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真貌─應運而興的統一王朝 明朝（十一）

章翠英 《李時珍採藥圖》



科技篇

農業

明朝在農業方面做出突出貢獻的人是宋應星和徐光啟。

宋應星，字長庚，江西奉新縣人，約生活於16世紀末到17世紀中葉，是一位傑出的科學家，他總結了當時農業和手工業生產技術，寫成名著《天工開物》。《天工開物》共3卷18篇，從農作物的種植、收割、加工，到制鹽、糖、油、酒、曲和製衣服、染顏色；從磚瓦、瓷器、紙張的生產，到五金的采冶，器具的鍛鑄，石灰、礬石、硫磺和煤炭的利用，以及車船、朱墨、珠寶等的製作，無所不載。

徐光啟（1562年～1633年），字子先，別號玄扈先生，上海縣人，明末官僚。他生活的時代，歐洲正進入資本主義時期，天文、地理、數學、機械力學等方面有了很大的發展。徐光啟吸收了西方的科學知識，並和中國傳統的科學技術相互結合，在天文、數學、生物學和農學方面獲得新的成就。他組織明朝「歷局」工作人員，編製了當時可算很完備的整個天球的恆星圖，並採用新的測算法，使日食月食的推測，較前大為精密。他主持編譯的《崇禎歷書》，是中國天文歷算學中一份完整可貴的遺產。徐光啟還和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合譯《幾何原本》，把歐洲數學介紹到中國來。他參加翻譯的《測量全義》，介紹了西方三角術和球面三角術，引述了許多新公式。三角函數表也是經徐光啟等首次介紹到中國的。

徐光啟在生物學和農學方面的貢獻很大，代表作是《農政全書》。《農政全書》共60卷，約60萬字，分12個部分。舉凡農業及與農業有關的政策、制度、措施、工具、作物特性、技術知識等等，應有盡有。同時，作者也寫進了自己親身試驗的成果。徐光啟曾在天津試驗改良水田，又在他父親墳地周圍開了一個試驗園地，引種外地作物，培植高產良種。他從福建引種甘薯獲得成功後，著書加以推廣。《農政全書》不僅總結了17世紀以前中國農業生產知識，而且還融合了部分外來的農業知識。

醫學

明朝出了一位大醫學家李時珍。李時珍（1518年～1593年），字東璧，號瀕湖，湖廣蘄州人，父祖世代行醫。他在青年時便隨父學醫。在醫療實踐中，李時珍發現過去「本草」中記載的中藥，儘管多達－千餘種，但對藥性、藥名和分類的記載，有不少錯誤，還有許多寶貴藥物知識，還沒有被吸收進去。他窮畢生精力，披閱了八百餘家著作，並到北京、河南、江西、南京等地實地考察，還訪問了成千上萬的群眾，前後三易其稿，終於寫成《本草綱目》。

《本草綱目》全書共分52卷，全書共收藥物1892種，其中由李時珍總結民間經驗而增加的有300多種。書中還附有處方11096則，插圖1000多幅。《本草綱目》對每種藥物的名稱、性能、用途、製作都作了說明，並訂正了歷代相沿的某些錯誤。它是中國16世紀以前醫藥學豐富經驗的總結，是中國醫藥寶庫中一份珍貴遺產，直至今天還有實用價值。此外，《本草綱目》不僅是一部藥典，也是一部植物學、動物學、礦物學的重要著作。

地理學

明朝還出了一位著名的遊俠徐宏祖。徐宏祖（1586年～1641年），字振之，號霞客，江蘇江陰人。他從青年時起就開始有計劃的考察旅行，「不避風雨，不憚虎狼」，足跡遍及今天的江蘇、浙江、福建、山東、河北、山西、陝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廣東、廣西、雲南等地，並最終根據自己的經歷，寫成了《徐霞客遊記》。

《徐霞客遊記》是他考察山水三十年的總結，具有很豐富的內容。其中有世界上巖溶考察的最早資料。

《徐霞客遊記》還記載了苗、瑤、果羅（彝）、摩些（納西）、壯、白等少數民族的經濟、歷史、地理和風俗習慣，以及村落城鎮的盛衰，名勝古跡的演變等，是研究中國民族和歷史地理的珍貴資料。

建築藝術

北京皇宮（今故宮）是明代建築的突出代表。

當時的北京城以紫禁城內皇宮為中心，外是周長18里的皇城，皇城之外是周長45里的京城。皇宮正式動工於1417年（永樂十五年），竣工於1420年（永樂十八年）。這所皇宮由幾百座不同的建築物組成，面積約30萬平方米。各個建築物大都用白色大理石做台基和欄杆，建築物木構的本身，如木柱、門、窗等都用朱漆，橫額以藍綠兩色作彩畫，屋頂用黃色琉璃瓦，精美絕倫。其中奉天殿（今太和殿）、華蓋殿（今中和殿）、謹身殿（今保和殿）是中心建築，佔地面積8.7萬平方米。三大殿的台基各由高達二丈餘的三層重迭的須彌座構成，俗稱「三台」，把三大殿襯托得更加巍峨壯觀。台前有精鏤的丹墀，台四周用漢白玉欄杆圍繞，琳麋秀麗。除紫禁城內的皇宮外，還建築了供帝王祭祀天地、祖先、神靈用的天壇、社稷壇、山川壇、太廟和作皇城正門的承天門等。

除了皇宮建築外，明代佛塔和陵墓也有著自己的特色。上述建築多不再用易腐的木材，改用磚石建築。南京報恩寺琉璃寶塔，山西洪洞縣霍山廣勝寺飛虹塔等，都是用琉璃磚砌成。北京昌平定陵，就是一座用大理石、漢白玉和磚砌成的地下宮殿。

明代園林造景，有很高的藝術水平，不僅能在有限的空間內，因地制宜，開池堆山，種花木、建亭榭，巧奪天工；而且能借迴廊曲院分劃空間，使結構複雜，形成了「景外有景」，「園中有園」。蘇州拙政園、留園等，以幽曲明淨、精巧秀麗著名。

歷史真貌─應運而興的統一王朝 明朝（十）

服飾篇

明代服飾在承襲前代的基礎上，又有自己獨特之處。比如明代的官服承襲唐宋官服制度的傳統，指導思想比較保守。但製作更趨精美，材料和工藝水平都超過前朝，整體配套也更趨和諧統一。

節儉的明太祖朱元璋認為禮服不可過繁，祭天地、宗廟只需戴通天冠，穿紗袍。一品至五品官服紫，六、七品服緋。因為明取法周漢唐宋，以火德王天下，色應尚赤，並規定正旦、冬至、聖節（皇帝生日）、祭社稷、先農、冊拜等大典要穿袞服。

皇帝冠服主要包括袞冕、通天冠等。明朝在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始定袞冕制度，至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永樂三年（公元1405年）時又分別做過補充修改。

袞冕的形制基本承襲古制，在圓柱形帽捲上端覆蓋廣一尺二寸、長二尺四寸，用桐板做成的綖，綖板前圓後方，用皂紗裱裹。綖板前後各有12旒，旒就是用五彩的繅（絲繩）12根，每根穿五彩玉珠12顆，每顆間距一寸。帽卷夏用玉草、冬用皮革作骨架，表裱玄色紗，裡裱朱色紗做成。帽卷兩側有紐孔（戴時用玉簪穿過紐孔把冕固定在頭頂的髮髻上），下端有武（即帽圈），紐孔和武都用金片鑲成。綖板左右懸紅絲繩為纓，纓上掛黃玉，垂於兩耳之旁。此外，綖板上還懸有一根朱紘。

與此配套的袞服，據《明史·輿服志》記載，由玄衣、黃裳、白羅大帶、黃蔽膝、素紗中單、赤舄等配成。據永樂三年的定制，玄衣肩部織日、月、龍紋，背部織星辰、山紋，袖部織火、華蟲、宗彝紋，領、褾（袖端）、□（衣襟側邊）、裾（衣襟底邊）都是本色。纁裳織藻、粉米、黼、黻紋各二，前三幅、後四幅，腰部有襞積（褶襉），綼（裳的側邊），褐（裳的底邊）都是本色，腰以下前後不縫合。中單以素紗製作，青色領、褾、裾，領上織黻紋13，蔽膝與裳同色，織藻、粉米、黼、黻各2，本色邊。另有黃、白、赤、玄、縹、綠六彩大綬和小綬，玉鉤、玉珮，金鉤、玉環及赤色襪、舄。

而通天冠是在洪武元年定制（公元1368年），加金博山附蟬，首施珠翠，黑介幘，組纓、玉簪導。與絳紗袍、皂色領、褾、裾的白紗中單、絳紗蔽膝、白色假帶、方心曲領、白襪、赤舄配套，為皇帝郊廟、省牲、皇太子冠婚、醮戒時所穿。

此外，還有用於視朝、降詔、降香、進表、四夷朝貢，外官朝覲，策士、傳臚、祭太歲山川時穿的皮弁服；親征遣將時穿的武弁服。 平常穿的衣服是盤領窄袖黃袍、玉帶、皮靴。黃袍前後及兩肩各織金盤龍一，即一般所稱的四團龍袍。烏紗折上巾造型像善字，故稱翼善冠。

皇后冠服主要包括禮服和常服。皇后在受冊、謁廟、朝會時穿禮服，其冠，圓框冒以翡翠，上飾九龍四鳳，大、小花樹各12，兩博鬢、12鈿（短頭大花的花簪）。穿褘衣，深青地，畫紅加五色翟（雉鳥）12等（行）。配素紗中單，黻領、朱羅、彀（縐紗）褾（袖端）、□（衣襟側邊）、裾（衣襟底邊），深青色地鑲醬紅色邊繡三對翟鳥紋蔽膝，深青色上鑲朱錦邊、下鑲綠錦邊的大帶，青絲帶作紐約。玉革帶。青色加金飾的襪、舄。後來又在冠式上做了一些改變。

常服一般是用雙鳳翊龍冠，首飾釧鐲用金玉、珠寶、翡翠。金繡龍紋諸色真紅大袖衣、霞帔、紅羅長裙，紅背子。冠形如特髻，上加龍鳳飾。衣用織金龍鳳紋加繡飾。

文武官員的服飾包括冠服、祭服、公服和常服。官員凡大祀、慶成、正旦、冬至、聖節、頒詔、開讀、進表、傳制都用梁冠、赤羅衣，青領緣白紗中單，青緣赤羅裳，赤羅蔽膝，赤白二色絹大帶，革帶，佩綬，白襪黑履。以梁冠上的梁數區別品位高低。公冠八梁，侯、伯七梁，都加籠巾貂蟬（貂原來掛貂尾，後以雉尾代替，蟬是金飾）。

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將朝服上衣改成赤羅青緣，長過腰止七寸，不掩沒下裳。中單改成白紗青緣，下裳赤羅青緣，前三幅後四幅，每幅三襞積（褶襉），革帶前綴蔽膝，後佩綬，系而掩之。大帶表裡用素色。萬曆五年令百官正旦朝賀，不准穿朱履。冬十一月百官可戴暖耳。

此外，皇帝親祀郊廟、社稷，文武官分獻陪祭穿祭服。洪武二十六年定，一至九品，皂領緣青羅衣，皂領緣白紗中單，皂緣赤羅裳，赤羅蔽膝，三品以上方心曲領。冠帶佩綬同朝服，四品以下去佩綬。祭太廟社稷時，他們穿大紅便服。

公服包括烏紗帽、團領衫、束帶，其帶一品玉，二品花犀，三品金銀花，四品素金，五品銀鈒花，六、七品素銀，八、九品烏角

官員凡常朝視事穿常服。明初常服與公服都是烏紗帽、團領衫、束帶。洪武六年規定一、二品用雜色文綺、綾羅、彩繡，帽珠用玉；三至五品用雜色文綺、綾羅，帽頂用金，帽珠除玉外隨所用。六至九品用雜色文綺、綾羅，帽頂用銀，帽珠瑪瑙、水晶、香木。一至六品穿四爪龍（蟒），許用金繡。

明朝《大學衍義補遺》卷九十八說："我朝定制，品官各有花樣。公、侯、駙馬、伯，服繡麒麟白澤，不在文武之數；文武一品至九品，皆有應服花樣，文官用飛鳥，像其文采也，武官用走獸，像其猛鷙也。"接著講明朝的常服，可由各級官員按其等級根據規定款式自制，不像宋代是由政府統一製作定時分賜。常服上可兼下，下不得僭上。一般文官都能遵循制度服用，武官往往違反制度穿公侯伯及一品之服，自熊羆至海馬（即五品至九品）的服裝，不但穿的人極少，而製造的人也幾乎斷絕了。

此外，還有明朝內使監宦官、宰輔蒙恩特賞的賜服，如蟒服、飛魚服、鬥牛服。

明朝只有皇帝和其親屬可穿五爪龍紋衣服，明後期有的重臣權貴也穿五爪龍衣，則稱為"蟒龍"。嘉靖權相嚴嵩被參劾倒台後，在江西分宜縣嚴嵩的老家抄沒成千上萬件絲綢衣料和各種華貴服裝。

明代服裝的基本款式有：交領式衣衫 、盤領衣、上衣與下裳相連的束腰袍裙、對襟合領或對襟直領式衣服、背間中縫直通到下面的斜領大袖袍，如直裰（又稱直掇、直身）、襴衫、道袍。

明代一般人常用的巾幅名目較多，有些是唐、宋傳留下來的，有些是遼、金、元遊牧民族流傳到中原、保留到明代的，還有一些是明代新創的。例如儒巾、軟巾、諸葛巾、東坡巾、山谷巾，都是傳統的巾式。明初有一種用黑色細繩、馬尾鬃絲或頭髮編結的網巾，網口上下用帛包邊，長有二玉或金屬小圈，二邊各系小繩交穿於二小圈內，上面束於頂發，下面可用總繩拴緊，故又名「一統山河」或「一統天和」。網巾的用處是可以保持頭髮不亂。

明朝官服戴紗帽籠巾，下面多先戴網巾起約發作用。天啟時，削去網帶，止束下網，名為「懶收網」。另外有四周巾，用二尺多的幅帛裹頭，余幅後垂，為燕居之飾。純陽巾，頂部用帛疊成一寸寬的硬褶，疊好後像一排竹簡垂之於後，以八仙中的呂洞賓號純陽名之。這種巾子也可按唐代詩人白居易（字樂天）的名，稱之為樂天巾。老人巾，是明初始興的巾樣，明太祖用手將頂部按之使之前仰後俯，就依樣改制之，惟老年人所戴，故稱老年巾。將巾、結巾，都是用尺帛裹頭，又綴片帛於後，其末端下垂，俗稱扎巾。此外還有兩儀巾，後垂飛葉兩片。萬字巾，上闊下狹形如萬字。鑿子巾，即唐巾去掉帶子。凌雲巾，因形狀詭異被禁用。

明朝民間最流行的是瓜皮帽，當時稱六合一統帽或小帽，是用六塊羅帛縫拼，六瓣合縫，下有帽簷，當時南方百姓冬天都戴它。

明朝的鞋子包括：靴、舄、高跟鞋等。

歷史真貌─應運而興的統一王朝 明朝（九）

文學、史學和音樂篇

明代小說

明代的小說取得了很高的藝術成就，產生了大量的以歷史、神怪、公案、言情和市民日常生活為題材的長篇章回小說和短篇的話本、擬話本。其中《三國演義》、《水滸傳》和《西遊記》，堪稱一代巨著。

元明之際，文學家羅貫中在民間傳說的基礎上，參照歷史，寫成了《三國演義》這部巨作。作者在描寫東漢末年三國相爭的歷史畫卷的同時，還用濃墨塑造了許多個性鮮明的人物形象，比如劉備、曹操、諸葛亮等，具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

南宋以來，在民間就流傳宋江起義的故事。在民間群眾創作的基礎上，施耐庵加工寫成了《水滸傳》。《水滸傳》描寫了晁蓋、李逵、魯智深、武松、林沖等不同的經歷和悲慘的遭遇，以及從個人反抗到聚義梁山，形成強大起義隊伍的鬥爭過程。

《西遊記》，共一百回，是一部長篇神話小說。它描述了唐初僧人玄奘不避艱險，赴天竺（印度）取經的歷史。《西遊記》還塑造了孫悟空等非常鮮明的形象，同時向人們展示了佛的莊嚴、神聖和偉大。

明代短篇小說的創作也很興盛。一些文人加工改寫了宋元話本，還創作擬話本。「三言」、「兩拍」就是這種話本和擬話本的代表作。三言是《喻世明言》（《古今小說》）、《警世通言》、《醒世恆言》三部短篇小說集的合稱，編著者馮夢龍。「兩拍」是《初刻拍案驚奇》和《二刻拍案驚奇》兩部短篇小說集的合稱，作者凌蒙初。

詩文

明代詩文創作數量雖不少，但成就卻不大。永樂至正統年間，文壇上出現了以內閣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為首的「台閣體」詩派。他們的作品都是唱和應酬，粉飾太平，藝術上呆板平庸。明中葉，在反對台閣體冗沓文風的鬥爭中，先有弘治、正德年間的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前七子」崛起，繼而又有嘉靖、萬曆間李攀龍、王世貞為首的「後七子」雄踞文壇。他們以復古為號召，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企圖以摹擬古代優秀文學，取代充滿官僚習氣的台閣體。

在前、後七子復古運動興起時，文壇上又相繼迭起「唐宋派」和「公安派」。"唐宋派」代表人物有王慎中、歸有光等。他們提倡唐宋古文，認為秦漢與唐宋文章各具時代特色。「公安派」以湖廣公安人袁宗道、袁宏道和袁中道三兄弟而得名。他們與復古派針鋒相對地提出，文學是發展變化的，各有時代特點。

雜劇

明前期的雜劇作品鮮有優秀的作品。明中葉後，隨著城鎮經濟的繁榮，為群眾所喜聞樂見的戲曲又出現了新的發展，如康海的《中山狼》、李開先的《寶劍記》、王世貞的《鳴鳳記》、梁辰魚的《浣紗記》和徐渭的《四聲猿》等。但是，明代劇作中最負盛名的是《牡丹亭》。《牡丹亭》作者是湯顯祖（1550年～1616年），江西臨川人，曾任南京禮部主事，因抨擊當權者的腐朽昏庸，被彈劾罷官，隱居著述。他的代表作《牡丹亭》描述了杜麗娘和柳夢梅的神奇愛情故事。

辭書

永樂年間，明成祖敕令大臣解縉，組織三千名文臣儒士，歷時五年，編纂成《永樂大典》。它輯入了明以前圖書七八千種，內容包括經、史、子、集、戲劇、評話、天文、地理、醫卜、農工技術以及道教、佛教等各方面的著作，全書共22937卷，約3.7億字，裝成11095冊，是中國最大的一部類書。

《永樂大典》是按韻目編纂的。它依照《洪武正韻》韻目，分列單字，在每一單字下，隨類輯入有關著作。輯入古籍時，是整部、整篇或整段抄錄，因此，保留了古書的原來面目，使宋元以前許多佚文秘典，賴以保存流傳。

《永樂大典》有永樂正本一部，嘉靖副本一部，都是繕寫本。正本不知毀於何時何地。至今國內外僅存三百餘冊副本，在國內的約有二百餘冊。

音樂

在明代，流行的戲曲唱腔中，主要有弋陽腔和昆腔。弋陽腔源於江西弋陽，流行於贛北、皖南一帶。昆腔本局限於吳中。嘉靖年間，著名音樂家魏良輔對昆腔進行改革，使它既集中表現了南曲的清柔婉轉的特點，又保存了部分北曲激昂慷慨的聲腔，成了當時最有影響的一種戲曲音樂。

歷史真貌─應運而興的統一王朝 明朝（八）

明·董其昌《葑涇訪古圖》



繪畫篇

在中國繪畫史上，明代是一個畫風迭變，畫派繁興的朝代。在繪畫的門類、題材方面，傳統的人物畫、山水畫、花島畫盛行，文人墨戲畫的梅、蘭、竹及雜畫等也相當發達。在藝術流派方面，湧現出眾多以地區為中心、或以風格相區別的繪畫派系。在師承方面，主要有師承南宋院體風格的宮廷繪畫和浙派，以及發展文人畫傳統的吳門派和松江派、蘇松派等兩大派系。在畫法方面，水墨山水和寫意花鳥勃興，成就顯著，人物畫也出現了變形人物、墨骨敷彩肖像等獨特的新面貌。另外，民間繪畫，尤其是版畫，至明末呈現繁盛局面。

明代繪畫的發展大致可分為早期、中期、晚期3個階段。

明代早期繪畫從洪武（1368～1398）至弘治（1488～1505）年間，這個時期宮廷繪畫與浙派盛行於畫壇，形成了以繼承和發揚南宋院體畫風為主的時代風尚。

明代宮廷繪畫承襲宋制，朝廷徵召許多畫家，皆隸屬於內府管理，使宮廷繪畫創作達到鼎盛時期。正德（1506～1521）以後，吳門派崛起，逐漸取而代之。明代宮廷繪畫以山水、花鳥畫為盛，人物畫取材比較狹窄。山水畫著名畫家有李在、王諤、朱端等人。花鳥畫呈現多種面貌，代表畫家有擅長工筆重彩的邊景昭，承襲南宋院體傳統，妍麗典雅而又富有生意。孫隆從北宋徐崇嗣脫胎而出，專攻沒骨法。林良以水墨寫意花鳥著稱，筆墨洗練奔放，造型準確生動。呂紀工寫結合，花鳥精麗，水石粗健，自成一派。明代宮廷繪畫雖未取得像宋代院畫那樣劃時代的成就，但在某些方面也有新的開拓。

浙派以戴進和吳偉為代表，活動於宣德至正德年間。因創始人戴進為浙江人，故有浙派之稱。繼起者吳偉為湖北江夏（今武漢）人，畫史亦稱他為江夏派，實屬浙派支流。戴進、吳偉前後踵接，影響了一大批院內外畫家。追隨者有張路、蔣嵩、汪肇、李著、張乾等人。

明代早期在江南地區還有一批繼承元代水墨畫傳統的文人畫家，如徐賁、王紱、劉玨、杜瓊、姚綬等人。徐賁山水承董源、巨然，筆法蒼勁秀潤。王紱喜用披麻兼折帶皴作山水，繁複似王蒙，墨竹挺秀瀟灑，被稱為明代「開山手」。劉玨山水取景幽深，筆墨濃郁，近王蒙、吳鎮。杜瓊善水墨淺絳山水，多用干筆皴染。姚綬主要師法吳鎮、王蒙，風格蒼厚。他們的畫風堪稱吳門派先驅。

還有一些畫家，雖未歸宗立派，亦各有建樹。如初宗馬遠、夏圭，後師法自然，以畫《華山圖》著名的王履；被稱為院派，給唐寅、仇英以較大影響的周臣；擅長水墨寫意人物和山水的郭詡、史忠；以白描人物著稱的杜堇等人。

約自正德（1506～1522）前後至萬曆（1573～1620）年間蘇州地區崛起以沈周、文征明為代表的吳門派，成為明朝中期繪畫畫壇的主流。他們繼承和發展了崇尚筆墨意趣和「士氣」、「逸格」的元人繪畫傳統，其間以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最負盛名，畫史稱為吳門四家。他們開創的畫派，被稱為吳門派。

吳門四家傑出的藝術成就，在當時產生巨大的影響，從學者甚眾。宗法沈周的有王綸、陳煥、陳鐸、杜冀龍、謝時臣等人。追隨文征明的不下二、三十人，著名的有文嘉、文伯仁、陸治、陳淳、陸師道、周天球等。文嘉山水疏簡，文伯仁縝密，陸治勁峭，錢粗重，陳淳放筆寫意，陸師道細筆勾染，周天球兼善蘭石，諸家各具特色。吳門派諸家中陸治、陳淳、周之冕在花鳥畫領域中尤有新創。吳門派發展到明末，因循守舊，徒仿形貌，其地位被另闢蹊徑、重倡文人畫的董其昌及其流派所取代。

自萬曆至崇禎（1628～1644）年間，是明朝繪畫的後期，繪畫領域出現新的轉機。徐渭進一步完善了花鳥畫的大寫意畫法。陳洪綬、崔子忠、丁雲鵬等開創了變形人物畫法。以董其昌為代表的畫家在文人山水畫方面另闢蹊徑，形成了許多支派。

徐渭是繼陳淳以後，從根本上完成水墨寫意花鳥畫變革的一代大家，其畫風有力的推進了後世寫意花鳥畫的發展，畫史稱為青籐畫派。徐渭的畫風，對清代的朱耷、石濤、揚州八怪、海派乃至現代的齊白石等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明代肖像畫在人物畫中較為發達，至明代後期更有發展，曾鯨為其中賦予創新精神的代表畫家，學者甚眾，遂形成波臣派，影響直至清代。

明代後期山水畫畫家中，繼吳門派而起的代表畫家是董其昌。他重倡文人畫，強調摹古，注重筆墨，追求「士氣」，並提出了南北宗論。他所創立的松江派遂取代了吳門派的統治地位。他提出的繪畫理論，尤其是南北宗論，對明末清初的繪畫產生了重大影響，一時之間蘇松地區形成了許多山水畫支派。較著名的畫家有莫是龍，與他共創南北宗論，陳繼儒與他為至交，趙左亦常為其代筆，他們都是松江派主將；顧正誼創華亭派，董其昌早年曾受其啟導，宋旭亦屬華亭派鉅子，沈士充受業於宋懋晉，兼師趙左，也為董其昌代筆，世稱雲間派。另外，受吳門派影響的晚期畫家還有程嘉燧、李流芳、卞文瑜、邵彌、楊文等人。　　

除蘇松地區外，晚明時期還出現了不少地區性的山水畫派。如浙江錢塘的藍瑛創武林派，安徽蕪湖的蕭雲從創姑熟派，浙江嘉興的項元汴、項聖謨創嘉興派，江蘇武進鄒子麟、惲向創武進派等，這些派別大多影響不大。明末清初，雖然形成名目繁多，關係複雜的山水畫派別，但大多受吳門派和董其昌影響，統屬於文人畫的系統。

明代文人墨戲畫也很發達。專門以墨竹著名的有宋克、王紱、夏昶、魯得之，以墨梅著名的有孫以吉、陳憲章，以墨蘭著名的有周天球等。其中夏昶的墨竹被當時稱為第一。　　

還有一些有影響的畫家有：文彭、張路、髡殘、倪元璐、孫克弘、王鐸、王鑒、王謙、王時敏、吳彬、項聖謨、蕭雲從、邢侗、張宏、張瑞圖、周之冕、龔賢、程邃、程正揆、傅山等。

明代的民間繪畫比較活躍，木刻年畫尤其是木刻版畫有較大發展。民間創作的卷軸畫的主要內容則為風俗畫、歷史故事、神像畫、水陸畫及肖像畫等。

壁畫和畫論

明代壁畫創作不如前代興旺，存世的主要是寺觀壁畫。但是畫論著述比前代豐富，不僅畫史、畫論眾多，還出現叢書輯錄，題跋、筆記也多成為專集。屬於史傳類的有韓昂《圖繪寶鑒續編》、朱謀垔《畫史會要》、姜紹書《無聲詩史》等。屬於論說類的，有王世貞《藝苑卮言》、董其昌《畫旨》、《畫眼》、《畫禪室隨筆》、莫是龍《畫說》、屠隆《畫箋》、唐志契《繪事微言》、顧凝遠《畫引》等。屬於品評類的，有李開先的《中麓畫品》、王稚登的《吳郡丹青志》等。屬於繪畫叢輯的則有王世貞《畫苑》、詹景鳳《畫苑補益》等。屬於著錄類的，有都穆《寓意編》、張丑《清河書畫舫》、汪砢玉《珊瑚網》、郁逢慶《郁氏書畫題跋記》等。另外，還有王履、沉周、文征明、唐寅、李日華、陳洪綬等人的詩文、題跋、筆記中有關畫論的部份，其中頗多精闢的見解。

歷史真貌─應運而興的統一王朝 明朝（七）

關於明朝滅亡的預言

唐朝的《推背圖》第三十二象預言了明朝的滅亡。圖中畫一扇門，門中有馬，一個「闖」字浮現眼前。

讖文是：「馬跳北闕，犬嗷西方；八九數盡 日月無光。」闖王李自成滅明，「日月無光」指「明亡」(日月合在一起是明)。頌文是：「楊花落盡李花殘，五色旗分自北來。太息金陵王氣盡，一枝春色占長安。」 「頌曰」四句詩預示著李自成坐不久(「李花殘」)，北方民族終將取得天下。「太息金陵王氣盡」暗指漢人稱帝的氣數已盡。

宋朝的《梅花詩》第四節第四句「開到李花春已非」也預言了明朝的滅亡。明朝在明成祖朱棣的統治下，經歷了他全盛的輝煌。但明朝末年的衰敗，加上多年的農民起義，使得大明王朝終於是「開到李花春已非」。 「李花」應指明末的闖王李自成。公元1644年春，李自成率領起義軍功佔了北京，崇禎皇帝於紫禁城後的景山上上吊自盡，明朝滅亡，所謂「春已非」。

明朝的《燒餅歌》對明朝的滅亡也做了預言。「萬子萬孫層疊層，祖宗山上貝衣行，公侯不復朝金闕，十八孩兒難上難。」卦曰：「木下一了頭，目上一刀一戊丁，天下重文不重武，英雄豪傑總無春，戊子已丑亂如麻，到處人民不在家，偶遇饑荒草寇發，平安鎮守好桂花。」其中「祖宗山上貝衣行」暗含崇禎的名字，「木下一了頭，目上一刀一戊丁」暗含李自成的名字。「偶遇饑荒草寇發，平安鎮守好桂花」指明朝末年的農民大起義，後一句暗指吳三桂。

對於崇禎的下場，《燒餅歌》的預言是「奔走梅花上九重」，暗指崇禎在煤山上吊自殺。

明朝末年的農民起義

1627年（天啟七年），陝北澄縣饑民在白水縣人王二率領下，衝進縣城，殺知縣，揭開了明末農民大起義的序幕。起義的風雲很快就遍佈陝北和陝中。張獻忠也在延安起兵。當時，李自成也參加了起義的隊伍。李自成，陝西米脂人，曾當過銀川驛卒。1629年（崇禎二年），他和夥伴一起參加了王嘉胤起義軍。後來投奔「闖王」高迎祥，號稱「闖將」。 李自成勇敢善戰，在他的謀劃下，起義軍取得了節節勝利，並攻下了明中都鳳陽，斬留守官兵幾千人，樹起了「古元真龍皇帝」旗號，這引起了明王朝的極度恐慌。1636年，因為高迎祥被捕遇害，起義陷入了低潮，李自成不得不率軍長期轉戰於陝、川、鄂接境地帶。此後，明朝政府起用楊嗣昌為兵部尚書。楊嗣昌制定了「四正六隅十面網」的軍事圍剿計劃。一些起義軍向明朝投降。

1640年冬，李自成乘明軍主力入川追擊張獻忠，河南空虛之機，率部從鄖陽地區出發，進入河南。當時河南連年旱、蝗、瘟疫，赤地千里，各地民變紛起。李自成一進入河南，立即吸引了成千上萬的饑民參加，於是聲勢大振。李自成針對明末土地高度集中，賦役繁重，民不聊生的社會現實，明確提出了「均田免糧」的鬥爭口號，受到廣大農民的熱烈擁護。到處傳唱著「吃他娘，著他娘，吃著不盡有闖王，不當差，不納糧」和「殺牛羊，備酒漿，開了城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的歌謠。1641年正月，李自成起義軍攻破洛陽，殺福王朱常洵，發藩邸及大家巨室糧數萬石、金錢數十萬賑濟饑民。這時，河南各地的起義軍都先後接受了李自成的領導。群雄歸附，勢力日強。

1642年冬，李自成進軍湖廣，奪取了襄陽，並進而攻佔除武昌外湖北沿江州縣。1643年三月，李自成改襄陽為襄京，並稱"新順王"，創立了新順政權。新順中央還設置上相、左輔、右弼等文職官員，其下有六政府（六部）等。新順轄區還建立府、州、縣各級地方政權。不久，李自成再攻入河南。

1643年八月，明軍出關入豫，阻擊李自成。九月，李自成大敗官軍，斬殺四萬餘級，獲器仗輜重數十萬件。十月，李自成乘勝攻破潼關，佔領西安。1644年（崇禎十七年）正月，李自成改西安為長安，稱西京，建國號大順，建元永昌。鑄永昌錢，造《甲申歷》，進一步完備大順中央政府機構。同時，開科取士。至此，大順農民政權正式成立。

大順軍進京後，在西安建制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了政權建設。中央機構基本上因襲明朝，有的只改換名稱。大順政權右武輕文，規定「凡文官俱受權將軍節制」，保證了農民軍將領在政權中的核心作用。在北京期間，大順政權又實行了考選舉人的措施。

隨著農民軍控制地區的擴大，大順軍建立的地方政權也愈來愈多。佔領北京前後，大順軍已在河南、湖北、陝西、山西、河北、山東、寧夏、青海、安徽、四川等部分地區建立了府、州、縣各級政權。

與此同時，張獻忠於1644年十一月，在成都即帝位，國號大西，改元大順，稱成都為西京，造《通天歷》，鑄「大順通寶」。

明朝的滅亡

在農民起義軍的步步進逼下，特別在大順政權建立後，明思宗與大臣們不得不集中全力，加以應對，主要對策是出征、南遷和勤王。

所謂出征，是由剛入閣的李建泰代帝出征，征討李自成。不料軍隊出發不久，就遭遇起義軍。李建泰被俘。

所謂南遷，是把首都從北京遷到南京，以躲避起義軍的鋒芒。但該建議因為內閣中沒有一個大臣全力支持，變成了議而不決，最後不了了之。

所謂勤王，就是將駐紮在山海關外的吳三桂所轄軍隊調入關內，協助消滅起義軍。但是這一決定意味著明朝要放棄寧遠和山海關外大片土地，因而大臣們都借此推委不決。等到太原陷落，京師危急時，崇禎下令徵調吳三桂保衛北京，但為時已經晚了：吳三桂趕到北京時，北京已於前一日陷落了。

走投無路的崇禎在1644年的十九日凌晨，來到煤山（景山），在一棵大樹旁上吊自殺。臨死前他在衣服上寫下遺詔：「因失江山，無面目見祖宗於天上，不敢終於正寢。」明朝隨著崇禎的死去也土崩瓦解了。

從崇禎個人來講，是一個希望有所作為的皇帝，而且也並不是一個殘暴的皇帝。他上演了一幕並非亡國之君的亡國悲劇。這似乎說明，歷史永遠在按照自己既定的軌道運行著，人類永遠只能順天意而行。

歷史真貌─應運而興的統一王朝 明朝（六）

張居正改革和萬曆中興

世宗死後，穆宗即位，年號為隆慶。隆慶初年，高拱以東宮舊臣，受穆宗器重，與徐階抗衡，終於取代徐階。不久，高拱又被張居正取代。

由於宦官專權，明朝特務橫行，土地兼併嚴重，賦稅增加，農民負擔劇增，不僅出現了大量流民，而且激發了大量農民起義。比如正統時，爆發了葉宗留、鄧茂七起義，他們以礦工、農民為主，曾攻佔了閩、浙、贛三省部分地區。天順、成化時，在荊襄山區又爆發了劉通、李原領導的大規模流民起義。正德年間，在河北又出現了楊虎、劉六等領導的起義。起義雖然都被鎮壓下去，但社會矛盾並沒有緩和。

另外，明中葉後，明政府財政危機逐漸嚴重。當時，全國田賦輸京米400萬石，而宗藩歲祿達853萬石，「歲輸亦不足供祿米之半」。加上皇室奢侈，冗官冗食，嘉靖一朝每年財政虧空多者近400萬兩，少者也有百餘萬兩。到1567年（隆慶元年），太倉銀僅存135萬兩，只夠三個月的開支。明王朝出現了嚴重的財政危機。

在穆宗統治時期，大臣張居正深切的認識到明王朝存在的嚴重積弊和危機，決心加以剔除。他向穆宗上《陳六事疏》，提出了自己的治國主張與改革思想，包括省議論、振紀綱、重詔令、核名實、固邦本、飭武備六項措施。但由於當時的首輔稱皇帝不想有所作為為借口而不了了之。

張居正（1525年～1582年），字叔大，號太岳，湖廣江陵人。他於1572年（隆慶六年）任首輔。

1572年，穆宗死後，神宗朱翊鈞即位，年號為萬曆。在神宗的大力支持下，大權在握的首輔張居正開始了全面的改革，這就是萬曆新政。

首先，集中精力整頓吏治。一方面「用人唯才」，同時，裁減了許多冗官；一方面採取了一項措施「考成法」，防止官員瀆職、腐敗。

其次，為了革新政治，培養人才，張居正提出了整頓學政振興人才的措施，規定各級學校的學官、儒生必須「著實講求，躬行實踐」，不許空談廢業；並下令把天下書院改成政府辦公機構，意在提倡實學，防止空談。

第三，在處理北部邊防的問題上，張居正加強了與蒙古的政治經濟聯繫。明政府封蒙古俺答汗為順義王，並在大同、宣府、甘肅等地設立茶馬互市，開展中原與蒙古族之間的貿易往來。他調抗倭名將戚繼光北上守薊門，派李成梁鎮遼東，整飭邊防。又在西起居庸關、東至山海關的長城上，築敵台（碉堡）三千，從而加強了邊防。

第四，在經濟方面，張居正針對政府財政困難的問題，也進行了改革。改革的重點是整頓賦役制度。他認為，財政危機的主要原因是豪民隱占田地，逃避賦稅。為了解決這個嚴重的問題，他不顧官僚地主的反對，於1578年（萬曆六年）下令清查全國土地，凡勳戚莊田、民田、職田、軍屯田等，一律丈量。到萬曆九年清查結果，全國總計田7013976頃，大大超過了明前期全國的稅田總數。對改變「小民稅存而產去，大戶有田而無糧」的現象，無疑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清查全國土地的基礎上，針對賦役制度存在的弊病，張居正又推廣了「一條鞭法」。「一條鞭法」的內容較為複雜，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

其一，賦役合併。將田賦和各種名目的徭役合在一起徵收，並將部分丁役負擔攤入田畝。過去按戶丁出辦的徭役，現改為據丁數和田糧攤派。至於攤派的比例，各地執行的情況不同。有的地方以田為主，以丁為助；有的地方以丁為主，以田為輔；有的地方丁田平均分配；個別地方也有全部攤入田畝的。但不管怎樣，丁役攤入田賦的傾向是一致的。

其二，「一歲之役，官為僉募」。農民可以出錢代役，力差由官府僱人承應。

其三，田賦征銀。田賦中除政府需要徵收的米麥以外，其餘所有實物都改為用銀折納。

其四，賦役徵收由地方官吏直接辦理，「丁糧畢輸於官」，廢除了原來通過糧長、里長辦理征解賦役的辦法。

可以說，「一條鞭法」的實行，簡化了賦役的徵收手續，改變了以前賦與役分開徵收的辦法，使兩者合而為一，並出現「攤丁入畝」的趨勢。時人評論說：「行一條鞭法，從此役無偏累，人始有種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買田，鄉間貧民始不肯棄其田矣。至今田不荒蕪，人不逃竄，錢糧不拖欠。」

萬曆新政的經濟改革效果是非常明顯的，明朝的財政赤字消失，史書稱「太倉粟可支十年，冏寺積金，至四百餘萬」。這段時期是明王朝最為富庶的幾十年，又稱「萬曆中興」。

從明末徐光啟《農政全書》的記載看，當時在耕耘、選種、灌溉、施肥、園藝等各方面都已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花生種植越來越普遍。蕃薯、玉蜀黍已從南洋引種進來。棉花「遍佈於天下，地無南北皆宜之，人無貧富皆賴之」。松江二百萬畝耕地「大半植棉」，是當時主要的產棉區。福建、廣東廣種甘蔗。湖州地宜蠶桑，種桑養蠶者「在在有之」。煙草在明中葉從呂宋傳入後，很快就從閩、廣傳到長江流域，至明末已「漸傳至九邊」。其它如茶葉、馬蘭草、漆等經濟作物和油料作物，種植面積都有所擴大，產量有所提高。

此外，手工業也有了很大的發展。廣東佛山、山西陽城、福建尤溪出現了規模較大的冶鐵、鑄鐵業。制瓷業中心景德鎮，在明中葉時民窯生產有很大的發展。民窯窯身比官窯大三四倍。如官窯青瓷，每座容燒量，以小器計，僅有三百件；而民間的青瓷窯，每座燒制小器可達千餘件。

絲紡織業中「花樓機」的構造比以往又改進了一步，能在綾絹上提織各色花紋。明末，蘇州市場上有綾、絹、紗、綢、羅、布六種織機作為商品販賣。所織成品，「巧變百出，花色日新」。印刷業中已經使用銅鉛活版，這比宋代的膠泥活版又進了一步。

手工業的發展又促進了商業的發展。明中葉以後，商業資本十分活躍。全國各地有許多商人和商業資本集團。最著名的是徽商，其次是晉商、江右商。再其次是閩商、粵商、吳越商、關陝商。他們在各地設立會館，組織了各種商幫。

而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也促進了城市經濟的繁榮。南、北兩京是全國最大的都市。東南沿海的廣州、漳州、福州、寧波等地，既是對外貿易的港口，又是商業都會。長江沿岸的武昌、漢陽、荊州和運河兩岸的天津、臨清、淮安，既是交通要津，又是貿易中心。最繁榮的江南地區形成了五大手工業區域，即松江的棉紡織業，蘇杭的絲織業，蕪湖的漿染業，鉛山的造紙業和景德鎮的制瓷業。而蘇州、松江、杭州、嘉興、湖州五府，又是江南最繁榮的城市。

白銀的廣泛使用，也是當時商品經濟發展的一個顯著例證。明中葉後，「朝野率皆用銀」，市場上大小買賣都以銀計算。由於對外貿易的發展，白銀輸入劇增。據估計，嘉、隆兩朝，僅廣東市舶司每年收取的關稅和外商租地稅，就達二百萬銀元。萬曆以來，出自西班牙的墨西哥鷹洋銀幣，已在閩、廣通行。

不過，1582年（萬曆十年）張居正病死後，一些不滿改革的官員群起攻訐，抄沒了張居正全部的家產，改革措施有所被破壞，但尚能維持中興局面。

萬曆二十年後，神宗怠於朝政，縱情聲色，恣意揮霍，使中興局面漸漸消失。官場中黨派林立，互相傾軋十分嚴重。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吏貪污腐化，許多衙門缺主管長官，政事無人處理，吏治敗壞到極點。同時，神宗信任宦官，使其到各省開礦，借此勒索。而此時日本豐臣秀吉侵犯朝鮮，明朝派兵數十萬支援，相持七年，不能卻敵，耗費了大量錢糧。神宗後期，政治更趨昏亂。

明神宗寵愛鄭貴妃，想立她生的兒子常洵作太子。許多大臣為維護傳統，要求立長子常洛為太子。於是，朝廷上爆發了「爭國本」的鬥爭。吏部郎中顧憲成在鬥爭失敗後，罷官回故鄉無錫，他與好友高攀龍等在無錫東林書院聚會講學，評論朝政得失。許多在野士大夫「聞風響附」，一部分在朝官員也"遙相應和」。時人稱之為東林黨。東林黨人為了挽救明王朝的危機，要求改革朝政。東林黨人還強烈反對礦監稅使對城鎮商人和手工業者的劫奪。1601年（萬曆二十九年），朱常洛在東林黨等支持下，立為太子。東林黨和其它黨派的紛爭更加激烈了。

走向滅亡的明朝

神宗死後，朱常洛即位，是為光宗，但不久就被毒殺。長子熹宗朱由校即位，改元天啟，寵信宦官魏忠賢，使明朝在業已衰敗的基礎上，走向了滅亡。

在唐朝預言《推背圖》和明朝的《燒餅歌》中早已預言了最終將明朝推向深淵的兩個人：宦官魏忠賢和熹宗的乳母容氏。

《推背圖》第三十一象圖中畫有一男一女，男的暗指魏忠賢，女的暗指容氏。讖文是「當塗遺孽，穢亂宮闕。一男一女，斷送人國。」指魏忠賢和容氏穢亂後宮，並把持朝政，斷送了明朝的江山。頌文是「忠臣賢士盡沉論，天啟其衷亂更紛。縱有胸懷能坦白，乾坤不屬舊明君。」意思是說魏忠賢和容氏當道，忠臣志士都被趕盡殺絕，天啟年間後更是厲害。後來崇禎即位，將魏忠賢等或殺死，或流放，但為時已經晚了。

《燒餅歌》中則說 「閹人任用保社稷，八千女鬼亂朝綱。」 「忠良殺害崩如山，無事水邊成異潭，救得蛟龍真骨肉，可憐父子難順當。」「八千女鬼」是一個「魏」字，指魏忠賢毀了大明天下。

歷史的真實也是如此。

魏忠賢，原來是一個無賴，吃喝嫖賭傾家蕩產，進京做了太監。他勾結熹宗的乳母容氏，升任總督東廠太監，並最終成了皇帝的代言人，並以「九千歲」自居。而熹宗對魏忠賢百般容讓，在詔旨中與他平起平坐。

在熹宗朱由校繼位之初，東林黨人大受重用，分據首輔和吏、兵、禮、都察院等部院長官，勢盛一時。但1625年（天啟五年），魏忠賢借遼東經略熊廷弼和巡撫王化貞失陷廣寧事，誣陷熊廷弼曾賄賂東林黨人楊漣、左光斗等祈求減罪，大興冤獄，不僅詔決熊廷弼，還將楊、左等人杖斃獄中。一時，東林黨人被逮殺殆盡。魏忠賢總攬內外大權，使明後期政治更加黑暗腐敗。

而這時農民的賦稅越來越重。從1618年（萬曆四十六年）起，明政府借口向遼東用兵，開始按畝加派「遼餉」。經過前後三次增額，至1620年（泰昌元年），每畝加派銀增至九厘，一年得銀520萬兩，相當於全國總賦額的三分之一以上。天啟年間（1621年～1627年），又有關稅、鹽課的加派及雜項的增收，三項共加額銀239萬餘兩。一些農民只得賣屋、賣田、賣牛，甚至典妻鬻子，弄得家破人亡。明朝處在了風雨飄搖中。

1627年，熹宗病死，由他的弟弟朱由檢即位，即明思宗，年號崇禎。明思宗希望重振朝綱，不動聲色的處死了容氏，迫使魏忠賢自盡，並剷除了閹黨對朝政的干預。不過，此時風雨飄搖中的明朝給思宗並沒有留下太多的時間。

思宗即位後，面臨著內外交困的局面。一方面，國內農民起義不斷爆發；另一方面，位於遼東的女真族開始崛起，並於崇禎九年，也就是1636年，由皇太極建立了與明朝抗衡的清朝。思宗徘徊在攘外和安內的兩難選擇中。

明朝末年的天災

由於明朝後期統治更加腐敗黑暗，社會生產力也受到了嚴重破壞，以至水災、蝗災和瘟疫不斷發生。從萬曆到崇禎，全國各地幾乎連年遭災。1587年（萬曆十五年），「黃河以北民食草木」，富平、蒲城、同官各縣"有以石為糧者"。第二年，河南饑，「民相食」。1590年（萬曆十八年），湖北麻城死於瘟疫和飢餓的有四萬人。1601年（萬曆二十九年），有人指出：數年來災害不斷，先秦晉，後河洛，繼之齊、魯、吳越、荊楚、三輔，老百姓有的吃土，有的吃雁糞，「老弱填委溝壑，壯者輾轉就食」。 1639年，兩畿、山東、山西、陝西、江西都發生饑荒，河南「人相食」尤為嚴重。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萬曆以後，各地不斷爆發農民起義以及民變、兵變，預示著明王朝即將走向滅亡。

歷史真貌─應運而興的統一王朝 明朝（五）

明朝中期的衰敗

1424年，明成祖在第七次出塞親征時，因病去世，終年六十五歲。仁宗和宣宗先後即位。他們遵循成祖舊制，尚能維持明朝表面的繁榮。特別在宣宗時期，任用賢臣楊士奇、楊榮和楊溥輔政，使人民安居樂業，國家昌盛。但是自成祖開始的宦官專權，吏治敗壞，使明朝從1436年明英宗即位開始走向了衰落，不僅農民起義頻發，而且對外防衛也危機四伏。

* 宦官專權和吏治敗壞的惡果

明太祖時期，嚴禁內臣干政。靖難之役，宦官多有軍功。朱棣認為家奴可靠，稱帝后，不僅對宦官委以出使、專征、監軍、分鎮等軍政大權，而且還設立東廠特務機構，由親信太監掌管。東廠和錦衣衛一樣，只對皇帝負責，不必經司法機關批准，可隨意監督、緝拿臣民，開了宦官干政之端。但在英宗之前，皇帝都親自視政，宦官還不敢擅權。但英宗之後，因為皇帝多昏庸無能，宦官便乘機弄權，開始插手內閣、司法等事務。

到了成化年間，明朝又設立了西廠，後又設立內行廠，比東、西廠尤為酷烈。正德以前，廠、衛分立，更迭用事。正德時，廠、衛合勢，特務佈滿全國各地，連居於窮鄉僻壤的人民也受其害。可以說，明代宦官專權的現象在中國歷史上相當突出，為後世的專制體制再一次提供了強化專制的範例。

宦官在政治上弄權的同時，在經濟上也貪污受賄，搜括民財，巧取豪奪，勒索了大量財富，百姓苦不堪言。

另一方面，朝廷官員中的朋黨之爭，自宣宗以來更加激烈。吏治已漸趨腐敗。

宦官專權和吏治敗壞使明朝開始走向衰敗。

關於「土木之變」的預言和英宗到世宗的統治時期

1435年，宣宗死。次年，9歲的英宗(朱祁鎮)登基，年號正統，太皇太后輔政，並委政於內閣，令大學士楊士奇等對題奏本章擬出處理意見，交皇帝裁定。這開創了明朝的「票擬」制度。但是，明閣臣中只有位高望重的首輔（又叫首揆）才有票擬權，次輔、群輔只能參論而已。於是，為了謀當有權勢的閣臣，特別是首輔，朝臣間展開明爭暗鬥。

預言《推背圖》和《燒餅歌》都對英宗時期發生的事件作了準確的預測。

在《推背圖》第三十象的圖中畫著一隻老虎在亂石崗上，虎為獸中之王，暗指英宗時掌權的宦官王振，而石指宦官石亨。英宗在王振的引導下整日享樂，導致英宗被蒙古也先俘虜；後英宗被放回，石亨又幫助英宗復位。這幅畫隱喻了英宗被俘和復辟之事。

讖文是「半圭半林，合則生變。石則有靈，生榮死賤。」「半圭半林」合起來指土木，暗指在土木堡事變。「合則生變"指英宗在土木堡被蒙古也先俘虜。「石則有靈，生榮死賤」指英宗被俘後，景帝即位，但後來英宗被放回來，石亨發動宮廷政變，使英宗復辟。但石亨因為以功自傲，終被處以極刑。

而明朝的《燒餅歌》預言道：「北方胡虜殘生命，御駕親徵得太平，失算功臣不敢諫，舊靈遮掩主驚魂。國壓瑞雲七載長，胡人不敢害賢良，相送金龍復故舊，靈明日月振邊疆。」 「天下饑寒有怪異，棟樑龍德乘嬰兒，禁宮闊大任橫走，長大金龍太平時，老揀金精尤壯旺，相傳昆玉繼龍堂。」這段話預言了英宗被俘和復辟之事。

歷史的真實又是怎樣的呢？

1439年（正統四年），蒙古殘餘勢力首領脫歡死，子也先嗣太師位，自稱淮王。他北服乞兒吉思，西征中亞細亞諸國；西南取哈密，控制西域要道，與沙州、罕東、赤斤蒙古三衛聯姻，設置「甘肅行省」，羈以官爵，破明朝西北屏蔽；東攻兀良哈三衛，席捲女真諸部，進逼朝鮮，數擾明遼東、薊州、宣府、大同各邊鎮，勢力開始強盛。也先夢「求大元一統天下」，力圖向中原擴張。

1448年（正統十三年），也先分兵四路進攻明朝。1449年七月，也先自率一路攻打大同。當時朝中宦官王振專權，他挾英宗倉猝親征。八月初，英宗帶50萬大軍剛到大同，王振各路軍接連失敗，就急忙決定退兵，回師至土木堡（河北懷來縣境內），被也先追上，明軍死傷過半，英宗被俘。史稱「土木之變」。

明軍戰敗的消息傳到北京，舉朝大震，百官張皇失措，有人甚至主張遷都南逃。這時主張抗擊的大臣于謙挺身而出，被皇太后任為兵部尚書，負責保衛北京。于謙提出了"社稷為重，君為輕"的口號，於九月輔佐英宗的弟弟朱祁鈺繼位，是為景帝，年號景泰。這使也先企圖以英宗作為要挾工具的陰謀不能得逞。十月，也先逼近京師，于謙率軍民抵抗，大敗瓦剌軍，擊斃萬餘，俘將領幾十人，奪回被掠的大批百姓和牲畜。

第二年春、夏，也先又對明朝接連進攻，但均遭失敗。這時，瓦剌內部脫脫不花汗等不滿也先的攻掠政策，主張與明廷議和，放回英宗。八月，英宗被釋返京，居皇城南宮，稱太上皇。

也先進攻明朝失敗後，勢力漸衰。1454年（景泰五年），瓦剌內訌。第二年，也先被殺，蒙古各部陷入分裂狀態。明朝北部邊境的威脅暫時得以緩解。

1457年正月，在宦官石亨等的幫助下，英宗乘景帝病重，重新登極。史稱「南宮復辟」。英宗復位後，于謙遭到殺害。英宗從新做了皇帝後，並無善政。

1464年，英宗死，兒子憲宗即位，年號成化。憲宗在位期間，寵信宦官汪直。憲宗死後，孝宗即位，政治還算清明。孝宗死，武宗朱厚照即位，年號為正德。這幾個皇帝常常深居內宮，不理朝政，很少與大臣商議國事。而朝政基本由宦官操縱，為宦官擅權、廠衛橫行提供了條件，先後出現了宦官頭目王振、汪直、劉瑾專政的現象，形成了天下人「但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的怪事。這樣政治日趨腐敗，並導致土地兼併嚴重，使農民的生活開始惡化。

武宗無子，死後由堂弟朱厚熜繼位，是為世宗，年號嘉靖。世宗上台後，想尊生父興獻王（朱佑杭）為帝。首輔楊廷和等認為，繼統同時要繼嗣，應尊孝宗（朱祐樘）為皇考，生父只能為皇叔考。中下級官吏張璁、桂萼、方獻夫等為了個人仕途，迎合世宗心意，上疏論應尊興獻王為帝。這就是「大禮議」之爭。鬥爭結果，楊廷和罷官，同派官吏180餘人受杖責，134人下獄。張璁當了首輔，恃寵跋扈，頤指百僚。不久，夏言入閣，並為首輔。以後，嚴嵩攻倒夏言，入為首輔。嚴嵩操政柄，「遍引私人居要地」。兒子嚴世蕃任工部左侍郎，因善於揣測皇帝心思，就代嚴嵩票擬，京師因此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

嘉靖末年，嚴嵩失寵，御史鄒應龍、林潤相繼彈劾世蕃，世蕃被殺，嚴嵩也被革職。徐階繼任首輔。

世宗在位期間，雖然沒有了宦官專權，但由於世宗醉心於學道成仙，同樣不理朝政，出現了嚴嵩長達二十年的擅權時期。吏治同樣腐敗。而且此時倭寇大起，沿海七省，無一不遭受倭寇的侵擾。但這一時期，卻出了一位留名青史的清官海瑞和抗倭英雄戚繼光。

一代清官--海瑞

海瑞（公元1514年～1587年），字汝賢，一字國開，別號剛峰，世稱剛峰先生，廣東瓊山（今屬海南）人，回族。海瑞四歲而孤，家境清寒。母謝氏矢志勵節，教訓惟嚴。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中舉，三十七年開始步入仕途。

海瑞一生剛直不阿，執法如山。他體察民情，革除弊政，積極反對貪污和奢侈；禁饋贈，懲貪官，秉公執法，鐵面無私，審理積抑，昭雪了許多冤獄。

公元1566年，海瑞在京城做官時，曾批評嘉靖皇帝沉迷道教，不理朝政。嘉靖皇帝大怒，命人去抓捕海瑞，處以斬刑。可是海瑞毫無畏懼，並已經準備好了棺材等皇帝賜死。正在此緊要關頭，宰相徐階再三為海瑞求情, 海瑞才免一死。

海瑞到南京做官不久，徐階被免官回家養老。一天，海瑞收到許多百姓的狀紙，狀告徐階的兒子。原來徐階的兒子是當地有名的惡霸，強佔了老百姓很多土地，老百姓恨透了他。

海瑞查明情況後，受到很大的震動。他萬萬沒有想到自己一向敬重的恩人，竟會支持兒子為非做歹，不禁左思右想，思想鬥爭十分激烈：嚴肅處理吧，難為了恩人；放任不管吧，違背了國法。他想來想去，還是覺得不能以私恩廢了國法，決心依法辦事。他毅然親自來到徐階家中，說服徐階正確對待這件事。

徐階見海瑞竟然來查辦自己的兒子，臉上頓時變了色，心裡非常氣憤。但他自知禮虧，只得忍氣說：「我兒子做的事，我一點也不知道，看在過去救過你的面子上，這回就饒了他吧！」

海瑞見徐階這樣講，便嚴肅地說：「老相爺當年救過我的命，為的是要我為官公正，多給國家和百姓辦好事；現在，我秉公執法，也正是報答老相爺的救命之恩啊！」

對於海瑞的話，徐階不僅聽不進去，反而大動肝火。但海瑞毫不退讓，最後終於秉公治了徐階兒子的罪，並勒令退回霸佔的良田。

海瑞不僅為官清廉，生活也十分儉樸，清苦之行舉朝第一。萬曆十五年（公元1587年）十月，七十四歲的海瑞以老病之身卒於官捨後，死後僅餘葛幃舊衣，賴同僚捐治葬具才得葬殮。同鄉蘇民懷檢點其遺物，只有竹籠一隻，內有俸金八兩，舊衣數件而已。故海瑞深得百姓擁戴，發喪之日，市民送者夾岸，酹酒而哭者百里不絕，被百姓呼為「海青天」。時人王世貞以九字評：「不怕死，不愛錢，不立黨。」（明．周暉《金陵瑣事》卷一）

明代蘇州人朱良曾作歌頌海瑞的詩：「披鱗直奪比干心，苦節還同孤竹清。龍隱海天雲萬里，鶴歸華表月三更。蕭條棺外無餘物，冷落靈前有草根。說與旁人渾不信，山人親見類如傾。」（清·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卷二引《座右編》）。這首詩與一般頌詩不同，由於朱良親眼目睹海瑞如此簡樸的行囊，以及士大夫湊錢為海瑞買棺的情景，感慨萬分，惟恐後世人不相信有這等事，特地寫下這首吊海瑞詩，以期與山河作證，讓海瑞的兩袖清風，長留人間。事實上，海瑞生前儉樸到一般人難以置信的地步。他的私章用泥巴刻成，夏天睡在一張破席上，蓋著夫人的舊裙……

海瑞成為後世為官者的榜樣。

抗倭英雄戚繼光

元末明初，日本處在南北朝分裂時期，一些封建主、沒落武士、浪人和走私商人，經常在中國沿海進行武裝掠奪和騷擾，歷史上稱為倭寇。明初，由於國家強盛，重視海防設置，因此倭寇未能釀成大患。正統以後，隨著政治的腐敗，海防鬆弛，倭寇盛行。如1439年（正統四年），倭寇侵擾浙江台州的桃渚村，屠戮人民，燒燬房屋，「積骸如陵，流血成川」。

到了嘉靖時期，東南沿海一帶的官僚、豪富地主與倭寇勾結，為患一方。此時，出了一位抗倭英雄戚繼光。

戚繼光，山東牟平人，曾用「封侯非我意，但願海波平」來表達自己決心消除倭寇的志向。為了消滅倭寇，他特地招募浙江義烏的礦夫和農民組成「戚家軍」。這支隊伍經過嚴格訓練，勇敢善戰，紀律嚴明，是抗倭鬥爭中的主力。

1561年，倭寇幾千人焚掠浙江台州一帶，在廣大人民群眾的配合和支持下，戚繼光率領精銳軍隊取得決定性勝利，掃除了浙東的倭寇。隨後，在福建的倭寇重新猖狂起來。戚繼光又奉命率戚家軍入閩剿倭，連戰皆捷。不久，戚繼光和抗倭名將俞大猷一起，再次平定了在福建的倭寇。

戚繼光成為後世人們敬仰的一位英雄。

歷史真貌─應運而興的統一王朝 明朝（四）

關於燕王稱帝的預言

明太祖朱元璋死後，其孫建文帝即位，並著手削藩以鞏固自己的勢力。在剷除了幾個勢力較小的藩王后，將矛頭指向手握重兵的燕王朱棣。朱棣雖負抵禦蒙古之重任，是舉足輕重的藩王，但是這一次，即使裝瘋都不能倖免被削藩之運。最後燕王朱棣起兵打敗建文帝，攻佔南京，作了皇帝。

據《明史·五行志》記載，當時建文帝削藩期間，曾有一瘋道士在街頭唱曰，「莫逐燕，逐燕日高飛，高飛上帝畿！」事後人們終於知道「莫逐燕」，是指不要逼迫燕王，否則燕王必將高飛，最後作皇帝。這也就是「逐燕日高飛，高飛上帝畿！」的意思。

《推背圖》第二十八象對這一時期發生的事情做了如下的預言。圖中畫的是建文帝焚燬皇宮。讖文是「草頭火腳，宮闕灰飛。家中有鳥，郊外有尼。」「草頭火腳」意思是燕王朱棣將有逼宮之舉；「宮闕灰飛」指建文帝在朱棣進攻下，將皇宮焚燬；後兩句的意思隱喻朱棣做了皇帝，而建文帝流落郊外做了和尚。頌文是「羽滿高飛日，爭妍有李花。真龍游四海，方外是吾家。」前兩句指朱棣成為皇帝之時，連建文帝的大將李景隆也向他獻媚。後兩句是說建文帝做了和尚，以四海為家。

而宋朝的《梅花詩》第四節中的第三句「飛來燕子尋常事」也預言了這一史實。

「飛來燕子尋常事」是指雄踞燕京的朱元璋四子燕王朱棣奪取帝位的歷史。燕王得天下，仔細想來也確為「尋常事」，在情理之中，與唐太宗李世民的「玄武門之變」頗有雷同。

在明朝劉伯溫的預言《燒餅歌》中自然也有著對該事件的預測。「雖然太子是嫡裔，文星高拱日防西。此城御駕盡親征，一院河山永樂平。」意思是說建文帝即位後，雖有文官的擁戴，但需防備西方（指燕王）的威脅。永樂是朱棣奪取皇位後所取的年號，暗指永樂時期社會較為安定。

明成祖朱棣的「永樂之治」

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個兒子，《明史》上說他「智勇有大略」，「智慮絕人，酷類先帝」。而朱元璋也非常器重他。在建文帝實施削藩後，他被迫起兵推翻建文帝，並於1403年正式稱帝，成為明朝第三代，也是卓有建樹的皇帝，年號為永樂，是為明成祖。

作為最高的統治者，朱棣繼承了朱元璋勤奮、節儉、體恤百姓的長處，但卻沒有其父猜忌、偏信、武斷的短處。他主張「用法當以寬」，「待人當以誠」，注意守成，勵精圖治，使明朝在永樂年間進入了繁榮輝煌時期。

朱棣稱帝之後，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一，繼續實行削弱藩王實力的政策，強化中央集權體制。他把齊王榑廢為庶人，剝奪周王、遼王植、岷王楩的三護衛，將寧王權徙封南昌，谷王橞徙封長沙。這樣，軍政大權進一步集中到了皇帝手裡。

其二，加強邊境防禦。為了防範元代蒙古殘餘勢力，成祖逐漸把政治、軍事中心由南方轉向北方。1421年（永樂十九年），成祖遷都北京，從而大大加強了對北方和東北地區的控制。現今北京的故宮就是在明朝永樂年間開始動工興建的。

成祖在位期間，還5次御駕親征，越過大漠追擊蒙古各部，暫時消除了邊境的威脅。

其三，積極開展與周邊其它國家的外交。比如他從1403年開始就派使臣到安南、暹羅（泰國）、高麗、爪哇等國訪問，建立友好關係。

而這一時期的鄭和下西洋更是擴大了明朝在海外各國的影響，用《明史》的話來說就是「示中國富強」，用明成祖的話來說就是「宣教化於海外諸番國」。

鄭和原姓馬，小字三保，回族人，祖居雲南昆陽州（雲南晉寧）。明太祖統一雲南後，鄭和被閹入宮，靖難之役中，從燕王起兵有功，朱棣賜他姓鄭，提拔為內官監太監。

從1405年（永樂三年）到1433年（宣德八年）鄭和先後七次下西洋，成為聞名世界的一件盛事。他率領規模浩大的船隊，經過中國南海諸島，跨越亞、非兩洲，對占城（越南南部）,真臘（柬埔寨），暹羅（泰國），滿剌加（馬六甲），彭亨（馬來西亞），蘇門答臘、舊港、爪哇（在印度尼西亞），榜葛剌（孟加拉），古裡（印度西南海岸卡利庫特），柯枝、瑣裡、加異勒（印度半島），錫蘭山（斯里蘭卡），溜山（馬爾代夫），忽魯謨斯（波斯灣口），祖法兒、阿丹（阿拉伯半島），木骨都束、卜剌哇、竹步（索馬裡），麻林（肯尼亞的馬林迪）等幾十個國家和地區進行了友好訪問。

鄭和第一次航行，有船隻62艘，水手、船師、衛兵、工匠、醫生、翻譯共2.7萬多人。最大的船長44丈，寬18丈，可以容納一千多人，是當時航行海上最大的船隻。船上有航海圖、羅盤針，具有當時世界上先進的航海設備和技術。

鄭和的船隊滿載中國瓷器、茶葉、鐵器、農具、絲綢、紵絲、金銀等各類商品，用以換回亞非各國特產，如象牙、香料、寶石等海外奇珍異寶，因此人們把這些船稱為「寶船」。

鄭和遠航亞非各國，在政治、經濟和科學文化方面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鄭和下西洋後，亞洲許多國家都先後派遣使節與明朝貿易。1423年（永樂二十一年），古裡等十六國使臣和商人到南京，一次就達1200多人，浡泥（印度尼西亞加裡曼丹）和滿剌加兩國的國王與王后也都來到南京，明成祖還設筵招待。當時蘇祿使團由東、西、峒三王率領340餘人來華訪問，受到隆重的國賓待遇。東非的麻林王哇來頓本親自率眾訪問中國，不幸到福州就病死了。木骨都束和卜剌哇也曾多次派遣使節來中國進行友好訪問。

鄭和的七次遠航，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壯舉。他到達非洲赤道以南東海岸的地方，比意大利人哥倫布和葡萄牙人達·伽馬發現新航路要早半個世紀以上。

鄭和下西洋發展了外交關係，中原與周圍民族的關係也很融洽，促進了各民族間的經濟和文化交流，政令也達到了外興安嶺內外、天山南北和西藏地區。

其四，在經濟上，成祖繼續實行太祖時期的經濟政策。此外，為了將南方的糧食安全運送到北京，成祖擴建了忽必烈時開鑿的大運河副線，也就是山東西部的濟寧段運河。從1430年起，每年通過運河北運的糧食達300萬石以上。而南北間的商業也隨著京師和大運河的發展而繁榮起來。

其五，在文化上，成祖在繼承太祖時的政策外，還提倡和獎掖文學藝術。1407年，囊括了前代關於政治、歷史、倫理、地理等方面所有重要著作的《永樂大典》成書，自此之後的200年中，各種書籍和文章大量刊行，學術上出現了新的繁榮期。

在明成祖的治理下，明朝進入了全盛時期，出現了「永樂之治」。經濟、文化趨向繁榮，中華文明進一步遠播海外。

這一時期，棉紡織業、制瓷業、礦冶業和造船業等的發展十分迅速。1419年（永樂十七年），明政府共徵收棉布1206887匹。由此可見全國總產量之多。永樂、宣德年間是明代制瓷業的鼎盛時期。江西景德鎮仍是全國制瓷業中心。這裡人口約十萬，洪武年間有官窯20座，宣德時發展到58座。景德鎮瓷器不僅產量高，而且質量好，在制瓷工藝方面取得許多新的成就。

在礦冶業方面，洪武年間，全國官營鐵礦只有13所。但民營礦冶卻在逐步發展。從1403年（永樂元年）到1434年（宣德九年）的30年中，產量從近120萬斤增至830多萬斤，上升七倍。此外，明初的造船業也居世界前列。南京城北龍江（亦叫龍灣）和太倉劉家港是當時造船業基地。鄭和下西洋所用的船，多半是龍江製造的。其它各地的造船業也都很發達。各地造船種類很多，有遮洋造、備倭造、戰船、淺船、風快船、黃船，等等。其中海運稅糧的遮洋造最大，可裝載糧食四五百石。

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也促進了明初商業和城市經濟的繁榮，出現了許多商埠，比如濟寧、淮安、揚州等。而南京的人口達到了近20萬。

對成祖的評價

《明史》對成祖的評價是：「文皇少長習兵，據幽燕形勝之地，乘建文孱弱，長驅內向，奄有四海。即位以後，躬行節儉，水旱朝告夕振，無有壅蔽。知人善任，表裡洞達，雄武之略，同符高祖。六師屢出，漠北塵清。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賓服，明命而入貢者殆三十國。幅隕之廣，遠邁漢、唐。成功駿烈，卓乎盛矣。然而革除之際，倒行逆施，慚德亦曷可掩哉。」應該說還是中肯的。

歷史真貌─應運而興的統一王朝 明朝（三）

明朝的預言家劉基

劉基(1311-1375年)，人稱劉伯溫，是明朝開國謀臣。相傳中國三大民間預言之一的《燒餅歌》就是劉伯溫作的。劉基二十二歲時進士及第，但他為人剛正耿直，廉潔奉公，後因揭發監察御使失職，受排擠回家隱居。元朝末年，群雄並起。朱元璋起兵後，劉基出山投靠，並最終助朱元璋成就帝王之業。

據《明史》記載，自從劉基前來投靠之後，朱元璋常常前來徵求劉基的意見。劉基分析了當時的形勢，對朱元璋說，主公現在據有金陵，形勢險要，虎踞龍盤，地理位置很好。但東南的張士誠，西北的陳友諒，他們常常侵擾犯境，與您作對，這就成了您北定中原的後顧之憂，因此必須把這兩個人除掉。朱元璋說．這兩個人勢力很大，該怎麼對付他們呢？於是，劉基便為朱元璋規劃了實現帝業的藍圖。劉基指出：「張士誠目光短淺，胸無大志，他只想守住自己的那塊地盤，不會有什麼大作為，因此不值得憂慮，可以暫時不去管他。而陳友諒就不同，他殺主篡位，野心大，陰謀多，是個危險的對手。而且，他佔據武昌，地處南京上游，又有巨艦精兵，時時刻刻都想吞併我們。面對這種形勢，我們不能兩邊作戰，而應首先集中兵力殲滅陳友諒。陳友諒滅亡之後，張土誠的勢力必然孤立無援，一舉可定。然後，主公可以揮師北上，平定中原，最後消滅元朝，那時您的帝王之業就可以實現了！」

最後朱元璋削平群雄，成就了王業，基本上是按照劉基開始的謀劃實現的。「基佐定天下，料事如神。」(《明史》)劉基對於明太祖朱元璋來說，不亞於姜子牙之於周武王，張良之於漢高祖，諸葛良之於劉備。他們即有才略以成開國之相，同時也都深明易理。古人深信改朝換代，自有天意。劉伯溫在《燒餅歌》中預言了久遠的未來，當然也看到元朝氣數已盡，明朝將興。從某種程度上講可以說是順乎天意吧。

在朱元璋打天下過程中，劉基也是屢次力排眾議，幫助朱元璋作正確選擇。起初陳友諒勢力相當強大，攻陷太平後意欲南下。朱元璋部下慌了手腳，有的主張投降，有的主張逃跑。而劉基則怒目圓睜，閉口不言。朱元璋見狀，便召劉基到後面商議。劉基說，「主張投降或逃跑的，可以殺掉。」朱元璋便問劉基有什麼計策，劉基告訴太祖說，陳友諒十分驕橫，可以先誘敵深入，然後用伏兵奇襲，必可取勝。朱元璋依劉基之見用兵，大獲全勝。事後太祖要賞賜劉基，劉基謝絕了。

劉基不僅有戰略眼光，緊要關頭也十分機智。朱元璋同陳友諒在鄱陽湖決戰時，雙方一天之內交戰數十次。朱元璋親自乘戰船督戰，劉基就站在他身邊。忽然劉基要朱元璋離開戰船，當君臣一行剛剛換到另一艘戰船上，還沒來得及坐穩，原來的戰船便被敵人擊碎。兩軍相持了好幾天，劉基建議先佔據湖口扼守，然後選擇金木相剋的日子出戰。結果朱元璋終於取得了這一決定性勝利。這裡劉基也充分運用了地形位置與五行生剋的關係來謀劃戰役。

對於劉基的為人，《明史》中說，「基虯髯，貌修偉，慷慨有大節，論天下安危，義形於色。」「遇急難，勇氣奮發，計劃立定，人莫能測。」朱元璋稱帝后，劉基奏請設立軍衛法，又請肅正紀綱，人憚其嚴。洪武四年(1371年)，劉基告老還鄉了(太祖賜歸)。劉基疾惡如仇，得罪了一些奸妄之人。胡惟庸是明初的頭號奸妄，劉基和大將徐達等都曾進言太祖勿用其人，胡惟庸後來派人散佈謠言說劉基為自己選擇了有王氣的墓地，以圖後榮。朱元璋雖然是個勤奮的君主，但是心胸比不上唐太宗。於是明太祖剝奪了劉基的俸祿。劉基被誣陷後不得不到京城請罪，太祖沒有太多責罪，後來派人護送劉基返鄉。據說當時劉基有病，胡惟庸派人曾在劉基藥中下毒。

回到家鄉後，劉基告訴兒子：如今朝廷應當修德政，減少刑法，可惜如今有胡惟庸當道，講這些沒用。將來胡惟庸敗亡之後，太祖會想起我，你要將我的意思奏給皇上。劉基還說：如果我的預言不准，才是天下人的福份啊。一個月後，劉基便死了，終年六十五歲。後來胡惟庸成了宰相，做了許多壞事。直到多年後他逆謀敗露，被處死。

劉基用兵料事如神，卻屢次為奸妄所中，看似自相矛盾，其實並不是這樣的。無論是姜子牙、諸葛亮、劉基，還是張良、李淳風，這些古代的著名謀士很講究「知天命」，他們知道不可用其才能為自己謀取利益和地位。

明朝的預言《燒餅歌》

作為君主，明太祖朱元璋最關心的當然是自己可否永保江山。他知道劉伯溫是深明數理的道中之人，便向劉伯溫詢問有關將來的事情。朝代更替自有定數，天機更不可輕洩。但是朱元璋畢竟是帝王，不好推托，於是劉伯溫便作了一首似明非明的詩歌。據稱劉伯溫面君之時正趕上太祖吃燒餅，所以稱之為《燒餅歌》。 故事是這樣的：

明太祖一日身居內殿，食燒餅，方啖一口，內監忽報國師劉基晉見，太祖以碗覆之，始召基入。禮畢，帝問曰：「先生深明數理，可知碗中是何物件？」 基乃捏指輪算，對曰：「半似日兮半似月，曾被金龍咬一缺，此食物也。」開視果然。 帝問曰：「天下之事若何？朱家天下長享否? 」基答曰：「我皇萬子萬孫，何須問哉！」

這段文字用白話文簡單講就是有一天明太祖朱元璋在內殿吃燒餅，剛咬一口，忽聽劉伯溫求見。於是太祖用碗扣住燒餅，待劉伯溫進來，便叫他猜碗中是何物。而劉伯溫十分準確的講出是被皇帝吃過一口的燒餅。朱元璋十分佩服，便向劉伯溫詢問未來的事。

歷史的發展已經告訴我們，明朝的江山是傳到明思宗(朱由檢)崇禎皇帝為止的，此後便是滿清王朝的天下。祟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攻陷北京，明思宗自縊而死，明王朝宣告滅亡。而這個明思宗便是明神宗(朱羽鈞)萬曆皇帝的孫子。很明顯，劉基回答朱元璋的問話，是一句雙關語，表面上是一句恭維話，說明朝江山將會傳至千秋萬代，實際上是明確預言：明朝的江山將會傳到萬曆皇帝的孫子崇禎皇帝為止。這裡可以看到劉基的智慧，既不冒犯天子，又回答了天子的問題，預言了未來。

帝曰：「雖然，自古興亡原有定，況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能享之，言之何妨，試略言之。」 基曰：「洩漏天機，臣罪非輕，陛下恕臣萬死，才敢冒奏。」帝即賜以免死金牌，基謝恩畢，奏曰：……

就這樣，劉基對以後的幾百年作了預言，包括「土木之變」，「宦官亂政」，「清軍入關」，「漢人剃法」，「康乾盛世」，直至清末及以後的事，這就是著名的燒餅歌的內容。

在以後我們講述史實的過程中，將結合該預言以及《推背圖》和《梅花詩》，來探知歷史內在發展的奧妙。

太祖之後的建文帝短暫統治時期

1398年（洪武三十一年），明太祖病死，終年七十一歲。長孫朱允炆繼位，是為建文帝。

建文帝，懿文太子的第二個兒子。他生穎慧好學，性至孝。十四時，懿文太子重病，他晝夜守侯。二年後，太子去世，建文帝居喪而不顧自己的身體，深得太祖的讚賞。太子在世時，太祖曾命太子省決章奏，但是太子生性仁厚，於刑獄多所減省。於是太祖讓太孫建文帝加以輔佐。建文「遍考禮經，參之歷朝刑法，改定洪武《律》畸重者七十三條，天下莫不頌德焉」。

太祖死後，建文繼皇帝位，以明年為建文元年。建文帝即位之初，詔告天下，「舉遺賢。賜民高年米肉絮帛，鰥寡孤獨廢疾者官為牧養。重農桑，興學校，考察官吏，振罹災貧民，旌節孝，瘞暴骨，蠲荒田租。衛所軍戶絕都除勿勾。詔諸王毋得節制文武吏士，更定內外大小官制。」

同時，他還和大臣齊泰、黃子澄商計削藩。建文帝採納黃子澄的建議，先削幾個力量較弱的親王的爵位，然後再向力量最大的燕王朱棣開刀。同時，又下令親王不得節制文武將吏。1399年（建文元年），燕王朱棣以誅齊、黃為名，誓師北平，起「靖難軍」，奪取了河北大部。建文帝先後派老將耿炳文和膏粱子弟李景隆率師北伐，都被燕師打敗。經過四年史稱「靖難之役」的戰爭，朱棣終於奪取了帝位，改元永樂，是為明成祖。

歷史真貌─應運而興的統一王朝 明朝（二）

勤政愛民但卻多疑的朱元璋

朱元璋是中國歷史上出身最為卑賤的皇帝。雖然他識字不多，但卻勤奮好學，愛讀史書，所寫詩文和散文都有著獨特之處，其所寫公文也多用口語，如給大將軍徐達的手令：「說與大將軍知道……這是我家中坐著說的，未知軍中便也不便……」洪武三年為了建立戶帖制度下的一道聖旨是這樣寫的：「說與戶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是戶口不明白哩！教中書省置天下戶口的勘合文簿戶帖。你每戶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將他們所管的應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寫著他家人口多少……」因此，在明朝，口語公文成為一大特色。

或許正是由於明太祖出生微賤，深知人民生活的困苦，下詔說：「天下始定，民財力俱困，要在休養安息，惟廉者能約己而利人，勉之。」因此對貪官污吏嚴懲不怠，整頓元朝末年以來腐敗的政治風氣。此外，他下令嚴禁宦官干預政事，並且防制外戚專權。同時提倡獎勵人民上書建議施政的措施。

在恢復經濟方面，太祖也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獎勵墾荒、水為己業的政策，還根據地方官員的建議，制訂了從人口稠密地區遷移農民開墾荒地的政策，給予驗丁給田、官給牛種、減免田賦的優惠條件，不斷向那些經歷元朝末年戰亂、土曠人稀的地區移民。明太祖還於1372年（洪武五年）頒布詔令：以往因戰亂「而為人奴隸者，即日放還」。他還下令由朝廷代為贖還因饑荒而典賣的男女。同時，《大明律》還規定，除官僚外，「庶民之家，存養奴婢者，杖一百，即放從良」。

同時，還下令戶部統計浙江等地的富戶，將其遷移到北方，土地關係因此得到了調整。太祖對於興修水利的事也格外注意，他派遣國子監生前往各地，督修水利，各地若有天災發生，各受災州縣除了可免除租賦外，還能得到官府的賑濟。

另外，為平均老百姓田賦和差役的負擔，明太祖朱元璋下令一方面根據全國人口普查，編成賦役黃冊；一方面根據全國田地清丈，編成魚鱗圖冊。黃冊是國家徵收田賦和差役的根據；魚鱗圖冊則是以田為主，記載田產的面積與位置。兩冊互為經緯，不僅百姓負擔得到平均，國家的收入也因而增加。

在文化方面，太祖下令廣設學校，讓貧寒子弟亦有書可讀。明代學校分三類：中央國子學、府（州）縣學和市鎮鄉村民間社學。1382年（洪武十五年），國子學改名國子監，設有祭酒、司業、博士、助教、學正等學官。府（州）縣學除各有訓導外，府學教員有教授，州有學正，縣有教諭。國子監的學生稱監生，分官生和民生兩種。官生指功臣子弟、少數民族土司子弟和海外留學生。民生由各地推舉。監生最多時近萬人，學習課程有《大誥》、《大明律》、四書、五經和《說苑》。

太祖時期繼續實行科舉制度，選拔人才。科舉考試分三個級別進行：縣試、鄉試和京師的會試。最後考中者即獲進士，可以直接擔任官職了。太祖認為：「天下之治，天下之賢共理之。今賢士多隱巖穴，豈有司失於敦勸歟，朝廷疏於禮待歟，抑朕寡昧不足致賢，將在位者壅蔽使不上達歟？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豈甘沒世而已哉。天下甫定，朕願與諸儒講明治道。有能輔朕濟民者，有司禮遣。」

太祖這種事事以民生為本的作法，很受百姓的推崇，他也可算是一位勤政愛民的賢君。　

但另一方面，朱元璋猜疑心很重，不信任他人，特別是對那些與他同生共死的功臣更是如此。因此，那些功臣能得到善終的幾乎沒有幾人, 受牽連的有數萬人。

朱元璋擔心大權旁落，在公元１３８０年宰相胡惟庸因圖謀不軌被殺之後，太祖決定廢除宰相，所有的事情由自己親自處理。「朕罷丞相，設府、部、都察院分理庶政，事權歸於朝廷。嗣君不許復立丞相。臣下敢以請者置重典。皇親惟謀逆不赦。余罪，宗親會議取上裁。法司只許舉奏，毋得擅逮。勒諸典章，永為遵守。」這不僅變更了元朝的制度，而且變更了由秦創始經唐、宋趨於完備化的丞相制度，而形成了君主專職體制，這種體制為後世王朝的專制形成奠定了基礎。這種體制下的臣民的幸福完全取決於皇帝的好壞。如果皇帝是個暴君，那自然就將產生暴政。而皇帝權力的高度集中，也使朱元璋成為歷史上最繁忙的皇帝。朱元璋曾經對侍臣說：「朕自即位以來，嘗以勤勵自勉，未旦即臨朝，晡時而後還宮，夜臥不能安席。」

此外，同樣處於猜疑心，為了強化皇權和監視臣民，朱元璋在監察機關都察院之外，還設立了錦衣衛、檢校，推行特務制度。他又施行「廷杖」，也就是在朝廷上責打大臣。當時因廷杖被打死的人相當多，對於士大夫的尊嚴打擊殆盡。終明一代，廷杖作為懾服公卿、維護皇權的殘酷手段，經常被濫用，使「天下莫不駭然」。這種制度也為後世專制政權維護其統治開啟了一個不好的範例，並在後來歷史發展的某一個時期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

朱元璋還推行嚴刑峻法，即以「重典馭臣下」。明朝律法比宋律嚴格。1373年（洪武六年），刑部尚書劉惟謙奉旨編定《大明律》，明太祖親加裁酌，後又經三次修訂，於1397年（洪武三十年）正式頒行。全書計30卷460條。《大明律》規定嚴禁功臣勳戚恃勢接受投獻，用虛錢實契典買和侵佔他人田宅，不許奸豪誘取良人及略賣良人為奴婢；凡誣告者加等治罪。這些規定對保護小生產者的財產和人身，穩定社會秩序，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1385年（洪武十八年），明太祖頒布親自編撰的《大誥》，接著又頒行《大誥續篇》、《三篇》。其中指定條目處以極刑，酷刑如凌遲、梟首、剝皮等就是在此時出現的。這使得明朝官員處在一種恐怖的氣氛中。

同時，太祖還分封宗室子弟，目地是希望借諸王的力量來保衛王室。這些分封的諸王，雖然沒有土地人民，卻擁有兵權。這些諸王擁兵自重的結果，導致了後來發生骨肉相殘的奪權事件，比如燕王逼宮做皇帝等。

朱元璋的上述措施和行為為後世明朝的統治打下了並不太好的基礎，同時也為後世中國歷史的某些惡行提供了範例。

大致來說，太祖在位期間褒貶不一，但因其勤政愛民，所以政治還算清明。而明初的經濟也得到迅速恢復，達到了歷史最好水平。

洪武時，各州縣每年墾田少者以千畝計，多者達20萬畝。1391年（洪武二十四年），除軍屯、牧馬草場和永不起科地，全國納稅土田總數達387.4萬餘頃。後來更增加到416萬餘頃。

隨著耕地面積的擴大，糧食和經濟作物總產量也提高了。這從田賦收入的增加上反映出來。1381年，全國徵收麥、米、豆、谷261005251石，到1393年，增至32789800石，12年間，增加了600多萬石。棉花的種植比宋元時更加普遍。不僅閩、粵、贛、江南、湖廣，就連山東、河南、河北等地也開始大量種棉。

經濟的發展，使百姓開始安居樂業。明朝開始走向興盛的道路。

歷史真貌─應運而興的統一王朝 明朝（一）

（公元1368年--公元1644年）

曾經讓歐洲人為之震驚的蒙古王朝，帶著昔日的輝煌也走入了歷史，留給人們的是淡淡的神往。回眸那些業已在歷史大舞台上上演的一幕幕似曾相識的興衰大戲，我們不禁慨歎：難道上天早已為我們做好了安排？這種種的安排究竟在向我們暗示著什麼？在思慮中，上天再次為我們拉開了又一幕絢爛的大戲，再次給懵懂的我們一個新的暗示。

這幕被冠以「明朝」的絢爛大戲以1368年朱元璋建立新的王朝為開端，在經過三十年的治理後，明朝在成祖年間達到了全盛時期。明朝同樣在文化科技領域為後世留下了令人稱道的輝煌：鄭和的七下西洋，成為中國乃至世界航海史上的壯舉；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部百科全書《永樂大典》的修成；被列為中國四大名著之中的《三國演義》、《西遊記》和《水滸傳》的問世，在中國文學史上又書寫了濃重的一筆；特別是《西遊記》，通過描述唐初僧人玄奘不避艱險，赴天竺（印度）取經的歷史，向人們展示了佛的莊嚴、神聖和偉大。還有對中國16世紀以前醫藥學經驗總結的藥典《本草綱目》。

明朝從公元1368年建立，到1644年被清朝所滅，前後共經歷十六個皇帝，立國二百七十六年。

關於明朝建立的預言

唐朝的《推背圖》和宋朝的《梅花詩》早已預言了明朝的建立。

在《推背圖》的第二十七象中，圖中的預示十分明顯，樹上掛曲尺，即木字上加一個拐曲符號，是個「朱」字；圖中畫著的兩個圓，分別指日和月，合在一起就是「明」。

讖文是「惟且與月，下民之極。應運而興，其色日赤。」 「惟且與月」暗含著明朝的國號「明」字。因為明太祖朱元璋從小孤苦伶仃，討過飯，放過牛，當過和尚，所以讖文中稱「下民之極」，但誰能想到和尚最後作了皇帝？古人相信天意，因此是「應運而興」。 「應運而興，其色曰赤」由賤民應運而一舉成就帝業，其特徵帶有赤色，「赤」就是「朱」，紅色，暗含朱元璋的名字。另外朱元璋起兵時的隊伍叫紅巾軍，以紅巾裹頭「其色日赤」。

頌文是「枝枝葉葉現金光，晃晃朗朗照四方。江東岸上光明起，談空說偈有真王。」 「枝枝葉葉現金光，晃晃朗朗照四方」依舊暗指「明朝」，同時還點明了地點「江東岸上」，後來的明太祖也的確出於濠州。下一句的「照四方」和「光明起」也都暗示明朝興起。最明顯的是最後一句「談空說偈有真王」，「談空說偈」 是指和尚參悟禪理做功課。這句話的意思是，和尚裡邊會出真命天子。而朱元璋青年時，整整做了八年和尚，這早被八九百年前的李淳風看出來了。

在宋朝的《梅花詩》第四節中，也預言了朱氏王朝的興衰：「畢竟英雄起布衣，朱門不是舊黃畿。飛來燕子尋常事，開到李花春已非。」

前兩句預言了明王朝的興起，而後兩句關於明王朝衰亡的預言我們稍後再分析。前文已經講過，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貧賤，身為平民布衣，曾當過幾年和尚，後參加農民起義的紅巾軍，因為驍勇善戰，從一個普通士兵躍升為領袖，並於公元1368年在南京稱帝。就此「朱門」不再是舊的黃土農家了。「畢竟英雄起布衣，朱門不是舊黃畿」就寫明了這段歷史。

且讓我們走入歷史，看看歷史的真象。

明朝的建立

朱元璋的身世和異象

朱元璋祖籍南京，字國瑞，姓硃氏。早年，他的祖父帶著全家遷徙到江北的泗州。隨後他的父親又遷徙到濠州的鐘離縣（今安徽鳳陽）定居，並先後生了四個孩子，朱元璋是他的第三個孩子。《明史》上說，朱元璋的母親陳氏在剛剛懷孕時，夢見神仙授藥一丸，放到手掌中放出光芒。於是，陳氏將藥丸吃下，睡覺時口中仍然留有香氣。到生產那一天夜裡，數次出現紅光，鄰居家還以為是著火了，奔走相救。

據說朱元璋從小長相就很奇異。黑黑的臉，下巴比上顎長出一寸多，高高的顴骨，大鼻子，大耳朵，臉型活像一個橫擺的立體山字。長大後，更是「姿貌雄傑，奇骨貫頂。志意廓然，人莫能測」。

由於家境清寒，朱元璋從小就替人看牛放羊，他很愛出主意又加上講義氣，很得同伴的信任，都甘心奉他為首領，聽他指揮。而這些自小一起玩的同伴，在以後朱元璋打天下時，都成為他最有力的幫手。

朱元璋十七歲時，也就是1344年，當地發生了旱災和蝗災，隨後是大瘟疫。他的父母兄長相繼病死。因為家境貧寒，所以沒有棺槨下葬。朱元璋孤獨無所依靠，便到當地的皇覺寺出家為僧。此後，他被住持打發出外雲遊度荒。朱元璋一頂破笠帽、一個木魚、一個瓦缽，出門做了遊方僧。遊方，即化緣，社會上稱為叫化。幾年中，朱元璋走遍了淮西，增長了許多見識。

二十一歲時，朱元璋回到了皇覺寺。這時，因為元朝朝政腐敗，天下已大亂，聚眾起義者眾多。而這時的濠州已在紅巾軍的佔領之下，為首的是郭子興。朱元璋十分猶豫，不知是否該去投奔，於是求助於占卜。占卜的結果是逃走或避禍都不吉利，而參加義軍卻「不妨」。

公元1356年，朱元璋投入郭子興的門下，加入反抗元朝的行列。因為他體格好、記性佳，再加上遇事小心、敢做敢為，因此打仗時常得到勝利。更為難得的是，朱元璋得到戰利品時不會私藏，獲得賞賜也推說是戰友的功勞，所以不僅得到同僚的敬重，郭子興更是視他如左右手，什麼事都與他商量，並把養女馬氏許配給他。

得到重用的朱元璋回鄉招募人馬，他少年時的夥伴徐達等參了軍，並在其後輔佐他成其功業。

不久，郭子興戰死。郭子興死後，朱元璋接收了他的勢力，並採取了一些新的舉措。他禮賢下士，知人善用；比如他採用元池州學正朱升的「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策略，任用劉基、宋濂等儒士。在農業生產上他開始設置營田司。又令將士屯田，「且耕且戰」，「及時開墾，以收地利」，保證軍糧供應，恢復社會生產。更重要的是：朱元璋治軍嚴明，每到一地必申誡部下不可擾民，所以他的軍隊所到之處，都受到百姓的歡迎。

明朝的建立和統一全國

公元1368年，朱元璋的北伐軍和南征軍勢如破竹，天下的統一指日可待。在文武百官的擁戴下，朱元璋於當年登基稱帝，定都應天(南京市)，國號明，定年號為洪武，史稱明太祖。其後一直沿用「洪武」這個年號。自此之後的明清兩朝的皇帝均只使用一個年號，所以年號往往可以代表某一皇帝，如朱元璋又稱為「洪武帝」。而取國號大明是軍師劉基的注意，他折衷了創立明朝的兩股勢力的意願：對於紅巾軍而言，他們信奉明教，其首領韓林兒曾稱小明王；對於士大夫而言，明是光明，是日和月，明朝取代元朝是以明克暗。

朱元璋建立起明朝後，繼續著他統一全國的步伐。在南方，明軍在平定了福建、廣東和四川的的割據勢力後，於1382年攻下大理，平定了雲南。至此，南方基本趨於統一。

與此同時，北伐軍也不斷取得勝利。而此時元朝的皇帝順帝沉迷於聲色淫佚之中，不理朝政。1368年8月，明軍攻入大都，從1271年元世祖建國號以來統治了中國98年之久的元朝，至此滅亡。雖然逃亡後的元順帝之子在塞外和林一帶建立起了北元，但已經不成為氣候，在1387年歸降了明朝。朱元璋至此完全統一了全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