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科学技术
科學技術在宋元時代曾經獲得重大的發展，許多部門都曾居于世界的前列，并建立了自己的體系。明朝統治時期，西方國家随着工業革命的到來，科學技術迅速發展，許多領域都發生了重大的變革。明清時期，中國逐漸陷于資本主義國家的包圍之中，科學技術的發展，受到“隻重其法，不重其理”的舊體系的束縛，也日益落在西方國家的後面。但某些具有自己傳統的領域，仍然出現了一些傑出的科學家和科技著作，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西方的科學技術傳入後，某些領域逐漸注重科學原理的探讨，得到新的進步。
（一）天文學、數學與地理測繪
一、天文與曆法
西方科技傳入中國後，引起中西學術之争，焦點是天文學。這迫使中國學者重新研究中國傳統天文學的實際水平，不得不改變“詳于法而不著其理”（見王錫闡《曉庵遺書·雜著篇》）的傳統體系。許多人努力鑽研天文曆法理論，從宇宙結構等方面認識天文現象，從方法上使傳統天文學得到更新。
明代行用的《大統曆》源于元郭守敬《授時曆》，到明末已曆二百六十多年。屢次有人提出修改曆法的建議，崇祯二年（一六二九年）開設曆局，由徐光啓主持用西洋法編制新曆。徐認爲用西洋法當先翻譯西洋著作，先後推薦傳教士龍華民、鄧玉函、湯若望、羅雅谷等人入局譯書。到崇祯六年徐光啓去世前，據譯書編成新法《曆書》共一百零四卷。繼任的李天經又編成三十二卷，合稱爲《崇祯曆書》。内分基本五目，節次六目，合十一部。徐光啓原意是要“镕西算以入大統之型模” （參見梅文鼎《曆學疑問》），實際上是一部西洋曆法。
《崇祯曆書》的編訂是官府組織的一次翻譯、整理西洋天文曆算學著作的活動，對西洋曆算的介紹與傳播有重要意義。《崇祯曆書》與舊曆不同處，湯若望總結爲四十二條，要點有三：一是天體結構理論不同。《崇祯曆書》使用的是第谷的本輪、次輪說，認爲日月恒星所在的本輪心沿本天（又稱均輪）繞地運轉，五星所在的次輪心沿太陽所在的本輪運轉（繞日運轉），諸曜不同天運行，日、地不同心。由此引出曆法中的日月高卑差、不同心差等參數。二是計算方法不同。西法用平三角、弧三角、橢圓法等計算，不似中法隻用勾股、圓法。三是觀測儀器不同。新法使用象限儀、百遊儀、望遠鏡等儀器，提高了觀測的精度，加深了對天體結構的認識。如西法定恒星大小爲六等；以銀河爲小星攢聚而成，不是雲氣……，都與望遠鏡的使用有關。以上三點都使西法的精度高于中法。還有一些雖與中法不同，但與精度無大關系的，如西法用黃道度數，分周天爲三百六十度，一日爲九十六刻等，均與中法不同。此後中國學者加王錫闡、梅文鼎，都通過《崇祯曆書》學習西法曆算。清朝建立後，改名爲《時憲曆》，行用了二百餘年。
王錫闡（一六二八——一六八二年），字寅旭，号曉庵，吳江（今屬江蘇省）人。明亡後閉門不出，苦攻天文星曆之學。主要著作有《曆法》六卷，《曆表》三卷，《大統曆法啓蒙》五卷，《雜著》一卷，合編爲《曉庵遺書》。
王錫闡正統思想極強，反映到學術上是對西法不能給以實事求是的評價。他認爲西法長處有五，當辨者（缺陷）有十，而長處是從中法竊取的，缺陷則導緻了它測算的不精确性。但他與一般堅持排教護法的士大夫如楊光先、魏文奎輩不同，他把對西法的攻诘建立在對中、西法認真研究、理解的基礎上，所以論西法缺點，常能中其肯棨。其次，他雖在總體上蔑視西法，卻不忘西法長處，特別在涉及具體問題時，常表現出對西法的推崇。他的貢獻除了闡明中西法的異同、淵源外，還在于他窮三十年精力，自制一部曆法，世稱“曉庵新法”。長處是既“以中法爲型範”，又吸取了西法優點。徐光啓曾有此心而無此力，王錫闡把它變成了現實。他的曆書利用西學理論對中曆的傳統方法作了恰當解釋，使中法道理大明于世，爲清代學者研究古學，開辟了新路。在技術方面，如把日月分爲三百六十度，以度分确定日月食複方位；爲選擇合适參數，“變周改應，增損經緯遲疾諸率”（《雜著·推步交朔序》），耗費了三十年精力。在他去世的前一年，曾以大統舊法、西法及自制法對測當年八月朔日食，結果與舊法相差懸殊，與西法所差甚微。
二、數 學
明代商品經濟發展，宋元間廣泛使用的珠算法進一步普及，以解決應用題爲特征的商業數學發展起來。西方數學傳入後，在士大夫中引起了強烈反響。爲了正确認識中西算學的異同，加速西算與中算的融合，清初梅文鼎與梅瑴■成祖孫二人做出了重要貢獻。
明代《九章》系統的數學著作首推吳敬《九章算法比類大全》，書成于景泰元年（一四五○年）。它的格式除了開篇增加“乘除開方起例”，介紹有關算和數的基本知識外，完全象《九章》那樣，按方田、粟米等九項分作九卷，每卷也由若幹應用題組成，全書共有一三二九題（包括書首“起例”中的一九四題），比《九章》的二四六題增加了四點四倍多。其中一部分是從古算書中抄錄來的，新增題目中如“就物抽分”、“合夥經營”等，多屬于商業内容。
程大位著《算法統宗》，成書于萬曆二十年（一五九二年）。分十七卷，收錄應用題五九五個。體例與《九章算法比類大全》相同，仍是屬于舊算學系統的著作。它的特點是運算全部采用珠算法，包括開平方、立方。又加法用“上法訣”，減法用“退法訣”（如“一上一”，“一下五除四”；“一退一”，“一退十還九” 等）；除法将法（除數）列在算盤右邊，實（被除數）列在左邊。珠算結構和算法的完善，反映了明代商業數學的水平，并傳播于日本、朝鮮，南傳東南亞各國。
梅文鼎（一六三三——一七二一年），字定九，宣州陵陽人。幼習儒業，二十七歲始學曆算。此後辛勤研究，孜孜不倦，數十年如一日，寫下大量的數學著作，名聲漸盛。康熙皇帝南巡途中召見，談論三日，親書“積學參微”四字爲贈。
梅文鼎始習曆算時，距利瑪窦來華已八十年左右。當時翻譯的西洋曆算書很多，如李之藻譯《同文算指》、徐光啓譯的《幾何原本》等。一些學者認爲高出中算很多，另一些人又認爲西學那些東西中國古已有之。梅文鼎通過自己的研究，對這一争議作出了回答。
梅文鼎著作約九十餘種（阮元《疇人傳》載八十八種，另有《天步真原訂注》等四種），對算學的貢獻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深入研究、整理了古代算學遺産，使古算義理更加昌明，頻于失傳者也重現于世。如他的《方程論》、《勾股舉隅》等就是這類著作。二是将西算中國化，更容易爲中國士大夫接受，爲中西算學的融合作了有益工作。如改西洋筆算的橫行式爲直行式，改直行式的西洋納白爾算籌爲橫式（見《勿庵籌算》）等。在他的《平三角舉要》、《幾何通解》中，還用傳統的勾股法證明《幾何原本》中的習題。錢大昕說，梅文鼎“國朝算學第一”，在中國古代算學史中，梅文鼎的貢獻是巨大的。
由于梅文鼎在算學方面的成就，康熙四十六年（一七○七年）特準他的孫子梅■成入内廷讀書。梅■成字玉汝，号循齋，又号柳下居士。入内廷後欽賜監生、舉人，充蒙養齋彙編官，與陳厚耀、何國宗等人編纂《數理精蘊》、《曆象考成》等書。另著有《增删算法統宗》、《操缦巵言》、《赤水遺珍》。
《數理精蘊》是據法國傳教士張誠、白晉的遺稿修改而成，不僅是一部全面介紹西算的讀物，也是一部全面總結清初中國算學知識的著作。書分上下兩編。上編五卷，卷一爲《數理本原》、《河圖》、《洛書》、《周髀經解》，卷二至四爲《幾何原本》，但與歐幾裏德《幾何原本》體例差異較大。與卷五的《算術原本》相對照可知，作者不是爲了介紹歐氏原著，而是要把當時具有的幾何知識加以分類著錄。下編四十卷，其中《首部》二卷，介紹算學基本方法，如命位、加、減、因乘、歸除、通分、約分等。雖然主要是西洋方法，卻不照搬西算。如用中國數字，不用阿拉伯數字；約分用輾轉相減法等。卷三至三十，分爲《線部》、《面部》、《體部》，此外還有“垛堆”問題計算法。卷三十一至四十爲末部，讨論“借根方”，即代數的有關問題。下編之後附“八線”等表，共四種，分爲八卷。全書共五十三卷。書中沒有介紹珠算，對西方的算籌和比例尺卻有詳細介紹。這是我國第一部純由數學圖形和方法分類的數學著作，标志着傳統的《九章算術》體系已全部更新了。
三、地理測繪
天文學和數學的發展，推動了地理測繪的進步。地理測繪也反轉來促進了天文測量和數學應用的發展。
康熙帝在簽訂中俄尼布楚條約後，深感原有地圖不準确的危害，決意進行全國性的地理測量。經過近二十年的準備，從康熙四十六年（一七○七年）開始，前後經曆十年，将關内的十五省與關外滿、蒙地區測繪完畢，在法國教士杜德美的主持下，将測量結果繪成《皇輿全圖》，于康熙五十七年進呈。這時天山戰亂未平，西部測量僅到哈密。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年）和二十四年，又兩次派遣明安圖、何國宗等到天山補測。二十六年将補測結果編繪成《西域圖志》。法國教士蔣友人根據《皇輿全圖》、《西域圖志》，并參考俄、蒙文獻，彙編成《皇輿全覽圖》，比例尺約爲一比一百四十萬，圖幅比《皇輿全圖》大一倍。包括的地區北到北冰洋，南到印度洋，西到波羅的海、地中海、紅海，相當于一幅亞洲全圖。
康、乾時的兩次地理測量是兼用天文測量和大地三角測量兩種方法進行的。天文測量是在待測地區選擇适當數目的觀測點，分別測出它們的經緯度數值作爲基準點。康熙時的測量在直隸、山東等二十個省、地區選定的基準點共六百四十個。三角測量是把待測區劃分成一個三角網，選定其中某一個三角形的一條邊爲基線，準确量出它的長度；再從兩端分別測出某一待測目标的方位角，就能用三角法算出基線兩端到待測點的距離。以任一求得的距離爲基線，計算到另一待測點的距離，依次計算下去，就能得到三角網中任意一點的座标。再用測出的基準點的經緯度數值修正計算誤差，得出較準确的測量結果。由于當時經緯度測量（特別是經度測量）的精确度差，所繪地圖的絕對精度不如相對精度大。但由于使用了科學的測量法，仍然是當時世界上最精确的地圖。直到一九三四年上海申報館出版《中華民國新地圖》之前，一直是我國印制各種地圖的藍本。通過這些測量，規定了統一的尺度，以地球經線一度的長度爲二百裏，每裏爲一百八十丈，由此定出營造尺長度。這與十八世紀末法國由赤道長度定出米制單位具有同樣的科學性；又測出緯度愈高，每度經線的直線距離愈長，從而證實了牛頓地球扁圓說的正确性；測量所得數據，還可作爲對地形變化進行比較研究的依據，時代愈久，愈顯示出重大意義。
（二）醫學與本草學
中國特有的傳統醫學和本草學在明清兩代有了較大的發展。醫學著作的大量出現，内容包括對古醫經的诠釋、藥物研究、醫方征集、醫案選輯、中外醫學交流等等。李時珍《本草綱目》的完成是《本草》系統的中藥學發展到頂點的标志。醫學中的顯著成就是瘟病學說的建立和發展。藏族和蒙族的醫學也取得了新發展。
一、李時珍《本草綱目》
李時珍（一五一八——一五九三年）字東璧，号頻湖，蕲州蕲春縣（今湖北蕲春）人，世醫出身。曆時三十餘年，撰成《本草綱目》。全書約一百九十餘萬字，分爲五十二卷，十六部六十類。收載藥物一八九二種，其中一五一八種系舊《本草》書所有，三七四種是李時珍新增（此據王士祯《本草綱目序》，傳世本與此數略有出入）。每種藥物下列有“釋名”、“集解”、“修治”、“氣味”、“主治”、“發明”等細目，分別叙述藥物別名、形狀、出處、采集加工方法、藥性、用途等，最後附載有關藥方。全書收載的藥方共一萬一千一百五十一方，其中舊方二千九百八十一，新增八千一百七十。并附有藥物圖一千一百零九幅。
《本草綱目》涉及到植物學、動物學、礦物學、化學、經濟地理學等各方面的知識，是我國古代的一部百科全書。例如金石部中的“金”，書中不但記述它的藥性和主治這類醫學内容，“集解”目下還記述了金的産地、伴生礦石、植物找礦法、開采法、冶煉法、金的種類、純度的物理鑒別法等等，幾乎包括了當時金的全部知識。由于書中收藏的自然物很多，就更顯得珍貴。
乾隆三十年（一七六五年），浙江錢塘人趙學敏撰《本草綱目拾遺》十卷，載藥物七一六種，附記二○五種，合九二一種。新增藥物多爲舊有品種的不同産地，但補入明末以來傳入的西藥，如強水（硝酸溶液）、刀傷水（碘酒）、鼻沖水、藥露、金雞勒（今名金雞納霜）等。雖然爲數不多，但反映了中醫已開始注意到西藥的應用。
二、瘟病學說與人痘接種術
《明史·五行志》記載，一四○八至一六四四年間，各地發生的大瘟疫達二十六次之多。入境外國人士的增加，使中土從未有過的傳染病也開始流行。中醫的内科理論原是建立在《傷寒論》之上。瘟疫等傳染病的流行，促使瘟病學說得到發展。
在隋代巢元方《諸病源候論》裏已記載瘟病的傳染性特征，宋元時引起較多人注意，開始與傷寒病區分開來。但瘟病學說的真正奠基人是明初丹溪學派的醫家王履（字安道，一三三二——一三九一）。他首先從論症、治法兩方面對傷寒與瘟病加以區別。明清之際吳有性（字又可）擺脫了“六氣說”束縛，提出“戾氣說”。認爲瘟病是戾氣所緻，由口鼻傳入，與傷寒病因根本不同。著《瘟疫論》，進而指出戾氣有不同類型，各能産生不同疫病。經過清代名醫葉桂、薛雪、吳瑭、王士雄等人的努力，瘟病學說逐漸建立起體系。
葉桂（一六六七——一七四六年）字天士，在《溫熱論》中總結了溫病發病、傳病的規律，依據感染程度不同分作衛、氣、營、血四個階段，按段施治。薛雪（一六八一——一七七○）撰《濕熱條辨》、吳瑭（約一七五八——一八三六）撰《瘟病條辨》、王士雄（一八○八——一八六六年）撰《瘟熱經緯》等，對瘟病的病源、證候及治法都有所發揮，使瘟病在理、法、方、藥等方面都成了獨立于《傷寒論》之外的專門學科。
天花（即痘疹）也是一種瘟病，最早的記載見諸公元四世紀成書的《肘後備急方》，據傳是東漢光武帝建武年間在南陽擊虜所得，故稱爲虜瘡。唐人孫思邈《千金方》中已有治療藥方，此後才逐漸掌握了接種人痘的預防方法。清人武榮綸撰《牛痘新書》中載：“唐開元間，江南趙氏始傳鼻苗種痘之法”，此後逐漸完善，約有三種：較早的是用棉花蘸取痘瘡的瘡漿，塞入接種兒童的鼻孔。此法很危險，文獻中多有“種痘而亡”的記載。後又有用痘痂接種的旱痘法和水痘法：前者是将幹痘痂研成粉，吹入接種兒的鼻孔；後者将痘痂粉調水，用棉花蘸取後塞入被接種兒童的鼻孔中，此後改進爲使用經過多次接種後的痘痂接種，稱熟苗接種，較爲安全了。
接種人痘預防天花是人工免疫法的先驅，是我國醫學的一大貢獻。清初傳入日本；康熙間俄國人來中國學痘醫；十八世紀初已傳入歐洲。直到一七九六年英人真納發明牛痘接種法以前，一直是最有效地預防天花病的方法。
三、藏醫與蒙醫
藏醫早自吐蕃王朝時即已形成。明代的帕竹王朝，藏醫形成南北兩大學派。北方學派由強巴·南傑桑（一三九四——一四七五）創建，特點是善用溫熱藥物，制方所用藥味較多，長于灸法、放血及對風濕性疾病的治療。南方學派的創始人是索卡·年姆尼多吉（一四三九——一四七五），學術特點是善用清解藥物制劑藥味少，長于應用地方草藥治療溫熱疾病。南北兩學派又各自形成支派。
清代拉薩、日喀則等地建立了藏醫學校，以吐蕃時代的藏醫著作《四部醫典》爲教材。還經常延聘名醫到布達拉宮講學。醫學流派最著名的是由南方學派發展來的直貢學派和西康學派。前者是十七世紀中期由直貢·曲紮在墨竹工卡地區的直貢寺創立；後者是十八世紀時司徒·曲吉瓊奈創立于昌都德格地區。西康學派受漢醫的影響較大。
以正骨、飲食療法爲特色的蒙醫體系是元代以來逐步形成的。十四世紀初，印度經典《金光典》譯爲蒙文，其中的醫學理論傳入蒙古。此後又受藏醫、漢醫、阿拉伯醫的影響，有了長足發展，逐漸形成三個派別：一是傳統蒙醫學派，以擅長骨科和飲食療法爲特征；二是藏醫學派，奉《四部醫典》爲經典，具有較高的醫學理論水平。三是近代蒙醫學派，形成于十七世紀末葉，主張蒙醫與藏醫相結合。既注重傳統療法，又重《四部醫典》。各派都著書立說，出現了一些著名的醫家。
（三）農學著作與技術科學
一、《農政全書》
明代人口增長，嘉靖以來，水旱頻仍。農學受到學者的重視。繼承前代編修農書的傳統，出現了農學的集大成著作《農政全書》。
《農政全書》作者徐光啓（一五六二——一六三三年）字子先，号玄扈，官至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入仕前即與傳教士利瑪窦等人相往還，譯注《幾何原本》等西方科技著作。晚年著《農政全書》六十卷，分“農本”、“田制”、“農事”等十二門。以彙輯古農書的記載爲主，輔以作者本人的經曆和述評。書中極重水利，以能否灌溉作爲區分成田、荒田的标志，認爲“凡地得水皆可田”，農業不發展的根本原因是“水利不修”（《農政全書》卷十六）。“救荒”一門，篇幅幾占全書的三分之一，表明作者關心民間疾苦，也是明末局勢衰敗，災荒嚴重的反映。
明代，自美洲經南洋輸入玉米、番薯、馬鈴薯、花生、煙草等多種農作物。《農政全書》詳細記述了番薯的種植、貯藏、加工法。講到番薯育苗越冬、剪莖分種、扡插、窖藏幹藏等技術，是最早系統介紹番薯種植法的著作。此後清人陳世元撰《金薯傳習錄》，記述了冷床育苗，包世臣《齊民四術》中記述了翻蔓技術，番薯種植技術逐漸完善。木棉的種植，至明朝已有數百年曆史，種植法于農書中屢見記載，但《農政全書》首次把種植經驗總結爲“精揀核、早下種、深根短幹、稀科肥壅” 的十四字訣。《農政全書》中論除蝗的文字雖然不多，卻是徐光啓實地考察的結果。如論蝗蟲生殖：“蝗蟲下子，必擇堅垎黑土高亢之處，用尾栽入土中下子。深不及一寸，仍留孔竅，……勢如蜂窠。”“一蝗所下十餘，形如豆粒，中止白汁。漸次充實，因而分顆，一粒中即有細子百餘。或雲一生九十九子，不然也。”（《農政全書》卷四《四備荒考中》）觀察十分細緻，具有較高的科學水平。《全書》中還著錄《泰西水法》，采自徐光啓譯，傳教士熊三拔著《水法本論》，其中介紹的汲水具：龍尾車、恒升車、玉衡車等在我國農村流被極廣。
明清兩代，農學著述極多。據不完全統計，明代有一百餘種，清代超過二百種。明人的名著還有邝璠《便民圖纂》、馬一龍《農說》、耿蔭樓《國脈農天》、琏川沈氏的《沈氏農書》，清代有張履祥《補農書》、楊屾《知本提綱》、潘曾沂《潘豐裕莊本書》、李彥章《江南催耕課稻篇》等。這些著述從不同角度研究農業生産技術，對農學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二、《天工開物》
繼《農政全書》之後出現的《天工開物》是科學技術史上的又一部奇書。作者宋應星，字長庚，江西奉新縣人，生于一五八七年，卒于清順治間。《天工開物》成書于一六三七年，分上、中、下三卷，分爲“乃粒”、“乃服”、“彰施”等十八目。分別記述織染、農産品加工、制鹽、制糖、陶冶、舟車等手工業生産，是世界最早的一部手工業生産技術專著。
《天工開物》記述了明代許多先進的手工業技術，如用雜交法培養桑蠶的優良品種，蠟模鑄造法、千鈞以上大錨的鍛造法、火法煉鋅等等。這些雖然不全是明代的發明，卻由于《天工開物》的記述而得以使人了解和傳布。《天工開物》還收載了自國外傳來的技術，如倭緞織造法，朝鮮及西洋棉布染整法，紅夷炮、佛朗機冶鑄法，日本與朝鮮海船的制造法等等。表明海外技術的不斷傳入，已成爲人們不可缺少的知識。
三、技術科學
明清兩代的技術科學，一般說來，進步遲緩，但在建築、紡織、機械制造等也取得了一些新成就，并有專門著述傳世。
建築——宋代李誡著《營造法式》，是我國古代建築學的重要專著。清工部編制《工部工程做法則例》是又一部建築學專書。本書于雍正十二年（一七三四年）由清工部刊印行世。全書共七十卷，前二十七卷是二十七種不同規格的殿堂廊屋的“大木作”（梁、柱、檩、椽、鬥拱等主體木構件的制作）例，将各種“大木”構件的尺寸一一注出；後二十四卷是工料估算法；其餘各卷分別記述“小木作”（門窗、天花、勾欄、照壁等附屬設施的木件作法）、“石作”、“磚作”、“瓦作”、 “彩畫作”……等。與宋《營造法式》相比，本書反映的建築風格的變化主要是：鬥拱攢數增加、尺寸權衡變小，表現出鬥拱的裝飾性增強，功能性降低；舉架（屋面坡度）較峻，出檐（檐柱到撩檐檩間的水平距離）較少，柱有收分（每高一丈，柱徑收七分），使建築外形更加俊秀，不似宋代以前那樣幽深樸拙；台基、須彌座、勾欄等的線腳較少，手法更加簡練；材料截面的寬高比接近正方形，而宋式爲三比二。總的看來，清式宮廷建築的技術性提高，但由于追求裝飾性，向着華豔方向發展，從材料力學的角度看，科學性反而有所降低。
《則例》的缺點是書中記述的隻是建築構件的絕對尺寸，而不是各部尺寸比例，使用不便。其次，對各部件的裝配位置、功能、加工步驟都無解釋，讀者利用有不少困難。但它仍然是了解清式建築的重要著作。
紡織——紡織曆來是手工業中的重要部門。明代，古老的絲織和新興的棉紡形成兩大部類。有關紡織技術的紀錄和研究，主要見于《天工開物》一書。
《天工開物》記載，明代養蠶已知用雜交法培育優良蠶種。練絲法用豬胰或烏梅。豬胰中含有蛋白酶，對絲膠水解有催化作用，所以練減率高，又不損傷絲質，後世一直沿用此法。《天工開物》還載有紡織五枚經斜紋绫的織绫技術。棉布到明代已取代絲麻，成爲普遍使用的織物。《天工開物》說：“凡棉布，寸土皆有，而織造尚松江。”松江曆來是棉織業的中心。明代松江棉布，分爲标布、中機和山布三類。山布最窄且短。标布最寬，行銷全國，遠達海外。《農政全書》記載，江西樂安紡車，一車五繀（音歲sui，缫車）。較舊車隻容三繀，有所改進，但以手指操作，仍極困難。英國在一七六八年制成珍尼紡紗機，以機器牽引，一車可多達十九繀。明清時代的中國，卻未能出現這樣的機械。
機械制造——明代西方的某些器械東傳，中國開始仿造。崇祯二年（一六二九年），明廷應徐光啓請求，決定制造望遠鏡。據《明史·天文志》記載，系由兩個鏡片組成，用于天文觀測和“望敵施炮”。自鳴鍾由利瑪窦帶入中國。徐光啓曾受命造自鳴鍾，作爲測天儀器，大約由于精度不夠，當時的天文計時仍以日晷、漏壺爲主。清代制鍾技術才得到發展。
明朝使用火藥火器始于“靖難之役”（見朱國祯《湧幢小品》卷十二），明成祖平交趾，得神機槍炮法，特設了神機營習練。此後，中國匠人續有發明。正德間，佛朗機海舶來中國，在嘉靖二年（一五二三年）的海戰中，船上火炮被明軍俘獲，稱之爲“佛朗機”。白沙巡檢何儒仿制成功，明軍中才有了各式佛朗機炮。大者重千餘斤，射程數百步，号稱“大将軍”。萬曆後又得西洋紅夷炮，長二丈餘，重達三千斤，“能洞裂石城，震數十裏”。崇祯時，徐光啓以重資從廣澳募集西洋工匠制造。明末軍器局制造的中外各式火器已有數十種之多（參見《明史·兵制四》）。清康熙帝爲平三藩之亂，命南懷仁監制大小西洋火器，在蘆溝橋試放，受到康熙帝的稱贊。日本的火器技術這時也傳入中國。日本鳥铳，裝有瞄準具（照星和照門），發無不中，射程又遠，是中國輕型火器中比較優良的一種（納蘭容若《渌水亭雜識》卷三）。
明末西洋教士鄧玉函與中國士人王徵共撰《奇器圖說》三卷，是機械制造學的專著。卷一介紹有關重心、重力線、比重、浮力、壓強等基本概念以及相關的定理、定律，還介紹了固體、液體（書中稱幹、濕二體）的某些性質。卷二把機械元件分作六類：天平、等子（不等臂稱）、杠杆、滑車、圓輪和藤線（即螺旋），分別介紹了各自的使用原理和計算方法。其中說“器之能力最大者，其用時必多”，即省力的器械必然費時。在能量守恒定律正式确立之前，作爲一個傳教士能在機械中提出這樣的表達式，是難能可貴的。卷三是實用器械圖，包括起重十一圖，引重四圖，轉重二圖，取水九圖，轉磨十五圖，解木四圖，解石、轉碓、書架、水日晷、代耕各一圖，水铳（抽水唧筒）四圖，總計五十四圖，并附有說解。
《奇器圖說》第一次使中國零散的力學器械納入理論體系，提供了研究器械的科學方法，在中國機械制造史中具有重要的意義。
2009年2月7日星期六
明清文學藝術
第三节 文学艺术
明清時期是文學藝術史上又一個繁榮時期。明代學術研究趨于低落，小說創作卻開辟了文學史的新階段。明初創作的《三國演義》、《水滸傳》等名作，産生了重大的影響，至清代孕育出《紅樓夢》這樣的文學巨著。在元代戲曲繁榮的基礎上，明清的傳奇普及于南北各地，劇本創作不斷出現傳世的名篇，地方聲腔各有特色，形成衆多的劇種，百花競豔，并且日益成爲居民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藝術享受。科舉考試制度以試帖詩和八股文取士，扼制了詩文創作的生機。明清兩代的詩文創作，遠不能與唐宋時代相比，但也陸續出現一些新流派，形成自己的獨立風格。繪畫與書法是明清兩代頗爲發達的部門。流派林立，名家輩出，呈現出空前的繁榮。書風畫法，多有創新，留下了豐富的藝術遺産。工藝美術使應用與欣賞相結合，形成獨立的藝術領域，創制了大量的藝術珍品。
（一）小 說
明清小說創作有三個高峰時期，明初洪武年間，産生《三國演義》、《水浒傳》；明嘉靖、崇祯間，出現《西遊記》、《金瓶梅》、“三言”、“二拍”；清康、乾時代，《聊齋志異》、《儒林外史》、《紅樓夢》問世，它們分別是三個時期的代表作，也是古典小說的精華。
唐代傳奇，宋元話本，都是短篇文字，明清小說創立了長篇體裁，開辟了中國小說史的新階段。長篇小說的作者，重視民間口語的使用，作品通俗流暢，引人入勝。這種近似語體文的寫作，又往往娴熟地運用多種古典文體，與口語相結合，俗中有雅，通俗而不粗俗，是宋元話本體的新發展。
明清小說反映社會生活極爲廣闊，既有現實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也有對曆史的回顧，還有對未來的虛幻的向往。明代小說重在暴露社會黑暗，作者痛恨之餘，又往往對某些黑暗腐敗現象流露出津津樂道的态度。清代一些著名小說的作者思慮深沉，勇于探索，但是明清時代的作家，都隻是感到社會矛盾，而還不可能找到克服這種矛盾的社會力量，不得不寄托于善良的虛想。
《三國演義》——作者羅貫中，名本，元末明初人，太原籍（另有山東東原、江西廬陵、浙江杭州籍數說），相傳還作有《隋唐志傳》、《三遂平妖傳》等書。三國故事，隋唐以來就有流傳，宋代有《說三分》的講史，元代出現了《三國志平話》和以三國故事爲内容的多種雜劇。羅氏利用陳壽《三國志》及裴松之《注》的史料，汲取“平話”、雜劇等創作，寫作出章回體長篇曆史小說《三國演義》，在我國文學史上，創造了曆史小說的長篇。《三國演義》的故事自黃巾起義開始，運用一個個藝術形象的活動，表現複雜多變的政治軍事鬥争，使人物刻畫與政治軍事鬥争緊密結合。小說中的劉備、關羽、張飛、曹操、諸葛亮、周瑜等人物栩栩如生，成爲民間熟知的形象。《三國演義》中的許多動人故事，也長期廣泛流傳，影響深遠。
《三國演義》的最早印本是明嘉靖壬午（一五二二年）刊刻本，題爲《三國志通俗演義》。清康熙間毛倫、毛宗崗父子予以修訂，成爲近世通行的一百二十回本。
《水滸傳》——北宋末宋江起義，宋江、李逵等英雄故事，早在南宋就有流傳，龔聖與著《宋江三十六人贊》，《宣和遺事》已有水浒故事梗概，元雜劇也有不少水浒戲。元末明初人施耐庵在前人文學創作的基礎上，寫成長篇小說《水滸傳》。施氏，生平不詳，傳說參加過元末吳王張士誠的起義，對農民造反有親身的感受。有的研究者根據嘉靖本《水滸傳》題署“錢塘施耐庵的本、羅貫中編次”等資料，認爲《水滸傳》是羅貫中據施耐庵的話本寫成。《水滸》寫梁山泊一百零八條好漢反對官府的故事，其内容因版本的不同而有差異。今存傳世最早的本子是嘉靖間梓刻的《忠義水滸傳》一百回，萬曆間出版天都外臣序本、容與堂本、袁無涯刊本。最多的内容包括梁山聚義、受招安、征方臘、征遼、征田虎、征王慶，崇祯十四年（一六四一年）金聖歎删去受招安以後情節，加寫盧俊義“驚惡夢”，令梁山好漢被官軍剿殺以作結束，這就是七十回的本子。一九五四年印行的七十一回本，是将金本的楔子改訂爲第一回，并删削“驚惡夢”的情節，保持了梁山聚義的完整内容。
《西遊記》——共一百回。作者吳承恩，号射陽，明淮安人，曾任長興縣丞，著有《射陽先生存稿》。他在《西遊記》中鋪衍唐玄奘故事，寫唐僧、孫悟空、豬八戒、沙僧師徒四人去西天取佛經，曆經艱險，變化離奇。唐玄奘原著有《大唐西域記》，宋代出現了《大唐三藏取經詩話》話本，金、元有西天取經的院本、雜劇。吳承恩吸收了這些創作成就，《西遊記》的産生，也和《三國演義》、《水浒》一樣，是幾代衆多的說書人、戲劇演員和作者長期創作的結晶。吳氏通過唐僧取經路上興風作浪、無惡不作的妖魔鬼怪的描寫，曲折地揭露了黑暗的社會現實。精心塑造的孫悟空，則是人類智慧與反抗精神的結合。吳氏在所作《禹鼎志》序言小說：“吾書名爲志怪，蓋不專明鬼，時紀人間變異，亦微有鑒戒寓焉。”（《射陽先生存稿》卷二）這多少表明了他創作這部小說的深意。
《金瓶梅》——一百回。題署蘭陵笑笑生作。作者身世不詳，研究者說法不一。從書中大量運用山東方言來看，作者當是山東或其附近的文人。現存最早的本子是萬曆四十五年（一六一七年）的《金瓶梅詞話》。本書鋪衍《水浒》中西門慶、潘金蓮的故事，書名是由潘金蓮、李瓶兒、春梅三人名字合成，她們都是富商西門慶的寵妾和侍婢。全書由西門慶奸占潘金蓮開始，叙說西門一家的腐朽生活和興衰。《金瓶梅》創造了以社會生活爲體裁的所謂“言情小說”的長篇，口語藝術的運用也達到很高的境地。書中描寫的以西門慶爲代表的富商狀況是當時實際生活的反映，坦露的色情描寫則是從又一個側面表現了理學的說教已不再能控制文化思想。
“三言”、“二拍”——“三言”是指馮夢龍（一五七四——一六四六年）編《喻世明言》（初刻本題名《古今小說》）、《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三部短篇小說集，每部四十卷，每卷一篇，合共一百二十篇。馮氏，吳縣人，字猶龍，別号墨憨齋，曾任壽甯知縣。博學能文，曾著《古今笑》（《古今談概》），增補小說《平妖傳》，改作《新列國志》，又編民歌集《挂枝兒》、《山歌》，散曲集《太霞新奏》，撰作傳奇劇本《萬事足》，并修訂湯顯祖等人作品，刊刻《墨憨齋定本傳奇》。“三言”所收小說，多是宋、元、明人的作品，經馮氏潤色，也有些是馮氏自撰。他取這樣三個書名，是爲勸谕、警誡、喚醒世人，正确對待生活。與馮氏同時的淩濛初（一五八○——一六四四年）編《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各四十卷，俗稱“二拍”。淩氏，烏程（今吳興）人，做過縣丞、通判。稱贊“三言”：頗存雅道，“時著良規，一破今時陋習”（初刻序），所以仿效“三言”，編成“二拍”。“三言”、“二拍”所收的小說都是短篇語體，多以社會生活爲内容，但出于不同的時代和作者，體制相同，而思想傾向各異。顯著的特點是，晚明時期的作品集中表現了對商人驟富和生活侈靡的強烈不滿，以多種形式予以揭露和鞭撻。這是曲折地反映了廣大居民的情緒和文士的觀點。
《聊齋志異》——清蒲松齡（一六四○——一七一五年）撰。松齡字留仙，号柳泉，山東淄川（今淄博市）人，平生教家館，以老貢生告終，撰有《小學節要》、《日用俗字》、《農桑經》、《婚嫁全書》以及俚曲十四種，今人整理成《蒲松齡集》行世。蒲氏陸續寫出近五百篇短篇小說，結集爲《聊齋志異》。書中多寫鬼狐與人交往的故事，以鬼狐的形象寄托作者的豐富的遐想。作者閱曆甚廣，思維敏捷，五百篇小說涉及官場、富商、文士以至公廷冤獄、民間婚姻等極其廣泛的社會内容，對一些社會現象的本質做了犀利的揭示。善惡昭彰，愛憎分明。作爲編者自撰的短篇小說集，其廣度、深度都超過“三言”、“二拍”而達到了新的水平。
《儒林外史》——五十五回。著者吳敬梓（一七○一——一七五四年），安徽全椒人，移居南京，因号秦淮寓客，又号文木老人，拒不參加博學鴻詞科，鄙棄科舉。《儒林外史》作爲一部自撰短篇小說集，集中揭露科舉制度對讀書人的毒害，考場的腐敗和仕途的險惡。辛辣地諷刺文士舉子對功名利祿的追求。一些小說抨擊理學倫常說的虛僞和造成的危害，達到相當的深度。這些小說與當時思想界反理學的思潮相呼應而具有廣泛的社會影響。
《紅樓夢》——著者曹雪芹（一七一五或一七二四——一七六三年），名霑，一字夢阮，号芹溪居士，出生于内務府旗籍家庭，父祖三代四人爲江甯織造。祖父曹寅，長于詩文，與名士交遊，父輩也能文，可說是書香世家。但在雪芹童年，曹家獲罪被抄，從此敗落。雪芹不入仕途，有時靠賣畫度日，晚年住在北京西郊，在那裏創作了《紅樓夢》。他從富貴之家淪于貧困，憤世嫉俗，用時十年，修改五次，完成了《紅樓夢》巨著。原書又名《石頭記》，早期的八十回抄本有脂硯齋等人的批語，通稱脂批本，文字更接近于雪芹原著。雪芹原著不隻八十回，但八十回以後的文字在友人借閱中遺失。以後由程偉元、高鹗補寫四十回，就是《紅樓夢》的程刻一百二十回本。《紅樓夢》寫賈、史、王、薛四大家族興衰史，以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戀愛悲劇爲中心，帶出十二钗和婢女的婚姻不幸以及四大家族中的種種矛盾和鬥争。作者在開篇說本書不涉時事，隻寫“将真事隐去”的兒女之情，其實它隐去的真事就是雍正朝的時事。康熙末年，廢立太子事演爲反複的政治鬥争，一直延續到雍正初年。雍正帝清查财政，整頓吏治，曹家在起伏的政治風波中，獲罪抄家。小說描寫賈家“六親同運”，先後敗亡，反映了當時官場的狀況。曹家與書中的賈家有某些相似之處，但這隻是作者從經曆中選擇素材，進行藝術創作，并不能視爲作者的家史或自傳。《紅樓夢》貫串着反對理學倫常傳統和科舉八股文等内容，這也是當時進步的社會思潮的反映。曹雪芹生活的時代，正是乾隆“盛世”，但他依據特殊的世事經曆和當時所能具備的認識能力，對貴族社會做了極其犀利的解剖，涉及到社會生活的廣闊的領域。作者高超的語文修養和藝術才能，又使《紅樓夢》的構思行文，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在中國小說史和整個文學史上，《紅樓夢》都不愧爲一部劃時代的巨著。
《鏡花緣》——一百回。作者李汝珍（約一七六三——一八三○年），順天大興人，做過縣丞，著有《李氏音鑒》，約在嘉慶末年寫出《鏡花緣》，講士人唐敖與海外貿易商人林之洋、水手多九公一起出洋，經曆了一個虛構的海外世界。書中描寫一百名才女，表現出同情、尊重婦女，提高婦女社會地位的願望，是對理學家男尊女卑說教的抗議，也是《鏡花緣》思想中的精華。書中還諷刺了讀書人深受理學毒害，僞裝道學，不學無術，并表示了“學以緻用”的主張。但後半部寫各種遊藝和琴棋書畫醫蔔知識，藝術性較差。總的說來，仍不失爲一部有特色的小說。
明清兩代是小說創作空前繁榮的時期，以上所舉，都是影響巨大、脍炙人口的佳作。他如曆史小說中的《南北宋志傳》、《楊家将世代忠義志傳》、《說嶽全傳》、《東周列國志》、《說唐演義》，神話小說中的《封神演義》、《濟公傳》等等，也都廣泛流傳在民間，産生了深遠的影響。著名學者紀昀有《閱微草堂筆記》二十四卷，其中包含着某些文學創作，以“述異”譏諷理學，也可納入小說之林。
（二）詩 文
明清詩文的成就與唐宋相比，不免遜色，但也有其自己的特色和獨特的貢獻。詩文形成多種流派，相互競美，爲前代所沒有。詩歌理論中，也出現諸說争鳴。詩文作家之多，作品之豐富，則遠遠超過唐宋。詩、文學研究的深入，出現詩話、詞話、文話、賦話、四六話等專題研究著作，是文學史上的新創。
明朝初年，被譽爲開國第一文臣的宋濂，著有《翰苑集》、《芝園集》、《朝京稿》等文集，并有寓言體散文集《燕書》、《龍門子凝道記》。傳記文尤有特色。開國功臣劉基著有《誠意伯文集》、《郁離子》，文筆隽美，生動感人。翰林院史官高啓，作詩諷刺時事，被明太祖殺死。他同楊基、張羽、徐贲合稱爲明初四傑，與唐初王、楊、盧、駱比美。張羽字來儀，著《張來儀集》、《靜居集》，文章“精結有法，尤長于詩”（《明史》卷二八五）。
永樂之後，歌頌昇平的文風興起。内閣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等台閣重臣的詩文多爲應制、頌聖等酬應之作，講究雍容典雅，内容卻空虛平庸。一批追随者，模仿寫作，稱爲台閣體，風靡一時。
弘治、正德間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茶陵人李東陽，是楊士奇之後号爲文章領袖的宰輔，起而反對台閣體。著《懷麓堂前後集》、《懷麓堂詩話》，爲文典雅流麗，認爲詩必須有聲韻節奏，推崇唐詩，流于模拟，稱爲茶陵詩派。
繼茶陵詩派，出現了前後七子提倡的拟古運動。前七子是李夢陽、何景明、徐祯卿、邊貢、康海、王九思及王廷相，後七子是李攀龍、王世貞、謝榛、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他們受茶陵詩派的影響，進一步提出“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口号（《明史》卷二八七），反對台閣體和八股文，企圖以摹拟古人，改變衰朽的文風，并且确實沖擊了台閣體，隆慶、萬曆間稱霸文壇。但是他們的複古隻是從格調、法度方面學古，以形式主義的摹拟代替對文學遺産内涵的繼承，缺少應有的創造性。詩文古奧呆闆，往往不堪卒讀。此派統治文壇，詩文呈現停滞的狀态。
這時，文壇又殺出了幾個新流派。一是唐宋派，以王慎中、唐順之、茅坤和歸有光爲代表。這個學派主張古文學習唐宋，不必遠師秦漢，茅坤編選《唐宋八大家文鈔》，供人學習。在學習方法上反對一味摹仿，主張吸收神髓。唐順之提出“本色論”，主張按自身的認識去寫作，接近自然，不必因雕文琢字而害意。此派的詩文即事抒情，宛曲流暢，親切動人，其中歸有光的文章最爲上乘。
思想家李贽提出“童心說”。他評點《水浒傳》、《三國演義》、《琵琶記》等作品，認爲文學創作不在于追求字句、結構，而在于内心有認識，即要有“童心”，有真實自然的感情。他的這一見解，影響了公安派。
公安派的主将是萬曆時期的袁宏道（一五六八——一六一○年）和袁宗道、袁中道三兄弟。他們是公安人，流派因此而得名。公安派針對拟古派的主張，認爲文學應該有自己的時代特色，随着時代的變化而發展，語言、形式都要變化前進，學習古人也不能刻意摹仿，而要學其精神。他們發展童心說，提出性靈說，強調自由地抒寫自己的真實感情和獨創見解，以達到自然天真。袁宏道著《袁中郎全集》，散文自然地表現個性，文筆清新。這一派的創作，打破傳統古文的格局，促進了文體的解放，他們的作品有的能關心人民的疾苦，抨擊時政，并流露出對理學（道學）的不滿。
鍾惺（一五七二——一六二四年）著作《隐秀軒集》，譚元春（一五八六——一六三七年）撰著《譚友夏全集》，兩人合選《詩歸》（《古詩歸》、《唐詩歸》），風行一時，幾乎家置一編。他們都是湖北竟陵人，因而稱爲竟陵派。他們與公安派一樣，反對機械地摹仿古人，也主張性靈說，認爲抒寫“靈心”的詩才是真詩。和公安派不同的是“性靈”的内容狹隘，思想不如公安派活躍。
明末文人社團活動興盛。複社的創始人張溥，主張複興古學，與拟古派有相同處。但是他的複古是要爲現實利用古學，思想性很強。他撰《五人墓碑記》，寫天啓間蘇州民衆反抗閹黨的鬥争，歌頌犧牲的平民顔佩韋等五人，指出匹夫重于社稷的觀點，抨擊了閹黨的敗政。
陳子龍（一六○八——一六四七）與徐孚遠、夏允彜等編輯《皇明經世文編》，主張經世緻用。在文學上也想用古學來爲當世服務。陳子龍有《詩集》傳世，七律沉雄瑰麗，有《小車行》描寫饑民逃荒，所到之處人去屋空，道出關心民衆疾苦的思想感情。夏允彜的兒子完淳（一六三一——一六四七年）抗清被害，年僅十六歲。他在家鄉雲間（今上海松江縣）被俘，解往南京之際作《別雲間》詩雲：“毅魂歸來日，靈旗空際看。”表現出甯死不屈的高尚民族氣節。
明清之際的思想家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都能以詩文創作抒發切身感受，具有豐富的時代内容，沉雄悲壯的藝術風格。和他們約略同時的錢謙益（一五八二—— 一六六四年），一度号爲文壇盟主，叛明降清。著《初學集》、《有學集》。乾隆時曾被禁毀著作的吳偉業（一六○九——一六七一年），著《梅村集》，号稱文壇領袖，降清後遭人嘲諷，不能自安，于詩歌中時有流露，所作《圓圓曲》，堪稱史詩。
繼錢謙益、吳偉業而爲文壇盟主的是王士祯（一六三四——一七一一年），山東新城（今桓台）人，号阮亭，又号漁洋山人，著作等身，有《帶經堂全集》、《漁洋詩話》、《衍波詞》。在詩文創作上，提倡神韻說，認爲詩歌以清淡閑遠的風神韻緻爲最高境界，要含蓄、朦胧、超逸、空靈，令人可以體會到意境，而又說不出來，寫作時要有靈感，要有沖動。王氏的詩作頗具神采，詩情畫意，體現了他的神韻主張。但過分強調神韻，容易流于空疏，因而又出現了反對派。
趙執信（一六一二——一七四四年）著《談龍錄》，批評王士祯的作品“詩中無人”，以風流相尚，缺乏内容，思想感情也不真實。他強調作詩應以意爲主，文字是表現内容的。
乾隆間沈德潛（一六七三——一七六九年）編輯《古詩源》、《唐詩別裁》、《明詩別裁》和《國朝詩別裁》，撰著《歸愚文鈔》、《說詩晬語》，提倡格調說，認爲作詩态度應是怨而不怒，溫柔敦厚，作詩的方法講求比興、蘊蓄，不可過露，要特別重視音律格調，不必死守一種章法，注意變通。這種詩論，爲乾隆帝所欣賞，給以殊榮，親爲沈氏文集作序。格調派名噪一時。
不贊成格調派的大有人在。揚州八怪之一的鄭燮（一六九三——一七六五年），号闆橋，興化人，以書畫擅名，對作詩也有創見。認爲神韻說、格調說是“纖小之夫”“自文其陋”。收在《鄭闆橋全集》的詩文，多反映社會問題，同情苦難的平民。看來他是重視創作實踐的。
比鄭闆橋稍晚的袁枚（一七一六——一七九七年），提出性靈說。袁氏字子才，号簡齋，錢塘人，著作豐富，詩論有《随園詩話》。他受公安派“抒寫性靈”觀點的影響，說“詩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詩話》卷三），認爲“性情”是詩的根本，作詩就是抒發個人的性靈、性情。這樣就不必摹仿古人，雕琢詞句。他認爲神韻說有可取之處，但不可過分強調。“詩在骨不在格”，對格調派持批評态度。袁氏的詩歌創作體現他的理論，但多吟詠身邊瑣事，内容顯得貧乏。
清代文人多出在南方，乾嘉時大興人翁方綱（一七三三——一八一八）獨樹一幟，著《複初齋文集》，創肌理說。他說“詩必研諸肌理，而文必求實際”（《文集》卷四）。他說的肌理，包括文理與義理，義理指以儒家典籍爲基礎的學問，文理指自古以來的各種作詩方法。講肌理就是要把學問材料與寫作方法統一起來，争取做到内容充實，形式雅麗。翁氏是學問家，擅長考據，詩非其所長。
清初著名的詞家有陳維嵩（一六二五——一六八二年）、納蘭性德（一六五四——一六八五年）、朱彜尊（一六二九——一七○九年）等人。納蘭性德（成德），滿洲正黃旗人，大學士明珠子，著有《通志堂集》，主張作詞須有才學，有比興。他的詞哀惋動人，陳維嵩認爲與南唐李煜風格相同，但詞中有青春氣息，長于後主。陳維嵩是江蘇宜興人，宜興古稱陽羨，故稱陽羨派。陳氏著有《湖海樓文集》，作詞一千六百多首，詞風宗蘇東坡、辛棄疾，詞作高歌壯語，氣勢豪邁，長調小令，運用自如。朱彜尊号竹垞，秀水（今嘉興）人，被稱爲浙西詞派。有李良年、龔翔麟、李符、沈皞日、沈岸登等“浙西六家”。朱氏撰《曝書亭集》八十卷，其中收詞七卷。又編輯《詞綜》，推崇南宋詞人張炎、姜夔。所作詞句炫俪，格律工巧，但缺乏思想内容。朱氏之後，錢塘史家厲鹗成爲此派領袖，著有《樊榭山房文集》。
乾嘉間形成的常州詞派，創始人張惠言（一七六一——一八○二年），字臯文，常州陽湖人，著《茗柯文編》，有《茗柯詞》四十六首。另編有《詞選》。友人稱他“每舉一藝，辄欲與古之第一流者相角，而不屑稍貶以從俗”（《茗柯文編·鮑桂星序》）。同派恽敬（一七五七——一八一七年），也是陽湖人，著《大雲山房文稿》；周濟，宜興人，撰作《介存齋詩》。常州詞派針對浙西詞派寄興不高的弊病，強調比興寄托，推崇北宋詞人，尤其是周邦彥，創作注重表達真實感情，反對一味雕琢。它打破了浙西詞派的支配地位，逐漸控制詞壇，影響及于清末。
明末清初的古文界，多有名家。侯方域（一六一八——一六五四年），字朝宗，商邱人，早年組織雪苑社，明季移居金陵，參加複社，著有《壯悔堂集》、《四憶堂詩集》，以詩、制藝、古文出名。古文崇尚韓、柳、歐、蘇，爲世所稱。甯都魏氏三兄弟，魏際瑞著《魏伯子文集》，魏禧（一六二四——一六八一年）撰《魏叔子文集》，魏禮作《魏季子文集》。魏禧主張學以緻用，認爲無關世道的文章，就是奇文，也不必寫作。對于向古人學習，魏禧說智勝于古人的人始能學習，得知古人文章毛病的人才能學到精華，以此主張創造，反對因襲前人。他的散文文字簡潔，叙事生動，自成風格。汪琬（一六二四——一六九一年），長洲（今蘇州）人，撰著《堯峰文鈔》，文宗歐陽修，但不是機械地模仿，志在超越宋明大家。文章簡潔亦有氣勢。計東，吳江人，向汪琬學習宋人古文義法，著《改亭集》。
清代古文流派，以桐城派享名最久，它的代表人物方苞、劉大櫆、姚鼐都是桐城人。方苞，号望溪，康熙時進士，一度受戴名世文字獄牽連。乾隆間任禮部侍郎。著《望溪先生文集》，繼承明代“唐宋派”古文傳統，師法唐宋八大家，提倡“義法”，即中心思想和形式技巧的統一。崇尚理學，以衛道自任，所以桐城派的追求目标是“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間”（《望溪文集·王兆符序》），使散文成爲通經明道的工具。劉大櫆著《海峰詩文集》，學術宗莊子，不像方苞那樣講求文章的義理，側重于追求作文方法，強調“神、氣、音節”的運用。姚鼐，字姬傳，撰《惜抱軒全集》，編輯《古文辭類纂》。姚氏認爲應像對待父師那樣對待程朱，以此繼承方苞的義理。他對作文提出“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的标準，将桐城派的文學理論進一步系統化。他本人的文章從容雅淡，但氣勢不振，以《登泰山記》爲名篇。桐城派至清末仍有曾國藩、吳汝綸等繼承，影響深遠。
與早期桐城派并存的另一個古文流派是陽湖派，代表人物是前述常州詞派的恽敬、張惠言。恽敬初學桐城派，不能滿意，認爲古文不應隻學到唐宋，而要上推秦漢，知識要廣博，見識要高明，接觸社會實際，不以理學爲根基。所以，他的作品，思想開擴，文字簡潔嚴謹，自成一家。
（三）戲 曲
明代戲曲繼承宋元南戲而演爲傳奇。宋元雜劇與南戲原來也都稱爲“傳奇”。明代傳奇成爲專用的名稱。源于南戲，劇本不限出數，唱曲不限演員，往往一劇長達數十出，以适應演出的需要。戲曲聲腔中新腔不斷出現，其中海鹽、弋陽、餘姚、昆山合稱爲四大聲腔。海鹽腔，産生于南宋浙江海鹽縣，流行于嘉興、湖、溫、台等，是明初主要聲腔之一，嘉靖後衰落。餘姚腔，發源于浙江餘姚，流行到蘇南、皖南。弋陽腔，又稱高腔，出現于江西弋陽，流行地區較廣，産生一些支派，如樂平、徽州諸腔。昆山腔，即清代所稱昆曲，發源于江蘇昆山，明代傳奇幾乎全用昆腔演唱。明清之際，弋陽腔進入北京，受京話影響，音樂上有所變化，形成京腔，又稱北弋，是清代四大聲腔之一。另三大腔是南昆、東柳、西梆。梆腔是因用硬木梆子擊節按拍而得名，它又按地域分成秦、晉、冀、魯、豫等梆子。東柳指柳子戲（弦子腔），流傳在河南、山東。明代傳奇作品多達一千種左右，知名的傳奇作家約有二百人。明清兩代形成我國戲曲史上的鼎盛時期。經曆了三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是明初至嘉靖，由宋元南戲演變而來的傳奇正式形成，各種聲腔相繼出現，在創作内容上分爲兩類。一類是宣揚綱常倫理，流于說教，缺少藝術活力。另一類是以反映民間生活，反對禮教爲内容。在舞台上所以長期流傳。第二階段自明嘉靖末年到清乾隆初年。北曲雜劇從舞台上逐步消失，經過革新的昆腔流行于戲劇舞台，弋陽腔也由地方聲調而普及于大江南北。昆、弋兩腔競争激烈，昆腔處于支配地位，傳播于社會上層和文士之間，弋陽腔則在民間求發展。戲曲理論的研究受到重視，出現了臨川和吳江兩大派別。乾隆、嘉慶時期是第三階段。戲曲區分爲雅部與花部，雅部是昆腔，花部是昆腔以外的地方戲曲。雅部有文人的參與，在社會上層流傳。花部則傳布于民間。
下面介紹發展階段的概況。
明大學士丘濬（一四二一——一四九五年）作《伍倫全備記》傳奇，宣揚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倫，劇中多引儒學語錄。理學家稱贊它變淫詞爲正曲，一時效尤者頗不乏人。這種傾向，自然影響戲劇的發展。嘉靖時，戲劇家徐渭，曾對它提出了批評。
徐渭（一五二一——一五九三），字文長，号青藤，浙江山陰（今紹興）人，著作《青藤書屋文集》，所作《南詞叙錄》，是我國第一部研究南戲的著作，所作雜劇有《漁陽弄》、《雌木蘭》、《女狀元》、《翠鄉夢》，合稱《四聲猿》，分別叙寫彌衡擊鼓罵曹，花木蘭從軍，女子扮男裝中狀元等轶事。傳奇興起後，雜劇逐漸衰落。徐渭的劇作品可視爲明代雜劇的代表。
嘉靖以前，昆腔是一種清唱曲，經過魏良輔、梁辰魚改制，才有了較大的發展。魏氏，南昌人，長期居住太倉，得到北曲演唱者張野塘、曲師過雲适等幫助，吸收海鹽腔、弋陽腔、金元北曲、江南民間小曲等藝術成分，創造出細膩輕柔的腔調，稱作“水磨腔”，也還是隻适于清唱。梁辰魚，昆山人，約在隆慶末年，根據水磨腔的音律、腔調寫出《浣紗記》傳奇，在舞台上用昆山腔演出，從此昆山腔正式搬上舞台，很快得到傳播。張鳳翼撰《紅拂記》，寫李靖與紅拂故事，又作《虎符記》，寫平原君救趙故事。梅鼎祚著《玉合記》，演說唐代詩人韓翊與妻柳氏悲歡離合的故事。鄞縣人、寄居松江青浦的屠隆作《彩毫記》，記李白故事，寫高力士脫靴，楊貴妃捧硯，李白醉寫《清平調》，流傳遠近。
同時期，《鳴鳳記》傳奇問世，相傳是王世貞或其門人所作。鋪寫楊繼盛、鄒應龍、夏言等官員與嚴嵩等奸臣惡吏的鬥争，楊繼盛及其妻死事，鄒應龍奏倒嚴嵩。這是演說當朝實事的時事戲，震動一時。傳奇前半部以生旦（楊氏夫婦）爲主，後半部全是生角與淨末醜角，突破了專以生旦爲主角的單一格局。
《牡丹亭》的問世，是戲曲史上劃時代的成就。作者湯顯祖（一五五○——一六一六年），江西臨川人，進士出身，曾任遂昌縣令。《牡丹亭》之外，還作有《紫钗記》、《南柯夢》、《邯鄲夢》，四部傳奇都有夢的情節，合稱“臨川四夢”。湯氏居室署玉茗堂，故又稱“玉茗堂四夢”。《紫钗記》、《南柯夢》、《邯鄲夢》分別根據唐人小說《霍小玉傳》、《南柯太守傳》、《枕中記》改編，情節變動很多。《牡丹亭》，又名《還魂記》，參考明代話本《杜麗娘慕色還魂》，描寫太守之女杜麗娘與書生柳夢梅的戀愛故事。對倫常禮教的害人，給予嚴厲的抨擊。這顯然受到當時思想界反理學思潮的影響。但作者通過文學創造，人物形象典型逼真，故事悲歡離合，起伏跌宕，給人以極深刻的感受。曲文也委婉動人，絢麗多彩。問世後，一時家傳戶誦，引起強烈的反響。《牡丹亭》成爲公認的傑作，推動了戲劇創作的發展。
湯顯祖的同時人沈璟（一五五四——一六一一），曾改編《牡丹亭》，變動了一些不合音律之處，引起湯氏的不滿，雙方展開論戰。沈氏是吳江人，因而形成臨川派與吳江派的争論。沈璟辭官鄉居二十餘年，自号“詞隐生”，作有《紅蕖記》、《義俠記》、《博笑記》等傳奇十七種，稱《屬玉堂傳奇》。内容多寫和尚、道士、商販、小官吏等下層社會的活動，與才子佳人戲不同，但立意仍在宣揚綱常倫理，維護理學傳統。在戲曲理論上，主張“合律依腔”（《博笑記附詞隐先生論曲》），認爲傳奇文字，第一要求是腔調合乎規律，不能演唱起來不順口。第二才是要有文采，但不可因文采而破壞韻律。第三語言要通俗易懂，不必追求典雅骈麗。湯顯祖強調他的傳奇的不可更動性，不合律的地方也不能改，他是用文字立意，内容比格律更重要，強調形式服務于内容。湯、沈之争，各執一端，從戲劇創造來說，内容與韻律當然都是重要的。
吳江派裏出現幾個戲曲理論家，沈璟的學生兼友人呂天成撰著傳奇、雜劇十九種，萬曆四十一年（一六一三）寫成《曲品》，評論九十五位作家、二百十二部作品，遵從沈璟的理論，以合律與否作爲評價作品的主要标準。王骥德，天啓五年（一六二五年）作《曲律》，認爲寫劇本要重視布局與剪裁，文字要有可讀、可唱、可解的特色，用典要恰到好處，不可堆砌。調和湯、沈之争，認爲音律和辭章都重要，不可偏廢。
明清之際蘇州出現了一批有成就的傳奇作家，有李玉、朱素臣、朱佐朝、張大複、丘園、葉時章，馬佶人、朱雲從等，他們生于亂世，都比較重視現實生活。李玉（一五九一——一六七一年？），別号蘇門嘯侶，齋名一笠庵，編成《北詞廣正譜》，又作《清忠譜》、《一捧雪》、《占花魁》、《萬民安》等傳奇四十種。《清忠譜》表演天啓間蘇州民變。東林黨人周順昌被捕遇害，蘇州民衆以顔佩韋爲首與魏忠賢黨人拼死搏鬥。《一捧雪》寫嚴嵩之子嚴世蕃強奪他人财物等罪惡，與《鳴鳳記》有異曲同工之妙。朱佐朝撰著《漁家樂》，抨擊東漢外戚梁冀。張大複編著《寒山堂南曲譜》，所撰《天下樂》，寫鍾馗嫁妹故事。葉時章作《琥珀匙》。朱素臣作《十五貫》、《秦樓月》、《未央天》等傳奇。《十五貫》又名《雙熊夢》，歌頌明朝知府況鍾平反熊氏兄弟的冤案，辛辣地嘲諷了固執己見的縣官過于執草菅人命，暴露了晚明官場的黑幕。
《圓圓曲》作者吳偉業，又作有傳奇《秣陵春》、雜劇《臨春閣》、《通天台》。《秣陵春》寫南唐亡後，李後主、黃保儀鬼魂撮合南唐大臣徐铉之子徐适與南唐臨維将軍黃濟之女黃展娘的愛情故事，借以寄托對亡明的哀思。
李漁（一六一○——一六八○年），祖籍浙江蘭溪，遊曆四方，居住南京、杭州時日較多，集戲曲理論家、作家、導演、演員于一身，著述豐富，有《閑情偶寄》，其中《詞曲部》、《演習部》、《聲容部》有關戲曲美學的論述，後人編爲《李笠翁曲話》（《李笠翁劇論》）刊行。它講戲曲創作的規律有六條：一是結構，提出“立主腦”說，确定主題、情節構造和結構安排應統一考慮；二是詞采，提倡“貴顯淺”，即戲曲語言要通俗，适合舞台演出；三是音律；四是賓白；五是科诨，要雅俗共賞；六是格局，戲中的冷熱場次要安排得當。自撰傳奇稱《笠翁十種曲》，在内容上立意不高，未能擺脫宣揚忠孝節義的窠臼。
“縱使元人多院本，勾欄争唱孔、洪詞”（金植：《巾箱說卷》）。孔是《桃花扇》作者孔尚任（一六四八——一七一八年），洪是《長生殿》撰人洪昇（一六四五——一七○四年），他們在清初劇壇都有巨大的影響。洪昇，錢塘人，國子監生，所寫傳奇還有《回文錦》、《回龍院》等，雜劇《四婵娟》，詩集《稗畦集》、《稗畦續集》。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年），友人爲他慶祝生日，在家中演出《長生殿》，時值佟皇後喪期禁止娛樂，洪氏及聽戲的詩人趙執信、趙征介等五十餘人獲罪，被革除功名，“可憐一曲《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洪氏也窮愁潦倒，晚年應江甯織造曹寅之約，到南京連看三天全部《長生殿》，在回鄉途中落水而死。《長生殿》傳奇寫唐明皇李隆基與楊貴妃的愛情故事，主題思想則是揭示李、楊的沉溺于侈靡，帶來衰亂，隐喻亡明之痛。
孔尚任，曲阜人，孔子六十四代孫，國子監博士、戶部員外郎，康熙中參加治黃海口工程，到過南京、揚州等地。康熙三十八年（一六九九年）寫成《桃花扇》，次年進京演出，轟動一時。《桃花扇》描寫明末複社文士侯方域與秦淮名妓李香君的戀愛故事，重現了南明弘光政權的衰亡史。《凡例》中說：“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時地，全無假借。至于兒女鍾情，賓客解嘲，雖稍有點染，亦非烏有子虛之比。”《小引》中說：“《桃花扇》一劇，皆南朝新事，父老猶有存者，…… 不獨令觀者感慨涕零，亦可懲創人心，爲末世之一救矣。”劇中揭露弘光朝朋黨林立，權奸當道的腐敗，閹黨餘孽馬士英、阮大铖的荒淫，讴歌了李香君等社會下層人物和史可法的抗清鬥争以及侯方域的降清求榮。劇中演出的故事都是觀衆經曆過的實事，演出後，确曾使人“感慨涕零”，悲憤交加。《桃花扇》遂成爲久演不衰的名作。孔尚任有《湖海詩集》、《岸堂文集》傳世。
蔣士铨（一七二五——一七八五年），江西鉛山人，翰林院編修，揚州安定書院山長，以善作詩文著名，有《忠雅堂文集》。撰有雜劇《一片石》、《第二碑》，傳奇《冬青樹》、《空谷香》、《臨川夢》等九種，合爲《藏園九種曲》。《冬青樹》寫文天祥舍身取義和南宋滅亡的故事。《臨川夢》寫湯顯祖懷才不遇，從事戲曲創作，并将婁江女子俞二姑讀《牡丹亭》哀傷而死，以及《臨川四夢》中的一些情節與湯顯祖聯系起來，在戲劇中塑造了湯顯祖的形象。蔣氏劇作情思感人，據說在揚州寫劇，戲班争先上演。
乾隆三年（一七三八年），黃圖珌曾依據宋人話本《西湖三塔記》及馮夢龍《白娘子永鎮雷峰塔》小說，寫成《雷峰塔》傳奇，演述白蛇與許宣的故事，把白娘子寫得妖氣十足。與此同時，民間藝人也有《雷峰塔傳奇》問世，白娘子純真可愛，勇敢善良。乾隆三十六年（一七七一年）方成培編成《雷峰塔傳奇》，繼承了民間藝人塑造的白娘子形象，廣爲流傳。
清代戲曲在各地形成多種聲腔，昆山腔和弋陽腔最爲流行。昆山腔又稱昆曲。弋陽腔又稱高腔，傳入北京後，習稱京腔。乾隆時，各地官商爲慶祝皇太後和皇帝壽辰，紛紛組織各地方戲曲入都獻技。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年），揚州鹽商爲慶祝乾隆帝八十壽誕，組織徽班三慶班進京。三慶班以唱徽調（二簧調）爲主，兼能昆腔及其他聲腔。随後，四喜班、春台班、和春班相繼進京，合稱四大徽班。徽班吸取昆曲、京腔及地方聲腔，豐富了表演藝術，逐漸成爲京都盛行的劇種。道光時又吸收漢調，形成近代的京劇。
（四）繪畫與書法
一、繪 畫
繪畫在明清兩代呈現前所未有的發展，取得傑出的藝術成就。
畫院及宮廷繪畫——元代宮廷沒有設立畫院，明代繼承兩宋舊制，在宮廷設立畫院。但在編制上與宋代的翰林圖畫院有所不同。清代不設專門的畫院，隻有内廷供奉、内廷祗候等官職。宮廷繪畫主要是爲皇室服務，圖繪帝王業績，歌頌功德。《康熙南巡圖》、《南巡盛典圖》及《雍正平準戰圖》等都是成功的代表作。
山水畫——明清山水畫在各類繪畫中成就最爲輝煌。明代山水畫的發展可分爲三個時期。前期由明初至嘉靖，主要是以戴進爲首的浙派山水畫。這一派迎合統治者的意趣，摒棄“元四家”那種幽淡枯寂的畫風，有意識地倡導南宋院體畫蒼勁渾樸的畫法。戴進（一三八八——一四六二年）的畫，水墨蒼勁淋漓，斧劈皴法的應用恰到好處，所作《春山積翠圖》、《金台送別圖》等均爲浙派山水的代表作。吳偉在浙派山水中另辟蹊徑，形成浙派支流江夏派。中期自隆慶至萬曆，吳門派繪畫倡行天下。吳門派多是士大夫出身，由于官場失意，安于恬淡閑靜的生活，畫中透露出明顯的“書卷氣”和道家傾向。這一派主要代表有沈周、文徵明和唐寅。沈周是吳門派創始人，文、唐二人都曾從他學畫。所作畫筆鋒所指，力透紙背，又具有簡潔含蓄的藝術感染力。文徵明的畫多狀寫江南風光，早年秀麗，中年粗放，晚年兼二者之長，神采氣韻獨步一時。唐寅的山水畫變化巧妙，令人有可遊可居之感。此外漆匠出身的仇英，山水畫濃重豔麗，講究法度，富于裝飾風味，別有一番天地。萬曆之後是後期，也是明代文人山水畫最發達的時期，當時有董其昌、莫是龍、陳繼儒、趙左等所謂“畫壇九友”，尤以松江華亭人董其昌（一五五五——一六三六年）最爲傑出。他的畫兼采前代衆家之長，筆與神合、氣韻生動，爲明末文人山水畫的集大成者，對清代許多著名畫家有重大影響。
清代山水畫，清初至乾、嘉時期不斷有所發展。清初，以“四大高僧”爲代表，強調解脫、創新，與“四王”爲代表的臨摹古人的“正統派”相對立。“四大高僧”，是弘仁（一六一○——一六六四年）、髠殘（生卒未詳）、八大山人（一六二六——一七○五年）和石濤（一六四○——一七一八年）。弘仁，俗姓江名韬。明亡削發爲僧，寄興自然，雲遊各地，往來于黃山、天都之間，作《黃山真景冊》五十幅，筆墨蒼勁，開新派之先河。髠殘師法“元四家”，《溪山幽居圖》等畫幅，用筆精煉，具有一種綿邈清幽，奧境獨辟的境界。八大山人，名朱耷，明甯王朱權後裔。每作畫題款必使“八大”與“山人”二字聯綴，類哭之笑之之意，其畫筆情恣縱，不泥成法，所作殘山剩水，往往河顛樹倒，滿目荒涼，寄托了山河破碎的亡國之痛。石濤，名朱若極，明靖王後裔。一生飽覽名山大川之神秀，實現了 “搜盡奇峰打草稿”的宏願，他的山水無論布局還是筆法墨路都不拘一格。“四大高僧”成就雖高，卻不爲人重。在當時清代畫壇上充當領袖的是皇家畫院中的王時敏、王鑒、王翚及王原祁。“四王”山水畫總的傾向是摹古，他們把繪畫的最高審美标準與此相聯，評價一幅畫常以“古色蒼人”、“摹古逼真”爲上乘，他們自己的藝術實踐也以此爲指導方針。
花鳥畫——明清花鳥畫的突出特點是水墨寫意花鳥有了長足的進步。明代是花鳥畫由工整豔麗的工筆畫向水墨寫意畫過渡的時期。明初至嘉靖是發展的前期，工筆院體畫筆筆工整，敷彩豔麗，其主将有邊文進和呂紀。邊文進（景昭）所畫花鳥，注重形神特征，飛鳴之态均豔麗生動，工緻絕倫。呂紀作畫總是立意進規、遵具法度，無論花鳥草木均生氣奕奕，燦燦奪目。但這時林良、沈周、唐寅等也開始涉略水墨寫意花鳥，沈周的《慈烏圖》、唐寅的《臨水芙蓉》是不可多得的精品。明嘉靖之後，進入花鳥畫發展的後期。水墨寫意派獨樹一幟，以其淋漓灑脫，自然生動的意境，博得稱賞，陳淳（一四八二——一五四四年）、徐渭（一五二一——一五九三年）、周之冕聲名最大。陳淳所畫花鳥樹石生動有韻，淡墨欹毫，極爲逼真，他與稍後的徐渭并稱“白陽青藤”，被尊爲一代宗師。徐渭所作的水墨大寫意花鳥，筆墨淋漓奔放，追求新穎奇特，抒發了追求精神解放的胸襟。周之冕在花鳥畫中把工筆與寫意兩種畫法相結合，創鈎花點葉一派，其畫風清雅純樸，自然風趣，富于生活氣息。
清代花鳥畫的發展可分爲清初至嘉慶的前期，道、鹹、同的中期及晚清光緒、宣統的後期。清初至嘉慶這段時期的花鳥畫風格多樣，百花齊放。尤以清初恽格的 “常州派”及乾隆時的“揚州八怪”影響最大。恽格（一六三三——一六九○年）的沒骨寫生花鳥簡潔明麗，天機物趣，畢集毫端，頗具大家風度。“揚州八怪”是對乾隆年間活躍在揚州畫壇上的一群具有革新精神的畫家的總稱。汪士慎（一六八六——一七五九年）的冷梅，金農（一六八七——一七六四年）的梅竹馬，鄭燮（一六九三——一七六五年）的蘭竹，李方膺（一六九五——一七五五年）的“四君子”及羅聘（一七三三——一七九九年）的蔬果梅花各具韻緻。
人物畫——明代人物畫大家有唐寅、仇英、丁雲鵬、陳洪绶及曾鲸。明代人物畫法基本有兩派。一派工筆細密，設色濃麗，繼承宋代院體傳統；另一派掃去粉黛，淡墨輕毫，學李公麟之白描。此外還有水墨點染，繼承梁楷寫意傳統的畫法。唐寅人物畫既善工筆，又涉水墨，所畫美人名士，線條洗煉，表情含蓄。工筆以《孟蜀宮妓圖》、《吹蕭仕女圖》最爲出色，水墨人物則以《秋風纨扇圖》最爲著名。仇英人物畫題材廣泛，技法多變，既善工筆，亦通白描，更把優美恬靜的山川與人物融爲一體，時稱“雙美”。丁雲鵬所畫的白描羅漢，神姿飒爽，筆力偉然，董其昌贊“三百年來無比作手”。曾鲸以畫人物肖像響譽一時，無論畫什麽人物都點睛生動，咄咄逼真，如鏡取像，妙得神情。陳洪绶所畫的人物，形體上往往略有誇張，然注重神似，妙不可言。
清代人物畫以乾嘉時最發達，著名人物畫家有高其佩和丁臯。高其佩爲指頭畫家，于山水、人物、花鳥兼通，喜畫鍾馗，能傳鍾馗之妙，風趣橫生。丁臯善畫肖像，他将自己的心得寫成《傳真心領》、《寫真秘訣》，将人物畫法發揚光大。
明清繪畫除在山水、花鳥、人物畫上取得重大發展外，在版畫、壁畫、年畫等民間繪畫上也取得了很大成就。
二、書 法
明清兩代書法上宗晉唐，近追宋元，使書法藝術于繼承中得到全面發展。
明清帝王與書學——明代皇帝中醉心翰墨者甚多。《書史會要》中記述了太祖、成祖、神宗、宣宗等帝王對書學的喜好。馬宗霍《書林藻鑒》說：“夫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明之諸帝既并重帖學，宜士大夫之鹹究心于此也”。由于統治者對書道有所偏頗，所以行草之發展“幾越唐宋”，而篆隸八分卻無一名家。
清朝皇帝也多酷愛書道，并廣爲提倡。聖祖康熙酷愛董其昌書法，董書一時身價百倍風靡海内。高宗乾隆栖情翰墨，每至一處遊覽必作詩紀勝，禦書刻石。他還特建淳化軒收藏曆代著名碑帖，稱“淳化閣帖”，這對書法的流傳發展起了促進作用。
明代書法——明代書法帖學大盛，善行草者頗多，但隻可與入時，未可以議古。特別是篆籀八分幾于絕迹。整個書風趨于妍媚娟靜，沒有古人之雄渾樸拙的氣勢。但仍有不少稱得上上宗晉唐筆意的書法大家。明代書學的發展可分爲三個時期，由明初到成化爲其初期，此時書家以劉基（一三一一——一三七五年）、“三宋”、陶宗儀、俞和、王绂、解缙、“二沈”最著名。劉基善行草，書法智永，流暢俊逸，曆代推重。“三宋”中宋遂以小篆最傑出，被稱爲“國朝第一”；宋克工于草隸，筆精墨妙，很受時人推崇；宋廣善草書，章草尤爲入神。陶宗儀傳唐李陽冰篆法，有《書史會要》、《古刻叢鈔》行世，對書史有很大影響。俞和乃元大書法家趙孟頫的私生子，行草逼真乃父。王绂永樂初以善書供事文淵閣，書名震一時。解缙書法學王右軍、危素，尤以小楷精絕，端雅純熟，還撰有《學書法》、《草書評》、《書學詳說》等書學論著。“二沈”指沈度、沈桀兄弟，均以善書得帝王賞識。
成化至隆慶是明書法發展的中期。此時文人學士輩出，号稱“吳中才子”的祝允明（一四六○——一五二六）、文徵明及王寵、陳淳、徐霖等人風流一時，此時山水畫也正值明代發展盛期，一時丹青翰墨現出勃勃生機。祝允明楷行草書皆深得書學之奧妙，功力深厚，名動海内。晚年書法進入極高境界，變化出入，不可端倪，風骨爛熳，天真縱逸。文徵明的書風筆法蒼潤，張馳有緻，整栗遒勁。後世書家稱其書“神理超妙”，“渾然天成”。王寵正書取法虞智，行書法大令，晚年自行一體，以拙取巧，合而成雅，婉麗遒逸，別有風度。陳淳行書出楊凝式，老筆縱橫可賞，真行小楷皆清雅秀麗，具有米家遺風。徐霖九歲能大書，于各體兼通，尤善篆法。
嘉靖以後爲明代書學發展的後期，晚明書家曆來推邢侗（一五五一——一六一二年）、張端圖、董其昌、米萬鍾，時稱“晚明四大家”。此外，黃道周、倪元璐也頗有名。邢侗書法兼學諸家，尤得右軍筆意，有龍跳虎卧之緻，極爲海内珍賞。張端圖善行草，執法得當，用力勁健，骨氣獨标。米萬鍾精于行草，渾厚遒勁，有“南董（其昌）北米”的美譽。董其昌被推爲明末書畫壇上第一人。他學書雖晚，然進步頗快。治書态度嚴謹，六體八法，無所不精。黃道周于書藝上富于創造精神，隸書自成一家，行草筆意離奇超妙。倪元璐書法靈秀神秘，行草尤極超逸，用筆多藏鋒，如錐畫沙。
明代書法有其無可否認的流弊。由于科舉取士注重生員舉止書體，因而讀書人寫字唯求橫平豎直，端方拘謹，一字萬同，呆闆乏味，即所謂“台閣體”。這一流弊不僅危害明人，而且流毒清代，愈演愈烈，是書學的一大憾事。
清代書法——清代書法可分帖學期（清初至嘉道年間）和碑學期（嘉道以後）兩個時剛。帖學期著名書家頗多，各有所善，争奇鬥豔。傑出者有王铎、傅山、汪士鋐、王澍、張照、鄭燮、金農、劉墉、梁同權、王文治、姚鼐、翁方綱、錢沣諸人。王铎書學米南宮，筆墨蒼老勁健，能自出胸臆。但古來書品随人品，降清後書名大減。傅山兼工分隸行草及金石篆刻，又兼醫道超群，人稱“學問志節爲國初第一風流人物”。汪士鋐早年善真行，蠅頭棍書，精妙絕倫；晚年尚慕篆隸，名重一時。王澍以善書充五經篆文館總裁官，書法專學歐陽詢，火候純熟。張照由于繼承董書遺風，頗得康熙帝垂青，評價甚高。他右手左手兼能，時稱造化手。鄭燮不僅以“怪”名垂畫史，書法亦堪稱一怪，他把真、草、隸、篆融爲一體，自謂“六分半書”，其書怪而不失法度，古秀獨絕，有亂石鋪路之譽。金農書以拙爲妍，以重爲巧，看似未佳，實筆筆出自漢隸。劉墉處于帖學碑學交替之際，被稱爲融彙曆代諸家書法之集大成者。筆筆力厚骨勁，氣蒼韻遒，極爲後代書論家推重。梁同權書筆力縱橫，年九十書無蒼老之氣，遠至日本、琉球、朝鮮諸國，都以得其片缣以爲幸。王文沾書專取風神，稍有浮浪，有“濃墨宰相（劉墉）、淡墨探花（王）”之稱。姚鼐爲清文壇“桐城派”巨将，晚年工書，筆緻超然，品質精妙。翁方綱書謹守法度，尤以小真書工整厚實著名。錢沣爲人正直不阿，不懼和珅權勢，書風直逼顔平原，被譽爲形神兼得。
（五）工藝美術
工藝美術到明代發展到登峰造極的階段，各手工行當的技巧皆臻于完善，審美設計水平也達到極高的層次。清代在繼承明傳統的基礎上雖有一定發展，特別是民間工藝仍顯出很強的生命力，但開始出現繁瑣堆飾、格調漸低。
明清官方工藝制度——明代工匠制度繼承了元代的世襲制，所有工匠均隸屬于工部和内宮監管理。工匠們有一定的時間爲朝廷服役，在此之外可以自由從事其它職業。據《明會典》記載，明代的工匠有輪班、存留和住坐三種類型。清代初期，廢除了匠籍，改變了工匠的服役制度。工匠能用較多的時間進行自己的生産，因而也發揮了創造性。但清代仍有一套嚴格的手工管理機構，工部專門設有管理各手工業的職官，如掌管營建工作的營繕，掌管五工（銀工、鍍工、皮工、繡工、甲工）的制造等。
染織工藝——染織工藝在織造技術和染色工藝方面都較前代有了很大的提高。特別是江南地區形成了“男女勤謹，絡繹機杼之聲，通霄徹夜”的盛況。
棉紡工藝自從元黃道婆将制棉紡花織布技術由南海帶回江南以來，迅速發展。黃道婆的故鄉松江明代已成爲全國的棉紡織業中心，有“松江衣被天下”的美譽。棉織品種類繁多，有大布、扣布、稀布、番布等數十種。西北一帶則以毛織品爲主要生産工藝，産品織造技術很高，構圖色彩變化多樣。以蠶絲爲原料的絲織工藝不僅質地更加精美，而且工藝設計，包括圖案花紋造型，色彩組織搭配也都達到更高的審美水平。明代工部專設顔料局，掌管顔料。安徽蕪湖是當時全國印染業最爲發達的地區。套染技術進一步提高，所染的色譜日益擴大。民間刺繡工藝，最著名的是上海露香園顧名世一家的“顧繡”。官方對刺繡工藝也很重視，皇室設有繡院，專爲皇家制作服飾用品。
清代的染織刺繡工藝以更大的規模、更廣的範圍發展起來。朝廷在江南等地設置織造局，把大批優秀的民間藝人征集到官營工場作工。北京專門設有染織局，掌管“緞紗染彩繡繪之事”。清代刺繡工藝題材廣泛，造型新穎，色彩典雅，針法高超，蘇繡、粵繡、湘繡、蜀繡、京繡、瓯繡、汴繡、魯繡等，各有特色。
明清少數民族的織繡印染工藝也很出色。藏族的栽絨織物花紋粗放，有變形換色的效果；西北的地毯、壁毯，西南一帶的壯錦、侗錦，苗族的臘染等皆以其獨具的審美特點、濃郁的地方風味獲得了強大的生命力。
陶瓷工藝——明代以前，陶瓷工藝以青瓷爲主，多采用刻、劃、印花等方法。明代以來，以白瓷爲主要釉色，以畫花爲主要裝飾手法。明代制瓷中心景德鎮的産品數量大，品種多、質量高、銷路廣，所謂“工匠來八方、器成天下走”。明代彩瓷創造是中國陶瓷史上的裏程碑，其中以成化鬥彩最有名，它開創了釉下青花和釉上多種色彩相結合的新工藝。此外，福建德化的白瓷，江蘇宜興的紫砂陶品也是享譽天下的精品。
清代對景德鎮的官窯實行“官搭民燒”制度。官窯禦廠生産供皇家享用的産品，集中了大批優秀制瓷工匠，技術超絕，不斷創制出新品種，促進了制瓷業的發展。清代陶瓷的著名産品有青花、釉裏紅、五彩瓷、粉彩和鬥彩。康熙青花獨步天下，呈寶石藍色澤，極爲鮮豔，瑩澈明亮。除景德鎮外，宜興的紫砂器，廣東石灣的陶器及德化的白瓷也在清代陶瓷業占有重要位置。
金屬與雕漆工藝——明清金屬工藝在前代基礎上更爲精進。銅、錫、鐵制品和金銀細工都有所創造，豐富多彩，尤以“宣德爐”、“景泰藍”聞名中外。“宣德爐”始創于明宣德三年，當時工部爲适應宮廷和寺廟作祀祠或薰衣之用，利用從南洋所得的風磨銅鑄造了一批小型銅制品，由于其多爲香爐式，故稱“宣德爐”，其特點是銅質細膩、色彩豐富、花紋精美、造型新穎。“景泰藍”是在銅胎上掐銅絲，再填琺琅釉彩制成的工藝品，由于它盛行于明景泰年間，釉彩又多以藍色爲主而得名。它制作工藝複雜，是造型、色彩、裝飾、精工合爲一體的特種工藝品。清代康熙時發展的畫琺琅，到乾隆時達到極盛點，但到清末即已絕迹。
明代漆樹種植面積擴大，漆器工藝品的制作水平也較前代有所提高。明初，北京設有爲皇家制作漆器的機構。永樂時又開設了官營漆品的生産的機構，稱爲“果園廠”，主要生産雕漆和填漆工藝品。以金粉爲裝飾的金漆工藝在明代也有發展，主要基地是蘇州和鄞縣，蘇州藝人蔣回回是著名的漆藝高手。清代漆藝更富特色，形成了北京、揚州、福建等制作中心。
雕塑工藝——明清手工雕刻和泥塑工藝各有所長。皇陵大型雕刻石牲，氣勢渾厚質樸無華，小型的玉雕、石雕、牙雕、竹雕、角雕、木雕、核雕等工藝品種也頗發達。明代在禦用監專門設有玉作。清代玉雕技藝更高，乾隆時出現的巨型玉山《大禹治水》重約七噸，構思巧妙，制作工整，栩栩如生。清代石雕以硯，有廣東端硯，安徽歙硯，既美觀又實用。
家具工藝——“明式家具”是我國古代家具工藝中的精品。在選料、制造、實用和審美方面達到了完美的結合。北京禦用監設“佛作”和“油漆作”，專門制作宮廷使用的家具。民間則以蘇州、廣東等地爲重要産地，依地區不同，稱爲“京做”、“蘇做”和“廣做”。不論官制還是民間柴木家具，都以其造型簡潔，比例适度，線條舒展挺秀，不施裝飾而博得人們的贊賞。清代家具雖繼承明式構造上的某些傳統，但逐漸趨向雍榮華麗，線條平直硬拐，雕飾過于繁缛。但是，許多民間家具制作仍保持了樸實簡潔的風格。
明清時期是文學藝術史上又一個繁榮時期。明代學術研究趨于低落，小說創作卻開辟了文學史的新階段。明初創作的《三國演義》、《水滸傳》等名作，産生了重大的影響，至清代孕育出《紅樓夢》這樣的文學巨著。在元代戲曲繁榮的基礎上，明清的傳奇普及于南北各地，劇本創作不斷出現傳世的名篇，地方聲腔各有特色，形成衆多的劇種，百花競豔，并且日益成爲居民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藝術享受。科舉考試制度以試帖詩和八股文取士，扼制了詩文創作的生機。明清兩代的詩文創作，遠不能與唐宋時代相比，但也陸續出現一些新流派，形成自己的獨立風格。繪畫與書法是明清兩代頗爲發達的部門。流派林立，名家輩出，呈現出空前的繁榮。書風畫法，多有創新，留下了豐富的藝術遺産。工藝美術使應用與欣賞相結合，形成獨立的藝術領域，創制了大量的藝術珍品。
（一）小 說
明清小說創作有三個高峰時期，明初洪武年間，産生《三國演義》、《水浒傳》；明嘉靖、崇祯間，出現《西遊記》、《金瓶梅》、“三言”、“二拍”；清康、乾時代，《聊齋志異》、《儒林外史》、《紅樓夢》問世，它們分別是三個時期的代表作，也是古典小說的精華。
唐代傳奇，宋元話本，都是短篇文字，明清小說創立了長篇體裁，開辟了中國小說史的新階段。長篇小說的作者，重視民間口語的使用，作品通俗流暢，引人入勝。這種近似語體文的寫作，又往往娴熟地運用多種古典文體，與口語相結合，俗中有雅，通俗而不粗俗，是宋元話本體的新發展。
明清小說反映社會生活極爲廣闊，既有現實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也有對曆史的回顧，還有對未來的虛幻的向往。明代小說重在暴露社會黑暗，作者痛恨之餘，又往往對某些黑暗腐敗現象流露出津津樂道的态度。清代一些著名小說的作者思慮深沉，勇于探索，但是明清時代的作家，都隻是感到社會矛盾，而還不可能找到克服這種矛盾的社會力量，不得不寄托于善良的虛想。
《三國演義》——作者羅貫中，名本，元末明初人，太原籍（另有山東東原、江西廬陵、浙江杭州籍數說），相傳還作有《隋唐志傳》、《三遂平妖傳》等書。三國故事，隋唐以來就有流傳，宋代有《說三分》的講史，元代出現了《三國志平話》和以三國故事爲内容的多種雜劇。羅氏利用陳壽《三國志》及裴松之《注》的史料，汲取“平話”、雜劇等創作，寫作出章回體長篇曆史小說《三國演義》，在我國文學史上，創造了曆史小說的長篇。《三國演義》的故事自黃巾起義開始，運用一個個藝術形象的活動，表現複雜多變的政治軍事鬥争，使人物刻畫與政治軍事鬥争緊密結合。小說中的劉備、關羽、張飛、曹操、諸葛亮、周瑜等人物栩栩如生，成爲民間熟知的形象。《三國演義》中的許多動人故事，也長期廣泛流傳，影響深遠。
《三國演義》的最早印本是明嘉靖壬午（一五二二年）刊刻本，題爲《三國志通俗演義》。清康熙間毛倫、毛宗崗父子予以修訂，成爲近世通行的一百二十回本。
《水滸傳》——北宋末宋江起義，宋江、李逵等英雄故事，早在南宋就有流傳，龔聖與著《宋江三十六人贊》，《宣和遺事》已有水浒故事梗概，元雜劇也有不少水浒戲。元末明初人施耐庵在前人文學創作的基礎上，寫成長篇小說《水滸傳》。施氏，生平不詳，傳說參加過元末吳王張士誠的起義，對農民造反有親身的感受。有的研究者根據嘉靖本《水滸傳》題署“錢塘施耐庵的本、羅貫中編次”等資料，認爲《水滸傳》是羅貫中據施耐庵的話本寫成。《水滸》寫梁山泊一百零八條好漢反對官府的故事，其内容因版本的不同而有差異。今存傳世最早的本子是嘉靖間梓刻的《忠義水滸傳》一百回，萬曆間出版天都外臣序本、容與堂本、袁無涯刊本。最多的内容包括梁山聚義、受招安、征方臘、征遼、征田虎、征王慶，崇祯十四年（一六四一年）金聖歎删去受招安以後情節，加寫盧俊義“驚惡夢”，令梁山好漢被官軍剿殺以作結束，這就是七十回的本子。一九五四年印行的七十一回本，是将金本的楔子改訂爲第一回，并删削“驚惡夢”的情節，保持了梁山聚義的完整内容。
《西遊記》——共一百回。作者吳承恩，号射陽，明淮安人，曾任長興縣丞，著有《射陽先生存稿》。他在《西遊記》中鋪衍唐玄奘故事，寫唐僧、孫悟空、豬八戒、沙僧師徒四人去西天取佛經，曆經艱險，變化離奇。唐玄奘原著有《大唐西域記》，宋代出現了《大唐三藏取經詩話》話本，金、元有西天取經的院本、雜劇。吳承恩吸收了這些創作成就，《西遊記》的産生，也和《三國演義》、《水浒》一樣，是幾代衆多的說書人、戲劇演員和作者長期創作的結晶。吳氏通過唐僧取經路上興風作浪、無惡不作的妖魔鬼怪的描寫，曲折地揭露了黑暗的社會現實。精心塑造的孫悟空，則是人類智慧與反抗精神的結合。吳氏在所作《禹鼎志》序言小說：“吾書名爲志怪，蓋不專明鬼，時紀人間變異，亦微有鑒戒寓焉。”（《射陽先生存稿》卷二）這多少表明了他創作這部小說的深意。
《金瓶梅》——一百回。題署蘭陵笑笑生作。作者身世不詳，研究者說法不一。從書中大量運用山東方言來看，作者當是山東或其附近的文人。現存最早的本子是萬曆四十五年（一六一七年）的《金瓶梅詞話》。本書鋪衍《水浒》中西門慶、潘金蓮的故事，書名是由潘金蓮、李瓶兒、春梅三人名字合成，她們都是富商西門慶的寵妾和侍婢。全書由西門慶奸占潘金蓮開始，叙說西門一家的腐朽生活和興衰。《金瓶梅》創造了以社會生活爲體裁的所謂“言情小說”的長篇，口語藝術的運用也達到很高的境地。書中描寫的以西門慶爲代表的富商狀況是當時實際生活的反映，坦露的色情描寫則是從又一個側面表現了理學的說教已不再能控制文化思想。
“三言”、“二拍”——“三言”是指馮夢龍（一五七四——一六四六年）編《喻世明言》（初刻本題名《古今小說》）、《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三部短篇小說集，每部四十卷，每卷一篇，合共一百二十篇。馮氏，吳縣人，字猶龍，別号墨憨齋，曾任壽甯知縣。博學能文，曾著《古今笑》（《古今談概》），增補小說《平妖傳》，改作《新列國志》，又編民歌集《挂枝兒》、《山歌》，散曲集《太霞新奏》，撰作傳奇劇本《萬事足》，并修訂湯顯祖等人作品，刊刻《墨憨齋定本傳奇》。“三言”所收小說，多是宋、元、明人的作品，經馮氏潤色，也有些是馮氏自撰。他取這樣三個書名，是爲勸谕、警誡、喚醒世人，正确對待生活。與馮氏同時的淩濛初（一五八○——一六四四年）編《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各四十卷，俗稱“二拍”。淩氏，烏程（今吳興）人，做過縣丞、通判。稱贊“三言”：頗存雅道，“時著良規，一破今時陋習”（初刻序），所以仿效“三言”，編成“二拍”。“三言”、“二拍”所收的小說都是短篇語體，多以社會生活爲内容，但出于不同的時代和作者，體制相同，而思想傾向各異。顯著的特點是，晚明時期的作品集中表現了對商人驟富和生活侈靡的強烈不滿，以多種形式予以揭露和鞭撻。這是曲折地反映了廣大居民的情緒和文士的觀點。
《聊齋志異》——清蒲松齡（一六四○——一七一五年）撰。松齡字留仙，号柳泉，山東淄川（今淄博市）人，平生教家館，以老貢生告終，撰有《小學節要》、《日用俗字》、《農桑經》、《婚嫁全書》以及俚曲十四種，今人整理成《蒲松齡集》行世。蒲氏陸續寫出近五百篇短篇小說，結集爲《聊齋志異》。書中多寫鬼狐與人交往的故事，以鬼狐的形象寄托作者的豐富的遐想。作者閱曆甚廣，思維敏捷，五百篇小說涉及官場、富商、文士以至公廷冤獄、民間婚姻等極其廣泛的社會内容，對一些社會現象的本質做了犀利的揭示。善惡昭彰，愛憎分明。作爲編者自撰的短篇小說集，其廣度、深度都超過“三言”、“二拍”而達到了新的水平。
《儒林外史》——五十五回。著者吳敬梓（一七○一——一七五四年），安徽全椒人，移居南京，因号秦淮寓客，又号文木老人，拒不參加博學鴻詞科，鄙棄科舉。《儒林外史》作爲一部自撰短篇小說集，集中揭露科舉制度對讀書人的毒害，考場的腐敗和仕途的險惡。辛辣地諷刺文士舉子對功名利祿的追求。一些小說抨擊理學倫常說的虛僞和造成的危害，達到相當的深度。這些小說與當時思想界反理學的思潮相呼應而具有廣泛的社會影響。
《紅樓夢》——著者曹雪芹（一七一五或一七二四——一七六三年），名霑，一字夢阮，号芹溪居士，出生于内務府旗籍家庭，父祖三代四人爲江甯織造。祖父曹寅，長于詩文，與名士交遊，父輩也能文，可說是書香世家。但在雪芹童年，曹家獲罪被抄，從此敗落。雪芹不入仕途，有時靠賣畫度日，晚年住在北京西郊，在那裏創作了《紅樓夢》。他從富貴之家淪于貧困，憤世嫉俗，用時十年，修改五次，完成了《紅樓夢》巨著。原書又名《石頭記》，早期的八十回抄本有脂硯齋等人的批語，通稱脂批本，文字更接近于雪芹原著。雪芹原著不隻八十回，但八十回以後的文字在友人借閱中遺失。以後由程偉元、高鹗補寫四十回，就是《紅樓夢》的程刻一百二十回本。《紅樓夢》寫賈、史、王、薛四大家族興衰史，以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戀愛悲劇爲中心，帶出十二钗和婢女的婚姻不幸以及四大家族中的種種矛盾和鬥争。作者在開篇說本書不涉時事，隻寫“将真事隐去”的兒女之情，其實它隐去的真事就是雍正朝的時事。康熙末年，廢立太子事演爲反複的政治鬥争，一直延續到雍正初年。雍正帝清查财政，整頓吏治，曹家在起伏的政治風波中，獲罪抄家。小說描寫賈家“六親同運”，先後敗亡，反映了當時官場的狀況。曹家與書中的賈家有某些相似之處，但這隻是作者從經曆中選擇素材，進行藝術創作，并不能視爲作者的家史或自傳。《紅樓夢》貫串着反對理學倫常傳統和科舉八股文等内容，這也是當時進步的社會思潮的反映。曹雪芹生活的時代，正是乾隆“盛世”，但他依據特殊的世事經曆和當時所能具備的認識能力，對貴族社會做了極其犀利的解剖，涉及到社會生活的廣闊的領域。作者高超的語文修養和藝術才能，又使《紅樓夢》的構思行文，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在中國小說史和整個文學史上，《紅樓夢》都不愧爲一部劃時代的巨著。
《鏡花緣》——一百回。作者李汝珍（約一七六三——一八三○年），順天大興人，做過縣丞，著有《李氏音鑒》，約在嘉慶末年寫出《鏡花緣》，講士人唐敖與海外貿易商人林之洋、水手多九公一起出洋，經曆了一個虛構的海外世界。書中描寫一百名才女，表現出同情、尊重婦女，提高婦女社會地位的願望，是對理學家男尊女卑說教的抗議，也是《鏡花緣》思想中的精華。書中還諷刺了讀書人深受理學毒害，僞裝道學，不學無術，并表示了“學以緻用”的主張。但後半部寫各種遊藝和琴棋書畫醫蔔知識，藝術性較差。總的說來，仍不失爲一部有特色的小說。
明清兩代是小說創作空前繁榮的時期，以上所舉，都是影響巨大、脍炙人口的佳作。他如曆史小說中的《南北宋志傳》、《楊家将世代忠義志傳》、《說嶽全傳》、《東周列國志》、《說唐演義》，神話小說中的《封神演義》、《濟公傳》等等，也都廣泛流傳在民間，産生了深遠的影響。著名學者紀昀有《閱微草堂筆記》二十四卷，其中包含着某些文學創作，以“述異”譏諷理學，也可納入小說之林。
（二）詩 文
明清詩文的成就與唐宋相比，不免遜色，但也有其自己的特色和獨特的貢獻。詩文形成多種流派，相互競美，爲前代所沒有。詩歌理論中，也出現諸說争鳴。詩文作家之多，作品之豐富，則遠遠超過唐宋。詩、文學研究的深入，出現詩話、詞話、文話、賦話、四六話等專題研究著作，是文學史上的新創。
明朝初年，被譽爲開國第一文臣的宋濂，著有《翰苑集》、《芝園集》、《朝京稿》等文集，并有寓言體散文集《燕書》、《龍門子凝道記》。傳記文尤有特色。開國功臣劉基著有《誠意伯文集》、《郁離子》，文筆隽美，生動感人。翰林院史官高啓，作詩諷刺時事，被明太祖殺死。他同楊基、張羽、徐贲合稱爲明初四傑，與唐初王、楊、盧、駱比美。張羽字來儀，著《張來儀集》、《靜居集》，文章“精結有法，尤長于詩”（《明史》卷二八五）。
永樂之後，歌頌昇平的文風興起。内閣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等台閣重臣的詩文多爲應制、頌聖等酬應之作，講究雍容典雅，内容卻空虛平庸。一批追随者，模仿寫作，稱爲台閣體，風靡一時。
弘治、正德間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茶陵人李東陽，是楊士奇之後号爲文章領袖的宰輔，起而反對台閣體。著《懷麓堂前後集》、《懷麓堂詩話》，爲文典雅流麗，認爲詩必須有聲韻節奏，推崇唐詩，流于模拟，稱爲茶陵詩派。
繼茶陵詩派，出現了前後七子提倡的拟古運動。前七子是李夢陽、何景明、徐祯卿、邊貢、康海、王九思及王廷相，後七子是李攀龍、王世貞、謝榛、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他們受茶陵詩派的影響，進一步提出“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口号（《明史》卷二八七），反對台閣體和八股文，企圖以摹拟古人，改變衰朽的文風，并且确實沖擊了台閣體，隆慶、萬曆間稱霸文壇。但是他們的複古隻是從格調、法度方面學古，以形式主義的摹拟代替對文學遺産内涵的繼承，缺少應有的創造性。詩文古奧呆闆，往往不堪卒讀。此派統治文壇，詩文呈現停滞的狀态。
這時，文壇又殺出了幾個新流派。一是唐宋派，以王慎中、唐順之、茅坤和歸有光爲代表。這個學派主張古文學習唐宋，不必遠師秦漢，茅坤編選《唐宋八大家文鈔》，供人學習。在學習方法上反對一味摹仿，主張吸收神髓。唐順之提出“本色論”，主張按自身的認識去寫作，接近自然，不必因雕文琢字而害意。此派的詩文即事抒情，宛曲流暢，親切動人，其中歸有光的文章最爲上乘。
思想家李贽提出“童心說”。他評點《水浒傳》、《三國演義》、《琵琶記》等作品，認爲文學創作不在于追求字句、結構，而在于内心有認識，即要有“童心”，有真實自然的感情。他的這一見解，影響了公安派。
公安派的主将是萬曆時期的袁宏道（一五六八——一六一○年）和袁宗道、袁中道三兄弟。他們是公安人，流派因此而得名。公安派針對拟古派的主張，認爲文學應該有自己的時代特色，随着時代的變化而發展，語言、形式都要變化前進，學習古人也不能刻意摹仿，而要學其精神。他們發展童心說，提出性靈說，強調自由地抒寫自己的真實感情和獨創見解，以達到自然天真。袁宏道著《袁中郎全集》，散文自然地表現個性，文筆清新。這一派的創作，打破傳統古文的格局，促進了文體的解放，他們的作品有的能關心人民的疾苦，抨擊時政，并流露出對理學（道學）的不滿。
鍾惺（一五七二——一六二四年）著作《隐秀軒集》，譚元春（一五八六——一六三七年）撰著《譚友夏全集》，兩人合選《詩歸》（《古詩歸》、《唐詩歸》），風行一時，幾乎家置一編。他們都是湖北竟陵人，因而稱爲竟陵派。他們與公安派一樣，反對機械地摹仿古人，也主張性靈說，認爲抒寫“靈心”的詩才是真詩。和公安派不同的是“性靈”的内容狹隘，思想不如公安派活躍。
明末文人社團活動興盛。複社的創始人張溥，主張複興古學，與拟古派有相同處。但是他的複古是要爲現實利用古學，思想性很強。他撰《五人墓碑記》，寫天啓間蘇州民衆反抗閹黨的鬥争，歌頌犧牲的平民顔佩韋等五人，指出匹夫重于社稷的觀點，抨擊了閹黨的敗政。
陳子龍（一六○八——一六四七）與徐孚遠、夏允彜等編輯《皇明經世文編》，主張經世緻用。在文學上也想用古學來爲當世服務。陳子龍有《詩集》傳世，七律沉雄瑰麗，有《小車行》描寫饑民逃荒，所到之處人去屋空，道出關心民衆疾苦的思想感情。夏允彜的兒子完淳（一六三一——一六四七年）抗清被害，年僅十六歲。他在家鄉雲間（今上海松江縣）被俘，解往南京之際作《別雲間》詩雲：“毅魂歸來日，靈旗空際看。”表現出甯死不屈的高尚民族氣節。
明清之際的思想家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都能以詩文創作抒發切身感受，具有豐富的時代内容，沉雄悲壯的藝術風格。和他們約略同時的錢謙益（一五八二—— 一六六四年），一度号爲文壇盟主，叛明降清。著《初學集》、《有學集》。乾隆時曾被禁毀著作的吳偉業（一六○九——一六七一年），著《梅村集》，号稱文壇領袖，降清後遭人嘲諷，不能自安，于詩歌中時有流露，所作《圓圓曲》，堪稱史詩。
繼錢謙益、吳偉業而爲文壇盟主的是王士祯（一六三四——一七一一年），山東新城（今桓台）人，号阮亭，又号漁洋山人，著作等身，有《帶經堂全集》、《漁洋詩話》、《衍波詞》。在詩文創作上，提倡神韻說，認爲詩歌以清淡閑遠的風神韻緻爲最高境界，要含蓄、朦胧、超逸、空靈，令人可以體會到意境，而又說不出來，寫作時要有靈感，要有沖動。王氏的詩作頗具神采，詩情畫意，體現了他的神韻主張。但過分強調神韻，容易流于空疏，因而又出現了反對派。
趙執信（一六一二——一七四四年）著《談龍錄》，批評王士祯的作品“詩中無人”，以風流相尚，缺乏内容，思想感情也不真實。他強調作詩應以意爲主，文字是表現内容的。
乾隆間沈德潛（一六七三——一七六九年）編輯《古詩源》、《唐詩別裁》、《明詩別裁》和《國朝詩別裁》，撰著《歸愚文鈔》、《說詩晬語》，提倡格調說，認爲作詩态度應是怨而不怒，溫柔敦厚，作詩的方法講求比興、蘊蓄，不可過露，要特別重視音律格調，不必死守一種章法，注意變通。這種詩論，爲乾隆帝所欣賞，給以殊榮，親爲沈氏文集作序。格調派名噪一時。
不贊成格調派的大有人在。揚州八怪之一的鄭燮（一六九三——一七六五年），号闆橋，興化人，以書畫擅名，對作詩也有創見。認爲神韻說、格調說是“纖小之夫”“自文其陋”。收在《鄭闆橋全集》的詩文，多反映社會問題，同情苦難的平民。看來他是重視創作實踐的。
比鄭闆橋稍晚的袁枚（一七一六——一七九七年），提出性靈說。袁氏字子才，号簡齋，錢塘人，著作豐富，詩論有《随園詩話》。他受公安派“抒寫性靈”觀點的影響，說“詩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詩話》卷三），認爲“性情”是詩的根本，作詩就是抒發個人的性靈、性情。這樣就不必摹仿古人，雕琢詞句。他認爲神韻說有可取之處，但不可過分強調。“詩在骨不在格”，對格調派持批評态度。袁氏的詩歌創作體現他的理論，但多吟詠身邊瑣事，内容顯得貧乏。
清代文人多出在南方，乾嘉時大興人翁方綱（一七三三——一八一八）獨樹一幟，著《複初齋文集》，創肌理說。他說“詩必研諸肌理，而文必求實際”（《文集》卷四）。他說的肌理，包括文理與義理，義理指以儒家典籍爲基礎的學問，文理指自古以來的各種作詩方法。講肌理就是要把學問材料與寫作方法統一起來，争取做到内容充實，形式雅麗。翁氏是學問家，擅長考據，詩非其所長。
清初著名的詞家有陳維嵩（一六二五——一六八二年）、納蘭性德（一六五四——一六八五年）、朱彜尊（一六二九——一七○九年）等人。納蘭性德（成德），滿洲正黃旗人，大學士明珠子，著有《通志堂集》，主張作詞須有才學，有比興。他的詞哀惋動人，陳維嵩認爲與南唐李煜風格相同，但詞中有青春氣息，長于後主。陳維嵩是江蘇宜興人，宜興古稱陽羨，故稱陽羨派。陳氏著有《湖海樓文集》，作詞一千六百多首，詞風宗蘇東坡、辛棄疾，詞作高歌壯語，氣勢豪邁，長調小令，運用自如。朱彜尊号竹垞，秀水（今嘉興）人，被稱爲浙西詞派。有李良年、龔翔麟、李符、沈皞日、沈岸登等“浙西六家”。朱氏撰《曝書亭集》八十卷，其中收詞七卷。又編輯《詞綜》，推崇南宋詞人張炎、姜夔。所作詞句炫俪，格律工巧，但缺乏思想内容。朱氏之後，錢塘史家厲鹗成爲此派領袖，著有《樊榭山房文集》。
乾嘉間形成的常州詞派，創始人張惠言（一七六一——一八○二年），字臯文，常州陽湖人，著《茗柯文編》，有《茗柯詞》四十六首。另編有《詞選》。友人稱他“每舉一藝，辄欲與古之第一流者相角，而不屑稍貶以從俗”（《茗柯文編·鮑桂星序》）。同派恽敬（一七五七——一八一七年），也是陽湖人，著《大雲山房文稿》；周濟，宜興人，撰作《介存齋詩》。常州詞派針對浙西詞派寄興不高的弊病，強調比興寄托，推崇北宋詞人，尤其是周邦彥，創作注重表達真實感情，反對一味雕琢。它打破了浙西詞派的支配地位，逐漸控制詞壇，影響及于清末。
明末清初的古文界，多有名家。侯方域（一六一八——一六五四年），字朝宗，商邱人，早年組織雪苑社，明季移居金陵，參加複社，著有《壯悔堂集》、《四憶堂詩集》，以詩、制藝、古文出名。古文崇尚韓、柳、歐、蘇，爲世所稱。甯都魏氏三兄弟，魏際瑞著《魏伯子文集》，魏禧（一六二四——一六八一年）撰《魏叔子文集》，魏禮作《魏季子文集》。魏禧主張學以緻用，認爲無關世道的文章，就是奇文，也不必寫作。對于向古人學習，魏禧說智勝于古人的人始能學習，得知古人文章毛病的人才能學到精華，以此主張創造，反對因襲前人。他的散文文字簡潔，叙事生動，自成風格。汪琬（一六二四——一六九一年），長洲（今蘇州）人，撰著《堯峰文鈔》，文宗歐陽修，但不是機械地模仿，志在超越宋明大家。文章簡潔亦有氣勢。計東，吳江人，向汪琬學習宋人古文義法，著《改亭集》。
清代古文流派，以桐城派享名最久，它的代表人物方苞、劉大櫆、姚鼐都是桐城人。方苞，号望溪，康熙時進士，一度受戴名世文字獄牽連。乾隆間任禮部侍郎。著《望溪先生文集》，繼承明代“唐宋派”古文傳統，師法唐宋八大家，提倡“義法”，即中心思想和形式技巧的統一。崇尚理學，以衛道自任，所以桐城派的追求目标是“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間”（《望溪文集·王兆符序》），使散文成爲通經明道的工具。劉大櫆著《海峰詩文集》，學術宗莊子，不像方苞那樣講求文章的義理，側重于追求作文方法，強調“神、氣、音節”的運用。姚鼐，字姬傳，撰《惜抱軒全集》，編輯《古文辭類纂》。姚氏認爲應像對待父師那樣對待程朱，以此繼承方苞的義理。他對作文提出“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的标準，将桐城派的文學理論進一步系統化。他本人的文章從容雅淡，但氣勢不振，以《登泰山記》爲名篇。桐城派至清末仍有曾國藩、吳汝綸等繼承，影響深遠。
與早期桐城派并存的另一個古文流派是陽湖派，代表人物是前述常州詞派的恽敬、張惠言。恽敬初學桐城派，不能滿意，認爲古文不應隻學到唐宋，而要上推秦漢，知識要廣博，見識要高明，接觸社會實際，不以理學爲根基。所以，他的作品，思想開擴，文字簡潔嚴謹，自成一家。
（三）戲 曲
明代戲曲繼承宋元南戲而演爲傳奇。宋元雜劇與南戲原來也都稱爲“傳奇”。明代傳奇成爲專用的名稱。源于南戲，劇本不限出數，唱曲不限演員，往往一劇長達數十出，以适應演出的需要。戲曲聲腔中新腔不斷出現，其中海鹽、弋陽、餘姚、昆山合稱爲四大聲腔。海鹽腔，産生于南宋浙江海鹽縣，流行于嘉興、湖、溫、台等，是明初主要聲腔之一，嘉靖後衰落。餘姚腔，發源于浙江餘姚，流行到蘇南、皖南。弋陽腔，又稱高腔，出現于江西弋陽，流行地區較廣，産生一些支派，如樂平、徽州諸腔。昆山腔，即清代所稱昆曲，發源于江蘇昆山，明代傳奇幾乎全用昆腔演唱。明清之際，弋陽腔進入北京，受京話影響，音樂上有所變化，形成京腔，又稱北弋，是清代四大聲腔之一。另三大腔是南昆、東柳、西梆。梆腔是因用硬木梆子擊節按拍而得名，它又按地域分成秦、晉、冀、魯、豫等梆子。東柳指柳子戲（弦子腔），流傳在河南、山東。明代傳奇作品多達一千種左右，知名的傳奇作家約有二百人。明清兩代形成我國戲曲史上的鼎盛時期。經曆了三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是明初至嘉靖，由宋元南戲演變而來的傳奇正式形成，各種聲腔相繼出現，在創作内容上分爲兩類。一類是宣揚綱常倫理，流于說教，缺少藝術活力。另一類是以反映民間生活，反對禮教爲内容。在舞台上所以長期流傳。第二階段自明嘉靖末年到清乾隆初年。北曲雜劇從舞台上逐步消失，經過革新的昆腔流行于戲劇舞台，弋陽腔也由地方聲調而普及于大江南北。昆、弋兩腔競争激烈，昆腔處于支配地位，傳播于社會上層和文士之間，弋陽腔則在民間求發展。戲曲理論的研究受到重視，出現了臨川和吳江兩大派別。乾隆、嘉慶時期是第三階段。戲曲區分爲雅部與花部，雅部是昆腔，花部是昆腔以外的地方戲曲。雅部有文人的參與，在社會上層流傳。花部則傳布于民間。
下面介紹發展階段的概況。
明大學士丘濬（一四二一——一四九五年）作《伍倫全備記》傳奇，宣揚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倫，劇中多引儒學語錄。理學家稱贊它變淫詞爲正曲，一時效尤者頗不乏人。這種傾向，自然影響戲劇的發展。嘉靖時，戲劇家徐渭，曾對它提出了批評。
徐渭（一五二一——一五九三），字文長，号青藤，浙江山陰（今紹興）人，著作《青藤書屋文集》，所作《南詞叙錄》，是我國第一部研究南戲的著作，所作雜劇有《漁陽弄》、《雌木蘭》、《女狀元》、《翠鄉夢》，合稱《四聲猿》，分別叙寫彌衡擊鼓罵曹，花木蘭從軍，女子扮男裝中狀元等轶事。傳奇興起後，雜劇逐漸衰落。徐渭的劇作品可視爲明代雜劇的代表。
嘉靖以前，昆腔是一種清唱曲，經過魏良輔、梁辰魚改制，才有了較大的發展。魏氏，南昌人，長期居住太倉，得到北曲演唱者張野塘、曲師過雲适等幫助，吸收海鹽腔、弋陽腔、金元北曲、江南民間小曲等藝術成分，創造出細膩輕柔的腔調，稱作“水磨腔”，也還是隻适于清唱。梁辰魚，昆山人，約在隆慶末年，根據水磨腔的音律、腔調寫出《浣紗記》傳奇，在舞台上用昆山腔演出，從此昆山腔正式搬上舞台，很快得到傳播。張鳳翼撰《紅拂記》，寫李靖與紅拂故事，又作《虎符記》，寫平原君救趙故事。梅鼎祚著《玉合記》，演說唐代詩人韓翊與妻柳氏悲歡離合的故事。鄞縣人、寄居松江青浦的屠隆作《彩毫記》，記李白故事，寫高力士脫靴，楊貴妃捧硯，李白醉寫《清平調》，流傳遠近。
同時期，《鳴鳳記》傳奇問世，相傳是王世貞或其門人所作。鋪寫楊繼盛、鄒應龍、夏言等官員與嚴嵩等奸臣惡吏的鬥争，楊繼盛及其妻死事，鄒應龍奏倒嚴嵩。這是演說當朝實事的時事戲，震動一時。傳奇前半部以生旦（楊氏夫婦）爲主，後半部全是生角與淨末醜角，突破了專以生旦爲主角的單一格局。
《牡丹亭》的問世，是戲曲史上劃時代的成就。作者湯顯祖（一五五○——一六一六年），江西臨川人，進士出身，曾任遂昌縣令。《牡丹亭》之外，還作有《紫钗記》、《南柯夢》、《邯鄲夢》，四部傳奇都有夢的情節，合稱“臨川四夢”。湯氏居室署玉茗堂，故又稱“玉茗堂四夢”。《紫钗記》、《南柯夢》、《邯鄲夢》分別根據唐人小說《霍小玉傳》、《南柯太守傳》、《枕中記》改編，情節變動很多。《牡丹亭》，又名《還魂記》，參考明代話本《杜麗娘慕色還魂》，描寫太守之女杜麗娘與書生柳夢梅的戀愛故事。對倫常禮教的害人，給予嚴厲的抨擊。這顯然受到當時思想界反理學思潮的影響。但作者通過文學創造，人物形象典型逼真，故事悲歡離合，起伏跌宕，給人以極深刻的感受。曲文也委婉動人，絢麗多彩。問世後，一時家傳戶誦，引起強烈的反響。《牡丹亭》成爲公認的傑作，推動了戲劇創作的發展。
湯顯祖的同時人沈璟（一五五四——一六一一），曾改編《牡丹亭》，變動了一些不合音律之處，引起湯氏的不滿，雙方展開論戰。沈氏是吳江人，因而形成臨川派與吳江派的争論。沈璟辭官鄉居二十餘年，自号“詞隐生”，作有《紅蕖記》、《義俠記》、《博笑記》等傳奇十七種，稱《屬玉堂傳奇》。内容多寫和尚、道士、商販、小官吏等下層社會的活動，與才子佳人戲不同，但立意仍在宣揚綱常倫理，維護理學傳統。在戲曲理論上，主張“合律依腔”（《博笑記附詞隐先生論曲》），認爲傳奇文字，第一要求是腔調合乎規律，不能演唱起來不順口。第二才是要有文采，但不可因文采而破壞韻律。第三語言要通俗易懂，不必追求典雅骈麗。湯顯祖強調他的傳奇的不可更動性，不合律的地方也不能改，他是用文字立意，内容比格律更重要，強調形式服務于内容。湯、沈之争，各執一端，從戲劇創造來說，内容與韻律當然都是重要的。
吳江派裏出現幾個戲曲理論家，沈璟的學生兼友人呂天成撰著傳奇、雜劇十九種，萬曆四十一年（一六一三）寫成《曲品》，評論九十五位作家、二百十二部作品，遵從沈璟的理論，以合律與否作爲評價作品的主要标準。王骥德，天啓五年（一六二五年）作《曲律》，認爲寫劇本要重視布局與剪裁，文字要有可讀、可唱、可解的特色，用典要恰到好處，不可堆砌。調和湯、沈之争，認爲音律和辭章都重要，不可偏廢。
明清之際蘇州出現了一批有成就的傳奇作家，有李玉、朱素臣、朱佐朝、張大複、丘園、葉時章，馬佶人、朱雲從等，他們生于亂世，都比較重視現實生活。李玉（一五九一——一六七一年？），別号蘇門嘯侶，齋名一笠庵，編成《北詞廣正譜》，又作《清忠譜》、《一捧雪》、《占花魁》、《萬民安》等傳奇四十種。《清忠譜》表演天啓間蘇州民變。東林黨人周順昌被捕遇害，蘇州民衆以顔佩韋爲首與魏忠賢黨人拼死搏鬥。《一捧雪》寫嚴嵩之子嚴世蕃強奪他人财物等罪惡，與《鳴鳳記》有異曲同工之妙。朱佐朝撰著《漁家樂》，抨擊東漢外戚梁冀。張大複編著《寒山堂南曲譜》，所撰《天下樂》，寫鍾馗嫁妹故事。葉時章作《琥珀匙》。朱素臣作《十五貫》、《秦樓月》、《未央天》等傳奇。《十五貫》又名《雙熊夢》，歌頌明朝知府況鍾平反熊氏兄弟的冤案，辛辣地嘲諷了固執己見的縣官過于執草菅人命，暴露了晚明官場的黑幕。
《圓圓曲》作者吳偉業，又作有傳奇《秣陵春》、雜劇《臨春閣》、《通天台》。《秣陵春》寫南唐亡後，李後主、黃保儀鬼魂撮合南唐大臣徐铉之子徐适與南唐臨維将軍黃濟之女黃展娘的愛情故事，借以寄托對亡明的哀思。
李漁（一六一○——一六八○年），祖籍浙江蘭溪，遊曆四方，居住南京、杭州時日較多，集戲曲理論家、作家、導演、演員于一身，著述豐富，有《閑情偶寄》，其中《詞曲部》、《演習部》、《聲容部》有關戲曲美學的論述，後人編爲《李笠翁曲話》（《李笠翁劇論》）刊行。它講戲曲創作的規律有六條：一是結構，提出“立主腦”說，确定主題、情節構造和結構安排應統一考慮；二是詞采，提倡“貴顯淺”，即戲曲語言要通俗，适合舞台演出；三是音律；四是賓白；五是科诨，要雅俗共賞；六是格局，戲中的冷熱場次要安排得當。自撰傳奇稱《笠翁十種曲》，在内容上立意不高，未能擺脫宣揚忠孝節義的窠臼。
“縱使元人多院本，勾欄争唱孔、洪詞”（金植：《巾箱說卷》）。孔是《桃花扇》作者孔尚任（一六四八——一七一八年），洪是《長生殿》撰人洪昇（一六四五——一七○四年），他們在清初劇壇都有巨大的影響。洪昇，錢塘人，國子監生，所寫傳奇還有《回文錦》、《回龍院》等，雜劇《四婵娟》，詩集《稗畦集》、《稗畦續集》。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年），友人爲他慶祝生日，在家中演出《長生殿》，時值佟皇後喪期禁止娛樂，洪氏及聽戲的詩人趙執信、趙征介等五十餘人獲罪，被革除功名，“可憐一曲《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洪氏也窮愁潦倒，晚年應江甯織造曹寅之約，到南京連看三天全部《長生殿》，在回鄉途中落水而死。《長生殿》傳奇寫唐明皇李隆基與楊貴妃的愛情故事，主題思想則是揭示李、楊的沉溺于侈靡，帶來衰亂，隐喻亡明之痛。
孔尚任，曲阜人，孔子六十四代孫，國子監博士、戶部員外郎，康熙中參加治黃海口工程，到過南京、揚州等地。康熙三十八年（一六九九年）寫成《桃花扇》，次年進京演出，轟動一時。《桃花扇》描寫明末複社文士侯方域與秦淮名妓李香君的戀愛故事，重現了南明弘光政權的衰亡史。《凡例》中說：“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時地，全無假借。至于兒女鍾情，賓客解嘲，雖稍有點染，亦非烏有子虛之比。”《小引》中說：“《桃花扇》一劇，皆南朝新事，父老猶有存者，…… 不獨令觀者感慨涕零，亦可懲創人心，爲末世之一救矣。”劇中揭露弘光朝朋黨林立，權奸當道的腐敗，閹黨餘孽馬士英、阮大铖的荒淫，讴歌了李香君等社會下層人物和史可法的抗清鬥争以及侯方域的降清求榮。劇中演出的故事都是觀衆經曆過的實事，演出後，确曾使人“感慨涕零”，悲憤交加。《桃花扇》遂成爲久演不衰的名作。孔尚任有《湖海詩集》、《岸堂文集》傳世。
蔣士铨（一七二五——一七八五年），江西鉛山人，翰林院編修，揚州安定書院山長，以善作詩文著名，有《忠雅堂文集》。撰有雜劇《一片石》、《第二碑》，傳奇《冬青樹》、《空谷香》、《臨川夢》等九種，合爲《藏園九種曲》。《冬青樹》寫文天祥舍身取義和南宋滅亡的故事。《臨川夢》寫湯顯祖懷才不遇，從事戲曲創作，并将婁江女子俞二姑讀《牡丹亭》哀傷而死，以及《臨川四夢》中的一些情節與湯顯祖聯系起來，在戲劇中塑造了湯顯祖的形象。蔣氏劇作情思感人，據說在揚州寫劇，戲班争先上演。
乾隆三年（一七三八年），黃圖珌曾依據宋人話本《西湖三塔記》及馮夢龍《白娘子永鎮雷峰塔》小說，寫成《雷峰塔》傳奇，演述白蛇與許宣的故事，把白娘子寫得妖氣十足。與此同時，民間藝人也有《雷峰塔傳奇》問世，白娘子純真可愛，勇敢善良。乾隆三十六年（一七七一年）方成培編成《雷峰塔傳奇》，繼承了民間藝人塑造的白娘子形象，廣爲流傳。
清代戲曲在各地形成多種聲腔，昆山腔和弋陽腔最爲流行。昆山腔又稱昆曲。弋陽腔又稱高腔，傳入北京後，習稱京腔。乾隆時，各地官商爲慶祝皇太後和皇帝壽辰，紛紛組織各地方戲曲入都獻技。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年），揚州鹽商爲慶祝乾隆帝八十壽誕，組織徽班三慶班進京。三慶班以唱徽調（二簧調）爲主，兼能昆腔及其他聲腔。随後，四喜班、春台班、和春班相繼進京，合稱四大徽班。徽班吸取昆曲、京腔及地方聲腔，豐富了表演藝術，逐漸成爲京都盛行的劇種。道光時又吸收漢調，形成近代的京劇。
（四）繪畫與書法
一、繪 畫
繪畫在明清兩代呈現前所未有的發展，取得傑出的藝術成就。
畫院及宮廷繪畫——元代宮廷沒有設立畫院，明代繼承兩宋舊制，在宮廷設立畫院。但在編制上與宋代的翰林圖畫院有所不同。清代不設專門的畫院，隻有内廷供奉、内廷祗候等官職。宮廷繪畫主要是爲皇室服務，圖繪帝王業績，歌頌功德。《康熙南巡圖》、《南巡盛典圖》及《雍正平準戰圖》等都是成功的代表作。
山水畫——明清山水畫在各類繪畫中成就最爲輝煌。明代山水畫的發展可分爲三個時期。前期由明初至嘉靖，主要是以戴進爲首的浙派山水畫。這一派迎合統治者的意趣，摒棄“元四家”那種幽淡枯寂的畫風，有意識地倡導南宋院體畫蒼勁渾樸的畫法。戴進（一三八八——一四六二年）的畫，水墨蒼勁淋漓，斧劈皴法的應用恰到好處，所作《春山積翠圖》、《金台送別圖》等均爲浙派山水的代表作。吳偉在浙派山水中另辟蹊徑，形成浙派支流江夏派。中期自隆慶至萬曆，吳門派繪畫倡行天下。吳門派多是士大夫出身，由于官場失意，安于恬淡閑靜的生活，畫中透露出明顯的“書卷氣”和道家傾向。這一派主要代表有沈周、文徵明和唐寅。沈周是吳門派創始人，文、唐二人都曾從他學畫。所作畫筆鋒所指，力透紙背，又具有簡潔含蓄的藝術感染力。文徵明的畫多狀寫江南風光，早年秀麗，中年粗放，晚年兼二者之長，神采氣韻獨步一時。唐寅的山水畫變化巧妙，令人有可遊可居之感。此外漆匠出身的仇英，山水畫濃重豔麗，講究法度，富于裝飾風味，別有一番天地。萬曆之後是後期，也是明代文人山水畫最發達的時期，當時有董其昌、莫是龍、陳繼儒、趙左等所謂“畫壇九友”，尤以松江華亭人董其昌（一五五五——一六三六年）最爲傑出。他的畫兼采前代衆家之長，筆與神合、氣韻生動，爲明末文人山水畫的集大成者，對清代許多著名畫家有重大影響。
清代山水畫，清初至乾、嘉時期不斷有所發展。清初，以“四大高僧”爲代表，強調解脫、創新，與“四王”爲代表的臨摹古人的“正統派”相對立。“四大高僧”，是弘仁（一六一○——一六六四年）、髠殘（生卒未詳）、八大山人（一六二六——一七○五年）和石濤（一六四○——一七一八年）。弘仁，俗姓江名韬。明亡削發爲僧，寄興自然，雲遊各地，往來于黃山、天都之間，作《黃山真景冊》五十幅，筆墨蒼勁，開新派之先河。髠殘師法“元四家”，《溪山幽居圖》等畫幅，用筆精煉，具有一種綿邈清幽，奧境獨辟的境界。八大山人，名朱耷，明甯王朱權後裔。每作畫題款必使“八大”與“山人”二字聯綴，類哭之笑之之意，其畫筆情恣縱，不泥成法，所作殘山剩水，往往河顛樹倒，滿目荒涼，寄托了山河破碎的亡國之痛。石濤，名朱若極，明靖王後裔。一生飽覽名山大川之神秀，實現了 “搜盡奇峰打草稿”的宏願，他的山水無論布局還是筆法墨路都不拘一格。“四大高僧”成就雖高，卻不爲人重。在當時清代畫壇上充當領袖的是皇家畫院中的王時敏、王鑒、王翚及王原祁。“四王”山水畫總的傾向是摹古，他們把繪畫的最高審美标準與此相聯，評價一幅畫常以“古色蒼人”、“摹古逼真”爲上乘，他們自己的藝術實踐也以此爲指導方針。
花鳥畫——明清花鳥畫的突出特點是水墨寫意花鳥有了長足的進步。明代是花鳥畫由工整豔麗的工筆畫向水墨寫意畫過渡的時期。明初至嘉靖是發展的前期，工筆院體畫筆筆工整，敷彩豔麗，其主将有邊文進和呂紀。邊文進（景昭）所畫花鳥，注重形神特征，飛鳴之态均豔麗生動，工緻絕倫。呂紀作畫總是立意進規、遵具法度，無論花鳥草木均生氣奕奕，燦燦奪目。但這時林良、沈周、唐寅等也開始涉略水墨寫意花鳥，沈周的《慈烏圖》、唐寅的《臨水芙蓉》是不可多得的精品。明嘉靖之後，進入花鳥畫發展的後期。水墨寫意派獨樹一幟，以其淋漓灑脫，自然生動的意境，博得稱賞，陳淳（一四八二——一五四四年）、徐渭（一五二一——一五九三年）、周之冕聲名最大。陳淳所畫花鳥樹石生動有韻，淡墨欹毫，極爲逼真，他與稍後的徐渭并稱“白陽青藤”，被尊爲一代宗師。徐渭所作的水墨大寫意花鳥，筆墨淋漓奔放，追求新穎奇特，抒發了追求精神解放的胸襟。周之冕在花鳥畫中把工筆與寫意兩種畫法相結合，創鈎花點葉一派，其畫風清雅純樸，自然風趣，富于生活氣息。
清代花鳥畫的發展可分爲清初至嘉慶的前期，道、鹹、同的中期及晚清光緒、宣統的後期。清初至嘉慶這段時期的花鳥畫風格多樣，百花齊放。尤以清初恽格的 “常州派”及乾隆時的“揚州八怪”影響最大。恽格（一六三三——一六九○年）的沒骨寫生花鳥簡潔明麗，天機物趣，畢集毫端，頗具大家風度。“揚州八怪”是對乾隆年間活躍在揚州畫壇上的一群具有革新精神的畫家的總稱。汪士慎（一六八六——一七五九年）的冷梅，金農（一六八七——一七六四年）的梅竹馬，鄭燮（一六九三——一七六五年）的蘭竹，李方膺（一六九五——一七五五年）的“四君子”及羅聘（一七三三——一七九九年）的蔬果梅花各具韻緻。
人物畫——明代人物畫大家有唐寅、仇英、丁雲鵬、陳洪绶及曾鲸。明代人物畫法基本有兩派。一派工筆細密，設色濃麗，繼承宋代院體傳統；另一派掃去粉黛，淡墨輕毫，學李公麟之白描。此外還有水墨點染，繼承梁楷寫意傳統的畫法。唐寅人物畫既善工筆，又涉水墨，所畫美人名士，線條洗煉，表情含蓄。工筆以《孟蜀宮妓圖》、《吹蕭仕女圖》最爲出色，水墨人物則以《秋風纨扇圖》最爲著名。仇英人物畫題材廣泛，技法多變，既善工筆，亦通白描，更把優美恬靜的山川與人物融爲一體，時稱“雙美”。丁雲鵬所畫的白描羅漢，神姿飒爽，筆力偉然，董其昌贊“三百年來無比作手”。曾鲸以畫人物肖像響譽一時，無論畫什麽人物都點睛生動，咄咄逼真，如鏡取像，妙得神情。陳洪绶所畫的人物，形體上往往略有誇張，然注重神似，妙不可言。
清代人物畫以乾嘉時最發達，著名人物畫家有高其佩和丁臯。高其佩爲指頭畫家，于山水、人物、花鳥兼通，喜畫鍾馗，能傳鍾馗之妙，風趣橫生。丁臯善畫肖像，他将自己的心得寫成《傳真心領》、《寫真秘訣》，将人物畫法發揚光大。
明清繪畫除在山水、花鳥、人物畫上取得重大發展外，在版畫、壁畫、年畫等民間繪畫上也取得了很大成就。
二、書 法
明清兩代書法上宗晉唐，近追宋元，使書法藝術于繼承中得到全面發展。
明清帝王與書學——明代皇帝中醉心翰墨者甚多。《書史會要》中記述了太祖、成祖、神宗、宣宗等帝王對書學的喜好。馬宗霍《書林藻鑒》說：“夫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明之諸帝既并重帖學，宜士大夫之鹹究心于此也”。由于統治者對書道有所偏頗，所以行草之發展“幾越唐宋”，而篆隸八分卻無一名家。
清朝皇帝也多酷愛書道，并廣爲提倡。聖祖康熙酷愛董其昌書法，董書一時身價百倍風靡海内。高宗乾隆栖情翰墨，每至一處遊覽必作詩紀勝，禦書刻石。他還特建淳化軒收藏曆代著名碑帖，稱“淳化閣帖”，這對書法的流傳發展起了促進作用。
明代書法——明代書法帖學大盛，善行草者頗多，但隻可與入時，未可以議古。特別是篆籀八分幾于絕迹。整個書風趨于妍媚娟靜，沒有古人之雄渾樸拙的氣勢。但仍有不少稱得上上宗晉唐筆意的書法大家。明代書學的發展可分爲三個時期，由明初到成化爲其初期，此時書家以劉基（一三一一——一三七五年）、“三宋”、陶宗儀、俞和、王绂、解缙、“二沈”最著名。劉基善行草，書法智永，流暢俊逸，曆代推重。“三宋”中宋遂以小篆最傑出，被稱爲“國朝第一”；宋克工于草隸，筆精墨妙，很受時人推崇；宋廣善草書，章草尤爲入神。陶宗儀傳唐李陽冰篆法，有《書史會要》、《古刻叢鈔》行世，對書史有很大影響。俞和乃元大書法家趙孟頫的私生子，行草逼真乃父。王绂永樂初以善書供事文淵閣，書名震一時。解缙書法學王右軍、危素，尤以小楷精絕，端雅純熟，還撰有《學書法》、《草書評》、《書學詳說》等書學論著。“二沈”指沈度、沈桀兄弟，均以善書得帝王賞識。
成化至隆慶是明書法發展的中期。此時文人學士輩出，号稱“吳中才子”的祝允明（一四六○——一五二六）、文徵明及王寵、陳淳、徐霖等人風流一時，此時山水畫也正值明代發展盛期，一時丹青翰墨現出勃勃生機。祝允明楷行草書皆深得書學之奧妙，功力深厚，名動海内。晚年書法進入極高境界，變化出入，不可端倪，風骨爛熳，天真縱逸。文徵明的書風筆法蒼潤，張馳有緻，整栗遒勁。後世書家稱其書“神理超妙”，“渾然天成”。王寵正書取法虞智，行書法大令，晚年自行一體，以拙取巧，合而成雅，婉麗遒逸，別有風度。陳淳行書出楊凝式，老筆縱橫可賞，真行小楷皆清雅秀麗，具有米家遺風。徐霖九歲能大書，于各體兼通，尤善篆法。
嘉靖以後爲明代書學發展的後期，晚明書家曆來推邢侗（一五五一——一六一二年）、張端圖、董其昌、米萬鍾，時稱“晚明四大家”。此外，黃道周、倪元璐也頗有名。邢侗書法兼學諸家，尤得右軍筆意，有龍跳虎卧之緻，極爲海内珍賞。張端圖善行草，執法得當，用力勁健，骨氣獨标。米萬鍾精于行草，渾厚遒勁，有“南董（其昌）北米”的美譽。董其昌被推爲明末書畫壇上第一人。他學書雖晚，然進步頗快。治書态度嚴謹，六體八法，無所不精。黃道周于書藝上富于創造精神，隸書自成一家，行草筆意離奇超妙。倪元璐書法靈秀神秘，行草尤極超逸，用筆多藏鋒，如錐畫沙。
明代書法有其無可否認的流弊。由于科舉取士注重生員舉止書體，因而讀書人寫字唯求橫平豎直，端方拘謹，一字萬同，呆闆乏味，即所謂“台閣體”。這一流弊不僅危害明人，而且流毒清代，愈演愈烈，是書學的一大憾事。
清代書法——清代書法可分帖學期（清初至嘉道年間）和碑學期（嘉道以後）兩個時剛。帖學期著名書家頗多，各有所善，争奇鬥豔。傑出者有王铎、傅山、汪士鋐、王澍、張照、鄭燮、金農、劉墉、梁同權、王文治、姚鼐、翁方綱、錢沣諸人。王铎書學米南宮，筆墨蒼老勁健，能自出胸臆。但古來書品随人品，降清後書名大減。傅山兼工分隸行草及金石篆刻，又兼醫道超群，人稱“學問志節爲國初第一風流人物”。汪士鋐早年善真行，蠅頭棍書，精妙絕倫；晚年尚慕篆隸，名重一時。王澍以善書充五經篆文館總裁官，書法專學歐陽詢，火候純熟。張照由于繼承董書遺風，頗得康熙帝垂青，評價甚高。他右手左手兼能，時稱造化手。鄭燮不僅以“怪”名垂畫史，書法亦堪稱一怪，他把真、草、隸、篆融爲一體，自謂“六分半書”，其書怪而不失法度，古秀獨絕，有亂石鋪路之譽。金農書以拙爲妍，以重爲巧，看似未佳，實筆筆出自漢隸。劉墉處于帖學碑學交替之際，被稱爲融彙曆代諸家書法之集大成者。筆筆力厚骨勁，氣蒼韻遒，極爲後代書論家推重。梁同權書筆力縱橫，年九十書無蒼老之氣，遠至日本、琉球、朝鮮諸國，都以得其片缣以爲幸。王文沾書專取風神，稍有浮浪，有“濃墨宰相（劉墉）、淡墨探花（王）”之稱。姚鼐爲清文壇“桐城派”巨将，晚年工書，筆緻超然，品質精妙。翁方綱書謹守法度，尤以小真書工整厚實著名。錢沣爲人正直不阿，不懼和珅權勢，書風直逼顔平原，被譽爲形神兼得。
（五）工藝美術
工藝美術到明代發展到登峰造極的階段，各手工行當的技巧皆臻于完善，審美設計水平也達到極高的層次。清代在繼承明傳統的基礎上雖有一定發展，特別是民間工藝仍顯出很強的生命力，但開始出現繁瑣堆飾、格調漸低。
明清官方工藝制度——明代工匠制度繼承了元代的世襲制，所有工匠均隸屬于工部和内宮監管理。工匠們有一定的時間爲朝廷服役，在此之外可以自由從事其它職業。據《明會典》記載，明代的工匠有輪班、存留和住坐三種類型。清代初期，廢除了匠籍，改變了工匠的服役制度。工匠能用較多的時間進行自己的生産，因而也發揮了創造性。但清代仍有一套嚴格的手工管理機構，工部專門設有管理各手工業的職官，如掌管營建工作的營繕，掌管五工（銀工、鍍工、皮工、繡工、甲工）的制造等。
染織工藝——染織工藝在織造技術和染色工藝方面都較前代有了很大的提高。特別是江南地區形成了“男女勤謹，絡繹機杼之聲，通霄徹夜”的盛況。
棉紡工藝自從元黃道婆将制棉紡花織布技術由南海帶回江南以來，迅速發展。黃道婆的故鄉松江明代已成爲全國的棉紡織業中心，有“松江衣被天下”的美譽。棉織品種類繁多，有大布、扣布、稀布、番布等數十種。西北一帶則以毛織品爲主要生産工藝，産品織造技術很高，構圖色彩變化多樣。以蠶絲爲原料的絲織工藝不僅質地更加精美，而且工藝設計，包括圖案花紋造型，色彩組織搭配也都達到更高的審美水平。明代工部專設顔料局，掌管顔料。安徽蕪湖是當時全國印染業最爲發達的地區。套染技術進一步提高，所染的色譜日益擴大。民間刺繡工藝，最著名的是上海露香園顧名世一家的“顧繡”。官方對刺繡工藝也很重視，皇室設有繡院，專爲皇家制作服飾用品。
清代的染織刺繡工藝以更大的規模、更廣的範圍發展起來。朝廷在江南等地設置織造局，把大批優秀的民間藝人征集到官營工場作工。北京專門設有染織局，掌管“緞紗染彩繡繪之事”。清代刺繡工藝題材廣泛，造型新穎，色彩典雅，針法高超，蘇繡、粵繡、湘繡、蜀繡、京繡、瓯繡、汴繡、魯繡等，各有特色。
明清少數民族的織繡印染工藝也很出色。藏族的栽絨織物花紋粗放，有變形換色的效果；西北的地毯、壁毯，西南一帶的壯錦、侗錦，苗族的臘染等皆以其獨具的審美特點、濃郁的地方風味獲得了強大的生命力。
陶瓷工藝——明代以前，陶瓷工藝以青瓷爲主，多采用刻、劃、印花等方法。明代以來，以白瓷爲主要釉色，以畫花爲主要裝飾手法。明代制瓷中心景德鎮的産品數量大，品種多、質量高、銷路廣，所謂“工匠來八方、器成天下走”。明代彩瓷創造是中國陶瓷史上的裏程碑，其中以成化鬥彩最有名，它開創了釉下青花和釉上多種色彩相結合的新工藝。此外，福建德化的白瓷，江蘇宜興的紫砂陶品也是享譽天下的精品。
清代對景德鎮的官窯實行“官搭民燒”制度。官窯禦廠生産供皇家享用的産品，集中了大批優秀制瓷工匠，技術超絕，不斷創制出新品種，促進了制瓷業的發展。清代陶瓷的著名産品有青花、釉裏紅、五彩瓷、粉彩和鬥彩。康熙青花獨步天下，呈寶石藍色澤，極爲鮮豔，瑩澈明亮。除景德鎮外，宜興的紫砂器，廣東石灣的陶器及德化的白瓷也在清代陶瓷業占有重要位置。
金屬與雕漆工藝——明清金屬工藝在前代基礎上更爲精進。銅、錫、鐵制品和金銀細工都有所創造，豐富多彩，尤以“宣德爐”、“景泰藍”聞名中外。“宣德爐”始創于明宣德三年，當時工部爲适應宮廷和寺廟作祀祠或薰衣之用，利用從南洋所得的風磨銅鑄造了一批小型銅制品，由于其多爲香爐式，故稱“宣德爐”，其特點是銅質細膩、色彩豐富、花紋精美、造型新穎。“景泰藍”是在銅胎上掐銅絲，再填琺琅釉彩制成的工藝品，由于它盛行于明景泰年間，釉彩又多以藍色爲主而得名。它制作工藝複雜，是造型、色彩、裝飾、精工合爲一體的特種工藝品。清代康熙時發展的畫琺琅，到乾隆時達到極盛點，但到清末即已絕迹。
明代漆樹種植面積擴大，漆器工藝品的制作水平也較前代有所提高。明初，北京設有爲皇家制作漆器的機構。永樂時又開設了官營漆品的生産的機構，稱爲“果園廠”，主要生産雕漆和填漆工藝品。以金粉爲裝飾的金漆工藝在明代也有發展，主要基地是蘇州和鄞縣，蘇州藝人蔣回回是著名的漆藝高手。清代漆藝更富特色，形成了北京、揚州、福建等制作中心。
雕塑工藝——明清手工雕刻和泥塑工藝各有所長。皇陵大型雕刻石牲，氣勢渾厚質樸無華，小型的玉雕、石雕、牙雕、竹雕、角雕、木雕、核雕等工藝品種也頗發達。明代在禦用監專門設有玉作。清代玉雕技藝更高，乾隆時出現的巨型玉山《大禹治水》重約七噸，構思巧妙，制作工整，栩栩如生。清代石雕以硯，有廣東端硯，安徽歙硯，既美觀又實用。
家具工藝——“明式家具”是我國古代家具工藝中的精品。在選料、制造、實用和審美方面達到了完美的結合。北京禦用監設“佛作”和“油漆作”，專門制作宮廷使用的家具。民間則以蘇州、廣東等地爲重要産地，依地區不同，稱爲“京做”、“蘇做”和“廣做”。不論官制還是民間柴木家具，都以其造型簡潔，比例适度，線條舒展挺秀，不施裝飾而博得人們的贊賞。清代家具雖繼承明式構造上的某些傳統，但逐漸趨向雍榮華麗，線條平直硬拐，雕飾過于繁缛。但是，許多民間家具制作仍保持了樸實簡潔的風格。
2009年2月6日星期五
明清學術著述
第二节 学术著述
明朝強化專制統治，學術研究很不發達。明初，編纂《永樂大典》，是罕見的盛業。萬曆以後，明朝統治日漸衰落，文史等學術領域陸續出現一些新著。清朝爲鞏固其統治，不能不提倡漢文化，乾隆時編纂《四庫全書》，蔚爲曆代著述的總彙。漢學的興起，以訓诂名物爲依歸，帶動了曆史學、地理學、金石學、語言文字學及目錄學等學科的發展。乾嘉年間，學者著作如林，成爲宋代以後又一個學術繁榮時期。本節介紹的隻是若幹領域裏關系學術發展趨向的一些重要著述。
（一）類書與叢書
明清時期繼承宋元官修類書的傳統，又發展爲編纂叢書，私家編修的叢書和類書，也層出不窮，構成這一時期學術著作編纂刊刻的顯著特色。
《永樂大典》——明成祖于永樂元年（一四○三年），命翰林學士解缙聚集古籍，編輯類書。第二年，解缙以《文獻大成》進呈。明成祖嫌其簡陋，又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禮部尚書鄭賜與解缙重修。因南京文淵閣藏書不足，又命鄭賜到各地收購圖書，以備應用。姚廣孝、解缙等集中二千餘名文士編輯、校訂，于永樂六年謄錄竣工，共計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七卷（目錄六十卷），合裝成一萬一千零九十五冊，約有三億七千萬字，明成祖親自作序，定名《永樂大典》。大典包括經、史、子、集，天文、地理、醫蔔、釋道、戲曲、平話、工藝、農藝共約七、八千種古文獻中輯錄的資料，編輯方法是“用韻以統字，用字以系事”（《永樂大典·凡例》），按照《洪武正韻》韻目字序排列事目。如天文志即載在天字下，地理志即載在地字下。諸書所載有關紀錄，均收入本目之内，以期“因字以求事，開卷而古今之事，一覽可見”（《大典·凡例》）。此書卷帙浩繁，未能刻印，成書後隻有謄錄清本，後世稱作“永樂鈔本”，到嘉靖年間又過錄一部，稱“嘉靖鈔本”。永樂本大約毀于明清之際，嘉靖本清朝修輯《四庫全書》時曾予利用，但已有一千多冊的缺失，後由于管理不善和近代外國侵略軍的焚燒、掠奪，嘉靖本散失迨盡。現存于國内外各地的殘卷，僅有八百一十卷，約爲原書的百分之三、四。《永樂大典》是古代規模最大的一部類書，後人曾從中輯錄佚書五百九十種。現存《東觀漢紀》、《舊五代史》、《續資治通鑒長編》、《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等重要史籍，都自《大典》中輯出。
《古今圖書集成》——康熙三十七年（一六九八年），原翰林院編修，因涉及耿精忠案而貶戍遼東的陳夢雷，被赦還京，侍皇三子允祉，爲王府詞臣。奉命類纂古今圖書，至康熙四十五年編成三千六百卷，名《古今圖書集成》。雍正帝嗣位，複命戶部尚書蔣廷錫主持重編，至雍正四年（一七二六年）告成，全書共一萬卷。武英殿修書處以銅活字印刷六十四部，每部五千零二十冊。本書從古代文獻選輯資料，分類編錄，全書分六編、三十二典、六千一百零九部。每部所錄資料，依文獻時間順序，逐條著錄，注明出處。起自上古，止于康熙朝。本書以類相從，較之《永樂大典》的依字韻編排，更便于檢索。古今圖書，收羅詳備，是現存最大的類書，也可說是中國古代的一部大百科全書。
《四庫全書》——乾隆帝廣泛征求天下圖書， “寓禁于征”（見前），征得的圖書，不再因襲舊例，分類編纂。乾隆帝認爲《古今圖書集成》式的類書，限于體裁，不能将書籍原文全部載入，難免割裂。因而主張将所有圖書，分別收入經、史、子、集四庫，編纂成大型的叢書，定名《四庫全書》。乾隆三十八年，正式開設《四庫全書》館，由郡王永瑢、大學士劉統勳、于敏中任總裁，兵部侍郎紀昀、大理寺卿陸錫熊爲總纂官，主持編務，一時著名學者陸費墀、戴震、邵晉涵、王念孫、姚鼐、翁方綱、周永年、朱筠、任大椿、金簡、程晉芳等都曾入館，分任編務。先後參加編校工作的人員近四千人。至乾隆五十二年，編輯繕寫完竣。收入全書的圖書來自不同的途徑。各地征集者稱“采進本”，私家送呈者爲“進獻本”，宮中所藏稱“内府本”，清帝敕令編纂者稱“敕撰本”，從《永樂大典》輯出者爲“永樂大典本”。共收先秦至乾隆間的圖籍三千四百六十一種，七萬九千三百零九卷，分裝三萬六千三百零四冊。先後抄成七部，分藏于皇宮文淵閣、圓明園文源閣、盛京（今沈陽）故宮文溯閣、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鎮江金山寺文宗閣、揚州大觀堂文彙閣和杭州聖因寺文瀾閣。南方三閣的藏書可供士人閱讀。現仍有四部流存，分別藏于北京、蘭州、杭州（原缺者補抄）及台北。乾隆帝因編纂《四庫全書》而使許多圖書遭到禁毀，但收入全書的大量圖書都因而得以保存和流傳，仍是對學術文化的一大貢獻。
明清兩代，私家編纂叢書或類書，也漸成風氣，爲學術著述的流傳，作出了貢獻。明沈節甫編輯叢書《紀錄彙編》，收書一百二十三種；毛晉編輯《津逮秘書》，收書一百三十九種，宋元以來掌故雜記之書，多藉以保存。清初，曹溶輯《學海類編》，後經陶樾增訂，收書四百三十一種。乾嘉時期，漢學昌盛，搜集佚著、編輯叢書尤爲風行。盧文弨刊《抱經堂叢書》、鮑廷博輯《知不足齋叢書》、孫星衍輯《平津館叢書》、張海鵬輯《學津讨源》等，都搜羅宏富，有功士林。清代還出現一些別開新境的類書。如陳元龍編《格緻鏡原》一百卷，自古今文獻，分類輯錄宮室、冠服、飲食、器物，以至蔬木花果、鳥獸等有關資料，別爲三十類。王初桐編《奁史》一百卷，分類輯錄有關婦女及家庭生活有關資料，分爲三十六門。這些類書的編纂，說明學者的眼界，已從經史擴展到社會生活及動植物等許多方面，開拓了研究領域。
（二）歷史學著作
明代史學，不甚發達。但紀錄當代史事的私家著述，多有佳作，形成顯著的特點。清初諸帝提倡理學以加強思想統治，也提倡史學，并加強對史學觀點的控制。漢學家緻力于考訂訓诂，多兼通經史，或由經入史。曆史考據學蔚爲專學，影響了一代學風。明清兩代，史學著述繁多，下面介紹的隻是若幹方面有代表性的名著。
前代史的編修 明清兩代繼承官修前朝史的傳統，先後完成了《元史》和《明史》的編修。乾隆時期，與曆代紀傳體史書合刊爲“二十四史”，構成中國古代史完整的基本著述。編年體史書則承襲《資治通鑒》體例，編撰了《國榷》、《續資治通鑒》等書。
《元史》——明太祖即位後，在洪武元年十二月即下诏設局，編修元史。次年二月，命左丞相李善長監修，翰林學士宋濂、待制王祎爲總裁，至當年八月，編成元太祖至甯宗朝一百餘卷進呈。此後，又搜訪順帝時史事文獻，于洪武三年二月，重新開局續修，至七月成書。全書依紀傳體，分編紀、志、表、傳，共二百一十卷。明太祖初即位，即下诏修史，意在宣告元朝的滅亡，瓦解北元的統治，但《元史》倉促成書，不免粗略。史局館臣，多出浙東，不習蒙古語及諸族語，書中歧譯重出，随處可見。但本紀、志、表保存了今已失傳的元十三朝實錄及《經世大典》的大量内容，而且大體上保持原貌，史料學的價值勝于編纂學的水平。
《國榷》——明天啓間，浙江海甯人談遷開始編撰元明間的編年史，清初，書稿一度被盜，又發憤重編，至順治十三年完成。全書原分爲一百卷，起自元文宗天曆元年（一三二八年），止于南明弘光元年（一六四五年）。黃宗羲爲談遷撰墓表，說他編撰此書，“汰十五朝之實錄，正其是非；訪崇祯十五年之邸報，補其阙文。”本書以明代官修實錄及邸報等爲依據，但又廣泛搜覽官私著述，訂正官書的隐諱失實。書名《國榷》，自撰《義例》說是“事辭道法，句榷而字衡之”，紀事經考訂榷衡，文字也力求簡樸，“大抵甯潔勿靡，甯塞勿猥，甯裁勿贅”（《義例》）。談遷生平不仕，以布衣著國史，得以擺脫官方觀點的束縛，較之明修《實錄》、清修《明史》更能無所避忌，接近史實。本書在清代隻有抄本流傳，近年始得刊印問世。
《明史紀事本末》——清初谷應泰著。直隸豐潤人谷應泰，順治四年進士，曾在戶部任職。順治十三年，提督浙江學政佥事。在任期間，邀集學者張岱、陸圻等撰成此書。全書分爲八十卷，每卷各紀一事。起于“太祖起兵”，終于崇祯帝“甲申殉難”。本書當是廣泛參據明人記述當代史的著述，自稱是“泛瀾衆家，編撰是書”，叙事之法是“首尾畢具，分部就班”（《自序》）。順治十五年書成，刊刻行世（築益堂本），是清代刊刻最早的一部明史。八十卷不及明清之際史事，世傳抄本《補遺》六卷，記述清朝滅明戰事。或謂也出谷應泰手，因避忌未刊。近年補刊于本書，合爲完璧。本書成書早于清朝官修《明史》約八十餘年，記事之詳确，往往長于《明史》。
《罪惟錄》——是明清之際又一部私修明史。浙江海甯人查繼佐曾随南明抗清，南明亡後，家居著述。清康熙時，曾因莊廷■案入獄獲釋，所著《明書》改題爲《罪惟錄》。全書采紀傳體，分編本紀、志、傳。帝紀不止于崇祯帝而止于南明弘光帝，并将南明諸王附入，以示尊崇明朝的帝統。著者于晚明及南明史事，多經廣泛搜訪或曾親曆，記述詳于他書。清代隻有抄本流傳。
《明史》——清朝官修的“正史”。清順治時，即曾開局，編修明史。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史局三開三辍。自初開史局，至最後成書，經九十餘年之久。清初，黃宗羲曾自撰《明史案》二百四十卷。弟子萬斯同據以擴充，編爲《明史稿》五百卷。康熙十八年重開明史館，以翰林院掌院學士徐元文爲總裁。徐元文延聘黃宗羲入館，被黃拒絕。萬斯同被邀請爲徐家儒師，審修史稿。二十一年，翰林院侍讀王鴻緒繼任明史總裁。四十八年因請立太子事得罪免官，以戶部尚書原品休緻。五十三年，王鴻緒将所藏萬斯同書稿略事增删，進呈明史列傳二百另五卷，請付史館，說是歸田五載，據自編舊稿增訂。雍正元年又進呈本紀、志、表共一百另五卷。後題爲《明史稿》刊行（今存），署王鴻緒著，其實基本上是萬斯同的書稿。雍正元年，禮部尚書張廷玉爲明史總裁。張廷玉即以王鴻緒之書稿爲底稿，經館臣考訂編修，成紀傳體《明史》三百三十六卷。乾隆帝即位，張廷玉以大學士受命輔政。乾隆四年七月，将《明史》刊刻進呈，說明“舊臣王鴻緒之史稿”，“用爲初稿”。《明史》成書，曆有年所，幾經增删。書例仍依舊制，分爲紀、志、表、傳，但從明朝的實際出發，編修《七卿表》、《閹黨傳》、《土司傳》等篇，是前史所未有的創例。清初因私修明史，屢興大獄。館臣多所避忌，叙萬曆以來涉及清朝先世的史事，隐諱删汰，簡而不周。本紀止于崇祯（清谥莊烈帝）。南明諸王事，尤多避諱。
《續資治通鑒》——司馬光著《資治通鑒》，至于後周。明人多仿其體例，續編宋元史事，陳■著《通鑒續編》、王宗沐著《宋元資治通鑒》、薛應旗也著《宋元資治通鑒》，但都不免失于疏略，不餍人意。清康熙時，徐乾學邀集一時名家萬斯同、閻若璩、胡渭等編成《資治通鑒後編》一百八十四卷，起于宋初，止于元亡，以年系事。乾隆二十五年狀元畢沅，曾入爲翰林院侍讀，後出任陝西、河南巡撫，湖廣總督。畢氏博通經史金石，勤于著述。徐乾學等未及寓目的宋遼史籍，乾隆時已陸續被發現或輯錄。畢沅以徐書爲底本，補以新出史料，參考古籍百餘種，重加修訂，成《續資治通鑒》二百二十卷。乾隆末年修訂成書，嘉慶間刊行。全書起于宋太祖建隆元年（九六○年），止于元順帝至正三十年（一三七○年），于宋遼金元四朝史事，均予編錄，改變了前人以宋爲正統，輕視三朝的舊例。本書繼承了《通鑒》的編年體例，也繼承了《通鑒》“辭約而事豐”的傳統，叙事簡晐條貫，取舍得宜，不能因爲所據史料現多流存而低估它的著作價值。
實錄與國史明太祖初即位，依前朝舊制，設起居注官。洪武六年九月，诏修《日曆》（逐日記政事），命宋濂爲總裁。明成祖時，命勳臣監修《太祖實錄》，以殿閣大學士充總裁。曆朝相沿，至明末完成太祖至熹宗十三朝實錄，共三千零四十五卷，建文朝、景泰朝無實錄，事迹分別附于《太祖實錄》、《英宗實錄》之後。曆朝實錄修成後藏于皇宮，嘉靖以後，藏于皇家的石築檔案館皇史宬，另有副本藏于内閣。實錄依朝紀事，保存了大量史料。重要人物并附有小傳，便于檢閱。清初，補成《崇祯實錄》十七卷。
清沿明制，曆朝均編修實錄，設實錄館鑒修，依據上谕及檔案文冊， “發秘府之藏，檢諸司之牍”（《清世祖實錄·康熙帝序》），依年月編錄。史官編錄過程中，皇帝不時檢閱，可指示修改或重寫。定稿後用滿、漢、蒙古三種文字各抄五份，分藏乾請宮、皇史宬、内閣實錄庫和盛京崇谟閣。太祖朝實錄在太宗崇德元年初修，康熙時重修一次，雍正時再次修訂。太宗朝實錄，順治初年初修，康熙及雍正時，也先後修兩次。世祖朝實錄，康熙時編修，雍正時重修。三朝實錄的重修本都在乾隆四年校訂。三朝實錄的一再修改，事實上是依據漢人的傳統觀念，删改滿洲的史事風習，隐諱文飾，不免失真。清朝官修的實錄，計有太祖、太宗、世祖、聖祖、世宗、高宗、仁宗、宣宗、文宗、穆宗十朝，總計三千七百五十八卷。曆朝實錄取材廣泛，多将上谕原文載入。原來隻有抄本儲存，現有影印本傳世。清亡後，清室遺臣續成《清德宗實錄》五百九十七卷和《宣統政紀》四十三卷。
編修實錄依據的“起居注”，自康熙十年開始編纂，康熙後期一度停修，後又恢複，直至宣統三年清朝滅亡。清曆朝起居注共三千八百六十三冊，今存曆史檔案館等處。
清朝自康熙時開設國史館，乾隆間成爲常設機構，編寫國史和人物傳記。撰有《大臣列傳》和《大臣列傳稿本》，共三千多個大臣傳記，隻有抄本未刊。但有據傳抄稿編輯的列傳數種刊印行世。乾隆時刊“依國史抄錄”的《滿漢名臣傳》八十卷，清亡後刊《國史列傳》（《滿漢大臣列傳》）八十卷。又《清史列傳》八十卷，也約有半數的内容出自清國史館的稿本。乾隆時，國史館還撰有《宗室王公功績表傳》、《蒙古王公功績表傳》等書。
清朝官修紀錄重大事件的“方略”，幾成定制，康熙至嘉慶間編撰的方略不下二十種，有《平定三逆方略》、《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後編、續編》、《三省教匪紀略》等等。這些方略均采編年體記述事件本末，最爲詳備。
私修當代史明代學者私修當代史，蔚爲風氣。嘉靖間，兵部尚書鄭曉著《吾學編》六十九卷，以紀傳體寫法，記洪武至正德間政事，爲當時人所珍視。高岱撰著《鴻猶錄》十六卷，以紀事本末體記明朝開國至嘉靖間的曆次戰争。天啓間，通政使何喬遠著《名山藏》，用紀傳體叙述明代十三朝史事，于崇祯十三年（一六四○年）刊行。大學士朱國祯著《皇明史概》一百二十卷，内含《皇明大政記》三十六卷。陳仁錫纂《皇明世法錄》九十二卷。兩書都在崇祯時刊刻。
明代還有一些以筆記體裁記述當代史事的著述。張萱著《西園聞見錄》一百零六卷，雜記洪武至萬曆間事，朝廷政務、官員作風以至方伎活動，皆在記述之内。萬曆間王世貞，号鳳州，又号弇州山人，曆官按察使、布政使、巡撫、副都禦史、尚書，爲一代文壇盟主，撰作《弇州史料》前集三十卷、後集七十卷刊行，有關典章制度、朝野掌故、禮儀風俗等記述頗豐。另有《鳳州雜編》，被收入《紀錄彙編》刊印。萬曆間舉人沈德符，随父祖在京，見聞廣博，寫成《萬曆野獲編》三十四卷，内容涉及到萬曆朝政、典章制度、帝王家史以至下層社會活動、風土人情、歲時節日、戲曲小說等等，内容極爲廣泛。
明清之際，時人著史以寄亡國之痛。清人全望祖稱，當時野史不下千家。吳偉業著《綏寇紀略》；彭孫贻撰《平寇志》；計六奇作《明季北略》、《明季南略》；戴笠、吳殳合編《懷陵流寇始終錄》等書，詳細記載了張獻忠、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的過程。王夫之著《永曆實錄》、顧炎武作《聖安本紀》（《聖安紀事》）、查繼佐撰《國壽錄》、黃宗羲作《行朝錄》以及屈大均輯《皇明四朝成仁錄》、邵廷采編著《東南紀事》及《西南紀事》、馮夢龍撰《中興實錄》等，記述南明史事，多爲清修《明史》所不載。
浙江鄞縣人全祖望（一七○四——一七五五年），乾隆時進士，曾任知縣，辭官著述。繼承浙東學派由經入史。因感明末文獻流失，殉明志士之事迹，多淹沒無聞，廣泛搜集史料及故老遺聞，以碑志墓表傳記等形式，撰述殉明抗清人士事迹，自張煌言、顧炎武等文士以至市人歌伎，分別予以表彰，并及清初的廉吏和文士。全祖望所撰志傳遺稿，編入《鲒埼亭集》及外編（今共存一百八卷，内含詩集十卷），實際上是一部明清之際的史傳彙編。
清人私家纂史，當首推蔣良骐《東華錄》。乾隆中，蔣良骐任國史館纂修官，摘抄清太祖至清世宗的五帝實錄，增入所見檔案資料，彙編成《東華錄》三十二卷（史館在皇城東華門内，故名）。清初幾朝實錄屢有修改，蔣氏私家修錄，未經官方删改，保存了不少不見于官修實錄的文獻。清末王先謙曾予增補，又續修乾隆帝至同治帝《東華續錄》，合爲《十一朝東華錄》六百二十五卷行世。乾隆中宗室弘旺著《皇朝通志綱要》五卷，以編年體叙述清太祖至乾隆前朝史事。乾隆十七年蕭奭（蕭奭齡？）撰《永憲錄》并續編，記述康雍之際的政事和典制，取材于邸鈔、朝報、诏谕、奏折等原始資料，可糾正官書的誤失。
清三通與續三通唐杜祐著《通典》，宋鄭樵著《通志》，元馬端臨著《文獻通考》，習稱“三通”，創立了記述曆代名物制度的史學體裁。乾隆中開三通館，仿照“三通”體例，編寫《皇朝通典》、《皇朝通志》、《皇朝文獻通考》，于乾隆五十一、二年間修成。《清通典》一百卷，依舊例分爲九門，記述清代典章制度。《清通志》一百二十六卷，省去《通志》的紀傳年譜，隻取二十略，其中不免與《清通典》重複。《清文獻通考》卷帙最繁，多至三百卷，依舊例增爲二十六門，分記清代行政制度與經濟制度，頗爲詳備。清三通纂輯後，當即由武英殿刊刻行世。
三通館編修三通，原意是續修《通典》、《通志》、《文獻通考》，止于乾隆朝，但在編寫過程中，對前代與清代制度的行文格式，難予處理，于是将清朝的與前代的分編。因而在皇朝三通即清三通之外，又有續三通的編纂。《續通典》一百四十四卷，叙事銜接《通典》，自唐代中葉迄于明代；《續通志》六百四十卷，銜接《通志》，起唐代止明代；《續文獻通考》二百五十二卷，叙事銜接《文獻通考》，起自南宋後期，止于明代。續三通記述前代制度，詳于明代，明以前較爲疏略。但三通體裁，卻由此得以貫通今古，彙爲完帙。
曆史考據學漢學治經學，緻力于名物訓诂，辨僞輯佚，一些學者因而由經入史，也影響了曆史學的發展。史學家把漢學治經的方法應用于研治史學，從而使曆史考據學成爲乾嘉時期風行的學術，取得了顯著的成績。漢學原義是指經學，以漢學家求實的方法研治經史，又被稱爲“樸學”。
疏證——對儒家經典注釋疏證是經學的傳統方法，清代漢學家注經則基于對古制、古義的考訂和遺文、佚注的搜補。史學家繼承前代注史的傳統，又參用此類方法疏證史籍，出現了不少名著。吳派創始人惠棟仿裴松之《三國志注》，著《後漢書補注》二十四卷，搜補三國至南朝諸家所著後漢史書，分卷輯注，以求詳備。沈欽韓（一七七五——一八三二年）著《後漢書疏證》三十卷，旨在考訂名物，正誤補遺。又著《漢書疏正》三十六卷，糾補唐顔師古舊注；《三國志補注》十六卷，訓诂名物，考釋地理。杭世駿（一六九五——一七七二年）亦著《三國志補注》，趙一清又有《三國志注補》，前者在于補遺，後者重在考證。錢大昭有《兩漢書辨疑》，又有《三國志辨疑》，均爲考訂駁辯之作。厲鹗著《遼史拾遺》，實爲諸書有關遼代記載的輯錄。汪輝祖著《元史本證》，則以本書互證前後之歧誤。曆代 “正史”以外，于古代史籍，如《逸周書》、《戰國策》、《國語》、《山海經》等書，也多有疏證之作。大抵這一時期，依舊史成新作，名爲注疏，實爲補遺和考據。著述繁多，不需備舉。
考異——司馬光著《資治通鑒》，別成《資治通鑒考異》三十卷，考訂諸書記事之異同，以爲編著《通鑒》之依據。乾嘉學者則依漢學家治經之例，考訂舊史記事之同異，獨立成篇，彙爲巨著。錢大昕著《廿二史考異》一百卷，對《史記》至《元史》二十二部史籍（不包括《舊五代史》），依卷次記事，詳加考訂，涉及制度典章、年代、譯語等廣泛内容。曾從惠棟問學的江蘇嘉定人王鳴盛（一七二二——一七九七年），著《十七史商榷》一百卷，對宋人所稱十七史（《史記》至《五代史》），分別考校疏解。趙翼（一七二七——一八一四年）著《廾二史劄記》（《史記》至《明史》），于考訂史籍之外，義及史事及典制之述評。三書并駕于一時，體例互有同異，但都被視爲乾嘉曆史考據學的著作典型，影響了一代學風。
校勘——漢學家治經，校勘經文，極爲精密。廣泛利用曆代不同版本、諸書引文以至石刻經文，考訂古音古義，核以史事典制，校勘方法日趨完善，校勘之學蔚爲專門的學問。前述“正史”的疏證及錢、趙、王三家之書，包含着以校勘學的方法校訂“正史”文字的訛誤脫衍，做出有益的貢獻。此外，如《逸周書》、《國語》、《戰國策》、《竹書紀年》、《呂氏春秋》、《山海經》、《華陽國志》等古代史籍，也都在乾嘉時期經過學者們的校訂，使異文駁雜的古籍足資利用，成績是顯著的。
輯佚——輯佚的方法也由經學移用于史學。宋以後失傳的古史《世本》、《竹書紀年》，有多家輯錄考證。失傳的幾家《後漢書》、《晉書》、《晉陽秋》等，也自群書輯錄佚文，得見一斑。編纂《四庫全書》時，輯佚之法，更施用于《永樂大典》，自《大典》輯出宋元史籍、文獻多種，爲宋元史研究提供了前人未加利用的重要史料。
志表——自《史記》創制志、表體例，曆代修史，或因或革，間有缺略。關于志、表體之意義，評論也有所不同。黃宗羲弟子萬斯同力倡志、表，乾嘉學者緻力于志、表者甚多。其成績一爲舊史志、表之考證，一爲缺略志、表之纂補。兩者又都以《疆域志》（《地理志》）和《藝文志》（《經籍志》）成績最爲顯著，從而推動了曆史地理學與目錄學的發展。錢大昕研治天文曆法，曾撰《宋遼金元四史朔閏表》，又爲《元史》作《氏族表》，以考訂蒙古族系，是獨辟新境的創舉。
史論與史學 在曆史考據學風靡的時期，出現幾部史論與史學的著作，顯得格外引人注目。
《讀通鑒論》——曆來紀傳體正史，隻在本紀及部分列傳之末，附書論贊。司馬光著《通鑒》，附出“臣光曰”以申論議，但全書也隻寥寥數見。王夫之兼治經史，著《讀通鑒論》三十卷，又續成《宋論》十五卷，于秦漢以來曆代重大史事及人物行止，依時代先後，分別著論，評議得失功過，探究治亂之源。所論雖屬一家之言，但以論史獨立成書，卻是史學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創。
《考信錄》——直隸大名人進士崔述（一七四○——一八一六年），嘉慶初曾在福建任知縣。後辭官著述，兼及經史，撰《考信錄》三十二卷，曆考上古三代至孔孟事迹。自稱撰著此書是因爲“文人學士多好議論古人得失，而不考其事之虛實”（《考信錄·提要》）。漢學家的辨僞，重在考訂古籍之真僞，《考信錄》則在考辨記事之有無，在治學方法上是一個發展。《考信錄》在考據史事的基礎上，提出獨立的判斷，認爲：“大抵戰國秦漢之書，皆難征信，而其所記上古之事，尤多荒謬。”“今爲《考信錄》，不敢以戰國秦漢之書爲實事，不敢以東漢魏晉諸儒之所注釋者悉信以爲實言”（同上書）。清代漢學家笃寫東漢魏晉諸家的舊注，崇信上古。崔述此書，明确提出戰國秦漢之書不可信，唐堯以前遠古傳說莫須有，所論雖不無偏頗，但由崇古轉爲疑古，則是史學觀念上的一個突破。崔述所論與時人多不合，因而在當時不甚受到重視，但他的史學觀念與方法，卻對後世曆史學的發展産生了影響。
《文史通義》—— 浙江會稽人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一年），字實齋，乾隆四十四年進士。曾從浙東諸儒問學，因而被視爲浙東學派的傳人。後從畢沅，助修《續資治通鑒》，編纂《湖北通志》。《文史通義》是章氏關于經學、史學及文學的論稿。在這部著作中，章學誠提出“六經皆史也”的著名論點。認爲“經”原來并非尊稱，六經不過是“三代盛時典章法度”，是周公的政典。漢儒以六經爲儒家基本經典，具有不可動搖的獨尊地位。清代漢學家，特別是吳派諸家，不談義理而着意于考訂經書的名物制度，事實上也是把經書當作史籍來研考。如果說，宋代理學家是把經學哲學化，清代漢學家已是把經學史學化。但是，清代漢學家仍奉六經爲最高經典，不敢觸犯它的尊嚴。章學誠明确提出“六經皆史”，也就是揭穿了漢儒的以史爲經，從根本上動搖了六經的思想統治地位，意義是重大的。
《文史通義》以讨論史學爲主旨，因而時人曾比之于劉知幾的《史通》。但章學誠本人卻并不以爲然。他說：“而人乃拟吾于劉知幾，不知劉言史法，吾言史意，劉議館局纂修，吾議一家著述，截然兩途，不相入也。”章氏稱館局纂修之史爲“史纂”；以議論言史爲“史評”；曆史考據學“記誦名數，搜剔遺逸，排纂門類，考訂異同”，可稱爲“史考”。史纂、史評、史考，都還不能稱爲“史學”。他譏諷考據家是“疲勞精神于經傳子史，而終身無得于學者”。他以爲“史學”應是 “學有宗旨”、“成一家言”的著作之學。因而他又将曆代曆史學者分爲“著述”與“比類”兩家。“比類”即整理考訂史料。“著述”是指不同于“纂輯之史”的 “著作之史”，如班固的《漢書》、司馬光的《資治通鑒》才可稱爲“一家著述”。章氏認爲劉知幾的“才、學、識”之說仍未完善，他提出一家著述的史學應具備義、事、文三個要素。事是基礎，“非學無以練其事”。他認爲，與史考、史評相比，“叙事最難”。比類考證是叙事的依據，但在體例上又有所不同，如“考證之體，一字片言，必标所出”，“著作之體，援引古義，襲用成文，不标所出，非爲掠美，體勢有所不暇及也。”著作在于“其志識之足以自立，而無所借重于所引之言。”“文”指文辭體例。著述之文不同于文人之文，選詞要“純而不雜”，力求簡潔，“未有不潔而可以言史文者”。他又提出“臨文主敬”之說，叙史應當嚴肅冷靜，謹防情深氣冒，一往不收。體例不應拘泥，體例文詞應做到“圓而神”。三者之中最重要的是“義”。他說“史所最貴者，義也”。因爲“史學所以經世”，一部著作應有自己的宗旨和獨立的見解。但著作不同于“史評”，史義不是憑議論來表達，而是通過叙事的“決斷去取，成一家言”。他說：“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後微茫杪忽之際，有以獨斷于一心。” 他拈出“獨斷”一詞，又稱爲“孤行其意”，以強調著述必須有自己的獨立思想，“雖使同侪争之而不疑，舉世非之而不顧”。章氏評判前代著作，贊許通史體和紀事本末體，極力推崇鄭樵的《通志》，說：“鄭樵生千載而後，慨然有見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詞采爲文，考據爲學也。于是遂欲匡正史遷，益以博雅，貶損班固，譏其因襲，而獨取三千年來遺文故冊，運以別識心裁。蓋承通史家風，而自爲經緯，成一家言者也。”（引文俱見《文史通義》）章氏《文史通義》中的這些創見，在乾嘉文壇，獨樹一幟，與當時考據盛行的學風，顯然全不相合。因而本書在當時并不爲人們所重視，卻爲後世史家所推許，影響了近代曆史學的發展。
《文史通義》在章氏生前，并未完稿。遺存内篇六卷，由蕭山王宗炎校訂，又将序跋書說等文編爲外篇三卷，刊入《章氏遺書》。章氏次子華绂另在開封編刊内篇五卷本，以論述方志之文編爲外篇三卷，通稱大梁本。兩本互有異同。
（三）地理著述與方志
地理學著作 明末以來，地理學成爲較發達的學科。自然地理與人文地理的實地考察，沿革地理的曆史考訂，都完成了具有學術水平的巨著。
《徐霞客遊記》——作者徐宏祖（一五八七——一六四一年），江蘇江陰人，字振之，号霞客。出身江南富家，自幼研習地理輿圖。曾從陳繼儒爲學，與名儒黃道周友善。萬曆三十五年，始遊太湖，此後三十餘年間，曆遊今江蘇、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福建、陝西、山西、河南、河北、山東、安徽、廣東、廣西、貴州、雲南等十六省區，沿途考察地理形勢、山川地貌，逐日予記。後人以遺存日記編爲《徐霞客遊記》十卷，刻印傳世。《遊記》并不隻是對山川風物的簡單的記遊，而且是科學考察的紀錄。徐宏祖對各地地形的變化及相互聯系，經過觀察、測量并參據曆史記載，以考察其整體特征，進而對某些地貌的成因做出推斷。特別是晚年遊曆貴州、雲南等地，第一次發現并考察了石灰岩地貌（喀斯特地貌）。在《滇遊日記》中說：“粵山多石，滇山多土，黔山介于兩者之間。”又從而推斷說：“粵西山多石，故多分行獨挺，水流澄清，多穿穴之流；滇南山多土，故地多環窪，水流混濁，多壅流成海（湖泊）。”黔南水流則介于二者之間。這與近世地理學家對喀斯特地貌的認識，已很接近。《遊記》還記述了徐宏祖的一些地理發現。如提出金沙江爲長江正源說；元江、瀾滄江、潞江等各自入海，并不是長江支流等等，都糾正了《禹貢》以至《明一統志》中的錯誤。《徐霞客遊記》的科學價值，經近世地理學家丁文江的闡發而得到廣泛承認，列于世界地理學名著之林。
《肇域志》與《天下郡國利病書》——顧炎武所著兩部相輔相成的著述。崇祯時開始草創，至康熙初年編成。自序稱：“曆覽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國志書，一代名公文集，問及章奏文冊之類，有得即錄，共成四十餘帙。一爲輿地之記，一爲利病之書”。《肇域志》是“輿地之記”，共一百卷。記述各地地理形勢，水利交通。《天下郡國利病書》一百二十卷，依明代行政區劃，分別記述各司府州縣的山川關隘、戶口田賦、政事民事以至邊疆形域、海外鄰國關系等等，包括自然地理、人文地理以及明代社會經濟等廣泛内容。
《讀史方輿紀要》——江蘇無錫人顧祖禹（一六三一——一六九二年）著。父柔謙，明亡不仕，偕子隐居，長于音韻學及史學。祖禹承父志，發憤著書，積二十年之力，成《讀史方輿紀要》一百三十卷，包括《曆代州域形勢》九卷，詳考唐虞三代以來曆代行政建置沿革；《南北直隸十三省》一百十四卷，依明代建置，分別記述明兩京十三布政司各州縣的城鎮、山川、關隘以至橋梁、驿站情況；《州凟異同》六卷，據曆代史籍，輯錄山川、江河記載之異同；另《天文分野》一卷，論述史志中關于星宿分野與地理之關系。著者因明亡之痛，書中記述山川險易，着眼于“古今用兵戰守攻取之宜，興亡成敗得失之迹”，但對曆史記載，考證詳審，是一部傑出的曆史地理學巨著。
一統志與地方志明清兩代承襲元朝編修《大元一統志》（今佚，隻存輯本）之例，修纂本朝一統志。地方志的編修也由于官方的提倡，普及于全國。現存明代地方志書約一千種，清代志書多至五千六百種。地方志書的一再編修，紀錄了各地大量的曆史、地理和社會狀況的資料，是對學術文化的一大貢獻。
一統志——明天順五年（一四六一年），戶部尚書、翰林學士李賢等奉敕纂成《大明一統志》九十卷。清乾隆八年（一七四三年）敕修《大清一統志》三百四十卷；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年）又修成《一統志》五百卷；嘉慶十六年（一八一一年）敕令重修，至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完成，記事止于嘉慶二十五年，故名《嘉慶一統志》。一統志彙載全國各地建置沿革、疆界、地理形勢、山水、戶口賦役、物産、風俗、宦績、人物資料，以省區爲紀錄單位。明代一統志分南北兩京和十三布政司，清代分京師、盛京和十八行省以及特別地區（蒙古、回部），省下設《統部》，概述全省基本情況，次則分述各府州縣。
省志——明人多稱“總志”，清人習稱“通志”，由朝廷敕令編纂，各省長官主持修纂之事。通志的體例，曆朝大體相同。嘉慶間謝啓昆主修《廣西通志》二百八十卷，分五大類二十二小類，即（一）典訓；（二）四表：郡縣沿革、職官、選舉、封建；（三）九略：輿地、山川、關隘、建置、經政、前事、藝文、金石、勝迹；（四）二錄：宦績、谪官；（五）列傳：人物、土司、列女、流寓、仙釋、其他。別省的通志大體上也包括這些項目，隻是因爲地方的特點有所增減。如雍正間李衛等修《浙江通志》，有經籍、碑碣二目，表現出浙江文化的發達。同時期田文鏡等編《河南通志》，無此二目，而有禮樂一門，反映出中原地區重視禮樂的傳統。《衛藏通志》十六卷，詳載藏族地區的政教制度和經濟文化。《澳門紀略》作爲澳門的方志，着重于當地的管理制度和居民特點。明末何喬遠據府縣志書，撰成《閩書》一百五十四卷，是私家纂修的福建省志。
府州縣志——府州縣志也爲官修。明代方志，多經續修。清朝明确規定：每六十年，由地方官員主持重新編寫一次，編成之後，送交學政審查付梓。續修的辦法，使地方志得以不斷增補創新。如《蘇州府志》，明洪武間初修，正德間、嘉靖間兩次續撰，清代康熙、雍正、乾隆、道光四朝又先後續修，遞有增補。府縣志的體例，明代尚無定制，清代逐漸程式化。乾嘉時期，學者修志，也提倡注重考據。洪亮吉主纂《泾縣志》，主張“信載籍而不信傳聞，博考旁稽”（《序言》），《泾縣志》就成爲考據的範本。錢大昕主修《鄞縣志》，戴震編《汾州府志》，李兆洛撰《鳳台縣志》，章學誠撰《和州志》、《永清志》、《荊州府志》，都是方志中的名作。府縣志的編寫，各地不平衡，經濟文化發達地區多于邊疆地區。明正統間畢恭纂《遼東志》九卷，嘉靖間李輔續輯《重修遼東志》十二卷，是東北地區修志的起始。
專志——志書的編修，普及各地，成爲人們習用的體制。以行政區劃爲基礎的地方志而外，名山大川、寺觀書院也由學者分別編修專志。各類專志中，尤以市鎮志、民族志和邊防志，頗具時代特點，引人注意。
明萬曆以來，在城市商品經濟發展的地區，陸續出現一些市鎮。萬曆時，李樂爲湖州府歸安（今屬浙江湖州市）的烏青鎮撰《烏青鎮志》，清乾隆間董世甯重修。乾隆間範來庚又爲同縣之南浔撰《南浔鎮志》。楊謙等撰浙江嘉興秀水的《梅裏志》，楊樹本撰嘉興桐鄉的《濮院瑣志》等。這些志書，深入到市鎮闾閻，爲基層社會經濟的實況留下了可貴的紀錄。
清朝統一全國，民族衆多。蒙、回（維）、藏三大族，屹立邊陲，于清朝的統治關系甚钜。乾隆間進士山西壽陽人祁韻士，曾入翰林院，充國史館纂修官。奉旨創立《蒙古王公表傳》，又據所見内閣大庫紅本及理藩院檔冊，撰《藩部要略》十八卷，于嘉慶初完成，内分内蒙古、外蒙喀爾喀部及厄魯特部、回部、西藏等五“要略”，分別記述各部的歸附、叛服、封爵等事迹。事實上是一部民族志。嘉慶九年（一八○四年），祁韻士因得罪遣戍伊犁，又編纂《伊犁總統事略》，後經同被遣戍的進士徐松（一七八一——一八四八年）據以增修，由伊犁将軍松筠進呈，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年）賜名《新疆識略》
明代邊防，主要在防禦蒙古。陸續出現一些私家編修的研究北方邊防的志書。魏煥撰《九邊（長城九邊鎮）通考》、劉效祖撰《四鎮三關志》、楊守謙撰《大甯考》、張雨纂《全陝邊鎮志》、詹榮著《山海關志》。東南海防的專志則有王在晉編《海防纂要》、胡宗憲《籌海圖編》、謝廷傑《兩浙海防類考》等書。清人編纂的海防著述，有杜臻《海防述略》、俞昌會《防海輯要》、嚴如煜《洋防輯要》等書。這些專門志書的編纂表明：面對外國勢力的來侵，人們已日益感到加強海防的重要了。
（四）金石學
宋代學者注意于古器物銘文的研究，始有“金石”之稱。明代學術不很發達，但學者留意于石刻文字的搜集，開拓了研究領域。清代乾嘉時期爲考訂經史而廣泛搜考金石文字，金石之學成爲專學。研究領域日益擴展，收集文物的範圍也日益擴大，爲近代文物學與考古學的發展，奠立了基礎。
石刻文字——宋人着重于銅器銘文的研究，隻有少數著作如趙明誠《金石錄》，兼及石刻文字。元末潘昂霄著《金石例》十卷，最先注意到碑志文字義例。明初，陶宗儀纂《石刻叢鈔》，輯錄碑銘原文。《明史》舉爲有明一代“記誦之博，著作之富”推爲第一的楊慎，在嘉靖時撰《金石古文》十四卷，彙編漢代以前的金石文字，力求無遺漏，但不免有“真僞錯雜”之譏（《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二）。陳有《吳中金石新編》八卷，收錄當代碑文，不取前代，不錄頌德谀墓之作。所收碑記多涉及倉儲、水利等有關民生的記事，獨具心裁。都穆撰《金薤琳瑯》二十卷，仿宋人洪适《隸釋》例，編輯石刻文字，并加考辨，所載碑文均錄全文，完整地保存了許多可貴的資料。萬曆間，陝西盩厔縣（今周至縣）人趙崡在家鄉廣拓碑刻，又托友人四處搜求，積存碑文二百五十三種，一一撰寫跋尾，因無力全文刻印，編成《石墨鐫華》六卷，收錄碑目并附跋尾。
明清之際，顧炎武周遊各地，每見銘刻，必行抄錄，又得友人贈送碑文拓本，其中不見于宋人金石書者約三百餘種，分別寫出跋文，編成《金石文字記》六卷。又以不見著錄并無拓本流傳的碑文五十六種，彙爲《求古錄》一卷。顧氏搜羅石刻文字，旨在用以輔證經史，“闡幽表微，補阙正誤”（《顧亭林文集·金石文字記序》），不同于前人的注重書體。
畢沅也以爲金石可證經史，曆官所至，注意搜集金石文字。任陝撫時，與錢坫、孫星衍等輯《關中金石志》八卷；改任豫撫，編錄《中州金石記》五卷；撫魯時，又與學政阮元合編《山左金石志》二十四卷。這些金石志詳載碑石廣闊尺寸、字徑大小，行數多少，使讀者明了原石形制。諸志均著錄碑銘全文，并對其碑文有所考釋。
錢大昕博學多聞，尤其注意金石文字的搜羅研究。撰有《金石文字目錄》八卷，又撰《潛研堂金石文字跋尾》二十五卷，以金石證史，多有創獲。錢氏曾認爲宋以來治金石文字者凡有兩途，一是“考稽史傳，證事迹之異同”；一是“研讨書法，辨源流之升降”（《潛研堂文集·郭龍伯金石史序》）。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中說，錢大昕等人“開乾隆已後諸儒以金石之學印證經史之一派”（卷三），所論是恰當的。
嘉慶初，孫星衍編成《寰宇訪碑錄》十二卷，依時代順序，編列秦漢以來至元末的碑目，共收七千五百餘通，各碑分注書體、年月、撰人、書人及所在地點，是當時收碑最多的綜合目錄。乾隆時，邵晉涵在三通館爲續補《通志·金石略》，編錄内廷所藏各地進呈的碑拓，以副本贈孫星衍。此後二十餘年間，孫星衍曆遊各地，據親見碑石，拓摹增補。又得錢大昕、阮元、武億及江蘇邢澍等饋贈的碑拓，乃與邢澍共刊此書。
乾隆時進士王昶曆任各地考官，笃好金石，勤于搜訪，積五十年之力，得先秦至宋，遼、金、大理時代的金石文字一千五百餘通，嘉慶十年（一八○五年）編成《金石萃編》一百六十卷，自序中說，金石内容廣泛，研究石刻文字，“經史小學暨于山經地志叢書別集，皆當參稽”。他參稽群書，對器物及碑石形制作出說明，并加考釋。書中收錄碑銘全文，自信“欲論金石，取足于此，不煩他索也。”以石刻而言，本書确是當時收錄碑文最多的集大成之作。王昶另收有元代碑文約八十通，未及刊入本書。近人羅振玉編爲《金石萃編未刻稿》刊行。
《西清古鑒》——乾隆十四年（一七九四年），吏部尚書梁詩正等奉敕撰修《西清古鑒》，凡四十卷，另附錢錄十六卷。本書彙編清宮廷所藏自商周至唐代的酒器、禮器、祭器等銅器及銅鏡共一千五百二十九件，各卷圖繪器物形狀，摹寫銘文并加說解。編者利用文獻資料分析古器物，糾正了前人研究的某些誤失，因而被《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舉爲“有裨于經史之學”。乾隆三十年内府刻本，印制極精，隻是某些器物花紋的摹繪難免失真，銘文考釋也間有錯誤。但作爲宮廷所藏古器物的綜錄，是規模空前的巨著。乾隆末又續纂《西清續鑒甲編》二十卷，收錄宮廷續得的唐以前古銅器九百四十四件，附唐代以後的銅器、印玺等三十一件。又成《西清續鑒乙編》二十卷，收錄盛京皇宮所藏古銅器九百件。此外又編成《甯壽鑒古》十六卷，收銅器六百件，銅鏡一百另一件。四書合稱“西清四鑒”。
《積古齋鍾鼎彜器款識》——清阮元編著，凡十卷。阮元認爲，三代時鍾鼎彜器與土地同等貴重，編錄曆年收集的自商周至晉代的鍾鼎等銅器銘文五百五十種，與幕友朱爲弼共撰釋文，補正經史，于嘉慶十年（一八○五年）自刊行世。自序稱：“稽考古籍國邑大夫之名，有可補經傳所未備者。偏旁傳籀之字，有可補說文所未及者。”對曆史學和古文字學都有所貢獻，是學術價值較高的一部金文綜錄。本書又錄有阮氏所著《商周銅器說》上、下兩篇，對商周以來鍾鼎彜器等各類銅器的性質、曆史價值以及漢代以來古銅器出土、著錄情況，加以考訂、論說，爲此後古器物及銘文的研究奠立了基礎，并在研究方法上開辟了途徑。
（五）語言文字學
明代學者已注意音韻文字之學。清代漢學家以音韻訓诂治經學，從而使音韻學、文字學及訓诂學得到空前的發展，著述如林。下面介紹的，隻是各時期最有影響的一些著作。
音韻學 明太祖初即位，即命翰林侍講學士樂韶鳳與宋濂纂修《洪武正韻》十六卷，洪武八年（一三七五年）書成，頒行天下。本書歸并《廣韻》二百零六韻爲七十六韻，是音韻學上的一大變化。但書中雜有南方方言，字義音切不全合于中原雅音，因而不便使用，實際上并未通行。
楊慎兼通音韻、訓诂、字書，著《古音叢目》、《古音借要》、《轉注古音略》、《古音餘》各五卷，在分韻歸字上，以今韻分部，把古音相同的字隸屬于一部。陳第著《毛詩古音考》四卷，開經學研究之新徑，也是明人研究古韻的代表作。陳氏認爲古人的讀音，本不同于今音。凡稱爲葉韻的，原爲古音，不是随意改讀。他的研究方法是以經證經，排比《詩經》上的經文，作爲證據，稱爲“本證”，又用秦漢詩作與《詩經》對照研究，以爲旁證。這樣依據古文獻推究古韻，爲音韻學研究開辟了道路。
顧炎武著《音學五書》。其中《音論》三卷，爲顧氏音韻學的綱領，論述古今音的變化及其原因。《詩本音》十卷，研究方法大體同于陳第《毛詩古音考》，以《詩經》用韻，互相考證，又以其他文獻驗證，以獲知古音的韻讀，故名“本音”。《易音》三卷，是據《周易》識別古音。顧氏又據古音指出唐韻的失誤之處，錄爲《唐韻正》二十卷。《古音表》二卷将古音分爲十部列出字表。顧氏自信有他的“五書”，“六經之文乃可讀”（《顧亭林文集》卷二）。清人推崇他“最精韻學”（《國朝先正事略》卷二十七），所論多爲後學所遵從。
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年），大學士李光地、王蘭生（一六七九——一七三七年）等奉敕纂修《音韻闡微》，雍正四年（一七二六年）成書。凡十八卷，首列韻譜，以今韻爲目，同韻字，依聲類、韻等排列。各字備載《廣韻》以下諸讀音的異同，對不妥者予以糾正，再以反切注明今音，便于利用。
皖派學者江永，撰著韻書三種：《古韻标準》五卷，《四聲切韻表》四卷、《音學辨微》一卷。《古音标準》繼承陳第、顧炎武的成就，補正他們的失誤，以《詩經》的韻律爲詩韻，漢魏六朝的爲補韻，這樣區分标準，便進一步糾正了前人以今音爲古韻、以漢魏六朝音爲上古音的錯誤。《四聲切韻表》首先探讨等韻，以圖表顯示切韻聲、韻、調系統，實際上是一部等韻圖。《音學辨微》也對等韻學做了進一步的說明。戴震是江永的弟子，在音韻學方面師承江永，著《聲韻考》四卷、《聲類表》九卷，提出古音九類二十五部之說及陰、陽、入對轉的理論，對音韻學也有所貢獻。
文字學金石學與音韻學、訓诂學，都不能不兼及文字學的研究。明人已開始編撰文字學的專書。明初趙謙曾參預編纂《洪武正韻》，自撰《六書本義》十二卷，把漢字分爲三百六十個部首，在各部之下詳細辨別六書字體。梅膺祚修纂《字彙》十四卷，定部首二百十四個，收錄單字三萬三千多個，以反切字及同音字注音，據許慎《說文解字》解釋字義。在編排上，依地支分爲十二集，各集首列部首表，附錄檢字表。這些編輯體例，爲清代學者所沿用。
清代學者文字學的成就，集中表現于《說文解字》的研究。代表作是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三十卷。段玉裁（一七三五——一八一五年），字若膺，江蘇金壇人，是戴震的弟子。皖派學人從音韻訓诂入手，研治經學。段氏則以爲究明構成文字的“六書”，才能通曉音韻訓诂。曾繼承江永、戴震之學，著《六書音韻表》，分古韻爲十七部，被戴震譽爲唐以來所未有的成就。段氏以古韻十七部爲依據，考察《說文解字》形聲字和“讀若”字的古音，進而考察《說文》所收形聲字與轉注、假借字的關系，條貫六書。再據經書及前人的經注，以訓诂字義，考辨字形，是一部兼及形、音、義的綜合性著述。嘉慶時，訓诂學家王念孫爲段氏的《說文解字注》作序，盛贊本書是：“訓诂聲音明而小學明，小學明而經學明，蓋千七百年來無此作矣。”王念孫将段注與許書并重，并非有意溢美。段氏注《說文》，猶如漢學家的注經書，實際上是憑依《說文》，以申述自己的研究成果和獨立見解。許氏《說文》的研究也由此蔚爲專學“許學”，成爲文字學的基石。
與段氏約略同時的山東曲阜人，進士桂馥（一七三六——一八○五年），著《說文解字義證》五十卷，博引群書，以解說許書的字義，一時與段注并稱。此後，朱駿聲著《說文通訓定聲》、王筠著《說文句讀》。有清一代，研究《說文》的著述，先後近二百種，使許學的研究達到了高峰。
訓诂學 訓诂學與音韻學、文字學息息相通，也與經學關系密切。明朱謀■研治《周易》，又著《骈雅》七卷。仿《爾雅》體例，收編古籍文句，自語詞文義至蟲魚鳥獸，類編爲二十篇，分別作出解釋。朱氏博覽群書，征引文獻極爲廣泛，并多收奇文僻字，對訓诂學作出了貢獻。
清代訓诂學發展到極盛。漢學家注疏經書，考校以外，多是訓诂。《經籍籑诂》則是訓诂經義的總集。訓诂學專著中，成就最大的當推江蘇高郵王念孫、王引之父子。王念孫（一七四四——一八三二年），字懷祖，乾隆四十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曾任陝西道禦史，嘉慶初，上疏彈劾和珅，後受命督治黃河。子引之（一七六六——一八三四年），嘉慶四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曆任各地鄉試考官、實錄館副總裁。道光時，擢任吏、戶、禮、工各部尚書。王念孫原來受學于戴震，治音韻文字之學，著《讀書雜志》八十三卷，校正諸子及史漢誤字，廣征群書，以證古義，号爲精審。訓诂專著是《廣雅疏正》二十卷。曹魏時張揖所著《廣雅》，明刻本多有誤字。王書詳爲校正，并上溯《爾雅》、《說文》，因古音以求古義，就同音之字，破假借以求本字。全書積十年之力寫定，實際上，是憑依《廣雅》編著的一部綜合性訓诂學巨著。原編爲十卷，每卷又各分上下。第十卷由王引之續成。王引之又繼承父學，著《經傳釋詞》十卷，搜輯先秦至兩漢經傳中之語詞虛字一百六十例，博引例證，究明本義及演變，多有發明。
與王念孫同時治《爾雅》者，有邵晉涵的《爾雅正義》、郝懿行的《爾雅義疏》。邵晉涵（一七四三——一七九六年），字二雲，浙江餘姚人。乾隆時曾入四庫館，授翰林院編修。曾從畢沅編修《續資治通鑒》，又從阮元編修《經籍籑诂》，所著《爾雅正義》二十卷，自諸書中彙輯漢魏以來各家注釋，成爲研究《爾雅》的總集。郝懿行（一七五五——一八二三年）著《爾雅義疏》二十卷，旨在彌補邵書的不足，着力于字借聲轉之故。其中草木蟲魚之名，多經目驗而後疏釋。書稿曾經王念孫點閱，寄阮元刊行。
史家杭世駿著《續方言》三卷，采集《說文》、《釋名》及經疏諸書，以續補揚雄《方言》。翟灏著《通俗篇》三十八卷，采摘經史以至民間流傳的方言俗語五千餘條，分別探源釋義。語言訓诂之學，逐漸擺脫了經學的束縛，開拓了廣闊的領域。
字典 清代字典的編纂，是語言文字學的劃時代的成就。
康熙四十九年（一七一○年），康熙帝命大學士張玉書、禮部侍郎淩紹雯纂修字書，前後經曆六年，于康熙五十五年告成，名爲《字典》。通稱《康熙字典》。 “字典”一詞也由此用爲字書的通稱。本書依仿明梅膺祚《字彙》的體例，立二百十四個部首，分十二集，收字四萬七千零三十五個，是收字最多、應用最廣的字書。所收之字，注明音切和不同的意義。釋義時，舉出古籍中的例證，附釋詞語，從而兼有詞典作用。書末附錄生僻字及不可施用之別字，以便檢索。道光時，王引之等奉敕考證，訂正誤失二千五百多條，撰成《字典考正》。近世刊本，附錄于字典備考。
清朝以滿文爲“國書”，又稱“清文”。康熙帝敕修《清文鑒》二十五卷，分門別類，用滿文注釋滿洲語義，是滿文的基本字典，無漢字釋義。雍正間修成《音漢清文鑒》。乾隆三十六年（一七七一年），敕纂《增訂清文鑒》三十六卷、《補編》四卷，分三十五部，二百九十二個子目，釋文滿漢對照。由于滿文書寫格式是直行，由左向右，與漢文的由右向左的習慣相反，所以左書滿文，右書漢文，同時在滿文的左側注上漢音，在漢文的右側則注以滿文字母。乾隆四十四年（一七七九年），又修成《滿洲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鑒》。以後增補爲滿、漢、蒙、藏合璧的《四體清文鑒》，以及補入維文的《五體清文鑒》。
（六）目錄學
宋元時代目錄學漸成專學。明清兩代，大規模編纂類書和叢書，目錄之學遂成顯學。随着清代漢學的發展，輯佚校勘及版本之學受到學者的注意，目錄學也因而提高到新水平。全祖望、章學誠等人譏諷目錄隻供談助，不能與校勘學相比，所論不免偏頗。乾嘉時期目錄學專著之多，遠超前代，爲書籍的保存流傳和學術信息的傳播，作出了重大貢獻。
官修書目明宣宗時文淵閣藏書二萬餘種，近百萬卷，英宗正統間大學士楊士奇、學士馬愉等清點藏書，編成《文淵閣書目》四卷，以《千字文》字序排次，著錄圖籍七千多部，因考訂不足，解題不免缺漏，但仍是一部重要的目錄學著作。萬曆間，中書舍人張萱奉命編纂《内閣藏書目錄》八卷，著錄著者及各書的完缺狀況，間有題解，比《文淵閣書目》更爲完善。清乾隆間編成《天祿琳琅書目》十卷，著錄秘府收藏的善本，分經史子集四類，各類按金元明版本時代排次，各書有解題、版本及收藏家題識印記、著者姓名、時代、籍貫、爵職，并有乾隆帝的詩文題識。清敕修《四庫全書》時，乾隆帝命紀昀等編寫所收書籍（存書）和存目書籍的學術性提要。紀昀認真從事，以“一生精力，備注于四庫提要及目錄”（《國朝先正事略》卷二十），纂成《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著錄圖書一萬零二百五十四種，分類一如《四庫全書》：經史子集四大類，類下區分爲若幹項，或再分子目。每項先錄存書，次及存目。各書提要包括書目、卷數、收藏、著者時代、簡曆以及本書的優缺點等評論。每一大類和小類的前面各有小序，說明這一類圖書的源流以及分類的依據。書成後有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年）武英殿印本。它是清代最重要的綜合性的圖籍目錄，也是前所未有的規模最大的書目。
私家書目明清兩代，私家藏書之風日盛，多編有書目傳世。明成化初，昆山葉盛撰《■竹堂書目》，著錄家藏書四千六百餘冊，二萬二千七百餘卷，藏書之富爲前人所不及。嘉靖時高儒撰《百川書志》，著錄家藏書，于經史子集四部之外，兼收戲曲、小說，是一創舉。萬曆時，徐■編《紅雨樓書目》收錄家藏書五萬三千餘卷，内含元明雜劇傳奇多至一百四十種。嘉靖末年，鄞縣人範欽在家鄉建天一閣藏書，自編書目。後人範懋注在清乾隆時正式編成《天一閣書目》十卷，著錄三千四百四十八種，詳載各書卷數、著者、版本并錄出序跋，所藏書多有他處未見的善本。清初晁瑮《寶文堂分類書目》著錄家藏書六千餘種，書目分編三卷五十一目。錢謙益編《绛雲樓書目》收錄家藏圖籍，绛雲樓後毀于火，書目所載，尤足珍貴。毛扆《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徐乾學《傳是樓書目》，孫星衍《平津館鑒賞書籍記》和《孫氏祠堂書目》，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等，都是清代學者的著名書目。虞山錢曾藏書繁富，有《也是園藏書目》及《述古堂書目》，又将善本題記編爲《讀書敏求記》傳世。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三十二卷，詳錄明人著述，爲《明史·藝文志》所本。
專修書目私家書目限于私藏。學者依據所知所見，編修綜合的或專科的書目，成爲目錄學的專書。明成化間學士錢溥纂《秘閣書目》，著錄在東閣所見圖書。萬曆間焦竑纂輯《國史經籍志》五卷，首列禦制及敕修諸書，著錄明人著述。其中間有沿襲舊目，未及詳考。末附“糾缪”，議論《漢書·藝文志》以來目錄分類之得失，可視爲目錄學的專論。專科目錄有明萬曆間呂天成著《曲品》，專錄明代傳奇。明殷仲著《醫藏書目》，編集醫學書目，爲前此所未有；清初朱彜尊撰《經義考》三百卷，編錄曆代經學及有關石刻目錄。康熙時梅文鼎著《勿庵曆算書目》，是所撰曆算學著作的提要。書目的編撰，呈現出多種新創的體裁。目錄學家或将編目考訂所得，寫成題記，彙爲專書。著名的著作有清人黃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吳壽旸《解經樓藏書題跋記》，李富孫《校經廄題跋》，顧千裏作《思适齋題跋》等。
明朝強化專制統治，學術研究很不發達。明初，編纂《永樂大典》，是罕見的盛業。萬曆以後，明朝統治日漸衰落，文史等學術領域陸續出現一些新著。清朝爲鞏固其統治，不能不提倡漢文化，乾隆時編纂《四庫全書》，蔚爲曆代著述的總彙。漢學的興起，以訓诂名物爲依歸，帶動了曆史學、地理學、金石學、語言文字學及目錄學等學科的發展。乾嘉年間，學者著作如林，成爲宋代以後又一個學術繁榮時期。本節介紹的隻是若幹領域裏關系學術發展趨向的一些重要著述。
（一）類書與叢書
明清時期繼承宋元官修類書的傳統，又發展爲編纂叢書，私家編修的叢書和類書，也層出不窮，構成這一時期學術著作編纂刊刻的顯著特色。
《永樂大典》——明成祖于永樂元年（一四○三年），命翰林學士解缙聚集古籍，編輯類書。第二年，解缙以《文獻大成》進呈。明成祖嫌其簡陋，又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禮部尚書鄭賜與解缙重修。因南京文淵閣藏書不足，又命鄭賜到各地收購圖書，以備應用。姚廣孝、解缙等集中二千餘名文士編輯、校訂，于永樂六年謄錄竣工，共計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七卷（目錄六十卷），合裝成一萬一千零九十五冊，約有三億七千萬字，明成祖親自作序，定名《永樂大典》。大典包括經、史、子、集，天文、地理、醫蔔、釋道、戲曲、平話、工藝、農藝共約七、八千種古文獻中輯錄的資料，編輯方法是“用韻以統字，用字以系事”（《永樂大典·凡例》），按照《洪武正韻》韻目字序排列事目。如天文志即載在天字下，地理志即載在地字下。諸書所載有關紀錄，均收入本目之内，以期“因字以求事，開卷而古今之事，一覽可見”（《大典·凡例》）。此書卷帙浩繁，未能刻印，成書後隻有謄錄清本，後世稱作“永樂鈔本”，到嘉靖年間又過錄一部，稱“嘉靖鈔本”。永樂本大約毀于明清之際，嘉靖本清朝修輯《四庫全書》時曾予利用，但已有一千多冊的缺失，後由于管理不善和近代外國侵略軍的焚燒、掠奪，嘉靖本散失迨盡。現存于國内外各地的殘卷，僅有八百一十卷，約爲原書的百分之三、四。《永樂大典》是古代規模最大的一部類書，後人曾從中輯錄佚書五百九十種。現存《東觀漢紀》、《舊五代史》、《續資治通鑒長編》、《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等重要史籍，都自《大典》中輯出。
《古今圖書集成》——康熙三十七年（一六九八年），原翰林院編修，因涉及耿精忠案而貶戍遼東的陳夢雷，被赦還京，侍皇三子允祉，爲王府詞臣。奉命類纂古今圖書，至康熙四十五年編成三千六百卷，名《古今圖書集成》。雍正帝嗣位，複命戶部尚書蔣廷錫主持重編，至雍正四年（一七二六年）告成，全書共一萬卷。武英殿修書處以銅活字印刷六十四部，每部五千零二十冊。本書從古代文獻選輯資料，分類編錄，全書分六編、三十二典、六千一百零九部。每部所錄資料，依文獻時間順序，逐條著錄，注明出處。起自上古，止于康熙朝。本書以類相從，較之《永樂大典》的依字韻編排，更便于檢索。古今圖書，收羅詳備，是現存最大的類書，也可說是中國古代的一部大百科全書。
《四庫全書》——乾隆帝廣泛征求天下圖書， “寓禁于征”（見前），征得的圖書，不再因襲舊例，分類編纂。乾隆帝認爲《古今圖書集成》式的類書，限于體裁，不能将書籍原文全部載入，難免割裂。因而主張将所有圖書，分別收入經、史、子、集四庫，編纂成大型的叢書，定名《四庫全書》。乾隆三十八年，正式開設《四庫全書》館，由郡王永瑢、大學士劉統勳、于敏中任總裁，兵部侍郎紀昀、大理寺卿陸錫熊爲總纂官，主持編務，一時著名學者陸費墀、戴震、邵晉涵、王念孫、姚鼐、翁方綱、周永年、朱筠、任大椿、金簡、程晉芳等都曾入館，分任編務。先後參加編校工作的人員近四千人。至乾隆五十二年，編輯繕寫完竣。收入全書的圖書來自不同的途徑。各地征集者稱“采進本”，私家送呈者爲“進獻本”，宮中所藏稱“内府本”，清帝敕令編纂者稱“敕撰本”，從《永樂大典》輯出者爲“永樂大典本”。共收先秦至乾隆間的圖籍三千四百六十一種，七萬九千三百零九卷，分裝三萬六千三百零四冊。先後抄成七部，分藏于皇宮文淵閣、圓明園文源閣、盛京（今沈陽）故宮文溯閣、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鎮江金山寺文宗閣、揚州大觀堂文彙閣和杭州聖因寺文瀾閣。南方三閣的藏書可供士人閱讀。現仍有四部流存，分別藏于北京、蘭州、杭州（原缺者補抄）及台北。乾隆帝因編纂《四庫全書》而使許多圖書遭到禁毀，但收入全書的大量圖書都因而得以保存和流傳，仍是對學術文化的一大貢獻。
明清兩代，私家編纂叢書或類書，也漸成風氣，爲學術著述的流傳，作出了貢獻。明沈節甫編輯叢書《紀錄彙編》，收書一百二十三種；毛晉編輯《津逮秘書》，收書一百三十九種，宋元以來掌故雜記之書，多藉以保存。清初，曹溶輯《學海類編》，後經陶樾增訂，收書四百三十一種。乾嘉時期，漢學昌盛，搜集佚著、編輯叢書尤爲風行。盧文弨刊《抱經堂叢書》、鮑廷博輯《知不足齋叢書》、孫星衍輯《平津館叢書》、張海鵬輯《學津讨源》等，都搜羅宏富，有功士林。清代還出現一些別開新境的類書。如陳元龍編《格緻鏡原》一百卷，自古今文獻，分類輯錄宮室、冠服、飲食、器物，以至蔬木花果、鳥獸等有關資料，別爲三十類。王初桐編《奁史》一百卷，分類輯錄有關婦女及家庭生活有關資料，分爲三十六門。這些類書的編纂，說明學者的眼界，已從經史擴展到社會生活及動植物等許多方面，開拓了研究領域。
（二）歷史學著作
明代史學，不甚發達。但紀錄當代史事的私家著述，多有佳作，形成顯著的特點。清初諸帝提倡理學以加強思想統治，也提倡史學，并加強對史學觀點的控制。漢學家緻力于考訂訓诂，多兼通經史，或由經入史。曆史考據學蔚爲專學，影響了一代學風。明清兩代，史學著述繁多，下面介紹的隻是若幹方面有代表性的名著。
前代史的編修 明清兩代繼承官修前朝史的傳統，先後完成了《元史》和《明史》的編修。乾隆時期，與曆代紀傳體史書合刊爲“二十四史”，構成中國古代史完整的基本著述。編年體史書則承襲《資治通鑒》體例，編撰了《國榷》、《續資治通鑒》等書。
《元史》——明太祖即位後，在洪武元年十二月即下诏設局，編修元史。次年二月，命左丞相李善長監修，翰林學士宋濂、待制王祎爲總裁，至當年八月，編成元太祖至甯宗朝一百餘卷進呈。此後，又搜訪順帝時史事文獻，于洪武三年二月，重新開局續修，至七月成書。全書依紀傳體，分編紀、志、表、傳，共二百一十卷。明太祖初即位，即下诏修史，意在宣告元朝的滅亡，瓦解北元的統治，但《元史》倉促成書，不免粗略。史局館臣，多出浙東，不習蒙古語及諸族語，書中歧譯重出，随處可見。但本紀、志、表保存了今已失傳的元十三朝實錄及《經世大典》的大量内容，而且大體上保持原貌，史料學的價值勝于編纂學的水平。
《國榷》——明天啓間，浙江海甯人談遷開始編撰元明間的編年史，清初，書稿一度被盜，又發憤重編，至順治十三年完成。全書原分爲一百卷，起自元文宗天曆元年（一三二八年），止于南明弘光元年（一六四五年）。黃宗羲爲談遷撰墓表，說他編撰此書，“汰十五朝之實錄，正其是非；訪崇祯十五年之邸報，補其阙文。”本書以明代官修實錄及邸報等爲依據，但又廣泛搜覽官私著述，訂正官書的隐諱失實。書名《國榷》，自撰《義例》說是“事辭道法，句榷而字衡之”，紀事經考訂榷衡，文字也力求簡樸，“大抵甯潔勿靡，甯塞勿猥，甯裁勿贅”（《義例》）。談遷生平不仕，以布衣著國史，得以擺脫官方觀點的束縛，較之明修《實錄》、清修《明史》更能無所避忌，接近史實。本書在清代隻有抄本流傳，近年始得刊印問世。
《明史紀事本末》——清初谷應泰著。直隸豐潤人谷應泰，順治四年進士，曾在戶部任職。順治十三年，提督浙江學政佥事。在任期間，邀集學者張岱、陸圻等撰成此書。全書分爲八十卷，每卷各紀一事。起于“太祖起兵”，終于崇祯帝“甲申殉難”。本書當是廣泛參據明人記述當代史的著述，自稱是“泛瀾衆家，編撰是書”，叙事之法是“首尾畢具，分部就班”（《自序》）。順治十五年書成，刊刻行世（築益堂本），是清代刊刻最早的一部明史。八十卷不及明清之際史事，世傳抄本《補遺》六卷，記述清朝滅明戰事。或謂也出谷應泰手，因避忌未刊。近年補刊于本書，合爲完璧。本書成書早于清朝官修《明史》約八十餘年，記事之詳确，往往長于《明史》。
《罪惟錄》——是明清之際又一部私修明史。浙江海甯人查繼佐曾随南明抗清，南明亡後，家居著述。清康熙時，曾因莊廷■案入獄獲釋，所著《明書》改題爲《罪惟錄》。全書采紀傳體，分編本紀、志、傳。帝紀不止于崇祯帝而止于南明弘光帝，并将南明諸王附入，以示尊崇明朝的帝統。著者于晚明及南明史事，多經廣泛搜訪或曾親曆，記述詳于他書。清代隻有抄本流傳。
《明史》——清朝官修的“正史”。清順治時，即曾開局，編修明史。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史局三開三辍。自初開史局，至最後成書，經九十餘年之久。清初，黃宗羲曾自撰《明史案》二百四十卷。弟子萬斯同據以擴充，編爲《明史稿》五百卷。康熙十八年重開明史館，以翰林院掌院學士徐元文爲總裁。徐元文延聘黃宗羲入館，被黃拒絕。萬斯同被邀請爲徐家儒師，審修史稿。二十一年，翰林院侍讀王鴻緒繼任明史總裁。四十八年因請立太子事得罪免官，以戶部尚書原品休緻。五十三年，王鴻緒将所藏萬斯同書稿略事增删，進呈明史列傳二百另五卷，請付史館，說是歸田五載，據自編舊稿增訂。雍正元年又進呈本紀、志、表共一百另五卷。後題爲《明史稿》刊行（今存），署王鴻緒著，其實基本上是萬斯同的書稿。雍正元年，禮部尚書張廷玉爲明史總裁。張廷玉即以王鴻緒之書稿爲底稿，經館臣考訂編修，成紀傳體《明史》三百三十六卷。乾隆帝即位，張廷玉以大學士受命輔政。乾隆四年七月，将《明史》刊刻進呈，說明“舊臣王鴻緒之史稿”，“用爲初稿”。《明史》成書，曆有年所，幾經增删。書例仍依舊制，分爲紀、志、表、傳，但從明朝的實際出發，編修《七卿表》、《閹黨傳》、《土司傳》等篇，是前史所未有的創例。清初因私修明史，屢興大獄。館臣多所避忌，叙萬曆以來涉及清朝先世的史事，隐諱删汰，簡而不周。本紀止于崇祯（清谥莊烈帝）。南明諸王事，尤多避諱。
《續資治通鑒》——司馬光著《資治通鑒》，至于後周。明人多仿其體例，續編宋元史事，陳■著《通鑒續編》、王宗沐著《宋元資治通鑒》、薛應旗也著《宋元資治通鑒》，但都不免失于疏略，不餍人意。清康熙時，徐乾學邀集一時名家萬斯同、閻若璩、胡渭等編成《資治通鑒後編》一百八十四卷，起于宋初，止于元亡，以年系事。乾隆二十五年狀元畢沅，曾入爲翰林院侍讀，後出任陝西、河南巡撫，湖廣總督。畢氏博通經史金石，勤于著述。徐乾學等未及寓目的宋遼史籍，乾隆時已陸續被發現或輯錄。畢沅以徐書爲底本，補以新出史料，參考古籍百餘種，重加修訂，成《續資治通鑒》二百二十卷。乾隆末年修訂成書，嘉慶間刊行。全書起于宋太祖建隆元年（九六○年），止于元順帝至正三十年（一三七○年），于宋遼金元四朝史事，均予編錄，改變了前人以宋爲正統，輕視三朝的舊例。本書繼承了《通鑒》的編年體例，也繼承了《通鑒》“辭約而事豐”的傳統，叙事簡晐條貫，取舍得宜，不能因爲所據史料現多流存而低估它的著作價值。
實錄與國史明太祖初即位，依前朝舊制，設起居注官。洪武六年九月，诏修《日曆》（逐日記政事），命宋濂爲總裁。明成祖時，命勳臣監修《太祖實錄》，以殿閣大學士充總裁。曆朝相沿，至明末完成太祖至熹宗十三朝實錄，共三千零四十五卷，建文朝、景泰朝無實錄，事迹分別附于《太祖實錄》、《英宗實錄》之後。曆朝實錄修成後藏于皇宮，嘉靖以後，藏于皇家的石築檔案館皇史宬，另有副本藏于内閣。實錄依朝紀事，保存了大量史料。重要人物并附有小傳，便于檢閱。清初，補成《崇祯實錄》十七卷。
清沿明制，曆朝均編修實錄，設實錄館鑒修，依據上谕及檔案文冊， “發秘府之藏，檢諸司之牍”（《清世祖實錄·康熙帝序》），依年月編錄。史官編錄過程中，皇帝不時檢閱，可指示修改或重寫。定稿後用滿、漢、蒙古三種文字各抄五份，分藏乾請宮、皇史宬、内閣實錄庫和盛京崇谟閣。太祖朝實錄在太宗崇德元年初修，康熙時重修一次，雍正時再次修訂。太宗朝實錄，順治初年初修，康熙及雍正時，也先後修兩次。世祖朝實錄，康熙時編修，雍正時重修。三朝實錄的重修本都在乾隆四年校訂。三朝實錄的一再修改，事實上是依據漢人的傳統觀念，删改滿洲的史事風習，隐諱文飾，不免失真。清朝官修的實錄，計有太祖、太宗、世祖、聖祖、世宗、高宗、仁宗、宣宗、文宗、穆宗十朝，總計三千七百五十八卷。曆朝實錄取材廣泛，多将上谕原文載入。原來隻有抄本儲存，現有影印本傳世。清亡後，清室遺臣續成《清德宗實錄》五百九十七卷和《宣統政紀》四十三卷。
編修實錄依據的“起居注”，自康熙十年開始編纂，康熙後期一度停修，後又恢複，直至宣統三年清朝滅亡。清曆朝起居注共三千八百六十三冊，今存曆史檔案館等處。
清朝自康熙時開設國史館，乾隆間成爲常設機構，編寫國史和人物傳記。撰有《大臣列傳》和《大臣列傳稿本》，共三千多個大臣傳記，隻有抄本未刊。但有據傳抄稿編輯的列傳數種刊印行世。乾隆時刊“依國史抄錄”的《滿漢名臣傳》八十卷，清亡後刊《國史列傳》（《滿漢大臣列傳》）八十卷。又《清史列傳》八十卷，也約有半數的内容出自清國史館的稿本。乾隆時，國史館還撰有《宗室王公功績表傳》、《蒙古王公功績表傳》等書。
清朝官修紀錄重大事件的“方略”，幾成定制，康熙至嘉慶間編撰的方略不下二十種，有《平定三逆方略》、《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後編、續編》、《三省教匪紀略》等等。這些方略均采編年體記述事件本末，最爲詳備。
私修當代史明代學者私修當代史，蔚爲風氣。嘉靖間，兵部尚書鄭曉著《吾學編》六十九卷，以紀傳體寫法，記洪武至正德間政事，爲當時人所珍視。高岱撰著《鴻猶錄》十六卷，以紀事本末體記明朝開國至嘉靖間的曆次戰争。天啓間，通政使何喬遠著《名山藏》，用紀傳體叙述明代十三朝史事，于崇祯十三年（一六四○年）刊行。大學士朱國祯著《皇明史概》一百二十卷，内含《皇明大政記》三十六卷。陳仁錫纂《皇明世法錄》九十二卷。兩書都在崇祯時刊刻。
明代還有一些以筆記體裁記述當代史事的著述。張萱著《西園聞見錄》一百零六卷，雜記洪武至萬曆間事，朝廷政務、官員作風以至方伎活動，皆在記述之内。萬曆間王世貞，号鳳州，又号弇州山人，曆官按察使、布政使、巡撫、副都禦史、尚書，爲一代文壇盟主，撰作《弇州史料》前集三十卷、後集七十卷刊行，有關典章制度、朝野掌故、禮儀風俗等記述頗豐。另有《鳳州雜編》，被收入《紀錄彙編》刊印。萬曆間舉人沈德符，随父祖在京，見聞廣博，寫成《萬曆野獲編》三十四卷，内容涉及到萬曆朝政、典章制度、帝王家史以至下層社會活動、風土人情、歲時節日、戲曲小說等等，内容極爲廣泛。
明清之際，時人著史以寄亡國之痛。清人全望祖稱，當時野史不下千家。吳偉業著《綏寇紀略》；彭孫贻撰《平寇志》；計六奇作《明季北略》、《明季南略》；戴笠、吳殳合編《懷陵流寇始終錄》等書，詳細記載了張獻忠、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的過程。王夫之著《永曆實錄》、顧炎武作《聖安本紀》（《聖安紀事》）、查繼佐撰《國壽錄》、黃宗羲作《行朝錄》以及屈大均輯《皇明四朝成仁錄》、邵廷采編著《東南紀事》及《西南紀事》、馮夢龍撰《中興實錄》等，記述南明史事，多爲清修《明史》所不載。
浙江鄞縣人全祖望（一七○四——一七五五年），乾隆時進士，曾任知縣，辭官著述。繼承浙東學派由經入史。因感明末文獻流失，殉明志士之事迹，多淹沒無聞，廣泛搜集史料及故老遺聞，以碑志墓表傳記等形式，撰述殉明抗清人士事迹，自張煌言、顧炎武等文士以至市人歌伎，分別予以表彰，并及清初的廉吏和文士。全祖望所撰志傳遺稿，編入《鲒埼亭集》及外編（今共存一百八卷，内含詩集十卷），實際上是一部明清之際的史傳彙編。
清人私家纂史，當首推蔣良骐《東華錄》。乾隆中，蔣良骐任國史館纂修官，摘抄清太祖至清世宗的五帝實錄，增入所見檔案資料，彙編成《東華錄》三十二卷（史館在皇城東華門内，故名）。清初幾朝實錄屢有修改，蔣氏私家修錄，未經官方删改，保存了不少不見于官修實錄的文獻。清末王先謙曾予增補，又續修乾隆帝至同治帝《東華續錄》，合爲《十一朝東華錄》六百二十五卷行世。乾隆中宗室弘旺著《皇朝通志綱要》五卷，以編年體叙述清太祖至乾隆前朝史事。乾隆十七年蕭奭（蕭奭齡？）撰《永憲錄》并續編，記述康雍之際的政事和典制，取材于邸鈔、朝報、诏谕、奏折等原始資料，可糾正官書的誤失。
清三通與續三通唐杜祐著《通典》，宋鄭樵著《通志》，元馬端臨著《文獻通考》，習稱“三通”，創立了記述曆代名物制度的史學體裁。乾隆中開三通館，仿照“三通”體例，編寫《皇朝通典》、《皇朝通志》、《皇朝文獻通考》，于乾隆五十一、二年間修成。《清通典》一百卷，依舊例分爲九門，記述清代典章制度。《清通志》一百二十六卷，省去《通志》的紀傳年譜，隻取二十略，其中不免與《清通典》重複。《清文獻通考》卷帙最繁，多至三百卷，依舊例增爲二十六門，分記清代行政制度與經濟制度，頗爲詳備。清三通纂輯後，當即由武英殿刊刻行世。
三通館編修三通，原意是續修《通典》、《通志》、《文獻通考》，止于乾隆朝，但在編寫過程中，對前代與清代制度的行文格式，難予處理，于是将清朝的與前代的分編。因而在皇朝三通即清三通之外，又有續三通的編纂。《續通典》一百四十四卷，叙事銜接《通典》，自唐代中葉迄于明代；《續通志》六百四十卷，銜接《通志》，起唐代止明代；《續文獻通考》二百五十二卷，叙事銜接《文獻通考》，起自南宋後期，止于明代。續三通記述前代制度，詳于明代，明以前較爲疏略。但三通體裁，卻由此得以貫通今古，彙爲完帙。
曆史考據學漢學治經學，緻力于名物訓诂，辨僞輯佚，一些學者因而由經入史，也影響了曆史學的發展。史學家把漢學治經的方法應用于研治史學，從而使曆史考據學成爲乾嘉時期風行的學術，取得了顯著的成績。漢學原義是指經學，以漢學家求實的方法研治經史，又被稱爲“樸學”。
疏證——對儒家經典注釋疏證是經學的傳統方法，清代漢學家注經則基于對古制、古義的考訂和遺文、佚注的搜補。史學家繼承前代注史的傳統，又參用此類方法疏證史籍，出現了不少名著。吳派創始人惠棟仿裴松之《三國志注》，著《後漢書補注》二十四卷，搜補三國至南朝諸家所著後漢史書，分卷輯注，以求詳備。沈欽韓（一七七五——一八三二年）著《後漢書疏證》三十卷，旨在考訂名物，正誤補遺。又著《漢書疏正》三十六卷，糾補唐顔師古舊注；《三國志補注》十六卷，訓诂名物，考釋地理。杭世駿（一六九五——一七七二年）亦著《三國志補注》，趙一清又有《三國志注補》，前者在于補遺，後者重在考證。錢大昭有《兩漢書辨疑》，又有《三國志辨疑》，均爲考訂駁辯之作。厲鹗著《遼史拾遺》，實爲諸書有關遼代記載的輯錄。汪輝祖著《元史本證》，則以本書互證前後之歧誤。曆代 “正史”以外，于古代史籍，如《逸周書》、《戰國策》、《國語》、《山海經》等書，也多有疏證之作。大抵這一時期，依舊史成新作，名爲注疏，實爲補遺和考據。著述繁多，不需備舉。
考異——司馬光著《資治通鑒》，別成《資治通鑒考異》三十卷，考訂諸書記事之異同，以爲編著《通鑒》之依據。乾嘉學者則依漢學家治經之例，考訂舊史記事之同異，獨立成篇，彙爲巨著。錢大昕著《廿二史考異》一百卷，對《史記》至《元史》二十二部史籍（不包括《舊五代史》），依卷次記事，詳加考訂，涉及制度典章、年代、譯語等廣泛内容。曾從惠棟問學的江蘇嘉定人王鳴盛（一七二二——一七九七年），著《十七史商榷》一百卷，對宋人所稱十七史（《史記》至《五代史》），分別考校疏解。趙翼（一七二七——一八一四年）著《廾二史劄記》（《史記》至《明史》），于考訂史籍之外，義及史事及典制之述評。三書并駕于一時，體例互有同異，但都被視爲乾嘉曆史考據學的著作典型，影響了一代學風。
校勘——漢學家治經，校勘經文，極爲精密。廣泛利用曆代不同版本、諸書引文以至石刻經文，考訂古音古義，核以史事典制，校勘方法日趨完善，校勘之學蔚爲專門的學問。前述“正史”的疏證及錢、趙、王三家之書，包含着以校勘學的方法校訂“正史”文字的訛誤脫衍，做出有益的貢獻。此外，如《逸周書》、《國語》、《戰國策》、《竹書紀年》、《呂氏春秋》、《山海經》、《華陽國志》等古代史籍，也都在乾嘉時期經過學者們的校訂，使異文駁雜的古籍足資利用，成績是顯著的。
輯佚——輯佚的方法也由經學移用于史學。宋以後失傳的古史《世本》、《竹書紀年》，有多家輯錄考證。失傳的幾家《後漢書》、《晉書》、《晉陽秋》等，也自群書輯錄佚文，得見一斑。編纂《四庫全書》時，輯佚之法，更施用于《永樂大典》，自《大典》輯出宋元史籍、文獻多種，爲宋元史研究提供了前人未加利用的重要史料。
志表——自《史記》創制志、表體例，曆代修史，或因或革，間有缺略。關于志、表體之意義，評論也有所不同。黃宗羲弟子萬斯同力倡志、表，乾嘉學者緻力于志、表者甚多。其成績一爲舊史志、表之考證，一爲缺略志、表之纂補。兩者又都以《疆域志》（《地理志》）和《藝文志》（《經籍志》）成績最爲顯著，從而推動了曆史地理學與目錄學的發展。錢大昕研治天文曆法，曾撰《宋遼金元四史朔閏表》，又爲《元史》作《氏族表》，以考訂蒙古族系，是獨辟新境的創舉。
史論與史學 在曆史考據學風靡的時期，出現幾部史論與史學的著作，顯得格外引人注目。
《讀通鑒論》——曆來紀傳體正史，隻在本紀及部分列傳之末，附書論贊。司馬光著《通鑒》，附出“臣光曰”以申論議，但全書也隻寥寥數見。王夫之兼治經史，著《讀通鑒論》三十卷，又續成《宋論》十五卷，于秦漢以來曆代重大史事及人物行止，依時代先後，分別著論，評議得失功過，探究治亂之源。所論雖屬一家之言，但以論史獨立成書，卻是史學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創。
《考信錄》——直隸大名人進士崔述（一七四○——一八一六年），嘉慶初曾在福建任知縣。後辭官著述，兼及經史，撰《考信錄》三十二卷，曆考上古三代至孔孟事迹。自稱撰著此書是因爲“文人學士多好議論古人得失，而不考其事之虛實”（《考信錄·提要》）。漢學家的辨僞，重在考訂古籍之真僞，《考信錄》則在考辨記事之有無，在治學方法上是一個發展。《考信錄》在考據史事的基礎上，提出獨立的判斷，認爲：“大抵戰國秦漢之書，皆難征信，而其所記上古之事，尤多荒謬。”“今爲《考信錄》，不敢以戰國秦漢之書爲實事，不敢以東漢魏晉諸儒之所注釋者悉信以爲實言”（同上書）。清代漢學家笃寫東漢魏晉諸家的舊注，崇信上古。崔述此書，明确提出戰國秦漢之書不可信，唐堯以前遠古傳說莫須有，所論雖不無偏頗，但由崇古轉爲疑古，則是史學觀念上的一個突破。崔述所論與時人多不合，因而在當時不甚受到重視，但他的史學觀念與方法，卻對後世曆史學的發展産生了影響。
《文史通義》—— 浙江會稽人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一年），字實齋，乾隆四十四年進士。曾從浙東諸儒問學，因而被視爲浙東學派的傳人。後從畢沅，助修《續資治通鑒》，編纂《湖北通志》。《文史通義》是章氏關于經學、史學及文學的論稿。在這部著作中，章學誠提出“六經皆史也”的著名論點。認爲“經”原來并非尊稱，六經不過是“三代盛時典章法度”，是周公的政典。漢儒以六經爲儒家基本經典，具有不可動搖的獨尊地位。清代漢學家，特別是吳派諸家，不談義理而着意于考訂經書的名物制度，事實上也是把經書當作史籍來研考。如果說，宋代理學家是把經學哲學化，清代漢學家已是把經學史學化。但是，清代漢學家仍奉六經爲最高經典，不敢觸犯它的尊嚴。章學誠明确提出“六經皆史”，也就是揭穿了漢儒的以史爲經，從根本上動搖了六經的思想統治地位，意義是重大的。
《文史通義》以讨論史學爲主旨，因而時人曾比之于劉知幾的《史通》。但章學誠本人卻并不以爲然。他說：“而人乃拟吾于劉知幾，不知劉言史法，吾言史意，劉議館局纂修，吾議一家著述，截然兩途，不相入也。”章氏稱館局纂修之史爲“史纂”；以議論言史爲“史評”；曆史考據學“記誦名數，搜剔遺逸，排纂門類，考訂異同”，可稱爲“史考”。史纂、史評、史考，都還不能稱爲“史學”。他譏諷考據家是“疲勞精神于經傳子史，而終身無得于學者”。他以爲“史學”應是 “學有宗旨”、“成一家言”的著作之學。因而他又将曆代曆史學者分爲“著述”與“比類”兩家。“比類”即整理考訂史料。“著述”是指不同于“纂輯之史”的 “著作之史”，如班固的《漢書》、司馬光的《資治通鑒》才可稱爲“一家著述”。章氏認爲劉知幾的“才、學、識”之說仍未完善，他提出一家著述的史學應具備義、事、文三個要素。事是基礎，“非學無以練其事”。他認爲，與史考、史評相比，“叙事最難”。比類考證是叙事的依據，但在體例上又有所不同，如“考證之體，一字片言，必标所出”，“著作之體，援引古義，襲用成文，不标所出，非爲掠美，體勢有所不暇及也。”著作在于“其志識之足以自立，而無所借重于所引之言。”“文”指文辭體例。著述之文不同于文人之文，選詞要“純而不雜”，力求簡潔，“未有不潔而可以言史文者”。他又提出“臨文主敬”之說，叙史應當嚴肅冷靜，謹防情深氣冒，一往不收。體例不應拘泥，體例文詞應做到“圓而神”。三者之中最重要的是“義”。他說“史所最貴者，義也”。因爲“史學所以經世”，一部著作應有自己的宗旨和獨立的見解。但著作不同于“史評”，史義不是憑議論來表達，而是通過叙事的“決斷去取，成一家言”。他說：“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後微茫杪忽之際，有以獨斷于一心。” 他拈出“獨斷”一詞，又稱爲“孤行其意”，以強調著述必須有自己的獨立思想，“雖使同侪争之而不疑，舉世非之而不顧”。章氏評判前代著作，贊許通史體和紀事本末體，極力推崇鄭樵的《通志》，說：“鄭樵生千載而後，慨然有見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詞采爲文，考據爲學也。于是遂欲匡正史遷，益以博雅，貶損班固，譏其因襲，而獨取三千年來遺文故冊，運以別識心裁。蓋承通史家風，而自爲經緯，成一家言者也。”（引文俱見《文史通義》）章氏《文史通義》中的這些創見，在乾嘉文壇，獨樹一幟，與當時考據盛行的學風，顯然全不相合。因而本書在當時并不爲人們所重視，卻爲後世史家所推許，影響了近代曆史學的發展。
《文史通義》在章氏生前，并未完稿。遺存内篇六卷，由蕭山王宗炎校訂，又将序跋書說等文編爲外篇三卷，刊入《章氏遺書》。章氏次子華绂另在開封編刊内篇五卷本，以論述方志之文編爲外篇三卷，通稱大梁本。兩本互有異同。
（三）地理著述與方志
地理學著作 明末以來，地理學成爲較發達的學科。自然地理與人文地理的實地考察，沿革地理的曆史考訂，都完成了具有學術水平的巨著。
《徐霞客遊記》——作者徐宏祖（一五八七——一六四一年），江蘇江陰人，字振之，号霞客。出身江南富家，自幼研習地理輿圖。曾從陳繼儒爲學，與名儒黃道周友善。萬曆三十五年，始遊太湖，此後三十餘年間，曆遊今江蘇、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福建、陝西、山西、河南、河北、山東、安徽、廣東、廣西、貴州、雲南等十六省區，沿途考察地理形勢、山川地貌，逐日予記。後人以遺存日記編爲《徐霞客遊記》十卷，刻印傳世。《遊記》并不隻是對山川風物的簡單的記遊，而且是科學考察的紀錄。徐宏祖對各地地形的變化及相互聯系，經過觀察、測量并參據曆史記載，以考察其整體特征，進而對某些地貌的成因做出推斷。特別是晚年遊曆貴州、雲南等地，第一次發現并考察了石灰岩地貌（喀斯特地貌）。在《滇遊日記》中說：“粵山多石，滇山多土，黔山介于兩者之間。”又從而推斷說：“粵西山多石，故多分行獨挺，水流澄清，多穿穴之流；滇南山多土，故地多環窪，水流混濁，多壅流成海（湖泊）。”黔南水流則介于二者之間。這與近世地理學家對喀斯特地貌的認識，已很接近。《遊記》還記述了徐宏祖的一些地理發現。如提出金沙江爲長江正源說；元江、瀾滄江、潞江等各自入海，并不是長江支流等等，都糾正了《禹貢》以至《明一統志》中的錯誤。《徐霞客遊記》的科學價值，經近世地理學家丁文江的闡發而得到廣泛承認，列于世界地理學名著之林。
《肇域志》與《天下郡國利病書》——顧炎武所著兩部相輔相成的著述。崇祯時開始草創，至康熙初年編成。自序稱：“曆覽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國志書，一代名公文集，問及章奏文冊之類，有得即錄，共成四十餘帙。一爲輿地之記，一爲利病之書”。《肇域志》是“輿地之記”，共一百卷。記述各地地理形勢，水利交通。《天下郡國利病書》一百二十卷，依明代行政區劃，分別記述各司府州縣的山川關隘、戶口田賦、政事民事以至邊疆形域、海外鄰國關系等等，包括自然地理、人文地理以及明代社會經濟等廣泛内容。
《讀史方輿紀要》——江蘇無錫人顧祖禹（一六三一——一六九二年）著。父柔謙，明亡不仕，偕子隐居，長于音韻學及史學。祖禹承父志，發憤著書，積二十年之力，成《讀史方輿紀要》一百三十卷，包括《曆代州域形勢》九卷，詳考唐虞三代以來曆代行政建置沿革；《南北直隸十三省》一百十四卷，依明代建置，分別記述明兩京十三布政司各州縣的城鎮、山川、關隘以至橋梁、驿站情況；《州凟異同》六卷，據曆代史籍，輯錄山川、江河記載之異同；另《天文分野》一卷，論述史志中關于星宿分野與地理之關系。著者因明亡之痛，書中記述山川險易，着眼于“古今用兵戰守攻取之宜，興亡成敗得失之迹”，但對曆史記載，考證詳審，是一部傑出的曆史地理學巨著。
一統志與地方志明清兩代承襲元朝編修《大元一統志》（今佚，隻存輯本）之例，修纂本朝一統志。地方志的編修也由于官方的提倡，普及于全國。現存明代地方志書約一千種，清代志書多至五千六百種。地方志書的一再編修，紀錄了各地大量的曆史、地理和社會狀況的資料，是對學術文化的一大貢獻。
一統志——明天順五年（一四六一年），戶部尚書、翰林學士李賢等奉敕纂成《大明一統志》九十卷。清乾隆八年（一七四三年）敕修《大清一統志》三百四十卷；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年）又修成《一統志》五百卷；嘉慶十六年（一八一一年）敕令重修，至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完成，記事止于嘉慶二十五年，故名《嘉慶一統志》。一統志彙載全國各地建置沿革、疆界、地理形勢、山水、戶口賦役、物産、風俗、宦績、人物資料，以省區爲紀錄單位。明代一統志分南北兩京和十三布政司，清代分京師、盛京和十八行省以及特別地區（蒙古、回部），省下設《統部》，概述全省基本情況，次則分述各府州縣。
省志——明人多稱“總志”，清人習稱“通志”，由朝廷敕令編纂，各省長官主持修纂之事。通志的體例，曆朝大體相同。嘉慶間謝啓昆主修《廣西通志》二百八十卷，分五大類二十二小類，即（一）典訓；（二）四表：郡縣沿革、職官、選舉、封建；（三）九略：輿地、山川、關隘、建置、經政、前事、藝文、金石、勝迹；（四）二錄：宦績、谪官；（五）列傳：人物、土司、列女、流寓、仙釋、其他。別省的通志大體上也包括這些項目，隻是因爲地方的特點有所增減。如雍正間李衛等修《浙江通志》，有經籍、碑碣二目，表現出浙江文化的發達。同時期田文鏡等編《河南通志》，無此二目，而有禮樂一門，反映出中原地區重視禮樂的傳統。《衛藏通志》十六卷，詳載藏族地區的政教制度和經濟文化。《澳門紀略》作爲澳門的方志，着重于當地的管理制度和居民特點。明末何喬遠據府縣志書，撰成《閩書》一百五十四卷，是私家纂修的福建省志。
府州縣志——府州縣志也爲官修。明代方志，多經續修。清朝明确規定：每六十年，由地方官員主持重新編寫一次，編成之後，送交學政審查付梓。續修的辦法，使地方志得以不斷增補創新。如《蘇州府志》，明洪武間初修，正德間、嘉靖間兩次續撰，清代康熙、雍正、乾隆、道光四朝又先後續修，遞有增補。府縣志的體例，明代尚無定制，清代逐漸程式化。乾嘉時期，學者修志，也提倡注重考據。洪亮吉主纂《泾縣志》，主張“信載籍而不信傳聞，博考旁稽”（《序言》），《泾縣志》就成爲考據的範本。錢大昕主修《鄞縣志》，戴震編《汾州府志》，李兆洛撰《鳳台縣志》，章學誠撰《和州志》、《永清志》、《荊州府志》，都是方志中的名作。府縣志的編寫，各地不平衡，經濟文化發達地區多于邊疆地區。明正統間畢恭纂《遼東志》九卷，嘉靖間李輔續輯《重修遼東志》十二卷，是東北地區修志的起始。
專志——志書的編修，普及各地，成爲人們習用的體制。以行政區劃爲基礎的地方志而外，名山大川、寺觀書院也由學者分別編修專志。各類專志中，尤以市鎮志、民族志和邊防志，頗具時代特點，引人注意。
明萬曆以來，在城市商品經濟發展的地區，陸續出現一些市鎮。萬曆時，李樂爲湖州府歸安（今屬浙江湖州市）的烏青鎮撰《烏青鎮志》，清乾隆間董世甯重修。乾隆間範來庚又爲同縣之南浔撰《南浔鎮志》。楊謙等撰浙江嘉興秀水的《梅裏志》，楊樹本撰嘉興桐鄉的《濮院瑣志》等。這些志書，深入到市鎮闾閻，爲基層社會經濟的實況留下了可貴的紀錄。
清朝統一全國，民族衆多。蒙、回（維）、藏三大族，屹立邊陲，于清朝的統治關系甚钜。乾隆間進士山西壽陽人祁韻士，曾入翰林院，充國史館纂修官。奉旨創立《蒙古王公表傳》，又據所見内閣大庫紅本及理藩院檔冊，撰《藩部要略》十八卷，于嘉慶初完成，内分内蒙古、外蒙喀爾喀部及厄魯特部、回部、西藏等五“要略”，分別記述各部的歸附、叛服、封爵等事迹。事實上是一部民族志。嘉慶九年（一八○四年），祁韻士因得罪遣戍伊犁，又編纂《伊犁總統事略》，後經同被遣戍的進士徐松（一七八一——一八四八年）據以增修，由伊犁将軍松筠進呈，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年）賜名《新疆識略》
明代邊防，主要在防禦蒙古。陸續出現一些私家編修的研究北方邊防的志書。魏煥撰《九邊（長城九邊鎮）通考》、劉效祖撰《四鎮三關志》、楊守謙撰《大甯考》、張雨纂《全陝邊鎮志》、詹榮著《山海關志》。東南海防的專志則有王在晉編《海防纂要》、胡宗憲《籌海圖編》、謝廷傑《兩浙海防類考》等書。清人編纂的海防著述，有杜臻《海防述略》、俞昌會《防海輯要》、嚴如煜《洋防輯要》等書。這些專門志書的編纂表明：面對外國勢力的來侵，人們已日益感到加強海防的重要了。
（四）金石學
宋代學者注意于古器物銘文的研究，始有“金石”之稱。明代學術不很發達，但學者留意于石刻文字的搜集，開拓了研究領域。清代乾嘉時期爲考訂經史而廣泛搜考金石文字，金石之學成爲專學。研究領域日益擴展，收集文物的範圍也日益擴大，爲近代文物學與考古學的發展，奠立了基礎。
石刻文字——宋人着重于銅器銘文的研究，隻有少數著作如趙明誠《金石錄》，兼及石刻文字。元末潘昂霄著《金石例》十卷，最先注意到碑志文字義例。明初，陶宗儀纂《石刻叢鈔》，輯錄碑銘原文。《明史》舉爲有明一代“記誦之博，著作之富”推爲第一的楊慎，在嘉靖時撰《金石古文》十四卷，彙編漢代以前的金石文字，力求無遺漏，但不免有“真僞錯雜”之譏（《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二）。陳有《吳中金石新編》八卷，收錄當代碑文，不取前代，不錄頌德谀墓之作。所收碑記多涉及倉儲、水利等有關民生的記事，獨具心裁。都穆撰《金薤琳瑯》二十卷，仿宋人洪适《隸釋》例，編輯石刻文字，并加考辨，所載碑文均錄全文，完整地保存了許多可貴的資料。萬曆間，陝西盩厔縣（今周至縣）人趙崡在家鄉廣拓碑刻，又托友人四處搜求，積存碑文二百五十三種，一一撰寫跋尾，因無力全文刻印，編成《石墨鐫華》六卷，收錄碑目并附跋尾。
明清之際，顧炎武周遊各地，每見銘刻，必行抄錄，又得友人贈送碑文拓本，其中不見于宋人金石書者約三百餘種，分別寫出跋文，編成《金石文字記》六卷。又以不見著錄并無拓本流傳的碑文五十六種，彙爲《求古錄》一卷。顧氏搜羅石刻文字，旨在用以輔證經史，“闡幽表微，補阙正誤”（《顧亭林文集·金石文字記序》），不同于前人的注重書體。
畢沅也以爲金石可證經史，曆官所至，注意搜集金石文字。任陝撫時，與錢坫、孫星衍等輯《關中金石志》八卷；改任豫撫，編錄《中州金石記》五卷；撫魯時，又與學政阮元合編《山左金石志》二十四卷。這些金石志詳載碑石廣闊尺寸、字徑大小，行數多少，使讀者明了原石形制。諸志均著錄碑銘全文，并對其碑文有所考釋。
錢大昕博學多聞，尤其注意金石文字的搜羅研究。撰有《金石文字目錄》八卷，又撰《潛研堂金石文字跋尾》二十五卷，以金石證史，多有創獲。錢氏曾認爲宋以來治金石文字者凡有兩途，一是“考稽史傳，證事迹之異同”；一是“研讨書法，辨源流之升降”（《潛研堂文集·郭龍伯金石史序》）。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中說，錢大昕等人“開乾隆已後諸儒以金石之學印證經史之一派”（卷三），所論是恰當的。
嘉慶初，孫星衍編成《寰宇訪碑錄》十二卷，依時代順序，編列秦漢以來至元末的碑目，共收七千五百餘通，各碑分注書體、年月、撰人、書人及所在地點，是當時收碑最多的綜合目錄。乾隆時，邵晉涵在三通館爲續補《通志·金石略》，編錄内廷所藏各地進呈的碑拓，以副本贈孫星衍。此後二十餘年間，孫星衍曆遊各地，據親見碑石，拓摹增補。又得錢大昕、阮元、武億及江蘇邢澍等饋贈的碑拓，乃與邢澍共刊此書。
乾隆時進士王昶曆任各地考官，笃好金石，勤于搜訪，積五十年之力，得先秦至宋，遼、金、大理時代的金石文字一千五百餘通，嘉慶十年（一八○五年）編成《金石萃編》一百六十卷，自序中說，金石内容廣泛，研究石刻文字，“經史小學暨于山經地志叢書別集，皆當參稽”。他參稽群書，對器物及碑石形制作出說明，并加考釋。書中收錄碑銘全文，自信“欲論金石，取足于此，不煩他索也。”以石刻而言，本書确是當時收錄碑文最多的集大成之作。王昶另收有元代碑文約八十通，未及刊入本書。近人羅振玉編爲《金石萃編未刻稿》刊行。
《西清古鑒》——乾隆十四年（一七九四年），吏部尚書梁詩正等奉敕撰修《西清古鑒》，凡四十卷，另附錢錄十六卷。本書彙編清宮廷所藏自商周至唐代的酒器、禮器、祭器等銅器及銅鏡共一千五百二十九件，各卷圖繪器物形狀，摹寫銘文并加說解。編者利用文獻資料分析古器物，糾正了前人研究的某些誤失，因而被《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舉爲“有裨于經史之學”。乾隆三十年内府刻本，印制極精，隻是某些器物花紋的摹繪難免失真，銘文考釋也間有錯誤。但作爲宮廷所藏古器物的綜錄，是規模空前的巨著。乾隆末又續纂《西清續鑒甲編》二十卷，收錄宮廷續得的唐以前古銅器九百四十四件，附唐代以後的銅器、印玺等三十一件。又成《西清續鑒乙編》二十卷，收錄盛京皇宮所藏古銅器九百件。此外又編成《甯壽鑒古》十六卷，收銅器六百件，銅鏡一百另一件。四書合稱“西清四鑒”。
《積古齋鍾鼎彜器款識》——清阮元編著，凡十卷。阮元認爲，三代時鍾鼎彜器與土地同等貴重，編錄曆年收集的自商周至晉代的鍾鼎等銅器銘文五百五十種，與幕友朱爲弼共撰釋文，補正經史，于嘉慶十年（一八○五年）自刊行世。自序稱：“稽考古籍國邑大夫之名，有可補經傳所未備者。偏旁傳籀之字，有可補說文所未及者。”對曆史學和古文字學都有所貢獻，是學術價值較高的一部金文綜錄。本書又錄有阮氏所著《商周銅器說》上、下兩篇，對商周以來鍾鼎彜器等各類銅器的性質、曆史價值以及漢代以來古銅器出土、著錄情況，加以考訂、論說，爲此後古器物及銘文的研究奠立了基礎，并在研究方法上開辟了途徑。
（五）語言文字學
明代學者已注意音韻文字之學。清代漢學家以音韻訓诂治經學，從而使音韻學、文字學及訓诂學得到空前的發展，著述如林。下面介紹的，隻是各時期最有影響的一些著作。
音韻學 明太祖初即位，即命翰林侍講學士樂韶鳳與宋濂纂修《洪武正韻》十六卷，洪武八年（一三七五年）書成，頒行天下。本書歸并《廣韻》二百零六韻爲七十六韻，是音韻學上的一大變化。但書中雜有南方方言，字義音切不全合于中原雅音，因而不便使用，實際上并未通行。
楊慎兼通音韻、訓诂、字書，著《古音叢目》、《古音借要》、《轉注古音略》、《古音餘》各五卷，在分韻歸字上，以今韻分部，把古音相同的字隸屬于一部。陳第著《毛詩古音考》四卷，開經學研究之新徑，也是明人研究古韻的代表作。陳氏認爲古人的讀音，本不同于今音。凡稱爲葉韻的，原爲古音，不是随意改讀。他的研究方法是以經證經，排比《詩經》上的經文，作爲證據，稱爲“本證”，又用秦漢詩作與《詩經》對照研究，以爲旁證。這樣依據古文獻推究古韻，爲音韻學研究開辟了道路。
顧炎武著《音學五書》。其中《音論》三卷，爲顧氏音韻學的綱領，論述古今音的變化及其原因。《詩本音》十卷，研究方法大體同于陳第《毛詩古音考》，以《詩經》用韻，互相考證，又以其他文獻驗證，以獲知古音的韻讀，故名“本音”。《易音》三卷，是據《周易》識別古音。顧氏又據古音指出唐韻的失誤之處，錄爲《唐韻正》二十卷。《古音表》二卷将古音分爲十部列出字表。顧氏自信有他的“五書”，“六經之文乃可讀”（《顧亭林文集》卷二）。清人推崇他“最精韻學”（《國朝先正事略》卷二十七），所論多爲後學所遵從。
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年），大學士李光地、王蘭生（一六七九——一七三七年）等奉敕纂修《音韻闡微》，雍正四年（一七二六年）成書。凡十八卷，首列韻譜，以今韻爲目，同韻字，依聲類、韻等排列。各字備載《廣韻》以下諸讀音的異同，對不妥者予以糾正，再以反切注明今音，便于利用。
皖派學者江永，撰著韻書三種：《古韻标準》五卷，《四聲切韻表》四卷、《音學辨微》一卷。《古音标準》繼承陳第、顧炎武的成就，補正他們的失誤，以《詩經》的韻律爲詩韻，漢魏六朝的爲補韻，這樣區分标準，便進一步糾正了前人以今音爲古韻、以漢魏六朝音爲上古音的錯誤。《四聲切韻表》首先探讨等韻，以圖表顯示切韻聲、韻、調系統，實際上是一部等韻圖。《音學辨微》也對等韻學做了進一步的說明。戴震是江永的弟子，在音韻學方面師承江永，著《聲韻考》四卷、《聲類表》九卷，提出古音九類二十五部之說及陰、陽、入對轉的理論，對音韻學也有所貢獻。
文字學金石學與音韻學、訓诂學，都不能不兼及文字學的研究。明人已開始編撰文字學的專書。明初趙謙曾參預編纂《洪武正韻》，自撰《六書本義》十二卷，把漢字分爲三百六十個部首，在各部之下詳細辨別六書字體。梅膺祚修纂《字彙》十四卷，定部首二百十四個，收錄單字三萬三千多個，以反切字及同音字注音，據許慎《說文解字》解釋字義。在編排上，依地支分爲十二集，各集首列部首表，附錄檢字表。這些編輯體例，爲清代學者所沿用。
清代學者文字學的成就，集中表現于《說文解字》的研究。代表作是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三十卷。段玉裁（一七三五——一八一五年），字若膺，江蘇金壇人，是戴震的弟子。皖派學人從音韻訓诂入手，研治經學。段氏則以爲究明構成文字的“六書”，才能通曉音韻訓诂。曾繼承江永、戴震之學，著《六書音韻表》，分古韻爲十七部，被戴震譽爲唐以來所未有的成就。段氏以古韻十七部爲依據，考察《說文解字》形聲字和“讀若”字的古音，進而考察《說文》所收形聲字與轉注、假借字的關系，條貫六書。再據經書及前人的經注，以訓诂字義，考辨字形，是一部兼及形、音、義的綜合性著述。嘉慶時，訓诂學家王念孫爲段氏的《說文解字注》作序，盛贊本書是：“訓诂聲音明而小學明，小學明而經學明，蓋千七百年來無此作矣。”王念孫将段注與許書并重，并非有意溢美。段氏注《說文》，猶如漢學家的注經書，實際上是憑依《說文》，以申述自己的研究成果和獨立見解。許氏《說文》的研究也由此蔚爲專學“許學”，成爲文字學的基石。
與段氏約略同時的山東曲阜人，進士桂馥（一七三六——一八○五年），著《說文解字義證》五十卷，博引群書，以解說許書的字義，一時與段注并稱。此後，朱駿聲著《說文通訓定聲》、王筠著《說文句讀》。有清一代，研究《說文》的著述，先後近二百種，使許學的研究達到了高峰。
訓诂學 訓诂學與音韻學、文字學息息相通，也與經學關系密切。明朱謀■研治《周易》，又著《骈雅》七卷。仿《爾雅》體例，收編古籍文句，自語詞文義至蟲魚鳥獸，類編爲二十篇，分別作出解釋。朱氏博覽群書，征引文獻極爲廣泛，并多收奇文僻字，對訓诂學作出了貢獻。
清代訓诂學發展到極盛。漢學家注疏經書，考校以外，多是訓诂。《經籍籑诂》則是訓诂經義的總集。訓诂學專著中，成就最大的當推江蘇高郵王念孫、王引之父子。王念孫（一七四四——一八三二年），字懷祖，乾隆四十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曾任陝西道禦史，嘉慶初，上疏彈劾和珅，後受命督治黃河。子引之（一七六六——一八三四年），嘉慶四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曆任各地鄉試考官、實錄館副總裁。道光時，擢任吏、戶、禮、工各部尚書。王念孫原來受學于戴震，治音韻文字之學，著《讀書雜志》八十三卷，校正諸子及史漢誤字，廣征群書，以證古義，号爲精審。訓诂專著是《廣雅疏正》二十卷。曹魏時張揖所著《廣雅》，明刻本多有誤字。王書詳爲校正，并上溯《爾雅》、《說文》，因古音以求古義，就同音之字，破假借以求本字。全書積十年之力寫定，實際上，是憑依《廣雅》編著的一部綜合性訓诂學巨著。原編爲十卷，每卷又各分上下。第十卷由王引之續成。王引之又繼承父學，著《經傳釋詞》十卷，搜輯先秦至兩漢經傳中之語詞虛字一百六十例，博引例證，究明本義及演變，多有發明。
與王念孫同時治《爾雅》者，有邵晉涵的《爾雅正義》、郝懿行的《爾雅義疏》。邵晉涵（一七四三——一七九六年），字二雲，浙江餘姚人。乾隆時曾入四庫館，授翰林院編修。曾從畢沅編修《續資治通鑒》，又從阮元編修《經籍籑诂》，所著《爾雅正義》二十卷，自諸書中彙輯漢魏以來各家注釋，成爲研究《爾雅》的總集。郝懿行（一七五五——一八二三年）著《爾雅義疏》二十卷，旨在彌補邵書的不足，着力于字借聲轉之故。其中草木蟲魚之名，多經目驗而後疏釋。書稿曾經王念孫點閱，寄阮元刊行。
史家杭世駿著《續方言》三卷，采集《說文》、《釋名》及經疏諸書，以續補揚雄《方言》。翟灏著《通俗篇》三十八卷，采摘經史以至民間流傳的方言俗語五千餘條，分別探源釋義。語言訓诂之學，逐漸擺脫了經學的束縛，開拓了廣闊的領域。
字典 清代字典的編纂，是語言文字學的劃時代的成就。
康熙四十九年（一七一○年），康熙帝命大學士張玉書、禮部侍郎淩紹雯纂修字書，前後經曆六年，于康熙五十五年告成，名爲《字典》。通稱《康熙字典》。 “字典”一詞也由此用爲字書的通稱。本書依仿明梅膺祚《字彙》的體例，立二百十四個部首，分十二集，收字四萬七千零三十五個，是收字最多、應用最廣的字書。所收之字，注明音切和不同的意義。釋義時，舉出古籍中的例證，附釋詞語，從而兼有詞典作用。書末附錄生僻字及不可施用之別字，以便檢索。道光時，王引之等奉敕考證，訂正誤失二千五百多條，撰成《字典考正》。近世刊本，附錄于字典備考。
清朝以滿文爲“國書”，又稱“清文”。康熙帝敕修《清文鑒》二十五卷，分門別類，用滿文注釋滿洲語義，是滿文的基本字典，無漢字釋義。雍正間修成《音漢清文鑒》。乾隆三十六年（一七七一年），敕纂《增訂清文鑒》三十六卷、《補編》四卷，分三十五部，二百九十二個子目，釋文滿漢對照。由于滿文書寫格式是直行，由左向右，與漢文的由右向左的習慣相反，所以左書滿文，右書漢文，同時在滿文的左側注上漢音，在漢文的右側則注以滿文字母。乾隆四十四年（一七七九年），又修成《滿洲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鑒》。以後增補爲滿、漢、蒙、藏合璧的《四體清文鑒》，以及補入維文的《五體清文鑒》。
（六）目錄學
宋元時代目錄學漸成專學。明清兩代，大規模編纂類書和叢書，目錄之學遂成顯學。随着清代漢學的發展，輯佚校勘及版本之學受到學者的注意，目錄學也因而提高到新水平。全祖望、章學誠等人譏諷目錄隻供談助，不能與校勘學相比，所論不免偏頗。乾嘉時期目錄學專著之多，遠超前代，爲書籍的保存流傳和學術信息的傳播，作出了重大貢獻。
官修書目明宣宗時文淵閣藏書二萬餘種，近百萬卷，英宗正統間大學士楊士奇、學士馬愉等清點藏書，編成《文淵閣書目》四卷，以《千字文》字序排次，著錄圖籍七千多部，因考訂不足，解題不免缺漏，但仍是一部重要的目錄學著作。萬曆間，中書舍人張萱奉命編纂《内閣藏書目錄》八卷，著錄著者及各書的完缺狀況，間有題解，比《文淵閣書目》更爲完善。清乾隆間編成《天祿琳琅書目》十卷，著錄秘府收藏的善本，分經史子集四類，各類按金元明版本時代排次，各書有解題、版本及收藏家題識印記、著者姓名、時代、籍貫、爵職，并有乾隆帝的詩文題識。清敕修《四庫全書》時，乾隆帝命紀昀等編寫所收書籍（存書）和存目書籍的學術性提要。紀昀認真從事，以“一生精力，備注于四庫提要及目錄”（《國朝先正事略》卷二十），纂成《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著錄圖書一萬零二百五十四種，分類一如《四庫全書》：經史子集四大類，類下區分爲若幹項，或再分子目。每項先錄存書，次及存目。各書提要包括書目、卷數、收藏、著者時代、簡曆以及本書的優缺點等評論。每一大類和小類的前面各有小序，說明這一類圖書的源流以及分類的依據。書成後有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年）武英殿印本。它是清代最重要的綜合性的圖籍目錄，也是前所未有的規模最大的書目。
私家書目明清兩代，私家藏書之風日盛，多編有書目傳世。明成化初，昆山葉盛撰《■竹堂書目》，著錄家藏書四千六百餘冊，二萬二千七百餘卷，藏書之富爲前人所不及。嘉靖時高儒撰《百川書志》，著錄家藏書，于經史子集四部之外，兼收戲曲、小說，是一創舉。萬曆時，徐■編《紅雨樓書目》收錄家藏書五萬三千餘卷，内含元明雜劇傳奇多至一百四十種。嘉靖末年，鄞縣人範欽在家鄉建天一閣藏書，自編書目。後人範懋注在清乾隆時正式編成《天一閣書目》十卷，著錄三千四百四十八種，詳載各書卷數、著者、版本并錄出序跋，所藏書多有他處未見的善本。清初晁瑮《寶文堂分類書目》著錄家藏書六千餘種，書目分編三卷五十一目。錢謙益編《绛雲樓書目》收錄家藏圖籍，绛雲樓後毀于火，書目所載，尤足珍貴。毛扆《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徐乾學《傳是樓書目》，孫星衍《平津館鑒賞書籍記》和《孫氏祠堂書目》，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等，都是清代學者的著名書目。虞山錢曾藏書繁富，有《也是園藏書目》及《述古堂書目》，又将善本題記編爲《讀書敏求記》傳世。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三十二卷，詳錄明人著述，爲《明史·藝文志》所本。
專修書目私家書目限于私藏。學者依據所知所見，編修綜合的或專科的書目，成爲目錄學的專書。明成化間學士錢溥纂《秘閣書目》，著錄在東閣所見圖書。萬曆間焦竑纂輯《國史經籍志》五卷，首列禦制及敕修諸書，著錄明人著述。其中間有沿襲舊目，未及詳考。末附“糾缪”，議論《漢書·藝文志》以來目錄分類之得失，可視爲目錄學的專論。專科目錄有明萬曆間呂天成著《曲品》，專錄明代傳奇。明殷仲著《醫藏書目》，編集醫學書目，爲前此所未有；清初朱彜尊撰《經義考》三百卷，編錄曆代經學及有關石刻目錄。康熙時梅文鼎著《勿庵曆算書目》，是所撰曆算學著作的提要。書目的編撰，呈現出多種新創的體裁。目錄學家或将編目考訂所得，寫成題記，彙爲專書。著名的著作有清人黃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吳壽旸《解經樓藏書題跋記》，李富孫《校經廄題跋》，顧千裏作《思适齋題跋》等。
2009年2月5日星期四
明清理學、哲學與經學
第七章 明洪武至清嘉慶時期的文化概況
第一节 理學、哲學與經學
中國的封建文化以儒學爲主體，儒學則以經學爲核心。經學是包括哲學、史學和社會政治學說的綜合的學術，主要是依據對儒家經典的疏解和發揮。漢代以來的經學，至唐孔穎達撰《五經正義》作了總結。唐以前的經學，統稱爲“漢學”。宋儒吸收佛、道思想，使經學哲學化，以義理論證倫常，以适應宋王朝鞏固集權統治的需要，形成與漢學不同的宋學。宋學的主體，是程（程頤、程颢）朱（朱熹）的理學。
明代理學和哲學的發展，大體經曆了三個階段：（一）明初諸帝，繼續提倡理學，作爲官方學術和王朝的統治思想。（二）明弘治、正德年間，王陽明遠承宋儒陸九淵的心學，倡導“心外無理”的心學，又稱“王學”，一度廣爲流行。從廣義上說，心學也是理學。（三）明萬曆以後，商品經濟發展，朱學和王學都不再能控制社會人心。反理學的各種學說陸續興起。明朝亡國，士人痛诋理學或心學的空疏誤國，另辟治學的新徑，獨立探求哲理，一時諸說并立，名家輩出，思想界再次形成 “百家争鳴”。
清代理學與經學的發展，也大體經曆了三個階段：（一）清朝代明，建立起幅員廣闊的統一的大國。清初至康熙、雍正諸帝再次提倡程朱理學，作爲鞏固集權統治的思想武器。在學術領域，程朱理學也再次作爲官方學術而占居統治地位，但理學家陳陳相因，殊少新創。（二）乾隆時期，古文經學派的漢學，風靡一時。漢學中的吳派以辨僞輯佚等方法，整理考訂經文，不談義理。皖派以音韻文字訓诂之學，疏解經義，至戴震從義理上反駁程朱而達到了高峰。（三）嘉慶時期，沉沒千餘年的今文經學再次興起。春秋公羊學代替瀕臨絕境的漢學蔚爲新興的學術，也爲改制變法思想的形成開辟了道路。
（一）理學的演變與反理學思想的興起
一、明初對理學的提倡
朱元璋在起義過程中，即信用浙東儒生，參與謀議。在稱帝的前一年，于宮室兩庑書寫宋儒真德秀的《大學衍義》，以備“朝夕觀覽”（《明史紀事本末》卷十四）。去曲阜祭孔廟，贊揚“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相并”，并表示他的行政，即在于“明教化，以行先聖之道”（《明太祖實錄》卷二十六）。于洪武十七年（一三八五年）規定，鄉會試四書義以朱熹集注，經義以程頤、朱熹等注解爲準，程朱之學由是成爲官方學術。
明成祖銳意提倡程朱理學，命胡廣等采摘宋儒一百二十家著作，編成《性理大全》，闡揚理學觀點。又命纂輯《四書大全》、《五經大全》，爲士人應科舉者必讀之書。《明史·儒林傳序》說：“明初諸儒，皆朱子門人之支流餘裔，師承有自，矩矱秩然。”開國文臣宋濂師承理學，國初文事，多由他策劃。理學家爲鞏固明朝的統治，力倡個人修養，躬行實踐。宋濂弟子方孝孺在靖難之變中追随建文帝，明成祖以滅十族相威脅，他終不改節。曹端（一三七六——一四三四年），專心性理，以靜存爲要，父母喪，五味不入口，廬墓六年。曆任霍州、蒲州學正，清廉自矢，死後貧不能歸葬。仿《太極圖說》著作《川月交映圖》，又爲宋儒《太極圖說》、《通書》、《兩銘》作釋文，但學術上并無創見。薛瑄（一三九九——一四六四年），終生研讀性理諸書，撰《讀書錄》，認爲理學已很完備，在識見上已不能有發見，隻是照着要求去做就可以了。擅權的宦官王振，與他同鄉，提升他爲大理寺少卿，他拒不拜謝。王振侄王山陷人以罪，薛氏爲受害者改正，自身險遭殺身之禍。當時人尊稱爲“薛夫子”。隆慶六年（一五七二年）被奉入孔廟從祀。
吳與弼（一三九一——一四六九年），江西崇仁人，青年時代讀洛閩諸書，幾年不下樓，中年家貧，親自種田，“非其義，一介不取”（《明史》卷二八二）。英宗複辟以用賢征召，至京，堅不出仕。著作《日錄》，“至于學之之道，大要在涵養性情，而以克己安貧爲實地”（黃宗羲《明儒學案·師說》）。但他爲天順初年當權的石亨家譜作跋，自稱爲“門下士”，不免趨附權勢之譏，後人多有非議，是自然的。
胡居仁（一四三四——一四八四年），撰著《居業錄》，學業上主張以忠信爲先，行爲上持敬，所以讀書處取名“敬齋”。他認爲學習是爲了提高自己，不是爲取功名求聞達。“與人語，終日不及利祿”（《明史》卷二八二）。他與陳獻章都是吳與弼的弟子，但認爲陳的學術觀點近于禅悟，将危害學術。他的學生餘祐，著作《性論》三卷，教人學程朱，一定從誠敬入手，學者隻有去掉不誠不敬，才能成爲完人。
陳獻章（一四二八——一五二○年），廣東新會人，鄉居白沙裏，人稱白沙先生。萬曆初從祀太廟，追谥文恭。青年時代發憤讀書，覺得無所得，于是舍博求約，靜坐深思，從而懂得自然、人事的道理，處理事物，随心所欲，對聖賢之學，理出頭緒。此後，他把靜坐的功夫教給學生。有人批評他是佛學的參禅悟道，他辯解說，這是形似，而實質不同。但究竟不同于何處，并沒有說出來。他受了佛家禅定的影響，學術上強調“此心此理”，認爲人獸的區別就在于此。他說人們終身追求的就是理，這理“幹涉至大，無内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一但懂得理，“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明儒學案·白沙學案》）。他笃信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欲”之說，認爲大道不行，是“七情交織，人欲橫流”造成的，如果不明道理，即使能普濟群生，一匡天下，也是憑一己私意而行，不能成正果，歸根結蒂是要存天理，滅情欲。陳獻章的“萬化我出”，“宇宙在我”等說法，表明他不同于朱熹的客觀唯心論，而接近于主觀唯心論。他在《道學傳序》中講：“學者不但求之書，而求之吾心”（同上）。程朱理學基本上是屬于客觀唯心論，明初理學家也是如此。陳獻章從主觀唯心論立說，別開新徑。所以黃宗羲說：“有明之學，至白沙始入精微”（同上）。他的學說經由弟子張诩、林光、湛若水等得到傳揚。
婁諒（一四二二——一四九一年），也曾從吳與弼受學，著《日錄》、《三禮訂訛》各四十卷。他講理學的“敬”，“以收放心爲居敬之門，以何思何慮，勿忘勿助爲居敬要旨”（《明儒學案·崇仁學案二》）。
陳獻章弟子張诩（一四五五——一五一四年），爲其師輯成《白沙先生遺言纂要》。他信奉濂洛家言，認爲“足以羽翼乎經書，而啓萬世之蒙”（《白沙先生遺言纂要序》）。成化時中進士，辭不出仕。他的學術特點是“以自然爲宗，以忘己爲大，以亡欲爲至”（《明儒學案·白沙學案二》）。李承箕（一四五二——一五○ 五年）考中舉人，不仕。從陳獻章學，獻章對他所談甚廣，惟不及治學之道，要他自己悟出方法。他的學術觀點崇尚自然，以忘己爲大端，以無欲爲至高境界。湛若水（一四六六——一五六○年），号甘泉，曆官翰林院編修、南京國子監祭酒、南京吏禮兵三部尚書，著有《心性圖說》、《格物通》。認爲認識天理，有個由敬獲得涵養，進而懂得天理的過程，要自始至終主敬，爲人存敬，就會戒慎恐懼，欲望變少，使得心性不被蔽塞，這就萌發了天理。如果對任何事情都達到這樣功夫，即有了涵養，就懂得存天理了。他說的天理，具體化就是仁義禮智。他認爲在“上下四方之宇，古往今來之宙”的宇宙間，人的心性原是一個事物，因爲敬的誘發，恻隐羞惡辭讓是非之情産生了，于是有了仁、義、禮、智，發展而爲天地間的萬事萬物。
明初思想界爲朱學所控制，人們對于朱熹亦步亦趨，“非朱氏之言不學”（何喬遠《名山藏·儒林記》），吳與弼以後形成崇仁學派，影響較大，後又分出陳獻章的白沙學派。明代共有四個儒者被奉入孔廟，其中有崇仁門徒胡居敬、陳獻章二人，占了一半。當此派興盛之際，王陽明創爲心學，風靡一時。
二、王陽明的心學及其流派
王陽明名守仁（一四七二——一五二八年），浙江餘姚人，讀書于紹興會稽山陽明洞，世人稱“陽明先生”。弘治時進士，曆官南贛巡撫、南京兵部尚書、左都禦史，鎮壓江西南部農民起義，推行保甲制，平定甯王宸濠的叛亂，受封爲新建伯，谥文成，從祀孔廟。王氏從政之餘，讀書不辍，曾師事婁諒，泛覽儒、釋、道三家。他面對社會的動蕩不安，深感消滅盜賊易，清除人民反抗思想則很困難。他以爲當時讀書人沉溺于理學，隻作爲餌名釣譽之階，無補于實用。他力求建立有效的統治學說，提出與朱熹理學相對立的主觀唯心論的理論，著成《傳習錄》、《大學問》（均載《王文成公全書》）。繼承和發揮陸九淵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觀點，說“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無善”（《王文成公全書》卷四）。他認爲一切事物都産生于人心，是人心發生的意念活動的結果，沒有心就沒有客觀事物，所以心是宇宙的本體，是第一位的，從而形成他的主觀唯心主義的宇宙觀。一次，王陽明與友人在南安山遊玩，友人針對他的心外無物說，問他：你說天下無心外之物，這山中的花自開自謝，于我的心有什麽相幹呢？他辯解說：“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于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顔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全書》卷四）這就是說，人沒有看花時，花沒有表現，待到人看它時，花的顔色才顯現出來。可見花不在人的心外，而在心裏。王陽明的認識論與唯物論的反映論正好相反，是主觀唯心論的先驗論。他自謂“聖人之學”是“心學”，因而人們稱他的學說爲陽明心學。
王陽明由他的主觀唯心論的世界觀出發，提出“緻良知”、“格物緻知”的社會政治觀和倫理觀。他說“心外無理”，又說“吾心之處事物純乎理”，這“理”也就是宋儒所說的“天理”，不過王陽明通常使用孟子的“良知”這一概念。他說“所謂緻知格物者，緻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緻吾心之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緻吾心之良知者緻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全書》卷二）這就是說端正意識（即格物），恢複到良知的境界。他所說的良知是人人皆有的，它的内容則是孝悌忠信。他說，良知、天理，“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 （《全書》卷一）。良知是人人具備的，但往往受私欲蔽障，不能實現，緻良知，就是要“克其私，去其蔽，以複其心體之同”（《全書》卷二）。他有時也用理學家的語言，說緻良知是“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全書》卷一）。實際上，他的“良知”抹煞人間的貧富、貴賤的差異與對立，他的“緻良知”是提倡實行三綱五常的封建道德，使人民放棄物質上和精神上的合理要求，忍受黑暗的封建統治。從“去人欲，存天理”的政治觀點來看，王陽明心學與朱熹理學是一緻的，但是他們達到這個目标的方法卻大不相同。王陽明不贊成朱熹把心與理視爲兩種事物的觀點，認爲那樣使人誤入歧途——“啓學者心、理爲二之弊”（《全書》卷一）。朱熹把天理看作是外在的，人心所沒有的，去人欲存天理是要人們去接受天理，王陽明則是要人恢複天理，恢複比接受更爲便當，因而更容易被人接受。在“述朱”的時代，王陽明反對朱熹，表現了他的獨立探讨精神和敢于向傳統觀念挑戰的勇氣，但是朱學畢竟影響太大，他吃不住朱派學者的攻诘，遂在形式上作些讓步，作《朱子晚年定論》，以朱熹學說中與己相同的地方，說明他們之間是一緻的，以掩飾他們的分歧。不過王學一出，“門徒遍天下，流傳逾百年”，自此以後，“笃信程朱，不遷異說者，無複幾人矣”（《明史》卷二八二）。王陽明五十七歲去世，學術觀點未及進一步闡述，王學門徒說解不一，形成不同流派。
浙中學派這一派是浙江、江南籍的陽明門生。他們受業較早，是王陽明的嫡傳。徐愛（一四八七——一五一七年），能體會王陽明的思想，爲之整理《傳習錄》上卷。他認爲人性本善，邪惡是受外界感染的，非本性，受感染在于一念，一念也可以去之。錢德洪（一四九六——一五七九年），周遊四方，講緻良知之學，認爲靈竅是人的良知，戒懼也就是良知，有了戒懼，就是緻良知的開始。王畿（一四九八——一五八三年），是王陽明大弟子，在南北二京、吳楚閩越各處講學，批評時人學風，開口閉口談性命，而不懂得深入到日用飲食聲色财貨的具體而微的實際生活中研究學問，力斥朱學，發揮王學。他認爲良知是知覺的流行，不要限制它，否則有礙虛無之體，所以他的思想漸進入禅學。他講學摻雜禅機，并不避諱，不像別的學者以入佛爲恥。
江右學派王陽明在江西的一批門徒，悉遵王說。黃宗羲在《明儒學案·江右王門學案》中說，“陽明之道，賴以不墜”。鄒守益（一四九一——一五六二年），爲學主張自我修養，“慎獨”、“戒性”爲緻良知的方法，對“或懼實功，全不著力”的學者，表示不滿。（《明儒學案·江右學案一》）聶豹（一四八七——一五六三年），認爲《傳習錄》前篇所講的緻良知是王陽明學說的真谛，被後人忽略了，因而所作解釋都不得要領。
南中學派 在南直隸（今江蘇、安徽）的王陽明弟子，所在開壇講學。著名學者有戚賢、薛應旗等人。戚賢認爲“聖人之學”，不外于心，成見、嗜欲令人失卻本心，一念轉回，即可複本心。他還批評王畿出入禅學。
泰州學派泰州學派創始人王艮（一四八三——一五四○年），号心齋，南直隸泰州人，竈籍出身，做過小商販，布衣終身，著有《王心齋先生全集》。王艮讀書理解力很強，聞聽王陽明的學問，認爲是“倡明絕學”，遂拜爲師。王艮從師前就有主觀唯心論的觀點，他說：“以天地萬物依于己，不以己依于天地萬物”；“吾身猶矩，天下國家猶方。天下國家不方，還是吾身不方” （《王心齋先生全集·遺集》卷一）。他以主觀的“心”去衡量客觀世界，使萬物符合于心的意念，是精神第一物質第二的唯心論觀點。他從王陽明那裏接受緻良知說，認爲人們處世，首先要“端本”，端本就是要“誠其心”，誠心即要摒棄“不善之功”，“不妄動”，不妄動就是緻良知，恢複人的初性。王艮認爲“百姓日用”就是聖人之道，他說：“百姓日用條理處，即是聖人之條理處。聖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會失。”（《王心齋先生全集·遺集》卷一）從百姓日用觀察聖人之道，對百姓日常生活的規律是否理解，還是檢驗聖人之道的一種标準。王艮強調“百姓日用”，注意民間生活，啓發他的門人對理學禁欲主義的質難。王艮由緻良知，提出他的明哲保身論，認爲“明哲”就是“良知”，“明哲保身”就是“良知良能”，知道保身的人，必然因愛己而愛人，因敬己而敬人，因愛人而不惡人，己身也不遭人惡，從而可以保身、保家、保國、保天下，這便是“仁”。這是強調以個人修養實現緻良知，使個人生活的美滿與社會的安定達到統一。王艮這種反求諸己的說教，實質上是使人們安分守己，服從統治。顔均字小山，江西吉安人，受業于王艮門人徐樾，主張“純任自然，便謂入道”（《明儒學案·泰州學案序》）。他說“性”像明珠，沒有塵埃，有什麽樣的見聞，才有什麽樣的警戒。平時應當是率性所行，任其自然，隻有性情放逸，才需要戒慎恐懼，以恢複明珠般的本性。按自然本性生活的主張，是對理學禁欲主義的挑戰。他的弟子何心隐（原名梁汝元），也對禁欲主義不滿，認爲孔孟講的無欲，與宋儒所說的不一樣，孔孟講魚與熊掌取其一，不是不要欲，而是寡欲；求生求義都是欲，舍生取義是寡欲；要仁是欲，得仁而不貪是寡欲。理學家把人欲視爲罪惡，不合孔孟寡欲的原意。他以複孔孟真谛，爲人欲立說。顔鈞、何心隐主張欲望的合理性，不但與程朱理學對立，也突破了王學的藩籬，爲統治者所不容。顔鈞被囚戍，何心隐被害死于獄中。泰州學派中有不少社會下層勞動群衆，林春是童工，朱恕是樵夫，皆拜王艮爲師；韓貞是陶匠，爲王艮次子王襞的入室弟子；夏廷美是農夫，爲耿定向門人。他們研究學問，沒有書卷氣，不搞尋章摘句，不搬弄陳言，用時代的語言反映他們的認識，易爲群衆所接受。農工商賈和韓貞交遊的不下千人，他在冬閑時聚徒講學，一村講畢，轉到另一村再講，有問有答，非常活躍。他們講百姓日用之道，爲群衆歡迎，所以黃宗羲指出：“謂百姓日用即道，雖僮仆往來動作處，指其不假安排者以示之，聞者爽然”（《明儒學案·泰州學案一》）。
三、反理學的新思潮
王學與朱學之争，一般可以看作是主觀唯心論與客觀唯心論的争論，基本上都還是屬于唯心主義的理學範圍。嘉靖以後，與心學和理學論辯的新思潮興起。思想家的代表人物有羅欽順、王廷相和李贽。
羅欽順（一四六五——一五四七年），号整庵，江西泰和人，官至南京吏部尚書，著有《困知記》、《整庵存稿》。羅氏在《困知記》中寫道：“通天地，亘古今，無非一氣而已。氣本一也，而一動一靜，一往一來，一阖一辟，一升一降，……千條萬緒，紛纭膠轕，而率不可亂，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謂理也。”表明他認爲“氣”是世界的本源，“理”是由“氣”的運動而産生的規律，“理”不能離開“氣”而獨立存在。這實質上是主張精神來源物質，是樸素的唯物論的觀點。羅氏進一步指出人心是思維器官，精神與存在是兩回事，批評王陽明的“心外無物”，說：“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人固萬物中一物爾”。“然形質既具，則其分不能不殊”。“若謂天地人物之變化皆吾心之變化，而以發育萬物歸之吾心，是不知有分之殊矣。”但在涉及到人的社會性時，羅氏基本上繼承了理學家的倫常觀點，提倡綱常倫理，認爲“人之道”，是由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與喜怒哀樂組成，兩者協調，仁義禮智就在其中了。促成這兩者協調的就是王道。他希望百姓遵循三綱五常，使帝王實現“德業”。他又認爲人欲有善有惡，關鍵在于對它要節制，與理學的滅人欲觀點不盡一緻。
王廷相（一四七四——一五四四年），河南儀封人，官至左都禦史、兵部尚書，博學，通天文曆算、輿地、音樂和經學，著有《雅述》、《慎言》、《内台集》等。王廷相繼承張載的唯物論觀點，認爲“理根于氣”，“氣外無性”。他說：“天地之原，元氣而已矣，元氣之上無物，故元氣爲道之本。”（《雅述》）元氣是基本物質，由它産生天地，道（規律）也是從它那裏生出來的。他進一步說：“有太虛之氣而後有天地，有天地而後有氣化，有氣化而後有牝牡，有牝牡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有君臣而後名教立焉。”（《慎言》卷一）這就不僅簡單地講“氣”生“道”，而是把物質産生精神的過程作了描述：氣——天地——氣化——陰陽——夫婦——父子——君臣——名教。王氏的元氣本體論，批駁了程朱理學“理在事先”的唯心論觀點。王氏也反對理學的“性”立于 “氣”的觀點，認爲人有形氣而産生性，生氣不存，人性也就不存在。他同時指出性的形成，在于人的習慣，人的知覺活動，即有了人，才有人心，才産生儒家所說的以仁義禮智爲内容的性。王氏把理随氣生的論點運用到社會曆史上，認爲人類曆史是發展的，上古禮制疏散，後世嚴密，以後世要求上古，是不知時代之別。時代變了，制度也變，所謂“法久必弊，弊必變，變所以救弊也”（《慎言》）。不斷地糾正弊端，社會就随之進步。
李贽（一五二七——一六○二年），号卓吾，福建晉江人，曾受學于王艮之子王襞。官至姚安知府，萬曆八年（一五八○年）辭官，先後在湖北黃安和麻城龍潭湖講學著書。批評儒學、理學，“鼓倡狂禅，學者靡然從風”（《明儒學案·泰州學案四》）。萬曆二十九年（一六○二年）以“惑世誣民”的罪名被捕入獄，在獄中自殺。主要著作有《焚書》、《續焚書》、《藏書》、《續藏書》。李氏受王陽明心學影響，提出童心說，說童心是童子的初心，是真心，是最初一念的本心，也即天真純樸的先天存在的精神，這是唯心主義的先天人性論。李氏在思想史上的貢獻，是批評儒學、理學。孔子及儒學的權威，曆來被人們崇奉無疑，統治者還以人們對儒學的态度作爲衡量人的思想的準則。李氏對此極爲不滿，說：“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給于孔子而後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則千古以前無孔子，終不得爲人？”（《焚書》卷一）反對對孔子的迷信，不以孔子的是非爲是非，爲此要求別人不要拿孔子的标準來衡量他的著作。在這裏，李氏并沒有直接反對孔子，反對的是拿孔子吓唬人的人，但同時也表現出對孔子的不敬，他說的孔子以前已有人的活動難道還要等待孔子來指導的話表露了這個意思。李氏在《焚書》卷五講到“陳恒弑君”時說，這是齊國的事，與魯國無關，同居家不與政的孔子也沒有關系，而孔子要幹涉陳恒（田恒）是不對的。這是直接批評孔子了。李氏對假道學深惡痛絕，辛辣地揭露他們的虛僞欺詐：“自朝至暮，自有知識以至今日，均之耕田而求食，買地而求種，架屋而求安，居官而求尊顯，博求風水以求福蔭子孫，種種日用，皆爲自己身家計慮，無一厘爲人謀者。及乎開口談學，便說爾爲自己，我爲他人，爾爲自私，我爲利他。”（《焚書》卷一）理學家追逐功名田宅，卻大談仁義，絕口不提功利。李贽認爲應當注意功利，講究民生之道，人有私心才有見地，農夫才知道力田，工匠的器具才會是良好的，讀書人才勤于學業，因此主張有私欲。從此出發，主張謀利和承認謀取物質利益的道德觀念，所以說：“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除卻穿衣吃飯，無倫物矣。”（同上）李贽還批評了理學家責難寡婦再嫁的觀點，贊揚卓文君再嫁于司馬相如，是佳偶匹配。在理學倫常說教中，女子處于卑下地位，遭到輕視和壓抑。李氏對此極爲不滿，說見識高低不因男女的性別而有差異，世間不是“男子之見盡長，女子之見盡短”（《焚書》卷二）。這是對理學男尊女卑說和夫婦倫常觀的批判。李贽的學說在當時的思想界獨樹一幟，引起了震動。
四、經學研究的新動向
王學流于空疏，不僅引起思想家的非難，也在經學研究中受到抵制。明代經學研究的新動向是，逐漸抛棄宋學的空談心性，而轉向宗法漢代古文經學家的考訂注疏，表示了棄宋複漢的傾向，是清代漢學的先聲。
明代經學研究中卓有成績的是梅鷟著《尚書考異》。旌德人梅鷟，曾任南京國子監助教。宋儒對古文尚書的真僞曾表示過懷疑。梅鷟曆舉證據，确證古文尚書是僞書。在當時學術界引起巨大的動蕩。梅鷟懷疑僞造者是皇甫谧，雖未必可信，但指證古文尚書系後人僞造，則是重大的功績。
梅鷟也研究《易經》，著有《古易考原》一書。但明人治《易經》，影響較大的還是朱謀玮的《周易象通》。古人講《易經》，曆來有“象”、“數”之別。因卦爻以觀象，尋象以觀意。數即“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和“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依據數字推衍和互乘，以說明萬物的演變。宋代理學家着重講數，并依據僞造的“河圖”、“洛書”，造出“先天圖”、“太極圖”等，以推衍哲理。朱謀玮用解象來解說《易經》，是有意與講數的理學對立。朱謀玮又指斥宋儒的“河圖”、“洛書”爲僞作，破除了曆來對“河圖”、“洛書”的迷信。但他自稱曾在明内府見到過伏羲制作的真“河圖”，則是爲辨僞而有意作僞，是不足取的。
《詩經》的研究中，陳步的《毛詩古今考》獨辟蹊徑，創出新局。理學家解詩，往往不免傅會于倫常和心性之說。宋儒不知古音與宋音的不同，甚至任意據今音改古籍，造成許多錯亂。陳步嚴格考察古今音韻的演變，力正前人的疏失，使《詩經》恢複了古音，從而也得到了本義。陳步的工作建立在嚴格審音的基礎上，也使音韻學研究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明代經學中，音韻訓诂和辨僞之學的興起，爲清代漢學的發展開拓了道路。
五、明清之際思想界的争鳴
明清之際的社會，陷于激烈動蕩之中。思想家經曆了明王朝的衰敗與滅亡，從亡國之痛中重新評價儒學和理學，提出不少新論說。學術界一時呈現諸家争鳴的活躍局面。
呂坤（一五三六——一六一八年），著有《呻吟語》、《去僞齋文集》，提出氣一元論，認爲天地萬物隻是氣的聚散，氣凝結爲形，形的表現是運動。他注意社會問題，意圖拯治萬曆後期的腐敗政治，反對君主的禍害百姓，說：“天之生民，非爲君也；天之立君，以爲民也；奈何以我病百姓，……（天）豈其一人肆民上而剝天下以自奉哉？”（《呻吟語》卷五）。
顧憲成（一五五○——一六一二年），無錫人，幼從張原洛讀書，原洛講四書，不拘朱注，闡發自己的獨立見解，憲成由此受到啓發。官吏部郎中，曾主持東林書院，是東林黨的重要人物。他在哲學上宗法程朱，但主張經世緻用，認爲地方官不爲百姓興利，讀書人不研究世道，即使有其他美德，也是君子所不齒的。憲成弟允成（一五五四——一六七○年），官禮部主事，深惡鄉願道學，說他們名利兼收，便宜受用，從而揭示理學家的虛僞。他也主張經世緻用，反對空談，感歎“今之講學者，恁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隻管講學耳。”（《明儒學案·東林學案三》）。
劉宗周（一五七八——一六四五年），紹興人，官順天府尹、左都禦史。反對王畿一派流于禅學，主張慎獨之學，但不同于一般學者所說的慎獨，而是要融合王學與朱學，恪守倫常，力倡忠君。
劉宗周弟子黃宗羲（一六一○——一六九五年），字太沖，号梨洲，浙江餘姚人。明天啓時，父黃尊素官禦史，被閹黨陷害。黃宗羲入京訴冤，請誅閹豎。明亡後，曾在浙東随軍抗清。清初，拒不應召，在家鄉著述講學，成爲浙東學派的一代宗師。他力反王學末流的空疏，主張“學者必先窮經”。他的經學思想的主要特征是：（一）“經術所以經世”；（二）治經必兼讀史。這同時也成爲他所創始的浙東學派的學風。
黃宗羲親曆明朝亡國之禍，痛感宋儒把“君臣之義”視爲天理的倫常觀，助成君主專制，誤國害民。他著《明夷待訪錄》，在《原君》、《原臣》等篇，依托“民貴君輕”的經義，對君權作了犀利的剖析。他說：“古者以天下爲主，君爲客”；“今也以君爲主，天下爲客”。一個君主爲了争奪皇位不惜“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得位之後，又“敲剝天下之骨髓”，以圖自己享樂。所以“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如寇仇，名之爲獨夫”。黃宗羲這些思想的形成，顯然受到明末農民戰争的深刻的啓示，不過，他還并不主張廢除君權，而主張通過學校士人的議政和提高相權，來限制君權。盡管如此，他對君權的抨擊之論，仍足以震動于當時，并推動了後世民主啓蒙思想的興起。
黃宗羲治經學兼通經史，并研治天文曆算、音律，著述有《易學象數論》、《春秋日食曆》、《大統法辨》、《律呂新義》等多種。又以史學方法評述明代儒學，成《明儒學案》六十二卷。後又續成《宋儒學案》、《元儒學案》，三書合爲宋以來儒學發展史的巨編。
顧炎武（一六一三——一六八二年），原名绛，字甯人，人稱亭林先生，江南昆山人。少時參加複社，依從南明進行抗清鬥争，改名炎武。失敗後，遊曆山、陝、魯、豫，從事著述，是學識淵博、涉獵極廣的一代大師。
顧炎武認爲：經學即理學，離開經學的所謂“理學”，實是禅學，“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他所反對的不是程朱，而是王陽明的心學。他指出性與天道，是孔子所不講的。儒家的治學經世之道，主要是“博學于文”，“行己有恥”。所謂“學”，“自一身，以緻于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亭林文集》卷三）；所謂 “文”，“凡文之不關于六經之旨、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爲”（《亭林文集》卷四），“文之不可絕于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隐也，道人之善也” （《日知錄》卷七）；所謂“恥”，“自于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亭林文集》卷三）。可見他的基本思想是：治學應當博覽廣識，目的則在經世修身。明末士風敗壞，清初多降順求榮。顧炎武揭出“行己有恥”，當是有所爲而發。
顧炎武在學術上力倡實學。明末，撰《天下郡國利病書》，明亡後成書，前後曆二十年，凡一百二十卷。繼承陳第研治經書古韻，成《詩本音》十卷，《易音》三卷，又撰《唐韻正》、《古音表》、《韻補正》，合爲《音學五書》，是清代音韻學的開山巨著。他的主要著作《日知錄》三十二卷，是三十餘年治學劄記的彙編，包括經義、政事、禮制以及曆史、地理、天象等廣泛的内容，考覈精詳，以古籌今，對清代學術的發展有深遠的影響。顧炎武弟子相傳，号爲浙西學派，與黃宗羲的浙東學派同負盛名。
王夫之（一六一九——一六九二年），字而農，号薑齋，衡陽人。張獻忠軍至其鄉，他自傷不應征，仕南明永曆朝爲行人。晚年在石船山隐居，學者稱他爲船山先生。著述一百多種，四萬多卷，八百多萬字，主要有《張子正蒙注》、《周易外傳》、《尚書引義》、《思問錄》、《讀通鑒論》、《噩夢》。後人編爲《船山遺書》、《船山全書》。
王夫之廣泛研究經學和史學，在哲學上發展張載、王廷相的“氣一元論”，反對程朱的“理一元論”和陸王的“心一元論”。在“道”和“器”的關系上，認爲 “道者器之通，器者不可謂之道之器也”（《周易外傳》卷五）。“據器而道生，離器而道毀”（《周易外傳》卷二）。“道”是“器”中産生的，是“器”的規律，這表明他在哲學上反對“理在氣先”的唯心論觀點，而接近于唯物主義。
王夫之還注意到事物的發展和運動，說：“靜者靜動，非不動也”。“靜即含動，動不含靜”（《思問錄》）。即認爲運動是絕對的，靜止是相對的。說氣“聚散變化，而其本體不爲之損益”，“聚而成形，散而歸于太虛，氣猶是氣也”（《張子正蒙注·太和篇》）。即認爲物質形态有變化，而物質沒有消滅，運動是有“常”的，如水是一種物質，遇寒結爲冰，遇熱化爲湯（汽），從“（水）于冰、湯之異，足知水之常體”（《張子正蒙注·太和篇》）。
王夫之以發展觀來對待曆史，對傳統的史觀，如“五德終始說”、“正統論”、“三代聖世論”（“複古論”）多所批評，認爲人類社會由上古的野蠻變爲後世的文明，是曆史的趨勢，也是曆史的規律。他說，三皇五帝之世，“是非無恒，取舍無據，所謂饑則呴呴，飽則棄餘者，亦植立之獸而已矣”（《思問錄·外篇》）。于曆史上制度的變革，如秦始皇廢封建立郡縣，他認爲郡縣制比封建制進步，因爲郡縣制的官僚“殘民”，可以“黜陟”，不象封建制下不能變更，所以比較起來郡縣制下“生民之禍亦輕矣”。王氏進而認爲：“郡縣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勢之所趨，豈非理而能然哉？”曆史發展是基于客觀的“勢” （趨勢）和理（規律）。王氏拘守傳統的夷夏之防觀，始終不與清朝合作，但承認“異族”進化，統治漢族，也是合理的。
唐甄（一六三○——一七○四年），原名大陶，四川達州人。一度任山西長子縣令，後客居蘇州，著有《潛書》、《春秋述傳》。唐氏對儒學采取辨識而不迷信的态度，說：“聖人之言，因時而變，所以救其失也；不模古而行，所以緻其真也。”（《潛書·辨儒》）聖人之言也不是絕對正确，随着時代的變化，有的就不适宜了，不補正就不行。他反對理學，認爲它無濟于事。唐氏有平均、平等的思想，說：“天地之道故平，平則萬物各得其所”。可是現實社會中，王公家一餐之費，是上農一歲之獲，還說沒有好吃的。受苦人家吃上摻有稻杆粉的粥，就認爲已經很好了。因此，唐氏憤憤不平地說：“人之生也，無不同也，今若此，不平甚矣” （《潛書·大命》）。唐氏最激烈的思想是對帝王的指責，在《潛書》中抒發了“抑君”的觀點：首先，皇帝是人，不應是神的地位，故說：“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抑尊篇》）；其次，皇帝不能濫施威福，要畏懼百姓，所謂“位在天下之上者，如處天下之下”；再次，唐氏也和黃宗羲一樣，要求提高臣下的地位，以降低皇帝地位，說：“古者君拜臣；臣拜，君答拜；師保之尊，自稱小子；德位不相掩也。”（《内倫篇》）皇帝地位雖崇，但有道之君應當懂得尊敬臣下。唐氏大膽地把秦朝以來的帝王指斥爲盜賊，說：“自秦以來，凡爲帝王者，皆賊也。”（《室語篇》）爲什麽這樣說呢？因爲殺一個人，搶一匹布、一鬥粟就是盜賊，殺天下而據有天下财寶的帝王當然是賊了！他與黃宗羲一樣不滿于君主的霸占社會财富，對君主專制制度加以抨擊。
傅山（一六○七——一六八四年），字青主，山西陽曲（太原）人。明末秀才，入清隐居行醫，拒絕博學鴻儒征聘，以詩文、書法、經學、醫學著稱于世，著有《霜紅龛集》、《荀子評注》、《傅青主女科》、《傅青主男科》等書。
傅氏對君主的看法，與黃、唐有接近處。他把皇帝看作“常人”（《霜紅龛集》卷三十六），贊揚對皇帝表現出傲骨的人；反對愚忠，主張社稷重于君主，爲國家的安危可以更換帝王；認爲社稷比帝王更重要，說：“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霜紅龛集》卷三十二）。傅氏的這些觀點，是對理學君臣倫常觀的根本否定，反映着人們從明朝亡國之痛中得到的啓示，是當時士大夫中流行的一種思潮。
陳确（一六○四——一六七七年），浙江海甯人，著《大學辨》、《葬書》、《性解》。陳氏在《葬書》中，闡述了唯物主義自然觀和無神論思想，反對世俗迷信，說人的禍福要靠自身的努力，與天無涉，與地無關，世上沒有龍脈之地，人死腐化，不會因葬地禍福子孫。陳氏認爲天理和人欲是一緻的，沒有人欲，就沒有天理，而且人欲中顯示出天理，說：“蓋天理皆從人欲中見，人欲正當處，即是理，無欲又何理乎？”（《陳确集·與劉伯繩書》）由此批評了理學家“存天理，滅人欲”的基本論點。
方以智（一六一一——一六七一年），安徽桐城人，明翰林院檢讨，入清後出家爲僧，研究天文、物理、醫學、生物及文史地理，著《物理小識》、《東西均》、《通雅》、《浮山文集》。他認爲“氣”充滿世界，所謂“一切物皆氣爲也，空皆氣所實也”，“盈天地間皆物也”（《物理小識》），以這種唯物觀點反對理學唯心論。他充分利用自然科學的知識，主張通過科學實驗認識世界。他還提出“合二而一”的命題，對後世有較大的影響。
六、心學與理學的調和
王陽明的心學上承南宋與程朱對立的陸九淵學派，一度作爲新創的學說，廣爲流行。王學流于空疏，漸爲明末學人所不滿。明朝的亡國之痛，更使一些愛國志士對空談心性，力加責斥。明清之際另一些思想家，則力圖将本來對立的陸王與程朱之學，調和融合，實際上是顯示了重尊程朱的趨向。最爲著名的人物，是河北孫奇逢與陝西李颙（避嘉慶帝諱，或作李容）。孫、李與江南的黃宗羲齊名，号爲“三大儒”。他們的學說，一時産生了廣泛的影響。
孫奇逢（一五八四——一六七五年）與李颙（一六二七——一七○五年）生于明季，在清康熙時，先後去世。清朝建立後，他們都拒絕征召，不肯出仕。孫奇逢原籍河北容城，明天啓時，曾參與營救東林黨人左光鬥，又曾在家鄉守城抗清。後與家人避居易州五峰山。順治七年以後，長期在河南輝縣夏峰講學著述，被尊稱爲夏峰先生。李颙原籍陝西周至，在家築土室著述，自署二曲土室，學者稱二曲先生。曾應邀去無錫、江陰、靖江、宜興等地講學，晚年又曾寓富平。
孫奇逢早年研治當時流行的陸王之學，“以慎獨爲宗，而于人倫日用間體認天理”（《國朝先正事略》卷二十七）。其後探研宋儒周敦頤、二程、張載、朱熹之學，以朱學解釋王學，融二者于一體。著《周易大旨》四卷，又著《四書近指》二十卷，合朱王之說，論證異同，“以體認天理爲要，以日用倫常爲實際”。晚年撰著《理學宗傳》二十四卷，自周程朱陸至王陽明、顧憲成爲理學道統傳承。孫奇逢隐居講學，上自公卿大夫，下至平民，都接待傳授，程朱理學倫常之說，因而廣爲傳播。
李颙早年喪父，随母治學，曾以昌明宋代的關學爲己任。但他的學術，仍然宗法陸王，研讨心性。爾後轉治程朱之學，提倡實踐倫常，主張對程朱和陸王的異同，應各取所長。晚年力倡“自新之功”，“但就日用常行，綱常倫理極淺近處做起”。著有《易說》、《象數蠡測》、《十三經注疏糾謬》等。所撰文章及論說，由門人王心敬編爲《二曲集》傳世。
（二）程朱理學的再提倡
一、清初諸帝對理學的提倡
清太宗皇太極建号大清，采納漢族政治制度立國，倚用文臣，尊崇漢文化。順治帝與多爾衮占駐北京，即派遣官員祭祀孔子。元朝加封孔子爲“大成至聖文宣王”。順治帝因清朝制度王（親王、郡王）是皇室貴族的封爵，改封孔子爲“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多爾衮親赴孔廟緻祭奉上封号，以示尊崇。國子監滿漢生員習讀儒學經書，以程朱爲準則。康熙帝幼習漢文化，親政後，以理學家熊賜履爲國史院學士，參議朝政，程朱理學更加得到提倡。康熙帝親自閱讀宋代理學諸儒著述，命大學士李光地修改明成祖時編修的《性理大全》，別成《性理精義》一書。又編集朱熹的論著，纂爲《朱子大全》。康熙帝爲此書作序，說朱熹是“緒千百年絕傳之學，開愚蒙而立億萬世一定之規”。又說“朕讀其書，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與之奧，非此不能治萬邦于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内外爲一家。”康熙帝提倡程朱，用意顯然不在于探讨心性，而在于宏揚理學的倫常觀和社會政治學說，以鞏固清朝的統治秩序。
程朱理學在學術界經曆了曲折的道路後，由于清初皇帝的提倡，重又成爲風靡一時的官方學術。科舉考試，仍沿明制，以儒家的四書五經爲考試内容，以程朱等理學家之疏解爲标準。士子兢相閱讀程朱之書，成爲應試的必由之徑。康熙帝進而把理學家的社會政治學說付諸實踐并普及于社會。一六七○年（康熙九年）十月，康熙帝以“尚德緩刑，化民成俗”爲宗旨，列舉十六事，诏谕禮部，通行曉谕八旗及直隸省府州縣，以至鄉村人等遵行，被稱爲“聖谕十六條”。十六條貫串着理學家的社會政治觀點，明确規定“黜異端以崇正學（理學）”，并且包含着“敦孝弟以重人倫”，“笃宗族以昭雍睦”等倫常觀。雍正帝又據此補充發揮，号爲“聖谕廣訓”，“意取顯明，語多質樸”（雍正帝序）。全國各地鄉村，定期宣講，力求普及于“群黎百姓”，家喻戶曉，以維持封建的統治秩序。以“君臣、父子、夫婦” 爲核心的倫常觀，逐漸成爲普及全民的意識形态。清初諸帝大力提倡理學，影響是深遠的。
二、獨尊程朱的理學家
清初至雍正年間，先後出現一些獨尊程朱的理學家。他們反對王學，力倡朱學，特別是倫理綱常，以适應清朝統治的需要，受到清朝皇帝的賞識。其中一些人并且身居高位，爲朝中大員，但在學術上多是祖述朱熹，很少創新。
陸隴其（一六三○——一六九○年），字稼書，浙江平湖人，官禦史，著《四書大全》、《松陽講義》、《三魚堂文集》。強烈主張尊崇理學，認爲做學問隻有一條路，就是追随朱子，說“宗朱子爲正學，不宗朱子即非正學”（《國朝學案小識》卷一），不尊朱子，即不許仕進。力斥陽明心學，說它實際是禅學，托身儒學，爲害甚大。學術上緻力于“居敬窮理”，認爲窮理而不居敬，會玩物喪志；居敬而不窮理，則會堕入佛老或心學。清人認爲，薛瑄、胡居仁之後，即由陸氏繼承程朱道統，遂得從祀孔廟。
張履祥（一六一一——一六七四年），号楊園，浙江桐鄉人，著《張楊園先生全集》。曾就學于劉宗周，但笃信程朱，恪守居敬窮理之道，以仁爲本，以修己爲務，而歸結于中庸。他批評心學隻講求心，陷入禅學陷井，被認定爲是純正理學家，奉入孔廟從祀。張氏又研究農學，著有《補農書》。
熊賜履（一六三五——一七○九年），湖北孝感人，官至翰林院掌院學士、内閣大學士，著《學統閑道錄》、《程朱學要》，爲經筵講官，宣講周程張朱之學，說朱熹是三代以後絕無僅有之人，孔孟之道，沒有朱子就不能彰著。他同程朱理學家一樣，極力主張存天理，滅人欲。
李光地（一六四二——一七一八年），号榕村，福建安溪人，官至大學士。崇信程朱，深受康熙帝知遇，秉命編纂《朱子大全》等書，并撰有《周易通論》、《榕村語錄》、《榕村全集》。認爲性就是誠，而聖賢之學就在于誠，但要達到誠，必須懲怨窒欲，遷善改過。
張伯行（一六五一——一七二五年），字孝先，河南儀封人，曆官福建巡撫、禮部尚書。撰著《困學錄》、《正誼堂文集》，輯《伊洛淵源錄》，學術宗旨是“主敬以端其體，窮理以緻其禮，躬行以踐其實”（《國朝學案小識》卷二），自身并要求他人按照理學的道理去實踐，避免“溺于”詞章的雜學，強烈反對陽明心學。
朱用純（一六一七——一六八八年），号柏廬，昆山人，拒絕博學鴻詞科征聘，終身教村學，著《愧讷集》、《治家格言》、《大學中庸講義》。教育學生“學問在性命，事業在忠孝”（《國朝先正事略》卷二十九），主張按程朱宣揚的知、行并進。他每天早晨拜家廟，接着讀《孝經》，教人孝弟友愛。其《治家格言》，在社會上影響很大。
方苞（一六六八——一七四九年），号望溪，安徽桐城人，曾因戴名世案獲罪。康熙時入直南書房，雍正時爲内閣學士，主持編纂《一統志》等書。乾隆帝即位，奉命選定《明制義》及《國朝制義》，頒于學宮。應試的制義（八股文），多以方苞爲宗。方苞本人也撰八股文，以宣傳理學思想。著《禮記析疑》、《春秋通論》，主張一切依照天理行事，要象程朱那樣，一刻也不背離天理準則。友人王源批評程朱迂闊，沒有經世緻用之才。方氏力爲朱熹辨說，是理學的積極維護者。有《方望溪先生全集》行世。
三、獨樹一幟的顔、李學派
在程朱理學再次被提倡而風靡于士林之際，河北地區出現了力斥程朱的顔、李學派。他們的學說仍尊孔孟，但力倡實用，與理學處于對立的地位。
顔元（一六三五——一七○四年），字易直，号習齋，河北博野人，終生教學、行醫，著《四存編》、《四書正誤》、《朱子語類評》、《習齋記餘》。
顔元早年信重程朱，中年之後一改初衷，以尊孔學反理學爲使命，宣稱“今抑程朱而明孔道，倘所學不力，何以辭程朱之鬼責哉”（李塨《習齋先生年譜》）。作《朱子語類評》，指責朱熹之失誤，“自欺欺世”，“把人引上迷途”。痛斥周敦頤的主靜之說：空談性命誠靜，不講事功。他說，如果“楊墨道行，無君無父”，那麽“程朱道行，無臣無子”（同上），因爲信仰理學的人不能緻君主于安全，緻國家于富強。
顔元力倡經世緻用之學，強調實踐，因号“習齋”。他主張“實文、實行、實體、實用，率爲天下造實績”（《四存編·存學編》卷一）。他的社會政治理論是 “七字富天下”，墾荒、均田、興水利；“六字強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九字安天下”，舉人才、正大經、興禮樂。他認爲行政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均田，否則，“教養諸政俱無措施處”（《顔習齋先生言行錄》卷七）。均田，富民不樂意，顔氏認爲不應顧卹富民，因爲“天地間田，宜天地間人共享之。應順彼富民之心，盡萬人之産給一人所不厭也，王道之順人情固如是乎？”（《四存編·存學編》）顔氏具體提出均田的方案，設某甲有田一千畝，分給十九家農夫，各五十畝，這十九家向甲交租，甲死而止，若某甲之子賢而仕，仍收地租。這當然隻是一種難以實現的空想，但反映了他已模糊地看到土地占有關系和地主與佃農的剝削關系是當時社會的症結。
顔元的學生李塨（一六五九——一七三三年），字剛主，号恕谷，河北蠡縣人，著有《周易傳注》、《大學辨業》、《恕谷後集》。師承顔元的觀點，反對理學、心學，重視實用，譏刺理學家：“高者談性天，撰語錄，卑者疲精死神于舉業，不惟聖道禮樂兵農不務，即當世之刑名錢谷，亦懵然罔識，而搦管呻吟，自矜有學。”（《恕谷後集·書明劉戶部墓表後》）還批駁朱熹“理在事先”之說，指出“離事物何所爲理”，反映了樸素的唯物思想。
（三）漢學的昌盛
程朱理學由于清初諸帝的提倡而成爲官方哲學，在政治思想領域，理學的倫常觀成爲全社會的統治思想。但在學術研究領域，與宋學對立的漢學，卻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蔚爲顯學。漢代的經學，原有古今文之分。清人所謂漢學，主要是指以考訂辨釋經書本義爲指歸的古文經學。廣義的漢學，則包括了曆史、音韻、文字、訓诂、金石等等領域中的考據之學。漢學注重實證，因而又被稱爲樸學。本節所述，主要是經學中的漢學，其他學術，将在另節論述。
清人阮元編輯《皇清經解》，收集清初至嘉慶時的經學家著述，凡一百五十七人。其中絕大多數是乾隆、嘉慶時人。經學中的漢學在乾嘉時臻于極盛，并不是偶然的。這是因爲：（一）清初倡導程朱理學，宣揚倫常以鞏固統治。但程朱性理之學已經走到了絕路。順康時代諸儒，隻能祖述舊說，陳陳相因。如從性理上與程朱立異，在政治上爲清廷所不容，在學術上也難于再有所創新。康熙帝也說：“讀書人少讀性理者”（《聖祖實錄》卷二九一）。性理之學已然日暮途窮，令人生厭。經學要求得發展，勢須另辟新徑。（二）明末以來，一些學者“棄宋複漢”的傾向，爲漢學的複興開拓了新路。明清之際，顧炎武、黃宗羲等人都已開始從事實證之學。事實越來越表明，以考據辨僞的方法對經書重加訂證，據音韻文字學的研究對經義重加解說，是一條足以縱橫馳騁的廣闊的新途。（三）清初不斷興起文字獄，雍正時對文士的鎮壓，愈益嚴厲。學者爲避免文字之禍而不敢多談時政。考據經義的漢學正好适應了學者避世治學的需要。漢學在這樣的社會政治背景下，得到了發展。
一、清初漢學
清初順康之際，獨尊程朱，但仍有一些學人繼承梅鷟、陳步、黃宗羲等人的辨僞考異之學，成爲乾嘉時期漢學的先驅。著名的學者有萬斯大、閻若璩、胡渭等人。
萬斯大（一六三三——一六八三年），浙江鄞縣人，字充宗，學者稱褐夫先生。與弟萬斯同受學于黃宗羲。萬斯同傳史學，萬斯大傳經學。黃學主張窮經必先明禮。萬斯大精研三禮，著《周官辨非》、《儀禮商》，指出《周禮》、《儀禮》多有疑問，懷疑是後人僞托。黃宗羲稱贊他治學“非通諸經，不能通一經；非悟傳注之失，則不能通經”（《萬充宗墓志銘》）。萬斯大博通諸經，訂正了曆來傳注中的許多失誤。他的治學方法對漢學的發展，很有影響。
閻若璩（一六三六——一七○四年），字百詩，山西太原人，出身于鹽商之家。自幼研習經史。一六七九年（康熙十八年），曾應博學鴻儒科試，不第。自二十歲時讀《尚書》，即懷疑古文尚書的真僞。積三十年之力，著成《古文尚書疏證》八卷。從古文尚書的篇數、篇名、字數、書法、文例等方面，證明東晉梅鷟所獻是後人僞造。列舉書中矛盾錯俟一百二十八條，均确鑿有據。古文尚書是宋代理學家信奉的經典。閻若璩繼梅鷟之後，推翻了古文尚書，也就推倒了理學家據以著論的根基。閻若璩曾參與撰修《一統志》，并撰《四書釋地》，對四書中的地理名物典制，多有考釋。顧炎武曾以所撰《日知錄》求正于閻氏，閻氏改定數條，又成《日知錄補正》一書。平日所撰考論文字，有《潛邱劄記》六卷傳世。
胡渭（一六三三—— 一七一四年），浙江德清人。他繼朱謀玮之後，著《易圖明辨》，試圖揭示“河圖”、“洛書”的真象。朱熹作《周易本義》，采取宋初道士陳抟之說，列出“河圖”、“洛書”，認爲龍馬、神龜馱出“河圖”（《周易》）、“洛書”（《尚書·洪範》），宋儒所講的理、氣、數、命、心、性，都由此衍化而來。胡氏說： “河圖之象，自古無傳，何從拟議”（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一）。他認爲《詩經》、《尚書》、《禮記》、《春秋》不可以沒有圖，而《周易》本身就有六十四卦、二體、六駁之畫，這就是圖，那裏還再要什麽圖。他經過考證，指出宋代的“河圖”、“洛書”之說與唐代以前的記載全不相合，是陳抟、邵雍所編造，從而否定了程朱理學家關于《周易》的理論基礎。胡渭又著《洪範正論》，駁斥五行災異之說。著《禹貢錐指》，經過詳密的考訂，畫出四十七幅地圖，使水道山脈分明。又因漢唐以來河道不斷變化，與《禹貢》所載大不相同，曾考察曆代黃河沖決改流的曆史，并提出治黃的設想。可見，他也留意經世緻用，并非全然埋頭考據。
二、吳派漢學
乾隆時期，經學研究正式形成以“複漢棄宋”爲宗旨的漢學。學者輩出，著述繁富。由于治學方法有異有同，又形成爲以江蘇元和人惠棟爲首的吳派和以安徽休甯人戴震爲首的皖派兩大流派。
惠棟（一六七七——一七五八年），字定宇，祖父惠周惕、父惠士奇（一六七一——一七四一年），都是經學名家。惠棟研究《易經》三十年，撰著《易漢學》、《易例》、《周易述》及《九經古義》等書。惠氏認爲，漢朝人對經書的理解接近原義，魏晉以降，諸家的解釋都不免背離經義，明确主張恢複漢學。《周易述》是彙集漢儒虞翻、荀爽、孟喜、鄭玄諸說，以反對晉人王弼、鄒湛的說解。又撰《明堂大道錄》和《禘說》，認爲漢人盧植《禮記注》明堂即是太廟，與靈台、辟雍在一起，是對的，晉人袁準的說解，是根本不懂古制。惠氏繼胡渭之後，在所著《古文尚書考》中，再次指出東晉梅赜的《古文尚書》爲僞作，應相信漢人的《尚書》。惠氏在所撰《左傳補注》一書中認爲，漢人鄭玄關于《周禮》、韋宏嗣關于《國語》的著作，是采取了先儒舊說，并有自身的見解，而晉人杜預《春秋集解》的一些說法，與前儒相去甚遠。
惠棟的著述多是收集漢儒舊說，經過考訂以論證其可信，不在哲學義理方面抒發己見。這種學風，逐漸成爲吳派不同于皖派的最顯著的特點。吳派傳人有惠棟弟子江聲、餘蕭客以及名儒錢大昕、王鳴盛等人。
江聲（一七二一——一七九九年），号艮庭，元和人。廣泛搜集漢儒關于《尚書》的解說，爲《古文尚書》二十九篇作注，撰成《尚書集注音疏》，“利正經文，疏明古注”（《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六），成爲閻若璩、惠棟以後，《尚書》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江聲也緻力于古文字之學，輯錄漢儒佚說，以圖恢複古義。
餘蕭客（一七二九——一七七七年），長洲人。與江聲同時受學于惠棟。經惠棟指點，自諸家經解及史傳類書中廣泛輯錄唐以前解釋經書的古說，雖片語單詞，均加收錄，成《古經解鈎沈》三十卷，使吳派學風得到進一步發揚。
王鳴盛（一七二二——一七八八年），嘉定人，字鳳喈，号西莊。早年從惠棟習經學。一甲二名進士。曆任翰林院編修、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晚年家居著述。著有《尚書後案》三十卷，力圖恢複漢儒鄭玄注古義，以馬融等注文補充，自謂有存古之功。研治《周禮》，也尊鄭玄。又以漢學家考經的方法考訂史籍，成《十七史商榷》一百卷，是一代史學名著。
錢大昕（一七三八——一八○四年），字竹汀，也爲嘉定人，與王鳴盛同鄉，并是同年進士。曾任翰林院侍講學士，後入直南書房，官至詹事府少詹事。晚年在家講學著書。錢氏是乾嘉時期最稱博學的名儒，研治經學但不限于經學，承襲吳派并不拘于吳派。戴震自诩經學第一，稱錢氏爲當代第二人。江藩著《漢學師承記》稱錢氏“不專治一經而無經不通，不專攻一藝而無藝不精”。經學以外，曆史學、地理學、音韻、文字、金石，以至天文曆算，均有較深的造詣，著述宏富。他曾從數學家梅文鼎研習曆算及西方弧三角之學，用以校正漢三統曆，撰《三統術衍》、《四史朔閏考》等書，在考訂中包含着科學的成分，爲流輩所不及。又據金石文字校訂經文，著《唐石經考異》、《經典文字考異》等，在經學研究中別樹一幟。他也把吳派漢學治經的方法援以治史，撰著大量史學著作。在史學方面的成就超過了經學（參見下節）。吳派漢學由經入史，至錢大昕而達到了高峰。
錢大昕曾傳學于江蘇陽湖人孫星衍（一七五三——一八一八年）。孫星衍沿襲吳派漢學的學風治《尚書》，成《尚書古今文注疏》三十九卷，綜合漢魏古注，不采宋儒的解說而吸收王鳴盛、段玉裁諸人的考訂，于今古文源流詳加辨析，是吳派漢學關于《尚書》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與孫星衍齊名的陽湖人洪亮吉（一七四六——一八○九年），也治經學，曾與皖派戴震等人交遊。但受孫星衍影響，治經仍遵吳派的學風。撰成《春秋左傳诂》二十卷，訓诂以東漢賈逵、許慎、鄭玄、服虔等人爲主，并參據漢唐石經校誤字，是春秋左傳學的重要著述。
三、皖派漢學
吳派漢學家以考據學辨僞輯佚的方法，恢複漢代經解，避而不談義理。因而一些學者漸入于史學。以戴震爲代表的皖派則注重審訂經書的音韻訓诂，在此基礎上申明己見，反駁宋學的性理。梁啓超著《清代學術概論》以爲隻有吳派才是“純粹的漢學”。但在經學研究中作爲與宋學對立的清代漢學，卻是由于皖派的闡發，才在完整的意義上正式形成。
戴震（一七二三——一七七七年），字東原，早年就學于安徽婺源的學者江永（一六八一——一七六二年）。江永研治三禮，精于典章制度，并兼通音韻文字之學和天文曆算。戴震全面繼承了江永的學術。以曆算之學考釋古曆，糾正了漢以來的許多誤解。以音韻文字之學，研治經書的訓诂，開辟了一條由訓诂治經義的新路。他曾說講義理必須求之于古經，求古經必先求之古訓，“古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聖人、賢人之義理明”。他認爲治學有三難：淹博難、識斷難、精審難。皖派學人或譏吳派隻是淹博而無識見。戴震本人則在淹博的基礎上，着力于識斷和精審，代表作是《孟子字義疏證》三卷。他痛斥“宋以來儒者，以己之見，硬坐爲古聖賢立言之意，而語言文字，實未之知。”（《戴東原集》卷九，《與某書》）《疏證》一書從審訂字義入手，從哲理上批駁理學。“滅人欲，存天理”是程朱理學的中心思想。《疏證》指出：“人生而後有欲、有情、有知，三者血氣心知之自然也。”人的欲、情、知，都是自然現象。“凡事物皆有于欲，無欲則無爲矣，有欲而後有爲。”儒家所謂仁，就是順乎人們的情欲。“古聖賢所謂仁義禮智，不求于所謂欲之外”。孔子所說“克己複禮爲仁”，克己是克私，宋儒解釋爲“克欲”，完全背離了本意。孟子說人無不善，程子說人無不惡，是“離人而空論乎理”。他指責程朱否定人欲是象佛教一樣否定人生，又提出與人欲不并立的“理”，所謂“理欲之辨”，成了殺人害人的工具。《疏證》中說：“尊者以理責卑，長者以理責幼，貴者以理責賤。雖失，謂之順。卑者、幼者、賤者以理争之，雖得，謂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之同欲達之于上。上以理責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不勝指數。人死于法，猶有憐之者；死于理，其誰憐之！”《疏證》中的這段名言，不僅從哲學上對理學家的“理”加以批駁，并且揭露了倫常尊卑統治的殘酷無理，觸及了理學家的要害。戴震從哲學上反駁理學的論說，還見于《原善》等其他著作，涉及認識論、曆史觀和自然觀等許多方面。吳派漢學以考據學糾正理學的空疏，不談義理，從另一方面說，則是把哲學陣地讓給了程朱。戴震在訓诂的基礎上深究義理，力辟程朱，從哲學上戰勝理學，使漢學達到了高峰。
戴震著述甚多，對《詩》、《書》、《禮》、《春秋》諸經均有專書考繹，尤精于典章制度源流。又著《水經注》四十卷，于古地理研究，貢獻甚大。皖派漢學自成體系，“實事求是，不主一家”，成爲學術界最有影響的學派。戴震的弟子段玉裁、王念孫等人于語言文字學和訓诂學，卓有成就，爲一代名家（見下節）。皖派經學的傳人，有以下諸人。
任大椿（一六三八——一七八九年），原籍江蘇興化，祖父陳晉爲徽州府教授，流寓徽州，因與戴震同應鄉試。師事戴震，專治《禮經》，著《弁服釋例》、《深衣釋例》，傳皖派典章制度之學。任氏也研治音韻文字之學，著有《字林考逸》、《小學鈎沈》傳世。
孔廣森（一七五二——一七八六年），山東曲阜人，孔子後裔，是戴震的及門弟子。乾隆三十六年，年二十歲中進士，入爲翰林院庶吉士。年三十五歲即病逝。孔廣森原從戴震治《禮記》，有《大戴禮記補注》、《禮學卮言》等著述，也研治音韻與算學。其後專力研究《春秋公羊傳》，認爲《左傳》詳于事，《公羊傳》長于義。以考據方法闡明“公羊”本義，糾正東漢何休《春秋公羊解诂》的傳統凡例。三禮是古文經學的基本經典，《春秋公羊傳》則是今文經學的基本經典。孔廣森以戴震治《孟子》的方法治“公羊”，表示了不拘門限，開拓領域的趨向。
淩廷堪（一七五七——一八○九年），字次仲，安徽歙縣人。繼述安徽同鄉江永、戴震之學，專研三禮，著《禮經釋例》，又有《校禮堂文集》，說“聖人不求諸理而求諸禮” （《校禮堂文集》卷四）。他認爲聖人令人複性的辦法是學習，而學習的内容就是禮。禮儀繁多，淩氏把它區分爲八類，即通例、飲食、賓客、射、變、祭、器服、雜例。告訴人們把握這個綱要，就不難明瞭禮儀。
焦循（一七六三——一八二○ 年），字裏堂，江蘇甘泉人。自曾祖以來，家傳《易》學。著《易通釋》二十卷，于《易經》多有發明。繼承戴震關于《孟子》的研究，推崇戴震《孟子字義疏證》，尤其是指斥理學“以理殺人”的觀點（《讀書三十三贊》）。據漢趙岐《孟子正義》，廣征清代漢學家的考證訓诂，詳加注疏，自成《孟子正義》三十卷，是研究《孟子》的集大成之作。
阮元（一七六四——一八四九年），号芸台，江蘇儀征人，乾隆五十四年進士，擢少詹事，入直南書房。嘉慶時，曆任南方諸省巡撫、總督，官至大學士，是漢學家中官位最高的一人。學術上與焦循、淩廷堪等皖派學人相切磋，自稱治經“雅明古訓，實事求是”（《揅經室集·自序》），“文字訓诂，其門徑也”（《揅經室一集》卷二），基本上是戴震治學的路徑。阮元曾駁論理學家的性命之說，說：“‘性’字從心，即血氣心知也”；“味色香臭喜怒哀樂，皆本于性，發于情者也”；“欲生于情，在性之内”（《揅經室一集》卷十）。味色香臭的辨別和喜怒哀樂的感受是人的本性，人的欲望，表現出來就是情，所謂“血氣心知皆天所命，人所受也”，《孟子》講“食色性也”。要對情欲加以節制，而不是要滅絕它。阮元對“克己複禮爲仁”作出新解，論證《論語》中“仁”字是講“人”，是表示“此一人與彼一人相人偶”（《揅經室一集》卷八）。此人與彼人之間，相互尊重、對等，而不是一方強制另一方。因而，帝王要做到“仁”，就不能有損于民，而要有益于民。阮元曾重刻宋本《十三經注疏》，并爲諸經分別撰寫校勘記，成爲通用的善本。又主持編纂《經籍籑诂》一書，廣泛收集漢代以來解釋經文的古訓，依韻編字，分別輯釋，是一部詳備的經籍字典。又彙刊清代學者經學著述一百八十餘種，成《皇清經解》一書，凡一千四百卷。這三部綜合性的經學巨著，可以說是爲清代漢學做了總結。
（四）今文經學的復甦
今文經學在漢代曾盛極一時，魏晉以後，即已衰絕。今文經多已散佚，隻有何休《春秋公羊解诂》等書流傳。魏晉至清乾嘉，千餘年間，今文經學湮沒無聞，久成絕響。乾隆時又開始受到學者的注意，至嘉慶時竟然蔚爲新興的學派，對思想界産生了深遠的影響。今文經學在新的曆史條件下複蘇，并不是偶然的。這是因爲：
（一）作爲古文經學流派的漢學，經過它的昌盛時期，到戴震時已經發展到了高峰。皖派擅長的音韻文字之學，名家輩出，但慚脫離經學，而以《說文解字》爲中心，作爲獨立的學術繼續發展。吳派的辨僞輯佚和考訂注疏之學，雖仍有崔述《考信錄》、劉文淇《左傳舊注疏證》等名著相繼問世，但總的來說，領域已日漸狹窄，沒有多少發展前途。考據之學日益流于瑣細，義理之學也難以超越戴震而另辟新途。漢學在登上高峰後，随之臨近于絕境。
（二）程朱理學在漢學昌盛的乾嘉之際，仍然作爲官方學術，在社會政治領域占居統治地位。理學的倫常學說依然是清王朝的統治思想。科舉取士考試經書，也仍以宋儒爲依據。程朱之書成爲士人入仕的必讀課本，但在學術思想領域卻不再有所新創。以文章名世的古文家姚鼐（一七三一——一八一五年），在學術上獨尊程朱，力诋戴震。《戴東原集》有《與姚姬傳書》駁辯。姚鼐弟子方東澍（一七七二——一八五一年）繼撰《漢學商兌》，全面攻擊漢學，指漢學的考據是“屠沽記帳”。漢學的流弊，的确是在發展。但陳腐的程朱理學卻也不再有可能在學術上代替漢學而重振旗鼓。
（三）乾隆末年以來，清王朝的統治漸趨衰落，人民反抗運動興起。社會上的諸矛盾日益暴露在人們的面前。乾隆初年，士人爲逃避文字獄而避談世事的學風爲之一變。有志之士，日益關心國家民族的命運，研究社會政治問題，要求抒發自己的政見。但在儒學占居絕對統治地位的年代，人們還隻能在儒學範圍内爲抒發己見尋求依據。疏闊的宋學與煩瑣的漢學顯然都不能提供這種依據而需要另覓新途。
（四）今文經學作爲漢代的官學，也曾流入煩瑣的歧途。但今文公羊學的“張三世”“托古改制”諸說，又是附會經文、議論朝政的依托。嘉慶時期，經學古文派的漢學漸趨衰落，議政更新之風日漸興起，今文公羊學既可以在經學領域開辟學術研究的新境，又可以在政治生活中成爲托古議政的工具。沉寂千年的今文經學于是又受到人們的重視而得以複蘇。
戴震弟子孔廣森已開始注意“公羊”，但今文經學作爲一個新興的學派，它的創始人是乾隆時的江蘇常州府武進縣人莊存與。存與字方耕，乾隆七年進士，入爲翰林院編修，後升任侍講，入直南書房，遷少詹事，官至内閣學士、禮部侍郎。莊存與身居高位，治學不綴，領域甚廣，曾研治《周禮》、《毛詩》，又治《春秋公羊傳》。事實上是兼通今、古文經學，而并未樹起今文旗幟，反對古文。但他的代表作《春秋正辭》，宗法《公羊傳》，專究經文的微言大義，與皖派漢學之探究名物訓诂，在治學方法上迥然不同。侄莊述祖，述祖外甥劉逢祿、宋翔鳳等傳存與之學，一時稱爲常州學派。
今文經學自成一派，劉逢祿（一七七六 ——一八二九年）是主要的傳人。劉逢祿，嘉慶十九年進士，後爲禮部主事，在禮部供職十二年。經學著述，涉及《易》、《書》、《詩》、《禮》諸經，而以《春秋》經的研究，成一家言。莊存與兼治經今、古文，至劉逢祿才公然排斥古文，力倡今文。《春秋左氏傳》是古文派的基本經典，劉逢祿著《左氏春秋考證》二卷，指斥世傳《左傳》多夾入漢劉歆僞造的論斷，并非左氏本真。又著《春秋公羊經傳何氏釋例》三十篇，《春秋論》上、下二篇，宏揚何體公羊學的“非常異議可怪之論”（何休語）。如“張三世”（據亂世、小康世、大同世）、通三統（夏、商、周）及孔子“受命改制”諸說。立論不在章句訓诂，而在“微言大義”，闡發《春秋》公羊主旨：夏商周以來，曆史是在不斷變革中前進，而并非如古文家所說的近不如古。劉逢祿治今文公羊學，使山窮水盡的經學重又柳暗花明，令人耳目一新，也适應了士人中經世議政的社會思潮，一時産生了很大的反響。宋翔鳳（一七七九——一八六○年），嘉慶五年舉人，湖南新甯知縣。曾撰《拟漢博士答劉歆書》，與劉逢祿協力攻擊古文經學。又以爲孔子的“微言”在于《論語》，因以公羊之義說解《論語》，著《論語說義》十卷。
劉逢祿的公羊學傳給弟子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年）、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年），道光時，并稱龔魏，名噪一時。今文公羊學經由龔自珍、魏源而成爲經世緻用之學，提出“變功令”、“更法”等主張。傳至清末，形成變法維新運動，影響是巨大的。
第一节 理學、哲學與經學
中國的封建文化以儒學爲主體，儒學則以經學爲核心。經學是包括哲學、史學和社會政治學說的綜合的學術，主要是依據對儒家經典的疏解和發揮。漢代以來的經學，至唐孔穎達撰《五經正義》作了總結。唐以前的經學，統稱爲“漢學”。宋儒吸收佛、道思想，使經學哲學化，以義理論證倫常，以适應宋王朝鞏固集權統治的需要，形成與漢學不同的宋學。宋學的主體，是程（程頤、程颢）朱（朱熹）的理學。
明代理學和哲學的發展，大體經曆了三個階段：（一）明初諸帝，繼續提倡理學，作爲官方學術和王朝的統治思想。（二）明弘治、正德年間，王陽明遠承宋儒陸九淵的心學，倡導“心外無理”的心學，又稱“王學”，一度廣爲流行。從廣義上說，心學也是理學。（三）明萬曆以後，商品經濟發展，朱學和王學都不再能控制社會人心。反理學的各種學說陸續興起。明朝亡國，士人痛诋理學或心學的空疏誤國，另辟治學的新徑，獨立探求哲理，一時諸說并立，名家輩出，思想界再次形成 “百家争鳴”。
清代理學與經學的發展，也大體經曆了三個階段：（一）清朝代明，建立起幅員廣闊的統一的大國。清初至康熙、雍正諸帝再次提倡程朱理學，作爲鞏固集權統治的思想武器。在學術領域，程朱理學也再次作爲官方學術而占居統治地位，但理學家陳陳相因，殊少新創。（二）乾隆時期，古文經學派的漢學，風靡一時。漢學中的吳派以辨僞輯佚等方法，整理考訂經文，不談義理。皖派以音韻文字訓诂之學，疏解經義，至戴震從義理上反駁程朱而達到了高峰。（三）嘉慶時期，沉沒千餘年的今文經學再次興起。春秋公羊學代替瀕臨絕境的漢學蔚爲新興的學術，也爲改制變法思想的形成開辟了道路。
（一）理學的演變與反理學思想的興起
一、明初對理學的提倡
朱元璋在起義過程中，即信用浙東儒生，參與謀議。在稱帝的前一年，于宮室兩庑書寫宋儒真德秀的《大學衍義》，以備“朝夕觀覽”（《明史紀事本末》卷十四）。去曲阜祭孔廟，贊揚“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相并”，并表示他的行政，即在于“明教化，以行先聖之道”（《明太祖實錄》卷二十六）。于洪武十七年（一三八五年）規定，鄉會試四書義以朱熹集注，經義以程頤、朱熹等注解爲準，程朱之學由是成爲官方學術。
明成祖銳意提倡程朱理學，命胡廣等采摘宋儒一百二十家著作，編成《性理大全》，闡揚理學觀點。又命纂輯《四書大全》、《五經大全》，爲士人應科舉者必讀之書。《明史·儒林傳序》說：“明初諸儒，皆朱子門人之支流餘裔，師承有自，矩矱秩然。”開國文臣宋濂師承理學，國初文事，多由他策劃。理學家爲鞏固明朝的統治，力倡個人修養，躬行實踐。宋濂弟子方孝孺在靖難之變中追随建文帝，明成祖以滅十族相威脅，他終不改節。曹端（一三七六——一四三四年），專心性理，以靜存爲要，父母喪，五味不入口，廬墓六年。曆任霍州、蒲州學正，清廉自矢，死後貧不能歸葬。仿《太極圖說》著作《川月交映圖》，又爲宋儒《太極圖說》、《通書》、《兩銘》作釋文，但學術上并無創見。薛瑄（一三九九——一四六四年），終生研讀性理諸書，撰《讀書錄》，認爲理學已很完備，在識見上已不能有發見，隻是照着要求去做就可以了。擅權的宦官王振，與他同鄉，提升他爲大理寺少卿，他拒不拜謝。王振侄王山陷人以罪，薛氏爲受害者改正，自身險遭殺身之禍。當時人尊稱爲“薛夫子”。隆慶六年（一五七二年）被奉入孔廟從祀。
吳與弼（一三九一——一四六九年），江西崇仁人，青年時代讀洛閩諸書，幾年不下樓，中年家貧，親自種田，“非其義，一介不取”（《明史》卷二八二）。英宗複辟以用賢征召，至京，堅不出仕。著作《日錄》，“至于學之之道，大要在涵養性情，而以克己安貧爲實地”（黃宗羲《明儒學案·師說》）。但他爲天順初年當權的石亨家譜作跋，自稱爲“門下士”，不免趨附權勢之譏，後人多有非議，是自然的。
胡居仁（一四三四——一四八四年），撰著《居業錄》，學業上主張以忠信爲先，行爲上持敬，所以讀書處取名“敬齋”。他認爲學習是爲了提高自己，不是爲取功名求聞達。“與人語，終日不及利祿”（《明史》卷二八二）。他與陳獻章都是吳與弼的弟子，但認爲陳的學術觀點近于禅悟，将危害學術。他的學生餘祐，著作《性論》三卷，教人學程朱，一定從誠敬入手，學者隻有去掉不誠不敬，才能成爲完人。
陳獻章（一四二八——一五二○年），廣東新會人，鄉居白沙裏，人稱白沙先生。萬曆初從祀太廟，追谥文恭。青年時代發憤讀書，覺得無所得，于是舍博求約，靜坐深思，從而懂得自然、人事的道理，處理事物，随心所欲，對聖賢之學，理出頭緒。此後，他把靜坐的功夫教給學生。有人批評他是佛學的參禅悟道，他辯解說，這是形似，而實質不同。但究竟不同于何處，并沒有說出來。他受了佛家禅定的影響，學術上強調“此心此理”，認爲人獸的區別就在于此。他說人們終身追求的就是理，這理“幹涉至大，無内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一但懂得理，“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明儒學案·白沙學案》）。他笃信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欲”之說，認爲大道不行，是“七情交織，人欲橫流”造成的，如果不明道理，即使能普濟群生，一匡天下，也是憑一己私意而行，不能成正果，歸根結蒂是要存天理，滅情欲。陳獻章的“萬化我出”，“宇宙在我”等說法，表明他不同于朱熹的客觀唯心論，而接近于主觀唯心論。他在《道學傳序》中講：“學者不但求之書，而求之吾心”（同上）。程朱理學基本上是屬于客觀唯心論，明初理學家也是如此。陳獻章從主觀唯心論立說，別開新徑。所以黃宗羲說：“有明之學，至白沙始入精微”（同上）。他的學說經由弟子張诩、林光、湛若水等得到傳揚。
婁諒（一四二二——一四九一年），也曾從吳與弼受學，著《日錄》、《三禮訂訛》各四十卷。他講理學的“敬”，“以收放心爲居敬之門，以何思何慮，勿忘勿助爲居敬要旨”（《明儒學案·崇仁學案二》）。
陳獻章弟子張诩（一四五五——一五一四年），爲其師輯成《白沙先生遺言纂要》。他信奉濂洛家言，認爲“足以羽翼乎經書，而啓萬世之蒙”（《白沙先生遺言纂要序》）。成化時中進士，辭不出仕。他的學術特點是“以自然爲宗，以忘己爲大，以亡欲爲至”（《明儒學案·白沙學案二》）。李承箕（一四五二——一五○ 五年）考中舉人，不仕。從陳獻章學，獻章對他所談甚廣，惟不及治學之道，要他自己悟出方法。他的學術觀點崇尚自然，以忘己爲大端，以無欲爲至高境界。湛若水（一四六六——一五六○年），号甘泉，曆官翰林院編修、南京國子監祭酒、南京吏禮兵三部尚書，著有《心性圖說》、《格物通》。認爲認識天理，有個由敬獲得涵養，進而懂得天理的過程，要自始至終主敬，爲人存敬，就會戒慎恐懼，欲望變少，使得心性不被蔽塞，這就萌發了天理。如果對任何事情都達到這樣功夫，即有了涵養，就懂得存天理了。他說的天理，具體化就是仁義禮智。他認爲在“上下四方之宇，古往今來之宙”的宇宙間，人的心性原是一個事物，因爲敬的誘發，恻隐羞惡辭讓是非之情産生了，于是有了仁、義、禮、智，發展而爲天地間的萬事萬物。
明初思想界爲朱學所控制，人們對于朱熹亦步亦趨，“非朱氏之言不學”（何喬遠《名山藏·儒林記》），吳與弼以後形成崇仁學派，影響較大，後又分出陳獻章的白沙學派。明代共有四個儒者被奉入孔廟，其中有崇仁門徒胡居敬、陳獻章二人，占了一半。當此派興盛之際，王陽明創爲心學，風靡一時。
二、王陽明的心學及其流派
王陽明名守仁（一四七二——一五二八年），浙江餘姚人，讀書于紹興會稽山陽明洞，世人稱“陽明先生”。弘治時進士，曆官南贛巡撫、南京兵部尚書、左都禦史，鎮壓江西南部農民起義，推行保甲制，平定甯王宸濠的叛亂，受封爲新建伯，谥文成，從祀孔廟。王氏從政之餘，讀書不辍，曾師事婁諒，泛覽儒、釋、道三家。他面對社會的動蕩不安，深感消滅盜賊易，清除人民反抗思想則很困難。他以爲當時讀書人沉溺于理學，隻作爲餌名釣譽之階，無補于實用。他力求建立有效的統治學說，提出與朱熹理學相對立的主觀唯心論的理論，著成《傳習錄》、《大學問》（均載《王文成公全書》）。繼承和發揮陸九淵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觀點，說“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無善”（《王文成公全書》卷四）。他認爲一切事物都産生于人心，是人心發生的意念活動的結果，沒有心就沒有客觀事物，所以心是宇宙的本體，是第一位的，從而形成他的主觀唯心主義的宇宙觀。一次，王陽明與友人在南安山遊玩，友人針對他的心外無物說，問他：你說天下無心外之物，這山中的花自開自謝，于我的心有什麽相幹呢？他辯解說：“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于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顔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全書》卷四）這就是說，人沒有看花時，花沒有表現，待到人看它時，花的顔色才顯現出來。可見花不在人的心外，而在心裏。王陽明的認識論與唯物論的反映論正好相反，是主觀唯心論的先驗論。他自謂“聖人之學”是“心學”，因而人們稱他的學說爲陽明心學。
王陽明由他的主觀唯心論的世界觀出發，提出“緻良知”、“格物緻知”的社會政治觀和倫理觀。他說“心外無理”，又說“吾心之處事物純乎理”，這“理”也就是宋儒所說的“天理”，不過王陽明通常使用孟子的“良知”這一概念。他說“所謂緻知格物者，緻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緻吾心之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緻吾心之良知者緻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全書》卷二）這就是說端正意識（即格物），恢複到良知的境界。他所說的良知是人人皆有的，它的内容則是孝悌忠信。他說，良知、天理，“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 （《全書》卷一）。良知是人人具備的，但往往受私欲蔽障，不能實現，緻良知，就是要“克其私，去其蔽，以複其心體之同”（《全書》卷二）。他有時也用理學家的語言，說緻良知是“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全書》卷一）。實際上，他的“良知”抹煞人間的貧富、貴賤的差異與對立，他的“緻良知”是提倡實行三綱五常的封建道德，使人民放棄物質上和精神上的合理要求，忍受黑暗的封建統治。從“去人欲，存天理”的政治觀點來看，王陽明心學與朱熹理學是一緻的，但是他們達到這個目标的方法卻大不相同。王陽明不贊成朱熹把心與理視爲兩種事物的觀點，認爲那樣使人誤入歧途——“啓學者心、理爲二之弊”（《全書》卷一）。朱熹把天理看作是外在的，人心所沒有的，去人欲存天理是要人們去接受天理，王陽明則是要人恢複天理，恢複比接受更爲便當，因而更容易被人接受。在“述朱”的時代，王陽明反對朱熹，表現了他的獨立探讨精神和敢于向傳統觀念挑戰的勇氣，但是朱學畢竟影響太大，他吃不住朱派學者的攻诘，遂在形式上作些讓步，作《朱子晚年定論》，以朱熹學說中與己相同的地方，說明他們之間是一緻的，以掩飾他們的分歧。不過王學一出，“門徒遍天下，流傳逾百年”，自此以後，“笃信程朱，不遷異說者，無複幾人矣”（《明史》卷二八二）。王陽明五十七歲去世，學術觀點未及進一步闡述，王學門徒說解不一，形成不同流派。
浙中學派這一派是浙江、江南籍的陽明門生。他們受業較早，是王陽明的嫡傳。徐愛（一四八七——一五一七年），能體會王陽明的思想，爲之整理《傳習錄》上卷。他認爲人性本善，邪惡是受外界感染的，非本性，受感染在于一念，一念也可以去之。錢德洪（一四九六——一五七九年），周遊四方，講緻良知之學，認爲靈竅是人的良知，戒懼也就是良知，有了戒懼，就是緻良知的開始。王畿（一四九八——一五八三年），是王陽明大弟子，在南北二京、吳楚閩越各處講學，批評時人學風，開口閉口談性命，而不懂得深入到日用飲食聲色财貨的具體而微的實際生活中研究學問，力斥朱學，發揮王學。他認爲良知是知覺的流行，不要限制它，否則有礙虛無之體，所以他的思想漸進入禅學。他講學摻雜禅機，并不避諱，不像別的學者以入佛爲恥。
江右學派王陽明在江西的一批門徒，悉遵王說。黃宗羲在《明儒學案·江右王門學案》中說，“陽明之道，賴以不墜”。鄒守益（一四九一——一五六二年），爲學主張自我修養，“慎獨”、“戒性”爲緻良知的方法，對“或懼實功，全不著力”的學者，表示不滿。（《明儒學案·江右學案一》）聶豹（一四八七——一五六三年），認爲《傳習錄》前篇所講的緻良知是王陽明學說的真谛，被後人忽略了，因而所作解釋都不得要領。
南中學派 在南直隸（今江蘇、安徽）的王陽明弟子，所在開壇講學。著名學者有戚賢、薛應旗等人。戚賢認爲“聖人之學”，不外于心，成見、嗜欲令人失卻本心，一念轉回，即可複本心。他還批評王畿出入禅學。
泰州學派泰州學派創始人王艮（一四八三——一五四○年），号心齋，南直隸泰州人，竈籍出身，做過小商販，布衣終身，著有《王心齋先生全集》。王艮讀書理解力很強，聞聽王陽明的學問，認爲是“倡明絕學”，遂拜爲師。王艮從師前就有主觀唯心論的觀點，他說：“以天地萬物依于己，不以己依于天地萬物”；“吾身猶矩，天下國家猶方。天下國家不方，還是吾身不方” （《王心齋先生全集·遺集》卷一）。他以主觀的“心”去衡量客觀世界，使萬物符合于心的意念，是精神第一物質第二的唯心論觀點。他從王陽明那裏接受緻良知說，認爲人們處世，首先要“端本”，端本就是要“誠其心”，誠心即要摒棄“不善之功”，“不妄動”，不妄動就是緻良知，恢複人的初性。王艮認爲“百姓日用”就是聖人之道，他說：“百姓日用條理處，即是聖人之條理處。聖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會失。”（《王心齋先生全集·遺集》卷一）從百姓日用觀察聖人之道，對百姓日常生活的規律是否理解，還是檢驗聖人之道的一種标準。王艮強調“百姓日用”，注意民間生活，啓發他的門人對理學禁欲主義的質難。王艮由緻良知，提出他的明哲保身論，認爲“明哲”就是“良知”，“明哲保身”就是“良知良能”，知道保身的人，必然因愛己而愛人，因敬己而敬人，因愛人而不惡人，己身也不遭人惡，從而可以保身、保家、保國、保天下，這便是“仁”。這是強調以個人修養實現緻良知，使個人生活的美滿與社會的安定達到統一。王艮這種反求諸己的說教，實質上是使人們安分守己，服從統治。顔均字小山，江西吉安人，受業于王艮門人徐樾，主張“純任自然，便謂入道”（《明儒學案·泰州學案序》）。他說“性”像明珠，沒有塵埃，有什麽樣的見聞，才有什麽樣的警戒。平時應當是率性所行，任其自然，隻有性情放逸，才需要戒慎恐懼，以恢複明珠般的本性。按自然本性生活的主張，是對理學禁欲主義的挑戰。他的弟子何心隐（原名梁汝元），也對禁欲主義不滿，認爲孔孟講的無欲，與宋儒所說的不一樣，孔孟講魚與熊掌取其一，不是不要欲，而是寡欲；求生求義都是欲，舍生取義是寡欲；要仁是欲，得仁而不貪是寡欲。理學家把人欲視爲罪惡，不合孔孟寡欲的原意。他以複孔孟真谛，爲人欲立說。顔鈞、何心隐主張欲望的合理性，不但與程朱理學對立，也突破了王學的藩籬，爲統治者所不容。顔鈞被囚戍，何心隐被害死于獄中。泰州學派中有不少社會下層勞動群衆，林春是童工，朱恕是樵夫，皆拜王艮爲師；韓貞是陶匠，爲王艮次子王襞的入室弟子；夏廷美是農夫，爲耿定向門人。他們研究學問，沒有書卷氣，不搞尋章摘句，不搬弄陳言，用時代的語言反映他們的認識，易爲群衆所接受。農工商賈和韓貞交遊的不下千人，他在冬閑時聚徒講學，一村講畢，轉到另一村再講，有問有答，非常活躍。他們講百姓日用之道，爲群衆歡迎，所以黃宗羲指出：“謂百姓日用即道，雖僮仆往來動作處，指其不假安排者以示之，聞者爽然”（《明儒學案·泰州學案一》）。
三、反理學的新思潮
王學與朱學之争，一般可以看作是主觀唯心論與客觀唯心論的争論，基本上都還是屬于唯心主義的理學範圍。嘉靖以後，與心學和理學論辯的新思潮興起。思想家的代表人物有羅欽順、王廷相和李贽。
羅欽順（一四六五——一五四七年），号整庵，江西泰和人，官至南京吏部尚書，著有《困知記》、《整庵存稿》。羅氏在《困知記》中寫道：“通天地，亘古今，無非一氣而已。氣本一也，而一動一靜，一往一來，一阖一辟，一升一降，……千條萬緒，紛纭膠轕，而率不可亂，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謂理也。”表明他認爲“氣”是世界的本源，“理”是由“氣”的運動而産生的規律，“理”不能離開“氣”而獨立存在。這實質上是主張精神來源物質，是樸素的唯物論的觀點。羅氏進一步指出人心是思維器官，精神與存在是兩回事，批評王陽明的“心外無物”，說：“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人固萬物中一物爾”。“然形質既具，則其分不能不殊”。“若謂天地人物之變化皆吾心之變化，而以發育萬物歸之吾心，是不知有分之殊矣。”但在涉及到人的社會性時，羅氏基本上繼承了理學家的倫常觀點，提倡綱常倫理，認爲“人之道”，是由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與喜怒哀樂組成，兩者協調，仁義禮智就在其中了。促成這兩者協調的就是王道。他希望百姓遵循三綱五常，使帝王實現“德業”。他又認爲人欲有善有惡，關鍵在于對它要節制，與理學的滅人欲觀點不盡一緻。
王廷相（一四七四——一五四四年），河南儀封人，官至左都禦史、兵部尚書，博學，通天文曆算、輿地、音樂和經學，著有《雅述》、《慎言》、《内台集》等。王廷相繼承張載的唯物論觀點，認爲“理根于氣”，“氣外無性”。他說：“天地之原，元氣而已矣，元氣之上無物，故元氣爲道之本。”（《雅述》）元氣是基本物質，由它産生天地，道（規律）也是從它那裏生出來的。他進一步說：“有太虛之氣而後有天地，有天地而後有氣化，有氣化而後有牝牡，有牝牡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有君臣而後名教立焉。”（《慎言》卷一）這就不僅簡單地講“氣”生“道”，而是把物質産生精神的過程作了描述：氣——天地——氣化——陰陽——夫婦——父子——君臣——名教。王氏的元氣本體論，批駁了程朱理學“理在事先”的唯心論觀點。王氏也反對理學的“性”立于 “氣”的觀點，認爲人有形氣而産生性，生氣不存，人性也就不存在。他同時指出性的形成，在于人的習慣，人的知覺活動，即有了人，才有人心，才産生儒家所說的以仁義禮智爲内容的性。王氏把理随氣生的論點運用到社會曆史上，認爲人類曆史是發展的，上古禮制疏散，後世嚴密，以後世要求上古，是不知時代之別。時代變了，制度也變，所謂“法久必弊，弊必變，變所以救弊也”（《慎言》）。不斷地糾正弊端，社會就随之進步。
李贽（一五二七——一六○二年），号卓吾，福建晉江人，曾受學于王艮之子王襞。官至姚安知府，萬曆八年（一五八○年）辭官，先後在湖北黃安和麻城龍潭湖講學著書。批評儒學、理學，“鼓倡狂禅，學者靡然從風”（《明儒學案·泰州學案四》）。萬曆二十九年（一六○二年）以“惑世誣民”的罪名被捕入獄，在獄中自殺。主要著作有《焚書》、《續焚書》、《藏書》、《續藏書》。李氏受王陽明心學影響，提出童心說，說童心是童子的初心，是真心，是最初一念的本心，也即天真純樸的先天存在的精神，這是唯心主義的先天人性論。李氏在思想史上的貢獻，是批評儒學、理學。孔子及儒學的權威，曆來被人們崇奉無疑，統治者還以人們對儒學的态度作爲衡量人的思想的準則。李氏對此極爲不滿，說：“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給于孔子而後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則千古以前無孔子，終不得爲人？”（《焚書》卷一）反對對孔子的迷信，不以孔子的是非爲是非，爲此要求別人不要拿孔子的标準來衡量他的著作。在這裏，李氏并沒有直接反對孔子，反對的是拿孔子吓唬人的人，但同時也表現出對孔子的不敬，他說的孔子以前已有人的活動難道還要等待孔子來指導的話表露了這個意思。李氏在《焚書》卷五講到“陳恒弑君”時說，這是齊國的事，與魯國無關，同居家不與政的孔子也沒有關系，而孔子要幹涉陳恒（田恒）是不對的。這是直接批評孔子了。李氏對假道學深惡痛絕，辛辣地揭露他們的虛僞欺詐：“自朝至暮，自有知識以至今日，均之耕田而求食，買地而求種，架屋而求安，居官而求尊顯，博求風水以求福蔭子孫，種種日用，皆爲自己身家計慮，無一厘爲人謀者。及乎開口談學，便說爾爲自己，我爲他人，爾爲自私，我爲利他。”（《焚書》卷一）理學家追逐功名田宅，卻大談仁義，絕口不提功利。李贽認爲應當注意功利，講究民生之道，人有私心才有見地，農夫才知道力田，工匠的器具才會是良好的，讀書人才勤于學業，因此主張有私欲。從此出發，主張謀利和承認謀取物質利益的道德觀念，所以說：“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除卻穿衣吃飯，無倫物矣。”（同上）李贽還批評了理學家責難寡婦再嫁的觀點，贊揚卓文君再嫁于司馬相如，是佳偶匹配。在理學倫常說教中，女子處于卑下地位，遭到輕視和壓抑。李氏對此極爲不滿，說見識高低不因男女的性別而有差異，世間不是“男子之見盡長，女子之見盡短”（《焚書》卷二）。這是對理學男尊女卑說和夫婦倫常觀的批判。李贽的學說在當時的思想界獨樹一幟，引起了震動。
四、經學研究的新動向
王學流于空疏，不僅引起思想家的非難，也在經學研究中受到抵制。明代經學研究的新動向是，逐漸抛棄宋學的空談心性，而轉向宗法漢代古文經學家的考訂注疏，表示了棄宋複漢的傾向，是清代漢學的先聲。
明代經學研究中卓有成績的是梅鷟著《尚書考異》。旌德人梅鷟，曾任南京國子監助教。宋儒對古文尚書的真僞曾表示過懷疑。梅鷟曆舉證據，确證古文尚書是僞書。在當時學術界引起巨大的動蕩。梅鷟懷疑僞造者是皇甫谧，雖未必可信，但指證古文尚書系後人僞造，則是重大的功績。
梅鷟也研究《易經》，著有《古易考原》一書。但明人治《易經》，影響較大的還是朱謀玮的《周易象通》。古人講《易經》，曆來有“象”、“數”之別。因卦爻以觀象，尋象以觀意。數即“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和“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依據數字推衍和互乘，以說明萬物的演變。宋代理學家着重講數，并依據僞造的“河圖”、“洛書”，造出“先天圖”、“太極圖”等，以推衍哲理。朱謀玮用解象來解說《易經》，是有意與講數的理學對立。朱謀玮又指斥宋儒的“河圖”、“洛書”爲僞作，破除了曆來對“河圖”、“洛書”的迷信。但他自稱曾在明内府見到過伏羲制作的真“河圖”，則是爲辨僞而有意作僞，是不足取的。
《詩經》的研究中，陳步的《毛詩古今考》獨辟蹊徑，創出新局。理學家解詩，往往不免傅會于倫常和心性之說。宋儒不知古音與宋音的不同，甚至任意據今音改古籍，造成許多錯亂。陳步嚴格考察古今音韻的演變，力正前人的疏失，使《詩經》恢複了古音，從而也得到了本義。陳步的工作建立在嚴格審音的基礎上，也使音韻學研究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明代經學中，音韻訓诂和辨僞之學的興起，爲清代漢學的發展開拓了道路。
五、明清之際思想界的争鳴
明清之際的社會，陷于激烈動蕩之中。思想家經曆了明王朝的衰敗與滅亡，從亡國之痛中重新評價儒學和理學，提出不少新論說。學術界一時呈現諸家争鳴的活躍局面。
呂坤（一五三六——一六一八年），著有《呻吟語》、《去僞齋文集》，提出氣一元論，認爲天地萬物隻是氣的聚散，氣凝結爲形，形的表現是運動。他注意社會問題，意圖拯治萬曆後期的腐敗政治，反對君主的禍害百姓，說：“天之生民，非爲君也；天之立君，以爲民也；奈何以我病百姓，……（天）豈其一人肆民上而剝天下以自奉哉？”（《呻吟語》卷五）。
顧憲成（一五五○——一六一二年），無錫人，幼從張原洛讀書，原洛講四書，不拘朱注，闡發自己的獨立見解，憲成由此受到啓發。官吏部郎中，曾主持東林書院，是東林黨的重要人物。他在哲學上宗法程朱，但主張經世緻用，認爲地方官不爲百姓興利，讀書人不研究世道，即使有其他美德，也是君子所不齒的。憲成弟允成（一五五四——一六七○年），官禮部主事，深惡鄉願道學，說他們名利兼收，便宜受用，從而揭示理學家的虛僞。他也主張經世緻用，反對空談，感歎“今之講學者，恁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隻管講學耳。”（《明儒學案·東林學案三》）。
劉宗周（一五七八——一六四五年），紹興人，官順天府尹、左都禦史。反對王畿一派流于禅學，主張慎獨之學，但不同于一般學者所說的慎獨，而是要融合王學與朱學，恪守倫常，力倡忠君。
劉宗周弟子黃宗羲（一六一○——一六九五年），字太沖，号梨洲，浙江餘姚人。明天啓時，父黃尊素官禦史，被閹黨陷害。黃宗羲入京訴冤，請誅閹豎。明亡後，曾在浙東随軍抗清。清初，拒不應召，在家鄉著述講學，成爲浙東學派的一代宗師。他力反王學末流的空疏，主張“學者必先窮經”。他的經學思想的主要特征是：（一）“經術所以經世”；（二）治經必兼讀史。這同時也成爲他所創始的浙東學派的學風。
黃宗羲親曆明朝亡國之禍，痛感宋儒把“君臣之義”視爲天理的倫常觀，助成君主專制，誤國害民。他著《明夷待訪錄》，在《原君》、《原臣》等篇，依托“民貴君輕”的經義，對君權作了犀利的剖析。他說：“古者以天下爲主，君爲客”；“今也以君爲主，天下爲客”。一個君主爲了争奪皇位不惜“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得位之後，又“敲剝天下之骨髓”，以圖自己享樂。所以“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如寇仇，名之爲獨夫”。黃宗羲這些思想的形成，顯然受到明末農民戰争的深刻的啓示，不過，他還并不主張廢除君權，而主張通過學校士人的議政和提高相權，來限制君權。盡管如此，他對君權的抨擊之論，仍足以震動于當時，并推動了後世民主啓蒙思想的興起。
黃宗羲治經學兼通經史，并研治天文曆算、音律，著述有《易學象數論》、《春秋日食曆》、《大統法辨》、《律呂新義》等多種。又以史學方法評述明代儒學，成《明儒學案》六十二卷。後又續成《宋儒學案》、《元儒學案》，三書合爲宋以來儒學發展史的巨編。
顧炎武（一六一三——一六八二年），原名绛，字甯人，人稱亭林先生，江南昆山人。少時參加複社，依從南明進行抗清鬥争，改名炎武。失敗後，遊曆山、陝、魯、豫，從事著述，是學識淵博、涉獵極廣的一代大師。
顧炎武認爲：經學即理學，離開經學的所謂“理學”，實是禅學，“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他所反對的不是程朱，而是王陽明的心學。他指出性與天道，是孔子所不講的。儒家的治學經世之道，主要是“博學于文”，“行己有恥”。所謂“學”，“自一身，以緻于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亭林文集》卷三）；所謂 “文”，“凡文之不關于六經之旨、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爲”（《亭林文集》卷四），“文之不可絕于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隐也，道人之善也” （《日知錄》卷七）；所謂“恥”，“自于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亭林文集》卷三）。可見他的基本思想是：治學應當博覽廣識，目的則在經世修身。明末士風敗壞，清初多降順求榮。顧炎武揭出“行己有恥”，當是有所爲而發。
顧炎武在學術上力倡實學。明末，撰《天下郡國利病書》，明亡後成書，前後曆二十年，凡一百二十卷。繼承陳第研治經書古韻，成《詩本音》十卷，《易音》三卷，又撰《唐韻正》、《古音表》、《韻補正》，合爲《音學五書》，是清代音韻學的開山巨著。他的主要著作《日知錄》三十二卷，是三十餘年治學劄記的彙編，包括經義、政事、禮制以及曆史、地理、天象等廣泛的内容，考覈精詳，以古籌今，對清代學術的發展有深遠的影響。顧炎武弟子相傳，号爲浙西學派，與黃宗羲的浙東學派同負盛名。
王夫之（一六一九——一六九二年），字而農，号薑齋，衡陽人。張獻忠軍至其鄉，他自傷不應征，仕南明永曆朝爲行人。晚年在石船山隐居，學者稱他爲船山先生。著述一百多種，四萬多卷，八百多萬字，主要有《張子正蒙注》、《周易外傳》、《尚書引義》、《思問錄》、《讀通鑒論》、《噩夢》。後人編爲《船山遺書》、《船山全書》。
王夫之廣泛研究經學和史學，在哲學上發展張載、王廷相的“氣一元論”，反對程朱的“理一元論”和陸王的“心一元論”。在“道”和“器”的關系上，認爲 “道者器之通，器者不可謂之道之器也”（《周易外傳》卷五）。“據器而道生，離器而道毀”（《周易外傳》卷二）。“道”是“器”中産生的，是“器”的規律，這表明他在哲學上反對“理在氣先”的唯心論觀點，而接近于唯物主義。
王夫之還注意到事物的發展和運動，說：“靜者靜動，非不動也”。“靜即含動，動不含靜”（《思問錄》）。即認爲運動是絕對的，靜止是相對的。說氣“聚散變化，而其本體不爲之損益”，“聚而成形，散而歸于太虛，氣猶是氣也”（《張子正蒙注·太和篇》）。即認爲物質形态有變化，而物質沒有消滅，運動是有“常”的，如水是一種物質，遇寒結爲冰，遇熱化爲湯（汽），從“（水）于冰、湯之異，足知水之常體”（《張子正蒙注·太和篇》）。
王夫之以發展觀來對待曆史，對傳統的史觀，如“五德終始說”、“正統論”、“三代聖世論”（“複古論”）多所批評，認爲人類社會由上古的野蠻變爲後世的文明，是曆史的趨勢，也是曆史的規律。他說，三皇五帝之世，“是非無恒，取舍無據，所謂饑則呴呴，飽則棄餘者，亦植立之獸而已矣”（《思問錄·外篇》）。于曆史上制度的變革，如秦始皇廢封建立郡縣，他認爲郡縣制比封建制進步，因爲郡縣制的官僚“殘民”，可以“黜陟”，不象封建制下不能變更，所以比較起來郡縣制下“生民之禍亦輕矣”。王氏進而認爲：“郡縣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勢之所趨，豈非理而能然哉？”曆史發展是基于客觀的“勢” （趨勢）和理（規律）。王氏拘守傳統的夷夏之防觀，始終不與清朝合作，但承認“異族”進化，統治漢族，也是合理的。
唐甄（一六三○——一七○四年），原名大陶，四川達州人。一度任山西長子縣令，後客居蘇州，著有《潛書》、《春秋述傳》。唐氏對儒學采取辨識而不迷信的态度，說：“聖人之言，因時而變，所以救其失也；不模古而行，所以緻其真也。”（《潛書·辨儒》）聖人之言也不是絕對正确，随着時代的變化，有的就不适宜了，不補正就不行。他反對理學，認爲它無濟于事。唐氏有平均、平等的思想，說：“天地之道故平，平則萬物各得其所”。可是現實社會中，王公家一餐之費，是上農一歲之獲，還說沒有好吃的。受苦人家吃上摻有稻杆粉的粥，就認爲已經很好了。因此，唐氏憤憤不平地說：“人之生也，無不同也，今若此，不平甚矣” （《潛書·大命》）。唐氏最激烈的思想是對帝王的指責，在《潛書》中抒發了“抑君”的觀點：首先，皇帝是人，不應是神的地位，故說：“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抑尊篇》）；其次，皇帝不能濫施威福，要畏懼百姓，所謂“位在天下之上者，如處天下之下”；再次，唐氏也和黃宗羲一樣，要求提高臣下的地位，以降低皇帝地位，說：“古者君拜臣；臣拜，君答拜；師保之尊，自稱小子；德位不相掩也。”（《内倫篇》）皇帝地位雖崇，但有道之君應當懂得尊敬臣下。唐氏大膽地把秦朝以來的帝王指斥爲盜賊，說：“自秦以來，凡爲帝王者，皆賊也。”（《室語篇》）爲什麽這樣說呢？因爲殺一個人，搶一匹布、一鬥粟就是盜賊，殺天下而據有天下财寶的帝王當然是賊了！他與黃宗羲一樣不滿于君主的霸占社會财富，對君主專制制度加以抨擊。
傅山（一六○七——一六八四年），字青主，山西陽曲（太原）人。明末秀才，入清隐居行醫，拒絕博學鴻儒征聘，以詩文、書法、經學、醫學著稱于世，著有《霜紅龛集》、《荀子評注》、《傅青主女科》、《傅青主男科》等書。
傅氏對君主的看法，與黃、唐有接近處。他把皇帝看作“常人”（《霜紅龛集》卷三十六），贊揚對皇帝表現出傲骨的人；反對愚忠，主張社稷重于君主，爲國家的安危可以更換帝王；認爲社稷比帝王更重要，說：“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霜紅龛集》卷三十二）。傅氏的這些觀點，是對理學君臣倫常觀的根本否定，反映着人們從明朝亡國之痛中得到的啓示，是當時士大夫中流行的一種思潮。
陳确（一六○四——一六七七年），浙江海甯人，著《大學辨》、《葬書》、《性解》。陳氏在《葬書》中，闡述了唯物主義自然觀和無神論思想，反對世俗迷信，說人的禍福要靠自身的努力，與天無涉，與地無關，世上沒有龍脈之地，人死腐化，不會因葬地禍福子孫。陳氏認爲天理和人欲是一緻的，沒有人欲，就沒有天理，而且人欲中顯示出天理，說：“蓋天理皆從人欲中見，人欲正當處，即是理，無欲又何理乎？”（《陳确集·與劉伯繩書》）由此批評了理學家“存天理，滅人欲”的基本論點。
方以智（一六一一——一六七一年），安徽桐城人，明翰林院檢讨，入清後出家爲僧，研究天文、物理、醫學、生物及文史地理，著《物理小識》、《東西均》、《通雅》、《浮山文集》。他認爲“氣”充滿世界，所謂“一切物皆氣爲也，空皆氣所實也”，“盈天地間皆物也”（《物理小識》），以這種唯物觀點反對理學唯心論。他充分利用自然科學的知識，主張通過科學實驗認識世界。他還提出“合二而一”的命題，對後世有較大的影響。
六、心學與理學的調和
王陽明的心學上承南宋與程朱對立的陸九淵學派，一度作爲新創的學說，廣爲流行。王學流于空疏，漸爲明末學人所不滿。明朝的亡國之痛，更使一些愛國志士對空談心性，力加責斥。明清之際另一些思想家，則力圖将本來對立的陸王與程朱之學，調和融合，實際上是顯示了重尊程朱的趨向。最爲著名的人物，是河北孫奇逢與陝西李颙（避嘉慶帝諱，或作李容）。孫、李與江南的黃宗羲齊名，号爲“三大儒”。他們的學說，一時産生了廣泛的影響。
孫奇逢（一五八四——一六七五年）與李颙（一六二七——一七○五年）生于明季，在清康熙時，先後去世。清朝建立後，他們都拒絕征召，不肯出仕。孫奇逢原籍河北容城，明天啓時，曾參與營救東林黨人左光鬥，又曾在家鄉守城抗清。後與家人避居易州五峰山。順治七年以後，長期在河南輝縣夏峰講學著述，被尊稱爲夏峰先生。李颙原籍陝西周至，在家築土室著述，自署二曲土室，學者稱二曲先生。曾應邀去無錫、江陰、靖江、宜興等地講學，晚年又曾寓富平。
孫奇逢早年研治當時流行的陸王之學，“以慎獨爲宗，而于人倫日用間體認天理”（《國朝先正事略》卷二十七）。其後探研宋儒周敦頤、二程、張載、朱熹之學，以朱學解釋王學，融二者于一體。著《周易大旨》四卷，又著《四書近指》二十卷，合朱王之說，論證異同，“以體認天理爲要，以日用倫常爲實際”。晚年撰著《理學宗傳》二十四卷，自周程朱陸至王陽明、顧憲成爲理學道統傳承。孫奇逢隐居講學，上自公卿大夫，下至平民，都接待傳授，程朱理學倫常之說，因而廣爲傳播。
李颙早年喪父，随母治學，曾以昌明宋代的關學爲己任。但他的學術，仍然宗法陸王，研讨心性。爾後轉治程朱之學，提倡實踐倫常，主張對程朱和陸王的異同，應各取所長。晚年力倡“自新之功”，“但就日用常行，綱常倫理極淺近處做起”。著有《易說》、《象數蠡測》、《十三經注疏糾謬》等。所撰文章及論說，由門人王心敬編爲《二曲集》傳世。
（二）程朱理學的再提倡
一、清初諸帝對理學的提倡
清太宗皇太極建号大清，采納漢族政治制度立國，倚用文臣，尊崇漢文化。順治帝與多爾衮占駐北京，即派遣官員祭祀孔子。元朝加封孔子爲“大成至聖文宣王”。順治帝因清朝制度王（親王、郡王）是皇室貴族的封爵，改封孔子爲“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多爾衮親赴孔廟緻祭奉上封号，以示尊崇。國子監滿漢生員習讀儒學經書，以程朱爲準則。康熙帝幼習漢文化，親政後，以理學家熊賜履爲國史院學士，參議朝政，程朱理學更加得到提倡。康熙帝親自閱讀宋代理學諸儒著述，命大學士李光地修改明成祖時編修的《性理大全》，別成《性理精義》一書。又編集朱熹的論著，纂爲《朱子大全》。康熙帝爲此書作序，說朱熹是“緒千百年絕傳之學，開愚蒙而立億萬世一定之規”。又說“朕讀其書，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與之奧，非此不能治萬邦于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内外爲一家。”康熙帝提倡程朱，用意顯然不在于探讨心性，而在于宏揚理學的倫常觀和社會政治學說，以鞏固清朝的統治秩序。
程朱理學在學術界經曆了曲折的道路後，由于清初皇帝的提倡，重又成爲風靡一時的官方學術。科舉考試，仍沿明制，以儒家的四書五經爲考試内容，以程朱等理學家之疏解爲标準。士子兢相閱讀程朱之書，成爲應試的必由之徑。康熙帝進而把理學家的社會政治學說付諸實踐并普及于社會。一六七○年（康熙九年）十月，康熙帝以“尚德緩刑，化民成俗”爲宗旨，列舉十六事，诏谕禮部，通行曉谕八旗及直隸省府州縣，以至鄉村人等遵行，被稱爲“聖谕十六條”。十六條貫串着理學家的社會政治觀點，明确規定“黜異端以崇正學（理學）”，并且包含着“敦孝弟以重人倫”，“笃宗族以昭雍睦”等倫常觀。雍正帝又據此補充發揮，号爲“聖谕廣訓”，“意取顯明，語多質樸”（雍正帝序）。全國各地鄉村，定期宣講，力求普及于“群黎百姓”，家喻戶曉，以維持封建的統治秩序。以“君臣、父子、夫婦” 爲核心的倫常觀，逐漸成爲普及全民的意識形态。清初諸帝大力提倡理學，影響是深遠的。
二、獨尊程朱的理學家
清初至雍正年間，先後出現一些獨尊程朱的理學家。他們反對王學，力倡朱學，特別是倫理綱常，以适應清朝統治的需要，受到清朝皇帝的賞識。其中一些人并且身居高位，爲朝中大員，但在學術上多是祖述朱熹，很少創新。
陸隴其（一六三○——一六九○年），字稼書，浙江平湖人，官禦史，著《四書大全》、《松陽講義》、《三魚堂文集》。強烈主張尊崇理學，認爲做學問隻有一條路，就是追随朱子，說“宗朱子爲正學，不宗朱子即非正學”（《國朝學案小識》卷一），不尊朱子，即不許仕進。力斥陽明心學，說它實際是禅學，托身儒學，爲害甚大。學術上緻力于“居敬窮理”，認爲窮理而不居敬，會玩物喪志；居敬而不窮理，則會堕入佛老或心學。清人認爲，薛瑄、胡居仁之後，即由陸氏繼承程朱道統，遂得從祀孔廟。
張履祥（一六一一——一六七四年），号楊園，浙江桐鄉人，著《張楊園先生全集》。曾就學于劉宗周，但笃信程朱，恪守居敬窮理之道，以仁爲本，以修己爲務，而歸結于中庸。他批評心學隻講求心，陷入禅學陷井，被認定爲是純正理學家，奉入孔廟從祀。張氏又研究農學，著有《補農書》。
熊賜履（一六三五——一七○九年），湖北孝感人，官至翰林院掌院學士、内閣大學士，著《學統閑道錄》、《程朱學要》，爲經筵講官，宣講周程張朱之學，說朱熹是三代以後絕無僅有之人，孔孟之道，沒有朱子就不能彰著。他同程朱理學家一樣，極力主張存天理，滅人欲。
李光地（一六四二——一七一八年），号榕村，福建安溪人，官至大學士。崇信程朱，深受康熙帝知遇，秉命編纂《朱子大全》等書，并撰有《周易通論》、《榕村語錄》、《榕村全集》。認爲性就是誠，而聖賢之學就在于誠，但要達到誠，必須懲怨窒欲，遷善改過。
張伯行（一六五一——一七二五年），字孝先，河南儀封人，曆官福建巡撫、禮部尚書。撰著《困學錄》、《正誼堂文集》，輯《伊洛淵源錄》，學術宗旨是“主敬以端其體，窮理以緻其禮，躬行以踐其實”（《國朝學案小識》卷二），自身并要求他人按照理學的道理去實踐，避免“溺于”詞章的雜學，強烈反對陽明心學。
朱用純（一六一七——一六八八年），号柏廬，昆山人，拒絕博學鴻詞科征聘，終身教村學，著《愧讷集》、《治家格言》、《大學中庸講義》。教育學生“學問在性命，事業在忠孝”（《國朝先正事略》卷二十九），主張按程朱宣揚的知、行并進。他每天早晨拜家廟，接着讀《孝經》，教人孝弟友愛。其《治家格言》，在社會上影響很大。
方苞（一六六八——一七四九年），号望溪，安徽桐城人，曾因戴名世案獲罪。康熙時入直南書房，雍正時爲内閣學士，主持編纂《一統志》等書。乾隆帝即位，奉命選定《明制義》及《國朝制義》，頒于學宮。應試的制義（八股文），多以方苞爲宗。方苞本人也撰八股文，以宣傳理學思想。著《禮記析疑》、《春秋通論》，主張一切依照天理行事，要象程朱那樣，一刻也不背離天理準則。友人王源批評程朱迂闊，沒有經世緻用之才。方氏力爲朱熹辨說，是理學的積極維護者。有《方望溪先生全集》行世。
三、獨樹一幟的顔、李學派
在程朱理學再次被提倡而風靡于士林之際，河北地區出現了力斥程朱的顔、李學派。他們的學說仍尊孔孟，但力倡實用，與理學處于對立的地位。
顔元（一六三五——一七○四年），字易直，号習齋，河北博野人，終生教學、行醫，著《四存編》、《四書正誤》、《朱子語類評》、《習齋記餘》。
顔元早年信重程朱，中年之後一改初衷，以尊孔學反理學爲使命，宣稱“今抑程朱而明孔道，倘所學不力，何以辭程朱之鬼責哉”（李塨《習齋先生年譜》）。作《朱子語類評》，指責朱熹之失誤，“自欺欺世”，“把人引上迷途”。痛斥周敦頤的主靜之說：空談性命誠靜，不講事功。他說，如果“楊墨道行，無君無父”，那麽“程朱道行，無臣無子”（同上），因爲信仰理學的人不能緻君主于安全，緻國家于富強。
顔元力倡經世緻用之學，強調實踐，因号“習齋”。他主張“實文、實行、實體、實用，率爲天下造實績”（《四存編·存學編》卷一）。他的社會政治理論是 “七字富天下”，墾荒、均田、興水利；“六字強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九字安天下”，舉人才、正大經、興禮樂。他認爲行政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均田，否則，“教養諸政俱無措施處”（《顔習齋先生言行錄》卷七）。均田，富民不樂意，顔氏認爲不應顧卹富民，因爲“天地間田，宜天地間人共享之。應順彼富民之心，盡萬人之産給一人所不厭也，王道之順人情固如是乎？”（《四存編·存學編》）顔氏具體提出均田的方案，設某甲有田一千畝，分給十九家農夫，各五十畝，這十九家向甲交租，甲死而止，若某甲之子賢而仕，仍收地租。這當然隻是一種難以實現的空想，但反映了他已模糊地看到土地占有關系和地主與佃農的剝削關系是當時社會的症結。
顔元的學生李塨（一六五九——一七三三年），字剛主，号恕谷，河北蠡縣人，著有《周易傳注》、《大學辨業》、《恕谷後集》。師承顔元的觀點，反對理學、心學，重視實用，譏刺理學家：“高者談性天，撰語錄，卑者疲精死神于舉業，不惟聖道禮樂兵農不務，即當世之刑名錢谷，亦懵然罔識，而搦管呻吟，自矜有學。”（《恕谷後集·書明劉戶部墓表後》）還批駁朱熹“理在事先”之說，指出“離事物何所爲理”，反映了樸素的唯物思想。
（三）漢學的昌盛
程朱理學由于清初諸帝的提倡而成爲官方哲學，在政治思想領域，理學的倫常觀成爲全社會的統治思想。但在學術研究領域，與宋學對立的漢學，卻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蔚爲顯學。漢代的經學，原有古今文之分。清人所謂漢學，主要是指以考訂辨釋經書本義爲指歸的古文經學。廣義的漢學，則包括了曆史、音韻、文字、訓诂、金石等等領域中的考據之學。漢學注重實證，因而又被稱爲樸學。本節所述，主要是經學中的漢學，其他學術，将在另節論述。
清人阮元編輯《皇清經解》，收集清初至嘉慶時的經學家著述，凡一百五十七人。其中絕大多數是乾隆、嘉慶時人。經學中的漢學在乾嘉時臻于極盛，并不是偶然的。這是因爲：（一）清初倡導程朱理學，宣揚倫常以鞏固統治。但程朱性理之學已經走到了絕路。順康時代諸儒，隻能祖述舊說，陳陳相因。如從性理上與程朱立異，在政治上爲清廷所不容，在學術上也難于再有所創新。康熙帝也說：“讀書人少讀性理者”（《聖祖實錄》卷二九一）。性理之學已然日暮途窮，令人生厭。經學要求得發展，勢須另辟新徑。（二）明末以來，一些學者“棄宋複漢”的傾向，爲漢學的複興開拓了新路。明清之際，顧炎武、黃宗羲等人都已開始從事實證之學。事實越來越表明，以考據辨僞的方法對經書重加訂證，據音韻文字學的研究對經義重加解說，是一條足以縱橫馳騁的廣闊的新途。（三）清初不斷興起文字獄，雍正時對文士的鎮壓，愈益嚴厲。學者爲避免文字之禍而不敢多談時政。考據經義的漢學正好适應了學者避世治學的需要。漢學在這樣的社會政治背景下，得到了發展。
一、清初漢學
清初順康之際，獨尊程朱，但仍有一些學人繼承梅鷟、陳步、黃宗羲等人的辨僞考異之學，成爲乾嘉時期漢學的先驅。著名的學者有萬斯大、閻若璩、胡渭等人。
萬斯大（一六三三——一六八三年），浙江鄞縣人，字充宗，學者稱褐夫先生。與弟萬斯同受學于黃宗羲。萬斯同傳史學，萬斯大傳經學。黃學主張窮經必先明禮。萬斯大精研三禮，著《周官辨非》、《儀禮商》，指出《周禮》、《儀禮》多有疑問，懷疑是後人僞托。黃宗羲稱贊他治學“非通諸經，不能通一經；非悟傳注之失，則不能通經”（《萬充宗墓志銘》）。萬斯大博通諸經，訂正了曆來傳注中的許多失誤。他的治學方法對漢學的發展，很有影響。
閻若璩（一六三六——一七○四年），字百詩，山西太原人，出身于鹽商之家。自幼研習經史。一六七九年（康熙十八年），曾應博學鴻儒科試，不第。自二十歲時讀《尚書》，即懷疑古文尚書的真僞。積三十年之力，著成《古文尚書疏證》八卷。從古文尚書的篇數、篇名、字數、書法、文例等方面，證明東晉梅鷟所獻是後人僞造。列舉書中矛盾錯俟一百二十八條，均确鑿有據。古文尚書是宋代理學家信奉的經典。閻若璩繼梅鷟之後，推翻了古文尚書，也就推倒了理學家據以著論的根基。閻若璩曾參與撰修《一統志》，并撰《四書釋地》，對四書中的地理名物典制，多有考釋。顧炎武曾以所撰《日知錄》求正于閻氏，閻氏改定數條，又成《日知錄補正》一書。平日所撰考論文字，有《潛邱劄記》六卷傳世。
胡渭（一六三三—— 一七一四年），浙江德清人。他繼朱謀玮之後，著《易圖明辨》，試圖揭示“河圖”、“洛書”的真象。朱熹作《周易本義》，采取宋初道士陳抟之說，列出“河圖”、“洛書”，認爲龍馬、神龜馱出“河圖”（《周易》）、“洛書”（《尚書·洪範》），宋儒所講的理、氣、數、命、心、性，都由此衍化而來。胡氏說： “河圖之象，自古無傳，何從拟議”（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一）。他認爲《詩經》、《尚書》、《禮記》、《春秋》不可以沒有圖，而《周易》本身就有六十四卦、二體、六駁之畫，這就是圖，那裏還再要什麽圖。他經過考證，指出宋代的“河圖”、“洛書”之說與唐代以前的記載全不相合，是陳抟、邵雍所編造，從而否定了程朱理學家關于《周易》的理論基礎。胡渭又著《洪範正論》，駁斥五行災異之說。著《禹貢錐指》，經過詳密的考訂，畫出四十七幅地圖，使水道山脈分明。又因漢唐以來河道不斷變化，與《禹貢》所載大不相同，曾考察曆代黃河沖決改流的曆史，并提出治黃的設想。可見，他也留意經世緻用，并非全然埋頭考據。
二、吳派漢學
乾隆時期，經學研究正式形成以“複漢棄宋”爲宗旨的漢學。學者輩出，著述繁富。由于治學方法有異有同，又形成爲以江蘇元和人惠棟爲首的吳派和以安徽休甯人戴震爲首的皖派兩大流派。
惠棟（一六七七——一七五八年），字定宇，祖父惠周惕、父惠士奇（一六七一——一七四一年），都是經學名家。惠棟研究《易經》三十年，撰著《易漢學》、《易例》、《周易述》及《九經古義》等書。惠氏認爲，漢朝人對經書的理解接近原義，魏晉以降，諸家的解釋都不免背離經義，明确主張恢複漢學。《周易述》是彙集漢儒虞翻、荀爽、孟喜、鄭玄諸說，以反對晉人王弼、鄒湛的說解。又撰《明堂大道錄》和《禘說》，認爲漢人盧植《禮記注》明堂即是太廟，與靈台、辟雍在一起，是對的，晉人袁準的說解，是根本不懂古制。惠氏繼胡渭之後，在所著《古文尚書考》中，再次指出東晉梅赜的《古文尚書》爲僞作，應相信漢人的《尚書》。惠氏在所撰《左傳補注》一書中認爲，漢人鄭玄關于《周禮》、韋宏嗣關于《國語》的著作，是采取了先儒舊說，并有自身的見解，而晉人杜預《春秋集解》的一些說法，與前儒相去甚遠。
惠棟的著述多是收集漢儒舊說，經過考訂以論證其可信，不在哲學義理方面抒發己見。這種學風，逐漸成爲吳派不同于皖派的最顯著的特點。吳派傳人有惠棟弟子江聲、餘蕭客以及名儒錢大昕、王鳴盛等人。
江聲（一七二一——一七九九年），号艮庭，元和人。廣泛搜集漢儒關于《尚書》的解說，爲《古文尚書》二十九篇作注，撰成《尚書集注音疏》，“利正經文，疏明古注”（《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六），成爲閻若璩、惠棟以後，《尚書》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江聲也緻力于古文字之學，輯錄漢儒佚說，以圖恢複古義。
餘蕭客（一七二九——一七七七年），長洲人。與江聲同時受學于惠棟。經惠棟指點，自諸家經解及史傳類書中廣泛輯錄唐以前解釋經書的古說，雖片語單詞，均加收錄，成《古經解鈎沈》三十卷，使吳派學風得到進一步發揚。
王鳴盛（一七二二——一七八八年），嘉定人，字鳳喈，号西莊。早年從惠棟習經學。一甲二名進士。曆任翰林院編修、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晚年家居著述。著有《尚書後案》三十卷，力圖恢複漢儒鄭玄注古義，以馬融等注文補充，自謂有存古之功。研治《周禮》，也尊鄭玄。又以漢學家考經的方法考訂史籍，成《十七史商榷》一百卷，是一代史學名著。
錢大昕（一七三八——一八○四年），字竹汀，也爲嘉定人，與王鳴盛同鄉，并是同年進士。曾任翰林院侍講學士，後入直南書房，官至詹事府少詹事。晚年在家講學著書。錢氏是乾嘉時期最稱博學的名儒，研治經學但不限于經學，承襲吳派并不拘于吳派。戴震自诩經學第一，稱錢氏爲當代第二人。江藩著《漢學師承記》稱錢氏“不專治一經而無經不通，不專攻一藝而無藝不精”。經學以外，曆史學、地理學、音韻、文字、金石，以至天文曆算，均有較深的造詣，著述宏富。他曾從數學家梅文鼎研習曆算及西方弧三角之學，用以校正漢三統曆，撰《三統術衍》、《四史朔閏考》等書，在考訂中包含着科學的成分，爲流輩所不及。又據金石文字校訂經文，著《唐石經考異》、《經典文字考異》等，在經學研究中別樹一幟。他也把吳派漢學治經的方法援以治史，撰著大量史學著作。在史學方面的成就超過了經學（參見下節）。吳派漢學由經入史，至錢大昕而達到了高峰。
錢大昕曾傳學于江蘇陽湖人孫星衍（一七五三——一八一八年）。孫星衍沿襲吳派漢學的學風治《尚書》，成《尚書古今文注疏》三十九卷，綜合漢魏古注，不采宋儒的解說而吸收王鳴盛、段玉裁諸人的考訂，于今古文源流詳加辨析，是吳派漢學關于《尚書》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與孫星衍齊名的陽湖人洪亮吉（一七四六——一八○九年），也治經學，曾與皖派戴震等人交遊。但受孫星衍影響，治經仍遵吳派的學風。撰成《春秋左傳诂》二十卷，訓诂以東漢賈逵、許慎、鄭玄、服虔等人爲主，并參據漢唐石經校誤字，是春秋左傳學的重要著述。
三、皖派漢學
吳派漢學家以考據學辨僞輯佚的方法，恢複漢代經解，避而不談義理。因而一些學者漸入于史學。以戴震爲代表的皖派則注重審訂經書的音韻訓诂，在此基礎上申明己見，反駁宋學的性理。梁啓超著《清代學術概論》以爲隻有吳派才是“純粹的漢學”。但在經學研究中作爲與宋學對立的清代漢學，卻是由于皖派的闡發，才在完整的意義上正式形成。
戴震（一七二三——一七七七年），字東原，早年就學于安徽婺源的學者江永（一六八一——一七六二年）。江永研治三禮，精于典章制度，并兼通音韻文字之學和天文曆算。戴震全面繼承了江永的學術。以曆算之學考釋古曆，糾正了漢以來的許多誤解。以音韻文字之學，研治經書的訓诂，開辟了一條由訓诂治經義的新路。他曾說講義理必須求之于古經，求古經必先求之古訓，“古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聖人、賢人之義理明”。他認爲治學有三難：淹博難、識斷難、精審難。皖派學人或譏吳派隻是淹博而無識見。戴震本人則在淹博的基礎上，着力于識斷和精審，代表作是《孟子字義疏證》三卷。他痛斥“宋以來儒者，以己之見，硬坐爲古聖賢立言之意，而語言文字，實未之知。”（《戴東原集》卷九，《與某書》）《疏證》一書從審訂字義入手，從哲理上批駁理學。“滅人欲，存天理”是程朱理學的中心思想。《疏證》指出：“人生而後有欲、有情、有知，三者血氣心知之自然也。”人的欲、情、知，都是自然現象。“凡事物皆有于欲，無欲則無爲矣，有欲而後有爲。”儒家所謂仁，就是順乎人們的情欲。“古聖賢所謂仁義禮智，不求于所謂欲之外”。孔子所說“克己複禮爲仁”，克己是克私，宋儒解釋爲“克欲”，完全背離了本意。孟子說人無不善，程子說人無不惡，是“離人而空論乎理”。他指責程朱否定人欲是象佛教一樣否定人生，又提出與人欲不并立的“理”，所謂“理欲之辨”，成了殺人害人的工具。《疏證》中說：“尊者以理責卑，長者以理責幼，貴者以理責賤。雖失，謂之順。卑者、幼者、賤者以理争之，雖得，謂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之同欲達之于上。上以理責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不勝指數。人死于法，猶有憐之者；死于理，其誰憐之！”《疏證》中的這段名言，不僅從哲學上對理學家的“理”加以批駁，并且揭露了倫常尊卑統治的殘酷無理，觸及了理學家的要害。戴震從哲學上反駁理學的論說，還見于《原善》等其他著作，涉及認識論、曆史觀和自然觀等許多方面。吳派漢學以考據學糾正理學的空疏，不談義理，從另一方面說，則是把哲學陣地讓給了程朱。戴震在訓诂的基礎上深究義理，力辟程朱，從哲學上戰勝理學，使漢學達到了高峰。
戴震著述甚多，對《詩》、《書》、《禮》、《春秋》諸經均有專書考繹，尤精于典章制度源流。又著《水經注》四十卷，于古地理研究，貢獻甚大。皖派漢學自成體系，“實事求是，不主一家”，成爲學術界最有影響的學派。戴震的弟子段玉裁、王念孫等人于語言文字學和訓诂學，卓有成就，爲一代名家（見下節）。皖派經學的傳人，有以下諸人。
任大椿（一六三八——一七八九年），原籍江蘇興化，祖父陳晉爲徽州府教授，流寓徽州，因與戴震同應鄉試。師事戴震，專治《禮經》，著《弁服釋例》、《深衣釋例》，傳皖派典章制度之學。任氏也研治音韻文字之學，著有《字林考逸》、《小學鈎沈》傳世。
孔廣森（一七五二——一七八六年），山東曲阜人，孔子後裔，是戴震的及門弟子。乾隆三十六年，年二十歲中進士，入爲翰林院庶吉士。年三十五歲即病逝。孔廣森原從戴震治《禮記》，有《大戴禮記補注》、《禮學卮言》等著述，也研治音韻與算學。其後專力研究《春秋公羊傳》，認爲《左傳》詳于事，《公羊傳》長于義。以考據方法闡明“公羊”本義，糾正東漢何休《春秋公羊解诂》的傳統凡例。三禮是古文經學的基本經典，《春秋公羊傳》則是今文經學的基本經典。孔廣森以戴震治《孟子》的方法治“公羊”，表示了不拘門限，開拓領域的趨向。
淩廷堪（一七五七——一八○九年），字次仲，安徽歙縣人。繼述安徽同鄉江永、戴震之學，專研三禮，著《禮經釋例》，又有《校禮堂文集》，說“聖人不求諸理而求諸禮” （《校禮堂文集》卷四）。他認爲聖人令人複性的辦法是學習，而學習的内容就是禮。禮儀繁多，淩氏把它區分爲八類，即通例、飲食、賓客、射、變、祭、器服、雜例。告訴人們把握這個綱要，就不難明瞭禮儀。
焦循（一七六三——一八二○ 年），字裏堂，江蘇甘泉人。自曾祖以來，家傳《易》學。著《易通釋》二十卷，于《易經》多有發明。繼承戴震關于《孟子》的研究，推崇戴震《孟子字義疏證》，尤其是指斥理學“以理殺人”的觀點（《讀書三十三贊》）。據漢趙岐《孟子正義》，廣征清代漢學家的考證訓诂，詳加注疏，自成《孟子正義》三十卷，是研究《孟子》的集大成之作。
阮元（一七六四——一八四九年），号芸台，江蘇儀征人，乾隆五十四年進士，擢少詹事，入直南書房。嘉慶時，曆任南方諸省巡撫、總督，官至大學士，是漢學家中官位最高的一人。學術上與焦循、淩廷堪等皖派學人相切磋，自稱治經“雅明古訓，實事求是”（《揅經室集·自序》），“文字訓诂，其門徑也”（《揅經室一集》卷二），基本上是戴震治學的路徑。阮元曾駁論理學家的性命之說，說：“‘性’字從心，即血氣心知也”；“味色香臭喜怒哀樂，皆本于性，發于情者也”；“欲生于情，在性之内”（《揅經室一集》卷十）。味色香臭的辨別和喜怒哀樂的感受是人的本性，人的欲望，表現出來就是情，所謂“血氣心知皆天所命，人所受也”，《孟子》講“食色性也”。要對情欲加以節制，而不是要滅絕它。阮元對“克己複禮爲仁”作出新解，論證《論語》中“仁”字是講“人”，是表示“此一人與彼一人相人偶”（《揅經室一集》卷八）。此人與彼人之間，相互尊重、對等，而不是一方強制另一方。因而，帝王要做到“仁”，就不能有損于民，而要有益于民。阮元曾重刻宋本《十三經注疏》，并爲諸經分別撰寫校勘記，成爲通用的善本。又主持編纂《經籍籑诂》一書，廣泛收集漢代以來解釋經文的古訓，依韻編字，分別輯釋，是一部詳備的經籍字典。又彙刊清代學者經學著述一百八十餘種，成《皇清經解》一書，凡一千四百卷。這三部綜合性的經學巨著，可以說是爲清代漢學做了總結。
（四）今文經學的復甦
今文經學在漢代曾盛極一時，魏晉以後，即已衰絕。今文經多已散佚，隻有何休《春秋公羊解诂》等書流傳。魏晉至清乾嘉，千餘年間，今文經學湮沒無聞，久成絕響。乾隆時又開始受到學者的注意，至嘉慶時竟然蔚爲新興的學派，對思想界産生了深遠的影響。今文經學在新的曆史條件下複蘇，并不是偶然的。這是因爲：
（一）作爲古文經學流派的漢學，經過它的昌盛時期，到戴震時已經發展到了高峰。皖派擅長的音韻文字之學，名家輩出，但慚脫離經學，而以《說文解字》爲中心，作爲獨立的學術繼續發展。吳派的辨僞輯佚和考訂注疏之學，雖仍有崔述《考信錄》、劉文淇《左傳舊注疏證》等名著相繼問世，但總的來說，領域已日漸狹窄，沒有多少發展前途。考據之學日益流于瑣細，義理之學也難以超越戴震而另辟新途。漢學在登上高峰後，随之臨近于絕境。
（二）程朱理學在漢學昌盛的乾嘉之際，仍然作爲官方學術，在社會政治領域占居統治地位。理學的倫常學說依然是清王朝的統治思想。科舉取士考試經書，也仍以宋儒爲依據。程朱之書成爲士人入仕的必讀課本，但在學術思想領域卻不再有所新創。以文章名世的古文家姚鼐（一七三一——一八一五年），在學術上獨尊程朱，力诋戴震。《戴東原集》有《與姚姬傳書》駁辯。姚鼐弟子方東澍（一七七二——一八五一年）繼撰《漢學商兌》，全面攻擊漢學，指漢學的考據是“屠沽記帳”。漢學的流弊，的确是在發展。但陳腐的程朱理學卻也不再有可能在學術上代替漢學而重振旗鼓。
（三）乾隆末年以來，清王朝的統治漸趨衰落，人民反抗運動興起。社會上的諸矛盾日益暴露在人們的面前。乾隆初年，士人爲逃避文字獄而避談世事的學風爲之一變。有志之士，日益關心國家民族的命運，研究社會政治問題，要求抒發自己的政見。但在儒學占居絕對統治地位的年代，人們還隻能在儒學範圍内爲抒發己見尋求依據。疏闊的宋學與煩瑣的漢學顯然都不能提供這種依據而需要另覓新途。
（四）今文經學作爲漢代的官學，也曾流入煩瑣的歧途。但今文公羊學的“張三世”“托古改制”諸說，又是附會經文、議論朝政的依托。嘉慶時期，經學古文派的漢學漸趨衰落，議政更新之風日漸興起，今文公羊學既可以在經學領域開辟學術研究的新境，又可以在政治生活中成爲托古議政的工具。沉寂千年的今文經學于是又受到人們的重視而得以複蘇。
戴震弟子孔廣森已開始注意“公羊”，但今文經學作爲一個新興的學派，它的創始人是乾隆時的江蘇常州府武進縣人莊存與。存與字方耕，乾隆七年進士，入爲翰林院編修，後升任侍講，入直南書房，遷少詹事，官至内閣學士、禮部侍郎。莊存與身居高位，治學不綴，領域甚廣，曾研治《周禮》、《毛詩》，又治《春秋公羊傳》。事實上是兼通今、古文經學，而并未樹起今文旗幟，反對古文。但他的代表作《春秋正辭》，宗法《公羊傳》，專究經文的微言大義，與皖派漢學之探究名物訓诂，在治學方法上迥然不同。侄莊述祖，述祖外甥劉逢祿、宋翔鳳等傳存與之學，一時稱爲常州學派。
今文經學自成一派，劉逢祿（一七七六 ——一八二九年）是主要的傳人。劉逢祿，嘉慶十九年進士，後爲禮部主事，在禮部供職十二年。經學著述，涉及《易》、《書》、《詩》、《禮》諸經，而以《春秋》經的研究，成一家言。莊存與兼治經今、古文，至劉逢祿才公然排斥古文，力倡今文。《春秋左氏傳》是古文派的基本經典，劉逢祿著《左氏春秋考證》二卷，指斥世傳《左傳》多夾入漢劉歆僞造的論斷，并非左氏本真。又著《春秋公羊經傳何氏釋例》三十篇，《春秋論》上、下二篇，宏揚何體公羊學的“非常異議可怪之論”（何休語）。如“張三世”（據亂世、小康世、大同世）、通三統（夏、商、周）及孔子“受命改制”諸說。立論不在章句訓诂，而在“微言大義”，闡發《春秋》公羊主旨：夏商周以來，曆史是在不斷變革中前進，而并非如古文家所說的近不如古。劉逢祿治今文公羊學，使山窮水盡的經學重又柳暗花明，令人耳目一新，也适應了士人中經世議政的社會思潮，一時産生了很大的反響。宋翔鳳（一七七九——一八六○年），嘉慶五年舉人，湖南新甯知縣。曾撰《拟漢博士答劉歆書》，與劉逢祿協力攻擊古文經學。又以爲孔子的“微言”在于《論語》，因以公羊之義說解《論語》，著《論語說義》十卷。
劉逢祿的公羊學傳給弟子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年）、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年），道光時，并稱龔魏，名噪一時。今文公羊學經由龔自珍、魏源而成爲經世緻用之學，提出“變功令”、“更法”等主張。傳至清末，形成變法維新運動，影響是巨大的。
2009年2月4日星期三
清初對外貿易
第四節 對外貿易
清王朝的對外貿易，在鴉片戰争前二百年間，以禁海閉關爲其政策的支柱。基本形勢是：西方殖民主義國家以所謂“開放貿易”爲其原始積累的手段，清王朝則以限制乃至停止貿易爲防範外國侵略的武器。在防範外國商人的非法活動方面，定了嚴格的管理制度；在商品的進出口方面，作了許多的限制措施。這時，中國的自給自足經濟結構還很牢固，西方産業也不夠發達，中外貿易雖然有一定的增長，但隻能維持比較小的速度和規模。
中國對友鄰國家，特別是對南洋群島和東南亞國家的和平貿易，有悠久的曆史傳統。清王朝爲防範西方的侵略，對這一部分民間的和平貿易，也加以限制。盡管如此，它在這二百年中，仍然有所發展。從事這些貿易的華僑，在缺乏本國政府保護的情況下，對中外關系的增進，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一）清王朝的禁海閉關政策
從形式上看，鴉片戰争以前，清王朝禁海閉關的時間并不很長。比較嚴格的禁海閉關，隻有從順治十二年（一六五五）至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這三十年的時間。其他都是部分的、臨時的禁閉。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至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對南洋一度禁海，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至四十九年（一七八四）恰克圖中俄貿易曾三次停閉。除此之外，對外貿易基本上是開放的。盡管如此，禁海閉關的宗旨和這個政策作爲加強國防、防止外國入侵的手段，卻貫徹始終。
一、禁海閉關政策的内容
清王朝禁海閉關政策的内容，大體上有三個方面：一是對商人出海貿易的禁止和限制，二是對通商口岸的停閉和限制，三是對出口商品的禁止和限制。
一、關于中國商人出海貿易的禁止和限制。
中國商人出海貿易，有長期的曆史傳統。清王朝統治中國以後不久，就開始在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禁止和限制的措施。從順治十二年（一六五五）到康熙十一年（一六七二）的十七年中，清王朝頒布私人出海的禁令，先後凡五次之多。爲了嚴格執行這一禁令，清王朝在順治十七年（一六六○）、康熙元年（一六六二）和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曾三次下令内遷沿海居民。還禁止私人“擅造兩桅以上大船”，從各方面杜絕私人出海。
清代初期實行這樣嚴格的禁海政策，還隻是爲了防止沿海人民和台灣鄭成功政權發生聯系，目的主要在于鎮壓台灣的反清鬥争。但是在清王朝統治台灣以後，這個政策仍然不時加以運用，作爲防止西方殖民主義國家入侵的手段。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頒布出海禁令時，距台灣統一已經三十四年，私人出海貿易的禁令，早已在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取消，其所以重新禁海，用康熙帝的話說，是由于南洋的呂宋、噶喇巴兩地，是“西洋國（西班牙）和紅毛國（荷蘭）泊船之所，藏匿盜賊甚多”。康熙帝已經察覺到西班牙和荷蘭殖民主義者的海盜行徑，需要預加防範。這個禁令，實際上隻維持了十年，但是在以後的歲月中，它仍爲清王朝對付西方殖民主義者的一個防衛措施。乾隆六年（一七四一），由于荷蘭殖民主義者在爪哇屠殺華僑，中國福建當局即曾一度禁止私人到南洋貿易。
二、關于通商口岸的停閉和限制。
中國和西方國家的貿易，有海、陸兩個方面：陸路貿易，主要是對沙俄；海上貿易，則是對沙俄以外的西方國家。
在清王朝統治初期，當中國實行禁海時，英國、荷蘭就不斷入侵廣州和福建沿海，公開或秘密進行貿易。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開放海禁以後，清王朝正式在澳門、漳州（廈門）、甯波、雲台山先後設置海關，開放對外貿易。其中甯波是傳統的對日貿易港口，廈門是中國和南洋的貿易中心，雲台山則是中國沿海貿易的港口，并非對外，隻有澳門一口，是專爲對西方國家的貿易而設。由于葡萄牙殖民主義者把澳門看作自己的勢力範圍，排斥其他國家船隻的進入，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海上貿易，才由澳門轉移于廣州。廣州也因而成爲中國對西方國家貿易的一個中心。
但是，西方殖民主義國家，并不以此爲滿足。他們要求擴大和絲、茶産區鄰近的廈門和甯波的貿易，甚至企圖深入絲、茶産區，建立貿易據點。這不能不引起乾隆帝的警惕，因此在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發生洪任輝入侵定海的事件以後，清王朝便在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下令關閉廣州以外各口，隻許西方商人在廣州貿易。從此以後，除了廈門還允許偶爾由呂宋開來的西班牙船隻進口以外，廣州一口貿易制度基本上維持到鴉片戰争爆發，沒有改變。
中俄陸路貿易的規定，見之于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和雍正五年（一七二七）中俄雙方簽訂的尼布楚條約和恰克圖條約。在尼布楚條約中，規定“兩國人民持有護照者，俱得過界來往，并許其貿易互市”。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根據這個原則，進一步規定：俄國商人每四年得來北京通商一次。但是，沙俄卻一再違反這個規定。在康熙三十六年至五十七年（一六九七——一七一八）的二十年間，俄國商隊一共來了十次，平均兩年就有一次。而非法私商又倍蓰于合法商隊。有些私商并沒有合格證書，他們或者在西伯利亞的地方官那裏弄一張通行證，或者僞造證書，偷來北京進行貿易。加上邊界上經常發生私逃活動，在制止無效之時，清廷終于在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停止了北京的貿易。
恰克圖條約的簽訂，恢複了中斷五年的中俄貿易。在恰克圖條約中，規定了在北京互市外，又增加恰克圖和尼布楚地方（後定在粗魯海圖）兩處邊界貿易，其中恰克圖的貿易日益增長，很快就成爲中俄貿易的一個中心。十年以後，中國方面打算停止北京互市，所有在北京的貿易，都移到恰克圖進行。但是，沙俄不僅置中國意見于不顧，繼續派商隊前來北京，而且違背條約，在恰克圖邊界私征稅收，戕害卡官，越界遊牧盜竊，私釋竊犯。因此，清廷在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停止北京互市，在二十九年（一七六四）、四十三年（一七七八）和四十九年（一七八四）先後三次停止恰克圖貿易，進行制裁。其中第一次停了四年，第二次停了一年，第三次則停達八年之久。
三、關于出口商品的禁止和限制。
清王朝對出口商品的限禁，首先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火炮、軍器是絕對禁止出口的，制造火炮、軍器的原料，如硫磺、銅、鐵，也禁止出口。而在“尺鐵不許出洋”的禁令下，甚至鐵鍋也不許出口。顯然，從軍火到鐵鍋的限禁，都不是出于經濟上的考慮。同樣，糧食在有清一代也是禁止出口的，這裏當然有經濟上的考慮，即“保障民食”，但政治上的原因，仍然居着首位，即防止所謂“接濟奸匪”。出口商品的限禁，在對付西方殖民主義國家的入侵活動中，也是一個重要的手段。十八世紀八十年代後半期，大黃出口的禁止，就是一例。大黃一向是對俄國的一項重要出口商品，沙俄對大黃的貿易，特別重視。在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以前，一直由沙皇直接掌握，私商根本無從染指。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恰克圖第三次停市以後，清廷禁止所有通商口岸的大黃輸出，連廣州也不許出口，以免輾轉輸入俄國。這樣嚴格的限禁，對遏制沙俄的違法行爲，産生了一定的效果。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恰克圖貿易重新恢複以後，中俄邊境維持了一段比較長的平靜時期。
總起來說，清王朝的禁海閉關，着眼于國防的安全，防止外國的侵略。而其所以可能，則是由于中國當時仍然是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乾隆五十七年恰克圖重新開市以後，在當年簽訂的恰克圖市約中，開頭就說：“恰克圖互市于中國初無利益”。一年以後，乾隆帝在給英國國王的信中也說：“天朝物産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一直到鴉片戰争前夕，道光帝仍然說：“天朝天豐财阜，國課充盈，本不藉各國夷船區區貨物以資賦稅”。這一點，西方侵略者也知道，他們承認，他們之所以打不開中國市場，是“因爲中國人發現能夠依靠自己的産品生活”，中國人在自己的國度以内，能夠保證足夠的“内部安全和繁榮”。因此，西方侵略者要打開中國大門，單純憑商品是不夠的，還得在商品之外，再加上大炮。中國要抵禦外國的侵略，單靠禁海閉關，也是不行的，還得在此以外，也加上大炮。清王朝固然有禁海閉關的手段，卻缺乏抵禦外國大炮的力量，它縱能禁拒于一時，終究不能摒侵略者于國門以外。
二、對外貿易的管理
清王朝在對外貿易的管理上，也體現了禁海閉關政策中的限制原則。
首先表現在對外國商隊、商船和商人的管理上。
在中俄陸路貿易中，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就規定：俄國商隊每四年才能來北京通商一次，每次人數不得超過二百，在北京停留至多八十天，不許超過。
在廣州的海上貿易中，規定更加嚴格。那裏的外國船隻，最初隻許停泊澳門，不許進入廣州。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始準停泊距廣州四十裏外之黃埔。澳門的船隻，則限定在二十五隻以内，不許增添。所有外商船隻，必須連環保結，一人犯法，各船負連帶責任。在入港之後，必須卸除船上軍火炮位，方準貿易。護貨兵船，隻許在距廣州一百六十裏的虎門以外的洋面停泊，不許進入虎門要塞。外國商人在銷貨、辦貨完畢以後，必須依限回國，不許滞留廣州。間有因事滞留，亦應離開廣州去澳門居住，事畢回國。其在廣州居住期間，必須寓歇行商館内，受行商管理稽查，不得自由行動。
其次，表現在中外商人相互關系的規定上。
在這些規定中，有以下三個比較重要的方面。
一、外國商人隻能和中國官方指定的商人進行貿易。
在恰克圖的陸路貿易中，所有參加貿易的中國商人，必須先向理藩院領票，憑票經商，“無票者即屬私商，查出照例治罪”。商集分設八行，選殷實者爲行首，與衆商會同估定貨價。各商按到集先後，以次交易。
在廣州、甯波、廈門，也有專門經營對外貿易的行商組織。中國出口大宗的絲茶，完全由行商包攬，禁止行外散商插手。外商進口貨物，也隻能賣給行商，不能賣給行商以外的任何商人。
廣州經營對外貿易的行商，更具有官商的性質。在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行商成立之初，廣東地方當局就規定外國商人必須“各自照貨，分別投行”。行商對海關承擔義務，代理外商赴官納稅。乾隆元年（一六三六），行商開始對外國商船實行擔保。十年（一七四五），粵海關監督正式設立保商，由各行商選充，定爲制度。在承攬貿易之外，還代理外商繳納船鈔、貨稅及其他承保事務。乾隆二十五年（一七六○），行商成立公行組織。從此，行商不僅承攬貿易、鈔稅，而且成爲外商一切活動的實際管理人。嘉慶十八年（一八一三），廣州海關監督将從前行商得選舉行總的辦法定爲制度，設立總商名目，在各行商中選一、二人“總理洋行事務，率領各商與夷人交易”。通過總商，更便于對外國商人的控制。
二、外國商人不得和中國内地商人進行任何聯系。
這方面的控制，更加嚴格。外國商人不僅嚴禁進入中國内地，而且根本不許與内地商人有任何直接或間接的接觸。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兩廣總督的管理外商條例中，有一條就是禁止外國商人雇傭中國人進入内地購買貨物，探聽貨價。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廣東巡撫又進一步禁止行商代運外國貨物到内地發賣。這就是說，外國商人的買賣活動，隻能限于廣州，既不許托人到内地收購貨物，也不許托人到内地推銷貨物。
三、外國商人不得和中國商人發生資金上的借貸關系。
中外商人之間發生借貸活動，在十八世紀初期，就已經引起清王朝的注意，而爲了禁止這種活動，清王朝也采取了相當嚴厲的措施。在中俄貿易中，中國商人和俄國商人之間，在十八世紀初就曾因債務問題而發生糾紛。爲了制止這種事件的再度發生，康熙五十五年（一七一六），清廷下令把欠債的中國商人加以拘禁，并不許兩國商人彼此賒賣。乾隆二年（一七三七），又再次禁止中國商人和俄國商人發生借貸關系。在廣州，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兩廣總督的管理外商條例，也透露了同樣的事實而加以查禁。以後在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四十九年（一七八四）、六十年（一七九五）、嘉慶十九年（一八一四）和道光十一年（一八二一），又不斷重申同樣的禁令。許多行商由于不能清償欠款，陷于破産，以緻充軍邊遠或瘐死獄中。外商借款之所以發生，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貿易上的賒買、賒賣以及中國市場的利率大大高于西方國家，給放款的外國商人提供高額的利息收入；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外商通過放款，可以左右中國行商，有利于西方勢力的侵入。清廷之所以查禁，不僅是爲了防止行商破産，取締外商重利滾息，維持正當貿易，也還是爲了防止外國侵略勢力的滲透。乾隆二十四年的管理外商條例中，就把查禁中國商人“領借外國資本”列爲防夷五事之一，認爲這樣下去，難免互相勾結，滋生事端。
但是，所有這些規定，并不都能得到認真的執行和貫徹。
在中俄陸路貿易中，俄國商隊不僅違背四年一次北京互市的規定，而且在每次互市中，也不遵守雙方規定的條件。商隊人數按規定不得超過二百人，實際上在康熙四十三年（一七○四）以前，每次人數都超過二百人，有時甚至将近千人；商隊在北京停留時間，按規定不得超過八十天，實際上每次都在百天或百天以上。
在廣州的海上貿易中，有些規定幾乎形同虛設。起卸軍火炮位的規定，在清初順治年間，名義上即已開始執行，但是直到乾隆元年（一七三六），來到廣州的外國商船炮位，卻仍“聽其安放船中”。這一年乾隆帝重申禁令，但是外國商人通過行商進行賄賂，使這一條一再頒布的禁令變得有名無實。對外商行動的限制，更是不起作用。盡管清王朝對在廣州進行貿易的外國商人規定了居住的時間，不許長期逗留，但外國商人往往置之腦後。英國東印度公司駐廣州的大班，在十八世紀六十年代由臨時的、季節性的組織，變成長期的、永久性的機構。而這個變更，恰在廣東總督禁止外商長期逗留之後。至于中國商人和外國商人之間的債務關系，也是愈禁愈烈。十八世紀初，還隻是發生小量的、偶然的借貸關系。三十年代，外商向行商墊款購買絲、茶，便已成慣例。五十年代，開始出現因積欠外商貨款而破産的行商。至八十年代，單是行商所負的外商債款，亦即通稱的“行欠”，就達到四百四十萬元之巨。
由此可見，以禁海閉關爲支柱的對外貿易政策，在鴉片戰争前的二百年間，面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步步進逼，已處在節節後退之中。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廣州一口通商以後，曆任廣東督撫和海關監督，都把制定防範外夷的條例當作頭等大事。從那時起，一直到鴉片戰争，不到一百年之中，在廣州頒布的防夷條例，見之于官方文件的，先後就有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兩廣總督李侍堯的“防夷五事”，四十一年（一七七六）廣東巡撫兼海關監督李質穎的“防夷四查”，嘉慶十四年（一八○九）兩廣總督百齡等人的“民夷交易章程”，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兩廣總督李鴻賓等人的“八條章程”，十五年（一八三五）兩廣總督盧坤等人的 “防範夷人章程八條”。但是這麽多的防範條例，并不足以防止外國商人的胡作非爲，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侵略兇焰，猛烈地沖擊着衰老的“天朝體制”，抗擊外國資本主義入侵的任務，顯然不是腐朽的清王朝所能擔負的。
（二）中國與西方國家的貿易
中國和西方國家的貿易，無論是海上或者陸路，都在逐漸擴大。由于中國自給自足經濟的抵抗力，西方國家對中國的輸出，在數量上和擴展的速度上，受到一定的限制。西方國家的商人把他們的欲望得不到滿足的原因，歸咎于清王朝的人爲障礙。然而，這二百年中，不但貿易量在不斷擴大，而且和貿易發生聯系的金融活動，包括彙兌和放款，也有所發展。通過貿易和金融的勢力，西方國家逐漸取得貿易的支配權。這在廣州的貿易中，特別顯著。
一、貿易的擴大及其限度
中俄之間的陸路貿易，在恰克圖通商以前，主要在北京進行。當時俄國商隊一次攜帶的貨物，多的可以達到幾十萬盧布。康熙四十一年（一七○二）的一次商隊，所載公私貨物共達二十二萬三千三百二十盧布，被稱爲後來商隊的榜樣。雍正五年（一七二七）恰克圖開市以後，邊界貿易逐漸取代北京的貿易而有比較明顯的增長。開市初期，每年貿易額不過一兩千盧布，不到二十年，增加到五、六十萬盧布。從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至嘉慶十年（一八○五）的五十年間，每年貿易額由八十多萬盧布增加到一千一百餘萬盧布，年增長率達到百分之五點四。至于恰克圖條約規定的另一互市地——粗魯海圖，在恰克圖互市以前，是中俄交通要道，原來就有小量貿易。互市以後，轉不及恰克圖便捷。因此，始終沒有什麽發展。
在中俄陸路貿易中，沙皇和他的寵臣們，獲得了巨額的利潤。康熙三十八年（一六九九），由沙皇直接組織的一個龐大的商隊，在北京以價值一千盧布的俄國貨物換來中國貨物，在俄京以六千盧布出售，一轉手間，獲得巨利。十八世紀初期擔任西伯利亞總督的沙皇寵臣噶噶林，由于非法參加這種貿易，“他的親戚朋友，一個個都發财緻富”。在恰克圖的邊界貿易中，中國出口的大黃，在十八世紀四十年代，每普特二十盧布，等到俄國商人運至西歐，則平均以二百○八盧布出賣。而俄國大宗出口的皮毛，在十八世紀五十年代，給俄國商人常常帶來百分之二百至三百的高額利潤。
中俄貿易，也爲沙俄政府提供了平均線以上的關稅收入。在一七六○至一七七五年間，中俄貿易在沙俄對外貿易中所占的比例，分別爲百分之七點三和八點三，而關稅收入則達到百分之二十點四和三十八點五。
關于海上貿易，從十八世紀六十年代起，到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止，西方國家對中國的貿易額，由五百五十萬兩，上升到二千二百六十萬兩。七十年中，增加了大約三倍。這個時期，老的殖民主義者——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已逐步走向衰落，後起的英國，則有比較迅速的擴展，并且很快地居于主要的地位。在十七世紀初東印度公司成立以後的七十年間，英國對東方的出口，增加了将近十二倍。它在中國海上對外貿易中的比重，在十八世紀中期，已占百分之五十以上，到十九世紀初期，則進一步達到百分之八十左右。美國也是後來居上。它的商船首次進入廣州，是在一七八四年，八十年代後期，它對中國的貿易額，平均每年不過四十五萬兩，而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初，則超過了五百萬兩，不到五十年，增長了十倍以上。老殖民主義國家則每況愈下。十九世紀初，當英、美兩國的貿易總額達到三千多萬元之時，荷蘭在中國的貿易，沒有超過一百萬。西、葡兩國則更加衰落。其他西方國家如法蘭西、丹麥、瑞典等國，也有商船開來中國，不過他們的貿易，始終不占重要地位。下面是進入廣州港口的西方國家船隻及其噸位的變動數字。
這個時期中外貿易上的主要商品，在中國出口方面，以絲、茶、棉布爲主。十八世紀二十年代以前，絲的出口居于首要地位。二十年代以後，茶葉開始取代生絲成爲首要出口商品。進入三十年代，中國手織的所謂南京布開始出口，十九世紀二十年代，成爲僅次于茶、絲的重要出口商品。這三項商品的出口額，茶最高的一年達到四十萬四千三百二十擔（一八三二），絲最高達到九千九百二十擔（一八三三），南京布最高達到三百三十五萬九千匹（一八一九）。在出口的總值中，這三項出口一般占百分之八十以上。
進口商品以毛織品和棉花爲大宗。毛織品的貿易開始于十七世紀八十年代，最高的貿易額曾經達到三百六十萬兩（一八○八）。棉花貿易在十八世紀初年才開始試探，最初不過千擔左右，但發展迅速，到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最高達到五十萬擔，價值約達四百萬兩，超過了毛織品。這兩項都是英國對華輸出的主要商品，在貿易總值中，一般占百分之七十以上。
西方國家從對華貿易中，獲得大量的利潤。中國茶葉的出口貿易，是英國政府收入和東印度公司利潤的一個重要來源。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它除了每年給東印度公司提供一百萬至一百五十萬英鎊的利潤以外，還給英國國庫提供三百三十萬英鎊的稅收。生絲出口貿易，同樣使英國商人獲得優厚的利潤，十八世紀九十年代，一擔生絲在廣州的出口價格爲二百八十八兩，而給英國商人提供的利潤，在扣除一切費用以後，還淨餘一百四十四兩。也就是說，利潤率爲百分之五十。美國商人也從中國的出口貿易中，獲得優厚的利潤。中國的貨物在紐約銷售售價可以達到在廣州的購買成本的四倍以上。費城的中國貿易的先驅基拉德，從他在廣州的貿易中，積累了大量的資本。他投資于地産和公共工程，投資于銀行和保險公司，投資于鐵路和航運企業。在十九世紀初年，他已經自有船隻十八艘，其中有八艘專門從事中國的貿易。這樣優厚的利潤，在美國頓時引起了一陣陣的“中國狂熱”。
西方國家在對中國的出口貿易中，也能獲得很高的利潤。康熙三十八年（一六九九），一隻載貨共值五四七五英鎊的英國商船，在廣州成交以後，淨得一萬二千英鎊，相當于購貨成本的百分之二百二十。有的商品的盈利，是十分驚人的。乾隆四十四年（一七七九），英國商人在美洲西海岸以六分錢換來的一張皮毛，在廣州标價百元出賣。香料貿易，也是如此。康熙二年（一六六三），荷蘭商船在福建推銷香料，毛利在百分之二百五十至三百之間。嘉慶四年至五年（一七九九至一八○○）間，英國運到廣州的香料，售貨收入相當于資本的百分之三百五十。有一次東印度公司在安汶的代理人以兩千○七十六元購買的香料，在廣州得價八萬二千一百四十六元，相當于貨本的四十倍。盡管東印度公司在廣州的大班抱怨什麽貿易條件的苛刻，但是倫敦的總部“卻是單單靠了他們對華貿易中的利潤來支付他們股票的利息”。
雖然如此，西方國家的經濟力量，在這個時候還不足以打開以自給自足經濟占主導地位的中國市場。
當時貿易額最大的英國，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平均每年從廣州運出茶葉将近二十六萬擔，生絲将近八千擔。但是，它用什麽東西來換取中國貨物，一直是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他們的機制産品，并沒有獲得中國人的普遍接受。一直到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中國土産的南京布，無論在質地上和成本上，都優于曼徹斯特的棉布”。這個時候，英國人所消費的中國手織土布，超過中國人所消費的英國機制棉布。盡管他們在中國出口的絲茶貿易中獲得巨額的利潤，他們在向中國出口的個別商品如香料、皮毛，也能獲得高額的利潤，但是他們的出口大宗——毛織品，爲了換取絲茶，在十九世紀以前，一直是賠本出賣。在英國所有的對華大宗出口中，唯一能在中國獲得一定銷路的是棉花。但是，廣州進口的英國棉花，幾乎全部來自印度。作爲英國殖民地的印度所産的棉花，雖能部分地解決中英貿易平衡問題，但總的形勢是：英國除了最後以白銀支付以外，別無其他彌補貿易差額的手段。這在十八世紀八十年代棉花成爲主要出口商品以前，尤其如此。從十七世紀中以至十八世紀上半期，所有英國經營對華貿易的商人，都不得不攜帶大量白銀到中國來購買貨物。東印度公司船隻的貨艙，白銀經常占三分之二至四分之三乃至百分之九十以上。十八世紀中，每年輸入中國的白銀數量，一般都在四、五十萬兩之間，最高達到一百五十萬兩。
在這種情況下，西方侵略者不擇手段，用毒害中國人民的鴉片走私，來改變貿易上的逆差。
輸入中國的鴉片，主要來自英國殖民地的印度。這個毒品之可以用來彌補英國對華貿易的逆差，在十八世紀的三十年代，就已經引起壟斷中英貿易的東印度公司的注意。七十年代初，英國殖民政府在印度實行鴉片專賣，實際上，它是用來專銷中國。在實行專賣以後的第十年（一七八三），輸華鴉片至少在二十萬兩以上。一八一四年，東印度公司的貿易壟斷權除茶葉外，其他一律向散商開放，給英國的鴉片走私販子以強烈的刺激，對華鴉片出口立即猛增至二百五十萬元的空前數字。等到一八三四年東印度的特權全部取消，對華貿易完全向英國私人企業開放以後，鴉片走私又有進一步的增長，不到五年，就達到二千五百萬元的新高峰。
美國在和中國發生貿易關系後不久，就進行走私漏稅活動。最先來中國的山茂召，就極力宣傳鴉片可以“走私而又極其安全”。從十九世紀開始，“在廣州的美國洋行，無一不經常做這個買賣”。他們究竟輸送多少鴉片到中國來，始終是一個秘密，因爲從一開始，他們就是使用走私的辦法。根據顯然是縮小了的公開記載，在一八○五年剛開始的時候，全年的輸入量是一百○二箱，也就是一百擔左右。二十年以後（一八二七），這個數字就變成一千二百擔至一千四百擔。十九世紀初，鴉片走私還隻占美國對華出口商品價值的一小部分，到了二十年代之末，它就一躍而幾乎相等于其他所有出口商品價值的總和。
這樣迅速膨脹的鴉片走私，實際上是在武裝保護下明目張膽地進行的。在美國的鴉片飛剪船上，從刀劍槍矛到大炮重武器，一應俱全。走私販子，根本不把中國緝私兵船放在眼裏。英國大鴉片販子怡和洋行的鴉片走私船，甚至瘋狂到轟擊巡查鴉片走私的中國水師船隻。對于這種行徑，怡和洋行的老闆查甸卻無恥地說，這是 “最安全和最有紳士氣派的投機生意”。
鴉片走私的确給大英帝國和美利堅合衆國的 “紳士”們帶來了巨額的利潤。十九世紀初期，英國走私到中國的鴉片，每箱成本爲二百至二百五十元，在廣州出賣，所得利潤達到四百至五百元。三十年代中，一個美國鴉片販子以每箱二百五十元的價格收購鴉片，在福建沿海一帶以二千五百元的高價走私出賣。鴉片戰争以前的半個世紀中，英國對華鴉片貿易，爲數達五億元，其中有三億元是利潤。這種利潤“在商業史上是空前未有的，它在一個季度之内，實際上可以上升到支付二十艘一千四百噸船隻貨物的全部在中國的投資”。對于美國而言，鴉片“貿易”，“就像奴隸和釀酒廠一樣，成爲許多美國大資産的基礎”。
鴉片走私也解決了西方國家長久無法解決的貿易平衡問題，改變了中國對外貿易中白銀的傳統流向。嘉慶九年（一八○四）以後，東印度公司已經不再需要從歐洲向中國運送現銀。過了兩年，中國卻要把白銀運往印度，以彌補收支差額。嘉慶二十三年至道光十三年（一八一八——一八三三）間，中國白銀出口“在全部出口中整整占五分之一”。到了鴉片戰争前夕，每年白銀外流估計将近達到一千萬兩。西方的“紳士”們從鴉片“貿易”中得到“巨大的繁榮”，而鴉片的泛濫中國，則給中國人民造成巨大的災難。
二、關稅與貿易
在關稅與貿易的問題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商人經常以反對重課苛征爲口實，擴大其違法行爲和侵略活動。在廣州的貿易中，他們或者以停止貨船進口進行威脅；或者從事走私活動，逃避課稅；或者妄圖向廣州以北沿海口岸進行非法活動。凡此種種不法行爲，他們都是在抵制清王朝的苛征重課的借口下，明目張膽地進行的。
清王朝在對外貿易上，有的根本不征收關稅，有的雖然征稅，但就其正稅而言，稅率也是比較低的。
在中俄陸路貿易中，無論是在北京的貿易或者是在恰克圖的邊境貿易，基本上都是不征稅的。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北京正式互市，當時就規定對俄國商隊的貨物，給予免稅待遇。其後在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又重申“買者賣者，均不征稅”。至于恰克圖的邊界貿易，在恰克圖條約第四條中也明确規定“勿庸取稅”。在清王朝看來，恰克圖的貿易，隻要維持邊境安谧，取稅與否是無關重要的。至于北京互市，清王朝不但不加課稅，而且給予俄國商隊許多優待和便利。如供應商隊人員的給養，保護運輸牲畜的放牧，以至補助商隊途中的損失。雍正九年（一七三一），俄國商隊在來華途中，損失了一些牲畜，清廷還專門拔款一萬兩，進行救濟。
在海上貿易中，清王朝沿襲明代舊制，設立海關，征收貨稅、船鈔。這兩項稅收，都屬于正稅，按稅率計算，也是比較輕微的。
海關貨稅，基本上是從量稅。貨稅之于貨價，并無固定的比例。下面是幾項主要出口商品關稅占貨價的比例的一個估算。它大體上代表十八世紀初期的情況。
可以看出：貨稅與貨價的比例，最高沒有超過百分之九，低的不足百分之一，平均在百分之四左右。這個稅率和當時資本主義國家的關稅比較，并不算高。有的則大大低于資本主義國家的稅率。例如，當時英國對茶葉的進口課稅，就相當中國茶葉出口課稅的五十五倍。
船鈔是對貨船的征稅，按船隻體積大小，分等計算。在康熙三十七年（一六九八）以前，來自西方國家的西洋船隻和來自南洋一帶的所謂東洋船隻，二者的船鈔，并不二緻。前者大大高于後者。據粵海關稅則，在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以前，各種船隻的船鈔，有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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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二十四年起，所有的東西洋船鈔，一律降低百分之二十。三十七年起，西洋船隻的船鈔，一律按東洋船隻計算。這兩次變動，無疑大大減輕了西方國家商人的負擔。而且，在實際征收中，還有降等減收的事例。就在東西洋船隻統一征收船鈔的次年（一六九九），英國船隻瑪斯裏斐爾德号本應列入二等，按原定稅率，應納船鈔三千兩，按新稅率隻納一千一百兩，海關當局又将二等改爲三等，納六百兩，又降低百分之二十征收，結果隻納四百八十兩，不及原定數目的六分之一。當時中等船隻每船載貨平均在十五萬兩以上，據此計算，船鈔征課不及貨值的千分之五。
由此可見，就額定正稅而言，無論貨稅、船鈔，都不足以構成外國商人的沉重負擔。
在額定正稅之外，還有一些附加。正是在這些附加上，外國商人經常發出反對的聲浪。這些附加，主要有以下三項：
繳送——這一項附加，是由對進口現銀課稅而來。在十九世紀初葉以前，中國對外貿易居于出超地位。外國進口船隻，經常攜帶大批現銀，以備購貨之需。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開關後，清廷沿明朝舊例，對進口現銀每兩抽稅三分九厘，名曰分頭銀。其後逐漸增加，至康熙五十九年（一七二○）前後，已增至百分之六。雍正四年（一七二六），廣州海關監督在分頭銀之外，複征百分之十的附加，名曰“繳送”。乾隆元年（一七三六），清廷以“繳送”與“舊例不符”，下令裁減，計每年免銀四萬數千兩至十三、四萬兩不等。至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共免過一百八十七萬三千餘兩。此後未見再有征收。
歸公——這一項附加，原爲海關吏胥、巡役私收入已的規禮。雍正五年（一七二七），開始解交國庫。乾隆元年（一七三六），正式列爲正項稅收。二十四年（一七五九），更将各種規禮名色一概删除，歸并核算，統稱“歸公”，分進出口兩項。進口每船額收一千一百二十六兩，出口每船五百餘兩。
行用——這一筆附加是從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開始的。當時行商顔時瑛等因積欠外商債款破産，海關當局著落聯名具保行商潘振承追賠。爲了攤還欠款，廣州各行商共同議定将本輕易售之貨，按固定價格征收百分之三的附加，以資應付，叫做“行用”。兩年以後，海關監督爲了“速清夷款”，饬令增加行用，加征進出口貨物達到四十七項。嘉慶六年（一八○一），又進一步擴大範圍，除了英國進口的大宗羽呢等外，其他進口貨物，一律征收行用。在實行的過程中，征收率也在不斷提高。如棉花原定每擔征收二錢四分，茶葉每擔征收六錢，到了嘉慶十四年（一八○九），棉花每擔實征二兩，提高了七倍多；茶葉每擔實征三兩，提高了四倍。行用的用途，在攤還行欠之外，也擴大到貢價、軍需、河工等各項派款。一八○九年全年征收行用七十萬兩，其中用之于貢價、河工、軍需以及皇帝的壽禮等等，共達四十二萬兩，占全部行用的百分之六十。
上述三項附加中，前兩項或實行時間較短，或随後有所減輕，惟有行用一項，雖開征較晚，卻不斷擴大加重。如果外國商人真的感到附加和勒索的沉重，他們應該着重反對行用的征收。然而，正是在行用上，外國商人表現出遊移和矛盾的态度。在行用的征收上，外國商人、中國行商和清朝皇帝以及海關大小官員，彼此互相依存而又互相矛盾。
征收行用的最初目的，雖然是爲了所謂“攤還夷欠”，實際上，它是清王朝勒索行商的産物。因爲不僅由“攤還夷欠”發展到貢價、軍需、河工等等的報效，是名符其實的勒索，而且所謂攤賠本身，也是變相的敲詐。随着清王朝敲詐勒索的加重，行用的加征亦随之擴大提高。嘉慶六年（一八○一），粵海關監督把行商的“常貢”由五萬五千兩增加到十五萬兩，行商随即把進口棉花的行用，由每擔二錢四分增加到二兩。行用的提高，引起外國商人對清王朝的抗議，但提高了的行用，卻又落入行商的腰包，清王朝并沒有直接占有行用。外國商人雖然反對行用的提高，但在行商處于困境時，卻又往往墊付行用，使行商免于破産。對外國商人說來，行商破産不但行欠沒有着落，而且他們可以利用的行商減少，不利于貿易的推進。因此，外國商人在反對提高行用的同時，又不得不多方設法維持行用。嘉慶二十二年（一八一七），東印度公司在廣州的大班直接放款給行商，以充實“公所基金”（即行用），達六萬二千兩之多。
三、貿易與金融
在廣州的對外貿易中，英國的東印度公司以及後來的英國散商和美國商人，除了經營貿易以外，還擔任了以彙兌和放款爲主的銀行角色。
彙兌——在英國東印度公司壟斷中英貿易的時期，中國對外貿易的彙兌業務，完全掌握在這個商業獨占機構的手中。廣州中國行商在進出口貿易的金融周轉方面，力所能及的是廣州到内地的彙兌，外彙則全然不能過問。從現存的東印度公司檔案中，可以判斷：公司廣州大班的彙兌業務，至遲在十八世紀六十年代初，已經開始出現。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廣州和倫敦之間的彙兌，成爲東印度公司的經常業務。八十年代初期，東印度公司廣州大班向倫敦開出的彙票，一年之中達到過一百一十多萬兩。十九世紀開始，東印度公司以外的英國散商和美國商人也開始參加進來，并展開了相當劇烈的争奪。東印度公司原來獨占的業務，雖然被侵奪分割，但絕對數量仍然有所增長，每年開發的彙票，增加到二百五十萬兩左右。
東印度公司以及英國散商和美國商人的彙兌業務，給他們帶來了多種的利益。它不僅給這些商人提供彙兌上的營業收入，而且減輕運現的負擔和風險，節省運現的費用。在十九世紀以前，東印度公司利用中英貿易中國方面的順差和中印貿易中國方面的逆差，以及殖民地的印度向宗主國的英國解款的需要，采用循環彙兌，也就是采用中國彙與印度，印度彙與英國，英國彙與中國的辦法，把中、英、印三角彙兌集中在自己的手裏。不僅在彙率的控制上取得了很大的好處，使“東印度公司的廣州賬房實際上成爲外彙交易的主宰”，而且給經營中印貿易的“港腳商人”提供“将印度棉花和鴉片的利潤運回印度的途徑”，同時又給公司本身提供“籌措對華貿易所需資金的方法”，還解決了公司由印度向英國解款的麻煩，一舉三得。
進入十九世紀以後，由于中印之間的貿易，亦即所謂港腳貿易的增加，東印度公司的彙兌業務，在時間上和數量上常常不能适應港腳商人的銷貨要求，同時由于印度鴉片走私的激增和中國輸印貨物的不足，原來中、英、印的三角彙兌，愈來愈趨于不平衡，于是又産生了新的辦法，這就是在中、英、印三角貿易關系之外，又把中英、中美貿易與英、美之間的貿易聯系起來，形成中、英、美之間的一個新的三角貿易和彙兌關系。
原來在十九世紀初葉的英、美貿易中，美國處于順差的地位，而在中美的貿易中，美國處于逆差的地位。長期以來，美國購買中國絲茶，除了一部分用鴉片或其他貨物抵償以外，主要依靠運現來彌補差額。中、英、美三角彙兌關系建立以後，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可以不再以運送現金，而以開發倫敦承兌的美國彙票作爲清償的手段。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以後，在廣州出售的美國彙票迅速增加，一八三一—一八三二年間，美國商人帶到廣州的彙票爲二百四十八萬元，一八三二——一八三三年就猛增一倍，達到四百七十七萬元。這樣做，對美國商人無疑是一個很大的方便，而在廣州販賣走私鴉片的英國港腳商人，則有可能取得美國的彙票，從而能以比前此“更優惠的條件”，向英國彙款。也就是說，使毒品鴉片輸入中國更加方便，條件更加優惠。
放款——除了掌握彙兌以外，東印度公司和英國散商，又通過放款擴展其貿易活動。從現存的東印度公司檔案中，可以查出至遲在十七世紀末期，就已出現英商放款給中國商人的記錄。十八世紀三十年代以後，這種放款已成慣例。其中有的是購貨墊款，有的則是将售貨所得現銀借給中國商人，收取利息。七十年代以後，在東印度公司以外，散商也大量參加進來，向中國行商放款，是他們最初來到中國所要獵取的一個目标。進入十九世紀以後，美國和普魯士的商人也步英國商人的後塵，成爲中國行商的債主。
這種放款，是标準的高利貸。它的年息，一般是百分之十八至二十，高的幾乎達到百分之四十，月息可以達到百分之五。乾隆四十四年（一七七九），中國行商積欠英商債款共達三百八十萬元，其中本金不過一百零八萬元，其餘都是由複利滾上去的。
這種放款，又是和他們的鴉片走私扣在一起的。爲了加強中國鴉片經紀人的周轉能力，他們常常給這些經紀人以小額的貨款，運用有限的資金，換取無限的利潤。東印度公司的廣州賬房在十九世紀的最初十年就曾透露，他們這樣做的結果，鴉片的價格就按照他們預期的那樣“獲得上長”。
這種放款，還和他們的彙兌業務扣在一起。常常出現這樣的情況：外國商人出借的款項，并不支付現金，而是開出由他們在本國的代理行号承兌的彙票。乾隆二十六年（一七七一），大行商潘振承爲了支付英國商人的貸款，就曾經請求東印度公司的廣州賬房，以向倫敦代發彙票的形式給予貸款。嘉慶二十二年（一八一七），另一個大行商黎光遠爲了購買印度棉花，也曾請求東印度公司的賬房，向孟加拉開發彙票作爲貸款。這隻是見于東印度公司現存檔案之一、二事例，類似的情形，是所在多有的。接受這種貸款，就必然要接受由債主規定的彙率，從而債務人在利息負擔之外，還必須承受彙率上的損失。
外國商人對中國商人的放款，也曾受到清王朝的禁止。但是這種禁止，實際上是不發生效果的。十八世紀七十年代以降，行商積欠外商債款經常在三、四百萬兩之間。在實行公行制度的八十二年間，無力償還的債款總數約在一千六百五十萬元以上。這些“用複利滾進的放款的積累”，不但是鴉片戰争前中國對外貿易的一付重擔，而且在鴉片戰争後還成爲英國侵略者勒索戰争賠款的一個項目。
四、貿易支配權的更叠
在廣州的對外貿易中，中外商人的相對地位，在一百多年的時間裏，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這些變化，标志着貿易支配權的更叠。
廣州經營對外貿易的行商，是具有一定獨占權的官商，是以封建政權在對外貿易經營管理代理人的面貌而出現的。乾隆二十五年（一七六○）以後，行商還進一步有了自己的組織——公行。它在對外貿易上的獨占性質，更加顯著。外有官府的支持，内有自己的組織的維護，廣州對外貿易便可處于行商支配之下。然而，事實并非如此。行商在和自己的主要對手——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接觸中，由獨立的商人逐漸轉爲受外國商人支配，甚至依附于外國商人的地位。
這種支配權的更叠，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關于貿易資金的周轉。上面提到從十八世紀初期起，行商拖欠外國商人款項，逐漸成爲經常的和普遍的現象。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最初是由于貿易資金的周轉。一方面，行商接受外商進口貨物，議定價格以後，并不立即付款，往往要等到轉售以後，才陸續給價。在外商回國之時，其未出售之貨，則作價留與行商，一俟售出，即作爲外商存款，按月起息。俟下次外商貨到，一面結清舊欠，一面又交新貨。這樣循環下去，外商手中，始終存一筆行商的欠款，而且由于本外有利，利又作本，輾轉積算，愈積愈多。另一方面，外國商人向行商購買絲、茶等出口貨物，由訂貨到交艙，至少需時百日。在通常情況下，外國商人都是預付行商百分之五十到八十的貨款，以便内地辦貨商人周轉資金。這一筆預付貨款，也往往積成行欠，而且也是愈積愈多，最後的結果是行商愈來愈依賴于外國商人，而失去原先的在對外貿易上的主動能力。這種現象，在十八世紀下半期已經相當明顯，到了十九世紀初，更爲嚴重。嘉慶十六年（一八一一），全體九家行商中，有六家新行商不能自立，需要東印度公司的借款維持。十七年至十八年，有五家行商相繼賠累，由東印度公司設法補救。十九年，十家行商中，有七家瀕于破産，也是由東印度公司先後籌款四十六萬兩，才得渡過難關。二十年，又有七家新行商向東印度公司求援，得到八萬七千兩的接濟才免于破産。新一輩的行商，幾乎完全依靠東印度公司，他們之是否免于破産，決定于公司的是否支持。當然，接受援助的行商，必須付出代價，這就是在付出重息以外，還得接受公司的監督，犧牲原來的獨立地位。
第二，關于商品價格的規定。在廣州開關貿易以後，進出口商品價格，原來是由行商公同酌議。康熙五十九年（一七二○）雖然規定行商與外商公同議定價格，實際上“中國商品按什麽價格出賣”，仍然“由公行來決定”。一直到十八世紀六十年代，在價格的議定方面，中國行商還有相當的主動權。在很多場合中，外國商人不得不聽從行商的議價。但是，在七十年代以後，行商破産開始增多，公行組織一度解散，商品議價的主動權逐漸從行商手中失去。八十年代中，中國的官方文件已經有這樣的記載：外商與行商交易時，“臨時定價，任意高下”，以緻行商“虧本借貸”。八十年代以後，在東印度公司的檔案中，也經常出現中國行商在規定入口商品價格方面，屈從于外商的事例。如乾隆五十二年（一七八七），行商要求降低進口哔叽和鉛的價格，就以得不到東印度公司的同意而不能實現。嘉慶三年（一七九八），東印度公司在進口鉛和錫的價格上，堅持鉛價要提高，錫價要維持原狀，雖然明知中國商人要虧本，也不讓步。中國行商雖然表示了異議，但是沒有效果，最後還是依了東印度公司的條件。嘉慶九年（一八○四），東印度公司又提高進口毛織品的價格，甚至威脅中國行商，如果不同意，就要降低中國工夫茶的價格。中國行商屈從了他們的決定，換來的僅僅是一個毛織品質量不降低的空洞保證。這隻是見之于記載的少數事例，但是它足以說明十八世紀七十年代以後，在廣州貿易中商品價格的決定權，已經開始旁落外國商人之手。
第三，關于貿易份額的分配。在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開關貿易之初，廣東官府曾規定“各處商人來廣，務各照貨投行”，即按商貨類別投行買賣，原無所謂在行商中分配貿易份額的規定。外國商人在各行商之間進行份額之分配，大約開始于十八世紀後半期。七十年代起，進口份額的分配，開始發揮“維持”行商的作用。爲了取得或保持份額，中國行商對外國商人的貿易條件，不得不曲意逢迎。嘉慶十四年（一八○九）在中國的官方文件中透露過這樣的情況：原來“夷貨到粵”，向系行商自行承辦，“不緻彼此多寡懸殊”，而“近年夷商司事者，竟随意分撥，售賣内地。行商因其操分撥之權，曲意逢迎，希圖多分貨物，轉售獲利，而奸夷遂意爲肥瘠”。在東印度公司的檔案中，也透露了同樣的情況。中國行商爲了保證他的份額，不惜在商品價格上屈從于外國商人。上述乾隆五十二年行商之所以對哔叽價格的讓步，主要是由于他們隻關心“在本季度的進口中能保證自己的份額”。而嘉慶三年行商在錫價上的讓步，也是爲了得到份額上的保證。在清王朝的上層官僚中，也有人贊成這種辦法，認爲可以免去行商“壟斷居奇，賤買貴賣，苦累夷人之弊”。這是本末倒置。在外商分配貿易份額的條件下，真正起“壟斷居奇”作用的，隻能是行商所“曲意逢迎”的外國商人。
第四，關于交易方式的變化。在十九世紀以前，行商在與外商的交易中，盡管在商品的價格和貿易的份額方面，已經開始受到外國商人的制約，但是他與外國商人，仍然是獨立的買賣雙方。他在交易中，仍然保持獨立的商人身份。盡管這時有些行商，由于資金不足，靠外國商人借款周轉，他的所得，實際已近于中間人的經紀費，但是整個說來，行商仍能保持獨立和主動的地位。然而，到了十九世紀初期，這種地位已明顯地發生變化。新的一代行商，已開始實行代理推銷、收取傭金的辦法，把自己從獨立的商人降爲掮客和買辦的地位。嘉慶十五年（一八一○），當過通事的行商謝嘉梧，“打破了百年的傳統”，第一次按照固定的價格，爲東印度公司專門推銷羽紗。他所做的生意，完全在東印度公司廣州大班的“指導和監督之下”。“他擔任的角色，實際上是公司的掮客”。到了嘉慶二十四年（一八一九），這種推銷辦法，已經由羽紗推廣到哔叽，由一個行商發展到許多行商。這一年，東印度公司以支付百分之三的傭金，委托行商代銷哔叽的貨值，達到十九萬九千多兩。以前東印度公司極力反對公行的壟斷貿易，現在卻掉過頭來要求行商“壟斷”他們的貿易，不過要在新的基礎上，即他們的指導和監督之下，成爲他們的“獨家經紀人”。
古老的中國行商，已經證明不是大英帝國壟斷東方貿易的東印度公司的對手。然而嚴峻的考驗還在後面。作爲英國新興工業資本開拓殖民地的重要工具、以代理行号爲主體的散商，已經大規模地湧向中國，代替東印度公司成爲英國擴張東方勢力的急先鋒。這些屬于“第二代”的所謂“自由商人”，是從來不“照着中國人的告示做生意”的，“他們采取了進攻的态度”，并且“要達到想望中的空前擴張”。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東印度公司停止了在中國的活動，但是這并不意味着英國侵略者的撤退。相反，新的一代加緊了他們的步伐，中國面臨着西方資本主義勢力更加嚴重的入侵威脅。
（三）中國與友鄰國家的貿易和經濟聯系
清王朝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和友鄰國家的貿易，加強了中國和友鄰國家的經濟聯系，促進了和友鄰國家人民的友好往來。
一、陸路貿易
中國西部和中亞細亞接壤。中國和中亞細亞的陸路貿易，有長期的曆史。位于伊朗、阿富汗和中國之間的撒馬爾汗和布哈拉，是中國和中亞一帶友鄰國家進行貿易的兩個中心。在清朝以前，這兩個地方經常有中國商人帶來絲綢、寶石、麝香、大黃等物和伊朗、阿富汗以及印度等國商人進行貿易。清朝統治時期，在塔克拉瑪幹沙漠南北兩側的兩條主要商道上，北路的吉昌，“店鋪栉比，市衢寬敝”，“繁華富庶，甲于關外”。南路的莎車，“貨若雲屯，人若蜂聚”，成爲當時對外貿的大城市。
中國和西南諸鄰國的陸路貿易，也有長久的曆史。在西藏，以劄什倫布爲樞紐，有兩條傳統的國際商道。一條西向，經拉達克以至克什米爾。一條南向，經不丹以達孟加拉。西向的商道，要越渡拉克達的無數高山和急流，然而在十七世紀每年都有商隊用三個月的時間，跋涉這條“經常需要攀附懸挂兩山之間的繩索才能通過”的商道上。克什米爾人用西藏羊毛織成的披巾，爲西藏人所喜愛，而西藏的特産麝香、茯苓、大黃以及著名的眼藥猛迷郎（即黃連），則是克什米爾商人回程攜帶的主要貨物。
由劄什倫布南向，是一條主要的商業孔道。在十七世紀中葉西向的商道受到阻滞以後，這條商道顯得更加重要。十八世紀中，在這條商道上，除了尼泊爾、不丹和西藏的直接貿易以外，還有從孟加拉輸入的棉花、皮革、煙草、染料、珍珠、珊瑚以及剪刀、眼鏡一類日用品。由西藏輸出的，則以岩鹽、金砂、硼砂、麝香爲大宗。遠離海洋的西藏人，把珍珠、珊瑚看成是“最寶貴的珍飾”，而西藏出産的金砂，經由尼泊爾流入印度，也使尼泊爾享有黃金之國的盛名。
在中國和中南半島上的越南、暹羅與緬甸諸鄰國的陸路貿易中，緬甸居于比較重要的地位。從雲南的大理到緬甸的八莫，是幾個世紀以來傳統的商道。盡管在八莫和大理之間橫着怒江和瀾滄江，兩江之間的海拔相差一千七百英尺，道路艱險，但是沿着這條商道的貿易卻沒有中斷過。
西南地區，到十八世紀中葉中緬發生沖突止，兩國之間維持了将近百年的和平局面，貿易也得到相應的發展。這時運載生絲和其他貨物到緬甸的商隊，常常需用三、四百頭公牛，有時使用馬匹達兩千隻之多。
乾隆三十年（一七六五）中緬發生戰争，清王朝封閉了邊境貿易。但民間貿易往來，并未完全停止。戰争經曆三年，邊境“尚有市肆”。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 ○），兩國恢複通商。這對緬甸的統治者，正是著名的雍籍牙王朝。緬甸的史學家認爲：“在整個雍籍牙王朝期間，中國對緬甸的關系，一向很尊重，把緬甸當作一個平等的國家”。從而“中緬兩國的貿易關系，就獲得了進一步的發展”。這時中緬之間的商路和交易的商品，都有所擴大和增加。中國商人在原有的商道以外，又沿着阿瓦河用大船滿載絲線、紙張、茶葉、果品以及各項什貨，從雲南境内運到緬甸京城，回程則載運棉花、食鹽、羽毛和黑漆。黑漆運回中國，“經過摻和香料加工以後，便成爲馳名的商品——中國油漆”。中國的文獻中說，緬甸“仰給内地者，鋼鐵、鑼、鍋、綢緞、氈、布、磁器、煙、茶等物，至黃絲、針、線之類，需用尤亟。彼處所産珀玉、棉花、牙角、鹽魚，爲内地商民所取資。”
十九世紀初年，中緬陸路貿易又有進一步的擴大。中國輸往緬甸的商品，如雄黃等不僅銷于緬甸，而且由仰光出口，遠銷西亞和歐洲。在緬甸對中國的出口中，棉花和玉石已成爲大宗商品。二十年代中期，由陸路運至中國的棉花，年達一千四百萬磅，不僅供應雲南，而且遠銷貴州、四川。由于棉花貿易的大量增加，三十年代的八莫，已經有了中國商人的棉花倉庫，經常有五百名左右中國商人住在這個棉花貿易中心。至于玉石貿易，在它的極盛時期，居住緬甸的雲南玉商達百餘家。開采玉石的工人，多以千計。每年玉石産量，達數千石。緬甸古都阿摩羅補羅的一所中國廟宇中，還保留有五千個中國著名玉商的名字。
中國自陸路以入越南，很早便見于曆史記載。現在廣西的友誼關，是兩國人民傳統的往來孔道。清朝初期，閩粵一帶人民曾經大量移入越南。自北部的諒山至中部的廣義，十四省中，都有他們的足迹。中越之間，也建立了比較密切的商業聯系。十八世紀中葉以後，廣西與越南之間的陸路貿易更加頻繁。當時内地赴越南貿易的商民，多從廣西平而、水口兩關和由村隘旱路出口。平而、水口兩關商人，在越南之高憑鎮牧馬庯立市；由村隘來商，在諒山鎮之驅驢庯立市。其中驅驢地方，爲各處貨物聚散之所。越南方面，還另在諒山鎮屬之花山添設店鋪，招徕平而關出口商人。七十年代中，這些商道上往來的中國商人，經常數以百計。
中國和暹羅的貿易，以海運爲主。但陸路貿易，也有長期的曆史。十七世紀中葉，暹羅的拍臘王朝和中國保持比較密切的聯系。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之間，長期居住暹羅的華僑達到三千左右。當十九世紀初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入侵暹羅古都大城以北時，他們發現那裏早已建立了中國的陸路貿易。中國商人克服了自然條件的嚴重障礙，開辟了通過緬甸撣邦進入暹羅的商道。暹羅境内的商道，可以到達難河上的難府和北部的重鎮南邦。在這些山川險阻的商道上，中國商人每年從内地帶來銅器、生絲、岩鹽、錫箔、花邊等日用品，然後又從暹羅把銅砂、象牙、獸角等貨運回中國。這種曆久不衰的陸路運輸，曾被西方國家看成是曆史的奇迹，它證明了和平貿易紐帶的牢固。
中國和東方鄰國朝鮮的貿易，一向以陸路爲主。在清朝統治全國以前，鴨綠江上的新義州和中江，圖們江上的慶源和會甯，就是兩國市易的傳統口岸。中朝邊境居民，一向“往來相善”，“或東或西，聽民所往”。清朝入關以後，維持定期市易的辦法。乾隆時期，會甯、慶源每逢開市，商人雲集，中國商人前往會甯市易者，一次可達二百餘名。市上交易的貨物，從藥材、紙張、毛皮、蔴布到牲畜、農具、食鹽、漁産，極一時之盛。
二、海上貿易
中國和海上鄰國的貿易，包括日本、朝鮮、琉球以及印度以東，伊裏安島、菲律賓群島以西的大片地區。其中馬來半島、蘇門答臘以東的南洋地區，海上貿易有比較顯著的發展。有些地方則出現相對的衰落。
日本、朝鮮、琉球
中國和日本一衣帶水，民間很早就有貿易往來。明末徐光啓說：“日本自宋以前，常通貢市。元時來貢絕少，而市舶極盛”。中日之間的民間貿易，早在明朝以前，已經有所發展。
清王朝建立之初，中日之間的貿易，有進一步的增進。當時清王朝爲了鼓鑄錢币的需要，每年從日本進口大量黃銅，中國輸至日本的貨物，則以綢緞、絲斤、食糖、藥材爲大宗。爲經營這些貿易而開赴日本的商船迅速增加。在清王朝入關以前的十年間（一六三四——一六四四），平均每年赴日商船爲五十七艘，一六八四年開海以後，五年之間（一六八四——一六八八），迅速上升到一百九十四艘（《華夷變态》上冊、中冊統計）。但是，銅的外流，引起了日本的憂慮。一六八八年德川幕府采取了限制的措施。中國國内産銅，也開始有所發展，因此中日之間的貿易，相應的減縮。到了十九世紀初期，兩國間維持正常貿易的船隻，沒有超過十艘，較清初已大爲減退。
中國和朝鮮的民間貿易，原隻限于陸路。清朝入關以前，對此一直嚴格執行。崇德二年（一六三七）規定：内地民人不但不許由海上前往朝鮮貿易，即使遇風漂至朝鮮境内，亦必解送回國。一直到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這種限制才稍有放寬。規定“内地商民船至朝鮮者，停其解京，除原禁貨物外，聽其發賣回籍”。雖然如此，中國民間的海上貿易，實際上并沒有什麽發展。
中國和琉球之間的民間貿易，在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開放海禁以前，也是嚴格加以禁止。以後始略放寬限制。私人船隻至琉球者，由政府發給執照，進行小量貿易。琉球輸至中國者，多爲海産；中國輸至琉球者，多爲農産。但是進出口的數量，都十分微小。一直到十九世紀初期，從琉球來到中國的船隻，每年不過兩、三隻，最多到過五隻，有時甚至一隻也沒有。
印度、緬甸
印度和中國之間的海上貿易，也有很長的曆史。十四世紀以前，中國的海船是中印海上交通的重要工具，南洋印度洋一線商旅，無不利用中國商船。十五世紀初期，從中國港口出發的大商船隊，每年都來到印度西海岸的古裏，裝載客貨。但是，在十五世紀三十年代以後，中印海上貿易逐漸趨于衰落。一直到十七世紀初期，才又在印度西海岸的果阿等地發現中國商人。但十五世紀的盛況，再也沒有出現。
緬甸在十九世紀以前，隻有偶爾順着緬甸南部丹那沙林沿岸而去的中國商人，還沒有出現大量的海上貿易。一直到十九世紀以後，中緬在陸路貿易之外，才開始有較多的海上貿易。中國廣東商人出現于緬甸中部古城阿瓦，是在十九世紀的二十年代，而第一個廣東商人訪問緬甸中部另一古城曼德勒，是在鴉片戰争以後的一八六一年。
馬來半島
從馬來半島北去以至暹羅、越南，南去以至蘇門答臘、爪哇，東去以至婆羅洲、菲律賓群島，中國民間的海外貿易，在這一廣大地區中，有比較顯著的發展。
馬來半島西岸的馬六甲，早在唐朝就和中國發生貿易上的聯系。明朝初年，中國商人已經大批來到這裏。十六世紀初，葡萄牙殖民主義者入侵馬六甲，中國商人在這裏的貿易，受到很大的阻礙。十七世紀中葉，荷蘭殖民主義者又取代了葡萄牙在南洋的地位，壟斷了馬六甲海峽的全部貿易。一六五九年荷蘭殖民當局無理規定，通過馬六甲海峽的中國商船，除了到鄰近的蘇門答臘島上的亞齊以外，別的地方一概禁止前去。而這樣一點“自由”，後來也爲荷蘭總督所剝奪。
爲了抵制荷蘭殖民主義者的壟斷，中國商人在十七世紀的後半期，紛紛從馬六甲轉向荷蘭殖民勢力尚未到達的柔佛、槟榔等地，開辟新的活動場所。馬六甲的貿易，在十八世紀以後，逐漸蕭條。
柔佛在馬來半島的南端。在十六世紀，這裏就是一個“通商于外”的地方。受荷蘭殖民主義者排斥的中國商人，很自然地首先選擇了這裏。十七世紀六十年代，這裏已成爲南洋貿易的一個中心。中國商人從國内運來茶葉、煙草和陶瓷器皿，參加貿易的馬來亞人不怕荷蘭殖民主義者的報複，也紛紛把當地的産品賣給中國商人。清初禁海期間，貿易受到一些限制。一七二七年正式開放南洋貿易以後，廣東商人又活躍起來。到了十八世紀中期，參加貿易的商人已由廣東擴大到福建、浙江等省；參加貿易的商品，也由茶葉、陶器擴大到二蠶湖絲。在柔佛以外，整個半島東岸的丁機奴、彭亨和吉蘭單，通市不絕。
槟榔是馬來半島西岸，馬六甲以北的一個小島。中國商人來到這裏，大約是在十八世紀的八十年代。這時正當英國勢力開始深入馬來半島。在英國入侵槟榔之前，這個島上幾乎沒有居民，幾年之中，中國僑民和當地的馬來亞人開墾了四百英畝以上的土地。這些“勤苦而安穩”的中國人，從事“幾乎所有的手工業和零售商業的絕大部分”。十八世紀終了之時，這裏的華僑增加到三千人，他們中間，有木工、石工、鐵工，還有從事種植的工人。他們爲開發這個地方，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進入十九世紀以後，新加坡在馬來半島的商業地位急速上升，取代了馬六甲、柔佛、槟榔，而成爲南洋貿易的中心。
新加坡是中國南海通印度洋必經之地，十九世紀初，英國殖民主義者以卑劣的手段據爲殖民地。在其入侵初期，爲了開辟新加坡與中國、暹羅、越南以至日本之間的直接貿易，曾經大量利用中國的帆船。每當“中國帆船來臨的季節，新加坡的市場，便大大活躍起來”。一八二四年以後，開往新加坡的中國帆船迅速增加，最多一年達到二百五十隻。往來于中國和新加坡之間的貨物，每次都在二百萬元以上。這種情形，一直維持到鴉片戰争。
暹羅和越南
暹羅和越南，處于中國和馬來半島之間，它們和中國的海上貿易，都至爲密切。
中國和暹羅的海上貿易，至遲在十五世紀初葉便已發生。十六世紀以至十七世紀，開始有所發展。中國商人去暹羅者，日益增多。十七世紀中葉，中國僑民長期定居暹羅者，已達三千人。首都大城有唐人區，商商繁盛，成爲“遠東最重要的貿易中心之一”。
十八世紀以至十九世紀初，中暹兩國民間海上貿易繼續得到發展。十八世紀初葉，暹羅大米開始輸入中國。這适應了中國封建王朝的需要，受到清廷的鼓勵。到了十九世紀初，每年開往暹羅的中國商船，達到十八艘左右。從暹羅運來中國的貨物，有大米、食糖、蘇木、槟榔等，中國運往暹羅的，則有生絲、銅器以及各項雜品，“甚至和尚用的剃頭刀，也從廣東進口”。這個時候，曼谷的五十萬人口中，有四十萬是中國僑民，湄南河上的中國帆船，伸延達兩英裏以上。
中國和越南的民間海上貿易，在明朝初年已經不乏記載。十六世紀後半期，由于中國商人入境增多，在靠近廣南的發福，形成了一個專爲中國貿易而設的市場。十七世紀以至十八世紀，這裏成爲印度支那的一個商業中心。十八世紀六十年代，居住在這裏的華僑達六千人。他們經營從甯波、廈門等地運來的茶葉、生絲、藥材、紙張、布匹、瓷器和銅器等，有時還從日本運來貨物，在這裏行銷。同時又把越南的貨物，如象牙、槟榔、胡椒、燕窩、藤黃、牛角以及黃金等，運回中國。進入十九世紀以後，兩國民間貿易，發展迅速。十九世紀三十年代，開往越南的中國商船，年在百艘以上，共達兩萬多噸。一直到西方殖民主義勢力侵占越南之前，中越貿易維持着順利的發展。
南洋群島
在蘇門答臘和伊里安島之間的南洋群島，是中國商人海外貿易活動的主要地區。在這一片廣大的海域中，幾乎每一個島上都有過中國商人的蹤迹。其中蘇門答臘、爪哇和加裏曼丹，是三個貿易集中地。
蘇門答臘鄰近馬來半島，在宋朝是古三佛齊國的所在地，“諸藩水道之要沖”，也是中國商船經常來往之處。一直到十七世紀，荷蘭殖民主義者入侵爪哇，在雅加答建立了殖民政權以後，南洋貿易重心才由蘇門答臘逐漸移到爪哇。這時中國商人在蘇門答臘的活動，也由島東南部的巨港，轉到西北部荷蘭勢力所不及的港口亞齊。在十七世紀八十年代中國開放海禁以後，每年都有十到十二隻滿載貨物的商船由中國開來，中國商人不但出售貨物，而且有時連船隻也出讓給本地商人，彼此建立了密切的聯系。
爪哇在蘇門答臘東南，中國商人來到這裏，可以上溯到公元九世紀。島上西北角上的萬丹，在明代已是中國商人和南海各地商人進行貿易的一個重要口岸。荷蘭殖民主義者入侵爪哇以後，對中國商人的活動進行種種無理限制。但是，中國商人和當地居民的聯系，仍然突破荷蘭殖民主義者的阻撓，不斷增長。一六一九年荷蘭入侵時，雅加達的華僑不過四百，一七三三年增加到八萬。這時從中國運載貨物而來的船隻，一年之中達到二十六艘，運茶達兩萬五千擔。十九世紀初，中國商人在港口貿易之外，還親赴内地向當地居民收購土産，同時供應居民迫切需要的食鹽和其他進口物資。
南洋群島中的最大島嶼加裏曼丹，也和中國有長期的貿易傳統和經濟聯系。島上南部的馬辰和西部的坤甸、三發，都是華僑和中國商人的集中地區。十八世紀七十年代以後，中國僑民在這裏不僅從事貿易，而且進行采礦，爲開發加裏曼丹島上的資源，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菲律賓
中國和菲律賓的民間貿易往來，長期維持友好的關系。宋、元以降，中國商船不斷來到菲律賓各島，其中南部的蘇祿和民都洛是兩個貿易中心。一五七一年西班牙殖民主義者侵占呂宋以後，對中國貿易進行多方限制和排斥。一七一八年西班牙國王甚至下令禁止中國的主要出口商品絲綢進入菲律賓。但是，長期形成的經濟聯系，不是殖民主義者一紙命令所能禁止的。中國絲綢不僅爲菲律賓人所喜愛，而且通過菲律賓，遠航到墨西哥，受到廣泛的歡迎。非律賓的華僑經濟，也不顧西班牙殖民主義者的阻禁，仍然得到一定的發展。十八世紀四十年代，呂宋的華僑已經達到四萬。在馬尼拉的華僑區“巴裏安”裏，中國商人“在幾條街上都有販賣絲綢、瓷器和其他商品的大商店”。
中菲的民間貿易受到西班牙殖民主義者的影響。傳統的中菲貿易中心蘇祿，自西班牙入侵以後，形勢即大爲改觀。十九世紀初，中國開往蘇祿的商船已寥寥可數，而曾經和中國發生過密切聯系的棉蘭老，也默默無聞。雖然馬尼拉的貿易仍然有所發展，但南部大片地區的貿易，卻從此衰落下去。
三、華僑的海外活動
中國與四鄰國家的民間貿易，促進了經濟關系的發展，而在加強這種相互的經濟關系上，華僑在海外的活動，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首先，中國和友鄰國家海上貿易的工具——中國帆船，在增進中外經濟的聯系方面，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中國造船和航海技術，在唐宋時期已很先進。帆船出海航行，也具有相當規模。明清時期，對民間出海貿易雖然橫加限制，但出海商船，仍然有所增長。在十六世紀末葉，民間商船每年出海數目，約有一百三、四十隻。到了十九世紀初期，則上升到三百隻左右。另外，華僑在海外自制自有的帆船，這時大約在二百隻以上。兩者合計，當在五百隻左右。每船平均噸位以三百計，共達十五萬噸。這在當時是一個相當大的數目。
中國商人在海外自制自有的帆船，不但經營中國的對外貿易，而且還經營僑居國家的海上貿易。十九世紀二十年代，華僑在暹羅投資制造的帆船，已達一百三十六艘，其中有五十四艘從事暹羅與越南、馬來亞以及爪哇之間的貿易。新加坡與越南之間的貿易，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有四分之三是由越南的華僑進行的。華僑經營的船業，和當地保持友好和密切的聯系。暹羅華僑經營的船隻，有的由暹羅人和華僑共同投資，有的由暹羅水手和華僑共同駕駛。
清朝造船技術陷于停滞的狀态，但華僑在國外打造的船隻，推廣了中國原有的先進造船技術。所造船隻，船體堅實而造價低廉。十八世紀後期，加裏曼丹的華僑打造一隻五百八十噸的大帆船，隻用去銀币四千二百五十元，每噸造價七元多一點，這在當時其他國家中是找不到先例的。十九世紀初期，暹羅華僑打造的船隻，每噸造價平均十五元，是當時東南亞各國最低的造價。毫無疑問，華僑的這些活動，對所在地造船業和航運業的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事實上，華僑推廣比較先進的生産技術，并不限于造船一項。在農業墾植、農産品加工、礦業開采以及印刷和各種日用品的制造上，都引進了比較先進的技術和經驗。對南洋各地的經濟發展，起了促進的作用。在這方面，值得特別提出的是礦産的開采。
南洋華僑在從事農業墾植之外，有很大一部分從事礦業開采。加裏曼丹的金礦，馬來亞、蘇門答臘的錫礦以及緬甸的玉石開采，都吸引了大量的華僑勞動。在十九世紀以前，南洋各地從事礦山開采的華僑，不但有熟練的勞動，而且有比較先進的技術，無不受到當地的歡迎。十八世紀初，蘇門答臘的土官就專門派人到中國南部各省，招聘中國工人參加邦加礦山的開采，因爲中國礦工的開采技術，比他們自己的“臣民所用的原始方法要優越得多”。
在華僑開發南洋礦業的曆史中，以羅芳伯爲首的廣東籍華僑在加裏曼丹的開礦活動，是特別值得重視的一頁。
加裏曼丹的三發，是這個島上金礦的主要産區。十八世紀七十年代以前，這裏還是一片荒野。一七七二年，一批廣東籍華僑在嘉應州人羅芳伯的帶領下，來到這裏。他們筚路藍縷，從事金礦的開采。一七七六年，他們在坤甸的東萬律，成立了一個以羅芳伯爲首的蘭芳大總制。在這個大總制之下，礦區所有成員，對礦區的收益都享有同等的權利。每一礦區，都向當地礦權所有者繳納一定的租金和人頭稅。由于它對内、對外都作了這樣一些公平合理的措施，所以獲得了一個順利發展的環境。從一七七二年起，四十年間，他們在這裏開發了三十多個金礦，使原來“長林豐草，廣袤無垠”的三發，成爲三萬華僑和一萬二千泰雅克人與馬來亞人的聚居地，其中單是金礦工人，就有一萬之多。而在數十裏以外的沙喇蠻，從事金礦開采的工人則達到兩萬。三發和坤甸，也成爲兩個重要的商業城市。
但是，華僑這一正當事業，卻受到荷蘭殖民主義者的百般迫害。他們先以所謂“收買”的名義，企圖據礦産爲己有，繼則用武力進行壓制，最後在一八八四年取消了蘭芳大總制，扼殺了數萬華僑曆盡艱辛的創業。但是，存在了一百零八年的蘭芳大總制，是十八世紀中國海外僑民的偉大創舉。荷蘭殖民主義者扼殺了它，總制取消了，金礦也随之廢棄了，昔日繁榮的三發礦區，重新淪爲窮困的荒野了。正如他們自己也不得不承認的那樣，大總制的“取消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中國人口的減少，對婆羅洲（即加裏曼丹）的發展，是一個幾乎無法複元的打擊”。
荷蘭殖民主義者摧殘蘭芳大總制，隻是西方殖民主義者對南洋華僑經濟進行排擠打擊的一個事例。這種打擊雖然無所不用其極，但是卻破壞不了華僑和當地人民通過貿易和經濟聯系而建立起來的友誼。西方殖民主義者壓制華僑經濟的措施，往往受到當地人民的抵制而無法實現。十七世紀初，當荷蘭殖民主義者侵占馬辰的香料貿易，開始對中國商人進行排擠時，當地的泰雅克人就曾經給以反擊。他們扣留了壟斷香料貿易的荷蘭商人，并殺死了一些橫行霸道的海盜水手。随後，荷蘭殖民主義者又對中國和暹羅兩國商民在航運上的友好合作極端嫉視，先後在一六六四和一六八八兩年中，連續使用武力進行威脅，要求暹羅當局不讓華僑在暹羅船上服務，這個陰謀也因當地人民的反對而未能得逞。十七世紀中，荷蘭殖民主義者入侵日本，先是想獨占日本貿易，排擠中國。這個目的達不到，便采用海盜辦法，對中國商船進行搶劫，但是，由于中日之間的友好關系，日本總是“使中國商船先歸，計程已遠”，然後才讓荷蘭船隻啓行。十七世紀五十年代，日本對荷蘭的這種海盜行爲，不止一次地進行抗議，甚至以停止貿易給以警告，終于使荷蘭殖民主義者不得不停止對中國船隻的截擊。一七四一年，荷蘭殖民主義者在雅加答對華僑進行血腥屠殺，幸存的中國人從雅加答大量移至東部爪哇，和“渴望打碎荷蘭枷鎖”的爪哇人聯結在一起，對荷蘭殖民主義者進行了頑強的抵抗。在東南亞各國人民反對殖民主義鬥争的曆史上，留下了值得珍視的一頁。
菲律賓和爪哇的華僑，對西班牙、荷蘭殖民主義者的多次野蠻屠殺，作了不屈不撓、可歌可泣的反抗！中國的封建王朝，對在海外爲抵抗西方殖民主義者而艱苦鬥争的廣大僑民，不但不給予任何保護和支持，反而誣之爲 “匪”、爲“盜”、爲“海賊”、爲“奸民”。把他們的英勇抗擊行爲，誣之爲“在外洋生事”；把他們受到的迫害，誣之爲“孽由自取”。在西方殖民主義者的筆下，受盡壓迫的中國僑民，竟成了什麽“侵略者”。他們誣蔑華僑“野蠻、卑劣”，“愚妄、苛細”，捏造和咀咒華僑的“惡行”，竟有四十四種之多，極盡歪曲誣蔑之能事。在他們看來，對至高無上的西方人有“反抗的傾向”，是大逆不道的“惡行”。但這正是千百萬華僑和整個中華民族不甘屈服于外國壓迫的可貴的反抗精神。中國人民以具有這種精神而感到自豪，并以其英勇的行動，載入世界進步的光輝史冊。
清王朝的對外貿易，在鴉片戰争前二百年間，以禁海閉關爲其政策的支柱。基本形勢是：西方殖民主義國家以所謂“開放貿易”爲其原始積累的手段，清王朝則以限制乃至停止貿易爲防範外國侵略的武器。在防範外國商人的非法活動方面，定了嚴格的管理制度；在商品的進出口方面，作了許多的限制措施。這時，中國的自給自足經濟結構還很牢固，西方産業也不夠發達，中外貿易雖然有一定的增長，但隻能維持比較小的速度和規模。
中國對友鄰國家，特別是對南洋群島和東南亞國家的和平貿易，有悠久的曆史傳統。清王朝爲防範西方的侵略，對這一部分民間的和平貿易，也加以限制。盡管如此，它在這二百年中，仍然有所發展。從事這些貿易的華僑，在缺乏本國政府保護的情況下，對中外關系的增進，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一）清王朝的禁海閉關政策
從形式上看，鴉片戰争以前，清王朝禁海閉關的時間并不很長。比較嚴格的禁海閉關，隻有從順治十二年（一六五五）至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這三十年的時間。其他都是部分的、臨時的禁閉。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至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對南洋一度禁海，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至四十九年（一七八四）恰克圖中俄貿易曾三次停閉。除此之外，對外貿易基本上是開放的。盡管如此，禁海閉關的宗旨和這個政策作爲加強國防、防止外國入侵的手段，卻貫徹始終。
一、禁海閉關政策的内容
清王朝禁海閉關政策的内容，大體上有三個方面：一是對商人出海貿易的禁止和限制，二是對通商口岸的停閉和限制，三是對出口商品的禁止和限制。
一、關于中國商人出海貿易的禁止和限制。
中國商人出海貿易，有長期的曆史傳統。清王朝統治中國以後不久，就開始在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禁止和限制的措施。從順治十二年（一六五五）到康熙十一年（一六七二）的十七年中，清王朝頒布私人出海的禁令，先後凡五次之多。爲了嚴格執行這一禁令，清王朝在順治十七年（一六六○）、康熙元年（一六六二）和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曾三次下令内遷沿海居民。還禁止私人“擅造兩桅以上大船”，從各方面杜絕私人出海。
清代初期實行這樣嚴格的禁海政策，還隻是爲了防止沿海人民和台灣鄭成功政權發生聯系，目的主要在于鎮壓台灣的反清鬥争。但是在清王朝統治台灣以後，這個政策仍然不時加以運用，作爲防止西方殖民主義國家入侵的手段。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頒布出海禁令時，距台灣統一已經三十四年，私人出海貿易的禁令，早已在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取消，其所以重新禁海，用康熙帝的話說，是由于南洋的呂宋、噶喇巴兩地，是“西洋國（西班牙）和紅毛國（荷蘭）泊船之所，藏匿盜賊甚多”。康熙帝已經察覺到西班牙和荷蘭殖民主義者的海盜行徑，需要預加防範。這個禁令，實際上隻維持了十年，但是在以後的歲月中，它仍爲清王朝對付西方殖民主義者的一個防衛措施。乾隆六年（一七四一），由于荷蘭殖民主義者在爪哇屠殺華僑，中國福建當局即曾一度禁止私人到南洋貿易。
二、關于通商口岸的停閉和限制。
中國和西方國家的貿易，有海、陸兩個方面：陸路貿易，主要是對沙俄；海上貿易，則是對沙俄以外的西方國家。
在清王朝統治初期，當中國實行禁海時，英國、荷蘭就不斷入侵廣州和福建沿海，公開或秘密進行貿易。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開放海禁以後，清王朝正式在澳門、漳州（廈門）、甯波、雲台山先後設置海關，開放對外貿易。其中甯波是傳統的對日貿易港口，廈門是中國和南洋的貿易中心，雲台山則是中國沿海貿易的港口，并非對外，隻有澳門一口，是專爲對西方國家的貿易而設。由于葡萄牙殖民主義者把澳門看作自己的勢力範圍，排斥其他國家船隻的進入，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海上貿易，才由澳門轉移于廣州。廣州也因而成爲中國對西方國家貿易的一個中心。
但是，西方殖民主義國家，并不以此爲滿足。他們要求擴大和絲、茶産區鄰近的廈門和甯波的貿易，甚至企圖深入絲、茶産區，建立貿易據點。這不能不引起乾隆帝的警惕，因此在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發生洪任輝入侵定海的事件以後，清王朝便在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下令關閉廣州以外各口，隻許西方商人在廣州貿易。從此以後，除了廈門還允許偶爾由呂宋開來的西班牙船隻進口以外，廣州一口貿易制度基本上維持到鴉片戰争爆發，沒有改變。
中俄陸路貿易的規定，見之于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和雍正五年（一七二七）中俄雙方簽訂的尼布楚條約和恰克圖條約。在尼布楚條約中，規定“兩國人民持有護照者，俱得過界來往，并許其貿易互市”。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根據這個原則，進一步規定：俄國商人每四年得來北京通商一次。但是，沙俄卻一再違反這個規定。在康熙三十六年至五十七年（一六九七——一七一八）的二十年間，俄國商隊一共來了十次，平均兩年就有一次。而非法私商又倍蓰于合法商隊。有些私商并沒有合格證書，他們或者在西伯利亞的地方官那裏弄一張通行證，或者僞造證書，偷來北京進行貿易。加上邊界上經常發生私逃活動，在制止無效之時，清廷終于在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停止了北京的貿易。
恰克圖條約的簽訂，恢複了中斷五年的中俄貿易。在恰克圖條約中，規定了在北京互市外，又增加恰克圖和尼布楚地方（後定在粗魯海圖）兩處邊界貿易，其中恰克圖的貿易日益增長，很快就成爲中俄貿易的一個中心。十年以後，中國方面打算停止北京互市，所有在北京的貿易，都移到恰克圖進行。但是，沙俄不僅置中國意見于不顧，繼續派商隊前來北京，而且違背條約，在恰克圖邊界私征稅收，戕害卡官，越界遊牧盜竊，私釋竊犯。因此，清廷在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停止北京互市，在二十九年（一七六四）、四十三年（一七七八）和四十九年（一七八四）先後三次停止恰克圖貿易，進行制裁。其中第一次停了四年，第二次停了一年，第三次則停達八年之久。
三、關于出口商品的禁止和限制。
清王朝對出口商品的限禁，首先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火炮、軍器是絕對禁止出口的，制造火炮、軍器的原料，如硫磺、銅、鐵，也禁止出口。而在“尺鐵不許出洋”的禁令下，甚至鐵鍋也不許出口。顯然，從軍火到鐵鍋的限禁，都不是出于經濟上的考慮。同樣，糧食在有清一代也是禁止出口的，這裏當然有經濟上的考慮，即“保障民食”，但政治上的原因，仍然居着首位，即防止所謂“接濟奸匪”。出口商品的限禁，在對付西方殖民主義國家的入侵活動中，也是一個重要的手段。十八世紀八十年代後半期，大黃出口的禁止，就是一例。大黃一向是對俄國的一項重要出口商品，沙俄對大黃的貿易，特別重視。在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以前，一直由沙皇直接掌握，私商根本無從染指。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恰克圖第三次停市以後，清廷禁止所有通商口岸的大黃輸出，連廣州也不許出口，以免輾轉輸入俄國。這樣嚴格的限禁，對遏制沙俄的違法行爲，産生了一定的效果。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恰克圖貿易重新恢複以後，中俄邊境維持了一段比較長的平靜時期。
總起來說，清王朝的禁海閉關，着眼于國防的安全，防止外國的侵略。而其所以可能，則是由于中國當時仍然是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乾隆五十七年恰克圖重新開市以後，在當年簽訂的恰克圖市約中，開頭就說：“恰克圖互市于中國初無利益”。一年以後，乾隆帝在給英國國王的信中也說：“天朝物産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一直到鴉片戰争前夕，道光帝仍然說：“天朝天豐财阜，國課充盈，本不藉各國夷船區區貨物以資賦稅”。這一點，西方侵略者也知道，他們承認，他們之所以打不開中國市場，是“因爲中國人發現能夠依靠自己的産品生活”，中國人在自己的國度以内，能夠保證足夠的“内部安全和繁榮”。因此，西方侵略者要打開中國大門，單純憑商品是不夠的，還得在商品之外，再加上大炮。中國要抵禦外國的侵略，單靠禁海閉關，也是不行的，還得在此以外，也加上大炮。清王朝固然有禁海閉關的手段，卻缺乏抵禦外國大炮的力量，它縱能禁拒于一時，終究不能摒侵略者于國門以外。
二、對外貿易的管理
清王朝在對外貿易的管理上，也體現了禁海閉關政策中的限制原則。
首先表現在對外國商隊、商船和商人的管理上。
在中俄陸路貿易中，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就規定：俄國商隊每四年才能來北京通商一次，每次人數不得超過二百，在北京停留至多八十天，不許超過。
在廣州的海上貿易中，規定更加嚴格。那裏的外國船隻，最初隻許停泊澳門，不許進入廣州。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始準停泊距廣州四十裏外之黃埔。澳門的船隻，則限定在二十五隻以内，不許增添。所有外商船隻，必須連環保結，一人犯法，各船負連帶責任。在入港之後，必須卸除船上軍火炮位，方準貿易。護貨兵船，隻許在距廣州一百六十裏的虎門以外的洋面停泊，不許進入虎門要塞。外國商人在銷貨、辦貨完畢以後，必須依限回國，不許滞留廣州。間有因事滞留，亦應離開廣州去澳門居住，事畢回國。其在廣州居住期間，必須寓歇行商館内，受行商管理稽查，不得自由行動。
其次，表現在中外商人相互關系的規定上。
在這些規定中，有以下三個比較重要的方面。
一、外國商人隻能和中國官方指定的商人進行貿易。
在恰克圖的陸路貿易中，所有參加貿易的中國商人，必須先向理藩院領票，憑票經商，“無票者即屬私商，查出照例治罪”。商集分設八行，選殷實者爲行首，與衆商會同估定貨價。各商按到集先後，以次交易。
在廣州、甯波、廈門，也有專門經營對外貿易的行商組織。中國出口大宗的絲茶，完全由行商包攬，禁止行外散商插手。外商進口貨物，也隻能賣給行商，不能賣給行商以外的任何商人。
廣州經營對外貿易的行商，更具有官商的性質。在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行商成立之初，廣東地方當局就規定外國商人必須“各自照貨，分別投行”。行商對海關承擔義務，代理外商赴官納稅。乾隆元年（一六三六），行商開始對外國商船實行擔保。十年（一七四五），粵海關監督正式設立保商，由各行商選充，定爲制度。在承攬貿易之外，還代理外商繳納船鈔、貨稅及其他承保事務。乾隆二十五年（一七六○），行商成立公行組織。從此，行商不僅承攬貿易、鈔稅，而且成爲外商一切活動的實際管理人。嘉慶十八年（一八一三），廣州海關監督将從前行商得選舉行總的辦法定爲制度，設立總商名目，在各行商中選一、二人“總理洋行事務，率領各商與夷人交易”。通過總商，更便于對外國商人的控制。
二、外國商人不得和中國内地商人進行任何聯系。
這方面的控制，更加嚴格。外國商人不僅嚴禁進入中國内地，而且根本不許與内地商人有任何直接或間接的接觸。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兩廣總督的管理外商條例中，有一條就是禁止外國商人雇傭中國人進入内地購買貨物，探聽貨價。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廣東巡撫又進一步禁止行商代運外國貨物到内地發賣。這就是說，外國商人的買賣活動，隻能限于廣州，既不許托人到内地收購貨物，也不許托人到内地推銷貨物。
三、外國商人不得和中國商人發生資金上的借貸關系。
中外商人之間發生借貸活動，在十八世紀初期，就已經引起清王朝的注意，而爲了禁止這種活動，清王朝也采取了相當嚴厲的措施。在中俄貿易中，中國商人和俄國商人之間，在十八世紀初就曾因債務問題而發生糾紛。爲了制止這種事件的再度發生，康熙五十五年（一七一六），清廷下令把欠債的中國商人加以拘禁，并不許兩國商人彼此賒賣。乾隆二年（一七三七），又再次禁止中國商人和俄國商人發生借貸關系。在廣州，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兩廣總督的管理外商條例，也透露了同樣的事實而加以查禁。以後在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四十九年（一七八四）、六十年（一七九五）、嘉慶十九年（一八一四）和道光十一年（一八二一），又不斷重申同樣的禁令。許多行商由于不能清償欠款，陷于破産，以緻充軍邊遠或瘐死獄中。外商借款之所以發生，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貿易上的賒買、賒賣以及中國市場的利率大大高于西方國家，給放款的外國商人提供高額的利息收入；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外商通過放款，可以左右中國行商，有利于西方勢力的侵入。清廷之所以查禁，不僅是爲了防止行商破産，取締外商重利滾息，維持正當貿易，也還是爲了防止外國侵略勢力的滲透。乾隆二十四年的管理外商條例中，就把查禁中國商人“領借外國資本”列爲防夷五事之一，認爲這樣下去，難免互相勾結，滋生事端。
但是，所有這些規定，并不都能得到認真的執行和貫徹。
在中俄陸路貿易中，俄國商隊不僅違背四年一次北京互市的規定，而且在每次互市中，也不遵守雙方規定的條件。商隊人數按規定不得超過二百人，實際上在康熙四十三年（一七○四）以前，每次人數都超過二百人，有時甚至将近千人；商隊在北京停留時間，按規定不得超過八十天，實際上每次都在百天或百天以上。
在廣州的海上貿易中，有些規定幾乎形同虛設。起卸軍火炮位的規定，在清初順治年間，名義上即已開始執行，但是直到乾隆元年（一七三六），來到廣州的外國商船炮位，卻仍“聽其安放船中”。這一年乾隆帝重申禁令，但是外國商人通過行商進行賄賂，使這一條一再頒布的禁令變得有名無實。對外商行動的限制，更是不起作用。盡管清王朝對在廣州進行貿易的外國商人規定了居住的時間，不許長期逗留，但外國商人往往置之腦後。英國東印度公司駐廣州的大班，在十八世紀六十年代由臨時的、季節性的組織，變成長期的、永久性的機構。而這個變更，恰在廣東總督禁止外商長期逗留之後。至于中國商人和外國商人之間的債務關系，也是愈禁愈烈。十八世紀初，還隻是發生小量的、偶然的借貸關系。三十年代，外商向行商墊款購買絲、茶，便已成慣例。五十年代，開始出現因積欠外商貨款而破産的行商。至八十年代，單是行商所負的外商債款，亦即通稱的“行欠”，就達到四百四十萬元之巨。
由此可見，以禁海閉關爲支柱的對外貿易政策，在鴉片戰争前的二百年間，面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步步進逼，已處在節節後退之中。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廣州一口通商以後，曆任廣東督撫和海關監督，都把制定防範外夷的條例當作頭等大事。從那時起，一直到鴉片戰争，不到一百年之中，在廣州頒布的防夷條例，見之于官方文件的，先後就有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兩廣總督李侍堯的“防夷五事”，四十一年（一七七六）廣東巡撫兼海關監督李質穎的“防夷四查”，嘉慶十四年（一八○九）兩廣總督百齡等人的“民夷交易章程”，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兩廣總督李鴻賓等人的“八條章程”，十五年（一八三五）兩廣總督盧坤等人的 “防範夷人章程八條”。但是這麽多的防範條例，并不足以防止外國商人的胡作非爲，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侵略兇焰，猛烈地沖擊着衰老的“天朝體制”，抗擊外國資本主義入侵的任務，顯然不是腐朽的清王朝所能擔負的。
（二）中國與西方國家的貿易
中國和西方國家的貿易，無論是海上或者陸路，都在逐漸擴大。由于中國自給自足經濟的抵抗力，西方國家對中國的輸出，在數量上和擴展的速度上，受到一定的限制。西方國家的商人把他們的欲望得不到滿足的原因，歸咎于清王朝的人爲障礙。然而，這二百年中，不但貿易量在不斷擴大，而且和貿易發生聯系的金融活動，包括彙兌和放款，也有所發展。通過貿易和金融的勢力，西方國家逐漸取得貿易的支配權。這在廣州的貿易中，特別顯著。
一、貿易的擴大及其限度
中俄之間的陸路貿易，在恰克圖通商以前，主要在北京進行。當時俄國商隊一次攜帶的貨物，多的可以達到幾十萬盧布。康熙四十一年（一七○二）的一次商隊，所載公私貨物共達二十二萬三千三百二十盧布，被稱爲後來商隊的榜樣。雍正五年（一七二七）恰克圖開市以後，邊界貿易逐漸取代北京的貿易而有比較明顯的增長。開市初期，每年貿易額不過一兩千盧布，不到二十年，增加到五、六十萬盧布。從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至嘉慶十年（一八○五）的五十年間，每年貿易額由八十多萬盧布增加到一千一百餘萬盧布，年增長率達到百分之五點四。至于恰克圖條約規定的另一互市地——粗魯海圖，在恰克圖互市以前，是中俄交通要道，原來就有小量貿易。互市以後，轉不及恰克圖便捷。因此，始終沒有什麽發展。
在中俄陸路貿易中，沙皇和他的寵臣們，獲得了巨額的利潤。康熙三十八年（一六九九），由沙皇直接組織的一個龐大的商隊，在北京以價值一千盧布的俄國貨物換來中國貨物，在俄京以六千盧布出售，一轉手間，獲得巨利。十八世紀初期擔任西伯利亞總督的沙皇寵臣噶噶林，由于非法參加這種貿易，“他的親戚朋友，一個個都發财緻富”。在恰克圖的邊界貿易中，中國出口的大黃，在十八世紀四十年代，每普特二十盧布，等到俄國商人運至西歐，則平均以二百○八盧布出賣。而俄國大宗出口的皮毛，在十八世紀五十年代，給俄國商人常常帶來百分之二百至三百的高額利潤。
中俄貿易，也爲沙俄政府提供了平均線以上的關稅收入。在一七六○至一七七五年間，中俄貿易在沙俄對外貿易中所占的比例，分別爲百分之七點三和八點三，而關稅收入則達到百分之二十點四和三十八點五。
關于海上貿易，從十八世紀六十年代起，到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止，西方國家對中國的貿易額，由五百五十萬兩，上升到二千二百六十萬兩。七十年中，增加了大約三倍。這個時期，老的殖民主義者——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已逐步走向衰落，後起的英國，則有比較迅速的擴展，并且很快地居于主要的地位。在十七世紀初東印度公司成立以後的七十年間，英國對東方的出口，增加了将近十二倍。它在中國海上對外貿易中的比重，在十八世紀中期，已占百分之五十以上，到十九世紀初期，則進一步達到百分之八十左右。美國也是後來居上。它的商船首次進入廣州，是在一七八四年，八十年代後期，它對中國的貿易額，平均每年不過四十五萬兩，而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初，則超過了五百萬兩，不到五十年，增長了十倍以上。老殖民主義國家則每況愈下。十九世紀初，當英、美兩國的貿易總額達到三千多萬元之時，荷蘭在中國的貿易，沒有超過一百萬。西、葡兩國則更加衰落。其他西方國家如法蘭西、丹麥、瑞典等國，也有商船開來中國，不過他們的貿易，始終不占重要地位。下面是進入廣州港口的西方國家船隻及其噸位的變動數字。
這個時期中外貿易上的主要商品，在中國出口方面，以絲、茶、棉布爲主。十八世紀二十年代以前，絲的出口居于首要地位。二十年代以後，茶葉開始取代生絲成爲首要出口商品。進入三十年代，中國手織的所謂南京布開始出口，十九世紀二十年代，成爲僅次于茶、絲的重要出口商品。這三項商品的出口額，茶最高的一年達到四十萬四千三百二十擔（一八三二），絲最高達到九千九百二十擔（一八三三），南京布最高達到三百三十五萬九千匹（一八一九）。在出口的總值中，這三項出口一般占百分之八十以上。
進口商品以毛織品和棉花爲大宗。毛織品的貿易開始于十七世紀八十年代，最高的貿易額曾經達到三百六十萬兩（一八○八）。棉花貿易在十八世紀初年才開始試探，最初不過千擔左右，但發展迅速，到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最高達到五十萬擔，價值約達四百萬兩，超過了毛織品。這兩項都是英國對華輸出的主要商品，在貿易總值中，一般占百分之七十以上。
西方國家從對華貿易中，獲得大量的利潤。中國茶葉的出口貿易，是英國政府收入和東印度公司利潤的一個重要來源。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它除了每年給東印度公司提供一百萬至一百五十萬英鎊的利潤以外，還給英國國庫提供三百三十萬英鎊的稅收。生絲出口貿易，同樣使英國商人獲得優厚的利潤，十八世紀九十年代，一擔生絲在廣州的出口價格爲二百八十八兩，而給英國商人提供的利潤，在扣除一切費用以後，還淨餘一百四十四兩。也就是說，利潤率爲百分之五十。美國商人也從中國的出口貿易中，獲得優厚的利潤。中國的貨物在紐約銷售售價可以達到在廣州的購買成本的四倍以上。費城的中國貿易的先驅基拉德，從他在廣州的貿易中，積累了大量的資本。他投資于地産和公共工程，投資于銀行和保險公司，投資于鐵路和航運企業。在十九世紀初年，他已經自有船隻十八艘，其中有八艘專門從事中國的貿易。這樣優厚的利潤，在美國頓時引起了一陣陣的“中國狂熱”。
西方國家在對中國的出口貿易中，也能獲得很高的利潤。康熙三十八年（一六九九），一隻載貨共值五四七五英鎊的英國商船，在廣州成交以後，淨得一萬二千英鎊，相當于購貨成本的百分之二百二十。有的商品的盈利，是十分驚人的。乾隆四十四年（一七七九），英國商人在美洲西海岸以六分錢換來的一張皮毛，在廣州标價百元出賣。香料貿易，也是如此。康熙二年（一六六三），荷蘭商船在福建推銷香料，毛利在百分之二百五十至三百之間。嘉慶四年至五年（一七九九至一八○○）間，英國運到廣州的香料，售貨收入相當于資本的百分之三百五十。有一次東印度公司在安汶的代理人以兩千○七十六元購買的香料，在廣州得價八萬二千一百四十六元，相當于貨本的四十倍。盡管東印度公司在廣州的大班抱怨什麽貿易條件的苛刻，但是倫敦的總部“卻是單單靠了他們對華貿易中的利潤來支付他們股票的利息”。
雖然如此，西方國家的經濟力量，在這個時候還不足以打開以自給自足經濟占主導地位的中國市場。
當時貿易額最大的英國，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平均每年從廣州運出茶葉将近二十六萬擔，生絲将近八千擔。但是，它用什麽東西來換取中國貨物，一直是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他們的機制産品，并沒有獲得中國人的普遍接受。一直到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中國土産的南京布，無論在質地上和成本上，都優于曼徹斯特的棉布”。這個時候，英國人所消費的中國手織土布，超過中國人所消費的英國機制棉布。盡管他們在中國出口的絲茶貿易中獲得巨額的利潤，他們在向中國出口的個別商品如香料、皮毛，也能獲得高額的利潤，但是他們的出口大宗——毛織品，爲了換取絲茶，在十九世紀以前，一直是賠本出賣。在英國所有的對華大宗出口中，唯一能在中國獲得一定銷路的是棉花。但是，廣州進口的英國棉花，幾乎全部來自印度。作爲英國殖民地的印度所産的棉花，雖能部分地解決中英貿易平衡問題，但總的形勢是：英國除了最後以白銀支付以外，別無其他彌補貿易差額的手段。這在十八世紀八十年代棉花成爲主要出口商品以前，尤其如此。從十七世紀中以至十八世紀上半期，所有英國經營對華貿易的商人，都不得不攜帶大量白銀到中國來購買貨物。東印度公司船隻的貨艙，白銀經常占三分之二至四分之三乃至百分之九十以上。十八世紀中，每年輸入中國的白銀數量，一般都在四、五十萬兩之間，最高達到一百五十萬兩。
在這種情況下，西方侵略者不擇手段，用毒害中國人民的鴉片走私，來改變貿易上的逆差。
輸入中國的鴉片，主要來自英國殖民地的印度。這個毒品之可以用來彌補英國對華貿易的逆差，在十八世紀的三十年代，就已經引起壟斷中英貿易的東印度公司的注意。七十年代初，英國殖民政府在印度實行鴉片專賣，實際上，它是用來專銷中國。在實行專賣以後的第十年（一七八三），輸華鴉片至少在二十萬兩以上。一八一四年，東印度公司的貿易壟斷權除茶葉外，其他一律向散商開放，給英國的鴉片走私販子以強烈的刺激，對華鴉片出口立即猛增至二百五十萬元的空前數字。等到一八三四年東印度的特權全部取消，對華貿易完全向英國私人企業開放以後，鴉片走私又有進一步的增長，不到五年，就達到二千五百萬元的新高峰。
美國在和中國發生貿易關系後不久，就進行走私漏稅活動。最先來中國的山茂召，就極力宣傳鴉片可以“走私而又極其安全”。從十九世紀開始，“在廣州的美國洋行，無一不經常做這個買賣”。他們究竟輸送多少鴉片到中國來，始終是一個秘密，因爲從一開始，他們就是使用走私的辦法。根據顯然是縮小了的公開記載，在一八○五年剛開始的時候，全年的輸入量是一百○二箱，也就是一百擔左右。二十年以後（一八二七），這個數字就變成一千二百擔至一千四百擔。十九世紀初，鴉片走私還隻占美國對華出口商品價值的一小部分，到了二十年代之末，它就一躍而幾乎相等于其他所有出口商品價值的總和。
這樣迅速膨脹的鴉片走私，實際上是在武裝保護下明目張膽地進行的。在美國的鴉片飛剪船上，從刀劍槍矛到大炮重武器，一應俱全。走私販子，根本不把中國緝私兵船放在眼裏。英國大鴉片販子怡和洋行的鴉片走私船，甚至瘋狂到轟擊巡查鴉片走私的中國水師船隻。對于這種行徑，怡和洋行的老闆查甸卻無恥地說，這是 “最安全和最有紳士氣派的投機生意”。
鴉片走私的确給大英帝國和美利堅合衆國的 “紳士”們帶來了巨額的利潤。十九世紀初期，英國走私到中國的鴉片，每箱成本爲二百至二百五十元，在廣州出賣，所得利潤達到四百至五百元。三十年代中，一個美國鴉片販子以每箱二百五十元的價格收購鴉片，在福建沿海一帶以二千五百元的高價走私出賣。鴉片戰争以前的半個世紀中，英國對華鴉片貿易，爲數達五億元，其中有三億元是利潤。這種利潤“在商業史上是空前未有的，它在一個季度之内，實際上可以上升到支付二十艘一千四百噸船隻貨物的全部在中國的投資”。對于美國而言，鴉片“貿易”，“就像奴隸和釀酒廠一樣，成爲許多美國大資産的基礎”。
鴉片走私也解決了西方國家長久無法解決的貿易平衡問題，改變了中國對外貿易中白銀的傳統流向。嘉慶九年（一八○四）以後，東印度公司已經不再需要從歐洲向中國運送現銀。過了兩年，中國卻要把白銀運往印度，以彌補收支差額。嘉慶二十三年至道光十三年（一八一八——一八三三）間，中國白銀出口“在全部出口中整整占五分之一”。到了鴉片戰争前夕，每年白銀外流估計将近達到一千萬兩。西方的“紳士”們從鴉片“貿易”中得到“巨大的繁榮”，而鴉片的泛濫中國，則給中國人民造成巨大的災難。
二、關稅與貿易
在關稅與貿易的問題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商人經常以反對重課苛征爲口實，擴大其違法行爲和侵略活動。在廣州的貿易中，他們或者以停止貨船進口進行威脅；或者從事走私活動，逃避課稅；或者妄圖向廣州以北沿海口岸進行非法活動。凡此種種不法行爲，他們都是在抵制清王朝的苛征重課的借口下，明目張膽地進行的。
清王朝在對外貿易上，有的根本不征收關稅，有的雖然征稅，但就其正稅而言，稅率也是比較低的。
在中俄陸路貿易中，無論是在北京的貿易或者是在恰克圖的邊境貿易，基本上都是不征稅的。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北京正式互市，當時就規定對俄國商隊的貨物，給予免稅待遇。其後在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又重申“買者賣者，均不征稅”。至于恰克圖的邊界貿易，在恰克圖條約第四條中也明确規定“勿庸取稅”。在清王朝看來，恰克圖的貿易，隻要維持邊境安谧，取稅與否是無關重要的。至于北京互市，清王朝不但不加課稅，而且給予俄國商隊許多優待和便利。如供應商隊人員的給養，保護運輸牲畜的放牧，以至補助商隊途中的損失。雍正九年（一七三一），俄國商隊在來華途中，損失了一些牲畜，清廷還專門拔款一萬兩，進行救濟。
在海上貿易中，清王朝沿襲明代舊制，設立海關，征收貨稅、船鈔。這兩項稅收，都屬于正稅，按稅率計算，也是比較輕微的。
海關貨稅，基本上是從量稅。貨稅之于貨價，并無固定的比例。下面是幾項主要出口商品關稅占貨價的比例的一個估算。它大體上代表十八世紀初期的情況。
可以看出：貨稅與貨價的比例，最高沒有超過百分之九，低的不足百分之一，平均在百分之四左右。這個稅率和當時資本主義國家的關稅比較，并不算高。有的則大大低于資本主義國家的稅率。例如，當時英國對茶葉的進口課稅，就相當中國茶葉出口課稅的五十五倍。
船鈔是對貨船的征稅，按船隻體積大小，分等計算。在康熙三十七年（一六九八）以前，來自西方國家的西洋船隻和來自南洋一帶的所謂東洋船隻，二者的船鈔，并不二緻。前者大大高于後者。據粵海關稅則，在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以前，各種船隻的船鈔，有如下表：
00000000000000000000
康熙二十四年起，所有的東西洋船鈔，一律降低百分之二十。三十七年起，西洋船隻的船鈔，一律按東洋船隻計算。這兩次變動，無疑大大減輕了西方國家商人的負擔。而且，在實際征收中，還有降等減收的事例。就在東西洋船隻統一征收船鈔的次年（一六九九），英國船隻瑪斯裏斐爾德号本應列入二等，按原定稅率，應納船鈔三千兩，按新稅率隻納一千一百兩，海關當局又将二等改爲三等，納六百兩，又降低百分之二十征收，結果隻納四百八十兩，不及原定數目的六分之一。當時中等船隻每船載貨平均在十五萬兩以上，據此計算，船鈔征課不及貨值的千分之五。
由此可見，就額定正稅而言，無論貨稅、船鈔，都不足以構成外國商人的沉重負擔。
在額定正稅之外，還有一些附加。正是在這些附加上，外國商人經常發出反對的聲浪。這些附加，主要有以下三項：
繳送——這一項附加，是由對進口現銀課稅而來。在十九世紀初葉以前，中國對外貿易居于出超地位。外國進口船隻，經常攜帶大批現銀，以備購貨之需。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開關後，清廷沿明朝舊例，對進口現銀每兩抽稅三分九厘，名曰分頭銀。其後逐漸增加，至康熙五十九年（一七二○）前後，已增至百分之六。雍正四年（一七二六），廣州海關監督在分頭銀之外，複征百分之十的附加，名曰“繳送”。乾隆元年（一七三六），清廷以“繳送”與“舊例不符”，下令裁減，計每年免銀四萬數千兩至十三、四萬兩不等。至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共免過一百八十七萬三千餘兩。此後未見再有征收。
歸公——這一項附加，原爲海關吏胥、巡役私收入已的規禮。雍正五年（一七二七），開始解交國庫。乾隆元年（一七三六），正式列爲正項稅收。二十四年（一七五九），更将各種規禮名色一概删除，歸并核算，統稱“歸公”，分進出口兩項。進口每船額收一千一百二十六兩，出口每船五百餘兩。
行用——這一筆附加是從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開始的。當時行商顔時瑛等因積欠外商債款破産，海關當局著落聯名具保行商潘振承追賠。爲了攤還欠款，廣州各行商共同議定将本輕易售之貨，按固定價格征收百分之三的附加，以資應付，叫做“行用”。兩年以後，海關監督爲了“速清夷款”，饬令增加行用，加征進出口貨物達到四十七項。嘉慶六年（一八○一），又進一步擴大範圍，除了英國進口的大宗羽呢等外，其他進口貨物，一律征收行用。在實行的過程中，征收率也在不斷提高。如棉花原定每擔征收二錢四分，茶葉每擔征收六錢，到了嘉慶十四年（一八○九），棉花每擔實征二兩，提高了七倍多；茶葉每擔實征三兩，提高了四倍。行用的用途，在攤還行欠之外，也擴大到貢價、軍需、河工等各項派款。一八○九年全年征收行用七十萬兩，其中用之于貢價、河工、軍需以及皇帝的壽禮等等，共達四十二萬兩，占全部行用的百分之六十。
上述三項附加中，前兩項或實行時間較短，或随後有所減輕，惟有行用一項，雖開征較晚，卻不斷擴大加重。如果外國商人真的感到附加和勒索的沉重，他們應該着重反對行用的征收。然而，正是在行用上，外國商人表現出遊移和矛盾的态度。在行用的征收上，外國商人、中國行商和清朝皇帝以及海關大小官員，彼此互相依存而又互相矛盾。
征收行用的最初目的，雖然是爲了所謂“攤還夷欠”，實際上，它是清王朝勒索行商的産物。因爲不僅由“攤還夷欠”發展到貢價、軍需、河工等等的報效，是名符其實的勒索，而且所謂攤賠本身，也是變相的敲詐。随着清王朝敲詐勒索的加重，行用的加征亦随之擴大提高。嘉慶六年（一八○一），粵海關監督把行商的“常貢”由五萬五千兩增加到十五萬兩，行商随即把進口棉花的行用，由每擔二錢四分增加到二兩。行用的提高，引起外國商人對清王朝的抗議，但提高了的行用，卻又落入行商的腰包，清王朝并沒有直接占有行用。外國商人雖然反對行用的提高，但在行商處于困境時，卻又往往墊付行用，使行商免于破産。對外國商人說來，行商破産不但行欠沒有着落，而且他們可以利用的行商減少，不利于貿易的推進。因此，外國商人在反對提高行用的同時，又不得不多方設法維持行用。嘉慶二十二年（一八一七），東印度公司在廣州的大班直接放款給行商，以充實“公所基金”（即行用），達六萬二千兩之多。
三、貿易與金融
在廣州的對外貿易中，英國的東印度公司以及後來的英國散商和美國商人，除了經營貿易以外，還擔任了以彙兌和放款爲主的銀行角色。
彙兌——在英國東印度公司壟斷中英貿易的時期，中國對外貿易的彙兌業務，完全掌握在這個商業獨占機構的手中。廣州中國行商在進出口貿易的金融周轉方面，力所能及的是廣州到内地的彙兌，外彙則全然不能過問。從現存的東印度公司檔案中，可以判斷：公司廣州大班的彙兌業務，至遲在十八世紀六十年代初，已經開始出現。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廣州和倫敦之間的彙兌，成爲東印度公司的經常業務。八十年代初期，東印度公司廣州大班向倫敦開出的彙票，一年之中達到過一百一十多萬兩。十九世紀開始，東印度公司以外的英國散商和美國商人也開始參加進來，并展開了相當劇烈的争奪。東印度公司原來獨占的業務，雖然被侵奪分割，但絕對數量仍然有所增長，每年開發的彙票，增加到二百五十萬兩左右。
東印度公司以及英國散商和美國商人的彙兌業務，給他們帶來了多種的利益。它不僅給這些商人提供彙兌上的營業收入，而且減輕運現的負擔和風險，節省運現的費用。在十九世紀以前，東印度公司利用中英貿易中國方面的順差和中印貿易中國方面的逆差，以及殖民地的印度向宗主國的英國解款的需要，采用循環彙兌，也就是采用中國彙與印度，印度彙與英國，英國彙與中國的辦法，把中、英、印三角彙兌集中在自己的手裏。不僅在彙率的控制上取得了很大的好處，使“東印度公司的廣州賬房實際上成爲外彙交易的主宰”，而且給經營中印貿易的“港腳商人”提供“将印度棉花和鴉片的利潤運回印度的途徑”，同時又給公司本身提供“籌措對華貿易所需資金的方法”，還解決了公司由印度向英國解款的麻煩，一舉三得。
進入十九世紀以後，由于中印之間的貿易，亦即所謂港腳貿易的增加，東印度公司的彙兌業務，在時間上和數量上常常不能适應港腳商人的銷貨要求，同時由于印度鴉片走私的激增和中國輸印貨物的不足，原來中、英、印的三角彙兌，愈來愈趨于不平衡，于是又産生了新的辦法，這就是在中、英、印三角貿易關系之外，又把中英、中美貿易與英、美之間的貿易聯系起來，形成中、英、美之間的一個新的三角貿易和彙兌關系。
原來在十九世紀初葉的英、美貿易中，美國處于順差的地位，而在中美的貿易中，美國處于逆差的地位。長期以來，美國購買中國絲茶，除了一部分用鴉片或其他貨物抵償以外，主要依靠運現來彌補差額。中、英、美三角彙兌關系建立以後，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可以不再以運送現金，而以開發倫敦承兌的美國彙票作爲清償的手段。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以後，在廣州出售的美國彙票迅速增加，一八三一—一八三二年間，美國商人帶到廣州的彙票爲二百四十八萬元，一八三二——一八三三年就猛增一倍，達到四百七十七萬元。這樣做，對美國商人無疑是一個很大的方便，而在廣州販賣走私鴉片的英國港腳商人，則有可能取得美國的彙票，從而能以比前此“更優惠的條件”，向英國彙款。也就是說，使毒品鴉片輸入中國更加方便，條件更加優惠。
放款——除了掌握彙兌以外，東印度公司和英國散商，又通過放款擴展其貿易活動。從現存的東印度公司檔案中，可以查出至遲在十七世紀末期，就已出現英商放款給中國商人的記錄。十八世紀三十年代以後，這種放款已成慣例。其中有的是購貨墊款，有的則是将售貨所得現銀借給中國商人，收取利息。七十年代以後，在東印度公司以外，散商也大量參加進來，向中國行商放款，是他們最初來到中國所要獵取的一個目标。進入十九世紀以後，美國和普魯士的商人也步英國商人的後塵，成爲中國行商的債主。
這種放款，是标準的高利貸。它的年息，一般是百分之十八至二十，高的幾乎達到百分之四十，月息可以達到百分之五。乾隆四十四年（一七七九），中國行商積欠英商債款共達三百八十萬元，其中本金不過一百零八萬元，其餘都是由複利滾上去的。
這種放款，又是和他們的鴉片走私扣在一起的。爲了加強中國鴉片經紀人的周轉能力，他們常常給這些經紀人以小額的貨款，運用有限的資金，換取無限的利潤。東印度公司的廣州賬房在十九世紀的最初十年就曾透露，他們這樣做的結果，鴉片的價格就按照他們預期的那樣“獲得上長”。
這種放款，還和他們的彙兌業務扣在一起。常常出現這樣的情況：外國商人出借的款項，并不支付現金，而是開出由他們在本國的代理行号承兌的彙票。乾隆二十六年（一七七一），大行商潘振承爲了支付英國商人的貸款，就曾經請求東印度公司的廣州賬房，以向倫敦代發彙票的形式給予貸款。嘉慶二十二年（一八一七），另一個大行商黎光遠爲了購買印度棉花，也曾請求東印度公司的賬房，向孟加拉開發彙票作爲貸款。這隻是見于東印度公司現存檔案之一、二事例，類似的情形，是所在多有的。接受這種貸款，就必然要接受由債主規定的彙率，從而債務人在利息負擔之外，還必須承受彙率上的損失。
外國商人對中國商人的放款，也曾受到清王朝的禁止。但是這種禁止，實際上是不發生效果的。十八世紀七十年代以降，行商積欠外商債款經常在三、四百萬兩之間。在實行公行制度的八十二年間，無力償還的債款總數約在一千六百五十萬元以上。這些“用複利滾進的放款的積累”，不但是鴉片戰争前中國對外貿易的一付重擔，而且在鴉片戰争後還成爲英國侵略者勒索戰争賠款的一個項目。
四、貿易支配權的更叠
在廣州的對外貿易中，中外商人的相對地位，在一百多年的時間裏，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這些變化，标志着貿易支配權的更叠。
廣州經營對外貿易的行商，是具有一定獨占權的官商，是以封建政權在對外貿易經營管理代理人的面貌而出現的。乾隆二十五年（一七六○）以後，行商還進一步有了自己的組織——公行。它在對外貿易上的獨占性質，更加顯著。外有官府的支持，内有自己的組織的維護，廣州對外貿易便可處于行商支配之下。然而，事實并非如此。行商在和自己的主要對手——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接觸中，由獨立的商人逐漸轉爲受外國商人支配，甚至依附于外國商人的地位。
這種支配權的更叠，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關于貿易資金的周轉。上面提到從十八世紀初期起，行商拖欠外國商人款項，逐漸成爲經常的和普遍的現象。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最初是由于貿易資金的周轉。一方面，行商接受外商進口貨物，議定價格以後，并不立即付款，往往要等到轉售以後，才陸續給價。在外商回國之時，其未出售之貨，則作價留與行商，一俟售出，即作爲外商存款，按月起息。俟下次外商貨到，一面結清舊欠，一面又交新貨。這樣循環下去，外商手中，始終存一筆行商的欠款，而且由于本外有利，利又作本，輾轉積算，愈積愈多。另一方面，外國商人向行商購買絲、茶等出口貨物，由訂貨到交艙，至少需時百日。在通常情況下，外國商人都是預付行商百分之五十到八十的貨款，以便内地辦貨商人周轉資金。這一筆預付貨款，也往往積成行欠，而且也是愈積愈多，最後的結果是行商愈來愈依賴于外國商人，而失去原先的在對外貿易上的主動能力。這種現象，在十八世紀下半期已經相當明顯，到了十九世紀初，更爲嚴重。嘉慶十六年（一八一一），全體九家行商中，有六家新行商不能自立，需要東印度公司的借款維持。十七年至十八年，有五家行商相繼賠累，由東印度公司設法補救。十九年，十家行商中，有七家瀕于破産，也是由東印度公司先後籌款四十六萬兩，才得渡過難關。二十年，又有七家新行商向東印度公司求援，得到八萬七千兩的接濟才免于破産。新一輩的行商，幾乎完全依靠東印度公司，他們之是否免于破産，決定于公司的是否支持。當然，接受援助的行商，必須付出代價，這就是在付出重息以外，還得接受公司的監督，犧牲原來的獨立地位。
第二，關于商品價格的規定。在廣州開關貿易以後，進出口商品價格，原來是由行商公同酌議。康熙五十九年（一七二○）雖然規定行商與外商公同議定價格，實際上“中國商品按什麽價格出賣”，仍然“由公行來決定”。一直到十八世紀六十年代，在價格的議定方面，中國行商還有相當的主動權。在很多場合中，外國商人不得不聽從行商的議價。但是，在七十年代以後，行商破産開始增多，公行組織一度解散，商品議價的主動權逐漸從行商手中失去。八十年代中，中國的官方文件已經有這樣的記載：外商與行商交易時，“臨時定價，任意高下”，以緻行商“虧本借貸”。八十年代以後，在東印度公司的檔案中，也經常出現中國行商在規定入口商品價格方面，屈從于外商的事例。如乾隆五十二年（一七八七），行商要求降低進口哔叽和鉛的價格，就以得不到東印度公司的同意而不能實現。嘉慶三年（一七九八），東印度公司在進口鉛和錫的價格上，堅持鉛價要提高，錫價要維持原狀，雖然明知中國商人要虧本，也不讓步。中國行商雖然表示了異議，但是沒有效果，最後還是依了東印度公司的條件。嘉慶九年（一八○四），東印度公司又提高進口毛織品的價格，甚至威脅中國行商，如果不同意，就要降低中國工夫茶的價格。中國行商屈從了他們的決定，換來的僅僅是一個毛織品質量不降低的空洞保證。這隻是見之于記載的少數事例，但是它足以說明十八世紀七十年代以後，在廣州貿易中商品價格的決定權，已經開始旁落外國商人之手。
第三，關于貿易份額的分配。在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開關貿易之初，廣東官府曾規定“各處商人來廣，務各照貨投行”，即按商貨類別投行買賣，原無所謂在行商中分配貿易份額的規定。外國商人在各行商之間進行份額之分配，大約開始于十八世紀後半期。七十年代起，進口份額的分配，開始發揮“維持”行商的作用。爲了取得或保持份額，中國行商對外國商人的貿易條件，不得不曲意逢迎。嘉慶十四年（一八○九）在中國的官方文件中透露過這樣的情況：原來“夷貨到粵”，向系行商自行承辦，“不緻彼此多寡懸殊”，而“近年夷商司事者，竟随意分撥，售賣内地。行商因其操分撥之權，曲意逢迎，希圖多分貨物，轉售獲利，而奸夷遂意爲肥瘠”。在東印度公司的檔案中，也透露了同樣的情況。中國行商爲了保證他的份額，不惜在商品價格上屈從于外國商人。上述乾隆五十二年行商之所以對哔叽價格的讓步，主要是由于他們隻關心“在本季度的進口中能保證自己的份額”。而嘉慶三年行商在錫價上的讓步，也是爲了得到份額上的保證。在清王朝的上層官僚中，也有人贊成這種辦法，認爲可以免去行商“壟斷居奇，賤買貴賣，苦累夷人之弊”。這是本末倒置。在外商分配貿易份額的條件下，真正起“壟斷居奇”作用的，隻能是行商所“曲意逢迎”的外國商人。
第四，關于交易方式的變化。在十九世紀以前，行商在與外商的交易中，盡管在商品的價格和貿易的份額方面，已經開始受到外國商人的制約，但是他與外國商人，仍然是獨立的買賣雙方。他在交易中，仍然保持獨立的商人身份。盡管這時有些行商，由于資金不足，靠外國商人借款周轉，他的所得，實際已近于中間人的經紀費，但是整個說來，行商仍能保持獨立和主動的地位。然而，到了十九世紀初期，這種地位已明顯地發生變化。新的一代行商，已開始實行代理推銷、收取傭金的辦法，把自己從獨立的商人降爲掮客和買辦的地位。嘉慶十五年（一八一○），當過通事的行商謝嘉梧，“打破了百年的傳統”，第一次按照固定的價格，爲東印度公司專門推銷羽紗。他所做的生意，完全在東印度公司廣州大班的“指導和監督之下”。“他擔任的角色，實際上是公司的掮客”。到了嘉慶二十四年（一八一九），這種推銷辦法，已經由羽紗推廣到哔叽，由一個行商發展到許多行商。這一年，東印度公司以支付百分之三的傭金，委托行商代銷哔叽的貨值，達到十九萬九千多兩。以前東印度公司極力反對公行的壟斷貿易，現在卻掉過頭來要求行商“壟斷”他們的貿易，不過要在新的基礎上，即他們的指導和監督之下，成爲他們的“獨家經紀人”。
古老的中國行商，已經證明不是大英帝國壟斷東方貿易的東印度公司的對手。然而嚴峻的考驗還在後面。作爲英國新興工業資本開拓殖民地的重要工具、以代理行号爲主體的散商，已經大規模地湧向中國，代替東印度公司成爲英國擴張東方勢力的急先鋒。這些屬于“第二代”的所謂“自由商人”，是從來不“照着中國人的告示做生意”的，“他們采取了進攻的态度”，并且“要達到想望中的空前擴張”。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東印度公司停止了在中國的活動，但是這并不意味着英國侵略者的撤退。相反，新的一代加緊了他們的步伐，中國面臨着西方資本主義勢力更加嚴重的入侵威脅。
（三）中國與友鄰國家的貿易和經濟聯系
清王朝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和友鄰國家的貿易，加強了中國和友鄰國家的經濟聯系，促進了和友鄰國家人民的友好往來。
一、陸路貿易
中國西部和中亞細亞接壤。中國和中亞細亞的陸路貿易，有長期的曆史。位于伊朗、阿富汗和中國之間的撒馬爾汗和布哈拉，是中國和中亞一帶友鄰國家進行貿易的兩個中心。在清朝以前，這兩個地方經常有中國商人帶來絲綢、寶石、麝香、大黃等物和伊朗、阿富汗以及印度等國商人進行貿易。清朝統治時期，在塔克拉瑪幹沙漠南北兩側的兩條主要商道上，北路的吉昌，“店鋪栉比，市衢寬敝”，“繁華富庶，甲于關外”。南路的莎車，“貨若雲屯，人若蜂聚”，成爲當時對外貿的大城市。
中國和西南諸鄰國的陸路貿易，也有長久的曆史。在西藏，以劄什倫布爲樞紐，有兩條傳統的國際商道。一條西向，經拉達克以至克什米爾。一條南向，經不丹以達孟加拉。西向的商道，要越渡拉克達的無數高山和急流，然而在十七世紀每年都有商隊用三個月的時間，跋涉這條“經常需要攀附懸挂兩山之間的繩索才能通過”的商道上。克什米爾人用西藏羊毛織成的披巾，爲西藏人所喜愛，而西藏的特産麝香、茯苓、大黃以及著名的眼藥猛迷郎（即黃連），則是克什米爾商人回程攜帶的主要貨物。
由劄什倫布南向，是一條主要的商業孔道。在十七世紀中葉西向的商道受到阻滞以後，這條商道顯得更加重要。十八世紀中，在這條商道上，除了尼泊爾、不丹和西藏的直接貿易以外，還有從孟加拉輸入的棉花、皮革、煙草、染料、珍珠、珊瑚以及剪刀、眼鏡一類日用品。由西藏輸出的，則以岩鹽、金砂、硼砂、麝香爲大宗。遠離海洋的西藏人，把珍珠、珊瑚看成是“最寶貴的珍飾”，而西藏出産的金砂，經由尼泊爾流入印度，也使尼泊爾享有黃金之國的盛名。
在中國和中南半島上的越南、暹羅與緬甸諸鄰國的陸路貿易中，緬甸居于比較重要的地位。從雲南的大理到緬甸的八莫，是幾個世紀以來傳統的商道。盡管在八莫和大理之間橫着怒江和瀾滄江，兩江之間的海拔相差一千七百英尺，道路艱險，但是沿着這條商道的貿易卻沒有中斷過。
西南地區，到十八世紀中葉中緬發生沖突止，兩國之間維持了将近百年的和平局面，貿易也得到相應的發展。這時運載生絲和其他貨物到緬甸的商隊，常常需用三、四百頭公牛，有時使用馬匹達兩千隻之多。
乾隆三十年（一七六五）中緬發生戰争，清王朝封閉了邊境貿易。但民間貿易往來，并未完全停止。戰争經曆三年，邊境“尚有市肆”。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 ○），兩國恢複通商。這對緬甸的統治者，正是著名的雍籍牙王朝。緬甸的史學家認爲：“在整個雍籍牙王朝期間，中國對緬甸的關系，一向很尊重，把緬甸當作一個平等的國家”。從而“中緬兩國的貿易關系，就獲得了進一步的發展”。這時中緬之間的商路和交易的商品，都有所擴大和增加。中國商人在原有的商道以外，又沿着阿瓦河用大船滿載絲線、紙張、茶葉、果品以及各項什貨，從雲南境内運到緬甸京城，回程則載運棉花、食鹽、羽毛和黑漆。黑漆運回中國，“經過摻和香料加工以後，便成爲馳名的商品——中國油漆”。中國的文獻中說，緬甸“仰給内地者，鋼鐵、鑼、鍋、綢緞、氈、布、磁器、煙、茶等物，至黃絲、針、線之類，需用尤亟。彼處所産珀玉、棉花、牙角、鹽魚，爲内地商民所取資。”
十九世紀初年，中緬陸路貿易又有進一步的擴大。中國輸往緬甸的商品，如雄黃等不僅銷于緬甸，而且由仰光出口，遠銷西亞和歐洲。在緬甸對中國的出口中，棉花和玉石已成爲大宗商品。二十年代中期，由陸路運至中國的棉花，年達一千四百萬磅，不僅供應雲南，而且遠銷貴州、四川。由于棉花貿易的大量增加，三十年代的八莫，已經有了中國商人的棉花倉庫，經常有五百名左右中國商人住在這個棉花貿易中心。至于玉石貿易，在它的極盛時期，居住緬甸的雲南玉商達百餘家。開采玉石的工人，多以千計。每年玉石産量，達數千石。緬甸古都阿摩羅補羅的一所中國廟宇中，還保留有五千個中國著名玉商的名字。
中國自陸路以入越南，很早便見于曆史記載。現在廣西的友誼關，是兩國人民傳統的往來孔道。清朝初期，閩粵一帶人民曾經大量移入越南。自北部的諒山至中部的廣義，十四省中，都有他們的足迹。中越之間，也建立了比較密切的商業聯系。十八世紀中葉以後，廣西與越南之間的陸路貿易更加頻繁。當時内地赴越南貿易的商民，多從廣西平而、水口兩關和由村隘旱路出口。平而、水口兩關商人，在越南之高憑鎮牧馬庯立市；由村隘來商，在諒山鎮之驅驢庯立市。其中驅驢地方，爲各處貨物聚散之所。越南方面，還另在諒山鎮屬之花山添設店鋪，招徕平而關出口商人。七十年代中，這些商道上往來的中國商人，經常數以百計。
中國和暹羅的貿易，以海運爲主。但陸路貿易，也有長期的曆史。十七世紀中葉，暹羅的拍臘王朝和中國保持比較密切的聯系。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之間，長期居住暹羅的華僑達到三千左右。當十九世紀初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入侵暹羅古都大城以北時，他們發現那裏早已建立了中國的陸路貿易。中國商人克服了自然條件的嚴重障礙，開辟了通過緬甸撣邦進入暹羅的商道。暹羅境内的商道，可以到達難河上的難府和北部的重鎮南邦。在這些山川險阻的商道上，中國商人每年從内地帶來銅器、生絲、岩鹽、錫箔、花邊等日用品，然後又從暹羅把銅砂、象牙、獸角等貨運回中國。這種曆久不衰的陸路運輸，曾被西方國家看成是曆史的奇迹，它證明了和平貿易紐帶的牢固。
中國和東方鄰國朝鮮的貿易，一向以陸路爲主。在清朝統治全國以前，鴨綠江上的新義州和中江，圖們江上的慶源和會甯，就是兩國市易的傳統口岸。中朝邊境居民，一向“往來相善”，“或東或西，聽民所往”。清朝入關以後，維持定期市易的辦法。乾隆時期，會甯、慶源每逢開市，商人雲集，中國商人前往會甯市易者，一次可達二百餘名。市上交易的貨物，從藥材、紙張、毛皮、蔴布到牲畜、農具、食鹽、漁産，極一時之盛。
二、海上貿易
中國和海上鄰國的貿易，包括日本、朝鮮、琉球以及印度以東，伊裏安島、菲律賓群島以西的大片地區。其中馬來半島、蘇門答臘以東的南洋地區，海上貿易有比較顯著的發展。有些地方則出現相對的衰落。
日本、朝鮮、琉球
中國和日本一衣帶水，民間很早就有貿易往來。明末徐光啓說：“日本自宋以前，常通貢市。元時來貢絕少，而市舶極盛”。中日之間的民間貿易，早在明朝以前，已經有所發展。
清王朝建立之初，中日之間的貿易，有進一步的增進。當時清王朝爲了鼓鑄錢币的需要，每年從日本進口大量黃銅，中國輸至日本的貨物，則以綢緞、絲斤、食糖、藥材爲大宗。爲經營這些貿易而開赴日本的商船迅速增加。在清王朝入關以前的十年間（一六三四——一六四四），平均每年赴日商船爲五十七艘，一六八四年開海以後，五年之間（一六八四——一六八八），迅速上升到一百九十四艘（《華夷變态》上冊、中冊統計）。但是，銅的外流，引起了日本的憂慮。一六八八年德川幕府采取了限制的措施。中國國内産銅，也開始有所發展，因此中日之間的貿易，相應的減縮。到了十九世紀初期，兩國間維持正常貿易的船隻，沒有超過十艘，較清初已大爲減退。
中國和朝鮮的民間貿易，原隻限于陸路。清朝入關以前，對此一直嚴格執行。崇德二年（一六三七）規定：内地民人不但不許由海上前往朝鮮貿易，即使遇風漂至朝鮮境内，亦必解送回國。一直到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這種限制才稍有放寬。規定“内地商民船至朝鮮者，停其解京，除原禁貨物外，聽其發賣回籍”。雖然如此，中國民間的海上貿易，實際上并沒有什麽發展。
中國和琉球之間的民間貿易，在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開放海禁以前，也是嚴格加以禁止。以後始略放寬限制。私人船隻至琉球者，由政府發給執照，進行小量貿易。琉球輸至中國者，多爲海産；中國輸至琉球者，多爲農産。但是進出口的數量，都十分微小。一直到十九世紀初期，從琉球來到中國的船隻，每年不過兩、三隻，最多到過五隻，有時甚至一隻也沒有。
印度、緬甸
印度和中國之間的海上貿易，也有很長的曆史。十四世紀以前，中國的海船是中印海上交通的重要工具，南洋印度洋一線商旅，無不利用中國商船。十五世紀初期，從中國港口出發的大商船隊，每年都來到印度西海岸的古裏，裝載客貨。但是，在十五世紀三十年代以後，中印海上貿易逐漸趨于衰落。一直到十七世紀初期，才又在印度西海岸的果阿等地發現中國商人。但十五世紀的盛況，再也沒有出現。
緬甸在十九世紀以前，隻有偶爾順着緬甸南部丹那沙林沿岸而去的中國商人，還沒有出現大量的海上貿易。一直到十九世紀以後，中緬在陸路貿易之外，才開始有較多的海上貿易。中國廣東商人出現于緬甸中部古城阿瓦，是在十九世紀的二十年代，而第一個廣東商人訪問緬甸中部另一古城曼德勒，是在鴉片戰争以後的一八六一年。
馬來半島
從馬來半島北去以至暹羅、越南，南去以至蘇門答臘、爪哇，東去以至婆羅洲、菲律賓群島，中國民間的海外貿易，在這一廣大地區中，有比較顯著的發展。
馬來半島西岸的馬六甲，早在唐朝就和中國發生貿易上的聯系。明朝初年，中國商人已經大批來到這裏。十六世紀初，葡萄牙殖民主義者入侵馬六甲，中國商人在這裏的貿易，受到很大的阻礙。十七世紀中葉，荷蘭殖民主義者又取代了葡萄牙在南洋的地位，壟斷了馬六甲海峽的全部貿易。一六五九年荷蘭殖民當局無理規定，通過馬六甲海峽的中國商船，除了到鄰近的蘇門答臘島上的亞齊以外，別的地方一概禁止前去。而這樣一點“自由”，後來也爲荷蘭總督所剝奪。
爲了抵制荷蘭殖民主義者的壟斷，中國商人在十七世紀的後半期，紛紛從馬六甲轉向荷蘭殖民勢力尚未到達的柔佛、槟榔等地，開辟新的活動場所。馬六甲的貿易，在十八世紀以後，逐漸蕭條。
柔佛在馬來半島的南端。在十六世紀，這裏就是一個“通商于外”的地方。受荷蘭殖民主義者排斥的中國商人，很自然地首先選擇了這裏。十七世紀六十年代，這裏已成爲南洋貿易的一個中心。中國商人從國内運來茶葉、煙草和陶瓷器皿，參加貿易的馬來亞人不怕荷蘭殖民主義者的報複，也紛紛把當地的産品賣給中國商人。清初禁海期間，貿易受到一些限制。一七二七年正式開放南洋貿易以後，廣東商人又活躍起來。到了十八世紀中期，參加貿易的商人已由廣東擴大到福建、浙江等省；參加貿易的商品，也由茶葉、陶器擴大到二蠶湖絲。在柔佛以外，整個半島東岸的丁機奴、彭亨和吉蘭單，通市不絕。
槟榔是馬來半島西岸，馬六甲以北的一個小島。中國商人來到這裏，大約是在十八世紀的八十年代。這時正當英國勢力開始深入馬來半島。在英國入侵槟榔之前，這個島上幾乎沒有居民，幾年之中，中國僑民和當地的馬來亞人開墾了四百英畝以上的土地。這些“勤苦而安穩”的中國人，從事“幾乎所有的手工業和零售商業的絕大部分”。十八世紀終了之時，這裏的華僑增加到三千人，他們中間，有木工、石工、鐵工，還有從事種植的工人。他們爲開發這個地方，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進入十九世紀以後，新加坡在馬來半島的商業地位急速上升，取代了馬六甲、柔佛、槟榔，而成爲南洋貿易的中心。
新加坡是中國南海通印度洋必經之地，十九世紀初，英國殖民主義者以卑劣的手段據爲殖民地。在其入侵初期，爲了開辟新加坡與中國、暹羅、越南以至日本之間的直接貿易，曾經大量利用中國的帆船。每當“中國帆船來臨的季節，新加坡的市場，便大大活躍起來”。一八二四年以後，開往新加坡的中國帆船迅速增加，最多一年達到二百五十隻。往來于中國和新加坡之間的貨物，每次都在二百萬元以上。這種情形，一直維持到鴉片戰争。
暹羅和越南
暹羅和越南，處于中國和馬來半島之間，它們和中國的海上貿易，都至爲密切。
中國和暹羅的海上貿易，至遲在十五世紀初葉便已發生。十六世紀以至十七世紀，開始有所發展。中國商人去暹羅者，日益增多。十七世紀中葉，中國僑民長期定居暹羅者，已達三千人。首都大城有唐人區，商商繁盛，成爲“遠東最重要的貿易中心之一”。
十八世紀以至十九世紀初，中暹兩國民間海上貿易繼續得到發展。十八世紀初葉，暹羅大米開始輸入中國。這适應了中國封建王朝的需要，受到清廷的鼓勵。到了十九世紀初，每年開往暹羅的中國商船，達到十八艘左右。從暹羅運來中國的貨物，有大米、食糖、蘇木、槟榔等，中國運往暹羅的，則有生絲、銅器以及各項雜品，“甚至和尚用的剃頭刀，也從廣東進口”。這個時候，曼谷的五十萬人口中，有四十萬是中國僑民，湄南河上的中國帆船，伸延達兩英裏以上。
中國和越南的民間海上貿易，在明朝初年已經不乏記載。十六世紀後半期，由于中國商人入境增多，在靠近廣南的發福，形成了一個專爲中國貿易而設的市場。十七世紀以至十八世紀，這裏成爲印度支那的一個商業中心。十八世紀六十年代，居住在這裏的華僑達六千人。他們經營從甯波、廈門等地運來的茶葉、生絲、藥材、紙張、布匹、瓷器和銅器等，有時還從日本運來貨物，在這裏行銷。同時又把越南的貨物，如象牙、槟榔、胡椒、燕窩、藤黃、牛角以及黃金等，運回中國。進入十九世紀以後，兩國民間貿易，發展迅速。十九世紀三十年代，開往越南的中國商船，年在百艘以上，共達兩萬多噸。一直到西方殖民主義勢力侵占越南之前，中越貿易維持着順利的發展。
南洋群島
在蘇門答臘和伊里安島之間的南洋群島，是中國商人海外貿易活動的主要地區。在這一片廣大的海域中，幾乎每一個島上都有過中國商人的蹤迹。其中蘇門答臘、爪哇和加裏曼丹，是三個貿易集中地。
蘇門答臘鄰近馬來半島，在宋朝是古三佛齊國的所在地，“諸藩水道之要沖”，也是中國商船經常來往之處。一直到十七世紀，荷蘭殖民主義者入侵爪哇，在雅加答建立了殖民政權以後，南洋貿易重心才由蘇門答臘逐漸移到爪哇。這時中國商人在蘇門答臘的活動，也由島東南部的巨港，轉到西北部荷蘭勢力所不及的港口亞齊。在十七世紀八十年代中國開放海禁以後，每年都有十到十二隻滿載貨物的商船由中國開來，中國商人不但出售貨物，而且有時連船隻也出讓給本地商人，彼此建立了密切的聯系。
爪哇在蘇門答臘東南，中國商人來到這裏，可以上溯到公元九世紀。島上西北角上的萬丹，在明代已是中國商人和南海各地商人進行貿易的一個重要口岸。荷蘭殖民主義者入侵爪哇以後，對中國商人的活動進行種種無理限制。但是，中國商人和當地居民的聯系，仍然突破荷蘭殖民主義者的阻撓，不斷增長。一六一九年荷蘭入侵時，雅加達的華僑不過四百，一七三三年增加到八萬。這時從中國運載貨物而來的船隻，一年之中達到二十六艘，運茶達兩萬五千擔。十九世紀初，中國商人在港口貿易之外，還親赴内地向當地居民收購土産，同時供應居民迫切需要的食鹽和其他進口物資。
南洋群島中的最大島嶼加裏曼丹，也和中國有長期的貿易傳統和經濟聯系。島上南部的馬辰和西部的坤甸、三發，都是華僑和中國商人的集中地區。十八世紀七十年代以後，中國僑民在這裏不僅從事貿易，而且進行采礦，爲開發加裏曼丹島上的資源，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菲律賓
中國和菲律賓的民間貿易往來，長期維持友好的關系。宋、元以降，中國商船不斷來到菲律賓各島，其中南部的蘇祿和民都洛是兩個貿易中心。一五七一年西班牙殖民主義者侵占呂宋以後，對中國貿易進行多方限制和排斥。一七一八年西班牙國王甚至下令禁止中國的主要出口商品絲綢進入菲律賓。但是，長期形成的經濟聯系，不是殖民主義者一紙命令所能禁止的。中國絲綢不僅爲菲律賓人所喜愛，而且通過菲律賓，遠航到墨西哥，受到廣泛的歡迎。非律賓的華僑經濟，也不顧西班牙殖民主義者的阻禁，仍然得到一定的發展。十八世紀四十年代，呂宋的華僑已經達到四萬。在馬尼拉的華僑區“巴裏安”裏，中國商人“在幾條街上都有販賣絲綢、瓷器和其他商品的大商店”。
中菲的民間貿易受到西班牙殖民主義者的影響。傳統的中菲貿易中心蘇祿，自西班牙入侵以後，形勢即大爲改觀。十九世紀初，中國開往蘇祿的商船已寥寥可數，而曾經和中國發生過密切聯系的棉蘭老，也默默無聞。雖然馬尼拉的貿易仍然有所發展，但南部大片地區的貿易，卻從此衰落下去。
三、華僑的海外活動
中國與四鄰國家的民間貿易，促進了經濟關系的發展，而在加強這種相互的經濟關系上，華僑在海外的活動，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首先，中國和友鄰國家海上貿易的工具——中國帆船，在增進中外經濟的聯系方面，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中國造船和航海技術，在唐宋時期已很先進。帆船出海航行，也具有相當規模。明清時期，對民間出海貿易雖然橫加限制，但出海商船，仍然有所增長。在十六世紀末葉，民間商船每年出海數目，約有一百三、四十隻。到了十九世紀初期，則上升到三百隻左右。另外，華僑在海外自制自有的帆船，這時大約在二百隻以上。兩者合計，當在五百隻左右。每船平均噸位以三百計，共達十五萬噸。這在當時是一個相當大的數目。
中國商人在海外自制自有的帆船，不但經營中國的對外貿易，而且還經營僑居國家的海上貿易。十九世紀二十年代，華僑在暹羅投資制造的帆船，已達一百三十六艘，其中有五十四艘從事暹羅與越南、馬來亞以及爪哇之間的貿易。新加坡與越南之間的貿易，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有四分之三是由越南的華僑進行的。華僑經營的船業，和當地保持友好和密切的聯系。暹羅華僑經營的船隻，有的由暹羅人和華僑共同投資，有的由暹羅水手和華僑共同駕駛。
清朝造船技術陷于停滞的狀态，但華僑在國外打造的船隻，推廣了中國原有的先進造船技術。所造船隻，船體堅實而造價低廉。十八世紀後期，加裏曼丹的華僑打造一隻五百八十噸的大帆船，隻用去銀币四千二百五十元，每噸造價七元多一點，這在當時其他國家中是找不到先例的。十九世紀初期，暹羅華僑打造的船隻，每噸造價平均十五元，是當時東南亞各國最低的造價。毫無疑問，華僑的這些活動，對所在地造船業和航運業的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事實上，華僑推廣比較先進的生産技術，并不限于造船一項。在農業墾植、農産品加工、礦業開采以及印刷和各種日用品的制造上，都引進了比較先進的技術和經驗。對南洋各地的經濟發展，起了促進的作用。在這方面，值得特別提出的是礦産的開采。
南洋華僑在從事農業墾植之外，有很大一部分從事礦業開采。加裏曼丹的金礦，馬來亞、蘇門答臘的錫礦以及緬甸的玉石開采，都吸引了大量的華僑勞動。在十九世紀以前，南洋各地從事礦山開采的華僑，不但有熟練的勞動，而且有比較先進的技術，無不受到當地的歡迎。十八世紀初，蘇門答臘的土官就專門派人到中國南部各省，招聘中國工人參加邦加礦山的開采，因爲中國礦工的開采技術，比他們自己的“臣民所用的原始方法要優越得多”。
在華僑開發南洋礦業的曆史中，以羅芳伯爲首的廣東籍華僑在加裏曼丹的開礦活動，是特別值得重視的一頁。
加裏曼丹的三發，是這個島上金礦的主要産區。十八世紀七十年代以前，這裏還是一片荒野。一七七二年，一批廣東籍華僑在嘉應州人羅芳伯的帶領下，來到這裏。他們筚路藍縷，從事金礦的開采。一七七六年，他們在坤甸的東萬律，成立了一個以羅芳伯爲首的蘭芳大總制。在這個大總制之下，礦區所有成員，對礦區的收益都享有同等的權利。每一礦區，都向當地礦權所有者繳納一定的租金和人頭稅。由于它對内、對外都作了這樣一些公平合理的措施，所以獲得了一個順利發展的環境。從一七七二年起，四十年間，他們在這裏開發了三十多個金礦，使原來“長林豐草，廣袤無垠”的三發，成爲三萬華僑和一萬二千泰雅克人與馬來亞人的聚居地，其中單是金礦工人，就有一萬之多。而在數十裏以外的沙喇蠻，從事金礦開采的工人則達到兩萬。三發和坤甸，也成爲兩個重要的商業城市。
但是，華僑這一正當事業，卻受到荷蘭殖民主義者的百般迫害。他們先以所謂“收買”的名義，企圖據礦産爲己有，繼則用武力進行壓制，最後在一八八四年取消了蘭芳大總制，扼殺了數萬華僑曆盡艱辛的創業。但是，存在了一百零八年的蘭芳大總制，是十八世紀中國海外僑民的偉大創舉。荷蘭殖民主義者扼殺了它，總制取消了，金礦也随之廢棄了，昔日繁榮的三發礦區，重新淪爲窮困的荒野了。正如他們自己也不得不承認的那樣，大總制的“取消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中國人口的減少，對婆羅洲（即加裏曼丹）的發展，是一個幾乎無法複元的打擊”。
荷蘭殖民主義者摧殘蘭芳大總制，隻是西方殖民主義者對南洋華僑經濟進行排擠打擊的一個事例。這種打擊雖然無所不用其極，但是卻破壞不了華僑和當地人民通過貿易和經濟聯系而建立起來的友誼。西方殖民主義者壓制華僑經濟的措施，往往受到當地人民的抵制而無法實現。十七世紀初，當荷蘭殖民主義者侵占馬辰的香料貿易，開始對中國商人進行排擠時，當地的泰雅克人就曾經給以反擊。他們扣留了壟斷香料貿易的荷蘭商人，并殺死了一些橫行霸道的海盜水手。随後，荷蘭殖民主義者又對中國和暹羅兩國商民在航運上的友好合作極端嫉視，先後在一六六四和一六八八兩年中，連續使用武力進行威脅，要求暹羅當局不讓華僑在暹羅船上服務，這個陰謀也因當地人民的反對而未能得逞。十七世紀中，荷蘭殖民主義者入侵日本，先是想獨占日本貿易，排擠中國。這個目的達不到，便采用海盜辦法，對中國商船進行搶劫，但是，由于中日之間的友好關系，日本總是“使中國商船先歸，計程已遠”，然後才讓荷蘭船隻啓行。十七世紀五十年代，日本對荷蘭的這種海盜行爲，不止一次地進行抗議，甚至以停止貿易給以警告，終于使荷蘭殖民主義者不得不停止對中國船隻的截擊。一七四一年，荷蘭殖民主義者在雅加答對華僑進行血腥屠殺，幸存的中國人從雅加答大量移至東部爪哇，和“渴望打碎荷蘭枷鎖”的爪哇人聯結在一起，對荷蘭殖民主義者進行了頑強的抵抗。在東南亞各國人民反對殖民主義鬥争的曆史上，留下了值得珍視的一頁。
菲律賓和爪哇的華僑，對西班牙、荷蘭殖民主義者的多次野蠻屠殺，作了不屈不撓、可歌可泣的反抗！中國的封建王朝，對在海外爲抵抗西方殖民主義者而艱苦鬥争的廣大僑民，不但不給予任何保護和支持，反而誣之爲 “匪”、爲“盜”、爲“海賊”、爲“奸民”。把他們的英勇抗擊行爲，誣之爲“在外洋生事”；把他們受到的迫害，誣之爲“孽由自取”。在西方殖民主義者的筆下，受盡壓迫的中國僑民，竟成了什麽“侵略者”。他們誣蔑華僑“野蠻、卑劣”，“愚妄、苛細”，捏造和咀咒華僑的“惡行”，竟有四十四種之多，極盡歪曲誣蔑之能事。在他們看來，對至高無上的西方人有“反抗的傾向”，是大逆不道的“惡行”。但這正是千百萬華僑和整個中華民族不甘屈服于外國壓迫的可貴的反抗精神。中國人民以具有這種精神而感到自豪，并以其英勇的行動，載入世界進步的光輝史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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