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分析《史記》與《漢書》之異同

《史記》興《漢書》是中國史學上兩大名著。《史記》是紀傳體通史之始祖．而《漢書》為紀傳體斷代史之鼻祖，二者皆影響後世很大。但由于兩書的作者無論在背景，立場皆有不同，故實有不少相異之處，現將其異同分述如下：

一、立場方面：

《史記》是一本「私書」。司馬遷在《報任少卿書》裏說明了他寫《史記》的目的在「欲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獨立創作。他的思想偏于黃老，在書內充滿關心民生疾苦和批評帝王罪惡的觀念。並且混雜各家學說。全書具有豐富的思想內容。

《漢書》是受詔而作的「官書」。作者是站在儒家的正統學說的立場為朝廷服務。有人認為《漢書》缺乏批評現實的精神，輕視百姓之經濟生活而成為歌功頌德，符合求寵之官吏，在《漢書》的帝紀裏，這種傾向十分明顯，其他例如反抗暴政同情百姓的遊俠。在《史記》裏寫得有聲有色，但一到《漢書》便判為死罪。如班固在《遊俠傳》說：「況于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死之權，其罪已不容於誅矣」在這些地方裏，表現出《史記》與《漢書》在基本觀點的不同。

二、體例內容方面：

《史記》是紀傳體通史，它上起黃帝，下至漢武，貫通數千年歷史，而《漢書》是斷代史，它上起高祖，下至王莽，時間不過二百多年。但二者體例大同，固均屬紀傳體。

1．在本紀方面，《史記》、《漢書》皆是記帝王事蹟，但二者亦有不同地方。《史記》在高祖本紀後，繼以為立《呂后本妃》，然《漢書》則於《呂后本紀》前補立《惠帝紀》。此外，班氏把項羽置之於列侯，與《史記》為項羽立本紀不同。按楚漢之際。群雄逐鹿，不相統一，然中國之大事不能缺而不載，故司馬遷用本紀記此若干年間大事，所謂「封王候，政由羽出」，故項羽實處于統治地位。而《漢書》既限於漢代，自然不放在漢高祖以前記項羽，故歸之列傳。

2．在表方面，二者均有，但《史紀》的《表》是從三代至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大事共十表，把複雜史實以簡明的表勾劃出夾，而《漢書》則有八表，前六表乃根據《史記》所記敘而成，而《百官公卿表》及《古今人表》則由班固所創。另外，表之編排，班固亦異於史記：如異姓同姓的諸候王分為二表，較《史紀》合異姓同姓為一表，條理更清淅。

3‧《漢書》的《書》與《志》其實二者為同體裁，只是名字不同而已。《漢書》的《志》除《五行》、《藝文》、《地理》三志外，其餘均根據《史紀》而成，例如《漢書》之《律曆志》是由《史紀》之《律書》和《曆書》而來；《食貨志》則源自《平準書》。

4．《漢書》和《史紀》均有列傳，不過，《漢書》在列傳中記敘比較多關于當代政治、經濟、祉會的文獻。例如《史記》在《賈誼列傳》中，只記《屈原賦》、《鸚鳥賦》而忽略對當時政治有影響的《治安策》，而《漢書》則有記敘。此外，《漢書》列傳的標題比《史記》更為統一。蓋《史記》列傳有以姓、名、字，官、爵為目，但《漢書》則一律以姓或姓名為標題。

5．至于「世家」一體，則只有《史記》才有。因為周代列國並立，周王不過是其中共主，并未如後世之集權，而且各國皆世傳，其中有些與周相始終，而列傳只是記人物之事，而需用世家載一國之事。至漢初行郡國制，既有天子所轄的郡縣，又有世襲的王候國，所以司馬遷沿襲周之舊章，列王侯國為世家，但自漢武帝以後，郡國制已名存實亡。所謂封國亦與一般縣相近，政治勢力已弱，故班固在東漢時撰《漢書》便沒有立世家，而將之納入列傳，可見由于二者在政治與社會不同情況下，編纂亦有不同。

三、文筆方面：

《史記》為文以散行為主，而兼有寓意：《漢書》則趨於駢儷，為六朝文體所祖。至于《史記》、《漢書》之文章風格：《漢書》修辭雅飾藻麗，敘事委曲，《史記》則「疏宕有奇氣。筆力矯健。」

四、觀點之不同：

由于《史記》及《漢書》作者立場之不同，故其撰書時的觀點亦不同，除了上述提及的對帝王與遊俠看法相異外，於經濟觀點上分析，二書亦有不同。例如《夫記》於《貨殖列傳》中，認為可因人之求利本能而善導之，使其甘食美服。但《漢書》、《貨殖傳》中卻承認西漢以來重農抑商觀點。極言商業發展會使人唯利是圖，岡顧道德，故班氏評《史記》為。「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

總言之，《史記》、《漢書》均是各有所長，自成一家。《史記》「文直而事竅」，《漢書》「文膽而事詳」，雖有不少相異的地力，但二者皆可並稱良史，實無司置疑的。

試述史通之內容及劉知幾在史學上之貢獻。

史通的內容

劉知幾字子玄，他學識廣博，一生著述很多，不過這些書絕大部分已經散佚，只有《史通》是他唯一流傳至今的著作。《史通》是中國第一部評論史學的專書，全書共二十卷，原為五十二篇，今存四十九篇，今缺《體統》、《鰍繆》及《弛張》三篇。《史通》可分為兩部份：內篇興外篇。

內篇十卷，共三十六篇，有三篇已佚。其內容多論史學源流，史家的體例和編撰的方法，並泛論史學方法，提出個人見解。

在《六家》，《二體》篇中，它將歷來史書的體例分為「六家」和「二體」。「六家」是尚書家、春秋家、左傳家、國語家、史記家及漢書家。另外，劉氏又把「編年」、「紀傳」二體作史家的正體，稱為正史，其他旁流稱為「雜著」。在《六家篇》中他認為斷代史優於通史的形式，蓋斷代為史，所記時代較短，容易專訂，而通史則範圍過大，易流於蕪雜。

在《本紀列傳》、《世家》和《表志》中，闡發了他對這些體裁的一些意見。尤其重要的是在《表志》中，他主張刪去「天文」、「藝文」、「五行」三志，而增加「都邑」、「氏族」、「方物」三志。

此外，劉氏在內篇中亦提出編寫史書的方法。在《采撰》篇中認為凡逸事、瑣言、群書、家史、別傳、雜記等等均宜涉及。在《言語》、《浮詞》、《敘事》、《鑒識》、《模擬》、，《核才》提出其寫史的方法。《人物》和《品藻》指出歷史人物太多，不能盡錄，乃要選「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示後」的人物。在《模擬》篇中，劉氏反對史家盲目追求形式而不知創新，他以為在非不得已的情況下摸擬應取他人之精神，故云：「貌異而心同者，模擬之上也，貌同而心異者，模擬之下也。」

外篇十卷，共十三篇，內容多論史官建置的沿革及評論多家史書的得失。在《史官建置及忤時》篇中，劉氏論述了歷代史官建置之沿革及官修史之弊病。在《疑古》、《惑經》篇中，作者反對儒家之神秘化及歷史定命論，並提出對經說的大膽懷疑，甚至連孔子所修的《春秋》，劉氏也指其有錯誤。

此外，在《雜說》上中下三篇，把春秋至雜識等，分為各部份，泛論史書之得失。《古今正史》則述古今正史的沿革流變。

《史通》是中國第一部評論史學的專書，全書共二十卷，原為五十二篇，今存四十九篇，今缺《體統》、《鰍繆》及《弛張》三篇。《史通》可分為兩部份：內篇興外篇。內篇十卷，共三十六篇，有三篇已佚。其內容多論史學源流，史家的體例和編撰的方法，並泛論史學方法，提出個人的見解。外篇十卷，共十三篇，內容多論史官建置的沿革及評論多家史書的得失。現述劉知幾在史學上之貢獻如下:

首先，他建立史學史的基礎。他在《史通》中的《史官建置》、《古今正史》和《六家》等篇，歷述中國史官的起源及變遷，列舉歷代官修和私撰的各種史書，並對各家史書的體裁加以分析和評論，建立了史學史的基礎，是研究唐代以前史學發展的重要著作，而中國史著雖有長遠歷史，自司馬遷以後，至唐初為止，著作甚多，然未有總結前代史學得失以及提出史學理論之作。直至《史通》出現，中國才有較全面而詳細的歷史學總結，故他是研究中國史學醱履史不可缺少的參考資料。

另外，他提出史書體例的看法。劉氏對于史書的體例都全面談到、如《六家》、《本紀》、《世家》、《列傳、《表歷》、《書志》、《論贊》、《序例》、《題目》等篇，論到各種體例的意義和作用，都很切實，提出史書要另立「制冊章表書」，傳載重要文獻，又主張增加《都邑》、《氏族》、《方物》三志，這是他的卓解，為後來鄭樵《通志》所用。此外，他贊成斷代史體例，亦有一定價值。因為後一朝修前一朝的歷史，時間不遠，史料易得，積累許多斷代史，編通史就容易有成，中國有豐富的史籍，就是斷代史的體例有以致之。

第三，他提出史學方法。在《史通》中，劉氏提出的史學方法，甚有系統和全面，從史料的範圍，史料的採輯，史料的鑑別史料的區分，至編纂的次序，史事的判斷，人物的評論，篇幅的剪裁，文字的修飾等，都有創造性的研究和規劃。例如《載言》、《編次》、《稱謂》、《言語》、《浮詞》、《敘事》、《曲筆》、《直書》等篇、都是討論史學方法的，他所提出的意見，對後世史學有很大的影響。

第四，他提出史家的修養標準。劉氏認為史學家應具備三長，即史才、史學及史識三項。史才是指史家的才能；史識是指史家對史學的見解和觀點；史學是指史家的知識和學問。史家能備以上三個條件，所寫的歷史能反映社會真實情況。這種理論，除了今後世史家對其本身要求有所提示外，對後世研究批評史學影響亦大。

第五，他開闊史評的道路。史評包兩種，一是對史事的評論，一是對史書的評論。評事的史書產生很早，有史書即有史事的看法，如孔子《春秋》的褒眨書法，就是對歷史事件和人物的一種評論。評書則是屬于史學範圍，它一方面批評著史者的觀點，一方面提出個人建設性的意見，把史學向前推進一步。雖然有班彪對《史記》之評論，文心雕龍《史傳篇》描述歷代史著沿革及評論，但都不全面。而《史通》則是首部有系統的全面評論專著，是史評的創始，其後繼作史評甚多，如宋呂夏卿的《唐書直筆》、吳縝的《唐書糾繆》、元蘇元爵的《三史質疑》、清王夫之《讀通鑑論》、趙翼之《廿二史劄記》、王鳴盛之十七史商榷》、錢大昕之《廿二史考異》及最重要的章學誠《文史通義》，這些書都是繼承《史通》評書的精神而產生，可見其在史學上的重要性了。

最後，他的史學見解，啟發了很多後世修史者。唐以之史書，採《史通》的見解者，以歐陽修《新唐書》為最多，如關於書志之見，劉氏以為表只是重複列述本紀和列傳所載，故煩細而無大作用，又如志方面，他主張刪紀傳體的天文志﹑藝文志和五行志，歐陽修頗能師其意。《新唐書》後，劉氏之學說大盛行而流傳於世，如後唐諸史，有「論」無「贊」，有韻之贊全刪去，儷語之論刪改，皆受其影響。劉氏以為贊論是後世文士以空言作史論的不良風氣，只是架床疊屋，無大意義，更批評范曄的後漢書，每篇論之後，再附以贊，更屬煩瑣。而劉氏倡斷代史，貶通史。他反對修通史是由於通史的體例包括上下數千年史實，年月悠長，史料多已失佚，其可錄者往往舊文，難得新異，故不主張修通史，而後世官修史多為斷代史，通史地位日漸低落，此與劉氏不無關係。

試述劉知幾《史通》及章學誠《文史通義》的貢獻。

<<史通>>和<<文史通義>>是中國史學上出色的史評體史書。兩書從理論和方法上闡述史書編纂體裁和體例;又對中國的史著體例作出批評及分析，並向當代及後世史家提出史書編修的各種要訣及準則，對中國史學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

史通是唐代史學家劉知幾所作，是中國第一部綜合性史學評論鉅著。此書之所以受後世所推崇，是由於劉知幾作了以下的貢獻：

首先，劉知幾在史通一書中總結唐代以前的史學成就作一全面而詳細的史學總結。如在六家、雜述、二體等篇總結了歷史著作的類別、源流和體例；在史官建置、核才、辨職忤時等篇總結了設置史官及官修史書的經驗及教訓；在本紀、世家、列傳、表歷、書志、斷限、編次、載言、載文、書事、煩省等篇總結了紀傳史與編年史的體例、內容及編纂方法等等。在這些有關史學各方面的總結中，都分別論述其情況，指出其得失利害，以供後人閱讀和研究歷史及從事歷史著作的參考取資，對于促進史學的發展確實具有重要的意義與作用。

第二，他在書中提倡直書、實錄，揭發並斥責了歪曲和捏造歷史的人。古代專制社會中，能真實記錄史實的人不多。尤其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代，多次改換朝代的局面，使歷史學家往往各為其所依附的政權服務，對本朝飾善諱惡，對敵國則誣篾詆譏。劉知幾提倡直書、責錄，並揭發和嚴厲責斥了歪曲、捏造歷史的人。

第三，他在書中提倡疑古、惑經，啟後世考證辨偽之風，此於史學之貢獻極大。劉氏提出疑古、惑經之論，喚醒學人以實事求是之精神以尋求古人古事之真相。雖然劉氏推崇孔子，但他仍認為孔子亦有缺點，對孔子撰著的春秋，他亦提出了質疑和批評。這種觀點在當時責有很大的創意，且影響至宋的懷疑風氣及清的考據學。

第四，他在書中對歷史編纂提出許多重要建議，為後世修史者所依隨。例如在內容方面，劉氏強調都邑、氏族、方物之重要。宋鄭樵之作通志，便有氏族略、都邑略；而馬端臨文獻通考又別立土貢考，皆承劉氏之主張而增闢。劉氏又提倡刪去天文、五行，藝文志則應祇臚列當代學者所著之書即可，不必重刊前代書目。明史‧藝文志即只記有明一代之著述，不愎上涉前代可見其受劉氏之影響。而劉氏倡斷代史，貶通史，後世官修史多為斷代史，通史地位日漸低落。

第五，他在書中提出合理的史學方法。史通一書最大的貢獻，就是對史學方法的討論。劉氏所提出的史學方法，甚有系統和全面，從史料的範圍、史料的採輯、史料的鑒別、史料的區分，到篇纂的次序、史事的判斷人物的評論、篇幅的剪裁、文字的修飾等，都有創造性的研究和規劃，劉氐所提出的史學方法，對後世史家有很大的影響，把史學又向前推進一步。

第六，他在書中提出史家必須具備的條件。劉知幾認為歷史家要有科學的修養、公正的態度及實事求是的精神。書中暢論史家必須具備「三長」，即才、學、識三個條件，所寫的歷史才能反映社會的真實情況。上述之言為後世史家所公認，由此可見劉氏識見之高超。

第七，他在書中開闢史評的道路。史評包括兩種，一是對史事的評論，一是對史書的評論，評事產生很早，有史書即有對史事的看法，如孔子春秋的褒貶書法，就是對史事之評論，後來各種史書都有著者的論贊。而中國最系統有和全面的史評，首推劉知幾的史通，後來才有宋呂夏卿的唐書直筆，吳縝的唐書糾謬。直到宋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才開始把史評列為史部分類的一門，後來目錄書也有稱為史學的，所以說史通一書為中國一切史評書開了正確的道路。

<<文史通義>>的作者是清代的章學誠。<<史通>>以後，史學評論著作漸多，但大多針對某種史著，或屬單篇評論，直至章學誠，才可以發展劉知幾的史學理論，中國的史評體才可以確立地位。現述章氏在中國史學上的貢獻。

首先，他在文史通義一書中提出反考據潮流，從而矯正考據學風的流弊。他生當考據學盛行的乾嘉時代。他雖然肯定考據的作用，但也明白考據的流弊，認為考據家只作煩瑣考證，並不發揮書中義理，沒有通識、厚古薄今、脫離現實，因而提出「六經皆史」和「學問所以經世」的口號，同時又指出寫史詳近略遠的原則。他這種反考據潮流的革新精神，把學者從考據學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走向新的境界，可以說是開拓史學經世的道路。

第二，他在文史通義中劃清了中國的史學體裁。歷來學者多從形式區分史籍，較少從內容及功能來分析。直至唐代，劉知幾才把史書分為史注(史料整理)及撰述(史學的著作)。章氏將前者稱為「記注」，編撰者只有功力高下之分，例如南宋王應麟的<<玉海>>就只是一種大料匯編;後者為「撰述」，內含作者的觀點創見，以能否成一家之言，作為判別高下的標準。這種分類，即是後來西方史籍之分類，可見章氏理論之先見。

第三，他提高了史學的地位。漢代以來，經學在中國學術思想上高踞首位，尊經是天經地義的事，史學的地位是比較次要的。然而，章學誠提出「六經皆史」，指出「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說明六經亦是史之一部分。從此，大大提高了史學的地位。

第四，他在書中提出要擴大史料搜集範圍。他指出經金及譜傳典、方志、圖譜、詩歌、簿狀等都屬於史料的範圍，甚至戶口冊、流水帳之類的東西，也是珍貴的材料。他的主張，不但擴充史學研究的範圍，也擴大了史料搜集的層面，拓闊了史家的視野，對史學發展有重要貢獻。

第五，他提出要改革紀傳體史書。他認為紀傳體史書已不符時代要求。他建議集合各種體例的優點，編寫圖文並茂，綱舉目張的史書，為後世新史學的編纂開創先河。

第六，他提出了史家的標準，從此成為史家道德標準的模範。劉知幾在<<史通>>中提出才、學、識三長，中章學誠加上一個「史德」，作為一個良史必備的條件。所謂史德，就是著史者之心術，章氏要求史家要客觀地觀察事物，不滲入主觀偏見，更不可歪曲事實，要做到「善惡褒貶，務求公正」。從此，大家都接受了一個良史應具備才、學、識、德四長。

第七，他在書中對卷帙浩繁的舊史，提出整理的法。他建議編輯編年史和紀傳史的<<史學別錄>>，一如現在所用的「索引」，後人依這個方案發展，成為今天的各種目錄及索引。此外，對於紀傳體史書徵引的書籍及史料，章氏亦提出整理方法，他提出「因事命篇，」「人名事類別為編表」、「天象、地形、輿服、儀器，別繪為圖」。後世學者，特別注意圖表的運用，如清末楊守敬的<<水經注圖>>，可說是受他的影響。

最後，他在書中提倡編寫方志，建立了方志編修的系統。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一書中強調地方志的編修，提出「志屬信史」的口號，認為方志是編寫國史的重要資料，價值應與正史等同。他曾主修多種方志，寫過多篇論述方志的論文，對修志、評志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他對當時方志存在的問題，提出一系列的創見，如指出編修方，必須嚴謹考據方物地名，又主張倣效正史、典志和<<文選>>編寫志，掌故、文徵等「三書」，從而建立方志學的理論體系。

總之，兩位史家對中國史學的發展作出了莫大的貢獻，使中國史學的發展趨於完善，後學者，莫不以二人之史學理論為依據。

文史通義

文史通義乃清朝史學家章學誠的一本著作，出版在1832年（道光十二年），分內篇五卷，外篇三卷。全書內容廣泛，包括易教、書教、詩教、經解、言公、史德、方志等。但說到全書的重點，則不得不提「六經皆史」說。

章學誠認為六經是古代實際政治社會發展的記錄，並不是「載道之書」，這種見解，根本推翻了「守六經以言道」的傳統觀點，給九十年後的國故整理與疑古風氣，提供了理論基礎。「六經皆史」同時還指出，單純的編纂和考證不算是史學，史學得有個人見解才成，所以在史學上便提出編修通史。他以為通史具有「六便」（免重復、均類例、便銓配、平是非、去牴牾、詳鄰事）和「二長」（即具剪裁、主家法）的特點。

章學誠在書中還提出整理「方志」的主張，即編修一地的歷史演變。章學誠主張方志要立三書：記載大事和人物的「通志」、記載典章制度的「掌故」、和記載文獻詩文的「文征」。為了便於搜集文獻資料，章學誠還提出了各州縣建立志科的主張。

廿二史劄記

《二十二史劄記》，清代趙翼（1727年─1814年）著，三十六卷，補遺一卷，總計條目約六百餘條，內容以研究歷代正史為主，其中涉及當時尚未明確為正史的《舊唐書》及《舊五代史》，雖名為二十二史，但實涉及全部二十四史。與錢大昕《二十二史考異》、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並稱清代三大史學名著。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趙翼辭官致仕，閒居無事，讀書寫書自娛，用筆記形式把資料記錄，日積月累而成《二十二史劄記》，編目按二十四史之先後分卷，每卷以類相從，並各立標題，共為609題，題目大多標新立異，一針見血，如〈東漢諸帝多不永年〉、〈武后納諫知人〉、〈明初文人多不仕〉、〈明初文字之禍〉的專題，又謂「《三國志》多迴護」、「《宋史》事最詳」，於乾隆六十年出版。

《二十二史劄記》的最大特點乃它採納排比和歸納等方法解讀歷史，於重大歷史問題上，以歸納法集合有關資料，作有系統的論述。如趙翼指「東漢諸帝多不永年」乃從東漢各皇帝的壽命年期中歸納出來；研究宋朝時便提出「宋制祿之厚」、「宋恩蔭之濫」、「宋恩賞之厚」及「宋冗官冗費」，指出宋朝對文人在進仕上的過份優待，導致宋朝在官員方面的支出形成沉重負擔；「明初文字之禍」部分則歸納出「明祖通文義，固屬天縱。然其初學問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誤殺人，亦已不少。」

梁啟超對趙翼的評價曾以這句表示：「用歸納法比較研究，以觀盛衰治亂之原。」一針見血地指出了《二十二史劄記》的最大優點。

通鑑紀事本末

袁樞撰《通鑒紀事本末》，為「紀事本末體」的史書，全書42卷，以事件的始末為主線，把《資治通鑑》294卷分散的史事集中起來，歸納為239個標題，另外附錄66事，總載305件史事。內容由「三家分晉」至「周世宗征淮南」為段限，共1360多年的歷史。而且為方便閱讀，分為戰國至秦、兩漢、魏晉南北朝和隋唐五代四部分。

他本無著書之意，惟讀《通鑒》時，感到每件史事分散開，首尾難以稽考，為方便研讀，便「因司馬光《資治通鑒》，區別門目，以類排纂，每事各詳起訖，自為標題；每篇各編年月，自為首尾。」因此，南宋孝宗幹道九年（1176年）成書於嚴州郡學。

此書與《通鑒》一樣，具有強烈的正統立場。雖主要是抄錄原文，但他所加的239個標題，採用了「平」、「據」、「滅」、「叛」、「亂」、「篡」等各式的褒貶詞彙，充分表現他持著濃厚的正統觀念。如兩漢時，以劉氏為正統，褒揚漢室，力貶對漢室不利的事。

他只希望重整《通鑒》的結構，及方便讀者檢索和閱讀，並不打算改動原文。因此，此書的內容都是抄錄《通鑒》原文，他只是加上標題，不擅加一字。

由於《通鑒》記「專取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的史事，而此書與其為本，所以內容也自然以政治和軍事為主，其它事一概不錄。在239個標題中，絕大部分是關於政治和軍事，關於經濟的則只有唐的《奸臣聚斂》和《兩稅之弊》，文化方面更是完全欠缺。

此書重視亂世歷史，如兩漢時只有43個標題，但魏晉時竟有103個標題，幾乎占全書正目數量的一半，可見他側重分裂時期歷史的意向。而以朝代論，則注意「興」、「衰」史。因此，此書中各朝代的份量都是「兩頭大，中間小」，與《通鑒》「窮探治亂之跡」的宗旨一致。


評價

《通鑒紀事本末》史學地位崇高。他編此書，旨在使君主易於閱讀，發揮司馬光《通鑒》「有資於治道」的精神，同時代的呂祖謙亦稱他﹕「掇其體之大者，區別終始，使司馬公之微旨，自是可考。躬其難而遺學者易。」因此，宋孝宗閱讀後，也賜給太子及統帥，更贊曰﹕「治道盡在是矣！」

他創立「紀事本末體」，對於重大事件有明確的標題，又依時間先後敘述，內容扼要，免去紀傳體的重複及編年體的支離破碎，省去讀者檢索的時間，對史料的整輯排比更有不少功勞。因此，此體裁與「紀傳」、「編年」二體，鼎足而三，成為後世史家不可偏廢的成法。

朱熹稱此書﹕「其部居門，始終離合之間，又皆曲有微意。」而《四庫全書總目》更言︰「經緯明晰，節目詳具。前後始末，一覽瞭然，遂使紀傳、編年貫通為一，前古之所未有也。」梁啟超縱使不欣賞他，但卻言「善抄書者，可以為史學」。因此，他的史學地位，不在於發現新史料，也不在史識的高明，而在開創新的編寫史著方法。

自他創立「紀事本末體」後，後人不斷仿作。在南宋至明清為止，比較著名又流傳後世的紀事本末史著就不下幾十部，成為一個獨立的史學體系，期間更發展為「朝代紀事本末」與「專史紀事本末」兩類。明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和清來保《平定金川方略》皆為兩者的例子。

但紀事本末也有不少缺點。錢穆指出：

“ 他的書實不很好，不好就在他這紀事上。一部《通鑑紀事本末》，四十二卷，兩百三十八題。我們只看此兩百三十八題，便知此書有很大問題在裡面。如看第一卷：「三家分晉」、「秦併六國」、「豪傑亡秦」三題，第一題是因《通鑑》開始是東周天子承認三晉為諸侯，溫公認為一大事，故紀事本末亦以此開始。但下面好許多戰國史極重要，而他都闕了。不知三家分晉乃所以開出此下戰國之新局，而歷史重要是在演變到戰國史之後。他書不詳戰國，接下就是秦併六國了，則不免把全部戰國史都忽略了。有了一頭，有了一尾，沒有中段。 ”

總結，此書的面世，是中國歷史編纂上的創舉，開創了與紀傳、編年二體鼎足的紀事本末體。因此，此書有著重要的史學地位。

資治通鑑

《資治通鑑》，是北宋司馬光所主編的一本長篇編年體史書。它是中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在中國史書中有極重要的地位。


簡介
《資治通鑑》是繼《春秋》後的一部以編年體的史學巨著，司馬光自幼好讀《左氏春秋》，喜歡編輯舊事以成編。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呈《歷年圖》五卷，治平三年（1066年），又呈《通志》八卷，作品涵蓋周、秦二朝，當時的皇帝宋英宗看了很滿意，於是下令在崇文院內設置書局，供給筆墨、繒帛、費用、餐點、果物等服務，要他繼續寫下去，並准許他借閱皇家龍圖閣、天章閣、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秘閣的藏書。於是司馬光就在洛陽編修資治通鑑，居家極其簡陋，夏天悶熱難堪，汗水常滴在草稿上，請匠人另闢一地下室[1]，「常讀書於其中」，「日力不足，繼之以夜」，每夜秉燭著書，生病時亦不休息。好友勸他「宜少節煩勞」，他說：「先王曰，死生命也。」就這樣過了15年不問政事的著書歲月。

《資治通鑑》全書共294卷，書中記載的歷史由公元前403年，也就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寫起，一直到公元959年，五代的後周世宗顯德六年征淮南為止。是司馬光以為君親政，賢明之道為出發點所編寫成的一本巨著，所謂「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在橫跨中國16個朝代，一共1362年的歷史中，詳近略遠，隋唐五代371年，佔全書40%，史料價值最高。很明顯的他多次著墨在其中的賢明政治時期，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等。《資治通鑑》於敘事之後，皆有附論，共186篇。其中「臣光曰」有102篇，其餘84篇是各家評論[2]，其中裴子野的論佔了10篇，司馬遷的論只有1篇。

此書引起司馬光之後許多史學家的醒思，史學家面臨改朝換代，君臣異位的尷尬時期時，往往以資治通鑑的撰寫精神為原則，強調君臣處理事情與一般人處理事情有所不同與學習思考。這一個特點由書名也可看出，「資治」兩字意謂著幫助。「通」則意謂著博通古今，「鑑」則有引為借鏡之意。書名為宋神宗所定，取意「有鑑於往事，以資於治道」。

此書雖有不少司馬光自己的意見以「臣光曰」出現，但並非司馬光一人完成，據資料記載，他邀請了劉攽、劉恕、范祖禹成為助手，這些人都是當時著名史家，可謂一時之選。其中劉攽負責兩漢史，范祖禹負責唐代及五代史，魏晉南北朝歸劉恕[3]，司馬光的兒子司馬康也加入一起編修《資治通鑑》，負責檢訂文字。此外，又出版了《資治通鑑考異》三十卷、《資治通鑑目錄》三十卷、《通鑒舉要歷》八十卷三書來替這本巨著做說明。

《資治通鑑》編修工作艱鉅，先由助手搜集資料和編寫初稿，然後由司馬光綜合全書，加以增刪[4]，再由司馬康檢訂文字。首先，在資料搜集方面，單是正史有十七種，參考的野史，譜錄，別集，碑誌等雜史有三百多種[5]，加上龍圖閣等藏書，可以想見當時資料之豐富。南宋洪邁考證：

“ 如《資治通鑒》則不然，以唐朝一代言之：敘王世充、李密事，用《河洛記》；魏鄭公諫爭，用《諫錄》；李絳議奏，用《李司空論事》；睢陽事，用《張中丞傳》；淮西事，用《涼公平蔡錄》；李泌事，用《鄴侯家傳》；李德裕太原、澤潞、回鶻事，用《兩朝獻替記》；大中吐蕃尚婢婢等事，用林恩《後史補》；韓偓鳳翔謀畫，用《金鑾密記》；平龐勛，用《彭門紀亂》；討裘甫，用《平剡錄》；記畢師鋒、呂用之事，用《廣陵妖亂志》。皆本末粲然，然則雜史、瑣說、家傳，豈可盡廢也！[6] ”

《資治通鑑》在撰寫前先由天文學家劉羲叟編訂正確年曆，作為全書的骨幹，首先把史料摘錄下來，按年代順序，編成「叢目」。如果發現彙集的史料互有出入，便要進行考異工作。司馬光一生不寫草字，《資治通鑑》草稿全部以正楷寫成，史載：「張新甫見洛陽有資治通鑑草稿，盈兩屋。」

《資治通鑑》殘稿今存僅8卷，目前藏於北京圖書館。手稿的最後一段是司馬光用范純仁寫給司馬旦的書札起草，原信用墨筆抹去，字跡依稀可辨：「純仁再拜，近人回曾上狀，必計通呈，比來伏惟尊候萬福，伯康必更痊平。純仁勉強苟祿，自取疲耗……」，卷後有多人題跋；曾題跋的韓性說：「其以牘背起稿，可見其儉；字必端謹，可見其誠；事而書之，該以一二字，可見其博；紙尾謝狀詞，雖平常字，亦出於手書，可見其遇事之不苟也。」

司馬光撰《資治通鑑》，重視戰爭之描寫，如對戰國時代孫臏與龐涓的「馬陵之戰」，東漢末年曹操與袁紹 「官渡之戰」，三國時代曹魏與蜀、吳的「赤壁之戰」，東晉謝玄與苻堅的「淝水之戰」，皆詳細生動，如歷其境。司馬光留意軍事，嚴夷夏之防，目的用以積極態度抵禦外侮。同時司馬光也以大量篇幅描述歷代農民戰爭，例如對於黃巢起義就用了五卷的篇幅記載前後經過，嚴明紀律，及其成功與失敗之處，遠比兩《唐書》（各3000字與7000字）完備。

另外《資治通鑑》不書奇節，對往昔史料上所載奇節偉行而超乎常情者，如「商山四皓」羽翼儲君，屈原自沉汨羅江，嚴光足加光武帝腹諸事，悉闕而不錄。司馬光思想保守，主張政簡刑輕、輕徭薄賦，對於一切急進改革，均予以否定，詆毀商鞅變法，盛讚曹參謹尊蕭何律。溫公非議變法，不滿王安石之新政，他請求出任西京御史臺，退居洛陽十五年（1069—1084），以書局自隨，繼續編纂《資治通鑑》；哲宗元祐元年（1086），在司馬光重新執政之後，盡廢新法。

《資治通鑑》寫作時間據資料記載一共花了19年，從宋英宗治平二年（西元1065年）開始一直到宋神宗元豐七年（西元1084年）才完成。由於過度勞累，元豐五年秋天，司馬光已罹患「語澀疾」（清朝陳宏謀謂「疑當中風」），乃預作遺表，內容提及反對變法事。書成之後，只有他的朋友王勝之看過一遍，其他的人只翻一頁，就哈欠連連，欠伸思睡。此書完成後兩年，司馬光逝世。


內容
《周紀》，五卷。
《秦紀》，三卷。《周紀》與《秦紀》原為《通志》八卷。
《漢紀》，六十卷。
《魏紀》，十卷。
《晉紀》，四十卷。
《宋紀》，十六卷。
《齊紀》，十卷。
《梁紀》，二十二卷。
《陳紀》，十卷。北朝的北魏、北齊、北周無紀。
《隋紀》，八卷。
《唐紀》，最多，凡八十一卷。
《後梁紀》，六卷。
《後唐紀》，八卷。
《後晉紀》，六卷。
《後漢紀》，四卷。
《後周紀》，五卷。五代有紀，而十國無紀。

影響

司馬光的《資治通鑑》與司馬遷的《史記》並列為中國史學的不朽巨著，所謂「史學兩司馬」。宋末元初胡三省評價此書：「為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清代王鳴盛認為：「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讀十七史，不可不兼讀《通鑒》。《通鑒》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諸史之異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於前，文省於舊，惟《通鑒》可以當之。」

《通鑑》成書不久，其體例後世仿效亦眾，著名的有南宋金屐祥作《資治通鑑前編》、南宋李燾的《續資治通鑑長編》、秦緗業的《資治通鑑長編拾補》，李心傳的《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專記宋高宗一朝史事，此書是為續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而作，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專記宋徽宗、欽宗、高宗三朝與金人和戰之事。南宋史家袁樞讀《資治通鑑》，因分事立目，共記二百三十九事，另附錄六十六事，鈔輯成書《通鑑紀事本末》，開創「紀事本末體」之先河；朱熹著《資治通鑑綱目》，用意在標榜「正統」、「名教」之思想；王夫之著《讀通鑑論》，清代徐乾學的《資治通鑑後編》、畢沅的《續資治通鑑》。歷代研究者不乏人，使其成為一門專門學問，即「通鑑學」。

但是《資治通鑑》也有不少缺點，如《資治通鑑》著重於政治與軍事的著墨，對於經濟方面記載不多，如載「租庸調制」僅「初定租、庸、調法，每丁租二石，絹二匹，綿三兩，自茲以外，不得橫有調斂。」二十餘字[7][8]，《通鑑記末本末》只收錄兩則與經濟有關的史料，至於文化、藝術、宗教談得更少。杜甫這樣的人物，甚至只提到一次[9]。柳宗元是政治人物，文學地位雖小於杜甫，司馬光卻把他的《梓人傳》、《種樹郭橐駝傳》兩篇大作收錄起來。晚唐藩鎮割據，朝廷姑息，司馬光對杜牧的文章十分欣賞，曾將《注孫子序》、《罪言》、《原十六衛》、《戰論》、《守論》五文摘入《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四。又如韓愈，乃文起八代之衰，積極捍衛儒家道統的文人，但卻對其學術文化貢獻隻字不提，只收錄其《諫迎佛骨表》及《送文暢師序》。 宋朝的朱熹在《朱子語類》的〈歷代一〉中，有直接的批評：「溫公不喜權謀，至修書時頗刪之，奈當時有此事何？只得與他存在。若每處刪去數行，只讀著都無血脈意思，何如存之，卻別作論說以斷之。」又說：「溫公修書，凡與己意不合者，即節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鑑》之類多矣。」明代嚴衍熟讀《資治通鑑》，著有《資治通鑑補》，列舉通鑑有七病（漏、復、紊、雜、誤、執、誣）。

由於《資治通鑑》著重政治軍事方面，所以後世有稱之為「帝王之書」，即使中國帝王制度已不存在，仍有一些人鑽研《資治通鑑》作謀略上研究。如八十年代日本便掀起一片通鑑熱，研究者主要都是藉此書作商戰之用。

台灣作家柏楊將《資治通鑑》重新以現代白話文翻譯成爲《柏楊版資治通鑑》，他曾提及：「感謝司馬光先生和他的編輯群，把這個最混亂的時代，整理出一個綱要，在浩如煙海的史籍中，《資治通鑒》是唯一的一部，使人對五胡亂華留下深刻印象的巨著。除了《通鑒》，全世界還沒有第二部書，有這麼大的功能。」[10]。


注釋

1 宋龐元英《文昌雜錄》卷四：「北京留守王宣徽洛中園宅尤勝，中堂七間，上起高樓，更為華侈。司馬公在陋巷，所居才能芘風雨；又作地室，常讀書於其中。洛人戲云﹕『王家鑽天，司馬家入地。」

2 司馬光引用的史論作者有：荀子、賈誼、太史公、揚雄、班彪、班固、荀悅、仲長統、陳壽、魚豢、華嶢、袁宏、習鑿齒、孫盛、乾寶、虞喜、徐眾、范曄、沈約、裴子野、蕭子顯、蕭方等、顏之推、李延壽、柳芳、權德輿、李德裕、歐陽修。

3 《文獻通考》卷一百九十三·經籍考二十：「公子康公休告其友晁說之曰：此書成，蓋得人焉。《史記》、《前》、《後漢》則劉貢父（劉攽），《三國》歷九朝而《隋》則劉道原（劉恕），《唐》迄《五代》則范純甫。」全祖望《通鑑分修諸人考》則認為漢至隋是劉攽任之，這是不確的，應是說三國訖南北朝劉恕任之，辨見陳漢章書《全謝山分修通鑒諸子考後》。

4 《文獻通考》引司馬光《與宋次道書》：「某自到洛以來，專以修《資治通鑑》為事，僅了得晉、宋、齊、梁、陳、隋六代以來奏禦。唐文字尤多，托範夢得將諸書依年月編次為草卷。每四丈截為一卷，自課三日刪一卷，有事故妨廢，則追補。自前秋始刪，到今已二百餘卷，至大歷末年耳。向後卷數又須倍此，共計不減六七百卷，更須三年，方可粗成編。又須細刪，所存不過數十卷而已。」

5 宋人高似孫緯略統計「通鑑採正史之外，其用雜史諸書凡二百二十家」。清代清四庫館臣以「其採用之書，正史之外，雜史至三百二十二種」。光緒年間胡元常刻《通鑑全書》時曾根據《通鑑考異》作《通鑑引用書目考》，「凡得二百七十二種，惟文集則不列其目」。民國以後，張須考得301種，除去正史25種為276種，又除去諸子，得書267種。陳光崇認定為359種是迄今統計數目最多的一說（《資治通鑑述論》）；另，高振鐸認定為339種，周徵松認定為356種。

6 《容齋隨筆·容齋四筆·卷第十一·冊府元龜》

7 《通鑒》卷一百八十七，武德二年二月。其他有關租庸調的記載，散見於《通鑒》卷一九○載武德七年四月：「初定均田租、庸、調法。」《通鑒》卷二一三載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十月「慎矜奏諸州所輸布帛有漬污穿破者，皆下本州征折估錢，轉市輕貨，徵調始繁矣。」《通鑑》卷二一四開元二十五年：「初令租庸調、租資課皆以土物輸京師。」

8 《通鑒》卷二二六載建中元年行楊炎的兩稅法之後，以罕見的大篇幅論述「廢租庸調、行兩稅法」原因：「唐初，賦斂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玄宗之末，版籍浸壞，多非其實。及至德兵起，所在賦斂，迫趣取辦，無複常準。賦斂之司增數而莫相統攝，各隨意增科，自立色目，新故相仍，不知紀極。民富者丁多，率為官、為僧以免課役，而貧者丁多，無所伏匿，故上戶優而下戶勞。吏因緣蠶食，旬輸月送，不勝困弊，率皆逃避為浮戶，其土著百無四五。至是，炎建議作兩稅法。」

9 《資治通鑑》卷二三六載：王叔文獨有憂色，口不敢言，但吟杜甫題《諸葛亮祠堂》詩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聞者哂之。

10 《柏楊版資治通鑑·五胡亂華》

通典

《通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體例完備的政書，「十通」之一。唐杜佑撰。唐德宗貞元十七年（801年）編成，歷時三十余年。本書記錄上起黃虞時代，下迄唐玄宗天寶末年典章制度之沿革，其中於唐代敘述尤詳。全書200卷，附考證1卷，分為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8門。


成書

唐玄宗時劉秩仿《周官》作《政典》35卷。杜佑認為該書條目未盡，於是參考《開元新禮》和《五經》以及漢魏以來各家文集、奏疏，拾缺補漏，作成《通典》200卷。


特點

《通典》的體例仿效正史紀傳體中的志、書，將斷代體改為通史體，專門記載歷代政經等制度沿革變遷的典志體史書。杜佑在篇首加上序言，篇中遇有需要進一步解釋或申明的地方，特標出「說曰」、「議曰」、「評曰」。馬端臨對《通典》評價極高，他認為《通典》「綱領宏大，考訂該洽，固無以議為也」，「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寶，凡歷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


影響

杜佑著《通典》確立了典制體政書的體例，對後代政書的編撰影響極大，接下來的「三通」、「續三通」、「清三通」，乃至於「十通」完全仿照了《通典》的體例，而且制度史的另一個寫法——「會要」，也是受了通典的影響。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通典》：「每事以類相從，凡歷代沿革，悉爲記載，詳而不煩，簡而有要，元元本本，皆爲有用之實學，非徒資記問者之可比。」一般將《通典》、《通志》、《文獻通考》相提並論，合稱「三通」、「前三通」。

史通

《史通》，唐代劉知幾撰，是中國第一部史學理論專著，全書內容主要評論史書體例與編撰方法，以及論述史籍源流與前人修史之得失。由於史通總結唐以前史學的全部問題，因而擁有極高的史學地位，而史通的史通見對後世影響深遠。


寫作動機

總結以往的史學
史評著作之缺乏在此書面世之前，中國已出現了許多優秀的史學家，產生了大批的史學著作，據隋書經籍志史部，史部分十三類，共著錄817部，13264卷。由於作者眾多，傳世久遠，諸書在編撰體例、寫作技巧、史料真偽、史觀正否等等方面千差萬別，客觀形勢要求對中國史學史作一個完整之總結，對大量史籍之優劣良莠加以評定，史通之出現，無疑是作者本身精通史學以及刻苦鑽研的成果，但在另一方面說，與古代史學的發展是分不開的。


上擬春秋
史通序嘗云：此書多譏往哲，喜述前非，獲罪於時，固其宜矣。猶冀知音君子，時有觀焉。尼父有雲：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斯之謂也。由是觀之，史通之作，劉氏亦有上擬春秋之意。


史館修史之限制
他雖在史館二十多年，其卓越的歷史見解事事受制於監修大臣，諸如張昌宗、張易之、武三思、簫至忠之流，劉知幾的主張往往與之不合而受貶抑，故反對眾家修史，提倡一人自撰，並退而私著史通以發揮自己的史學才能與識見。另外，他認為在史館修史有許多弊病，例如史館人品繁雜，頗多庸碌之徒，在史學上之認識難以統一。二來史館缺乏制度的規範導致分工不明，三來史館材料缺乏，難以編撰。四來權貴干涉修史，令史館不敢直書其言。


史通之得名
他表示《史通》之命名原因為：「昔漢世諸儒，集論經傳，定之於白虎觀，因名曰《白虎通》，余既在史館而成此書，故便以《史通》為目。」


史通內容與史學理論的確立
史通全帕共有二十卷，原有五十二篇，但當中「體統」、「紕謬」、「馳張」三篇已失傳。全書可分為內篇三十六篇及外篇十三篇。內篇主要評論史書體例與編撰方法，而外篇主要論述史籍源流與前人修史之得失。


目錄
史通

原序

卷一

史通 內篇 六家第一

卷二

史通 內篇 二體第二
史通 內篇 載言第三
史通 內篇 本紀第四
史通 內篇 世家第五
史通 內篇 列傳第六

卷三

史通 內篇 表歷第七
史通 內篇 書志第八

卷四

史通 內篇 論贊第九
史通 內篇 序例第十
史通 內篇 題目第十一
史通 內篇 斷限第十二
史通 內篇 編次第十三
史通 內篇 稱謂第十四

卷五

史通 內篇 採撰第十五
史通 內篇 載文第十六
史通 內篇 補注第十七
史通 內篇 因習第十八
史通 內篇 邑里第十九

卷六

史通 內篇 言語第二十
史通 內篇 浮詞第二十一
史通 內篇 敘事第二十二

卷七

史通 內篇 品藻第二十三
史通 內篇 直書第二十四
史通 內篇 曲筆第二十五
史通 內篇 鑒識第二十六
史通 內篇 探賾第二十七

卷八

史通 內篇 摸擬第二十八
史通 內篇 書事第二十九
史通 內篇 人物第三十

卷九

史通 內篇 核才第三十一
史通 內篇 序傳第三十二
史通 內篇 煩省第三十三

卷十

史通 外篇
校勘記



體裁
劉知幾認為唐以前史籍雖然繁多，但大多出於模仿以前的史書，假如探索當中的源頭並歸納起來，只有《六家》，而六家中只有左傳家及漢書家仍有繼承其體裁，故又寫成《二體》一篇加以闡述。


六家、二體、雜述三篇敘述斷代史書的體例、類別。按六家的體例分為二體一一編年體、紀傳體。在雜史中，按其內容分為小錄、逸事、地理篇等十種

本紀、世家、列傳、表歷、書志、論贊、序傳、序例、斷限、編次、題目、稱謂、載言、載文、書事、煩省十六篇評論紀傳史與編年史的體例、內容及編纂方法。

核才、辨職二篇，論史官的才具及人選。指出史家須有才、學、識三者，才能擔當寫史的任務。才指才幹；學指知識學問；識指史觀和筆法，即「善惡必書」。

採撰一編，論編撰方法與資料搜習。劉氏提出編纂前要廣博地搜集史料，且須慎重的選擇史料。

敘事、浮詞、摸擬、言語、因習、邑里六篇，論敘述方法和寫作技巧。

人物、品藻二篇，論對於歷史人物的記載和品評的。他認為記載人物應看其重要性，包括「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示後。」他又認為不應只記載人物，還要品評人物，指出他們的歷史地位與作用。

補注一篇，論史書的注文。劉氏把史書的注文分兩類，一是解釋，二是補充。劉氏推許解釋的注，以之為注家的正體。對於補充事跡的注，劉氏則予否定

鑒識、探賾二篇，論評論史書時應注意的問題。劉氏說明只有知識而沒有鑒別便沒有多大用處。他認為，必須對事物有精到的研究，才能有合適的看法。劉氏又指出，研究前人的著作，切忌妄加推斷，歪曲古人的意旨

自敘一篇劉氏自述學習和研究歷史的經過及撰著史通的動機、意旨和感想。

外編則綜論史籍源流與前人修史之一些具體問題。


古今正史敘述斷代史書的著作情況，並分析其源流。劉氏將唐代以前的歷史著作分為「正史」與「雜史」兩大類，在正史中再接其著作的源流分為六家──尚書家、春秋家、左傳家、國語家、史記家、漢書家。
史官建置、忤時二篇論述歷代史官建置的沿革、官修史的弊病。劉氏肯定設官修史的重要，但他認為揭露了官修史的五個主要弊病：

一是史官眾多，互相觀望；
二是史料缺乏，難以編撰；
三是權貴干涉，不敢直書；
四是監修牽掣，無從下筆；
五是缺乏制度，職責不明。

疑古、惑經、申左、雜說上、雜說中、雜說下、暗惑、漢書五行志錯誤、五行志雜駁九篇，專論歷史著作的優劣和雜評。 劉氏在疑古‧篇對尚書及論語提出十條批評，在惑經篇對春秋提出十二條批評。他不但批評孔子，又指責孟子、司馬遷等對孔子的讚譽，大膽突出。

在申左篇中，評論春秋三傳的優劣，他表揚左傳而貶抑公羊及穀梁傳。 在雜說上、中、下三篇及暗惑篇里，雜評諸書記載的得失，並提出許多關於史書的體例、內容、編纂方法以及讀史、評史等方面的意見， 漢書五行志錯誤篇專評班固所著漢書五行志的缺點。五行志雜駁篇專評春秋時代五行的記載的得失。

點煩一篇刪改史書的煩文（指有標點符號的文章）。由於許多古經書所著之標點符號（點、注）均是錯誤的，致令讀者誤解原文，故劉氏便把其中之標點符號完全刪去。

史通雖只有四十九篇，但內容十分全面，一方面對以往舊史作出全面總結及批評得失；另一方面則對當代修史的錯誤加以糾正，可謂達到「揚榷利病」的目的


史學理論的確立
一．史之體裁

六家、二體

劉知幾認為唐以前的史籍雖多，但整體多出於模仿，要探索本原，歸納起來只有六家：

尚書家 (記言)
春秋家 (記事)
左傳家 (編年史)
國語家 (分國紀事，是國別史)
史記家 (紀傳體通史)
漢書家 (紀傳體斷代史)

由於六家中只有左傳家及漢書家有史書繼承其體裁，故又寫成《二體》一篇詳述。他又以編年史、紀傳史視為史家正體，稱為「正史」，其他則稱為「雜著」，如筆記短書、方志、家譜以及專詳地理都邑的記載都是「雜著」。

劉知幾又認為編年及紀傳二體各有優劣，可以互補不足，所以應二者並重。他於《古今正史》一篇中，兼舉《春秋》為正史，不從當時《隋書．經籍志》所列正史僅有紀傳體史書的做法，實為創見及持平之論。


二‧極崇斷代史

《史通》推崇斷代史而反對通史的寫作體例。首先，他認為通史浩翰難讀，斷代史較易為學者探討：「言皆精練，語甚該密，學者尋討，易為其功」，再者，後一朝修前一朝的歷史，時間不遠，史料易得，故主張修斷代史。

他反對修通史，是由於通史涉及上下數千年之史實，在《四庫提要》中提到：「非學問足以該通，文章足以熔鑄，則難以成書。」而鑑於通史年月悠長，史料多已失傳，其可採錄者往往為舊文，難得新異，所以並不主張修通史。

由於劉知幾極度推崇斷代史，因而亦嚴守斷代史書所述之朝代為斷限，認為不宜涉及前朝，以免重複。故此，他批評《漢書．古今人表》，因其涉及漢以前的人物，又主張刪除紀傳史中的「天文」（違反斷代史書的體例）、「藝文」、「五行」三志。


三．史之篇章

對載言的看法：紀傳是記事之書，不應載言。載言的做法使文辭與史實夾雜，切斷了史實的連貫性，使讀者糊塗。主張史書中的「列傳」或「本紀」只記史事，載言之體宜另立一章，題為「制冊章表書」。上述建議雖未為後者採用，然而後人編《經世文篇》，與史傳相輔相成。

對「表」、「書」、「志」的看法：「表」只是重複列述「本紀」、「列傳」所載，故無大作用。至於書、志方面，他主張刪除紀傳史中「天文」、「藝文」、「五行」三志。

增加「都邑」、「氏族」、「方物」三志：都邑載官闕制度，朝廷禮儀，可反映統治者的經營策劃和一般物質的建設情況。氏族分辨華夷及士庶之別。世家大族為統治集團之核心，故記載之可反映社會真實的面貌。方物土貢反映經濟狀況。

論贊：舊史慣例，每於敘事之末便發一論，如史記有「太史公曰」。《史通》認為這是後世文士以空言作史論的不良風氣，既煩瑣又無大意義，故大力斥之。


四．史之書法

劉知幾提出正名、抉擇、直言三大原則：

正名：項羽非正式的君主，故史記不應將他列入本紀，而應劃入列傳。
抉擇：別辨賢愚善惡而加以批評。
直言：善惡必書，不因個人感情而歪曲事實。


五．史書文字

劉知幾認為史書應以簡潔為主，反對煩冗。他認為文字該婉曲，以求「意在言外」。同時他還主張「樸、真、今」三原則，即是：

樸而不華，浮詞宜刪
事必直敘，以求真實
不用古語，改用當代文字寫史，是為「今」


六．史書的採撰

在採輯史料方面，劉知幾認為宜廣泛搜集資料及博覽群書。同時應以私家著述為佳，反對官家修史，因官家修史有太多客觀環境所制約，令作史者不能發揮所長。


七‧反對文人修史

劉知幾反對文人修史，因易流於浮誇，「詞沒其義，繁華而失實 」與史實不符，故竭力主張史學應擺脫文學而獨立，反對文士修史，這種見解是針對當時一般專務詞藻，忽略史實的文士寫作而提出的。


八．總結舊史得失

劉氏總結舊史的利弊得失，尤注意史書材料的真實性。指出舊史多有失實：

懾於君主的權威，不能直書史實
多歪曲前朝事實以迎合君主心意
記事慿主觀愛恨，失去是非的公正
記事之時不是全面了解事物真相，而僅憑片面傳聞，必然有失實之處
太多隱諱及誇飾，很難保存事實的本來面目


評價

史通是唐代史學家劉知幾所作，是中國第一部綜合性史學評論鉅著。此書之所以受後世所推崇，是由於劉知幾作了以下的貢獻：

劉知幾在《史通》一書中總結了唐代以前史學發展。如在「六家」、「雜述」、「二體」等篇總結了歷史著作的類別、源流和體例；在史官建置、核才、辨職、忤時等篇總結了設官修史的教訓；在本紀、世家、列傳、表 歷、書志、斷限、編次、載言、載文、書事、煩省等篇總結了紀傳史與編年史的體例、內容及編纂方法等等。各項總結裡都分別指出其得失利害，對促進史學發展，實有重要作用。

他在書中提倡直書、實錄，斥責歪曲和捏造歷史的人。這觀點與唐以前社會環境有莫大關係，蓋因唐以前是魏晉南北朝年代，常經歷改朝換代，篡位者又往往要史家對本朝飾善諱惡，對敵國則誣陷詆譭。

提倡疑古、惑經，啟後世考證辨偽之風，此於史學之貢獻極大。

劉氏提出疑古、惑經之論，喚醒學人以實事求是之精神，尋求古人古事之真相。雖然劉氏推崇孔子，但他仍認為孔子亦有缺點，他說：「孔子斯驗世人之飾智矜愚、愛憎由己者，多矣！」對孔子撰著的《春秋》，他亦提出批評，除惑經篇集中地列舉十二條，在其他篇裡也間有陳述。劉知幾不但批評孔子的春秋，而且對那些不加思考、一味贊揚春秋的著名學者如孟子、左丘明、司馬遷、班固等，也予以批評。這種觀點在當時責有很大的創意，且對後世有影響：

1. 至宋而懷疑風氣風盛。司馬光撰《資治通鑑》而別為考異三十卷，闡明對史料取捨的原因，可見一斑。

2. 清代學者之考證辨偽，深具懷疑精神，致力於考訂工夫，且不僅於史事多所訂正，即一般古籍亦有所辨正。如胡應麟《四部正偽》、宋濂《諸子辨》、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証》及崔述《考信錄》等。

在史料工作方面，劉氏主張要廣搜博採，又要細心鑒別真偽，慎重取捨。他認為，若不徵求異說，採摭言，則內容貧乏，難以成一家之言，但若只求聚博為功，而不別加研核，又會真偽混淆，是非參錯。故史料不但要豐富，而且要真實。

在史書的體例方面，劉氏深入分析史書的體例。他對六家二體之評價甚為詳盡。他以六家中尚書記言而不著歲序，春秋記事而詳顛末，國語國別而不歸典式，史記代遠而不立限斷，都不免有其局限；惟獨左傳經年緯月，敘時事則銓次分明；漢書紀志表傳，舉一朝則起訖完具。

在內容方面，他亦有不少建議，如劉氏強調都邑、氏族、方物之重要（增加三志）。宋鄭樵之作通志，便有氏族略、都邑略；而馬端臨文獻通考又別立土貢考，皆承劉氏之主張而增闢。

劉氏又提倡刪去天文、五行，藝文志則應祇臚列當代學者所著之書即可，不必重刊前代書目。明史‧藝文志即只記有明一代之著述，不愎上涉前代可見其受劉氏之影響。浦起龍史通通釋認為后妃外戚不稱紀，傳後無復贊語，災難無五行讖緯之記，均受劉知幾之影響。

在文與史的關係方面，劉氏揭述經、文與史分述之觀念。

3. 劉知幾反對文人修史，主張史學脫離文學，以免「文非文，史非史」之弊。此與今日之史學觀點相合。

4. 史通大惑經篇，謂春秋所載，不盡合史實。又有申左篇，謂左氏有三長，而公、穀有五短。蓋公、穀多微言大義，而左氏詳於史實，自史學立場言，自是左氏可信，二傳當存疑也。其疑古篇，於古代經籍，並疑問之，實明白確立了史學脫離經學的影子。

5. 提出合理的史學方法

史通一書最大的貢獻，就是對史學方法的討論。劉氏所提出的史學方法，甚有系統和全面，從史料的範圍、史料的採輯、史料的鑒別、史料的區分，到編纂的次序、史事的判斷人物的評論、篇幅的剪裁、文字的修飾等，都有創造性的研究和規劃，例如載言、編次、稱謂、採撰等篇，都是討論史學方法的。劉氏所提出的史學方法，對後世史家有很大的影響，把史學又向前推進一步。

6. 提出史家必須具備的條件。

劉知幾認為歷史家要有科學的修養、公正的態度及實事求是的精神。書中暢論史家必須具備「三長」，即才、學、識三個條件，所寫的歷史才能反映社會的真實情況。他說：「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史才，主要是指史家的才幹；史學主要是指史家的知識學問；至於史識，主要是指史家的史觀和筆法，也就是「善惡必書」的「直筆論」，劉氏強調「良史以實錄直書為貴」。上述之言為後世史家所公認，由此可見劉氏識見之高超。

7. 開闢史評的道路。

史評包括兩種，一是對史事的評論，一是對史書的評論，評事產生很早，有史書即有對史事的看法，如孔子春秋的褒貶書法，就是對史事之評論，後來各種史書都有著者的論贊。而中國最系統有和全面的史評，首推劉知幾的史通，後來才有宋呂夏卿的唐書直筆，吳縝的唐書糾謬。直到宋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才開始把史評列為史部分類的一門，後來目錄書也有稱為史學的，所以說史通一書為中國一切史評書開了正確的道路。

8. 史學見解影響後世。

修史者唐以後之史書，採史通之見解者，以歐陽修新唐書為最多，如關於書志之見，歐陽修頗能師其意，新唐書而後，劉氏之學說，始大盛行而流傳於世，

例如：後唐諸史，有論無贊，有韻之贊全刪，儷語之論刪改，皆受其影響。而劉氏倡斷代史，貶通史，後世官修史多為斷代史，通史地位日漸低落。


總結
1．《四書全書》總目題要：內篇皆論史家體例，辨別是非；外篇則述史籍源流，又評論古人得失。……其貫穿古今，洞悉利病，實非後人之所及。

2．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自有左、丘司馬遷、班固、荀悅、杜、佑司馬光、袁樞諸人，然後中國始有史；自有劉知幾、鄭樵、章學誠，然後中國始有史學矣。

3．王維儉《史通訓故》序：論文則文心雕龍，評史則史通，二書不可不觀，實有益於後學。

4。高國抗《中國古代史學史概要》：有如司馬遷的史記在歷史編纂學上樹立了一塊里程碑一樣，劉知幾的史通則在史學理論上樹立了一塊里程碑。

漢書

《漢書》，又名《前漢書》，中國古代歷史著作。東漢班固所著，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它沿用《史記》的體例而略有變更，改「書」為「志」，改「列傳」為「傳」，改「本紀」為「紀」，刪去「世家」。全書包括紀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傳七十篇，共一百篇，記載了上自漢高祖六年，下至王莽地皇四年，共230年的歷史。《漢書》的語言莊嚴工整，多用排偶，遣辭造句典雅遠奧，與《史記》平暢的口語化文字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中國紀史的方式自《漢書》以後，都仿照它的體例，纂修了紀傳體的斷代史。

自班彪起即以著《漢書》為己任，經過二十餘年的努力，班固完成了《漢書》的主要部分。漢和帝永元元年（89），班固隨從竇憲出擊匈奴，參預謀議。後因事入獄，永元四年死在獄中。時《漢書》還有八表和《天文志》沒有寫成，漢和帝命班昭（曹大家）入東觀藏書閣補作，馬續協助班昭作了《天文志》。故漢書前後歷經四人之手完成，歷時四十多年。注疏漢書者有唐顏師古注、清王先謙補注。


寫作動機

班彪鑒於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止於武帝太初時間，太初以後便闕而不錄。後揚雄、劉歆等雖為綴續，但多鄙俗失真，不足以踵繼＜史記＞，班彪乃發憤繼續前史，終作成「後傳」(列傳)六十五篇。同時班固以班彪所續前史未詳，遂本其父所作，潛精研究，續成其書。

班固亦有歌頌漢朝功德之意。＜漢書敘傳＞中，班固曾述其撰書之旨謂：「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故知班固撰＜漢書＞以頌漢朝之功德。


體例及內容

〈漢書〉為中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漢書〉的記載，以西漢一朝為主，上起漢高祖元年，下終王莽，共二百三十年的史事。全書包括十二「紀」、八「表」、十「志」、七十「列傳」，凡一百篇，共八十餘萬言。至唐代顏師古以〈漢書〉卷帙繁重，便將篇幅較長者分為上、下卷或上、中、下卷，成為現行本＜漢書＞一百二十卷。〈漢書〉中所載漢武帝以前之紀、傳，多用〈史記〉舊文，武帝以後之史事，則為新撰。〈漢書〉體例因大多沿〈史記〉，故「列傳」各篇後均附以「贊」，即仿〈史記〉篇末「太史公曰」的體例。此外，又仿「太史公自序」之意，作「敘傳」，述其寫作動機、編纂、凡例等。

〈漢書〉所記內容，以西漢一代為主，尤其是「紀」和「列傳」，祇記西漢的歷史人物，但「表」和「志」的內容，則上自遠古，下至於秦，其他也有許多涉及西漢以前的歷史，現將其內容簡述如下：

〈漢書〉中的「紀」共十二篇，主要是記述西漢一朝十二帝王的興廢。「紀」是以編年體方法記事。第一篇是「高祖紀」，最後一篇是「平帝紀」。由於班固不承認王莽之政權，所以王莽不列入帝紀而改置於列傳中。

〈漢書〉中的「表」共八篇，多依＜史記＞舊表而新增漢武帝以後之沿革。前六篇的記載包括漢初同姓諸侯之〈諸侯王表〉，異姓諸王之〈異姓諸侯王表〉，高祖至成帝之〈功臣年表〉等。後二篇為〈漢書〉所增，包括＜百官公卿表＞和＜古今人物表＞，其中＜古令人物表＞一門，班固把歷史的著名人物，以儒家思想為標準，分為四類九等，表列出來；＜百官公卿表＞則詳細介紹了秦漢之官制。


〈漢書〉中的「志」共分十篇，是專記典章制度的興廢治革。「志」即〈史記〉的「書」，〈漢書〉十「志」，是在〈史記〉八「書」的基礎上加以發展而成的。〈漢書〉將並〈史記〉「禮書」、「樂書」併為「禮樂志」;「律書」、「曆書」併為「律曆志」；改「天官書」為「天文志」;「封禪書」為「郊祀志」;「河渠書」為「溝洫志」;「平準書」為「食貨志」；又新增刑法、五行、藝文、地理四志。其中如〈地理志〉詳述戰國、秦、漢之領土疆域、建置沿革、封建世系、形勢風俗及高門大族與帝王之奢靡等。〈五行志〉集有關五行災異之說而編成。〈天文志〉則保存上古至哀帝元壽年間大量有關星運、日月蝕等天文資料。〈刑法志〉則概述上古至漢之刑法及點出文、景用刑之重，更指出武帝進用酷吏而導致之惡果。〈食貨志〉則詳述上古至漢之經濟發展。〈溝洫志〉則言上古至漢之水利工程，並言治河之策。各志內容多貫通古今，而不專敘假述西漢一代事蹟。

至於〈漢書〉中的「列傳」共七十篇，仍依＜史記＞之法，以公卿將相為列傳，亦以時代之順序為主，先專傳，次類傳，再次為邊疆各族傳和外國傳，最後以亂臣賊子王莽傳居末，體統分明。至於傳的篇名，除諸侯王傳外，一律均以姓或姓名標題。〈漢書〉列傳於文學之士的傳中，多載其人有關學術、政治的文字，如〈賈誼傳〉載〈治安策〉;〈公孫弘傳〉載〈賢良策〉等，此皆〈史記〉沒有收錄的。而列傳中的類傳有〈儒林〉、〈循吏〉、〈游俠〉、〈酷吏〉等，此外又新增〈外戚列傳〉、〈皇后列傳〉、〈宗室列傳〉，此亦為〈史記〉所沒有的。在四裔方面，有〈匈奴〉、〈西南夷兩粵朝鮮〉、〈西域〉等三傳。「列傳」最後一篇是〈敘傳〉，述其寫作動機、編纂、凡例等。又「列傳」各篇後均附以「贊」，說明作者對人或事的批評或見解。「列傳」以記載西漢一代為主。


史學地位

〈漢書〉內容充實，資料學富，編排極富條理，〈漢書〉能流傳至今亦非偶然倖致，而是「潛精積思二十餘年」之成果，故其在中國史學上自有不可取代之地位，茲分析如下：

首先，〈漢書〉創立了紀傳體斷代史的楷模。由於〈漢書〉的體例包括有帝紀、表、志及列傳等，體例完整，又以記載西漢一代為主，開創了斷代成書的先例，成為紀傳體斷代史的典範，在中國二十五史中，大多屬於此體。此外，班固又廢〈史記〉「世家」以入「列傳」，改「書」為「志」，又稱其書之大題為〈漢書〉，皆為後世史家所本。以後正史多稱為「書」，如〈後漢書〉、〈唐書〉等。凡此種種改易，幾成後世正史一成不變之規。

從不同角度……你會有新發現 其次，〈漢書〉確立並擴大了書志的範圍。〈漢書〉不僅改「書」為「志」，而且多有補充擴大，如新增了刑法、五行、地理、藝文四志。此「十志」價值甚高，對後世的貢獻影響甚大。其中〈食貨志〉是中國社會經濟史的珍貴資料，而後來正史多有〈食貨志〉;〈溝洫志〉是記述水利灌溉、治水患、開河渠等珍貴資料；而〈漢書〉新創的〈藝文志〉成為中國目錄學史現存一部最早作品，不少古代書籍，仍可在〈藝文志〉中見到；而〈地理志〉則成為研究中國地理的重要參考資料。同時，〈漢書〉又把〈史記〉的〈大宛列傳〉擴充為〈西域傳，又把〈史記〉匈奴、南越、 東越、朝鮮、西南夷等列傳合併成〈匈奴傳〉，增加了漢武帝以後的史實，這些記載不但為研究古代中國各民族歷史最珍貴資料，亦是研究古代東亞和中亞各國之最寶貴文獻。

此外，〈漢書〉所用材料，內容充實。關於漢武帝以前之事蹟，班固多採用＜史記＞文字，但亦有所增補，提供了不少新的史料。至於漢武帝以後的史料，主要由班彪的「史記後傳」六十五篇為依據，又博採＜七略＞及劉歆、揚雄等人的論著，資料博洽，記載詳備，對後人研究西漢歷史，提供了極寶貴的史料。

另外，〈漢書〉實增補〈史記〉材料的不足。由於班固生於司馬遷後百多年，有不少新史料的出現，故有〈史記〉無傳而〈漢書〉為之增立者，〈漢書〉亦有增補〈史記〉「世 家」、「列傳」的事蹟，使後人對西漢歷史事件獲得更全面之了解。〈漢書〉亦有根據新史料更正〈史記〉錯謬之處，如韓信擊豹一事，〈史記〉記是在漢三年，〈漢書〉則更正為漢二年。

最後，〈漢書〉具有高度的文學價值。班固在書中能利用豐富材料，通過選擇提煉對人物作栩栩如生之刻劃。由於班固本人又是辭賦名家，書中不免多用華麗之辭藻，文字近於駢偶，故〈漢書〉實已開六朝駢儷之風。

總而言之，班固是斷代史的創造者，也是改善紀傳體史書體例的成功者，而〈漢書〉不僅於正史體例和史書體制，方面有極大成就，即其於史料和外國史等亦貢獻甚大。


評價

中華書局1962年版漢書扉頁後世學者對《史記》、《漢書》的評價大異，或褒《史記》貶《漢書》，或褒《漢書》貶《史記》。唐朝以前比較重視《漢書》，宋朝以後較看重《史記》。

晉人張輔論班固、司馬遷說：「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不如遷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監誡，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不如二也。毀貶晁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既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為蘇秦、張儀、范睢、蔡澤作傳，逞辭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辯士則辭藻華靡，敘實錄則隱核名檢，此所以遷稱良史也。」[1]

鄭樵對於《漢書》有過批評的激烈，他認為班固寫史「斷漢為代」，缺乏會通，使古今的聯繫中斷，「……自《春秋》之後，唯《史記》擅製作之規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會通之旨，司馬遷之門戶自此衰矣。」（《通志》總序）。

另外鄭樵《通志》裡還說：「班固浮華之士，全無學術，專事剽竊。」因為班固寫過《兩都賦》、《幽通賦》的文章，故而說他是「浮華之士」，又說「遷之於固，如龍之於豬，奈何諸史棄遷而用固。劉知幾之徒尊班而抑馬！」（《通志》總序），已近乎人身攻擊，有失學者風度。

清人章學誠說：「遷書通變化，而班氏守繩墨，以示包括也。就形貌而言，遷書遠異左氏，而班史近同遷書。蓋左氏體直，自為編年之祖；而馬班曲備，皆為紀傳之祖也。推精微而言，則遷書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遷書也遠。蓋遷書體圓用神，多得尚書之遺，班氏體方用智，多得官禮之意也。」[2]


注釋
(1) 新《晉書》卷六十 〈列傳〉第三十
(2) 章學誠，《書教》下

史記

《史記》是中國西漢時期的歷史學家司馬遷編寫的一本歷史著作。《史記》是中國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與後來的《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

《史記》最初沒有固定書名，或稱「太史公書」，或稱「太史公記」，也省稱「太史公」。「史記」本來是古代史書的通稱，從三國時期開始，「史記」由史書的通稱逐漸成為「太史公書」的專稱。

《史記》記載了上自中國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代，下至漢武帝元狩元年，共3000多年的歷史。全書包括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十表、八書，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餘字。作者司馬遷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使《史記》成為中國第一部，也是最出名的紀傳體通史。


作者與成書

司馬遷著《史記》，其史學觀念在於「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司馬遷探求的天人之際，並非承認天的神秘力量反而重視天人之間關係的演變，從而了解 「古今之變」 的關鍵，探求出歷史動態發展變化的層面，最終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動機，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司馬遷為了繼承其父司馬談編訂史書的遺志，完成撰述《史記》的宏願。司馬氏世代為史官，司馬談一心繼承先人久絕的世業—太史令，重現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論述上代歷史。《隋書‧經籍志》說：「談乃據《左氏春秋》、《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接其後事，成一家之言。」可見司馬談有意繼續編訂《春秋》以後的史事。漢武帝元封元年，武帝進行封禪大典，司馬談身為太史令，卻無緣參與當世盛事，引為終生之憾，憂憤而死。他死前將遺志囑咐兒子司馬遷說：「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司馬遷則回答道：「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可知司馬遷乃秉承父親的遺志完成史著。而《史記》以「封禪書」為其八書之一，即見其秉先父之意。

司馬遷想繼承《春秋》精神。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說：「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義，顯揚志業人物的使命。《春秋》的下限，到魯哀公獲麟之年，此後的史事就沒有完整的史籍記載。司馬遷是紹繼《春秋》，並以漢武帝元狩元年「獲麟」及太初元年改曆下限，撰寫史記。然而，司馬遷繼承《春秋》，不僅是要形式上承繼周公以來的道統，反而是重視《春秋》的性質，他在《太史公自序》說：「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可見司馬遷對「春秋之義」和「春秋筆法」心儀已久，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貶精神，撰述《史記》。

司馬遷要肩負史家職責。據《後漢書·百官志》載，「太史令」只是俸祿六百石的小官，職責僅在於管理圖籍，掌管星象天文，最多也只是記錄上代及當代事情，並無著述的責任。然而，司馬談和司馬遷明顯不滿足於「拾遺補蓺」。司馬談早有整理上代歷史的計劃，可惜卻「發憤而卒」，臨終前叮囑司馬遷，認為「自獲麟以來，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甚多，身為太史令，有完成論載上代歷史的任務。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為太史的職責說：「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馬遷一心秉承先人世傳及「述往事以思來者」的責任感，決意撰述《史記》。在《報任安書》中亦透露著述《史記》的目的，他說「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可見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責任，更要盡史學家的職責。


內容

《史記》的首頁《史記》內容記載自傳說中的黃帝以來至漢武帝時期以來的歷史，共分成〈本紀〉、〈表〉、〈書〉、〈世家〉和〈列傳〉五個主題，加上最後的〈太史公自序〉又細分成一百三十個章節。其中，〈本紀〉是「天下」統治者的事蹟，「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表〉以表格的方式排列整理事件次序或歷史動態，「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書〉的內容有關歷代典章制度，「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世家〉描述影響深遠的家系或貴族事蹟，「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列傳〉呈現的是歷史上各類人物的歷史表現與社會的種種樣貌，「扶義倜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不同於以往的史書，《史記》的寫作方式首開紀傳體之先河：以描寫人物的生平為主，年代先後為副。至此以後，尚有《漢書》、《三國志》和《後漢書》等史著仿效該體，讓紀傳體成為唐代以後官方史著所採用的主流寫作方式。趙翼《廿二史劄記》雲：「司馬遷參酌古今， 發凡起例，創為全史，本紀以序帝王， 世家以記侯國，十表以繫時事，八書以詳制度，列傳以誌人物，然後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彙於一編之中。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範圍，信史家之極則也。」

至於文章內容，《史記》的文章可分成兩個部分：前面的正文是人物的生平描述，這部分皆以代表性事件或逸事銜接交雜而成；正文後面會加上作者的評論或感想，通常以「太史公曰」為起頭，內容或有作者的個人經歷，或有對人物的評價，或有收集資料的過程，但仍以評論題材人物的性格與行事為主，這也呼應司馬遷在自序中「究天人之際」的寫作目標。


體例

本紀

史記卷一　五帝本紀　第一
史記卷二　夏朝本紀　第二
史記卷三　殷本紀　第三
史記卷四　周本紀　第四
史記卷五　秦本紀　第五
史記卷六　秦始皇本紀　第六
史記卷七　項羽本紀　第七（雖非皇帝，史記作者以「在權不在位」之名將之編入。)
史記卷八　高祖本紀　第八
史記卷九　吕后本紀　第九（不列名義上的天子漢惠帝本紀，理由與項羽同）
史記卷十　孝文本紀　第十
史記卷十一　孝景本紀　第十一
史記卷十二　孝武本紀　第十二（原篇名為『今上本紀』，褚少孫補史記時改篇名）

表

史記卷十三　三代世表　第一
史記卷十四　十二諸侯年表　第二
史記卷十五　六國年表　第三
史記卷十六　秦楚之際月表　第四
史記卷十七　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　第五
史記卷十八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第六
史記卷十九　惠景閒侯者年表　第七
史記卷二十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第八
史記卷二十一　建元已來王子侯者年表　第九
史記卷二十二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　第十

書

史記卷二十三　禮書　第一
史記卷二十四　樂書　第二
史記卷二十五　律書　第三
史記卷二十六　曆書　第四
史記卷二十七　天官書　第五
史記卷二十八　封禪書　第六
史記卷二十九　河渠書　第七
史記卷三十　 平準書　第八

世家

史記卷三十一　吳太伯世家　第一
史記卷三十二　齊太公世家　第二
史記卷三十三　魯周公世家　第三
史記卷三十四　燕召公世家　第四
史記卷三十五　管蔡世家　第五
史記卷三十六　陳杞世家　第六
史記卷三十七　衞康叔世家　第七
史記卷三十八　宋微子世家　第八
史記卷三十九　晉世家　第九
史記卷四十　楚世家　第十
史記卷四十一　越王勾踐世家　第十一
史記卷四十二　鄭世家　第十二
史記卷四十三　趙世家　第十三
史記卷四十四　魏世家　第十四
史記卷四十五　韓世家　第十五
史記卷四十六　田敬仲完世家　第十六
史記卷四十七　孔子世家　第十七
史記卷四十八　陳涉世家　第十八
史記卷四十九　外戚世家　第十九
史記卷五十　楚元王世家　第二十
史記卷五十一　荊燕世家　第二十一
史記卷五十二　齊悼惠王世家　第二十二
史記卷五十三　蕭相國世家　第二十三
史記卷五十四　曹相國世家　第二十四
史記卷五十五　留侯世家　第二十五
史記卷五十六　陳丞相世家　第二十六
史記卷五十七　絳侯周勃世家　第二十七
史記卷五十八　梁孝王世家　第二十八
史記卷五十九　五宗世家　第二十九
史記卷六十　三王世家　第三十

列傳

史記卷六十一　伯夷叔齊列傳　第一
史記卷六十二　管晏列傳　第二
史記卷六十三　老子韓非列傳　第三
史記卷六十四　司馬穰苴列傳　第四
史記卷六十五　孫子吳起列傳　第五
史記卷六十六　伍子胥列傳　第六
史記卷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傳　第七
史記卷六十八　商君列傳　第八
史記卷六十九　蘇秦列傳　第九
史記卷七十　張儀列傳　第十
史記卷七十一　樗裡子甘茂列傳　第十一
史記卷七十二　穰侯列傳　第十二
史記卷七十三　白起王翦列傳　第十三
史記卷七十四　孟子荀卿列傳　第十四
史記卷七十五　孟嘗君列傳　第十五
史記卷七十六　平原君虞卿列傳　第十六
史記卷七十七　魏公子列傳　第十七
史記卷七十八　春申君列傳　第十八
史記卷七十九　范睢蔡澤列傳　第十九
史記卷八十　樂毅列傳　第二十
史記卷八十一　廉頗藺相如列傳　第二十一
史記卷八十二　田單列傳　第二十二
史記卷八十三　魯仲連鄒陽列傳　第二十三
史記卷八十四　屈原賈生列傳　第二十四
史記卷八十五　呂不韋列傳　第二十五
史記卷八十六　刺客列傳　第二十六
史記卷八十七　李斯列傳　第二十七
史記卷八十八　蒙恬列傳　第二十八
史記卷八十九　張耳陳余列傳　第二十九
史記卷九十　魏豹彭越列傳　第三十
史記卷九十一　黥布列傳　第三十一
史記卷九十二　淮陰侯列傳　第三十二
史記卷九十三　韓信盧綰列傳　第三十三
史記卷九十四　田儋列傳　第三十四
史記卷九十五　樊酈滕灌列傳　第三十五
史記卷九十六　張丞相列傳　第三十六
史記卷九十七　酈生陸賈列傳　第三十七
史記卷九十八　傅靳蒯成列傳　第三十八
史記卷九十九　劉敬叔孫通列傳　第三十九
史記卷一百　季布欒布列傳　第四十
史記卷一百一　袁盎晁錯列傳　第四十一
史記卷一百二　張釋之馮唐列傳　第四十二
史記卷一百三　萬石張叔列傳　第四十三
史記卷一百四　田叔列傳　第四十四
史記卷一百五　扁鵲倉公列傳　第四十五
史記卷一百六　吳王濞列傳　第四十六
史記卷一百七　魏其武安侯列傳　第四十七
史記卷一百八　韓長孺列傳　第四十八
史記卷一百九　李將軍列傳　第四十九
史記卷一百十　匈奴列傳　第五十
史記卷一百十一　衛將軍驃騎列傳　第五十一
史記卷一百十二　平津侯主父列傳　第五十二
史記卷一百十三　南越列傳　第五十三
史記卷一百十四　東越列傳　第五十四
史記卷一百十五　朝鮮列傳　第五十五
史記卷一百十六　西南夷列傳　第五十六
史記卷一百十七　司馬相如列傳　第五十七
史記卷一百十八　淮南衡山列傳　第五十八
史記卷一百十九　循吏列傳　第五十九
史記卷一百二十　汲鄭列傳　第六十
史記卷一百二十一　儒林列傳　第六十一
史記卷一百二十二　酷吏列傳　第六十二
史記卷一百二十三　大宛列傳　第六十三
史記卷一百二十四　游俠列傳　第六十四
史記卷一百二十五　佞幸列傳　第六十五
史記卷一百二十六　滑稽列傳　第六十六
史記卷一百二十七　日者列傳　第六十七
史記卷一百二十八　龜策列傳　第六十八
史記卷一百二十九　貨殖列傳　第六十九
史記卷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　第七十


《史記》對後世史學和文學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其首創的紀傳體編史方法為後來歷代「正史」所傳承。同時，《史記》還被認為是一部優秀的文學著作，在中國文學史上有重要地位。魯迅稱其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左傳

《左傳》是中國古代一部編年體的歷史著作。《左傳》全稱《春秋左氏傳》，原名《左氏春秋》，漢朝時又名《春秋左氏》、《左氏》。漢朝以後才多稱《左傳》，是為《春秋》做注解的一部史書，與《公羊傳》、《谷梁傳》合稱「春秋三傳」。


題解

《左傳》相傳是春秋末期的魯國史官左丘明所著。司馬遷、班固等人都認為《左傳》是左丘明所寫。唐朝的劉知幾《史通·六家》：「左傳家者，其先出於左丘明。」唐朝的趙匡首先懷疑《左傳》不是左丘明所作。此後，有許多學者也持懷疑態度。很多人都認為寫《左傳》的左氏並非左丘明。葉夢得認為作者為戰國時人；鄭樵《六經奧論》認為是戰國時的楚人；朱熹認為是楚左史倚相之後；項安世認為是魏人所作；程端學認為是偽書。清朝的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中卻仍然認為是左丘明所著。康有為則認為是劉歆所作。今人童書業則認為是吳起所作，趙光賢認為是戰國時魯國人左氏所作。現在一般認為《左傳》非一時一人所作，成書時間大約在戰國中期（公元前4世紀中葉），是由戰國時的一些學者編撰而成，其中主要部分可能是左丘明所寫。

《左傳》以《春秋》為本，通過記述春秋時期的具體史實來說明《春秋》的綱目。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說：「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體例
按照魯國十二公的順序，記錄了當事各方面的歷史。共18萬字。

隱公11年（公元前722年——前712年）
桓公18年（公元前711年——前694年）
庄公32年（公元前693年——前662年）
閔公2年（公元前661年——前660年）
僖公33年（公元前659年——前627年）
文公18年（公元前626年——前609年）
宣公18年（公元前608年——前591年）
成公18年（公元前590年——前573年）
襄公31年（公元前572年——前542年）
昭公32年（公元前541年——前510年）
定公15年（公元前509年——前495年）
哀公27年（公元前494年——前468年）
書末附悼公4年及智伯滅亡


評價
《左傳》代表了先秦史學的最高成就，是研究先秦歷史和春秋時期歷史的重要文獻，對後世的史學產生了很大影響，特別是對確立編年體史書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而且由於它具有強烈的儒家思想傾向，強調等級秩序與宗法倫理，重視長幼尊卑之別，同時也表現出「民本」思想，因此也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歷史資料。

《左傳》主要記錄了周王室的衰微，諸侯爭霸的歷史，對各類禮儀規範、典章制度、社會風俗、民族關係、道德觀念、天文地理、曆法時令、古代文獻、神話傳說、歌謠言語均有記述和評論。晉范甯評《春秋》三傳的特色說：「《左氏》艷而富，其失也巫（指多敘鬼神之事）。《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

《左傳》不僅是歷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優秀的文學著作，長於記述戰爭，故有人稱之為「相砍書」，又善於刻畫人物，重視記錄辭令。

《左傳》受到學界重視是在魏晉時期，先後有服虔、杜預為其作注解，以後成為研究《春秋》的重要典籍。

《左傳》在史學中的地位被評論為繼《尚書》、《春秋》之後，開《史記》、《漢書》之先河的重要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