了撥亂反正，使中共一手架構的共產農奴制度開始瓦解。但是，一九八四年中共對農村改革政策調整的失敗，以及由接踵而來的“雙軌制”所造成的，農業生產資料的暴漲、賣糧難、和“打白條子”03 等一系列問題的出現，遂使農村改革迅速出現“嚴重滑坡”。中國大陸農村短暫的好年頭和好景象，就此江河日下，不復再來。新的農村社會危機卻由是而生。
三、所謂以城市經濟改革為主題。農村改革固然能夠起到穩定社會與政權的作用，但作為現代社會經濟命脈所在，和造就了現代社會經濟發展的主體，卻是城市。但也正因為城市集政治、經濟、文化於一體，所以它的改革，才既不可能象農村那樣，只需“分田單幹”，解散人民公社，即走“回頭路”，便能夠收到改革的“奇效”。更何況由中共所建構的專制權力經濟，乃是對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的直接制約和嚴重制約。因而，只要党權不放，政權不讓，專制權力經濟的基本形態沒有改變，其城市經濟改革也就不可能獲得成功。一九八九年前城市經濟改革的一再失敗，就已經證明了上述理由的正確。但是，在中共十年改革中，城市經濟改革還是在一定範圍內和一定程度上獲得了一些治表不治裏的成績。它具體表現在﹕
其一、與在農村恢復傳統農民的小生產一樣，恢復了傳統型的城市個體經營，實際上就是恢復了小商小販在流通領域裏的數千年歷史性存在。但是，這個恢復，卻溝通了城鄉與民間的物資交流，開拓了城市閒散人員就業的機會，造成了個體經營這個傳統的社會正常構成，在中共專制統治下的再生和崛起。
其二、在局部恢復個體經營的基礎上，允許“個體經營”的限制性發展。將小商小販小個體戶在流通領域和小生產領域，發展成了擁有一定經營資金和一定經營範圍的新型資產者，從而恢復了一定限度內的私人雇傭勞動。在沿海省份，這種個體經營在規模上發展較大，重新造就了一定數量的家庭式手工作坊的出現，使得當代中國的民間工業，再度呈現出了宋末明初自由手工業初萌期的歷史景象。
其三、恢復、建立和發展鄉鎮企業，使之成為地方工業的補充者與鄉鎮經濟的主體。好處是活躍了城鄉小商品市場，發展了鄉鎮經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鄉鎮及農村生活的水準；壞處是使中共鄉鎮基層政權有了揮霍的“小金庫”，造成農村腐敗橫生。因為鄉鎮企業直屬鄉鎮黨、政兩權領導人，由是，鄉鎮企業的負責人，便在改革中迅速成為有權有錢者，農民對他們的普遍怨恨亦由是而得以迅速擴張。
其四、仿傚清政府於經濟改革中建立上海經濟特區和開放通商口岸的辦法，延承毛澤東“抓典型”的一貫手法，在維繫中共黨政兩權專制政體的前提下，建立深圳、珠海兩個經濟特區，仿傚“資本主義”的經濟管理和經營模式，意在使它們成為一個紅色的資本主義世界。若就現實的政治經濟狀態而言，它們不過是中共專制權力控制下的官倒、官商和一切不正常經營的中心和發源地，被中國民間稱作“第一和第二官倒中心”，是中共改革腐敗和腐敗改革的象徵地。若借歷史的前證相比，它又酷似清政府的上海經濟特區，卻又遠不及晚清的上海。因為晚清的上海只有政權，沒有党權即教權；確有資本主義，即有自由主義經濟的真發展，而無專制權力經濟的主體控制。加之舊上海雖然是帝國主義冒險家的樂園，新特區卻是中共權貴及其子弟發財致富的溫柔鄉。雖然它所呈現的繁榮和繁華尚遠不能與當年的上海相比。再者，中共建立深圳、珠海經濟特區的目的，固然是為了抓典型、樹樣板，但是，即便是鄧小平於一九九一年發表南巡講話時，極力鼓吹深圳、珠海經驗，卻又絕不敢向內地推廣。無非是不能將中國大陸廣闊的土地都變成“紅色資本主義”世界罷了。誠如中國大陸民間有言，“所謂特區，乃中共特權地區之所謂也。”
其五、所謂提出城市經濟改革，建立市場經濟，實行“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並行的雙軌制”。這三個提出，前兩個固為形勢所迫而不得不為，在理論上也屬於真改革，但是，中共的專制權力經濟結構，卻只能使它們成為空談。因為，當作為城市經濟改革重心的“向市場經濟轉型”，一旦受控於專制權力之下，則以自由競爭為前提和本質的市場經濟發展，就只有死路一條了。至於第三個理論，中共一則允許實行，二則樂於實行。因為它一是在理論上並未全部否定專制權力經濟，二是在實際上使有權力的專制統治者們擴大了賺錢的特權。因為由權力以平價買進計畫商品，再用權力將計畫商品以高價賣入無計畫的市場，便會僅僅因為權力這根杠杆的作用，而在流通領域的轉瞬和轉手之間，就能獲得驚人的“利潤”。這是中共官倒、權倒爆發的巨大歷史契機，也是中共權力階層暴富的絕好“商業”手段。自然，更是中共改革隨之迅疾滑坡，和由改革所招致、所擴大的各種社會敗症交相併發的主要根由之一。一九八九年前，中共的城市經濟改革更由此而歸於失敗。
其六、所謂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于企業疏離党權，擴大企業的經營自主權。可以說，這是中共城市經濟改革唯露改革容顏之處。但是，由於專制權力經濟的頑固性，即党權、政權對於經濟領域生產權和經營權的不肯真讓和不肯真放，而只能收效甚微，甚至一再出現反復。如雖然局改公司，公司卻既設黨委，又有被規定的行政級別，是故，企業界的党權和政權也就成為假讓和假放；若再加上企業內部的党權和廠長權，又一直在隨著中共層層權力鬥爭的起落而相消長，是故，被鬆綁的廠長既不能“松心”，也就談不上真正的“鬆綁”。特別是“冷風”一來，黨中的改革派一遭難，廠長們就會被黨委書記們名以各種經濟問題、生活問題而投在明槍暗箭之下，直至紛紛落馬。十年改革中，這種倒楣的廠長無以數計。其中銜冤之深者早已令全國人民震驚不已。
四、所謂以引進外資、實行合資和允許獨資為手段。
中共北京政權建立伊始，即實行了閉關自鎖的政策。換言之，即中共在這個世界上已經棄絕交遊久矣。毛死後，鄧小平發動改革，本質既在自救，對內便要暫時 “與民讓步”，對外便要放棄僵死的社會主義立場。如是，鄧小平也就不得不在防止和反對資產階級思想文化的前提下，逐步地開始了引進外資、實行合資和允許獨資的新經濟政策。這一改革大計，雖是清政府老早就做過的，並也曾卓有成效，但在中共卻是石破天驚，更被他們自己認作“史無前例”。再加上中國市場既大，勞動力又低賤到了不能再低賤的地步，加之早期的官場因眼界剛開，口胃不大，甚至只需要一瓶洋酒、一台彩電就可以使外資引進，合資簽訂，獨資有望。如是，也就吸引了海外形形色色的投資者，包括先到的港商，後來的洋商和最後趕來的台商，從而造成了一派轟轟烈烈的投資、合資及獨資的經濟改革景象。這個景象，在促成中共八十年代的經濟自救上自然功不可沒；這一景象，在導致中國官場腐敗的迅速加深上，更是功勳卓著；這一景象，對屢經危難的中共經濟之一再輸血，則在相當程度上和在相當多的次數上，起到了維繫中共專制統治的巨大作用；這一景象，又為中國大陸人民放開眼睛看世界，從而愈來愈催動起他們對於民主改革的渴求，直至形成他們對中共經改的本質認識和深刻認識，就更是“患莫大矣”。因此，投資、合資和獨資的風氣及規模，也就伴隨著中共改革風雲的變幻，改革派和頑固派權力的相消長，經濟發展的禍福不定，中共專制統治危機的或隱或現，而時漲時落。更在一九九一年之後，為中共層層統治集團中人紛紛借投資、獨資和合資舉外債，變私款，轉放海外為其子孫留後路，提供了絕好的手段和管道。據北美《世界日報》報導，一九九四年，海外對中國大陸投資總數，即為中共轉放海外之個人財富總數的驚人消息，實在使一切真正愛國的華僑頓生扼腕切齒之痛。
誠然，與農村改革的成就相比，姍姍來遲的城市經濟改革，由於政治改革的決然不行，才一方面造成了城市經濟改革的不改不動和改而難動，一方面又因城市經濟改革伊始，就立即推行了“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雙軌制”，才造成改革尚未見效，腐敗已經橫流，一場城市經濟改革幾乎完全成了“官倒與腐敗”的代名詞。它不單在社會風氣上轉瞬即造成了“一切向錢看”的腐朽風氣，而且在社會心理上更是增強了嚴重的社會不公感覺。其在權錢關係上，一是使社會權力意識在改革的年代反而有強無弱，二是使權錢交易成了敗壞一切社會公德的禍水。
在中共十年經濟改革中，除掉創造了一片表面繁榮和虛假繁榮以外，個體經營的發展應算是城市經濟改革的一項重大成就。這個重大成就，一方面證明了在所謂社會主義條件下，個體經營只有被迫走與封建官場及專制權力相結合的道路，才能獲得生存和發展，從而使得民族自由經濟在其再生伊始，就走向了非自由發展的歧途。一九八七年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發表並出版的長篇小說《癡漢》一書，就對此作出了十分生動和準確的文學概括。另一方面它又在實際上為增加中共財稅收入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以安徽省為例，一九八九年個體戶的稅收已達全年財政收入的近半數，一九九一年則達到當年財政收入的一半以上。這對於撐持中共江河日下的經濟，實在是功莫大焉。所以，一九八九年以後曾一心想使個體戶們傾家蕩產的“江核心”，04 也不得不在二度改革中容忍個體戶們繼續發財致富，並絕不容許它們退隱家園，否則便以凍結、甚至沒收銀行存款相刁難。由是，中共雖因“民族資產階級”的再生與發展而寢食難安，然而，真要下決心掐死這個新生的“畸形民族資產者階級”，其經濟便會立即陷入不能維持的境地。因而，由這個“畸形民族資產者階級”給中共在政治上帶來的擔憂和在經濟上帶來的好處 —— 不論是于公還是於私，均已使中共處於進退維谷和莫衷一是的困苦境地。“左王”們指責“個體戶發展已經宣佈社會主義失敗”一類的話，和他們所一再發出的“中國就要形成為資產者階級的個體戶將必然要在政治上有所要求、並要尋找代理人”的警告，無非表現了他們對“山河就要變色”的心慌意亂罷了。05
二 中共十年改革的範圍、禁區、死區、後果及專制改良本質
第一、中共十年改革的範圍
中共十年改革除掉曾在農村改革中解散人民公社、即解放共產農奴，乃具有政治改革的意義以外，其他任何改革，特別是城市改革，均被限定在經濟改革的明確範圍之內。即只准許經濟改革，而不准許政治改革。或曰只有政治改革的空喊，而絕無政治改革的實踐。
第二、中共十年改革的禁區
因中共只空言政治改革，而絕不進行政治改革，因此，向被中共視為第一和掛帥的“政治”，便天經地義地成了改革的真正禁區。尤其是它的“四個堅持”和“抓兩手”，即在四個堅持之下，一手抓經濟改革，一手抓思想文化領域裏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在實際上不但不會促成改革的深化，竟又在政治改革的禁區之外，增添了一個新的禁區，就是不准在思想文化領域進行改革。由是，思想文化領域裏新的整肅運動也就彼伏而此起。從一九七八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倡“思想解放”以來，一九八零年就因文學界被視為“越軌”，而由中共挑起了一場“歌德還是缺德”的爭論，06 即“是歌社會主義德、還是缺社會主義德”的爭論，企圖再度用政治的力量來排斥和否定剛剛觸及、表現和批判了當代社會現實的文學作品。一九八一年春天在北京召開的“劇本座談會”，又借批判電影“苦戀”，向文化界發出了正式的警告。一九八三年秋冬之際，終於爆發了為期二十七天的“流產文革”，即來勢洶洶的“反對精神污染”和“反對西化”的運動。一九八四年全國作家代表大會雖然是文學界對“反對精神污染”這一流產文革的“出氣”，一九八六年爆發在全國各地要求政治改革、要求言論自由和要求反對官倒腐敗的學生運動，就更是表達了人民要求政治變革的政治要求。但是，一九八七年初中共發動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無疑暴露了中共絕不會改革政治，更不會將專制政治改革成為民主政治的本相。之後，因中共最高統治集團內部權力衝突的暫時傾斜，曾又一次造成了短暫的寬鬆環境，即造就了一九八八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敢言”會風，致使一時間要求政治改革和要求反腐敗、反官倒的呼聲響遍全國。但一九八八年深秋，全國第五次 “文代會”“不准串連和不准胡說”的陰冷沉寂會風，終於預示著一場更大政治寒流的到來。可以說，除掉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後，鄧小平為否定文革和撥亂反正而不得不一度高喊過“思想解放”，即要求“解放到科學的毛澤東思想體系裏面去”以外，此後，在思想領域，非但再也沒有提倡過任何的思想解放運動，卻反而有計劃、有組織地一再遏止人民的思想解放，一再撲殺人民的任何“異於”思想，力求歸複馬、列、毛正宗，特別是對新聞自由的絕不鬆口，集會結社的絕不允許，人民辦報辦刊的絕不給予，從而在十年改革中，使得思想文化領域裏的改革亦與政治改革一樣被視作禁區，不能越雷池一步。這既是文學藝術的發展僅僅在幾聲呐喊和幾篇“傷痕”之後，便開始遭受重重打擊、限制、並被迫迅速走向種種歧途的原因，也是伴隨著經濟改革的發生、發展、滑坡和惡化的政治改革高喊，更無從兌現的根由所在。
第三、中共改革的死區
中共之所以在十年經濟改革中設立了以上禁區，根子，是在中共党權的不能放手和不能放鬆。而党權的不能放手和不能放鬆，不僅形成了中共十年改革的一個真正死區，而且正因為存在著這樣一個死區，才造成了其他方面改革的困境、禁區和難題。特別是政治改革的無以進行。
十年改革中，人事制度的改革喊得最早，但迄今“党管人事”的制度卻無分毫改動。十年改革中，“黨政分家”的呼聲可謂最高，但至今黨政豈但不分，甚至連對人大和政協都已經進一步強化了共產黨的專制。十年改革中，党權、政權對於企業、事業的管理權和控制權，雖然一再地遭到了人民的物議與不滿，但其堅決不改和堅決不放，只能令人扼腕。著名共產黨演員趙丹臨死前就曾滿懷沉痛與憤懣地指斥說﹕“既然號稱百萬大軍的文藝界，每一個單位和團體都有那麼多的黨員，又為什麼非要派那些外行的黨員來領導我們不可？”他的話，雖然震聾發聵，發人深省，但是，一九八九年之後，中共在全國各級文聯及所屬各協會，以大派黨棍來代替黨員作家藝術家擔任黨政領導的倒行逆施，已經證明了中共的用心何在。
第四、中共十年改革的後果
一、經濟、政治等方面的正面效應。相對於毛澤東和中共二十六年無法無天的殘暴統治而言，由鄧小平和中共所推行的改革，確實在一定程度上、一定範圍內和一定時期中，達到了用改良的方法以與民讓步、與民休息和與國發展的成效，從而使得中共的專制統治得以短暫的中興。用胡耀邦的話來說，就是“中共這一艘早已在下沉的大船總算沒有沉沒”。07
二、專制極權統治的相對削弱。中共十年“掛羊頭、賣狗肉”式的專制改良，終於使得在前三十年中嚐足了“社會主義苦”的人民，包括中共自身的許多党人和官僚，對所謂社會主義信念和共產主義信仰均產生了根本的動搖。人民不僅已經在感性和感情上，而且已經從理性和理論上，走向了對所謂社會主義道路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否定和拋棄。在官場，則迅速演化成為將堅持馬、列、毛正宗思想，變成了假戲真唱和真戲假唱。有時則乾脆成為對上交差、對下作態、上下互相欺騙、卻又都是心心相知的政治過場戲。中共中央屢屢指責其各級黨政官員“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原因，蓋源於此。
三、官場腐敗的迅速升級和擴張。雖然在文革前十七年和文革初期，毛澤東和他的高級黨政官僚們在生活上已經腐化墮落不堪，但是，一方面因被遮掩在鐵幕之內，另一方面，亦因“革命”一詞猶如一把無形的“法術”之劍，被中共最高統治集團高懸在中低級幹部和造反派的頭頂之上，使之不敢公然的腐化與腐敗。但是，至文革中、後期，特別是林彪事件之後，因毛澤東以革命名義整殺“功臣”的倒行逆施，已為廣大黨人和民眾所識破，“革命的法術之劍”既隨之消失，中共各級權力集團的腐敗和腐化也就得以大大地傳承和加速。再加上“革命”不僅使得人民越來越窮，“革命”亦同樣使得中共的大多數下層幹部，非但在政治上朝不保夕，而且生活清苦，心自難甘。於是，腐敗和腐化遂蔚然成風。前文所述，“大幹部送上門、中層幹部開後門、小幹部亂找人、老百姓罵出門”的民謠，便是文革中後期腐敗社會局面的真實寫照。毛澤東死後，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伊始，一方面，曾在十年內訌中失去了天堂的所有黨政官僚，為重新得到一切和佔有一切而倍顯貪婪；另一方面，清苦了半輩子的中小“革命家”們，因早已看透了人生，看穿了“革命”，因而“改革”雖難全真，“開放”卻全然不假。於是，“有權就有一切，無權就一切都沒有”的口頭禪，幾乎成為他們心領神會的座右銘，激發得人人為餐餐頓頓酒肉穿腸過，為在考察名義下出國觀賞資本主義，為升官晉級而公然用公款行賄索賄，為安排子女後人的移民海外而一心斂財和瘋狂佔有，為嚐盡人生的豔樂而酒色不衰，竟能夠將整個官場與社會鬧得腐敗橫行，烏煙瘴氣。特別是一九八五年後中共層層高官及其子弟們的弄權經商，大搞官倒、權倒，就更是將這一片腐敗之氣，變成了合情、甚至合法的腐爛之風。中共正是用它的“改革”，才從“為革命抓權”，徹底地走向了“為革命抓權乃是為了為革命抓錢的嶄新歷史階段”。而由專制制度和由專制改良所製造的腐敗和腐爛，亦終於變成了中共及其專制統治的不治之症，成為中共大陸專制復辟政權的亡國之象。
四、社會兩極分化的迅疾形成及其發展的極端化
中共的公然腐敗與腐爛，不僅是對社會公有財富的瘋狂糟蹋，而且是對社會共有財富 —— 實際是人民財富的公然劫奪。這就必然要造成如下兩個可怕的結果，一是他們的富有化恰與社會的貧窮化成為正比，二是掌權者的公然腐敗和腐化，必然要造成整個社會腐敗、腐爛風氣的公行。就前者而言，據不完全統計，一九八九年中共官場用於公款吃喝的錢竟達數億人民幣以上。但一九八九年人大內部亦有資料統計，該年中國中部某省竟有百分之二十五的農民連肚子也吃不飽，而在某富裕省份的貧窮山區，農民連過年也吃不上一頓肉的景況竟比比皆是。這自然只能造成普通人民對 “吃喝玩樂都報銷”的中共党人官僚，懷抱強烈的不滿直至憤恨。就後者而論，則正是由前者才造成了整個社會心理的嚴重傾斜和社會公德的蕩然無存。流行在整個大陸社會的“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之類的憤恨貪婪之語，實已將今日大陸社會的不平心態和腐風惡氣表現得淋漓盡致。
五、政治改革呼聲迭起
如果說一九八四年前的農村改革和所謂城市經濟改革尚有成效的話，則一九八四年之後的形形色色改革，便立即開始呈現出種種雜亂無緒的現象。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共對於必須與之配套的政治改革，或曰作為經濟改革必要基楚的政治改革，非但遲遲不改，而且決然不改。一九八五年，鄧小平雖然在中共十三大上給予了政治改革的空洞許諾，中共黨內的政治改良“精英們”甚至已在草擬政治改革方案，08 但是，政治改革仍然只是空打雷，不下雨。歷史的事實是，自中共十三大到中共十五大，中共不僅無意進行政治改革，而且蓄意反對政治改革，並且在高喊政治改革中肆意擴張党權，強調四個堅持，特別是在人大和政協，思想界和理論界，教育界和文化界，其党權的擴張與強化，實已到了連“十七年”與文革都不曾達到的強度。如前所說，一九八九年之後，各級人大和政協均由中共各級党的主要負責人擔任其主要職務的事實；一九八九年之後，各級文藝工作者聯合會和各級作家協會均由中共各級宣傳部派出大批黨棍以再事“外行領導內行”的實例；一九八九年後，江澤民猶如高喊立憲時期的晚清監國攝政王載灃一樣，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一族（即上海幫）的全面倒退景象；只能說明中共為了鞏固其一黨專制的權力，已經連臉面也不能夠再顧了。而對於那些一再要求政治改革的普通民眾和知識份子，中共不是施以高壓，趕出海外，便是逮捕法辦，課以重刑，“六四”的血影依然深重地籠罩在我們的國土之上。
必須指出的是，中共雖然以上述種種手段達到了在實際上反對政治改革的目的，但是，政治改革的要求在中國大陸人民的心中卻非但沒有因此而消失，卻反而變得愈來愈強，愈來愈烈，並且終於演變成為要求社會徹底變革的思潮，在向著追求民主自由和反對中共專制統治的明確目標前進了。
六、民主運動的爆發
中共從允諾政治改革到反對政治改革直至強化專制政治的行徑，一方面保護了中共的權力及其特權階層的貪贓枉法與腐敗腐化，一方面使原來已經舉步維艱的經濟改革發生了嚴重的滑坡，一方面終於使人民對中共的所謂改革走完了“由期望到失望和由失望到否定”的歷史過程。一九八六年秋，即在中共十三大許諾實行政治改革一年之後，全國各大中城市終於爆發了學生運動。其聲勢與規模均為一九一九年之後所僅見。這一持續了一個月之久的全國性學生運動，雖然無領袖，無組織，亦無計畫與謀劃，更無黑手，但是，各地學生喊出來的卻都是﹕立即進行政治改革，反對官倒與腐敗，要求新聞言論出版自由。鄧小平和他的中共如臨大敵，不僅對人民呼喚政治改革的要求置之不理，對反官倒、反腐敗的呼聲充耳不聞，而且立即抓住學生運動要求新聞言論自由這一“嚴重把柄”，立即壓上了一頂“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大帽子，向著黨內外左右開弓，大打出手。由是，胡耀邦因被指責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保護傘，而在槍桿子的逼迫下待罪辭職；幾位被中共指為資產階級自由化代表人物的黨內知識份子，遂被開除黨籍；各地高校學生運動的發起人和組織者，分別受到了輕重不同的處分，嚴重參預者則被逮捕“法辦”。這一場旨在思想上進行整肅的政治運動，雖然如同八三年那一場二十七天的“流產文革”一樣，只能以流產為告終，但是，它從反面所聚斂起來的不平之聲與反抗之念，卻隨著中共經濟改革的迅疾滑坡和官倒腐敗的更加橫行無忌，而愈來愈表現出它必然要勃發的前景。一九八九年春天因“借題發揮”，即借胡耀邦之死而陡然爆發開來的學生運動，之所以能夠立即得到全國上下各階層人民的竭力支持與踴躍參加，並使之成為中國歷史上和世界範圍內空前壯闊的民主運動，只能說明自一九八七至一九八九年中共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各個領域的倒行逆施，特別是其間官倒和腐敗的橫行無忌，實在是起到了激怒整個社會情緒的巨大作用。
第五、中共改革的專制改良本質
由於中共改革的範圍是經濟改革，中共改革的禁區是政治改革，中共改革的死區是党權的絕然不改、不讓和不放，中共十年改革的直接後果乃是腐敗的歧生歧長和人民不滿的迅速加深，因此，中共的十年改革，才僅僅是經濟改革，並且以不根本改變專制權力經濟形態為界限。因為，這一場經濟改革，一旦從根本上觸及了、動搖了、甚至是改變了中共的專制經濟形態，就等於觸及了、動搖了、甚至是改變了這個專制權力經濟形態的“政治底牌”，也就是觸及了、動搖了、甚至是改變了中共一党的党權和中共的整個專制極權制度。所以，中共才不會下決心改變它的專制權力型經濟，更不會首先下決心改革它的那一張“政治底牌”，即決心以政治改革來廓清經濟改革的道路。由是中共十年改革乃是意在鞏固其一黨專制統治，意在維護其一党江山的專制改良本質，也就昭然而若揭。中共的改革遂只能與晚清及近、現代所有專制國家的專制改良一樣，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它必然失敗的最後下場。
三 當代中國大陸的雙重思想解放運動與八九民主運動的爆發—— 兼述八九民主運動發展與變化的四階段
第一、中國大陸人民思想變化與發展的四階段
從中共建國到天安門大屠殺，就總體而言，中國大陸人民在思想上曾經歷了四個變化與發展的階段。
第一階段（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七）。本階段雖有對中共陰謀奪權歷史十分瞭解者，但在五十年代前半期的歷次政治鎮壓中，上千萬人被處決、判刑和被逼自裁的恐怖事實，使他們當中的倖存者不僅已經不敢言，而且已經不敢想。再加上普通工人、農民、特別是青年又為新政權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共產主義理想”所迷惑，五十年代初，中國大陸才會在施行恐怖統治的同時，呈現一派錯把復辟當革命的荒謬昇平景象。
第二階段（一九五七至一九六六）。本階段以一九五七年反右鬥爭為發端。雖然一些知識份子曾公然指斥中共一黨專政，揭露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但是，中共將百萬知識份子打成右派，強迫勞改、勞教、直至逼迫他們家破人亡的殘酷事實，終於使全體知識份子開始如履薄冰。他們不僅在黨的教導下開始學會指鹿為馬，不敢言非，甚至完全陷於不敢講話、更不敢思考的悲慘境地。酷似歐洲中世紀黑暗宗教統治的中共專制思想統治由是而得以全面建立。至於廣大民眾，其中大部分因懼怕共產黨而日漸變得麻木起來；小部分人仍沉緬在中共的虛假革命理想之中未能清醒過來。雖然後來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尤其是三年餓死四千三百萬人的中共人為禍患，09 已經使大多數人民在感情上對中共發生異變，對中共的懷疑已經與日俱深。但是，一九六二年之後，因毛澤東一再地喊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並日漸地施以高壓政策，特別是製造毛澤東個人崇拜的迅速升級，乃使中國大陸人民只能繼續陷入“不敢說和更不敢想”的非人境地。加之一大批在“新中國”成長起來的年輕人，尤其是年輕學生們，就更是在中共的強行教化之下，成為被共產文化鴉片所深深毒害的一代。故整個國中雖然恐怖日深，卻又愈來愈彌漫著一股激越的左傾氣氛。遍及國中的“高昂革命情調”，完全掩蓋了“一片惶惶人心”。猶如“法國的痛苦完全被掩沒在路易十四輝煌的專制王權之下”，雖然是大大地有過之而無不及。
第三階段（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八）。本階段的前三年是為中共的文革階段，10 即中共瘋狂地內訌、內鬥和內亂時期。中間七年至四人幫垮臺，是為文革餘波橫行和毛氏全面復辟君主專政時期。後二年，屬於以華國鋒為代表的“凡是派”要維護毛澤東路線的時期，是為過渡階段。本階段中國大陸人民思想的發展，基本上可以分解為從畏共懼毛到順毛造反，直至走向開始否定毛澤東和懷疑社會主義制度這樣三個階段。本階段的重要特徵，是知識份子中的先進者已經從毛澤東和中共的累累罪行中，認識到中共就是封建法西斯專政。一九七四年廣東李一哲的“論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大字報，雖然立場和感情仍然是社會主義的，但在實際上已經透出了對毛澤東君主專制復辟的否定傾向。一九七六年北京四五天安門事件的本相便是 “借周反毛”，一句“秦始皇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的誓言，實已道明瞭人民思想解放的根本方向。
第四階段（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九）。本階段初始，普通人民曾重新寄望於“中共好官”。然而，這一時期的中共“好官”，即恢復了權位的中共黨人，所迅疾表現出來的霸道、貪婪，及其對人民的無情無義，特別是由中共“好官”所推行的改革，又迅速地背離了人民要求實行真正改革的願望，使得腐敗橫生，從而造成了人民的一再失望和最後絕望。中共及其整個專制極權制度，由是而遭到了人民的徹底否定。由革命思想代替改良思想的時代開始悄然來臨。
第二、當代中國大陸的“雙重”思想解放運動
一、雙重思想解放運動的源起
眾所周知的是，七十至八十年代之交，中國大陸曾一度出現思想解放的運動。這個思想解放運動固然因四人幫的倒臺、文革的混亂和毛氏君主統治的結束，而給它帶來了興起的時代條件，但它興起的直接原因，卻是華國鋒要執行沒有毛澤東的毛澤東路線，即“兩個凡是”的路線。這就既要引起人民的強烈不滿，又要引起中共黨內一部分文革倒臺幹部的強烈反對。由是，一場從民間自然興起，和由部分中共黨人發動，首先旨在推倒“兩個凡是”的思想解放運動，也就應運而生。
在民間，作為這一場思想解放運動前驅的，是四人幫垮臺後一場文學解放運動的興起。這個文學解放運動，既因小說《傷痕》而得名為“傷痕文學”，又因小說《傷痕》表現的是中共黨人及其子女在中共文革內訌中罹難的生活，因此，它作為一九四九年後第一篇公開發表的，揭露和鞭韃現實的作品，雖然缺少文學價值，卻使得整個含冤忍苦的社會耳目一新，並產生強烈共鳴，從而受到中共統治集團中文革受難者、即某些中共黨人的嘉許和中共官方的允許。這個綠燈一開，一方面雖使得表現中共黨人及其子女文革遭難的作品大量問世，一方面，卻又使表現人民自身于文革中遭受冤苦的文學作品，得以衝破堤防，決如橫流。其潮流所向，竟致很快越過文革，並且直指文革前十七年中共更加黑暗亦更加封閉的血腥統治。其筆觸尤其集中到了一九五七年那一場反右鬥爭所製造的“千萬冤案和冤魂”身上。由於人民借文學而長歌當哭，其意是在痛定思痛，因而，本階段的文學發展也就迅速地從“傷痕”轉向了社會問題，亦即“問題文學”的誕生。一大批揭露社會問題、包括文革前後社會問題的小說，不僅應運而生，而且企圖引起“療救的注意”，即企圖直接干預生活，否定現實，揭露黑暗，要求變革。
這一場文學解放運動不僅成了思想解放運動的前驅，而且成為促使廣大人民群眾思想迅速解放的催化劑。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中國大陸人民對小說的鍾愛，以及由小說所表現、所喚起的社會情緒和世道人心，其在聲勢與規模上，可堪比者，亦只有新文化運動中的新文學運動而已。但是這一空前的文學解放運動，由於時代條件的本質不同，雖然在聲勢及規模上勝過五四新文學運動，卻又在深度和廣度上遠遜於五四新文學運動，誠所謂“呐喊未起聲先啞”者。但是，誠如哲學的時代必然脫胎於藝術的時代，革新的時代又必然是脫胎於哲學的時代一樣，由它所艱難推動、或迅速誘發的思想解放運動，因它一方面發出了“於無聲處聽警雷”式的呼喊，從而使得要求為四五天安門事件平反的願望，成為人民與中共部分黨人的共同心聲；一方面又因它伴隨著一句“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理論號召，而與思想界的最早蘇醒一拍即合；再加上文學解放與理論解放的合流，及其對於整個思想解放的推動，又導致了北京西單“民主牆”的出現和貴州“啟蒙社”的誕生。11 因此，如果說前者是民心可用，中者成了理論依據，那麼，後來者們在西單民主牆頭所卷起的思想解放的風雲，也就足以“催起中南海內的波濤”了。12 當時，中共黨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鄧小平遂眼疾手利地抓住了人心和時機，擊退了黨中頑固派的僵硬守勢，推翻了“兩個凡是”，批評了毛澤東晚年的錯誤，確定了 “與民讓步”的改革開放路線，一方面大張旗鼓地鼓吹“繼續思想解放”，一方面則很快就提出了“四項原則”，要強制人民把思想“解放到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裏面去”。一九八一年，在中共起草“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過程中，鄧小平已經多次指出﹕“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他甚至說﹕“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党的光輝歷史”。13
二、 中共壓制和迫害人民的思想解放運動
這一場思想解放運動，一方面為中共所利用，另一方面又自中共剛剛利用完了的那一天起，就開始遭到了壓迫甚至是鎮壓。彼時，獲得了中共黨內最高權力的鄧小平，以所謂四個堅持來摧毀民主牆，撲滅民刊，並逮捕了一大批民主運動參加者。14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向黨內發出的“關於當前報刊新聞廣播宣傳方針的決定”仍然稱﹕“報刊、新聞、廣播、電視是我們黨進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武器。”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出了“關於處理非法刊物和有關問題的指示”。該指示明確指出﹕“所謂非法刊物和非法組織，就是指違反憲法和法律、以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為宗旨的刊物和組織。……他們採取的策略是儘量地用合法的形式掩護非法的活動，打著‘民主’、‘自由’、‘人權’、‘改革’等旗號，進行反對黨反對社會主義的活動。”在這個指示中，中共對非法刊物的決策是，一方面“決不允許……以任何方式印刷出版發行，達到合法化、公開化”，一方面又指示 “對非法刊物、非法組織的處理，不要登報、廣播”，以免引起海外的反彈。同時，陳雲在堅決反對制定“出版登記法”時竟然說道﹕“不要搞什麼出版法。過去我們同國民黨蔣介石鬥，就是利用國民黨政府那個出版法去登記，鑽出版法的空子進行合法鬥爭；現在我們不能讓人家鑽我們的空子，變非法為合法，利用合法鬥爭形式同我們鬥。要讓他們登記無門，一律取締。”15 由是可知，正在高喊改革的中共，在政治上對人民言論自由的剝奪，雖與毛澤東時代並無兩樣，卻與“國民黨反動派”統治的年代大相徑庭。
然而，鄧小平和他的中共為了叫人歌頌他們的三中全會路線，並為他們的改革開放政策鳴鑼開道，不僅對人民思想解放的要求採取堅決鎮壓的手段，而且還蓄意將那一場思想解放運動逼向了由他們所誘導的“思想解放軌道”之上，將知識份子中一些真心想助中共進行政治改革和振興中華者，一些傾心中共經濟改革者，某些民主意識薄弱者和利慾熏心者，吸收進中共專制體制內，以在黨內造就一支專門歌頌三中全會路線，既能為中共的改革開放鳴鑼開道，又能為中共的改革開放出謀劃策的上層知識份子隊伍。特別是在思想文化界，中共一是以四項原則直接約束和嚴密控制思想、理論和學術等領域的繼續思想解放。二是以堅持四項原則為藉口，重新加強黨對文藝界、特別是對官方作家協會的領導，三番五次明令作家們“不准寫文革”，明確指出文學只能從“正面”積極地干預生活，建立官方評獎制度以提倡黨所需要的文學，壓制黨所厭惡的文學，極力引導文學走形式主義的道路，阻止現實主義文學的複歸與發展。以將剛剛開始出現的真文學，大面積地重新逼回到假的、或半真半假的文學歧途之上。16 從此，一大批優秀的作品被壓在陰山之下，只能在民間流傳；一大批真正有良知的優秀作家，有的被壓迫，有的則被壓殺；少數敢於抗爭的作家及其作品，有的因為被批判和被處分，反而於民間獲得了很大影響，有的則因為連發表都沒有可能，或即使發表了也被明令給予冷遇，直至明令不准宣傳和評介，而不能起到應有的社會作用。鄧小平和他的中國共產黨，甚至在四項原則的幌子下，仍然堅持“黨的組織和党的文學”的原則，絕不容許任何民間出版物的存在，絕不允許任何民間文學團體的出現，有則扣以反革命組織和反動刊物的帽子，捕之、刑之，絕不手軟。對文藝界如此，對其他各界也就不難想像，從而將促成了他們奪權成功和改革開放局面的文學解放運動與思想解放運動，利用起來又壓迫下去了。
三、人民思想解放運動的艱難發展與巨大成果
但是，“頌歌唱完了，人民就要辯論是非了。要想人民不去思考對自己不利的東西，則是任何專制暴虐的君主也做不到的事情。”17 鄧小平及其黨人對這一場思想解放運動的壓迫、鎮壓和誘導，實際上，只是造成了這一場思想解放運動的分裂而已。
為中共誘導而走進了中共專制體制內的上層知識份子，從此成為中共的一個部分。他們雖然構成複雜，有一些人確有改革政治的理想和追求，有一些人卻從此走上了效命中共專制統治和背離人民歷史要求的道路。相反，由堅持真正的思想解放，要求實行真正政治改革和民主變革的廣大普通知識份子與普通民眾，卻從此構成了屬於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運動。七十至八十年代興起的當代思想解放運動，從此一分為二，分道揚鑣，造成了當代中國大陸思想解放的特有現象和複雜現象。
屬於中共黨內的改革派，其方向，一是歌頌鄧小平的改革路線，反對黨中頑固派的反改革路線；二是為中共的改革找根據、出主意、想辦法。其性質，是在不得不維護中共一黨專制統治的前提下，意在推動中共專制統治行為的改良。其特徵，一是被迫將一切改革的思想與理論，都規約在中共的四項原則之內，即中共的專制制度之內，亦即他們所自稱的“體制內”。二是他們既然已經獲得了在體制內推動“思想解放”的正宗性，因而，他們就不得不對屬於人民自身思想解放的任何“越界”與“越軌”思想，或思潮，授以“偏激與激進”的理由來壓迫之、反對之，或化解之、“引導之”。從而在客觀上便越來越脫離了人民對政治變革的要求。
相反，屬於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運動，雖在中共的打壓下步履維艱，卻又發展迅猛。這是因為﹕其一、屬於人民的思想解放運動，一是在艱難中繼續遵循了一條從反思文革和揭露文革，而走向反思和揭露文革前十七年更加黑暗專制統治這樣一條思想解放的路線。二是伴隨著中共改革的興起、滑坡與嚴重受阻，而遵循了一條深入揭露改革弊端，明確要求政治改革，意在要求政治變革，即要求以民主取代專制的思想解放路線，從而認識到中共改革意在自救的專制改良本質，和它不僅不能自救，反而只能促成其自垮的歷史結局。
其二、體現了人民自身思想解放運動的上述軌跡，無疑凸現了它反對專制改良和追求民主變革的根本歷史要求。因此，它才可能造成五四之前的思想啟蒙運動、即新文化運動，在民間的艱難複歸，產生了對中國民主革命歷程和中國現代歷史發展進行再認識和再評價的嶄新訴求。這個再認識和再評價，雖然發端於對國民黨抗戰的研究，卻迅速地擴展到了對清政府改革、孫中山革命和中華民國歷史，以及對蔣介石個人的重新認識和認知，從而逐步地和悄然地形成了中國大陸民間的巨大歷史反思浪潮。
其三、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運動，正因為一要受到中共專制政權的禁止和鎮壓，二是只有思想解放的自我自由，而無言論出版的環境自由，並且，隨著中共改革的嚴重滑坡和敗局的迅速形成，只能愈來愈遭受到更大的壓迫甚至迫害。因此，人民的思想解放運動也就迅速地形成了它的兩個重要歷史特徵。第一個特徵，是它只能在無形中發展，在無形中壯大，因而不可能產生自己鮮明的代表人物。但它的無形和無領袖，反而造就了它別具的特色，這就是“十億人民九億侃”，即全國人民人人評政治，人人談改革，人人想變革和人人指責中共“只圖推行經濟改革而絕不願意進行政治改革”。顯然，非有如此社會局面的形成，則八六年的學潮既不會發生，八九年的民主運動也就不可能出現。因此，恰恰是具有無形特徵的人民思想解放運動，才在沒有“出口、管道和領袖”，即沒有發言權、發表權、出版權和號召權的社會狀況下，既推動了人心的迅猛覺醒，又造成了覺醒人心的超負荷積壓。這自然為人民民主運動的一觸即發和橫流潰決，奠於了社會情緒的廣闊基礎。
第二個特徵是它既不能公開地要求思想解放，又不能公開地推動其自身思想解放運動的發展，因此，它就不能不被迫採取其他形式與方式來表現這一要求和推動這一發展。由是，一批真正有責任感的作家和社會科學工作者，特別是民間的歷史學者們，乃採取種種“包裝”，將他們要講的和要寫的“暗渡陳倉”。八十年代中期，自改革滑坡始即已興起的報告文學，便在真假擁護中共改革的幌子下揭露社會現狀和改革真相，實為喚醒民心和激發人民對於真正政治改革、即民主變革的要求，起到了震聾發聵的作用。再就是大量介紹近現代西方思想、思潮之社會科學叢書的出版，諸如《走出中世紀》等一批隱喻中共教政合一黑暗統治著述的問世，其對啟迪民智、教育青年、拋開幻想和認清現實，作用十分巨大。特別是由歷史學界和大量民間歷史學者，包括作家、記者和軍隊中的中青年知識份子軍官們，所出版的大量歷史研究著作和紀實歷史文學作品，實為中國的未來變革與發展，奠於了難以估量的思想基礎和政治基礎。而由這一民間歷史反思所迅速造就的，對於晚清改革和中共改革的比較，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比較，蔣介石和毛澤東的比較，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比較，臺灣和大陸的比較，特別是孫中山三民主義和馬克思共產主義的比較，就更加使得當代中國大陸人民對現代中國“革命與革命名義下復辟”的歷史較量過程，逐漸地有了清醒的認識。一九八八和一九八九年在北京出版的兩部長篇小說，竟借小說而對辛亥以來的中國歷史發展和當代中共改革，提出了大膽的、並且是正確的體系性認識，無非說明這一場誕生和發展在人民思想解放運動之中的歷史反思運動，確已成果昭彰。18 應該說，如若沒有上述種種推動人民思想解放的作為和努力，八十年代末中國大陸人民民主運動的狂飆突起與迅猛發展，也就是不可想像的了。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社會科學界為推動人民思想解放運動所做出的種種貢獻中，一批中共黨內的改革派知識份子，包括一些黨內知識官僚，亦在譯介和編纂人文科學叢書方面作出了相當的貢獻，如前面所提及的，出版“走向新世紀叢書”等。
必須指出的是，當代中國大陸的思想解放運動，還有一個與近代中國及其它國家的思想解放運動所完全不同的特徵。這個特徵就是﹕不論是中共專制體制內的思想解放運動，還是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運動，它們所表現出來的思想解放程度，均遠不及他們所沒有表現出來的思想解放深度。或曰，他們已經達到的思想解放層次不是沒有表現出來，就是根本不能表現。就體制內而言，改革派知識官僚們不是強制自己不要繼續解放和深化解放，就是不敢將解放了的思想公開出來；就體制外而言，就更只能飾以種種的偽裝，或只能打著紅旗反紅旗。蓋其原因，無非是中共的專制統治和專制的思想統治，其不論是對內還是對外，都是中國歷史上和人類歷史上少有的專制所致，亦為近現代任何一個專制國家，於改革時代對言論自由的鉗制所不能比。這個悲哀的事實，既造成了中共黨內改革派不能盡其心，更不能盡其責，又造成了人民的思想解放運動，暗潮愈烈，則偽裝愈嚴，其表現出來的人民思想解放程度與實際上人民已經達到的思想解放程度，距離甚遠。它雖然為中共的最終敗局埋下了更加可怕的突發性原因，卻又為一切不知情者和難以知情者，企圖瞭解和認知中國大陸人民、包括黨內一批改革派人士的真實思想，帶來了困難，曲解，甚至造成體制內外在思想解放上的互相對抗。
四、中共專制體制內的政治改革派與人民思想解放運動的兩個結合點
顯然，一九八五年中共經濟改革的迅速滑坡和嚴重滑坡，官倒腐敗的轟然而起，特別是政治改革的決然不行，不僅造成了黨內改革派與頑固派的巨大政治衝突和激烈的權力角逐，而且，也使得將身家性命系於中共改革派權力人物的黨內改革派知識官僚，鑒於“改革存則他們存；改革亡則他們亡”這樣一個性命攸關的局面，從而使他們萌生了一是反對官倒腐敗以救經濟改革，二是要求實現體制內政治改革以推動經濟改革的願望。正是上述兩個願望，才為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和體制外屬於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找到了兩個臨時的結合點”。然而，也正是這兩個臨時的結合點，才使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在一九八六年的學生運動之後與胡耀邦一起倒了台；更使他們當中的另外一些人，於一九八九年空前壯闊的人民民主運動中，興奮、支持，卻又徘徊、流連甚至游離在這個運動的某些發展過程當中，從而造成了他們自身的政治困境。他們當中的一些人，終因有了最後的覺醒，而開始走上追求祖國民主變革的道路，有的卻因為掙不脫那個千絲萬縷的聯繫或關係，而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第三、八九民主運動的爆發與中共天安門大屠殺
一、八九民主運動爆發的原因
“八九民運”的爆發，實為一九八五年以後官倒腐敗的橫行和中共反對實行政治改革所造成。此其一。
其二、“八九民運”的爆發，又是人民思想解放運動被迫深入發展的一個結果。因為，人民正是在歷經了專制暴政之後，才會對部分人曾一度傾心的專制政體感到失望；然而，人們也正因為對專制仁政即改革，複又感到了希望的破滅，他們才會最終地從失望走向絕望。當然，絕望了的人民，之對於專制統治和專制制度的反抗，也就是勢所使然的了。如果不瞭解中國大陸人民心靈狀態的這一巨大轉變，就沒有可能瞭解為什麼竟會釀成如是民主風暴的根本原因。
其三、中共在一九八七年初借追究學潮的責任，而發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和迫使胡耀邦下臺等行徑，所引起的人心激烈反彈，亦是它爆發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四、一九八七年之後，鄧小平對頑固派的讓步，因造成了黨內另一個改革派領袖趙紫陽如履薄冰的艱難處境，黨內鬥爭又伺機待發，所以，民主運動興起後，趙紫陽以及一些黨內改革派知識份子官僚，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階段內對運動的支持，也是民主運動得以迅速發展的原因之一。
其五、鄧小平的兩重性，或曰兩面性，即推行改革的明智性和要借改革以維護中共專制統治的頑固性，既是造成六四民主運動爆發的最重大原因，又是中共大屠殺的根本禍因。
二、八九民運發展的四階段和中共天安門大屠殺
第一階段﹕自胡耀邦死和借悼胡而形成學生運動，直至中共《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將其定性為“反革命動亂”。此為運動的發動期。於發動期，運動在構成上以北京和全國各地的大學生為主體，性質上出現了多重性﹕一是反官倒和反腐敗；二是如同一八九五年康有為在京率領千名舉人上書要求清政府實行政治改革一樣，北京學生亦派代表在人民大會堂前跪求中共當權總理的接見。三是要求運動的“高度純潔性”，即絕對不允許任何“政治上有問題的人”介入運動，不允許任何有可能觸怒中共的“過激”言論與行為發生。幾位湖南青年因“蛋汙”天安門上毛澤東畫像，竟被學生領袖扭送公安，因而遭遇中共嚴厲鎮壓的事件，實為其鮮明的例證。指它為八九民運的重大錯失亦不為過。因為在近現代世界各國的學生運動和民主運動中，它實在是絕無僅有的現象。四是重複一九八六年學潮中已經提出的 “新聞自由”要求。前三條雖使運動在發動期明顯帶有改良主義性質，但若考慮到長期以來中共專制政權的殘酷性在人民心中所產生的影響，和人民不得不採用“打著紅旗反紅旗”的手段以進行反抗的政治特點，則其明顯的改良主義性質，實不如稱之為鮮明的改良主義形式更為確切。而上述第四條實已標誌了在改良主義形式之下所寄託的民主要求。這一民主要求，無疑已經表現了運動自一開始就已經具有的民主運動方向。
第二階段，自《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將運動定性為“反革命動亂”，直至五月二十日中共宣佈戒嚴和大規模調集軍隊進京“勤共”，即鎮壓運動。此為運動的發展期。在發展期之初，由於中共對運動的“定性”激起了學生的強烈不滿，因而造成了運動的迅猛發展。其波瀾橫空之狀，既使中共最高統治集團處以互不相守、幾至癱瘓的境地；又使黨中改革派的另一個領袖人物 —— 主管意識形態的中共中央常委胡啟立，因錯看形勢，以為運動將有助於黨中改革派力量，因而突然放鬆了中共向來不曾放鬆過的“輿論控制權”，從而造成《人民日報》和中共各級黨報強烈的“自由化”傾向。各級黨報爭相報導運動，特別是《人民日報》的積極行動，實為運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巨大作用。這個在後來被中共稱為“新聞誤導”的“極端錯誤做法”，一是使運動迅速演變成為全國和全民的民主運動，聲勢大增。二是造成了運動本身的勝利感，即以為新聞自由的要求已經實現，進而提出要與中共最高專制統治集團平等對話，並要求向全國人民直播。三是造成中共黨中某些改革派知識官僚錯看前景，因而，他們有的開始勇敢地聲援運動，有的終於一懷壯烈地參加了運動，有的乾脆為了推行體制內的政治改革而決心利用運動，有的甚至立即成了運動的幕後力量、即成為出謀劃策者。他們一方面支援了運動，一方面又企圖借運動支持改革和支持他們自己。四是使中共各級政權幾乎處於群龍無首、茫然不知所向的癱瘓境地。少數中共黨政幹部和一般黨員，甚至是那些長期以來專為中共“表演”民主的各“民主黨派”領袖們，有的為正義衝動感所驅使，有的僅因為看錯了時勢，竟也走上街頭去聲援學生，從而造成全國各地運動的蓬勃發展和所向披靡。應該說，這既是民主運動的發展期，又是民主運動的極盛期。因為它使人民在既有的社會情緒基礎上一致起來，團結起來，共同展開了向中共及其政權“爭平等、要民主”的鬥爭。雖然處在發展期和極盛期的運動，始終堅持和平與非暴力，而且不在表面上和形式上做出任何可以激怒中共、或假中共以藉口的事情，但是，它的堅持要求平等對話，堅持要求中共懲辦官倒，堅持要求剷除腐敗，堅持矛頭直指鄧氏家族和中共權貴及其太子党的做法，特別是建立在這一切之上的、明確的政治變革要求，則表明了運動在民主要求上的發展和在民主性質上的深入，從而改變了運動發動期的改良主義傾向。
第三階段，自“五•二零”中共宣佈戒嚴，軍隊進京，直至六月三日夜中共公然施行大屠殺。此為運動的對抗期。對抗期在性質上顯然是發展期的繼續和強化。因為，一是人民於運動發展期的民主要求並未因“大軍壓民”而有任何改變，所以它是發展期的繼續；二是中共蠻橫的姿態非但沒有壓制住運動，反而激起了民心的極大反感，直至造成強烈反抗意識的產生，即情緒和要求的升級。北京學生的絕食，以及全國人民對絕食學生既愛、又憐、更要支持的強烈表現，便是它的明證。所以它才是發展期的強化。至此，運動的中心雖然在北京，在天安門廣場上，但運動的聲勢卻開始外延到全國各地、直至海外。尤其是中共北京當局對絕食學生不問生死的態度，所引起的全國和全世界的震怒和關注，更加激發了全國人民長時期以來對於中共的深惡痛絕之心和憤怒反抗之情。由是，在運動的發動期所顯示、又在運動的發展期所深化了的民主運動性質，到了本階段，已日益演進為“民主精神對於專制暴政的鮮明對抗”。六四運動，終於發展成為“全國性的民主抗爭運動”，從而開始了由改良向革命演變、轉換與推進的偉大進程，中國大陸人民亦因此而在運動中開始走向徹底覺醒。
八九民主運動在對抗期所表現出來的這一性質變化，自然帶來了它在構成上的變化。廣場上的絕食學生，雖然仍是運動的中心和尖兵，但運動的主體與主力，卻變成了北京和全國各地的人民群眾，尤其是廣大的中下層知識份子、普通市民、個體戶和部分的工人及農民。北京一位老太太挺身坦克車下，欲以老命來保護學生的感人場面，足以說明民心的立場和方向。但是，也正是在運動的對抗期，一批曾在運動的發展期捲入運動的少數黨政幹部和少數中下級官僚，已開始迅速地退出運動；至於某些曾在運動發展期參加、或聲援過運動的中共黨內改革派知識官僚，中共“民主黨派”的部分代表人物，包括某些曾在發展期長袖善舞的“名人”、即“上層知識份子”，卻開始游離在運動內外，直至脫離運動，有的甚至因為看不清形勢的發展和摸不准中共燭影斧聲的內鬥變局，而只能痛苦、旁惶，心中支持學生，膽中害怕中共。於是他們只好反轉來用“同情”的姿態，去“勸說”學生和“勸阻”這一場民主運動。即既要向絕食學生表示同情，又要與學生及其運動劃清界限，以在兩邊都留下後路。一九九五年六四紀念日前後，在由他們當中的某些人於海外所掀起的，批判六四民主運動和圍剿六四學生領袖的浪潮裏，他們亦已經明白無諱地承認自己介入運動的目的，不過是要“代表政府”去勸說學生罷了。而他們對於絕食學生的指責，就更是表明了他們在感情和立場上，與人民民主運動的差距竟然如是之大。當然，他們這樣做，說穿了，亦無非是要向中共表示自己當年的無辜和今天的委屈而已。
處以對抗期的運動，不僅是對民主運動本身的一次大考驗，也是對所有介入了這一場偉大民主運動者的大鑒別。人民因此而純潔和發展了自己民主抗爭的隊伍，中共因此而暴露與表演了他們極端專制強權的本性，中共黨內的某些知識“精英們”亦終於在冰、炭不能相容的衝突情境下，作著極其痛苦的選擇。然而，已經太晚了。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向來“嫉善如仇”的中共和一向視他們為政敵的的党中頑固派，自然不會原諒他們。但是，他們當中的某些人，雖然只是在特定歷史時期和特定政治事件上的中共黨內政治異見者，而絕非中共專制政體的真正反對者，如若慘言之，乃是“中共不要者，而非不要中共者”，然而，他們當中一定也會有一些人，將隨著中共的持續倒行逆施，持續地拒絕哪怕是最起碼的政治改革，而陷入不斷的絕望，從而日益地清醒起來，不僅能夠完成理性的覺醒，甚至能夠完成感情的覺悟，而最終地走上與中共決裂、並與人民民主要求真正結合的正確道路，為中國大陸來日的民主變革盡智、盡才和盡力。
第四階段，自六月三日夜中共在北京屠城始，歷經中共鎮壓和人民暴動，直至運動的最後失敗和結束。此為運動的最後階段，亦為民主運動的暴動期。因為正是中共的大屠殺才導致了全國人民的英勇反抗。八九民主運動，由此而從對抗期的民主抗爭走向了暴動期的大規模人民暴動。“六四”之夜，當北京人民于血與火之中驚醒過來時，當他們對中共專制政權最後的那一點期望，終於被中共用人民的鮮血撲滅時，北京人民立即進行了英勇壯烈的反抗，即暴動。特別是“六四”之後十餘日，全國各地、各大中城市為反對中共北京屠城所爆發的公開反抗，不單使山嶽為之變色，而且其情之烈，其景之壯，其規模之闊大，其置熱血和生命於不顧的曠世景象，乃極大地表達了中國大陸人民對於中共專制統治的徹底覺醒之心和公然反叛之為。中國大陸人民終於將他們數十年來在中共殘暴統治下的積怨、積恨和積仇，統統地爆發開來了。在全國各地，到處是火車停駛、飛機停飛和公車橫路；到處是工廠罷工、農村罷耕、學生罷課和商店罷市；到處是傾城而出和望不斷的人民抗暴遊行隊伍；到處是氣壯山河、悲憤難抑的口號聲和哭泣聲；到處都飄舞著祭奠“六四”英魂的白旌、白旗和白色的頭飾及胸花……中國大陸人民在中共高舉的屠刀之下，冒死披麻戴孝以公祭北京“六四”英烈，實在是中華民族歷史上迄今僅有的 “以命祭命和以血祭血”的壯烈景象，亦為人類歷史上所從未有過的奇情和奇景。在重慶，一位大半生都如履薄冰的老教授，終於和妻子一起走上街頭，走進了抗暴隊伍，振臂高喊了一句他這一輩子連想也不敢想的口號﹕“打倒共產黨！”在武漢街頭，一位婦女淚水滂沱地講演說﹕“你們說，四十年來共產黨殺了我們多少無辜的同胞？你們說，四十年來共產黨可為中國人幹過一件好事？”聽眾回報她的，竟是一片山呼海嘯般的歡呼聲。在安徽某縣的一所鄉間小學校裏，當一位女教師流著眼淚問孩子們說，“北京的大學生們被共產黨開槍打死了，我們應該怎麼辦”時，這些鄉間的孩子們居然和淚跟著一個孩子高呼﹕“大學生死了，中學生上！中學生死了，我們上！”事後，這兩句話，又被天真無邪的孩子們將它書寫在那一塊小小的黑板上，好幾天內，上堂講課的老師們都不忍心將它們擦去。
中國大陸人民覺醒了，中華民族真的醒過來了。歷史終於將自己“錯把復辟當革命”的過失，推倒在“六四”的血泊之中。偉大的八九民主運動，雖然在中共血腥的和大規模的武力鎮壓下失敗了，但是，它卻為推動中國大陸人民由追隨專制改良向追求民主變革的迅速過渡，豎立了不朽的歷史豐碑。它無疑標誌著中國大陸人民的民主覺醒和民主追求，從此走上了一個嶄新的歷史階段。
必須指出的是，一九八九年後，在海外，由於種種為中國大陸人民所難以瞭解的原因，曾數度掀起過批評“六四”、批判“六四”和否定“六四”直至圍剿“六四”學生領袖的風潮。甚至直到今日，這種對“六四”民主運動不公正、不正確和不懷好意的批判和否定，不僅在海外佔有相當的市場，而且已經形成為一種思潮。這些批判者和否定者的武器，固然不值一駁，但是，它們的影響所及，卻對當前中國大陸人民對於民主與自由的追求，帶來了許多的障礙與困難，更使得海外華僑對於祖國的民主進步產生了許多的懷疑和錯識。筆者在此僅想說的是，中國的八九民主運動，她所面對的雖然是人類歷史上一個最為殘酷的專制政權，但她在迄今為止的中國歷史上和在迄今為止的世界歷史上，卻是一次和平與非暴力民主運動的楷模與奇跡。如果批判者們和否定者們要站在和平與非暴力、甚或是所謂理性的立場上，來批判和否定中國的六四民主運動，那我們只能說，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民主運動，也就必然要遭到更為徹底的批判和否定。只要稍稍閱讀一點人類進步的歷史，特別是近現代人類民主進步的歷史，我們自然就能夠得出這樣一個至為正確的結論。反之，所謂人類的民主進步，尤其是近現代世界的發展與繁榮，也就無所由來與無從談起了。
似乎應該指出的是，僅僅證明了“八九”是一場民主運動，還不能說明它的全貌，更不能將它爆發的政治意義和歷史意義予以進一步的深刻說明。因為，我們如果不能將相距了七十個年頭的五四運動和八九民運，進行一番認真的比較，我們便不能看出“六四”和“五四”的區別，便不能對我們所處的時代有一個更為清晰的認識，更不能對八九民運與中國民主過渡艱難反復歷程的關係，有一個更加明確的認知。
歷史已經告訴我們，五四運動不僅爆發在辛亥之後革命與復辟、即民主和專制正處於公開較量的時代，而且還處在一場偉大的反復辟的思想革命、即新文化運動已經取得了重大成功的年頭。而八九民運卻爆發在中國大陸已經遭遇專制復辟整整四十個年頭，中共專制政權為了自救而正在推行經濟改革、卻決然不願施行政治改革之時。所以，五四運動才欣遇了一個人民已經擁有新聞、言論、集會、結社之相當自由的革命時代；相反，八九民運卻遭遇了一個人民的上述自由早已經被剝奪罊盡的復辟歲月。此其一。
其二、“五四”正處於一個能夠高舉科學和民主大旗的時代，因而能夠公然地反對軍閥政府“假共和之名，以行專制之實”。相反，“八九”卻處於人民不能、也不敢高舉民主與科學大旗的復辟時代，因而才不能公開地反對中國共產黨“假革命之名，以全面重建專制制度和全面復辟專制統治”。所以，前者才敢於高喊著“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口號，以公開地、甚至是激烈地反對軍閥政府，而後者卻只能夠聲稱是“要求新聞自由、反對官倒腐敗和期求政治改革”，以曲折地反對專制統治。
其三、正是由於上述原因，五四愛國民主運動才在對軍閥政府鎮壓的猛烈抗爭中成功了，獲得了“外爭主權和內除國賊”的勝利。軍閥政府雖然企圖鎮壓，卻不敢鎮壓，更不敢施以大規模的血腥鎮壓，甚至只能以讓步、認錯和“拒絕簽字、懲辦國賊”為告終。由是，中國人民才終於迎來了護法運動和北伐戰爭的偉大勝利。八九民主運動卻在中共專制極權統治者們殘酷的和血腥的鎮壓下，讓腥風血雨灑遍了整個神州。從而使得中國大陸甚至是海外的中國民主運動，都開始陷入了它的低潮期。
由是可知，兩個民主運動雖然在時代條件、思想基礎、政治立場和勝敗結果上存在著上述重大的差別，但是，同作為偉大的民主運動，它們根本的相同之處，還是在於，它們均爆發在中國民主過渡的艱難反復歷程之中；而它們根本的不同之處，則是一個爆發在革命與復辟正處在公開較量的時代，一個正處於已經實現了全面專制倒退的“復辟歲月”。雖然這個復辟及其成功，乃是在“革命的名義之下”，猶如北洋軍閥們的企圖復辟和實現復辟乃是在“共和的旗號之下”一樣。雖然中共的專制復辟乃為北洋軍閥們的專制復辟所不能比、也不該比。
四 清王朝改革、鄧小平改良與偉大民主變革的前夜
第一、清王朝改革與鄧小平改良的簡單對比
本節標題之所以稱清政府是為改革，鄧小平是為改良，乃是從他們在專制改良的層次上所表現出來的深與淺而言。下文將從兩者的相同點和不同點試以說明之。
一、清政府改革和鄧小平改良的相同點
其一、兩者在本質上均不許改革腐朽的專制制度，都只想在專制政治的母體上嫁接西方自由主義生產經營方式的枝芽，即只想在經濟上西學為用，旨在維護專制統治，即“自救”而已。
其二、兩者在理論上的相同之處，是均沒有一個真正近代或現代的民主政治思想，作為其改革的思想理論基礎，卻都有一個維繫和維護專制統治的思想做為他們改革的桎梏。前者為孔孟儒教、三綱五常，後者則是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所以，他們才一個要空喊“富國強兵”，一個假喊“振興中華”。然而，兩個真正要喊的和真正在喊的都是“長治久安”，即“專制長治和人民久安”。
其三、兩者在改革上的共同之處，一是均以經改為主，二是經改均歷經兩度，三是都搞的是對外開放、吸引外資、允許獨資和合資，四是都搞的是對內搞活、允許個體經營的存在和發展（中共乃是局部允許），五是均設立經濟改革的特區 —— 只不過一個成了“帝國主義冒險家的樂園”，一個卻成了“中共高官及其子女的富貴風流鄉”。其四、兩者都反對過政治改革，特別是都反對專制制度的改革。只不過清政府曾從堅持四個不能變退守到三個不能變（參見上卷第一章），而中共卻自始至終都在堅持“四個堅持”。二是均血腥地鎮壓過要求進行政治改革的政治改良派，或逼迫他們逃往國外。三是均在鎮壓政治改良派兩年以後，因統治危機迅速加深，只好重新祭起改革的大旗，再度推起經濟改革運動，以挽救日益危殆的政治經濟局面。四是在二度經濟改革中，與近現代各國曾推行改良的專制政體一樣，一手抓經濟改革，一手抓政治鎮壓，企圖以此維護正在江河日下的專制統治。只不過中共對民主人士、異議人士和革命志士的鎮壓更加廣泛、更加殘酷而已。五是都曾在高喊立憲改良或政治改革的二度經改中，高度集中權力，強化專制統治，一個將權力集中至滿族貴族、直至皇族一身，一個則將党權集中到企圖與毛澤東並駕齊驅的地步。六是儘管如此，卻同樣造成了專制權力的被迫削弱、迅速削弱和層層削弱，其專制權力的瓦解和崩潰同樣勢不可免。
二、清政府改革與鄧小平改良的不同點
其一、就改革動因的不同面而言，一是清政府改革尚屬於王朝統治和君主制度正在走向自然消亡階段的“自救”行為。鄧小平的改良卻屬於一個專制復辟政體“為維護其復辟統治而進行自救”的行為。二是清政府於歷史消亡期的一切敗症，雖是專制統治和專制制度處於歷史消亡期的必然表現，卻也是外患內憂交相煎迫下的現實反映。但中共的種種敗症，除為復辟的專制政體所共有之外，卻是它在“既無外患、更無內憂”的和平局面之下，長期地和一再地要“鬥天、鬥地和鬥人”的一個政治惡果。是故大清朝雖為外族統治，又運交專制制度的末路，卻能夠綿延二百餘年，才在外患內憂的交相煎迫之下，被迫為自救而實行改革；而中共作為一個未曾統一的復辟政權，雖運交國際共產專制復辟的興盛之日，卻只撐持了二十餘年，便不得已要靠改良來自救了。
其二、就經濟改革的不同面而言，清政府雖然垮臺了，但是，清政府長達五十年的兩度經改，卻“為中國近代工交企業的創立和發展打下了基礎，為西學的傳播和中國科技事業的發展提供了一定的條件，為我國近代工業的發展積累了科技資料，加速了封建自然經濟、即小農經濟的解體，促進了中國商品市場和商品經濟的初步形成”（參見上卷第一章注釋）。然而，中共的經濟改革，充其量也只是將為它所破壞殆盡的的中國商品市場和商品經濟，進行了遠沒有到位的重建和恢復。中共以恢復農民的小生產來救社會主義的命，以恢復個體戶的歷史性正常存在作為城市經濟改革的主要成就；以羞羞答答、百般限制地恢復“舊中國”已有的自由經濟和市場經濟作為它二度經改的標誌；其表現和成效又如何能夠與晚清相比。
其三、與清政府畢竟實行了“百日維新”的一度政治改革，和曾允諾君主立憲的二度改革相比，鄧小平和它的中共，一是除掉在改革早期曾廢止過農村人民公社制度、即共產農奴制，和發出過政治改革的數度空喊之外，至今竟一無政治改革的實踐可言。二是清政府殺人是在政治改革、即 “百日維新”之後，中共開槍和開坦克車殺人，卻在人民要求政治改革、卻根本沒有推行政治改革之前。三是與清政府頑固派對政治改良派的鎮壓相比，中共殺人者，不僅有頑固派，而且它的殺人主凶恰恰是發動了改革和領導了改革的改良派領袖鄧小平。四是中共對僅僅是自發地要求實行政治改革的學生和人民進行鎮壓的極端殘酷，及其殺人之多，不僅為慈禧太后、而且為近現代任何一個正處於改革期的專制政權所不敢比。
其四、與清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範圍內，允許人民擁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和不僅允許知識份子宣傳近代西方物質文明，而且允許宣傳近代西方精神文明相比，處於高喊改革中的鄧小平和它的中共，卻隨著經濟改革的推行，不僅不給人民以應有的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自由，不僅一再地要反對、限制和打擊宣傳現代西方的精神文明，並名之為“資產階級自由化”，而亟欲撲滅之，而且將其一黨獨霸的“新聞和言論自由”，監控得愈來愈緊。
其五、與清政府用上諭詔告天下願意“廢除滿族特權”相比，正處在改革期的中共權力集團及其“老幹部和接班人”，所擁有的特權之愈來愈多及其越來越貪，則為中國整個封建、君主專制社會的歷史所望洋興嘆。
兩相比較之下，稱清政府是為改革，中共是為改良，也就言之不差。之所以如此，其根本原因，無非清政府只為一家之政府，而中共大陸政權以及中國大陸的所有社會機構，竟全然是中共一黨之機器。中國歷代封建王朝和君主王朝除政權之外，皇冠上並無一個君臨一切的党權，即教權；而中共教政合一的專制極權統治，卻將教權、即党權淩駕在政權及一切權力之上。而党權的至高無上，之不讓與不放，更被視作天經地義。再者，党權的基礎與核心便是定於一尊的黨義，即教義。如同歐洲中世紀黑暗的宗教統治一樣，其作為精神支柱、思想桎梏與心理障礙，之絕不可以觸動的極端專制本質，自然也就使屬於政權範疇的改革難於上青天。這既是鄧小平改革在理論上和實踐上之所以遠遜於清政府的內在情由，更是鄧小平改革一觸及政治改革，便連經濟改革也要迅速滑坡的根本緣由，和清政府殺人是在政治改革已經付諸實行之後，而鄧小平殺人卻是在人民僅僅要求實行政治改革之初的最終原因所在。更何況清政府是一個大一統的正宗王朝，中共卻是一個未能統一的短命復辟政權，其於改革上的脆弱性，也就與它作為復辟統治的更加頑固性相反相成。
第二、偉大民主變革的前夜
一、從理論、歷史和當代的事實來看
其一、從理論上來看，近現代各國專制政體的改革，不論它推行的僅僅是經濟的改革，還是摻有政治的改良，只要它僅是為了苟延專制統治，都一再地和最終地誘發了革命。
其二、從滿清王朝同樣是意在自救的經濟政治改革運動來看，雖然經改和政改交錯，甚至有血有淚，但它無非是將自身改革的歷史，孕育成了偉大民主變革的前夜罷了。
其三、從當代蘇聯、東歐共產專制制度崩潰的歷程來看，可以說，它們個個都是改革在先，垮臺在後。有的雖然改革伊始，就因意識到了政治改革的重要性，而破釜沉舟地推行了政治改革，如蘇聯，然而，它卻迅速地導致了自己以及東歐整個共產專制制度的崩潰。因為，只要共產專制制度不徹底崩解，任何的民主政治改革，都會有改不下去的那一天。所以，一場偉大民主變革就必然地會及時到來。雖然，它會引發較大、較強的陣痛，但因根本制度已經解決，所以，陣痛過後，勢將迎來一個能夠真正迅速發展的時代。東歐一些原共產國家近年來在社會政治、經濟上的明顯發展和進步都是明證。雖然俄國由於共產專制復辟的時間過長，並且，新政權由於種種政治的和感情的原因，又使得俄國的共產黨雖然亡國卻沒有亡黨，所以，它因“過渡”所帶來的陣痛，就較之東歐其他共產國家更為長久，甚至更為痛苦。但是，俄國人民的選擇卻是明確的，其民主過渡將必然會走向它最後的成功。
二、就中共專制統治的現實來看
其一、由於共產主義信仰在中國大陸早已崩潰和徹底崩潰，中共賴以控制和強化思想統治的基礎早已不存，因此，中共專制政權已經失去了統治的思想依據和理論基礎。由是，人民已經否定了中共專制統治的現實合法性。
其二、由於中共最高統治集團數十年來的倒行逆施，以及自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之後，其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只能掛羊頭賣狗肉的做法，和共產主義運動在全世界的崩潰和消亡，亦早已將中共黨人的共產主義信仰掃蕩罄盡。猶如有近六十年黨齡的中共老幹部、前香港《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先生所痛言﹕“我少年時相信共產主義，那是患的少年幻想症；如果我今天還相信共產主義，那就患的是老年癡呆症了。”19 因此，完全依靠意識形態來立黨和建政的中共，其政權已經被“釜底抽薪”。
其三、由於中共在思想上已經走上了無路可走和無路可追的境地，已經自信全無，所以中共才會高喊“穩定壓倒一切”，鄧小平才會嘶叫“殺二十萬、保二十年”和“改也要垮、不改也要垮，不改垮得更快”，中共才會消極接受蘇、東、波的教訓，中共層層官僚才會紛紛搞錢“留後路”和個個“及時行樂”。這就為中共的必然垮臺和自己垮臺做好了至為重要的準備。
其四、從中共八九年後的二度經改來看，其內容只是在決不改革政治的前提下放縱經濟改革，實際是放縱“人欲”，結果則是在一片虛假繁榮的表面之下，正在使整個社會日益走向貧窮、不公和腐爛。因為沒有政治改革配套的“向市場經濟轉型”，因它缺少了“自由競爭”這樣一個根本的社會政治條件，所以，它才不僅要造成種種敗症的出現，而且必然會造成在中共專制政治體制下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最後失敗。中共整個專制統治和專制制度的垮臺也就勢所必然。
有必要指出的是，一個被蓄意製造出來的“理論”竟然指出，在由中央計劃經濟、即專制權力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一是由於一部分人必然地要先富起來，所以，另一部分才會必然地要貧窮下去；二是由於“原始資本主義積累”的殘酷性，所以社會才要承受轉型的陣痛，一部分人的利益才會必然地被剝奪。這個希望被剝奪者不要怨天尤人，甚至甘受犧牲的所謂理論，顯然是在依據馬克思主義所謂“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錯誤思想，既要告訴剝奪者，他們的瘋狂剝奪乃是理所當然；又要警告被剝奪者，此乃歷史發展的必然，只能逆來順受。但是，它卻違背了一個最起碼的歷史事實，即在所謂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過程中，正在走向沒落的封建貴族是在一天一天地貧窮下去，而非一天一天地富裕起來。只要看一看被馬、恩所推崇的現實主義小說家巴爾扎克所描寫的“貴族們的日益貧窮化”，和他們在新生資產階級面前的可憐相，我們就能夠相信，今日中共權力人物及其子弟們的超級貪婪化和超級富裕化，與那個所謂的殘酷的資本積累理論該是多麼地不能相稱。必須明確的是，近代自由主義經濟形態的形成和發展，是和近代民主主義政治制度的形成和發展相生相成的。唯有舊專制權力的逐步消亡，才能帶來自由經濟的逐步發展。而也只有在專制權力走向消亡的時代，才能為社會財富的積累帶來它先決的政治條件和時代條件。然而，由於中共的專制政治權力非但沒有消亡，而且還在強制地進行著加固，所以，它才為自己權力階層和貴族子弟們的殘酷積累，製造了黑暗的政治條件和時代條件。當然，這根本就不是什麼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而是中共專制統治集團及其權力的附庸者們，對全體人民的最後掠奪和瘋狂掠奪罷了。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們，今天居然要用馬克思意在揭露和進攻資本主義原始積累“不合法”的理論，來為中共進行所謂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合法性”進行辯護，如若馬克思先生在天有靈，豈不是要喊冤叫屈而不能終？
其五、從中共二度經濟改革所一手製造出來的高度官場腐爛和高度社會腐敗來看，整個中國大陸社會所迅速呈現出來的，已是一片亡國之象。而一九八九年之後中共拒不推行政治改革的行徑，甚至為挽救專制統治的命運而一再推出種種倒行逆施的做法，才是今日中國大陸一片亡國之象的真正來由。只要稍稍聽一聽中國大陸遍地流傳的民間歌謠，我們就能體會得到，如同清政府一樣，中共的改革非但沒有治癒腐敗，反而使腐敗歧生歧長。而不可治癒的制度性腐敗，便是前夜來臨的前奏。
三、就人民渴望變革的歷史要求來看
其一、因現實的痛苦喚醒了歷史的痛苦，人民才會渴望一場偉大的民主變革。應該承認的是，由於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確實適應了彼時國家和人民亟需喘息和生存的需要，所以，人民才希望中共真地能夠“學好、改好”。人民確實是寬宏大量的。但由於中共拒絕實行政治改革並保護官倒腐敗的橫行，從而使人民很快就看穿了鄧小平“專制仁政”的本質，仍是為了維護中共一黨專制政權。特別是在一九八九年，中共竟向僅僅是要求他們實行政治改革的人民進行了殘酷的鎮壓，鄧小平與毛澤東一樣的專制暴君本質也就因此而暴露無遺。由是，經歷過毛澤東長期專制暴政統治的人民，也就在一九八九年的刀光血影之間，因“新仇”喚醒了“舊恨”而走向了最終的覺醒。這個覺醒的實質，就是對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共專制暴政、專制仁政和中共專制權力現實合法性的全面否定。於是，前夜的到來，已經不可避免。
其二、因現實的覺醒導致了歷史的覺悟，人民更要渴望一場偉大的民主變革。如本章前文所述，毛澤東死後和華國鋒垮臺之際，中國大陸人民和鄧小平曾先後“共同”發起過一場思想解放運動。在這場思想解放運動中，屬於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運動曾艱難地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批判和否定文革。第二階段是批判和否定文革前的中共專制暴政。第三階段則是以深入研究和全面肯定國民黨抗戰為發端，開始了對於中國現代歷史的再反思、即再認識。如果說前兩個階段因伴隨著中共改革的推動、發展、滑坡、停滯和二度改革的被迫推行，尚屬於對中共權力現實合法性的批判和否定，那麼，第三個階段，則是中國大陸人民正在從根本上對中共的 “革命”，中共“革命”的性質，和中共“革命”與中國現代歷史發展的關係，進行了再認識，產生了真認知。由是，作為中共對立面的中國國民黨，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新中國”對立面的“舊中國” —— 中華民國，和作為被毛澤東與共產黨在實際上早已批判、否定和推倒的孫中山的民主革命，及其三民主義理論體系，直至蔣介石先生的歷史功績和歷史地位，也就不可避免地被放到了必須進行再研究、再認識和再肯定的歷史地位之上。
這一場歷史反思運動之迅速、迅猛、廣泛和深刻，這一場歷史反思運動已經在中國大陸民間所造成的廣闊而且深遠的影響，這一場歷史反思運動在歷史事實的澄清和理論研究上的成就，這一場歷史反思運動所已代表的中國大陸社會政治思潮的歷史性轉折，實已使得中國大陸人民在對中共權力的現實合法性進行否定之後，已經對中共權力的歷史合法性產生了全面質疑，直至走向了徹底否定。
中國大陸人民終於在被中共統治、欺騙和折磨了近半個世紀之後，認識到中共的“革命”不過是對孫中山民主革命和民主建國的反撲和反動，是對辛亥之前中國專制制度的一場空前復辟，是在共產革命的名義下，以中世紀歐洲教政合一這一專制統治的最高形式，對於中國數千年專制歷史和專制政治的血腥“補課”。它不僅強行地阻斷了現代中國由專制向民主過渡的歷史進程，而且將二十世紀下半葉的中國大陸強行拖拽在反動與倒退的死港之中。由是，中國大陸人民不僅在感情上，而且在理性上走向了最終的覺醒。由是，如同清政府那一場改革的結局，便是一場偉大民主變革的來臨一樣，中共這一場改良的結果，亦同樣會迎來一場偉大的民主變革。只不過這一場偉大的民主變革既是對前一場偉大民主變革的繼承，又是對前一場偉大民主變革的完成。偉大的中國民主革命，或曰偉大的中國民主運動，如同近現代一些先進國家一樣，終於在歷經了革命與復辟、民主和專制之慘澹較量的主體歷程之後，就要迎來她從專制向民主過渡的最後成功了。前夜已經來臨，變革必將成功。孫中山先生民主建國的偉大理想一定能夠實現。
2009年3月14日星期六
第六章 中國共產黨全面復辟專制制度
一 中共專制復辟政權在形式上的複雜化和性質上的極權化
由於毛澤東一再宣稱，不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際上，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戰爭就是農民戰爭。由於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那一場農民戰爭，又打的是歐洲共產革命的旗號，並以馬列主義的思想作為這一場農民革命的思想基礎和行動綱領——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就是“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這就為中共打天下成功後所建立的專制復辟政權，帶來了雙重的復辟性質和雙重的復辟內容。即﹕它不僅與俄國的共產專制復辟具有共同性，而且具有中國傳統農民革命只能“建立新王朝和復辟舊制度”的特殊性。再加上它一是處於國際共產專制復辟勢力的鼎盛時期，二是正值二戰結束後的東西方冷戰時代，三是以革命的名義推倒了中華民國在大陸的政權，四是它自知有一個靠陰謀起家和賣國發家的骯髒歷史，所以，它才既要實行極權統治，又要掛起“多党民主”的招牌，以 “三權分立”為樣式，將集中與專政作內容，藉以達到它全面重建專制制度的目的。然而，這種形式上的“複雜化”，即裝模作樣，非但無以掩蓋它專制復辟的本質，相反，卻更加地表現了它在本質上的極權化。
第一、就中共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度而論，由於其他各黨派均必須接受中共一党的領導，所以，中共的黨綱便是它們的黨綱；中共的所有政治主張，便是它們所必須遵循的主張。在組織上，這些民主黨派還必須接受中共各級黨委統戰部的具體領導，並必須由有共產黨身份者擔任其各級領導機構的第一把手和秘書長等職務，直至在該黨各級党部中建立共產黨的“地下”組織，亦即真正的領導機構。在經濟上，這些民主黨派則全部由中共各級統戰部提供活動經費，其中的專職人員由中共統戰部參考中共自身的官本位，規定其薪金級別和工資待遇。如是，它們就在實際上成為共產黨的一個個特別支部。從一九四九年前傳承下來，並曾為中共奪權賣力的這八個“民主黨派”，它們雖是中共在中國大陸勝利奪權中所接收的八個歷史包袱，卻在初期起到了為中共裝潢門面的作用。由是，他們當中的一些不夠聽話者，便在一九四九年之後有了種種的遭遇；他們當中的一些十分聽話者，則在一九四九年後擁有了種種的榮耀。同時，由於一九四九年之後，直至今天，中共仍絕對禁止任何一個新黨派、新社團的建立，凡有暗自成立者，均被視為反革命組織，或授以“顛覆國家”罪，絕無寬容姑息之時。所以，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度”，在實際上，也就是中共這個“老子黨”和這八個“兒子党”之間的“永久性和唯一性合作”。中國大陸人民對它們的嘲弄與不齒，自不待言。
第二、就中共利用三權分立形式而建立健全的極權專制制度而論。中共在表面上確乎有一個三權分立的“政體”，但是，這個“三權分立”的政體，卻是假的。因為在三權之上，還有一個至高無上的中共党權。自中央到地方的各級“三權”機關，必須由自中共中央以及各地方黨委派出的黨組進行實際領導。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組成人員，百分之八十以上，必須由中共中央組織部在退休的中共正部級幹部中選任；全國政協常委會的組成人員，百分之七十以上必須由中共中央組織部在現職、主要是在退休的中共副部級幹部中選任；各省、市、縣，包括各級自治區的人大常委和政協常委，均遵照這一原則依次在各級中共幹部中予以選任。各級人大代表中，共產黨員身份者必須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各級政協委員中，共產黨員身份者必須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其各級各次會議主席團成員中，共產黨員身份者必須保證百分之九十以上，同時還要設立中共臨時黨組以具體領導和指揮會議。其各級常任機關不僅接受同級黨委領導，而且同級黨委還要派出黨組具體領導之。在任何一次會議的任何一次表決前，均必須召開人大機關和政協機關的中共黨組會議，並在決定投票結果後，再召開本次會議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中的黨員會議，聲明必須遵守黨的紀律，服從黨的決定，按照黨的會議決定進行投票。俟上述一切均得到落實後，再進行代表與委員的投票活動。事後若發現有不聽話者，輕者警告，重者解除代表或委員資格，或在換屆時將其剔除。至於各級人民代表與政協委員的產生及名額的分配，則全部由中共中央及各級黨委組織部、統戰部分別或共同把持、操辦即“選拔”。以至名單公佈前不僅代表委員本身均不知內情，甚至連推薦代表和委員單位的中共黨組織亦不能預知。誠如中共一位前省委書記所言﹕“這是組織上的事情，沒有必要讓你知道。”01 至於各級公檢法機關，除掉各級均要設立黨組以實行党的領導外，更由中共中央及中共各級黨委設立各級政法委員會以實行統一指揮。各級公安、檢察和法院系統中絕大多數領導者和工作人員，包括各級判案人員，迄今基本上為中共復員轉業軍人。
這便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多黨合作”、“三權分立”和“人民代表大會及政治協商會議制度”的政治本相。是自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共的每一次錯誤政策，每一種倒行逆施，每一度內訌內鬥，每一回無法無天，不僅均能夠得到人民代表和政協委員們的“一致擁護”，而且均能夠在“法律”上獲得“一致通過”的根本緣由所在。中國共產黨就是靠這樣一些根本的政治制度，靠這些在宣言上、憲法上和各種法律、法規上所根本看不到的專制極權化“操作”，才保證了它實行專制復辟統治的絕對權力，和對於這個政權之“千秋萬代永不變色”的一廂情願。
二 中共為復辟專制制度而施行教政合一、強化思想統治
如導論第一章所述，近現代任何專制復辟政權無不將強化思想統治作為實行專制復辟統治的最重要手段之一。然而，在中國，民元之後，由於袁世凱、張勳的帝制復辟瞬間敗亡，北洋軍閥又不得不在“共和”的名義下以推動復辟，一九二七年之後重建的中華民國南京政權，在本質上又是一個正在實行訓政的民主政權，因而，中華民國作為一個共和國家的基本性質，便在相當程度上得到了延續和保證。由是，中國人民才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持續地保有思想、言論、新聞、出版、集會、結社的相當自由。所以，不論是袁世凱還是段祺瑞，亦都只能提倡“尊孔讀經”，而不敢強迫“尊孔讀經”。北伐成功後，國民黨即便為了接受袁、張和北洋軍閥復辟的教訓，而要在一定條件下和一定時間內實行“訓政”，直至圍剿持槍反叛的新舊軍閥和中共，然而，共產書刊報紙，共產作家聯盟，以及在種種名義掩護下的共產社團，仍在相當程度上和相當範圍內擁有存在和發展的自由。王若望等許多共產黨人，曾一再聲言他們是在國民黨的監獄裏讀了大量馬克思主義著作才崇信共產主義的事實，便是明證。02
第一、取締一切思想文化自由，強化馬列毛絕對思想統治
由於教政合一之極端專制政體的特質乃是教權至上，政權次之，而教權統治又以宗教思想的統治至上，所以，維護正宗教義，反對宗教異於，排斥甚至是絕滅其他一切思想，包括思想和思考行為本身，就成了實行教政合一式專制統治的至上法權。所謂“你思考，你就不是一個忠實信徒”的宗教名言，所謂“共產黨員必須做党的馴服工具”的“黨員修養”，都是中世紀歐洲教主們和當代共產教主們，實行教政合一式專制極權統治的不二法寶。因此，由取締一切思想自由，包括取締對共產教義作出任何不同解釋的自由，而導致對於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及組党自由的全面取締，便成為“教政合一”之極權專制政體，維護其絕對思想統治的不二法門。中國共產黨正是以此為最高統治原則，才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中國大陸，全面地、並且是徹底地取締了人民的上述種種權利，將民元以來中國人民已經享有了三十八年之久的基本人權，剝奪得一乾二淨。中國共產黨不僅在教育、文化、學術、新聞、出版以及各個上層建築領域實行全面的黨治，而且還要在上述一切領域，將任何一種思想文化方面的活動，均納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之下，將一切的思想文化學術研究工作，均要變成對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之作為絕對真理的證明，說明和解釋。即便是自然科學領域裏的一切研究工作，包括體育比賽和文藝表演，也都要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進行之，其成果都必須貼上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勝利標籤，以證明這個主義和思想“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絕對真理性”。中國共產黨以此來否定人類歷史上除馬列毛以外的任何思想和思潮，不論其進步還是反動；中國共產黨更以此來排斥和反對當代世界在人文科學領域所獲得的一切成就，亦不論其反動還是進步。由是，不論是在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或文學藝術等各個領域，稍有離經叛道，或僅僅是對馬列毛思想的解釋、證明或歌頌，與中共、甚至是與毛本人稍有背離或偏差，就立即要遭遇批判、鬥爭、政治處理、判刑勞改、直至處以極刑。即便是與中共一起發家，或為中共及毛的發家有過重大“理論貢獻”的共產黨人亦不能免。前中共中央黨校校長楊獻珍的遭遇，就是千千萬萬的例證之一。此與中世紀教權統治下的歐洲相比，其教權的至高無上和教權的無孔不入，及其血腥和殘酷，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第二、取締宗教自由，毀滅宗教文化，壓制宗教發展
中共自一九四九年奪取政權以後，雖然在憲法上明文規定人民擁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在實際上，卻毫無餘地地剝奪了人民的這一自由。如果說文革開始前，和尚、尼姑尚允許存在以裝點江山的話，文革中，除馬教之外，所有宗教在“破四舊”革命口號下均被取締和打擊，所有宗教建築、宗教古跡均被搗毀和破壞，所有和尚、尼姑均被批鬥或還俗，中共所謂宗教文化政策的底牌遂暴露罊盡。文革以後，中共雖然開始修復寺廟，
重建宗教“隊伍”，但是，也正因是重建，所以，才又趁機輸入了自己的“新鮮血液”，在宗教界建立了黨政級別，即按照中共的官本位為寺廟劃等級，為和尚尼姑定待遇，所謂“處級寺廟、科級尼姑”每遇而皆是，屢見而不鮮。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大陸人民雖然因對馬教、毛教的普遍拋棄和徹底厭棄，而開始自己選擇宗教信仰，並促使了宗教活動的迅速發展，卻又因為立即造成了中共的“大不安”，而立即遭遇和正在遭遇中共的廣泛鎮壓與堅決“法辦”。顯然，要想在中國大陸回歸中華民族五千年宗教自由的文明歷史，無疑尚需要一番極其艱難的奮鬥歷程才能實現。
第三、設定反革命罪、反毛澤東思想罪和反黨反社會主義罪
中共在奪取政權後，為厲行鎮壓設定了反革命罪。所謂反革命，一是歷史反革命，即歷史上曾作為共產黨敵人者，或曾寄身在敵人陣營裏面的人，並且不論這個敵人是否真的反對過共產黨，是否幫助過共產黨，或為起義者和投誠者，或在實際上竟是抗日的民族戰士。二是現行反革命，即在一九四九年以後，有反對共產黨言行者，或僅僅在思想上表現過不滿或表示過不同意見的人，或僅僅是被共產黨“認為”有不滿者。由於對大量的思想上的反革命，無以設定硬性的界限，因而，思想上的反革命罪，就成為一種“欲加之罪”，即“反黨、反社會主義罪”，此為中國大陸“最為普遍的政治罪行”。一句話，一個字，有時不過是對一個黨員或一名幹部的一點不滿或意見，甚至僅是個人在日記上寫下的一兩句有情緒的話，或被認為是有情緒的話，有時竟是在黨的動員下向共產黨表的忠誠、提的意見，有時卻完全是因為筆誤，諸如將十月一日寫成了十月十日等等，均能構成反革命罪，或被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一九五零年中共因發動土改而隨意將地主視為反革命並將之槍殺者，即達二百萬人以上。一九五一年因中共發動鎮壓反革命運動而成批槍殺的反革命分子，總數達四百萬之多。一九五七年因中共“引蛇出洞”而被打成右派者，竟占全國知識份子總數的五分之一強。其中更有一些人在被打成右派之後，又被判為歷史反革命或現行反革命罪而被逮捕或判刑。03 從一九六六年中共文革伊始到一九七六年四人幫垮臺，因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罪而被判刑、槍決者，和被逼自殺身亡者，難計其數。一九七八年之前，在成批槍斃死刑犯的刑場上，在人滿為患的中國大陸各地監獄中，其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者，均為形形色色的反革命犯。一九七九年前後中共為維護統治，收拾人心，曾“與民讓步”而平反冤假錯案，其被平反者，基本上是反革命犯。曾容納過數十萬反革命犯的青海柴達木盆地諸勞改農場瞬間為之一空。時至一九八零年，仍然有人僅因一句“政治民主化”便被判刑十數年。殊不知“政治民主化”之一語，早在一九四五年便被寫在國共兩黨的“雙十協定”上，一九四六年更被公佈在中共也參預修改和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上。一九八九年中共的天安門大屠殺，無非是一次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公開大屠殺罷了。
然而，正是這種對反革命罪的大量羅織，才絕對有效地維護了中共在思想上的極端專制統治，使神州大地“人皆不敢言其想言，人皆不敢想其願想”。誠如蔣介石所言﹕“在死的恐怖面前，人民除了聽從，還有什麼辦法？”（參見本卷第二章）中共教政合一的極端反動政治體制，正由是而得以建構、鞏固和維繫。
第四、中共為中國漫長的專制歷史補上了最為血腥的一課
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建構“教政合一”的極端專制統治，委實為它在中國大陸建立一個“絕對專制制度”，帶來了專制權力在結構上的根本保證。它既是中共在專制復辟統治的手段上，對“蘇化”後中世歐洲教政合一政體的照搬和發展，又是對中國漫長的專制歷史在統治方式上的一次血腥大補課。因為中國歷代王朝和歷代帝王，只借助宗教，利用宗教，卻從來沒有“為獨尊一家宗教或思想而滅絕一切宗教或思想”。即便是董仲舒要在統治哲學上提倡“罷黜百家和獨尊儒術”，也既未掃蕩得了百家，更未在中國真正建立起一個至高無上、即高過皇權的儒教教權統治。儒家思想仍然只能作為一種被皇家利用的統治思想和學術思想，而非必須頂禮膜拜的宗教統治權仗，更不能高高地懸掛在皇冠之上。中國歷朝歷代的統治者們，雖然常常獨尊儒術，但從來都能允許“儒、釋、道”三家並存、並尊，甚至是並用，以使互補和互約。即便是某個統治者要獨尊某家，他也絕不會為了此家而殺盡彼家。獨尊佛門的梁武帝竟能與反佛者“開台辯論”，雖失敗而絕不加害，足見其沒有為佛而殺人。由是可知，漫長的中國封建、君主專制社會，正因為允許數教並存，互相牽制，在政治上既沒有將專制統治推向教政合一、即在思想上實行全面專制的極端境界，卻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和相當範圍內，予人民、尤其是知識份子以“思想思考的自由和文化創造的自由”，因而，才不致因羅織種種思想罪而為教殺人，也才有可能造成“百家爭鳴”和“百花齊放”的思想文化局面，並在數千年之內創造了燦爛的文化，產生了不朽的思想成就，為思想文化的傳承和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歷史條件。甚至為中國君主專制制度的綿延難絕，造就了思想文化的基礎。即便是歷史上曾出現過的幾度“文字獄”，也只是幾個君王所製造的幾個個案而已。這就較之由教政合一血腥統治所導致的、中世歐洲封建專制統治的“短命”歷程，，既顯示了它在文明發展上的歷史進步性，又帶來了它綿延難絕的歷史落後性。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所有殫精竭慮地要探討中國君主專制歷史為何如此綿延而難衰的研究中，有些成果雖然對如何造成中國專制歷史之所以如此漫長的諸種原因，都有切實的論證和睿智的發現，但是，卻又都因為對中國封建、君主專制統治和宗教的關係鮮有探討，而不能揭示出它的根本原因何在。更何況就全世界範圍來說，中國的封建、君主專制社會究否太長，亦大有值得討論的餘地。再者，世界歷史的發展，雖是大同小異，但各民族、國家的歷史發展，卻不可能完全步調一致。因此，僅僅因為在近現代世界從專制走向民主的歷史進步中，我們中華民族稍慢了一步，或曰稍稍落後了一點，我們便只想從討伐自身的歷史弱點出發，甚至走向對民族歷史、民族文化、直至對自己民族的完全否定，即將中共的復辟專制之罪完全歸咎於中華民族的民族“劣根性”，這固然是中共在思想文化上絕不允許任何自由、更不允許否定現實的一個惡果，說得直率一點，怕也是某些人，因懷有不敢、甚至是不願否定現實的心態，才使他們硬要將中華民族的歷史與文化拉來為中共的犯罪現實作替罪羊罷了。這在實質上，無非是為中共在大陸的極權專制統治，作了一種“軟性的辯護”。其實“祖宗何罪，罪在中共”。這大約也是一句應該提出來共勉的“實話”吧。
三 中共為實行全方位專制復辟統治而建立嚴密的權力結構
第一、“兩會制度”是中共表演共和的舞臺與厲行專制的框架
如前所說，中共是在革命的名義之下，假以三權分立的樣式，建立了它所謂的根本政治制度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政治協商會議制度的，卻在實際的權力結構和實際的政治操作上，又為中共中央及其各級黨委所一統。因此，這個根本制度就成為表演共和的舞臺，而非實行共和的機關。它非但沒有成為組成共和國體的根本權力結構，相反，倒成了厲行專制極圈統治的如意框架。
第二、中共教政合一的極權政治體制是以軍事獨裁作為其統治基礎的
如果說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政治協商會議制度只是在表面上裝潢與表演共和的舞臺，那麼，撐持著這個大舞臺和作為整個專制統治權力之根本支柱的，卻是號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中共黨軍。自中共一九四九年建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土上，就只有中共的中央軍事委員會和中共黨軍，而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軍事委員會和國家軍隊。八十年代初，為了做樣子，才由鄧小平同意“多掛一塊牌子”，即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多做了一套“國家牌的制服”而已。加之中共的黨章又規定党的主席，或曰第一把手，必須兼軍事委員會主席，因此，毛澤東便任此職至死而不放，鄧小平亦在不擔任任何黨和國家職務之後仍繼續擔任該職，直至由他來指定接班人擔任這一關鍵職務。因毛、鄧既是中共造反軍人出身，又是中共軍隊的最高統帥，是故得意時均著軍裝以顯威。毛澤東則更是在十數年中常常穿著軍裝，以逼迫人民對他山呼萬歲萬歲萬萬歲。在他所獨有的四個偉大稱號上，有一個便是“偉大的統帥”。他們與希特勒一樣，既是党的元首，國家的元首，又是軍隊的元首，因而，也就使政權本身具有了軍事獨裁政權的性質。如是，中共党指揮槍才是假，相反，槍指揮党才是真。文革開始，全黨內訌，全民遭殃。有人亦數度想在軍隊燒一把火，玩一回造反的把戲，甚至想奪軍權，毛澤東便立即指責這是要“毀我長城”。當文革之亂已經亂到了無以收拾之時，毛澤東便派出軍人“支左”，實際就是武裝鎮壓，並因此而穩定了局面，也鞏固了他重新到手的獨裁權力。而當黨的會議上出現反對他的意見和傾向，其地位與權力受到挑戰時，他則乾脆用軍隊包圍會場，迫使他的黨人在他以軍隊作底的淫威之下就範。可以說，毛澤東的數十年橫行無忌，膽量便是來自他軍權在手。毛死後，胡耀邦的被迫辭職，趙紫陽的被逼下臺，鄧小平用的也是同樣的把戲。
“中國人民解放軍”，作為一支在前蘇俄直接命令和指揮下，以公然背叛北伐和叛變中國國民革命為 “奠基”的農民造反軍隊，在它於一九四九年為中共奪取了中國大陸政權之後，亦與歷代農民造反軍人一樣，人人都必須弄一個官做做。是故，其軍事人員中有相當大的一部分，便被轉業到地方擔任各級黨政領導，並且形成了傳統。這既在無形中使中共各級政權仍為軍人所掌握，使軍隊的專制作風得以在地方政權中傳承和發揚，同時，亦使得各級地方政府在構成上出現文化素質極底的特質。尤其是公、檢、法系統，至今仍幾乎為轉業復員軍人所把持。其文化素質之低，軍人作風之強，驕悍脾氣之盛，足以使各級本來就無法可依和有法不依的公、檢、法機關，“蠻橫無知和無法無天”。所以，如果說中共實行的是教政合一，倒不如說中共實行的乃是“教、政、軍合一”。因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實際上乃是一黨一姓的軍隊，豈但與國無涉，而且與民作對。一九四九年後，中共曾無數次調動人民解放軍以大規模鎮壓人民的血案，固然為外界所難知；一九八九年中共公然調動人民解放軍進北京屠城，終於使世界震驚不已。中國共產黨正是靠著這樣一支由它絕對掌握的私家軍隊，為其打天下，又為其保天下，更為其殺天下，才有力地鞏固和維繫了它的專制復辟政權。
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共的這堵“長城”和這根“柱石”，卻在中共數十年權力鬥爭和政治風雨的剝蝕之下，特別是在一九八九年之後，開始了分化和裂變。近十餘年來，解放軍裏的知識份子軍官和作家們，特別是新一代解放軍軍史研究家們，他們在對解放軍歷史的反思中，所得出的大量“反認識”，和他們對國民黨軍隊英勇抗戰的“痛苦認知”，無疑為推動中國大陸的現代歷史反思運動，起到了不容忽視的重大作用。至於新一代有文化的中青年軍官，他們而今對“党指揮槍”的巨大懷疑和不滿，以及他們渴望自己能夠成為國家軍隊的迅速民主覺醒，實已使得中共面臨著軍權的最大挑戰。誠如海外一位報人所言，而今，“解放軍還要解放何人”呢？他們剩下的唯一任務，就是解放自己了。中國共產黨想依靠這一支黨軍來維繫它搖搖欲墜的政權，來達成它“千秋萬代掌權”的願望，最終怕也只能落得個“天上人間”式的悲哀罷了。
第三、全方位實行黨政合一是中共將全社會納入教政合一體制的具體形式
眾所周知的是，中共不僅實行教政合一，而且實行黨政合一，即將黨政合一當作教政合一的具體形式，無處不以党權指揮政權，使中央及各級政權機關，包括政權機關中的各個部門，均置身於同級和同部門党權的控制之下，以党淩政和以黨控政。同時，中共還將中世歐洲教政合一的組織形式，即教權對於各級政權的控制權，和教權對於各級政權的結合權，發展到了政權以外的全社會。即在全社會的各行各業各單位中，皆視其級別和規模，設立黨的權力機構，將其領導權力政權化、級別化，同時還要建立行業、系統、或跨行歸口的黨委領導機構，以求党權至上，統領一切，重在控制思想和掌管人權。其中工會、婦女、體委、文聯（包括所屬各協會、特別是作家協會）、共青團等被中共宣佈的“五大群眾團體”，均歸中共中央即各級黨委的宣傳部直接領導和控制，如同八個“民主黨派”權歸中共中央及各級黨委統戰部直接掌控一樣。由是，從中央到地方直至全社會，都建立起了一個個蛛網式的和等級化的“封建莊園”，並且還要視其在蛛網結構中的地位和大小，或成縱向歸屬，或作橫向牽制。其每個莊園的莊園主便是這個莊園的党的最高負責人。這個負責人由是而獲得了其領屬範圍內的一切生殺予奪大權。這樣一個嚴密的權力結構，不僅使得全社會政權化，而且使得全社會党權化；不僅使得整個國家專制化，而且使得整個國家封建化。因此而成為中央集權與封建專權的高度結合，即全方位極權化。
由是，全社會所有行業和所有單位，其內部自上而下均層層設立包管一切的政權式機關，又同時設立控制一切行政權力的党權機關，並設置黨委書記，黨總支書記，黨支部書記等職。其作為同級行政領導的領導，便理所當然地掌控了指揮行政的全部權力。由是，人民的衣食住行，婚喪嫁娶，讀書做工，包括休養生息，便全部被置於党權指揮下的“行政權”之下。中國大陸全體人民，在實際上便成了奴隸制度下的，無任何人權與民權的奴隸而已。
八十年代中共為自救而實行改革開放之後，雖然上述統治開始出現了軟化跡象，但是，其基本的黨政體制既未改變，黨政亦根本沒有分開，由党管人的人事制度雖然高喊改革已達二十年之久，卻至今沒有任何具有實際內容的改革。全社會各行各業中的党權，雖在少數領域有所削弱，如工廠廠長負責制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的一再較量，個體經營中党權問題的亟望解決和尚未解決，以及由“人心不黨”而產生的對党權的抵抗和排斥等，但其中絕大多數領域，党權基本上沒有被觸動。尤其是在一九八九年之後的教育、新聞、出版、學術、科研、文化等上層建築領域中，反而有進一步強化的明顯趨勢。一度在高等學校實行的校長負責制，終於又退回到了“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但是，中國共產黨為復辟專制制度而苦心建立起來的這個嚴密的權力結構，畢竟因為時代的進步和中國大陸人民民主意識的覺醒和複歸，以及它為自救而推行專制經濟改良所產生的巨大“負面”作用，不僅開始出現全面的鬆動和鬆散，銹蝕和腐蝕，而且其最高權力所面臨的權力危機，亦在人心思變的基礎上，使得它的整部統治機器已經在根本上發生了衰朽。由是，中國共產黨所建立起來的這一部嚴密的和高精度的專制權力結構，也就勢必要面臨著 “一朝崩潰”的危險。蘇聯及其它共產國家的瞬間自垮，及其權力結構的轉瞬即崩，已經為中共昭示了它同樣的下場和結局。只是中共將垮得更慘而已。
四 中共為強化專制復辟統治而重新建立嚴酷的等級制度
中共重新劃分等級的手段，一是軟劃分，二是硬劃分。所謂軟劃分，即由中共從其復辟專制的需要出發，使整個社會在觀念上形成嶄新的等級觀念。文革前，其第一等級是中共黨員幹部，特別是党的高級幹部。第二等級為非黨員幹部。第三等級是號稱領導階級的工人。第四等級為農民中的貧下中農。第五等級為知識份子。第六等級為小生意人。第七等級為無業遊民。第八等級為階級敵人。八十年代中共實行改革開放後，因鄧小平曾一度鼓吹知識份子也是工人階級，故知識份子曾一度榮列第三等級。但隨著“八六學運”和“八九動亂”的爆發，其等級又有明顯下降的趨勢。相反，因小生意人即個體戶，在改革開放中的日漸“財大氣粗”，地位乃有明顯的躍升。特別是在出現了“官倒、權倒”為代表的大生意人以後，因其中一些官倒、官商和權商本人就是中共的高幹、老幹及其子弟，故他們在實際上已經成為今日中共權錢並擁的第一等級。原第八等級，蓋因右派平反摘帽，階級鬥爭已經抓而不靈，所以只剩下反革命和刑事犯罪分子（反革命罪一九九七年後改名為顛覆政府罪）。因反革命和所謂顛覆政府者在人民心中已經“變味”，甚至得人尊敬，如“六四”通緝犯等，所以中共對這一等級的製造，也就徒勞而無功。另外，因為犯罪分子獲釋後，按照中共不成文的制度，乃成為“勞改、勞教釋放犯”，已永入另冊，終生不再享有被錄用權，只能成為小生意人，做個體戶，因此，在八十年代以後，他們的等級也就要根據他們經商規模的大小，以及他們與中共當權人物的關係來確定。八九年後傳遍中國大陸的“十等人”歌謠，應該說是十分形象和十分準確地道出了當前中國大陸社會等級觀念的本相。04
所謂硬劃分，是指中共通過建立嚴酷和嚴密的封建等級制度，所進行的社會等級和社會待遇劃分。其具體手段如下﹕
第一、重新劃定封建官僚等級，確立官本位
一、封建官本位的建立和健全
自一九四九年中共在北京建立政權，即開始實行所謂供給制。按照初步劃分的“革命等級”予以不同的供給。由於此路不通，遂實行工薪制，開始明確劃分幹部的級別，逐漸地建立了以官僚級別為準繩的“官本位”工薪制。工薪級別分為二十八級，十三級以上謂黨政高級幹部；十三級至十七級謂黨政中級幹部；十七級以下者謂普通幹部。高級幹部取工薪與供給相結合制，即除掉按級領薪外，其秘書、住房、汽車、電話等一切“革命消費”，均由國家供給，並有詳細的規定。工薪只作為其職務收入的象徵而已。五、六級以上的高級幹部，基本上已經能夠予取予求。中共最高統治集團成員，則能隨心所欲。文革初期被揭發出來的許多中央和地方高級幹部的豪華腐朽生活，曾叫普通幹部和民眾目瞪口獃。由毛澤東專職醫生李志綏所揭露出來的毛的腐化事實，較之在中共高層和大陸民間所流傳的“故事”，尚相去甚遠。
官僚級別一經劃定，即“全國通用，終生享用”。不僅退休之後仍享受原有的政治、經濟待遇，即特權，而且死後的追悼會與骨灰盒的安放，亦有明確的等級規定，訃告上則要明確指明生前所享有的官僚級別，哪怕是一個科級或股級幹部。如此常令無級無別的普通民眾笑恨難抑。與中國封建專制時代和君主專制時代相比，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黨政以外的各行各業，也普遍分行業劃定了工薪級別。但只作工薪級別，而不含有其他任何政治級別和其他任何特殊待遇的意義，更無特殊的享受和需要。
新的等級制度，一方面隨著歲月的流逝而問題愈來愈多，一方面則在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後被“革”亂了套。文革中被打破的官僚等級，雖然在改革開放後立即得以恢復，並將十三級以上才作為高幹的規定，放寬到了十四級。然而，由於中共老幹部相繼“向馬克思報到”，新提拔的幹部日益增多，職別和級別的不統一已經愈來愈明顯，中共遂於八十年代中期以機構改革為名，一是將官僚等級（含工資級別）劃定為辦事員級，正副科長級，正副處長級，正副局（廳）長級，正副部長級，正副總理級和正副國家元首級。其中正副局級以上者為党的高級幹部，明文規定享有不同等級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仍然取工資與供給相結合的制度；處級為中級幹部，視其實際許可權的大小，而予以一定的供給；科以下為一般幹部，其中有實權者，一樣敢多占，也一樣敢多吃。改革期的中共各級領導幹部爭級別、鬧待遇的種種醜惡表演可謂無奇不有，實為古典小說《官場現形記》所揭露的晚清官場腐爛之風所不堪比，也不能比。
八十年代中期的“級別改革”，終於使“官本位”的嚴酷等級制度得以完善化，即將上述各級官僚級別作為“本位”，將自五十年代後期以來就沒有升過級、加過薪的教授、醫生、工程師，以及一切有社會公職者的工資級別，包括和尚與尼姑，均靠近到官僚級別上，並由此劃定為﹕知識份子的最高工資級別，即正教授的最高工資待遇可以比照副廳級，以下按級類推。而今，隨著党權更加膨脹，改革開放又為不受制約的權力大開了綠燈，因此，稍有職權者，不論科、處，廳、部級等，均能夠公款吃喝，公款旅遊，甚至“吃喝嫖賭都報銷”。而無職無權的知識份子，非屬於中共上層知識份子的教授專家，尤為一般工人農民，即一切僅靠工資吃飯和勞動吃飯的社會主要構成，就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他們“起高樓，宴賓客，樓卻塌不了”。其所造成的人心憤懣自不待言。中國大陸正在流行著的一首首生動深刻的民謠，已經成為歷史最有力和最生動的見證。
二、官本位成為在全社會劃分封建等級的嚴酷標準
中共為了讓官本位成為全社會唯一丈量森嚴等級的準繩，由是，企業始分為國營、集體、鄉鎮與個體四大類。其中國營分為一級二級三級等；集體分為大集體、小集體；鄉鎮企業有公營和公私聯營之分；個體則予以規模與範圍的限制。在改革開放之前，他們常常是被打擊的“投機倒把對象”，非但生計難保，有時連命也難保。改革開放之後，他們雖因“黨的政策象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而時起時落，卻在終於和腐敗官場有了千絲萬縷的聯繫之後，才熬到了可以作成大款和大個體戶，而今已經被稱做民營企業家的的非常歲月。
企業的級別雖如是劃分，但除掉八十年代以後的大小個體戶外，不論是各級國營，大小集體，還是鄉鎮企業，其領導者，均按國家的統一官本位按級拿錢，享受同級待遇。如地、市、縣級的書記、廠長，均能夠享受地、市、縣級待遇。至於級別外的佔有，則隨著中共改革的逐步“深化”而當然要“愈來愈往高處走”了。雖然工廠虧本，工人發不出工資，廠長書記非但工資分文不少，而且吃喝玩樂、出國考察照舊。即便是這一家工廠被他們搞垮了，他們仍會被調到另一家工廠去當廠長、做書記，照樣吃喝玩樂。
官本位的確立同樣給事業單位帶來了森嚴的等級標準。教育、衛生、科研、新聞、出版、文化、“群眾團體”，亦被全部按照官本位納入了官僚級別的體系之中。因此，中共事業單位的官僚們為升級和爭待遇，可謂機關算盡。中國大陸的許多學院和高等專科學校的書記及校長，為將自己從副廳級升上正廳級，乃使用各種辦法，包括用教育經費向上級主管行賄等，務使本院校改名為大學。中國作家協會為了能夠“復辟”到文革前的准部級單位，以與全國文聯平起平坐，竟指使它下屬各省的分會紛紛要求“升級”，終於在八十年代末被中共中央組織部批准為“副部級單位”。事成之後，其書記、副書記們與主席、副主席們，便紛紛慶賀自己的官僚級別隨之升了半級。“少數對文化不重視”的省委，因沒有為本省的作協升級，而使作家協會的官員們怨氣沖天。
第二、戶籍制與戶籍等級制
一、中共實行嚴密的戶籍制度
中共自一九四九年建政後實行了嚴格的戶籍制度，使中國大陸人民從此失去了遷徙與居住的自由。可以說，這是中共北京政權為強化專制極權統治之最為險辣的一著。因為戶口制加上糧票制度（糧票分為地市、省市和全國範圍內通用不等），再加上任何人外出，不論公、私，都必須持本單位或本地區黨政機構的介紹信（在農村，直至八十年代末期發放身份證之前，都必須由人民公社或生產大隊、以及後來的鄉政府開出介紹信），以說明自己的政治身份。否則，就會隨時有遭遇扣留或逮捕的危險。這就使得任何一個公民都失去了最起碼的人身自由。
二、中共實行嚴酷的戶籍等級制度
中共不僅實行戶籍制，而且實行嚴酷的戶籍等級制度。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境內，分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兩大類。在城市戶口中，尤以大城市戶口為最貴重，中小城市次之，縣鎮又次之。在農村戶口中，又分為吃商品糧者，如城郊菜農；和不吃商品糧者，如糧棉生產者。縣以下的城鎮裏，又分吃商品糧的城鎮居民，為城鎮戶口；和不吃商品糧的城鎮居民，為農村戶口。然而，由於每年又要給予一定比例的“農轉非”指標，可以由農村戶口轉為城鎮戶口，於是，這些指標便成為縣以下各級官員的“專利”，直至成為縣市公安局的“錢袋”。時至今日，不僅億萬流民早已橫決大江南北，農民的不滿和反抗正在此起彼落，而且呼喚陳勝、吳廣的喊聲，早已震動“天聽”，深入人心。
第三、中共對國民進行分類等級劃分以實行層層“裂民”而治
中共建政後，即將中國大陸人民劃為兩大範疇。一是人民內部，二是人民外部、即階級敵人。在人民內部，中共又將工人劃為第一等，是為領導階級；農民劃為第二等，是為同盟者。農民中又分為貧農、下中農和中農，屬人民內部。地主和富農劃為階級敵人，是為專政物件。小生意人為第三等，是常常要進行改造的對象，其中改造不好者或在運動中成為打擊對象者，亦能當作敵我矛盾來處理。第四等為無業遊民。在人民外部，即在敵人中，中共又將其劃為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和右派。其中反革命分子為最，現行反革命分子為最中之最。其餘為地、富、壞、右。在地、富、壞、右和歷史反革命中，又有改造好的和未改造好的之分。自然未改造好的又次之。但在地、富、反、壞、右和歷史反革命中，在押者，自不待說，勞改勞教釋放後，即為“勞改釋放犯”和“勞教釋放分子”。因此，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和右派，即便是改造好的，也永遠不能改變身份，仍然是最底層，屬於永久性的專政物件。他們的配偶自然也要低人一等。他們的子女在一九七七年之前，絕大多數被剝奪了升學、招工、晉級的權力。至於參軍、入黨和“提幹”，就不用說了。在政治鬆動期，他們當中極少數人尚能考取大學或被招工；在政治收緊期，則他們當中的任何人，成績和政治表現再好，也沒有可能考取大學或被招工，甚至連中學也“考”不取。在一九六四和一九六五年的歷次全國高考中，某省考區的前三名學生，俱因出身不好而概不錄取。農村地主、富農子女的處境就更為淒慘，女性尚有出嫁的可能，男性常常無人願嫁。中國大陸農村中，終身不能成家的地主、富農之子，比比皆是。
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後，人民內部的等級無大的變動，但人民外部的階級敵人猛增，故五種人，又變成了九種人，即增加了叛徒、特務、內奸和走資派。他們的子女亦分為“可以教育好的”，和“不可以教育好的”兩種。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七九年，鄧小平為收拾人心，曾先為黨內叛徒、內奸、特務、走資派平反，後為“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們”摘帽、改正。由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和右派分子之人民外部等級，才逐漸消失。
總之，中共為實行專制復辟統治，而建立了中國數千年歷史所從未有過的嚴酷等級制度，又藉劃分等級為手段，製造人民之間的隔閡與仇恨，以進行“裂民而治”，或曰“分而治之”。中共雖然藉此而維繫了它的極權專制統治，但是，由這一森嚴等級所逼迫出來的人心覺醒與人民反叛，最終必將成為它覆亡的重大社會原因之一。
五 中共為維護專制復辟統治而厲行殘酷的鎮壓手段
中共厲行鎮壓的第一手段，便是建立鎮壓的理論根據。即在憲法上和其他重大立法上，確定共產主義信仰、社會主義制度和中國共產黨一黨專制的絕對合法性和永久合法性。由此而將一切不信和詆毀共產主義信仰，批評和動搖社會主義制度，不滿和反對中國共產黨一黨專制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均定為“反革命罪”，且為重罪。同時又以此為根據，視需要而羅織種種屬於反革命罪的“欲加之罪”。於是，這些根本“大法”就為中共所有“無法無天”的鎮壓手段，打開了廣闊的門路。
中共厲行鎮壓的第二手段，便是要造就一個有權無法的社會觀念和社會結構。其做法為﹕
第一、厲行黨大於法。中共中央及各級地方黨委不僅要向同級政府的公安、檢察與法院三大機關派出“黨組”，以在內部領導公檢法以外，而且在同級地方黨委內部設有“政法委員會”，以統管同級的公檢法機關。當對案件的處理，包括審訊，在公檢法機關內部發生重大分歧時，由該委員會拍板定案；或由該委員會直接上報同級地方黨委決處。公安、檢察、法院也就因此而由權力機關變為中共一黨的職能機關和辦事機關，其作為司法、權力及執行機關的應有獨立功能，便被一筆勾銷。
第二、厲行政策大於法。自人類有法制以來，法總是具有權威性和穩定性，而政策卻常常具有靈活性和時間性。法既是制定政策的基本根據，政策的制定則必須受到法的制約。但是，中共在其五十年的專制復辟統治中，卻造成了政策大於法的悖反現象。中共一黨的政策不僅必須是國家立法的依據，而且其政策由權力的更迭，或由最高權力者及各級掌權人的隨心所欲所造成的多變和劇變，更造成了法的無所適從，或“有法難依和有法不依”，直至造成法在實際上的消亡。五十年代初，毛澤東在審訂“憲法草案”時就曾說過“憲法還不是我定的”的話，無非說明了他對法的輕蔑。至於他的名言“我就是禿子打傘 —— 無法無天”，就更是證明了他的目中無法。八十年代，中國大陸民間歌謠所唱的，“黨的政策象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等“絕響”，實是形象地表述了中共政策多變和法制無歸的真相。多變的政策既使法制歸於虛無，更使得法制觀念在全社會蕩然無存。由是而造成了中共無法無天和人民無法可據的畸形社會局面。
第三、厲行權力、地位、人情大於法。由於党大於法和政策高於法，因而，權力、地位、人情之大於法，便成了普遍的社會現象。一般來說，任何案件，只要擁有党權的干涉，便既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也可以小事變大，無事生非。任何案件，只要能夠找到有地位的人向掌權者打通關節，亦都可以網開一面，反之冤網難逃。至於中共黨人一旦違法亂紀，則黨紀既可以代替國法，地位亦可以免除國法的制裁，除掉黨內鬥爭的需要。前者使同罪者因具有黨員身份，而僅受黨紀處分或免於刑事處罰；後者即使罪大惡極，亦只會重罪輕責，直至尋機開脫。難怪中國大陸人民常說“在中國，沒有一件好辦的事，也沒有一件事辦不好。”而由大陸人民悲憤填膺地唱出來的“大蓋帽，吃完原告吃被告”等民謠，實已徹底揭穿了中共法制的本相。
中共厲行鎮壓的第三手段是敢於公然地和肆無忌憚地濫殺無辜。其具體手段 —— 第一便是革命即法。自一九五零年六月始，繼所謂清匪反霸已經屠殺了數百萬人之後，中共又在保衛革命政權的名義下，厲行“鎮壓反革命”的政策。時不足一年，僅為毛澤東和劉少奇等所公開承認的就有七十一萬（參見前文及注釋）。其執刑場面之大，一次槍殺者之眾和每每陪斬者之多，史無前例。毛澤東的名言“秦始皇算什麼！他只殺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一次就殺了四十六萬”，實在將一個流氓暴君的形象表現得栩栩如生。其時，毛澤東不僅屢屢叫囂“要大張旗鼓地殺反革命”，而且一再地親自決定殺人的數字和比例。為彭真所主持制定的“懲治反革命分子條例”，竟能規定對傳謠者也要“斬立決”。其目的，就是要殺得所有人都不敢說甚至不敢想為止。05 據近年來中國大陸各方面的不完全統計，直至毛澤東死，中國大陸人民被中共公然殺害和迫害致死者，不包括被中共“人禍”餓死者在內，決不下四千萬之數。是日本帝國侵略我國十四年所殺害者數倍以上。這只是一個最保守的數字。完全的數位，只有等到中共檔案完全解密和人民能夠真正申冤的那一天。
第二便是運動即法。即在中共所發動的一場又一場政治運動中，根據運動的要求和目的，竟可以隨時隨地地“殺人無罪”，逼死人和害死人更無罪。自一九四九年前後直至毛澤東死，中共曾連續地和不間斷地發動過 —— 清匪反霸、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思想改造、三反五反、批判《武訓傳》、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統購統銷、農業合作化、肅清反革命、城鄉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反右派、大躍進、反右傾、人民公社、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四清、批判合二而一、批判文化界的修正主義路線、文化大革命、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批林批孔等二十餘次大型政治運動。其間，為發動、深化和證明歷次運動勝利的需要，被關、被判刑、被處決和被迫害致死者，難計其數。文革中以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罪和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而被殺害、迫害致死者，和造反派中為中共製造派性惡鬥、武鬥、直至被中共武裝鎮壓而死亡者，不下二千萬人。06
中共所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不僅是對於人民生命的殘害，而且是對人民精神和心理的無限摧殘。於政治運動中被逼瘋者固然是次次都有、處處都有，文化革命中因被迫害而罹患精神病者，至今于國中比比皆是。文革中，全國各地均有未成年孩子因喊錯口號，或不懂事孩子胡亂塗鴉而被打成反革命者，或連累父母被打成反革命者。其中絕大多數孩子被逼成了瘋顛和癡獃。至於中共利用歷次政治運動在廣大人民中間所播下的互相仇恨、相互猜忌、互相防範的情結，及其對人民心理所造成的壓抑和扭曲，已經極大地改變了我們偉大民族好俠尚義和樂天達命的美好性格。中共五十年來的殘暴統治，對中國大陸人民和中華民族所造成的史無前例戕害，及其所留下來的“嚴重民族傷痕”，將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被撫平。
第三是權力鬥爭的需要就是法。毛澤東在其當政的二十六年中所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雖然都打著革命的旗號，但在實際上，他的目的無非有二﹕一是對外迫害人民以鞏固共產黨極權統治，二是對內清除異己以鞏固個人最高權力。為了這兩個目的，他對外講階級鬥爭，並且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對內講路線鬥爭，並倡言“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由是，什麼革命元勳，開國功臣，党中元老，國家主席，均可以在他的鐵腕下被他打成血人，直至慘遭迫害致死。不論是高、饒反黨集團，彭、黃反黨集團，還是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和林、江反黨集團等等，都既無需黨紀來處理，更無需國法來制裁，全都在毛澤東一句“最高指示”之下，就可以成為權力鬥爭下的犧牲品。
中共厲行鎮壓的第四手段，就是建立黑暗的多重監獄制度。
第一、正宗監獄制度。中國大陸的犯人之多，大約為世界歷史和中國五千年文明歷史所不能想像。因此，中國大陸的監獄星羅棋佈。一九七八年前主要是“冤獄”。因為人犯的基本成份，是各種名目的歷史反革命犯和現行反革命犯，大都是歷次政治運動被整肅的物件，即便是按照中共的“反革命”罪來衡定，其中絕大多數也都是冤假錯案。故有史家稱，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中國大陸，乃是 “冤獄遍中華”。07 因此，在革命的名義之下施用酷刑，或進行種種迫害，直至隨意處決和折磨致死，對監獄的管理者來說，便具有一種“神聖”的意味。加上中共農民造反在本質上所具有的嗜殺特徵，遂使“酷刑毒吏遍中國”。八十年代中期，某省一個水庫抽水重修時，竟發現庫底白骨累累，原來是在五十年代萬餘修建水庫的犯人中，僅有一人搶槍造反，便招致中共調動解放軍趕赴水庫將全體犯人剿盡殺絕。至於像張志新那樣在監獄中被獄吏指使刑事犯人輪奸，死刑犯人在行刑前被割斷喉管或活剝器官等慘無人道的情形，則事所不鮮。文革後期和八十年代，由於社會動亂益生，刑事犯罪指數劇升，因而，由於平反冤假錯案而一時成空的監獄，複又人滿為患。08 自八十年代伊始直至九十年代末，中國大陸的刑事犯罪可謂從無緩解的時候。監獄人滿為患，犯人生活條件之惡劣，和在獄中遭受迫害摧殘之慘毒，為外界所難以想像。此其一。
其二、中共監獄實行勞動改造制度。犯人一旦被判刑之後，即須赴勞改工廠或農場進行勞動改造。單就改造刑事犯而言，勞改制度並非沒有積極意義。但是，中共的勞改制度，一屬強迫性無償勞動，二屬折磨人犯的一種手段。遍及國中的勞改工廠、農場為中共所創造的無本產值，雖為可觀，然其勞改工廠、農場在犯人的生活待遇和對待犯人的折磨及迫害上，卻與在押的監獄犯人大同小異。動輒便是毆打、禁閉、酷刑或加刑。這在一九七八年前，固因“革命”對於反革命的巨大壓力，和因受刑者大都為知識份子而難有反抗和暴動的可能，但一九七八年以後，刑事犯的猛增卻造成了監獄暴動和暴亂的疊起，劫獄叛亂的情形已經時有發生。中共政法界有人估計，在中國大陸發生巨大政治變動時，歷年來積累而成的數千萬“勞改釋放犯”，尤其是其中的被冤枉者和曾慘遭虐待者，其必圖報復的行為，完全可能造成變革期的社會災難，並成為中共致命的災星 —— 尤其是對那些手中有血債的中共基層官僚而言。
第二、獄外之獄，即群眾專政。中共自一九四九年奪取政權後，還創造了所謂群眾專政的辦法，用一部分“人民”來專另一部分人民的政，遂使中國大陸形同一個自監監人的大監獄。所謂群眾專政，其手段，就是既要將一切夠不上判刑鎮壓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和“內控”分子交由“群眾”監督看管；又要將刑滿釋放的勞改、勞教人員重新戴上一頂“勞改、勞教釋放分子”的帽子，置於所謂群眾的監控之下。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准他們亂說亂動，凡事必須向本地的派出所、街道、鄉村治安人員或有關的積極分子報告，定期寫思想檢查和彙報。此其一。其二，為了保證群眾專政的威力，一再確立“誣告保護法”，即誣告者受保護，甚至受表揚和提拔。中國大陸社會由是而冤假錯案迭生，陰謀權術遍出，到處彌漫著互相猜忌和相互陷害的陰險風氣，善良民眾只能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其三，群眾專政一詞雖因毛澤東時代的結束而消失，但自八十年代下半期開始，在中國大陸農村，由於農民不堪盤剝，遂有自發反抗的出現。各地的鎮、鄉一級政權，複收買流氓地痞成立“鄉鎮小分隊”以鎮壓之。用農民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讓這些“流氓小分隊”幫助共產黨向他們“要錢、要糧和要命”。09 遇有違抗者，便拆屋（現已經發展到燒屋）、抄家、奪牛、甚至課以私刑直至害命。廣大農民雖然對之痛恨已極，但無賴他們有中共鄉鎮政權支持及上面各級政權的支撐，而徒喚奈何。近年來中國大陸農民疊呈反叛和廣大農村一再呼喚陳勝、吳廣的狀況，亦無非表明，中國就要迎來又一個“官逼民反而民不得不反”的時代。一句“該出手時就出手”的唱詞（電視劇《水滸傳》插曲），由是而能夠唱徹人心，響徹全國。
第三、過渡監獄 —— 勞動教養制度。中共除掉以監獄看押犯人，以勞改農場、工廠強迫犯人做無償勞動，實行所謂群眾專政之外，還建立了一個所謂的過渡監獄、即勞動教養制度。被中共決定勞動教養者，乃是一些交給群眾監督專政既不放心，交給監獄關押或勞改又不夠格的一大批“非犯之犯”。一九七八年前，被逮捕或被押送強迫勞動教養者，大都為有思想問題卻又不夠“反革命”罪的知識份子，或是有所謂“生活作風”問題卻不夠判刑勞改者，直至形形色色被中共各界各層領導“看不順眼”者。如五七年不夠資格判刑勞改的右派分子，特別是學生中的右派分子。他們有的雖要通過“逮捕法辦”這樣一個所謂的“司法過程”，並且由法院判處勞動教養年限，然而，他們當中亦有相當一部分人，則僅需要本單位党的領導的一句話，或一張紙條，便可以被押送勞動教養。他們的身份似乎介於敵我之間，甚至被稱為“人民內部矛盾”，但他們又極容易因為“種種欲加之罪，而於莫名其妙之中便被送進了真正的監獄”。他們在勞動教養期間與被判刑勞改者一樣沒有自由，一樣被強迫進行無償勞動，或僅給極少的生活費；他們在勞動教養結束後，一樣要戴上一頂“勞動教養犯”的帽子，而永遠被注入另冊。這一“非刑之刑”，一方面為中共隨意刑處不放心者和看不慣者大開了方便之門，一方面則為壓迫人民內部不滿和強化專制統治起到了特殊的作用。一九五六年，毛澤東就曾親自指示，要將那些在鎮壓反革命和肅清反革命運動中被殺者的家屬，包括殺錯的，送去勞動教養，以防止他們的“階級報復”。10
一九七九年後，中共的勞動教養制度雖然沒有廢除，但因為人民已經有了強烈的抗爭意識，中共各級領導的權威已經掃地，再加上平反冤假錯案又給中共某些官僚以教訓，是故，隨意押送勞動教養的情形也就有所收斂。但八六年之後，特別是八九年以後，隨著中國大陸民主運動的升級，中共的鎮壓手段又開始了升級，一些所謂的民運人士被中共判處勞動教養的事實，乃使中共勞動教養制度又獲得了一次“中興”的機會。
六 中共全方位專制復辟統治下的用人制度、即組織路線
中共之所以敢於在中國大陸倒行逆施，但看上去又似固若金湯，亦得力於它的一整套用人制度，或曰無制度的官吏選拔制度。而所謂無制度，是指中共向未建立起一套“官吏選拔制度”。它既不像成熟期的中國君主專制王朝，尚有科舉等一整套開科取士的標準和辦法，更不像西方現代國家和中華民國，已逐步地成熟了公務員和文官考試制度。中共雖然是一個獨尊馬列的教政合一式專制政體，但它卻不以“馬列取士”。八十年代，因民眾對中共選官拔士物議洶洶，中共才開始表示“要實行公務員制度，規定公務員考試辦法”。但是，時至今日，時間已經過去了若干年，檔發了數十起，試點試了幾多回，沒有學歷、文憑的未來公務員們，也早已將 “學歷、文憑”準備好了，但是，公務員制度和公務員考試仍邈不知其蹤影。其根本原因是因為它行不通。而之所以行不通，還是因為官場中儘是不可雕的朽木，一旦當真實行公務員制度，其整個的統治基礎就會面臨全面變色、甚至全面崩塌的危險。當然，形式上的公務員考試與公務員制度，不得已時也同樣會實行，但無非是 “走過場”，做做樣子而已。現任各級官員更難有“落第”者。在上有政策和下有對策的今日中國大陸，什麼事情都會走向它反面的成功。但是，指中共沒有用人制度，卻並不等於說它沒有用人辦法，其官吏選拔的根本辦法是﹕
第一、用人權歸党權和党權歸書記。中共黨政兩方面所有的官吏選拔，均由中共中央組織部與中共各級黨委的組織部直接管轄。各單位在本行業和本系統，亦全部歸黨委、黨總支、黨支部分管組織的書記——常常是第一把手主管，並逐級受管於黨委的組織部門。各級黨的組織部，一般由各級黨委的第一把手、即書記掌控。自一九四九年以來，除文革初的短暫混亂以外，所有中共官吏，包括各行各業的官吏選拔，均由党權處之。這就造成了党對官吏選拔的絕對權力。
第二、任人唯黨和任人唯親。所謂任人唯黨，即非中共黨員，不得提拔與任用。除掉人大、政協與各級政權需要極個別作為配相的“統戰花瓶和民主花瓶”以外。如前所說，即便是八個民主黨派的各級負責人，也必須由中共的 “地下黨員”擔任。所謂任人唯親，即既然人權歸党，党權歸黨的組織部，組織部權歸書記，因此，中共中央及各級地方黨委，以及各行各業党的主要負責人，便由此獲得了管轄範圍內的用人權。中共自中央至地方，直至各行各業黨政兩套領導班子中永無休止的互鬥即內訌，蓋因人權而起。因為人權才是党權的根本權力。一位市委秘書長曾感慨萬端地說﹕“書記、副書記、常委們，他們所有的精力，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用在為自己安插親信上面。因為這才是他們真有權和假有權的分水嶺。”至於“黨政機關親連親、公檢法父子兵”的“親親風範”，亦早已形成為一朝“國風”了。
第三、時期不同而選拔各異。基於上述用人原則，即組織路線，中共亦隨著各個歷史時期的不同，而採用不同的官吏選拔手段。
一、建國之初，根據農民造反打天下就必須坐天下的需要，中共遂于建立政權後進行黨內分封，使參加過中共革命者，人人大小有個官做。一是建立官位、權力和 “爵位”的終身制度，二是形成了“天下是我打的，天下就該我坐”這樣一個普遍的党人心理。這就使任何對中共的不滿或反對，都會被視作“要搶它的江山”，從而被中共深惡痛絕之，更要嚴刑擊殺之，直至屠城亦在所不惜。一九八九年鄧小平叫囂“江山是我們用鮮血換來的，要搶，也要拿血來換”和“殺二十萬保二十年”，即是上述中共党人心理的突出表現。
二、建國之後直至一九七八年，中共在組織路線上一是任用所謂出身好者，二是任用無文化和低文化者，三是強調所謂“外行領導內行”，四是採取將工農兵送到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去“摻沙子”，五是大量提拔歷次政治運動中的積極分子，說穿了，就是提拔曾積極向共產黨告密者和幫助共產黨整人害人者。今天，充塞在中國大陸黨政各級權力崗位上的老共產官員，基本上都有一段整人或助黨整人的歷史，其中有大多數人欠有血債，甚至是大筆血債。文革十年，上述種種被提拔者中的大多數，曾上打走資派、即打過提拔他們的恩人，下打過知識份子和一般群眾。其中有不少人因摸透黨脈而能隨機應變，故文革後仍能據高位，善始終。
三、一九七八年以後，因鄧小平表示要重用知識份子“奔四化”，中共的組織路線亦開始有了改變。在一九八三年的“機構改革”和“調整領導班子”中，中共各級黨委組織部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開始不計出身地提拔並重用了一批知識份子。但是，這一任用和提拔知識份子的政策，在名額上既有限制，其比例由中共各級組織部門控制；在使用上亦有區別，主要是企、事業單位居多，行政、黨政和要害部門居少；在目的上亦有明確劃分，有的純為對外統戰的需要，諸如特別提拔在海外和在臺灣有影響的華人國內親屬。在被提拔和重用的知識份子中，有一些人成為對黨感恩戴德者，有一些原就屬於品學不夠高者，還有一些是野心、權力和欲望較強者。用普通人的話來說，即“混混”多而賢者少。當這樣一些“內行”一旦走上領導崗位，其對於真正內行的“控制與壓迫”，常常並不稍減，有的已經完全墮落為中共的幫兇。
四、一九八九年之後，中共的組織路線又發生了一次重大轉變。這個轉變是基於對知識份子的不能信任與重用。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一年，中共各級黨的組織部對被提拔起來的知識份子幹部進行了一次考查。對其中一些參加了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者，進行了堅決的清洗，包括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對其中態度曖昧、立場不穩、有同情學生運動言行者，則採取調職的辦法，使其脫離重要崗位，或加派信得過的幹部去進行領導和制約。例如，在歷來由共產黨員作家和藝術家擔任主席和書記的文學藝術界，中共自中央到地方各級黨的宣傳部門，就派出了大批党棍和政客去“加強領導”，使文藝界出現了“外行領導內行”的突出局面。一九八九年後，中共一方面修正了提拔知識份子的組織路線，一方面執行了一條“唯壞人和小人是舉”的政治路線，即凡是人民痛恨者，人心厭惡者，便會成為它要提拔與依靠的對象。民間所謂“雞魚肉鴨不再用，烏龜王八爬上臺”的比喻，便是因此而發。目前中國大陸的各級黨政機關和各行各業各單位都提拔了這樣一批“領導幹部”。中國共產黨終於走到了“只能赤裸裸地依靠流氓惡棍以治國制民”的絕路之上。有必要指出的是，一九八九年不僅促成了中國大陸人民的徹底覺醒，而且使其党人中的大部分開始走向了醒悟。這種醒悟，一方面表現在“及時行樂和搞錢留後路”的消極作為上，一方面則表現在“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執行策略上。特別是對“六四”之後，按中共中央“層層清查”的要求應予以處罰、處分和清洗的物件，各級黨政機關與各行各業的大部分黨政領導，除掉對其中突出者不辦不足以交差外，其餘都是能將就者則儘量將就，能幫其隱瞞者便儘量幫其隱瞞“過關”。雖然其中也不缺少效忠者。
五、特別要指出的是，如果說毛澤東和他的中共曾認為自身的“革命江山勢將千秋萬代永不變色”，那麼，到了鄧小平時代，鄧和他的中共則已日漸喪失了這樣的自信。因此，由最高權力和層層權力的交接，所帶來的對“接班人”的選擇，就成為中共江山如何傳宗接代的大問題。由是，自八十年代上半期第一次機構改革始，中共中央就開始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子弟中物色接班人，以李鵬、李鐵映為代表的一大批“太子党”遂開始接班掌權。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開創的革命事業由他們的後代來接班，他們最放心的理論，亦在黨內公開出籠。八十年代，中共中央組織部已在每一位部長以上幹部去向“馬克思報到”以前，向其詢問由他的哪一位子女“接班”為最好。從此，中共各級黨委紛紛仿傚。一九八九年前太子党譜系既已繪成全圖，新一代大官、高官和官倒也都已登臺亮相。一九八九年後，由於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對中共的未來江山憂心忡忡，從而加速了其子女在權、商兩個方面的全面接班。甚至連所謂民主黨派的領導人，也一樣要其子弟來接班，他們才能放心。被殺的李濟深之子即是一例。11 由是，而使五十年代對於“老革命”的革命分封，變成了八十年代對其子女的全面加封。中國共產黨由是而在中國漫長的封建專制和君主專制的歷史上，開創了層層級級和方方面面均由兒子女兒、侄兒侄女、女婿媳婦全面接班的“嶄新歷史景象”，不僅全面復辟了秦以後在中國君主專制的歷史上早已沒落了的封建制和分封制，而且將這一封建制和分封制推向了史所未有和世所沒有的荒誕地步。因為中國自秦以後的歷朝歷代，除掉皇位由皇子傳承以外，對皇室也只是封王位，晉爵位，而不授實權和官職。至於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官僚，即便因其功大，皇帝要加封晉爵，一般情形下亦同樣不能不經過考試而“子繼父業”。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壞當權宰相秦檜，其子就因為在殿試中落第，狀元即被安徽一個貧民知識份子張孝祥所得。
中國共產黨雖因他的一整套組織路線，而幫助它鞏固了党權和政權，並得以苟延殘喘，然而，這一整套組織路線，作為其專制權力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亦開始隨著其權力結構自身的銹蝕，而就要瀕臨徹底崩解的境地。
七 中共全方位專制極權統治下的經濟形態、即權力經濟
由於中共將党權至上的教政合一式極端專制體制擴張到了全社會，在各行各業各生產經營單位均建立了完全教政合一式的“權力結構”，使之全面黨政化，因此，作為“國計民生”的經濟，也就同樣地被置身在中共一黨的專制權力之下。其專制經濟形態，也就由是而迅速形成。
第一、中共建國之後不久，即以殺害二百萬地主為手段，實現了土地改革。從表面上看，這是對支持了它造反的農民“重然諾”，實際是要借土改而在廣大農村建立殘暴的專制統治。因為中共自知發家的根本緣由，乃是煽動農民造反。一俟目的達到，中共即迅速掀起農業合作化運動，並迅速地由互助組而合作社，由低級社而高級社，於轉瞬之間便剝奪了農民對自己土地的生產權，及其對農業生產資料的擁有權和使用權，使土地改革頓成一場血腥的“鬧劇”。
第二、在剝奪了農民對自己土地的生產權和對自身生產資料的擁有權和使用權之後，中共又極端地發展了歷代專制王朝“積穀”與“和糴”的辦法，迅速實行糧農產品的統購統銷政策。即一方面只有國家才有權力徵購糧農產品和用權力強行徵購，另一方面則只有國家才有權力銷售糧農產品和掌控全部銷售管道。由是而使得全體農民、即糧農產品的生產者，又被剝奪了對自身糧農產品的佔有權和經營權。廣大農民，由是而成為既無糧農產品生產權又無糧農產品經營權，因而在實際上只能成為空有土地的真正“雇農”。但他們又不是原有意義上的農村雇農。因為，原有意義上的雇農，其雇主是地主或富農，而地主和富農既有自由的生產經營權，雇農亦同樣有受雇傭和不受雇傭的自由，雇傭雙方不受任何一級政權、以及對方的轄治與指揮，也不受政權的保護與支撐。但合作社卻必須受到中共農村基層政權的指揮和管理，高級社甚至已經有政社合一的趨向。因而，已經成為合作社雇農的農民，也就成了同級農村政權的雇工。而這個雇農和雇工又是沒有任何選擇自由的，甚至完全沒有不受雇傭的自由。
第三、因為中共領袖及其主體構成來自農村，發自農村，又依靠農民打的天下，所以，它對於農民瞭解的深度，也就決定了它對農民統治的程度。由是，已經剝奪了農民糧農產品生產權和經營權的中共，緊接著又強制進行了農村的人民公社化運動，一方面使土地“國有化”，一方面則使教政合一的專制極權政治體制，在農村變成了“教政合一、政社合一和政經合一”以及“工農商學兵一體”的人民公社制度。人民公社從此成為包攬一切權力的中共農村基層政權，不僅設立黨委，領導一切和掌管一切，而且劃分為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三級，形同農村的三級封建莊園，其莊園主就是公社黨委和大隊總支，或乾脆是公社書記、大隊書記兩人。生產隊對內代表一級領導，對外尚不代表一級政權。從此，政治、經濟、生產、教育、文化、參軍、經商包括婚姻等一切權力，統歸這個三級所有。至此農民的一切權力，包括自身的全部人權乃全部被中共所剝奪。中國農民在度過了幾千年“日出而作、日入而歇、帝力於我奈何”的自由耕作歷史，即做了幾千年的自由農民之後，終於由中國共產黨將他們全部變成了一切權力歸中共的共產農奴。從此，他們唯一的權力，便是對於中共的人身依附權。這個權力，遂使中共對他們實現了史所未有的壓迫和剝削。自合作化開始就已經餓死人的農村，終於在人民公社化的當年歲尾，就開始大面積餓死人。然而，即便是“萬戶千村人已死”，中共仍然堅決地拒絕開倉放糧以救民命，有敢違抗命令者，唯“法”是問。以產稻米著稱的安徽省無為縣，當其全縣一百四十余萬農民已經餓死半數時，時任安徽省委副書記、副省長的張凱帆，曾被迫開倉放糧以救命，卻被毛澤東指名稱作“壞人”，被捕下獄，重刑拷打，二十年後才被平反。自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農民中有不甘餓斃而搶糧者，重則處以極刑，輕則判刑勞改。其“風調雨順三年間”，12 竟能完全因人禍而餓死四千三百萬人，農民易子而食、己子自食之慘毒之狀比比皆是，為亙古所未有。毛澤東的行為更為中國數千年間任何一個帝王所不敢，也不會。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當中共搞農村改革時，許多地方的農民都不約而同地說道﹕“三十年了，共產黨一不讓我們吃飽，二不讓我們說話。”據中共官方統計，一九四九年後的數十年間，甚至包括現時的某些地區，中國農民的生活水準和平均收入尚遠不及二十年代軍閥混戰和整個國民政府時代。“素稱魚米之鄉的安徽巢湖地區，一九四九年農民的人均收入合人民幣三百六十圓，但一九七九年其人均收入竟只有人民幣八十圓。”八十年代以後直至現在，中共對中國農民的稅收種類，竟是一九四五年之後內戰時期“國統區”稅收種類的數倍以上。13
第四、中國共產黨在獲得了對農村政權、農業經濟和廣大農民人身的全部控制權之後，便發起了城市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運動。這個運動一是建立在土改、鎮反、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和肅反等政治鎮壓運動的背景之下，即在許多民族資本家早已于三反五反等運動中被鎮壓或被逼自裁，倖存者已經心驚肉跳之時；二是進行在農業合作化運動已經成功，統購統銷政策已經全面實現，自由主義工商業賴以生存與發展的生產資料來源，特別是輕工業生產資料的來源已經完全被斷絕，市場經濟的空間已經化為烏有，民族資本家已經無以經營之時。由是，自晚清經濟改革而得以發生與奠於基礎，並由中華民國的自由經濟制度保護、推動和發展起來的市場經濟及其體制，終於一朝而覆亡。中國大陸的所有民間企業，自此不僅在中共的嚴酷等級制度之下化級、排名、合縱、連橫，而且迅疾於各生產單位建立起黨政兩套班底，以党淩政，以政治企，形同封建工業莊園，使一切管理人員、技術幹部乃至廣大工人，均必須將自身的一切權力都依附于作為党權和政權化身的企業黨委書記們、黨委常委們和廠長主任們。從而，在繼全體農民成為中共的農奴之後，全體工人又成了中共的工奴。此後，中共一方面欺騙工奴們乃是“領導階級”，以激發他們“主人公”的勞動熱情；一方面則持續地對工人階級進行瘋狂的剝削和剝奪。一九六八年，毛澤東派工人宣傳隊進駐上層建築時，工人宣傳隊曾廣泛帶領中學生去工廠“學工”，開展接受工人階級的再教育活動。某市一所中學的學生曾在工人師傅的帶領下，對該地一家大型企業進行調查，結果表明，一個工人一天勞動的個人所得，僅占其一天所創造的勞動價值的二十七分之一。一九八零年的統計表明，該年全國工業總產值為五一七八億圓人民幣，其中職工工資總額為七七三億圓，其餘作為剩餘價值被國家拿走，剩餘價值為總產值的百分之八十五點一。 14 比馬克思所認為的最壞資本家，即榨取工人剩餘價值高達百分之五十者，大有過之。然而這不過是中共官方公佈的數字。因為如果再將職工工資總額中要以種種名義予以剝奪的成份除掉，則工人所獲就更是不可以言喻了。最富於革命性的上海工人階級在談到錢時，可謂無人不懷念舊社會資本家對他們剝削的“有情和有意”。
第五、中共既全面地掌控了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即整個社會經濟，更將整個社會經濟運作、即生產經營置於其党權之下，因而，才迅速地造成了其經濟形態的專制極權化。但是，正因為“黨內路線鬥爭”的此起彼伏，和黨內各級掌權者的不斷更迭，又必然要造成被世所稱為“中央計劃經濟”的中共經濟，會不斷地出現一種自上而下全無計畫，即計畫因權力的更迭而被一再推翻或改變的混亂狀態。京九鐵路雖在六十年代就拍板建造，但其後二十餘年間，只因中央政策的改變和國務院分管鐵道部的副總理數易其人，竟一會兒上馬，一會兒下馬，一會兒敲鑼打鼓開工，一會兒又悄無聲息地停工。幾十根巨大的橋墩數十年間只能無望地佇立在江心， “遙望”長江天際流。這自然不過是一個小小的例子罷了。至於中共一會兒大躍進，一會兒“大躍退”；一會兒要扶“鋼鐵元帥”上馬，一會兒又要強迫“鋼鐵元帥”下馬；一會兒要“以糧為綱”，一會兒又要“以鋼為綱”；一會兒要分田到戶、恢復單幹、大搞“資本主義”；一會兒又要對不願走社會主義道路者痛加韃罰，甚至逮捕“法辦”，殺雞儆猴；此無非使它的“中央計劃經濟”，只能更加沒有計劃罷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九年，中華民國政府僅能憑權力調動全國財力的百分之三，而中共卻能夠任其所欲，幾乎百分之百地調動全國的財力，連賣公債、賣國庫券都能夠使用強制執行的辦法，其專制權力在整個社會經濟中所表現出來的淫威，實為所有非共產專制國家不能想像。由是可知，所謂中央計劃經濟，在實際上和本質上，乃是隨權所欲的一種既無計畫更無秩序的專制權力經濟。這才是中共經濟制度的本質，也是中共為鞏固其專制權力與極權統治，而不得不採用的超級專制型經濟形態。中國大陸在中共統治的近半個世紀歲月裏，其經濟發展竟遠遠地落後在亞洲四小龍的後面，在世界經濟排行榜上竟能從三十年代的世界前十數名倒退至世界倒數前幾名，在人民平均生活水準和農民普遍收入上，竟能夠遠遜於外患內憂交相煎迫的國民政府時期，其根由盡在此中。難怪中共的憶苦思甜教育，竟常常因工人、貧下中農憶的是“新社會餓死人、害死人和窮死人”的苦，而下不來台。自然，這也是中共今天絕對不准人民“向後看”，而要強迫人民“向前看”的原因。
必須指出的是，正因為中共的經濟制度本質是專制權力經濟，因此，鄧小平才在奪取權力後，以其一人之權力，而推動了中共專制政體下的經濟改革運動。十年改革中，鄧小平的專制權力，固因屢屢受到黨中頑固派的挑釁和干擾，而使經濟改革不斷出現“或前或後、或左或右”的景象，然而，也正因為鄧小平畢竟佔據了主要的和主導的專制統治權力，因而，十年改革尚能夠在 “摸著石頭過河”的景狀下顛躓而行。並由著他自己對權力的使用，而使整個經濟改革不斷呈現混亂狀態。一九八九年，當鄧小平的專制權力受到來自人民和黨中頑固派兩個方面的強烈壓迫時，鄧小平又終於象毛澤東一樣地大開殺戒，自毀改革了。一九八九年後，當鄧小平在黨中頑固派的逼迫下退無可退，並決心奪回權力時，他又只好重新祭起代表了他一生事業與成就的“改革開放”大旗，以再一次在他的專制權力推動下，重新反擊頑固派和進一步推動經濟改革以自救。因為，他說得相當明白的，“改也要垮，不改也要垮，不改垮得更快”15 的話，實已將由他所推動的兩度經濟改革，畫龍點睛般地說得明明白白。
一言以蔽之，正是專制權力經濟的本質和本性，才既造成了中國大陸前三十年經濟的長期停滯與巨大倒退，又造成了十年經濟改革的極端不穩定性，二度經濟改革開場後的極端混亂性，和兩度經濟改革所造就的徹底腐敗和腐爛。由此可知，中共全方位專制極權統治下的專制權力經濟，既非中央計劃經濟，更非自由市場經濟。而這個專制權力經濟究竟是否能夠在中共的經濟改革推動下轉變成為“市場經濟”，關鍵就是要看那個制約著整個經濟形態和經濟運轉的專制權力，是否能夠走向最後的瓦解了。
八 中共全方位專制復辟統治下的少數民族政策與未來國家分裂的危險及責任
第一、中共全方位專制復辟統治對少數民族人民殘害的特殊性
之所以稱中共全方位專制復辟統治對少數民族人民的殘害，具有特殊性，是因為中共全方位的專制復辟統治在對漢族和少數民族的殘害上，首先具有一致性。也就是說，在中共的殘暴專制統治下，凡是漢族人民曾遭受過的種種痛苦，少數民族人民皆不能倖免。在此意義上，少數民族人民與漢族人民可謂“共有一個悲慘的命運”。
但是，中共全方位的殘暴專制統治，卻又使得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人民，遭受了較之漢族人民更加可怕和更加痛苦的傷害。
原因之一，就是中共“獨尊馬教、殺盡百家”的教政合一專制統治，對崇尚信仰的少數民族人民造成了更大的傷害。因為，少數民族在宗教上的信仰，常常不僅僅是簡單的信仰問題，而且是他們維繫族群生存、團結和發展的重要精神旗幟，是理性和感情的高度結合，甚至是生命意識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但是，中共一方面指斥宗教是精神鴉片，一方面卻用權力和暴力強迫人民信仰馬列主義這個新“邪教”，這就對篤信宗教的少數民族人民帶來了“致命”的壓迫。中共和它的軍隊，中共和它的文革，中共和它在少數民族地區的實際掌權者們對少數民族宗教、宗教設施及宗教事業的戮力破壞和摧殘，實在不能不說是對少數民族人民心靈的最大傷害和殘害。無知的江澤民先生和朱熔基先生將中共“解放”西藏喻作美國總統林肯對黑奴的解放和對蓄奴制的廢除，甚至妄言，是中共才推倒了壓迫在西藏人民頭上的“教政合一反動政體”。殊不知，就前者而論，將黑奴從南方奴隸主那裏解放出來的林肯總統及其繼任者們，並沒有將南方的黑奴們重新變成為自己的奴隸。就後者而言，則推倒了西藏“教政合一反動政體”的中共，卻將人類歷史上最反動和最殘酷的“新馬教教政合一政體”強加到了西藏人民的頭上。正因為如此，自以為對西藏人民“功德無量”的中共，在西藏人民，包括在漢族人民的心裏，卻是罪惡無窮。
原因之二，是中共党領導一切的“黨性原則”，對少數民族民族性的壓迫和摧殘。在中國大陸，雖然每一個少數民族地區都有所謂自治區、自治州和自治縣的招牌，但是，每一個自治區、州、縣政府的主要領導人，都必須是漢人，或必須是已經完全皈依了中共的人，都必須接受中共同級自治區、州、縣地方黨委全方位專制領導，這就將少數民族地區的所謂自治，全然翻作了一篇篇假話。這在漢族地區，人民尚因為自己是漢人而少了一分民族情緒上的反感，但是，在少數民族地區，少數民族人民則無疑會對這種完全虛假的自治，充滿憤懣之情。特別是中共早已在實行的“先赤化而後漢化”的策略，即在少數民族地區遷居大量漢族移民，和由漢人對少數民族人民施行長期專制統治的事實，實已造成了少數民族人民對中共、直至對漢族和中國的痛恨與日俱深。
原因之三，是中共以馬列的“階段鬥爭”理論和毛澤東的“民族鬥爭問題說到底還是階級鬥爭問題”的“鬥爭理論”為根據，在少數民族地區以進行階級鬥爭來實行民族鎮壓，不僅造成了少數民族人民的更大災難，而且造成了少數民族人民對於漢族人民、直至對於整個中國的巨大離心力量。因為，無論中共怎樣地壓迫和殘害漢族人民，都還不會造成漢族人民的民族分裂和民族獨立意識。甘當“馬列子孫”的一代又一代中共黨人，雖然他們人人宣稱“等到他們死了，他們就要去向馬克思報到”，但他們畢竟是漢人的一個部分，說“逆子叛孫”也行。但是，對於同漢族人民不同種，不同族，甚至是不同文字、不同文化和宗教的少數民族地區人民來說，中共用鬥爭的方法，專政的方式，特別是暴力鎮壓的手段來對付少數民族人民，無疑只能形成由民族壓迫所造成的民族對抗局面。而由民族壓迫所導致的民族對抗，其最後的結局，不是少數民族的消亡，便是少數民族的分離和獨立。由是，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問題，就勢必要演化成為少數民族地區人民與漢族人民的關係問題，直至和中國的關係問題。並且，國家認同和國家分裂的問題便會接踵而來。今天，在中國西藏、新疆、內蒙，包括同種、同族、同文化的臺灣，所已經發生和發展著的，要從中國分離出去的民族運動和非民族的政治獨立運動，便是現實的明證。中國國家統一的進程非但沒有加速，相反，中國國家分裂的危險卻反而在急劇增強。
第二、中共對漢族文明統一理念的破壞和未來國家分裂的危險及責任
一、漢族國家文明統一理念的逐步發展和形成
中共這群“馬列子孫”對於漢族文明的摧殘固已不待言，但中共對漢族國家文明統一理念的破壞，卻給我們這個文明的古國，製造了當代國家分裂的巨大危險性。歷史的事實是﹕中國古代帝王們造長城，固是為了守遍而非為了侵略，諸葛亮七擒孟獲的故事，則說明了漢文明的重教化而非重殺戮。雖然漢初六十年的和親政策，乃因國勢不強而被迫為之，但唐王朝太宗、玄宗兩代君主都是在反侵略戰爭勝利之後，竟以和親政策與和平政策對待土藩即西藏，恰恰說明了漢族文明統一國家理念的發展和成就。至清，康熙帝不僅率先邀請五世達賴喇嘛訪問北京，而且親赴遠離北京二十公里處迎接賓客，與五世達賴喇嘛平起平坐以飲茶論事。一位元絕不承認西藏是中國一部分的法國記者曾在他鼓吹藏獨的書中說，一九零四年，英國曾為野心，竟能以“商業任務”的名義派出三千英軍在西藏南部發動對西藏的喋血進攻，造成西藏軍隊潰不成軍，西藏政府遂在英軍武力威脅下被迫簽訂了屈辱的“拉薩條約”。同是這位元法國記者，卻在同一本書中說道﹕“一七二零年，清軍曾應邀進入西藏拉薩，驅逐入侵的蒙古人，監督西藏對蒙古的防衛，卻從未干涉過西藏政府的統治”。這位元法國記者雖在同一本書中指責說﹕“一九零九年六月，十三世達賴喇嘛訪華歸去後，清庭曾決定派兵入藏。一九一零年二月兩千名川軍入藏，軍紀敗壞，迫使十三世達賴喇嘛逃往印度。”然而，作者卻說，“一九一零年的軍事行動卻是清政府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武裝侵略’”。16
讀者顯然能夠從這裏看見漢族文明統一國家理念的逐步形成，和中國以往統治者們對少數民族高度自治的認可。至於清政府一九一零年對西藏的唯一一次“武裝侵略”，究竟是清政府要“侵略”西藏，還僅僅是因為一個眼看就要敗亡的王朝在滅亡前的“腐敗軍事現象”，那也只好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
漢文明在國家統一理念上的表現和發展，雖然證據豐富，但是，這種標誌著文明的進步，卻在孫中山先生提出三民主義思想之後，得到了質的提升。因為，孫中山的民族革命理論，曾十分明確地指出“反滿並不是要殺滿”，不是要報滿人滅我漢族大明江山的仇恨，而是要對外爭取民族獨立，對內實現“五族共和”與“各民族一律平等”，即要實現漢族與各少數民族“共用”共和平等的歷史目標。至於辛亥前的“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綱領，不過是要“借助民族革命之義，為推翻滿族君主專制統治之一助”罷了。新生的中華民國在外患內憂的艱難歲月裏，既恪守了孫中山先生的民族問題理念，又繼承了漢文明在國家統一問題上的進步遺產，自始至終沒有對少數民族採取武力統一和武力壓迫，尤未在各方面進行瘋狂摧殘的政策。可以說，自一九一一至一九四九年間，雖然多有少數民族趁亂作亂和趁亂附亂的現象，卻鮮有中華民國政府對少數民族的武力鎮壓事實。然而，漢文明在國家文明統一理念和國家文明統一實踐上的發展和成就，漢民族與各少數民族在長達幾千年的歷史發展中，所逐步結成的良好民族關係，卻因為一九四九年的一聲槍響，而歸於灰飛煙滅。
二、中共對漢族國家文明統一理念的破壞與未來國家分裂的危險及責任
其一、中共從來就是分裂國家的罪魁禍首。本書下卷早已揭露了中共於三十年代在蘇俄命令下分裂祖國和製造兩個中國的事實。現在我們同樣有必要將中共在民族問題上前後兩個截然不同的“政策”予以厘清。因為中共為蘇俄一手扶植和豢養，所以，在奪權前為了適應和執行史達林專制帝國的對外擴張及顛覆政策，中共曾在建黨後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宣稱﹕“必須要讓蒙古、西藏及新疆自治，並且將他們轉化為民主聯邦。”實際是要他們“化入蘇俄聯邦”。一九二五年，中共即在蘇俄的授意下，贊成外蒙古獨立，並贊成蘇俄在外蒙古駐軍。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宣稱﹕“如果不承認民族的自決權及分離權，中國是無法統一的。” 一九二九年，蘇俄曾為中華民國政府要收回在東北的主權而大舉侵略中國，這也是孫中山創建的中華民國第一次遭受外敵的大規模侵略。但彼時的中共，卻決策“武裝保衛蘇聯”以裏應外合，並連續發出十數號通告，命令中共江西紅軍發動大規模武裝叛亂，命令中共城市地下組織發動大規模武裝暴動，以策應蘇俄對我國的大規模侵略戰爭。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之後，中華民國雖然國難當頭，中共卻在蘇俄命令下，於是年蘇俄國慶日在江西瑞金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人民政府”，其“憲法”竟明文規定﹕“各民族有民族自決權，少數民族有分離及宣告獨立的權力……”然而，一九三九年，當中共因決策日蔣火拼和假抗日真擴張的陰謀策略，而擴張成了擁有五十萬不抗日的農民造反大軍之時，毛澤東乃第一次提出了“民族問題說道底還是階級鬥爭的問題”的理論，並從此將階級鬥爭的原則視為解決民族問題的方針。這個方針，在中共奪取政權後終於成為中共決策少數民族問題的根本方針，中共亦從此為了在全中國建立和實行他們的全方位專制復辟統治，而在這個“鬥爭理論”的指導下，居然對自己曾決策的上述“民族政策”遺忘罄盡。
其二、中共製造了迄今為止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民族裂痕、民族矛盾與民族仇恨。正因為漢族文明統一理念在歷史的長期發展中逐步得以形成，所以，中國境內民族之間的矛盾、裂痕和仇恨亦在逐漸地減少，大規模的和持續的民族衝突，已經基本得以消泯。但是，自一九四九年中共奪取政權之後，這種矛盾卻在一派虛假的輝煌團結局面之下，在武裝和暴力的統治和壓迫之下，迅速地、並且是劇烈地發生和發展起來了。首先，對少數民族實行自治的允諾，蓋因自治區州、縣黨委的同時成立，而變成了轍頭轍尾的假話。其次，“民族鬥爭問題說到底還是階級鬥爭問題”的理論，又驅使著中共在少數民族地區，對少數民族人民實行“分而治之”的專制統治策略，以造成少數民族內部的分裂和對抗。再者，在上述行為得手之後，中共即開始以“馬教”來誘導和壓迫少數民族的宗教，既誘使部分少數民族人民轉移宗教信仰，以製造少數民族地區在信仰上的分裂，又逐步地、並且是迅速地企圖用“馬教”代替少數民族的宗教，以在少數民族地區建立和健全中共獨尊“馬教”的反動教政合一政體，並以決策大量漢族移民的辦法，企圖將少數民族地區的人民，變成少數民族地區真正的少數民族。自然，這一切均必須在中共暴力專政的前提之下以進行之。但中共的收穫，卻是終於逼迫著少數民族人民開始了對他們的暴力反抗。由是，中共亦因“圖窮匕首現”，而開始大規模地和殘酷地鎮壓少數民族的“叛亂”，亦不管這個叛亂是自發還是自覺，是有理還是無理，是中共陰謀誘發還是由少數民族人民自己發動。一九五零年中共炮轟大小涼山，意在對彝族人民轟盡殺絕的滅族之舉，其誘因乃是中共自食其言，才迫使彝族人民要求中共兌現曾經答應給予的自治權力。17 一九五九年的所謂西藏叛亂，便是中共在青海“誘發”的結果。18 一九七零年代在內蒙古發生的“內人党”事件，便是中共利用一個蒙族共產黨作家的所謂交待，而對蒙古人民所進行的大規模血腥鎮壓。19 八十年代西藏的歷次“叛亂”，雖然大多數是西藏人民對中共暴政的自發反抗，但是，西藏人民自發反抗和有組織反抗中共對他們的長期殘暴專制統治，不僅有理，而且值得同情和支持。因為數十年來，中共對西藏、西藏人民和西藏宗教文明所犯下的不可饒恕的罪行，已使得這一反抗具有正義性和合理性。否則中國大陸人民反對和反抗中共一党專政的民主抗爭，也就無理可言了。一個對自己的同族人民尚且能夠多次施行公開鎮壓和屠殺的專制政黨，其對少數民族地區人民反抗的血腥鎮壓和屠殺，不僅可以想見，而且不難想像。在中共當政的近五十年歲月裏，在中共至少殘害了七千萬無辜同胞生命的統治“實績”裏，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人民究竟被中共無辜殺害了多少，也只有在中共殺人檔案解密的時候，才能為世所知。
顯然，中共對少數民族進行瘋狂迫害和鎮壓的明顯惡果，便是對在數千年中才逐步形成的漢族文明國家統一理念的徹底破壞，便是民族裂痕和民族仇恨的急劇加深和民族問題的急劇惡化。特別是隨著中共專制統治的被迫弱化及其對“亡黨亡國”的日益擔憂，中共為強化專制統治而對本族人民和少數民族人民所進行的更加殘酷的鎮壓，實際上正在給中國境內民族問題的爆發，埋下了巨大而且深重的歷史性危機。
其三、中共將留下中華民族民族問題的痛苦遺產。一個不幸的事實即是，由於在近五十年的時間裏，中共乃是中國大陸的統治者，並且中共政權又是一個漢人的政權，所以，在一個極其廣闊的社會層面之上，甚至是在廣闊人心的約定俗成之中，中共政權就是漢人政權固不待言，而且“中共就是中國”的錯誤認識，亦得到了國內少數民族和海外華人的廣泛“認同”。特別是在少數民族地區和少數民族人民心裏，這種認同就更是難以改變的了。由是，厭惡中共和反對中共，便會迅速地轉化成為反對漢族和厭惡漢族，直至走向對中國的厭惡、否認和反對。由中共所製造的民族矛盾、民族裂痕和民族仇恨，終於招致了民族分裂和國家分裂的巨大危險和危機。這個民族分裂和國家分裂的危險和危機，一方面因為中共仍然在使用殘酷鎮壓的辦法來解決民族問題而愈益加重，一方面又得到了某些國際輿論的支持；一方面卻給一些心懷叵測的政客以積極利用的機會。由是，中國國家分裂的危險就不僅成為中國一國的問題，而且成為世界某些國家所關心、甚至想插手的問題。這既給中國民族問題的解決帶來了異常的複雜性，而且為中國的國家分裂製造了更大的危險，並將為中國大陸在即的偉大民主變革，帶來了解決民族問題的困境，甚至為民主變革過程中民族分裂和國家分裂現象的有可能出現，帶來了可以想像的責難和非難，即所謂“正是民主變革才造成了中國民族和國家的分裂”。猶如某些心懷叵測者正在借用前蘇聯共產專制制度崩解後其“加盟”民族的必然分裂，以煽惑人心地指責說，它正是俄羅斯民主變革的惡果一樣。因此，必須首先指明的是，當代中國民族分裂和國家分裂的危險，既由中共的專制統治所造成，那麼，中國未來民族分裂和國家分裂的責任就必須由中共及其專制政權來承當。也就是說，如果中國在將來的民主變革進程中，出現了民族分裂和國家分裂的嚴重問題，它將不是民主變革之罪。因而，屆時如果有人指責是搞民主搞壞了，或者指責造成了中國民族分裂和國家分裂的原因乃是民主變革本身，就不但是毫無道理的，而且一定是某些別有用心者的陰險責難而已。
其四、我們的歷史使命 ——對孫中山“五族共和”思想的再繼承。當代中國有可能出現民族分裂和國家分裂的嚴峻事實已在提醒我們，在中共實行了近五十年專制復辟統治的中國大陸，在人民正在堅決反對中共專制統治、艱難追求民主與自由的中國大陸，在一場偉大的民主變革就要來臨的中國大陸，中國大陸的民主力量，包括海外和港臺的民主力量，和一切關心祖國、熱愛祖國、渴望中國走上“民主統一”而非“專制一統”的中國人，我們的一個共同歷史使命，就是要向一切關心中國民主進步和中國民族問題者說明，一是中共專制政權不能代表中國，更不能代表全部的中國。二是中共政權雖然是漢人的政權，但是這個漢人政權同樣不能代表廣大漢人和整個漢民族。三是以漢族人民為主體的中國各族人民，今天正在艱難追求著的民主變革，其目的，就是要終結這個在中國大陸已經喪盡人心的中共專制政權。因此，漢族人民在反抗中共專制暴政上，是和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奮鬥目標完全相一致的。四是漢族人民對民主的追求和中國境內少數民族對推翻中共專制壓迫的追求，本身就具有相當的一致性，並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所以，民族問題的解決，完全不必為難漢族人民的民主追求；同樣，漢族人民對民主的追求，更不應該犧牲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民族解放鬥爭。而是應該將中國大陸少數民族反抗中共暴政的鬥爭，和漢族人民對於民主自由的追求結合起來，建立各民族反對中共專制統治的民族民主統一戰線，互相支持，相互援助，共同防止民族分裂和國家分裂，為既能實現中國的民主統一大業，又能實現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真正的和高度的民族自治而共同奮鬥。
繼承孫中山先生“五族共和”的思想，認清中共與中國的區別，研究民主問題和民族問題的關係，追尋民族解放和祖國統一的道路，這才是中國境內各民族人民的當務之急。
九 文革 —— 十七年專制復辟統治的大曝光和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歲月 —— 毛澤東時代
第一、文革是中共十七年持續內訌內鬥的大爆發和總爆發
歷史的事實是，中共自一九二七年開始蛻變為一個農民造反党起，便開始了以嗜殺為特徵的無休止內訌。特別是江西肅反、富田事件、川康分裂和延安整風，曾屢造翻船之險。及至造反成功，建立政權，新的內訌遂激烈開張。從毛澤東對各路“開國元勳”削藩奪兵權，到整倒高崗、饒漱石集團始，歷經數次黨內鬥爭，直至一九五九年彭黃“反黨”集團罪名成立，毛澤東固然因此而維護了自己在党中的領袖地位，劉、周、鄧等人亦于合縱連橫之中，或助毛以滅高、饒、彭、黃，或為己而與毛暗中對抗，或拳腳相連以共同迫害人民與知識份子。一九五九年後，蓋因毛的三面紅旗造成曠古奇冤，餓死人民數千萬，劉、鄧遂趁收拾大躍進殘局，逼毛退居二線，奪權之心益盛。至一九六六年中共中央委員及各省黨魁已逐漸為劉、鄧所安插，“毛主席三天不學習就會趕不上劉少奇”的中央指示，也已口頭傳達到基層黨支部。中共黨內遂有“毛家天下劉家黨”之論，從而造成了毛的大權旁落，亦導致了更大內訌與全面內訌的必然爆發。此尤不論，十七年間，特別是中共一旦興內訌於內，便必然要張外鬥於外，從而交相呼應，疊呈“中共領袖內訌、普通黨人遭殃、無辜人民橫屍”的淒慘局面。就內訌而言，毛、劉、周、鄧等鬥倒了高、饒、彭、黃，便以所謂“高、饒、彭、黃分子”為罪名，施以大清洗。就外鬥而論，自合作化至文革前，凡黨內起風，便民間有難。一九五七年，中國大陸知識界因此而招致百萬知識份子的勞改、勞教和家破人亡。一九五九年，毛在劉、周、鄧等支持下，為鬥倒彭德懷，尤不惜餓死人民數千萬，雖餓殍遍野卻不願與聞。一九六四至一九六六年文革伊始，劉、鄧為自保，而兩度轉移“四清”和文革的大方向，變鬥當權派而為鬥群眾，瞬間便使人民冤命連城、血肉橫飛。如果說中國歷史上唯一貧下中農出身的皇帝朱元璋，因革命成功而興胡、藍之獄，不過誅殺其党人二萬有餘；與毛澤東同為鄉村小知識份子出身的洪秀全，為興內訌而盡殺楊、韋二黨，亦同樣不過三萬之眾，則中共十七年內訌、外鬥之株殺、迫害、連坐其黨人，再加上被枉送掉性命的無辜民眾，矗不知有幾百萬幾千萬之多。
應該說，正因為十七年內訌外鬥不止，才會有文革的全國奉旨惡鬥。前者為後者的準備，後者為前者的必然。文革中，毛澤東就曾在天安門城樓上對斯諾說，他五九年就已經想搞掉劉少奇。一九六二年他又因劉趁其退居二線攫取党權，而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以便將不抓階級鬥爭的罪名禍於劉少奇一身。一九六四年，毛一邊指使江青在上海建立勢力，借批判“文藝界已經跌到了修正主義邊緣”，以暗示“黨內有一條修正主義的路線”；一邊發動“四清”運動，首度提出要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一九六五年一月，毛在最後作出搞掉劉少奇的決定之後，又立即指使江青及其上海幫拉開了對劉、鄧進行反攻倒算的序幕。一九六六年蓋因陰謀就緒，毛乃迫使政治局發出“五一六通知”，斬卻了劉少奇的四員大將 —— 彭真、陸定一、羅瑞卿和楊尚昆，文革遂轟然而起。
但是，文革與十七年持續內訌的不盡相同之處，一是十七年的內訌雖與外鬥交相呼應，但外鬥畢竟只是內訌的曲折外化，並非中共將內訌公開化所使然。二是十七年中共的每一次內訌，因能自訌自消，固只需要公佈內訌結果，而不公開內訌經過，對外仍講“團結一致”。三是十七年內訌毛澤東皆因權、威具在，或尚在，穩操勝券，而不必非求助於“民力”不可。但是，一九五九年之後，其權力與權威的迅速弱化，尤其是劉少奇黨中勢力的日漸崛起，已使他頗有“盛名之下，其實難副” 之感。因而，他既不能夠穩操勝券，尤不敢掉以輕心，遂決意“利用自己在黨內國中的神秘領袖地位”，決策“發於外而攻於內”，實際上已經是“拼死一搏，以求奇效”。同時亦因劉、鄧黨中勢力，特別是在中央委員會的勢力過大，從而又使毛決心于文革爆發後，誘使對方犯錯誤，即“權付劉、鄧”，自己卻抽身事外。待到劉、鄧果如其料，依十七年內訌外鬥的老例，更為轉移運動的大方向而大派工作組，大興外鬥，大整群眾，並已造成全國血淚交迸之時，他才突然回到北京，公開拋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公開聲明“此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公開指出黨內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由是劉、鄧因整群眾而獲罪於群眾，毛澤東則因“解救”群眾而獲得群眾擁護。這樣，一場“由內謀內和由外攻內、以上誘下和以下攻上、以黨殺民和以民攻黨”的更大內訌和內亂，才算是真正爆發。毛因此而旗開得勝，文革由是而顯示了它與中共十七年內訌外鬥的巨大不同之處，便是“中共內訌的全盤公開化”和“借民之力以助黨訌”局面的形成，以及“全黨奉旨惡鬥和全國奉旨內亂”的發生。
第二、文革使中共從一黨專制復辟走向了毛氏君主專制復辟
誠然，要想解開文革大亂，只亂了劉鄧黨人，只害了黎民百姓，卻非但亂不了中共於十七年所復辟成功的專制制度，甚至還強化了這個專制制度，並將這個專制制度完全徹底地復辟到了君主專制制度的“謎底”，就必須認清，正是“十七年”才在政治、經濟、文化、“法制”等各個方面為文革的爆發奠於了全面的歷史基礎。這個基礎，就是中共全面復辟專制制度和架構教政合一極權制度的成功，和它對人民實行絕對專制和殘暴統治的成功。由是，任何人一旦於中共黨內權力鬥爭中獲勝，尤其是獲得了他個人對黨的專制權力，他就能夠輕而易舉地由一黨專制走向一人專制，從而造成君主專制的複歸。毛澤東之所以能夠在文革和文革後數年中成為千萬黨人和億萬人民的最高主宰和絕對主宰，20 毛澤東之所以敢於“捧後宮、興閹党”，姬妾成群、荒淫無恥，非但造成“其之不死，江亂不已”的局面，而且形成了“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毛要民亡，民不得不亡”的“帝王氣派”，其專制的淫威連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都不敢望其項背，就是因為他將中共一黨專制變成了毛式君主專制，從而在實際上走上了對於君主專制制度的全面復辟和超級復辟。
第三、文革使中共從堅持“馬教”治國走向了堅持“毛”教治國
文革前十七年，毛澤東雖然深感獨尊“馬教”對於鞏固一党專制權力卓有奇效，卻又感到對於鞏固他個人的絕對專制權力依然大有問題。因為中共黨內權力鬥爭的需要，已經使毛意識到，是獨尊馬列，還是獨尊毛思想、毛政策和毛權力，實已成為中共黨內鬥爭的焦點。毛甚至意識到，有人已經企圖利用馬列思想來排斥毛思想，諸如中共“八大”借反對個人崇拜而張黨徒對他的對抗，實使他痛恨在心。此時，林彪因懷有個人野心，又深諳個中道理，遂于六十年代初即開始在軍隊“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權威”，甚至把毛澤東思想推崇為當代最高最活的馬列主義，直至以編選《毛主席語錄》的方式，將毛澤東的每一句話都“神聖化和經典化”，所謂“一句頂一萬句”，企圖使之完全取代馬列主義在黨內和黨外、甚至是在國內和國外的獨尊地位。而文革之所以能夠成功發動的重要思想原因之一，就是因為在中國大陸，毛澤東思想已經比天高皇帝遠的馬列主義愈來愈具有實際上的權威性。由是，“毛澤東思想萬歲”既成為文革時期最嘹亮的革命口號，“毛澤東思想”更從此成為統帥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的最高統治思想。而反對毛主席和反對毛澤東思想，亦從此成為最高罪行，而必須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共討之。從而把十七年間的兩個最高統治原則，發展成了“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毛澤東思想，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毛個人在文革中和文革後數年間的絕對專制，由是而得到了全面保證和絕對保證。從而將中共教政合一之全方位專制復辟統治，推向了毛澤東兼“教主”和“君主”于一身的全方位專制復辟統治的極端。在中國數千年的封建專制歷史和君主專制歷史上，就中國歷代帝王從未實行過宗教統治和教政合一統治的事實而言，毛式宗教專制統治，即被“蘇化和毛化”了中世歐洲教政合一式統治，實在是對中國專制歷史和專制政治的最高發展和極端發展。
第四、文革使中共從專制的等級森嚴走向了反動的血統至上
在中國大陸，舉凡親身經歷者，無不對文革前期血統論者的橫行與暴行，以及整個文革期間血統論對於每一個人命運的巨大影響，雖然記憶猶新，卻又不堪回首。但是，文革期間產生的血統論，自然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十七年間中國大陸社會嚴酷等級劃分和出身論猖行的罪惡結果和惡性膨脹。在它的前期，中共新貴族子弟因高喊血統論而私刑虐民和酷刑殺民，固已留下了血跡斑斑的罪證；其“老子革命兒革命、老子反動兒混蛋”的瘋狂叫囂，就更是表現了這一夥掌權土貴族的無知、野蠻和顛狂。在它的中後期，血統論又始終作為一種殘酷的政治原動力，而時刻壓迫著整個的世道和人心。十七年間，因出身不好而薄冰難履者，至此已冰河難渡。而由出身不好、血統“低賤”所釀成的種種個人悲劇、家庭悲劇和社會悲劇，更是生生不已。“革命”派固因權力鬥爭的風雲變幻，而造成了自身等級的暴起和暴落；“反革命”派則因文革無窮盡地擴大了它的“陣營”，連劉少奇也成了反革命，而使它的等級劃分，由黑五類擴大到了黑九類。至於在文革造反風雲中，因跳上竄下竟一時富貴、而終身作囚者，以及曾短暫掌權的“軍宣隊、工宣隊”等時髦政治集團，亦在社會等級的巨大迭變中，嚐足了上下翻滾的喜樂和哀怨。文革之後，即便是鄧小平要借改革以救黨，中共的出身論、血統論看似壽終正寢，但僅僅是在數年之後，中共“龍子龍孫”們又迅速展現出來的全面接班、掌權和抓錢的 “革命風貌”，特別是那個“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由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子女來接班，我們最放心”的理論在現實中的猖行，不僅為中共的出身論和血統論另辟通途，大獲成功，而且將秦以後早已沒落和絕跡的封建貴族政治，重新予以復辟和發展，直至造成了一派倒退和腐爛的社會政治景象。
第五、文革使中共的殘酷鎮壓走向了鎮壓的“無法無天”
毛澤東在文革初期曾不止一次地狂言過“我就是禿子打傘 —— 無法無天”。但就事實而論，自文革前至文革後數年，無非是毛澤東無法，國家人民無天。誠然，毛澤東無法，乃是從中共十七年法守虛陳而來。國家人民無天，亦是從十七年中共對大陸人民疊行殘酷鎮壓所致。換言之，若沒有十七年中共殘酷鎮壓人民的“豐富”歷史經驗和“寶貴”政治手段，文革絕不會一開場便腥風貫日，血雨連天。其種種荼毒人民直至其黨人的手段，更是紛至遝來、交相並作，直至“展陳而出新”。因為，對於“法守虛陳、革命即法”的十七年而言，文革所掃蕩掉的，不過是中共一整套完全虛假的法制而已；對於十七年“運動即法”這個中共最根本的法制要害而言，文革恰是中共“運動即法”的最高體現；對於中共於十七年間所創制的種種殘酷鎮壓人民的手段而言，文革不過是各種殘酷手段的公開大亮相和公開大表演；對於中共於十七年間疊造冤獄以無端整肅人民及其少數黨人而言，文革無非是將“冤獄遍中華”擴張成了“中華即冤獄”和“冤獄遍中共”罷了；對於中共於十七年間為殘酷鎮壓人民而創建的多重監獄制度而言，文革無非是將它的獄外之獄 —— 群眾專政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更何況中共十七年專制殘暴統治，早已使得中華大地到處都有為劃清界限而拒不為“反動父母”裹屍送葬的不肖子孫，卻再也沒有所謂“路見不平而拔刀相助的中華壯夫”，由是而將我們古老民族重情、重仁、重孝、重節和尚俠好義的種種優秀民族性格破壞罄盡。此無疑為毛氏“運動群眾”，發動文革，造就了先決的“人性惡化”條件。而毛澤東和中共在文革中無法無天的最突出表現，就是既連“法”的任何虛假形式都不再顧忌，又空前地發展了他的“裂民而治”手段，無限地擴張了“群眾專政”的範圍，史無前例地迫害人民，草菅人命，從而在實際上將整個中國大陸完全變成了一個暗無天日的“大監獄”。如前所述，僅在文革數年之中，被毛澤東誘以造反，挑以武鬥，釁以互鬥和大規模鎮壓而致死者，就達兩千萬之多，是日本十四年侵華戰爭期間被害中國軍民的一倍以上。
第六、文革使中共從架構權力經濟走向了毀滅國民經濟
文革和文革後數年，毛澤東和中共亦在經濟上將中國大陸推向了國空民絕的境地。這雖是毛澤東以革命破壞經濟，以政治壓迫經濟，直至為了權力而不惜毀滅經濟的一個惡果，又是十七年所架構的專制經濟形態所必然要造成的結果。文革前，相對於毛澤東重權力、輕經濟和不懂經濟、卻又好大喜功而言，劉、鄧一路似因權力鬥爭的啟示，而心存發展經濟的要求。文革開始後數年，相對于毛澤東唯權是問的心態而言，周恩來似乎因“當家之難”而不敢歧視經濟為無物。是故，毛、周兩大政治集團間的長期鬥爭，便使得整個文革和文革後數年的經濟，處於無休止的“毀滅性震盪狀態”。周恩來既要緊跟毛澤東幹革命，又不得不抓生產；江青為了革命奪權，乾脆連生產也不給抓。及至一九七四年鄧小平上臺，雖痛言“積重難返”，卻又因權力到手，而要整頓經濟。然而，事不過一載，江青四人幫已唆使造反派喊出了“萬里不倒、火車不跑”的口號。鄧小平的二度政治前途，遂在毛所點燃的“批林批孔”烽煙中，再度毀於一旦。專制經濟，由是而在中共一黨之長期內訌內鬥中走向了死地。由十七年所建成的專制經濟形態，不僅成為文革和文革後數年中毀滅經濟的藪淵，而且成為鄧氏經濟改革的強大反制力量，至今難逃其臼。
總而言之，上述種種無非證明了一條真理，即﹕沒有中共十七年在中國大陸的專制復辟統治，便沒有文革的爆發。換言之，十七年固是文革發動的歷史準備，文革則不過是十七年專制復辟統治的大曝光。進而言之，就對中共數十年專制復辟統治的認識而言，在中國大陸，早就有越來越多的人，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了，文革前十七年的專制復辟統治較之文革開始後十年的更加黑暗性，和文革開始後十年較之前十七年的更加瘋狂性。而也正是十七年專制復辟統治的迅速建立及強化，和文革開始後十年的瘋狂倒行逆施，以及其後近二十年為自救而推行的兩度專制改良，才真正地凸現了中共整個專制復辟統治迅速由興而衰的歷史三階段。
似乎已經沒有必要再來論證毛澤東時代才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代了。因為，當太陽過於燦爛的時候，你的眼前常常會一片漆黑。因為，在中國的歷史上，確實不曾存在過這樣一個“太陽最紅”、但“人間最黑”的時代。因為這個以毛澤東的名字命名的時代，確實是史無前例的黑暗，確實是史無前例的血醒，確實是史無前例地好話說盡和壞事做絕。
兼 問 “左”禍還是“俄”禍？
一個很普遍也很奇怪的現象是，不論是在中共黨內，還是在海內外，許多人在談到中國共產黨所犯下的“錯誤”時，常常都是用一個“左”字便把它輕輕一提就算完了。此就中共黨人的心態而言，尚可以理解，但對普通人，特別是對某些學者來說，就是咄咄怪事了。
因為，如果說中共持續數十年“造冤獄，虐民眾，踐踏文明文化，迫害知識份子，公開殺人屠城，持續禍國殃民”的種種行徑，都只能稱做是“左”的“錯誤”，那麼，只殺了四百六十個反動儒生的秦始皇，和中國數千年歷史上那些殺人遠沒有共產黨多，害人遠沒有共產黨廣，破壞文明文化遠沒有共產黨烈，戕害民心民智更遠不及共產黨深的歷朝歷代統治者們所犯下的錯誤，又該叫做什麼樣的錯誤呢？是不是連“左”的錯誤都根本“不夠資格”呢？如果是，那他們為什麼偏偏要被我們後人稱為封建統治者，專制統治者，禍國殃民者，國民黨反動派，並且還一定要推翻，要打倒，要永遠批判、絕不輕饒呢？
中國共產黨所犯下的不是錯誤，而是史無前例的罪惡；中國共產黨所犯下的更不是“左”的錯誤，而是專制的瘋狂復辟與超級復辟。在中國的數千年歷史上，既不存在這樣一種可怕的“左”禍，在中國現代由專制向民主過渡的歷史上，這個“左禍”的實質，便是“俄禍”。因為，正是這個由蘇俄蓄意在現代中國所製造的“俄禍”，才阻斷了我們應有的民主進程，才在共產革命的名義下瘋狂地復辟和發展了中國舊有的專制制度，並且將它推向了極端。從而將我們的現代中國強阻在反動倒退的死港之內。
由是，要研究共產黨，就要跳出共產黨；要認清共產黨的禍患，就要將歷史上的所有禍患都拿來跟共產黨所製造的禍患比上一比。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真正地認識共產黨，才能真正地對我們祖國的過去有一個公道，對祖國的未來有一個信心。
由於毛澤東一再宣稱，不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際上，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戰爭就是農民戰爭。由於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那一場農民戰爭，又打的是歐洲共產革命的旗號，並以馬列主義的思想作為這一場農民革命的思想基礎和行動綱領——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就是“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這就為中共打天下成功後所建立的專制復辟政權，帶來了雙重的復辟性質和雙重的復辟內容。即﹕它不僅與俄國的共產專制復辟具有共同性，而且具有中國傳統農民革命只能“建立新王朝和復辟舊制度”的特殊性。再加上它一是處於國際共產專制復辟勢力的鼎盛時期，二是正值二戰結束後的東西方冷戰時代，三是以革命的名義推倒了中華民國在大陸的政權，四是它自知有一個靠陰謀起家和賣國發家的骯髒歷史，所以，它才既要實行極權統治，又要掛起“多党民主”的招牌，以 “三權分立”為樣式，將集中與專政作內容，藉以達到它全面重建專制制度的目的。然而，這種形式上的“複雜化”，即裝模作樣，非但無以掩蓋它專制復辟的本質，相反，卻更加地表現了它在本質上的極權化。
第一、就中共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度而論，由於其他各黨派均必須接受中共一党的領導，所以，中共的黨綱便是它們的黨綱；中共的所有政治主張，便是它們所必須遵循的主張。在組織上，這些民主黨派還必須接受中共各級黨委統戰部的具體領導，並必須由有共產黨身份者擔任其各級領導機構的第一把手和秘書長等職務，直至在該黨各級党部中建立共產黨的“地下”組織，亦即真正的領導機構。在經濟上，這些民主黨派則全部由中共各級統戰部提供活動經費，其中的專職人員由中共統戰部參考中共自身的官本位，規定其薪金級別和工資待遇。如是，它們就在實際上成為共產黨的一個個特別支部。從一九四九年前傳承下來，並曾為中共奪權賣力的這八個“民主黨派”，它們雖是中共在中國大陸勝利奪權中所接收的八個歷史包袱，卻在初期起到了為中共裝潢門面的作用。由是，他們當中的一些不夠聽話者，便在一九四九年之後有了種種的遭遇；他們當中的一些十分聽話者，則在一九四九年後擁有了種種的榮耀。同時，由於一九四九年之後，直至今天，中共仍絕對禁止任何一個新黨派、新社團的建立，凡有暗自成立者，均被視為反革命組織，或授以“顛覆國家”罪，絕無寬容姑息之時。所以，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度”，在實際上，也就是中共這個“老子黨”和這八個“兒子党”之間的“永久性和唯一性合作”。中國大陸人民對它們的嘲弄與不齒，自不待言。
第二、就中共利用三權分立形式而建立健全的極權專制制度而論。中共在表面上確乎有一個三權分立的“政體”，但是，這個“三權分立”的政體，卻是假的。因為在三權之上，還有一個至高無上的中共党權。自中央到地方的各級“三權”機關，必須由自中共中央以及各地方黨委派出的黨組進行實際領導。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組成人員，百分之八十以上，必須由中共中央組織部在退休的中共正部級幹部中選任；全國政協常委會的組成人員，百分之七十以上必須由中共中央組織部在現職、主要是在退休的中共副部級幹部中選任；各省、市、縣，包括各級自治區的人大常委和政協常委，均遵照這一原則依次在各級中共幹部中予以選任。各級人大代表中，共產黨員身份者必須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各級政協委員中，共產黨員身份者必須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其各級各次會議主席團成員中，共產黨員身份者必須保證百分之九十以上，同時還要設立中共臨時黨組以具體領導和指揮會議。其各級常任機關不僅接受同級黨委領導，而且同級黨委還要派出黨組具體領導之。在任何一次會議的任何一次表決前，均必須召開人大機關和政協機關的中共黨組會議，並在決定投票結果後，再召開本次會議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中的黨員會議，聲明必須遵守黨的紀律，服從黨的決定，按照黨的會議決定進行投票。俟上述一切均得到落實後，再進行代表與委員的投票活動。事後若發現有不聽話者，輕者警告，重者解除代表或委員資格，或在換屆時將其剔除。至於各級人民代表與政協委員的產生及名額的分配，則全部由中共中央及各級黨委組織部、統戰部分別或共同把持、操辦即“選拔”。以至名單公佈前不僅代表委員本身均不知內情，甚至連推薦代表和委員單位的中共黨組織亦不能預知。誠如中共一位前省委書記所言﹕“這是組織上的事情，沒有必要讓你知道。”01 至於各級公檢法機關，除掉各級均要設立黨組以實行党的領導外，更由中共中央及中共各級黨委設立各級政法委員會以實行統一指揮。各級公安、檢察和法院系統中絕大多數領導者和工作人員，包括各級判案人員，迄今基本上為中共復員轉業軍人。
這便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多黨合作”、“三權分立”和“人民代表大會及政治協商會議制度”的政治本相。是自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共的每一次錯誤政策，每一種倒行逆施，每一度內訌內鬥，每一回無法無天，不僅均能夠得到人民代表和政協委員們的“一致擁護”，而且均能夠在“法律”上獲得“一致通過”的根本緣由所在。中國共產黨就是靠這樣一些根本的政治制度，靠這些在宣言上、憲法上和各種法律、法規上所根本看不到的專制極權化“操作”，才保證了它實行專制復辟統治的絕對權力，和對於這個政權之“千秋萬代永不變色”的一廂情願。
二 中共為復辟專制制度而施行教政合一、強化思想統治
如導論第一章所述，近現代任何專制復辟政權無不將強化思想統治作為實行專制復辟統治的最重要手段之一。然而，在中國，民元之後，由於袁世凱、張勳的帝制復辟瞬間敗亡，北洋軍閥又不得不在“共和”的名義下以推動復辟，一九二七年之後重建的中華民國南京政權，在本質上又是一個正在實行訓政的民主政權，因而，中華民國作為一個共和國家的基本性質，便在相當程度上得到了延續和保證。由是，中國人民才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持續地保有思想、言論、新聞、出版、集會、結社的相當自由。所以，不論是袁世凱還是段祺瑞，亦都只能提倡“尊孔讀經”，而不敢強迫“尊孔讀經”。北伐成功後，國民黨即便為了接受袁、張和北洋軍閥復辟的教訓，而要在一定條件下和一定時間內實行“訓政”，直至圍剿持槍反叛的新舊軍閥和中共，然而，共產書刊報紙，共產作家聯盟，以及在種種名義掩護下的共產社團，仍在相當程度上和相當範圍內擁有存在和發展的自由。王若望等許多共產黨人，曾一再聲言他們是在國民黨的監獄裏讀了大量馬克思主義著作才崇信共產主義的事實，便是明證。02
第一、取締一切思想文化自由，強化馬列毛絕對思想統治
由於教政合一之極端專制政體的特質乃是教權至上，政權次之，而教權統治又以宗教思想的統治至上，所以，維護正宗教義，反對宗教異於，排斥甚至是絕滅其他一切思想，包括思想和思考行為本身，就成了實行教政合一式專制統治的至上法權。所謂“你思考，你就不是一個忠實信徒”的宗教名言，所謂“共產黨員必須做党的馴服工具”的“黨員修養”，都是中世紀歐洲教主們和當代共產教主們，實行教政合一式專制極權統治的不二法寶。因此，由取締一切思想自由，包括取締對共產教義作出任何不同解釋的自由，而導致對於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及組党自由的全面取締，便成為“教政合一”之極權專制政體，維護其絕對思想統治的不二法門。中國共產黨正是以此為最高統治原則，才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中國大陸，全面地、並且是徹底地取締了人民的上述種種權利，將民元以來中國人民已經享有了三十八年之久的基本人權，剝奪得一乾二淨。中國共產黨不僅在教育、文化、學術、新聞、出版以及各個上層建築領域實行全面的黨治，而且還要在上述一切領域，將任何一種思想文化方面的活動，均納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之下，將一切的思想文化學術研究工作，均要變成對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之作為絕對真理的證明，說明和解釋。即便是自然科學領域裏的一切研究工作，包括體育比賽和文藝表演，也都要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進行之，其成果都必須貼上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勝利標籤，以證明這個主義和思想“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絕對真理性”。中國共產黨以此來否定人類歷史上除馬列毛以外的任何思想和思潮，不論其進步還是反動；中國共產黨更以此來排斥和反對當代世界在人文科學領域所獲得的一切成就，亦不論其反動還是進步。由是，不論是在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或文學藝術等各個領域，稍有離經叛道，或僅僅是對馬列毛思想的解釋、證明或歌頌，與中共、甚至是與毛本人稍有背離或偏差，就立即要遭遇批判、鬥爭、政治處理、判刑勞改、直至處以極刑。即便是與中共一起發家，或為中共及毛的發家有過重大“理論貢獻”的共產黨人亦不能免。前中共中央黨校校長楊獻珍的遭遇，就是千千萬萬的例證之一。此與中世紀教權統治下的歐洲相比，其教權的至高無上和教權的無孔不入，及其血腥和殘酷，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第二、取締宗教自由，毀滅宗教文化，壓制宗教發展
中共自一九四九年奪取政權以後，雖然在憲法上明文規定人民擁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在實際上，卻毫無餘地地剝奪了人民的這一自由。如果說文革開始前，和尚、尼姑尚允許存在以裝點江山的話，文革中，除馬教之外，所有宗教在“破四舊”革命口號下均被取締和打擊，所有宗教建築、宗教古跡均被搗毀和破壞，所有和尚、尼姑均被批鬥或還俗，中共所謂宗教文化政策的底牌遂暴露罊盡。文革以後，中共雖然開始修復寺廟，
重建宗教“隊伍”，但是，也正因是重建，所以，才又趁機輸入了自己的“新鮮血液”，在宗教界建立了黨政級別，即按照中共的官本位為寺廟劃等級，為和尚尼姑定待遇，所謂“處級寺廟、科級尼姑”每遇而皆是，屢見而不鮮。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大陸人民雖然因對馬教、毛教的普遍拋棄和徹底厭棄，而開始自己選擇宗教信仰，並促使了宗教活動的迅速發展，卻又因為立即造成了中共的“大不安”，而立即遭遇和正在遭遇中共的廣泛鎮壓與堅決“法辦”。顯然，要想在中國大陸回歸中華民族五千年宗教自由的文明歷史，無疑尚需要一番極其艱難的奮鬥歷程才能實現。
第三、設定反革命罪、反毛澤東思想罪和反黨反社會主義罪
中共在奪取政權後，為厲行鎮壓設定了反革命罪。所謂反革命，一是歷史反革命，即歷史上曾作為共產黨敵人者，或曾寄身在敵人陣營裏面的人，並且不論這個敵人是否真的反對過共產黨，是否幫助過共產黨，或為起義者和投誠者，或在實際上竟是抗日的民族戰士。二是現行反革命，即在一九四九年以後，有反對共產黨言行者，或僅僅在思想上表現過不滿或表示過不同意見的人，或僅僅是被共產黨“認為”有不滿者。由於對大量的思想上的反革命，無以設定硬性的界限，因而，思想上的反革命罪，就成為一種“欲加之罪”，即“反黨、反社會主義罪”，此為中國大陸“最為普遍的政治罪行”。一句話，一個字，有時不過是對一個黨員或一名幹部的一點不滿或意見，甚至僅是個人在日記上寫下的一兩句有情緒的話，或被認為是有情緒的話，有時竟是在黨的動員下向共產黨表的忠誠、提的意見，有時卻完全是因為筆誤，諸如將十月一日寫成了十月十日等等，均能構成反革命罪，或被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一九五零年中共因發動土改而隨意將地主視為反革命並將之槍殺者，即達二百萬人以上。一九五一年因中共發動鎮壓反革命運動而成批槍殺的反革命分子，總數達四百萬之多。一九五七年因中共“引蛇出洞”而被打成右派者，竟占全國知識份子總數的五分之一強。其中更有一些人在被打成右派之後，又被判為歷史反革命或現行反革命罪而被逮捕或判刑。03 從一九六六年中共文革伊始到一九七六年四人幫垮臺，因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罪而被判刑、槍決者，和被逼自殺身亡者，難計其數。一九七八年之前，在成批槍斃死刑犯的刑場上，在人滿為患的中國大陸各地監獄中，其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者，均為形形色色的反革命犯。一九七九年前後中共為維護統治，收拾人心，曾“與民讓步”而平反冤假錯案，其被平反者，基本上是反革命犯。曾容納過數十萬反革命犯的青海柴達木盆地諸勞改農場瞬間為之一空。時至一九八零年，仍然有人僅因一句“政治民主化”便被判刑十數年。殊不知“政治民主化”之一語，早在一九四五年便被寫在國共兩黨的“雙十協定”上，一九四六年更被公佈在中共也參預修改和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上。一九八九年中共的天安門大屠殺，無非是一次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公開大屠殺罷了。
然而，正是這種對反革命罪的大量羅織，才絕對有效地維護了中共在思想上的極端專制統治，使神州大地“人皆不敢言其想言，人皆不敢想其願想”。誠如蔣介石所言﹕“在死的恐怖面前，人民除了聽從，還有什麼辦法？”（參見本卷第二章）中共教政合一的極端反動政治體制，正由是而得以建構、鞏固和維繫。
第四、中共為中國漫長的專制歷史補上了最為血腥的一課
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建構“教政合一”的極端專制統治，委實為它在中國大陸建立一個“絕對專制制度”，帶來了專制權力在結構上的根本保證。它既是中共在專制復辟統治的手段上，對“蘇化”後中世歐洲教政合一政體的照搬和發展，又是對中國漫長的專制歷史在統治方式上的一次血腥大補課。因為中國歷代王朝和歷代帝王，只借助宗教，利用宗教，卻從來沒有“為獨尊一家宗教或思想而滅絕一切宗教或思想”。即便是董仲舒要在統治哲學上提倡“罷黜百家和獨尊儒術”，也既未掃蕩得了百家，更未在中國真正建立起一個至高無上、即高過皇權的儒教教權統治。儒家思想仍然只能作為一種被皇家利用的統治思想和學術思想，而非必須頂禮膜拜的宗教統治權仗，更不能高高地懸掛在皇冠之上。中國歷朝歷代的統治者們，雖然常常獨尊儒術，但從來都能允許“儒、釋、道”三家並存、並尊，甚至是並用，以使互補和互約。即便是某個統治者要獨尊某家，他也絕不會為了此家而殺盡彼家。獨尊佛門的梁武帝竟能與反佛者“開台辯論”，雖失敗而絕不加害，足見其沒有為佛而殺人。由是可知，漫長的中國封建、君主專制社會，正因為允許數教並存，互相牽制，在政治上既沒有將專制統治推向教政合一、即在思想上實行全面專制的極端境界，卻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和相當範圍內，予人民、尤其是知識份子以“思想思考的自由和文化創造的自由”，因而，才不致因羅織種種思想罪而為教殺人，也才有可能造成“百家爭鳴”和“百花齊放”的思想文化局面，並在數千年之內創造了燦爛的文化，產生了不朽的思想成就，為思想文化的傳承和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歷史條件。甚至為中國君主專制制度的綿延難絕，造就了思想文化的基礎。即便是歷史上曾出現過的幾度“文字獄”，也只是幾個君王所製造的幾個個案而已。這就較之由教政合一血腥統治所導致的、中世歐洲封建專制統治的“短命”歷程，，既顯示了它在文明發展上的歷史進步性，又帶來了它綿延難絕的歷史落後性。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所有殫精竭慮地要探討中國君主專制歷史為何如此綿延而難衰的研究中，有些成果雖然對如何造成中國專制歷史之所以如此漫長的諸種原因，都有切實的論證和睿智的發現，但是，卻又都因為對中國封建、君主專制統治和宗教的關係鮮有探討，而不能揭示出它的根本原因何在。更何況就全世界範圍來說，中國的封建、君主專制社會究否太長，亦大有值得討論的餘地。再者，世界歷史的發展，雖是大同小異，但各民族、國家的歷史發展，卻不可能完全步調一致。因此，僅僅因為在近現代世界從專制走向民主的歷史進步中，我們中華民族稍慢了一步，或曰稍稍落後了一點，我們便只想從討伐自身的歷史弱點出發，甚至走向對民族歷史、民族文化、直至對自己民族的完全否定，即將中共的復辟專制之罪完全歸咎於中華民族的民族“劣根性”，這固然是中共在思想文化上絕不允許任何自由、更不允許否定現實的一個惡果，說得直率一點，怕也是某些人，因懷有不敢、甚至是不願否定現實的心態，才使他們硬要將中華民族的歷史與文化拉來為中共的犯罪現實作替罪羊罷了。這在實質上，無非是為中共在大陸的極權專制統治，作了一種“軟性的辯護”。其實“祖宗何罪，罪在中共”。這大約也是一句應該提出來共勉的“實話”吧。
三 中共為實行全方位專制復辟統治而建立嚴密的權力結構
第一、“兩會制度”是中共表演共和的舞臺與厲行專制的框架
如前所說，中共是在革命的名義之下，假以三權分立的樣式，建立了它所謂的根本政治制度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政治協商會議制度的，卻在實際的權力結構和實際的政治操作上，又為中共中央及其各級黨委所一統。因此，這個根本制度就成為表演共和的舞臺，而非實行共和的機關。它非但沒有成為組成共和國體的根本權力結構，相反，倒成了厲行專制極圈統治的如意框架。
第二、中共教政合一的極權政治體制是以軍事獨裁作為其統治基礎的
如果說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政治協商會議制度只是在表面上裝潢與表演共和的舞臺，那麼，撐持著這個大舞臺和作為整個專制統治權力之根本支柱的，卻是號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中共黨軍。自中共一九四九年建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土上，就只有中共的中央軍事委員會和中共黨軍，而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軍事委員會和國家軍隊。八十年代初，為了做樣子，才由鄧小平同意“多掛一塊牌子”，即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多做了一套“國家牌的制服”而已。加之中共的黨章又規定党的主席，或曰第一把手，必須兼軍事委員會主席，因此，毛澤東便任此職至死而不放，鄧小平亦在不擔任任何黨和國家職務之後仍繼續擔任該職，直至由他來指定接班人擔任這一關鍵職務。因毛、鄧既是中共造反軍人出身，又是中共軍隊的最高統帥，是故得意時均著軍裝以顯威。毛澤東則更是在十數年中常常穿著軍裝，以逼迫人民對他山呼萬歲萬歲萬萬歲。在他所獨有的四個偉大稱號上，有一個便是“偉大的統帥”。他們與希特勒一樣，既是党的元首，國家的元首，又是軍隊的元首，因而，也就使政權本身具有了軍事獨裁政權的性質。如是，中共党指揮槍才是假，相反，槍指揮党才是真。文革開始，全黨內訌，全民遭殃。有人亦數度想在軍隊燒一把火，玩一回造反的把戲，甚至想奪軍權，毛澤東便立即指責這是要“毀我長城”。當文革之亂已經亂到了無以收拾之時，毛澤東便派出軍人“支左”，實際就是武裝鎮壓，並因此而穩定了局面，也鞏固了他重新到手的獨裁權力。而當黨的會議上出現反對他的意見和傾向，其地位與權力受到挑戰時，他則乾脆用軍隊包圍會場，迫使他的黨人在他以軍隊作底的淫威之下就範。可以說，毛澤東的數十年橫行無忌，膽量便是來自他軍權在手。毛死後，胡耀邦的被迫辭職，趙紫陽的被逼下臺，鄧小平用的也是同樣的把戲。
“中國人民解放軍”，作為一支在前蘇俄直接命令和指揮下，以公然背叛北伐和叛變中國國民革命為 “奠基”的農民造反軍隊，在它於一九四九年為中共奪取了中國大陸政權之後，亦與歷代農民造反軍人一樣，人人都必須弄一個官做做。是故，其軍事人員中有相當大的一部分，便被轉業到地方擔任各級黨政領導，並且形成了傳統。這既在無形中使中共各級政權仍為軍人所掌握，使軍隊的專制作風得以在地方政權中傳承和發揚，同時，亦使得各級地方政府在構成上出現文化素質極底的特質。尤其是公、檢、法系統，至今仍幾乎為轉業復員軍人所把持。其文化素質之低，軍人作風之強，驕悍脾氣之盛，足以使各級本來就無法可依和有法不依的公、檢、法機關，“蠻橫無知和無法無天”。所以，如果說中共實行的是教政合一，倒不如說中共實行的乃是“教、政、軍合一”。因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實際上乃是一黨一姓的軍隊，豈但與國無涉，而且與民作對。一九四九年後，中共曾無數次調動人民解放軍以大規模鎮壓人民的血案，固然為外界所難知；一九八九年中共公然調動人民解放軍進北京屠城，終於使世界震驚不已。中國共產黨正是靠著這樣一支由它絕對掌握的私家軍隊，為其打天下，又為其保天下，更為其殺天下，才有力地鞏固和維繫了它的專制復辟政權。
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共的這堵“長城”和這根“柱石”，卻在中共數十年權力鬥爭和政治風雨的剝蝕之下，特別是在一九八九年之後，開始了分化和裂變。近十餘年來，解放軍裏的知識份子軍官和作家們，特別是新一代解放軍軍史研究家們，他們在對解放軍歷史的反思中，所得出的大量“反認識”，和他們對國民黨軍隊英勇抗戰的“痛苦認知”，無疑為推動中國大陸的現代歷史反思運動，起到了不容忽視的重大作用。至於新一代有文化的中青年軍官，他們而今對“党指揮槍”的巨大懷疑和不滿，以及他們渴望自己能夠成為國家軍隊的迅速民主覺醒，實已使得中共面臨著軍權的最大挑戰。誠如海外一位報人所言，而今，“解放軍還要解放何人”呢？他們剩下的唯一任務，就是解放自己了。中國共產黨想依靠這一支黨軍來維繫它搖搖欲墜的政權，來達成它“千秋萬代掌權”的願望，最終怕也只能落得個“天上人間”式的悲哀罷了。
第三、全方位實行黨政合一是中共將全社會納入教政合一體制的具體形式
眾所周知的是，中共不僅實行教政合一，而且實行黨政合一，即將黨政合一當作教政合一的具體形式，無處不以党權指揮政權，使中央及各級政權機關，包括政權機關中的各個部門，均置身於同級和同部門党權的控制之下，以党淩政和以黨控政。同時，中共還將中世歐洲教政合一的組織形式，即教權對於各級政權的控制權，和教權對於各級政權的結合權，發展到了政權以外的全社會。即在全社會的各行各業各單位中，皆視其級別和規模，設立黨的權力機構，將其領導權力政權化、級別化，同時還要建立行業、系統、或跨行歸口的黨委領導機構，以求党權至上，統領一切，重在控制思想和掌管人權。其中工會、婦女、體委、文聯（包括所屬各協會、特別是作家協會）、共青團等被中共宣佈的“五大群眾團體”，均歸中共中央即各級黨委的宣傳部直接領導和控制，如同八個“民主黨派”權歸中共中央及各級黨委統戰部直接掌控一樣。由是，從中央到地方直至全社會，都建立起了一個個蛛網式的和等級化的“封建莊園”，並且還要視其在蛛網結構中的地位和大小，或成縱向歸屬，或作橫向牽制。其每個莊園的莊園主便是這個莊園的党的最高負責人。這個負責人由是而獲得了其領屬範圍內的一切生殺予奪大權。這樣一個嚴密的權力結構，不僅使得全社會政權化，而且使得全社會党權化；不僅使得整個國家專制化，而且使得整個國家封建化。因此而成為中央集權與封建專權的高度結合，即全方位極權化。
由是，全社會所有行業和所有單位，其內部自上而下均層層設立包管一切的政權式機關，又同時設立控制一切行政權力的党權機關，並設置黨委書記，黨總支書記，黨支部書記等職。其作為同級行政領導的領導，便理所當然地掌控了指揮行政的全部權力。由是，人民的衣食住行，婚喪嫁娶，讀書做工，包括休養生息，便全部被置於党權指揮下的“行政權”之下。中國大陸全體人民，在實際上便成了奴隸制度下的，無任何人權與民權的奴隸而已。
八十年代中共為自救而實行改革開放之後，雖然上述統治開始出現了軟化跡象，但是，其基本的黨政體制既未改變，黨政亦根本沒有分開，由党管人的人事制度雖然高喊改革已達二十年之久，卻至今沒有任何具有實際內容的改革。全社會各行各業中的党權，雖在少數領域有所削弱，如工廠廠長負責制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的一再較量，個體經營中党權問題的亟望解決和尚未解決，以及由“人心不黨”而產生的對党權的抵抗和排斥等，但其中絕大多數領域，党權基本上沒有被觸動。尤其是在一九八九年之後的教育、新聞、出版、學術、科研、文化等上層建築領域中，反而有進一步強化的明顯趨勢。一度在高等學校實行的校長負責制，終於又退回到了“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但是，中國共產黨為復辟專制制度而苦心建立起來的這個嚴密的權力結構，畢竟因為時代的進步和中國大陸人民民主意識的覺醒和複歸，以及它為自救而推行專制經濟改良所產生的巨大“負面”作用，不僅開始出現全面的鬆動和鬆散，銹蝕和腐蝕，而且其最高權力所面臨的權力危機，亦在人心思變的基礎上，使得它的整部統治機器已經在根本上發生了衰朽。由是，中國共產黨所建立起來的這一部嚴密的和高精度的專制權力結構，也就勢必要面臨著 “一朝崩潰”的危險。蘇聯及其它共產國家的瞬間自垮，及其權力結構的轉瞬即崩，已經為中共昭示了它同樣的下場和結局。只是中共將垮得更慘而已。
四 中共為強化專制復辟統治而重新建立嚴酷的等級制度
中共重新劃分等級的手段，一是軟劃分，二是硬劃分。所謂軟劃分，即由中共從其復辟專制的需要出發，使整個社會在觀念上形成嶄新的等級觀念。文革前，其第一等級是中共黨員幹部，特別是党的高級幹部。第二等級為非黨員幹部。第三等級是號稱領導階級的工人。第四等級為農民中的貧下中農。第五等級為知識份子。第六等級為小生意人。第七等級為無業遊民。第八等級為階級敵人。八十年代中共實行改革開放後，因鄧小平曾一度鼓吹知識份子也是工人階級，故知識份子曾一度榮列第三等級。但隨著“八六學運”和“八九動亂”的爆發，其等級又有明顯下降的趨勢。相反，因小生意人即個體戶，在改革開放中的日漸“財大氣粗”，地位乃有明顯的躍升。特別是在出現了“官倒、權倒”為代表的大生意人以後，因其中一些官倒、官商和權商本人就是中共的高幹、老幹及其子弟，故他們在實際上已經成為今日中共權錢並擁的第一等級。原第八等級，蓋因右派平反摘帽，階級鬥爭已經抓而不靈，所以只剩下反革命和刑事犯罪分子（反革命罪一九九七年後改名為顛覆政府罪）。因反革命和所謂顛覆政府者在人民心中已經“變味”，甚至得人尊敬，如“六四”通緝犯等，所以中共對這一等級的製造，也就徒勞而無功。另外，因為犯罪分子獲釋後，按照中共不成文的制度，乃成為“勞改、勞教釋放犯”，已永入另冊，終生不再享有被錄用權，只能成為小生意人，做個體戶，因此，在八十年代以後，他們的等級也就要根據他們經商規模的大小，以及他們與中共當權人物的關係來確定。八九年後傳遍中國大陸的“十等人”歌謠，應該說是十分形象和十分準確地道出了當前中國大陸社會等級觀念的本相。04
所謂硬劃分，是指中共通過建立嚴酷和嚴密的封建等級制度，所進行的社會等級和社會待遇劃分。其具體手段如下﹕
第一、重新劃定封建官僚等級，確立官本位
一、封建官本位的建立和健全
自一九四九年中共在北京建立政權，即開始實行所謂供給制。按照初步劃分的“革命等級”予以不同的供給。由於此路不通，遂實行工薪制，開始明確劃分幹部的級別，逐漸地建立了以官僚級別為準繩的“官本位”工薪制。工薪級別分為二十八級，十三級以上謂黨政高級幹部；十三級至十七級謂黨政中級幹部；十七級以下者謂普通幹部。高級幹部取工薪與供給相結合制，即除掉按級領薪外，其秘書、住房、汽車、電話等一切“革命消費”，均由國家供給，並有詳細的規定。工薪只作為其職務收入的象徵而已。五、六級以上的高級幹部，基本上已經能夠予取予求。中共最高統治集團成員，則能隨心所欲。文革初期被揭發出來的許多中央和地方高級幹部的豪華腐朽生活，曾叫普通幹部和民眾目瞪口獃。由毛澤東專職醫生李志綏所揭露出來的毛的腐化事實，較之在中共高層和大陸民間所流傳的“故事”，尚相去甚遠。
官僚級別一經劃定，即“全國通用，終生享用”。不僅退休之後仍享受原有的政治、經濟待遇，即特權，而且死後的追悼會與骨灰盒的安放，亦有明確的等級規定，訃告上則要明確指明生前所享有的官僚級別，哪怕是一個科級或股級幹部。如此常令無級無別的普通民眾笑恨難抑。與中國封建專制時代和君主專制時代相比，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黨政以外的各行各業，也普遍分行業劃定了工薪級別。但只作工薪級別，而不含有其他任何政治級別和其他任何特殊待遇的意義，更無特殊的享受和需要。
新的等級制度，一方面隨著歲月的流逝而問題愈來愈多，一方面則在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後被“革”亂了套。文革中被打破的官僚等級，雖然在改革開放後立即得以恢復，並將十三級以上才作為高幹的規定，放寬到了十四級。然而，由於中共老幹部相繼“向馬克思報到”，新提拔的幹部日益增多，職別和級別的不統一已經愈來愈明顯，中共遂於八十年代中期以機構改革為名，一是將官僚等級（含工資級別）劃定為辦事員級，正副科長級，正副處長級，正副局（廳）長級，正副部長級，正副總理級和正副國家元首級。其中正副局級以上者為党的高級幹部，明文規定享有不同等級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仍然取工資與供給相結合的制度；處級為中級幹部，視其實際許可權的大小，而予以一定的供給；科以下為一般幹部，其中有實權者，一樣敢多占，也一樣敢多吃。改革期的中共各級領導幹部爭級別、鬧待遇的種種醜惡表演可謂無奇不有，實為古典小說《官場現形記》所揭露的晚清官場腐爛之風所不堪比，也不能比。
八十年代中期的“級別改革”，終於使“官本位”的嚴酷等級制度得以完善化，即將上述各級官僚級別作為“本位”，將自五十年代後期以來就沒有升過級、加過薪的教授、醫生、工程師，以及一切有社會公職者的工資級別，包括和尚與尼姑，均靠近到官僚級別上，並由此劃定為﹕知識份子的最高工資級別，即正教授的最高工資待遇可以比照副廳級，以下按級類推。而今，隨著党權更加膨脹，改革開放又為不受制約的權力大開了綠燈，因此，稍有職權者，不論科、處，廳、部級等，均能夠公款吃喝，公款旅遊，甚至“吃喝嫖賭都報銷”。而無職無權的知識份子，非屬於中共上層知識份子的教授專家，尤為一般工人農民，即一切僅靠工資吃飯和勞動吃飯的社會主要構成，就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他們“起高樓，宴賓客，樓卻塌不了”。其所造成的人心憤懣自不待言。中國大陸正在流行著的一首首生動深刻的民謠，已經成為歷史最有力和最生動的見證。
二、官本位成為在全社會劃分封建等級的嚴酷標準
中共為了讓官本位成為全社會唯一丈量森嚴等級的準繩，由是，企業始分為國營、集體、鄉鎮與個體四大類。其中國營分為一級二級三級等；集體分為大集體、小集體；鄉鎮企業有公營和公私聯營之分；個體則予以規模與範圍的限制。在改革開放之前，他們常常是被打擊的“投機倒把對象”，非但生計難保，有時連命也難保。改革開放之後，他們雖因“黨的政策象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而時起時落，卻在終於和腐敗官場有了千絲萬縷的聯繫之後，才熬到了可以作成大款和大個體戶，而今已經被稱做民營企業家的的非常歲月。
企業的級別雖如是劃分，但除掉八十年代以後的大小個體戶外，不論是各級國營，大小集體，還是鄉鎮企業，其領導者，均按國家的統一官本位按級拿錢，享受同級待遇。如地、市、縣級的書記、廠長，均能夠享受地、市、縣級待遇。至於級別外的佔有，則隨著中共改革的逐步“深化”而當然要“愈來愈往高處走”了。雖然工廠虧本，工人發不出工資，廠長書記非但工資分文不少，而且吃喝玩樂、出國考察照舊。即便是這一家工廠被他們搞垮了，他們仍會被調到另一家工廠去當廠長、做書記，照樣吃喝玩樂。
官本位的確立同樣給事業單位帶來了森嚴的等級標準。教育、衛生、科研、新聞、出版、文化、“群眾團體”，亦被全部按照官本位納入了官僚級別的體系之中。因此，中共事業單位的官僚們為升級和爭待遇，可謂機關算盡。中國大陸的許多學院和高等專科學校的書記及校長，為將自己從副廳級升上正廳級，乃使用各種辦法，包括用教育經費向上級主管行賄等，務使本院校改名為大學。中國作家協會為了能夠“復辟”到文革前的准部級單位，以與全國文聯平起平坐，竟指使它下屬各省的分會紛紛要求“升級”，終於在八十年代末被中共中央組織部批准為“副部級單位”。事成之後，其書記、副書記們與主席、副主席們，便紛紛慶賀自己的官僚級別隨之升了半級。“少數對文化不重視”的省委，因沒有為本省的作協升級，而使作家協會的官員們怨氣沖天。
第二、戶籍制與戶籍等級制
一、中共實行嚴密的戶籍制度
中共自一九四九年建政後實行了嚴格的戶籍制度，使中國大陸人民從此失去了遷徙與居住的自由。可以說，這是中共北京政權為強化專制極權統治之最為險辣的一著。因為戶口制加上糧票制度（糧票分為地市、省市和全國範圍內通用不等），再加上任何人外出，不論公、私，都必須持本單位或本地區黨政機構的介紹信（在農村，直至八十年代末期發放身份證之前，都必須由人民公社或生產大隊、以及後來的鄉政府開出介紹信），以說明自己的政治身份。否則，就會隨時有遭遇扣留或逮捕的危險。這就使得任何一個公民都失去了最起碼的人身自由。
二、中共實行嚴酷的戶籍等級制度
中共不僅實行戶籍制，而且實行嚴酷的戶籍等級制度。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境內，分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兩大類。在城市戶口中，尤以大城市戶口為最貴重，中小城市次之，縣鎮又次之。在農村戶口中，又分為吃商品糧者，如城郊菜農；和不吃商品糧者，如糧棉生產者。縣以下的城鎮裏，又分吃商品糧的城鎮居民，為城鎮戶口；和不吃商品糧的城鎮居民，為農村戶口。然而，由於每年又要給予一定比例的“農轉非”指標，可以由農村戶口轉為城鎮戶口，於是，這些指標便成為縣以下各級官員的“專利”，直至成為縣市公安局的“錢袋”。時至今日，不僅億萬流民早已橫決大江南北，農民的不滿和反抗正在此起彼落，而且呼喚陳勝、吳廣的喊聲，早已震動“天聽”，深入人心。
第三、中共對國民進行分類等級劃分以實行層層“裂民”而治
中共建政後，即將中國大陸人民劃為兩大範疇。一是人民內部，二是人民外部、即階級敵人。在人民內部，中共又將工人劃為第一等，是為領導階級；農民劃為第二等，是為同盟者。農民中又分為貧農、下中農和中農，屬人民內部。地主和富農劃為階級敵人，是為專政物件。小生意人為第三等，是常常要進行改造的對象，其中改造不好者或在運動中成為打擊對象者，亦能當作敵我矛盾來處理。第四等為無業遊民。在人民外部，即在敵人中，中共又將其劃為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和右派。其中反革命分子為最，現行反革命分子為最中之最。其餘為地、富、壞、右。在地、富、壞、右和歷史反革命中，又有改造好的和未改造好的之分。自然未改造好的又次之。但在地、富、反、壞、右和歷史反革命中，在押者，自不待說，勞改勞教釋放後，即為“勞改釋放犯”和“勞教釋放分子”。因此，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和右派，即便是改造好的，也永遠不能改變身份，仍然是最底層，屬於永久性的專政物件。他們的配偶自然也要低人一等。他們的子女在一九七七年之前，絕大多數被剝奪了升學、招工、晉級的權力。至於參軍、入黨和“提幹”，就不用說了。在政治鬆動期，他們當中極少數人尚能考取大學或被招工；在政治收緊期，則他們當中的任何人，成績和政治表現再好，也沒有可能考取大學或被招工，甚至連中學也“考”不取。在一九六四和一九六五年的歷次全國高考中，某省考區的前三名學生，俱因出身不好而概不錄取。農村地主、富農子女的處境就更為淒慘，女性尚有出嫁的可能，男性常常無人願嫁。中國大陸農村中，終身不能成家的地主、富農之子，比比皆是。
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後，人民內部的等級無大的變動，但人民外部的階級敵人猛增，故五種人，又變成了九種人，即增加了叛徒、特務、內奸和走資派。他們的子女亦分為“可以教育好的”，和“不可以教育好的”兩種。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七九年，鄧小平為收拾人心，曾先為黨內叛徒、內奸、特務、走資派平反，後為“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們”摘帽、改正。由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和右派分子之人民外部等級，才逐漸消失。
總之，中共為實行專制復辟統治，而建立了中國數千年歷史所從未有過的嚴酷等級制度，又藉劃分等級為手段，製造人民之間的隔閡與仇恨，以進行“裂民而治”，或曰“分而治之”。中共雖然藉此而維繫了它的極權專制統治，但是，由這一森嚴等級所逼迫出來的人心覺醒與人民反叛，最終必將成為它覆亡的重大社會原因之一。
五 中共為維護專制復辟統治而厲行殘酷的鎮壓手段
中共厲行鎮壓的第一手段，便是建立鎮壓的理論根據。即在憲法上和其他重大立法上，確定共產主義信仰、社會主義制度和中國共產黨一黨專制的絕對合法性和永久合法性。由此而將一切不信和詆毀共產主義信仰，批評和動搖社會主義制度，不滿和反對中國共產黨一黨專制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均定為“反革命罪”，且為重罪。同時又以此為根據，視需要而羅織種種屬於反革命罪的“欲加之罪”。於是，這些根本“大法”就為中共所有“無法無天”的鎮壓手段，打開了廣闊的門路。
中共厲行鎮壓的第二手段，便是要造就一個有權無法的社會觀念和社會結構。其做法為﹕
第一、厲行黨大於法。中共中央及各級地方黨委不僅要向同級政府的公安、檢察與法院三大機關派出“黨組”，以在內部領導公檢法以外，而且在同級地方黨委內部設有“政法委員會”，以統管同級的公檢法機關。當對案件的處理，包括審訊，在公檢法機關內部發生重大分歧時，由該委員會拍板定案；或由該委員會直接上報同級地方黨委決處。公安、檢察、法院也就因此而由權力機關變為中共一黨的職能機關和辦事機關，其作為司法、權力及執行機關的應有獨立功能，便被一筆勾銷。
第二、厲行政策大於法。自人類有法制以來，法總是具有權威性和穩定性，而政策卻常常具有靈活性和時間性。法既是制定政策的基本根據，政策的制定則必須受到法的制約。但是，中共在其五十年的專制復辟統治中，卻造成了政策大於法的悖反現象。中共一黨的政策不僅必須是國家立法的依據，而且其政策由權力的更迭，或由最高權力者及各級掌權人的隨心所欲所造成的多變和劇變，更造成了法的無所適從，或“有法難依和有法不依”，直至造成法在實際上的消亡。五十年代初，毛澤東在審訂“憲法草案”時就曾說過“憲法還不是我定的”的話，無非說明了他對法的輕蔑。至於他的名言“我就是禿子打傘 —— 無法無天”，就更是證明了他的目中無法。八十年代，中國大陸民間歌謠所唱的，“黨的政策象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等“絕響”，實是形象地表述了中共政策多變和法制無歸的真相。多變的政策既使法制歸於虛無，更使得法制觀念在全社會蕩然無存。由是而造成了中共無法無天和人民無法可據的畸形社會局面。
第三、厲行權力、地位、人情大於法。由於党大於法和政策高於法，因而，權力、地位、人情之大於法，便成了普遍的社會現象。一般來說，任何案件，只要擁有党權的干涉，便既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也可以小事變大，無事生非。任何案件，只要能夠找到有地位的人向掌權者打通關節，亦都可以網開一面，反之冤網難逃。至於中共黨人一旦違法亂紀，則黨紀既可以代替國法，地位亦可以免除國法的制裁，除掉黨內鬥爭的需要。前者使同罪者因具有黨員身份，而僅受黨紀處分或免於刑事處罰；後者即使罪大惡極，亦只會重罪輕責，直至尋機開脫。難怪中國大陸人民常說“在中國，沒有一件好辦的事，也沒有一件事辦不好。”而由大陸人民悲憤填膺地唱出來的“大蓋帽，吃完原告吃被告”等民謠，實已徹底揭穿了中共法制的本相。
中共厲行鎮壓的第三手段是敢於公然地和肆無忌憚地濫殺無辜。其具體手段 —— 第一便是革命即法。自一九五零年六月始，繼所謂清匪反霸已經屠殺了數百萬人之後，中共又在保衛革命政權的名義下，厲行“鎮壓反革命”的政策。時不足一年，僅為毛澤東和劉少奇等所公開承認的就有七十一萬（參見前文及注釋）。其執刑場面之大，一次槍殺者之眾和每每陪斬者之多，史無前例。毛澤東的名言“秦始皇算什麼！他只殺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一次就殺了四十六萬”，實在將一個流氓暴君的形象表現得栩栩如生。其時，毛澤東不僅屢屢叫囂“要大張旗鼓地殺反革命”，而且一再地親自決定殺人的數字和比例。為彭真所主持制定的“懲治反革命分子條例”，竟能規定對傳謠者也要“斬立決”。其目的，就是要殺得所有人都不敢說甚至不敢想為止。05 據近年來中國大陸各方面的不完全統計，直至毛澤東死，中國大陸人民被中共公然殺害和迫害致死者，不包括被中共“人禍”餓死者在內，決不下四千萬之數。是日本帝國侵略我國十四年所殺害者數倍以上。這只是一個最保守的數字。完全的數位，只有等到中共檔案完全解密和人民能夠真正申冤的那一天。
第二便是運動即法。即在中共所發動的一場又一場政治運動中，根據運動的要求和目的，竟可以隨時隨地地“殺人無罪”，逼死人和害死人更無罪。自一九四九年前後直至毛澤東死，中共曾連續地和不間斷地發動過 —— 清匪反霸、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思想改造、三反五反、批判《武訓傳》、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統購統銷、農業合作化、肅清反革命、城鄉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反右派、大躍進、反右傾、人民公社、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四清、批判合二而一、批判文化界的修正主義路線、文化大革命、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批林批孔等二十餘次大型政治運動。其間，為發動、深化和證明歷次運動勝利的需要，被關、被判刑、被處決和被迫害致死者，難計其數。文革中以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罪和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而被殺害、迫害致死者，和造反派中為中共製造派性惡鬥、武鬥、直至被中共武裝鎮壓而死亡者，不下二千萬人。06
中共所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不僅是對於人民生命的殘害，而且是對人民精神和心理的無限摧殘。於政治運動中被逼瘋者固然是次次都有、處處都有，文化革命中因被迫害而罹患精神病者，至今于國中比比皆是。文革中，全國各地均有未成年孩子因喊錯口號，或不懂事孩子胡亂塗鴉而被打成反革命者，或連累父母被打成反革命者。其中絕大多數孩子被逼成了瘋顛和癡獃。至於中共利用歷次政治運動在廣大人民中間所播下的互相仇恨、相互猜忌、互相防範的情結，及其對人民心理所造成的壓抑和扭曲，已經極大地改變了我們偉大民族好俠尚義和樂天達命的美好性格。中共五十年來的殘暴統治，對中國大陸人民和中華民族所造成的史無前例戕害，及其所留下來的“嚴重民族傷痕”，將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被撫平。
第三是權力鬥爭的需要就是法。毛澤東在其當政的二十六年中所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雖然都打著革命的旗號，但在實際上，他的目的無非有二﹕一是對外迫害人民以鞏固共產黨極權統治，二是對內清除異己以鞏固個人最高權力。為了這兩個目的，他對外講階級鬥爭，並且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對內講路線鬥爭，並倡言“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由是，什麼革命元勳，開國功臣，党中元老，國家主席，均可以在他的鐵腕下被他打成血人，直至慘遭迫害致死。不論是高、饒反黨集團，彭、黃反黨集團，還是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和林、江反黨集團等等，都既無需黨紀來處理，更無需國法來制裁，全都在毛澤東一句“最高指示”之下，就可以成為權力鬥爭下的犧牲品。
中共厲行鎮壓的第四手段，就是建立黑暗的多重監獄制度。
第一、正宗監獄制度。中國大陸的犯人之多，大約為世界歷史和中國五千年文明歷史所不能想像。因此，中國大陸的監獄星羅棋佈。一九七八年前主要是“冤獄”。因為人犯的基本成份，是各種名目的歷史反革命犯和現行反革命犯，大都是歷次政治運動被整肅的物件，即便是按照中共的“反革命”罪來衡定，其中絕大多數也都是冤假錯案。故有史家稱，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中國大陸，乃是 “冤獄遍中華”。07 因此，在革命的名義之下施用酷刑，或進行種種迫害，直至隨意處決和折磨致死，對監獄的管理者來說，便具有一種“神聖”的意味。加上中共農民造反在本質上所具有的嗜殺特徵，遂使“酷刑毒吏遍中國”。八十年代中期，某省一個水庫抽水重修時，竟發現庫底白骨累累，原來是在五十年代萬餘修建水庫的犯人中，僅有一人搶槍造反，便招致中共調動解放軍趕赴水庫將全體犯人剿盡殺絕。至於像張志新那樣在監獄中被獄吏指使刑事犯人輪奸，死刑犯人在行刑前被割斷喉管或活剝器官等慘無人道的情形，則事所不鮮。文革後期和八十年代，由於社會動亂益生，刑事犯罪指數劇升，因而，由於平反冤假錯案而一時成空的監獄，複又人滿為患。08 自八十年代伊始直至九十年代末，中國大陸的刑事犯罪可謂從無緩解的時候。監獄人滿為患，犯人生活條件之惡劣，和在獄中遭受迫害摧殘之慘毒，為外界所難以想像。此其一。
其二、中共監獄實行勞動改造制度。犯人一旦被判刑之後，即須赴勞改工廠或農場進行勞動改造。單就改造刑事犯而言，勞改制度並非沒有積極意義。但是，中共的勞改制度，一屬強迫性無償勞動，二屬折磨人犯的一種手段。遍及國中的勞改工廠、農場為中共所創造的無本產值，雖為可觀，然其勞改工廠、農場在犯人的生活待遇和對待犯人的折磨及迫害上，卻與在押的監獄犯人大同小異。動輒便是毆打、禁閉、酷刑或加刑。這在一九七八年前，固因“革命”對於反革命的巨大壓力，和因受刑者大都為知識份子而難有反抗和暴動的可能，但一九七八年以後，刑事犯的猛增卻造成了監獄暴動和暴亂的疊起，劫獄叛亂的情形已經時有發生。中共政法界有人估計，在中國大陸發生巨大政治變動時，歷年來積累而成的數千萬“勞改釋放犯”，尤其是其中的被冤枉者和曾慘遭虐待者，其必圖報復的行為，完全可能造成變革期的社會災難，並成為中共致命的災星 —— 尤其是對那些手中有血債的中共基層官僚而言。
第二、獄外之獄，即群眾專政。中共自一九四九年奪取政權後，還創造了所謂群眾專政的辦法，用一部分“人民”來專另一部分人民的政，遂使中國大陸形同一個自監監人的大監獄。所謂群眾專政，其手段，就是既要將一切夠不上判刑鎮壓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和“內控”分子交由“群眾”監督看管；又要將刑滿釋放的勞改、勞教人員重新戴上一頂“勞改、勞教釋放分子”的帽子，置於所謂群眾的監控之下。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准他們亂說亂動，凡事必須向本地的派出所、街道、鄉村治安人員或有關的積極分子報告，定期寫思想檢查和彙報。此其一。其二，為了保證群眾專政的威力，一再確立“誣告保護法”，即誣告者受保護，甚至受表揚和提拔。中國大陸社會由是而冤假錯案迭生，陰謀權術遍出，到處彌漫著互相猜忌和相互陷害的陰險風氣，善良民眾只能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其三，群眾專政一詞雖因毛澤東時代的結束而消失，但自八十年代下半期開始，在中國大陸農村，由於農民不堪盤剝，遂有自發反抗的出現。各地的鎮、鄉一級政權，複收買流氓地痞成立“鄉鎮小分隊”以鎮壓之。用農民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讓這些“流氓小分隊”幫助共產黨向他們“要錢、要糧和要命”。09 遇有違抗者，便拆屋（現已經發展到燒屋）、抄家、奪牛、甚至課以私刑直至害命。廣大農民雖然對之痛恨已極，但無賴他們有中共鄉鎮政權支持及上面各級政權的支撐，而徒喚奈何。近年來中國大陸農民疊呈反叛和廣大農村一再呼喚陳勝、吳廣的狀況，亦無非表明，中國就要迎來又一個“官逼民反而民不得不反”的時代。一句“該出手時就出手”的唱詞（電視劇《水滸傳》插曲），由是而能夠唱徹人心，響徹全國。
第三、過渡監獄 —— 勞動教養制度。中共除掉以監獄看押犯人，以勞改農場、工廠強迫犯人做無償勞動，實行所謂群眾專政之外，還建立了一個所謂的過渡監獄、即勞動教養制度。被中共決定勞動教養者，乃是一些交給群眾監督專政既不放心，交給監獄關押或勞改又不夠格的一大批“非犯之犯”。一九七八年前，被逮捕或被押送強迫勞動教養者，大都為有思想問題卻又不夠“反革命”罪的知識份子，或是有所謂“生活作風”問題卻不夠判刑勞改者，直至形形色色被中共各界各層領導“看不順眼”者。如五七年不夠資格判刑勞改的右派分子，特別是學生中的右派分子。他們有的雖要通過“逮捕法辦”這樣一個所謂的“司法過程”，並且由法院判處勞動教養年限，然而，他們當中亦有相當一部分人，則僅需要本單位党的領導的一句話，或一張紙條，便可以被押送勞動教養。他們的身份似乎介於敵我之間，甚至被稱為“人民內部矛盾”，但他們又極容易因為“種種欲加之罪，而於莫名其妙之中便被送進了真正的監獄”。他們在勞動教養期間與被判刑勞改者一樣沒有自由，一樣被強迫進行無償勞動，或僅給極少的生活費；他們在勞動教養結束後，一樣要戴上一頂“勞動教養犯”的帽子，而永遠被注入另冊。這一“非刑之刑”，一方面為中共隨意刑處不放心者和看不慣者大開了方便之門，一方面則為壓迫人民內部不滿和強化專制統治起到了特殊的作用。一九五六年，毛澤東就曾親自指示，要將那些在鎮壓反革命和肅清反革命運動中被殺者的家屬，包括殺錯的，送去勞動教養，以防止他們的“階級報復”。10
一九七九年後，中共的勞動教養制度雖然沒有廢除，但因為人民已經有了強烈的抗爭意識，中共各級領導的權威已經掃地，再加上平反冤假錯案又給中共某些官僚以教訓，是故，隨意押送勞動教養的情形也就有所收斂。但八六年之後，特別是八九年以後，隨著中國大陸民主運動的升級，中共的鎮壓手段又開始了升級，一些所謂的民運人士被中共判處勞動教養的事實，乃使中共勞動教養制度又獲得了一次“中興”的機會。
六 中共全方位專制復辟統治下的用人制度、即組織路線
中共之所以敢於在中國大陸倒行逆施，但看上去又似固若金湯，亦得力於它的一整套用人制度，或曰無制度的官吏選拔制度。而所謂無制度，是指中共向未建立起一套“官吏選拔制度”。它既不像成熟期的中國君主專制王朝，尚有科舉等一整套開科取士的標準和辦法，更不像西方現代國家和中華民國，已逐步地成熟了公務員和文官考試制度。中共雖然是一個獨尊馬列的教政合一式專制政體，但它卻不以“馬列取士”。八十年代，因民眾對中共選官拔士物議洶洶，中共才開始表示“要實行公務員制度，規定公務員考試辦法”。但是，時至今日，時間已經過去了若干年，檔發了數十起，試點試了幾多回，沒有學歷、文憑的未來公務員們，也早已將 “學歷、文憑”準備好了，但是，公務員制度和公務員考試仍邈不知其蹤影。其根本原因是因為它行不通。而之所以行不通，還是因為官場中儘是不可雕的朽木，一旦當真實行公務員制度，其整個的統治基礎就會面臨全面變色、甚至全面崩塌的危險。當然，形式上的公務員考試與公務員制度，不得已時也同樣會實行，但無非是 “走過場”，做做樣子而已。現任各級官員更難有“落第”者。在上有政策和下有對策的今日中國大陸，什麼事情都會走向它反面的成功。但是，指中共沒有用人制度，卻並不等於說它沒有用人辦法，其官吏選拔的根本辦法是﹕
第一、用人權歸党權和党權歸書記。中共黨政兩方面所有的官吏選拔，均由中共中央組織部與中共各級黨委的組織部直接管轄。各單位在本行業和本系統，亦全部歸黨委、黨總支、黨支部分管組織的書記——常常是第一把手主管，並逐級受管於黨委的組織部門。各級黨的組織部，一般由各級黨委的第一把手、即書記掌控。自一九四九年以來，除文革初的短暫混亂以外，所有中共官吏，包括各行各業的官吏選拔，均由党權處之。這就造成了党對官吏選拔的絕對權力。
第二、任人唯黨和任人唯親。所謂任人唯黨，即非中共黨員，不得提拔與任用。除掉人大、政協與各級政權需要極個別作為配相的“統戰花瓶和民主花瓶”以外。如前所說，即便是八個民主黨派的各級負責人，也必須由中共的 “地下黨員”擔任。所謂任人唯親，即既然人權歸党，党權歸黨的組織部，組織部權歸書記，因此，中共中央及各級地方黨委，以及各行各業党的主要負責人，便由此獲得了管轄範圍內的用人權。中共自中央至地方，直至各行各業黨政兩套領導班子中永無休止的互鬥即內訌，蓋因人權而起。因為人權才是党權的根本權力。一位市委秘書長曾感慨萬端地說﹕“書記、副書記、常委們，他們所有的精力，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用在為自己安插親信上面。因為這才是他們真有權和假有權的分水嶺。”至於“黨政機關親連親、公檢法父子兵”的“親親風範”，亦早已形成為一朝“國風”了。
第三、時期不同而選拔各異。基於上述用人原則，即組織路線，中共亦隨著各個歷史時期的不同，而採用不同的官吏選拔手段。
一、建國之初，根據農民造反打天下就必須坐天下的需要，中共遂于建立政權後進行黨內分封，使參加過中共革命者，人人大小有個官做。一是建立官位、權力和 “爵位”的終身制度，二是形成了“天下是我打的，天下就該我坐”這樣一個普遍的党人心理。這就使任何對中共的不滿或反對，都會被視作“要搶它的江山”，從而被中共深惡痛絕之，更要嚴刑擊殺之，直至屠城亦在所不惜。一九八九年鄧小平叫囂“江山是我們用鮮血換來的，要搶，也要拿血來換”和“殺二十萬保二十年”，即是上述中共党人心理的突出表現。
二、建國之後直至一九七八年，中共在組織路線上一是任用所謂出身好者，二是任用無文化和低文化者，三是強調所謂“外行領導內行”，四是採取將工農兵送到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去“摻沙子”，五是大量提拔歷次政治運動中的積極分子，說穿了，就是提拔曾積極向共產黨告密者和幫助共產黨整人害人者。今天，充塞在中國大陸黨政各級權力崗位上的老共產官員，基本上都有一段整人或助黨整人的歷史，其中有大多數人欠有血債，甚至是大筆血債。文革十年，上述種種被提拔者中的大多數，曾上打走資派、即打過提拔他們的恩人，下打過知識份子和一般群眾。其中有不少人因摸透黨脈而能隨機應變，故文革後仍能據高位，善始終。
三、一九七八年以後，因鄧小平表示要重用知識份子“奔四化”，中共的組織路線亦開始有了改變。在一九八三年的“機構改革”和“調整領導班子”中，中共各級黨委組織部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開始不計出身地提拔並重用了一批知識份子。但是，這一任用和提拔知識份子的政策，在名額上既有限制，其比例由中共各級組織部門控制；在使用上亦有區別，主要是企、事業單位居多，行政、黨政和要害部門居少；在目的上亦有明確劃分，有的純為對外統戰的需要，諸如特別提拔在海外和在臺灣有影響的華人國內親屬。在被提拔和重用的知識份子中，有一些人成為對黨感恩戴德者，有一些原就屬於品學不夠高者，還有一些是野心、權力和欲望較強者。用普通人的話來說，即“混混”多而賢者少。當這樣一些“內行”一旦走上領導崗位，其對於真正內行的“控制與壓迫”，常常並不稍減，有的已經完全墮落為中共的幫兇。
四、一九八九年之後，中共的組織路線又發生了一次重大轉變。這個轉變是基於對知識份子的不能信任與重用。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一年，中共各級黨的組織部對被提拔起來的知識份子幹部進行了一次考查。對其中一些參加了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者，進行了堅決的清洗，包括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對其中態度曖昧、立場不穩、有同情學生運動言行者，則採取調職的辦法，使其脫離重要崗位，或加派信得過的幹部去進行領導和制約。例如，在歷來由共產黨員作家和藝術家擔任主席和書記的文學藝術界，中共自中央到地方各級黨的宣傳部門，就派出了大批党棍和政客去“加強領導”，使文藝界出現了“外行領導內行”的突出局面。一九八九年後，中共一方面修正了提拔知識份子的組織路線，一方面執行了一條“唯壞人和小人是舉”的政治路線，即凡是人民痛恨者，人心厭惡者，便會成為它要提拔與依靠的對象。民間所謂“雞魚肉鴨不再用，烏龜王八爬上臺”的比喻，便是因此而發。目前中國大陸的各級黨政機關和各行各業各單位都提拔了這樣一批“領導幹部”。中國共產黨終於走到了“只能赤裸裸地依靠流氓惡棍以治國制民”的絕路之上。有必要指出的是，一九八九年不僅促成了中國大陸人民的徹底覺醒，而且使其党人中的大部分開始走向了醒悟。這種醒悟，一方面表現在“及時行樂和搞錢留後路”的消極作為上，一方面則表現在“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執行策略上。特別是對“六四”之後，按中共中央“層層清查”的要求應予以處罰、處分和清洗的物件，各級黨政機關與各行各業的大部分黨政領導，除掉對其中突出者不辦不足以交差外，其餘都是能將就者則儘量將就，能幫其隱瞞者便儘量幫其隱瞞“過關”。雖然其中也不缺少效忠者。
五、特別要指出的是，如果說毛澤東和他的中共曾認為自身的“革命江山勢將千秋萬代永不變色”，那麼，到了鄧小平時代，鄧和他的中共則已日漸喪失了這樣的自信。因此，由最高權力和層層權力的交接，所帶來的對“接班人”的選擇，就成為中共江山如何傳宗接代的大問題。由是，自八十年代上半期第一次機構改革始，中共中央就開始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子弟中物色接班人，以李鵬、李鐵映為代表的一大批“太子党”遂開始接班掌權。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開創的革命事業由他們的後代來接班，他們最放心的理論，亦在黨內公開出籠。八十年代，中共中央組織部已在每一位部長以上幹部去向“馬克思報到”以前，向其詢問由他的哪一位子女“接班”為最好。從此，中共各級黨委紛紛仿傚。一九八九年前太子党譜系既已繪成全圖，新一代大官、高官和官倒也都已登臺亮相。一九八九年後，由於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對中共的未來江山憂心忡忡，從而加速了其子女在權、商兩個方面的全面接班。甚至連所謂民主黨派的領導人，也一樣要其子弟來接班，他們才能放心。被殺的李濟深之子即是一例。11 由是，而使五十年代對於“老革命”的革命分封，變成了八十年代對其子女的全面加封。中國共產黨由是而在中國漫長的封建專制和君主專制的歷史上，開創了層層級級和方方面面均由兒子女兒、侄兒侄女、女婿媳婦全面接班的“嶄新歷史景象”，不僅全面復辟了秦以後在中國君主專制的歷史上早已沒落了的封建制和分封制，而且將這一封建制和分封制推向了史所未有和世所沒有的荒誕地步。因為中國自秦以後的歷朝歷代，除掉皇位由皇子傳承以外，對皇室也只是封王位，晉爵位，而不授實權和官職。至於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官僚，即便因其功大，皇帝要加封晉爵，一般情形下亦同樣不能不經過考試而“子繼父業”。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壞當權宰相秦檜，其子就因為在殿試中落第，狀元即被安徽一個貧民知識份子張孝祥所得。
中國共產黨雖因他的一整套組織路線，而幫助它鞏固了党權和政權，並得以苟延殘喘，然而，這一整套組織路線，作為其專制權力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亦開始隨著其權力結構自身的銹蝕，而就要瀕臨徹底崩解的境地。
七 中共全方位專制極權統治下的經濟形態、即權力經濟
由於中共將党權至上的教政合一式極端專制體制擴張到了全社會，在各行各業各生產經營單位均建立了完全教政合一式的“權力結構”，使之全面黨政化，因此，作為“國計民生”的經濟，也就同樣地被置身在中共一黨的專制權力之下。其專制經濟形態，也就由是而迅速形成。
第一、中共建國之後不久，即以殺害二百萬地主為手段，實現了土地改革。從表面上看，這是對支持了它造反的農民“重然諾”，實際是要借土改而在廣大農村建立殘暴的專制統治。因為中共自知發家的根本緣由，乃是煽動農民造反。一俟目的達到，中共即迅速掀起農業合作化運動，並迅速地由互助組而合作社，由低級社而高級社，於轉瞬之間便剝奪了農民對自己土地的生產權，及其對農業生產資料的擁有權和使用權，使土地改革頓成一場血腥的“鬧劇”。
第二、在剝奪了農民對自己土地的生產權和對自身生產資料的擁有權和使用權之後，中共又極端地發展了歷代專制王朝“積穀”與“和糴”的辦法，迅速實行糧農產品的統購統銷政策。即一方面只有國家才有權力徵購糧農產品和用權力強行徵購，另一方面則只有國家才有權力銷售糧農產品和掌控全部銷售管道。由是而使得全體農民、即糧農產品的生產者，又被剝奪了對自身糧農產品的佔有權和經營權。廣大農民，由是而成為既無糧農產品生產權又無糧農產品經營權，因而在實際上只能成為空有土地的真正“雇農”。但他們又不是原有意義上的農村雇農。因為，原有意義上的雇農，其雇主是地主或富農，而地主和富農既有自由的生產經營權，雇農亦同樣有受雇傭和不受雇傭的自由，雇傭雙方不受任何一級政權、以及對方的轄治與指揮，也不受政權的保護與支撐。但合作社卻必須受到中共農村基層政權的指揮和管理，高級社甚至已經有政社合一的趨向。因而，已經成為合作社雇農的農民，也就成了同級農村政權的雇工。而這個雇農和雇工又是沒有任何選擇自由的，甚至完全沒有不受雇傭的自由。
第三、因為中共領袖及其主體構成來自農村，發自農村，又依靠農民打的天下，所以，它對於農民瞭解的深度，也就決定了它對農民統治的程度。由是，已經剝奪了農民糧農產品生產權和經營權的中共，緊接著又強制進行了農村的人民公社化運動，一方面使土地“國有化”，一方面則使教政合一的專制極權政治體制，在農村變成了“教政合一、政社合一和政經合一”以及“工農商學兵一體”的人民公社制度。人民公社從此成為包攬一切權力的中共農村基層政權，不僅設立黨委，領導一切和掌管一切，而且劃分為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三級，形同農村的三級封建莊園，其莊園主就是公社黨委和大隊總支，或乾脆是公社書記、大隊書記兩人。生產隊對內代表一級領導，對外尚不代表一級政權。從此，政治、經濟、生產、教育、文化、參軍、經商包括婚姻等一切權力，統歸這個三級所有。至此農民的一切權力，包括自身的全部人權乃全部被中共所剝奪。中國農民在度過了幾千年“日出而作、日入而歇、帝力於我奈何”的自由耕作歷史，即做了幾千年的自由農民之後，終於由中國共產黨將他們全部變成了一切權力歸中共的共產農奴。從此，他們唯一的權力，便是對於中共的人身依附權。這個權力，遂使中共對他們實現了史所未有的壓迫和剝削。自合作化開始就已經餓死人的農村，終於在人民公社化的當年歲尾，就開始大面積餓死人。然而，即便是“萬戶千村人已死”，中共仍然堅決地拒絕開倉放糧以救民命，有敢違抗命令者，唯“法”是問。以產稻米著稱的安徽省無為縣，當其全縣一百四十余萬農民已經餓死半數時，時任安徽省委副書記、副省長的張凱帆，曾被迫開倉放糧以救命，卻被毛澤東指名稱作“壞人”，被捕下獄，重刑拷打，二十年後才被平反。自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農民中有不甘餓斃而搶糧者，重則處以極刑，輕則判刑勞改。其“風調雨順三年間”，12 竟能完全因人禍而餓死四千三百萬人，農民易子而食、己子自食之慘毒之狀比比皆是，為亙古所未有。毛澤東的行為更為中國數千年間任何一個帝王所不敢，也不會。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當中共搞農村改革時，許多地方的農民都不約而同地說道﹕“三十年了，共產黨一不讓我們吃飽，二不讓我們說話。”據中共官方統計，一九四九年後的數十年間，甚至包括現時的某些地區，中國農民的生活水準和平均收入尚遠不及二十年代軍閥混戰和整個國民政府時代。“素稱魚米之鄉的安徽巢湖地區，一九四九年農民的人均收入合人民幣三百六十圓，但一九七九年其人均收入竟只有人民幣八十圓。”八十年代以後直至現在，中共對中國農民的稅收種類，竟是一九四五年之後內戰時期“國統區”稅收種類的數倍以上。13
第四、中國共產黨在獲得了對農村政權、農業經濟和廣大農民人身的全部控制權之後，便發起了城市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運動。這個運動一是建立在土改、鎮反、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和肅反等政治鎮壓運動的背景之下，即在許多民族資本家早已于三反五反等運動中被鎮壓或被逼自裁，倖存者已經心驚肉跳之時；二是進行在農業合作化運動已經成功，統購統銷政策已經全面實現，自由主義工商業賴以生存與發展的生產資料來源，特別是輕工業生產資料的來源已經完全被斷絕，市場經濟的空間已經化為烏有，民族資本家已經無以經營之時。由是，自晚清經濟改革而得以發生與奠於基礎，並由中華民國的自由經濟制度保護、推動和發展起來的市場經濟及其體制，終於一朝而覆亡。中國大陸的所有民間企業，自此不僅在中共的嚴酷等級制度之下化級、排名、合縱、連橫，而且迅疾於各生產單位建立起黨政兩套班底，以党淩政，以政治企，形同封建工業莊園，使一切管理人員、技術幹部乃至廣大工人，均必須將自身的一切權力都依附于作為党權和政權化身的企業黨委書記們、黨委常委們和廠長主任們。從而，在繼全體農民成為中共的農奴之後，全體工人又成了中共的工奴。此後，中共一方面欺騙工奴們乃是“領導階級”，以激發他們“主人公”的勞動熱情；一方面則持續地對工人階級進行瘋狂的剝削和剝奪。一九六八年，毛澤東派工人宣傳隊進駐上層建築時，工人宣傳隊曾廣泛帶領中學生去工廠“學工”，開展接受工人階級的再教育活動。某市一所中學的學生曾在工人師傅的帶領下，對該地一家大型企業進行調查，結果表明，一個工人一天勞動的個人所得，僅占其一天所創造的勞動價值的二十七分之一。一九八零年的統計表明，該年全國工業總產值為五一七八億圓人民幣，其中職工工資總額為七七三億圓，其餘作為剩餘價值被國家拿走，剩餘價值為總產值的百分之八十五點一。 14 比馬克思所認為的最壞資本家，即榨取工人剩餘價值高達百分之五十者，大有過之。然而這不過是中共官方公佈的數字。因為如果再將職工工資總額中要以種種名義予以剝奪的成份除掉，則工人所獲就更是不可以言喻了。最富於革命性的上海工人階級在談到錢時，可謂無人不懷念舊社會資本家對他們剝削的“有情和有意”。
第五、中共既全面地掌控了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即整個社會經濟，更將整個社會經濟運作、即生產經營置於其党權之下，因而，才迅速地造成了其經濟形態的專制極權化。但是，正因為“黨內路線鬥爭”的此起彼伏，和黨內各級掌權者的不斷更迭，又必然要造成被世所稱為“中央計劃經濟”的中共經濟，會不斷地出現一種自上而下全無計畫，即計畫因權力的更迭而被一再推翻或改變的混亂狀態。京九鐵路雖在六十年代就拍板建造，但其後二十餘年間，只因中央政策的改變和國務院分管鐵道部的副總理數易其人，竟一會兒上馬，一會兒下馬，一會兒敲鑼打鼓開工，一會兒又悄無聲息地停工。幾十根巨大的橋墩數十年間只能無望地佇立在江心， “遙望”長江天際流。這自然不過是一個小小的例子罷了。至於中共一會兒大躍進，一會兒“大躍退”；一會兒要扶“鋼鐵元帥”上馬，一會兒又要強迫“鋼鐵元帥”下馬；一會兒要“以糧為綱”，一會兒又要“以鋼為綱”；一會兒要分田到戶、恢復單幹、大搞“資本主義”；一會兒又要對不願走社會主義道路者痛加韃罰，甚至逮捕“法辦”，殺雞儆猴；此無非使它的“中央計劃經濟”，只能更加沒有計劃罷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九年，中華民國政府僅能憑權力調動全國財力的百分之三，而中共卻能夠任其所欲，幾乎百分之百地調動全國的財力，連賣公債、賣國庫券都能夠使用強制執行的辦法，其專制權力在整個社會經濟中所表現出來的淫威，實為所有非共產專制國家不能想像。由是可知，所謂中央計劃經濟，在實際上和本質上，乃是隨權所欲的一種既無計畫更無秩序的專制權力經濟。這才是中共經濟制度的本質，也是中共為鞏固其專制權力與極權統治，而不得不採用的超級專制型經濟形態。中國大陸在中共統治的近半個世紀歲月裏，其經濟發展竟遠遠地落後在亞洲四小龍的後面，在世界經濟排行榜上竟能從三十年代的世界前十數名倒退至世界倒數前幾名，在人民平均生活水準和農民普遍收入上，竟能夠遠遜於外患內憂交相煎迫的國民政府時期，其根由盡在此中。難怪中共的憶苦思甜教育，竟常常因工人、貧下中農憶的是“新社會餓死人、害死人和窮死人”的苦，而下不來台。自然，這也是中共今天絕對不准人民“向後看”，而要強迫人民“向前看”的原因。
必須指出的是，正因為中共的經濟制度本質是專制權力經濟，因此，鄧小平才在奪取權力後，以其一人之權力，而推動了中共專制政體下的經濟改革運動。十年改革中，鄧小平的專制權力，固因屢屢受到黨中頑固派的挑釁和干擾，而使經濟改革不斷出現“或前或後、或左或右”的景象，然而，也正因為鄧小平畢竟佔據了主要的和主導的專制統治權力，因而，十年改革尚能夠在 “摸著石頭過河”的景狀下顛躓而行。並由著他自己對權力的使用，而使整個經濟改革不斷呈現混亂狀態。一九八九年，當鄧小平的專制權力受到來自人民和黨中頑固派兩個方面的強烈壓迫時，鄧小平又終於象毛澤東一樣地大開殺戒，自毀改革了。一九八九年後，當鄧小平在黨中頑固派的逼迫下退無可退，並決心奪回權力時，他又只好重新祭起代表了他一生事業與成就的“改革開放”大旗，以再一次在他的專制權力推動下，重新反擊頑固派和進一步推動經濟改革以自救。因為，他說得相當明白的，“改也要垮，不改也要垮，不改垮得更快”15 的話，實已將由他所推動的兩度經濟改革，畫龍點睛般地說得明明白白。
一言以蔽之，正是專制權力經濟的本質和本性，才既造成了中國大陸前三十年經濟的長期停滯與巨大倒退，又造成了十年經濟改革的極端不穩定性，二度經濟改革開場後的極端混亂性，和兩度經濟改革所造就的徹底腐敗和腐爛。由此可知，中共全方位專制極權統治下的專制權力經濟，既非中央計劃經濟，更非自由市場經濟。而這個專制權力經濟究竟是否能夠在中共的經濟改革推動下轉變成為“市場經濟”，關鍵就是要看那個制約著整個經濟形態和經濟運轉的專制權力，是否能夠走向最後的瓦解了。
八 中共全方位專制復辟統治下的少數民族政策與未來國家分裂的危險及責任
第一、中共全方位專制復辟統治對少數民族人民殘害的特殊性
之所以稱中共全方位專制復辟統治對少數民族人民的殘害，具有特殊性，是因為中共全方位的專制復辟統治在對漢族和少數民族的殘害上，首先具有一致性。也就是說，在中共的殘暴專制統治下，凡是漢族人民曾遭受過的種種痛苦，少數民族人民皆不能倖免。在此意義上，少數民族人民與漢族人民可謂“共有一個悲慘的命運”。
但是，中共全方位的殘暴專制統治，卻又使得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人民，遭受了較之漢族人民更加可怕和更加痛苦的傷害。
原因之一，就是中共“獨尊馬教、殺盡百家”的教政合一專制統治，對崇尚信仰的少數民族人民造成了更大的傷害。因為，少數民族在宗教上的信仰，常常不僅僅是簡單的信仰問題，而且是他們維繫族群生存、團結和發展的重要精神旗幟，是理性和感情的高度結合，甚至是生命意識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但是，中共一方面指斥宗教是精神鴉片，一方面卻用權力和暴力強迫人民信仰馬列主義這個新“邪教”，這就對篤信宗教的少數民族人民帶來了“致命”的壓迫。中共和它的軍隊，中共和它的文革，中共和它在少數民族地區的實際掌權者們對少數民族宗教、宗教設施及宗教事業的戮力破壞和摧殘，實在不能不說是對少數民族人民心靈的最大傷害和殘害。無知的江澤民先生和朱熔基先生將中共“解放”西藏喻作美國總統林肯對黑奴的解放和對蓄奴制的廢除，甚至妄言，是中共才推倒了壓迫在西藏人民頭上的“教政合一反動政體”。殊不知，就前者而論，將黑奴從南方奴隸主那裏解放出來的林肯總統及其繼任者們，並沒有將南方的黑奴們重新變成為自己的奴隸。就後者而言，則推倒了西藏“教政合一反動政體”的中共，卻將人類歷史上最反動和最殘酷的“新馬教教政合一政體”強加到了西藏人民的頭上。正因為如此，自以為對西藏人民“功德無量”的中共，在西藏人民，包括在漢族人民的心裏，卻是罪惡無窮。
原因之二，是中共党領導一切的“黨性原則”，對少數民族民族性的壓迫和摧殘。在中國大陸，雖然每一個少數民族地區都有所謂自治區、自治州和自治縣的招牌，但是，每一個自治區、州、縣政府的主要領導人，都必須是漢人，或必須是已經完全皈依了中共的人，都必須接受中共同級自治區、州、縣地方黨委全方位專制領導，這就將少數民族地區的所謂自治，全然翻作了一篇篇假話。這在漢族地區，人民尚因為自己是漢人而少了一分民族情緒上的反感，但是，在少數民族地區，少數民族人民則無疑會對這種完全虛假的自治，充滿憤懣之情。特別是中共早已在實行的“先赤化而後漢化”的策略，即在少數民族地區遷居大量漢族移民，和由漢人對少數民族人民施行長期專制統治的事實，實已造成了少數民族人民對中共、直至對漢族和中國的痛恨與日俱深。
原因之三，是中共以馬列的“階段鬥爭”理論和毛澤東的“民族鬥爭問題說到底還是階級鬥爭問題”的“鬥爭理論”為根據，在少數民族地區以進行階級鬥爭來實行民族鎮壓，不僅造成了少數民族人民的更大災難，而且造成了少數民族人民對於漢族人民、直至對於整個中國的巨大離心力量。因為，無論中共怎樣地壓迫和殘害漢族人民，都還不會造成漢族人民的民族分裂和民族獨立意識。甘當“馬列子孫”的一代又一代中共黨人，雖然他們人人宣稱“等到他們死了，他們就要去向馬克思報到”，但他們畢竟是漢人的一個部分，說“逆子叛孫”也行。但是，對於同漢族人民不同種，不同族，甚至是不同文字、不同文化和宗教的少數民族地區人民來說，中共用鬥爭的方法，專政的方式，特別是暴力鎮壓的手段來對付少數民族人民，無疑只能形成由民族壓迫所造成的民族對抗局面。而由民族壓迫所導致的民族對抗，其最後的結局，不是少數民族的消亡，便是少數民族的分離和獨立。由是，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問題，就勢必要演化成為少數民族地區人民與漢族人民的關係問題，直至和中國的關係問題。並且，國家認同和國家分裂的問題便會接踵而來。今天，在中國西藏、新疆、內蒙，包括同種、同族、同文化的臺灣，所已經發生和發展著的，要從中國分離出去的民族運動和非民族的政治獨立運動，便是現實的明證。中國國家統一的進程非但沒有加速，相反，中國國家分裂的危險卻反而在急劇增強。
第二、中共對漢族文明統一理念的破壞和未來國家分裂的危險及責任
一、漢族國家文明統一理念的逐步發展和形成
中共這群“馬列子孫”對於漢族文明的摧殘固已不待言，但中共對漢族國家文明統一理念的破壞，卻給我們這個文明的古國，製造了當代國家分裂的巨大危險性。歷史的事實是﹕中國古代帝王們造長城，固是為了守遍而非為了侵略，諸葛亮七擒孟獲的故事，則說明了漢文明的重教化而非重殺戮。雖然漢初六十年的和親政策，乃因國勢不強而被迫為之，但唐王朝太宗、玄宗兩代君主都是在反侵略戰爭勝利之後，竟以和親政策與和平政策對待土藩即西藏，恰恰說明了漢族文明統一國家理念的發展和成就。至清，康熙帝不僅率先邀請五世達賴喇嘛訪問北京，而且親赴遠離北京二十公里處迎接賓客，與五世達賴喇嘛平起平坐以飲茶論事。一位元絕不承認西藏是中國一部分的法國記者曾在他鼓吹藏獨的書中說，一九零四年，英國曾為野心，竟能以“商業任務”的名義派出三千英軍在西藏南部發動對西藏的喋血進攻，造成西藏軍隊潰不成軍，西藏政府遂在英軍武力威脅下被迫簽訂了屈辱的“拉薩條約”。同是這位元法國記者，卻在同一本書中說道﹕“一七二零年，清軍曾應邀進入西藏拉薩，驅逐入侵的蒙古人，監督西藏對蒙古的防衛，卻從未干涉過西藏政府的統治”。這位元法國記者雖在同一本書中指責說﹕“一九零九年六月，十三世達賴喇嘛訪華歸去後，清庭曾決定派兵入藏。一九一零年二月兩千名川軍入藏，軍紀敗壞，迫使十三世達賴喇嘛逃往印度。”然而，作者卻說，“一九一零年的軍事行動卻是清政府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武裝侵略’”。16
讀者顯然能夠從這裏看見漢族文明統一國家理念的逐步形成，和中國以往統治者們對少數民族高度自治的認可。至於清政府一九一零年對西藏的唯一一次“武裝侵略”，究竟是清政府要“侵略”西藏，還僅僅是因為一個眼看就要敗亡的王朝在滅亡前的“腐敗軍事現象”，那也只好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
漢文明在國家統一理念上的表現和發展，雖然證據豐富，但是，這種標誌著文明的進步，卻在孫中山先生提出三民主義思想之後，得到了質的提升。因為，孫中山的民族革命理論，曾十分明確地指出“反滿並不是要殺滿”，不是要報滿人滅我漢族大明江山的仇恨，而是要對外爭取民族獨立，對內實現“五族共和”與“各民族一律平等”，即要實現漢族與各少數民族“共用”共和平等的歷史目標。至於辛亥前的“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綱領，不過是要“借助民族革命之義，為推翻滿族君主專制統治之一助”罷了。新生的中華民國在外患內憂的艱難歲月裏，既恪守了孫中山先生的民族問題理念，又繼承了漢文明在國家統一問題上的進步遺產，自始至終沒有對少數民族採取武力統一和武力壓迫，尤未在各方面進行瘋狂摧殘的政策。可以說，自一九一一至一九四九年間，雖然多有少數民族趁亂作亂和趁亂附亂的現象，卻鮮有中華民國政府對少數民族的武力鎮壓事實。然而，漢文明在國家文明統一理念和國家文明統一實踐上的發展和成就，漢民族與各少數民族在長達幾千年的歷史發展中，所逐步結成的良好民族關係，卻因為一九四九年的一聲槍響，而歸於灰飛煙滅。
二、中共對漢族國家文明統一理念的破壞與未來國家分裂的危險及責任
其一、中共從來就是分裂國家的罪魁禍首。本書下卷早已揭露了中共於三十年代在蘇俄命令下分裂祖國和製造兩個中國的事實。現在我們同樣有必要將中共在民族問題上前後兩個截然不同的“政策”予以厘清。因為中共為蘇俄一手扶植和豢養，所以，在奪權前為了適應和執行史達林專制帝國的對外擴張及顛覆政策，中共曾在建黨後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宣稱﹕“必須要讓蒙古、西藏及新疆自治，並且將他們轉化為民主聯邦。”實際是要他們“化入蘇俄聯邦”。一九二五年，中共即在蘇俄的授意下，贊成外蒙古獨立，並贊成蘇俄在外蒙古駐軍。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宣稱﹕“如果不承認民族的自決權及分離權，中國是無法統一的。” 一九二九年，蘇俄曾為中華民國政府要收回在東北的主權而大舉侵略中國，這也是孫中山創建的中華民國第一次遭受外敵的大規模侵略。但彼時的中共，卻決策“武裝保衛蘇聯”以裏應外合，並連續發出十數號通告，命令中共江西紅軍發動大規模武裝叛亂，命令中共城市地下組織發動大規模武裝暴動，以策應蘇俄對我國的大規模侵略戰爭。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之後，中華民國雖然國難當頭，中共卻在蘇俄命令下，於是年蘇俄國慶日在江西瑞金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人民政府”，其“憲法”竟明文規定﹕“各民族有民族自決權，少數民族有分離及宣告獨立的權力……”然而，一九三九年，當中共因決策日蔣火拼和假抗日真擴張的陰謀策略，而擴張成了擁有五十萬不抗日的農民造反大軍之時，毛澤東乃第一次提出了“民族問題說道底還是階級鬥爭的問題”的理論，並從此將階級鬥爭的原則視為解決民族問題的方針。這個方針，在中共奪取政權後終於成為中共決策少數民族問題的根本方針，中共亦從此為了在全中國建立和實行他們的全方位專制復辟統治，而在這個“鬥爭理論”的指導下，居然對自己曾決策的上述“民族政策”遺忘罄盡。
其二、中共製造了迄今為止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民族裂痕、民族矛盾與民族仇恨。正因為漢族文明統一理念在歷史的長期發展中逐步得以形成，所以，中國境內民族之間的矛盾、裂痕和仇恨亦在逐漸地減少，大規模的和持續的民族衝突，已經基本得以消泯。但是，自一九四九年中共奪取政權之後，這種矛盾卻在一派虛假的輝煌團結局面之下，在武裝和暴力的統治和壓迫之下，迅速地、並且是劇烈地發生和發展起來了。首先，對少數民族實行自治的允諾，蓋因自治區州、縣黨委的同時成立，而變成了轍頭轍尾的假話。其次，“民族鬥爭問題說到底還是階級鬥爭問題”的理論，又驅使著中共在少數民族地區，對少數民族人民實行“分而治之”的專制統治策略，以造成少數民族內部的分裂和對抗。再者，在上述行為得手之後，中共即開始以“馬教”來誘導和壓迫少數民族的宗教，既誘使部分少數民族人民轉移宗教信仰，以製造少數民族地區在信仰上的分裂，又逐步地、並且是迅速地企圖用“馬教”代替少數民族的宗教，以在少數民族地區建立和健全中共獨尊“馬教”的反動教政合一政體，並以決策大量漢族移民的辦法，企圖將少數民族地區的人民，變成少數民族地區真正的少數民族。自然，這一切均必須在中共暴力專政的前提之下以進行之。但中共的收穫，卻是終於逼迫著少數民族人民開始了對他們的暴力反抗。由是，中共亦因“圖窮匕首現”，而開始大規模地和殘酷地鎮壓少數民族的“叛亂”，亦不管這個叛亂是自發還是自覺，是有理還是無理，是中共陰謀誘發還是由少數民族人民自己發動。一九五零年中共炮轟大小涼山，意在對彝族人民轟盡殺絕的滅族之舉，其誘因乃是中共自食其言，才迫使彝族人民要求中共兌現曾經答應給予的自治權力。17 一九五九年的所謂西藏叛亂，便是中共在青海“誘發”的結果。18 一九七零年代在內蒙古發生的“內人党”事件，便是中共利用一個蒙族共產黨作家的所謂交待，而對蒙古人民所進行的大規模血腥鎮壓。19 八十年代西藏的歷次“叛亂”，雖然大多數是西藏人民對中共暴政的自發反抗，但是，西藏人民自發反抗和有組織反抗中共對他們的長期殘暴專制統治，不僅有理，而且值得同情和支持。因為數十年來，中共對西藏、西藏人民和西藏宗教文明所犯下的不可饒恕的罪行，已使得這一反抗具有正義性和合理性。否則中國大陸人民反對和反抗中共一党專政的民主抗爭，也就無理可言了。一個對自己的同族人民尚且能夠多次施行公開鎮壓和屠殺的專制政黨，其對少數民族地區人民反抗的血腥鎮壓和屠殺，不僅可以想見，而且不難想像。在中共當政的近五十年歲月裏，在中共至少殘害了七千萬無辜同胞生命的統治“實績”裏，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人民究竟被中共無辜殺害了多少，也只有在中共殺人檔案解密的時候，才能為世所知。
顯然，中共對少數民族進行瘋狂迫害和鎮壓的明顯惡果，便是對在數千年中才逐步形成的漢族文明國家統一理念的徹底破壞，便是民族裂痕和民族仇恨的急劇加深和民族問題的急劇惡化。特別是隨著中共專制統治的被迫弱化及其對“亡黨亡國”的日益擔憂，中共為強化專制統治而對本族人民和少數民族人民所進行的更加殘酷的鎮壓，實際上正在給中國境內民族問題的爆發，埋下了巨大而且深重的歷史性危機。
其三、中共將留下中華民族民族問題的痛苦遺產。一個不幸的事實即是，由於在近五十年的時間裏，中共乃是中國大陸的統治者，並且中共政權又是一個漢人的政權，所以，在一個極其廣闊的社會層面之上，甚至是在廣闊人心的約定俗成之中，中共政權就是漢人政權固不待言，而且“中共就是中國”的錯誤認識，亦得到了國內少數民族和海外華人的廣泛“認同”。特別是在少數民族地區和少數民族人民心裏，這種認同就更是難以改變的了。由是，厭惡中共和反對中共，便會迅速地轉化成為反對漢族和厭惡漢族，直至走向對中國的厭惡、否認和反對。由中共所製造的民族矛盾、民族裂痕和民族仇恨，終於招致了民族分裂和國家分裂的巨大危險和危機。這個民族分裂和國家分裂的危險和危機，一方面因為中共仍然在使用殘酷鎮壓的辦法來解決民族問題而愈益加重，一方面又得到了某些國際輿論的支持；一方面卻給一些心懷叵測的政客以積極利用的機會。由是，中國國家分裂的危險就不僅成為中國一國的問題，而且成為世界某些國家所關心、甚至想插手的問題。這既給中國民族問題的解決帶來了異常的複雜性，而且為中國的國家分裂製造了更大的危險，並將為中國大陸在即的偉大民主變革，帶來了解決民族問題的困境，甚至為民主變革過程中民族分裂和國家分裂現象的有可能出現，帶來了可以想像的責難和非難，即所謂“正是民主變革才造成了中國民族和國家的分裂”。猶如某些心懷叵測者正在借用前蘇聯共產專制制度崩解後其“加盟”民族的必然分裂，以煽惑人心地指責說，它正是俄羅斯民主變革的惡果一樣。因此，必須首先指明的是，當代中國民族分裂和國家分裂的危險，既由中共的專制統治所造成，那麼，中國未來民族分裂和國家分裂的責任就必須由中共及其專制政權來承當。也就是說，如果中國在將來的民主變革進程中，出現了民族分裂和國家分裂的嚴重問題，它將不是民主變革之罪。因而，屆時如果有人指責是搞民主搞壞了，或者指責造成了中國民族分裂和國家分裂的原因乃是民主變革本身，就不但是毫無道理的，而且一定是某些別有用心者的陰險責難而已。
其四、我們的歷史使命 ——對孫中山“五族共和”思想的再繼承。當代中國有可能出現民族分裂和國家分裂的嚴峻事實已在提醒我們，在中共實行了近五十年專制復辟統治的中國大陸，在人民正在堅決反對中共專制統治、艱難追求民主與自由的中國大陸，在一場偉大的民主變革就要來臨的中國大陸，中國大陸的民主力量，包括海外和港臺的民主力量，和一切關心祖國、熱愛祖國、渴望中國走上“民主統一”而非“專制一統”的中國人，我們的一個共同歷史使命，就是要向一切關心中國民主進步和中國民族問題者說明，一是中共專制政權不能代表中國，更不能代表全部的中國。二是中共政權雖然是漢人的政權，但是這個漢人政權同樣不能代表廣大漢人和整個漢民族。三是以漢族人民為主體的中國各族人民，今天正在艱難追求著的民主變革，其目的，就是要終結這個在中國大陸已經喪盡人心的中共專制政權。因此，漢族人民在反抗中共專制暴政上，是和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奮鬥目標完全相一致的。四是漢族人民對民主的追求和中國境內少數民族對推翻中共專制壓迫的追求，本身就具有相當的一致性，並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所以，民族問題的解決，完全不必為難漢族人民的民主追求；同樣，漢族人民對民主的追求，更不應該犧牲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民族解放鬥爭。而是應該將中國大陸少數民族反抗中共暴政的鬥爭，和漢族人民對於民主自由的追求結合起來，建立各民族反對中共專制統治的民族民主統一戰線，互相支持，相互援助，共同防止民族分裂和國家分裂，為既能實現中國的民主統一大業，又能實現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真正的和高度的民族自治而共同奮鬥。
繼承孫中山先生“五族共和”的思想，認清中共與中國的區別，研究民主問題和民族問題的關係，追尋民族解放和祖國統一的道路，這才是中國境內各民族人民的當務之急。
九 文革 —— 十七年專制復辟統治的大曝光和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歲月 —— 毛澤東時代
第一、文革是中共十七年持續內訌內鬥的大爆發和總爆發
歷史的事實是，中共自一九二七年開始蛻變為一個農民造反党起，便開始了以嗜殺為特徵的無休止內訌。特別是江西肅反、富田事件、川康分裂和延安整風，曾屢造翻船之險。及至造反成功，建立政權，新的內訌遂激烈開張。從毛澤東對各路“開國元勳”削藩奪兵權，到整倒高崗、饒漱石集團始，歷經數次黨內鬥爭，直至一九五九年彭黃“反黨”集團罪名成立，毛澤東固然因此而維護了自己在党中的領袖地位，劉、周、鄧等人亦于合縱連橫之中，或助毛以滅高、饒、彭、黃，或為己而與毛暗中對抗，或拳腳相連以共同迫害人民與知識份子。一九五九年後，蓋因毛的三面紅旗造成曠古奇冤，餓死人民數千萬，劉、鄧遂趁收拾大躍進殘局，逼毛退居二線，奪權之心益盛。至一九六六年中共中央委員及各省黨魁已逐漸為劉、鄧所安插，“毛主席三天不學習就會趕不上劉少奇”的中央指示，也已口頭傳達到基層黨支部。中共黨內遂有“毛家天下劉家黨”之論，從而造成了毛的大權旁落，亦導致了更大內訌與全面內訌的必然爆發。此尤不論，十七年間，特別是中共一旦興內訌於內，便必然要張外鬥於外，從而交相呼應，疊呈“中共領袖內訌、普通黨人遭殃、無辜人民橫屍”的淒慘局面。就內訌而言，毛、劉、周、鄧等鬥倒了高、饒、彭、黃，便以所謂“高、饒、彭、黃分子”為罪名，施以大清洗。就外鬥而論，自合作化至文革前，凡黨內起風，便民間有難。一九五七年，中國大陸知識界因此而招致百萬知識份子的勞改、勞教和家破人亡。一九五九年，毛在劉、周、鄧等支持下，為鬥倒彭德懷，尤不惜餓死人民數千萬，雖餓殍遍野卻不願與聞。一九六四至一九六六年文革伊始，劉、鄧為自保，而兩度轉移“四清”和文革的大方向，變鬥當權派而為鬥群眾，瞬間便使人民冤命連城、血肉橫飛。如果說中國歷史上唯一貧下中農出身的皇帝朱元璋，因革命成功而興胡、藍之獄，不過誅殺其党人二萬有餘；與毛澤東同為鄉村小知識份子出身的洪秀全，為興內訌而盡殺楊、韋二黨，亦同樣不過三萬之眾，則中共十七年內訌、外鬥之株殺、迫害、連坐其黨人，再加上被枉送掉性命的無辜民眾，矗不知有幾百萬幾千萬之多。
應該說，正因為十七年內訌外鬥不止，才會有文革的全國奉旨惡鬥。前者為後者的準備，後者為前者的必然。文革中，毛澤東就曾在天安門城樓上對斯諾說，他五九年就已經想搞掉劉少奇。一九六二年他又因劉趁其退居二線攫取党權，而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以便將不抓階級鬥爭的罪名禍於劉少奇一身。一九六四年，毛一邊指使江青在上海建立勢力，借批判“文藝界已經跌到了修正主義邊緣”，以暗示“黨內有一條修正主義的路線”；一邊發動“四清”運動，首度提出要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一九六五年一月，毛在最後作出搞掉劉少奇的決定之後，又立即指使江青及其上海幫拉開了對劉、鄧進行反攻倒算的序幕。一九六六年蓋因陰謀就緒，毛乃迫使政治局發出“五一六通知”，斬卻了劉少奇的四員大將 —— 彭真、陸定一、羅瑞卿和楊尚昆，文革遂轟然而起。
但是，文革與十七年持續內訌的不盡相同之處，一是十七年的內訌雖與外鬥交相呼應，但外鬥畢竟只是內訌的曲折外化，並非中共將內訌公開化所使然。二是十七年中共的每一次內訌，因能自訌自消，固只需要公佈內訌結果，而不公開內訌經過，對外仍講“團結一致”。三是十七年內訌毛澤東皆因權、威具在，或尚在，穩操勝券，而不必非求助於“民力”不可。但是，一九五九年之後，其權力與權威的迅速弱化，尤其是劉少奇黨中勢力的日漸崛起，已使他頗有“盛名之下，其實難副” 之感。因而，他既不能夠穩操勝券，尤不敢掉以輕心，遂決意“利用自己在黨內國中的神秘領袖地位”，決策“發於外而攻於內”，實際上已經是“拼死一搏，以求奇效”。同時亦因劉、鄧黨中勢力，特別是在中央委員會的勢力過大，從而又使毛決心于文革爆發後，誘使對方犯錯誤，即“權付劉、鄧”，自己卻抽身事外。待到劉、鄧果如其料，依十七年內訌外鬥的老例，更為轉移運動的大方向而大派工作組，大興外鬥，大整群眾，並已造成全國血淚交迸之時，他才突然回到北京，公開拋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公開聲明“此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公開指出黨內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由是劉、鄧因整群眾而獲罪於群眾，毛澤東則因“解救”群眾而獲得群眾擁護。這樣，一場“由內謀內和由外攻內、以上誘下和以下攻上、以黨殺民和以民攻黨”的更大內訌和內亂，才算是真正爆發。毛因此而旗開得勝，文革由是而顯示了它與中共十七年內訌外鬥的巨大不同之處，便是“中共內訌的全盤公開化”和“借民之力以助黨訌”局面的形成，以及“全黨奉旨惡鬥和全國奉旨內亂”的發生。
第二、文革使中共從一黨專制復辟走向了毛氏君主專制復辟
誠然，要想解開文革大亂，只亂了劉鄧黨人，只害了黎民百姓，卻非但亂不了中共於十七年所復辟成功的專制制度，甚至還強化了這個專制制度，並將這個專制制度完全徹底地復辟到了君主專制制度的“謎底”，就必須認清，正是“十七年”才在政治、經濟、文化、“法制”等各個方面為文革的爆發奠於了全面的歷史基礎。這個基礎，就是中共全面復辟專制制度和架構教政合一極權制度的成功，和它對人民實行絕對專制和殘暴統治的成功。由是，任何人一旦於中共黨內權力鬥爭中獲勝，尤其是獲得了他個人對黨的專制權力，他就能夠輕而易舉地由一黨專制走向一人專制，從而造成君主專制的複歸。毛澤東之所以能夠在文革和文革後數年中成為千萬黨人和億萬人民的最高主宰和絕對主宰，20 毛澤東之所以敢於“捧後宮、興閹党”，姬妾成群、荒淫無恥，非但造成“其之不死，江亂不已”的局面，而且形成了“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毛要民亡，民不得不亡”的“帝王氣派”，其專制的淫威連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都不敢望其項背，就是因為他將中共一黨專制變成了毛式君主專制，從而在實際上走上了對於君主專制制度的全面復辟和超級復辟。
第三、文革使中共從堅持“馬教”治國走向了堅持“毛”教治國
文革前十七年，毛澤東雖然深感獨尊“馬教”對於鞏固一党專制權力卓有奇效，卻又感到對於鞏固他個人的絕對專制權力依然大有問題。因為中共黨內權力鬥爭的需要，已經使毛意識到，是獨尊馬列，還是獨尊毛思想、毛政策和毛權力，實已成為中共黨內鬥爭的焦點。毛甚至意識到，有人已經企圖利用馬列思想來排斥毛思想，諸如中共“八大”借反對個人崇拜而張黨徒對他的對抗，實使他痛恨在心。此時，林彪因懷有個人野心，又深諳個中道理，遂于六十年代初即開始在軍隊“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權威”，甚至把毛澤東思想推崇為當代最高最活的馬列主義，直至以編選《毛主席語錄》的方式，將毛澤東的每一句話都“神聖化和經典化”，所謂“一句頂一萬句”，企圖使之完全取代馬列主義在黨內和黨外、甚至是在國內和國外的獨尊地位。而文革之所以能夠成功發動的重要思想原因之一，就是因為在中國大陸，毛澤東思想已經比天高皇帝遠的馬列主義愈來愈具有實際上的權威性。由是，“毛澤東思想萬歲”既成為文革時期最嘹亮的革命口號，“毛澤東思想”更從此成為統帥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的最高統治思想。而反對毛主席和反對毛澤東思想，亦從此成為最高罪行，而必須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共討之。從而把十七年間的兩個最高統治原則，發展成了“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毛澤東思想，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毛個人在文革中和文革後數年間的絕對專制，由是而得到了全面保證和絕對保證。從而將中共教政合一之全方位專制復辟統治，推向了毛澤東兼“教主”和“君主”于一身的全方位專制復辟統治的極端。在中國數千年的封建專制歷史和君主專制歷史上，就中國歷代帝王從未實行過宗教統治和教政合一統治的事實而言，毛式宗教專制統治，即被“蘇化和毛化”了中世歐洲教政合一式統治，實在是對中國專制歷史和專制政治的最高發展和極端發展。
第四、文革使中共從專制的等級森嚴走向了反動的血統至上
在中國大陸，舉凡親身經歷者，無不對文革前期血統論者的橫行與暴行，以及整個文革期間血統論對於每一個人命運的巨大影響，雖然記憶猶新，卻又不堪回首。但是，文革期間產生的血統論，自然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十七年間中國大陸社會嚴酷等級劃分和出身論猖行的罪惡結果和惡性膨脹。在它的前期，中共新貴族子弟因高喊血統論而私刑虐民和酷刑殺民，固已留下了血跡斑斑的罪證；其“老子革命兒革命、老子反動兒混蛋”的瘋狂叫囂，就更是表現了這一夥掌權土貴族的無知、野蠻和顛狂。在它的中後期，血統論又始終作為一種殘酷的政治原動力，而時刻壓迫著整個的世道和人心。十七年間，因出身不好而薄冰難履者，至此已冰河難渡。而由出身不好、血統“低賤”所釀成的種種個人悲劇、家庭悲劇和社會悲劇，更是生生不已。“革命”派固因權力鬥爭的風雲變幻，而造成了自身等級的暴起和暴落；“反革命”派則因文革無窮盡地擴大了它的“陣營”，連劉少奇也成了反革命，而使它的等級劃分，由黑五類擴大到了黑九類。至於在文革造反風雲中，因跳上竄下竟一時富貴、而終身作囚者，以及曾短暫掌權的“軍宣隊、工宣隊”等時髦政治集團，亦在社會等級的巨大迭變中，嚐足了上下翻滾的喜樂和哀怨。文革之後，即便是鄧小平要借改革以救黨，中共的出身論、血統論看似壽終正寢，但僅僅是在數年之後，中共“龍子龍孫”們又迅速展現出來的全面接班、掌權和抓錢的 “革命風貌”，特別是那個“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由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子女來接班，我們最放心”的理論在現實中的猖行，不僅為中共的出身論和血統論另辟通途，大獲成功，而且將秦以後早已沒落和絕跡的封建貴族政治，重新予以復辟和發展，直至造成了一派倒退和腐爛的社會政治景象。
第五、文革使中共的殘酷鎮壓走向了鎮壓的“無法無天”
毛澤東在文革初期曾不止一次地狂言過“我就是禿子打傘 —— 無法無天”。但就事實而論，自文革前至文革後數年，無非是毛澤東無法，國家人民無天。誠然，毛澤東無法，乃是從中共十七年法守虛陳而來。國家人民無天，亦是從十七年中共對大陸人民疊行殘酷鎮壓所致。換言之，若沒有十七年中共殘酷鎮壓人民的“豐富”歷史經驗和“寶貴”政治手段，文革絕不會一開場便腥風貫日，血雨連天。其種種荼毒人民直至其黨人的手段，更是紛至遝來、交相並作，直至“展陳而出新”。因為，對於“法守虛陳、革命即法”的十七年而言，文革所掃蕩掉的，不過是中共一整套完全虛假的法制而已；對於十七年“運動即法”這個中共最根本的法制要害而言，文革恰是中共“運動即法”的最高體現；對於中共於十七年間所創制的種種殘酷鎮壓人民的手段而言，文革不過是各種殘酷手段的公開大亮相和公開大表演；對於中共於十七年間疊造冤獄以無端整肅人民及其少數黨人而言，文革無非是將“冤獄遍中華”擴張成了“中華即冤獄”和“冤獄遍中共”罷了；對於中共於十七年間為殘酷鎮壓人民而創建的多重監獄制度而言，文革無非是將它的獄外之獄 —— 群眾專政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更何況中共十七年專制殘暴統治，早已使得中華大地到處都有為劃清界限而拒不為“反動父母”裹屍送葬的不肖子孫，卻再也沒有所謂“路見不平而拔刀相助的中華壯夫”，由是而將我們古老民族重情、重仁、重孝、重節和尚俠好義的種種優秀民族性格破壞罄盡。此無疑為毛氏“運動群眾”，發動文革，造就了先決的“人性惡化”條件。而毛澤東和中共在文革中無法無天的最突出表現，就是既連“法”的任何虛假形式都不再顧忌，又空前地發展了他的“裂民而治”手段，無限地擴張了“群眾專政”的範圍，史無前例地迫害人民，草菅人命，從而在實際上將整個中國大陸完全變成了一個暗無天日的“大監獄”。如前所述，僅在文革數年之中，被毛澤東誘以造反，挑以武鬥，釁以互鬥和大規模鎮壓而致死者，就達兩千萬之多，是日本十四年侵華戰爭期間被害中國軍民的一倍以上。
第六、文革使中共從架構權力經濟走向了毀滅國民經濟
文革和文革後數年，毛澤東和中共亦在經濟上將中國大陸推向了國空民絕的境地。這雖是毛澤東以革命破壞經濟，以政治壓迫經濟，直至為了權力而不惜毀滅經濟的一個惡果，又是十七年所架構的專制經濟形態所必然要造成的結果。文革前，相對於毛澤東重權力、輕經濟和不懂經濟、卻又好大喜功而言，劉、鄧一路似因權力鬥爭的啟示，而心存發展經濟的要求。文革開始後數年，相對于毛澤東唯權是問的心態而言，周恩來似乎因“當家之難”而不敢歧視經濟為無物。是故，毛、周兩大政治集團間的長期鬥爭，便使得整個文革和文革後數年的經濟，處於無休止的“毀滅性震盪狀態”。周恩來既要緊跟毛澤東幹革命，又不得不抓生產；江青為了革命奪權，乾脆連生產也不給抓。及至一九七四年鄧小平上臺，雖痛言“積重難返”，卻又因權力到手，而要整頓經濟。然而，事不過一載，江青四人幫已唆使造反派喊出了“萬里不倒、火車不跑”的口號。鄧小平的二度政治前途，遂在毛所點燃的“批林批孔”烽煙中，再度毀於一旦。專制經濟，由是而在中共一黨之長期內訌內鬥中走向了死地。由十七年所建成的專制經濟形態，不僅成為文革和文革後數年中毀滅經濟的藪淵，而且成為鄧氏經濟改革的強大反制力量，至今難逃其臼。
總而言之，上述種種無非證明了一條真理，即﹕沒有中共十七年在中國大陸的專制復辟統治，便沒有文革的爆發。換言之，十七年固是文革發動的歷史準備，文革則不過是十七年專制復辟統治的大曝光。進而言之，就對中共數十年專制復辟統治的認識而言，在中國大陸，早就有越來越多的人，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了，文革前十七年的專制復辟統治較之文革開始後十年的更加黑暗性，和文革開始後十年較之前十七年的更加瘋狂性。而也正是十七年專制復辟統治的迅速建立及強化，和文革開始後十年的瘋狂倒行逆施，以及其後近二十年為自救而推行的兩度專制改良，才真正地凸現了中共整個專制復辟統治迅速由興而衰的歷史三階段。
似乎已經沒有必要再來論證毛澤東時代才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代了。因為，當太陽過於燦爛的時候，你的眼前常常會一片漆黑。因為，在中國的歷史上，確實不曾存在過這樣一個“太陽最紅”、但“人間最黑”的時代。因為這個以毛澤東的名字命名的時代，確實是史無前例的黑暗，確實是史無前例的血醒，確實是史無前例地好話說盡和壞事做絕。
兼 問 “左”禍還是“俄”禍？
一個很普遍也很奇怪的現象是，不論是在中共黨內，還是在海內外，許多人在談到中國共產黨所犯下的“錯誤”時，常常都是用一個“左”字便把它輕輕一提就算完了。此就中共黨人的心態而言，尚可以理解，但對普通人，特別是對某些學者來說，就是咄咄怪事了。
因為，如果說中共持續數十年“造冤獄，虐民眾，踐踏文明文化，迫害知識份子，公開殺人屠城，持續禍國殃民”的種種行徑，都只能稱做是“左”的“錯誤”，那麼，只殺了四百六十個反動儒生的秦始皇，和中國數千年歷史上那些殺人遠沒有共產黨多，害人遠沒有共產黨廣，破壞文明文化遠沒有共產黨烈，戕害民心民智更遠不及共產黨深的歷朝歷代統治者們所犯下的錯誤，又該叫做什麼樣的錯誤呢？是不是連“左”的錯誤都根本“不夠資格”呢？如果是，那他們為什麼偏偏要被我們後人稱為封建統治者，專制統治者，禍國殃民者，國民黨反動派，並且還一定要推翻，要打倒，要永遠批判、絕不輕饒呢？
中國共產黨所犯下的不是錯誤，而是史無前例的罪惡；中國共產黨所犯下的更不是“左”的錯誤，而是專制的瘋狂復辟與超級復辟。在中國的數千年歷史上，既不存在這樣一種可怕的“左”禍，在中國現代由專制向民主過渡的歷史上，這個“左禍”的實質，便是“俄禍”。因為，正是這個由蘇俄蓄意在現代中國所製造的“俄禍”，才阻斷了我們應有的民主進程，才在共產革命的名義下瘋狂地復辟和發展了中國舊有的專制制度，並且將它推向了極端。從而將我們的現代中國強阻在反動倒退的死港之內。
由是，要研究共產黨，就要跳出共產黨；要認清共產黨的禍患，就要將歷史上的所有禍患都拿來跟共產黨所製造的禍患比上一比。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真正地認識共產黨，才能真正地對我們祖國的過去有一個公道，對祖國的未來有一個信心。
2009年3月13日星期五
第五章 中共在革命的名義下發動內戰打江山
一 中共借搶奪受降權發動內戰
第一、唯有中華民國政府才擁有對日受降權和對日受降的指揮權
毫無疑問的是，唯有中華民國政府才有對日受降權和對日受降的指揮權。因為﹕一是依照盟軍最高統帥麥克亞瑟所劃受降地區的規定，中國戰區受降範圍為中華民國、中國臺灣和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中國東北由蘇俄受降。二是中華民國是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因而只有中華民國政府才擁有對日受降權。凡屬於中華民國之任何地方政府和軍隊，均只能在中華民國政府的統一指揮下才擁有對日受降的權力。三是中華民國政府領導了全中國人民的對日持久抗戰，是中華民國所領導的軍隊及其國民（不包括假抗日、真擴張的中共及其軍隊），才為抗戰付出了重大的犧牲，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因此，中華民國政府及其所隸屬的抗日軍隊不僅在名義上，而且在實際上，擁有代表全體中國人民對日本的受降權。四是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戰開始後，中共即已宣佈其政權是中華民國中央政府管轄下的“地方政府”，並為中華民國政府所接受。其軍隊亦為國民革命軍之一部，番號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和“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因此，中共雖然擁有在中華民國政府及其國家軍事委員會領導與指揮下的對日受降權，卻絕不應該擁有非中華民國政府及其軍事委員會指揮下的對日受降權。就不說中共在八年全面抗戰中堅持失敗主義和賣國主義的路線，堅持假抗戰和真擴張的陰謀抗戰策略，早已使他們在道義上和在實際上，完全喪失了自己原來所具有的，在中華民國政府及其軍事委員會指揮下的對日受降權了。
正因為如此，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一宣佈投降，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先生因立即考慮到中共勢將乘機謀亂，甚至乘機叛亂，故特別在他有關對日受降的命令中，“警告轄區敵軍，除接受（中國）政府指定之軍事長官的命令之外，不得向任何人投降繳械”，同時向全國各部隊發出了“應就原地駐防待命”的命令。八月十一日，蔣介石委員長還就此項命令致電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稱﹕“在今作戰地區境內之部隊，並應接受各該戰區司令長官之管轄。”
顯然，中華民國作為一個戰勝國，中華民國政府作為一個領導人民堅持了八年全面抗戰，並獲得了最終勝利的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其對敵受降的權力既不容否定，其指揮對敵受降的權力，亦同樣具有完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第二、中共借搶奪受降權首開內戰端緒
然而，中共及其“養在深山、長在敵後”的百萬農民軍隊，卻將“對日受降”視作他們走出深山、蓆卷敵後、直至打江山和奪政權的“非常歷史機遇”。八年來，他們寧願不抗日、假抗日、陰謀擴張直至陰謀賣國，亦就是在等待著這一天的到來。八月九日夜，當延安意外獲悉日本投降和蘇俄對日宣戰的消息後，毛澤東在延安立即向中共軍隊發出了對日本“實行廣泛進軍”的命令。這個自八年抗戰開始以來，由毛澤東對自己軍隊發出的第一個“抗日”命令，其重心，乃是命令他的軍隊 “擴大解放區和縮小淪陷區”。01 八月十日夜至八月十一日下午的十八小時內，毛澤東向他的軍隊連續發出了七道命令，其用心竟是“立即發動二十萬大軍以奪取中原”。為此，毛澤東命令各地中共軍隊，要強行對日受降，強行阻撓政府軍受降，強行“佔據及破壞全國各地交通要道”，“收繳日軍武裝”，並“將反抗的中國人當漢奸處分”，同時以“中國解放區抗日軍總司令”的名義，擅自指定受降地點，命令日軍司令岡村甯次向中共軍隊投降”。02 中共中央華東局在接到毛澤東命令的當晚，連夜召開會議宣佈，決定派遣張執一以中共中央華東局和新四軍代表名義，首先化裝潛入上海，負責組織上海人民武裝起義，接應新四軍解放上海。後因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為全力搶進東北而電令停止進攻，保存力量，以便將來發動“民主運動”才作罷。03
八月十一日，朱德在接到蔣介石關於由政府統一籌畫受降的命令後，竟公然回電反駁，稱蔣的命令是“完全錯誤”的，甚至威脅說﹕“如果你不公開承認你犯的錯誤，並公開撤回你這個錯誤的命令，我便徹底反對你的命令。”其囂張氣焰可見一斑。與中共及他本人在抗戰初期對蔣的歌頌相比，實為天差地別。
八月十三日，毛澤東又在為新華社所寫的社論中顛倒黑白地說﹕“我們要向全國同胞和全世界人民宣佈﹕重慶統帥部，不能代表中國人民和中國真正抗日的軍隊。中國解放軍抗日軍隊有在朱德總司令指揮之下，直接派遣他的代表參加四大盟國接受日本投降和軍事管理日本的權利。要不是這樣做，中國人民將認為是很不恰當的。”正是在毛澤東的命令下，八年來養在深山、長在敵後、養精蓄銳、旨在打內戰奪江山的中共軍隊，遂如猛虎出山般地開始了對受降權的瘋狂爭奪。同時，又因爭奪受降權而開始了它的“全面抗戰”和“發動內戰”。中共除于察哈爾、河北、山西、山東、蘇北等地強行對日受降以外，還曾對三萬拒絕向中共投降的日軍實行進攻、包圍和繳械，對日寇打了一場八年來從來沒有打過的“大戰和運動仗”，獲得了八年抗戰以來從未有過的“抗日戰果”。同時，華北綏遠的集甯、清水二縣為政府軍受降不過五日，即被八月十二日自河北、山西一帶急行軍而來的三萬中共軍隊所攻陷。九月十一日，抗日名將馬占山的東北挺進軍由綏遠進至察哈爾受降時，竟被中共軍隊圍殲三千餘人。十月十七日，中共又開始調動軍隊，對歸綏的傅作義部展開包圍……。
日本投降之際，中共開始“全面抗戰”和發動內戰的成果是驚人的。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即日本投降僅兩個星期，毛澤東就在他起草的對黨內通知中得意地和赤裸裸地說﹕“日寇迅速投降，改變了整個形勢。蔣介石壟斷了受降權利，大城要道暫時（一個階段內）不能屬於我們。但是華北方面，我們還要力爭，凡能爭得者應用全力爭之。兩星期來，我軍收復五十九個城市和廣大鄉村，連以前所有，共有城市一百七十五個，獲得了偉大的勝利。華北方面，收復了威海衛、煙臺、龍口、益都、淄川、楊柳青、畢克齊、博愛、張家口、集甯、豐城等處，我軍威鎮華北，配合蘇軍和蒙古軍進抵長城之聲勢，造成了我黨的有利地位。今後一時期內仍應繼續攻勢，以期盡可能奪取平綏線、同蒲北段、正太路、德石路、白晉路、道清路，切斷北甯、平漢、津浦、膠濟、隴海、滬甯各路，凡能控制者均控制之，哪怕暫時也好。同時以必要力量，儘量廣占鄉村和府城縣城小市鎮。例如新四軍佔領了南京、太湖、天目山之間許多縣城和江淮許多縣城，山東佔領了整個膠東半島，晉綏佔領了平綏路南北許多城市，就造成了極好的形勢。再有一時期攻勢，我黨可能控制江北、淮北、山東、河北、山西、綏遠的絕對大部分，熱察兩個全省和遼寧一部。”04
兩天以後，毛澤東就帶著這一“開始全面抗戰和立即發動內戰”的巨大成果，赴重慶談判“建設一個和平民主的新中國”去了。然而，他交下的“今後一時期內仍應繼續攻勢”的發動內戰的命令，卻沒有因為他的赴重慶談判而終止，甚至是變本而加厲。有統計顯示，從八月十日日本投降到十月五日的兩個月間，包括毛澤東在重慶“談判”的四十天，中共軍隊一共搶佔了三百座縣城。另一個統計顯示，從九月十一日到十月十一日的一個月內，即至毛澤東回到延安的那一天止，各地共軍所佔據的城市已達二百座。在膠濟、津浦、隴海一帶，平綏、北甯、德石、平漢、道清各鐵路沿線，中共軍隊均控制了一些據點，以蓄意阻撓華北和華中的鐵路交通要道，並威脅自山海關到杭州灣的海岸線，自垣曲到武涉的黃河沿岸，以及蘇皖兩省的長江沿岸和運河線。05
遵照毛澤東臨赴重慶談判前所發出的指示，為切斷鐵路幹線，搶奪要道，奪取“府城縣城小市鎮”，阻止政府軍受降，中共甚至還成立了“交通控制隊”，在華北與華中破壞鐵路與公路。據統計，僅一九四五年十月一個月內，平漢鐵路即被中共破壞十七次，津浦路被破壞十八次，膠濟路被破壞十次。一九四六年一至八月份，津浦、平漢、膠濟、北寧、正太、隴海、同蒲、平綏等鐵路均遭嚴重破壞，各線被撤毀車站一百四十餘處，被炸毀的橋樑達二百零八座，被撤除的鐵軌五萬七千餘節，被毀掉的枕木達二十三萬餘根，被剪掉的電線十三萬餘公尺，被毀掉的車輛八十餘輛。一九四五年十月間，中共軍隊甚至於河南決黃河，于江蘇、山東決運河，在河北決永定河、子牙河，同時破壞工廠和礦山。06 由是，中共借爭奪受降權所發動的叛亂實已首開內戰的端緒。
二 中共在蘇軍的陰謀配合下迅速搶佔東北
第一、中共覬覦於北和中共借受降企圖搶佔東北
顯然，不論是從大清朝亡明的歷史教訓而言，還是就日本侵華的現實教訓而論，白山黑水、沃野千里的東三省，都是侵略者和異志者們的必爭之地和必儲之地。一九四五年六月十日，一心要打江山的毛澤東，就曾在中共“七大”上建議將東北籍的同志選入中央委員會，理由就是“從我們黨、從中國革命的最近和將來的前途看，如果我們把現在的一切根據地都丟了，只要我們有了東北，那麼，中國革命就有了鞏固的基礎。”誠然，東北大地對於一個一心想逐鹿中原、再建專制王朝的毛澤東來說，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由於不抗日的毛澤東錯誤地估計了戰爭形勢，再加上第三國際解散後，處在衛國戰爭中的蘇聯已無心和無力來關注中共，所以，直至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四日，即離日本投降不足兩個月，毛澤東仍然認為“現在距日寇崩潰只應估計尚有一年半的時間”。一九四五年六月下旬，毛澤東和他的中共仍然在考慮如何向華東和江西發展，對搶佔東北尚未做研究。不過，一九四四年以後，中共在冀、熱、遼根據地的軍隊已經進入遼寧西北山區建立了遊擊區，為嗣後搶佔東北創造了有利的條件。日本宣佈投降後，一是蘇美有約，由蘇聯受降東北的日軍；二是中蘇亦有約，由蘇聯支持中華民國政府赴東北接管行政；三是蘇聯在國際條約的限制下，既不宜立即和公開違背國際公約，又不宜立即和公開撕毀“中蘇同盟條約”。所以，一方面蘇共不能公開傳遞資訊與中共，另一方面中共也就對戰後搶佔東北缺少足夠的政情和軍情資訊。特別是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蘇共又曾致電中共中央，要求毛澤東赴重慶談判，並指出中共不能打內戰，否則民族會遭到災難，國家有毀滅的危險。由是，蘇共這種真假莫辨的態度，也就逼使中共和毛澤東要在東北的問題上小心運籌。
毛澤東和中共在搶佔東北問題上小心運籌的手段之一，便是毛澤東在以延安總部名義所發出的七個命令中，曾公開地發出了第二、三、六號命令，並均以“為配合蘇軍進入中國境內作戰和準備接受滿州敵偽軍投降”的名義，命令原東北呂正操部“由山西綏遠現地向察哈爾、熱河進發”，原東北軍張學詩部“由河北、察哈爾現地向熱河、遼寧進發”，原東北軍萬毅部“由山東、河北向遼寧進發”，現駐河北、熱河、遼寧邊境之李運昌部“即日向遼寧、吉林進發”，賀龍所部“由綏遠現地向北行動”，聶榮臻所部“由察哈爾、熱河現地向北行動”，現駐華北的朝鮮義勇隊司令武亭等“立即統帥所部隨同八路軍和原東北軍各部向東北進軍，並組織東北朝鮮人民解放朝鮮”。由於這些命令只是為了宣傳中共願意與蘇軍配合作戰，積極參加受降，所以，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毛澤東在發出第六號命令之後，又向內部發出指示說﹕“這個命令為對外宣傳、搶先取得優先地位而發。”
毛澤東和中共在搶佔東北問題上小心運籌的手段之二，是在摸不清軍事行動能否得到蘇軍當局支持的前提下，決定立即派出大量中共幹部進入東北，以造成思想、政治和群眾工作先行的局面。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毛澤東在不得不赴重慶談判前夕，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同國民黨進行談判的通知”。毛在該通知中稱﹕“東北三省在中蘇條約規定的範圍之內，行政權在國民黨手裏，我黨能否派軍隊前去活動，現在還不敢斷定，但是派幹部去是沒有問題的……派千余幹部由林楓率領去東北，萬毅所率軍隊仍需進至熱河邊境待命，可去則去，不可去則不去，在熱河發展，造成強大的熱河根據地。”毛澤東顯然已經擬定了“幹部先行，軍隊後行，以建立熱河根據地為軍隊大舉進入東北作準備”的策略。
毛澤東和中共在搶佔東北問題上小心運籌的手段之三，則是在派遣林楓率領千余幹部迅速進入東北之後，中共中央又命令李運昌部以配合蘇軍作戰為名，相機進入東北，然後命令冀、熱、遼軍區十六軍分區司令員曾克林配合蘇軍進攻山海關，更於八月二十六日命令山東軍區派出一個營的部隊，由呂其恩、鄒大鵬率領乘船從煙臺渡海，以試探武裝搶佔東北的可能性。毛澤東和他的中共為搶佔東北已經機關算盡，文武兼用。此時，就看蘇軍對中共的態度了，就看蘇俄是否依然會為了亞洲的共產革命，和自己在遠東的勢力，而敢於兩面三刀，甚至陰謀置國際公約和“中蘇同盟條約”於不顧了。
第二、中共軍隊在蘇軍陰謀配合下迅速搶佔東北
一、蘇軍對中共搶佔東北的暗中支持和積極支持
其一、中共軍隊呂其恩和鄒大鵬部於八月二十九日在遼東半島的莊河上岸，佔領莊河縣城，並向大連進發，于大連附近與蘇軍相遇。一位蘇軍少將表示﹕“蘇軍在東北只佔領城市，至於其他地區八路軍只要不打出公開旗號，可以自由活動。”07
其二、中共冀東李運昌、曾克林部在配合蘇軍消滅了拒不向蘇軍和中共投降，而只願意向國民政府投降的山海關日、偽軍守敵後，在蘇軍默許下，已於九月三日乘火車出關東進，於九月四日進入錦州。六日進入瀋陽後，即與蘇軍取得了聯繫。蘇軍遠東司令部為正式與中共“通氣”，於九月十四日派出烏茲別克上校在中共冀、熱、遼軍區第十六軍分區司令曾克林陪同下飛赴延安。
其三、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四日晚至十五日上午，烏茲別克上校在與以劉少奇為主角的中共中央的會談中，一方面轉達了蘇軍元帥馬林諾夫斯基所提出的，為不影響蘇聯外交聲譽而要求中共軍隊退出東北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同意中共不用共產黨和八路軍的名義進入東北，並同意將山海關至錦州一線交給中共和八路軍，同時希望中共中央馬上派同志赴東北，以便協調蘇軍與中共出關部隊的行動。並在會談之後，立即讓中共派赴關外的軍政首腦與他同機飛往東北。顯然，一名蘇軍上校是絕無權力作出這種涉及重大國際問題的決定的，即便是作為方面軍司令員的馬林諾夫斯基元帥本人，也沒有這種權力。因為有關中國的任何問題，包括後來蘇聯援華專家的薪水，史達林都必須親自過問。因此，這不過是共產沙皇史達林所慣用的兩面三刀手段罷了。08
其四、一九四五年十月上旬，當中華民國政府按照中蘇雙方的協議，決定派出政府官員進駐東北時，十月四日，中共東北當局曾密電中共中央稱，蘇軍向他們表示“已下最後決心，此間家務全部交我”，09 即把蘇軍在東北繳獲的所有日軍裝備全部交給中共。至十一月下旬，中共出關軍隊已經從蘇軍佔領的原日軍倉庫中，取出了十萬枝槍和三百門炮。雖然蘇軍在表面上對中共軍隊並不熱情，卻默許中共在夜間去原日軍倉庫“開倉取械”。一九四六年春蘇軍撤退時，又為中共留下了相當數量的日軍裝備。
二、蘇軍對中華民國政府的背信棄義
其一、由於中華民國政府軍的主力部隊遠在西南，加上中共曾借爭奪受降權奪取中原，並破壞了津浦和平漢兩條鐵路大動脈的交通，所以，政府軍對東北日軍的受降乃阻力重重。遲至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三日，當中華民國政府代表要求蘇軍允許中華民國政府軍在大連登陸時，駐東北蘇軍雖已讓進了十數萬中共軍隊，卻“根據中蘇條約”，竟以“大連是商港，是運輸貨物而不是運輸軍隊的港口”為藉口，明確加以拒絕，更不同意中國政府軍乘美艦上岸。中國政府軍進駐東北由是而受阻。
其二、當中華民國政府遲到的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在長春掛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東北行營”的牌子時，同樣，已經讓進了十數萬中共軍隊的蘇軍遠東司令部卻蠻橫地抗議稱﹕“我們只同意你們的行政人員來接管，不允許軍事人員出面。”10
其三、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八日，當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飛長春與蘇軍馬林諾夫斯基元帥談判國民政府進入東北接收事宜時，馬林諾夫斯基雖然“熱情允諾” 中國政府軍於營口登陸，但是，等到返回上海的杜聿明複於十一月七日率領一個軍乘美艦駛向營口港外時，非但發現蘇軍不知去向，而且發現營口海灘上滿是正在修築防禦登陸作戰工事的中共軍隊。原來蘇軍早已通知中共“接防”。杜聿明只好率軍轉赴美軍佔領的秦皇島登陸。這是美軍在東北佔領的唯一港口。自此，中華民國政府軍進入東北接收已經沒有希望，政府軍派駐東北的第十三和第五十二軍只好從門外打起，節節打退中共軍隊的阻擊，先攻佔山海關，後攻佔錦州，至十一月下旬，才“攻入”東北接收。由於蘇軍支持中共陰謀搶佔東北和武力搶佔東北，中國的內戰實際上已經在東北公開爆發。
其四、在中華民國政府知道蘇軍已經將中共軍隊讓進東北，依照《中蘇同盟條約》對蘇方提出指責時，蘇軍卻解釋說﹕“東北各地的抗日武裝和抗日政權，都是東北人民自己建立起來的，是自治的軍隊和團體，與蘇軍無關，蘇軍並不想干涉中國內政。”11 當中華民國政府接受東北的官員在蘇軍不准帶軍隊的條件下赴東北接收時，蘇軍雖然在表面上要求中共軍隊不得對他們進行傷害，但是，一旦接收事宜完畢，蘇軍便立即撤走，而把當地國民政府的文職官員留在中共軍隊的包圍之中。特別是在東北的一些中小城市，蘇軍的做法遂使得中華民國政府赴東北接收的地方官員不能存身。而當中華民國政府接收人員對蘇軍的這種做法表示抗議時，蘇軍便將《中蘇同盟條約》在換文時曾寫有的，“所有中國軍民，都歸中國方面管轄”的條款拿出來進行辯解。因為，不合法搶進東北的中共和中共軍隊，也是中國人和中國軍隊。中華民國政府自然沒有想到，這竟成為蘇軍陰謀支持中共槍占東北的條約“根據”。
其五、當蘇軍陰謀違背國際條約，暗中支持和積極支持中共軍隊搶佔東北成功的消息已被確證，美國乃支持中華民國政府立場，開始幫助中華民國政府軍空降東北進行接收。蘇聯因在表面上怯於國際輿論和美國的壓力，而公開要求中共軍隊退出大城市，但在實際上只要求中共軍隊退至離開瀋陽、長春、哈爾濱沿線二十公里之外。此舉遂促成中共制定“讓開大路、佔領兩廂”的策略，為中共在東北執行農村包圍城市的農民戰爭大開了方便之門。
顯然，史達林的愛憎是分明的，史達林的共產擴張計畫並沒有因為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結束而消失，他一心要顛覆和赤化周邊國家的陰謀更沒有停止。只不過礙於墨蹟未乾的國際條約和比它強大的美國，才顯得有些羞羞答答罷了。所以，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蘇美英三國在莫斯科發表的有關中國問題的公報雖然重申“不干涉中國內政的政策”，“要求內戰必須停止”，並要求“建立一個團結民主的新中國”，但在蘇俄，無非又是放了一顆煙幕彈而已。
三、中共企圖搶佔東北的陰謀終於在蘇俄的支持下達成
其一、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一日，當中共中央接到呂其恩的報告時，劉少奇主持下的中共中央就立即作出了第一個派兵進入東北的決定。該決定要求中共山東軍區立即派出四個師十二個團二萬五千到三萬兵力，分散經海道進入東北，並派蕭華統一指揮。中共搶佔東北遂正式拉開序幕。
其二、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五日，當劉少奇在與蘇軍上校會談後，因突然明白蘇軍只是要求他們“不要以中共和八路軍的名義搶進東北”時，當天，劉少奇連向正在重慶談判的毛澤東都沒有請示，就立即抓住這個“千秋一時”的歷史機遇，決定派遣彭真、陳雲、葉季壯、伍修權、段子俊與莫春和立即乘坐蘇聯上校的飛機飛赴東北，並由彭真擔任東北局書記。同時，為便與蘇軍打交道，還特別授予彭真中將軍銜，伍修權少將軍銜，段子俊及莫春和為上校軍銜。當晚毛澤東同意的電報拍來時，彭真等已經上路。
其三、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九日，中共中央遂將“要以二十萬大軍藉受降而爭奪中原”的計畫，立刻轉變成為“向北發展和向南防禦以全力搶佔東北”的計畫，並決定將長江以南的部隊撤往江北，將江北的部隊撤向山東，將山東、蘇北的部隊主力和晉、察、冀部隊一部立即派進東北。這才是毛澤東願意在“雙十協定”裏寫上“中共同意撤出南方八個解放區”的“底牌”。中共十幾萬主力部隊與兩萬多幹部，遂立即改稱“東北人民自治軍”，穿便衣，走小路，水陸兼途，馬步兼程地開始了強佔東北的急行軍。至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底，中共軍隊已有十一萬多人搶進了東北。先後搶進東北的中共中央委員，包括候補委員就有二十餘人。林彪遂被任命為東北地區的軍事指揮員。
其四、一九四六年六月，已經搶進東北的中共軍隊又改名為“東北民主聯軍”，總兵力已達二十七萬多人。他們在蘇聯的支持下，不但接受了大量的現代軍事裝備，而且收編了數十萬原漢奸軍隊，還留下了八千侵華日軍，以補充他們這支旨在中國打天下的隊伍。12 這對於提高中共農民造反軍隊的現代化水準和增強中共農民造反大軍的現代化作戰能力，均起到了巨大作用。
內戰早已開場，大戰更無可避免。在對日抗戰中養精蓄銳八年的中共賣國軍隊，終於懷著他們早已鐵定的打天下決心，在蘇俄的陰謀支持下，搶奪了祖國的東北“寶地”。一場由史達林改寫的“由蘇軍引兵出關”而奪取中華民國江山的新編歷史劇，就要在萬里狼煙中上演了。
三 中共蓄意阻撓與破壞戰後中國民主憲政的進程
第一、中華民國於戰後積極推行民主憲政的目的之一就是為了避免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對人類的破壞是空前的。尤其是戰後歐洲和亞洲的一些國家幾乎已成廢墟。處處是斷壁殘垣，處處是窮困與饑餓，童無所養、叟無所歸和啼饑號寒的淒慘景象，隨時隨處可見。雖然我們是一個大國，而未陷入“覆巢之下無完卵”的境地，但是，日本長達十四年的侵略，尤其是八年全面侵華戰爭所帶來的極大破壞，亦同樣使她滿臉是淚，渾身是血，遍體鱗傷。當是之時，任何一個愛國者，愛民者，或曰任何一個有著起碼的良知者，都不會、也不願意在這一場人類浩劫剛剛結束之時，為了一己的私欲而立即開啟一場內戰，使得正在痛定思痛的人民又陷入痛上加痛的更加悲慘境地。
如前所說，當政的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本人，由於在抗戰前期就已經在實際上開放了黨禁，在抗戰期間又開始了對戰後民主憲政的準備，並宣佈要在戰後一年召開“制憲國民代表大會”；由於在戰時即已徵求意見，並曾組織包括共產黨在內的各黨各派力量以數度修改“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由於上述一切“民主進步”的景象，在二次大戰期間的各國中實為絕無而僅有；因此，如無其他特殊的原因，戰後中華民國的民主憲政建設非但應該能夠順利進行，而且中華民國民主憲政建設的成功，即軍政、訓政的結束，和還政於民的實現，也就完全是可能的。
不可否認的是，由於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本人，對中共持續八年假抗日、真擴張的賣國行徑知之甚深，又對中共在日本宣佈投降期間就已經立即表現出來的內戰欲望和內戰行徑有所了然，因此，倘使說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本人竟絲毫沒有一舉解決中共叛逆的願望，非但不符合事實，而且也不盡乎情理。其在不得不打的情勢之下，也只好打打談談，甚至在忍無可忍之時，亦想一舉殲滅中共以“絕我民族大患”的事實，恰是這種心態的說明。但是，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本人，基於國家人民最基本的福祉，為了避免內戰和利於戰後恢復，曾對中共一再地作出了讓步。之主動地和一再地邀請中共和談、協商，主動地和一再地籲請國際社會調停和幫助，甚至數度對中共虛位以待，直至做出種種過分的讓步，雖已表明了她的真誠，但是，最能說明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本人之真誠希望避免內戰的，卻是戰後立即開始的民主憲政建設。其根本目的，固然是在結束訓政，走向憲政，還政於民，以完成民主建國的歷史性目標，同時，亦在相當程度上，表現了她期待中共參預戰後中國民主憲政建設的願望，更希望借此來避免內戰的發生和擴大。
第二、中共為發動內戰和打贏內戰而竭力破壞戰後中國民主憲政的進程
中華民國、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本人力圖中共能夠參加戰後中華民國憲政建設的願望，實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因為，一是由蘇俄扶植的中共，其意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和移植共產制度於中國的目的，從來就不曾改變。二是中共在蘇俄指使下一心要顛覆中華民國的目的，從來沒有變更。三是由於毛澤東曾一再地告訴他的黨人，“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戰爭就是農民戰爭”。所以，毛澤東和他的中國共產黨，意在中國發動一場農民戰爭以打天下的欲望，早已是根深蒂固。四是中共決策日蔣火拼和一心一意借抗日以擴張的陰謀，其根本目的就是在為內戰作準備。五是在抗戰結束時中共已經擁有了打一場內戰的本錢。六是毛澤東借搶奪受降權而已經開打的內戰，和它在蘇軍陰謀配合下迅速搶佔東北的行徑，都已經證明了中共要搶天下的決心。
也許有人會說，中共也曾在抗戰勝利後高喊過“和平民主新階段”的口號；也許還有人會說，中共曾經反對過內戰，要求過和平，甚至於有過要求建立“聯合政府”的願望和設想。或許，這都是“事實”。但是，真正的事實是，它們不過是中共所慣用的“革命的兩手策略”罷了。因為，中共如果是真心要和平與反內戰，是真心要在中國實現民主的話，那它就非但不會反對和破壞戰後中華民國民主憲政的建設，而且只會積極投身這一建設。因為，倘若戰後中國民主憲政得以順利推進和實現，則毛澤東旨在“打江山” 的目的，也就只能是付諸東流了。後來，中共在中國大陸全面復辟專制制度的歷史與現實，自然已經證明了它對戰後中國民主憲政建設進行阻撓和破壞的目的。
一、中共破壞雙十會談和雙十協定
中共在用武力奪取了中國大陸政權之後，曾一再地向人民宣稱，中共是要和平的，是國民黨才要打內戰。其最重要的理由之一，就是毛澤東曾“不顧個人安危，大義凜然”地赴重慶與國民黨、蔣介石進行和平談判。然而，歷史的事實卻是﹕毛澤東主動是假，被動是真；和談是假，內戰是真。
首先，雙十會談的起因來自國民政府和蔣介石本人。因蔣曾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一日之內，就連續向毛澤東發出了三次和談的邀請。二是蔣介石因毛澤東“顧慮安全問題”，而親自敦請美國大使赫爾利親赴延安陪同毛澤東同機往返渝、延。三是史達林亦因蔣介石的請求，而於八月二十日致電毛澤東，要他赴重慶談判。如果說上述三條原因使毛澤東沒有了不赴重慶談判的理由，那麼，最根本的理由是，如果毛澤東仍然拒絕赴重慶談判，則毛澤東和他的中共，就在全國人民面前完全喪失了他們“要和平”的欺騙性。再加上彼時的毛澤東，一因沒有得到史達林對中共發動內戰的明確支援，二因企圖搶佔東北尚未得手，三因發動內戰尚不能穩操勝券，因此，為得到史達林的支援，亦為大打內戰作準備，更為在全國人民面前表示他與中共對和平的“誠意”，毛澤東才在向他的軍隊和黨人發出了“繼續發動攻勢”的指示之後（前文），“不顧個人安危地和大義凜然地”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去了。誠如毛澤東自己後來所說，“這一次我們去得好，擊破了國民黨說共產黨不要和平、不要團結的謠言”。13
其次，如前所說，毛澤東曾於八月十日夜至八月十一日午後，為爭奪受降權和為“配合”蘇軍進軍東北，而向養在深山的中共軍隊發出了七道命令，要求他的軍隊一要奪取中原，二要探詢蘇軍可否同意他們配合進軍東北，並在赴重慶談判前兩天又向黨內發出了“繼續發動攻勢”的指示。因此，毛澤東是否有“和平談判與談判和平的願望”，也就可想而知。同時，正因為在和談期間，毛澤東已得知蘇軍決定陰謀支持中共搶佔東北，所以，在決策“改變搶奪中原而為搶奪東北”之後，和談中的毛澤東才會“大度”地同意從江南八個“解放區”撤兵，以表現他“希望和平”的誠意。這個陰謀，在當時，非但世人不知，而且國民政府、國民黨和蔣介石亦同樣不知。因此，所謂毛澤東在和談中的誠意表現，亦無非是毛澤東在和談時所耍的的陰謀手段罷了。
再者，從表面上來看，雙十和談既是國民政府、國民黨和中共在戰後的第一次談判，又是一次在表面上產生了積極效果的談判。因為，從和談的結果“雙十協定” 所達成的十二方面協議來看，起碼，關於“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和“承認國民黨、共產黨及一切黨派在法律面前同有平等合法地位”的協定條文，在事實上乃具有巨大的進步意義。因為上述條文於嗣後被寫進了政協會議的決議、特別是“中華民國憲法”之中，無疑是中國民主憲政建設的具體成就和重大成就，亦是一個民主國家所必須遵循的政治原則。然而，在協定簽訂僅僅三天之後，剛剛回到延安的毛澤東即下達了對“蔣管區”進行全面進攻的命令。就不用說，當上述政治協議、政治原則和憲法條文在今天的臺灣已經全部得以實現之後，在中共統治的中國大陸，又有何人敢再言上述協議、原則和條文。如有，便有殺頭和坐牢的危險。由是可知，中共對於戰後中國民主憲政的阻撓和破壞，實是從破壞《雙十協定》始。
二、中共破壞政治協商會議
由於毛澤東“打天下”的決心不可能改變，由於毛澤東赴重慶談判僅僅是為了證明“中共是要和平、要團結的”，由於重慶和談成功之日就是毛澤東再一次命令“發動攻勢”之時，所以，由雙十會談所決定下來的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的“協定”，在中共，就無非是一場“政治作秀”罷了。其目的除掉仍然要攻擊國民黨說共產黨不要和平、只要內戰是“謠言”以外，更重要的是，政治協商會議前後，正值中共搶佔東北和必須鞏固東北之時，毛澤東和中共需要時間來穩定他們剛剛搶奪到手的東北根據地。因為，也只有穩定和鞏固了剛剛搶奪到手的東北根據地，他們才不僅擁有了打內戰的本錢，而且擁有了進可以打江山，退可以繼續實行武裝割據，敗了也可以逃往蘇聯境內尋求庇護的保證。顯然，只有明白了這個至關重要的癥結，我們才能夠瞭解毛澤東與中共之所以同意召開、並參加政協會議的根本原因，才能夠理解毛澤東為何要在政治協商會議召開前夕，即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為中共中央起草了對東北局的指示信。該信指示說﹕“我黨現時在東北的根本任務，是建立根據地，是在東滿、北滿、西滿建立鞏固的軍事政治的根據地。”該指示信甚至一再地強調說﹕“建立這種根據地不是輕而易舉的事，必須經過艱苦奮鬥。建立這種根據地的時間需要三四年。但是在一九四六年內，必須完成初步的可靠的創建工作。否則，我們就有可能站不住腳。”毛澤東為建立鞏固的東北軍事政治根據地，還向他的黨人和軍隊發出了七條具體的指示，並將它們規定為中共在一九四六年的根本任務。由是可知，中共參加政協會議是假，而建立鞏固的東北軍事政治根據地才是真。也就是說，中共有心參預戰後中國民主憲政建設是假，而積極地和堅定不移地破壞憲政和發動內戰為真。
歷史的事實完全證明了上述結論的正確。因為政治協商會議不僅達成了諸項完全有利於戰後中國民主憲政建設的協議（參見上卷第七章），而且提出了“用政治方法解決政治糾紛和禁止一切黨派在軍隊裏有公開或秘密黨團活動”的條款，議定了“關於軍隊整編及統編中共軍隊為國軍之基本方案”，成立了以馬歇爾為主、和以張群及周恩來為輔的“軍事調停小組”，拿出了整軍方案，達成了停火協定。顯然，這對於解決戰後各派政治力量間，特別是政府和中共之間的政治問題和軍事問題，消彌內戰和推進民主憲政的進程，實有極為重要的意義。然而，由於上述一切不可能適應中共建立鞏固的東北軍事政治根據地以發動內戰打天下的需要，所以，政治協商會議尚未結束，中共就為了建立和鞏固它的東北軍事根據地，而於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單方面提出了四條要求。其中關鍵的兩條，一是第三條﹕要求政府承認並整編剛剛偽裝搶佔東北的十數萬中共軍隊——即改名換姓的“東北民主聯軍”。二是第四條，要求政府承認剛剛由他們搶佔東北才建立的中共根據地“自治政府”為合法的地方政府。
這關鍵的兩條雖然是中共的真要求，因為對他們建立和鞏固東北內戰根據地有利，但也不過是他們要存心設計一個發動內戰的藉口罷了。因為承認與不承認，對已經搶佔東北成功，並在東北擁有了十數萬軍隊的中共來說，都沒有太大的關係。所以，在他們的要求不能達成之時，並在馬歇爾回國述職之後，中共就立即將剛剛召開的政協會議和它的“和平建國綱領”扔到了一邊，為建立和鞏固他們的東北根據地而立即發動攻勢，大打出手，並於三月中旬陷四平、下長春，奪取了哈爾濱和齊齊哈爾。由是，一場真正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遂只能以中共在東北所發動的大規模內戰，作為它痛苦的歸結。
三、中共破壞制憲國民大會
雖然中共在雙十會談和政治協商會議之後，均按照既定方針立即將上述民主成果焚於內戰的戰火之中，但是，由於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本人對中共採取了一條“和平未到最後絕望時期，仍不放棄和平”的抗日式決策，所以，按照政協會議的決議，中華民國政府仍決定於一九四六年五月五日首先召開“制憲國民代表大會”。
然而，在本階段，由於中共在東北的內戰中打得“順手”，所以，它便要求于國民大會召開前就按照它的意願先改組政府，後召開“國大”，並且沒有達到滿足就拒不交出代表名單。由是，國民政府只好將制憲國民大會延期半年。
嗣後，為打破僵局，順利召開制憲國民大會，蔣介石於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四日抗戰勝利周年紀念日發表文告，提出六項主張，既表示對於“擴大政府基礎、邀請各黨派、無黨派人士參加政府”的要求，“務求迅速實現”；又再次提議“關於政治紛爭，採取政治解決辦法”；並接受馬歇爾建議，於三人小組之外再成立五人小組，商談政府改組及國民大會問題。此時，中共雖然要求在會前改組政府的目的已經基本達到，但為了進一步刁難政府和破壞制憲國民大會的召開，又提出必須在四十名政府委員中，由中共占十席，民盟占四席，然後再將一名無黨無派者的席位撥給中共推薦，以求穩獲三分之一票以奪取否決權，藉以阻礙制憲國民大會的召開。同時，中共還在張家口集結重兵，明確表示對蔣介石所提出的“政治問題採取政治解決辦法”不屑一顧，企圖將東北的內戰烽火燒向華北，以威脅召開在即的制憲國民大會。
由於國民政府沒有接受中共的無理要求，政府軍又在張家口挫敗了中共的軍事攻勢，中共才在戰況不利的情形下，提出了參加制憲國民大會的名單，以行緩兵之計。但是，當政府為召開國民大會而單方面宣佈張家口停戰十日，中共於張家口的不利戰況已得以解除時，中共又為奪取否決權而重提“非在政府委員中占十四名不可”，並要求政府軍於關內恢復一月十四日（第一次停戰令生效之日）以前的位置，同時要求馬歇爾轉告美國政府，不要支持中華民國政府並從中國撤兵。
最後，當為中共延期半年的制憲國民代表大會已達開會期限，中華民國政府為促使中共四百名代表參加會議，不僅於十一月八日再次頒佈全國性的停戰命令，而且再次將會議延後三天，專門以待中共，甚至於大會五十四名主席團成員席位中留下九名，對中共虛位以待。然而，直至三天后會議已經開幕，中共非但仍然不參加會議，並且於十一月十一日以延安總部名義正式發表聲明，一是要求政府停止“一黨包辦”的制憲國大，二是要求將“侵入解放區”的政府軍撤走，三是於十二月三日由周恩來致電馬歇爾，要求“立即解散正在召開的制憲國民大會”，四是以“國民大會既已經召開，政協會議已被破壞”為藉口，宣佈要籌開“解放區人民代表大會”。十二月十六日，即在制憲國民大會召開之時，中共在南京的發言人已經宣稱﹕“我軍已於各地先發制人，並準備奮鬥到底！”14
歷史的嘲弄在於，中共在大陸奪取政權後所召開的歷次“人民代表大會”和歷次“政協會議”，又有哪一次會議不是由中共一黨絕對包辦？又有哪一次會議的代表和委員——不論屬於“何党何派”，都必須由中共的各級組織部所“選定”呢？由是，只要稍加比較，我們就能夠十二萬分地清楚，究竟誰才是“包辦”，究竟誰才是真正的獨裁了。
歷史的悲劇是，中共雖然沒有成功地破壞制憲國民大會的召開，但由於它的蓄意阻撓和破壞，而使得中共及其軍隊成為中華民國制憲國民大會之外的政治反對力量和軍事破壞力量。所以，中國民主憲政的進程，也就必不可免地陷入了隨時都可能因為內戰而灰飛煙滅的境地。歷史的結局正是如此。
四、中共與中華民國憲法的關係
如果說於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在制憲國民大會上三讀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乃是集三十四年（一九一二至一九四六）的艱難奮鬥才獲得的巨大民主成果，並成為現代中國民主憲政建設的歷史性豐碑，那麼，這一部說明了中華民國國家性質和標誌了中國民主憲政進程的“憲法”，這一部曾于衛國戰爭的戰火中由包括中共在內的中國各黨各派共同修改和制定的“憲法”，這一部在五十年前就已經明確地寫入了“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各黨派平等合法和各級監察、考試委員必須超越黨派”等條文的真正民主憲法，卻遭遇了中共的鄙視、否定和徹底推倒。首先，中共不顧自己曾派遣周恩來、秦邦憲、董必武、陸定一等重要領袖，于戰時和戰後曾兩度參加“中華民國憲法”修改及制定這樣一個歷史的事實，而無視“中華民國憲法”的通過和頒佈；並且，正因為“中華民國憲法”是自辛亥以來中國民主憲政建設的巨大成果和真正結晶，具有真正民主憲法的性質，所以，中共才會在最後一次與中華民國政府進行虛假的停戰談判、即中共渡江前的談判時，由毛澤東提出了“必須廢除‘中華民國憲法’”的蠻橫要求。戰後中國民主憲政的建設和進程，終於毀滅在中共所發動的內戰戰火之中。
四 中共打贏內戰的五個關鍵手段
第一、假談真打與中共利用美國又反對美國
首先，如前所說，中共參預“和談”，從來都是假談。但是，中共確實又參加過“和談”，更參預了美國領銜的和平調停工作。但它的前提，一是在它還沒有做好發動內戰的準備之時，如它還沒有在東北立住腳的時候。二是在戰況對它不利，如它在張家口吃了敗仗時。它與國民政府的談判，基於此；它接受美國的調停，同樣基於此。所以，在美國派遣馬歇爾來中國調停有利於它時，它便使用陰陽兩謀，明談暗打，敷衍美國和利用美國；而在美國調停不利於它時，它就根據自己發動內戰的需要，反對美國和咒駡美國，甚至不惜製造事端來發動一場反對美帝國主義的運動，以踢開它發動內戰和大打內戰的絆腳石。因為“美帝國主義”從來就是蘇聯的敵人，也就是共產革命和中共的敵人。雖然中共並不輕視美國對中共的“好感和無知”，甚至大大地利用了這一“好感和無知”。
由是，就中共利用美國而言，正處於戰況不利的中共，為鞏固東北內戰根據地，乃利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由美國、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共所達成的第一個停戰令，既在停戰前大肆擴張，又在停戰令發佈的當天，於各地發動攻勢，在山東進攻韓莊，棗莊、利國驛、臨城等八地，在河南進攻汲縣、修武、經扶等六地，在江蘇進攻泰縣、薑堰等五地，在山西進攻榆次、汾陽、曲沃等地。其中被佔領者達十二處之多。此其一。15
其二、中共在搶了停戰的便宜之後，因軍調處四處檢查停戰實況而被迫停戰。但是，鑒於鞏固東北內戰根據地的重要，中共又於馬歇爾歸國述職之後，于東北突然發動了大規模的攻勢，並於三月二十日攻陷四平街，四月十八日攻陷長春，四月二十三日攻陷齊齊哈爾，四月二十五日攻陷哈爾濱。中共利用停戰令第二次討得了便宜。
其三、由於中共單方面破壞停戰協定，在東北大肆進攻，造成了停戰令的名存實亡，為解決東北問題，中華民國政府決派孫立人率軍北上，並於五月三日收復本溪，五月十九日收復四平街，五月二十三日收復長春，五月二十八日收復永吉。就在中共于東北的戰況複又不利之時，馬歇爾因中國內戰重開而回到了中國。中共代表周恩來遂代表中共要求立即停戰，並以“如不停戰中共即展開全面攻勢”為條件，對馬歇爾進行威脅。
其四、在馬歇爾的努力和政府軍的配合下，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第二次停戰令下達，規定兩軍自六月七日中午十二時起就地停戰至二十二日中午，旋又延長至三十日中午。但在停戰令下達三小時後，即七日下午三時，東北中共軍隊又分兵四路向政府軍進攻，一向法拉，一向陶賴昭，一向五棵樹，一向烏拉。政府軍為遵守停戰令未作抵抗並退守松花江以西。在關內，中共軍隊則於六月九日及十九日于河南堰城、修武兩地，陰謀擊殺了軍調小組的雷奮強少校與郭子祺少校。
由於中共不遵守停戰協定，並利用停戰的契機發動大舉攻勢，直至公然擊殺軍調小組的政府方面成員，因此，馬歇爾立即召開三人小組會議，決定“兩軍恢復六月七日正午狀態”，並要追究兩少校被擊殺的責任。自此，因中共一方面感到馬歇爾的調停已經成為它發動內戰的嚴重阻礙，另一方面又因為東北內戰根據地已經基本鞏固，毛澤東已經決策要發動大規模的內戰，所以，再接受和參預美國的調停，將會對中共打內戰搶天下的行徑產生嚴重妨礙。由是，中共乃決定反對美國調停，並決心利用戰後國人對美國駐軍的反感，陰謀發動反美運動，以杜絕美國再作任何和平調停的可能。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共第五十四軍五十三團曹志福部始在河北香河縣安平鎮召開“反美運動大會”，高呼反對與打倒美帝國主義的口號，要求馬歇爾滾回美國去。
七月二十九日，中共曹志福部又襲擊路過安平的美國海軍陸戰隊三十餘人，當場打死美軍三人，傷十二人。這就是著名的“安平事件”。事後共軍再次襲擊塘沽附近美軍軍火庫，美軍死五人，傷十六人。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晚，中共竟派其地下黨員、職業學生沈崇勾引一美軍士兵于北平跑馬場野合，並由事先埋伏的中共地下人員“當場捉姦”，在全中國製造了一場人盡皆知的“美國士兵強姦中國女學生案”，“激發”了民眾強烈的反美情緒，更為中共發動反對美國“支持反動政府打內戰”的反美運動，製造了有利的輿論條件。然而，必須指出的是，自一九四五年八月蘇軍進佔我國東北始，直至一九四六年一月被迫撤離，其間，俄軍官兵在東北不知強暴了多少中國女子。然而，當時曾在東北境內“與俄共舞”、更“與俄同謀”的中共及其軍隊，卻為何不為我國東北眾多慘遭蘇軍強暴的同胞女子鳴冤叫屈和伸張正義呢？甚至直到今天，我們都沒有看到中共對此有所覺悟和有所懺悔。
這一場由中共陰謀發動的反美運動，終於造成了美國調停的失敗，亦終於造成了中共在內戰中的大打出手和大獲全勝，更造成了中國大陸人民在中共的欺騙、驅使和強迫下，反美整整反了二十餘年，直至中共再一次需要美國，和美國總統尼克森也需要中國來對抗蘇聯，因而赴北京朝拜那個殘暴的農民造反領袖毛澤東之時，方才告一段落。
第二、毛澤東的兩條戰線﹕發動軍隊“打內戰”與策動學潮“反內戰”
中共雖然在日本投降當天就已經藉爭奪受降權發動了內戰，但直至他們在內戰中獲勝，竟自始自終地在“國統區”堅持策動不知真相的民眾、特別是青年學生“反內戰”。這就是毛澤東的“人民解放戰爭的第二條戰線”。
如前所述，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在對上海局的指示中，就已經交待任務說﹕“要保存力量，以便將來進行民主運動。”中共党人張執一在他後來的《回憶錄》中亦說﹕“中共中央上海局成立之後，一方面繼續根據黨中央和周恩來同志的指示，作隱蔽精幹、長期堅持地下鬥爭的打算，一方面繼續領導蔣管區人民要求和平、要求民主、反對內戰、反對美帝的鬥爭。”16 然而，實事求是地說，並不是“蔣管區”人民在“要求和平、反對內戰”，而是中共為了打贏內戰才要發動“蔣管區”的人民反對內戰，並且絕不敢發動“毛管區” 的人民反對內戰，相反，而是強迫他們必須參加或支持內戰。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三日，當中共在內戰中戰況不利時，中共上海局就在中共中央上述指示下，策動和組織了上海“各界人民團體”聯合赴南京請願，“要求和平、反對內戰和要求民主、反對獨裁”。這個運動的總指揮，就是中共上海局的負責人和後來的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張執一。17
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毛澤東曾在題為“三個月總結”的對黨內指示中，一方面指示說，“今後數月，是一個重要而困難的時期，必須實行全黨緊張的動員和精心計畫的作戰，從根本上轉變軍事形勢”，“要再殲滅敵人二十五個旅”。對發動內戰和狠打內戰供認不諱；另一方面毛又指示說，“全黨必須加強國民黨統治區內的群眾鬥爭的領導”。而加強對國民黨統治區內的群眾鬥爭的領導，其重心就是策動和發動群眾“反內戰”。因為，就在雙十協定剛剛簽訂、毛澤東剛剛回到延安就向中共軍隊發出了全面進攻的命令時，中共又同時命令它的地下党策動和策劃了一九四五年年底的昆明學生運動。它的口號就是“反內戰與要和平”。嗣後的一二一學生反內戰運動乃是這場運動的高潮。用中共黨史專家們的話來說，即﹕“一二一運動，就是為開闢這條戰線而吹響的第一聲號角和點燃的第一堆烈火。”18 此後自一九四六年底到一九四七年初，中共由蓄意策劃沈崇事件所發動起來的學生“抗議美軍暴行運動”，則在“性質、規模、影響和作用方面與歷次學生運動相比，不僅有了提高”，而且它的作用，“在反美、反蔣鬥爭中，僅次於人民解放軍”。19 至於一九四七年由中共一手策劃和領導的“紅五月”學生運動，因喊出了“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口號，特別是一九四七年的“五二零”學生運動，又把“經濟鬥爭、生活鬥爭上升到了政治鬥爭，規模也從小型的分散的鬥爭集中為全國性的反美、反蔣的鬥爭”，從而成為“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第二條戰線的新起點”。 20
誠然，這些“學生運動”都是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和有黑手的。借用中共黨史專家們的話來說，就是“它都是在黨中央、上海局的指導之下，由中共南京市委具體領導的”。更有黨史專家們說，“它們是由周恩來直接領導的”。21
誠然，這樣的學生運動自然使中共興奮不已。因為，後來曾用機關槍和坦克車來屠殺北京學生運動的中共，在那個時候卻把有背景、有組織、有計劃、有陰謀和真正“有黑手”的“反內戰”學生運動，當作了他們發動內戰的“第二條戰線”。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央關於蔣管區的鬥爭方針的指示電”就曾指示說﹕“使一切群眾鬥爭都為著開闢蔣管區的第二戰場，把人民的愛國和平民主運動大大地向前推進。”一九四七年五月三十日，毛澤東更在題為 “蔣介石政府已處在全民的包圍中”的文章中稱﹕“中國境內已有了兩條戰線。蔣介石進犯軍和人民解放軍的戰爭，這是第一條戰線。現在又出現了第二條戰線，這就是偉大的正義的學生運動和蔣介石反動政府之間的鬥爭。……學生運動是整個人民運動的一部分。學生運動的高漲不可避免地促進整個人民運動的高漲。”對此，《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一千一百二十頁的注釋，則這樣地評述道﹕“從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起，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發展，國民黨統治區廣大學生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民主愛國運動，有了新的高漲，逐步形成為反對蔣介石反動統治的第二條戰線。”
於是，中共黨史專家乃對中共發動內戰的 “第二條戰線”的作用，興奮地評價說﹕“一是從政治上打敗了蔣介石。二是從軍事上間接配合了第一條戰線作戰。三是從組織上為革命和建設準備了大批骨幹。四是配合解放軍接管城市、迎接了解放。五是直接配合了三大戰役的軍事鬥爭。”22
由毛澤東、周恩來和中共的領袖們編劇導演，和由單純的青年學生們上演的“第二條戰線”，就是這樣地為中共發動內戰和打內戰，打江山和坐江山，立下了如此的汗馬功勞。一九八九年當中共用坦克車和機關槍在北京屠城之後，一位北京大學畢業的老教授曾痛苦地對他的後人說﹕“當年，我們這些北大的學生天天四菜一湯吃得飽飽的，可是吃飽了便跟著地下黨上街去‘反饑餓、反內戰和反迫害’，國民黨也不曾開槍打我們。今天想起來，實在是令我無地自容。”
有必要指出的是，毛澤東指學生運動是他的 “第二條戰線”，其實是謙虛了。因為，實事求是地說，學生運動只是他的“第三條戰線”。因為國統區學生運動的直接領導者，就是中共的地下工作者們。而這些地下工作者們的“工作”，才是真正的“第二條戰線”。這個真正的“第二條戰線”，既是學生運動的“黑手”，又是群眾運動的“黑手”，特別是中共第四條戰線 ——“民主黨派”戰線的“黑手”。用中共黨史專家們的話來說，就是“在民主黨派中還有少數共產黨人。在他們之中，一種人是以民主人士身份參加民主黨派，從事革命鬥爭的共產黨員；一部分是民主黨派中的先進分子，在鬥爭實踐中先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一部分是早年曾參加中共、由於種種原因脫離了中共而轉入了民主黨派、後來又恢復了中共黨籍者”。中共的黨史專家們一語便道破了當代中國大陸“民主黨派”們的來歷和本相，道出了為什麼他們當中的相當一部分人，在死的時候一定要蓋上中國共產黨黨旗的原因，23 道出了他們當年是怎樣以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的身份，為中共發動那一場內戰盡力和賣命的實情，道出了他們為何在中共奪取政權之後，竟能心甘情願地為中共表演民主的根本緣由。
第三、決策運動戰及人海戰術以打內戰，利用土改以發動農民參加內戰
一、毛澤東決策運動仗戰略和人海戰術以打內戰
本卷第三、四兩章，曾詳細地敍述了毛澤東在八年抗戰中堅決反對中共軍隊對日本侵略者“打運動戰、打大仗和打硬仗”的歷史事實。但是，“養在深山人難識” 的中共軍隊卻必須長期接受運動戰的訓練，尤其是在一九三九年之後，即當中共已經自稱擁有五十萬大軍之後。這個秘密終於在抗戰勝利之夜才被突然地揭開了。因為一直養在深山的中共軍隊，從借爭奪受降權以發動內戰之時起，即開始打起了他們在中國人民抗戰期間從來沒有打過的運動戰和大仗。毛澤東終於一再地和迫不及待地向他的軍隊發出了“打運動戰”和“打大仗”的指示，甚至是一再地和迫不及待地向他的那些正在打內戰和正在準備打內戰的軍隊，發出了“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指示。雖然，在八年抗戰中毛澤東從來不曾對他的軍隊說過一次要“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日寇”。對此，只需稍稍“學習”一下毛澤東選集第三卷（“抗日”部分），就會一目了然。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毛澤東向他的軍隊指示說﹕“戰勝蔣介石的方法，一般的是運動戰。”24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六日，毛澤東又對根據他的指示，正在用運動戰大打內戰的軍隊，進一步發出了“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指示。這個建立在運動仗戰略基礎上的指示說﹕“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敵人的作戰方法，不但必須應用於作戰的部署方面，而且必須應用於戰術的部署方面……我軍必須集中絕對優勢的兵力，即集中六倍、或五倍、或四倍於敵的兵力，至少也要由三倍於敵的兵力，於適當時機，首先包圍殲滅敵軍的一個旅（或一個團）。”（按﹕八年抗戰中，中共軍隊從來沒有主動地集中優勢兵力殲滅過日寇的一個班，更不用說是一個團、一個旅。）25
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毛澤東在他的軍隊已經“集中優勢兵力”殲滅了政府軍二十五個旅之後，又進一步指示﹕“必須在今後一個時期，再殲滅敵人的二十五個旅。”毛甚至更加強調地指示﹕“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是過去三個月殲敵二十五個旅所採用的唯一正確的作戰方法。我們集中的兵力，必須六倍、五倍、四倍、至少三倍于敵，方能有效地殲敵。不論在戰略上，戰術上，都是如此。不論是高級指揮員，或中下級指揮員，都須學會此種作戰方法。”26 （按﹕八年抗戰中，毛澤東從來就沒有命令他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必須學會此種方法以抗日殺敵。）
然而，毛澤東所謂的“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運動仗戰略戰術，說穿了便是人海戰術。特別是毛澤東所提出的，所指示的，不論是在戰略上還是在戰術上都“必須用六倍、五倍、四倍、至少是三倍以上的兵力”以執行他的作戰方法的指示，其實質就是殘酷的“人肉戰略和人肉戰術”。中共著名的三大戰役就用的是這一殘酷的戰略和戰術。淮海戰役以政府軍死一人、中共軍死五人為中共所贏得的勝利，早已證明了這種視人命為兒戲的殘酷戰略戰術，實際上乃是最原始、最野蠻和最不人道的戰略戰術，早已為現代戰爭所不取。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內作家所纂寫的《雪白血紅》一書，不僅將這種殘酷的作戰方法予以了最早的揭露，而且將這種極端滅絕人性的作戰方法，所造成的對普通人民性命的殘害，予以了最為驚人的揭穿。中共為了徹底殲滅長春守城敵軍，與為了逼迫敵軍投降而不惜餓死十數萬長春人民，並且連逃出城來的老百姓也要將之堵回去“餓死”的“戰略和戰術”，中共在內戰期間用槍口逼迫地主、富農及其子女打衝鋒，甚至逼迫地主、富農家的婦女裸體打頭陣的“戰略和戰術”，雖然為他自己的後輩軍人所不齒，但是，中共卻正是依靠這樣的“戰略和戰術”，才打贏了那一場內戰。在中國大陸，隨著歷史反思的迅速、廣泛和深入，不論中共採取怎樣的禁錮，上述驚心動魄的史料都正在利用各種方法和管道重見天日。
二、中共利用土改以發動農民參加內戰
誠然，毛澤東的人海戰術是要以人命來作成他勝利的基礎的。然而，人命何來？答曰﹕從農村中來。因為，毛澤東早就將他的革命定義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農民戰爭”了。雖然歷史並非如共產黨所表達的那樣，它的“革命”從來就得到了中國農民的最積極支援和最廣泛參加，但是，中共一手高舉著西方的“均貧賤、等富貴”思想，一手又採取了“實行分田分地”的傳統欺騙策略，因而才獲得了農民、特別是農村中流氓無產者的支持。由是，毛澤東旨在打天下的農民戰爭，便獲得了他所需要的廣大兵源。
於是，為了打內戰，為了打運動戰和打大仗，為了“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毛澤東才在內戰已經開打和剛剛大打的時候，不僅曾於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出過“五四指示”，要求各地立即進行土地改革工作，並且一再地命令和告誡他的黨人和軍隊說 ﹕“三個月的經驗證明，凡堅決地迅速地執行了中央五月四日指示，深入和徹底地解決了土地問題的地方，農民即和我黨我軍站在一道反對蔣軍進攻，凡對五四指示執行得不堅決……，農民即站在觀望地位。各地必須在今後幾個月內，不論戰爭如何忙，都要堅決地領導農民解決土地問題。”27
同時，為了打贏這一場內戰，毛澤東還一改過去一定要殺死地主、富農全家的“德性”，對地主、富農這樣一些階級敵人，採取了“臨時性的統一戰線政策”。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日，毛澤東就曾明確指示說﹕“在農村中，一方面應堅定地解決土地問題，緊緊地依靠貧農、雇農、團結中農；另一方面，在進行解決土地問題時，應將一般富農、中小地主分子和漢奸、豪紳、惡霸分子，加以區別……在一切土地問題已經解決的地方，除少數反動分子外，應對整個地主階級取緩和態度。……藉以減少敵對分子。”29 由是，毛澤東既解決了發動農民戰爭打內戰的兵源問題，又解決了地主富農對中共發動內戰“必然要進行破壞”的問題，中共意在打江山的這一場農民戰爭，也就勝券在握了。然而，參加了和支持了中共發動內戰的中國農民，他們究竟得到了什麼呢？那些因中共要打內戰才“欣遇”過中共“緩和態度”的地主富農們，命運又將如何呢？前者以其成為共產農奴和被餓死數千萬人命的歷史命運，作了最為痛切的回答；後者則於轉瞬之間便被鎮壓了二百余萬的歷史慘劇，為毛澤東和中共在中國大陸全面復辟和建立專制極權統治，而作成了最早的一批慘死者和犧牲品。
第四、為打贏內戰不惜出賣祖國權益以爭取俄援
中共的發動內戰和大打內戰雖然獲得了蘇軍的陰謀配合和物資援助，但蘇俄所援助的軍用物資，畢竟是以東北的礦山、工廠、大量的工業設備和器材，即我國東北的原有資產、資源和日本戰敗前在東北的二十億美圓投資作為交換代價的。後來，當中共的內戰狀況不利時，或中共內戰眼看就要勝券在握時，中共或是為扭轉戰局，或是為了爭取內戰的早日勝利，便以滿足蘇聯對我國國土的野心和對我國資源的貪心，而出賣祖國的權益和東北的資源，以爭取蘇聯的繼續支持。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中共代表林彪、高崗、彭真、謝覺哉、李富春和蘇聯代表米高揚、康斯諾夫、高爾金、哈爾更、巴布諾夫曾就軍事援助中共一事，於哈爾濱簽訂了《哈爾濱協定》。
中共獲得的主要援助，一是蘇聯允諾在外交軍事上全面支持中共。二是蘇聯承諾經常供給中共軍用飛機五十架。三是蘇聯承諾將收繳的日軍武器分兩期全部給予中共。四是蘇聯承諾將現在東北由蘇俄控制之彈藥及軍用物資全部平價售予中共。五是蘇聯同意中共紅軍在東北局勢緊張時可取道北韓退入俄境。六是國民黨軍隊一旦發動對東北兩栖登陸攻勢時，蘇聯軍隊願意秘密協助中共軍隊作戰。七是蘇聯允許中共紅軍在北韓建立空軍訓練站。八是蘇聯願意協助中共奪取對新疆的控制權等。由是，中共獲得了足可以裝備五十萬軍隊的武器，林彪在黑龍江訓練的四十萬新軍，以及原三十萬漢奸軍隊和八千侵華日軍，其主要武器便是從蘇聯所得。
中共出賣祖國權利和資源的主要條款，一是中共承諾蘇聯對我國東北陸路和空中交通享有特殊權益。二是中共應對蘇聯提供有關中華民國政府和美軍在中國行動之情報。三是中共應以東北物產包括綿花、大豆及其它戰略物資，除去本地所需用者外，全部供應蘇聯。中共允諾中國遼寧、安東等省特別規定區域，劃歸北韓軍隊駐紮，並在將來適當時期併入朝鮮。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共又在莫斯科與蘇聯簽訂了《莫斯科協定》。在該協定的主要條款中，中共所出賣的祖國權益和資源，一是蘇聯有優先開採中國境內礦產的權力。二是蘇聯有權在中國東北和新疆駐紮軍隊。三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中國軍隊應依靠蘇聯軍隊作戰。四是蘇聯可將遠東情報局設於中國。五是如果歐洲爆發包括蘇聯在內的戰爭，中共應派遣遠征軍十萬人及勞工二百萬人支援蘇聯參戰。
中共所得到的，一是蘇聯承擔建立蘇聯與中共聯合的空軍力量。二是蘇聯允諾盡速裝備並訓練中共軍隊十一個師。三是蘇聯在條約簽訂後即將美國在二次大戰中援助它的一百零三億美圓武器的三分之一運入東北。
由是，中共開始有了整師的坦克部隊和炮兵部隊。由是，中共才絕不是小米加步槍便打垮了的它的敵人，而是以現代化的軍事力量，並在共產主義革命的旗號下打贏了那一場內戰。
顯然，應該作為對比的是，一方面，中共是在對祖國資源和權力的不斷出賣和蘇聯的不斷支援下打贏了這一場內戰。另一方面，中華民國政府卻在美國一再削減援助直至停止援助的情形下，打敗了這一場內戰。這便是所謂美、蘇要共同“制止”中國內戰的經過和結果。
第五、中共數度“挖心戰術”的重大歷史效應
中共建黨後曾四度打入中國國民黨和中華民國政府。兩度公開兩度隱蔽。第一度是作為第三國際的一個支部，即俄黨的附庸，在蘇俄命令和指使下直接加入中國國民黨，公開參加廣州國民政府，竊據了國民黨和廣東革命政府許多高級職位，把持了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大部分各級地方組織。這就是中共對國民黨的第一度“挖心戰術”。第一度挖心戰術實為後來中共再度進行挖心，奠於了關係和思想的重要基礎。第二度是在國民黨清党和蘇俄在中國直接領導的共產革命失敗後。基於一度打入國民黨所留下的關係和影響，中共曾採取不斷滲透和潛入地下的辦法，打進甚至掌握了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一些要害部門，尤其是特工部門，從而為中共發動武裝暴動，即在蘇俄的命令下發動武裝叛亂，特別是為保護中共地下組織及其領袖人物，起到了難以想像的作用。在中共的第二度“挖心戰術”中，中共有所謂地下工作的 “前三傑”，即錢壯飛、李克農和胡北風。還有他們的實際領導者，中共中央特務二科科長陳賡。錢壯飛曾打入國民黨中央調查科擔任主任徐于曾的機要秘書和親信隨從，直至負責人事和中央調查科各地組織的建立。同在國民黨中央調查科的還有胡北風。由是，國民黨中央調查科所有機密全為錢、胡所掌握。中華民國政府軍第一、第二次對江西的圍剿決策和情報，就由錢用國民黨中央組織部信函，經李克農親自送至周恩來手中。一九三零年四月，錢壯飛曾受命赴東北調查東北軍事，錢即與陳賡、胡北風組成三人小組，表面上由錢率領，實際上由陳賡領導，用國民黨中央調查科的證件和經費，在中共地下組織的協助下，于東北建立了一整套明屬國民黨、暗屬共產黨的雙重特務組織。是時，李克農亦曾打入中華民國海陸空軍總司令部擔任譯電員，中共保密局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叛變的急電就是被李翻譯後由錢壯飛送給周恩來的，從而使得中共中央各重要機關和主要負責人及周恩來本人，免除了被一網打盡的“悲劇”。30 彼時，還有一個原來既親共又親國民黨的人物楊登羸。楊在擔任國民黨中央調查科上海特派員時，曾為中共所左右，因而為中共做了大量的情報工作，其中特別是中共的重要人物如任弼時、關向應等人都因他的保護而安全脫險。而中共認為不可靠的黨員，中共便讓他去逮捕和處決。於此期間，極為突出者是地下黨員劉鼎，因宋慶齡的介紹而被送到張學良的身邊，從此為策反東北軍、特別是策動西安事變立下了汗馬功勞。西安事變發生後，毛澤東即表揚他說﹕“西安事變，劉鼎是有功的。”31
第三度是在抗戰時期。在本時期內，中共重新開始合法地進入各級國民政府和國民黨軍隊，布下了重重關係，並在毛澤東的一再指示和周恩來的長期佈置下，“隱蔽精幹和長期埋伏”（毛澤東語）。當毛澤東在延安大抓國民黨特務，幾乎將延安變成了一座恐怖血腥之地時，在後方，即在被共產黨稱之為“國統區”的重慶等地，成千上萬有身份和無身份的中共地下黨人，卻始終地活躍在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各級機構和場所，並在根本不用擔心蔣介石和國民黨會發動“抓特務運動”的安全條件下，為共產黨進行“挖心”。工商學政各界風雲人物中的親共人物，如閻寶航（閻明複之父）等人的家，就是中共在重慶的聯絡中心。國民黨上將胡宗南的親信隨從和機要秘書熊向暉早在一九三八年就被周恩來秘密安插到了胡的身邊。32 一大批朝附夕叛的前地方軍閥亦大多數在共產黨那裏留下了後路。更有許多少不更事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大人物的公子小姐，亦因共產主義理想的巨大誘惑而被秘密地拉進了共產黨內，或很快就成了共產黨所能控制的“進步青年”。這一次長達八年的“挖心”，實為嗣後中共發動那一場殘酷的內戰，為促使中華民國政府在內戰中的失敗，暗結了一條特殊的並且是有決定意義的“戰線”。
第四度即中共所謂的“解放戰爭”時期。由於中共於前三度已經在敵人內部建立了一條“看不見的戰線”，而這一條戰線，既能直達蔣介石身邊，如擔任國防部作戰次長、掌握了國民黨調動軍隊大權的中共地下党劉斐中將。由是，當政府軍被調動的軍隊連自己還不知道時，延安就已經得到了情報，並據此而擬好了必勝的作戰計畫。所以，“解放”後，毛澤東才會表揚劉斐是解放戰爭的真正功臣。又如胡宗南的機要秘書和親信隨從熊向輝，因能將胡宗南大軍決策進攻延安的計畫，準時地通報周恩來和中共中央，所以，胡宗南打進延安時，所得到的才是一座空城。為此，周恩來曾經欣然地說道﹕“蔣介石的作戰命令還沒有下達到軍長，毛主席就已經看到了”。33 長期擔任中共中央保密局長的楊尚昆，在一九八九年九月十四日《人民日報》上發表題為“紀念李克農誕生九十周年”的文章時，曾坦白地承認﹕“為配合解放戰爭在全國的順利，我情工人員深入到國民黨的機密決策指揮層內，及時準確地供給了黨中央和軍委及各地區戰略性及動向性的重要軍事情報，為黨中央和毛主席研究戰局，制定解放戰爭的戰略方針提供了重要的依據。使我軍在解放戰爭中對敵人的主要情況瞭若指掌，始終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
這一條“看不見的戰線”，因它早在抗戰時期，甚至更早，就已經被不抗戰而有充分時間從事“挖心”的中共將它佈置妥貼，所以，當中華民國政府在內戰中一旦陷於窘境時，政府軍中形形色色的原地方軍事勢力，就叛變的叛變，反戈的反戈，“起義”的“起義”，逃跑的逃跑。看上去都是臨極而生變，實際上早已暗通款曲，只等時機罷了。由是而終於造成中華民國在內戰中的失敗，和中國共產黨在內戰中的勝利。
最後，似乎仍然值得一提的是，除掉蘇俄的指使、中共的陰謀運作和日本的侵略以外，實際上，也正因為中國國民黨是一個具有民主理念和性質的政黨，中華民國政府治理下的中國社會又基本上是一個開放的和相當自由的社會，所以，才會為境外顛覆勢力的思想入侵和直接指使，中共的陰謀運作和公然造反，提供了太好的社會條件和歷史機遇。
兼 問 勝利者都是正確的嗎？
一九四九年七月，在中共已經打贏那一場內戰，就要粉墨登場，在北平建政、建國之時，為了再一次獲得蘇聯的支持，劉少奇曾率領中共代表團鄭重地訪問了蘇聯，恭敬地拜謁了共產沙皇史達林，傾心地表示了他們將在國際社會採取“一邊倒”的政策，決心成為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一員。
史達林對於中共的朝拜，自是滿心欣然。興奮之餘，竟對劉少奇說﹕“勝利者都是正確的，你們勝利了，你們就是正確的……”
然而，當真“勝利者都是正確的嗎？”反之失敗者便都是錯誤的了？如果是，則一個彬彬有禮的書生被一夥小流氓打倒在地，一架飛機為劫匪所持，則勝利的小流氓和劫匪便必定是正確的了？如果是，凡弱國之敗，弱民之亡，便一定是、和全部是因為自己的錯誤造成的了？如果是，則長江大河的奔流，人類歷史的發展，各國家、民族和地區的進步，便不能有失敗和曲折了？若有之，便一定是、和全部是錯在自身了？
相反的是，長江大河的奔流，人類歷史的進步，各民族、國家、地區的發展，竟大多要歷盡曲折和艱辛，甚至要歷經反復失敗和倒退的命運，才會達到它們最後成功的境界。反之，新沙皇列寧和史達林在革命的名義之下，靠陰謀和殺戮才獲得奪權成功的歷史；毛澤東、金日成、齊奧塞斯庫、波爾布特等等歷史上鮮有的獨夫民賊，同樣是在革命的名義下，做盡壞事以獲得成功的事實——恰恰證明，它們的成功，非但不是“正確”的一個結果，卻是邪惡戰勝正義的一種“倒退”。因此，侈談“勝利者都是正確的”，無非是一個不正確者在為自己的“勝利”喬裝打扮罷了。
第一、唯有中華民國政府才擁有對日受降權和對日受降的指揮權
毫無疑問的是，唯有中華民國政府才有對日受降權和對日受降的指揮權。因為﹕一是依照盟軍最高統帥麥克亞瑟所劃受降地區的規定，中國戰區受降範圍為中華民國、中國臺灣和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中國東北由蘇俄受降。二是中華民國是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因而只有中華民國政府才擁有對日受降權。凡屬於中華民國之任何地方政府和軍隊，均只能在中華民國政府的統一指揮下才擁有對日受降的權力。三是中華民國政府領導了全中國人民的對日持久抗戰，是中華民國所領導的軍隊及其國民（不包括假抗日、真擴張的中共及其軍隊），才為抗戰付出了重大的犧牲，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因此，中華民國政府及其所隸屬的抗日軍隊不僅在名義上，而且在實際上，擁有代表全體中國人民對日本的受降權。四是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戰開始後，中共即已宣佈其政權是中華民國中央政府管轄下的“地方政府”，並為中華民國政府所接受。其軍隊亦為國民革命軍之一部，番號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和“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因此，中共雖然擁有在中華民國政府及其國家軍事委員會領導與指揮下的對日受降權，卻絕不應該擁有非中華民國政府及其軍事委員會指揮下的對日受降權。就不說中共在八年全面抗戰中堅持失敗主義和賣國主義的路線，堅持假抗戰和真擴張的陰謀抗戰策略，早已使他們在道義上和在實際上，完全喪失了自己原來所具有的，在中華民國政府及其軍事委員會指揮下的對日受降權了。
正因為如此，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一宣佈投降，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先生因立即考慮到中共勢將乘機謀亂，甚至乘機叛亂，故特別在他有關對日受降的命令中，“警告轄區敵軍，除接受（中國）政府指定之軍事長官的命令之外，不得向任何人投降繳械”，同時向全國各部隊發出了“應就原地駐防待命”的命令。八月十一日，蔣介石委員長還就此項命令致電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稱﹕“在今作戰地區境內之部隊，並應接受各該戰區司令長官之管轄。”
顯然，中華民國作為一個戰勝國，中華民國政府作為一個領導人民堅持了八年全面抗戰，並獲得了最終勝利的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其對敵受降的權力既不容否定，其指揮對敵受降的權力，亦同樣具有完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第二、中共借搶奪受降權首開內戰端緒
然而，中共及其“養在深山、長在敵後”的百萬農民軍隊，卻將“對日受降”視作他們走出深山、蓆卷敵後、直至打江山和奪政權的“非常歷史機遇”。八年來，他們寧願不抗日、假抗日、陰謀擴張直至陰謀賣國，亦就是在等待著這一天的到來。八月九日夜，當延安意外獲悉日本投降和蘇俄對日宣戰的消息後，毛澤東在延安立即向中共軍隊發出了對日本“實行廣泛進軍”的命令。這個自八年抗戰開始以來，由毛澤東對自己軍隊發出的第一個“抗日”命令，其重心，乃是命令他的軍隊 “擴大解放區和縮小淪陷區”。01 八月十日夜至八月十一日下午的十八小時內，毛澤東向他的軍隊連續發出了七道命令，其用心竟是“立即發動二十萬大軍以奪取中原”。為此，毛澤東命令各地中共軍隊，要強行對日受降，強行阻撓政府軍受降，強行“佔據及破壞全國各地交通要道”，“收繳日軍武裝”，並“將反抗的中國人當漢奸處分”，同時以“中國解放區抗日軍總司令”的名義，擅自指定受降地點，命令日軍司令岡村甯次向中共軍隊投降”。02 中共中央華東局在接到毛澤東命令的當晚，連夜召開會議宣佈，決定派遣張執一以中共中央華東局和新四軍代表名義，首先化裝潛入上海，負責組織上海人民武裝起義，接應新四軍解放上海。後因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為全力搶進東北而電令停止進攻，保存力量，以便將來發動“民主運動”才作罷。03
八月十一日，朱德在接到蔣介石關於由政府統一籌畫受降的命令後，竟公然回電反駁，稱蔣的命令是“完全錯誤”的，甚至威脅說﹕“如果你不公開承認你犯的錯誤，並公開撤回你這個錯誤的命令，我便徹底反對你的命令。”其囂張氣焰可見一斑。與中共及他本人在抗戰初期對蔣的歌頌相比，實為天差地別。
八月十三日，毛澤東又在為新華社所寫的社論中顛倒黑白地說﹕“我們要向全國同胞和全世界人民宣佈﹕重慶統帥部，不能代表中國人民和中國真正抗日的軍隊。中國解放軍抗日軍隊有在朱德總司令指揮之下，直接派遣他的代表參加四大盟國接受日本投降和軍事管理日本的權利。要不是這樣做，中國人民將認為是很不恰當的。”正是在毛澤東的命令下，八年來養在深山、長在敵後、養精蓄銳、旨在打內戰奪江山的中共軍隊，遂如猛虎出山般地開始了對受降權的瘋狂爭奪。同時，又因爭奪受降權而開始了它的“全面抗戰”和“發動內戰”。中共除于察哈爾、河北、山西、山東、蘇北等地強行對日受降以外，還曾對三萬拒絕向中共投降的日軍實行進攻、包圍和繳械，對日寇打了一場八年來從來沒有打過的“大戰和運動仗”，獲得了八年抗戰以來從未有過的“抗日戰果”。同時，華北綏遠的集甯、清水二縣為政府軍受降不過五日，即被八月十二日自河北、山西一帶急行軍而來的三萬中共軍隊所攻陷。九月十一日，抗日名將馬占山的東北挺進軍由綏遠進至察哈爾受降時，竟被中共軍隊圍殲三千餘人。十月十七日，中共又開始調動軍隊，對歸綏的傅作義部展開包圍……。
日本投降之際，中共開始“全面抗戰”和發動內戰的成果是驚人的。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即日本投降僅兩個星期，毛澤東就在他起草的對黨內通知中得意地和赤裸裸地說﹕“日寇迅速投降，改變了整個形勢。蔣介石壟斷了受降權利，大城要道暫時（一個階段內）不能屬於我們。但是華北方面，我們還要力爭，凡能爭得者應用全力爭之。兩星期來，我軍收復五十九個城市和廣大鄉村，連以前所有，共有城市一百七十五個，獲得了偉大的勝利。華北方面，收復了威海衛、煙臺、龍口、益都、淄川、楊柳青、畢克齊、博愛、張家口、集甯、豐城等處，我軍威鎮華北，配合蘇軍和蒙古軍進抵長城之聲勢，造成了我黨的有利地位。今後一時期內仍應繼續攻勢，以期盡可能奪取平綏線、同蒲北段、正太路、德石路、白晉路、道清路，切斷北甯、平漢、津浦、膠濟、隴海、滬甯各路，凡能控制者均控制之，哪怕暫時也好。同時以必要力量，儘量廣占鄉村和府城縣城小市鎮。例如新四軍佔領了南京、太湖、天目山之間許多縣城和江淮許多縣城，山東佔領了整個膠東半島，晉綏佔領了平綏路南北許多城市，就造成了極好的形勢。再有一時期攻勢，我黨可能控制江北、淮北、山東、河北、山西、綏遠的絕對大部分，熱察兩個全省和遼寧一部。”04
兩天以後，毛澤東就帶著這一“開始全面抗戰和立即發動內戰”的巨大成果，赴重慶談判“建設一個和平民主的新中國”去了。然而，他交下的“今後一時期內仍應繼續攻勢”的發動內戰的命令，卻沒有因為他的赴重慶談判而終止，甚至是變本而加厲。有統計顯示，從八月十日日本投降到十月五日的兩個月間，包括毛澤東在重慶“談判”的四十天，中共軍隊一共搶佔了三百座縣城。另一個統計顯示，從九月十一日到十月十一日的一個月內，即至毛澤東回到延安的那一天止，各地共軍所佔據的城市已達二百座。在膠濟、津浦、隴海一帶，平綏、北甯、德石、平漢、道清各鐵路沿線，中共軍隊均控制了一些據點，以蓄意阻撓華北和華中的鐵路交通要道，並威脅自山海關到杭州灣的海岸線，自垣曲到武涉的黃河沿岸，以及蘇皖兩省的長江沿岸和運河線。05
遵照毛澤東臨赴重慶談判前所發出的指示，為切斷鐵路幹線，搶奪要道，奪取“府城縣城小市鎮”，阻止政府軍受降，中共甚至還成立了“交通控制隊”，在華北與華中破壞鐵路與公路。據統計，僅一九四五年十月一個月內，平漢鐵路即被中共破壞十七次，津浦路被破壞十八次，膠濟路被破壞十次。一九四六年一至八月份，津浦、平漢、膠濟、北寧、正太、隴海、同蒲、平綏等鐵路均遭嚴重破壞，各線被撤毀車站一百四十餘處，被炸毀的橋樑達二百零八座，被撤除的鐵軌五萬七千餘節，被毀掉的枕木達二十三萬餘根，被剪掉的電線十三萬餘公尺，被毀掉的車輛八十餘輛。一九四五年十月間，中共軍隊甚至於河南決黃河，于江蘇、山東決運河，在河北決永定河、子牙河，同時破壞工廠和礦山。06 由是，中共借爭奪受降權所發動的叛亂實已首開內戰的端緒。
二 中共在蘇軍的陰謀配合下迅速搶佔東北
第一、中共覬覦於北和中共借受降企圖搶佔東北
顯然，不論是從大清朝亡明的歷史教訓而言，還是就日本侵華的現實教訓而論，白山黑水、沃野千里的東三省，都是侵略者和異志者們的必爭之地和必儲之地。一九四五年六月十日，一心要打江山的毛澤東，就曾在中共“七大”上建議將東北籍的同志選入中央委員會，理由就是“從我們黨、從中國革命的最近和將來的前途看，如果我們把現在的一切根據地都丟了，只要我們有了東北，那麼，中國革命就有了鞏固的基礎。”誠然，東北大地對於一個一心想逐鹿中原、再建專制王朝的毛澤東來說，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由於不抗日的毛澤東錯誤地估計了戰爭形勢，再加上第三國際解散後，處在衛國戰爭中的蘇聯已無心和無力來關注中共，所以，直至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四日，即離日本投降不足兩個月，毛澤東仍然認為“現在距日寇崩潰只應估計尚有一年半的時間”。一九四五年六月下旬，毛澤東和他的中共仍然在考慮如何向華東和江西發展，對搶佔東北尚未做研究。不過，一九四四年以後，中共在冀、熱、遼根據地的軍隊已經進入遼寧西北山區建立了遊擊區，為嗣後搶佔東北創造了有利的條件。日本宣佈投降後，一是蘇美有約，由蘇聯受降東北的日軍；二是中蘇亦有約，由蘇聯支持中華民國政府赴東北接管行政；三是蘇聯在國際條約的限制下，既不宜立即和公開違背國際公約，又不宜立即和公開撕毀“中蘇同盟條約”。所以，一方面蘇共不能公開傳遞資訊與中共，另一方面中共也就對戰後搶佔東北缺少足夠的政情和軍情資訊。特別是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蘇共又曾致電中共中央，要求毛澤東赴重慶談判，並指出中共不能打內戰，否則民族會遭到災難，國家有毀滅的危險。由是，蘇共這種真假莫辨的態度，也就逼使中共和毛澤東要在東北的問題上小心運籌。
毛澤東和中共在搶佔東北問題上小心運籌的手段之一，便是毛澤東在以延安總部名義所發出的七個命令中，曾公開地發出了第二、三、六號命令，並均以“為配合蘇軍進入中國境內作戰和準備接受滿州敵偽軍投降”的名義，命令原東北呂正操部“由山西綏遠現地向察哈爾、熱河進發”，原東北軍張學詩部“由河北、察哈爾現地向熱河、遼寧進發”，原東北軍萬毅部“由山東、河北向遼寧進發”，現駐河北、熱河、遼寧邊境之李運昌部“即日向遼寧、吉林進發”，賀龍所部“由綏遠現地向北行動”，聶榮臻所部“由察哈爾、熱河現地向北行動”，現駐華北的朝鮮義勇隊司令武亭等“立即統帥所部隨同八路軍和原東北軍各部向東北進軍，並組織東北朝鮮人民解放朝鮮”。由於這些命令只是為了宣傳中共願意與蘇軍配合作戰，積極參加受降，所以，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毛澤東在發出第六號命令之後，又向內部發出指示說﹕“這個命令為對外宣傳、搶先取得優先地位而發。”
毛澤東和中共在搶佔東北問題上小心運籌的手段之二，是在摸不清軍事行動能否得到蘇軍當局支持的前提下，決定立即派出大量中共幹部進入東北，以造成思想、政治和群眾工作先行的局面。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毛澤東在不得不赴重慶談判前夕，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同國民黨進行談判的通知”。毛在該通知中稱﹕“東北三省在中蘇條約規定的範圍之內，行政權在國民黨手裏，我黨能否派軍隊前去活動，現在還不敢斷定，但是派幹部去是沒有問題的……派千余幹部由林楓率領去東北，萬毅所率軍隊仍需進至熱河邊境待命，可去則去，不可去則不去，在熱河發展，造成強大的熱河根據地。”毛澤東顯然已經擬定了“幹部先行，軍隊後行，以建立熱河根據地為軍隊大舉進入東北作準備”的策略。
毛澤東和中共在搶佔東北問題上小心運籌的手段之三，則是在派遣林楓率領千余幹部迅速進入東北之後，中共中央又命令李運昌部以配合蘇軍作戰為名，相機進入東北，然後命令冀、熱、遼軍區十六軍分區司令員曾克林配合蘇軍進攻山海關，更於八月二十六日命令山東軍區派出一個營的部隊，由呂其恩、鄒大鵬率領乘船從煙臺渡海，以試探武裝搶佔東北的可能性。毛澤東和他的中共為搶佔東北已經機關算盡，文武兼用。此時，就看蘇軍對中共的態度了，就看蘇俄是否依然會為了亞洲的共產革命，和自己在遠東的勢力，而敢於兩面三刀，甚至陰謀置國際公約和“中蘇同盟條約”於不顧了。
第二、中共軍隊在蘇軍陰謀配合下迅速搶佔東北
一、蘇軍對中共搶佔東北的暗中支持和積極支持
其一、中共軍隊呂其恩和鄒大鵬部於八月二十九日在遼東半島的莊河上岸，佔領莊河縣城，並向大連進發，于大連附近與蘇軍相遇。一位蘇軍少將表示﹕“蘇軍在東北只佔領城市，至於其他地區八路軍只要不打出公開旗號，可以自由活動。”07
其二、中共冀東李運昌、曾克林部在配合蘇軍消滅了拒不向蘇軍和中共投降，而只願意向國民政府投降的山海關日、偽軍守敵後，在蘇軍默許下，已於九月三日乘火車出關東進，於九月四日進入錦州。六日進入瀋陽後，即與蘇軍取得了聯繫。蘇軍遠東司令部為正式與中共“通氣”，於九月十四日派出烏茲別克上校在中共冀、熱、遼軍區第十六軍分區司令曾克林陪同下飛赴延安。
其三、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四日晚至十五日上午，烏茲別克上校在與以劉少奇為主角的中共中央的會談中，一方面轉達了蘇軍元帥馬林諾夫斯基所提出的，為不影響蘇聯外交聲譽而要求中共軍隊退出東北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同意中共不用共產黨和八路軍的名義進入東北，並同意將山海關至錦州一線交給中共和八路軍，同時希望中共中央馬上派同志赴東北，以便協調蘇軍與中共出關部隊的行動。並在會談之後，立即讓中共派赴關外的軍政首腦與他同機飛往東北。顯然，一名蘇軍上校是絕無權力作出這種涉及重大國際問題的決定的，即便是作為方面軍司令員的馬林諾夫斯基元帥本人，也沒有這種權力。因為有關中國的任何問題，包括後來蘇聯援華專家的薪水，史達林都必須親自過問。因此，這不過是共產沙皇史達林所慣用的兩面三刀手段罷了。08
其四、一九四五年十月上旬，當中華民國政府按照中蘇雙方的協議，決定派出政府官員進駐東北時，十月四日，中共東北當局曾密電中共中央稱，蘇軍向他們表示“已下最後決心，此間家務全部交我”，09 即把蘇軍在東北繳獲的所有日軍裝備全部交給中共。至十一月下旬，中共出關軍隊已經從蘇軍佔領的原日軍倉庫中，取出了十萬枝槍和三百門炮。雖然蘇軍在表面上對中共軍隊並不熱情，卻默許中共在夜間去原日軍倉庫“開倉取械”。一九四六年春蘇軍撤退時，又為中共留下了相當數量的日軍裝備。
二、蘇軍對中華民國政府的背信棄義
其一、由於中華民國政府軍的主力部隊遠在西南，加上中共曾借爭奪受降權奪取中原，並破壞了津浦和平漢兩條鐵路大動脈的交通，所以，政府軍對東北日軍的受降乃阻力重重。遲至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三日，當中華民國政府代表要求蘇軍允許中華民國政府軍在大連登陸時，駐東北蘇軍雖已讓進了十數萬中共軍隊，卻“根據中蘇條約”，竟以“大連是商港，是運輸貨物而不是運輸軍隊的港口”為藉口，明確加以拒絕，更不同意中國政府軍乘美艦上岸。中國政府軍進駐東北由是而受阻。
其二、當中華民國政府遲到的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在長春掛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東北行營”的牌子時，同樣，已經讓進了十數萬中共軍隊的蘇軍遠東司令部卻蠻橫地抗議稱﹕“我們只同意你們的行政人員來接管，不允許軍事人員出面。”10
其三、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八日，當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飛長春與蘇軍馬林諾夫斯基元帥談判國民政府進入東北接收事宜時，馬林諾夫斯基雖然“熱情允諾” 中國政府軍於營口登陸，但是，等到返回上海的杜聿明複於十一月七日率領一個軍乘美艦駛向營口港外時，非但發現蘇軍不知去向，而且發現營口海灘上滿是正在修築防禦登陸作戰工事的中共軍隊。原來蘇軍早已通知中共“接防”。杜聿明只好率軍轉赴美軍佔領的秦皇島登陸。這是美軍在東北佔領的唯一港口。自此，中華民國政府軍進入東北接收已經沒有希望，政府軍派駐東北的第十三和第五十二軍只好從門外打起，節節打退中共軍隊的阻擊，先攻佔山海關，後攻佔錦州，至十一月下旬，才“攻入”東北接收。由於蘇軍支持中共陰謀搶佔東北和武力搶佔東北，中國的內戰實際上已經在東北公開爆發。
其四、在中華民國政府知道蘇軍已經將中共軍隊讓進東北，依照《中蘇同盟條約》對蘇方提出指責時，蘇軍卻解釋說﹕“東北各地的抗日武裝和抗日政權，都是東北人民自己建立起來的，是自治的軍隊和團體，與蘇軍無關，蘇軍並不想干涉中國內政。”11 當中華民國政府接受東北的官員在蘇軍不准帶軍隊的條件下赴東北接收時，蘇軍雖然在表面上要求中共軍隊不得對他們進行傷害，但是，一旦接收事宜完畢，蘇軍便立即撤走，而把當地國民政府的文職官員留在中共軍隊的包圍之中。特別是在東北的一些中小城市，蘇軍的做法遂使得中華民國政府赴東北接收的地方官員不能存身。而當中華民國政府接收人員對蘇軍的這種做法表示抗議時，蘇軍便將《中蘇同盟條約》在換文時曾寫有的，“所有中國軍民，都歸中國方面管轄”的條款拿出來進行辯解。因為，不合法搶進東北的中共和中共軍隊，也是中國人和中國軍隊。中華民國政府自然沒有想到，這竟成為蘇軍陰謀支持中共槍占東北的條約“根據”。
其五、當蘇軍陰謀違背國際條約，暗中支持和積極支持中共軍隊搶佔東北成功的消息已被確證，美國乃支持中華民國政府立場，開始幫助中華民國政府軍空降東北進行接收。蘇聯因在表面上怯於國際輿論和美國的壓力，而公開要求中共軍隊退出大城市，但在實際上只要求中共軍隊退至離開瀋陽、長春、哈爾濱沿線二十公里之外。此舉遂促成中共制定“讓開大路、佔領兩廂”的策略，為中共在東北執行農村包圍城市的農民戰爭大開了方便之門。
顯然，史達林的愛憎是分明的，史達林的共產擴張計畫並沒有因為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結束而消失，他一心要顛覆和赤化周邊國家的陰謀更沒有停止。只不過礙於墨蹟未乾的國際條約和比它強大的美國，才顯得有些羞羞答答罷了。所以，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蘇美英三國在莫斯科發表的有關中國問題的公報雖然重申“不干涉中國內政的政策”，“要求內戰必須停止”，並要求“建立一個團結民主的新中國”，但在蘇俄，無非又是放了一顆煙幕彈而已。
三、中共企圖搶佔東北的陰謀終於在蘇俄的支持下達成
其一、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一日，當中共中央接到呂其恩的報告時，劉少奇主持下的中共中央就立即作出了第一個派兵進入東北的決定。該決定要求中共山東軍區立即派出四個師十二個團二萬五千到三萬兵力，分散經海道進入東北，並派蕭華統一指揮。中共搶佔東北遂正式拉開序幕。
其二、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五日，當劉少奇在與蘇軍上校會談後，因突然明白蘇軍只是要求他們“不要以中共和八路軍的名義搶進東北”時，當天，劉少奇連向正在重慶談判的毛澤東都沒有請示，就立即抓住這個“千秋一時”的歷史機遇，決定派遣彭真、陳雲、葉季壯、伍修權、段子俊與莫春和立即乘坐蘇聯上校的飛機飛赴東北，並由彭真擔任東北局書記。同時，為便與蘇軍打交道，還特別授予彭真中將軍銜，伍修權少將軍銜，段子俊及莫春和為上校軍銜。當晚毛澤東同意的電報拍來時，彭真等已經上路。
其三、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九日，中共中央遂將“要以二十萬大軍藉受降而爭奪中原”的計畫，立刻轉變成為“向北發展和向南防禦以全力搶佔東北”的計畫，並決定將長江以南的部隊撤往江北，將江北的部隊撤向山東，將山東、蘇北的部隊主力和晉、察、冀部隊一部立即派進東北。這才是毛澤東願意在“雙十協定”裏寫上“中共同意撤出南方八個解放區”的“底牌”。中共十幾萬主力部隊與兩萬多幹部，遂立即改稱“東北人民自治軍”，穿便衣，走小路，水陸兼途，馬步兼程地開始了強佔東北的急行軍。至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底，中共軍隊已有十一萬多人搶進了東北。先後搶進東北的中共中央委員，包括候補委員就有二十餘人。林彪遂被任命為東北地區的軍事指揮員。
其四、一九四六年六月，已經搶進東北的中共軍隊又改名為“東北民主聯軍”，總兵力已達二十七萬多人。他們在蘇聯的支持下，不但接受了大量的現代軍事裝備，而且收編了數十萬原漢奸軍隊，還留下了八千侵華日軍，以補充他們這支旨在中國打天下的隊伍。12 這對於提高中共農民造反軍隊的現代化水準和增強中共農民造反大軍的現代化作戰能力，均起到了巨大作用。
內戰早已開場，大戰更無可避免。在對日抗戰中養精蓄銳八年的中共賣國軍隊，終於懷著他們早已鐵定的打天下決心，在蘇俄的陰謀支持下，搶奪了祖國的東北“寶地”。一場由史達林改寫的“由蘇軍引兵出關”而奪取中華民國江山的新編歷史劇，就要在萬里狼煙中上演了。
三 中共蓄意阻撓與破壞戰後中國民主憲政的進程
第一、中華民國於戰後積極推行民主憲政的目的之一就是為了避免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對人類的破壞是空前的。尤其是戰後歐洲和亞洲的一些國家幾乎已成廢墟。處處是斷壁殘垣，處處是窮困與饑餓，童無所養、叟無所歸和啼饑號寒的淒慘景象，隨時隨處可見。雖然我們是一個大國，而未陷入“覆巢之下無完卵”的境地，但是，日本長達十四年的侵略，尤其是八年全面侵華戰爭所帶來的極大破壞，亦同樣使她滿臉是淚，渾身是血，遍體鱗傷。當是之時，任何一個愛國者，愛民者，或曰任何一個有著起碼的良知者，都不會、也不願意在這一場人類浩劫剛剛結束之時，為了一己的私欲而立即開啟一場內戰，使得正在痛定思痛的人民又陷入痛上加痛的更加悲慘境地。
如前所說，當政的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本人，由於在抗戰前期就已經在實際上開放了黨禁，在抗戰期間又開始了對戰後民主憲政的準備，並宣佈要在戰後一年召開“制憲國民代表大會”；由於在戰時即已徵求意見，並曾組織包括共產黨在內的各黨各派力量以數度修改“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由於上述一切“民主進步”的景象，在二次大戰期間的各國中實為絕無而僅有；因此，如無其他特殊的原因，戰後中華民國的民主憲政建設非但應該能夠順利進行，而且中華民國民主憲政建設的成功，即軍政、訓政的結束，和還政於民的實現，也就完全是可能的。
不可否認的是，由於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本人，對中共持續八年假抗日、真擴張的賣國行徑知之甚深，又對中共在日本宣佈投降期間就已經立即表現出來的內戰欲望和內戰行徑有所了然，因此，倘使說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本人竟絲毫沒有一舉解決中共叛逆的願望，非但不符合事實，而且也不盡乎情理。其在不得不打的情勢之下，也只好打打談談，甚至在忍無可忍之時，亦想一舉殲滅中共以“絕我民族大患”的事實，恰是這種心態的說明。但是，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本人，基於國家人民最基本的福祉，為了避免內戰和利於戰後恢復，曾對中共一再地作出了讓步。之主動地和一再地邀請中共和談、協商，主動地和一再地籲請國際社會調停和幫助，甚至數度對中共虛位以待，直至做出種種過分的讓步，雖已表明了她的真誠，但是，最能說明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本人之真誠希望避免內戰的，卻是戰後立即開始的民主憲政建設。其根本目的，固然是在結束訓政，走向憲政，還政於民，以完成民主建國的歷史性目標，同時，亦在相當程度上，表現了她期待中共參預戰後中國民主憲政建設的願望，更希望借此來避免內戰的發生和擴大。
第二、中共為發動內戰和打贏內戰而竭力破壞戰後中國民主憲政的進程
中華民國、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本人力圖中共能夠參加戰後中華民國憲政建設的願望，實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因為，一是由蘇俄扶植的中共，其意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和移植共產制度於中國的目的，從來就不曾改變。二是中共在蘇俄指使下一心要顛覆中華民國的目的，從來沒有變更。三是由於毛澤東曾一再地告訴他的黨人，“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戰爭就是農民戰爭”。所以，毛澤東和他的中國共產黨，意在中國發動一場農民戰爭以打天下的欲望，早已是根深蒂固。四是中共決策日蔣火拼和一心一意借抗日以擴張的陰謀，其根本目的就是在為內戰作準備。五是在抗戰結束時中共已經擁有了打一場內戰的本錢。六是毛澤東借搶奪受降權而已經開打的內戰，和它在蘇軍陰謀配合下迅速搶佔東北的行徑，都已經證明了中共要搶天下的決心。
也許有人會說，中共也曾在抗戰勝利後高喊過“和平民主新階段”的口號；也許還有人會說，中共曾經反對過內戰，要求過和平，甚至於有過要求建立“聯合政府”的願望和設想。或許，這都是“事實”。但是，真正的事實是，它們不過是中共所慣用的“革命的兩手策略”罷了。因為，中共如果是真心要和平與反內戰，是真心要在中國實現民主的話，那它就非但不會反對和破壞戰後中華民國民主憲政的建設，而且只會積極投身這一建設。因為，倘若戰後中國民主憲政得以順利推進和實現，則毛澤東旨在“打江山” 的目的，也就只能是付諸東流了。後來，中共在中國大陸全面復辟專制制度的歷史與現實，自然已經證明了它對戰後中國民主憲政建設進行阻撓和破壞的目的。
一、中共破壞雙十會談和雙十協定
中共在用武力奪取了中國大陸政權之後，曾一再地向人民宣稱，中共是要和平的，是國民黨才要打內戰。其最重要的理由之一，就是毛澤東曾“不顧個人安危，大義凜然”地赴重慶與國民黨、蔣介石進行和平談判。然而，歷史的事實卻是﹕毛澤東主動是假，被動是真；和談是假，內戰是真。
首先，雙十會談的起因來自國民政府和蔣介石本人。因蔣曾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一日之內，就連續向毛澤東發出了三次和談的邀請。二是蔣介石因毛澤東“顧慮安全問題”，而親自敦請美國大使赫爾利親赴延安陪同毛澤東同機往返渝、延。三是史達林亦因蔣介石的請求，而於八月二十日致電毛澤東，要他赴重慶談判。如果說上述三條原因使毛澤東沒有了不赴重慶談判的理由，那麼，最根本的理由是，如果毛澤東仍然拒絕赴重慶談判，則毛澤東和他的中共，就在全國人民面前完全喪失了他們“要和平”的欺騙性。再加上彼時的毛澤東，一因沒有得到史達林對中共發動內戰的明確支援，二因企圖搶佔東北尚未得手，三因發動內戰尚不能穩操勝券，因此，為得到史達林的支援，亦為大打內戰作準備，更為在全國人民面前表示他與中共對和平的“誠意”，毛澤東才在向他的軍隊和黨人發出了“繼續發動攻勢”的指示之後（前文），“不顧個人安危地和大義凜然地”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去了。誠如毛澤東自己後來所說，“這一次我們去得好，擊破了國民黨說共產黨不要和平、不要團結的謠言”。13
其次，如前所說，毛澤東曾於八月十日夜至八月十一日午後，為爭奪受降權和為“配合”蘇軍進軍東北，而向養在深山的中共軍隊發出了七道命令，要求他的軍隊一要奪取中原，二要探詢蘇軍可否同意他們配合進軍東北，並在赴重慶談判前兩天又向黨內發出了“繼續發動攻勢”的指示。因此，毛澤東是否有“和平談判與談判和平的願望”，也就可想而知。同時，正因為在和談期間，毛澤東已得知蘇軍決定陰謀支持中共搶佔東北，所以，在決策“改變搶奪中原而為搶奪東北”之後，和談中的毛澤東才會“大度”地同意從江南八個“解放區”撤兵，以表現他“希望和平”的誠意。這個陰謀，在當時，非但世人不知，而且國民政府、國民黨和蔣介石亦同樣不知。因此，所謂毛澤東在和談中的誠意表現，亦無非是毛澤東在和談時所耍的的陰謀手段罷了。
再者，從表面上來看，雙十和談既是國民政府、國民黨和中共在戰後的第一次談判，又是一次在表面上產生了積極效果的談判。因為，從和談的結果“雙十協定” 所達成的十二方面協議來看，起碼，關於“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和“承認國民黨、共產黨及一切黨派在法律面前同有平等合法地位”的協定條文，在事實上乃具有巨大的進步意義。因為上述條文於嗣後被寫進了政協會議的決議、特別是“中華民國憲法”之中，無疑是中國民主憲政建設的具體成就和重大成就，亦是一個民主國家所必須遵循的政治原則。然而，在協定簽訂僅僅三天之後，剛剛回到延安的毛澤東即下達了對“蔣管區”進行全面進攻的命令。就不用說，當上述政治協議、政治原則和憲法條文在今天的臺灣已經全部得以實現之後，在中共統治的中國大陸，又有何人敢再言上述協議、原則和條文。如有，便有殺頭和坐牢的危險。由是可知，中共對於戰後中國民主憲政的阻撓和破壞，實是從破壞《雙十協定》始。
二、中共破壞政治協商會議
由於毛澤東“打天下”的決心不可能改變，由於毛澤東赴重慶談判僅僅是為了證明“中共是要和平、要團結的”，由於重慶和談成功之日就是毛澤東再一次命令“發動攻勢”之時，所以，由雙十會談所決定下來的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的“協定”，在中共，就無非是一場“政治作秀”罷了。其目的除掉仍然要攻擊國民黨說共產黨不要和平、只要內戰是“謠言”以外，更重要的是，政治協商會議前後，正值中共搶佔東北和必須鞏固東北之時，毛澤東和中共需要時間來穩定他們剛剛搶奪到手的東北根據地。因為，也只有穩定和鞏固了剛剛搶奪到手的東北根據地，他們才不僅擁有了打內戰的本錢，而且擁有了進可以打江山，退可以繼續實行武裝割據，敗了也可以逃往蘇聯境內尋求庇護的保證。顯然，只有明白了這個至關重要的癥結，我們才能夠瞭解毛澤東與中共之所以同意召開、並參加政協會議的根本原因，才能夠理解毛澤東為何要在政治協商會議召開前夕，即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為中共中央起草了對東北局的指示信。該信指示說﹕“我黨現時在東北的根本任務，是建立根據地，是在東滿、北滿、西滿建立鞏固的軍事政治的根據地。”該指示信甚至一再地強調說﹕“建立這種根據地不是輕而易舉的事，必須經過艱苦奮鬥。建立這種根據地的時間需要三四年。但是在一九四六年內，必須完成初步的可靠的創建工作。否則，我們就有可能站不住腳。”毛澤東為建立鞏固的東北軍事政治根據地，還向他的黨人和軍隊發出了七條具體的指示，並將它們規定為中共在一九四六年的根本任務。由是可知，中共參加政協會議是假，而建立鞏固的東北軍事政治根據地才是真。也就是說，中共有心參預戰後中國民主憲政建設是假，而積極地和堅定不移地破壞憲政和發動內戰為真。
歷史的事實完全證明了上述結論的正確。因為政治協商會議不僅達成了諸項完全有利於戰後中國民主憲政建設的協議（參見上卷第七章），而且提出了“用政治方法解決政治糾紛和禁止一切黨派在軍隊裏有公開或秘密黨團活動”的條款，議定了“關於軍隊整編及統編中共軍隊為國軍之基本方案”，成立了以馬歇爾為主、和以張群及周恩來為輔的“軍事調停小組”，拿出了整軍方案，達成了停火協定。顯然，這對於解決戰後各派政治力量間，特別是政府和中共之間的政治問題和軍事問題，消彌內戰和推進民主憲政的進程，實有極為重要的意義。然而，由於上述一切不可能適應中共建立鞏固的東北軍事政治根據地以發動內戰打天下的需要，所以，政治協商會議尚未結束，中共就為了建立和鞏固它的東北軍事根據地，而於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單方面提出了四條要求。其中關鍵的兩條，一是第三條﹕要求政府承認並整編剛剛偽裝搶佔東北的十數萬中共軍隊——即改名換姓的“東北民主聯軍”。二是第四條，要求政府承認剛剛由他們搶佔東北才建立的中共根據地“自治政府”為合法的地方政府。
這關鍵的兩條雖然是中共的真要求，因為對他們建立和鞏固東北內戰根據地有利，但也不過是他們要存心設計一個發動內戰的藉口罷了。因為承認與不承認，對已經搶佔東北成功，並在東北擁有了十數萬軍隊的中共來說，都沒有太大的關係。所以，在他們的要求不能達成之時，並在馬歇爾回國述職之後，中共就立即將剛剛召開的政協會議和它的“和平建國綱領”扔到了一邊，為建立和鞏固他們的東北根據地而立即發動攻勢，大打出手，並於三月中旬陷四平、下長春，奪取了哈爾濱和齊齊哈爾。由是，一場真正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遂只能以中共在東北所發動的大規模內戰，作為它痛苦的歸結。
三、中共破壞制憲國民大會
雖然中共在雙十會談和政治協商會議之後，均按照既定方針立即將上述民主成果焚於內戰的戰火之中，但是，由於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本人對中共採取了一條“和平未到最後絕望時期，仍不放棄和平”的抗日式決策，所以，按照政協會議的決議，中華民國政府仍決定於一九四六年五月五日首先召開“制憲國民代表大會”。
然而，在本階段，由於中共在東北的內戰中打得“順手”，所以，它便要求于國民大會召開前就按照它的意願先改組政府，後召開“國大”，並且沒有達到滿足就拒不交出代表名單。由是，國民政府只好將制憲國民大會延期半年。
嗣後，為打破僵局，順利召開制憲國民大會，蔣介石於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四日抗戰勝利周年紀念日發表文告，提出六項主張，既表示對於“擴大政府基礎、邀請各黨派、無黨派人士參加政府”的要求，“務求迅速實現”；又再次提議“關於政治紛爭，採取政治解決辦法”；並接受馬歇爾建議，於三人小組之外再成立五人小組，商談政府改組及國民大會問題。此時，中共雖然要求在會前改組政府的目的已經基本達到，但為了進一步刁難政府和破壞制憲國民大會的召開，又提出必須在四十名政府委員中，由中共占十席，民盟占四席，然後再將一名無黨無派者的席位撥給中共推薦，以求穩獲三分之一票以奪取否決權，藉以阻礙制憲國民大會的召開。同時，中共還在張家口集結重兵，明確表示對蔣介石所提出的“政治問題採取政治解決辦法”不屑一顧，企圖將東北的內戰烽火燒向華北，以威脅召開在即的制憲國民大會。
由於國民政府沒有接受中共的無理要求，政府軍又在張家口挫敗了中共的軍事攻勢，中共才在戰況不利的情形下，提出了參加制憲國民大會的名單，以行緩兵之計。但是，當政府為召開國民大會而單方面宣佈張家口停戰十日，中共於張家口的不利戰況已得以解除時，中共又為奪取否決權而重提“非在政府委員中占十四名不可”，並要求政府軍於關內恢復一月十四日（第一次停戰令生效之日）以前的位置，同時要求馬歇爾轉告美國政府，不要支持中華民國政府並從中國撤兵。
最後，當為中共延期半年的制憲國民代表大會已達開會期限，中華民國政府為促使中共四百名代表參加會議，不僅於十一月八日再次頒佈全國性的停戰命令，而且再次將會議延後三天，專門以待中共，甚至於大會五十四名主席團成員席位中留下九名，對中共虛位以待。然而，直至三天后會議已經開幕，中共非但仍然不參加會議，並且於十一月十一日以延安總部名義正式發表聲明，一是要求政府停止“一黨包辦”的制憲國大，二是要求將“侵入解放區”的政府軍撤走，三是於十二月三日由周恩來致電馬歇爾，要求“立即解散正在召開的制憲國民大會”，四是以“國民大會既已經召開，政協會議已被破壞”為藉口，宣佈要籌開“解放區人民代表大會”。十二月十六日，即在制憲國民大會召開之時，中共在南京的發言人已經宣稱﹕“我軍已於各地先發制人，並準備奮鬥到底！”14
歷史的嘲弄在於，中共在大陸奪取政權後所召開的歷次“人民代表大會”和歷次“政協會議”，又有哪一次會議不是由中共一黨絕對包辦？又有哪一次會議的代表和委員——不論屬於“何党何派”，都必須由中共的各級組織部所“選定”呢？由是，只要稍加比較，我們就能夠十二萬分地清楚，究竟誰才是“包辦”，究竟誰才是真正的獨裁了。
歷史的悲劇是，中共雖然沒有成功地破壞制憲國民大會的召開，但由於它的蓄意阻撓和破壞，而使得中共及其軍隊成為中華民國制憲國民大會之外的政治反對力量和軍事破壞力量。所以，中國民主憲政的進程，也就必不可免地陷入了隨時都可能因為內戰而灰飛煙滅的境地。歷史的結局正是如此。
四、中共與中華民國憲法的關係
如果說於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在制憲國民大會上三讀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乃是集三十四年（一九一二至一九四六）的艱難奮鬥才獲得的巨大民主成果，並成為現代中國民主憲政建設的歷史性豐碑，那麼，這一部說明了中華民國國家性質和標誌了中國民主憲政進程的“憲法”，這一部曾于衛國戰爭的戰火中由包括中共在內的中國各黨各派共同修改和制定的“憲法”，這一部在五十年前就已經明確地寫入了“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各黨派平等合法和各級監察、考試委員必須超越黨派”等條文的真正民主憲法，卻遭遇了中共的鄙視、否定和徹底推倒。首先，中共不顧自己曾派遣周恩來、秦邦憲、董必武、陸定一等重要領袖，于戰時和戰後曾兩度參加“中華民國憲法”修改及制定這樣一個歷史的事實，而無視“中華民國憲法”的通過和頒佈；並且，正因為“中華民國憲法”是自辛亥以來中國民主憲政建設的巨大成果和真正結晶，具有真正民主憲法的性質，所以，中共才會在最後一次與中華民國政府進行虛假的停戰談判、即中共渡江前的談判時，由毛澤東提出了“必須廢除‘中華民國憲法’”的蠻橫要求。戰後中國民主憲政的建設和進程，終於毀滅在中共所發動的內戰戰火之中。
四 中共打贏內戰的五個關鍵手段
第一、假談真打與中共利用美國又反對美國
首先，如前所說，中共參預“和談”，從來都是假談。但是，中共確實又參加過“和談”，更參預了美國領銜的和平調停工作。但它的前提，一是在它還沒有做好發動內戰的準備之時，如它還沒有在東北立住腳的時候。二是在戰況對它不利，如它在張家口吃了敗仗時。它與國民政府的談判，基於此；它接受美國的調停，同樣基於此。所以，在美國派遣馬歇爾來中國調停有利於它時，它便使用陰陽兩謀，明談暗打，敷衍美國和利用美國；而在美國調停不利於它時，它就根據自己發動內戰的需要，反對美國和咒駡美國，甚至不惜製造事端來發動一場反對美帝國主義的運動，以踢開它發動內戰和大打內戰的絆腳石。因為“美帝國主義”從來就是蘇聯的敵人，也就是共產革命和中共的敵人。雖然中共並不輕視美國對中共的“好感和無知”，甚至大大地利用了這一“好感和無知”。
由是，就中共利用美國而言，正處於戰況不利的中共，為鞏固東北內戰根據地，乃利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由美國、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共所達成的第一個停戰令，既在停戰前大肆擴張，又在停戰令發佈的當天，於各地發動攻勢，在山東進攻韓莊，棗莊、利國驛、臨城等八地，在河南進攻汲縣、修武、經扶等六地，在江蘇進攻泰縣、薑堰等五地，在山西進攻榆次、汾陽、曲沃等地。其中被佔領者達十二處之多。此其一。15
其二、中共在搶了停戰的便宜之後，因軍調處四處檢查停戰實況而被迫停戰。但是，鑒於鞏固東北內戰根據地的重要，中共又於馬歇爾歸國述職之後，于東北突然發動了大規模的攻勢，並於三月二十日攻陷四平街，四月十八日攻陷長春，四月二十三日攻陷齊齊哈爾，四月二十五日攻陷哈爾濱。中共利用停戰令第二次討得了便宜。
其三、由於中共單方面破壞停戰協定，在東北大肆進攻，造成了停戰令的名存實亡，為解決東北問題，中華民國政府決派孫立人率軍北上，並於五月三日收復本溪，五月十九日收復四平街，五月二十三日收復長春，五月二十八日收復永吉。就在中共于東北的戰況複又不利之時，馬歇爾因中國內戰重開而回到了中國。中共代表周恩來遂代表中共要求立即停戰，並以“如不停戰中共即展開全面攻勢”為條件，對馬歇爾進行威脅。
其四、在馬歇爾的努力和政府軍的配合下，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第二次停戰令下達，規定兩軍自六月七日中午十二時起就地停戰至二十二日中午，旋又延長至三十日中午。但在停戰令下達三小時後，即七日下午三時，東北中共軍隊又分兵四路向政府軍進攻，一向法拉，一向陶賴昭，一向五棵樹，一向烏拉。政府軍為遵守停戰令未作抵抗並退守松花江以西。在關內，中共軍隊則於六月九日及十九日于河南堰城、修武兩地，陰謀擊殺了軍調小組的雷奮強少校與郭子祺少校。
由於中共不遵守停戰協定，並利用停戰的契機發動大舉攻勢，直至公然擊殺軍調小組的政府方面成員，因此，馬歇爾立即召開三人小組會議，決定“兩軍恢復六月七日正午狀態”，並要追究兩少校被擊殺的責任。自此，因中共一方面感到馬歇爾的調停已經成為它發動內戰的嚴重阻礙，另一方面又因為東北內戰根據地已經基本鞏固，毛澤東已經決策要發動大規模的內戰，所以，再接受和參預美國的調停，將會對中共打內戰搶天下的行徑產生嚴重妨礙。由是，中共乃決定反對美國調停，並決心利用戰後國人對美國駐軍的反感，陰謀發動反美運動，以杜絕美國再作任何和平調停的可能。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共第五十四軍五十三團曹志福部始在河北香河縣安平鎮召開“反美運動大會”，高呼反對與打倒美帝國主義的口號，要求馬歇爾滾回美國去。
七月二十九日，中共曹志福部又襲擊路過安平的美國海軍陸戰隊三十餘人，當場打死美軍三人，傷十二人。這就是著名的“安平事件”。事後共軍再次襲擊塘沽附近美軍軍火庫，美軍死五人，傷十六人。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晚，中共竟派其地下黨員、職業學生沈崇勾引一美軍士兵于北平跑馬場野合，並由事先埋伏的中共地下人員“當場捉姦”，在全中國製造了一場人盡皆知的“美國士兵強姦中國女學生案”，“激發”了民眾強烈的反美情緒，更為中共發動反對美國“支持反動政府打內戰”的反美運動，製造了有利的輿論條件。然而，必須指出的是，自一九四五年八月蘇軍進佔我國東北始，直至一九四六年一月被迫撤離，其間，俄軍官兵在東北不知強暴了多少中國女子。然而，當時曾在東北境內“與俄共舞”、更“與俄同謀”的中共及其軍隊，卻為何不為我國東北眾多慘遭蘇軍強暴的同胞女子鳴冤叫屈和伸張正義呢？甚至直到今天，我們都沒有看到中共對此有所覺悟和有所懺悔。
這一場由中共陰謀發動的反美運動，終於造成了美國調停的失敗，亦終於造成了中共在內戰中的大打出手和大獲全勝，更造成了中國大陸人民在中共的欺騙、驅使和強迫下，反美整整反了二十餘年，直至中共再一次需要美國，和美國總統尼克森也需要中國來對抗蘇聯，因而赴北京朝拜那個殘暴的農民造反領袖毛澤東之時，方才告一段落。
第二、毛澤東的兩條戰線﹕發動軍隊“打內戰”與策動學潮“反內戰”
中共雖然在日本投降當天就已經藉爭奪受降權發動了內戰，但直至他們在內戰中獲勝，竟自始自終地在“國統區”堅持策動不知真相的民眾、特別是青年學生“反內戰”。這就是毛澤東的“人民解放戰爭的第二條戰線”。
如前所述，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在對上海局的指示中，就已經交待任務說﹕“要保存力量，以便將來進行民主運動。”中共党人張執一在他後來的《回憶錄》中亦說﹕“中共中央上海局成立之後，一方面繼續根據黨中央和周恩來同志的指示，作隱蔽精幹、長期堅持地下鬥爭的打算，一方面繼續領導蔣管區人民要求和平、要求民主、反對內戰、反對美帝的鬥爭。”16 然而，實事求是地說，並不是“蔣管區”人民在“要求和平、反對內戰”，而是中共為了打贏內戰才要發動“蔣管區”的人民反對內戰，並且絕不敢發動“毛管區” 的人民反對內戰，相反，而是強迫他們必須參加或支持內戰。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三日，當中共在內戰中戰況不利時，中共上海局就在中共中央上述指示下，策動和組織了上海“各界人民團體”聯合赴南京請願，“要求和平、反對內戰和要求民主、反對獨裁”。這個運動的總指揮，就是中共上海局的負責人和後來的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張執一。17
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毛澤東曾在題為“三個月總結”的對黨內指示中，一方面指示說，“今後數月，是一個重要而困難的時期，必須實行全黨緊張的動員和精心計畫的作戰，從根本上轉變軍事形勢”，“要再殲滅敵人二十五個旅”。對發動內戰和狠打內戰供認不諱；另一方面毛又指示說，“全黨必須加強國民黨統治區內的群眾鬥爭的領導”。而加強對國民黨統治區內的群眾鬥爭的領導，其重心就是策動和發動群眾“反內戰”。因為，就在雙十協定剛剛簽訂、毛澤東剛剛回到延安就向中共軍隊發出了全面進攻的命令時，中共又同時命令它的地下党策動和策劃了一九四五年年底的昆明學生運動。它的口號就是“反內戰與要和平”。嗣後的一二一學生反內戰運動乃是這場運動的高潮。用中共黨史專家們的話來說，即﹕“一二一運動，就是為開闢這條戰線而吹響的第一聲號角和點燃的第一堆烈火。”18 此後自一九四六年底到一九四七年初，中共由蓄意策劃沈崇事件所發動起來的學生“抗議美軍暴行運動”，則在“性質、規模、影響和作用方面與歷次學生運動相比，不僅有了提高”，而且它的作用，“在反美、反蔣鬥爭中，僅次於人民解放軍”。19 至於一九四七年由中共一手策劃和領導的“紅五月”學生運動，因喊出了“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口號，特別是一九四七年的“五二零”學生運動，又把“經濟鬥爭、生活鬥爭上升到了政治鬥爭，規模也從小型的分散的鬥爭集中為全國性的反美、反蔣的鬥爭”，從而成為“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第二條戰線的新起點”。 20
誠然，這些“學生運動”都是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和有黑手的。借用中共黨史專家們的話來說，就是“它都是在黨中央、上海局的指導之下，由中共南京市委具體領導的”。更有黨史專家們說，“它們是由周恩來直接領導的”。21
誠然，這樣的學生運動自然使中共興奮不已。因為，後來曾用機關槍和坦克車來屠殺北京學生運動的中共，在那個時候卻把有背景、有組織、有計劃、有陰謀和真正“有黑手”的“反內戰”學生運動，當作了他們發動內戰的“第二條戰線”。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央關於蔣管區的鬥爭方針的指示電”就曾指示說﹕“使一切群眾鬥爭都為著開闢蔣管區的第二戰場，把人民的愛國和平民主運動大大地向前推進。”一九四七年五月三十日，毛澤東更在題為 “蔣介石政府已處在全民的包圍中”的文章中稱﹕“中國境內已有了兩條戰線。蔣介石進犯軍和人民解放軍的戰爭，這是第一條戰線。現在又出現了第二條戰線，這就是偉大的正義的學生運動和蔣介石反動政府之間的鬥爭。……學生運動是整個人民運動的一部分。學生運動的高漲不可避免地促進整個人民運動的高漲。”對此，《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一千一百二十頁的注釋，則這樣地評述道﹕“從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起，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發展，國民黨統治區廣大學生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民主愛國運動，有了新的高漲，逐步形成為反對蔣介石反動統治的第二條戰線。”
於是，中共黨史專家乃對中共發動內戰的 “第二條戰線”的作用，興奮地評價說﹕“一是從政治上打敗了蔣介石。二是從軍事上間接配合了第一條戰線作戰。三是從組織上為革命和建設準備了大批骨幹。四是配合解放軍接管城市、迎接了解放。五是直接配合了三大戰役的軍事鬥爭。”22
由毛澤東、周恩來和中共的領袖們編劇導演，和由單純的青年學生們上演的“第二條戰線”，就是這樣地為中共發動內戰和打內戰，打江山和坐江山，立下了如此的汗馬功勞。一九八九年當中共用坦克車和機關槍在北京屠城之後，一位北京大學畢業的老教授曾痛苦地對他的後人說﹕“當年，我們這些北大的學生天天四菜一湯吃得飽飽的，可是吃飽了便跟著地下黨上街去‘反饑餓、反內戰和反迫害’，國民黨也不曾開槍打我們。今天想起來，實在是令我無地自容。”
有必要指出的是，毛澤東指學生運動是他的 “第二條戰線”，其實是謙虛了。因為，實事求是地說，學生運動只是他的“第三條戰線”。因為國統區學生運動的直接領導者，就是中共的地下工作者們。而這些地下工作者們的“工作”，才是真正的“第二條戰線”。這個真正的“第二條戰線”，既是學生運動的“黑手”，又是群眾運動的“黑手”，特別是中共第四條戰線 ——“民主黨派”戰線的“黑手”。用中共黨史專家們的話來說，就是“在民主黨派中還有少數共產黨人。在他們之中，一種人是以民主人士身份參加民主黨派，從事革命鬥爭的共產黨員；一部分是民主黨派中的先進分子，在鬥爭實踐中先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一部分是早年曾參加中共、由於種種原因脫離了中共而轉入了民主黨派、後來又恢復了中共黨籍者”。中共的黨史專家們一語便道破了當代中國大陸“民主黨派”們的來歷和本相，道出了為什麼他們當中的相當一部分人，在死的時候一定要蓋上中國共產黨黨旗的原因，23 道出了他們當年是怎樣以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的身份，為中共發動那一場內戰盡力和賣命的實情，道出了他們為何在中共奪取政權之後，竟能心甘情願地為中共表演民主的根本緣由。
第三、決策運動戰及人海戰術以打內戰，利用土改以發動農民參加內戰
一、毛澤東決策運動仗戰略和人海戰術以打內戰
本卷第三、四兩章，曾詳細地敍述了毛澤東在八年抗戰中堅決反對中共軍隊對日本侵略者“打運動戰、打大仗和打硬仗”的歷史事實。但是，“養在深山人難識” 的中共軍隊卻必須長期接受運動戰的訓練，尤其是在一九三九年之後，即當中共已經自稱擁有五十萬大軍之後。這個秘密終於在抗戰勝利之夜才被突然地揭開了。因為一直養在深山的中共軍隊，從借爭奪受降權以發動內戰之時起，即開始打起了他們在中國人民抗戰期間從來沒有打過的運動戰和大仗。毛澤東終於一再地和迫不及待地向他的軍隊發出了“打運動戰”和“打大仗”的指示，甚至是一再地和迫不及待地向他的那些正在打內戰和正在準備打內戰的軍隊，發出了“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指示。雖然，在八年抗戰中毛澤東從來不曾對他的軍隊說過一次要“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日寇”。對此，只需稍稍“學習”一下毛澤東選集第三卷（“抗日”部分），就會一目了然。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毛澤東向他的軍隊指示說﹕“戰勝蔣介石的方法，一般的是運動戰。”24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六日，毛澤東又對根據他的指示，正在用運動戰大打內戰的軍隊，進一步發出了“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指示。這個建立在運動仗戰略基礎上的指示說﹕“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敵人的作戰方法，不但必須應用於作戰的部署方面，而且必須應用於戰術的部署方面……我軍必須集中絕對優勢的兵力，即集中六倍、或五倍、或四倍於敵的兵力，至少也要由三倍於敵的兵力，於適當時機，首先包圍殲滅敵軍的一個旅（或一個團）。”（按﹕八年抗戰中，中共軍隊從來沒有主動地集中優勢兵力殲滅過日寇的一個班，更不用說是一個團、一個旅。）25
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毛澤東在他的軍隊已經“集中優勢兵力”殲滅了政府軍二十五個旅之後，又進一步指示﹕“必須在今後一個時期，再殲滅敵人的二十五個旅。”毛甚至更加強調地指示﹕“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是過去三個月殲敵二十五個旅所採用的唯一正確的作戰方法。我們集中的兵力，必須六倍、五倍、四倍、至少三倍于敵，方能有效地殲敵。不論在戰略上，戰術上，都是如此。不論是高級指揮員，或中下級指揮員，都須學會此種作戰方法。”26 （按﹕八年抗戰中，毛澤東從來就沒有命令他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必須學會此種方法以抗日殺敵。）
然而，毛澤東所謂的“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運動仗戰略戰術，說穿了便是人海戰術。特別是毛澤東所提出的，所指示的，不論是在戰略上還是在戰術上都“必須用六倍、五倍、四倍、至少是三倍以上的兵力”以執行他的作戰方法的指示，其實質就是殘酷的“人肉戰略和人肉戰術”。中共著名的三大戰役就用的是這一殘酷的戰略和戰術。淮海戰役以政府軍死一人、中共軍死五人為中共所贏得的勝利，早已證明了這種視人命為兒戲的殘酷戰略戰術，實際上乃是最原始、最野蠻和最不人道的戰略戰術，早已為現代戰爭所不取。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內作家所纂寫的《雪白血紅》一書，不僅將這種殘酷的作戰方法予以了最早的揭露，而且將這種極端滅絕人性的作戰方法，所造成的對普通人民性命的殘害，予以了最為驚人的揭穿。中共為了徹底殲滅長春守城敵軍，與為了逼迫敵軍投降而不惜餓死十數萬長春人民，並且連逃出城來的老百姓也要將之堵回去“餓死”的“戰略和戰術”，中共在內戰期間用槍口逼迫地主、富農及其子女打衝鋒，甚至逼迫地主、富農家的婦女裸體打頭陣的“戰略和戰術”，雖然為他自己的後輩軍人所不齒，但是，中共卻正是依靠這樣的“戰略和戰術”，才打贏了那一場內戰。在中國大陸，隨著歷史反思的迅速、廣泛和深入，不論中共採取怎樣的禁錮，上述驚心動魄的史料都正在利用各種方法和管道重見天日。
二、中共利用土改以發動農民參加內戰
誠然，毛澤東的人海戰術是要以人命來作成他勝利的基礎的。然而，人命何來？答曰﹕從農村中來。因為，毛澤東早就將他的革命定義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農民戰爭”了。雖然歷史並非如共產黨所表達的那樣，它的“革命”從來就得到了中國農民的最積極支援和最廣泛參加，但是，中共一手高舉著西方的“均貧賤、等富貴”思想，一手又採取了“實行分田分地”的傳統欺騙策略，因而才獲得了農民、特別是農村中流氓無產者的支持。由是，毛澤東旨在打天下的農民戰爭，便獲得了他所需要的廣大兵源。
於是，為了打內戰，為了打運動戰和打大仗，為了“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毛澤東才在內戰已經開打和剛剛大打的時候，不僅曾於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出過“五四指示”，要求各地立即進行土地改革工作，並且一再地命令和告誡他的黨人和軍隊說 ﹕“三個月的經驗證明，凡堅決地迅速地執行了中央五月四日指示，深入和徹底地解決了土地問題的地方，農民即和我黨我軍站在一道反對蔣軍進攻，凡對五四指示執行得不堅決……，農民即站在觀望地位。各地必須在今後幾個月內，不論戰爭如何忙，都要堅決地領導農民解決土地問題。”27
同時，為了打贏這一場內戰，毛澤東還一改過去一定要殺死地主、富農全家的“德性”，對地主、富農這樣一些階級敵人，採取了“臨時性的統一戰線政策”。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日，毛澤東就曾明確指示說﹕“在農村中，一方面應堅定地解決土地問題，緊緊地依靠貧農、雇農、團結中農；另一方面，在進行解決土地問題時，應將一般富農、中小地主分子和漢奸、豪紳、惡霸分子，加以區別……在一切土地問題已經解決的地方，除少數反動分子外，應對整個地主階級取緩和態度。……藉以減少敵對分子。”29 由是，毛澤東既解決了發動農民戰爭打內戰的兵源問題，又解決了地主富農對中共發動內戰“必然要進行破壞”的問題，中共意在打江山的這一場農民戰爭，也就勝券在握了。然而，參加了和支持了中共發動內戰的中國農民，他們究竟得到了什麼呢？那些因中共要打內戰才“欣遇”過中共“緩和態度”的地主富農們，命運又將如何呢？前者以其成為共產農奴和被餓死數千萬人命的歷史命運，作了最為痛切的回答；後者則於轉瞬之間便被鎮壓了二百余萬的歷史慘劇，為毛澤東和中共在中國大陸全面復辟和建立專制極權統治，而作成了最早的一批慘死者和犧牲品。
第四、為打贏內戰不惜出賣祖國權益以爭取俄援
中共的發動內戰和大打內戰雖然獲得了蘇軍的陰謀配合和物資援助，但蘇俄所援助的軍用物資，畢竟是以東北的礦山、工廠、大量的工業設備和器材，即我國東北的原有資產、資源和日本戰敗前在東北的二十億美圓投資作為交換代價的。後來，當中共的內戰狀況不利時，或中共內戰眼看就要勝券在握時，中共或是為扭轉戰局，或是為了爭取內戰的早日勝利，便以滿足蘇聯對我國國土的野心和對我國資源的貪心，而出賣祖國的權益和東北的資源，以爭取蘇聯的繼續支持。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中共代表林彪、高崗、彭真、謝覺哉、李富春和蘇聯代表米高揚、康斯諾夫、高爾金、哈爾更、巴布諾夫曾就軍事援助中共一事，於哈爾濱簽訂了《哈爾濱協定》。
中共獲得的主要援助，一是蘇聯允諾在外交軍事上全面支持中共。二是蘇聯承諾經常供給中共軍用飛機五十架。三是蘇聯承諾將收繳的日軍武器分兩期全部給予中共。四是蘇聯承諾將現在東北由蘇俄控制之彈藥及軍用物資全部平價售予中共。五是蘇聯同意中共紅軍在東北局勢緊張時可取道北韓退入俄境。六是國民黨軍隊一旦發動對東北兩栖登陸攻勢時，蘇聯軍隊願意秘密協助中共軍隊作戰。七是蘇聯允許中共紅軍在北韓建立空軍訓練站。八是蘇聯願意協助中共奪取對新疆的控制權等。由是，中共獲得了足可以裝備五十萬軍隊的武器，林彪在黑龍江訓練的四十萬新軍，以及原三十萬漢奸軍隊和八千侵華日軍，其主要武器便是從蘇聯所得。
中共出賣祖國權利和資源的主要條款，一是中共承諾蘇聯對我國東北陸路和空中交通享有特殊權益。二是中共應對蘇聯提供有關中華民國政府和美軍在中國行動之情報。三是中共應以東北物產包括綿花、大豆及其它戰略物資，除去本地所需用者外，全部供應蘇聯。中共允諾中國遼寧、安東等省特別規定區域，劃歸北韓軍隊駐紮，並在將來適當時期併入朝鮮。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共又在莫斯科與蘇聯簽訂了《莫斯科協定》。在該協定的主要條款中，中共所出賣的祖國權益和資源，一是蘇聯有優先開採中國境內礦產的權力。二是蘇聯有權在中國東北和新疆駐紮軍隊。三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中國軍隊應依靠蘇聯軍隊作戰。四是蘇聯可將遠東情報局設於中國。五是如果歐洲爆發包括蘇聯在內的戰爭，中共應派遣遠征軍十萬人及勞工二百萬人支援蘇聯參戰。
中共所得到的，一是蘇聯承擔建立蘇聯與中共聯合的空軍力量。二是蘇聯允諾盡速裝備並訓練中共軍隊十一個師。三是蘇聯在條約簽訂後即將美國在二次大戰中援助它的一百零三億美圓武器的三分之一運入東北。
由是，中共開始有了整師的坦克部隊和炮兵部隊。由是，中共才絕不是小米加步槍便打垮了的它的敵人，而是以現代化的軍事力量，並在共產主義革命的旗號下打贏了那一場內戰。
顯然，應該作為對比的是，一方面，中共是在對祖國資源和權力的不斷出賣和蘇聯的不斷支援下打贏了這一場內戰。另一方面，中華民國政府卻在美國一再削減援助直至停止援助的情形下，打敗了這一場內戰。這便是所謂美、蘇要共同“制止”中國內戰的經過和結果。
第五、中共數度“挖心戰術”的重大歷史效應
中共建黨後曾四度打入中國國民黨和中華民國政府。兩度公開兩度隱蔽。第一度是作為第三國際的一個支部，即俄黨的附庸，在蘇俄命令和指使下直接加入中國國民黨，公開參加廣州國民政府，竊據了國民黨和廣東革命政府許多高級職位，把持了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大部分各級地方組織。這就是中共對國民黨的第一度“挖心戰術”。第一度挖心戰術實為後來中共再度進行挖心，奠於了關係和思想的重要基礎。第二度是在國民黨清党和蘇俄在中國直接領導的共產革命失敗後。基於一度打入國民黨所留下的關係和影響，中共曾採取不斷滲透和潛入地下的辦法，打進甚至掌握了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一些要害部門，尤其是特工部門，從而為中共發動武裝暴動，即在蘇俄的命令下發動武裝叛亂，特別是為保護中共地下組織及其領袖人物，起到了難以想像的作用。在中共的第二度“挖心戰術”中，中共有所謂地下工作的 “前三傑”，即錢壯飛、李克農和胡北風。還有他們的實際領導者，中共中央特務二科科長陳賡。錢壯飛曾打入國民黨中央調查科擔任主任徐于曾的機要秘書和親信隨從，直至負責人事和中央調查科各地組織的建立。同在國民黨中央調查科的還有胡北風。由是，國民黨中央調查科所有機密全為錢、胡所掌握。中華民國政府軍第一、第二次對江西的圍剿決策和情報，就由錢用國民黨中央組織部信函，經李克農親自送至周恩來手中。一九三零年四月，錢壯飛曾受命赴東北調查東北軍事，錢即與陳賡、胡北風組成三人小組，表面上由錢率領，實際上由陳賡領導，用國民黨中央調查科的證件和經費，在中共地下組織的協助下，于東北建立了一整套明屬國民黨、暗屬共產黨的雙重特務組織。是時，李克農亦曾打入中華民國海陸空軍總司令部擔任譯電員，中共保密局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叛變的急電就是被李翻譯後由錢壯飛送給周恩來的，從而使得中共中央各重要機關和主要負責人及周恩來本人，免除了被一網打盡的“悲劇”。30 彼時，還有一個原來既親共又親國民黨的人物楊登羸。楊在擔任國民黨中央調查科上海特派員時，曾為中共所左右，因而為中共做了大量的情報工作，其中特別是中共的重要人物如任弼時、關向應等人都因他的保護而安全脫險。而中共認為不可靠的黨員，中共便讓他去逮捕和處決。於此期間，極為突出者是地下黨員劉鼎，因宋慶齡的介紹而被送到張學良的身邊，從此為策反東北軍、特別是策動西安事變立下了汗馬功勞。西安事變發生後，毛澤東即表揚他說﹕“西安事變，劉鼎是有功的。”31
第三度是在抗戰時期。在本時期內，中共重新開始合法地進入各級國民政府和國民黨軍隊，布下了重重關係，並在毛澤東的一再指示和周恩來的長期佈置下，“隱蔽精幹和長期埋伏”（毛澤東語）。當毛澤東在延安大抓國民黨特務，幾乎將延安變成了一座恐怖血腥之地時，在後方，即在被共產黨稱之為“國統區”的重慶等地，成千上萬有身份和無身份的中共地下黨人，卻始終地活躍在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各級機構和場所，並在根本不用擔心蔣介石和國民黨會發動“抓特務運動”的安全條件下，為共產黨進行“挖心”。工商學政各界風雲人物中的親共人物，如閻寶航（閻明複之父）等人的家，就是中共在重慶的聯絡中心。國民黨上將胡宗南的親信隨從和機要秘書熊向暉早在一九三八年就被周恩來秘密安插到了胡的身邊。32 一大批朝附夕叛的前地方軍閥亦大多數在共產黨那裏留下了後路。更有許多少不更事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大人物的公子小姐，亦因共產主義理想的巨大誘惑而被秘密地拉進了共產黨內，或很快就成了共產黨所能控制的“進步青年”。這一次長達八年的“挖心”，實為嗣後中共發動那一場殘酷的內戰，為促使中華民國政府在內戰中的失敗，暗結了一條特殊的並且是有決定意義的“戰線”。
第四度即中共所謂的“解放戰爭”時期。由於中共於前三度已經在敵人內部建立了一條“看不見的戰線”，而這一條戰線，既能直達蔣介石身邊，如擔任國防部作戰次長、掌握了國民黨調動軍隊大權的中共地下党劉斐中將。由是，當政府軍被調動的軍隊連自己還不知道時，延安就已經得到了情報，並據此而擬好了必勝的作戰計畫。所以，“解放”後，毛澤東才會表揚劉斐是解放戰爭的真正功臣。又如胡宗南的機要秘書和親信隨從熊向輝，因能將胡宗南大軍決策進攻延安的計畫，準時地通報周恩來和中共中央，所以，胡宗南打進延安時，所得到的才是一座空城。為此，周恩來曾經欣然地說道﹕“蔣介石的作戰命令還沒有下達到軍長，毛主席就已經看到了”。33 長期擔任中共中央保密局長的楊尚昆，在一九八九年九月十四日《人民日報》上發表題為“紀念李克農誕生九十周年”的文章時，曾坦白地承認﹕“為配合解放戰爭在全國的順利，我情工人員深入到國民黨的機密決策指揮層內，及時準確地供給了黨中央和軍委及各地區戰略性及動向性的重要軍事情報，為黨中央和毛主席研究戰局，制定解放戰爭的戰略方針提供了重要的依據。使我軍在解放戰爭中對敵人的主要情況瞭若指掌，始終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
這一條“看不見的戰線”，因它早在抗戰時期，甚至更早，就已經被不抗戰而有充分時間從事“挖心”的中共將它佈置妥貼，所以，當中華民國政府在內戰中一旦陷於窘境時，政府軍中形形色色的原地方軍事勢力，就叛變的叛變，反戈的反戈，“起義”的“起義”，逃跑的逃跑。看上去都是臨極而生變，實際上早已暗通款曲，只等時機罷了。由是而終於造成中華民國在內戰中的失敗，和中國共產黨在內戰中的勝利。
最後，似乎仍然值得一提的是，除掉蘇俄的指使、中共的陰謀運作和日本的侵略以外，實際上，也正因為中國國民黨是一個具有民主理念和性質的政黨，中華民國政府治理下的中國社會又基本上是一個開放的和相當自由的社會，所以，才會為境外顛覆勢力的思想入侵和直接指使，中共的陰謀運作和公然造反，提供了太好的社會條件和歷史機遇。
兼 問 勝利者都是正確的嗎？
一九四九年七月，在中共已經打贏那一場內戰，就要粉墨登場，在北平建政、建國之時，為了再一次獲得蘇聯的支持，劉少奇曾率領中共代表團鄭重地訪問了蘇聯，恭敬地拜謁了共產沙皇史達林，傾心地表示了他們將在國際社會採取“一邊倒”的政策，決心成為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一員。
史達林對於中共的朝拜，自是滿心欣然。興奮之餘，竟對劉少奇說﹕“勝利者都是正確的，你們勝利了，你們就是正確的……”
然而，當真“勝利者都是正確的嗎？”反之失敗者便都是錯誤的了？如果是，則一個彬彬有禮的書生被一夥小流氓打倒在地，一架飛機為劫匪所持，則勝利的小流氓和劫匪便必定是正確的了？如果是，凡弱國之敗，弱民之亡，便一定是、和全部是因為自己的錯誤造成的了？如果是，則長江大河的奔流，人類歷史的發展，各國家、民族和地區的進步，便不能有失敗和曲折了？若有之，便一定是、和全部是錯在自身了？
相反的是，長江大河的奔流，人類歷史的進步，各民族、國家、地區的發展，竟大多要歷盡曲折和艱辛，甚至要歷經反復失敗和倒退的命運，才會達到它們最後成功的境界。反之，新沙皇列寧和史達林在革命的名義之下，靠陰謀和殺戮才獲得奪權成功的歷史；毛澤東、金日成、齊奧塞斯庫、波爾布特等等歷史上鮮有的獨夫民賊，同樣是在革命的名義下，做盡壞事以獲得成功的事實——恰恰證明，它們的成功，非但不是“正確”的一個結果，卻是邪惡戰勝正義的一種“倒退”。因此，侈談“勝利者都是正確的”，無非是一個不正確者在為自己的“勝利”喬裝打扮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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