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篇
曆法和數學
清朝在曆法和數學方面的發展，除了繼承中國古人的遺產外，還同時對西方的思想進行了介紹和比較。
天文學方面的代表人物之一是江浙人王錫闡，著有《曉庵新法》、《五星行度解》等十幾種天文學方面的著作。他不僅精通中西曆法，而且對二者進行了比較。他肯定了西洋曆法先進的地方，也指出了其中的許多缺陷和錯誤。他對日月食的算法，對一些天文數據的應用，以及回歸年的長度、歲差常數等問題，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由此促進了中國歷算學的發展。
另一個代表人物是安徽人梅文鼎，他窮其一生，整理了中國古代的歷算學，同時也對西洋科學加以研究和介紹。所著天文、曆法、數學方面的書籍，共達86種，在中外科學知識的整理上，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他寫的《古今曆法通考》，是中國第一部歷學史。其數學著作《中西數學通》，幾乎總括了當時世界數學的全部知識，達到當時中國數學研究的最高水平。他在該書的《方程論》部分，闡明瞭中國古代方程的獨創性，指出這種算法是西洋所沒有的；他在《勾股測量》、《九數存古》等部分，也都讚揚了中國古代算法的成就；此外，在《塹堵測量》、《幾何補偏》部分，他還介紹了西洋的球面三角學，並對西洋立體幾何作了論述和發展；而在《籌算》、《度算》、《比例數解》等部分中，則解釋和介紹了西洋的對數、伽利略的比例規等方法。
此外，一位蒙古族歷算學家明安圖，經過三十多年的深入研究，寫出了《割圓密率捷法》四卷，不僅創用「割圓連比例法」證明了三個式子，而且進一步創造了弧背求通弦、通弦求弧背、正矢求弧背等一系列的新公式。這是明安圖對數學的傑出貢獻。他是我國用解析方法對圓周率進行研究的第一人。
地理學
清朝時期隨著疆土的擴大，需要測量實際的國土面積。康熙時，曾組織人力對全國進行了測量，經過三十餘年的籌劃、測繪，製成了《皇輿全覽圖》。這部地圖「不但是亞洲當時所有的地圖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當時所有的歐洲地圖都更好、更精確」（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五卷）。
乾隆時，又派明安圖等人兩次到新疆等地進行測繪，最後在《皇輿全覽圖》的基礎上，根據測繪的新資料，製成了《乾隆內府皇輿全圖》。在這份地圖裡第一次詳細地繪出了我國的新疆地區。這兩份地圖，至今仍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嘉慶十五年（1820年）繪製的《重修大清一統志》的清代疆域圖，基本上反映了當時中國的版圖。
醫學
清代，中醫學傳統的理論和實踐經過長期的歷史檢驗和積澱，已臻於完善和成熟，而且療效在當時的條件下是卓著的，與世界各國醫藥狀況相比還略勝一籌。特別是溫病學派形成，在治療傳染性熱病方面，降低死亡率、預防傳染，起到了積極作用。中醫在治療溫病(包括傳染性和非傳染性發熱性疾病)方面成就的代表著作有葉桂的《溫熱論》、薛雪的《濕熱條辨》、吳瑭的《溫病條辨》及王士雄的《溫熱經緯》等。在康熙時期，還大力推行了來自西方的人痘接種以預防天花的方法。
乾隆時官修的《醫宗金鑒》九十卷，徵集了不少新的秘籍及經驗良方，並對《金匱要略》、《傷寒論》等書作了許多考訂，是一部介紹中醫臨床經驗的重要著作。
清代著名的醫學家有石壽棠，著有《醫原》，《溫病合編》等書。閻德伍，時稱「今之扁鵲」，名譽淮海，著有《閻氏錦囊》四冊，具體闡述中醫內科、外科、婦科及針灸的醫理與驗方。
1903年，清政府在京師大學堂設立醫學實業館，1904年，醫學實業館改稱醫學館，1907年停辦。
建築藝術
清代是中國古建築體系的最後一個高峰時期。早在明代，由於制磚手工業的發展，磚的生產大量增長，明代大部分城牆和一部分規模巨大的長城都用磚包砌，地方建築也大量使用磚瓦。琉璃瓦的生產，無論數量或質量都超過過去任何朝代。官式建築已經高度標準化、定型化。而清朝更於1723年頒布了《工部工程做法則例》，統一了官式建築的模數和用料標準，簡化了構造方法。
清代民間建築的類型與數量增多，質量也有所提高。皇家和私人的園林在傳統基礎上有了很大的發展。北京明清故宮和瀋陽故宮是明清宮殿建築群的實例，與前代相比變化較大：明清建築出簷較淺，斗拱比例縮小，「減柱法」除小型建築外重要建築中已不採用。
清代的園林建築在世界上一向享有盛名。如北京西郊的圓明園，周圍廣達三十里，擁有150多座精美的宮殿、台閣、寶塔等建築。從康熙時開始營建，乾隆時基本完成，道光時又有所增修，前後經歷一百餘年，耗費白銀約二億兩。
圓明園綜合了國內許多名園的特色。如海寧的安瀾園，蘇州的獅子林等等，都被一一仿建在園內。因此，它可以說是我國名園山水的一個縮影。圓明園還吸收西歐園林建築的特色，建有「西洋樓」，安裝有人工噴泉。園內建築物上的雕刻、繪畫，都是全國名工巧匠的藝術傑作。圓明園內還珍藏有歷代文物和藝術珍品，可以說是清朝的皇宮博物院。
圓明園是當時世界上最偉大的園林建築之一，但是卻毀於1860年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其中大批珍藏文物被搶劫一空。
除圓明園之外，在清代興修的建築物中，著名的還有頤和園，承德的避暑山莊和外八廟，拉薩的布達拉宮，北京的雍和宮等。
頤和園位於北京西郊，乾隆時期開始修建，當時稱為清漪園，後在同治和光緒年間擴建。頤和園包括萬壽山和昆明湖兩大部份，其中昆明湖是人工開鑿的。萬壽山上還修建了排雲殿和佛香閣，登上其頂部，可以鳥瞰頤和園全景。沿著昆明湖湖邊，還修建了長廊。長廊頂端繪有花草蟲魚，人物等各色圖案，非常漂亮。
避暑山莊又名熱河行宮、承德離宮，原為清代皇帝避暑和從事各種政治活動的地方。康熙時開始興建，完成於乾隆年間。它規模宏大，佔地面積達560萬平方米，分為宮殿區和苑景區兩大部分。其間蒼山起伏，湖光變幻，洲島錯落，殿堂成群，有康熙帝和乾隆帝親自題名的所謂七十二景。
外八廟分別座落於避暑山莊東面和北面的山麓上。是從康熙到乾隆年間陸續修建的。這些大型寺廟群，依山傍水，氣勢雄偉。其中有為紀念各部蒙古王公貴族來承德慶祝康熙帝六十壽辰而建立的溥仁寺，有仿照新疆固爾扎廟樣式而建築的安遠廟，還有仿照拉薩布達拉宮建成的普陀宗乘之廟和仿照日喀則的扎什倫布寺的形式而興建的須彌福壽之廟，等等。普陀宗乘之廟佔地面積22萬平方米，是外八廟中規模最大的一個。
避暑山在和外八廟的建造，吸取了中國南北各地建築佈局的特徵，表現了祖國各民族的建築風格，可以說彙集了中國古代造園藝術的大成。
2006年6月15日星期四
2006年6月12日星期一
歷史真貌─三大盛世天朝之一 清朝（十七）
音樂和服飾篇
音樂
同明朝一樣，清朝時期的說唱音樂更加豐富多采，其中南方的彈詞，北方的鼓詞，以及牌子曲，琴書，道情類的說唱曲種更為重要。
南方的彈詞以蘇州彈詞影響最大。蘇州出現了以陳遇乾為代表的蒼涼雄勁的陳調；以馬如飛為代表的爽直酣暢的馬調；以俞秀山為代表的秀麗柔婉的俞調這三個重要流派。以後又繁衍出許多新的流派。北方的鼓詞以山東大鼓、冀中的木板大鼓、西河大鼓、京韻大鼓較為重要。
而牌子曲類的說唱有單弦、河南大調曲子等；琴書類說唱有山東琴書、四川揚琴等；道情類說唱有浙江道情、陝西道情、湖北漁鼓等，少數民族也出現了一些說唱曲如蒙古說書、白族的大本曲。
以聲腔的流布為特點，清朝戲曲音樂出現了新的發展高峰。早在明代就發展起來的昆劇，到了清代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代表劇目如洪升的《長生殿》等。明末清初，北方以陝西西秦腔為代表的梆子腔得到很快的發展，它影響到山西的蒲州梆子、陝西的同州梆子、河北梆子、河南梆子。這種高亢、豪爽的梆子腔在北方各省經久不衰。
晚清時期，由西皮和二黃兩種基本曲調構成的皮黃腔，在北京初步形成，由此，產生了影響遍及全國的京劇，出現了程長庚、譚鑫培以及後來的梅蘭芳、程硯秋、周信芳等一代名角。各種地方小戲、評劇、越劇、楚劇等也獲得了較快的發展。
清代器樂的發展表現為民間出現了多種器樂合奏的形式。如北京的智化寺管樂，河北吹歌，江南絲竹，十番鑼鼓等等。明代的《平沙落雁》、清代的《流水》等琴曲以及琴歌《陽關三疊》、《胡茄十八拍》等廣為流傳。清代出現了華秋萍編輯的最早的《琵琶譜》。
服飾
清代是個滿漢文化交融的時代，尤其是服裝文化，也是在進入中國後，保留原有服裝傳統最多的非漢族王朝。特別在乾隆朝時期，乾隆制定了詳細的冠服制度，併圖示說明，以後子孫也能「永守勿愆」。
清代的男服分為袞服，為皇帝穿著；龍褂，為皇子所穿；朝服，最隆重的大禮服，為大臣上朝時穿著；補服，依紋飾不同而分別官階；吉服，清代的禮服，次於朝服是為吉服，用於吉慶典禮時穿著。此外，還有常服，規定很少，早先的長袍馬褂，主要是富貴人家才穿的服飾，後來逐漸普及，變成了一般的服飾，平日所戴的便帽就是瓜皮小帽，顏色是外面黑，裡面紅。
清代的女服分為朝服，皇后的朝服包括朝裙、朝袍、朝褂；吉服，由外褂與袍組成。常服多以長袍為主，長袍的下擺多垂至地面。掩蓋住旗鞋。滿族婦女穿的旗袍，早期是寬寬大大的，後來才變成了有腰身，在旗袍外面再加上一件「坎肩」（背心）也是很流行的裝扮。這種坎肩有大襟、對襟和琵琶襟等樣子，長度多在腰際，並綴有各種花邊。她們的鞋子也很特別，是一種花盆式的高底鞋。滿族女子的髮髻比漢族女子的高出五到六寸。
清朝時期漢族女子的服飾，在嘉慶、道光之前，仍與明朝時的服飾差不多，以衫裙為主。乾隆時期的婦女的衫襖，式樣比較寬大，長度一般在膝蓋以下。衣領通常是圓領或斜領，很少用高領。嘉慶之後，衫襖變得窄小，長度也明顯縮短。除了穿裙子的外，還有穿褲子的。褲子最開始是大褲管的，後來開始流行小褲管的。到了光緒年間，由於褲子的流行，女子穿裙子的人逐漸減少。
音樂
同明朝一樣，清朝時期的說唱音樂更加豐富多采，其中南方的彈詞，北方的鼓詞，以及牌子曲，琴書，道情類的說唱曲種更為重要。
南方的彈詞以蘇州彈詞影響最大。蘇州出現了以陳遇乾為代表的蒼涼雄勁的陳調；以馬如飛為代表的爽直酣暢的馬調；以俞秀山為代表的秀麗柔婉的俞調這三個重要流派。以後又繁衍出許多新的流派。北方的鼓詞以山東大鼓、冀中的木板大鼓、西河大鼓、京韻大鼓較為重要。
而牌子曲類的說唱有單弦、河南大調曲子等；琴書類說唱有山東琴書、四川揚琴等；道情類說唱有浙江道情、陝西道情、湖北漁鼓等，少數民族也出現了一些說唱曲如蒙古說書、白族的大本曲。
以聲腔的流布為特點，清朝戲曲音樂出現了新的發展高峰。早在明代就發展起來的昆劇，到了清代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代表劇目如洪升的《長生殿》等。明末清初，北方以陝西西秦腔為代表的梆子腔得到很快的發展，它影響到山西的蒲州梆子、陝西的同州梆子、河北梆子、河南梆子。這種高亢、豪爽的梆子腔在北方各省經久不衰。
晚清時期，由西皮和二黃兩種基本曲調構成的皮黃腔，在北京初步形成，由此，產生了影響遍及全國的京劇，出現了程長庚、譚鑫培以及後來的梅蘭芳、程硯秋、周信芳等一代名角。各種地方小戲、評劇、越劇、楚劇等也獲得了較快的發展。
清代器樂的發展表現為民間出現了多種器樂合奏的形式。如北京的智化寺管樂，河北吹歌，江南絲竹，十番鑼鼓等等。明代的《平沙落雁》、清代的《流水》等琴曲以及琴歌《陽關三疊》、《胡茄十八拍》等廣為流傳。清代出現了華秋萍編輯的最早的《琵琶譜》。
服飾
清代是個滿漢文化交融的時代，尤其是服裝文化，也是在進入中國後，保留原有服裝傳統最多的非漢族王朝。特別在乾隆朝時期，乾隆制定了詳細的冠服制度，併圖示說明，以後子孫也能「永守勿愆」。
清代的男服分為袞服，為皇帝穿著；龍褂，為皇子所穿；朝服，最隆重的大禮服，為大臣上朝時穿著；補服，依紋飾不同而分別官階；吉服，清代的禮服，次於朝服是為吉服，用於吉慶典禮時穿著。此外，還有常服，規定很少，早先的長袍馬褂，主要是富貴人家才穿的服飾，後來逐漸普及，變成了一般的服飾，平日所戴的便帽就是瓜皮小帽，顏色是外面黑，裡面紅。
清代的女服分為朝服，皇后的朝服包括朝裙、朝袍、朝褂；吉服，由外褂與袍組成。常服多以長袍為主，長袍的下擺多垂至地面。掩蓋住旗鞋。滿族婦女穿的旗袍，早期是寬寬大大的，後來才變成了有腰身，在旗袍外面再加上一件「坎肩」（背心）也是很流行的裝扮。這種坎肩有大襟、對襟和琵琶襟等樣子，長度多在腰際，並綴有各種花邊。她們的鞋子也很特別，是一種花盆式的高底鞋。滿族女子的髮髻比漢族女子的高出五到六寸。
清朝時期漢族女子的服飾，在嘉慶、道光之前，仍與明朝時的服飾差不多，以衫裙為主。乾隆時期的婦女的衫襖，式樣比較寬大，長度一般在膝蓋以下。衣領通常是圓領或斜領，很少用高領。嘉慶之後，衫襖變得窄小，長度也明顯縮短。除了穿裙子的外，還有穿褲子的。褲子最開始是大褲管的，後來開始流行小褲管的。到了光緒年間，由於褲子的流行，女子穿裙子的人逐漸減少。
2006年6月9日星期五
歷史真貌─三大盛世天朝之一 清朝（十六）
繪畫藝術
清代畫壇由文人畫占主導地位，呈現出崇古和創新兩種趨向。文人畫在題材內容、思想情趣、筆墨技巧等方面各有不同的追求，並形成紛繁的風格和流派。山水畫科和水墨寫意畫法盛行，湧現出許多不同風格的流派。宮廷繪畫在康熙、乾隆時期也獲得了較大的發展，民間繪畫以年畫和版畫的成就最為突出，呈現空前繁盛的局面。清代繪畫的發展，可分為早、中、晚三個時期。
早期從明末至康熙年間，文人山水畫興盛，有被稱為「正統派」的「四王」畫派，特別受到皇帝和上層社會的欣賞。他們承續明末董其昌衣缽，以摹古為主旨，講究筆墨形式。他們在筆墨、構圖、氣韻、意境等方面，總結了一些規律性的經驗，尤其是發展了干筆渴墨層層積染的技法，豐富了中國畫的藝術表現力。他們的缺陷在於忽視師法自然，迴避現實生活，缺乏具體感受，致使作品大多單調、空洞，缺少生氣和新意。而「清初四僧」的弘仁、髡殘、石濤、朱耷，強調抒寫主觀情感，個性鮮明，藝術上也不拘一格，獨特新穎。他們借畫抒寫身世之感和抑鬱之氣，寄托對故國山川的熾熱之情。藝術上主張「借古開今」，反對陳陳相因，重視生活感受，強調獨抒性靈。其中石濤、朱耷成就最為顯著。石濤的山水不宗一家，戛然自立，景色郁勃新奇，構圖大膽新穎，筆墨縱肆多變，格調昂揚雄奇，是清初最富有創造性的畫家。朱耷以花鳥畫著稱，繼承陳淳、徐渭傳統，發展了潑墨寫意畫法。作品往往緣物抒情，以象徵、寓意和誇張的手法，塑造奇特的形象，抒發憤世嫉俗之情和國亡家破之痛。筆墨洗練雄肆，構圖簡約空靈，景象奇險，格調冷雋，達到了筆簡意賅的藝術境地。對後來的揚州八怪和近現代大寫意花鳥畫影響重大。
此外，徽州地區有以漸江、查士標為代表的新安畫派，南京地區有以龔賢為首的「金陵八家」， 揚州地區，以袁江、袁耀為代表的「袁氏畫派」，專畫亭台樓閣等，形成極富地域特色的畫風。
清初還有一批未成畫派卻各擅一科的畫家。如擅長人物和肖像的禹之鼎、王樹谷、謝彬、上官周等人；專擅龍、馬的周璕和張穆；畫山水負有時名的吳偉業、傅山、普荷、法若真、黃向堅等人。
中期為康、雍、乾年間，是清代社會安定繁榮時期，繪畫上也呈現隆興景象，北京、揚州成為繪畫兩大中心。京城的宮廷繪畫活躍一時，內容、形式都比較豐富多采。宮內除了設立如意館等機構以安置御用畫家外，還用入值「南書房」的形式，以吸收學士、朝官身份的畫家。宮廷繪畫的內容主要有：描繪帝后、大臣、少數民族上層首領的人物肖像畫，表現帝后生活的宮廷生活畫，記錄當代重大歷史事件的歷史紀實畫，供裝飾、觀賞用的山水、花鳥畫等。最負盛名的人物畫家有焦秉貞、冷枚、金廷標、丁觀鵬、姚文瀚等。山水畫家有唐岱、徐揚、張宗蒼、方琮等。花鳥畫家有蔣廷錫、鄒一桂等。還有一批供奉內廷的外國畫家，如郎世寧、王致誠、艾啟蒙等人。他們帶入西洋畫的明暗、透視法，創造了中西合璧的新畫風，還培養了不少弟子，深受皇帝器重。清代宮廷繪畫自嘉慶以後，日趨衰微，已無可以稱道的畫家。
在商業經濟發達的揚州地區，出現了以「揚州八怪」為代表的崇尚水墨寫意畫法，追求狂放怪異格調，擅畫「四君子」題材和花鳥畫。「八怪」並不限於8個人，而是代表了藝術個性鮮明、風格怪異的一批畫家。他們重視生活感受,強調抒發性靈，作品多寫梅、蘭、竹、石，善用潑墨寫意，具有較深刻的思想和熾熱的感情，形式也不拘一格，狂放怪異，在畫壇上獨樹一幟，富有新意。此外，形成地方畫派的有鎮江地區的張崟、顧鶴慶，創「丹徒派」或「東江畫派」。以新技法創派的有高其佩所立的「指頭畫派」，以手指代筆，簡率粗放，別具一體。宗此法者有如朱論翰、李世倬、甘士調、傅雯等。各擅一技的畫家，有善繪肖像的丁皋；精於花鳥的沈銓，張賜寧、張問陶、方薰；專攻蘭竹的的諸升；兼長金石學的山水畫家黃易、奚岡、趙子琛。
後期自道光至光緒，畫壇以新興的商業城市上海和廣州最為活躍，上海地區湧現出趙之謙、虛谷、任熊、任頤、吳昌碩等名家，形成所謂「海派」。這些畫家，在大寫意花鳥畫方面有重大發展，他們繼承了前人傳統，並將書法、篆刻等藝術表現形式融於繪畫，以遒勁酣暢的筆力、淋漓濃郁的墨氣、鮮艷強烈的色彩以及書法金石的佈局，創造出氣魄宏大、豪邁不羈的繪畫藝術形象，兼之詩書畫的有機結合，為文人畫開拓了新的天地。
廣州以居巢、居廉發韌，近代高劍父、高奇峰、陳樹人繼之，逐漸形成「嶺南派」。他們汲取素描、水彩畫法所形成的中西結合畫風，為中國畫的新發展作出了有益嘗試。
此外，堪稱自成一派的畫家，有改琦和費丹旭，在仕女畫領域各創「改派」和「費派」；承「四王」派系的湯貽汾和戴熙；廣東地區擅長人物畫的蘇六朋和蘇長春，並稱「二蘇「；善工筆花鳥的居巢和居廉，並稱「二居」。另有以山水畫擅名的錢杜、胡遠、吳谷祥、吳慶雲，各具特色。
在民間繪畫方面，以乾隆、嘉慶年間最為發達，尤其在工商業經濟繁榮的小城鎮比較活躍。民間畫工還組織了各種行會。主要有壁畫、版畫、年畫等畫種。民間畫像較明代有所提高，在寫實技法、表現形式等方面均有進一步發展。存世作品也相當多。版畫創作在康、乾時期曾興盛一時，由官家主持的「殿版」版畫，出現了許多宏帙鉅制，多由著名畫家起稿。典型代表作有焦秉貞的《耕織圖》、郎世寧等外國畫家繪製的《乾隆平定准部回部戰圖》等。民間版畫也很繁榮，由名畫家繪圖的木刻畫像、畫譜，計有數十種之多，著名的有劉源《凌煙閣功臣圖像》、上官周《晚笑堂畫傳》、王概《芥子園畫傳》、任熊《劍俠傳》、《於越先賢像傳》、《高士傳》和《列仙酒牌》等。同時，在小說、戲曲等書籍的木刻插圖中也有不少精品。
清代木版年畫最為興隆，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製作地區遍及大江南北的一些城鎮鄉村，並形成楊柳青、桃花塢、楊家埠、綿竹、佛山等富有地方特色的年畫。山東濰縣楊家埠年畫，屬於楊柳青年畫系統，注重原色，對比鮮明，風格淳樸，更適合廣大農村需要。江蘇蘇州桃花塢是南方年畫中心，產生於明末清初，清初至太平天國時期一直保持繁盛。作品在描繪傳統的喜慶吉祥題材的同時，還表現繁華的都市風貌。風格既有仿古的傳統面貌，也有講究透視、明暗的仿西洋畫法。四川綿竹年畫，始創於明末清初，盛行於光緒(1870～1908)年間，造型質樸、色彩艷麗。廣東佛山年畫始於明永樂（1404～1424）年間，盛於清乾隆至抗日戰爭期間，多繪門畫，銷行於華南、南洋等地。
在繪畫論著方面，清代繪畫史論著述的數量，超過以往的任何朝代，有數百種之多，,具有重要價值的也不下20～30種。談論畫理、畫法的理論著作，多論述元代以來的文人畫，並側重於山水畫，探討其歷史發展及藝術特點。專論畫法的許多著作，往往圖文並茂，以圖譜形式出現。代表論著有方薰的《山靜居論畫》、笪重光的《畫筌》、沈宗騫的《芥舟學畫編》、秦祖永的《桐陰論畫》等。
清代關於畫史要籍，體例多樣，既有通史、斷代史，也有專史、地方史；既有按時代排列的畫家傳記，也有按姓氏序列、類似人名辭典的畫家傳。斷代畫史方面，為明代畫家作傳的有姜紹書《無聲詩史》、徐沁《明畫錄》等。專為清代畫家作傳的有張庚《國朝畫征錄》，收錄清初至乾隆中葉畫家 450餘人；馮金伯《國朝畫識》和《墨香居畫識》，收錄清初至嘉慶時畫家1800餘人;蔣寶齡《墨林今話》，接《墨香居畫識》收錄乾、嘉、道、鹹四朝畫家1286人；張鳴珂《寒松閣談藝瑣錄》，又續《墨林今話》收錄鹹、同、光三朝畫家330多人，為清代斷代史的終篇。
清代許多繪畫論著與書法論著合一，同時還出現了綜合性的叢輯，《佩文齋書畫譜》是最重要的宏篇巨著，共100卷,引用書籍1844種,資料完備，體例精密,為書畫史論集大成之作。
清代的書畫流傳、收藏、鑒定等情況，較明代有更多資料可稽查，情況也更明晰。清皇室內府收藏十分豐富，在乾、嘉時達到鼎盛，超過任何朝代，藏品經鑒定、品評，還編纂成著錄書，全面完備，至晚清，內府收藏有所散失。私人收藏以明末清初時比較活躍，大批明內府散出的書畫，為梁清標、高士奇、安岐等著名鑒藏家購進，但至乾隆朝又大部分被收入內府。書畫著錄書甚多，體例亦更完備，還出現了集大成的叢書，如卞永譽的《式古堂書畫匯考》，即采錄了歷代的著錄書，彙編成一部巨著。
清代畫壇由文人畫占主導地位，呈現出崇古和創新兩種趨向。文人畫在題材內容、思想情趣、筆墨技巧等方面各有不同的追求，並形成紛繁的風格和流派。山水畫科和水墨寫意畫法盛行，湧現出許多不同風格的流派。宮廷繪畫在康熙、乾隆時期也獲得了較大的發展，民間繪畫以年畫和版畫的成就最為突出，呈現空前繁盛的局面。清代繪畫的發展，可分為早、中、晚三個時期。
早期從明末至康熙年間，文人山水畫興盛，有被稱為「正統派」的「四王」畫派，特別受到皇帝和上層社會的欣賞。他們承續明末董其昌衣缽，以摹古為主旨，講究筆墨形式。他們在筆墨、構圖、氣韻、意境等方面，總結了一些規律性的經驗，尤其是發展了干筆渴墨層層積染的技法，豐富了中國畫的藝術表現力。他們的缺陷在於忽視師法自然，迴避現實生活，缺乏具體感受，致使作品大多單調、空洞，缺少生氣和新意。而「清初四僧」的弘仁、髡殘、石濤、朱耷，強調抒寫主觀情感，個性鮮明，藝術上也不拘一格，獨特新穎。他們借畫抒寫身世之感和抑鬱之氣，寄托對故國山川的熾熱之情。藝術上主張「借古開今」，反對陳陳相因，重視生活感受，強調獨抒性靈。其中石濤、朱耷成就最為顯著。石濤的山水不宗一家，戛然自立，景色郁勃新奇，構圖大膽新穎，筆墨縱肆多變，格調昂揚雄奇，是清初最富有創造性的畫家。朱耷以花鳥畫著稱，繼承陳淳、徐渭傳統，發展了潑墨寫意畫法。作品往往緣物抒情，以象徵、寓意和誇張的手法，塑造奇特的形象，抒發憤世嫉俗之情和國亡家破之痛。筆墨洗練雄肆，構圖簡約空靈，景象奇險，格調冷雋，達到了筆簡意賅的藝術境地。對後來的揚州八怪和近現代大寫意花鳥畫影響重大。
此外，徽州地區有以漸江、查士標為代表的新安畫派，南京地區有以龔賢為首的「金陵八家」， 揚州地區，以袁江、袁耀為代表的「袁氏畫派」，專畫亭台樓閣等，形成極富地域特色的畫風。
清初還有一批未成畫派卻各擅一科的畫家。如擅長人物和肖像的禹之鼎、王樹谷、謝彬、上官周等人；專擅龍、馬的周璕和張穆；畫山水負有時名的吳偉業、傅山、普荷、法若真、黃向堅等人。
中期為康、雍、乾年間，是清代社會安定繁榮時期，繪畫上也呈現隆興景象，北京、揚州成為繪畫兩大中心。京城的宮廷繪畫活躍一時，內容、形式都比較豐富多采。宮內除了設立如意館等機構以安置御用畫家外，還用入值「南書房」的形式，以吸收學士、朝官身份的畫家。宮廷繪畫的內容主要有：描繪帝后、大臣、少數民族上層首領的人物肖像畫，表現帝后生活的宮廷生活畫，記錄當代重大歷史事件的歷史紀實畫，供裝飾、觀賞用的山水、花鳥畫等。最負盛名的人物畫家有焦秉貞、冷枚、金廷標、丁觀鵬、姚文瀚等。山水畫家有唐岱、徐揚、張宗蒼、方琮等。花鳥畫家有蔣廷錫、鄒一桂等。還有一批供奉內廷的外國畫家，如郎世寧、王致誠、艾啟蒙等人。他們帶入西洋畫的明暗、透視法，創造了中西合璧的新畫風，還培養了不少弟子，深受皇帝器重。清代宮廷繪畫自嘉慶以後，日趨衰微，已無可以稱道的畫家。
在商業經濟發達的揚州地區，出現了以「揚州八怪」為代表的崇尚水墨寫意畫法，追求狂放怪異格調，擅畫「四君子」題材和花鳥畫。「八怪」並不限於8個人，而是代表了藝術個性鮮明、風格怪異的一批畫家。他們重視生活感受,強調抒發性靈，作品多寫梅、蘭、竹、石，善用潑墨寫意，具有較深刻的思想和熾熱的感情，形式也不拘一格，狂放怪異，在畫壇上獨樹一幟，富有新意。此外，形成地方畫派的有鎮江地區的張崟、顧鶴慶，創「丹徒派」或「東江畫派」。以新技法創派的有高其佩所立的「指頭畫派」，以手指代筆，簡率粗放，別具一體。宗此法者有如朱論翰、李世倬、甘士調、傅雯等。各擅一技的畫家，有善繪肖像的丁皋；精於花鳥的沈銓，張賜寧、張問陶、方薰；專攻蘭竹的的諸升；兼長金石學的山水畫家黃易、奚岡、趙子琛。
後期自道光至光緒，畫壇以新興的商業城市上海和廣州最為活躍，上海地區湧現出趙之謙、虛谷、任熊、任頤、吳昌碩等名家，形成所謂「海派」。這些畫家，在大寫意花鳥畫方面有重大發展，他們繼承了前人傳統，並將書法、篆刻等藝術表現形式融於繪畫，以遒勁酣暢的筆力、淋漓濃郁的墨氣、鮮艷強烈的色彩以及書法金石的佈局，創造出氣魄宏大、豪邁不羈的繪畫藝術形象，兼之詩書畫的有機結合，為文人畫開拓了新的天地。
廣州以居巢、居廉發韌，近代高劍父、高奇峰、陳樹人繼之，逐漸形成「嶺南派」。他們汲取素描、水彩畫法所形成的中西結合畫風，為中國畫的新發展作出了有益嘗試。
此外，堪稱自成一派的畫家，有改琦和費丹旭，在仕女畫領域各創「改派」和「費派」；承「四王」派系的湯貽汾和戴熙；廣東地區擅長人物畫的蘇六朋和蘇長春，並稱「二蘇「；善工筆花鳥的居巢和居廉，並稱「二居」。另有以山水畫擅名的錢杜、胡遠、吳谷祥、吳慶雲，各具特色。
在民間繪畫方面，以乾隆、嘉慶年間最為發達，尤其在工商業經濟繁榮的小城鎮比較活躍。民間畫工還組織了各種行會。主要有壁畫、版畫、年畫等畫種。民間畫像較明代有所提高，在寫實技法、表現形式等方面均有進一步發展。存世作品也相當多。版畫創作在康、乾時期曾興盛一時，由官家主持的「殿版」版畫，出現了許多宏帙鉅制，多由著名畫家起稿。典型代表作有焦秉貞的《耕織圖》、郎世寧等外國畫家繪製的《乾隆平定准部回部戰圖》等。民間版畫也很繁榮，由名畫家繪圖的木刻畫像、畫譜，計有數十種之多，著名的有劉源《凌煙閣功臣圖像》、上官周《晚笑堂畫傳》、王概《芥子園畫傳》、任熊《劍俠傳》、《於越先賢像傳》、《高士傳》和《列仙酒牌》等。同時，在小說、戲曲等書籍的木刻插圖中也有不少精品。
清代木版年畫最為興隆，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製作地區遍及大江南北的一些城鎮鄉村，並形成楊柳青、桃花塢、楊家埠、綿竹、佛山等富有地方特色的年畫。山東濰縣楊家埠年畫，屬於楊柳青年畫系統，注重原色，對比鮮明，風格淳樸，更適合廣大農村需要。江蘇蘇州桃花塢是南方年畫中心，產生於明末清初，清初至太平天國時期一直保持繁盛。作品在描繪傳統的喜慶吉祥題材的同時，還表現繁華的都市風貌。風格既有仿古的傳統面貌，也有講究透視、明暗的仿西洋畫法。四川綿竹年畫，始創於明末清初，盛行於光緒(1870～1908)年間，造型質樸、色彩艷麗。廣東佛山年畫始於明永樂（1404～1424）年間，盛於清乾隆至抗日戰爭期間，多繪門畫，銷行於華南、南洋等地。
在繪畫論著方面，清代繪畫史論著述的數量，超過以往的任何朝代，有數百種之多，,具有重要價值的也不下20～30種。談論畫理、畫法的理論著作，多論述元代以來的文人畫，並側重於山水畫，探討其歷史發展及藝術特點。專論畫法的許多著作，往往圖文並茂，以圖譜形式出現。代表論著有方薰的《山靜居論畫》、笪重光的《畫筌》、沈宗騫的《芥舟學畫編》、秦祖永的《桐陰論畫》等。
清代關於畫史要籍，體例多樣，既有通史、斷代史，也有專史、地方史；既有按時代排列的畫家傳記，也有按姓氏序列、類似人名辭典的畫家傳。斷代畫史方面，為明代畫家作傳的有姜紹書《無聲詩史》、徐沁《明畫錄》等。專為清代畫家作傳的有張庚《國朝畫征錄》，收錄清初至乾隆中葉畫家 450餘人；馮金伯《國朝畫識》和《墨香居畫識》，收錄清初至嘉慶時畫家1800餘人;蔣寶齡《墨林今話》，接《墨香居畫識》收錄乾、嘉、道、鹹四朝畫家1286人；張鳴珂《寒松閣談藝瑣錄》，又續《墨林今話》收錄鹹、同、光三朝畫家330多人，為清代斷代史的終篇。
清代許多繪畫論著與書法論著合一，同時還出現了綜合性的叢輯，《佩文齋書畫譜》是最重要的宏篇巨著，共100卷,引用書籍1844種,資料完備，體例精密,為書畫史論集大成之作。
清代的書畫流傳、收藏、鑒定等情況，較明代有更多資料可稽查，情況也更明晰。清皇室內府收藏十分豐富，在乾、嘉時達到鼎盛，超過任何朝代，藏品經鑒定、品評，還編纂成著錄書，全面完備，至晚清，內府收藏有所散失。私人收藏以明末清初時比較活躍，大批明內府散出的書畫，為梁清標、高士奇、安岐等著名鑒藏家購進，但至乾隆朝又大部分被收入內府。書畫著錄書甚多，體例亦更完備，還出現了集大成的叢書，如卞永譽的《式古堂書畫匯考》，即采錄了歷代的著錄書，彙編成一部巨著。
2006年6月5日星期一
歷史真貌─三大盛世天朝之一 清朝（十五）
文學和史學篇
文學
唐朝以詩歌聞名，宋朝以詞傳世，元朝以曲著稱，明朝以話本和小說流行，到了清代，文學成就體現在小說和戲劇兩個方面。小說的成就中最著名的是曹雪芹的《紅樓夢》，蒲松齡的《聊齋誌異》和吳敬梓的《儒林外史》。
《紅樓夢》初名《石頭記》，成書於18世紀，是一部傑出的古典長篇小說。全書一百二十回，前八十回為曹雪芹所作，後四十回是高鶚續寫的。
曹雪芹，名霑，號雪芹。其先世原為漢人，清軍入關前入了滿洲正白旗籍。他祖上三代世襲江寧織造，是一個受到康熙帝特別賞識的貴族世家。後來他家被抄，移居北京西郊，他本人窮困潦倒，但他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開始寫作《紅樓夢》的。
《紅樓夢》以一塊補天剩下的石頭希望遊歷繁華紅塵為引子，引出了紅塵中聲名顯赫的四大世家中的賈寶玉、林黛玉等一干人物。通過描述諸多人物間的各種感情，對名利的不同看法以及四大家族的盛衰經過，作者希望告訴讀者：人一生的命早已注定，人與人今生的緣份只不過是因果的循環。正如書中的《好了歌》所言：
世人都曉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塚一堆草沒了。世人都曉神仙好，惟有金銀忘不了！終朝只恨聚無多，及到多時眼閉了。世人都曉神仙好，惟有姣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說恩情，君死又隨人去了。世人都曉神仙好，惟有兒孫忘不了！癡心父母古來多，孝順兒孫誰見了。
《紅樓夢》的藝術成就達到了我國古典小說的最高峰。它結構緊嚴，語言精煉、清新，所描繪的各種人物情態如生，躍然紙上，具有無窮的魅力。
蒲松齡（1640年～1715年），山東淄川人，清初著名的小說家。他描述了妖狐鬼怪的故事，結集為《聊齋誌異》，進一步表達了善惡有報的思想。《聊齋誌異》文筆流暢，語言簡潔而生動，故事情節波瀾起伏，引人入勝。
吳敬梓（1701年～1754年），安徽人。他所寫的《儒林外史》，是我國一部優秀的古典諷刺小說。在他筆下，「儒林」圍繞功名富貴而互相勾結、吹捧、敲詐，揭露了人性惡的一面。
清代的戲劇在明代的基礎上有了長足的發展。當時流行的地方戲如秦腔、弋陽腔、徽調、二簧調等先後進入北京，與昆曲爭勝。這些地方戲出於民間，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它們以其豐富多采的內容和形式，質樸明快的音樂和表演，通俗易解而又富於感染力的唱詞和賓白，贏得了人民群眾的喜愛，漸漸佔了劇壇的優勢。
此外，北方的山西梆子、豫劇等，也非常流行。乾隆年間，豫劇曾到廣州去演出。在南方，由弋陽腔發展起來的江西的贛劇，由皮簧系統發展起來的漢劇、湘劇、桂劇等都逐漸成熟，成為獨立的劇種。
隨著戲劇的發展，一些優秀的劇本也產生出來了。清初洪升的《長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最為有名。《長生殿》通過唐明皇李隆基和他的妃子楊玉環的故事，歌頌了生死不渝的愛情。《桃花扇》描寫了秦淮歌妓李香君與復社文人侯方域戀愛的故事，寫出了當時人民的亡國之恨，和南明弘光政權的腐朽。
史學
清代的史學也有相當的發展。清朝官修的《明史》，共332卷，記載了明朝二百多年間的歷史。《明史》被認為是二十四史中較為嚴謹的一部。
清代私人修史者也很多。黃宗羲的《宋元學案》、《明儒學案》等，開闢了研究學術史的新領域。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以及《大清一統志》、《盛京通志》和各地編纂的地方志，都有極其重要的歷史價值。
由於考據學的影響，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趙翼的《廿二史札記》，也都用考據方法，整理和解決了古代史的一些問題，對於後人有很大幫助。
康熙、雍正時，清政府組織了一批人力，編纂了《古今圖書集成》10000卷。內容分歷象、方輿、明倫、博物、理學、經濟六篇，每篇又分門別類，條理清楚，搜集宏富，是繼《永樂大典》之後的又一部大型類書。從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到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清政府又選派紀昀等160餘人編輯《四庫全書》。《四庫全書》分經、史、子、集四大類，各類又分許多子目，檢閱比較方便。這套大型叢書，共收錄書籍3457種，79070卷，裝訂成36000餘冊。書的來源可分兩部分，一是清廷的內府藏本，一是收集各省的民間私藏本。成書之後，抄錄七部，分藏於北京和外地。
《四庫全書》是中國最大的一部叢書，其中保存了許多珍貴的文獻資料。但清政府在修《四庫全書》的過程中，曾大量銷毀和刪改舊書，使一些書籍遺失，也使我們今日看到的部份書籍不再是原版著作。
文學
唐朝以詩歌聞名，宋朝以詞傳世，元朝以曲著稱，明朝以話本和小說流行，到了清代，文學成就體現在小說和戲劇兩個方面。小說的成就中最著名的是曹雪芹的《紅樓夢》，蒲松齡的《聊齋誌異》和吳敬梓的《儒林外史》。
《紅樓夢》初名《石頭記》，成書於18世紀，是一部傑出的古典長篇小說。全書一百二十回，前八十回為曹雪芹所作，後四十回是高鶚續寫的。
曹雪芹，名霑，號雪芹。其先世原為漢人，清軍入關前入了滿洲正白旗籍。他祖上三代世襲江寧織造，是一個受到康熙帝特別賞識的貴族世家。後來他家被抄，移居北京西郊，他本人窮困潦倒，但他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開始寫作《紅樓夢》的。
《紅樓夢》以一塊補天剩下的石頭希望遊歷繁華紅塵為引子，引出了紅塵中聲名顯赫的四大世家中的賈寶玉、林黛玉等一干人物。通過描述諸多人物間的各種感情，對名利的不同看法以及四大家族的盛衰經過，作者希望告訴讀者：人一生的命早已注定，人與人今生的緣份只不過是因果的循環。正如書中的《好了歌》所言：
世人都曉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塚一堆草沒了。世人都曉神仙好，惟有金銀忘不了！終朝只恨聚無多，及到多時眼閉了。世人都曉神仙好，惟有姣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說恩情，君死又隨人去了。世人都曉神仙好，惟有兒孫忘不了！癡心父母古來多，孝順兒孫誰見了。
《紅樓夢》的藝術成就達到了我國古典小說的最高峰。它結構緊嚴，語言精煉、清新，所描繪的各種人物情態如生，躍然紙上，具有無窮的魅力。
蒲松齡（1640年～1715年），山東淄川人，清初著名的小說家。他描述了妖狐鬼怪的故事，結集為《聊齋誌異》，進一步表達了善惡有報的思想。《聊齋誌異》文筆流暢，語言簡潔而生動，故事情節波瀾起伏，引人入勝。
吳敬梓（1701年～1754年），安徽人。他所寫的《儒林外史》，是我國一部優秀的古典諷刺小說。在他筆下，「儒林」圍繞功名富貴而互相勾結、吹捧、敲詐，揭露了人性惡的一面。
清代的戲劇在明代的基礎上有了長足的發展。當時流行的地方戲如秦腔、弋陽腔、徽調、二簧調等先後進入北京，與昆曲爭勝。這些地方戲出於民間，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它們以其豐富多采的內容和形式，質樸明快的音樂和表演，通俗易解而又富於感染力的唱詞和賓白，贏得了人民群眾的喜愛，漸漸佔了劇壇的優勢。
此外，北方的山西梆子、豫劇等，也非常流行。乾隆年間，豫劇曾到廣州去演出。在南方，由弋陽腔發展起來的江西的贛劇，由皮簧系統發展起來的漢劇、湘劇、桂劇等都逐漸成熟，成為獨立的劇種。
隨著戲劇的發展，一些優秀的劇本也產生出來了。清初洪升的《長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最為有名。《長生殿》通過唐明皇李隆基和他的妃子楊玉環的故事，歌頌了生死不渝的愛情。《桃花扇》描寫了秦淮歌妓李香君與復社文人侯方域戀愛的故事，寫出了當時人民的亡國之恨，和南明弘光政權的腐朽。
史學
清代的史學也有相當的發展。清朝官修的《明史》，共332卷，記載了明朝二百多年間的歷史。《明史》被認為是二十四史中較為嚴謹的一部。
清代私人修史者也很多。黃宗羲的《宋元學案》、《明儒學案》等，開闢了研究學術史的新領域。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以及《大清一統志》、《盛京通志》和各地編纂的地方志，都有極其重要的歷史價值。
由於考據學的影響，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趙翼的《廿二史札記》，也都用考據方法，整理和解決了古代史的一些問題，對於後人有很大幫助。
康熙、雍正時，清政府組織了一批人力，編纂了《古今圖書集成》10000卷。內容分歷象、方輿、明倫、博物、理學、經濟六篇，每篇又分門別類，條理清楚，搜集宏富，是繼《永樂大典》之後的又一部大型類書。從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到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清政府又選派紀昀等160餘人編輯《四庫全書》。《四庫全書》分經、史、子、集四大類，各類又分許多子目，檢閱比較方便。這套大型叢書，共收錄書籍3457種，79070卷，裝訂成36000餘冊。書的來源可分兩部分，一是清廷的內府藏本，一是收集各省的民間私藏本。成書之後，抄錄七部，分藏於北京和外地。
《四庫全書》是中國最大的一部叢書，其中保存了許多珍貴的文獻資料。但清政府在修《四庫全書》的過程中，曾大量銷毀和刪改舊書，使一些書籍遺失，也使我們今日看到的部份書籍不再是原版著作。
2006年6月1日星期四
歷史真貌─三大盛世天朝之一 清朝（十四）
清朝末年的天災
根據資料統計，清代各種天災的次數，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朝代。令人值得玩味的是，清代幾次大災，如大旱災、大洪災、大蝗災、瘟疫等都發生在1840年以後，特別在清代後期的咸豐、同治、光緒和宣統統治時期，災禍不斷。這是上天在譴責為政者和為民者的悖行。
咸豐時期的災荒有：
咸豐二年八月，崇陽雷鳴。四年正月十三日，平鄉雨雪雷鳴。十月初六日，應山雷。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南安雷震。十一年十月初一日，東光雷電。十一月十二日夜，宜都大雷。
咸豐四年到十年，許多地方發生蝗災，飛蝗蔽天。咸豐元年六月，崇陽蟲災。九年五月，蘇州禾田中出蟲，名曰稻。咸豐元年到十一年，南方基本是連年發生水災，北方是旱災和風災。此外，湖北，江蘇，山東等還多次發生地震。
咸豐二年春，日照大饑。夏，全縣大饑。六年，黃縣、臨朐饑。七年春，肥城、東平大饑，死者枕藉；魚台、日照、臨朐亦饑，人相食。夏，清苑、元氏、無極、邢台大饑。八年秋，興山饑。
咸豐五年六月，清水大疫。六年五月，咸寧大疫。十一年春，即墨大疫。六月，黃縣大疫。同治元年正月，常山大疫。四月，望都、蠡縣大疫。六月，江陵大疫，東平大疫，日照大疫，靜海大疫。秋，清苑大疫；灤州大疫；寧津大疫；曲陽、東光大疫；臨榆、撫寧大疫；莘縣大疫；臨朐大疫；登州府屬大疫，死者無算。二年六月，皋蘭大疫，江山大疫。八月，藍田大疫，三原大疫。三年夏，應山大疫，江山大疫，崇仁大疫。秋，公安大疫。五年五月，永昌大疫。六年二月，黃縣大疫。七月，曹縣大疫。九月，通州疫，泰安大疫。八年六月，寧遠、秦州大疫。七月，麻城大疫。九年秋，麻城大疫。冬，無極大疫。十年五月，孝義□疫。六月，麻城大疫。十一年夏，新城大疫，武昌縣大疫。
同治時期的災荒有：
從同治元年到十三年，全國許多地區下大雨和雹子，積地深數尺。湖北，山東等地連年洪水氾濫，水高丈許，沖塌民房眾多，死傷無數，田地毀壞嚴重。而南方許多州縣發生旱情。北方出現了饑荒。
從同治元年冬到十一年，山東地區發生大雨雷震。同治元年冬，三年，五年，六年，七年，九年冬，十一年，湖北多個地方莫名失火。此外，北方還連年發生風災，一些地方發生了地震。
同治四年秋，秀水有青蟲如蠶，喙黑，卷葉作網。十三年九月，嘉興田禾生蟲，食根，似黑蟻，蜂腰，六足，有須。
光緒時期的災荒有：
光緒元年到三十三年，華北地區每隔一兩年就發生嚴重的，旱災，蝗災和饑荒，而南方時常發生水災。光緒二年八月，寧津蟲傷稼。十四年春，泰安蟲災。
除了光緒二年，十七年，十八年，二十年，二十二年，二十四年等年份，幾乎每年都有地震爆發。此外，沿海地區時常發生風災。
從光緒元年到三十一年，全國許多地方下雨雹，大如核桃。光緒元年八月甲戌，青浦雷震南門塔。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京山大雷雨，安陸大雷電；夜，蘄水雷電四次。八年八月二十八日，玉田大雷，自二更徹夜。十一年十月二十日，東光聞雷。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九兩夜，德安大雷。十三年正月，德安大雷而雨。
宣統時期的災荒有：
宣統元年六月，蘭州黃河漲，泰安大水。宣統元年正月初四日，皋蘭縣災，延燒官捨六十餘間。二月二十六日，蘭州省城院門南街大火，延燒房屋二百零九間。宣統元年，甘肅全省亢旱。
除了上述列出的災害外，在晚清時期還多次出現瘟疫，比如天花，鼠疫等，造成了人口大量的死亡。這些災荒也加速了清王朝的滅亡。
伴隨著天災的常常是異常現象的出現。這些異常現象通常預示著什麼。
咸豐二年五月十七日，枝江天無片雲，有白龍降於一湖中，蜿蜒行數里，忽騰去。三年七月初七日，西鄉白龍見，長數十丈。七月十五日，黃陂龍見於聶口，鱗甲宛然，擁船隻什物於空中。十一月，西寧西納川降龍，臭聞數里。五年七月二十三日，石首風雷大作，頃之二龍接尾而上。六年五月，鄱陽縣兩頭蛇見。七年五月初八日，來鳳縣曾氏塘風雨驟至，有物長丈餘，乘風入塘，形似牛，身備五色，目灼灼有光，水噴起。八年六月十七日，雲夢有龍入城，壞廬舍無數，繞城東北去。十年三月，麻城龍見。五月，松滋天鵝塘出龍，行陸地，所過禾稼盡偃。十一年冬，平湖有二龍藏於海。
咸豐三年七月，應城堰水無故由南趨北，湧起如山，南北水二道中凹見底，移時始合。四年十一月，蘄水水湧，躍高數尺；青浦水無故自湧。五年六月，雲夢池水自溢，高尺許，頃復故。十一月初五，宜昌堰水，無風水自湧起尺許。
咸豐五年，隨州民家雄雞生卵。咸豐六年六月，麗水大樹無故自倒。八年，黃安有大椿樹，每至午，樹中有笑聲。九年，武進李樹生瓜。
咸豐七年秋，黃安有白光如電，燭暗室，有聲。十一年六月，棲霞有白光如疋練，橫掃西北，十餘日始滅。
咸豐元年五月丙午，灤州大風晝晦。二年二月，蓬萊大風晝晦。三年三月十四日，靈州晝晦，翼日始明。五年四月，灤州狂風晝晦。六年四月，南樂晝晦。七年四月初二日，景寧大風晝晦。十一年四月初四日，曹縣紅霾晝晦。
咸豐元年八月二十八日，隨州有天火自西南流東北，其光觸地，有聲如鼓。三年正月，通州有火如星如燐，以千百計，自西南趨東北，凡四五夜始熄。十年冬，肥城既昏，有火從地中起，如燐而火，色赤而青，作二流光，遍地皆燃。
咸豐元年六月，禮縣霪雨，山崩；袁家崖山崩裂，聲震如雷，縱二尺許，橫二百丈。十月，興山仙侶山崩。二年六月朔，狄道馬銜山裂；平河大雨，山崩，壓倒民房無數。三年三月十六日，雲和山裂二百丈。六月二十六日，景寧大雨，山崩，壓斃七十三人。鄖縣青巖崩裂十餘丈；保康大山崩移十里許，毀田廬無算；永嘉大雨，龍泉村山圮覆屋，壓傷十九人。四年七月，雲和山崩，壓斃三十餘人。五年四月，大通縣塔破山崩。六年五月初八日，來鳳大壩路猲甚山崩，壓斃三百餘人。九月，松陽大雷雨，山崩數十丈。
同治元年六月，定遠□民家雞生三足。六年，鍾祥民家雛雞生三翅。
同治二年九月，曲陽有火球自西南飛向東北，或散四方，或聚為一，其象無常。四年，通渭、泰安火光西現如隕星。
同治三年，蘇州有龍。四年正月，宜城龍見於芳草洲。六年五月初五日，高淳見三龍。十年三月二十二日，湖州有龍，狂風驟雨，拔木覆舟。五月十二日，高淳龍見。七月底，城有蛟起於井中。
同治三年，新閏民家豕生象，未幾即斃。同治三年，京山李樹結桃實。五年，分宜玉虛觀古梓杪產素心蘭。同治七年九月十五日，玉田有火光至空際化為白氣，長丈許，其中有聲如鼓。
同治元年二月二十六日，霑化風霾日曀。三月初三日，武強風霾晝晦。二年二月，崇陽大風晝晦。三年六月，菏澤大風晝晦。四年正月十四日，棗陽晝晦。五年正月二十八日，霑化大風霾。九年正月二十五日，霑化大風霾日曀。十一年七月，灤州大風霾。十三年四月，曹縣大風晝晦。
同治四年七月，固原山崩；漢陽舖有平石寬長丈餘，高四尺，忽自行里許始止。十三年七月十二日，宣平北門山崩。八月十一日，西和西山崩，走入城中，壓倒城垣二百四十餘丈，民房九十餘處，壓死四十九人。
光緒元年，豕生象，色灰白，無毛。十三年，皋蘭民家豕生一象。光緒十九年正月，靈台龍見於井中。二十一年十月，大通龍見於惠廣寺。
光緒三年八月十五日，菏澤、曹縣大風晝晦。十年五月十三日，興山晝晦。二十年二月二十七日，甘州大風晝晦。二十八年四月初四日，曲陽大風晝晦。三十一年，邢台晝晦。
光緒四年五月十二日，孝感塘水忽沸起，高二尺許，逾時始定；黃岡水自湧；雲夢塘自溢，久之始定。
光緒九年，興山民家雌雞化為雄。三十年，寧州民家雞生三足，後一足微短，行不著地。光緒三年，黃岡楓生梨實。二十二年，皋蘭民家杏樹開牡丹二。
光緒元年秋，海陽有白氣突起，移時始滅。
光緒元年正月十四日，灤州五聖祠突有火光，俄而火起高矗雲霄，祠竟無恙。五年冬，玉田見火球飛向東北，其聲如雷。二十二年四月戊子，南樂有火光徑尺，明如月，自西南往東北，尾長丈許，忽炸為火星四散。二十三年五月戊午夕，南樂有火光，圓可徑尺，飛向西南。二十五年十一月乙未夜，南樂有火光流空中，其明如月。二十六年七月壬戌夜，南樂有火光流空中。
光緒元年正月朔，西寧西川陰山崩。七月，舊洮州東明山崩。三年六月，河州紅崖山崩，壓斃二百餘人，牲畜無算。五年五月，文縣山崩。九年三月，光化馬窟山裂。十二年六月，河州草領山崩。十九年五月，狄道州皇后溝山崩，壓斃十三人。二十年二月二十七日，河州東八部蘭山崩。二十二年二月，河州哈家山崩。二十三年八月，寧遠大夫溝山崩。二十六年六月，漳縣還山崩，靜寧州南五台山崩，河州王家山崩。二十七年六月，皋蘭五泉山、三台閣山崖崩。三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洮州泉古山崩。三十二年五月，洮州莽灣山崩。七月，芽坡山崩。三十三年五月，寧遠小村槽山崩。
宣統元年六月，隴水赤三日。宣統元年六月十五日，秦州雒家川南山崩。
無論是天災還是異常現象的出現，作為人類，都應以敬畏之心接受上天的警示，並加以反省。否則，將面臨更大的災禍。
關於清朝滅亡的預言
關於清朝的滅亡，很多歷史上的預言都做了預測。
唐朝的《推背圖》第三十七象的讖文是：「漢水茫茫，不統繼統。南北不分，和衷與共」。頌文是「水清終有竭，倒戈逢八月。海內竟無王，半凶還半吉。」 圖中有一圓狀首級出水，喻指武昌起義導致清朝滅亡後，有袁(圓)為首出現。
「漢水茫茫 不統繼統」：「漢水」指武昌。此句意指武昌起義後，軍閥割據的局面取代了原本統一的宣統帝的清末王朝。「南北不分 和衷與共」意指全國上下，共渡艱難。「水清終有竭 倒戈逢八月」：「倒戈」意指武昌起義是清朝湖北新軍工程第八營中的革命黨人倒戈而起。此句喻指發生在宣統三年八月的武昌起義滅亡了清王朝。「海內竟無王 半凶還半吉」：「半凶還半吉」隱一袁字，意指袁世凱。此句意指清亡後軍閥割據，沒有王帥，在此狀況下袁世凱數次奪權篡位。
隋朝步虛大師預言詩第一首中預言道：雲暗暗，霧愁愁，龍歸泥土塑獼猴；三歲孩童三載福，月下無主水空流，萬里煙波一旦收。
「雲暗暗，霧愁愁，龍歸泥土塑獼猴」。「暗暗」者無光，反扣一個「光」字，「霧愁愁」者迷茫而無緒，反扣一個「緒」字，這一句指光緒皇帝，入土在猴年。真龍天子光緒皇帝入土。只得匆忙「塑獼猴」而冠冕, 只不過是「木猴而冠」而已。三歲的宣統坐了三年的皇帝；「月下無主水空流」為「清」字的三個部份被拆散，這句是說，清朝瓦解，萬里江山易主。
宋朝的《梅花詩》第五首預言道：清光宜向漢中看。指辛亥年在武昌爆發了起義，導致清朝滅亡。
清朝的滅亡
1908年11月，光緒帝駕崩。光緒死後，慈禧馬上下詔立醇親王載灃子、年僅三歲的溥儀為帝，年號宣統。溥儀，是宣宗之曾孫，醇賢親王奕枻之孫，是德宗的本生弟子。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2月7日)春正月十四日，生於北京什剎海邊的醇王府。
宣統帝即位三年，孫中山倡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爆發，清王朝的敗亡已經是不可逆轉的趨勢。清庭只得以光緒帝的未亡人隆裕皇太后和末代皇帝宣統的名義頒發退位詔書。清朝滅亡。又一個輝煌的王朝謝幕了，給歷史這個大舞台留下了不滅的印記。
1931年，溥儀在侵華日軍策劃下被挾持至東北。1932年3月出任日本傀儡政權「滿洲國」執政。日軍戰敗後被中共俘獲，後出獄工作。1967年10月17日在北京病勢，終年61歲。著有自傳《我的前半生》。
根據資料統計，清代各種天災的次數，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朝代。令人值得玩味的是，清代幾次大災，如大旱災、大洪災、大蝗災、瘟疫等都發生在1840年以後，特別在清代後期的咸豐、同治、光緒和宣統統治時期，災禍不斷。這是上天在譴責為政者和為民者的悖行。
咸豐時期的災荒有：
咸豐二年八月，崇陽雷鳴。四年正月十三日，平鄉雨雪雷鳴。十月初六日，應山雷。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南安雷震。十一年十月初一日，東光雷電。十一月十二日夜，宜都大雷。
咸豐四年到十年，許多地方發生蝗災，飛蝗蔽天。咸豐元年六月，崇陽蟲災。九年五月，蘇州禾田中出蟲，名曰稻。咸豐元年到十一年，南方基本是連年發生水災，北方是旱災和風災。此外，湖北，江蘇，山東等還多次發生地震。
咸豐二年春，日照大饑。夏，全縣大饑。六年，黃縣、臨朐饑。七年春，肥城、東平大饑，死者枕藉；魚台、日照、臨朐亦饑，人相食。夏，清苑、元氏、無極、邢台大饑。八年秋，興山饑。
咸豐五年六月，清水大疫。六年五月，咸寧大疫。十一年春，即墨大疫。六月，黃縣大疫。同治元年正月，常山大疫。四月，望都、蠡縣大疫。六月，江陵大疫，東平大疫，日照大疫，靜海大疫。秋，清苑大疫；灤州大疫；寧津大疫；曲陽、東光大疫；臨榆、撫寧大疫；莘縣大疫；臨朐大疫；登州府屬大疫，死者無算。二年六月，皋蘭大疫，江山大疫。八月，藍田大疫，三原大疫。三年夏，應山大疫，江山大疫，崇仁大疫。秋，公安大疫。五年五月，永昌大疫。六年二月，黃縣大疫。七月，曹縣大疫。九月，通州疫，泰安大疫。八年六月，寧遠、秦州大疫。七月，麻城大疫。九年秋，麻城大疫。冬，無極大疫。十年五月，孝義□疫。六月，麻城大疫。十一年夏，新城大疫，武昌縣大疫。
同治時期的災荒有：
從同治元年到十三年，全國許多地區下大雨和雹子，積地深數尺。湖北，山東等地連年洪水氾濫，水高丈許，沖塌民房眾多，死傷無數，田地毀壞嚴重。而南方許多州縣發生旱情。北方出現了饑荒。
從同治元年冬到十一年，山東地區發生大雨雷震。同治元年冬，三年，五年，六年，七年，九年冬，十一年，湖北多個地方莫名失火。此外，北方還連年發生風災，一些地方發生了地震。
同治四年秋，秀水有青蟲如蠶，喙黑，卷葉作網。十三年九月，嘉興田禾生蟲，食根，似黑蟻，蜂腰，六足，有須。
光緒時期的災荒有：
光緒元年到三十三年，華北地區每隔一兩年就發生嚴重的，旱災，蝗災和饑荒，而南方時常發生水災。光緒二年八月，寧津蟲傷稼。十四年春，泰安蟲災。
除了光緒二年，十七年，十八年，二十年，二十二年，二十四年等年份，幾乎每年都有地震爆發。此外，沿海地區時常發生風災。
從光緒元年到三十一年，全國許多地方下雨雹，大如核桃。光緒元年八月甲戌，青浦雷震南門塔。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京山大雷雨，安陸大雷電；夜，蘄水雷電四次。八年八月二十八日，玉田大雷，自二更徹夜。十一年十月二十日，東光聞雷。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九兩夜，德安大雷。十三年正月，德安大雷而雨。
宣統時期的災荒有：
宣統元年六月，蘭州黃河漲，泰安大水。宣統元年正月初四日，皋蘭縣災，延燒官捨六十餘間。二月二十六日，蘭州省城院門南街大火，延燒房屋二百零九間。宣統元年，甘肅全省亢旱。
除了上述列出的災害外，在晚清時期還多次出現瘟疫，比如天花，鼠疫等，造成了人口大量的死亡。這些災荒也加速了清王朝的滅亡。
伴隨著天災的常常是異常現象的出現。這些異常現象通常預示著什麼。
咸豐二年五月十七日，枝江天無片雲，有白龍降於一湖中，蜿蜒行數里，忽騰去。三年七月初七日，西鄉白龍見，長數十丈。七月十五日，黃陂龍見於聶口，鱗甲宛然，擁船隻什物於空中。十一月，西寧西納川降龍，臭聞數里。五年七月二十三日，石首風雷大作，頃之二龍接尾而上。六年五月，鄱陽縣兩頭蛇見。七年五月初八日，來鳳縣曾氏塘風雨驟至，有物長丈餘，乘風入塘，形似牛，身備五色，目灼灼有光，水噴起。八年六月十七日，雲夢有龍入城，壞廬舍無數，繞城東北去。十年三月，麻城龍見。五月，松滋天鵝塘出龍，行陸地，所過禾稼盡偃。十一年冬，平湖有二龍藏於海。
咸豐三年七月，應城堰水無故由南趨北，湧起如山，南北水二道中凹見底，移時始合。四年十一月，蘄水水湧，躍高數尺；青浦水無故自湧。五年六月，雲夢池水自溢，高尺許，頃復故。十一月初五，宜昌堰水，無風水自湧起尺許。
咸豐五年，隨州民家雄雞生卵。咸豐六年六月，麗水大樹無故自倒。八年，黃安有大椿樹，每至午，樹中有笑聲。九年，武進李樹生瓜。
咸豐七年秋，黃安有白光如電，燭暗室，有聲。十一年六月，棲霞有白光如疋練，橫掃西北，十餘日始滅。
咸豐元年五月丙午，灤州大風晝晦。二年二月，蓬萊大風晝晦。三年三月十四日，靈州晝晦，翼日始明。五年四月，灤州狂風晝晦。六年四月，南樂晝晦。七年四月初二日，景寧大風晝晦。十一年四月初四日，曹縣紅霾晝晦。
咸豐元年八月二十八日，隨州有天火自西南流東北，其光觸地，有聲如鼓。三年正月，通州有火如星如燐，以千百計，自西南趨東北，凡四五夜始熄。十年冬，肥城既昏，有火從地中起，如燐而火，色赤而青，作二流光，遍地皆燃。
咸豐元年六月，禮縣霪雨，山崩；袁家崖山崩裂，聲震如雷，縱二尺許，橫二百丈。十月，興山仙侶山崩。二年六月朔，狄道馬銜山裂；平河大雨，山崩，壓倒民房無數。三年三月十六日，雲和山裂二百丈。六月二十六日，景寧大雨，山崩，壓斃七十三人。鄖縣青巖崩裂十餘丈；保康大山崩移十里許，毀田廬無算；永嘉大雨，龍泉村山圮覆屋，壓傷十九人。四年七月，雲和山崩，壓斃三十餘人。五年四月，大通縣塔破山崩。六年五月初八日，來鳳大壩路猲甚山崩，壓斃三百餘人。九月，松陽大雷雨，山崩數十丈。
同治元年六月，定遠□民家雞生三足。六年，鍾祥民家雛雞生三翅。
同治二年九月，曲陽有火球自西南飛向東北，或散四方，或聚為一，其象無常。四年，通渭、泰安火光西現如隕星。
同治三年，蘇州有龍。四年正月，宜城龍見於芳草洲。六年五月初五日，高淳見三龍。十年三月二十二日，湖州有龍，狂風驟雨，拔木覆舟。五月十二日，高淳龍見。七月底，城有蛟起於井中。
同治三年，新閏民家豕生象，未幾即斃。同治三年，京山李樹結桃實。五年，分宜玉虛觀古梓杪產素心蘭。同治七年九月十五日，玉田有火光至空際化為白氣，長丈許，其中有聲如鼓。
同治元年二月二十六日，霑化風霾日曀。三月初三日，武強風霾晝晦。二年二月，崇陽大風晝晦。三年六月，菏澤大風晝晦。四年正月十四日，棗陽晝晦。五年正月二十八日，霑化大風霾。九年正月二十五日，霑化大風霾日曀。十一年七月，灤州大風霾。十三年四月，曹縣大風晝晦。
同治四年七月，固原山崩；漢陽舖有平石寬長丈餘，高四尺，忽自行里許始止。十三年七月十二日，宣平北門山崩。八月十一日，西和西山崩，走入城中，壓倒城垣二百四十餘丈，民房九十餘處，壓死四十九人。
光緒元年，豕生象，色灰白，無毛。十三年，皋蘭民家豕生一象。光緒十九年正月，靈台龍見於井中。二十一年十月，大通龍見於惠廣寺。
光緒三年八月十五日，菏澤、曹縣大風晝晦。十年五月十三日，興山晝晦。二十年二月二十七日，甘州大風晝晦。二十八年四月初四日，曲陽大風晝晦。三十一年，邢台晝晦。
光緒四年五月十二日，孝感塘水忽沸起，高二尺許，逾時始定；黃岡水自湧；雲夢塘自溢，久之始定。
光緒九年，興山民家雌雞化為雄。三十年，寧州民家雞生三足，後一足微短，行不著地。光緒三年，黃岡楓生梨實。二十二年，皋蘭民家杏樹開牡丹二。
光緒元年秋，海陽有白氣突起，移時始滅。
光緒元年正月十四日，灤州五聖祠突有火光，俄而火起高矗雲霄，祠竟無恙。五年冬，玉田見火球飛向東北，其聲如雷。二十二年四月戊子，南樂有火光徑尺，明如月，自西南往東北，尾長丈許，忽炸為火星四散。二十三年五月戊午夕，南樂有火光，圓可徑尺，飛向西南。二十五年十一月乙未夜，南樂有火光流空中，其明如月。二十六年七月壬戌夜，南樂有火光流空中。
光緒元年正月朔，西寧西川陰山崩。七月，舊洮州東明山崩。三年六月，河州紅崖山崩，壓斃二百餘人，牲畜無算。五年五月，文縣山崩。九年三月，光化馬窟山裂。十二年六月，河州草領山崩。十九年五月，狄道州皇后溝山崩，壓斃十三人。二十年二月二十七日，河州東八部蘭山崩。二十二年二月，河州哈家山崩。二十三年八月，寧遠大夫溝山崩。二十六年六月，漳縣還山崩，靜寧州南五台山崩，河州王家山崩。二十七年六月，皋蘭五泉山、三台閣山崖崩。三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洮州泉古山崩。三十二年五月，洮州莽灣山崩。七月，芽坡山崩。三十三年五月，寧遠小村槽山崩。
宣統元年六月，隴水赤三日。宣統元年六月十五日，秦州雒家川南山崩。
無論是天災還是異常現象的出現，作為人類，都應以敬畏之心接受上天的警示，並加以反省。否則，將面臨更大的災禍。
關於清朝滅亡的預言
關於清朝的滅亡，很多歷史上的預言都做了預測。
唐朝的《推背圖》第三十七象的讖文是：「漢水茫茫，不統繼統。南北不分，和衷與共」。頌文是「水清終有竭，倒戈逢八月。海內竟無王，半凶還半吉。」 圖中有一圓狀首級出水，喻指武昌起義導致清朝滅亡後，有袁(圓)為首出現。
「漢水茫茫 不統繼統」：「漢水」指武昌。此句意指武昌起義後，軍閥割據的局面取代了原本統一的宣統帝的清末王朝。「南北不分 和衷與共」意指全國上下，共渡艱難。「水清終有竭 倒戈逢八月」：「倒戈」意指武昌起義是清朝湖北新軍工程第八營中的革命黨人倒戈而起。此句喻指發生在宣統三年八月的武昌起義滅亡了清王朝。「海內竟無王 半凶還半吉」：「半凶還半吉」隱一袁字，意指袁世凱。此句意指清亡後軍閥割據，沒有王帥，在此狀況下袁世凱數次奪權篡位。
隋朝步虛大師預言詩第一首中預言道：雲暗暗，霧愁愁，龍歸泥土塑獼猴；三歲孩童三載福，月下無主水空流，萬里煙波一旦收。
「雲暗暗，霧愁愁，龍歸泥土塑獼猴」。「暗暗」者無光，反扣一個「光」字，「霧愁愁」者迷茫而無緒，反扣一個「緒」字，這一句指光緒皇帝，入土在猴年。真龍天子光緒皇帝入土。只得匆忙「塑獼猴」而冠冕, 只不過是「木猴而冠」而已。三歲的宣統坐了三年的皇帝；「月下無主水空流」為「清」字的三個部份被拆散，這句是說，清朝瓦解，萬里江山易主。
宋朝的《梅花詩》第五首預言道：清光宜向漢中看。指辛亥年在武昌爆發了起義，導致清朝滅亡。
清朝的滅亡
1908年11月，光緒帝駕崩。光緒死後，慈禧馬上下詔立醇親王載灃子、年僅三歲的溥儀為帝，年號宣統。溥儀，是宣宗之曾孫，醇賢親王奕枻之孫，是德宗的本生弟子。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2月7日)春正月十四日，生於北京什剎海邊的醇王府。
宣統帝即位三年，孫中山倡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爆發，清王朝的敗亡已經是不可逆轉的趨勢。清庭只得以光緒帝的未亡人隆裕皇太后和末代皇帝宣統的名義頒發退位詔書。清朝滅亡。又一個輝煌的王朝謝幕了，給歷史這個大舞台留下了不滅的印記。
1931年，溥儀在侵華日軍策劃下被挾持至東北。1932年3月出任日本傀儡政權「滿洲國」執政。日軍戰敗後被中共俘獲，後出獄工作。1967年10月17日在北京病勢，終年61歲。著有自傳《我的前半生》。
2006年5月29日星期一
歷史真貌─三大盛世天朝之一 清朝（十三）
走向末世的王朝─光緒統治時期
關於光緒帝的預言和少帝時的光緒
唐朝高僧黃檗在《禪師詩》第九首中預言了光緒的在位時間和發生的事情。詩中預言道：「光芒閃閃見災星，統緒帝廷新有憑。秦晉一家仍鼎足，黃狼運兀力難勝。」 第一句「光芒閃閃見災星」 暗示光緒將是一位多災多難的皇帝。第二句「統緒帝廷新有憑」 指光緒帝不是同治之子，但是皇室的血脈。「秦晉一家仍鼎足」一句預言慈禧立載漪的兒子為大阿哥。「黃狼運兀力難勝」 中黃狼指戊申年，是光緒統治的最後一年，指光緒仍無力扭轉清朝的頹勢。
1874年，同治帝死後，因為沒有兒子，所以有意繼續垂簾聽政的慈禧，決定立道光帝的第七子奕寰與自己妹妹所生的四歲的孩子載恬繼承大統，並宣佈從1875年開始更年號為光緒。光緒帝載恬，同治十年（1871年8月14日）出生於北京宣武門太平湖畔醇王府。
光緒繼承皇位後，從4歲到17歲的12年間，是他作為少帝的時期。他在宮中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光緒很好學，平常坐、立、臥都在讀書。他把讀書同做國君聯繫在一起。他在15歲寫的《乙酉年御制文》中寫道：「為人上者，必先有愛民之心，而後有憂民之意。愛之深，故憂之切。憂之切，故一民饑，日我饑之；一民寒，日我寒之。凡民所能致者，故悉力以致之。」 可以看出，光緒很想做一個有所作為的皇帝。
在光緒12年的少帝生涯中，主要發生了三件大事。一是1882年，中法戰爭爆發，雖然清軍取得了勝利，但還是與法國簽訂了《中法新約》。中法戰爭期間，慈禧還免去了奕訢一切職務。二是台灣建立了行省。原來隸屬於福建的台灣正式建立行省，劉銘傳為第一任台灣巡撫。三是光緒七年(1881)，東太后突然死去，死因不明。此後，慈禧更加肆無忌憚，獨掌大權。
光緒17歲後，慈禧不得不同意光緒親政，自己改「垂簾聽政」為「訓政」。1887年正月十五日，光緒在故宮太和殿舉行大典，開始親政。但是，權力雖然在名義上歸屬於光緒帝，但慈禧在實際上仍操縱著內政和外交大權。她不僅讓光緒每隔一日親自向她匯報政務，聽候訓政，同時還派人暗中監視他；而且一些中央和地方的高官顯宦長期唯慈禧命是從，在其周圍形成了後黨集團。希望有所作為的光緒仍然只是個傀儡皇帝，他在宮內和宮外遇到的困境超過了他的那些先祖。
親政後的光緒統治的清王朝此時已經處於風雨飄搖中。其後的甲午戰爭的失利，戊戌變法的失敗和《辛丑條約》的簽訂，加速了它的滅亡速度。
甲午戰爭的失利及其影響
在此時的東方，經歷了明治維新的日本則正向一個新興強國邁進，並制定了實行對外擴張的國策，近在咫尺的朝鮮和中國被它視作了主要的擴張目標。
1894年春，日本派兵入侵朝鮮，並佔領了從仁川至漢城一帶各戰略要地。同時強逼朝鮮政府廢除中朝通商條約，並立以大院君李是應為首的傀儡政府。而此時部份清軍正駐紮在牙山。7月25日，日本聯合艦隊在豐島附近海域對中國運兵船及護航艦隻發動突然襲擊，陸軍也於29日向由牙山移駐成歡的清軍葉志超部發動進攻，清軍敗退平壤。8月1日，清政府被迫對日宣戰。同一天，明治天皇也發佈宣戰詔書。因戰爭爆發於舊歷甲午年，故稱甲午戰爭。
一方面，日軍是有備而來，有著明確的作戰方針；另一方面，清朝內部思想並不統一，主和派及主戰派都有著一定的擁護者，光緒堅決主戰，而慈禧始寄希望於俄、英等國的"調停"，繼則在海陸戰端已啟的情況下倉促宣戰，並命令北洋大臣李鴻章"嚴飭派出各軍，迅速進剿"，沿江、沿海"遇有倭人輪船駛入各口,即行迎頭痛擊,悉數殲除"。因此在清軍方面，最初既未組成專門的作戰指揮機構，更無統籌全局的戰略指導。
整個戰爭持續了近9個月，清軍在平壤之戰和黃海海戰中遭到了慘敗後，日軍突破了渤海灣門戶，佔領了九連城和安東(今丹東)。清軍鴨綠江防線崩潰。隨後，日軍又攻佔了金州(今屬大連)，旅順口，並血洗全城。旅順口失陷後，日本海軍在渤海灣獲得了重要的前方基地。從此，渤海灣門戶洞開，而深藏於威海衛港內，奉行不主動出擊戰略的的北洋艦隊成為日軍的新攻擊目標，戰局更加急轉直下。
當此之時，清軍敗退的消息使清廷內部的主和派開始佔了上風。清廷開始通過外交途徑向日本請和。
日軍攻佔旅順後， 決定進攻威海衛，消滅北洋艦隊，為爾後直隸平原登陸決戰進一步提供安全保證的新計劃。而清廷對日軍主攻方向再次判斷失誤,以為日軍第1、第2集團軍將並力攻取奉天，以主力打通錦州走廊，進逼山海關，然後與從渤海灣登陸之部隊會攻北京。因此以重兵駐守奉天、遼陽及天津至山海關一線，關內外總兵力達10萬以上，而於日軍的主攻方向山東半島則僅部署官兵3萬餘人，其中駐守榮成(今舊榮成)的僅1400餘人。至於北洋艦隊，則根據李鴻章"水陸相依"的防禦方針，龜縮於威海衛港內。
1895年1月20日，日軍佔領威海衛城。威海衛海軍基地陷落，北洋艦隊覆滅。此時，以慈禧為首的清廷求和之心更切，遂派李鴻章為全權大臣，赴日議和。4月17日，中日兩國的和談代表在日本馬關簽訂《中日馬關條約》及《議訂專條》三款、《另約》三款、《停戰展期專條》兩款。
條約規定：中國從朝鮮半島撤軍並承認朝鮮的「自主獨立」；中國割讓台灣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澎湖列島和遼東半島給日本；中國賠償日本軍費2萬萬兩；中國開放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為商埠；允許日本人在中國通商口岸設立領事官和工廠及輸入各種機器；彼此的最惠國待遇；中國不得逮捕為日本軍隊服務的人員。這是一個喪權辱國的條約。
導致中國在甲午戰爭中失敗的原因，從軍事上講，主要是因為消極防禦的軍事戰略方針和一些指揮的不當；但更主要的是，作為最高統治者的慈禧，並沒有抵禦外侮的決心，而只想以妥協來換取和平。此時的她正忙著慶祝她的60大壽。根據史料，她的60大壽一共花費了七百萬兩白銀。統治者腐敗如此，清軍的失敗也就在意料之中的了。
甲午戰爭的失敗與《馬關條約》的簽訂，使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再次受到了嚴重破壞，列強看到了清政府的軟弱和無能，瓜分中國的野心更加膨脹。另一方面，甲午戰爭對遠東戰略格局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日本既占台灣，又獲2.3億兩白銀的戰爭賠款，經濟迅速發展並進一步擴軍備戰，開始成為遠東的主要戰爭策源地。同時日本的崛起改變了遠東地區由英國和俄國對立和爭霸的原有格局。列強在遠東的角逐日趨激烈，預示著一個更加動盪不安的時代的到來。
甲午戰爭也使一些有血性的中國人提出了變革舉措，試圖維新政治，富國強兵。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戊戌變法。
戊戌變法和八國聯軍入侵北京
甲午慘敗後，以廣東大儒康有為和梁啟超為代表的知識分子提出了博采西學，實行變法的建議。他們認為，歐美的民主制是中華文明得以中興的新鑰匙。他們倣傚西方，組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政黨——保國會。宗旨是「保國、保種、保教」 。他們一方面爭取民眾的支持，一方面爭取中央政府的理解，並通過報紙等宣傳自己的主張。一時間「上自朝廷，下至士人，紛言變法」，「家家言時務，人人談西學」 。
1898年，康梁等人來到北京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上書請願，要求改制。史稱「公車上書」。
一直希望有所作為的光緒召見了康有為，君臣相見恨晚，促膝而談。光緒聽從了康有為的建議，於同年四月二十三日頒布了《明定國是詔》，宣佈變法，博采西學，推行新政，並授予康有為專折奏事權。變法內容涉及了各個方面：修建現代學校，改革考試制度，修訂法律作為撤銷領事裁判權的基礎，促進農業、醫學、開礦、商貿、留學等事業的發展，促使陸軍、海軍、警備和郵政制度走向現代化。
但是變法受到了巨大的阻力。詔書到達省級行政長官的案頭，就被擱置。而且過了兩個月，下邊一點動靜也沒有，光緒一怒之下，撤了幾個守舊的大臣。而事實上的最高統治者慈禧發現變法威脅到了自己的統治，於是她藉機發動政變，囚禁了光緒，廢除全部維新措施，捕殺維新派譚嗣同等6人，並重新執掌了大權。戊戌變法僅僅實行了103天就告失敗，因此又稱「百日維新」 。
此後，慈禧宣佈重新訓政，並準備廢黜光緒帝。但由於一些地方督撫和外國使臣的反對，乃保留光緒皇帝稱號，立端王載漪子溥儀為大阿哥(皇儲)。
在戊戌變法實行的同時，在民間出現了一個結社組織「義和團」 。義和團的形成主要是基於一些政治和經濟上的原因。一方面，清政府的腐敗，加上連年的災荒，使百姓生活困苦，流離失所；另一方面，國外進口商品阻礙了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使老百姓形成了排外的心理。因此，義和團最初提出的口號是「反清滅洋」 。不過，其「滅洋」 的口號得到了清政府內部一些仇洋官員的支持，並與之結成同盟，義和團的口號從此轉變為「扶清滅洋」 。在1900年的前五個月中，義和團在直隸一帶，焚燬教堂，殺死中國信徒。這引發了各國外交使團的抗議。但慈禧只是下了一個比較含糊的詔令，並沒有命令禁止義和團運動。
1900年6月，義和團和清軍包圍了北京和天津的使館區。德國領事克林德誤被清軍打死，列強以此為借口決定入侵北京和天津。
在總司令人選尚未商定和最後確認之前，包括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等在內的八國聯軍開始發動了先後對天津和北京大規模的進攻。6月10日，聯軍在英國人西摩爾中將的指揮下，沿津京鐵路開赴北京。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對列強宣戰。7月14日，天津陷落。8月15日，慈禧眼看大勢已去，挾持光緒帝出德勝門西逃出京，並下詔鎮壓義和團。16日，八國聯軍攻佔北京。8月19日，聯軍總司令瓦德西離德赴任，10月中旬抵達北京，設管理北京委員會，由各國分區佔領北京城，並提出議和大綱。
八國聯軍攻佔天津和北京後都曾大肆燒殺捋掠，此後，又以搜查義和團為名繼續行搶。在八國聯軍連日屠殺下，天津城內，屍骸橫陳，餓犬爭食，城內房屋，十去八九，城外屋舍，十去其四。北京城內亦屍積成堆，腐肉白骨縱橫，百家之中，所全不過十戶。昔日金碧輝煌的北京，數日之間已是滿目蒼荑。中國歷代歷朝之積畜，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國寶珍奇，攫掠殆盡，所失無算。後來擔任聯軍統帥的瓦德西對此也驚駭不已，在日記中寫道：所有此次中國所受破壞及搶劫之損失，其詳數也許永遠難以為人所知，但其為數必定極大無疑。
當年隨軍採訪的一名德國記者這樣寫道：「我們德國人從事了我們有史以來的第一次殖民戰爭。我們進行這場戰爭並不是為了基督教，也不是為了文化；而是為了貿易和我們在世界上的強權地位。」
當時清朝政府內部有人建議將首都遷往內地（西安）繼續與聯軍作戰的建議。但是當時的清政府實際上已經沒有可靠的軍隊了。義和團已經被戰敗，山東以南省份的總督們早在義和團期間就已經與外國達成地方上的協議，違抗清政府支持義和團的決定。因此清政府決定簽署和約來保存自己。
1900年9月7日，慶親王奕劻和北洋大臣李鴻章代表清政府，與英國、美國、日本、俄羅斯、法國、德國、意大利、奧匈帝國、比利時、西班牙和荷蘭駐中國的大使簽署了屈辱的《辛丑條約》。因為條約簽定於1901年，辛丑年，故名。
協定的正式名稱為ustria-Hungary,Belgium,France,Germany,Great Britain,Italy,Japan,Netherland,Russia,Spain,United States and China —Final Protocol for the Settlement of the Disturbances of 1900"（中國與十一國關於賠償1900年動亂的最後協定)。原文是以法文為準。在國際法上，因為中國不承認與各國有正式交戰，起因是義和團，故此辛丑條約只屬於一個協定，而並非和平條約。條約共12款，外加19條附件。
其大致內容如下：第一款，中國派親王載灃赴德國向德皇就德國大使被殺一事道歉。德國大使遇害處建碑紀念。（這是八國聯軍入侵的直接原因。） 第二款，鼓勵義和團的大臣被懲罰（兩個親王被判斬，後改為發放到新疆，其他許多大臣被革職）。反戰大臣、反對使用義和團的大臣被復職或受嘉獎。 第三款，中國派大臣赴日本就日本使館官員被殺事道歉。第四款，在動亂時期被損壞或污瀆的外國墳墓由各國使館重新恢復，中國為北京附近的每處墳墓付款一萬兩銀，為外省的每處付五千兩銀。第五款，中國禁止進口軍火兩年。第六款，中國共付各國戰爭賠償4.5億兩銀，分39年付清，每年利息為4厘，由中國的關稅和鹽稅來償付。 第七款，北京的大使館區內中國人不得居住，各國可以派兵保護。 第八款，大沽炮台以及北京到天津之間的炮台一律拆毀。第九款，外國可以在北京至山海關之間駐紮軍隊。 第十款，中國對將來一切抗外行為予以懲罰。第十一款，中國改善水道，以改善對外貿易。 第十二款，中國設立外務部作為對外的政府部門。
《辛丑條約》的簽訂，使中國喪失了更多的主權，並在此後繼續成為列強瓜分的對象。同時巨額賠款使業已不堪重負的清政府更加舉步艱難，使社會的經濟發展更加滯後。腐敗的清政府離滅亡的時日已經不太遠了。
此後，慈禧為了緩和國內外矛盾，消弭革命，維持統治，陸續推行了所謂的"新政"，主要措施包括調整官制、整頓吏治、改定刑律、編練新軍、獎勵實業、興辦學校等等。1906年又宣佈預備立憲。
走向末世--光緒之死
變法失敗後，光緒被囚，心境悲愴。1908年11月14日，光緒帝死。他在位34年，終年38歲，廟號德宗，葬於河北易縣崇陵。
《清史稿》對其評價道：德宗親政之時，春秋方富，抱大有為之志，欲張撻伐，以湔國恥。已而師徒撓敗，割地輸平，遂引新進小臣，銳意更張，為發奮自強之計。然功名之士，險躁自矜，忘投鼠之忌，而弗恤其罔濟，言之可為於邑。洎垂廉再出，韜晦瀛台。外侮之來，釁自內作。卒使八國連兵，六龍西狩。庚子以後，怫郁摧傷，奄致殂落，而國運亦因此而傾矣。嗚呼，豈非天哉！
光緒死後，慈禧馬上下詔立醇親王載灃子、年僅三歲的溥儀為帝，年號宣統。次日慈禧病死，結束了對清朝長達47年的統治。
此時的清朝已經處於瀕於覆滅的邊緣，反清武裝起義此起彼伏，民主思潮在全國開始廣泛傳播。
關於光緒帝的預言和少帝時的光緒
唐朝高僧黃檗在《禪師詩》第九首中預言了光緒的在位時間和發生的事情。詩中預言道：「光芒閃閃見災星，統緒帝廷新有憑。秦晉一家仍鼎足，黃狼運兀力難勝。」 第一句「光芒閃閃見災星」 暗示光緒將是一位多災多難的皇帝。第二句「統緒帝廷新有憑」 指光緒帝不是同治之子，但是皇室的血脈。「秦晉一家仍鼎足」一句預言慈禧立載漪的兒子為大阿哥。「黃狼運兀力難勝」 中黃狼指戊申年，是光緒統治的最後一年，指光緒仍無力扭轉清朝的頹勢。
1874年，同治帝死後，因為沒有兒子，所以有意繼續垂簾聽政的慈禧，決定立道光帝的第七子奕寰與自己妹妹所生的四歲的孩子載恬繼承大統，並宣佈從1875年開始更年號為光緒。光緒帝載恬，同治十年（1871年8月14日）出生於北京宣武門太平湖畔醇王府。
光緒繼承皇位後，從4歲到17歲的12年間，是他作為少帝的時期。他在宮中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光緒很好學，平常坐、立、臥都在讀書。他把讀書同做國君聯繫在一起。他在15歲寫的《乙酉年御制文》中寫道：「為人上者，必先有愛民之心，而後有憂民之意。愛之深，故憂之切。憂之切，故一民饑，日我饑之；一民寒，日我寒之。凡民所能致者，故悉力以致之。」 可以看出，光緒很想做一個有所作為的皇帝。
在光緒12年的少帝生涯中，主要發生了三件大事。一是1882年，中法戰爭爆發，雖然清軍取得了勝利，但還是與法國簽訂了《中法新約》。中法戰爭期間，慈禧還免去了奕訢一切職務。二是台灣建立了行省。原來隸屬於福建的台灣正式建立行省，劉銘傳為第一任台灣巡撫。三是光緒七年(1881)，東太后突然死去，死因不明。此後，慈禧更加肆無忌憚，獨掌大權。
光緒17歲後，慈禧不得不同意光緒親政，自己改「垂簾聽政」為「訓政」。1887年正月十五日，光緒在故宮太和殿舉行大典，開始親政。但是，權力雖然在名義上歸屬於光緒帝，但慈禧在實際上仍操縱著內政和外交大權。她不僅讓光緒每隔一日親自向她匯報政務，聽候訓政，同時還派人暗中監視他；而且一些中央和地方的高官顯宦長期唯慈禧命是從，在其周圍形成了後黨集團。希望有所作為的光緒仍然只是個傀儡皇帝，他在宮內和宮外遇到的困境超過了他的那些先祖。
親政後的光緒統治的清王朝此時已經處於風雨飄搖中。其後的甲午戰爭的失利，戊戌變法的失敗和《辛丑條約》的簽訂，加速了它的滅亡速度。
甲午戰爭的失利及其影響
在此時的東方，經歷了明治維新的日本則正向一個新興強國邁進，並制定了實行對外擴張的國策，近在咫尺的朝鮮和中國被它視作了主要的擴張目標。
1894年春，日本派兵入侵朝鮮，並佔領了從仁川至漢城一帶各戰略要地。同時強逼朝鮮政府廢除中朝通商條約，並立以大院君李是應為首的傀儡政府。而此時部份清軍正駐紮在牙山。7月25日，日本聯合艦隊在豐島附近海域對中國運兵船及護航艦隻發動突然襲擊，陸軍也於29日向由牙山移駐成歡的清軍葉志超部發動進攻，清軍敗退平壤。8月1日，清政府被迫對日宣戰。同一天，明治天皇也發佈宣戰詔書。因戰爭爆發於舊歷甲午年，故稱甲午戰爭。
一方面，日軍是有備而來，有著明確的作戰方針；另一方面，清朝內部思想並不統一，主和派及主戰派都有著一定的擁護者，光緒堅決主戰，而慈禧始寄希望於俄、英等國的"調停"，繼則在海陸戰端已啟的情況下倉促宣戰，並命令北洋大臣李鴻章"嚴飭派出各軍，迅速進剿"，沿江、沿海"遇有倭人輪船駛入各口,即行迎頭痛擊,悉數殲除"。因此在清軍方面，最初既未組成專門的作戰指揮機構，更無統籌全局的戰略指導。
整個戰爭持續了近9個月，清軍在平壤之戰和黃海海戰中遭到了慘敗後，日軍突破了渤海灣門戶，佔領了九連城和安東(今丹東)。清軍鴨綠江防線崩潰。隨後，日軍又攻佔了金州(今屬大連)，旅順口，並血洗全城。旅順口失陷後，日本海軍在渤海灣獲得了重要的前方基地。從此，渤海灣門戶洞開，而深藏於威海衛港內，奉行不主動出擊戰略的的北洋艦隊成為日軍的新攻擊目標，戰局更加急轉直下。
當此之時，清軍敗退的消息使清廷內部的主和派開始佔了上風。清廷開始通過外交途徑向日本請和。
日軍攻佔旅順後， 決定進攻威海衛，消滅北洋艦隊，為爾後直隸平原登陸決戰進一步提供安全保證的新計劃。而清廷對日軍主攻方向再次判斷失誤,以為日軍第1、第2集團軍將並力攻取奉天，以主力打通錦州走廊，進逼山海關，然後與從渤海灣登陸之部隊會攻北京。因此以重兵駐守奉天、遼陽及天津至山海關一線，關內外總兵力達10萬以上，而於日軍的主攻方向山東半島則僅部署官兵3萬餘人，其中駐守榮成(今舊榮成)的僅1400餘人。至於北洋艦隊，則根據李鴻章"水陸相依"的防禦方針，龜縮於威海衛港內。
1895年1月20日，日軍佔領威海衛城。威海衛海軍基地陷落，北洋艦隊覆滅。此時，以慈禧為首的清廷求和之心更切，遂派李鴻章為全權大臣，赴日議和。4月17日，中日兩國的和談代表在日本馬關簽訂《中日馬關條約》及《議訂專條》三款、《另約》三款、《停戰展期專條》兩款。
條約規定：中國從朝鮮半島撤軍並承認朝鮮的「自主獨立」；中國割讓台灣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澎湖列島和遼東半島給日本；中國賠償日本軍費2萬萬兩；中國開放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為商埠；允許日本人在中國通商口岸設立領事官和工廠及輸入各種機器；彼此的最惠國待遇；中國不得逮捕為日本軍隊服務的人員。這是一個喪權辱國的條約。
導致中國在甲午戰爭中失敗的原因，從軍事上講，主要是因為消極防禦的軍事戰略方針和一些指揮的不當；但更主要的是，作為最高統治者的慈禧，並沒有抵禦外侮的決心，而只想以妥協來換取和平。此時的她正忙著慶祝她的60大壽。根據史料，她的60大壽一共花費了七百萬兩白銀。統治者腐敗如此，清軍的失敗也就在意料之中的了。
甲午戰爭的失敗與《馬關條約》的簽訂，使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再次受到了嚴重破壞，列強看到了清政府的軟弱和無能，瓜分中國的野心更加膨脹。另一方面，甲午戰爭對遠東戰略格局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日本既占台灣，又獲2.3億兩白銀的戰爭賠款，經濟迅速發展並進一步擴軍備戰，開始成為遠東的主要戰爭策源地。同時日本的崛起改變了遠東地區由英國和俄國對立和爭霸的原有格局。列強在遠東的角逐日趨激烈，預示著一個更加動盪不安的時代的到來。
甲午戰爭也使一些有血性的中國人提出了變革舉措，試圖維新政治，富國強兵。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戊戌變法。
戊戌變法和八國聯軍入侵北京
甲午慘敗後，以廣東大儒康有為和梁啟超為代表的知識分子提出了博采西學，實行變法的建議。他們認為，歐美的民主制是中華文明得以中興的新鑰匙。他們倣傚西方，組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政黨——保國會。宗旨是「保國、保種、保教」 。他們一方面爭取民眾的支持，一方面爭取中央政府的理解，並通過報紙等宣傳自己的主張。一時間「上自朝廷，下至士人，紛言變法」，「家家言時務，人人談西學」 。
1898年，康梁等人來到北京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上書請願，要求改制。史稱「公車上書」。
一直希望有所作為的光緒召見了康有為，君臣相見恨晚，促膝而談。光緒聽從了康有為的建議，於同年四月二十三日頒布了《明定國是詔》，宣佈變法，博采西學，推行新政，並授予康有為專折奏事權。變法內容涉及了各個方面：修建現代學校，改革考試制度，修訂法律作為撤銷領事裁判權的基礎，促進農業、醫學、開礦、商貿、留學等事業的發展，促使陸軍、海軍、警備和郵政制度走向現代化。
但是變法受到了巨大的阻力。詔書到達省級行政長官的案頭，就被擱置。而且過了兩個月，下邊一點動靜也沒有，光緒一怒之下，撤了幾個守舊的大臣。而事實上的最高統治者慈禧發現變法威脅到了自己的統治，於是她藉機發動政變，囚禁了光緒，廢除全部維新措施，捕殺維新派譚嗣同等6人，並重新執掌了大權。戊戌變法僅僅實行了103天就告失敗，因此又稱「百日維新」 。
此後，慈禧宣佈重新訓政，並準備廢黜光緒帝。但由於一些地方督撫和外國使臣的反對，乃保留光緒皇帝稱號，立端王載漪子溥儀為大阿哥(皇儲)。
在戊戌變法實行的同時，在民間出現了一個結社組織「義和團」 。義和團的形成主要是基於一些政治和經濟上的原因。一方面，清政府的腐敗，加上連年的災荒，使百姓生活困苦，流離失所；另一方面，國外進口商品阻礙了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使老百姓形成了排外的心理。因此，義和團最初提出的口號是「反清滅洋」 。不過，其「滅洋」 的口號得到了清政府內部一些仇洋官員的支持，並與之結成同盟，義和團的口號從此轉變為「扶清滅洋」 。在1900年的前五個月中，義和團在直隸一帶，焚燬教堂，殺死中國信徒。這引發了各國外交使團的抗議。但慈禧只是下了一個比較含糊的詔令，並沒有命令禁止義和團運動。
1900年6月，義和團和清軍包圍了北京和天津的使館區。德國領事克林德誤被清軍打死，列強以此為借口決定入侵北京和天津。
在總司令人選尚未商定和最後確認之前，包括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等在內的八國聯軍開始發動了先後對天津和北京大規模的進攻。6月10日，聯軍在英國人西摩爾中將的指揮下，沿津京鐵路開赴北京。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對列強宣戰。7月14日，天津陷落。8月15日，慈禧眼看大勢已去，挾持光緒帝出德勝門西逃出京，並下詔鎮壓義和團。16日，八國聯軍攻佔北京。8月19日，聯軍總司令瓦德西離德赴任，10月中旬抵達北京，設管理北京委員會，由各國分區佔領北京城，並提出議和大綱。
八國聯軍攻佔天津和北京後都曾大肆燒殺捋掠，此後，又以搜查義和團為名繼續行搶。在八國聯軍連日屠殺下，天津城內，屍骸橫陳，餓犬爭食，城內房屋，十去八九，城外屋舍，十去其四。北京城內亦屍積成堆，腐肉白骨縱橫，百家之中，所全不過十戶。昔日金碧輝煌的北京，數日之間已是滿目蒼荑。中國歷代歷朝之積畜，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國寶珍奇，攫掠殆盡，所失無算。後來擔任聯軍統帥的瓦德西對此也驚駭不已，在日記中寫道：所有此次中國所受破壞及搶劫之損失，其詳數也許永遠難以為人所知，但其為數必定極大無疑。
當年隨軍採訪的一名德國記者這樣寫道：「我們德國人從事了我們有史以來的第一次殖民戰爭。我們進行這場戰爭並不是為了基督教，也不是為了文化；而是為了貿易和我們在世界上的強權地位。」
當時清朝政府內部有人建議將首都遷往內地（西安）繼續與聯軍作戰的建議。但是當時的清政府實際上已經沒有可靠的軍隊了。義和團已經被戰敗，山東以南省份的總督們早在義和團期間就已經與外國達成地方上的協議，違抗清政府支持義和團的決定。因此清政府決定簽署和約來保存自己。
1900年9月7日，慶親王奕劻和北洋大臣李鴻章代表清政府，與英國、美國、日本、俄羅斯、法國、德國、意大利、奧匈帝國、比利時、西班牙和荷蘭駐中國的大使簽署了屈辱的《辛丑條約》。因為條約簽定於1901年，辛丑年，故名。
協定的正式名稱為ustria-Hungary,Belgium,France,Germany,Great Britain,Italy,Japan,Netherland,Russia,Spain,United States and China —Final Protocol for the Settlement of the Disturbances of 1900"（中國與十一國關於賠償1900年動亂的最後協定)。原文是以法文為準。在國際法上，因為中國不承認與各國有正式交戰，起因是義和團，故此辛丑條約只屬於一個協定，而並非和平條約。條約共12款，外加19條附件。
其大致內容如下：第一款，中國派親王載灃赴德國向德皇就德國大使被殺一事道歉。德國大使遇害處建碑紀念。（這是八國聯軍入侵的直接原因。） 第二款，鼓勵義和團的大臣被懲罰（兩個親王被判斬，後改為發放到新疆，其他許多大臣被革職）。反戰大臣、反對使用義和團的大臣被復職或受嘉獎。 第三款，中國派大臣赴日本就日本使館官員被殺事道歉。第四款，在動亂時期被損壞或污瀆的外國墳墓由各國使館重新恢復，中國為北京附近的每處墳墓付款一萬兩銀，為外省的每處付五千兩銀。第五款，中國禁止進口軍火兩年。第六款，中國共付各國戰爭賠償4.5億兩銀，分39年付清，每年利息為4厘，由中國的關稅和鹽稅來償付。 第七款，北京的大使館區內中國人不得居住，各國可以派兵保護。 第八款，大沽炮台以及北京到天津之間的炮台一律拆毀。第九款，外國可以在北京至山海關之間駐紮軍隊。 第十款，中國對將來一切抗外行為予以懲罰。第十一款，中國改善水道，以改善對外貿易。 第十二款，中國設立外務部作為對外的政府部門。
《辛丑條約》的簽訂，使中國喪失了更多的主權，並在此後繼續成為列強瓜分的對象。同時巨額賠款使業已不堪重負的清政府更加舉步艱難，使社會的經濟發展更加滯後。腐敗的清政府離滅亡的時日已經不太遠了。
此後，慈禧為了緩和國內外矛盾，消弭革命，維持統治，陸續推行了所謂的"新政"，主要措施包括調整官制、整頓吏治、改定刑律、編練新軍、獎勵實業、興辦學校等等。1906年又宣佈預備立憲。
走向末世--光緒之死
變法失敗後，光緒被囚，心境悲愴。1908年11月14日，光緒帝死。他在位34年，終年38歲，廟號德宗，葬於河北易縣崇陵。
《清史稿》對其評價道：德宗親政之時，春秋方富，抱大有為之志，欲張撻伐，以湔國恥。已而師徒撓敗，割地輸平，遂引新進小臣，銳意更張，為發奮自強之計。然功名之士，險躁自矜，忘投鼠之忌，而弗恤其罔濟，言之可為於邑。洎垂廉再出，韜晦瀛台。外侮之來，釁自內作。卒使八國連兵，六龍西狩。庚子以後，怫郁摧傷，奄致殂落，而國運亦因此而傾矣。嗚呼，豈非天哉！
光緒死後，慈禧馬上下詔立醇親王載灃子、年僅三歲的溥儀為帝，年號宣統。次日慈禧病死，結束了對清朝長達47年的統治。
此時的清朝已經處於瀕於覆滅的邊緣，反清武裝起義此起彼伏，民主思潮在全國開始廣泛傳播。
2006年5月25日星期四
歷史真貌─三大盛世天朝之一 清朝（十二）
傀儡皇帝同治帝和兩宮太后垂簾聽政時期
關於同治的預言和「辛酉政變」
唐朝高僧黃檗在《禪師詩》第八首中預言了同治的在位時間和發生的事情。詩中預言道：「同心佐治運中興，南北烽煙一掃平。一紀剛周陽一復，寒冰空自惕兢兢。」 第一句「同心佐治運中興」 暗含同治的年號，預言兩宮太后垂簾聽政。第二句預言南北的太平軍和捻軍備鎮壓。第三句「一紀剛周陽一復」 指同治在位的時間是十三年，一紀為十二年。「寒冰空自惕兢兢」 ，指仍面臨著外來的威脅。
歷史的的真實又是怎樣的呢？
1861年，咸豐在承德病逝後，由咸豐與葉赫那拉氏的獨生子載淳即位，年號是同治。同治生於咸豐六年（1856），因為同治即位時只有6歲，所以咸豐任命八大臣為顧命大臣，輔助同治。同時又賜予兩宮太后慈禧和慈安兩顆印章，以牽制八大臣。
慈禧(1835～1908)，清咸豐帝之妃。原名那拉氏，祖居葉赫(今四平附近)，故稱葉赫那拉。清史上說她是滿洲鑲藍旗人。父惠征，曾任安徽徽寧池廣太道道員。咸豐十二年(1852)，被選入宮，封蘭貴人。1856年，生皇長子載淳。次年，封懿貴妃。在宮中的地位僅次於皇后鈕鈷祿氏。1860年，英法聯軍進逼北京時，她隨咸豐帝逃往承德避暑山莊。咸豐帝病死，六歲的載淳繼位，她和鈕鈷祿氏被尊為皇太后，徽號慈禧、慈安，俗稱分別為西太后、東太后。
同治即位時，朝中勢力分為三股：顧命大臣勢力，帝胤勢力(皇室宗親) 和帝后勢力，而以太后慈禧為首的帝后勢力佔有相對優勢。慈禧在同治即位當年，就聯合帝胤勢力，發動了宮廷政變，將顧命大臣殺的殺，革職的革職，徹底摧毀了顧命大臣勢力。史稱「辛酉政變」 。同時任命帝胤勢力中的恭親王奕訢為議政王，在軍機處行走，大學士桂良、戶部尚書沈兆霖、侍郎寶鋆、文祥並為軍機大臣，鴻臚寺少卿曹毓瑛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等。「辛酉政變」後，清朝統治體系發生了一些改變，即由議政王奕訢總攬朝政，兩宮太后垂簾聽政，並最後裁定。不過發展到後來，逐漸演變為慈禧獨攬朝政的局面，而18歲開始親政的同治也不過是個傀儡皇帝。
此後，慈禧垂簾聽政長達50年，成為同治光緒兩朝的實際最高統治者，並影響了晚清乃至中國這50年的歷史進程。
同治時期，清朝社會動盪加劇，國內不僅有太平天國和義和團運動，同時還面臨著如何應對與他國的衝突。
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失敗，使中國閉關自守局面完全終結。清政府不得不承認「天朝」 與外邦是平等的國與國的關係，同時也認識到了西方軍事技術上的先進。另一方面，在鎮壓太平天國起義中，清政府重用了曾國藩，李鴻章等漢族士大夫，他們勢力的崛起削弱了滿洲人的統治。
同治新政─「洋務運動」 的興起和影響
此時，對於如何與所謂的夷人(西方人)打交道，清政府對列強的態度已發生明顯變化。在不少貴族官僚看來，與西洋各國進行長期和頻繁的往來不可避免，閉關鎖國實難採行。他們普遍認為，除了俄國，英、法、美對中國皆以通商牟利為重，而無吞土之心，也無意顛覆清朝的統治，做事也不無規矩。朝廷無力也不應抗拒與它們交往，與之保持正常關係是可能的。他們中的多數人並未拋棄中國乃制度文化勝於他人的天朝大國的觀念，但對外國的船堅炮利留有深刻印象，主張引進西方軍事裝備，建立軍事工業和進行軍事改革，以圖自強。這些人即所謂的「洋務派」，其中既包括奕訢、文祥這樣的朝廷大員，也有曾國藩、李鴻章和左宗棠這樣的封疆大吏。在清朝實際的最高統治者那拉氏慈禧那裡，洋務派的觀點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接受。
這樣以往對外的「以夷制夷」 的策略為「師夷長技以制夷」 的策略取代。從1861年開始，在奕訢的主持下，中國在外交，財政，教育以及軍事等領域發起了一場「洋務運動」 。主要內容是引進西方工業機械和科學技術，建立本土的軍事、民用工業和發展近代交通、通訊設施，創建使用西方軍事裝備的軍隊等。
首先，清政府於1861年3月為辦理「洋務」( 外交事務) 設立了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簡稱總理衙門) ，由奕訢任總理大臣，但對外決策仍由慈禧最終裁定。它不僅掌管清政府與各國間的外交事務，而且處理包括對外貿易，海關稅務，邊疆防務，軍備建設，建立新式學校，興建鐵路，礦山等方面的事情。總理衙門下設獨立公所，包括英，法，俄，美和海防五股機構，分別處理相關事務。該衙門是中國兩千年來第一個專門處理對外事務的中央機構，其設立的主要目地是處理與西方的關係，創辦近代工業等。
鑒於通商口岸數量的大幅度增加，清政府還設置了南北通商大臣兩職代替原先的五口通商大臣，它們後來分別專由兩江總督和直隸總督兼任，通稱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
在海關稅務方面，1858年底，清廷與英、法、美簽訂了新的通商章程，其中有邀請外人幫辦稅務和對各口劃一辦理的規定。借此，列強將不少外人安插進各口海關擔任稅務司和其他職務，掌握了中國海關的行政權，英人的權勢尤盛。由於這些海關能夠向清政府持續提供比以往大為增加的收入，其中的外籍管理人員得到了洋務派官員的信任。1859年，兩江總督兼五口通商大臣何桂清委派英人李泰國擔任總轄海關事務的「總稅務司」。1861年，清廷正式授予李泰國對各口岸海關的總轄權。1863年，羅伯特·赫德接替李泰國擔任總稅務司。1865年，總稅務司由上海移至北京辦公，總稅務司署也設立了。總稅務司雖隸屬總理衙門，權力也由清廷授予，實則不受中方轄制。
雖然清廷能從總稅務司獲得正常的海關收入，但中國海關主權的喪失卻是不爭的事實。赫德長期擔任總稅務司，對清廷頗具影響。朝廷大員們不僅在海關問題上對其十分信任，在其他問題尤其是涉外問題上也時常咨詢。
其次，清政府決定派員出國考察。隨著對外關係的開展，清廷向西洋派遣使節也日益顯得必要，但它覺得缺乏合適的人選，對清使覲見外國君主時行何禮節也不無顧慮。「行跪拜禮則有礙尊嚴，不行跪拜禮又將予外使將來見清帝時拒行跪拜以借口。」
1866年，總稅務司赫德要回國結婚，在向奕訢請假時，順便建議清政府派人去西方考察。奕訢向慈禧奏請獲得同意後，派斌椿等四人去西方考察。這是中國有史以來政府官員赴西歐考察的「東土西來第一人」 。
斌椿在歐洲遊歷了110多天，訪問了英國，法國，丹麥，瑞典，芬蘭，普魯士等十幾個國家。回到北京後，他記錄下他所看到的西方近代的科技和文明，包括火車，輪船，電報，攝影，蒸汽機，顯微鏡等，以及他看到的歐洲博覽會，芭蕾舞，大英博物館，國家議院和法國的凡爾賽宮等。他的記錄為當時的中國人打開了一扇瞭解西方世界的窗子，但他並非一名使節。
1867年，面對列強的又一次修約要求，清廷認為有必要派使出洋，但人選和禮儀等問題依然令其困擾。這時，美國公使蒲安臣(安森·伯林蓋姆)正要卸任回國。他表示願意代表中國出使海外。清廷遂任命蒲安臣為欽差大臣，又委派英人和法人各一以及兩名總理衙門官員協助，組成了所謂的「蒲安臣使團」。該使團的任務是向列強說明：中國政府正在實行對各國友好的新政，在修約問題上有些困難需要它們的理解和包涵，將來會向各國派遣常駐使節以便溝通。該使團於1868年2月25日啟程，先後到訪歐美多國。在出訪中，蒲安臣對清廷的考慮作了一些說明，但也藉機為美國的利益服務。
1868年7月，他越權與美國國務卿西華德簽訂了中美續增條約，即「蒲安臣條約」，它後來為清廷所承認。該約規定，任由兩國國民隨時來往或常住入籍，這使美國更便於從中國獲得急需的勞動力。它還規定，美國優待進入本國國立學校學習的中國人，美國人則可在中國的外人居住地建立學校，這反映了美國有意通過文化教育擴大在華影響。該約還承認中國在本國領土上擁有財產徵用權，給予了中國在美國各港口派駐領事的權利，規定兩國國民在對方國家均不得因宗教信仰遭到迫害。該使團於1870年8月回到中國，蒲安臣本人則中途逝於俄國。直到七十年代後期，清廷才實現對外派遣常駐使節。
第三，在教育領域，為了培養與洋人打交道的人才，總理衙門設有「同文館」，聘用外國人教授外語。不久，又開設了天文，算學，化學，物理，國際法，外國史地，醫學，生理學，政治經濟學等課程。可以說，同文館是中國第一所近代意義上的學堂。但它同以後學堂不同之處在於，它在重視西學的同時，還聘請了大學士講授中國傳統文化經典。因此它培養出的西學人才，中文功底還是相當深厚的。
此外，同治時期開辦的新式學校還有江南製造局附設的機械學堂，福州船政局附設的，主要培養海軍和造船人才的船政學堂。
除了開辦學堂，清政府還於1872年首次公派了30名留學生留學美國。此後四年中，每年清政府都要派出30名留學生赴美。這些留美學生回國後，逐漸成為各個行業的知名人物。
第四，在洋務運動的前期，發展軍事工業是重心所在。在軍事上向西方學習，宗旨是「求強」 ，「求富」 。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相繼在上海，南京和福州辦起了安慶軍械所、江南製造總局、金陵機器局、福州船政局和天津機器局等20多家軍工產業，其中江南製造總局規模最大。這些工廠是中國現代工業尤其是重工業的前身，它們通常僱有外國的管理和技術人員，與外國企業和商人也多有來往，但衙門風氣濃厚，效率低下。同時，為了加強海軍，清政府還向英國和德國購買了軍艦等。
上述近代軍事工業的出現，引進了大量西方的技術，並培養了一批中國的近代科技人才。
第五，以「官督民辦」 的方式發展民族經濟比如造船業和紡織業等。
總體而言，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後的十年中，清廷未與列強出現嚴重的對抗。這一期間的中外糾紛中，很多與傳教活動有關。清廷在天津條約中同意外人在內地傳教，後來法國人又迫使它承認傳教士有權在內地買地置產，這為外國傳教士的在華活動大開方便之門。由於基督教與中國社會的傳統倫理有衝突之處，一些傳教士和所謂的「教民」也仗勢欺人，多有不法行徑，中國民眾與基督教勢力的衝突即所謂「教案」不斷發生，最著名的是1870年的天津教案。對於這些事件，清政府的基本做法是懲辦當事民眾和官員，並向列強道歉賠償。
在發起洋務運動的同時，清王朝也暫時解決了國內危機，先後平定了太平天國、捻軍和苗民、回民起義。
1864年太平天國都城天京陷落，雖然太平天國余部又奮爭了兩年多才告失敗，但已經不足以威脅到清的統治。此後，清政府又於1868年徹底鎮壓了捻軍，於1873年平息了苗民和回民起義。清王朝的統治得到了暫時得穩定。此時清王朝經過連年的戰事，造成經濟衰退，收入銳減，許多百姓流離失所，耕地荒蕪。清政府遇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財政危機。1850年以前清政府的主要財政收入是農業，但到了60年代，商業財政收入成為一個重要的來源。這表明清政府期望維護的大一統局面面臨著挑戰。
總之，在19世紀60年代，清廷穩定了國內的統治局面，與列強的關係也大體平穩，迎來了所謂的「同治中興」。但是，這只是國勢的虛假上揚，滿清王朝的頹勢沒有真正扭轉，行政和軍事體制的腐敗也未有改觀。到了19世紀80年代，作為西方各國深刻的經濟和社會變化的結果，列強爭奪殖民地和勢力範圍的競爭趨於激烈。在東方，經歷明治維新的日本則向一個新興強國邁進，近在咫尺的朝鮮和中國被它視作了主要的擴張目標。古老的中國即將遭遇更嚴重的危機。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歷史走到今天的中國，西方的科技文明開始大大方方的進入了中國，進入了中國的課堂，其實證科學的思想從此開始逐漸影響了中國人的思維，而中國傳統的認識天地自然的思維模式漸次受到了挑戰和冷落。
同治之死
同治1873年親政，但是兩年後就死於天花，終年19歲。死後，廟號為「穆宗」。因為同治帝無子，所以慈禧決定立她四歲的外甥載恬為帝，年號光緒，繼續與東太后「垂簾聽政」。此時，清王朝已經真正處於風雨飄搖中了。
關於同治的預言和「辛酉政變」
唐朝高僧黃檗在《禪師詩》第八首中預言了同治的在位時間和發生的事情。詩中預言道：「同心佐治運中興，南北烽煙一掃平。一紀剛周陽一復，寒冰空自惕兢兢。」 第一句「同心佐治運中興」 暗含同治的年號，預言兩宮太后垂簾聽政。第二句預言南北的太平軍和捻軍備鎮壓。第三句「一紀剛周陽一復」 指同治在位的時間是十三年，一紀為十二年。「寒冰空自惕兢兢」 ，指仍面臨著外來的威脅。
歷史的的真實又是怎樣的呢？
1861年，咸豐在承德病逝後，由咸豐與葉赫那拉氏的獨生子載淳即位，年號是同治。同治生於咸豐六年（1856），因為同治即位時只有6歲，所以咸豐任命八大臣為顧命大臣，輔助同治。同時又賜予兩宮太后慈禧和慈安兩顆印章，以牽制八大臣。
慈禧(1835～1908)，清咸豐帝之妃。原名那拉氏，祖居葉赫(今四平附近)，故稱葉赫那拉。清史上說她是滿洲鑲藍旗人。父惠征，曾任安徽徽寧池廣太道道員。咸豐十二年(1852)，被選入宮，封蘭貴人。1856年，生皇長子載淳。次年，封懿貴妃。在宮中的地位僅次於皇后鈕鈷祿氏。1860年，英法聯軍進逼北京時，她隨咸豐帝逃往承德避暑山莊。咸豐帝病死，六歲的載淳繼位，她和鈕鈷祿氏被尊為皇太后，徽號慈禧、慈安，俗稱分別為西太后、東太后。
同治即位時，朝中勢力分為三股：顧命大臣勢力，帝胤勢力(皇室宗親) 和帝后勢力，而以太后慈禧為首的帝后勢力佔有相對優勢。慈禧在同治即位當年，就聯合帝胤勢力，發動了宮廷政變，將顧命大臣殺的殺，革職的革職，徹底摧毀了顧命大臣勢力。史稱「辛酉政變」 。同時任命帝胤勢力中的恭親王奕訢為議政王，在軍機處行走，大學士桂良、戶部尚書沈兆霖、侍郎寶鋆、文祥並為軍機大臣，鴻臚寺少卿曹毓瑛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等。「辛酉政變」後，清朝統治體系發生了一些改變，即由議政王奕訢總攬朝政，兩宮太后垂簾聽政，並最後裁定。不過發展到後來，逐漸演變為慈禧獨攬朝政的局面，而18歲開始親政的同治也不過是個傀儡皇帝。
此後，慈禧垂簾聽政長達50年，成為同治光緒兩朝的實際最高統治者，並影響了晚清乃至中國這50年的歷史進程。
同治時期，清朝社會動盪加劇，國內不僅有太平天國和義和團運動，同時還面臨著如何應對與他國的衝突。
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失敗，使中國閉關自守局面完全終結。清政府不得不承認「天朝」 與外邦是平等的國與國的關係，同時也認識到了西方軍事技術上的先進。另一方面，在鎮壓太平天國起義中，清政府重用了曾國藩，李鴻章等漢族士大夫，他們勢力的崛起削弱了滿洲人的統治。
同治新政─「洋務運動」 的興起和影響
此時，對於如何與所謂的夷人(西方人)打交道，清政府對列強的態度已發生明顯變化。在不少貴族官僚看來，與西洋各國進行長期和頻繁的往來不可避免，閉關鎖國實難採行。他們普遍認為，除了俄國，英、法、美對中國皆以通商牟利為重，而無吞土之心，也無意顛覆清朝的統治，做事也不無規矩。朝廷無力也不應抗拒與它們交往，與之保持正常關係是可能的。他們中的多數人並未拋棄中國乃制度文化勝於他人的天朝大國的觀念，但對外國的船堅炮利留有深刻印象，主張引進西方軍事裝備，建立軍事工業和進行軍事改革，以圖自強。這些人即所謂的「洋務派」，其中既包括奕訢、文祥這樣的朝廷大員，也有曾國藩、李鴻章和左宗棠這樣的封疆大吏。在清朝實際的最高統治者那拉氏慈禧那裡，洋務派的觀點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接受。
這樣以往對外的「以夷制夷」 的策略為「師夷長技以制夷」 的策略取代。從1861年開始，在奕訢的主持下，中國在外交，財政，教育以及軍事等領域發起了一場「洋務運動」 。主要內容是引進西方工業機械和科學技術，建立本土的軍事、民用工業和發展近代交通、通訊設施，創建使用西方軍事裝備的軍隊等。
首先，清政府於1861年3月為辦理「洋務」( 外交事務) 設立了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簡稱總理衙門) ，由奕訢任總理大臣，但對外決策仍由慈禧最終裁定。它不僅掌管清政府與各國間的外交事務，而且處理包括對外貿易，海關稅務，邊疆防務，軍備建設，建立新式學校，興建鐵路，礦山等方面的事情。總理衙門下設獨立公所，包括英，法，俄，美和海防五股機構，分別處理相關事務。該衙門是中國兩千年來第一個專門處理對外事務的中央機構，其設立的主要目地是處理與西方的關係，創辦近代工業等。
鑒於通商口岸數量的大幅度增加，清政府還設置了南北通商大臣兩職代替原先的五口通商大臣，它們後來分別專由兩江總督和直隸總督兼任，通稱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
在海關稅務方面，1858年底，清廷與英、法、美簽訂了新的通商章程，其中有邀請外人幫辦稅務和對各口劃一辦理的規定。借此，列強將不少外人安插進各口海關擔任稅務司和其他職務，掌握了中國海關的行政權，英人的權勢尤盛。由於這些海關能夠向清政府持續提供比以往大為增加的收入，其中的外籍管理人員得到了洋務派官員的信任。1859年，兩江總督兼五口通商大臣何桂清委派英人李泰國擔任總轄海關事務的「總稅務司」。1861年，清廷正式授予李泰國對各口岸海關的總轄權。1863年，羅伯特·赫德接替李泰國擔任總稅務司。1865年，總稅務司由上海移至北京辦公，總稅務司署也設立了。總稅務司雖隸屬總理衙門，權力也由清廷授予，實則不受中方轄制。
雖然清廷能從總稅務司獲得正常的海關收入，但中國海關主權的喪失卻是不爭的事實。赫德長期擔任總稅務司，對清廷頗具影響。朝廷大員們不僅在海關問題上對其十分信任，在其他問題尤其是涉外問題上也時常咨詢。
其次，清政府決定派員出國考察。隨著對外關係的開展，清廷向西洋派遣使節也日益顯得必要，但它覺得缺乏合適的人選，對清使覲見外國君主時行何禮節也不無顧慮。「行跪拜禮則有礙尊嚴，不行跪拜禮又將予外使將來見清帝時拒行跪拜以借口。」
1866年，總稅務司赫德要回國結婚，在向奕訢請假時，順便建議清政府派人去西方考察。奕訢向慈禧奏請獲得同意後，派斌椿等四人去西方考察。這是中國有史以來政府官員赴西歐考察的「東土西來第一人」 。
斌椿在歐洲遊歷了110多天，訪問了英國，法國，丹麥，瑞典，芬蘭，普魯士等十幾個國家。回到北京後，他記錄下他所看到的西方近代的科技和文明，包括火車，輪船，電報，攝影，蒸汽機，顯微鏡等，以及他看到的歐洲博覽會，芭蕾舞，大英博物館，國家議院和法國的凡爾賽宮等。他的記錄為當時的中國人打開了一扇瞭解西方世界的窗子，但他並非一名使節。
1867年，面對列強的又一次修約要求，清廷認為有必要派使出洋，但人選和禮儀等問題依然令其困擾。這時，美國公使蒲安臣(安森·伯林蓋姆)正要卸任回國。他表示願意代表中國出使海外。清廷遂任命蒲安臣為欽差大臣，又委派英人和法人各一以及兩名總理衙門官員協助，組成了所謂的「蒲安臣使團」。該使團的任務是向列強說明：中國政府正在實行對各國友好的新政，在修約問題上有些困難需要它們的理解和包涵，將來會向各國派遣常駐使節以便溝通。該使團於1868年2月25日啟程，先後到訪歐美多國。在出訪中，蒲安臣對清廷的考慮作了一些說明，但也藉機為美國的利益服務。
1868年7月，他越權與美國國務卿西華德簽訂了中美續增條約，即「蒲安臣條約」，它後來為清廷所承認。該約規定，任由兩國國民隨時來往或常住入籍，這使美國更便於從中國獲得急需的勞動力。它還規定，美國優待進入本國國立學校學習的中國人，美國人則可在中國的外人居住地建立學校，這反映了美國有意通過文化教育擴大在華影響。該約還承認中國在本國領土上擁有財產徵用權，給予了中國在美國各港口派駐領事的權利，規定兩國國民在對方國家均不得因宗教信仰遭到迫害。該使團於1870年8月回到中國，蒲安臣本人則中途逝於俄國。直到七十年代後期，清廷才實現對外派遣常駐使節。
第三，在教育領域，為了培養與洋人打交道的人才，總理衙門設有「同文館」，聘用外國人教授外語。不久，又開設了天文，算學，化學，物理，國際法，外國史地，醫學，生理學，政治經濟學等課程。可以說，同文館是中國第一所近代意義上的學堂。但它同以後學堂不同之處在於，它在重視西學的同時，還聘請了大學士講授中國傳統文化經典。因此它培養出的西學人才，中文功底還是相當深厚的。
此外，同治時期開辦的新式學校還有江南製造局附設的機械學堂，福州船政局附設的，主要培養海軍和造船人才的船政學堂。
除了開辦學堂，清政府還於1872年首次公派了30名留學生留學美國。此後四年中，每年清政府都要派出30名留學生赴美。這些留美學生回國後，逐漸成為各個行業的知名人物。
第四，在洋務運動的前期，發展軍事工業是重心所在。在軍事上向西方學習，宗旨是「求強」 ，「求富」 。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相繼在上海，南京和福州辦起了安慶軍械所、江南製造總局、金陵機器局、福州船政局和天津機器局等20多家軍工產業，其中江南製造總局規模最大。這些工廠是中國現代工業尤其是重工業的前身，它們通常僱有外國的管理和技術人員，與外國企業和商人也多有來往，但衙門風氣濃厚，效率低下。同時，為了加強海軍，清政府還向英國和德國購買了軍艦等。
上述近代軍事工業的出現，引進了大量西方的技術，並培養了一批中國的近代科技人才。
第五，以「官督民辦」 的方式發展民族經濟比如造船業和紡織業等。
總體而言，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後的十年中，清廷未與列強出現嚴重的對抗。這一期間的中外糾紛中，很多與傳教活動有關。清廷在天津條約中同意外人在內地傳教，後來法國人又迫使它承認傳教士有權在內地買地置產，這為外國傳教士的在華活動大開方便之門。由於基督教與中國社會的傳統倫理有衝突之處，一些傳教士和所謂的「教民」也仗勢欺人，多有不法行徑，中國民眾與基督教勢力的衝突即所謂「教案」不斷發生，最著名的是1870年的天津教案。對於這些事件，清政府的基本做法是懲辦當事民眾和官員，並向列強道歉賠償。
在發起洋務運動的同時，清王朝也暫時解決了國內危機，先後平定了太平天國、捻軍和苗民、回民起義。
1864年太平天國都城天京陷落，雖然太平天國余部又奮爭了兩年多才告失敗，但已經不足以威脅到清的統治。此後，清政府又於1868年徹底鎮壓了捻軍，於1873年平息了苗民和回民起義。清王朝的統治得到了暫時得穩定。此時清王朝經過連年的戰事，造成經濟衰退，收入銳減，許多百姓流離失所，耕地荒蕪。清政府遇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財政危機。1850年以前清政府的主要財政收入是農業，但到了60年代，商業財政收入成為一個重要的來源。這表明清政府期望維護的大一統局面面臨著挑戰。
總之，在19世紀60年代，清廷穩定了國內的統治局面，與列強的關係也大體平穩，迎來了所謂的「同治中興」。但是，這只是國勢的虛假上揚，滿清王朝的頹勢沒有真正扭轉，行政和軍事體制的腐敗也未有改觀。到了19世紀80年代，作為西方各國深刻的經濟和社會變化的結果，列強爭奪殖民地和勢力範圍的競爭趨於激烈。在東方，經歷明治維新的日本則向一個新興強國邁進，近在咫尺的朝鮮和中國被它視作了主要的擴張目標。古老的中國即將遭遇更嚴重的危機。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歷史走到今天的中國，西方的科技文明開始大大方方的進入了中國，進入了中國的課堂，其實證科學的思想從此開始逐漸影響了中國人的思維，而中國傳統的認識天地自然的思維模式漸次受到了挑戰和冷落。
同治之死
同治1873年親政，但是兩年後就死於天花，終年19歲。死後，廟號為「穆宗」。因為同治帝無子，所以慈禧決定立她四歲的外甥載恬為帝，年號光緒，繼續與東太后「垂簾聽政」。此時，清王朝已經真正處於風雨飄搖中了。
2006年5月20日星期六
歷史真貌─三大盛世天朝之一 清朝（十一）
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爆發
1857年11月，英法大軍近6000人在珠江口集結完畢。美國新任公使列維廉(威廉·裡德)和在天津遭拒的俄使普提雅廷也到達香港，與英法磋商。美俄的伎倆是，在「中立」和「調停」的幌子下配合英法的行動，並乘機向中國政府欺詐勒索。葉名琛認為英法是黔驢技窮和虛張聲勢，接其奏報的咸豐帝也以為勝算在握。12月中旬，額爾金和葛羅分別向葉名琛發出照會，提出進入廣州城、商議修約、賠償損失等要求，對純屬英方無理取鬧的「亞羅」號事件則未再提。同時，英法聯軍侵入珠江，逼近廣州。葉名琛對英法的要求一一據理駁斥，但仍不事抵抗，還聽信據稱兩國無心大動干戈的傳言。24日，聯軍發出最後通牒，限廣州守軍在48小時內撤至城外。葉名琛照舊穩坐泰山。28日，聯軍向廣州發起進攻。30日，廣州失陷。葉名琛遭俘，被押往加爾各答。他自比海上蘇武，於次年4月逝於異國。
佔領廣州後，英法侵略者命令投降的廣東巡撫柏貴出面主持政務。身為傀儡的柏貴不向北京報告實情，還說自己是「苟且忍耐，曲為羈縻」。到1858年2月，咸豐帝才從湖南巡撫駱秉章那裡獲知廣州實已淪陷，但他以太平天國為心腹大患，對外仍以「懷柔」為上。
2月中，英、法、美、俄使節通過上海方面向清政府發出照會，提出大量利益要求，包括公使駐京、增開口岸、外人至內地遊歷和修訂稅則等。英法還威脅說，若中方在3月底之前不派遣欽差大臣赴上海談判，即舉兵北上。隨後，他們乘艦前往上海。他們在此得到的答覆是，英法美使臣應回廣東商談，俄使則應前往黑龍江。四國使節不予接受，於4月中率艦抵達大沽口，要求與清政府的全權代表在北京或天津談判。清廷派倉場侍郎崇綸前去交涉，英法代表因其級別低和沒有全權而拒絕會見。清廷又以直隸總督譚廷襄為欽差，額爾金和葛羅認為他須獲全權，譚稱中國並無此種辦理，雙方的談判遂遲遲未啟。譚廷襄與列維廉和普提雅廷有所接觸，他知道美俄皆有漁利之心，但仍存望其調停之意。對咸豐帝來說，所能作出的最大讓步不過是減稅和增開閩粵小口岸各一，他還要求英法先交還廣州。一事無成的額爾金和葛羅決定採取強硬行動。5月20日上午，英法聯軍向大沽炮台發動攻擊，兩小時後即佔領之。數日後，侵略軍進抵天津城郊。驚恐的咸豐帝急忙派大學士桂良和吏部尚書花沙納赴津交涉，還任命僧格林沁為欽差大臣，負責加強京畿防務。
6月初，桂良、花沙納與四國的代表分別展開談判。因英法堅持中方代表須有全權，咸豐只好準許桂良、花沙納「便宜行事」，實際上他們仍須不斷徵詢北京的意見。與英法的談判是交涉的重心，中英談判則是重中之重。英方索要的權益最多，對一些重點要求的堅持也最力。對於很多權益，其它國家樂於先由英人逼迫清廷讓與，再憑最惠國待遇坐享其成。對開放長江、允許英人到內地遊歷和准許英使駐京這三項要求，清廷很難接受。它擔心開放長江和內地造成外人勢力深入腹地，並與內地「亂黨」相聯合。它最不願看到北京駐使，害怕這嚴重損害朝廷的威望，更便於外人向己施壓，並使反清力量和外人在京城危險地聯成一氣。英方以進軍北京相威逼，清廷只得屈服。
1858年6月26日，中英天津條約簽訂。它的重要內容是：兩國「交派秉權大員」至兩國首都，英國駐華官員及眷屬可長期居住或隨時出入北京，可租地租屋和僱傭僕役，英使覲見清帝之禮與覲見歐洲君主時相同；中方委派一名內閣大學士尚書辦理與英使文移、會晤等事；日後中方派使赴英，享有同等優待；英人可持由領事發放和地方官蓋印的執照往內地遊歷和通商，「江寧等處，有賊處所，候城池克復之後，再行給照」；開放長江口岸，鎮江在一年後開埠，其餘「俟地方平靖」由雙方後商議，自漢口以下至海共選擇不超過三處長江口岸開放(後定為漢口、九江和鎮江)；增開牛莊(後改營口)、登州(後改煙台)、台灣(後改台南)、潮州(後改汕頭)、瓊州為口岸；中方保護基督教的傳授習學者；雙方盡快於上海會商新稅則；公文敘及英國官民，不得使用「夷」字。該約專條規定，中方賠償英國商民損失和軍費共白銀400萬兩，賠款付清後英方交還廣州。次日，中法天津條約簽訂，重要內容是：法國公使可進入北京辦理要務，若別國公使獲准常駐北京，法國也享此待遇，中國派往法國使節可與他國使節享受同樣待遇；增開瓊州、潮州(後改汕頭)、台灣(後改台南)、淡水、登州(後改煙台)、江寧六口；法人可憑執照去內地遊歷；中方對持執照赴內地的天主教傳教士厚待保護，對信崇天主教而循規蹈矩的中國人免於懲治。該約補遺規定，中方將西林知縣革職和永不敘用，賠償法國商民損失及軍費200萬兩，賠款付清後法軍退出廣州。這兩個不平等條約使中國的利權再受嚴重侵害，為列強勢力進入中國內地敞開了大門，令清政府的閉關鎖國堡壘坍塌殆盡。
中美、中俄談判與中英、中法談判同時進行著。列維廉和普提雅廷以代向英法「說合」為幌子，誘使清廷接受本國的要求。清政府對俄美的調停不無幻想，認為先將這兩國打發也可削弱英法的氣焰，還覺得它們的索求遠非那般「苛刻」，遂於6月13日輕易締結了中美和中俄天津條約。中美條約對最惠國待遇作了更詳細的規定，另有如下重要內容：美使可至北京辦理要務，但每年不得超過一次，到京後須盡快辦理；若中方同意他國公使駐京，美國也享有該權利；增開潮州（後改汕頭）、台灣為通商口岸。中俄條約的重要內容是：中國開放上海、寧波、廣州、福州、廈門、台灣(後改台南)、瓊州為通商口岸，俄國可在各口岸派駐領事、停泊軍艦、買地造屋，還享有最惠國待遇、領事裁判權和自由傳教權。它還規定兩國派員查勘未定之邊界，顯現了俄國奪取中國領土的企圖。此前，沙俄已利用清廷的內外交困在黑龍江地區採取了行動。5月底，曾在廣州苟且乞降的清朝黑龍江將軍奕山與俄國東西伯利亞總督尼古拉·穆拉維約夫在璦琿會晤。穆拉維約夫要求訂立新的界約，奕山不從，但俄方稍行軍事恫嚇即令其屈服。5月28日，雙方簽訂了中俄璦琿條約，黑龍江以北60多萬平方公里的大片中國領土被劃歸俄國，烏蘇里江以東40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也被定為中俄共管。中俄天津條約簽訂時，桂良等人尚不知道這個璦琿條約。清廷獲知該約後，將奕山處分，對條約也未批准。
10月，桂良、花沙納等在上海與英方就修訂稅則展開談判。11月初，雙方訂立了新的通商章程。新的中法和中美通商章程也隨後簽訂，內容與前者大體相同。它們的重要內容是：對進出口稅中的多數予以削減，少數略有增加，對進口的煙、酒、化妝品等消費品免稅，對未列入稅則而又不免稅的貨物實行5%稅率，洋貨運銷內地或輸出土貨，一律只征2.5％的子口稅；外國人「應邀」幫辦中國海關稅務；鴉片貿易合法化，改其名為「洋藥」，每百斤徵稅30兩。咸豐帝還想取消外使進京、開放長江和外人至內地遊歷等約定，要求桂良等與英方磋商，甚至願以免征外國貨物關稅為交換。桂良等對此並不積極，這無異於與虎謀皮，免除關稅在財政上也很難成立。在咸豐帝逼迫之下，他們才正式提出使節駐京問題。經反覆勸說，額爾金有所鬆動，稱英使可以進出北京辦理公務，但不在北京長住。
到了1859年，清廷須與列強交換經各國政府批准的條約了，中英、中法、中俄條約皆有屆時至北京換約的規定。4月，中俄在北京完成換約。自清初以來，俄使至京已有多次。對於其它國家，咸豐帝則希望在上海換約，但也做了在北京換約的準備。6月初，英美新任駐華公使弗雷德裡克·普魯斯(額爾金之弟)、華若翰(約翰·沃德)和再任法國駐華公使的布爾布隆在上海會合，桂良勸其不要北上，英法使節以武力相威脅，堅持進京換約。6月20日，三國公使乘艦到達大沽口，欲經白河入京。僧格林沁已加強當地的防禦，英方則要求中方撤除航道上的障礙物。中方回復說，大沽口設防頗多，不便進入，請各使在稍北的北塘登陸入京(這是傳統的貢道)。中方的安排無可非議，傲慢專橫的普魯斯則決意要走大沽口。6月25日上午，英法軍隊(主要是英軍)向大沽炮台發動進攻，中國守軍奮力抵抗，僧格林沁親自督戰。戰至夜晚，侵略軍遭到重創，有10艘左右的軍艦被擊沉擊傷，數百人死傷，守軍只有直隸提督史榮椿以下32人陣亡。在戰鬥中，美艦不顧本國一直標榜的「中立」姿態，給予了英軍一定協助。事後，普魯斯和布爾布隆退回上海。華若翰則同意按清廷指定路線進京，最後在北塘完成了換約。
大沽之役獲勝後，擔心「兵連禍結」的咸豐帝欲安撫英法，仍許進京換約，但對條約無意全盤接受。兩江總督何桂清遂在上海與英法使節接觸，華若翰也應允出面調停，但均無效果。雖然普魯斯的所作所為在英國國內頗受非議，帕麥斯頓內閣還是支持對中國增兵討伐，巴黎也再次與倫敦合作。1860年2月，額爾金和葛羅重被任命為赴華特使。隨他們侵華的是18000名英軍和7200名法軍，分別以詹姆斯·格蘭特和夏爾·孟陶班為總司令。3月，普魯斯和布爾布隆發出照會，以舉兵北上、截斷漕運和停付關稅為威脅，要求中國政府就大沽事件道歉、允許外使自白河進京、完全履行天津條約和增加賠款。英法大軍也陸續抵達上海集結，並開始行動。咸豐帝一心盼和，只求降低要價，見外人不依不饒，又陡作強硬。在4月的一份上諭中，他聲稱惟有決戰，並將「所有前議條約，概作罷論」。英法軍隊於4月佔領定海，在5、6月間又進佔大連和煙台，將這兩地分別作為英軍和法軍的前哨基地。5月初，江南大營也被太平軍攻破。咸豐帝又指望何桂清等對外人「反覆開導」，並同意外使駐京和開放長江之外的其他各款約定。何桂清素來親近列強，是上海買辦集團利益的代表，他主張全部接受英法的要求，並請其幫助攻打太平軍。咸豐帝反對這樣做，又逢太平軍連克常州、蘇州等地，遂於6月將何桂清革職，由蘇滬的另一著名買辦官僚薛煥接任。面對英法艦隊即將再犯天津海口的局勢，薛煥力主妥協求和，稱英法是和是戰依中國舉動而定，咸豐帝打算在兩國代表抵達天津海口時再加「開導」。
但是，英法聯軍無意提供被「開導」的機會，決心一開始就用炮彈說話。7月，額爾金和葛羅分別到達大連和煙台，英法大軍也準備完畢。他們決定從未設防的北塘登陸，再抄襲大沽炮台。8月1日，聯軍開始在北塘登岸，10餘天後大舉進攻。僧格林沁的蒙古騎兵雖然驍勇，也無法抵擋西洋的槍炮。清廷派員欲護送英法使節進京換約，亦遭拒絕。8月21日，英法聯軍攻陷大沽北炮台。24日，天津失守。咸豐帝立即委任桂良和直隸總督恆福為欽差大臣，赴天津談判。英法方面提出開放天津通商、增加賠款、同意以往條約各款和使節帶兵進京換約等要求，咸豐帝拒絕全部接受，尤懼外兵進京。9月初，聯軍向北京的門戶通州前進。咸豐帝決定「剿撫並用」，派怡親王載垣、軍機大臣兼兵部尚書穆蔭為「便宜行事欽差大臣」再去議和，還宣佈要「御駕親征」，但也在考慮逃往熱河。14日，載垣在通州與造訪的巴夏禮達成協議，同意了英法在天津提出的各款。此前，載垣與英法方面接洽並不順利，又聞聯軍仍在前進，遂以為和局難成，並奏報京師。咸豐帝接報後，決定迎戰。獲知巴夏禮前來後，他認為在廣州挑起事端、在歷來交涉中態度強橫的巴夏禮是英方的主謀之人，下令可將其扣押「以杜奸計」。這道旨意到達通州時，載垣和巴夏禮已達成和議。17日，巴夏禮又來通州，要求允許英法使臣親向皇帝遞交國書，載垣認為事關「國體」，斷不能應允。巴夏禮堅持不讓，載垣覺得和議瀕臨破裂。18日，巴夏禮等英法人員共39人被扣押。聯軍於當日大舉進攻，大敗僧格林沁所部於張家灣，攻佔通州。21日，清軍又慘敗於八里橋，受傷的清將勝保將被扣的英法軍官各一斬首以洩憤。
咸豐帝任命異母弟恭親王奕訢督辦和局，自己於22日逃往熱河。奕訢照會英法，要求停戰，表示接受先前達成的和議。額爾金等堅持先釋放被扣人員，再談停戰訂約，對於向皇帝親遞國書則無強求之意。由於聯軍索人甚急，一時也未進攻北京(是在進行軍事準備)，奕訢以為他們因為顧忌巴夏禮等才未輕舉妄動，更視這些人為籌碼，主張歇兵簽約之後再放人。聯軍以攻城相威脅，要求放人。10月6日，聯軍進至德勝門和安定門外，並尾追潰敗的清軍至圓明園。他們闖入園中，將珍寶財物洗劫一盡。此時，一直避居城外的奕訢同意放人。在人心惶惶的北京城中，留守官員也無心禦敵，雖然各地勤王之師正在趕來。8日，巴夏禮等數人被釋放。英法方面又威逼交出安定門以保證進城談判代表的安全，並釋放所有被拘人員。在前一問題上，奕訢打算拖延，城中的的王公大臣不以為然。13日，安定門被交由聯軍佔領。同時，從不同地點找到的被拘外人也盡被釋放，但當初遭扣的39人中有20人因被殺、飢餓和受虐而死。對此，額爾金和葛羅各要求賠償「恤金」白銀30萬和20萬兩，但這遠不令額爾金解氣。他認為，「若單要求賠款，在這種擾亂的情形中，中國政府，除了民脂民膏以外，也付不出大筆款項。其次，或是要求清政府交出那般苛待英人和破壞和約的人們，一些可憐的屬員，也許要呈現出來，作替身了。」他要求將圓明園毀為平地以作懲罰，該地也被認為是部分「英法僑民所受痛心疾首慘刑而死之地」。葛羅反對這樣做，但未力阻。對於英人不待清廷同意即要焚園，奕訢也未及時獲悉。
10月18日，英軍在圓明園內大舉縱火，將這一園林藝術的瑰寶化為灰燼。這一駭人行為無論有何理由，都不能不說是一樁野蠻暴行。事後，奕訢依然接受了包括恤金要求在內的全部議和條件。10月24日和25日，他分別與英法代表就天津條約換約，並簽訂續增條約，即中英、中法北京條約。中英條約的重要內容是，當年桂良等人在上海與額爾金就英使駐京問題所定之議無效，英使是否常駐北京由英國決定；賠償英國白銀800萬兩；天津開放為通商口岸；凡有情願出國做工的華人，俱准與英人立約，可單身或攜帶家屬赴通商各口出洋；京外英軍開赴天津、大沽、登州、北海和廣州等處，賠款交清後撤離；中國割讓廣東九龍司地方給英國。中法條約也規定賠款800萬兩，在開放天津、允許華民出國做工和法軍撤退問題上的規定與英約相同或相似。它還規定：清帝宣佈任各處軍民人等傳習天主教，濫行查拿者將予處分；賠還先前從天主教徒那裡沒收的教堂、田地和房舍等。在談判中充當翻譯的法國神甫還在中法條約中文本中私自加入了「並任法國傳教士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便」一款，清廷竟未發覺。
與此同時，俄國的侵華步伐也未停止。璦琿條約墨跡未乾，穆拉維約夫又侵入了烏蘇里江以東地區。在1859年4月交換天津條約之際，俄方提出以黑龍江和烏蘇里江為中俄邊界，清廷加以拒絕，稱黑龍江以北之地也僅借俄人暫住。大沽之役後不久，俄國使節尼古拉·伊格那提耶夫又為邊界一事來到北京。他在北京居留頗長，但終未如願。1860年5月，伊格那提耶夫前往上海，欲借英法之力達到目地。他為英法出謀劃策，提供了京津地區的大量情報。英法大軍進逼北京之際，伊格那提耶夫也重返故地。他借調停之名，誘使奕訢接受俄方的要求。奕訢對他並不信任，但怕俄人趁亂惹是生非，以息事寧人為本。結果，中俄於11月14日也簽訂了續增條約，即中俄北京條約。根據之，中俄東段邊界以黑龍江、烏蘇里江為界，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劃歸俄國。這確認了璦琿條約中中俄以黑龍江為界的條款，但將其中定為中俄共管的烏蘇里江以東大片土地也劃歸了俄國。該約還對中俄西部邊界的走向作了大致規定，即沿山嶺、大河的走向以及中國常駐卡倫而行，從沙賓達巴哈界牌起，經齋桑湖、特穆爾圖淖爾至浩罕。這不僅使一些中國領土被劃入俄境，還為俄國日後侵吞更多的中國西北領土埋下了伏筆。該約還規定，俄國還可在伊犁、塔爾巴哈台、喀什噶爾設領事官，中俄東部邊界地區則實行免稅貿易，等等。
咸豐之死和鴉片戰爭的後果
英法聯軍入侵北京後，咸豐逃往熱河承德。在承德，咸豐往往中夜彷徨，一籌莫展，於是沉湎於聲色，縱欲自戕，臨死前兩天還傳諭「如意洲花唱照舊」。咸豐十一年（1861年8月22日），咸豐病故。在位只有11年。在這十一年中，民怨沸騰，並不任戰，以至「大局糜爛，不可收拾」 。可以說，咸豐是一個志高才疏的皇帝，他的軟弱，他的無能加速了大清王朝的衰亡。而自咸豐起，清室子嗣的不旺似乎也預示了上天對清朝命運的安排。
咸豐死後，謚號文宗，葬在定陵。《清史稿》認為：文宗遭陽九之運，躬明夷之會。外強要盟，內孽競作，奄忽一紀，遂無一日之安。而能任賢擢材，洞觀肆應。賦民首杜煩苛，治軍慎持馭索。輔弼充位，悉出廟算。鄉使假年御宇，安有後來之伏患哉？
而第二次鴉片戰爭以清廷的徹底失敗而告終，中國喪失了大量領土和權益，閉關自守局面完全終結。
上天之警示：頻繁天災人禍的肇始
聖人有言：「人無德，天災人禍。」 上天通過一系列天象警告著人們。從1840年開始，清朝就進入了多災的時期，到其王朝滅亡，幾乎每年都是災年。40年代，黃河連續決口，緊接著發生秦豫大旱，隨後是連續三年的東南各省大水災。50年代，旱蝗嚴重，瘟疫流行，黃河改道。比如史書記載的咸豐時期發生的災害有：「元年三月甲子，大雨雹，傷人畜，壞屋宇；懷來大雨雹。五月丙午，東光大雨雹，屋瓦皆毀，傷人畜。三年三月，崇仁雨雹，大者如小者如拳，屋瓦盡毀。四年四月，黃安雨雹，重十餘斤，損麥。九年七月，黃岡雨雹，大如卵。十年七月，羅田大雨雹，傷禾無數；麻城雨雹，大如雞卵，擊斃牛馬；黃安大雨雹，樹俱折。十一年十一月，麻城、羅田、宜都雨雹，大如雞卵，傷禾稼，損屋舍。」
而這一時期，正是清朝國內經濟衰退，起義頻繁，二次鴉片戰爭爆發的時期。上至君王，下至百姓，不修德行，上天在預警的同時，也在懲治著人類。
1857年11月，英法大軍近6000人在珠江口集結完畢。美國新任公使列維廉(威廉·裡德)和在天津遭拒的俄使普提雅廷也到達香港，與英法磋商。美俄的伎倆是，在「中立」和「調停」的幌子下配合英法的行動，並乘機向中國政府欺詐勒索。葉名琛認為英法是黔驢技窮和虛張聲勢，接其奏報的咸豐帝也以為勝算在握。12月中旬，額爾金和葛羅分別向葉名琛發出照會，提出進入廣州城、商議修約、賠償損失等要求，對純屬英方無理取鬧的「亞羅」號事件則未再提。同時，英法聯軍侵入珠江，逼近廣州。葉名琛對英法的要求一一據理駁斥，但仍不事抵抗，還聽信據稱兩國無心大動干戈的傳言。24日，聯軍發出最後通牒，限廣州守軍在48小時內撤至城外。葉名琛照舊穩坐泰山。28日，聯軍向廣州發起進攻。30日，廣州失陷。葉名琛遭俘，被押往加爾各答。他自比海上蘇武，於次年4月逝於異國。
佔領廣州後，英法侵略者命令投降的廣東巡撫柏貴出面主持政務。身為傀儡的柏貴不向北京報告實情，還說自己是「苟且忍耐，曲為羈縻」。到1858年2月，咸豐帝才從湖南巡撫駱秉章那裡獲知廣州實已淪陷，但他以太平天國為心腹大患，對外仍以「懷柔」為上。
2月中，英、法、美、俄使節通過上海方面向清政府發出照會，提出大量利益要求，包括公使駐京、增開口岸、外人至內地遊歷和修訂稅則等。英法還威脅說，若中方在3月底之前不派遣欽差大臣赴上海談判，即舉兵北上。隨後，他們乘艦前往上海。他們在此得到的答覆是，英法美使臣應回廣東商談，俄使則應前往黑龍江。四國使節不予接受，於4月中率艦抵達大沽口，要求與清政府的全權代表在北京或天津談判。清廷派倉場侍郎崇綸前去交涉，英法代表因其級別低和沒有全權而拒絕會見。清廷又以直隸總督譚廷襄為欽差，額爾金和葛羅認為他須獲全權，譚稱中國並無此種辦理，雙方的談判遂遲遲未啟。譚廷襄與列維廉和普提雅廷有所接觸，他知道美俄皆有漁利之心，但仍存望其調停之意。對咸豐帝來說，所能作出的最大讓步不過是減稅和增開閩粵小口岸各一，他還要求英法先交還廣州。一事無成的額爾金和葛羅決定採取強硬行動。5月20日上午，英法聯軍向大沽炮台發動攻擊，兩小時後即佔領之。數日後，侵略軍進抵天津城郊。驚恐的咸豐帝急忙派大學士桂良和吏部尚書花沙納赴津交涉，還任命僧格林沁為欽差大臣，負責加強京畿防務。
6月初，桂良、花沙納與四國的代表分別展開談判。因英法堅持中方代表須有全權，咸豐只好準許桂良、花沙納「便宜行事」，實際上他們仍須不斷徵詢北京的意見。與英法的談判是交涉的重心，中英談判則是重中之重。英方索要的權益最多，對一些重點要求的堅持也最力。對於很多權益，其它國家樂於先由英人逼迫清廷讓與，再憑最惠國待遇坐享其成。對開放長江、允許英人到內地遊歷和准許英使駐京這三項要求，清廷很難接受。它擔心開放長江和內地造成外人勢力深入腹地，並與內地「亂黨」相聯合。它最不願看到北京駐使，害怕這嚴重損害朝廷的威望，更便於外人向己施壓，並使反清力量和外人在京城危險地聯成一氣。英方以進軍北京相威逼，清廷只得屈服。
1858年6月26日，中英天津條約簽訂。它的重要內容是：兩國「交派秉權大員」至兩國首都，英國駐華官員及眷屬可長期居住或隨時出入北京，可租地租屋和僱傭僕役，英使覲見清帝之禮與覲見歐洲君主時相同；中方委派一名內閣大學士尚書辦理與英使文移、會晤等事；日後中方派使赴英，享有同等優待；英人可持由領事發放和地方官蓋印的執照往內地遊歷和通商，「江寧等處，有賊處所，候城池克復之後，再行給照」；開放長江口岸，鎮江在一年後開埠，其餘「俟地方平靖」由雙方後商議，自漢口以下至海共選擇不超過三處長江口岸開放(後定為漢口、九江和鎮江)；增開牛莊(後改營口)、登州(後改煙台)、台灣(後改台南)、潮州(後改汕頭)、瓊州為口岸；中方保護基督教的傳授習學者；雙方盡快於上海會商新稅則；公文敘及英國官民，不得使用「夷」字。該約專條規定，中方賠償英國商民損失和軍費共白銀400萬兩，賠款付清後英方交還廣州。次日，中法天津條約簽訂，重要內容是：法國公使可進入北京辦理要務，若別國公使獲准常駐北京，法國也享此待遇，中國派往法國使節可與他國使節享受同樣待遇；增開瓊州、潮州(後改汕頭)、台灣(後改台南)、淡水、登州(後改煙台)、江寧六口；法人可憑執照去內地遊歷；中方對持執照赴內地的天主教傳教士厚待保護，對信崇天主教而循規蹈矩的中國人免於懲治。該約補遺規定，中方將西林知縣革職和永不敘用，賠償法國商民損失及軍費200萬兩，賠款付清後法軍退出廣州。這兩個不平等條約使中國的利權再受嚴重侵害，為列強勢力進入中國內地敞開了大門，令清政府的閉關鎖國堡壘坍塌殆盡。
中美、中俄談判與中英、中法談判同時進行著。列維廉和普提雅廷以代向英法「說合」為幌子，誘使清廷接受本國的要求。清政府對俄美的調停不無幻想，認為先將這兩國打發也可削弱英法的氣焰，還覺得它們的索求遠非那般「苛刻」，遂於6月13日輕易締結了中美和中俄天津條約。中美條約對最惠國待遇作了更詳細的規定，另有如下重要內容：美使可至北京辦理要務，但每年不得超過一次，到京後須盡快辦理；若中方同意他國公使駐京，美國也享有該權利；增開潮州（後改汕頭）、台灣為通商口岸。中俄條約的重要內容是：中國開放上海、寧波、廣州、福州、廈門、台灣(後改台南)、瓊州為通商口岸，俄國可在各口岸派駐領事、停泊軍艦、買地造屋，還享有最惠國待遇、領事裁判權和自由傳教權。它還規定兩國派員查勘未定之邊界，顯現了俄國奪取中國領土的企圖。此前，沙俄已利用清廷的內外交困在黑龍江地區採取了行動。5月底，曾在廣州苟且乞降的清朝黑龍江將軍奕山與俄國東西伯利亞總督尼古拉·穆拉維約夫在璦琿會晤。穆拉維約夫要求訂立新的界約，奕山不從，但俄方稍行軍事恫嚇即令其屈服。5月28日，雙方簽訂了中俄璦琿條約，黑龍江以北60多萬平方公里的大片中國領土被劃歸俄國，烏蘇里江以東40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也被定為中俄共管。中俄天津條約簽訂時，桂良等人尚不知道這個璦琿條約。清廷獲知該約後，將奕山處分，對條約也未批准。
10月，桂良、花沙納等在上海與英方就修訂稅則展開談判。11月初，雙方訂立了新的通商章程。新的中法和中美通商章程也隨後簽訂，內容與前者大體相同。它們的重要內容是：對進出口稅中的多數予以削減，少數略有增加，對進口的煙、酒、化妝品等消費品免稅，對未列入稅則而又不免稅的貨物實行5%稅率，洋貨運銷內地或輸出土貨，一律只征2.5％的子口稅；外國人「應邀」幫辦中國海關稅務；鴉片貿易合法化，改其名為「洋藥」，每百斤徵稅30兩。咸豐帝還想取消外使進京、開放長江和外人至內地遊歷等約定，要求桂良等與英方磋商，甚至願以免征外國貨物關稅為交換。桂良等對此並不積極，這無異於與虎謀皮，免除關稅在財政上也很難成立。在咸豐帝逼迫之下，他們才正式提出使節駐京問題。經反覆勸說，額爾金有所鬆動，稱英使可以進出北京辦理公務，但不在北京長住。
到了1859年，清廷須與列強交換經各國政府批准的條約了，中英、中法、中俄條約皆有屆時至北京換約的規定。4月，中俄在北京完成換約。自清初以來，俄使至京已有多次。對於其它國家，咸豐帝則希望在上海換約，但也做了在北京換約的準備。6月初，英美新任駐華公使弗雷德裡克·普魯斯(額爾金之弟)、華若翰(約翰·沃德)和再任法國駐華公使的布爾布隆在上海會合，桂良勸其不要北上，英法使節以武力相威脅，堅持進京換約。6月20日，三國公使乘艦到達大沽口，欲經白河入京。僧格林沁已加強當地的防禦，英方則要求中方撤除航道上的障礙物。中方回復說，大沽口設防頗多，不便進入，請各使在稍北的北塘登陸入京(這是傳統的貢道)。中方的安排無可非議，傲慢專橫的普魯斯則決意要走大沽口。6月25日上午，英法軍隊(主要是英軍)向大沽炮台發動進攻，中國守軍奮力抵抗，僧格林沁親自督戰。戰至夜晚，侵略軍遭到重創，有10艘左右的軍艦被擊沉擊傷，數百人死傷，守軍只有直隸提督史榮椿以下32人陣亡。在戰鬥中，美艦不顧本國一直標榜的「中立」姿態，給予了英軍一定協助。事後，普魯斯和布爾布隆退回上海。華若翰則同意按清廷指定路線進京，最後在北塘完成了換約。
大沽之役獲勝後，擔心「兵連禍結」的咸豐帝欲安撫英法，仍許進京換約，但對條約無意全盤接受。兩江總督何桂清遂在上海與英法使節接觸，華若翰也應允出面調停，但均無效果。雖然普魯斯的所作所為在英國國內頗受非議，帕麥斯頓內閣還是支持對中國增兵討伐，巴黎也再次與倫敦合作。1860年2月，額爾金和葛羅重被任命為赴華特使。隨他們侵華的是18000名英軍和7200名法軍，分別以詹姆斯·格蘭特和夏爾·孟陶班為總司令。3月，普魯斯和布爾布隆發出照會，以舉兵北上、截斷漕運和停付關稅為威脅，要求中國政府就大沽事件道歉、允許外使自白河進京、完全履行天津條約和增加賠款。英法大軍也陸續抵達上海集結，並開始行動。咸豐帝一心盼和，只求降低要價，見外人不依不饒，又陡作強硬。在4月的一份上諭中，他聲稱惟有決戰，並將「所有前議條約，概作罷論」。英法軍隊於4月佔領定海，在5、6月間又進佔大連和煙台，將這兩地分別作為英軍和法軍的前哨基地。5月初，江南大營也被太平軍攻破。咸豐帝又指望何桂清等對外人「反覆開導」，並同意外使駐京和開放長江之外的其他各款約定。何桂清素來親近列強，是上海買辦集團利益的代表，他主張全部接受英法的要求，並請其幫助攻打太平軍。咸豐帝反對這樣做，又逢太平軍連克常州、蘇州等地，遂於6月將何桂清革職，由蘇滬的另一著名買辦官僚薛煥接任。面對英法艦隊即將再犯天津海口的局勢，薛煥力主妥協求和，稱英法是和是戰依中國舉動而定，咸豐帝打算在兩國代表抵達天津海口時再加「開導」。
但是，英法聯軍無意提供被「開導」的機會，決心一開始就用炮彈說話。7月，額爾金和葛羅分別到達大連和煙台，英法大軍也準備完畢。他們決定從未設防的北塘登陸，再抄襲大沽炮台。8月1日，聯軍開始在北塘登岸，10餘天後大舉進攻。僧格林沁的蒙古騎兵雖然驍勇，也無法抵擋西洋的槍炮。清廷派員欲護送英法使節進京換約，亦遭拒絕。8月21日，英法聯軍攻陷大沽北炮台。24日，天津失守。咸豐帝立即委任桂良和直隸總督恆福為欽差大臣，赴天津談判。英法方面提出開放天津通商、增加賠款、同意以往條約各款和使節帶兵進京換約等要求，咸豐帝拒絕全部接受，尤懼外兵進京。9月初，聯軍向北京的門戶通州前進。咸豐帝決定「剿撫並用」，派怡親王載垣、軍機大臣兼兵部尚書穆蔭為「便宜行事欽差大臣」再去議和，還宣佈要「御駕親征」，但也在考慮逃往熱河。14日，載垣在通州與造訪的巴夏禮達成協議，同意了英法在天津提出的各款。此前，載垣與英法方面接洽並不順利，又聞聯軍仍在前進，遂以為和局難成，並奏報京師。咸豐帝接報後，決定迎戰。獲知巴夏禮前來後，他認為在廣州挑起事端、在歷來交涉中態度強橫的巴夏禮是英方的主謀之人，下令可將其扣押「以杜奸計」。這道旨意到達通州時，載垣和巴夏禮已達成和議。17日，巴夏禮又來通州，要求允許英法使臣親向皇帝遞交國書，載垣認為事關「國體」，斷不能應允。巴夏禮堅持不讓，載垣覺得和議瀕臨破裂。18日，巴夏禮等英法人員共39人被扣押。聯軍於當日大舉進攻，大敗僧格林沁所部於張家灣，攻佔通州。21日，清軍又慘敗於八里橋，受傷的清將勝保將被扣的英法軍官各一斬首以洩憤。
咸豐帝任命異母弟恭親王奕訢督辦和局，自己於22日逃往熱河。奕訢照會英法，要求停戰，表示接受先前達成的和議。額爾金等堅持先釋放被扣人員，再談停戰訂約，對於向皇帝親遞國書則無強求之意。由於聯軍索人甚急，一時也未進攻北京(是在進行軍事準備)，奕訢以為他們因為顧忌巴夏禮等才未輕舉妄動，更視這些人為籌碼，主張歇兵簽約之後再放人。聯軍以攻城相威脅，要求放人。10月6日，聯軍進至德勝門和安定門外，並尾追潰敗的清軍至圓明園。他們闖入園中，將珍寶財物洗劫一盡。此時，一直避居城外的奕訢同意放人。在人心惶惶的北京城中，留守官員也無心禦敵，雖然各地勤王之師正在趕來。8日，巴夏禮等數人被釋放。英法方面又威逼交出安定門以保證進城談判代表的安全，並釋放所有被拘人員。在前一問題上，奕訢打算拖延，城中的的王公大臣不以為然。13日，安定門被交由聯軍佔領。同時，從不同地點找到的被拘外人也盡被釋放，但當初遭扣的39人中有20人因被殺、飢餓和受虐而死。對此，額爾金和葛羅各要求賠償「恤金」白銀30萬和20萬兩，但這遠不令額爾金解氣。他認為，「若單要求賠款，在這種擾亂的情形中，中國政府，除了民脂民膏以外，也付不出大筆款項。其次，或是要求清政府交出那般苛待英人和破壞和約的人們，一些可憐的屬員，也許要呈現出來，作替身了。」他要求將圓明園毀為平地以作懲罰，該地也被認為是部分「英法僑民所受痛心疾首慘刑而死之地」。葛羅反對這樣做，但未力阻。對於英人不待清廷同意即要焚園，奕訢也未及時獲悉。
10月18日，英軍在圓明園內大舉縱火，將這一園林藝術的瑰寶化為灰燼。這一駭人行為無論有何理由，都不能不說是一樁野蠻暴行。事後，奕訢依然接受了包括恤金要求在內的全部議和條件。10月24日和25日，他分別與英法代表就天津條約換約，並簽訂續增條約，即中英、中法北京條約。中英條約的重要內容是，當年桂良等人在上海與額爾金就英使駐京問題所定之議無效，英使是否常駐北京由英國決定；賠償英國白銀800萬兩；天津開放為通商口岸；凡有情願出國做工的華人，俱准與英人立約，可單身或攜帶家屬赴通商各口出洋；京外英軍開赴天津、大沽、登州、北海和廣州等處，賠款交清後撤離；中國割讓廣東九龍司地方給英國。中法條約也規定賠款800萬兩，在開放天津、允許華民出國做工和法軍撤退問題上的規定與英約相同或相似。它還規定：清帝宣佈任各處軍民人等傳習天主教，濫行查拿者將予處分；賠還先前從天主教徒那裡沒收的教堂、田地和房舍等。在談判中充當翻譯的法國神甫還在中法條約中文本中私自加入了「並任法國傳教士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便」一款，清廷竟未發覺。
與此同時，俄國的侵華步伐也未停止。璦琿條約墨跡未乾，穆拉維約夫又侵入了烏蘇里江以東地區。在1859年4月交換天津條約之際，俄方提出以黑龍江和烏蘇里江為中俄邊界，清廷加以拒絕，稱黑龍江以北之地也僅借俄人暫住。大沽之役後不久，俄國使節尼古拉·伊格那提耶夫又為邊界一事來到北京。他在北京居留頗長，但終未如願。1860年5月，伊格那提耶夫前往上海，欲借英法之力達到目地。他為英法出謀劃策，提供了京津地區的大量情報。英法大軍進逼北京之際，伊格那提耶夫也重返故地。他借調停之名，誘使奕訢接受俄方的要求。奕訢對他並不信任，但怕俄人趁亂惹是生非，以息事寧人為本。結果，中俄於11月14日也簽訂了續增條約，即中俄北京條約。根據之，中俄東段邊界以黑龍江、烏蘇里江為界，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劃歸俄國。這確認了璦琿條約中中俄以黑龍江為界的條款，但將其中定為中俄共管的烏蘇里江以東大片土地也劃歸了俄國。該約還對中俄西部邊界的走向作了大致規定，即沿山嶺、大河的走向以及中國常駐卡倫而行，從沙賓達巴哈界牌起，經齋桑湖、特穆爾圖淖爾至浩罕。這不僅使一些中國領土被劃入俄境，還為俄國日後侵吞更多的中國西北領土埋下了伏筆。該約還規定，俄國還可在伊犁、塔爾巴哈台、喀什噶爾設領事官，中俄東部邊界地區則實行免稅貿易，等等。
咸豐之死和鴉片戰爭的後果
英法聯軍入侵北京後，咸豐逃往熱河承德。在承德，咸豐往往中夜彷徨，一籌莫展，於是沉湎於聲色，縱欲自戕，臨死前兩天還傳諭「如意洲花唱照舊」。咸豐十一年（1861年8月22日），咸豐病故。在位只有11年。在這十一年中，民怨沸騰，並不任戰，以至「大局糜爛，不可收拾」 。可以說，咸豐是一個志高才疏的皇帝，他的軟弱，他的無能加速了大清王朝的衰亡。而自咸豐起，清室子嗣的不旺似乎也預示了上天對清朝命運的安排。
咸豐死後，謚號文宗，葬在定陵。《清史稿》認為：文宗遭陽九之運，躬明夷之會。外強要盟，內孽競作，奄忽一紀，遂無一日之安。而能任賢擢材，洞觀肆應。賦民首杜煩苛，治軍慎持馭索。輔弼充位，悉出廟算。鄉使假年御宇，安有後來之伏患哉？
而第二次鴉片戰爭以清廷的徹底失敗而告終，中國喪失了大量領土和權益，閉關自守局面完全終結。
上天之警示：頻繁天災人禍的肇始
聖人有言：「人無德，天災人禍。」 上天通過一系列天象警告著人們。從1840年開始，清朝就進入了多災的時期，到其王朝滅亡，幾乎每年都是災年。40年代，黃河連續決口，緊接著發生秦豫大旱，隨後是連續三年的東南各省大水災。50年代，旱蝗嚴重，瘟疫流行，黃河改道。比如史書記載的咸豐時期發生的災害有：「元年三月甲子，大雨雹，傷人畜，壞屋宇；懷來大雨雹。五月丙午，東光大雨雹，屋瓦皆毀，傷人畜。三年三月，崇仁雨雹，大者如小者如拳，屋瓦盡毀。四年四月，黃安雨雹，重十餘斤，損麥。九年七月，黃岡雨雹，大如卵。十年七月，羅田大雨雹，傷禾無數；麻城雨雹，大如雞卵，擊斃牛馬；黃安大雨雹，樹俱折。十一年十一月，麻城、羅田、宜都雨雹，大如雞卵，傷禾稼，損屋舍。」
而這一時期，正是清朝國內經濟衰退，起義頻繁，二次鴉片戰爭爆發的時期。上至君王，下至百姓，不修德行，上天在預警的同時，也在懲治著人類。
2006年5月15日星期一
歷史真貌─三大盛世天朝之一 清朝（十）
開始走向衰落的清王朝—咸豐之治
1850年，道光帝去世後，由其第四個兒子奕寧即位，年號咸豐。咸豐帝奕寧，道光十一年（1831年7月17日）生於北京圓明園。二十六年，用立儲家法，書名緘藏。咸豐雖然治國能力和辦事魄力等方面都很欠缺，但卻一直以「仁孝」 著稱，因此得以登上皇位。
關於咸豐時期的預言
關於咸豐帝，唐朝高僧黃檗在《禪師詩》第七首中預言了咸豐的在位時間和發生的事情。詩中預言道：「亥豕無訛二卦開，三三兩兩總堪哀。東南萬里紅巾憂，西北千群白帽來。」 第一句「亥豕無訛二卦開」 預言咸豐登基之年是辛亥年，第三句「東南萬里紅巾憂」 預言洪秀全的太平天國起義。「西北千群白帽來」 預言英法聯軍頭戴白帽進入北京並火燒了圓明園。
唐朝的著名預言《推背圖》第三十四象和第三十五象也分別預言了太平天國事件和英法聯軍入侵北京。
《推背圖》第三十四象的圖像是洪水滔天，樹苗只露出點頭來，河邊白骨成堆。暗指太平天國之事。讖文是：「頭有發 衣怕白太平時 王殺王」 ，頌文是「太平又見血花飛,五色章成裡外衣。洪水滔天苗不秀,中原曾見夢全非。」 對後人而言，這是講得十分清楚的一象。文字一目掃去，對歷史和預言有感覺的人會脫口而出，這是講太平天國！「頭有發」指太平天國的民眾留長髮，但不按滿清規定結辮，被稱為「長毛」。「衣怕白」喻指太平天國的天京內訌中，執白旗的北王韋昌輝屠殺了東王楊秀清和他的全家，及部下和士兵2萬多人，造成一片血腥恐怖。「五色章成裹外衣」：此句意指太平天國以五色旗為標誌，又以諸多綱領而聞名--包括《原道救世訓》、《原道醒世訓》、《原道覺世訓》、《天朝田畝制度》和《資政新篇》等。「洪水滔天苗不秀，中原曾見夢全非」 意思是洪秀全的起義以及和清軍的戰爭，造成莊稼長勢不好。「中原曾見」指曾國藩在湖南組成湘軍。此句意指洪秀全的太平天國最終敗於曾國藩的湘軍手下。
《推背圖》第三十五象的圖像是有一城牆，城門口站著三個人。隱喻咸豐去世後，三個大臣輔佐幼主。
讖文是：「西方有人，足踏神京。帝出不還，三台扶傾。」 意指英法聯軍入侵北京，咸豐出逃，卻沒有回來，死在外邊，遺命端華，肅順和載垣三大臣輔佐幼主。
頌文是「黑雲暗暗自西來，帝子臨河築金台。南有兵戎北有火，中興曾見有奇才。」 前兩句還是預言英法聯軍入侵，咸豐逃到承德。而此時南方有太平天國起義，北方有西方入侵。曾國藩為中興奇才，鎮壓了太平天國起義。
且看歷史的真實。
內憂外患中的咸豐統治和咸豐之死
咸豐即位後，同時面臨著兩大問題：內憂是太平天國的起義，外患是英法等國對中國的侵略。
太平天國的興起和與清王朝的對峙
康乾盛世給大清王朝帶來的不僅僅是經濟上的繁榮，還有人口的迅猛增加，這自然相應的帶來了一些隱患。也就是說，當人口的增長速度超過耕地的增長速度，而又缺乏自然淘汰之法，人口的激增可能會導致社會動亂。嘉慶，道光年間，清朝開始由盛轉衰，經濟衰退，政府收入和儲備都在減少，加之吏治腐敗，人口壓力帶來的負面作用開始顯露出來。從嘉慶元年(1796年)到道光二十年(1840年) 的四十四年中，有記載的武裝暴動和民眾起義多達93次；而從道光二十一年到二十九年的九年中，這類事件達到110次。而1850年，即咸豐即位後當年十二月，洪秀全在廣西桂平縣金田村起義，建號太平天國。
次年，太平軍攻佔永安；1852年，攻佔武漢：1853年，攻佔九江，安慶和南京，並在南京建立都城，改稱天京。太平天國自此控制了中國南方大片地區，並在轄區內實行一些有利於老百姓的政策。太平天國對清王朝構成了威脅，並準備揮師北上，進攻北京。但是1856年起義軍內部發生了內亂，將士死傷無數。這大大削弱了太平天國的實力，為清軍的反攻提供了幫助。這次戰火，一直延續到同治三年，地區之廣，規模之大，耗銀之多，死人之眾(幾千萬人) ，影響之深，是清朝建國以來從未有的，使清朝大傷了元氣，開始走向衰亡。
中國與西方國家的貿易衝突
鴉片戰爭結束後十餘年內，列強在華勢力有了明顯上升。地理位置優越的上海超過廣州，成為了中國的最大港市。英、法、美還在該地強租大片土地，建立了所謂的租界。1844年，清政府設置了負責「夷務」的「五口通商大臣」一職，由駐在廣州的兩廣總督兼任。但是，歐美駐華使節都遠離北京，最多只能直接和兩廣總督等地方官員打交道，還常常不得謀面。對於外人可在五口居住通商的約定，列強解釋為可以進城。在廣州，這一局面由於民眾的極力抗拒一直未實現。在清政府內部，天朝大國心態和閉關拒夷傾向也還明顯存在。年輕的咸豐帝於1850年即位後，對「撫夷」做法愈加疏離。五口通商之後，雖然鴉片走私更為肆無忌憚，一般的外國商品也大量偷稅漏稅，但洋貨在中國的銷售未有明顯增加。列強對於這些情形甚為不滿，謀求進一步使中國屈服於自己的意志，獲取更多的在華權益。到50年代初，作為侵華先鋒的英國已在考慮再次發動對華戰爭。
太平天國起義發生後，英方有人建議乘機對中國政府採取行動。太平軍攻入湖北、安徽境內後，英方又盤算進行干涉，以保護自己在長江流域的現實和潛在利益，並借此從清政府取得報酬。1853年3月，太平軍佔領南京，將其改名為天京，作為自己的都城。此時，英人的想法又有變化。他們認為，太平天國已控制中國南方大片地區，且勢頭正猛，有可能取代滿洲王朝，在這種局面下進行干涉很不明智。由於太平天國信仰上帝和所轄地區秩序良好，很多外人對它也有不同程度的好感。但是列強並不看好太平天國領袖們對外人的態度，認為他們倨傲自大和不諳世情，無尊重外國條約權利之意，嚴禁鴉片與己利相違，所信之宗教與基督教也是兩碼事。不過，它們打算暫且保持中立，藉機向中國的朝廷索取新的權益。到1854年，中國的戰局漸呈僵持，清政府不再那般岌岌可危，列強的「修約」活動也活躍起來。但是他們提出的要求遭到了咸豐的拒絕。英國和美國駐華公使均向本國建議出兵中國。
此時，由於英國正在歐洲忙於克裡米亞戰爭，無瑕在遠東用兵，而勢單力孤的美國也不願這樣做。「修約」活動處於停滯階段。
1856年3月，克裡米亞戰爭結束。9月，太平天國發生內亂，東王楊秀清被殺，將士死傷無數，太平天國元氣大傷，清軍開始加強了軍事反攻。在這種背景下，「亞羅」號事件引發了第二次鴉片戰爭，「對該船遭到搜查的反應是『對(英國)政府數月來一直暗中準備戰爭的公開證明』」。
所謂「亞羅」號事件是指1856年10月8日，泊於廣州水域的船隻「亞羅」號上的12名水手因有海盜嫌疑被清兵捕走。該船曾在香港註冊，船長也是英國人。1855年起，港英當局允許屬中國人所有的船隻在香港註冊和懸掛英旗。這類船隻以「英船」身份為掩護(往往還僱傭外人擔任船長)，時常捲入走私和搶掠勾當。港英當局這樣做，一大目地正是向從事走私的中國船隻提供庇護。根據虎門條約，往來於五口和香港的中國商船，必須先在五口領取牌照，港英當局須對這些牌照嚴加稽查，以防「走私偷漏各弊」。根據英國政府在1854年頒布的商船條例，只有屬英國人所有的船隻才是英國船。因此，港英當局的做法明顯違反了條約和英國法律。
事發後，「亞羅」號的船長報告了英國領事館，還稱中國兵勇扯棄了船上的英國國旗(他當時並不在船上，與該船相鄰的外船的船員也稱未見懸掛英旗)。英國駐廣州領事巴夏禮(哈里·帕克斯)致函兩廣總督葉名琛，稱中方違背條約，要求放人和道歉。根據虎門條約，若中國官員欲捕拿避匿於英船的不法華人，首先須照會英國官員。葉名琛很快答覆說，「亞羅」號在中國製造，船東也是中國人，屬中國船隻，中國兵勇上船緝捕罪犯未違反條約。他還欲交出九名水手，只留下須審訊的三人，但被巴夏禮拒絕。同時，巴夏禮也與在香港的公使包令通氣。包令表示，「亞羅」號確在香港註冊過，但其有效期在9月底已截止，英國在法律上無權保護該船。但他詭稱，中國人當時並不瞭解此點，也無根據斷定「亞羅」號不受英國保護，因此他們的行為還是與條約不符。包令打算藉機大做文章，在他授意下，巴夏禮再次照會葉名琛，仍稱「亞羅」號受英國保護，要求釋放全部水手、尊重英旗、正式道歉和保證不再有此類行為。他還威脅說，若在48小時內得不到滿意答覆，即令英艦扣押中國的官船。在回復中，葉名琛堅稱「亞羅」號是中國船隻。他還指出，事發時船上根本未掛英旗；而且，英船根據慣例須在落錨時降旗，在起錨時再升起。英方劫持了一艘中國貨船，並於21日發出最後通牒，以進攻廣州作為威脅，強令中方在24小時內交還全部水手和賠禮道歉。在通牒到期前一小時，葉名琛被迫將全部被捕水手送交巴夏禮，並保證今後必就搜捕英船之上華人知會英國官員，巴夏禮仍以未獲正式道歉等理由拒絕接受。10月23日，英艦闖入珠江，向廣州發動進攻，第二次鴉片戰爭拉開了序幕。
英軍發起進攻後，葉名琛以為敵人攪鬧一下就不得不收場，有意避戰以示容讓，後才組織民團和中止貿易，鼓勵殺敵。29日，英軍攻入廣州，由於兵力有限很快撤出。英方又多次提議就道歉、入城等問題談判，葉名琛拒絕接受，還力言中方所為在情在理，英方則滋事妄為。英軍恣意挑起戰端，又大肆劫掠炮擊，毀壞民房、船隻無數，令中國軍民無比憤慨，他們焚燬了廣州的外國商館，不斷襲擊英軍。1857年1月底，英軍被迫退出珠江。葉名琛據此向北京報告說「水陸獲勝，夷情窮蹙」。
由於英國帕麥斯頓內閣已表示支持在廣州的軍事行動，包令向國內請求增兵。在倫敦，英國內閣力主以武力同中國交涉，但遭到很大非議。鑒於「亞羅」號事件的很多事實，很多人士不能不承認英方的理屈。3月3日，英國議會下院通過動議，認為出兵中國缺乏依據。帕麥斯頓遂解散下院，另行選舉。重新選出的下院以85票的多數通過了帕麥斯頓內閣的戰爭政策，額爾金勳爵(詹姆斯·普魯斯)則被任命為率軍赴華的專使。法國也委任葛羅為專使，與英國聯合出兵。英法還邀請美國一同出兵，美國的回答是願意在不參戰的情況下與英法合作。俄國也捲入了這場侵華行動。俄國同意合作，但不欲與英法聯合出兵。它還致函中國，稱英法將要進犯，企圖以助華為誘餌，使中國割讓東北大片土地。隨後，俄國特使埃費米·普提雅廷到達天津欲求談判，清政府要求他轉往黑龍江地區商議，普提雅廷則遠赴香港會晤他國使節。俄國的政策實際是，與英法有所合作，同時在黑龍江地區相機採取獨立行動。
1850年，道光帝去世後，由其第四個兒子奕寧即位，年號咸豐。咸豐帝奕寧，道光十一年（1831年7月17日）生於北京圓明園。二十六年，用立儲家法，書名緘藏。咸豐雖然治國能力和辦事魄力等方面都很欠缺，但卻一直以「仁孝」 著稱，因此得以登上皇位。
關於咸豐時期的預言
關於咸豐帝，唐朝高僧黃檗在《禪師詩》第七首中預言了咸豐的在位時間和發生的事情。詩中預言道：「亥豕無訛二卦開，三三兩兩總堪哀。東南萬里紅巾憂，西北千群白帽來。」 第一句「亥豕無訛二卦開」 預言咸豐登基之年是辛亥年，第三句「東南萬里紅巾憂」 預言洪秀全的太平天國起義。「西北千群白帽來」 預言英法聯軍頭戴白帽進入北京並火燒了圓明園。
唐朝的著名預言《推背圖》第三十四象和第三十五象也分別預言了太平天國事件和英法聯軍入侵北京。
《推背圖》第三十四象的圖像是洪水滔天，樹苗只露出點頭來，河邊白骨成堆。暗指太平天國之事。讖文是：「頭有發 衣怕白太平時 王殺王」 ，頌文是「太平又見血花飛,五色章成裡外衣。洪水滔天苗不秀,中原曾見夢全非。」 對後人而言，這是講得十分清楚的一象。文字一目掃去，對歷史和預言有感覺的人會脫口而出，這是講太平天國！「頭有發」指太平天國的民眾留長髮，但不按滿清規定結辮，被稱為「長毛」。「衣怕白」喻指太平天國的天京內訌中，執白旗的北王韋昌輝屠殺了東王楊秀清和他的全家，及部下和士兵2萬多人，造成一片血腥恐怖。「五色章成裹外衣」：此句意指太平天國以五色旗為標誌，又以諸多綱領而聞名--包括《原道救世訓》、《原道醒世訓》、《原道覺世訓》、《天朝田畝制度》和《資政新篇》等。「洪水滔天苗不秀，中原曾見夢全非」 意思是洪秀全的起義以及和清軍的戰爭，造成莊稼長勢不好。「中原曾見」指曾國藩在湖南組成湘軍。此句意指洪秀全的太平天國最終敗於曾國藩的湘軍手下。
《推背圖》第三十五象的圖像是有一城牆，城門口站著三個人。隱喻咸豐去世後，三個大臣輔佐幼主。
讖文是：「西方有人，足踏神京。帝出不還，三台扶傾。」 意指英法聯軍入侵北京，咸豐出逃，卻沒有回來，死在外邊，遺命端華，肅順和載垣三大臣輔佐幼主。
頌文是「黑雲暗暗自西來，帝子臨河築金台。南有兵戎北有火，中興曾見有奇才。」 前兩句還是預言英法聯軍入侵，咸豐逃到承德。而此時南方有太平天國起義，北方有西方入侵。曾國藩為中興奇才，鎮壓了太平天國起義。
且看歷史的真實。
內憂外患中的咸豐統治和咸豐之死
咸豐即位後，同時面臨著兩大問題：內憂是太平天國的起義，外患是英法等國對中國的侵略。
太平天國的興起和與清王朝的對峙
康乾盛世給大清王朝帶來的不僅僅是經濟上的繁榮，還有人口的迅猛增加，這自然相應的帶來了一些隱患。也就是說，當人口的增長速度超過耕地的增長速度，而又缺乏自然淘汰之法，人口的激增可能會導致社會動亂。嘉慶，道光年間，清朝開始由盛轉衰，經濟衰退，政府收入和儲備都在減少，加之吏治腐敗，人口壓力帶來的負面作用開始顯露出來。從嘉慶元年(1796年)到道光二十年(1840年) 的四十四年中，有記載的武裝暴動和民眾起義多達93次；而從道光二十一年到二十九年的九年中，這類事件達到110次。而1850年，即咸豐即位後當年十二月，洪秀全在廣西桂平縣金田村起義，建號太平天國。
次年，太平軍攻佔永安；1852年，攻佔武漢：1853年，攻佔九江，安慶和南京，並在南京建立都城，改稱天京。太平天國自此控制了中國南方大片地區，並在轄區內實行一些有利於老百姓的政策。太平天國對清王朝構成了威脅，並準備揮師北上，進攻北京。但是1856年起義軍內部發生了內亂，將士死傷無數。這大大削弱了太平天國的實力，為清軍的反攻提供了幫助。這次戰火，一直延續到同治三年，地區之廣，規模之大，耗銀之多，死人之眾(幾千萬人) ，影響之深，是清朝建國以來從未有的，使清朝大傷了元氣，開始走向衰亡。
中國與西方國家的貿易衝突
鴉片戰爭結束後十餘年內，列強在華勢力有了明顯上升。地理位置優越的上海超過廣州，成為了中國的最大港市。英、法、美還在該地強租大片土地，建立了所謂的租界。1844年，清政府設置了負責「夷務」的「五口通商大臣」一職，由駐在廣州的兩廣總督兼任。但是，歐美駐華使節都遠離北京，最多只能直接和兩廣總督等地方官員打交道，還常常不得謀面。對於外人可在五口居住通商的約定，列強解釋為可以進城。在廣州，這一局面由於民眾的極力抗拒一直未實現。在清政府內部，天朝大國心態和閉關拒夷傾向也還明顯存在。年輕的咸豐帝於1850年即位後，對「撫夷」做法愈加疏離。五口通商之後，雖然鴉片走私更為肆無忌憚，一般的外國商品也大量偷稅漏稅，但洋貨在中國的銷售未有明顯增加。列強對於這些情形甚為不滿，謀求進一步使中國屈服於自己的意志，獲取更多的在華權益。到50年代初，作為侵華先鋒的英國已在考慮再次發動對華戰爭。
太平天國起義發生後，英方有人建議乘機對中國政府採取行動。太平軍攻入湖北、安徽境內後，英方又盤算進行干涉，以保護自己在長江流域的現實和潛在利益，並借此從清政府取得報酬。1853年3月，太平軍佔領南京，將其改名為天京，作為自己的都城。此時，英人的想法又有變化。他們認為，太平天國已控制中國南方大片地區，且勢頭正猛，有可能取代滿洲王朝，在這種局面下進行干涉很不明智。由於太平天國信仰上帝和所轄地區秩序良好，很多外人對它也有不同程度的好感。但是列強並不看好太平天國領袖們對外人的態度，認為他們倨傲自大和不諳世情，無尊重外國條約權利之意，嚴禁鴉片與己利相違，所信之宗教與基督教也是兩碼事。不過，它們打算暫且保持中立，藉機向中國的朝廷索取新的權益。到1854年，中國的戰局漸呈僵持，清政府不再那般岌岌可危，列強的「修約」活動也活躍起來。但是他們提出的要求遭到了咸豐的拒絕。英國和美國駐華公使均向本國建議出兵中國。
此時，由於英國正在歐洲忙於克裡米亞戰爭，無瑕在遠東用兵，而勢單力孤的美國也不願這樣做。「修約」活動處於停滯階段。
1856年3月，克裡米亞戰爭結束。9月，太平天國發生內亂，東王楊秀清被殺，將士死傷無數，太平天國元氣大傷，清軍開始加強了軍事反攻。在這種背景下，「亞羅」號事件引發了第二次鴉片戰爭，「對該船遭到搜查的反應是『對(英國)政府數月來一直暗中準備戰爭的公開證明』」。
所謂「亞羅」號事件是指1856年10月8日，泊於廣州水域的船隻「亞羅」號上的12名水手因有海盜嫌疑被清兵捕走。該船曾在香港註冊，船長也是英國人。1855年起，港英當局允許屬中國人所有的船隻在香港註冊和懸掛英旗。這類船隻以「英船」身份為掩護(往往還僱傭外人擔任船長)，時常捲入走私和搶掠勾當。港英當局這樣做，一大目地正是向從事走私的中國船隻提供庇護。根據虎門條約，往來於五口和香港的中國商船，必須先在五口領取牌照，港英當局須對這些牌照嚴加稽查，以防「走私偷漏各弊」。根據英國政府在1854年頒布的商船條例，只有屬英國人所有的船隻才是英國船。因此，港英當局的做法明顯違反了條約和英國法律。
事發後，「亞羅」號的船長報告了英國領事館，還稱中國兵勇扯棄了船上的英國國旗(他當時並不在船上，與該船相鄰的外船的船員也稱未見懸掛英旗)。英國駐廣州領事巴夏禮(哈里·帕克斯)致函兩廣總督葉名琛，稱中方違背條約，要求放人和道歉。根據虎門條約，若中國官員欲捕拿避匿於英船的不法華人，首先須照會英國官員。葉名琛很快答覆說，「亞羅」號在中國製造，船東也是中國人，屬中國船隻，中國兵勇上船緝捕罪犯未違反條約。他還欲交出九名水手，只留下須審訊的三人，但被巴夏禮拒絕。同時，巴夏禮也與在香港的公使包令通氣。包令表示，「亞羅」號確在香港註冊過，但其有效期在9月底已截止，英國在法律上無權保護該船。但他詭稱，中國人當時並不瞭解此點，也無根據斷定「亞羅」號不受英國保護，因此他們的行為還是與條約不符。包令打算藉機大做文章，在他授意下，巴夏禮再次照會葉名琛，仍稱「亞羅」號受英國保護，要求釋放全部水手、尊重英旗、正式道歉和保證不再有此類行為。他還威脅說，若在48小時內得不到滿意答覆，即令英艦扣押中國的官船。在回復中，葉名琛堅稱「亞羅」號是中國船隻。他還指出，事發時船上根本未掛英旗；而且，英船根據慣例須在落錨時降旗，在起錨時再升起。英方劫持了一艘中國貨船，並於21日發出最後通牒，以進攻廣州作為威脅，強令中方在24小時內交還全部水手和賠禮道歉。在通牒到期前一小時，葉名琛被迫將全部被捕水手送交巴夏禮，並保證今後必就搜捕英船之上華人知會英國官員，巴夏禮仍以未獲正式道歉等理由拒絕接受。10月23日，英艦闖入珠江，向廣州發動進攻，第二次鴉片戰爭拉開了序幕。
英軍發起進攻後，葉名琛以為敵人攪鬧一下就不得不收場，有意避戰以示容讓，後才組織民團和中止貿易，鼓勵殺敵。29日，英軍攻入廣州，由於兵力有限很快撤出。英方又多次提議就道歉、入城等問題談判，葉名琛拒絕接受，還力言中方所為在情在理，英方則滋事妄為。英軍恣意挑起戰端，又大肆劫掠炮擊，毀壞民房、船隻無數，令中國軍民無比憤慨，他們焚燬了廣州的外國商館，不斷襲擊英軍。1857年1月底，英軍被迫退出珠江。葉名琛據此向北京報告說「水陸獲勝，夷情窮蹙」。
由於英國帕麥斯頓內閣已表示支持在廣州的軍事行動，包令向國內請求增兵。在倫敦，英國內閣力主以武力同中國交涉，但遭到很大非議。鑒於「亞羅」號事件的很多事實，很多人士不能不承認英方的理屈。3月3日，英國議會下院通過動議，認為出兵中國缺乏依據。帕麥斯頓遂解散下院，另行選舉。重新選出的下院以85票的多數通過了帕麥斯頓內閣的戰爭政策，額爾金勳爵(詹姆斯·普魯斯)則被任命為率軍赴華的專使。法國也委任葛羅為專使，與英國聯合出兵。英法還邀請美國一同出兵，美國的回答是願意在不參戰的情況下與英法合作。俄國也捲入了這場侵華行動。俄國同意合作，但不欲與英法聯合出兵。它還致函中國，稱英法將要進犯，企圖以助華為誘餌，使中國割讓東北大片土地。隨後，俄國特使埃費米·普提雅廷到達天津欲求談判，清政府要求他轉往黑龍江地區商議，普提雅廷則遠赴香港會晤他國使節。俄國的政策實際是，與英法有所合作，同時在黑龍江地區相機採取獨立行動。
2006年5月3日星期三
歷史真貌─三大盛世天朝之一 清朝（九）
中國近代史的開端--鴉片戰爭和中英《南京條約》的簽訂
乾隆和嘉慶時期，英國政府曾經希望通過外交途徑解決雙方進一步通商問題，所以先後兩次派使團訪華，但都無功而返。道光年間，雙方間的衝突愈加明顯了。一方面，1833年，英國政府廢除了東印度公司的對華貿易壟斷權，並決定向中國派遣商務監督。首任英國駐華商務監督律勞卑(威廉·納皮爾)於1834年7月抵華，但數任商務監督都未能改變中英之間的傳統貿易規範，也不能作為英國駐華官員直接與中國官員打交道。另一方面，由於向中國輸入鴉片可以賺取巨額的利潤，走私鴉片成為英商的主要貿易活動。
鴉片的大量輸入，給中國帶來了嚴重的危害。據1835年（道光十五年）統計，當時吸食鴉片的已超過二百萬人，嚴重侵害了民眾的身心健康，加劇了統治階級的腐朽墮落。同時造成中國白銀的大量外流，導致銀價走高、物價上升、政府白銀儲備短缺和按白銀計算的賦稅負擔加重等一系列問題。當時有人估計，在鴉片戰爭前的幾年裡，僅廣州一地每年外流白銀即達三千萬兩之多。清政府在中英實際貿易中也由出超方變為了入超方，財源日益枯竭，人民的經濟負擔也更加沉重。根據公行的統計，1812年中國進出口總值分別是白銀1270萬兩和1510萬兩，1813年進出口總值分別是1260萬兩和1290萬兩。
對於種植和進口鴉片，幾任清朝皇帝都曾下令禁止過。雍正帝曾於1729年下令禁止販賣鴉片和開設煙館，但無甚效果。而且，鴉片仍可作為須課稅的藥材進入中國口岸。乾隆帝時也下令禁煙。1796年，嘉慶帝再次下令禁止輸入鴉片。1800年，他又一次下禁令，並禁止在國內種植罌粟。但是，利用走私、行賄等非法手段進入中國的鴉片還是越來越多。1831年（道光十一年）走私鴉片數量由嘉慶時的4千多箱增為2萬多箱；到1838年（道光十八年），更激增至4.02萬箱。
19世紀30年代，鴉片問題已成為清政府的當務之急，以湖廣總督林則徐為代表的禁煙派主張嚴禁鴉片的吸食和販賣。道光帝接受了他們的主張，並於1838年12月派遣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到廣州禁煙。1839年3月，林則徐到達廣州，在兩廣總督鄧廷楨等人協助下開始履行使命。他命令外商將所攜鴉片全部交出，並就今後永不販運鴉片作出具結。外商認為中國官員做事都是虛張聲勢和虎頭蛇尾，故而敷衍搪塞，拒不交出泊於外海躉船上的大量鴉片。於是，林則徐下令中止貿易，撤退外國商館中的中方僱員，並斷絕他們與外界的往來。英國商務監督義律(查爾斯·埃利奧特)甚感不滿，但見情勢難違，遂要求英商將鴉片由自己經手交給中方。他聲稱，自己是代表英國政府接受這些鴉片，英國政府會「補償」他們的損失。此時，建議倫敦對華使用武力已在他的考慮之中。英商只得依照義律的意見而行，美商也隨之而動。
1839年6月，收繳的兩萬餘箱鴉片在虎門海灘被全部銷毀。林則徐對交出的每箱鴉片給予五斤茶葉的補償，對具結的外商則恢復貿易往來。他甚至寫有一封給英國維多利亞女王的信件。該信雖仍用天朝大國對外夷的口吻寫就，但不無禮貌，所言所論也在情在理。它的大意是：貿易應該是互惠的，不應拿害人之物牟利。既然英國在本國禁止吸食鴉片，就不應聽任煙毒流入中國。貴國國王存心仁厚，只是因為來華英船甚多，對鴉片走私未加察覺，希望能夠查辦販賣煙毒的邪惡之徒，並停止印度的鴉片種植。
儘管英商交出了鴉片，義律反對他們按中方規定的措辭具結，寫明「嗣後來船永遠不夾帶鴉片；一經查出，貨盡沒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在他的授意下，英商從廣州撤至澳門等地，也不到中方指定港口領取所補償的茶葉。這樣，中英貿易依然處於停頓。7月7日，英國水手在九龍行兇，一中國村民傷重而亡。中方要求義律交出肇事者，但一再遭拒。義律稱英國臣民只受英國法律管轄，將當事人交英人法庭作了審判。林則徐下令切斷英船的補給，並要求葡萄牙人將英人逐出澳門，英船遂集中於香港等地水域。
9月4日，英人欲在九龍登岸獲取食物，遭中國兵船攔阻，英國艦船開炮轟擊，雙方發生戰鬥。林則徐仍努力爭取和平解決爭端，以英方具結、交出新到鴉片和肇事水手作為重開貿易的條件。困居珠江口外的英商對義律的做法也頗有微辭，林則徐曾派人直接與他們溝通，鼓勵具結通商。義律表示，中英雙方可共同查驗英船有無鴉片；英商可具結保證，若攜帶鴉片，中方可沒收貨物和驅逐煙商；英人在華犯罪只能根據英國法律審判。這與中方的要求有很大距離，雙方依然僵持，但已有個別英船與中方具結並恢復貿易。11月初，義律將僅有的兩艘軍艦派到虎門附近的穿鼻洋，以阻止英船進入中國口岸，並就允許英人登岸和獲得補給等與中方交涉。中國水師拒絕了英方要求，並出海探察英艦攔阻英國商船的行為。英艦再次發炮攻擊，戰事又起。獲知穿鼻海戰的消息後，正對英人愈發不耐煩的道光帝下令，停止中英貿易，將所有英船逐出口岸，不再要求具結和交凶。英國艦船仍滯留在中國海域，林則徐並無軍力將它們趕走，只能盡力切斷供給。與此同時，他也在不懈的瞭解國外情形和加強武備。
在中國發生的事件陸續傳到了英國國內，並成為了一個關注焦點。雖然英國輿論總體上羞於為鴉片貿易進行辯護，但中國在禁煙過程中採取的措施卻遭到了敵視性的渲染。在工商業界，關心對華貿易的勢力也普遍鼓吹乘機採取軍事行動，迫使中國更加開放。義律向國內提交的報告也主張採取強有力措施。1839年10月，英國內閣決定對華使用武力，以推行炮艦政策聞名的外交大臣帕麥斯頓是首要的支持者。次年2月，英國內閣宣佈，海軍少將懿律(喬治·埃利奧特，義律的堂兄)和義律作為正副全權代表率遠征軍前往中國。帕麥斯頓交給他們一份致中國宰相的照會，其中指責廣州的官員迫害英人和污損英國的尊嚴，要求中方予以昭雪，並賠償煙價、按文明國家的規範與英國官員相往來、割讓海島、償付行商拖欠英商債務和軍費。帕麥斯頓還指示懿律和義律，如果中國同意開放多個口岸、讓英人在各口岸自由居住和經商、廢除公行制度、給予英人領事裁判權並議定稅則等條件，可以放棄割地要求。
出兵決定在英國議會中引發了激烈辯論，很多議員指責政府縱容鴉片貿易，認為使用武力是非正義的。但是，反對戰爭的議案終以262票對271票被否決。
1840年6月，由40多艘艦船和4000名海陸軍人組成的英國遠征軍到達廣東海域。他們的計劃是封鎖珠江口，再北上佔領舟山，然後開抵天津外海向中國當局交涉。在封鎖珠江口之後，英軍於7月初攻佔舟山的定海，並大肆劫掠。林則徐早就將英軍即將犯華的傳聞稟告道光帝，但後者不屑一顧。除了林則徐在廣東和調任閩浙總督的鄧廷楨在福建做了一些戰備部署外，其他沿海地區對英軍毫無防範。定海之陷和英軍的船堅炮利震動了清廷，道光帝下令嚴加剿堵，但不久即傾向於息事寧人。他告訴直隸總督琦善，如果夷船進抵津門，應相機處理和接受所遞文書，不可驟然開炮。英軍於8月抵達大沽口，通過琦善向清廷遞交了帕麥斯頓的照會。道光帝以為英人興兵全因對林則徐等人的憤懣，遂令琦善轉告英方，將查辦林則徐和派遣欽差前往廣州「代伸冤抑」，但英軍須退回南方。對於照會中的其他要求，他未予應允，大概糟糕的中文譯文也妨礙了他的理解，英方則在琦善面前堅持不讓。琦善極力敷衍應付，使英方以為清廷願意積極考慮所有條件，加之北方氣候漸冷，佔據定海的英軍中又流行疫病，英軍於是南撤，在廣州等待繼續談判。道光帝不明緣由，以為他既已答應懲辦林則徐等人，「英夷」自然撤兵以示恭順(有奏報稱英船撤離時「向岸羅拜」)。9月，他任命琦善為欽差大臣前往廣州，林則徐、鄧廷楨則被撤職查辦。
12月，琦善在廣州與義律展開談判，後者已接替因病離華的懿律擔任全權代表。義律堅稱，中國政府須接受照會中的全部要求，或以增開口岸換取割地，否則不僅不還定海，還要再啟戰端。道光帝頗感意外和憤怒，求戰意願又強烈起來。琦善不敢接受英方的要求，失去耐性的英軍遂於1841年1月初攻佔大角和沙角炮台，進逼虎門，琦善急忙再與義律商談。20日，義律單方面公佈了所謂的初步協定，即所謂的穿鼻草約。其主要內容是：中國割讓香港島、賠償600萬元(西班牙銀元)、同意兩國平等往來和恢復廣州貿易，英方歸還兩炮台和定海。26日，英軍進佔香港，並張貼告示，稱琦善已將此地讓給英國，該地居民皆為英國臣民。其實，琦善未與英方達成明確一致，更談不上簽約。在割地問題上，他只是同意奏請朝廷允准英人借居香港一隅。道光帝獲知英軍進攻的消息後，決定「痛加剿洗」。1月30日，他任命御前大臣奕山為靖逆將軍、戶部尚書隆文和湖南提督楊芳為參贊大臣，派他們率大軍赴粵。在廣東，琦善也拒絕與義律簽約。2月下旬，英軍恢復軍事行動。26日，虎門各炮台失守。英軍繼續推進，廣州告急。3月5日，楊芳到達廣州主持軍務。此前，道光帝已收到廣東巡撫怡良的密奏，其中提及了英軍在香港的公告。他怒責琦善割地辱國，下令將其革職拿問並抄家。
有名將之譽的楊芳也無法抵禦英軍的進攻。他見英艦在波濤之中仍能發炮中的，認為其中必有邪術，竟令搜集婦女所用馬桶陳於河邊「鎮邪」。考慮到兵力不足等因素，義律建議停戰和恢復貿易，被楊芳接受。4月14日，奕山、隆文率軍到達廣州。奕山無心抗敵，反而認為廣東商民與外人交往密切，防民甚於防寇。道光帝指責楊芳剿伐不力，要求奕山積極進兵。5月21日晚，清軍突襲英軍，但戰果甚微，一些商館也遭劫掠和破壞。次日，英軍2000多人大舉反擊。清軍潰敗，近兩萬人退入廣州城內，該城遂遭英軍包圍。奕山樹起白旗，派人出城求和。義律鑒於情勢，覺得不如先獲得一些現實利益，然後再圖進取。27日，雙方簽訂廣州和約。奕山同意在六日內將外省軍隊撤至廣州城60英里以外地區，在一周內繳納「贖城費」600萬元，並賠償英國商館的損失，英方則同意在款項結清後從虎門撤軍和交還各炮台(但在中英交涉未決之前不得重新武裝)。英軍在廣州周邊無惡不作，導致民憤極大。29日，三元裡的村民打死了數名前來騷擾的英軍，該地103鄉的民眾隨即迅速組織起來。他們與從四方炮台出動的大量英軍發生了戰鬥，並會合來自其他地區的大量民眾包圍了該炮台。英軍請出清朝官員向民眾施壓，才擺脫窘境。6月初，英軍撤出虎門等地。在給朝廷的奏折中，奕山無恥的慌稱取勝，把自己乞降說成英人哀求歸還商欠和恢復通商，把賠款說成償欠說清軍退出城外是為了彈壓土匪和躲避濕熱。道光帝不明情況，以為「夷亂已平」，遂准許恢復貿易，下令撤兵裁防，對於香港則欲另行定奪。
1841年4月，英國政府收到了義律關於穿鼻草約的報告，認為它未給英國帶來足夠的利益，何況也未得到中國皇帝的批准。倫敦決定召回義律，由為英國在印度的殖民事業立下很多「功勞」的璞鼎查(亨利·珀廷格)接替，對中國採取新的軍事行動。8月，璞鼎查到達澳門，隨即率軍又沿中國海岸大舉進攻。至10月，英軍連陷廈門、定海(因疾病流行，先前佔領定海的英軍已於1841年2月底撤出)、鎮海和寧波。道光帝任命吏部尚書和協辦大學士奕經為揚威將軍，主持東南戰事。奕經乃膏粱紈褲，毫無統兵之才。他一路花天酒地，數月後才抵達浙江前線。在他的胡亂指揮下，清軍於1842年3月發起反攻，以大敗告終。5月中旬，得到增援的英軍發動新的攻勢。6月中旬，英軍攻佔吳淞，並逆長江而上。璞鼎查認為，要使中國政府屈服，進攻乃其經濟命脈的長江下游富庶之地是一良策。7月21日，英軍攻佔鎮江，隨後進逼江南第一重鎮南京。
自去年8月興兵以來，他們一路燒殺淫掠，惡行無數。鎮江失陷後，道光帝已完全喪失抵抗意志，他任命杭州將軍耆英和與英人打過交道的前兩江總督伊裡布為欽差大臣，具體辦理議和事宜。8月中旬，中英在南京展開談判。29日，《南京條約》簽訂，清政府幾乎接受了英方的全部要求。該約的重要內容是：英人可在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處港口居住通商，英國可在五口派駐領事等官員；中國將香港島割讓英國；中國賠償英方煙價600萬元，軍費1200萬元和行商債務300萬元，廢除行商制度；「兩國屬員往來，必當平行照會」；英商進出口貨物的稅收「秉公議定」。次年，中英又簽訂了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後條款(虎門條約)，作為對南京條約的補充。其中的重要規定是：英人可在五口租地造屋(這種條款成為了列強後來在中國建立租界的借口)；若英人和中國人發生訴訟，首先由英國領事調停，若不成再由中英官員合審，對英人的定罪由英方根據英國法律決定；可在五口各停泊英艦一艘；一般貨物的海關稅率是5%(比以前大幅度降低)；對於中國將來給予他國的新權益，英國一體均沾。與英國當初的戰爭目標相比，這些條約給予的利益有過之而無不及。對於鴉片貿易，雙方未作約定，但英方對鴉片貿易的袒護一覽無遺。璞鼎查表示英國「無力」幫助中國禁煙，主張允許鴉片進口但對其徵稅。中方表示，不宜取消煙禁，但對各國販運鴉片不予過問，這等於默許鴉片貿易的進行，英方未予反對。
《南京條約》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通過該條約，英國侵略者打破了清王朝閉關自守的局面，從中國攫取了包括割地、賠款、開港、協定關稅、領事裁判權和片面最惠國待遇在內的大量權益，以備受列強欺凌和喪權失地為特徵的中國近代史由此開端。南京條約簽訂後，美國和法國也不甘落後。1844年2月，美國專使顧盛(卡萊布·庫辛)率多艘艦船到達澳門，向清政府提出進京議約要求，清政府又派耆英為欽差大臣前往處理。7月3日，中美在澳門附近的望廈村簽訂了五口通商章程，即《望廈條約》。借此，除了割地賠款，英國從中國攫取的其它權益也為美國所享。該約還有著有利於美方的更詳細規定，或者可以說給予了美方更多利益。比如，美國僑民可在五口建立醫院、教堂和墓地；中國若想改變稅則，須與美國官員商議；中國官員不得過問美僑之間以及美僑與他國僑民之間的訴訟。它也規定，美國人不得攜帶鴉片至華，否則由中國官員自行治罪，但這實為空文。法國專使西奧多·剌萼尼也於8月率艦隊來到澳門，對清政府進行恫嚇。10月24日，耆英與他在廣州附近的黃埔簽訂了中法五口通商章程，即《黃埔條約》，法國獲得了與英美同樣的權益。剌萼尼還要求清廷廢除對天主教的禁令，道光帝於1846年2月同意。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時、荷蘭、瑞典、普魯士等國也先後對清政府提出利益要求，後者也大體允准。
道光皇帝與鴉片戰爭失敗的必然性
鴉片戰爭的失敗，並不能簡單的歸咎於清朝軍備的落後，吏治的腐敗等，因為以當時清朝的實力來說，是完全可以取得勝利的。原因在於：道光時期清朝的國力雖然開始走向衰落，但依然是一個強大的國家，雖然武器落後一些，但差距並不很大；而且更為重要的是，清政府面對的是一個遠道而來的侵略國家，從兵力，從民心，從補給等方面都佔有優勢。取得勝利自在情理之中。但是結果卻是清軍不斷戰敗，並最終簽訂了屈辱的條約。那麼失敗的原因何在？
個人認為，根本責任在道光帝。雖然他具有某些優秀的個人品質，也算是個勤政的皇帝，但是他生來恰恰缺乏康熙大帝的雄才大略和勇氣以及對外界的深入瞭解。從戰爭開始，他從內心裡就主張求和，不願採納忠言，而此後的很多決定都是那些主和的大臣秉承其旨意做出的。從這一點上看，道光帝是比較昏庸的。而戰爭的失敗也就有其必然性了。
也許歷史選擇道光皇帝承載這一影響了此後中國發展的角色，有著其深刻的考慮；也許歷史讓中國的大門在此時以這種方式被打開，是為了未來的某種安排。我們雖不完全明晰上蒼的安排，但歷史的發展卻讓清王朝從此開始走向了衰落，西方文明也開始滲透延續了幾千年的中華文明，而且一個西方的「幽靈」在這股「西學東漸」之風中也踏入了中國的國土，並在此後的中國大地生根，幹出了讓神也為之震怒的惡事。
鴉片戰爭結束後，道光帝於1850年去世，終年69歲，在位共30年。廟號宣宗，葬慕陵。《清史稿》對道光的一生概括是：宣宗恭儉之德，寬仁之量，守成之令辟也。遠人貿易，構釁興戎。其視前代戎狄之患，蓋不侔矣。當事大臣先之以操切，繼之以畏葸，遂遺宵旰之憂。所謂有君而無臣，能將順而不能匡救。國步之瀕，肇端於此。
乾隆和嘉慶時期，英國政府曾經希望通過外交途徑解決雙方進一步通商問題，所以先後兩次派使團訪華，但都無功而返。道光年間，雙方間的衝突愈加明顯了。一方面，1833年，英國政府廢除了東印度公司的對華貿易壟斷權，並決定向中國派遣商務監督。首任英國駐華商務監督律勞卑(威廉·納皮爾)於1834年7月抵華，但數任商務監督都未能改變中英之間的傳統貿易規範，也不能作為英國駐華官員直接與中國官員打交道。另一方面，由於向中國輸入鴉片可以賺取巨額的利潤，走私鴉片成為英商的主要貿易活動。
鴉片的大量輸入，給中國帶來了嚴重的危害。據1835年（道光十五年）統計，當時吸食鴉片的已超過二百萬人，嚴重侵害了民眾的身心健康，加劇了統治階級的腐朽墮落。同時造成中國白銀的大量外流，導致銀價走高、物價上升、政府白銀儲備短缺和按白銀計算的賦稅負擔加重等一系列問題。當時有人估計，在鴉片戰爭前的幾年裡，僅廣州一地每年外流白銀即達三千萬兩之多。清政府在中英實際貿易中也由出超方變為了入超方，財源日益枯竭，人民的經濟負擔也更加沉重。根據公行的統計，1812年中國進出口總值分別是白銀1270萬兩和1510萬兩，1813年進出口總值分別是1260萬兩和1290萬兩。
對於種植和進口鴉片，幾任清朝皇帝都曾下令禁止過。雍正帝曾於1729年下令禁止販賣鴉片和開設煙館，但無甚效果。而且，鴉片仍可作為須課稅的藥材進入中國口岸。乾隆帝時也下令禁煙。1796年，嘉慶帝再次下令禁止輸入鴉片。1800年，他又一次下禁令，並禁止在國內種植罌粟。但是，利用走私、行賄等非法手段進入中國的鴉片還是越來越多。1831年（道光十一年）走私鴉片數量由嘉慶時的4千多箱增為2萬多箱；到1838年（道光十八年），更激增至4.02萬箱。
19世紀30年代，鴉片問題已成為清政府的當務之急，以湖廣總督林則徐為代表的禁煙派主張嚴禁鴉片的吸食和販賣。道光帝接受了他們的主張，並於1838年12月派遣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到廣州禁煙。1839年3月，林則徐到達廣州，在兩廣總督鄧廷楨等人協助下開始履行使命。他命令外商將所攜鴉片全部交出，並就今後永不販運鴉片作出具結。外商認為中國官員做事都是虛張聲勢和虎頭蛇尾，故而敷衍搪塞，拒不交出泊於外海躉船上的大量鴉片。於是，林則徐下令中止貿易，撤退外國商館中的中方僱員，並斷絕他們與外界的往來。英國商務監督義律(查爾斯·埃利奧特)甚感不滿，但見情勢難違，遂要求英商將鴉片由自己經手交給中方。他聲稱，自己是代表英國政府接受這些鴉片，英國政府會「補償」他們的損失。此時，建議倫敦對華使用武力已在他的考慮之中。英商只得依照義律的意見而行，美商也隨之而動。
1839年6月，收繳的兩萬餘箱鴉片在虎門海灘被全部銷毀。林則徐對交出的每箱鴉片給予五斤茶葉的補償，對具結的外商則恢復貿易往來。他甚至寫有一封給英國維多利亞女王的信件。該信雖仍用天朝大國對外夷的口吻寫就，但不無禮貌，所言所論也在情在理。它的大意是：貿易應該是互惠的，不應拿害人之物牟利。既然英國在本國禁止吸食鴉片，就不應聽任煙毒流入中國。貴國國王存心仁厚，只是因為來華英船甚多，對鴉片走私未加察覺，希望能夠查辦販賣煙毒的邪惡之徒，並停止印度的鴉片種植。
儘管英商交出了鴉片，義律反對他們按中方規定的措辭具結，寫明「嗣後來船永遠不夾帶鴉片；一經查出，貨盡沒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在他的授意下，英商從廣州撤至澳門等地，也不到中方指定港口領取所補償的茶葉。這樣，中英貿易依然處於停頓。7月7日，英國水手在九龍行兇，一中國村民傷重而亡。中方要求義律交出肇事者，但一再遭拒。義律稱英國臣民只受英國法律管轄，將當事人交英人法庭作了審判。林則徐下令切斷英船的補給，並要求葡萄牙人將英人逐出澳門，英船遂集中於香港等地水域。
9月4日，英人欲在九龍登岸獲取食物，遭中國兵船攔阻，英國艦船開炮轟擊，雙方發生戰鬥。林則徐仍努力爭取和平解決爭端，以英方具結、交出新到鴉片和肇事水手作為重開貿易的條件。困居珠江口外的英商對義律的做法也頗有微辭，林則徐曾派人直接與他們溝通，鼓勵具結通商。義律表示，中英雙方可共同查驗英船有無鴉片；英商可具結保證，若攜帶鴉片，中方可沒收貨物和驅逐煙商；英人在華犯罪只能根據英國法律審判。這與中方的要求有很大距離，雙方依然僵持，但已有個別英船與中方具結並恢復貿易。11月初，義律將僅有的兩艘軍艦派到虎門附近的穿鼻洋，以阻止英船進入中國口岸，並就允許英人登岸和獲得補給等與中方交涉。中國水師拒絕了英方要求，並出海探察英艦攔阻英國商船的行為。英艦再次發炮攻擊，戰事又起。獲知穿鼻海戰的消息後，正對英人愈發不耐煩的道光帝下令，停止中英貿易，將所有英船逐出口岸，不再要求具結和交凶。英國艦船仍滯留在中國海域，林則徐並無軍力將它們趕走，只能盡力切斷供給。與此同時，他也在不懈的瞭解國外情形和加強武備。
在中國發生的事件陸續傳到了英國國內，並成為了一個關注焦點。雖然英國輿論總體上羞於為鴉片貿易進行辯護，但中國在禁煙過程中採取的措施卻遭到了敵視性的渲染。在工商業界，關心對華貿易的勢力也普遍鼓吹乘機採取軍事行動，迫使中國更加開放。義律向國內提交的報告也主張採取強有力措施。1839年10月，英國內閣決定對華使用武力，以推行炮艦政策聞名的外交大臣帕麥斯頓是首要的支持者。次年2月，英國內閣宣佈，海軍少將懿律(喬治·埃利奧特，義律的堂兄)和義律作為正副全權代表率遠征軍前往中國。帕麥斯頓交給他們一份致中國宰相的照會，其中指責廣州的官員迫害英人和污損英國的尊嚴，要求中方予以昭雪，並賠償煙價、按文明國家的規範與英國官員相往來、割讓海島、償付行商拖欠英商債務和軍費。帕麥斯頓還指示懿律和義律，如果中國同意開放多個口岸、讓英人在各口岸自由居住和經商、廢除公行制度、給予英人領事裁判權並議定稅則等條件，可以放棄割地要求。
出兵決定在英國議會中引發了激烈辯論，很多議員指責政府縱容鴉片貿易，認為使用武力是非正義的。但是，反對戰爭的議案終以262票對271票被否決。
1840年6月，由40多艘艦船和4000名海陸軍人組成的英國遠征軍到達廣東海域。他們的計劃是封鎖珠江口，再北上佔領舟山，然後開抵天津外海向中國當局交涉。在封鎖珠江口之後，英軍於7月初攻佔舟山的定海，並大肆劫掠。林則徐早就將英軍即將犯華的傳聞稟告道光帝，但後者不屑一顧。除了林則徐在廣東和調任閩浙總督的鄧廷楨在福建做了一些戰備部署外，其他沿海地區對英軍毫無防範。定海之陷和英軍的船堅炮利震動了清廷，道光帝下令嚴加剿堵，但不久即傾向於息事寧人。他告訴直隸總督琦善，如果夷船進抵津門，應相機處理和接受所遞文書，不可驟然開炮。英軍於8月抵達大沽口，通過琦善向清廷遞交了帕麥斯頓的照會。道光帝以為英人興兵全因對林則徐等人的憤懣，遂令琦善轉告英方，將查辦林則徐和派遣欽差前往廣州「代伸冤抑」，但英軍須退回南方。對於照會中的其他要求，他未予應允，大概糟糕的中文譯文也妨礙了他的理解，英方則在琦善面前堅持不讓。琦善極力敷衍應付，使英方以為清廷願意積極考慮所有條件，加之北方氣候漸冷，佔據定海的英軍中又流行疫病，英軍於是南撤，在廣州等待繼續談判。道光帝不明緣由，以為他既已答應懲辦林則徐等人，「英夷」自然撤兵以示恭順(有奏報稱英船撤離時「向岸羅拜」)。9月，他任命琦善為欽差大臣前往廣州，林則徐、鄧廷楨則被撤職查辦。
12月，琦善在廣州與義律展開談判，後者已接替因病離華的懿律擔任全權代表。義律堅稱，中國政府須接受照會中的全部要求，或以增開口岸換取割地，否則不僅不還定海，還要再啟戰端。道光帝頗感意外和憤怒，求戰意願又強烈起來。琦善不敢接受英方的要求，失去耐性的英軍遂於1841年1月初攻佔大角和沙角炮台，進逼虎門，琦善急忙再與義律商談。20日，義律單方面公佈了所謂的初步協定，即所謂的穿鼻草約。其主要內容是：中國割讓香港島、賠償600萬元(西班牙銀元)、同意兩國平等往來和恢復廣州貿易，英方歸還兩炮台和定海。26日，英軍進佔香港，並張貼告示，稱琦善已將此地讓給英國，該地居民皆為英國臣民。其實，琦善未與英方達成明確一致，更談不上簽約。在割地問題上，他只是同意奏請朝廷允准英人借居香港一隅。道光帝獲知英軍進攻的消息後，決定「痛加剿洗」。1月30日，他任命御前大臣奕山為靖逆將軍、戶部尚書隆文和湖南提督楊芳為參贊大臣，派他們率大軍赴粵。在廣東，琦善也拒絕與義律簽約。2月下旬，英軍恢復軍事行動。26日，虎門各炮台失守。英軍繼續推進，廣州告急。3月5日，楊芳到達廣州主持軍務。此前，道光帝已收到廣東巡撫怡良的密奏，其中提及了英軍在香港的公告。他怒責琦善割地辱國，下令將其革職拿問並抄家。
有名將之譽的楊芳也無法抵禦英軍的進攻。他見英艦在波濤之中仍能發炮中的，認為其中必有邪術，竟令搜集婦女所用馬桶陳於河邊「鎮邪」。考慮到兵力不足等因素，義律建議停戰和恢復貿易，被楊芳接受。4月14日，奕山、隆文率軍到達廣州。奕山無心抗敵，反而認為廣東商民與外人交往密切，防民甚於防寇。道光帝指責楊芳剿伐不力，要求奕山積極進兵。5月21日晚，清軍突襲英軍，但戰果甚微，一些商館也遭劫掠和破壞。次日，英軍2000多人大舉反擊。清軍潰敗，近兩萬人退入廣州城內，該城遂遭英軍包圍。奕山樹起白旗，派人出城求和。義律鑒於情勢，覺得不如先獲得一些現實利益，然後再圖進取。27日，雙方簽訂廣州和約。奕山同意在六日內將外省軍隊撤至廣州城60英里以外地區，在一周內繳納「贖城費」600萬元，並賠償英國商館的損失，英方則同意在款項結清後從虎門撤軍和交還各炮台(但在中英交涉未決之前不得重新武裝)。英軍在廣州周邊無惡不作，導致民憤極大。29日，三元裡的村民打死了數名前來騷擾的英軍，該地103鄉的民眾隨即迅速組織起來。他們與從四方炮台出動的大量英軍發生了戰鬥，並會合來自其他地區的大量民眾包圍了該炮台。英軍請出清朝官員向民眾施壓，才擺脫窘境。6月初，英軍撤出虎門等地。在給朝廷的奏折中，奕山無恥的慌稱取勝，把自己乞降說成英人哀求歸還商欠和恢復通商，把賠款說成償欠說清軍退出城外是為了彈壓土匪和躲避濕熱。道光帝不明情況，以為「夷亂已平」，遂准許恢復貿易，下令撤兵裁防，對於香港則欲另行定奪。
1841年4月，英國政府收到了義律關於穿鼻草約的報告，認為它未給英國帶來足夠的利益，何況也未得到中國皇帝的批准。倫敦決定召回義律，由為英國在印度的殖民事業立下很多「功勞」的璞鼎查(亨利·珀廷格)接替，對中國採取新的軍事行動。8月，璞鼎查到達澳門，隨即率軍又沿中國海岸大舉進攻。至10月，英軍連陷廈門、定海(因疾病流行，先前佔領定海的英軍已於1841年2月底撤出)、鎮海和寧波。道光帝任命吏部尚書和協辦大學士奕經為揚威將軍，主持東南戰事。奕經乃膏粱紈褲，毫無統兵之才。他一路花天酒地，數月後才抵達浙江前線。在他的胡亂指揮下，清軍於1842年3月發起反攻，以大敗告終。5月中旬，得到增援的英軍發動新的攻勢。6月中旬，英軍攻佔吳淞，並逆長江而上。璞鼎查認為，要使中國政府屈服，進攻乃其經濟命脈的長江下游富庶之地是一良策。7月21日，英軍攻佔鎮江，隨後進逼江南第一重鎮南京。
自去年8月興兵以來，他們一路燒殺淫掠，惡行無數。鎮江失陷後，道光帝已完全喪失抵抗意志，他任命杭州將軍耆英和與英人打過交道的前兩江總督伊裡布為欽差大臣，具體辦理議和事宜。8月中旬，中英在南京展開談判。29日，《南京條約》簽訂，清政府幾乎接受了英方的全部要求。該約的重要內容是：英人可在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處港口居住通商，英國可在五口派駐領事等官員；中國將香港島割讓英國；中國賠償英方煙價600萬元，軍費1200萬元和行商債務300萬元，廢除行商制度；「兩國屬員往來，必當平行照會」；英商進出口貨物的稅收「秉公議定」。次年，中英又簽訂了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後條款(虎門條約)，作為對南京條約的補充。其中的重要規定是：英人可在五口租地造屋(這種條款成為了列強後來在中國建立租界的借口)；若英人和中國人發生訴訟，首先由英國領事調停，若不成再由中英官員合審，對英人的定罪由英方根據英國法律決定；可在五口各停泊英艦一艘；一般貨物的海關稅率是5%(比以前大幅度降低)；對於中國將來給予他國的新權益，英國一體均沾。與英國當初的戰爭目標相比，這些條約給予的利益有過之而無不及。對於鴉片貿易，雙方未作約定，但英方對鴉片貿易的袒護一覽無遺。璞鼎查表示英國「無力」幫助中國禁煙，主張允許鴉片進口但對其徵稅。中方表示，不宜取消煙禁，但對各國販運鴉片不予過問，這等於默許鴉片貿易的進行，英方未予反對。
《南京條約》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通過該條約，英國侵略者打破了清王朝閉關自守的局面，從中國攫取了包括割地、賠款、開港、協定關稅、領事裁判權和片面最惠國待遇在內的大量權益，以備受列強欺凌和喪權失地為特徵的中國近代史由此開端。南京條約簽訂後，美國和法國也不甘落後。1844年2月，美國專使顧盛(卡萊布·庫辛)率多艘艦船到達澳門，向清政府提出進京議約要求，清政府又派耆英為欽差大臣前往處理。7月3日，中美在澳門附近的望廈村簽訂了五口通商章程，即《望廈條約》。借此，除了割地賠款，英國從中國攫取的其它權益也為美國所享。該約還有著有利於美方的更詳細規定，或者可以說給予了美方更多利益。比如，美國僑民可在五口建立醫院、教堂和墓地；中國若想改變稅則，須與美國官員商議；中國官員不得過問美僑之間以及美僑與他國僑民之間的訴訟。它也規定，美國人不得攜帶鴉片至華，否則由中國官員自行治罪，但這實為空文。法國專使西奧多·剌萼尼也於8月率艦隊來到澳門，對清政府進行恫嚇。10月24日，耆英與他在廣州附近的黃埔簽訂了中法五口通商章程，即《黃埔條約》，法國獲得了與英美同樣的權益。剌萼尼還要求清廷廢除對天主教的禁令，道光帝於1846年2月同意。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時、荷蘭、瑞典、普魯士等國也先後對清政府提出利益要求，後者也大體允准。
道光皇帝與鴉片戰爭失敗的必然性
鴉片戰爭的失敗，並不能簡單的歸咎於清朝軍備的落後，吏治的腐敗等，因為以當時清朝的實力來說，是完全可以取得勝利的。原因在於：道光時期清朝的國力雖然開始走向衰落，但依然是一個強大的國家，雖然武器落後一些，但差距並不很大；而且更為重要的是，清政府面對的是一個遠道而來的侵略國家，從兵力，從民心，從補給等方面都佔有優勢。取得勝利自在情理之中。但是結果卻是清軍不斷戰敗，並最終簽訂了屈辱的條約。那麼失敗的原因何在？
個人認為，根本責任在道光帝。雖然他具有某些優秀的個人品質，也算是個勤政的皇帝，但是他生來恰恰缺乏康熙大帝的雄才大略和勇氣以及對外界的深入瞭解。從戰爭開始，他從內心裡就主張求和，不願採納忠言，而此後的很多決定都是那些主和的大臣秉承其旨意做出的。從這一點上看，道光帝是比較昏庸的。而戰爭的失敗也就有其必然性了。
也許歷史選擇道光皇帝承載這一影響了此後中國發展的角色，有著其深刻的考慮；也許歷史讓中國的大門在此時以這種方式被打開，是為了未來的某種安排。我們雖不完全明晰上蒼的安排，但歷史的發展卻讓清王朝從此開始走向了衰落，西方文明也開始滲透延續了幾千年的中華文明，而且一個西方的「幽靈」在這股「西學東漸」之風中也踏入了中國的國土，並在此後的中國大地生根，幹出了讓神也為之震怒的惡事。
鴉片戰爭結束後，道光帝於1850年去世，終年69歲，在位共30年。廟號宣宗，葬慕陵。《清史稿》對道光的一生概括是：宣宗恭儉之德，寬仁之量，守成之令辟也。遠人貿易，構釁興戎。其視前代戎狄之患，蓋不侔矣。當事大臣先之以操切，繼之以畏葸，遂遺宵旰之憂。所謂有君而無臣，能將順而不能匡救。國步之瀕，肇端於此。
2006年5月1日星期一
歷史真貌─三大盛世天朝之一 清朝（八）
關於嘉慶的預言及其身世
乾隆駕崩後，嘉慶皇帝終於擺脫了傀儡的身份，正式親政。
唐朝高僧黃檗在《禪師詩》第五首中預言了嘉慶的在位時間和發生的事情。「赤龍受慶事堪嘉，哪怕蓮池開白花。二十五弦彈易盡，龍來龍去不逢蛇」 。「赤龍受慶事堪嘉」 此一句中「赤龍」 即丙辰年，為嘉慶元年。第二句「哪怕蓮池開白花」 暗含嘉慶年間發生的白蓮教起義。第三句說的是嘉慶在位時間是二十五年。「龍來龍去不逢蛇」 預言的是嘉慶駕崩之年。嘉慶登基在丙辰年，是龍年，駕崩於庚辰年，也是龍年，而蛇年在龍年的後一年。
嘉慶帝喁琰，清高宗弘歷的第十五子。生於乾隆二十五年（1760），五十四年被封為嘉親王，乾隆六十年登基，改元嘉慶，在位25年。卒於嘉慶二十五年（1820）終年61歲。廟號「仁宗」。
守成之君嘉慶帝的仁治
嘉慶皇帝即位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處治了乾隆晚年的大貪官和珅，將其大部份家產沒收，但同時對於曾經依附其的眾多官員免於追究，穩定了政局和自己的權力。
嘉慶時期還承繼著康乾盛世的餘輝，經濟上依然是富足的。但同時，也面臨著一系列社會危機，比如白蓮教的起義，錢糧的虧空，鴉片的流入等。嘉慶在繼承乾隆時期諸多的政策外，還採取了一些措施，希望革除乾隆後期的種種弊政，比如整頓吏治。
嘉慶是一個尊奉儒家仁愛理論的君王，也是一位勤政圖治的守成君主。他曾經寫過一篇《勤政愛民論》，在文章中談到了實政的問題。他寫道：「勤政本來是為了愛民。有實心而後才有實政，有實政才能給百姓以實惠。……內外大臣應該在勤政的同時，實心實意的為百姓辦事才是……」
嘉慶也是這樣身體力行的。他對於弄虛作假，報喜不報憂的官員嚴懲不貸。一次，浙江巡撫奏報說，因為前一段所屬地區普遍降雨，所以糧價平減。嘉慶帝當即批道：「此種奏報，純粹屬於粉飾誇張之詞，有何用處？朕身為天下之主，非常想瞭解百姓小民的疾苦，以解困救危，你們這些封疆大吏，怎麼連這麼點道理都不懂呢？」嘉慶五年(1800年) ，雲南發生特大洪災，受災百姓達到幾千人。時任雲南巡撫隱瞞災情不報，反而說當地風調雨順。在事情敗露後，嘉慶將其革職。嘉慶對於此類官員，或是革職，或是查辦，有效的遏制了吏治虛報的風氣。
嘉慶關心百姓疾苦，每遇天災，必派專員詳細勘察，並減免稅收。1817年，嘉慶下詔普免天下錢糧，各省一片歡騰。當時安徽百姓欠銀300萬兩，巡撫姚祖同懷疑上報數字不實，下令各府道州縣削減十分之四。各地深以為苦。嘉慶聽說後，朱批道：「損上益下，朕之願也。存心刻薄，有傷政體。」 姚祖同很慚愧，便將原冊呈報給了嘉慶。
嘉慶時期的東西方衝突的加劇
清康熙時期曾開放四口通商，中英貿易持續開展起來。到18世紀末，中英年貿易額已達中國對歐美貿易額的80%以上，到廣州的外船也大多是英船。英商從中國輸出的商品有茶葉、絲綢、土布、瓷器等，茶葉在英國尤其受到歡迎。相應的，英國人養成了飲茶的習慣，茶葉的銷售也成為了英國政府的一大財源。英國人需要大量的中國商品，他們的商品在中國卻難有廣闊市場。結果，英國在中英貿易中長期處於逆差地位，英商不得不主要依靠對華輸出白銀來維持這一貿易。隨著英國工業革命的完成，英國紡織品在中國的銷量亦有上升，但英國工商業界拓展中國市場的需要更加迫切，對中方對中西貿易施加的諸多限制愈發不滿。
乾隆年間，英國曾派使節馬嘎爾尼出使中國，商討通商問題，但卻無功而返。1816年（嘉慶二十一年），英國政府又派阿美士德率600人的使團訪華，重申前請。但由於在朝見的禮節上發生爭執，最後根本沒有受到嘉慶帝的接見。英國政府希望通過外交手段來達到其擴大通商的目地失敗後，開始更多的派遣商船到中國沿海進行走私活動。由於向中國輸入鴉片可以賺取巨額的利潤，走私鴉片成為英商的主要貿易活動。根據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統計，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運往中國的鴉片為4570箱（每箱120斤），較之乾隆時期(1000箱)數量增長了幾倍。而這種造成中國大量白銀外流，人民身心受損的非正當貿易，逐漸成為東西方公開衝突的導火鎖。
《清史稿》對嘉慶的評價
1820年七月，嘉慶按照慣例，去熱河圍獵。在途中，因中暑導致身體不適引發其它病症，病情急劇惡化，不久在熱河駕崩。
縱觀嘉慶帝的一生，雖然不像其父親乾隆那樣有什麼大的作為，但作為一個守成之君，還是恪盡了職守，讓清王朝在危機中延續著昔日的輝煌。
《清史稿》對嘉慶的一生概括是：仁宗初逢訓政，恭謹無違。迨躬蒞萬幾，鋤奸登善。削平逋寇，捕治海盜，力握要樞，崇儉勤事，闢地移民，皆為治之大原也。詔令數下，諄切求言。而吁咈之風，未遽睹焉，是可慨已。
處於歷史轉折時期的道光帝的統治
嘉慶帝駕崩後，由其第二個兒子綿寧繼承皇位，年號道光。
關於道光的預言及其身世
唐朝高僧黃檗在《禪師詩》第六首中預言了道光的在位時間和發生的事情。詩中寫道：「白龍當道漫騰光，宵旰勤勞一世忙。不幸英雄來海上，望洋從此歎洋洋。」 第一句「白龍當道漫騰光」 暗含道光的年號和即位之年。白蛇，根據五行學說庚辛為金，金為白色；蛇為巳，所以白蛇為辛巳年，道光在這一年即位。第二句中「宵旰」 的意思是夜晚，指道光皇帝即位後日夜操勞。第三句和第四句指道光末年的中英鴉片戰爭，西方開始以武力叩開中國的大門。
道光帝綿寧是清朝入關後的第六代皇帝，生於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9月16日），母親是喜塔拉氏。綿寧自幼受到父親的喜愛，並開始接受儒家教育。他「日與詩書相砥礪」 ，寫成《養正書屋詩文》40卷。他親筆書寫「至敬，存誠，勤學，改過」 四個條幅掛在屋子裡，以提醒自己要修身養性。綿寧一直以儉德著稱，即便做了皇帝，也是如此。
1820年七月，嘉慶帝的突然駕崩，使39歲的道光帝綿寧登上了歷史舞台，而這個舞台承載了太多的變數，讓雖具有優秀個人品質但卻缺乏雄才大略的道光在這個歷史轉折時期「守其常而不知其變」。
道光時期的勤政圖治
道光帝執政30年，應該算是一個勤政的皇帝。他自詡道：「自御極至今，凡批覽章奏，引對臣工，旰食宵衣，三十年如一日，不敢自暇自逸。」 道光帝事必躬親，在任內也做了不少事情。比如在內政事物方面，他整頓了吏治，治理了河工，暢通了漕運等，或多或少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道光最值得稱道的業績是平息了回部張格爾的叛亂。
早在1820年，逃亡浩罕的大和卓木的孫子張格爾，在英國的支持下，潛入喀什噶爾，鼓動維族上層發動了一次武裝叛亂。另外張格爾還和浩罕國的國王商定，事成之後，割讓喀什噶爾，平分喀什噶爾等四城的人口和財產。1826年（道光六年），張格爾叛軍佔領了天山南路的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 和闐等城。占城之後，叛軍姦淫婦女，搶掠財物，並強迫十五歲以上的男子當兵的暴行引起了當地民眾的不滿。此時，道光帝決定派大軍前去平叛。1827年（道光七年）十二月，清軍俘獲了張格爾，叛亂被平息。新疆重又歸於安定的局面。
但是，道光帝在面對來自東南海上的鴉片走私和英軍入侵問題上，他憂柔寡斷。他想嚴厲禁煙，也曾下決心抗擊侵略者，但他卻不知道英國來自何方，不知道其政治，經濟，軍事情況，因此對其堅船利炮也不屑一顧。無知必然導致其臨危無應變之策，以至戰守茫然，毫無方略，只能在自恨自愧中頓足歎息，結果忍辱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中英南京條約》。
乾隆駕崩後，嘉慶皇帝終於擺脫了傀儡的身份，正式親政。
唐朝高僧黃檗在《禪師詩》第五首中預言了嘉慶的在位時間和發生的事情。「赤龍受慶事堪嘉，哪怕蓮池開白花。二十五弦彈易盡，龍來龍去不逢蛇」 。「赤龍受慶事堪嘉」 此一句中「赤龍」 即丙辰年，為嘉慶元年。第二句「哪怕蓮池開白花」 暗含嘉慶年間發生的白蓮教起義。第三句說的是嘉慶在位時間是二十五年。「龍來龍去不逢蛇」 預言的是嘉慶駕崩之年。嘉慶登基在丙辰年，是龍年，駕崩於庚辰年，也是龍年，而蛇年在龍年的後一年。
嘉慶帝喁琰，清高宗弘歷的第十五子。生於乾隆二十五年（1760），五十四年被封為嘉親王，乾隆六十年登基，改元嘉慶，在位25年。卒於嘉慶二十五年（1820）終年61歲。廟號「仁宗」。
守成之君嘉慶帝的仁治
嘉慶皇帝即位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處治了乾隆晚年的大貪官和珅，將其大部份家產沒收，但同時對於曾經依附其的眾多官員免於追究，穩定了政局和自己的權力。
嘉慶時期還承繼著康乾盛世的餘輝，經濟上依然是富足的。但同時，也面臨著一系列社會危機，比如白蓮教的起義，錢糧的虧空，鴉片的流入等。嘉慶在繼承乾隆時期諸多的政策外，還採取了一些措施，希望革除乾隆後期的種種弊政，比如整頓吏治。
嘉慶是一個尊奉儒家仁愛理論的君王，也是一位勤政圖治的守成君主。他曾經寫過一篇《勤政愛民論》，在文章中談到了實政的問題。他寫道：「勤政本來是為了愛民。有實心而後才有實政，有實政才能給百姓以實惠。……內外大臣應該在勤政的同時，實心實意的為百姓辦事才是……」
嘉慶也是這樣身體力行的。他對於弄虛作假，報喜不報憂的官員嚴懲不貸。一次，浙江巡撫奏報說，因為前一段所屬地區普遍降雨，所以糧價平減。嘉慶帝當即批道：「此種奏報，純粹屬於粉飾誇張之詞，有何用處？朕身為天下之主，非常想瞭解百姓小民的疾苦，以解困救危，你們這些封疆大吏，怎麼連這麼點道理都不懂呢？」嘉慶五年(1800年) ，雲南發生特大洪災，受災百姓達到幾千人。時任雲南巡撫隱瞞災情不報，反而說當地風調雨順。在事情敗露後，嘉慶將其革職。嘉慶對於此類官員，或是革職，或是查辦，有效的遏制了吏治虛報的風氣。
嘉慶關心百姓疾苦，每遇天災，必派專員詳細勘察，並減免稅收。1817年，嘉慶下詔普免天下錢糧，各省一片歡騰。當時安徽百姓欠銀300萬兩，巡撫姚祖同懷疑上報數字不實，下令各府道州縣削減十分之四。各地深以為苦。嘉慶聽說後，朱批道：「損上益下，朕之願也。存心刻薄，有傷政體。」 姚祖同很慚愧，便將原冊呈報給了嘉慶。
嘉慶時期的東西方衝突的加劇
清康熙時期曾開放四口通商，中英貿易持續開展起來。到18世紀末，中英年貿易額已達中國對歐美貿易額的80%以上，到廣州的外船也大多是英船。英商從中國輸出的商品有茶葉、絲綢、土布、瓷器等，茶葉在英國尤其受到歡迎。相應的，英國人養成了飲茶的習慣，茶葉的銷售也成為了英國政府的一大財源。英國人需要大量的中國商品，他們的商品在中國卻難有廣闊市場。結果，英國在中英貿易中長期處於逆差地位，英商不得不主要依靠對華輸出白銀來維持這一貿易。隨著英國工業革命的完成，英國紡織品在中國的銷量亦有上升，但英國工商業界拓展中國市場的需要更加迫切，對中方對中西貿易施加的諸多限制愈發不滿。
乾隆年間，英國曾派使節馬嘎爾尼出使中國，商討通商問題，但卻無功而返。1816年（嘉慶二十一年），英國政府又派阿美士德率600人的使團訪華，重申前請。但由於在朝見的禮節上發生爭執，最後根本沒有受到嘉慶帝的接見。英國政府希望通過外交手段來達到其擴大通商的目地失敗後，開始更多的派遣商船到中國沿海進行走私活動。由於向中國輸入鴉片可以賺取巨額的利潤，走私鴉片成為英商的主要貿易活動。根據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統計，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運往中國的鴉片為4570箱（每箱120斤），較之乾隆時期(1000箱)數量增長了幾倍。而這種造成中國大量白銀外流，人民身心受損的非正當貿易，逐漸成為東西方公開衝突的導火鎖。
《清史稿》對嘉慶的評價
1820年七月，嘉慶按照慣例，去熱河圍獵。在途中，因中暑導致身體不適引發其它病症，病情急劇惡化，不久在熱河駕崩。
縱觀嘉慶帝的一生，雖然不像其父親乾隆那樣有什麼大的作為，但作為一個守成之君，還是恪盡了職守，讓清王朝在危機中延續著昔日的輝煌。
《清史稿》對嘉慶的一生概括是：仁宗初逢訓政，恭謹無違。迨躬蒞萬幾，鋤奸登善。削平逋寇，捕治海盜，力握要樞，崇儉勤事，闢地移民，皆為治之大原也。詔令數下，諄切求言。而吁咈之風，未遽睹焉，是可慨已。
處於歷史轉折時期的道光帝的統治
嘉慶帝駕崩後，由其第二個兒子綿寧繼承皇位，年號道光。
關於道光的預言及其身世
唐朝高僧黃檗在《禪師詩》第六首中預言了道光的在位時間和發生的事情。詩中寫道：「白龍當道漫騰光，宵旰勤勞一世忙。不幸英雄來海上，望洋從此歎洋洋。」 第一句「白龍當道漫騰光」 暗含道光的年號和即位之年。白蛇，根據五行學說庚辛為金，金為白色；蛇為巳，所以白蛇為辛巳年，道光在這一年即位。第二句中「宵旰」 的意思是夜晚，指道光皇帝即位後日夜操勞。第三句和第四句指道光末年的中英鴉片戰爭，西方開始以武力叩開中國的大門。
道光帝綿寧是清朝入關後的第六代皇帝，生於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9月16日），母親是喜塔拉氏。綿寧自幼受到父親的喜愛，並開始接受儒家教育。他「日與詩書相砥礪」 ，寫成《養正書屋詩文》40卷。他親筆書寫「至敬，存誠，勤學，改過」 四個條幅掛在屋子裡，以提醒自己要修身養性。綿寧一直以儉德著稱，即便做了皇帝，也是如此。
1820年七月，嘉慶帝的突然駕崩，使39歲的道光帝綿寧登上了歷史舞台，而這個舞台承載了太多的變數，讓雖具有優秀個人品質但卻缺乏雄才大略的道光在這個歷史轉折時期「守其常而不知其變」。
道光時期的勤政圖治
道光帝執政30年，應該算是一個勤政的皇帝。他自詡道：「自御極至今，凡批覽章奏，引對臣工，旰食宵衣，三十年如一日，不敢自暇自逸。」 道光帝事必躬親，在任內也做了不少事情。比如在內政事物方面，他整頓了吏治，治理了河工，暢通了漕運等，或多或少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道光最值得稱道的業績是平息了回部張格爾的叛亂。
早在1820年，逃亡浩罕的大和卓木的孫子張格爾，在英國的支持下，潛入喀什噶爾，鼓動維族上層發動了一次武裝叛亂。另外張格爾還和浩罕國的國王商定，事成之後，割讓喀什噶爾，平分喀什噶爾等四城的人口和財產。1826年（道光六年），張格爾叛軍佔領了天山南路的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 和闐等城。占城之後，叛軍姦淫婦女，搶掠財物，並強迫十五歲以上的男子當兵的暴行引起了當地民眾的不滿。此時，道光帝決定派大軍前去平叛。1827年（道光七年）十二月，清軍俘獲了張格爾，叛亂被平息。新疆重又歸於安定的局面。
但是，道光帝在面對來自東南海上的鴉片走私和英軍入侵問題上，他憂柔寡斷。他想嚴厲禁煙，也曾下決心抗擊侵略者，但他卻不知道英國來自何方，不知道其政治，經濟，軍事情況，因此對其堅船利炮也不屑一顧。無知必然導致其臨危無應變之策，以至戰守茫然，毫無方略，只能在自恨自愧中頓足歎息，結果忍辱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中英南京條約》。
2006年4月29日星期六
歷史真貌─三大盛世天朝之一 清朝（七）
乾隆時期的對外交流和衝突
較之康熙和雍正王朝，乾隆時期的對外交流更加廣泛，除了與亞洲一些國家繼續保持政治、經濟和文化交流外，同西方國家的交往中衝突開始顯露。乾隆在位60年間，西方世界發生了巨大變化：英國發生了工業革命，美國建國，法國爆發了資產階級革命。而此時的東方大國依舊按照自己古老的文明運行方式運行著。西方的所謂現代文明開始與之發生碰撞。
與亞洲國家的交往
乾隆時期中國在亞洲的對外交往，主要是與朝鮮、越南和日本。在經濟上，中朝兩國除通過使臣進行的貿易外，在義州、會寧、慶源等地還設有定期的貿易市場。中國商人運去綢緞、皮貨、布匹、文具等，販回紙張、苧布、人參、牛馬和食鹽等物品。朝鮮開城的松商和義州的灣商，都以跟中國通商而著名。18世紀時，朝鮮商人每年輸入中國的白銀就達幾十萬兩。此外，中朝之間的文化交流也十分密切。每次朝鮮的使節團來中國，隨行的人員都會購回很多中國書籍。中朝學者還相互贈送書籍或著作。
康熙年間，中日之間的貿易十分繁盛。而到了乾隆時期，雙方之間的貿易更加頻繁。中國商船航日，最多時一年達一百餘艘。所攜帶的商品，種類繁多，包括生絲、綢緞、瓷器、茶葉、藥材、紙張、砂糖、染料、工藝品以及書籍、文具等等。從日本輸入中國的貨物，以銅為大宗，其餘則有金銀、海味、漆器等。隨著貿易的發展，旅居日本的中國商人也日益增多。清代留居日本的中國人，對日本文化也有一定的貢獻。
乾隆時期，中國和暹羅（泰國）之間的關係也有進一步的發展。18世紀以後，雙方的貿易極為頻繁。每年從上海、寧波、泉州、廈門和潮州等地前往經商的貨船有五六十隻之多。當時，暹羅的米輸入中國的數量很大。清政府還制定獎勵辦法，鼓勵雙方商人向中國販運暹羅米。隨著貿易往來的頻繁，中國人移居暹羅的也日益增多。
此外，康乾時期的清政府，和越南、緬甸、柬埔寨、老撾、尼泊爾、印度、菲律賓、馬來亞、印度尼西亞等國，也都保持著友好關係。
與西方國家的交往和衝突
順治、康熙和雍正王朝，中國和歐洲的文化交流較之明代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乾隆王朝，這種交流更加廣泛。大量來華的耶穌會傳教士，成為當時東西方交流的媒介。一方面，他們向中國人推薦西方的信仰和實證科學，如關於天文、地理、曆法、數學、水利、醫藥、火器等方面的知識；另一方面，他們通過翻譯中文圖書，向西方國家廣泛介紹了中國的地理、歷史、學術、典章制度和風俗習慣等。他們曾先後把《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等中國古代經典譯為拉丁文加以刊行；德國著名文學家歌德，曾試圖用《趙氏孤兒》為藍本編寫劇本；18世紀時，巴黎、維也納、羅馬等歐洲大城市，曾上演了不少中國題材的歌舞劇。
輝煌的中華文明對歐洲的一些學者，比如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他們認為中國的儒家學說，符合人文主義精神。
在經濟上，從中國進口的茶葉、絲綢和工藝美術品，特別是瓷器和漆器，深受歐洲人的歡迎。17世紀時，中國瓷器在歐洲還比較罕見，多為宮廷所珍藏。到18世紀，從中國運往西歐的瓷器逐漸增多，開始成為生活用品。這時，歐洲仿製華瓷也獲得了極大成功。這時，西歐的絲織品的色調和花紋，也多倣傚中國。
對於中國的園林建築藝術，歐洲人也大為驚歎。一個叫錢柏茲的英國建築師來中國參觀後，寫了一本《東方園林》的書，並在倫敦附近修建了一座模仿中國園林的花園。這座花園順應自然環境，形成一種非常優美新異的風格，當時被稱為「中英式花園」 。
不過，對於中國的君主來說，西方的文化雖然有可以吸收的成份，但較之中華文明仍處於從屬地位。那些遙遠的西方國家對中國似乎並沒有太真實的意義。
在經濟方面，從康熙到乾隆的而清朝的統治者對發展外貿，即西洋各國來華通商並無熱忱，除了認為「天朝」地大物博，無須與外互通有無外，也擔心自身統治受到外來威脅。清朝對外貿易政策可以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海禁時期(1644—1683) ，主要目地是為了封鎖東南沿海島嶼的反清勢力；第二階段是多口通商階段(1684—1756) ，指定廣州、漳州、寧波、雲台山(南京) 設置海關，允許外國商船前來貿易，但這種開放是有限度的；第三階段是廣州貿易階段(1757—1842) 。乾隆二十二年，即1757年，為了防止外國瞭解中國，深入內陸，乾隆下令關閉其它海關，只允許廣州一地海關與外國通商，並由政府特許的「十三行」商人統一經理外商來華貿易事宜，同時對中國商船的出洋貿易也規定了許多禁令。乾隆帝曾諭令兩廣總督蘇昌：「國家四海之大，何所不有，所以准通洋船者，特系懷柔遠人之道。」
對於外商在中國的居留和活動，清政府還先後設有很多其它約束。比如，只能在5月至10月的貿易期中前來廣州；只能居於由公行設立和監管的「夷館」；不得進入廣州城；不得向華商貸款；不得僱人傳遞消息至內地；通過公行向中國官員轉遞的文書須以下至上的「稟貼」為形式；不得攜帶婦人；不得乘坐肩輿。對外商在華所購貨物的種類和數量，也有著不少限制。這些做法既反映了清政府對於西洋勢力的政治疑懼，也反映了它高高在上的天朝大國的心態。
而此時的西方世界，正經歷著新的變革，特別是工業革命後的英國、法國和美國，為了發展貿易，不再滿足現有的通商狀況，迫切要求開拓中國這個巨大的海外市場。而中國在和包括上述國家在內的許多國家間的對外貿易上，直到19世紀30年代，一直處於出超的有利地位。
以最重要的中英貿易來說，在1781年到1790年間，中國輸入英國的商品，僅茶葉一項，即達9626.78萬多銀元。而英國輸入中國的商品，從1781年到1793年，包括毛織品、棉布、棉紗、金屬等全部工業品在內，總共才1687.15萬多銀元，只抵中國輸英茶價的六分之一。也就是說，歐、美商人每年要用大量的白銀來購買中國的絲茶等貨物。在19世紀初，從廣州流入的銀元，平均每年約在一百萬兩至四百萬兩之間。
一方面是實行有限的通商舉措，一方面是迫切希望開拓市場，進行貿易。雙方的衝突不可避免的出現了。
起初，英國政府希望通過以締結近代國際關係條約的形式來改變這種狀況，便於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以給乾隆帝祝壽為名，派使臣馬戛爾尼伯爵來中國交涉通商事宜。第二年，馬戛爾尼伯爵在熱河行宮朝見乾隆帝時，提出了以下幾項要求：一、准英國派使臣駐北京，照管本國商務；二、准許英國商人在寧波、舟山及天津、廣東地方自由通商，並在北京設立商館；三、佔用舟山附近小海島一處，以居留商人，存放貨物；四、於廣州附近亦撥給一地，以居住英商，許可英商自由出入；五、減免英商在廣州澳門間內河運貨的稅額；六、准許英人在各省傳教。對於馬戛爾尼伯爵一行，清政府一方面給予熱情的招待，一方面對於英方的要求予以拒絕。乾隆帝在上諭中告知英國政府: 「天朝物產豐盈, 無所不有, 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 ，考慮到英國的困難，可以承認最為恩惠的朝貢貿易。馬戛爾尼伯爵一行無功而返。
此後，迫切想打開中國市場的西方國家，與實行閉關政策的清朝的衝突逐漸尖銳。如何打開中國市場，似乎也只是個時間上的問題了。
乾隆晚期的統治─夕陽無限好
由於乾隆執政時間過長，而且為人重奢靡，多次出巡南遊，並且造了許多宮殿園林；此外，還在一些戰事上耗費了巨大軍費，晚年時出現了國庫財用耗竭。乾隆還重用貪官和珅，使清朝吏治腐敗不堪，引發了一些地方的農民起義，清王朝露出了衰敗的跡象。
乾隆86歲時，也就是1795年，乾隆宣佈禪位，將皇位傳給皇十五子喁琰，年號嘉慶，乾隆自己做了太上皇。不過，太上皇乾隆對於軍國大事等仍親自過問，嘉慶只不過是個傀儡皇帝。
1799年正月初三，乾隆駕崩，清王朝進入了嘉慶時代。高宗乾隆去世後的謚號是：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欽明孝慈神聖純皇帝。
《清史稿》對乾隆的評價
縱觀乾隆皇帝的一生，應該說還是一位有為之君。他在康熙和雍正之治的基礎上，將清王朝發展到了鼎盛時期。《清史稿》對乾隆的評價是：高宗運際郅隆，勵精圖治，開疆拓宇，四征不庭，揆文奮武，於斯為盛。享祚之久，同符聖祖，而壽考則逾之。自三代以後，未嘗有也。惟耄期倦勤，蔽於權倖，上累日月之明，為之歎息焉。
較之康熙和雍正王朝，乾隆時期的對外交流更加廣泛，除了與亞洲一些國家繼續保持政治、經濟和文化交流外，同西方國家的交往中衝突開始顯露。乾隆在位60年間，西方世界發生了巨大變化：英國發生了工業革命，美國建國，法國爆發了資產階級革命。而此時的東方大國依舊按照自己古老的文明運行方式運行著。西方的所謂現代文明開始與之發生碰撞。
與亞洲國家的交往
乾隆時期中國在亞洲的對外交往，主要是與朝鮮、越南和日本。在經濟上，中朝兩國除通過使臣進行的貿易外，在義州、會寧、慶源等地還設有定期的貿易市場。中國商人運去綢緞、皮貨、布匹、文具等，販回紙張、苧布、人參、牛馬和食鹽等物品。朝鮮開城的松商和義州的灣商，都以跟中國通商而著名。18世紀時，朝鮮商人每年輸入中國的白銀就達幾十萬兩。此外，中朝之間的文化交流也十分密切。每次朝鮮的使節團來中國，隨行的人員都會購回很多中國書籍。中朝學者還相互贈送書籍或著作。
康熙年間，中日之間的貿易十分繁盛。而到了乾隆時期，雙方之間的貿易更加頻繁。中國商船航日，最多時一年達一百餘艘。所攜帶的商品，種類繁多，包括生絲、綢緞、瓷器、茶葉、藥材、紙張、砂糖、染料、工藝品以及書籍、文具等等。從日本輸入中國的貨物，以銅為大宗，其餘則有金銀、海味、漆器等。隨著貿易的發展，旅居日本的中國商人也日益增多。清代留居日本的中國人，對日本文化也有一定的貢獻。
乾隆時期，中國和暹羅（泰國）之間的關係也有進一步的發展。18世紀以後，雙方的貿易極為頻繁。每年從上海、寧波、泉州、廈門和潮州等地前往經商的貨船有五六十隻之多。當時，暹羅的米輸入中國的數量很大。清政府還制定獎勵辦法，鼓勵雙方商人向中國販運暹羅米。隨著貿易往來的頻繁，中國人移居暹羅的也日益增多。
此外，康乾時期的清政府，和越南、緬甸、柬埔寨、老撾、尼泊爾、印度、菲律賓、馬來亞、印度尼西亞等國，也都保持著友好關係。
與西方國家的交往和衝突
順治、康熙和雍正王朝，中國和歐洲的文化交流較之明代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乾隆王朝，這種交流更加廣泛。大量來華的耶穌會傳教士，成為當時東西方交流的媒介。一方面，他們向中國人推薦西方的信仰和實證科學，如關於天文、地理、曆法、數學、水利、醫藥、火器等方面的知識；另一方面，他們通過翻譯中文圖書，向西方國家廣泛介紹了中國的地理、歷史、學術、典章制度和風俗習慣等。他們曾先後把《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等中國古代經典譯為拉丁文加以刊行；德國著名文學家歌德，曾試圖用《趙氏孤兒》為藍本編寫劇本；18世紀時，巴黎、維也納、羅馬等歐洲大城市，曾上演了不少中國題材的歌舞劇。
輝煌的中華文明對歐洲的一些學者，比如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他們認為中國的儒家學說，符合人文主義精神。
在經濟上，從中國進口的茶葉、絲綢和工藝美術品，特別是瓷器和漆器，深受歐洲人的歡迎。17世紀時，中國瓷器在歐洲還比較罕見，多為宮廷所珍藏。到18世紀，從中國運往西歐的瓷器逐漸增多，開始成為生活用品。這時，歐洲仿製華瓷也獲得了極大成功。這時，西歐的絲織品的色調和花紋，也多倣傚中國。
對於中國的園林建築藝術，歐洲人也大為驚歎。一個叫錢柏茲的英國建築師來中國參觀後，寫了一本《東方園林》的書，並在倫敦附近修建了一座模仿中國園林的花園。這座花園順應自然環境，形成一種非常優美新異的風格，當時被稱為「中英式花園」 。
不過，對於中國的君主來說，西方的文化雖然有可以吸收的成份，但較之中華文明仍處於從屬地位。那些遙遠的西方國家對中國似乎並沒有太真實的意義。
在經濟方面，從康熙到乾隆的而清朝的統治者對發展外貿，即西洋各國來華通商並無熱忱，除了認為「天朝」地大物博，無須與外互通有無外，也擔心自身統治受到外來威脅。清朝對外貿易政策可以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海禁時期(1644—1683) ，主要目地是為了封鎖東南沿海島嶼的反清勢力；第二階段是多口通商階段(1684—1756) ，指定廣州、漳州、寧波、雲台山(南京) 設置海關，允許外國商船前來貿易，但這種開放是有限度的；第三階段是廣州貿易階段(1757—1842) 。乾隆二十二年，即1757年，為了防止外國瞭解中國，深入內陸，乾隆下令關閉其它海關，只允許廣州一地海關與外國通商，並由政府特許的「十三行」商人統一經理外商來華貿易事宜，同時對中國商船的出洋貿易也規定了許多禁令。乾隆帝曾諭令兩廣總督蘇昌：「國家四海之大，何所不有，所以准通洋船者，特系懷柔遠人之道。」
對於外商在中國的居留和活動，清政府還先後設有很多其它約束。比如，只能在5月至10月的貿易期中前來廣州；只能居於由公行設立和監管的「夷館」；不得進入廣州城；不得向華商貸款；不得僱人傳遞消息至內地；通過公行向中國官員轉遞的文書須以下至上的「稟貼」為形式；不得攜帶婦人；不得乘坐肩輿。對外商在華所購貨物的種類和數量，也有著不少限制。這些做法既反映了清政府對於西洋勢力的政治疑懼，也反映了它高高在上的天朝大國的心態。
而此時的西方世界，正經歷著新的變革，特別是工業革命後的英國、法國和美國，為了發展貿易，不再滿足現有的通商狀況，迫切要求開拓中國這個巨大的海外市場。而中國在和包括上述國家在內的許多國家間的對外貿易上，直到19世紀30年代，一直處於出超的有利地位。
以最重要的中英貿易來說，在1781年到1790年間，中國輸入英國的商品，僅茶葉一項，即達9626.78萬多銀元。而英國輸入中國的商品，從1781年到1793年，包括毛織品、棉布、棉紗、金屬等全部工業品在內，總共才1687.15萬多銀元，只抵中國輸英茶價的六分之一。也就是說，歐、美商人每年要用大量的白銀來購買中國的絲茶等貨物。在19世紀初，從廣州流入的銀元，平均每年約在一百萬兩至四百萬兩之間。
一方面是實行有限的通商舉措，一方面是迫切希望開拓市場，進行貿易。雙方的衝突不可避免的出現了。
起初，英國政府希望通過以締結近代國際關係條約的形式來改變這種狀況，便於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以給乾隆帝祝壽為名，派使臣馬戛爾尼伯爵來中國交涉通商事宜。第二年，馬戛爾尼伯爵在熱河行宮朝見乾隆帝時，提出了以下幾項要求：一、准英國派使臣駐北京，照管本國商務；二、准許英國商人在寧波、舟山及天津、廣東地方自由通商，並在北京設立商館；三、佔用舟山附近小海島一處，以居留商人，存放貨物；四、於廣州附近亦撥給一地，以居住英商，許可英商自由出入；五、減免英商在廣州澳門間內河運貨的稅額；六、准許英人在各省傳教。對於馬戛爾尼伯爵一行，清政府一方面給予熱情的招待，一方面對於英方的要求予以拒絕。乾隆帝在上諭中告知英國政府: 「天朝物產豐盈, 無所不有, 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 ，考慮到英國的困難，可以承認最為恩惠的朝貢貿易。馬戛爾尼伯爵一行無功而返。
此後，迫切想打開中國市場的西方國家，與實行閉關政策的清朝的衝突逐漸尖銳。如何打開中國市場，似乎也只是個時間上的問題了。
乾隆晚期的統治─夕陽無限好
由於乾隆執政時間過長，而且為人重奢靡，多次出巡南遊，並且造了許多宮殿園林；此外，還在一些戰事上耗費了巨大軍費，晚年時出現了國庫財用耗竭。乾隆還重用貪官和珅，使清朝吏治腐敗不堪，引發了一些地方的農民起義，清王朝露出了衰敗的跡象。
乾隆86歲時，也就是1795年，乾隆宣佈禪位，將皇位傳給皇十五子喁琰，年號嘉慶，乾隆自己做了太上皇。不過，太上皇乾隆對於軍國大事等仍親自過問，嘉慶只不過是個傀儡皇帝。
1799年正月初三，乾隆駕崩，清王朝進入了嘉慶時代。高宗乾隆去世後的謚號是：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欽明孝慈神聖純皇帝。
《清史稿》對乾隆的評價
縱觀乾隆皇帝的一生，應該說還是一位有為之君。他在康熙和雍正之治的基礎上，將清王朝發展到了鼎盛時期。《清史稿》對乾隆的評價是：高宗運際郅隆，勵精圖治，開疆拓宇，四征不庭，揆文奮武，於斯為盛。享祚之久，同符聖祖，而壽考則逾之。自三代以後，未嘗有也。惟耄期倦勤，蔽於權倖，上累日月之明，為之歎息焉。
2006年4月28日星期五
歷史真貌─三大盛世天朝之一 清朝（六）
康乾盛世之高宗乾隆統治時期
繼清太祖努爾哈赤，太宗皇太極和聖祖康熙大帝后，清朝再次出現了一位留名青史的皇帝：高宗乾隆。他是雍正的第四子，在位60年，退位後又當了三年太上皇，終年89歲。可以說，乾隆是中國有文字記載以來享年最高的皇帝，也是實際執政時間最長的皇帝。在其統治期間，乾隆在康熙和雍正王朝發展的基礎上，使清朝達到了強盛的頂峰，在文治武功方面也頗有建樹，稱得上是一位有為之君。而且，乾隆皇帝是繼遠古堯舜實行禪讓制後，第一個在有生和在位之年提出「禪讓」的皇帝，雖然只是形式上的。
關於乾隆帝的預言和其身世
唐朝高僧黃檗在《禪師詩》第四首中預言了乾隆的在位時間和功績。詩中寫道：「 乾卦占來景運隆，一般六甲子孫同。外攘初度籌邊策，內禪無漸太古風」。「乾卦占來景運隆」一句首尾兩個字暗含乾隆二字，「 一般六甲子孫同」玉石乾隆在位時間和祖父康熙大帝都是六十年左右；「 外攘初度籌邊策」暗指乾隆平定邊疆的武功；「內禪無漸太古風」，預言乾隆將倣傚古人實行禪位。
乾隆帝弘歷，世宗第四子，母孝聖憲皇后，康熙五十年(1711年)八月十三日生於雍親王府邸。不過，關於乾隆皇帝的出生地和其生母，史學家一直存在爭議。但有一點可以明確的是，乾隆確是雍正皇帝的親生兒子，而非野史中傳言的那樣是漢人的子孫。
乾隆還是孩子時，就是「隆准頎身」，贏得了康熙帝的鍾愛，而令其在宮中讀書，老師是庶吉士福敏，弘歷聰明過人，過目成誦。此後，又跟著貝勒允禧學習騎射，跟莊親王允祿學習火器。一次，在木蘭圍場狩獵，剛要射熊時，熊突起，弘歷鎮定自若。康熙帝御槍殪熊。其後，康熙對溫惠皇太妃道：「是命貴重，福將過予。」
雍正元年八月，世宗在乾清宮寫下密詔，藏於世祖所書的正大光明扁額上，由弘歷繼承皇位。雍正駕崩後，乾隆正式登基。
乾隆帝的文治武功
乾隆即位之初，實行寬猛互濟的政策，既有其祖父康熙帝的寬仁，也有其父親的嚴苛。他繼續採取務實的政策，重視農桑，停止捐納；為保護百姓，在浙江修砌海塘，同時繼續平定邊疆的一系列叛亂。根據統計，乾隆十年，三十五年，四十三年，五十五年和嘉慶元年，乾隆下詔先後五次減免全國一年的錢糧，三次減免江南的漕糧，共計2萬萬兩。其減免錢糧次數之多，地域之廣，數量之大，效果之好，前所未有。同時說明乾隆時期天下的富庶。此外，乾隆帝嚮慕風雅，除了自己喜好詩詞、丹青外，還在文化方面多有提倡。其在文治方面值得稱道的成就主要有：
一、主持編纂《四庫全書》，共收書3503種，79337卷，36304冊，其卷數是《永樂大典》的三倍。《四庫全書》是對古代書籍的一次整理，修補，使得許多書籍在遭受後來諸多的天災人禍後得以保存下來，讓今天的人們在溫習某些書籍的過程中，體察古人的智慧。它同時也方便了讀書人的閱讀和文化的傳播。在編纂的過程中，乾隆曾下令毀書約3000多種，共6萬多部。也許，上蒼正是借乾隆皇帝之手，將歷史的某些真實掩蓋，讓後人陷入更深的迷中；也許，上蒼通過這人間的舉動，讓後人能夠有所警醒。
二、主持編修了其它典籍，如《滿文大藏經》，《八旗通志》，《滿文老檔》，《國朝宮史》等，在文學和史學方面都有著重要的意義。
三、興建皇家園林。清朝的許多皇家園林和建築都是在乾隆朝興建或開始興建的，比如頤和園，圓明園，香山，避暑山莊等。這些建築有的經過後代皇帝的翻修，有的已經被毀，但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無不體現出了清代園林文化的輝煌。
在武功方面，乾隆帝同樣值得稱道的有：
一、統一了整個新疆地區。乾隆時期，先後兩次派兵平定了新疆准噶爾的叛亂，並使土爾扈特部回歸，統一了整個新疆。此後，清政府在喀什噶爾等地設置參贊大臣、辦事大臣及劣謨大臣；乾隆還設置了伊犁將軍，實行軍府制，修築城堡，駐紮軍隊，巡查邊界；並移民屯邊，加強了對西域的管理。
二、進一步加強了對西藏的管理。康熙和雍正時期的西藏，達賴（駐拉薩）和班禪（駐紮什倫布）掌政令，行教化，同為政教僧俗領袖。而乾隆時期在兩次打敗入侵西藏的廓爾喀（尼泊爾）後，乾隆於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頒布了《欽定西藏章程》中，規定「駐藏大臣督辦藏內事務」，其地位「與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平等」；各級地方官員及管事喇嘛，都歸駐藏大臣管轄，「事無大小，均應稟命駐藏大臣辦理」；他們的任命，也「統歸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喇嘛揀選，分別奏補揀放」；達賴、班禪以及其他呼圖克圖「靈童」轉世時的「金本巴瓶掣簽」儀式，也要在駐藏大臣的監視下進行。即把呈報出世的「靈童」指出數名，由駐藏大臣將其姓名、生年月日，用滿、漢、藏三種文字寫在簽上，放進皇帝頒發的金本巴瓶內，誦經七日，屆時，駐藏大臣親臨監視抽籤，然後再呈請中央政府批准，方為有效。其它如審查財政收支、主持對外事務、春秋巡視國境等，也都由駐藏大臣經管。此外還整頓西藏地方軍隊組織，加強防務，鑄造西藏地方銀幣。通過這些措施，西藏「事權始歸一」。標誌著中央政府開始對西藏實行全面的管轄。
乾隆時期的盛世景象
乾隆時期，百姓安居樂業，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非常快，主要表現在荒地的大量開墾和耕地面積的擴大。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全國耕地面積突破了明代最高耕地統計數字，達到851萬頃；到1725年（雍正三年），達到890萬頃。而乾隆時期則大大超過了這一數字。
此外，南方雙季水稻種植的推廣以及蕃薯和玉米的引進和推廣，使糧食單位面積產量大幅度提高，如稻米生產，在江浙、湖廣、四川、福建等省的膏腴之區，一般都畝產兩三石，多者可以達到五六石，甚至六七石。這進一步導致了人口的快速增長。1711年（康熙五十年），人口為2462萬。這只是丁數，不是人口總數。乾隆以後，統計方法變了，總括大小男婦數。1741年（乾隆六年），全國人口總數為1億4300多萬；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又增加到3億100多萬。人口的大量增加，一方面表明了農業生產的發展，但同時，也給社會造成了巨大壓力。
另一方面，經濟作物的種植面積也有明顯的增加。桑、茶葉、棉花、甘蔗、煙草等都成為當時非常重要的商品化農作物。如棉花，在明末基本普及的基礎上，種植更加盛行。不僅江蘇、浙江、湖北、河南、山東、河北等省都是著名的棉產區，而且東北也成為重要的棉花產地。在浙江、江蘇、廣東的一些地區，農民都大量種植桑樹。特別是浙江省，「蠶桑之利甲天下」，其中有一些地區，「尺寸之堤，必樹之桑」。所獲之利，比種稻往往多出四五倍，甚至十餘倍。甘蔗的種植在廣東、福建、台灣等地也十分普遍。廣東一些地方種植的「白紫二蔗，動連千頃」。台灣更是「蔗田萬頃碧萋萋」。煙葉的種植也已推廣到全國各地。在「江南、山東、直隸，上腴之地，無不種煙。
手工業生產在康熙中期以後，才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而乾隆時期的手工業發展得更為迅速。
比如在清代手工業中佔有重要地位的絲織業的主要產地是：江寧、蘇州、杭州、佛山、廣州等，發展十分迅速。如江寧的織機在乾、嘉時達到三萬餘張，而且比過去有許多改進，「織緞之機，名目百餘」，所產絲織品暢銷全國。而棉織業在江南一些地區也日益發達。棉紡織工具有顯著改進。如上海的紡紗腳車，可「一手三紗，以足運輪（名腳車），人勞而工敏」。織布機也有一些改進和革新。當時的棉布生產，無論數量或質量都比以前有很大提高。上海的「梭布，衣被天下，良賈多以此起家」。蘇州的「益美字號」，因大家譽其「布美，用者競市」，「一年消布，約以百萬匹」，結果「十年富甲諸商，而布更遍行天下」，「二百年間，滇南漠北，無地不以益美為美也」。蘇布「名稱四方」，可見信譽之廣。無錫也盛產棉布，乾隆時，「坐賈收之，捆載而貿於淮、揚、高、寶等處，一歲所交易，不下數十百萬」，有「布碼頭」之稱。
在制瓷業方面，江西景德鎮仍是全國的最大中心。乾隆時，不僅官窯眾多，而且「民窯二三百區，終歲煙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數十餘萬」。據統計，乾隆時全國著名陶瓷品產地共有四十餘處，遍佈各地。如直隸武清、山東臨清、江蘇宜興、福建德化、廣東潮州等地的窯場，都有很大的規模，所產瓷器色彩鮮艷，精美異常。
在台灣、福建、廣東、四川等地，制糖業都很發達。康熙至乾隆時期，台灣的種蔗制糖極盛，內銷京津及江浙各省，外運南及呂宋，東至日本等國。廣東的蔗糖也販運四方。
礦冶業在乾隆時期也發展到鼎盛，雲南全省開辦的銅廠有三百多處。其中有官督商辦的大廠，也有私營的小廠。1740年（乾隆五年）至1811年（嘉慶十六年）間，雲南銅礦的最高年產量達到1467萬餘斤。乾隆時，貴州鉛礦年產黑鉛也達到1400多萬斤。此外，廣東的鐵冶規模也很大。廣東佛山鎮的鐵器製造業也很發達。
農業和手工業的繁榮，自然也促進了商業的繁榮。當時中國的各種商品行銷海內外，四方流通聯繫十分密切。中國出口的貨物有茶葉、陶瓷器、生絲、綢緞、棉布、紙張、紙傘、乾果、線香、煙草、鐵鍋、傢具、糖、人參、牛馬、谷物、豆、羊肉、麥粉等，而進口的商品多為毛織品、五金、玻璃、珊瑚、玳瑁和各種香料、海味等奢侈品。在嘉慶以前，中國在國際貿易上始終保持著出超的地位。
而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城市也更加繁榮。北京、南京、蘇州、杭州、揚州等著名大城市都很繁華。如蘇州「五方雜處，人煙稠密，貿易之盛，甲於天下」，「洋貨、皮貨、綢緞、衣飾、金玉、珠寶、參藥諸舖，戲園、遊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不知幾千萬人」。其它繁榮的都市還有天津、濟南、開封、太原、廣州、廈門等地。此外，一些中小市鎮也發展起來。如湖北的漢口鎮，「戶口二十餘萬，五方雜處，百藝俱全」，商業往來，以「鹽、當、米、木、花布、藥材六行最大，而各省會館亦多」。
商業的發展，導致一些財力雄厚的富商的出現。如山西的票號，兩淮的鹽商，廣東的行商和各地的糧商、布商等，資財都達到數十萬至數百萬兩。可以說，乾隆時期使康熙盛世發展到了頂峰，是故史家將其合稱為「康乾盛世」 。而歷史發展到現在的中國，在世界上仍然可以稱得上是一個經濟發達的國家。
文字獄和文化專制
清朝在康、雍、乾三朝，一方面在經濟上飛速發展，一方面在文化上實行專制政策，尤其是雍、乾時期，曾連續大興文字獄。對一切文字著述，只要清朝統治者認為觸犯了君權，或者有礙於自己的統治，便被目為「狂吠」、「矣謁」、「悖逆」，必興起大獄，置之重典，往往一案株連數百人。
如1728年（雍正六年）呂留良之獄。浙江呂留良所著詩文和日記，其中有激烈的夷夏之防等言論。呂留良早死，湖南曾靜與弟子張熙，因受其思想影響，列舉了雍正皇帝九條罪狀，勸四川總督岳鐘琪起來反清。結果岳奏聞朝廷，將呂留良家屬、師徒，以及其他與此事件有關的人員，一律治罪。主要人物死者戮屍，活者斬首，受牽連者或殺或流，或發配為奴，輕者亦受杖責。乾隆時期的文網更加嚴密，即使是那些曾經受過皇帝嘉許的人，只要被認為稍有「不安分」的表現，也會橫遭殺頭之禍。乾隆時期的文字獄，多達50多起。
上述政策為後世中國的統治者起了極為不好的示範作用。文化專制導致社會自由思想的萎縮，對於社會風氣也產生了消極影響。
繼清太祖努爾哈赤，太宗皇太極和聖祖康熙大帝后，清朝再次出現了一位留名青史的皇帝：高宗乾隆。他是雍正的第四子，在位60年，退位後又當了三年太上皇，終年89歲。可以說，乾隆是中國有文字記載以來享年最高的皇帝，也是實際執政時間最長的皇帝。在其統治期間，乾隆在康熙和雍正王朝發展的基礎上，使清朝達到了強盛的頂峰，在文治武功方面也頗有建樹，稱得上是一位有為之君。而且，乾隆皇帝是繼遠古堯舜實行禪讓制後，第一個在有生和在位之年提出「禪讓」的皇帝，雖然只是形式上的。
關於乾隆帝的預言和其身世
唐朝高僧黃檗在《禪師詩》第四首中預言了乾隆的在位時間和功績。詩中寫道：「 乾卦占來景運隆，一般六甲子孫同。外攘初度籌邊策，內禪無漸太古風」。「乾卦占來景運隆」一句首尾兩個字暗含乾隆二字，「 一般六甲子孫同」玉石乾隆在位時間和祖父康熙大帝都是六十年左右；「 外攘初度籌邊策」暗指乾隆平定邊疆的武功；「內禪無漸太古風」，預言乾隆將倣傚古人實行禪位。
乾隆帝弘歷，世宗第四子，母孝聖憲皇后，康熙五十年(1711年)八月十三日生於雍親王府邸。不過，關於乾隆皇帝的出生地和其生母，史學家一直存在爭議。但有一點可以明確的是，乾隆確是雍正皇帝的親生兒子，而非野史中傳言的那樣是漢人的子孫。
乾隆還是孩子時，就是「隆准頎身」，贏得了康熙帝的鍾愛，而令其在宮中讀書，老師是庶吉士福敏，弘歷聰明過人，過目成誦。此後，又跟著貝勒允禧學習騎射，跟莊親王允祿學習火器。一次，在木蘭圍場狩獵，剛要射熊時，熊突起，弘歷鎮定自若。康熙帝御槍殪熊。其後，康熙對溫惠皇太妃道：「是命貴重，福將過予。」
雍正元年八月，世宗在乾清宮寫下密詔，藏於世祖所書的正大光明扁額上，由弘歷繼承皇位。雍正駕崩後，乾隆正式登基。
乾隆帝的文治武功
乾隆即位之初，實行寬猛互濟的政策，既有其祖父康熙帝的寬仁，也有其父親的嚴苛。他繼續採取務實的政策，重視農桑，停止捐納；為保護百姓，在浙江修砌海塘，同時繼續平定邊疆的一系列叛亂。根據統計，乾隆十年，三十五年，四十三年，五十五年和嘉慶元年，乾隆下詔先後五次減免全國一年的錢糧，三次減免江南的漕糧，共計2萬萬兩。其減免錢糧次數之多，地域之廣，數量之大，效果之好，前所未有。同時說明乾隆時期天下的富庶。此外，乾隆帝嚮慕風雅，除了自己喜好詩詞、丹青外，還在文化方面多有提倡。其在文治方面值得稱道的成就主要有：
一、主持編纂《四庫全書》，共收書3503種，79337卷，36304冊，其卷數是《永樂大典》的三倍。《四庫全書》是對古代書籍的一次整理，修補，使得許多書籍在遭受後來諸多的天災人禍後得以保存下來，讓今天的人們在溫習某些書籍的過程中，體察古人的智慧。它同時也方便了讀書人的閱讀和文化的傳播。在編纂的過程中，乾隆曾下令毀書約3000多種，共6萬多部。也許，上蒼正是借乾隆皇帝之手，將歷史的某些真實掩蓋，讓後人陷入更深的迷中；也許，上蒼通過這人間的舉動，讓後人能夠有所警醒。
二、主持編修了其它典籍，如《滿文大藏經》，《八旗通志》，《滿文老檔》，《國朝宮史》等，在文學和史學方面都有著重要的意義。
三、興建皇家園林。清朝的許多皇家園林和建築都是在乾隆朝興建或開始興建的，比如頤和園，圓明園，香山，避暑山莊等。這些建築有的經過後代皇帝的翻修，有的已經被毀，但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無不體現出了清代園林文化的輝煌。
在武功方面，乾隆帝同樣值得稱道的有：
一、統一了整個新疆地區。乾隆時期，先後兩次派兵平定了新疆准噶爾的叛亂，並使土爾扈特部回歸，統一了整個新疆。此後，清政府在喀什噶爾等地設置參贊大臣、辦事大臣及劣謨大臣；乾隆還設置了伊犁將軍，實行軍府制，修築城堡，駐紮軍隊，巡查邊界；並移民屯邊，加強了對西域的管理。
二、進一步加強了對西藏的管理。康熙和雍正時期的西藏，達賴（駐拉薩）和班禪（駐紮什倫布）掌政令，行教化，同為政教僧俗領袖。而乾隆時期在兩次打敗入侵西藏的廓爾喀（尼泊爾）後，乾隆於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頒布了《欽定西藏章程》中，規定「駐藏大臣督辦藏內事務」，其地位「與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平等」；各級地方官員及管事喇嘛，都歸駐藏大臣管轄，「事無大小，均應稟命駐藏大臣辦理」；他們的任命，也「統歸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喇嘛揀選，分別奏補揀放」；達賴、班禪以及其他呼圖克圖「靈童」轉世時的「金本巴瓶掣簽」儀式，也要在駐藏大臣的監視下進行。即把呈報出世的「靈童」指出數名，由駐藏大臣將其姓名、生年月日，用滿、漢、藏三種文字寫在簽上，放進皇帝頒發的金本巴瓶內，誦經七日，屆時，駐藏大臣親臨監視抽籤，然後再呈請中央政府批准，方為有效。其它如審查財政收支、主持對外事務、春秋巡視國境等，也都由駐藏大臣經管。此外還整頓西藏地方軍隊組織，加強防務，鑄造西藏地方銀幣。通過這些措施，西藏「事權始歸一」。標誌著中央政府開始對西藏實行全面的管轄。
乾隆時期的盛世景象
乾隆時期，百姓安居樂業，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非常快，主要表現在荒地的大量開墾和耕地面積的擴大。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全國耕地面積突破了明代最高耕地統計數字，達到851萬頃；到1725年（雍正三年），達到890萬頃。而乾隆時期則大大超過了這一數字。
此外，南方雙季水稻種植的推廣以及蕃薯和玉米的引進和推廣，使糧食單位面積產量大幅度提高，如稻米生產，在江浙、湖廣、四川、福建等省的膏腴之區，一般都畝產兩三石，多者可以達到五六石，甚至六七石。這進一步導致了人口的快速增長。1711年（康熙五十年），人口為2462萬。這只是丁數，不是人口總數。乾隆以後，統計方法變了，總括大小男婦數。1741年（乾隆六年），全國人口總數為1億4300多萬；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又增加到3億100多萬。人口的大量增加，一方面表明了農業生產的發展，但同時，也給社會造成了巨大壓力。
另一方面，經濟作物的種植面積也有明顯的增加。桑、茶葉、棉花、甘蔗、煙草等都成為當時非常重要的商品化農作物。如棉花，在明末基本普及的基礎上，種植更加盛行。不僅江蘇、浙江、湖北、河南、山東、河北等省都是著名的棉產區，而且東北也成為重要的棉花產地。在浙江、江蘇、廣東的一些地區，農民都大量種植桑樹。特別是浙江省，「蠶桑之利甲天下」，其中有一些地區，「尺寸之堤，必樹之桑」。所獲之利，比種稻往往多出四五倍，甚至十餘倍。甘蔗的種植在廣東、福建、台灣等地也十分普遍。廣東一些地方種植的「白紫二蔗，動連千頃」。台灣更是「蔗田萬頃碧萋萋」。煙葉的種植也已推廣到全國各地。在「江南、山東、直隸，上腴之地，無不種煙。
手工業生產在康熙中期以後，才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而乾隆時期的手工業發展得更為迅速。
比如在清代手工業中佔有重要地位的絲織業的主要產地是：江寧、蘇州、杭州、佛山、廣州等，發展十分迅速。如江寧的織機在乾、嘉時達到三萬餘張，而且比過去有許多改進，「織緞之機，名目百餘」，所產絲織品暢銷全國。而棉織業在江南一些地區也日益發達。棉紡織工具有顯著改進。如上海的紡紗腳車，可「一手三紗，以足運輪（名腳車），人勞而工敏」。織布機也有一些改進和革新。當時的棉布生產，無論數量或質量都比以前有很大提高。上海的「梭布，衣被天下，良賈多以此起家」。蘇州的「益美字號」，因大家譽其「布美，用者競市」，「一年消布，約以百萬匹」，結果「十年富甲諸商，而布更遍行天下」，「二百年間，滇南漠北，無地不以益美為美也」。蘇布「名稱四方」，可見信譽之廣。無錫也盛產棉布，乾隆時，「坐賈收之，捆載而貿於淮、揚、高、寶等處，一歲所交易，不下數十百萬」，有「布碼頭」之稱。
在制瓷業方面，江西景德鎮仍是全國的最大中心。乾隆時，不僅官窯眾多，而且「民窯二三百區，終歲煙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數十餘萬」。據統計，乾隆時全國著名陶瓷品產地共有四十餘處，遍佈各地。如直隸武清、山東臨清、江蘇宜興、福建德化、廣東潮州等地的窯場，都有很大的規模，所產瓷器色彩鮮艷，精美異常。
在台灣、福建、廣東、四川等地，制糖業都很發達。康熙至乾隆時期，台灣的種蔗制糖極盛，內銷京津及江浙各省，外運南及呂宋，東至日本等國。廣東的蔗糖也販運四方。
礦冶業在乾隆時期也發展到鼎盛，雲南全省開辦的銅廠有三百多處。其中有官督商辦的大廠，也有私營的小廠。1740年（乾隆五年）至1811年（嘉慶十六年）間，雲南銅礦的最高年產量達到1467萬餘斤。乾隆時，貴州鉛礦年產黑鉛也達到1400多萬斤。此外，廣東的鐵冶規模也很大。廣東佛山鎮的鐵器製造業也很發達。
農業和手工業的繁榮，自然也促進了商業的繁榮。當時中國的各種商品行銷海內外，四方流通聯繫十分密切。中國出口的貨物有茶葉、陶瓷器、生絲、綢緞、棉布、紙張、紙傘、乾果、線香、煙草、鐵鍋、傢具、糖、人參、牛馬、谷物、豆、羊肉、麥粉等，而進口的商品多為毛織品、五金、玻璃、珊瑚、玳瑁和各種香料、海味等奢侈品。在嘉慶以前，中國在國際貿易上始終保持著出超的地位。
而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城市也更加繁榮。北京、南京、蘇州、杭州、揚州等著名大城市都很繁華。如蘇州「五方雜處，人煙稠密，貿易之盛，甲於天下」，「洋貨、皮貨、綢緞、衣飾、金玉、珠寶、參藥諸舖，戲園、遊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不知幾千萬人」。其它繁榮的都市還有天津、濟南、開封、太原、廣州、廈門等地。此外，一些中小市鎮也發展起來。如湖北的漢口鎮，「戶口二十餘萬，五方雜處，百藝俱全」，商業往來，以「鹽、當、米、木、花布、藥材六行最大，而各省會館亦多」。
商業的發展，導致一些財力雄厚的富商的出現。如山西的票號，兩淮的鹽商，廣東的行商和各地的糧商、布商等，資財都達到數十萬至數百萬兩。可以說，乾隆時期使康熙盛世發展到了頂峰，是故史家將其合稱為「康乾盛世」 。而歷史發展到現在的中國，在世界上仍然可以稱得上是一個經濟發達的國家。
文字獄和文化專制
清朝在康、雍、乾三朝，一方面在經濟上飛速發展，一方面在文化上實行專制政策，尤其是雍、乾時期，曾連續大興文字獄。對一切文字著述，只要清朝統治者認為觸犯了君權，或者有礙於自己的統治，便被目為「狂吠」、「矣謁」、「悖逆」，必興起大獄，置之重典，往往一案株連數百人。
如1728年（雍正六年）呂留良之獄。浙江呂留良所著詩文和日記，其中有激烈的夷夏之防等言論。呂留良早死，湖南曾靜與弟子張熙，因受其思想影響，列舉了雍正皇帝九條罪狀，勸四川總督岳鐘琪起來反清。結果岳奏聞朝廷，將呂留良家屬、師徒，以及其他與此事件有關的人員，一律治罪。主要人物死者戮屍，活者斬首，受牽連者或殺或流，或發配為奴，輕者亦受杖責。乾隆時期的文網更加嚴密，即使是那些曾經受過皇帝嘉許的人，只要被認為稍有「不安分」的表現，也會橫遭殺頭之禍。乾隆時期的文字獄，多達50多起。
上述政策為後世中國的統治者起了極為不好的示範作用。文化專制導致社會自由思想的萎縮，對於社會風氣也產生了消極影響。
2006年4月23日星期日
歷史真貌─三大盛世天朝之一 清朝（五）
康乾盛世之世宗雍正統治時期
康熙後期，因為其子嗣眾多，諸皇子為奪取皇位鬧得不可開交。而康熙晚年崇尚無為而治，對於諸皇子的爭鬥也只能盡量調和。康熙帝最終在彌留之際將皇位傳給了四子胤禛，也就是世宗雍正皇帝。雍正在位雖然只有十三年，但其務實的風格為康乾盛世起到了承前啟後的作用。
* 關於雍正的預言
唐朝高僧黃檗作了十四首《禪師詩》，對明朝滅亡、清朝各代、八年抗戰、國共內戰、國民黨退守台灣等事件都進行了準確的預測。
在第三首中，他預言了雍正的即位以及在位時間。第三首是這樣寫的：「有一真人出雍州，鶺鴒原上使人愁。須知深刻非常法，白虎嗟逢一歲周。」 真人出雍州，指雍正將做皇帝。鶺鴒原上使人愁，指雍正殺死自己的兄弟，以鞏固皇位。白虎嗟逢一歲周，白虎指甲寅年，指雍正死於這後一年。
* 雍正皇帝的務實之治
康熙晚年，吏治腐敗，國庫空虛，朋黨林立，百姓深受其苦。雍正是一位勤勉的皇帝，他即位後，採取了一系列務實的舉措，並任用能吏，嚴禁朋黨，整頓吏治，繼續發展經濟。
首先，雍正即位伊始，就宣佈打擊朋黨。其兄弟及其黨羽相繼被加以嚴懲。
其次，整頓吏治。對歷年的錢糧虧空和積欠嚴追不休，限時歸還。雍正時期，國庫存銀達到了六千多萬兩，為乾隆時期的富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史家評論說：雍正「澄清吏治，裁革陋規，整飭官方，懲治貪墨，實為千載一時。彼時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風俗，貪冒之徒，莫不望風革面「。
第三，在經濟上，實行「攤丁入地」 的政策。清初賦役的征派仍是按地畝、人丁兩重標準進行的，導致不少弊端。為了穩定稅收額數，清政府於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宣佈以1711年（康熙五十年）全國的丁銀額為準，以後額外增丁，不再多征，叫作「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這只是不再增加丁銀，並不是免除丁銀。康熙末年，四川、廣東諸省已有實行將丁口之賦攤入地畝徵收的辦法。雍正時，清政府進一步實行了「攤丁入畝」的辦法，把康熙五十年固定下來的丁銀（人丁2462萬、丁銀335萬餘兩）攤入田賦銀中，一併徵收，稱為「地丁制」。這樣，無地或少地農民不攤或少攤丁銀，使賦役負擔一元化。從此，中國歷史上幾千年來的人頭稅基本上被廢除。
第四，廢除「賤籍」 。清時的賤民不完全具備人身自由，要聽憑主人的支配，在法律上低人一等。賤民包括世僕，伴當，樂戶和惰民。所謂世僕和伴當是指一種奴僕化的佃農。他們不僅要為主人耕種田地，交納地租，還要終身服役，世代相承。樂戶又稱樂籍，主要指陝西和山西等地編入樂籍的賤民，從事歌舞吹打業等。惰民，是指浙江紹興一帶數以萬計的賤民，男的充當婚喪禮儀中的幫手和牙儈，女的充當喜婆和送娘子等。他們禁止讀書，纏足，不許與良人通婚，不得參加科舉考試。雍正下旨將這些賤民除去賤籍成為良人，在法律上承認了他們與良人具有同等的地位。儘管這些賤民在實際生活中依然受到歧視，但雍正的這一政策的積極作用是非常明顯的，這為他們進入各行業創造了條件。
第五，實行「改土歸流」 的政策。以往，在雲南、貴州、四川等邊遠少數民族地區實行世襲土司管轄政策，雍正時實行全面的「改土歸流」政策，即廢除土司制度，在上述地區設立機構，政府委派非世襲的「流官」進行管理。這一政策，促進了當地經濟和文化的發展。
此外，雍正時期還設立了軍機處和密折制度，進一步強化了皇權。
在對邊疆的管理和對外關係上，雍正承繼了康熙時的政策。1727年（雍正五年），清政府在西藏設置兩個駐藏大臣，分駐前後藏，以監督西藏地方事務。駐藏大臣的設置，說明清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的管理有了進一步的加強。
針對北邊沙俄的不斷侵略，清政府逐步加強了邊防，並迫使沙俄同意接受清政府的建議，派遣使節來華談判。1727年8月（雍正五年七月），中俄雙方簽訂了《布連斯奇條約》。這是一個關於邊界劃分的初步協定，條約規定了東起額爾古納河，中經恰克圖附近的楚庫河（赤奎河），西迄唐努烏梁海地區的西北角的沙畢納伊嶺（即沙賓達巴哈）的邊界走向，中間樹立界碑，以南屬於中國，以北屬於俄國。
此後，中俄雙方又簽訂了《恰克圖條約》。條約共十一條，可以說是談判的一個總結果。在邊界問題上，其內容與《布連斯奇條約》相同，不過除了中俄北部邊界以外，又重新申明《尼布楚條約》中關於東部邊界的烏第河地區仍然暫不劃分的規定。其次，關於中俄通商，規定俄國商人每三年可以到北京一次，每次不得超過二百人，買賣貨物，俱不徵稅。除北京外，可以經常在恰克圖、尼布楚兩地進行邊境貿易，也不徵稅。此外，條約還規定了俄國向中國派遣留學生、俄國在北京的俄羅斯館內建造教堂、增派教士等等內容。
雍正在繼承康熙盛世的前提下，又革除了康熙晚年的弊政，為乾隆盛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根據史料，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耕地統計數字是851萬頃；到1725年（雍正三年），達到890萬頃。而人口也在繼續增長。
關於雍正之死的預言和雍正之死
明朝《燒餅歌》中有這樣的記載「李花結子正逢春，牛鳴二八倒插丁，螺角倒吹也無聲。點畫佳人絲自分，一止當年嗣失真，泥雞啼叫空無口。」「牛鳴二八倒插丁，螺角倒吹也無聲」是形容雍正暴死的情形。 「啼叫」二字空無口，便成了「帝十三」(「叫」去掉「口」與「斗」字形近。如果硬在「斗」字的中間切開，那就是活生生的「十三」)因此， 「啼叫」二字預示了雍正在位十三年的時間。 但歷史的真實到底怎樣，預言中到底想告訴後人什麼，因為資料的缺失，我們還不能進行準確的描述。
不過，歷史上關於雍正之死一直是個謎。據《清世宗實錄》記載：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日，雍正偶感不適，但仍然照常聽政，二十一日病情加重，但仍照常理政。二十二日，病情突然惡化，二十三日駕崩。前後三天，即告歸天。到底是什麼病症，清史中沒有更為清晰的記載。關於諸多關於雍正死因的說法，因為都缺乏足夠的說服力，在此就不詳述了。
《清史稿》對雍正的評價
雍正帝在位期間，實行務實嚴明的政策。《清史稿》的評價是：聖祖政尚寬仁，世宗以嚴明繼之。論者比於漢之文、景。獨孔懷之誼，疑於未篤。然淮南暴伉，有自取之咎，不盡出於文帝之寡恩也。帝研求治道，尤患下吏之疲睏。有近臣言州縣所入多，宜釐剔。斥之曰：「爾未為州縣，惡知州縣之難？」至哉言乎，可謂知政要矣！
康熙後期，因為其子嗣眾多，諸皇子為奪取皇位鬧得不可開交。而康熙晚年崇尚無為而治，對於諸皇子的爭鬥也只能盡量調和。康熙帝最終在彌留之際將皇位傳給了四子胤禛，也就是世宗雍正皇帝。雍正在位雖然只有十三年，但其務實的風格為康乾盛世起到了承前啟後的作用。
* 關於雍正的預言
唐朝高僧黃檗作了十四首《禪師詩》，對明朝滅亡、清朝各代、八年抗戰、國共內戰、國民黨退守台灣等事件都進行了準確的預測。
在第三首中，他預言了雍正的即位以及在位時間。第三首是這樣寫的：「有一真人出雍州，鶺鴒原上使人愁。須知深刻非常法，白虎嗟逢一歲周。」 真人出雍州，指雍正將做皇帝。鶺鴒原上使人愁，指雍正殺死自己的兄弟，以鞏固皇位。白虎嗟逢一歲周，白虎指甲寅年，指雍正死於這後一年。
* 雍正皇帝的務實之治
康熙晚年，吏治腐敗，國庫空虛，朋黨林立，百姓深受其苦。雍正是一位勤勉的皇帝，他即位後，採取了一系列務實的舉措，並任用能吏，嚴禁朋黨，整頓吏治，繼續發展經濟。
首先，雍正即位伊始，就宣佈打擊朋黨。其兄弟及其黨羽相繼被加以嚴懲。
其次，整頓吏治。對歷年的錢糧虧空和積欠嚴追不休，限時歸還。雍正時期，國庫存銀達到了六千多萬兩，為乾隆時期的富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史家評論說：雍正「澄清吏治，裁革陋規，整飭官方，懲治貪墨，實為千載一時。彼時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風俗，貪冒之徒，莫不望風革面「。
第三，在經濟上，實行「攤丁入地」 的政策。清初賦役的征派仍是按地畝、人丁兩重標準進行的，導致不少弊端。為了穩定稅收額數，清政府於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宣佈以1711年（康熙五十年）全國的丁銀額為準，以後額外增丁，不再多征，叫作「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這只是不再增加丁銀，並不是免除丁銀。康熙末年，四川、廣東諸省已有實行將丁口之賦攤入地畝徵收的辦法。雍正時，清政府進一步實行了「攤丁入畝」的辦法，把康熙五十年固定下來的丁銀（人丁2462萬、丁銀335萬餘兩）攤入田賦銀中，一併徵收，稱為「地丁制」。這樣，無地或少地農民不攤或少攤丁銀，使賦役負擔一元化。從此，中國歷史上幾千年來的人頭稅基本上被廢除。
第四，廢除「賤籍」 。清時的賤民不完全具備人身自由，要聽憑主人的支配，在法律上低人一等。賤民包括世僕，伴當，樂戶和惰民。所謂世僕和伴當是指一種奴僕化的佃農。他們不僅要為主人耕種田地，交納地租，還要終身服役，世代相承。樂戶又稱樂籍，主要指陝西和山西等地編入樂籍的賤民，從事歌舞吹打業等。惰民，是指浙江紹興一帶數以萬計的賤民，男的充當婚喪禮儀中的幫手和牙儈，女的充當喜婆和送娘子等。他們禁止讀書，纏足，不許與良人通婚，不得參加科舉考試。雍正下旨將這些賤民除去賤籍成為良人，在法律上承認了他們與良人具有同等的地位。儘管這些賤民在實際生活中依然受到歧視，但雍正的這一政策的積極作用是非常明顯的，這為他們進入各行業創造了條件。
第五，實行「改土歸流」 的政策。以往，在雲南、貴州、四川等邊遠少數民族地區實行世襲土司管轄政策，雍正時實行全面的「改土歸流」政策，即廢除土司制度，在上述地區設立機構，政府委派非世襲的「流官」進行管理。這一政策，促進了當地經濟和文化的發展。
此外，雍正時期還設立了軍機處和密折制度，進一步強化了皇權。
在對邊疆的管理和對外關係上，雍正承繼了康熙時的政策。1727年（雍正五年），清政府在西藏設置兩個駐藏大臣，分駐前後藏，以監督西藏地方事務。駐藏大臣的設置，說明清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的管理有了進一步的加強。
針對北邊沙俄的不斷侵略，清政府逐步加強了邊防，並迫使沙俄同意接受清政府的建議，派遣使節來華談判。1727年8月（雍正五年七月），中俄雙方簽訂了《布連斯奇條約》。這是一個關於邊界劃分的初步協定，條約規定了東起額爾古納河，中經恰克圖附近的楚庫河（赤奎河），西迄唐努烏梁海地區的西北角的沙畢納伊嶺（即沙賓達巴哈）的邊界走向，中間樹立界碑，以南屬於中國，以北屬於俄國。
此後，中俄雙方又簽訂了《恰克圖條約》。條約共十一條，可以說是談判的一個總結果。在邊界問題上，其內容與《布連斯奇條約》相同，不過除了中俄北部邊界以外，又重新申明《尼布楚條約》中關於東部邊界的烏第河地區仍然暫不劃分的規定。其次，關於中俄通商，規定俄國商人每三年可以到北京一次，每次不得超過二百人，買賣貨物，俱不徵稅。除北京外，可以經常在恰克圖、尼布楚兩地進行邊境貿易，也不徵稅。此外，條約還規定了俄國向中國派遣留學生、俄國在北京的俄羅斯館內建造教堂、增派教士等等內容。
雍正在繼承康熙盛世的前提下，又革除了康熙晚年的弊政，為乾隆盛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根據史料，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耕地統計數字是851萬頃；到1725年（雍正三年），達到890萬頃。而人口也在繼續增長。
關於雍正之死的預言和雍正之死
明朝《燒餅歌》中有這樣的記載「李花結子正逢春，牛鳴二八倒插丁，螺角倒吹也無聲。點畫佳人絲自分，一止當年嗣失真，泥雞啼叫空無口。」「牛鳴二八倒插丁，螺角倒吹也無聲」是形容雍正暴死的情形。 「啼叫」二字空無口，便成了「帝十三」(「叫」去掉「口」與「斗」字形近。如果硬在「斗」字的中間切開，那就是活生生的「十三」)因此， 「啼叫」二字預示了雍正在位十三年的時間。 但歷史的真實到底怎樣，預言中到底想告訴後人什麼，因為資料的缺失，我們還不能進行準確的描述。
不過，歷史上關於雍正之死一直是個謎。據《清世宗實錄》記載：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日，雍正偶感不適，但仍然照常聽政，二十一日病情加重，但仍照常理政。二十二日，病情突然惡化，二十三日駕崩。前後三天，即告歸天。到底是什麼病症，清史中沒有更為清晰的記載。關於諸多關於雍正死因的說法，因為都缺乏足夠的說服力，在此就不詳述了。
《清史稿》對雍正的評價
雍正帝在位期間，實行務實嚴明的政策。《清史稿》的評價是：聖祖政尚寬仁，世宗以嚴明繼之。論者比於漢之文、景。獨孔懷之誼，疑於未篤。然淮南暴伉，有自取之咎，不盡出於文帝之寡恩也。帝研求治道，尤患下吏之疲睏。有近臣言州縣所入多，宜釐剔。斥之曰：「爾未為州縣，惡知州縣之難？」至哉言乎，可謂知政要矣！
2006年4月22日星期六
歷史真貌─三大盛世天朝之一 清朝（四）
康熙帝的功績
* 康熙之治下的繁榮
康熙在位六十年，其文治武功都無與倫比，並開啟了康乾盛世，清朝成為當時世界上幅員最為遼闊、人口眾多、經濟最富庶的帝國。經過其治理，到康熙中葉以後，清朝社會就呈現出一派「盛世」景象。百姓安居樂業，經濟富足。時人稱，「士敦詩禮，民安耕鑿，萑苻夜息，桁楊晝靜，行旅歌於途，商賈嬉於市。即梯山航海，沐日浴月之鄉，欣欣蒸蒸，無遠弗及」（《清聖祖實錄》卷300，跋）。各個地方志的記載是「頗多開熟，村煙相接，雞犬相聞」 ，「環河洛間無曠土，無遊民」 。清代人口的增長也很迅速。1661年（順治十八年），全國人丁數字是1913萬。到1711年（康熙五十年），增為2462萬。這只是丁數，不是人口總數。而這一成就的取得，顯然與康熙帝密不可分。
此外，根據官方統計數字，康熙六十年，也就是1721年，墾田面積從1651年順治時期的2,90億畝增加到了7,30億畝。像拋荒嚴重的兩淮地區，至康熙中期已「無尺寸之荒蕪」。因遭三藩叛亂而更加殘破的雲南、貴州、廣西、四川等省，到康熙晚年也開墾無遺。相應的是糧食價格從順治時期的斗米二錢(銀) 在康熙年間降到了0.5到0.6錢(銀) 。
另一方面，雄才大略的康熙平定了國內的叛亂，將台灣收回，使中國的疆土進一步擴大。當時清朝的疆域，東起大海，西至蔥嶺，南到曾母暗沙，北達外興安嶺，西北到巴爾喀什湖，東北到庫頁島，總面積為1300萬平方公里。
* 康熙卓絕的武功主要體現在：
平定三藩： 所謂「三藩」，是指鎮守雲南的平西王吳三桂，鎮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和鎮守廣東的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自清初以來，他們各霸一方，形成幾股割據勢力。「三藩」都擁有大量武裝。特別是吳三桂，「功最高，兵最強」，積極儲將帥，習武備，使「四方精兵猛將，多歸其部下」。他們仗著自己日益壯大的力量，飛揚跋扈，不聽約束，給清朝以很大威脅。而且所耗軍費巨大。
1673年三月，以尚可喜請求歸老遼東，但請求留其子之信繼續鎮守廣東為引線，引發了是否撤藩的激烈爭論。最後康熙帝認為「藩鎮久握重兵，勢成尾大，非國家利」，決定下令「撤藩」。
十一月，吳三桂在雲南發動叛亂，並於次年派將率軍進攻湖南，攻陷常德、長沙、岳州、澧州、衡州等地。他又派人四出散佈檄文，煽誘鼓動。廣西將軍孫延齡、四川巡撫羅森等許多地方大員紛紛叛清。接著，福建耿精忠亦叛。在短短數月之內，滇、黔、湘、桂、閩、川六省陷落，一時局面相當嚴重。隨後，陝西提督王輔臣、廣東尚之信等也相繼反叛，變亂擴大到廣東、江西和陝西、甘肅等省。
叛亂消息傳到北京後，年輕的康熙帝力排眾議，對「三藩」之亂採取了堅決打擊的措施。在康熙運籌帷幄的指揮下，1676年（康熙十五年）十月，福建耿精忠在清軍進攻下，被迫投降。廣東的尚之信也於1677年投降。閩、粵以及江西都先後平復。1678年八月，吳三桂死，其部將迎立其孫吳世璠繼位，退居雲貴。此後，清軍先後收復湖南、廣西和四川。1681年，清軍攻破昆明，吳世璠自殺。雲貴悉平。
此次平叛的勝利，消除了地方割據勢力，維護了國家的統一。
收復台灣： 在三藩剛剛平定不久，割據台灣的鄭氏家族發生內亂。起因是1662年鄭成功病逝後，其子鄭經立。1681年，鄭經死後，其部將馮錫范等殺死了鄭氏的繼承人，改立鄭經次子克塽繼承延平王位。鄭克塽年幼，成為馮錫范的傀儡。
康熙在此情況下，決心為了國家統一收復台灣。1681年七月，康熙下詔「以施琅為福建水師提督，與將軍總督等統舟師進取澎湖、台灣」。
1683年，施琅率領戰艦三百，精銳水師二萬，進攻澎湖。經過七天激戰，清軍佔領了澎湖。不久，鄭克塽派人前來乞降，清軍進駐台灣。
1684年，清政府在台灣設一府（台灣府）三縣（台灣、鳳山、諸羅），隸福建省，並在台灣設巡道一員，總兵官一員，副將二員，兵八千。在澎湖設副將一員，兵二千。在清朝中央政府的統一管理下，台灣與大陸的關係更加密切。
平定准噶爾叛亂： 清初，西北方居住的蒙古族分為漠南蒙古、漠北喀爾喀蒙古和漠西厄魯特蒙古三大部。漠北喀爾喀蒙古內部又分為扎薩克圖、土謝圖、車臣等三部。漠西厄魯特蒙古內部又分為準噶爾、和碩特、杜爾伯特、土爾扈特四部。清軍入關之前，漠南蒙古就已歸附清朝，喀爾喀蒙古和厄魯特蒙古各部，也與清政府關係密切。
厄魯特蒙古的准噶爾部，從17世紀中葉以後逐漸強盛起來。特別到噶爾丹為汗時期，勢力更加強大。他不僅統治了厄魯特四部，而且佔領了天山南路各回城，勢力達到青海、西藏地區。為了實現割據一方的野心，噶爾丹與正在對外擴張的沙俄勾結起來，於1688年春，對喀爾喀蒙古發動了突然進攻。在清政府的幫助下，噶爾丹暫時退兵。
1690年，噶爾丹在沙俄的支持下，率二萬多騎兵，向內蒙古大舉進攻。
康熙帝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鞏固邊疆，曾先後於1690年，1696年和1697年三次親征，打敗了叛軍。最後，噶爾丹走投無路，染病死去。
噶爾丹叛亂被粉碎以後，喀爾喀蒙古各部又回到了原來的居住地。清政府設置將軍和參贊大臣率兵駐守科布多和烏蘇雅台等重鎮，加強了對喀爾喀蒙古地區的管理和統治。
此後，清政府又先後平息了噶爾丹的侄子阿拉布坦的叛亂，青海和碩特部羅卜藏丹津的叛亂和准部貴族阿睦爾撒納在伊犁發動的叛亂。並改西寧衛為西寧府，設立青海辦事大臣，分蒙古族為二十九旗，加強了對青海的管理；在新疆設立伊犁將軍、參贊大臣、劣謨大臣、都統等，率兵分駐伊犁、塔城等地，鞏固了對天山北路的統治。
平定准噶爾叛亂，突顯了康熙卓越的軍事才能，是其武功中最值得書寫的一筆。
遏制沙皇俄國的擴張 明末清初，沙俄在亞歐大陸上不斷向東擴張，並於17世紀中期侵入了中國黑龍江地區。沙皇多次遣使來華，要求建立外交和通商關係，但因俄國侵佔中國領土等問題而遭到清政府拒絕。此外，由於清初國內尚未安定，所以直到17世紀80年代中期，康熙才對黑龍江地區的俄國據點雅克薩採取了有力的軍事行動。
俄國因內外問題一時無力在東方大規模用兵，遂希望議和，被康熙接受。1689年，中俄訂立了尼布楚條約，這是中國和近現代歐美國家簽訂的第一個條約。根據條約，額爾古納河、格爾必齊河和直達於海的外興安嶺為中俄邊界，外興安嶺和烏第河之間土地的歸屬另行議定。這樣，黑龍江和烏蘇里江流域的廣大地區被確認為中國的領土。此後，俄國多次派遣使節和商隊來到北京，清政府還在北京建立了俄羅斯館供俄人居住。
* 康熙時期東西方的交流
中國在唐宋時期乃至元朝，其面積和發達程度遠遠超過了中世紀的歐洲。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輝煌的中華文明影響著歐洲，比如絲綢、造紙術、印刷術、瓷器、火藥、鑄鐵、船舵、羅盤、茶葉等都是從中國傳入歐洲的，並對歐洲的歷史進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8世紀歐洲大盛「中國風」 ，歐洲人不僅熱衷於儒教思想，倫理道德和仁君思想，而且中國繁榮建築風格，瓷器、傢具和室內裝潢也風靡一時。
歐洲與中國的交往主要是通過商業和宗教這兩種途徑進行的。特別在清朝初年，一些耶穌會教士違背耶穌的「不要向東方傳教」 的旨意，來到了中國，在傳播基督教義的同時，也帶來了與中華文明迥異的西方文明。
而康熙皇帝作為一位博學的皇帝，他不僅諳熟儒家典籍，對經學、史學、文學和藝術等頗有研究，而且對算學、天文、地理、光學、醫學、解剖學等自然科學也有著濃厚的興趣。正是在康熙時期的開明寬鬆政策下，一批傳教士得以在中國傳播西方自然科學知識和基督教義。康熙帝時，在清朝耶穌會傳教士的國籍，有意大利、法蘭西、日耳曼、奧地利、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比利時、瑞士、墨西哥等。
也正是在這一時期，西方的天文學、數學、醫學(比如推廣種牛痘以防天花)、解剖學等被介紹到了中國。
康熙皇帝懷著濃厚的興趣學習著來自西方的文化，同時關注著西方科學技術的發展。在這方面和他並列的只有同時代的俄國沙皇彼得大帝。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白晉、張誠等6位法國科學家在乾清宮受到康熙帝的召見，他們獻上了從法國帶來的30件科技儀器和書籍作見面禮。這些非同尋常的禮品，令康熙帝「天顏喜悅」，當即決定讓他們入宮，擔任自己的科學顧問。從此開始了外國科學家在清朝宮廷從事科學活動長達數十年的局面。
白晉等人入宮後，與康熙相處很融洽，工作也很順利。他們對康熙熱衷科學的態度給予了高度評價，曾把他們的見聞寫在給路易十四(1643～1715年)的報告中。1698年巴黎出版的白晉著《中國皇帝康熙傳》中有過如下記述：康熙帶著極大的興趣學習西方科學，每天都要花幾個小時同我們在一起，白天和晚上還要用更多的時間自學。他不喜歡嬌生慣養和游手好閒，常常是起早貪黑。儘管我們謹慎的早就來到宮中，但他還是經常在我們到達之前就準備好了，他急於向我們請教一些他已經做過的一些習題，或者是向我們提出一些新的問題……
有時他親自用幾何方法測量距離，山的高度和池塘的寬度。他自己定位，調整各種儀器，精確地計算。然後他再讓別人測量距離。當他看到他計算的結果和別人測量的數據相符合，他就十分高興。
對從法國帶來的科技儀器，白晉說康熙「最喜歡的是用於觀察天體的雙筒望遠鏡、兩座掛鐘、水平儀，這種儀器精確度很高，他讓把這些儀器擺放在自己的房間裡」。他「把著直尺和圓規愛不釋手」。
在法國巴黎凡爾賽宮2003年曾舉辦了「康熙大帝展」，展出故宮珍藏的康熙年間西洋科學儀器，至今仍運轉自如，光彩耀人。這些展品主要有：(1)手搖計算機。世界上第一台手搖計算機是法國科學家巴斯如於1642年製造的，通過裡面的齒輪進位進行計算。故宮博物院收藏10台手搖計算機，都是康熙年間製作，能進行加減乘除運算。(2)銅鍍金比例規。原是伽利略發明的計算工具，可以進行乘、除、開平方等各種計算。康熙的比例規增加平分、正弦等不同的計算。(3)康熙角尺：尺上鐫刻有「康熙御制」四個字。(4)平面和立體幾何模型，全部由楠木精製，是清宮造辦處為康熙學習幾何學所製作的教具。(5)繪圖儀。質地有銀、木、漆、鯊魚皮等，每套6至20餘件不等。盒內裝有比例規、半圓儀、分厘尺、假數尺、兩腳規、鴨嘴筆等。為適用野外作業，有的還配有刀子、剪子、鉛筆、火鐮、放大鏡、黑板、畫棒等。這類儀器是康熙時期清宮造辦處仿照西洋繪圖儀器製作的，用於野外繪圖。
這充分表明康熙時期東西方的文化交流已經不再是以往的單向交流。不過，這種交流中中華文明依然處於一種強勢地位，這也導致了清政府在對外交往中依舊採取了並非平等的態度。
康熙的為君之道及史書對康熙的評價
1722年，即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大帝病逝，終年六十八歲。終其一生，可以說康熙是一位聖德之君。其為君之道主要在於：勤慎理政，仁愛寬刑。
《清史稿》對康熙皇帝的評價是：聖祖仁孝性成，智勇天錫。早承大業，勤政愛民。經文緯武，寰宇一統，雖曰守成，實同開創焉。聖學高深，崇儒重道。幾暇格物，豁貫天人，尤為古今所未覯。而久道化成，風移俗易，天下和樂，克致太平。其雍熙景象，使後世想望流連，至於今不能已。傳曰：「為人君，止於仁。」又曰：「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於戲，何其盛歟！
* 康熙之治下的繁榮
康熙在位六十年，其文治武功都無與倫比，並開啟了康乾盛世，清朝成為當時世界上幅員最為遼闊、人口眾多、經濟最富庶的帝國。經過其治理，到康熙中葉以後，清朝社會就呈現出一派「盛世」景象。百姓安居樂業，經濟富足。時人稱，「士敦詩禮，民安耕鑿，萑苻夜息，桁楊晝靜，行旅歌於途，商賈嬉於市。即梯山航海，沐日浴月之鄉，欣欣蒸蒸，無遠弗及」（《清聖祖實錄》卷300，跋）。各個地方志的記載是「頗多開熟，村煙相接，雞犬相聞」 ，「環河洛間無曠土，無遊民」 。清代人口的增長也很迅速。1661年（順治十八年），全國人丁數字是1913萬。到1711年（康熙五十年），增為2462萬。這只是丁數，不是人口總數。而這一成就的取得，顯然與康熙帝密不可分。
此外，根據官方統計數字，康熙六十年，也就是1721年，墾田面積從1651年順治時期的2,90億畝增加到了7,30億畝。像拋荒嚴重的兩淮地區，至康熙中期已「無尺寸之荒蕪」。因遭三藩叛亂而更加殘破的雲南、貴州、廣西、四川等省，到康熙晚年也開墾無遺。相應的是糧食價格從順治時期的斗米二錢(銀) 在康熙年間降到了0.5到0.6錢(銀) 。
另一方面，雄才大略的康熙平定了國內的叛亂，將台灣收回，使中國的疆土進一步擴大。當時清朝的疆域，東起大海，西至蔥嶺，南到曾母暗沙，北達外興安嶺，西北到巴爾喀什湖，東北到庫頁島，總面積為1300萬平方公里。
* 康熙卓絕的武功主要體現在：
平定三藩： 所謂「三藩」，是指鎮守雲南的平西王吳三桂，鎮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和鎮守廣東的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自清初以來，他們各霸一方，形成幾股割據勢力。「三藩」都擁有大量武裝。特別是吳三桂，「功最高，兵最強」，積極儲將帥，習武備，使「四方精兵猛將，多歸其部下」。他們仗著自己日益壯大的力量，飛揚跋扈，不聽約束，給清朝以很大威脅。而且所耗軍費巨大。
1673年三月，以尚可喜請求歸老遼東，但請求留其子之信繼續鎮守廣東為引線，引發了是否撤藩的激烈爭論。最後康熙帝認為「藩鎮久握重兵，勢成尾大，非國家利」，決定下令「撤藩」。
十一月，吳三桂在雲南發動叛亂，並於次年派將率軍進攻湖南，攻陷常德、長沙、岳州、澧州、衡州等地。他又派人四出散佈檄文，煽誘鼓動。廣西將軍孫延齡、四川巡撫羅森等許多地方大員紛紛叛清。接著，福建耿精忠亦叛。在短短數月之內，滇、黔、湘、桂、閩、川六省陷落，一時局面相當嚴重。隨後，陝西提督王輔臣、廣東尚之信等也相繼反叛，變亂擴大到廣東、江西和陝西、甘肅等省。
叛亂消息傳到北京後，年輕的康熙帝力排眾議，對「三藩」之亂採取了堅決打擊的措施。在康熙運籌帷幄的指揮下，1676年（康熙十五年）十月，福建耿精忠在清軍進攻下，被迫投降。廣東的尚之信也於1677年投降。閩、粵以及江西都先後平復。1678年八月，吳三桂死，其部將迎立其孫吳世璠繼位，退居雲貴。此後，清軍先後收復湖南、廣西和四川。1681年，清軍攻破昆明，吳世璠自殺。雲貴悉平。
此次平叛的勝利，消除了地方割據勢力，維護了國家的統一。
收復台灣： 在三藩剛剛平定不久，割據台灣的鄭氏家族發生內亂。起因是1662年鄭成功病逝後，其子鄭經立。1681年，鄭經死後，其部將馮錫范等殺死了鄭氏的繼承人，改立鄭經次子克塽繼承延平王位。鄭克塽年幼，成為馮錫范的傀儡。
康熙在此情況下，決心為了國家統一收復台灣。1681年七月，康熙下詔「以施琅為福建水師提督，與將軍總督等統舟師進取澎湖、台灣」。
1683年，施琅率領戰艦三百，精銳水師二萬，進攻澎湖。經過七天激戰，清軍佔領了澎湖。不久，鄭克塽派人前來乞降，清軍進駐台灣。
1684年，清政府在台灣設一府（台灣府）三縣（台灣、鳳山、諸羅），隸福建省，並在台灣設巡道一員，總兵官一員，副將二員，兵八千。在澎湖設副將一員，兵二千。在清朝中央政府的統一管理下，台灣與大陸的關係更加密切。
平定准噶爾叛亂： 清初，西北方居住的蒙古族分為漠南蒙古、漠北喀爾喀蒙古和漠西厄魯特蒙古三大部。漠北喀爾喀蒙古內部又分為扎薩克圖、土謝圖、車臣等三部。漠西厄魯特蒙古內部又分為準噶爾、和碩特、杜爾伯特、土爾扈特四部。清軍入關之前，漠南蒙古就已歸附清朝，喀爾喀蒙古和厄魯特蒙古各部，也與清政府關係密切。
厄魯特蒙古的准噶爾部，從17世紀中葉以後逐漸強盛起來。特別到噶爾丹為汗時期，勢力更加強大。他不僅統治了厄魯特四部，而且佔領了天山南路各回城，勢力達到青海、西藏地區。為了實現割據一方的野心，噶爾丹與正在對外擴張的沙俄勾結起來，於1688年春，對喀爾喀蒙古發動了突然進攻。在清政府的幫助下，噶爾丹暫時退兵。
1690年，噶爾丹在沙俄的支持下，率二萬多騎兵，向內蒙古大舉進攻。
康熙帝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鞏固邊疆，曾先後於1690年，1696年和1697年三次親征，打敗了叛軍。最後，噶爾丹走投無路，染病死去。
噶爾丹叛亂被粉碎以後，喀爾喀蒙古各部又回到了原來的居住地。清政府設置將軍和參贊大臣率兵駐守科布多和烏蘇雅台等重鎮，加強了對喀爾喀蒙古地區的管理和統治。
此後，清政府又先後平息了噶爾丹的侄子阿拉布坦的叛亂，青海和碩特部羅卜藏丹津的叛亂和准部貴族阿睦爾撒納在伊犁發動的叛亂。並改西寧衛為西寧府，設立青海辦事大臣，分蒙古族為二十九旗，加強了對青海的管理；在新疆設立伊犁將軍、參贊大臣、劣謨大臣、都統等，率兵分駐伊犁、塔城等地，鞏固了對天山北路的統治。
平定准噶爾叛亂，突顯了康熙卓越的軍事才能，是其武功中最值得書寫的一筆。
遏制沙皇俄國的擴張 明末清初，沙俄在亞歐大陸上不斷向東擴張，並於17世紀中期侵入了中國黑龍江地區。沙皇多次遣使來華，要求建立外交和通商關係，但因俄國侵佔中國領土等問題而遭到清政府拒絕。此外，由於清初國內尚未安定，所以直到17世紀80年代中期，康熙才對黑龍江地區的俄國據點雅克薩採取了有力的軍事行動。
俄國因內外問題一時無力在東方大規模用兵，遂希望議和，被康熙接受。1689年，中俄訂立了尼布楚條約，這是中國和近現代歐美國家簽訂的第一個條約。根據條約，額爾古納河、格爾必齊河和直達於海的外興安嶺為中俄邊界，外興安嶺和烏第河之間土地的歸屬另行議定。這樣，黑龍江和烏蘇里江流域的廣大地區被確認為中國的領土。此後，俄國多次派遣使節和商隊來到北京，清政府還在北京建立了俄羅斯館供俄人居住。
* 康熙時期東西方的交流
中國在唐宋時期乃至元朝，其面積和發達程度遠遠超過了中世紀的歐洲。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輝煌的中華文明影響著歐洲，比如絲綢、造紙術、印刷術、瓷器、火藥、鑄鐵、船舵、羅盤、茶葉等都是從中國傳入歐洲的，並對歐洲的歷史進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8世紀歐洲大盛「中國風」 ，歐洲人不僅熱衷於儒教思想，倫理道德和仁君思想，而且中國繁榮建築風格，瓷器、傢具和室內裝潢也風靡一時。
歐洲與中國的交往主要是通過商業和宗教這兩種途徑進行的。特別在清朝初年，一些耶穌會教士違背耶穌的「不要向東方傳教」 的旨意，來到了中國，在傳播基督教義的同時，也帶來了與中華文明迥異的西方文明。
而康熙皇帝作為一位博學的皇帝，他不僅諳熟儒家典籍，對經學、史學、文學和藝術等頗有研究，而且對算學、天文、地理、光學、醫學、解剖學等自然科學也有著濃厚的興趣。正是在康熙時期的開明寬鬆政策下，一批傳教士得以在中國傳播西方自然科學知識和基督教義。康熙帝時，在清朝耶穌會傳教士的國籍，有意大利、法蘭西、日耳曼、奧地利、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比利時、瑞士、墨西哥等。
也正是在這一時期，西方的天文學、數學、醫學(比如推廣種牛痘以防天花)、解剖學等被介紹到了中國。
康熙皇帝懷著濃厚的興趣學習著來自西方的文化，同時關注著西方科學技術的發展。在這方面和他並列的只有同時代的俄國沙皇彼得大帝。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白晉、張誠等6位法國科學家在乾清宮受到康熙帝的召見，他們獻上了從法國帶來的30件科技儀器和書籍作見面禮。這些非同尋常的禮品，令康熙帝「天顏喜悅」，當即決定讓他們入宮，擔任自己的科學顧問。從此開始了外國科學家在清朝宮廷從事科學活動長達數十年的局面。
白晉等人入宮後，與康熙相處很融洽，工作也很順利。他們對康熙熱衷科學的態度給予了高度評價，曾把他們的見聞寫在給路易十四(1643～1715年)的報告中。1698年巴黎出版的白晉著《中國皇帝康熙傳》中有過如下記述：康熙帶著極大的興趣學習西方科學，每天都要花幾個小時同我們在一起，白天和晚上還要用更多的時間自學。他不喜歡嬌生慣養和游手好閒，常常是起早貪黑。儘管我們謹慎的早就來到宮中，但他還是經常在我們到達之前就準備好了，他急於向我們請教一些他已經做過的一些習題，或者是向我們提出一些新的問題……
有時他親自用幾何方法測量距離，山的高度和池塘的寬度。他自己定位，調整各種儀器，精確地計算。然後他再讓別人測量距離。當他看到他計算的結果和別人測量的數據相符合，他就十分高興。
對從法國帶來的科技儀器，白晉說康熙「最喜歡的是用於觀察天體的雙筒望遠鏡、兩座掛鐘、水平儀，這種儀器精確度很高，他讓把這些儀器擺放在自己的房間裡」。他「把著直尺和圓規愛不釋手」。
在法國巴黎凡爾賽宮2003年曾舉辦了「康熙大帝展」，展出故宮珍藏的康熙年間西洋科學儀器，至今仍運轉自如，光彩耀人。這些展品主要有：(1)手搖計算機。世界上第一台手搖計算機是法國科學家巴斯如於1642年製造的，通過裡面的齒輪進位進行計算。故宮博物院收藏10台手搖計算機，都是康熙年間製作，能進行加減乘除運算。(2)銅鍍金比例規。原是伽利略發明的計算工具，可以進行乘、除、開平方等各種計算。康熙的比例規增加平分、正弦等不同的計算。(3)康熙角尺：尺上鐫刻有「康熙御制」四個字。(4)平面和立體幾何模型，全部由楠木精製，是清宮造辦處為康熙學習幾何學所製作的教具。(5)繪圖儀。質地有銀、木、漆、鯊魚皮等，每套6至20餘件不等。盒內裝有比例規、半圓儀、分厘尺、假數尺、兩腳規、鴨嘴筆等。為適用野外作業，有的還配有刀子、剪子、鉛筆、火鐮、放大鏡、黑板、畫棒等。這類儀器是康熙時期清宮造辦處仿照西洋繪圖儀器製作的，用於野外繪圖。
這充分表明康熙時期東西方的文化交流已經不再是以往的單向交流。不過，這種交流中中華文明依然處於一種強勢地位，這也導致了清政府在對外交往中依舊採取了並非平等的態度。
康熙的為君之道及史書對康熙的評價
1722年，即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大帝病逝，終年六十八歲。終其一生，可以說康熙是一位聖德之君。其為君之道主要在於：勤慎理政，仁愛寬刑。
《清史稿》對康熙皇帝的評價是：聖祖仁孝性成，智勇天錫。早承大業，勤政愛民。經文緯武，寰宇一統，雖曰守成，實同開創焉。聖學高深，崇儒重道。幾暇格物，豁貫天人，尤為古今所未覯。而久道化成，風移俗易，天下和樂，克致太平。其雍熙景象，使後世想望流連，至於今不能已。傳曰：「為人君，止於仁。」又曰：「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於戲，何其盛歟！
2006年4月20日星期四
歷史真貌─三大盛世天朝之一 清朝（三）
康乾盛世之聖祖康熙統治時期
在業已走過的中華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幾位曠世明君，比如西漢的武帝，唐代的太宗，宋朝的太祖。當歷史走入清朝時，又出現了一位雄才大略的，堪與前世明君比肩的君王：康熙帝。其文治武功可以說是無與倫比。他引導著大清帝國擺脫了明清之際的混亂與動盪，走向了和平與安定，為持續時間長達130餘年的康乾盛世奠定了堅實的社會基礎。清朝對中國歷史最重要的貢獻是完成了國家統一，而這一成就正是在康熙朝奠定的。後世史家在評價康熙帝的一生時，認為其「雖曰守成，實同開創」，評價可謂公允。
《燒餅歌》中關於康熙帝的預言
明代劉基的《燒餅歌》中有這樣的記載：基曰：「十八年間水火，奪庸人不用水火臣，卦分氣數少三數。」
這段預言，說的是清聖祖康熙皇帝的故事。「十八年間水火奪」一句，預言康熙繼位之事，「康」字底下是「水」的變形， 「熙」字底下四又是「火」字的變形，因此正與歷史事件暗合。劉基又以「庸人不用水火臣」一句來暗示康熙， 「庸」字去掉底下的「用」，再加上「水」便是「康」字； 「臣」與「熙」的左上角相近，底下加上「火」(即四點)，便基本上湊成了「熙」字(少了一個「已」)。可以說，此句大體上達到了暗示「康熙」的目地。
「卦分氣數少三數」一句，是預言康熙皇帝的在位時間。「卦分氣數」便是六十四，因為「八卦」當中， 「乾」、「兌」、 「離」、 「震」、 「巽」、「坎」、「艮」、 「坤」等名稱。這八卦兩兩相重，便可形成八八六十四卦。 「少三數」，即是「六十四」減少「三」之數，因此得數是六十一，這六十一便是康熙在位六十一年的年數(1661──1722)。
康熙帝的身世和異象
康熙帝，名玄曄，是順治皇帝的第三個兒子，母親是孝康章皇后。史書記載其「天表英俊，嶽立聲洪」 。據說當他六歲時，與皇二子福全一起向父皇問安。順治問他們二人，將來想做什麼。福全的回答是：「願為賢王」 。而玄曄卻回答道「願傚法父皇」 。順治深以為異。
順治帝臨終時，指定玄曄為皇位繼承人。因當時的玄曄年僅8歲，順治帝又指派了4名親信大臣輔政，即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和鰲拜。玄曄即位後，改元康熙，史稱康熙帝。
康熙8歲喪父，10歲又喪母。母親重病時，康熙「朝夕虔侍，親嘗湯藥，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母親病故後，他又晝夜守靈，水米不進，哀哭不停。康熙後來回憶說，幼年在「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歡」。幼年的憂患，激勵了康熙奮發學習、自立自強的精神。
康熙是個非常喜愛學習之人。康熙5歲入書房讀書，晝夜苦讀，不論寒暑，甚至廢寢忘食。他曾說自己「自五齡受書，誦讀恆至夜分，樂此不為疲也。」 康熙又喜好書法，「每日寫千餘字，從無間斷」。他讀「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必使字字成誦，從來不肯自欺」。後來他要求皇子讀書，讀滿百遍，還要背誦，這是他早年讀書經驗的傳承。
康熙繼位後，學習更加勤奮，甚至過勞咯血。他讀書不是為消遣，而是為「體會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以治國、平天下。他在出巡途中，深夜乘舟，或居行宮，談《周易》，看《尚書》，讀《左傳》，誦《詩經》，賦詩著文，習以為常。直到花甲之年，仍手不釋卷。
康熙的身上流淌著三種血統、三種文化和三種品格。康熙的父親是滿洲人，祖母是蒙古人，母親是漢族人。他深受祖母的教誨，又向蘇麻喇姑(蘇墨爾，孝莊隨嫁貼身侍女)學習蒙古語，向滿洲師傅學習騎射，跟漢族師傅接受儒家教育。
康熙的勇武與奮進，受到了滿洲文化的影響；高遠與大度，得益於蒙古文化的熏陶；仁愛與韜略，來自漢族儒學的營養；後來，他的開放與求新，則是受了耶穌教士西方文化的熏染。康熙帝吸收了中華多民族的、西方多國家的，悠久而又新進、博大而又深厚的文化營養，具有當時最高的文化素質。這為他展現帝王才氣，實現宏圖大業，奠定了基礎。
少年康熙計除鰲拜親政
康熙即位之時，清朝處於雖然建立，但國家正百廢待興的局面。而康熙雖然當了皇帝，但因為年幼，國家大事的決斷基本掌握在四位輔政大臣手中。這四位輔政大臣，索尼居首位，總掌啟奏批紅等大權，但年老力衰。排在第二位的蘇克薩哈富有才幹，但與鰲拜不和。其後的遏必隆則為人圓滑，不與人爭鋒。對權力最有野心的是鰲拜。為了在索尼退下之後掌控朝政，鰲拜一方面拉攏遏必隆，一方面借圈地事件打擊蘇克薩哈。在處理朝政時，鰲拜十分專橫，根本不將康熙帝放在眼中。
聰明的康熙以退為進，在祖母的支持和幫助下，一方面避免與鰲拜發生正面衝突，一方面韜光養晦，專心學習治世本領，並尋找適當時機剪除鰲拜。
1667年6月，索尼去世。十二歲的康熙決心廢除四大臣輔政體制，實行親政。7月，實行親政大典。不過，康熙雖然親政，但原有輔政體制卻未能發生變化。為了使康熙能夠及早親政，並迫使遏必隆和鰲拜也交出權力，蘇克薩哈在康熙親政第六天上書請求退隱。在康熙尚未做出反應之際，鰲拜羅織了24條罪狀陷害蘇克薩哈，並強迫康熙將其處死。清除了蘇克薩哈後，鰲拜更加肆無忌憚，朝廷所有政事，均由其決斷；對於康熙帝的有些詔令，他也敢公開抗旨。這些使康熙意識到該是剪除鰲拜的時候了。康熙考慮到鰲拜親信黨羽遍佈朝野，所以決定設計將其剷除。
康熙一方面在表面上麻痺鰲拜，一方面選擇一群身強力壯的少年練習撲擊之術。1669年5月，康熙決定採取行動。他首先將鰲拜的黨羽以各種名義派出，削弱鰲拜的勢力，然後派人將鰲拜召入宮中擒獲。鰲拜的黨羽在此之後也被一一擒拿。
在對待鰲拜的處理上，再次顯示了康熙的睿智。他下詔說：「鰲拜愚悖無知，誠合夷族。特念效力年久，迭立戰功，貸其死，籍貫沒拘禁。」 也就是說，鰲拜因立過許多戰功，所以免於一死而終身監禁。對於其黨羽也給予了不同的處罰。同時恢復了蘇克薩哈的職位。這種措施穩定了朝局。
康熙剪除鰲拜後，廢除了輔政體制，收回了朱批大權。自此才真正開始了親政。
康乾盛世的開啟--康熙的寬仁之治
康熙親政後，清朝內部出現了相對的穩定。但是，國內形勢仍然十分險惡。南方的三藩割據，西北噶爾丹的反叛，台灣鄭氏的割據等等，都擺在康熙的面前。深謀遠慮的康熙憑著自己超凡的膽略，在良臣的輔佐下，開創了盛世王朝。
在治國之本上，康熙選擇了儒家思想。康熙自幼就對儒家學說充滿濃厚興趣，認為「殊覺義理無窮，樂此不倦」（《康熙起居注》第1冊第80頁）。康熙十六年十二月，他在御制《日講四書解義序》中，明確宣佈清廷要將治統與道統合一，以儒家學說為治國之本。康熙帝的這一態度為清朝內部持續數十年的文化紛爭（也是治國方略的紛爭）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但信奉儒家思想的康熙因受祖母的影響，對佛家思想亦有所研究。每當天下發生災禍，康熙常常視為對當政者的警示。比如康熙十八年發生地震，康熙下詔說：「朕躬不德，政治未協，致茲地震示警」。因此要求臣下自省，廉潔。康熙二十六年，天下大旱。康熙下詔說，這都是由於自己缺少涼德「不能上格天心」而造成的。
在政治上，康熙進一步加強了皇權。他表示「天下大權當統於一」（《清聖祖實錄》卷275，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辛未），「天下大小事務，皆朕一身親理，無可旁貸。若將要務分任於人，則斷不可行」（《清聖祖實錄》卷284，康熙五十八年四月辛亥）。為此，他一方面通過各種手段，採取強有力的措施，限制滿洲貴族的權力，如剝奪各旗王公幹預旗務的權力，破除「軍功勳舊諸王」統兵征伐的傳統，削弱議政王大臣會議的政治影響等。另一方面，康熙將用人之權、獎懲之權親自控制，不許大臣干預；並設立密奏制度，以廣泛體察下情。這種統治方式為被雍正、乾隆二帝繼承和發展，並為清朝其他皇帝沿用。
康熙帝在加強皇權的同時，也著手完善清朝官僚政治制度。有兩個現象值得特別注意：一是康熙九年八月將內三院改為內閣，從此內閣作為清朝法定中央政府、作為官僚政治的重要象徵，其地位穩定下來並一直存在到清末；二是康熙二十三年開始纂修《大清會典》。這是清代第一部重要的政典。《大清會典》於康熙二十九年完成，共162卷。從此，清朝官僚政治的運行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初步實現了政治運作的規範化。
在用人方面，康熙任人唯賢，任用了一大批敢於直言的清官。康熙在用人方面有著非常清醒的認識。比如康熙二十六年，康熙說：「堯舜之世，府修事和，然且兢兢業業，不敢謂己治已安。漢文帝亦古之賢王，賈誼猶指陳得失，直言切諫。今但雲主聖臣賢，政治無闕，豈國家果無一事可言耶？」 他要求大臣們盡心職業，視國事如家事。
在經濟上，康熙認為「家給人足，而後世濟」，在繼續採取輕徭薄賦，與民生息的政策的同時，又採取了一系列措施，體現了他仁愛的一面。其一，是廢止「圈田令」，即廢止滿清貴族圈近京州縣田地的特權，將土地讓與百姓耕種；康熙在詔書上說：「自後圈占民間房地，永行停止，其今年所已圈者，悉令給還民間」，其二，延長墾荒的免稅時間。清初規定墾荒三年內免稅，以後改為六年；康熙十二年重申新墾荒田十年後徵稅。這一政策刺激了農民墾荒的積極性，使耕地面積迅速增加。其三，實行更名地政策。對於農民耕種的原先屬於明朝宗室的土地，康熙下詔農民可以不必支付田價，照常耕種。「原種之人，令其耕種」，永為世業，號為「更名田」。這些農民成為自耕農。這一政策將直隸、山東、山西、湖廣、陝西、甘肅等地廢藩田改為民地，自耕農大量出現。其四，改革賦役制度。1646年（順治三年），清廷以明萬歷時舊籍為準，著手編纂《賦役全書》，到1657年（順治十四年）完成。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至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刪除全書上的田賦尾數，重新編成《簡明賦役全書》。為了防止地方官吏的私征濫派和保證國家的賦稅收入，在催征辦法上也不斷改變，如從發給花戶「由單」到「串票」（二、三、四聯等串票），再到「滾單」等。
此外，康熙還重視興修水利，大力修治黃河，終將「淮黃故道，次第修復」，暫時緩和了黃河中下游和沿淮各地多年水患的威脅，保證了百姓的耕種。
在軍事上，初步形成了剿撫並用、以德服人的統一方針，即「亂則聲討，治則撫綏」（《清聖祖實錄》卷180，康熙36年2月壬寅），「仰憑天道，俯愜人情，以萬不得已而用兵」（《御制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序》）。康熙認為：「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專恃險阻」，「守國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悅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所謂眾志成城者是也」（《清聖祖實錄》卷151，康熙三十年五月丙午）。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康熙在縝密謀劃之後平定了三藩之亂；遏制了沙俄的擴張，簽訂了中俄尼布楚條約；武力平定割據台灣的鄭氏家族，使台灣回歸；康熙還親征新疆准噶爾，擊敗噶爾丹，使蒙古土爾扈特臣服清朝。
在文化上，康熙強調興禮教。他在康熙十八年下詔說：「盛治之世，余一余三。蓋倉廩足而禮教興，水旱乃可無虞。比聞小民不知積蓄，一逢歉歲，率致流移。夫興儉化民，食時用禮，惟良有司是賴。」
在康熙倡導之下，編成了收字四萬九千多的《康熙字典》以及一百八十卷的《大清會典》，一百零六卷的《佩文韻府》，一百二十卷的《歷代題畫詩類》，九百卷的《全唐詩》，還策劃了一萬卷的《古今圖書集成》。
在對邊疆少數民族的關係上，康熙帝以撫慰為主，加強了邊疆少數民族對中央政府的向心力。比如土爾扈特蒙古雖然受到沙皇俄國的控制，但仍心向中央政府，多次派人奉表入貢。
在西藏問題上，康熙除了承繼順治帝冊封達賴政策外，還派兵於1718年至1720年（康熙五十七年至康熙五十九年）間入藏，擊敗了佔據西藏的准噶爾叛軍。此後，清政府分兵駐藏，並任命康濟鼐和頗羅鼐二人分理前後藏事務。
在業已走過的中華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幾位曠世明君，比如西漢的武帝，唐代的太宗，宋朝的太祖。當歷史走入清朝時，又出現了一位雄才大略的，堪與前世明君比肩的君王：康熙帝。其文治武功可以說是無與倫比。他引導著大清帝國擺脫了明清之際的混亂與動盪，走向了和平與安定，為持續時間長達130餘年的康乾盛世奠定了堅實的社會基礎。清朝對中國歷史最重要的貢獻是完成了國家統一，而這一成就正是在康熙朝奠定的。後世史家在評價康熙帝的一生時，認為其「雖曰守成，實同開創」，評價可謂公允。
《燒餅歌》中關於康熙帝的預言
明代劉基的《燒餅歌》中有這樣的記載：基曰：「十八年間水火，奪庸人不用水火臣，卦分氣數少三數。」
這段預言，說的是清聖祖康熙皇帝的故事。「十八年間水火奪」一句，預言康熙繼位之事，「康」字底下是「水」的變形， 「熙」字底下四又是「火」字的變形，因此正與歷史事件暗合。劉基又以「庸人不用水火臣」一句來暗示康熙， 「庸」字去掉底下的「用」，再加上「水」便是「康」字； 「臣」與「熙」的左上角相近，底下加上「火」(即四點)，便基本上湊成了「熙」字(少了一個「已」)。可以說，此句大體上達到了暗示「康熙」的目地。
「卦分氣數少三數」一句，是預言康熙皇帝的在位時間。「卦分氣數」便是六十四，因為「八卦」當中， 「乾」、「兌」、 「離」、 「震」、 「巽」、「坎」、「艮」、 「坤」等名稱。這八卦兩兩相重，便可形成八八六十四卦。 「少三數」，即是「六十四」減少「三」之數，因此得數是六十一，這六十一便是康熙在位六十一年的年數(1661──1722)。
康熙帝的身世和異象
康熙帝，名玄曄，是順治皇帝的第三個兒子，母親是孝康章皇后。史書記載其「天表英俊，嶽立聲洪」 。據說當他六歲時，與皇二子福全一起向父皇問安。順治問他們二人，將來想做什麼。福全的回答是：「願為賢王」 。而玄曄卻回答道「願傚法父皇」 。順治深以為異。
順治帝臨終時，指定玄曄為皇位繼承人。因當時的玄曄年僅8歲，順治帝又指派了4名親信大臣輔政，即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和鰲拜。玄曄即位後，改元康熙，史稱康熙帝。
康熙8歲喪父，10歲又喪母。母親重病時，康熙「朝夕虔侍，親嘗湯藥，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母親病故後，他又晝夜守靈，水米不進，哀哭不停。康熙後來回憶說，幼年在「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歡」。幼年的憂患，激勵了康熙奮發學習、自立自強的精神。
康熙是個非常喜愛學習之人。康熙5歲入書房讀書，晝夜苦讀，不論寒暑，甚至廢寢忘食。他曾說自己「自五齡受書，誦讀恆至夜分，樂此不為疲也。」 康熙又喜好書法，「每日寫千餘字，從無間斷」。他讀「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必使字字成誦，從來不肯自欺」。後來他要求皇子讀書，讀滿百遍，還要背誦，這是他早年讀書經驗的傳承。
康熙繼位後，學習更加勤奮，甚至過勞咯血。他讀書不是為消遣，而是為「體會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以治國、平天下。他在出巡途中，深夜乘舟，或居行宮，談《周易》，看《尚書》，讀《左傳》，誦《詩經》，賦詩著文，習以為常。直到花甲之年，仍手不釋卷。
康熙的身上流淌著三種血統、三種文化和三種品格。康熙的父親是滿洲人，祖母是蒙古人，母親是漢族人。他深受祖母的教誨，又向蘇麻喇姑(蘇墨爾，孝莊隨嫁貼身侍女)學習蒙古語，向滿洲師傅學習騎射，跟漢族師傅接受儒家教育。
康熙的勇武與奮進，受到了滿洲文化的影響；高遠與大度，得益於蒙古文化的熏陶；仁愛與韜略，來自漢族儒學的營養；後來，他的開放與求新，則是受了耶穌教士西方文化的熏染。康熙帝吸收了中華多民族的、西方多國家的，悠久而又新進、博大而又深厚的文化營養，具有當時最高的文化素質。這為他展現帝王才氣，實現宏圖大業，奠定了基礎。
少年康熙計除鰲拜親政
康熙即位之時，清朝處於雖然建立，但國家正百廢待興的局面。而康熙雖然當了皇帝，但因為年幼，國家大事的決斷基本掌握在四位輔政大臣手中。這四位輔政大臣，索尼居首位，總掌啟奏批紅等大權，但年老力衰。排在第二位的蘇克薩哈富有才幹，但與鰲拜不和。其後的遏必隆則為人圓滑，不與人爭鋒。對權力最有野心的是鰲拜。為了在索尼退下之後掌控朝政，鰲拜一方面拉攏遏必隆，一方面借圈地事件打擊蘇克薩哈。在處理朝政時，鰲拜十分專橫，根本不將康熙帝放在眼中。
聰明的康熙以退為進，在祖母的支持和幫助下，一方面避免與鰲拜發生正面衝突，一方面韜光養晦，專心學習治世本領，並尋找適當時機剪除鰲拜。
1667年6月，索尼去世。十二歲的康熙決心廢除四大臣輔政體制，實行親政。7月，實行親政大典。不過，康熙雖然親政，但原有輔政體制卻未能發生變化。為了使康熙能夠及早親政，並迫使遏必隆和鰲拜也交出權力，蘇克薩哈在康熙親政第六天上書請求退隱。在康熙尚未做出反應之際，鰲拜羅織了24條罪狀陷害蘇克薩哈，並強迫康熙將其處死。清除了蘇克薩哈後，鰲拜更加肆無忌憚，朝廷所有政事，均由其決斷；對於康熙帝的有些詔令，他也敢公開抗旨。這些使康熙意識到該是剪除鰲拜的時候了。康熙考慮到鰲拜親信黨羽遍佈朝野，所以決定設計將其剷除。
康熙一方面在表面上麻痺鰲拜，一方面選擇一群身強力壯的少年練習撲擊之術。1669年5月，康熙決定採取行動。他首先將鰲拜的黨羽以各種名義派出，削弱鰲拜的勢力，然後派人將鰲拜召入宮中擒獲。鰲拜的黨羽在此之後也被一一擒拿。
在對待鰲拜的處理上，再次顯示了康熙的睿智。他下詔說：「鰲拜愚悖無知，誠合夷族。特念效力年久，迭立戰功，貸其死，籍貫沒拘禁。」 也就是說，鰲拜因立過許多戰功，所以免於一死而終身監禁。對於其黨羽也給予了不同的處罰。同時恢復了蘇克薩哈的職位。這種措施穩定了朝局。
康熙剪除鰲拜後，廢除了輔政體制，收回了朱批大權。自此才真正開始了親政。
康乾盛世的開啟--康熙的寬仁之治
康熙親政後，清朝內部出現了相對的穩定。但是，國內形勢仍然十分險惡。南方的三藩割據，西北噶爾丹的反叛，台灣鄭氏的割據等等，都擺在康熙的面前。深謀遠慮的康熙憑著自己超凡的膽略，在良臣的輔佐下，開創了盛世王朝。
在治國之本上，康熙選擇了儒家思想。康熙自幼就對儒家學說充滿濃厚興趣，認為「殊覺義理無窮，樂此不倦」（《康熙起居注》第1冊第80頁）。康熙十六年十二月，他在御制《日講四書解義序》中，明確宣佈清廷要將治統與道統合一，以儒家學說為治國之本。康熙帝的這一態度為清朝內部持續數十年的文化紛爭（也是治國方略的紛爭）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但信奉儒家思想的康熙因受祖母的影響，對佛家思想亦有所研究。每當天下發生災禍，康熙常常視為對當政者的警示。比如康熙十八年發生地震，康熙下詔說：「朕躬不德，政治未協，致茲地震示警」。因此要求臣下自省，廉潔。康熙二十六年，天下大旱。康熙下詔說，這都是由於自己缺少涼德「不能上格天心」而造成的。
在政治上，康熙進一步加強了皇權。他表示「天下大權當統於一」（《清聖祖實錄》卷275，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辛未），「天下大小事務，皆朕一身親理，無可旁貸。若將要務分任於人，則斷不可行」（《清聖祖實錄》卷284，康熙五十八年四月辛亥）。為此，他一方面通過各種手段，採取強有力的措施，限制滿洲貴族的權力，如剝奪各旗王公幹預旗務的權力，破除「軍功勳舊諸王」統兵征伐的傳統，削弱議政王大臣會議的政治影響等。另一方面，康熙將用人之權、獎懲之權親自控制，不許大臣干預；並設立密奏制度，以廣泛體察下情。這種統治方式為被雍正、乾隆二帝繼承和發展，並為清朝其他皇帝沿用。
康熙帝在加強皇權的同時，也著手完善清朝官僚政治制度。有兩個現象值得特別注意：一是康熙九年八月將內三院改為內閣，從此內閣作為清朝法定中央政府、作為官僚政治的重要象徵，其地位穩定下來並一直存在到清末；二是康熙二十三年開始纂修《大清會典》。這是清代第一部重要的政典。《大清會典》於康熙二十九年完成，共162卷。從此，清朝官僚政治的運行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初步實現了政治運作的規範化。
在用人方面，康熙任人唯賢，任用了一大批敢於直言的清官。康熙在用人方面有著非常清醒的認識。比如康熙二十六年，康熙說：「堯舜之世，府修事和，然且兢兢業業，不敢謂己治已安。漢文帝亦古之賢王，賈誼猶指陳得失，直言切諫。今但雲主聖臣賢，政治無闕，豈國家果無一事可言耶？」 他要求大臣們盡心職業，視國事如家事。
在經濟上，康熙認為「家給人足，而後世濟」，在繼續採取輕徭薄賦，與民生息的政策的同時，又採取了一系列措施，體現了他仁愛的一面。其一，是廢止「圈田令」，即廢止滿清貴族圈近京州縣田地的特權，將土地讓與百姓耕種；康熙在詔書上說：「自後圈占民間房地，永行停止，其今年所已圈者，悉令給還民間」，其二，延長墾荒的免稅時間。清初規定墾荒三年內免稅，以後改為六年；康熙十二年重申新墾荒田十年後徵稅。這一政策刺激了農民墾荒的積極性，使耕地面積迅速增加。其三，實行更名地政策。對於農民耕種的原先屬於明朝宗室的土地，康熙下詔農民可以不必支付田價，照常耕種。「原種之人，令其耕種」，永為世業，號為「更名田」。這些農民成為自耕農。這一政策將直隸、山東、山西、湖廣、陝西、甘肅等地廢藩田改為民地，自耕農大量出現。其四，改革賦役制度。1646年（順治三年），清廷以明萬歷時舊籍為準，著手編纂《賦役全書》，到1657年（順治十四年）完成。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至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刪除全書上的田賦尾數，重新編成《簡明賦役全書》。為了防止地方官吏的私征濫派和保證國家的賦稅收入，在催征辦法上也不斷改變，如從發給花戶「由單」到「串票」（二、三、四聯等串票），再到「滾單」等。
此外，康熙還重視興修水利，大力修治黃河，終將「淮黃故道，次第修復」，暫時緩和了黃河中下游和沿淮各地多年水患的威脅，保證了百姓的耕種。
在軍事上，初步形成了剿撫並用、以德服人的統一方針，即「亂則聲討，治則撫綏」（《清聖祖實錄》卷180，康熙36年2月壬寅），「仰憑天道，俯愜人情，以萬不得已而用兵」（《御制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序》）。康熙認為：「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專恃險阻」，「守國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悅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所謂眾志成城者是也」（《清聖祖實錄》卷151，康熙三十年五月丙午）。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康熙在縝密謀劃之後平定了三藩之亂；遏制了沙俄的擴張，簽訂了中俄尼布楚條約；武力平定割據台灣的鄭氏家族，使台灣回歸；康熙還親征新疆准噶爾，擊敗噶爾丹，使蒙古土爾扈特臣服清朝。
在文化上，康熙強調興禮教。他在康熙十八年下詔說：「盛治之世，余一余三。蓋倉廩足而禮教興，水旱乃可無虞。比聞小民不知積蓄，一逢歉歲，率致流移。夫興儉化民，食時用禮，惟良有司是賴。」
在康熙倡導之下，編成了收字四萬九千多的《康熙字典》以及一百八十卷的《大清會典》，一百零六卷的《佩文韻府》，一百二十卷的《歷代題畫詩類》，九百卷的《全唐詩》，還策劃了一萬卷的《古今圖書集成》。
在對邊疆少數民族的關係上，康熙帝以撫慰為主，加強了邊疆少數民族對中央政府的向心力。比如土爾扈特蒙古雖然受到沙皇俄國的控制，但仍心向中央政府，多次派人奉表入貢。
在西藏問題上，康熙除了承繼順治帝冊封達賴政策外，還派兵於1718年至1720年（康熙五十七年至康熙五十九年）間入藏，擊敗了佔據西藏的准噶爾叛軍。此後，清政府分兵駐藏，並任命康濟鼐和頗羅鼐二人分理前後藏事務。
2006年4月15日星期六
歷史真貌─三大盛世天朝之一 清朝（二）
皇太極建立清朝及其統治
努爾哈赤死後，兒子皇太極在其他幾位阿哥的擁戴下繼汗位。皇太極不但能文善武，智勇超群，戰功卓著，而且十分善於收攬人心。早年，他輔佐努爾哈赤攻打遼西，屢屢取得戰功。即汗位後，他大膽進行改革，提出「治國之要，莫先安民」 ，採取了一些安民措施。比如他下令滿人和漢人的「訟獄差徭，務使均一」。他在重用一些滿族八旗將領的同時，還注意任用漢族士大夫，因此有「賢明」 之稱。
為了與明朝一爭天下，他大膽對外用兵。1629年，他下令避開薊遼總督袁崇煥把守的寧遠，從喜峰口越長城，直逼北京城下。袁崇煥從山海關回兵馳援，敗後金軍於北京廣渠門外。這時，崇禎帝中了皇太極的反間計，誤殺了袁崇煥，使明朝失去了一個抗金名將。
1636年，皇太極在瀋陽稱帝，改元崇德，改國號為「大清」，改族名為「滿洲」。
皇太極建立大清後，在政治制度上亦進行了一系列改革。他仿明朝建制，設置六部和內三院等機構。在軍事編制上，除原有滿洲八旗外又添置漢軍八旗和蒙古八旗，合為二十四旗。此外，皇太極還徹底征服了蒙古各部和朝鮮，統一了東北各地，為以後滿族入關打下雄厚的基礎。
為了使滿洲人避免重蹈前金滅國的覆輒，皇太極下詔令後世子孫千萬不要「廢騎射而效漢人」 ，並制定了官服和百姓常服。
此後，皇太極又多次揮兵入關。1638年，他命多爾袞等越過長城，擾河北，下濟南，俘明德王朱由樞，攻下城池58座，擄獲人口46萬。1641年，明朝薊遼總督洪承疇兵敗松山，被俘投降。至此，除寧遠孤城外，明山海關外的要地盡失。
當松山之役處在關鍵時刻之時，皇太極的寵妃海蘭珠病逝，皇太極悲痛欲絕。海蘭珠之死給皇太極在精神上以沉重的打擊。自此，他身心崩潰，於1643年八月九日突然駕崩，終年五十二歲。死後被尊謚為「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寬溫仁聖睿孝文皇帝」，廟號太宗。
《清史稿》對皇太極的評價是「太宗允文允武，內修政事，外勤討伐，用兵如神，所向有功。雖大勳未集，而世祖即位期年，中外既歸於統一，蓋帝之詒謀遠矣。」
少年天子順治時期的清明統治
順治帝福臨是皇太極的第九子。史書記載，說福臨出生時，其母孝莊文皇后「紅光繞身，盤旋如龍形」。在生產之前，皇后夢見神人將孩子抱入懷中，說他是統一天下之主。第二天，生產時，「紅光燭宮中，香氣經日不散」。其生得是「頂發聳起，龍章鳳姿，神智天授」。隨著他的逐漸長大，福臨更是聰明無比。他從6歲時就酷愛讀史書，並說「皇父自幼小讀書，我也想要讀書」。讀書一目十行，不用先生講解，能自悟其義。因此他從小就受到皇太極的喜愛。
皇太極的突然駕崩以及沒有指定誰來繼承大統，使皇位繼承人的爭奪再次白熱化。就當時的形勢而言，最具有競爭力的皇位人選是皇太極的弟弟多爾袞和皇太極的長子豪格。在兩派勢力均不肯讓步的情況下，最終議定由6歲的福臨繼承皇位，濟爾哈朗和多爾袞共同輔理朝政，全權處理朝廷軍政大事。至此，福臨即位，親王輔政，年號為順治。
各派勢力取得均衡後，清朝內部基本趨於穩定。在親王濟爾哈朗和多爾袞的輔政下，清軍開始對明王朝發起了最後的進攻。在收降了山海關守將吳三桂後，清軍入關，並打敗了闖王的農民軍，佔領了北京城，終於取代明朝統一了天下。在這一過程中，多爾袞以其超凡的膽識，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清朝定都北京後，由於福臨年紀尚小，國家大事由攝政王多爾袞裁決。多爾袞深知「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他下令清軍在進駐北京城時不要私闖民宅，嚴禁搶劫財物。此舉受到了北京城的老百姓和原明朝官員的歡迎。
同時，多爾袞在用人方面，採取了較為寬鬆的政策，即「一概錄用，寬大為治」的方針。對原明朝各衙門的官員一概錄用；對明朝有罪的官員，罪無大小，一律赦免。在這種用人政策之下，許多曾經與清為敵的原明朝文武官員都投到清政府為官，同時也吸引了更多的賢良之才到清政府任職。這既擴大了清政府的影響，也為清政府在關內的立足和統治天下打下了基礎。
為了鞏固自己的勢力，多爾袞將豪格治罪，使其最終死於獄中。豪格一方的勢力被削弱。直到1651年福臨親政，才恢復其爵位，並立碑表彰其功績。至此，多爾袞的勢力空前。雖無皇帝之名，但卻掌握了皇帝應有的權力。很多大臣只知道有攝政王多爾袞，卻不知道有皇帝。逐漸長大的福臨雖然心懷不滿，但卻敢怒而不敢言，只得讓自己沉湎於遊獵逸樂中。
大權在握的多爾袞因操勞過度，加之自己的親弟弟多鐸年紀輕輕就出天花而死，身體日漸衰弱。1650年12月，多爾袞去邊外狩獵，猝發疾病而死。終年39歲。其短暫的一生為滿族的興盛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第二年，14歲的順治正式親政。作為順治生母的孝莊皇太后繼續精心輔佐兒子，並常常告誡他要繼承祖宗之業，勤於政務。她教導兒子說治國之本在於得到民心，與民休息才能得到百姓的愛戴和擁護。百姓安居樂業，國家才能繁榮昌盛。因此，選拔任用賢能之人十分重要。為此，她勸誡兒：「 治理國家必須親近忠直之臣，遠斥奸惡小人；用人必須親自選拔，處理政務必須詳細審慎又要堅決果斷；賞罰必須公正平允；自己的衣食住行必須崇尚節儉，不可奢侈靡費；要樹立遠大理想，勤奮好學；要加強自身修養，臨危不懼，喜怒不形於色；不要沉湎於遊戲娛樂之中。」
年少的順治皇帝牢記母親的教誨，在其親政的10年中，嚴於律己，勤於政務，採取了一系列利國利民的政策。他時常與臣下討論政務得失，遇到重大決策必先商討盡善，再行頒布。同時他採納臣下意見，仿照古制設立起居注官，記載皇帝日常的一言一行，以傳之後世。
順治能夠體恤百姓疾苦。比如在重新修建乾清宮一事上，他接受大臣的建議，將工程錢糧都用在了賑濟受災的百姓身上。同時告誡諸王和大臣們今後的飲食和娛樂也要從儉，對於富戶願意出糧捐助百姓的，國家可以給予獎勵。
此外，順治繼續採取輕徭薄賦，與民生息的政策，廢除了前明萬歷時期增加的多餘賦稅。對於受災地區的賦稅則予以免除。
順治時期，天下初定。雖然明朝並非為清朝所滅，而且清初沿襲明代制度，翻譯《洪武寶訓》，由順治帝寫序後頒行天下，稱要與天下共遵明朝的祖訓。但畢竟清朝是滿族建立的政權，引起了一些漢族，特別是江南地區漢族的反抗。部份漢人打著「反清復明」的旗號起兵，部份豪紳則隱匿土地，逃避賦稅，以此與清政府對抗。對此，順治一方面派兵將南方的叛亂相繼平息，一方面下詔對拖欠錢糧的人加以查處，並根據數量多寡，予以治罪。
順治親政後，對佛學十分感興趣，先後邀請一些著名僧人到皇宮講經。他曾說自己的前身一定是僧人，因此「每次來到寺中，徘徊久久不願離去 」。
1658年和1660年，順治先後遭遇愛子之死和愛妃之亡，性情大變，對世事更加心灰意冷。1661年正月，順治外出不幸染病，幾天後，在養心殿病逝，終年24歲。在遺詔中，他要求實行火化，行法事。順治一生篤信佛法，死後也依據佛家儀式火化。順治死後的廟號是「世祖」。
《清史稿》對順治的評價是：勤政愛民，孜孜求治。
努爾哈赤死後，兒子皇太極在其他幾位阿哥的擁戴下繼汗位。皇太極不但能文善武，智勇超群，戰功卓著，而且十分善於收攬人心。早年，他輔佐努爾哈赤攻打遼西，屢屢取得戰功。即汗位後，他大膽進行改革，提出「治國之要，莫先安民」 ，採取了一些安民措施。比如他下令滿人和漢人的「訟獄差徭，務使均一」。他在重用一些滿族八旗將領的同時，還注意任用漢族士大夫，因此有「賢明」 之稱。
為了與明朝一爭天下，他大膽對外用兵。1629年，他下令避開薊遼總督袁崇煥把守的寧遠，從喜峰口越長城，直逼北京城下。袁崇煥從山海關回兵馳援，敗後金軍於北京廣渠門外。這時，崇禎帝中了皇太極的反間計，誤殺了袁崇煥，使明朝失去了一個抗金名將。
1636年，皇太極在瀋陽稱帝，改元崇德，改國號為「大清」，改族名為「滿洲」。
皇太極建立大清後，在政治制度上亦進行了一系列改革。他仿明朝建制，設置六部和內三院等機構。在軍事編制上，除原有滿洲八旗外又添置漢軍八旗和蒙古八旗，合為二十四旗。此外，皇太極還徹底征服了蒙古各部和朝鮮，統一了東北各地，為以後滿族入關打下雄厚的基礎。
為了使滿洲人避免重蹈前金滅國的覆輒，皇太極下詔令後世子孫千萬不要「廢騎射而效漢人」 ，並制定了官服和百姓常服。
此後，皇太極又多次揮兵入關。1638年，他命多爾袞等越過長城，擾河北，下濟南，俘明德王朱由樞，攻下城池58座，擄獲人口46萬。1641年，明朝薊遼總督洪承疇兵敗松山，被俘投降。至此，除寧遠孤城外，明山海關外的要地盡失。
當松山之役處在關鍵時刻之時，皇太極的寵妃海蘭珠病逝，皇太極悲痛欲絕。海蘭珠之死給皇太極在精神上以沉重的打擊。自此，他身心崩潰，於1643年八月九日突然駕崩，終年五十二歲。死後被尊謚為「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寬溫仁聖睿孝文皇帝」，廟號太宗。
《清史稿》對皇太極的評價是「太宗允文允武，內修政事，外勤討伐，用兵如神，所向有功。雖大勳未集，而世祖即位期年，中外既歸於統一，蓋帝之詒謀遠矣。」
少年天子順治時期的清明統治
順治帝福臨是皇太極的第九子。史書記載，說福臨出生時，其母孝莊文皇后「紅光繞身，盤旋如龍形」。在生產之前，皇后夢見神人將孩子抱入懷中，說他是統一天下之主。第二天，生產時，「紅光燭宮中，香氣經日不散」。其生得是「頂發聳起，龍章鳳姿，神智天授」。隨著他的逐漸長大，福臨更是聰明無比。他從6歲時就酷愛讀史書，並說「皇父自幼小讀書，我也想要讀書」。讀書一目十行，不用先生講解，能自悟其義。因此他從小就受到皇太極的喜愛。
皇太極的突然駕崩以及沒有指定誰來繼承大統，使皇位繼承人的爭奪再次白熱化。就當時的形勢而言，最具有競爭力的皇位人選是皇太極的弟弟多爾袞和皇太極的長子豪格。在兩派勢力均不肯讓步的情況下，最終議定由6歲的福臨繼承皇位，濟爾哈朗和多爾袞共同輔理朝政，全權處理朝廷軍政大事。至此，福臨即位，親王輔政，年號為順治。
各派勢力取得均衡後，清朝內部基本趨於穩定。在親王濟爾哈朗和多爾袞的輔政下，清軍開始對明王朝發起了最後的進攻。在收降了山海關守將吳三桂後，清軍入關，並打敗了闖王的農民軍，佔領了北京城，終於取代明朝統一了天下。在這一過程中，多爾袞以其超凡的膽識，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清朝定都北京後，由於福臨年紀尚小，國家大事由攝政王多爾袞裁決。多爾袞深知「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他下令清軍在進駐北京城時不要私闖民宅，嚴禁搶劫財物。此舉受到了北京城的老百姓和原明朝官員的歡迎。
同時，多爾袞在用人方面，採取了較為寬鬆的政策，即「一概錄用，寬大為治」的方針。對原明朝各衙門的官員一概錄用；對明朝有罪的官員，罪無大小，一律赦免。在這種用人政策之下，許多曾經與清為敵的原明朝文武官員都投到清政府為官，同時也吸引了更多的賢良之才到清政府任職。這既擴大了清政府的影響，也為清政府在關內的立足和統治天下打下了基礎。
為了鞏固自己的勢力，多爾袞將豪格治罪，使其最終死於獄中。豪格一方的勢力被削弱。直到1651年福臨親政，才恢復其爵位，並立碑表彰其功績。至此，多爾袞的勢力空前。雖無皇帝之名，但卻掌握了皇帝應有的權力。很多大臣只知道有攝政王多爾袞，卻不知道有皇帝。逐漸長大的福臨雖然心懷不滿，但卻敢怒而不敢言，只得讓自己沉湎於遊獵逸樂中。
大權在握的多爾袞因操勞過度，加之自己的親弟弟多鐸年紀輕輕就出天花而死，身體日漸衰弱。1650年12月，多爾袞去邊外狩獵，猝發疾病而死。終年39歲。其短暫的一生為滿族的興盛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第二年，14歲的順治正式親政。作為順治生母的孝莊皇太后繼續精心輔佐兒子，並常常告誡他要繼承祖宗之業，勤於政務。她教導兒子說治國之本在於得到民心，與民休息才能得到百姓的愛戴和擁護。百姓安居樂業，國家才能繁榮昌盛。因此，選拔任用賢能之人十分重要。為此，她勸誡兒：「 治理國家必須親近忠直之臣，遠斥奸惡小人；用人必須親自選拔，處理政務必須詳細審慎又要堅決果斷；賞罰必須公正平允；自己的衣食住行必須崇尚節儉，不可奢侈靡費；要樹立遠大理想，勤奮好學；要加強自身修養，臨危不懼，喜怒不形於色；不要沉湎於遊戲娛樂之中。」
年少的順治皇帝牢記母親的教誨，在其親政的10年中，嚴於律己，勤於政務，採取了一系列利國利民的政策。他時常與臣下討論政務得失，遇到重大決策必先商討盡善，再行頒布。同時他採納臣下意見，仿照古制設立起居注官，記載皇帝日常的一言一行，以傳之後世。
順治能夠體恤百姓疾苦。比如在重新修建乾清宮一事上，他接受大臣的建議，將工程錢糧都用在了賑濟受災的百姓身上。同時告誡諸王和大臣們今後的飲食和娛樂也要從儉，對於富戶願意出糧捐助百姓的，國家可以給予獎勵。
此外，順治繼續採取輕徭薄賦，與民生息的政策，廢除了前明萬歷時期增加的多餘賦稅。對於受災地區的賦稅則予以免除。
順治時期，天下初定。雖然明朝並非為清朝所滅，而且清初沿襲明代制度，翻譯《洪武寶訓》，由順治帝寫序後頒行天下，稱要與天下共遵明朝的祖訓。但畢竟清朝是滿族建立的政權，引起了一些漢族，特別是江南地區漢族的反抗。部份漢人打著「反清復明」的旗號起兵，部份豪紳則隱匿土地，逃避賦稅，以此與清政府對抗。對此，順治一方面派兵將南方的叛亂相繼平息，一方面下詔對拖欠錢糧的人加以查處，並根據數量多寡，予以治罪。
順治親政後，對佛學十分感興趣，先後邀請一些著名僧人到皇宮講經。他曾說自己的前身一定是僧人，因此「每次來到寺中，徘徊久久不願離去 」。
1658年和1660年，順治先後遭遇愛子之死和愛妃之亡，性情大變，對世事更加心灰意冷。1661年正月，順治外出不幸染病，幾天後，在養心殿病逝，終年24歲。在遺詔中，他要求實行火化，行法事。順治一生篤信佛法，死後也依據佛家儀式火化。順治死後的廟號是「世祖」。
《清史稿》對順治的評價是：勤政愛民，孜孜求治。
2006年4月10日星期一
歷史真貌─三大盛世天朝之一 清朝（一）
（公元1644年--公元1911年）
恍惚間，人類歷史在神之創世紀後，已走過了幾千年，走過了半神文化時期，走過了輝煌燦爛的西周和秦皇漢武，走過了盛世大唐與璀璨兩宋。在聲名遠播的元、明的餘音中，中華歷史又迎來了一個偉大的朝代：清王朝。
清王朝建立於17世紀前期，並在18世紀出現了康乾盛世，使中國的人口與疆域達到了歷史的最高峰，經濟及文化上再次出現了繁榮昌盛的局面。一代明君康熙大帝亦為後世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康熙在位時期，智擒鰲拜，剿撤三藩，南收台灣，北拒沙俄，訂《尼布楚條約》，西征蒙古，興修水利，治理黃河，鼓勵墾荒，薄賦輕稅，愛民如子。他勤於政事，雄才大略，好學敏求，崇尚節約。其在位61年，由於他的文治武功，中國的統一的局面得到鞏固發展，並開啟了「康乾盛世」的繁榮。此後的乾隆皇帝將清朝帶入了鼎盛時期，使清朝時中國的疆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廣大。但是在這個東方大國按照自己古老的文明運行方式運行之際，西方的所謂現代文明開始與之發生了碰撞。
十八世紀的歐洲在經歷了工業革命後，經濟有了飛速發展，工業化成為發展趨勢。拓展海外市場成為歐洲工業國家追逐的目標。而富裕且地大物博的中國更吸引了眾多的目光。在經歷了正常通商的要求被拒絕後，西方國家開始採用武力叩開中國的大門。從1840年起，中國歷史走入了近代史階段，在與西方的交往中，經歷著動盪和劇烈的變化。西方文明開始侵蝕古老的東方文明。1911年的革命徹底摧毀了這個王朝昔日的輝煌。
1912年2月13日宣統帝正式頒布退位詔書，大清王朝落下了歷史的帷幕。
關於清朝祖先的神話
在我們業已講述過的王朝歷史中，我們談到了在有了天和地之後，神造了人，又下凡來到人間幫助人類掌握生活的技能，教導人類以文娛形式豐富自己的生活；此後，神又為人類選擇了統治者，並通過他們出生時昭顯的神跡來告訴人們他們的降臨。在離我們並不太遙遠的清王朝的締造者愛新覺羅，同樣為後人留下了關於自己祖先的神話。
很久以前，在東北的長白山有一潭，今人稱作天池。池水十分清澈，加之四周高峰林立，風景非常秀美。一天，三位仙女來到池中洗澡。大姐叫恩古倫，二姐叫正古倫，三妹叫佛古倫。洗完後，她們正準備披衣，突然一隻喜鵲口銜紅果放在佛古倫的衣服上。佛古倫看見後，愛不釋手，不小心將紅果吞如腹中，感而成孕。不久，佛古倫生下了一個男孩。這個男孩生下來就能說話。沒過多久，就已長大成人。佛古倫對兒子說：「你是奉天命來到人間，上天生你，就是命令你去平定亂國。」她還把自己的來歷以及吞紅果後懷孕生子等事情，告訴了兒子。接著給了兒子一隻小船，讓兒子順流直下，而佛古倫則騰空而起，回歸天國世界。
佛古倫的兒子按照母親的指示，乘著小船，來到了有人居住的地方。他來到岸上，折樹枝為椅，獨坐其上。當時在這個地方居住著三個部族首領，為了爭得上峰，整日爭鬥。當佛古倫的兒子上岸時，正好被一個擔水的人看見。擔水人回去告訴了正在爭鬥的三個部族的人們，稱自己在岸邊看到一位奇人。人們立即停止了爭鬥，來到岸邊觀看，果然有一個與眾不同的人坐在那兒。人們非常驚奇，便詢問他的來歷。他說：「我是天女佛古倫所生，姓愛新覺羅，名叫布庫裡雍順，上天生我就是來平定你們的紛亂的。」他又把母親告訴他的話述說了一遍。人們非常高興，抬著布庫裡雍順回到住地，並推舉他為國王。自此這個地方戰亂平息，人們安居樂業。這個國家號稱滿洲，布庫裡雍順是這個國家的締造者。
關於清朝建立和發展的預言
歷史上諸多預言都對清王朝的建立和發展進行了準確的預測。
《馬前課》：三國時期諸葛亮的《馬前課》在第九課中預言了清朝的建立和發展。第九課的預言是：「水月有主，古月為君。十傳絕統，相敬若賓。」 「水月有主」就好像是一個字謎，「水」為「清」字的水字傍（三點水）；「月」為「清」字右半邊的「青」字的下半截；「主」字形就如「清」字右半邊的「青」字的上半截。謎底為「清」字，清朝的國號。「古月」合起來就是一個「胡」字，「胡」是古代對少數民族的統稱。「古月為君」是指清朝是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清朝也確是東北的滿族建立的。
清朝入關以來共有十位皇帝，按其年號依次排列如下: 順治（1644年-1661年）、康熙（1662年-1722年）、雍正（1723年-1735年）、乾隆（1736年-1796年）、嘉慶（1797年-1820年）、道光（1821年-1850年）、咸豐（1851年-1861年）、同治（1862年-1874年）、光緒（1875年-1908年）、宣統（1909年-1911年）。「十傳」就是指這十位皇帝，「絕統」指清朝最後一位皇帝年號是「宣統」。
1912年2月13日宣統正式頒布退位詔書，大清王朝正式落下了歷史的帷幕。新的國民政府宣佈優待清朝王室成員，允許退位的清帝依然住在皇宮裡面，給其訪華的外國元首待遇，而且全國上下對滿族人民也沒有歧視，宣佈中華民國是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故曰「相敬若賓」。
《推背圖》：唐朝《推背圖》第三十三象預言了清朝入主中原。
第三十三象圖中畫一大船，上插著八面旗幟，坐著一群人，從水上而來。一千多年前的李淳風，連清人的八旗與八旗子弟都預示到了。
讖文是「黃河水清，氣順則治，主客不分，地支無子。天長白瀑來，胡人氣不衰，藩籬多撤去，稚子半可哀。」
讖文的含義是：朝代換了，來統治中原的人國號曰「清」，應了「黃河水清」。黃河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黃河就代表著整個中原，清入關後第一代皇帝號順治，又應了「氣順而治」。本來滿清是明朝的客人，現在清兵入關，做了中國的皇帝，成了中國的主人，但漢人並沒有變成客人，因為經過康熙大帝一生的武功文治，漢滿已經逐漸融匯在一起，變成「主客不分」，滿漢一家。清朝傳位十一世，又應了「地支無子」，因為地支有十二支，即子、丑、寅、卯、辰、已、午、未、申、酉、戌、亥，今少了其中的子，只剩下十一支，就暗示清朝君主十一位，包括入關前的皇太極。
接著再看下面四句。清太祖努爾哈赤原據有松花江、鴨綠江、圖們江之地，也就是長白山一帶，就應了「天長白瀑來」，即來自於長白山，自從五胡亂體，以至於北宋滅於金，南宋滅於元，明朝又滅於清，則應了「胡人氣不衰」。清聖祖康熙經過較長時間的努力，削平了吳三桂、耿精忠、尚可喜三藩，則應了「藩籬多撤去」。清人入主中原，漢人都要剃光前半部頭髮，像個小孩童一般，所以叫「稚子半可哀」。
《梅花詩》：宋朝《梅花詩》第五首預言了清朝的建立和發展。第五首中預言道：「胡兒騎馬走長安，開闢中原海境寬。洪水乍平洪水起，清光宜向漢中看。」
「胡兒騎馬走長安」中「胡兒」指滿族，這裡指東北的滿清入主中原。吳三桂引清兵入關，一統明末的殘局，並於公元1644年，建都北京，成為大清帝國。「開闢中原海境寬」：清朝前期，國勢大興，文治武功都非常強盛，有一百多年的「康乾盛世」。特別是康熙皇帝，平定了各種內亂外侵，使中國的版圖空前的擴展。另外，自清代開始，進行較大規模的與海外通商，開闢港口，正所謂「海境寬」。
「洪水乍平洪水起，清光宜向漢中看」：第一個「洪水」指的是公元1851年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起義，像洪水一樣席捲半個中國，歷時達13年之久，嚴重動搖了清朝統治。太平天國被平息後(「乍平」)，清朝內憂外患不斷，革命勢力不斷崛起壯大，直到最後，武昌起義成功，黎元洪被擁為中華民國軍政府都督，袁世凱死後又成為總統，清王朝徹底滅亡。所以，清朝最終的前景(「清光」)還應該向武漢(「漢中」)看。
《燒餅歌》：明朝劉伯溫的《燒餅歌》對清朝建立的預言是「水浸月宮主上移」，此句暗示一個「清」字。左邊三點水，右上角為「主」，右下角為「月」，合起來就成了一個清字。
在預言中，當劉伯溫告訴明太祖大明江山已經滅亡多時時，太祖十分吃驚，「即問此人生長何方？若何衣冠？稱何國號？治天下何如？」
劉伯溫的回答是：「雨水節，草木脫。王出頭，春三月。路上行人一半僧，赤頭童子皆流血，倒置三元且聽說。」
「雨水節，草木脫。王出頭，春三月」幾句，暗示了滿清王朝的統治。「滿」字的左邊是三點水，右上角可視為「草字頭」(艸)，右下角的「兩」又與「雨」字相近。預言有以二十四節氣裡的「雨水節」來擾亂人們的視聽，其實暗示著一個「滿」字。「春三月」正是清明時節，在此更指明了「清」字。而「王出頭」，─方面是「王」上加一點，預示真「主」出現，一方面是指「清」字右上角的「主」字。綜合起來看，這幾句暗示滿清王朝入主中國。而清王朝強令漢人剃掉半個頭，使人活像半個和尚，不正使「路上行人一半憎」有了著落嗎？至於「赤頭童子皆流血」意思更為明顯，看來指那些不服剃髮令的人慘遭殺害無疑。最後的「倒置三元且聽說」則複雜一些。「三元」即是「三才」── 天、地、人。
「倒置三元」，是說清王朝強令人們剃頭，一方面違背了天、地、人的常理，一方面指漢民族的抗清鬥爭。
且讓我們走入歷史。
清朝入關前的發展
* 女真族的發展
前面說過，清朝的祖先是布庫裡雍順，初建國為滿洲，居住在長白山一帶，後被稱為女真族。發展到元朝時，元政府在其地置軍民萬戶府。明朝初年，女真族按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和活動地區的不同，分為三大部：居住在黑龍江兩岸和烏蘇里江流域的稱「野人女真」或「東海女真」；居住在開原以東和松花江中游一帶的稱「海西女真」； 居住在長白山北部、牡丹江和綏芬河流域的稱「建州女真」。
明朝繼承元政府對東北地區的統治，於1375年（洪武八年）設遼東都指揮使司，招諭女真各部。1403年（永樂元年）明朝在建州女真居住的地區設建州衛，任命部族首領阿哈出為長官，1412年，又置建州左衛，任猛哥帖木兒為指揮使。明前期，建州女真幾經遷徙，到正統年間定居於渾河、蘇子河上游（遼寧新賓縣境內）。1442年（正統七年），明政府又從建州左衛中分置建州右衛，授凡察為指揮使。至此，遂有「建州三衛」稱號。
1409年（永樂七年），明政府為加強對東北的統治，在元朝奴兒干征東元帥府的舊址，即黑龍江附近特林地方建立奴兒干都指揮使司。其管轄範圍，包括西起鄂嫩河，東至庫頁島，北抵外興安嶺，南瀕日本海的廣大地區。明政府還不時派員巡視。
雄才努爾哈赤統一女真並建立後金
努爾哈赤（1559年～1626年），是明初建州左衛指揮使、酋長猛哥帖木兒的後裔，姓愛新覺羅氏。1583年（萬曆十一年），努爾哈赤以其父祖遺甲十三副起兵。1593年（萬曆二十一年），他統一了建州女真。由於努爾哈赤「忠於大明」和「保塞有功」，明政府先後封他為指揮使、都督僉事和龍虎將軍。1619年（萬曆四十七年），努爾哈赤又統一了海西女真。同時，他還先後兼併了東海女真的許多部落，征服了散居於烏蘇里江和松花江下游、混同江兩岸及外興安嶺等地各部族。
當女真各部基本統一後，1616年（萬曆四十四年），努爾哈赤於赫圖阿拉（遼寧省新賓縣西老城）即位稱汗，國號大金，建元天命，建立起了新政權，史稱後金。
努爾哈赤在統一女真各部的過程中，創立了八旗制度。這個制度成為後世清朝軍隊的主要建制。
「八旗」的基本單位是牛錄。每牛錄三百人，首領稱「牛錄額真」；五牛錄為一甲喇，設甲喇額真統轄。五甲喇為一固山，由固山額真統轄。每固山一旗，最初四旗為黃、白、紅、藍四色。以後另增加鑲黃、鑲白、鑲紅、鑲藍四旗，合計八旗。每旗7500人，八旗共計6萬餘人。
八旗兵丁平時生產，戰時出征。八個固山額真即八旗旗主，都是由努爾哈赤的子、侄擔任，他們既是軍事統帥，又是各部的政治首領。努爾哈赤是八旗的家長和最高統帥。
努爾哈赤在統一了女真各部並建立了後金政權之後，勢力強盛。於是，以報父仇為由，開始向明朝發起了進攻。1618年，努爾哈赤起兵攻佔了撫順等地。明朝急派楊鎬為遼東經略，在全國加派「遼餉」，調各地官兵8.8萬多人，於1619年二月分四路進攻赫圖阿拉。但努爾哈赤以少勝多，擊潰了明軍。1621年，努爾哈赤陷瀋陽，破遼陽，奪取了遼東七十餘城。1625年，努爾哈赤遷都瀋陽，改稱盛京。
1626年正月，努爾哈赤率兵圍攻山海關外重鎮寧遠（遼寧興城），受到明參將袁崇煥的頑強抵抗，努爾哈赤被炮火擊傷。同年八月，努爾哈赤病死，後謚號「太祖」。
《清史稿》對努爾哈赤的評價是：「天賜智勇，神武絕倫」，「用兵三十餘年，建國踐祚」。
恍惚間，人類歷史在神之創世紀後，已走過了幾千年，走過了半神文化時期，走過了輝煌燦爛的西周和秦皇漢武，走過了盛世大唐與璀璨兩宋。在聲名遠播的元、明的餘音中，中華歷史又迎來了一個偉大的朝代：清王朝。
清王朝建立於17世紀前期，並在18世紀出現了康乾盛世，使中國的人口與疆域達到了歷史的最高峰，經濟及文化上再次出現了繁榮昌盛的局面。一代明君康熙大帝亦為後世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康熙在位時期，智擒鰲拜，剿撤三藩，南收台灣，北拒沙俄，訂《尼布楚條約》，西征蒙古，興修水利，治理黃河，鼓勵墾荒，薄賦輕稅，愛民如子。他勤於政事，雄才大略，好學敏求，崇尚節約。其在位61年，由於他的文治武功，中國的統一的局面得到鞏固發展，並開啟了「康乾盛世」的繁榮。此後的乾隆皇帝將清朝帶入了鼎盛時期，使清朝時中國的疆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廣大。但是在這個東方大國按照自己古老的文明運行方式運行之際，西方的所謂現代文明開始與之發生了碰撞。
十八世紀的歐洲在經歷了工業革命後，經濟有了飛速發展，工業化成為發展趨勢。拓展海外市場成為歐洲工業國家追逐的目標。而富裕且地大物博的中國更吸引了眾多的目光。在經歷了正常通商的要求被拒絕後，西方國家開始採用武力叩開中國的大門。從1840年起，中國歷史走入了近代史階段，在與西方的交往中，經歷著動盪和劇烈的變化。西方文明開始侵蝕古老的東方文明。1911年的革命徹底摧毀了這個王朝昔日的輝煌。
1912年2月13日宣統帝正式頒布退位詔書，大清王朝落下了歷史的帷幕。
關於清朝祖先的神話
在我們業已講述過的王朝歷史中，我們談到了在有了天和地之後，神造了人，又下凡來到人間幫助人類掌握生活的技能，教導人類以文娛形式豐富自己的生活；此後，神又為人類選擇了統治者，並通過他們出生時昭顯的神跡來告訴人們他們的降臨。在離我們並不太遙遠的清王朝的締造者愛新覺羅，同樣為後人留下了關於自己祖先的神話。
很久以前，在東北的長白山有一潭，今人稱作天池。池水十分清澈，加之四周高峰林立，風景非常秀美。一天，三位仙女來到池中洗澡。大姐叫恩古倫，二姐叫正古倫，三妹叫佛古倫。洗完後，她們正準備披衣，突然一隻喜鵲口銜紅果放在佛古倫的衣服上。佛古倫看見後，愛不釋手，不小心將紅果吞如腹中，感而成孕。不久，佛古倫生下了一個男孩。這個男孩生下來就能說話。沒過多久，就已長大成人。佛古倫對兒子說：「你是奉天命來到人間，上天生你，就是命令你去平定亂國。」她還把自己的來歷以及吞紅果後懷孕生子等事情，告訴了兒子。接著給了兒子一隻小船，讓兒子順流直下，而佛古倫則騰空而起，回歸天國世界。
佛古倫的兒子按照母親的指示，乘著小船，來到了有人居住的地方。他來到岸上，折樹枝為椅，獨坐其上。當時在這個地方居住著三個部族首領，為了爭得上峰，整日爭鬥。當佛古倫的兒子上岸時，正好被一個擔水的人看見。擔水人回去告訴了正在爭鬥的三個部族的人們，稱自己在岸邊看到一位奇人。人們立即停止了爭鬥，來到岸邊觀看，果然有一個與眾不同的人坐在那兒。人們非常驚奇，便詢問他的來歷。他說：「我是天女佛古倫所生，姓愛新覺羅，名叫布庫裡雍順，上天生我就是來平定你們的紛亂的。」他又把母親告訴他的話述說了一遍。人們非常高興，抬著布庫裡雍順回到住地，並推舉他為國王。自此這個地方戰亂平息，人們安居樂業。這個國家號稱滿洲，布庫裡雍順是這個國家的締造者。
關於清朝建立和發展的預言
歷史上諸多預言都對清王朝的建立和發展進行了準確的預測。
《馬前課》：三國時期諸葛亮的《馬前課》在第九課中預言了清朝的建立和發展。第九課的預言是：「水月有主，古月為君。十傳絕統，相敬若賓。」 「水月有主」就好像是一個字謎，「水」為「清」字的水字傍（三點水）；「月」為「清」字右半邊的「青」字的下半截；「主」字形就如「清」字右半邊的「青」字的上半截。謎底為「清」字，清朝的國號。「古月」合起來就是一個「胡」字，「胡」是古代對少數民族的統稱。「古月為君」是指清朝是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清朝也確是東北的滿族建立的。
清朝入關以來共有十位皇帝，按其年號依次排列如下: 順治（1644年-1661年）、康熙（1662年-1722年）、雍正（1723年-1735年）、乾隆（1736年-1796年）、嘉慶（1797年-1820年）、道光（1821年-1850年）、咸豐（1851年-1861年）、同治（1862年-1874年）、光緒（1875年-1908年）、宣統（1909年-1911年）。「十傳」就是指這十位皇帝，「絕統」指清朝最後一位皇帝年號是「宣統」。
1912年2月13日宣統正式頒布退位詔書，大清王朝正式落下了歷史的帷幕。新的國民政府宣佈優待清朝王室成員，允許退位的清帝依然住在皇宮裡面，給其訪華的外國元首待遇，而且全國上下對滿族人民也沒有歧視，宣佈中華民國是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故曰「相敬若賓」。
《推背圖》：唐朝《推背圖》第三十三象預言了清朝入主中原。
第三十三象圖中畫一大船，上插著八面旗幟，坐著一群人，從水上而來。一千多年前的李淳風，連清人的八旗與八旗子弟都預示到了。
讖文是「黃河水清，氣順則治，主客不分，地支無子。天長白瀑來，胡人氣不衰，藩籬多撤去，稚子半可哀。」
讖文的含義是：朝代換了，來統治中原的人國號曰「清」，應了「黃河水清」。黃河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黃河就代表著整個中原，清入關後第一代皇帝號順治，又應了「氣順而治」。本來滿清是明朝的客人，現在清兵入關，做了中國的皇帝，成了中國的主人，但漢人並沒有變成客人，因為經過康熙大帝一生的武功文治，漢滿已經逐漸融匯在一起，變成「主客不分」，滿漢一家。清朝傳位十一世，又應了「地支無子」，因為地支有十二支，即子、丑、寅、卯、辰、已、午、未、申、酉、戌、亥，今少了其中的子，只剩下十一支，就暗示清朝君主十一位，包括入關前的皇太極。
接著再看下面四句。清太祖努爾哈赤原據有松花江、鴨綠江、圖們江之地，也就是長白山一帶，就應了「天長白瀑來」，即來自於長白山，自從五胡亂體，以至於北宋滅於金，南宋滅於元，明朝又滅於清，則應了「胡人氣不衰」。清聖祖康熙經過較長時間的努力，削平了吳三桂、耿精忠、尚可喜三藩，則應了「藩籬多撤去」。清人入主中原，漢人都要剃光前半部頭髮，像個小孩童一般，所以叫「稚子半可哀」。
《梅花詩》：宋朝《梅花詩》第五首預言了清朝的建立和發展。第五首中預言道：「胡兒騎馬走長安，開闢中原海境寬。洪水乍平洪水起，清光宜向漢中看。」
「胡兒騎馬走長安」中「胡兒」指滿族，這裡指東北的滿清入主中原。吳三桂引清兵入關，一統明末的殘局，並於公元1644年，建都北京，成為大清帝國。「開闢中原海境寬」：清朝前期，國勢大興，文治武功都非常強盛，有一百多年的「康乾盛世」。特別是康熙皇帝，平定了各種內亂外侵，使中國的版圖空前的擴展。另外，自清代開始，進行較大規模的與海外通商，開闢港口，正所謂「海境寬」。
「洪水乍平洪水起，清光宜向漢中看」：第一個「洪水」指的是公元1851年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起義，像洪水一樣席捲半個中國，歷時達13年之久，嚴重動搖了清朝統治。太平天國被平息後(「乍平」)，清朝內憂外患不斷，革命勢力不斷崛起壯大，直到最後，武昌起義成功，黎元洪被擁為中華民國軍政府都督，袁世凱死後又成為總統，清王朝徹底滅亡。所以，清朝最終的前景(「清光」)還應該向武漢(「漢中」)看。
《燒餅歌》：明朝劉伯溫的《燒餅歌》對清朝建立的預言是「水浸月宮主上移」，此句暗示一個「清」字。左邊三點水，右上角為「主」，右下角為「月」，合起來就成了一個清字。
在預言中，當劉伯溫告訴明太祖大明江山已經滅亡多時時，太祖十分吃驚，「即問此人生長何方？若何衣冠？稱何國號？治天下何如？」
劉伯溫的回答是：「雨水節，草木脫。王出頭，春三月。路上行人一半僧，赤頭童子皆流血，倒置三元且聽說。」
「雨水節，草木脫。王出頭，春三月」幾句，暗示了滿清王朝的統治。「滿」字的左邊是三點水，右上角可視為「草字頭」(艸)，右下角的「兩」又與「雨」字相近。預言有以二十四節氣裡的「雨水節」來擾亂人們的視聽，其實暗示著一個「滿」字。「春三月」正是清明時節，在此更指明了「清」字。而「王出頭」，─方面是「王」上加一點，預示真「主」出現，一方面是指「清」字右上角的「主」字。綜合起來看，這幾句暗示滿清王朝入主中國。而清王朝強令漢人剃掉半個頭，使人活像半個和尚，不正使「路上行人一半憎」有了著落嗎？至於「赤頭童子皆流血」意思更為明顯，看來指那些不服剃髮令的人慘遭殺害無疑。最後的「倒置三元且聽說」則複雜一些。「三元」即是「三才」── 天、地、人。
「倒置三元」，是說清王朝強令人們剃頭，一方面違背了天、地、人的常理，一方面指漢民族的抗清鬥爭。
且讓我們走入歷史。
清朝入關前的發展
* 女真族的發展
前面說過，清朝的祖先是布庫裡雍順，初建國為滿洲，居住在長白山一帶，後被稱為女真族。發展到元朝時，元政府在其地置軍民萬戶府。明朝初年，女真族按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和活動地區的不同，分為三大部：居住在黑龍江兩岸和烏蘇里江流域的稱「野人女真」或「東海女真」；居住在開原以東和松花江中游一帶的稱「海西女真」； 居住在長白山北部、牡丹江和綏芬河流域的稱「建州女真」。
明朝繼承元政府對東北地區的統治，於1375年（洪武八年）設遼東都指揮使司，招諭女真各部。1403年（永樂元年）明朝在建州女真居住的地區設建州衛，任命部族首領阿哈出為長官，1412年，又置建州左衛，任猛哥帖木兒為指揮使。明前期，建州女真幾經遷徙，到正統年間定居於渾河、蘇子河上游（遼寧新賓縣境內）。1442年（正統七年），明政府又從建州左衛中分置建州右衛，授凡察為指揮使。至此，遂有「建州三衛」稱號。
1409年（永樂七年），明政府為加強對東北的統治，在元朝奴兒干征東元帥府的舊址，即黑龍江附近特林地方建立奴兒干都指揮使司。其管轄範圍，包括西起鄂嫩河，東至庫頁島，北抵外興安嶺，南瀕日本海的廣大地區。明政府還不時派員巡視。
雄才努爾哈赤統一女真並建立後金
努爾哈赤（1559年～1626年），是明初建州左衛指揮使、酋長猛哥帖木兒的後裔，姓愛新覺羅氏。1583年（萬曆十一年），努爾哈赤以其父祖遺甲十三副起兵。1593年（萬曆二十一年），他統一了建州女真。由於努爾哈赤「忠於大明」和「保塞有功」，明政府先後封他為指揮使、都督僉事和龍虎將軍。1619年（萬曆四十七年），努爾哈赤又統一了海西女真。同時，他還先後兼併了東海女真的許多部落，征服了散居於烏蘇里江和松花江下游、混同江兩岸及外興安嶺等地各部族。
當女真各部基本統一後，1616年（萬曆四十四年），努爾哈赤於赫圖阿拉（遼寧省新賓縣西老城）即位稱汗，國號大金，建元天命，建立起了新政權，史稱後金。
努爾哈赤在統一女真各部的過程中，創立了八旗制度。這個制度成為後世清朝軍隊的主要建制。
「八旗」的基本單位是牛錄。每牛錄三百人，首領稱「牛錄額真」；五牛錄為一甲喇，設甲喇額真統轄。五甲喇為一固山，由固山額真統轄。每固山一旗，最初四旗為黃、白、紅、藍四色。以後另增加鑲黃、鑲白、鑲紅、鑲藍四旗，合計八旗。每旗7500人，八旗共計6萬餘人。
八旗兵丁平時生產，戰時出征。八個固山額真即八旗旗主，都是由努爾哈赤的子、侄擔任，他們既是軍事統帥，又是各部的政治首領。努爾哈赤是八旗的家長和最高統帥。
努爾哈赤在統一了女真各部並建立了後金政權之後，勢力強盛。於是，以報父仇為由，開始向明朝發起了進攻。1618年，努爾哈赤起兵攻佔了撫順等地。明朝急派楊鎬為遼東經略，在全國加派「遼餉」，調各地官兵8.8萬多人，於1619年二月分四路進攻赫圖阿拉。但努爾哈赤以少勝多，擊潰了明軍。1621年，努爾哈赤陷瀋陽，破遼陽，奪取了遼東七十餘城。1625年，努爾哈赤遷都瀋陽，改稱盛京。
1626年正月，努爾哈赤率兵圍攻山海關外重鎮寧遠（遼寧興城），受到明參將袁崇煥的頑強抵抗，努爾哈赤被炮火擊傷。同年八月，努爾哈赤病死，後謚號「太祖」。
《清史稿》對努爾哈赤的評價是：「天賜智勇，神武絕倫」，「用兵三十餘年，建國踐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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