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真貌─漢室天下的復興 東漢（五）

科技
* 天文學

東漢時期的天文學發展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東漢著名科學家張衡發明了渾天儀和地動儀，並且著有《靈憲》和《算罔論》。

張衡的候風地動儀，是一件震爍古今的偉大發明，這是世界上最早的地震儀。鑄成於陽嘉元年（公元132年）。《後漢書·張衡傳》中留下了一段有關候風地動儀的簡要記載。

地動儀內部結構精巧。儀器內底部中央，立有一根倒立慣性震擺，它的作用和現代地震儀的重錘一樣。圍繞都柱設有八組與儀體相連接的槓桿機械即「八道」，「八道」與在其上的八條垂龍龍頭上頜接合，代表著東、西、南、北、東南、東北、西北、西南八個方位。遇有地震，震波傳來，「都柱」偏側就會觸動龍頭的槓桿，使該方位的龍嘴張開，銅球落入蟾蜍口中，發出響動聲，告訴人們將要地震的方向。即謂「一龍發機，而匕首不動。尋其方向，乃知震之所在。

張衡於元初三年(公元117年)發明並製造了漏水轉渾天儀。它是一種演示渾天說的儀器。這台儀器是一個球形，用精銅鑄造而成，直徑4尺餘，代表天球，可繞天軸轉動，上刻有二十八宿，中外星官以及黃道、赤道、南極、北極、二十四節氣、恆顯圈、恆隱圈等。張衡利用齒輪系統將渾象和漏壺相連，用漏壺滴出的水作為動力啟動齒輪，渾像在其帶動下繞軸轉動，就這樣，渾象便週而復始的自動轉動起來。通過選擇適當的齒輪個數和齒數，使渾像一晝夜與地球自轉速度相一致，以演示星空的週日運動，如恆星的出沒和中天等。人們通過對它的監測，可以知道日月星辰和節氣的各種變化。它還有一個附屬機構叫做「瑞輪螢莢」，是一種機械日曆，是用來顯示陰曆的日期和月亮的圓缺變化的。因為渾天儀是用刻漏流出的水推動的，所以可知張衡的刻漏技術也很高明。　

從張衡開始，我國誕生了一個製造水運儀象的傳統。由於直到二十世紀下半葉原子鐘發明和採用之前，時間的計量都是以地球的自轉，也即天球的轉動為基礎的，因此，張衡的發明實際上就成為後世機械鐘表的原始鼻祖。

《靈憲》是一篇傑出的天文學著作。它對當時的天文學知識作了精要的概括和重大的發展。當時，中國並存著幾種宇宙結構理論，而以蓋天說和渾天說最為流行。張衡是主張渾天說的。在《靈憲》開篇就說，「昔在先王，將步天路，……先准之於渾體」，明指天是個球體。天這個球是從東向西不停轉動的，地這個半球卻在天內靜止不動。張衡還認為天並不是整個物質世界的邊界。《靈憲》說：「過此而往者，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謂也。字之表無極，宙之端無窮。」在天之外還有無限廣漠的宇宙世界，不過人們還不知道那些地方罷了。

在《靈憲》中，張衡還談到了對宇宙演化、日月和五星的看法。他明確指出了朔望現象取決於月亮和太陽之間的相對位置，以及形成月食的原因，並對行星運動的規律作出了自己的猜測，即他已經知道三外行星速度比太陽（實即地球）慢，而二內行星則比太陽快。他還觀測到「行遲者覿於東」，即三行星都是先在早晨從東方地平線上出現。這比哥白尼早了14個世紀。張衡還觀察到了隕石，並對恆星進行了觀測、命名綜合（其他前人所定的星官）和計數工作。張衡所定的星官體系甚至比後來三國時陳卓綜合石氏、甘氏和巫咸三家星官而成的星官體系還要龐大。後者只有星官283官，星數1464星。

在曆法上，東漢章帝時開始採用《四分歷》，以糾正西漢時使用的《太初歷》的疏誤，《四分歷》在天文數據和計算方法等方面都有許多改進。東漢末年劉洪的《乾象歷》中出現了定朔概念。定朔概念的產生是中國曆法史上的一大進步。

* 絲織業

東漢絲織品的種類繁多，花彩複雜。東漢楊孚在《異物誌》中記載了居住在南方的人們，利用芭蕉葉等野生植物纖維織成高質量的織物。東漢許慎《說文解字》的「絲」(絲即絲)部有二百四十八字之多，足見當時織染工藝的發達。

* 鑄銅業

東漢時期的鑄銅業仍有發展。官府在許多重要銅礦區設有冶銅場或鑄銅作坊，製作皇家或官府使用的銅器。私人經營冶銅業的也很多。

當時的鑄銅業遍及全國，最著名的地區有廣漢、蜀郡、朱提等地。產品有博山爐、銅鏡等，主要是生活用具。有的製作精緻，花紋工巧，還有飾以鎏金、錯以金銀的。有些甚至帶有「朱提造」、「堂狼（今雲南東川）造」、「青蛉（今大姚）造」等銘文，註明產地；花紋則有雙魚、羊、鼎等圖案，或鑄有祝福吉祥、富貴的話語。

* 機械業

公元31年，東漢已用水排鼓風煉鐵。水排是用臥式（或立式）水輪帶動皮囊鼓風的機械裝置，這是機械工程史上的重要創造，比歐洲類似機械早約一千二百年。

根據史料記載，科學家張衡還製造過一種能飛的木鳥，類似今天的模型飛機。《廣博物誌》引《文士傳》云：「張衡嘗作木烏，假以羽翮，腹中施機，能飛數里。」可以說這是世界上第一個機械飛行器。

張衡還做過一種有三個輪子的器械，《傅子》云：「張衡能令三輪獨轉。」張衡在所作《應間》中也說：「參輪可使自轉。」今人孫文青《張衡年譜》引宋王應麟的話，認為是記裡鼓車。記裡鼓車的特點是能反映車所行經的里程，與「獨轉」、「自轉」所強調的似乎是兩回事。或許，這更像是一架風車，或水磨，因為它們是借助於自然的風力或水力驅動的，故仍可稱之為「自轉」。

公元186年，東漢已開始使用「翻車」（龍骨水車）提水。龍骨水車是重要的灌溉工具之一。

* 交通工具

公元121年成書的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中載有：「……一曰一輪車，……」四川成都揚子山二號墓出土的東漢畫像磚上有獨輪車的圖畫，這些都表明東漢時人們已使用獨輪車，獨輪車是古代重要的運輸工具之一。考古發現，戰國末年至西漢初我國已使用銅和鐵鑄造的齒輪，東漢初年還有了人字齒輪。

在造船業上，也有了較大的規模和較高的技術水平。西漢時就已經可以建造寬6-8米、長30米、載重50-60噸的木船。至遲到東漢，船舵已然發明。廣州東漢墓出土的陶船模型上有舵。舵的發明是造船技術上的重要進步，歐洲一千多年後才有船舵。

* 造紙術

造紙術的改良者為東漢和帝時中常侍蔡倫。蔡倫利用樹皮、麻頭、破布、魚網，經過挫、搗、抄、烘等一系列工藝加工，造成了紙，於永元十七年(105年)獻給和帝。他造的紙稱「蔡侯紙」。但在東漢、三國時期，紙並未普遍使用，人們的書寫材料仍以簡牘和縑帛為主。到了晉朝，造紙術傳到長江流域，那裡有豐富的造紙原料，也產生了較好的紙張，才得普遍推廣。

* 醫學

東漢著名的醫學家張仲景，有感於東漢末年瘟疫流行造成的巨大危害，在總結前人的基礎上，結合自身的臨床經驗，於東漢末年撰成了《傷寒論》和《金匱要略》，這兩部專著的重大貢獻在於：一、提出了運用理法方藥、辨證論治的治療原則，特別提出了六經辨證的學說，就是依照熱性病發病初、中、末期各種的臨床表現和不同治療的反應與結果，分成辨太陽病、辨陽明病、辨少陽病、辨太陰病、辨少陰病、辨厥陰病脈證並治，還有「平脈法」、「辨脈法」、「傷寒例」、辨霍亂病、辨陰陽易差後勞復脈證並治。二、發展了方劑學，共363余方，配方十分嚴謹，藥味精練，療效顯著，其方劑被推為「經方」，稱為「眾方之祖」。三、在病因和發病學上，提出了經絡受邪入臟腑論點和血瘀、房室、外傷三因學說。這使中醫理論和實踐經驗不斷豐富，並提高到了一個新的水平，後世稱張仲景為「醫聖」。

《傷寒論》被認為是一部劃時代的臨床醫學巨著，後被翻譯成多種外文。

東漢另一位著名的醫學家華佗（公元141－208），則精內、外、婦、兒、針灸各科、外科尤為擅長。他創用麻沸散，給患者麻醉後施行手術。這表明中國醫學在公元二世紀時，在麻醉方法和外科手術就已有相當成就。在世界醫學史上也是罕見的。據記載他可以做三種手術：１施行剖腹擴創；２刮骨療毒；３腦外科等手術。他還創五禽戲，強調體育鍛煉，以增強體質。認為「人體欲得勞動……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戶樞，終不朽也」。

* 建築

兩漢時期的建築日臻完善，並直接影響了中國兩千年來民族建築的發展。但是由於年代久遠，至今沒有發現一座漢代木構建築。不過史籍中關於這一時期建築的記載非常豐富，有關當時建築方面的資料也很詳實，此外，出土的大量的漢代畫像磚，畫像石和明器，也對真實建築的形象、室內佈置、以及建築組群佈局等方面都做出形象具體的補充。

漢代的城市建築是以長安城為代表的。自高祖劉邦起，揭開了長安城建設的序幕，到平帝止，先後修建了未央宮，東鬧、北鬧、前殿、武庫、太倉、長安城牆、柏梁台、章宮、太液地、長樂宮北、明光宮、明堂、辟雍。東漢光武帝時，劉秀修西漢11陵和長安宮室。

漢長安城三大宮之一的長樂宮位於城東南，周長90公里，面積5平方公里，占漢長安城面積的1/6，宮內共有前殿、宣德殿等14座宮殿台閣。未央宮位於城西南，始終是漢代的政治中心，史稱西宮，其周長９公里，面積５平方公里，占城面積1/7，宮內共有40多個宮殿台閣，十分壯麗雄偉。建章宮是一組宮殿群，周圍10餘公里，號稱「千門萬戶」。漢長安城以其宏大的規模、整齊的佈局而載入都城發展的史冊，漢代以後，雖還有幾個小王朝建都於此，但長安城永遠失去了盛漢時的光彩。

東漢初期，光武帝劉秀定都洛陽以後，在周代成周城的基礎上修築擴建起一座更大規模的都城，自此這座城市作為東漢、曹魏、西晉、北魏時期全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長達330多年之久，史學界將它概稱為「漢魏洛陽故城」。

漢代以木構建築為主。漢代宮室多為台榭形制，故須以閣道相連屬，甚至城內外也以飛閣相往來。

木構樓閣的出現是中國木結構建築體系成熟的標誌之一。東漢中後期的墓中出土了許多畫像磚、陶制樓閣和城堡、車、船模型。明器中常有高達三四層的方形閣樓，每層用斗拱承托腰簷，其上置平坐，將樓劃分為數層，此種在屋簷上加欄杆的方法，戰國銅器中已見，漢代運用在木結構上，滿足遮陽、避雨和憑欄眺望的要求。各層欄簷和平坐有節奏的挑出和收進，使外觀穩定又有變化，並產生虛實明暗的對比，創造中國閣樓的特殊風格。

早在兩漢時期就出現了「闕」。「闕」音確，是我國古代在城門、宮殿、祠廟、陵墓前用以記官爵、功績的建築物，用木或石雕砌而成。一般是兩旁各一，稱「雙闕」；也有在一大闕旁再建一小闕的，稱「子母闕」。古時「缺」字和「闕」字通用，兩闕之間空缺作為道路。闕的用途表示大門，城闕還可以登臨瞭望，因此也有把「闕」稱為「觀」的。

現存的漢闕都為墓闕。高頤闕位於四川省雅安市城東漢碑村，是我國現存30座漢代石闕中較為完整的一座。它建於東漢，是東漢益州太守高頤及其弟高實的雙墓闕的一部分。高頤闕由紅色硬質長石英砂岩石堆砌而成，為有子闕的重簷四阿式仿木結構建築，其中上下簷之間相距十分緊密。闕頂部為瓦當狀，脊正中雕刻一隻展翅欲飛、口含組綬(古代玉珮上系玉用的絲帶)的雄鷹；闕身置於石基之上，表面刻有柱子和額枋，柱上置有兩層斗拱，支撐著簷壁。簷壁上刻著人物車馬、飛禽走獸。

此外，兩漢時的建築已具有廡殿、歇山、懸山和攢尖4種屋頂形式。廡殿正脊短，屋面、屋脊和簷口平直，屋頂正脊中央常飾有鳳凰。由以上這些，便形成了漢代建築古樸簡潔，但又不乏朝氣的形象。通過大量東漢壁畫、畫像石、陶屋、石祠等可知，當時北方及四川等地建築多用台梁式構架，間或用承重的土牆；南方則用穿斗架，斗拱已成為大型建築挑簷常用的構件。中國古代木構架建築中常用的抬梁、穿斗、井干3種基本構架形式此時已經成型。

漢代的欄杆有臥欞欄杆，斗子蜀柱欄杆，柱礎的礎質難辨，式樣簡單；台基用磚或磚石混和的方法砌成；門為版門、還有石木門；窗的紋樣有直欞窗、斜格窗和鎖紋窗，還有天窗；天花有覆斗形天花和斗四天花；柱有圓柱、八角柱、方柱等，有的柱身表面刻竹紋或凹凸槽。方柱柱身肥而短，有收分，上置櫨斗；方形雙柱指房屋轉角常每面用方柱一個，各承受一方面的梁架，這種做法後代逐漸減少。

歷史真貌─漢室天下的復興 東漢（四）

馬踏飛燕，又稱《馬超龍雀》、《銅奔馬》，青銅製，高34.5厘米，長45厘米，寬10厘米，製作於東漢時期，現收藏於甘肅省博物館。


從東漢時的文學、藝術、科技，我們可以進一步窺視東漢王朝的面貌。


文化

* 文學

東漢時期的文學隨著時代的變化也發生著變化。前期基本承繼西漢文風，辭藻華麗；中期因政治黑暗，士族力量衰弱，文學則陷入低谷，之後漸漸復甦，文風發生轉變；後期的文學則達到一個新的高峰，並直接開啟了魏晉南北朝文學。

東漢的文學作品，主要包括三種形式，即賦、散文、樂府詩。大賦在西漢武帝時已經發展成熟，因此到東漢時難有進一步的發展。於是，各種抒情寫物的小賦取而代之，這類小賦多少擺脫了大賦的舖張刻板的格式，意境較為清新。特別東漢末年的亂世的慘況，也為小賦提供了豐富的題材，更注重於自由的抒發情感，宣洩痛苦與苦悶的情緒。

散文方面，主要是東漢班固所撰的《漢書》，是繼《史記》之後的又一部史學名著，亦是東漢散文的最高成就。東漢後期還出現了對社會現實批判的政論性散文。

詩歌方面，東漢樂府詩大部分是「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民間優秀作品。它們的內容，廣泛而深入的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在當時樂府民歌的影響下，還出現了一些模仿樂府寫成的五言詩。這些作品比樂府詩篇幅較長，敘事較曲折。其題材多樣，又汲取了樂府的技巧，詞句平易動人，意境雋永。以《古詩十九首》為代表，東漢後期的文人五言詩已經達到很高的水平。

* 史學

東漢歷史學家班固(公元32～92年)所撰的《漢書》，是繼《史記》之後的又一部史學名著，也是這部中國史學的第一部斷代史著作。班固花了20多年時間完成了該書的大部分，後由於竇憲事件的牽連，班固死於獄中，《漢書》尚有八表和《天文志》沒有完成，其妹班昭與同鄉馬續將其完成。

《漢書》紀事起於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迄於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歷12世，230年。包括十二紀，八表，十志，七十列傳，共100篇。內容恢宏，結構嚴謹，其紀、表、志、傳四部分的編排體例與《史記》相差無幾。「紀」和「表」用來敘歷出事件和歷史進程，「志」述典章制度，「傳」寫各類人物及少數民族的歷史。《漢書》將《史記》中「世家」一體廢除。而改「書」為「志」，有意突出「帝紀」對全書的統率地位，增強了「紀」的綱領性，同時「傳」 更加充實。

《漢書》第一次創立了《百官公卿表》和《古今人表》。《漢書》的志更是被後人所重視。《漢書》首創了《刑法》、《五行》、《地理》、《藝文》。

東漢的另一部史學著作是荀悅 (148～209)寫的《漢紀》，是一部記載了西漢歷史的編年體史書，共三十卷。荀悅撰寫該書主要是對《漢書》剪裁刪潤, 去繁就簡, 所以內容基本不出《漢書》範圍。《漢紀》的貢獻，在於它繼《春秋》和《左傳》之後，再次採用編年體方式,成為與紀傳體並重的兩種基本的史書體裁。

* 語言

中國第一部系統的分析字形和考究字源的字書《說文解字》（簡稱《說文》）成書於東漢，作者是許慎。這部書奠定了中國古代字書的基礎，為後世瞭解中國古代文字做出了重要貢獻。

《說文解字》原書十四篇，敘目一篇。正文以小篆為主，收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又古文、籀文等異體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字，解說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該書改變了周、秦至漢的字書的編纂方法，即將所收字編為四言、七言韻語的形式，首創了部首編排法，分為五百四十部。

許氏又總結了以前的「六書」理論，開創了有系統的解釋文字的方法，先解釋字義，次剖析形體構造，再說明讀音。剖析字形的方法，是以前字書所未有的。該書對古文字、古文獻和古史的研究都有重大的貢獻。

該書在流傳中，屢經篡改，今本為宋徐鉉所校定，與原書頗多出入，徐氏將每篇分為上下二卷，共三十卷，收九千四百三十一字，重文一千二百七十九字，解說十二萬二千六百九十九字。後世學者以研究《說文》為專門的學問，給它作注的有數十家，以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桂馥的《說文解字義證》、王筠的《說文句讀》、《說文釋例》和朱駿聲的《說文通訓定聲》最為著名。

藝術

* 繪畫和雕刻藝術

東漢的繪畫成就很高，漢畫像石通常集建築、雕塑、繪畫於一體。當時官僚富戶常用石材修建墳墓或祠堂，在石材畫像上進行雕刻，一般稱之為畫像石。畫像石的題材豐富，有漁獵、耕織、宴餐、作戰、伎樂、舞蹈等場面，以及許多歷史故事。近些年南陽出土的漢墓中就有漢畫磚石、漢墓壁畫、漢代雕塑。內容主要是以生活為題材的，也有反映神仙世界的。東漢畫工種類很多，在鄧後的詔令中，曾提及畫工三十九種。

以2003年考古學家在陝西省定邊縣漢墓發現東漢「虎舞劍，犬彈琴，蛙獺對飲話家常」的充滿「大同」思想的壁畫為例。壁畫色彩鮮麗，線條流暢，技法純熟，構圖簡潔諧整。在高約2米、寬約1.8米、深約3米的墓窯內，正面是表現主人生前生活、財富狀況的農耕、狩獵圖，東面是體現主人身份地位的出行圖，頂部是二十八宿星象圖。西側圖內容最豐，描述主人死後進入仙境，西王母瑤台宴飲，舞者、歌者、奏樂者，皆為虎、豹、犬、龍、野豬等獸，連青蛙、水獺也閒坐對飲密語。萬物同樂，人獸相諧，畫中主人乘著猶如觀光電梯般的透明載體。

在雕刻方面，技法也十分成熟。漢靈帝時鑄有四大銅人立於關門外，又鑄四大銅鐘，各重二千斤，懸於宮殿之前。2004年在天津薊縣小毛莊墓群發掘的磚石結構的東漢大墓中，考古人員發現了具有極高考古價值的石刻和彩繪。 墓室入口處均有石質門楣。門楣兩側都有圖案，一側系用減地浮雕的刻法，漢代「青龍」、「白虎」等依稀可辨；另一側則用線刻手法雕刻出禽類動物圖案，並塗有彩色塗料。

* 音樂

東漢時期的音樂風格承繼於西漢。在河南南陽出土的漢畫中，有樂舞百戲圖，反映了當時的音樂舞蹈情況。

樂器方面，東漢保留了西漢的竽、瑟、琴。箏是東漢末發展起來的樂器。箏最早可追溯到戰國時的秦，但那時是種粗糙而不入耳的樂器，西漢時其地位並未改變。東漢末，箏的形制由半截音箱改為通體音箱，和琴一齊向瑟靠攏。改進了的箏立即成為重要樂器，因為它比瑟小，音區比瑟高，出音脆亮，演奏技巧又比瑟簡單，於是逐漸替代了瑟。竽、瑟為主的樂隊又變而為竹、笛、箏為主了。它為魏晉時期音樂的高度發展打下了基礎。

東漢時期的舞蹈與西漢相仿，大多出現在宴飲場合這些舞蹈稱為「雜舞」。為雜舞伴奏的樂隊是黃門鼓吹。其主要樂器有建鼓、竽、瑟、簫（排簫）、塤，外加鐘、磬。

西漢時發展起來的音樂形式「鼓吹樂」，在東漢時仍採用。「黃門鼓吹」也是一種鼓吹樂，演奏漢代皇帝饗宴群臣的「食舉樂」，並奏雜舞曲。

* 服飾

西漢時冠服制度大都承襲了秦制，到東漢時，才正式確立下來。

漢朝的衣服，主要包括袍、襜褕﹝直身的單衣﹞、襦﹝短衣﹞、裙。因為漢代織繡業十分發達，所以有錢人家穿的是綾羅綢緞的衣服。一般人家穿的是短衣長褲，貧窮人家穿的是短褐﹝粗布做的短衣﹞。漢朝婦女的衣裙是兩件式，樣式也很多，還有長袍，最有名的是「留仙裙」。

具體來說，男子的官服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禮服：漢朝的祭祀禮服，承襲了秦代的廢除「六冕」，以一種冕服為祭天地明堂的禮服的辦法。

冕冠服：是最尊貴的祭祀禮服，是天子及三公諸侯、卿大夫祭天地明堂之時穿的。

長冠服：是夫子和執事百官，用在祭宗廟及各種小祀，如五嶽、四瀆、山川、社稷等典禮時穿的。

委貌冠服：相當於周代的冠弁服。為公卿諸侯大夫行大射禮於辟雍的時候穿著。

皮弁冠服：這種冠服為大射禮時，執事者穿的，衣裳為緇麻衣，皂領袖、素裳。

朝服：自秦開始以袍作為朝服，漢代從皇帝到小吏也都以袍作為朝服，也是主要常服，亦即是深衣制的袍服，不過因為不同身份的人戴的冠不同而有不同的名稱。漢代的朝服，服色是隨著五時色，即春青、夏朱、夏黃、秋白、冬黑。朝服均是襯以告緣領袖的中衣。

而女子的正式服飾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廟服：相當於周代的禕衣，是女子禮服中，地位最尊貴的一種。是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拜謁祖廟時穿的服飾，顏色是皂下。

蠶服：相當於周代的約鞠衣。每年三月，皇后帥領公卿諸侯夫人參加蠶禮時穿的。

朝服：自二千石夫人以上至皇后，皆以蠶衣為朝服。

歷史真貌—漢室天下的復興 東漢（三）

走向衰落的東漢

章帝末年最大的失誤在於，他一改光武帝和明帝嚴格禁止外戚和宦官參預朝政的政策，寵愛皇后竇氏，重用竇後之兄竇憲，又優待宦官。自此之後，外戚和宦官這兩股勢力重新登上了漢家王朝的政治舞台。

東漢之所以多次出現外戚專權，與皇帝幼小是分不開的。自和帝起，皇帝即位時沒有超過18歲的，這很容易使皇太后成為權力中心。而身居深宮中的皇太后只有借助其本家力量，才能鞏固權力。輕易得到權力的外戚卻大多並不珍惜權力，甚至依仗權勢為非作歹，這自然引起朝中大臣的不滿，但這種反對的聲音因為暴力的鎮壓則漸趨衰弱。

另一方面，當幼小的皇帝逐漸長大，不滿外戚干政時，自然借助與自己朝夕相處的宦官誅殺外戚，如若成功，宦官則從此干政。如若失敗，皇帝的性命也就無法保住。而宦官由於深居宮中，並無治世之術，因此統治往往是專斷、獨裁，自然談不上實行什麼仁德之政。

自和帝外戚專權開始，東漢王朝的開明政治已然結束，整個王朝就此處於外戚與宦官的爭鬥殘殺中，漢家天下也由盛世走向衰落，並最終毀於其中。


*外戚專權的開始與永元亂政

公元88年二月壬辰，章帝去世，他年僅10歲的皇太子劉肇繼位稱帝，改明年年號為「永元元年」，這就是漢和帝。

和帝劉肇是章帝的第四個兒子。章帝的皇后是竇氏，竇氏沒有兒子，便害死了劉肇的生母梁貴人，而將其收養。由於十分寵愛竇氏，章帝便廢了已立的太子劉慶，而立當時只有3歲的劉肇為太子。7年後章帝去世，劉肇被竇太后推上皇位。

和帝既然年幼，自然由竇太后臨朝稱制，代理朝政。竇太后於是任用他的兄長竇憲為車騎將軍，獨攬朝綱，又把竇氏家族的大批親屬任命為京官和地方官。事實上是竇家做了皇帝。對於那些不肯依從的官員，竇憲則豢養刺客相威脅。東漢開始了第一次外戚專政，由光武帝復興的劉氏江山至此出現了巨大危機。

為了贏得豪強勢力的支持，竇太后首先宣佈「罷鹽鐵之禁，縱（任）民煮鑄」。這使得豪強可以任意兼併鹽鐵業，謀取暴利，當然也加劇了當時的社會矛盾。從此，豪強勢力大增。史書稱，竇氏家族不僅控制小皇帝，而且對劉氏皇族也極力打擊。他們依靠專權，為所欲為，濫用權力，欺壓百姓。滿朝文武大臣盡為竇氏之人，那些不依附竇氏的大臣或被誅殺，或被罷官。

和帝隨著年歲的增長，也對竇氏專權的局面逐漸不滿起來。公元92年，14歲的和帝與貼身宦官鄭眾合謀將竇憲逮捕處死，竇家親信全部罷官下獄治罪，一舉剷除了外戚竇氏的勢力。東漢歷史上的第一個外戚專權時代至此結束。而鄭眾因功封侯，宦官從此參預政事。宦官干政使得東漢皇室內亂更加激烈，朝政也更加腐敗，劉氏王朝衰落的步伐加快了。

和帝在位共17年，於公元105年十二月辛未去世，年僅27歲。和帝葬在慎陵（今河南省洛陽市東南），廟號穆宗，謚號孝和皇帝。其子劉隆即位，稱為殤帝。


*和帝之後的外戚與宦官之爭

和帝去世後，皇后鄧氏廢和帝生病的長子劉勝，而立出生才100多天的劉隆為帝，改年號為「延平」，這就是漢殤帝。

殤帝年幼，由鄧太后臨朝聽政，而鄧太后的哥哥鄧騭任車騎將軍，執掌軍政大權。從此，劉氏東漢王朝又開始由外戚鄧氏家族把持。

殤帝劉隆在位僅8個月就夭折了，成為中國歷史上年齡最小，壽命最短的皇帝。

劉隆死後，大臣們想要擁立劉勝為帝，但鄧太后和鄧騭卻擔心劉勝會心生怨恨，對自己不利，於是，鄧太后便迎立另一位年僅13歲的皇族後裔劉祜為帝，自己則繼續臨朝聽政，鄧騭也仍為輔政大臣。這樣，劉氏王朝雖換了一個皇帝，而朝政卻仍由外戚鄧氏把持。

劉祜原是被廢太子清河王劉慶的兒子，漢章帝的孫子，漢和帝的侄兒。公元106年即位，翌年改元「永初」，這就是漢安帝。安帝即位後不久，大臣周章等曾密謀誅殺鄧氏家族，廢安帝而擁立劉勝，但因事前洩露，被鄧氏鎮壓。

鄧太后從竇氏家族失敗中取得了一些經驗，她並用外戚和宦官，形式上不偏重外戚。她授權河南尹、南陽太守（洛陽、南陽是貴族集中地）等重要地方官嚴加管束鄧家人和鄧家的親戚賓客，若這些人犯罪，地方有權懲罰他們。她又表揚儒學，尊禮三公，使鄧騭薦舉名士楊震等多人，從而把官僚士人吸引到外戚這方面來。鄧太后這樣做，鞏固了其地位。但是，鄧太后在安帝劉祜長大成人後，仍不肯交出權力。這樣，劉氏皇室與外戚的矛盾日益激烈。

公元121年，鄧太后去世，安帝聯合一部分宦官起來誅殺鄧家人。鄧騭等7人被殺，鄧氏家族外戚擅權干政局面至此結束。不過，安帝后期政局並未有任何改觀，他仍大量啟用宦官和新外戚，而新得志的宦官則任用失意官僚及下層豪強做官，作為自己的黨徒。

安帝時期，朝政腐敗、社會黑暗，奸佞當道，賢良遭難。史書記載安帝之世，全國多地震，水旱蝗災頻繁不斷，外有羌族等少數民族入侵邊境，內有杜琦等領導的長達10多年的農民起義，社會危機日益加深。劉氏東漢王朝更進一步走向衰落。

公元125年三月，親政才4年的安帝劉祜病逝，時年32歲，葬於恭陵（今洛陽市東北），廟號恭宗，謚號安帝。

安帝只有一個獨子劉保，是李貴人所生。但安帝的皇后閻姬是一個心狠毒辣、野心很大的女人，她先殺死了李貴人，然後又逼迫安帝將10歲的太子劉保廢為濟陽王。安帝死後，閻後以太后身份臨朝聽政，任命哥哥閻顯為車騎將軍，掌握軍政大權。閻太后為了閻氏家族長期把持朝政，便決定擁立一個年幼不懂事的皇族成員為帝，最後選中了漢章帝之孫濟北王劉壽的兒子，北鄉侯劉懿為帝，史稱少帝。

少帝年幼，外戚閻氏執掌朝政，誅殺安帝親信宦官，獨攬大權。這樣，東漢劉氏王朝便由宦官專政改為外戚閻氏擅權。少帝劉懿在位僅7個月就病死了。

少帝死後，閻氏秘不發喪，並關閉宮門，屯兵自守，準備再從眾王子中挑選一個便於控制的傀儡做皇帝。十一月，中常侍孫程等19個宦官在宮中政變，殺死閻顯、閻景兄弟，一舉消滅了閻氏勢力，又逼太后交出傳國玉璽，迎立11歲的濟陽王劉保。

這樣，劉保便於公元125年十一月丁已繼位稱帝，改元「永建」，這就是歷史上的漢順帝。順帝即位後，將孫程等19個宦官封侯，這使得漢王朝的宦官勢力空前膨脹。他們兼做朝官，操縱朝政，而且又可將爵位傳給養子，還取得了舉孝廉的權力。這樣，東漢劉氏政權，又由外戚閻氏專政變為宦官擅權。一時之間，朝政更加腐敗，社會更加黑暗。

公元132年，順帝18歲，立貴人梁氏為皇后。不久，任用梁皇后之父梁商任大將軍，總攬朝政。至此，新外戚梁氏家族又開始走上東漢政治舞台。一時之間，梁氏家族充斥朝廷，排斥迫害正直官吏，朝政又進一步腐敗。

公元144年8月，順帝劉保病逝，年僅30歲，葬於憲陵（今洛陽市西），廟號敬宗，謚號孝順皇帝。劉保在位20年，昏聵無能，毫無建樹，唯任宦官與外戚專權，東漢王朝在宦官與外戚的爭鬥中加速衰落。

順帝皇后梁氏無子，只有虞貴人生一子名叫劉炳。太子劉炳在順帝去世後繼位為帝，次年改元「永嘉」，這就是漢沖帝。沖帝即位時年僅2歲，由梁太后臨朝聽政，太后兄梁冀掌管朝政。沖帝在位只有半年便夭折。

沖帝死後，梁太后為了長期掌權，又將另一個年僅8歲的皇族成員劉纘迎入宮中，於公元145年正月丁已日立為皇帝，改元「本初」，此即漢質帝。質帝劉纘是漢章帝的玄孫。

質帝即位後，朝政仍舊由梁氏家族把持。梁氏專橫跋扈，胡作非為，殘害百姓，甚至公開貪污、勒索。東漢政治從此開始進入最黑暗時代。

質帝劉纘即位時雖不懂事，但這位少年皇帝卻天性聰明伶俐，對梁冀的專橫跋扈極為不滿。某日上朝時，小皇帝竟當著滿朝文武大臣，指著梁冀說：「此跋扈將軍也。」梁冀大為惱怒，擔心質帝成年後難以控制，就想將他剷除。公元146年閏6月甲申，梁冀命令內侍把毒藥摻進餅中，將質帝毒死。此時，質帝在位才一年多，年僅9歲。

梁冀毒死漢質帝后，又於同月庚寅日不顧群臣的反對，擁立15歲的皇族劉志做皇帝，改元「建和」，此即漢桓帝。漢桓帝劉志是漢章帝的曾孫，河間孝王劉開之孫，蠡吾侯劉翼的兒子。桓帝繼位後，梁太后繼續臨朝聽政，大將軍梁冀仍舊掌握朝政大權。公元150年，梁太后病死。漢桓帝正式親政，但實際大權仍掌握在梁冀手中。比如四方貢獻，仍先送到梁冀那裡，然後才是皇帝；百官陞遷，也要先到梁冀家謝恩。這樣，桓帝劉志與梁氏家族的矛盾日益加深。

公元159年8月，桓帝劉志與宦官單超等5人合謀，發動羽林軍一千多人包圍梁府，誅殺數十人，罷免300餘人，梁冀夫婦被逼自殺，梁家被抄，家產被沒收多達30多億。外戚梁氏數十年的專政從此結束。

此後，桓帝封單超等5個宦官為侯，史稱「宦官五侯」。東漢政權又從外戚手中轉到宦官手中。桓帝同前幾個皇帝一樣，政治上平庸無能，又不聽忠良之言，結果受制於宦官，毫無建樹。

史書記載當時「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他們比外戚更加貪縱，競相奢侈，虐遍天下，搞得民不堪命，怨聲載道。而當此之時，以司隸校尉李膺為首的正直官僚，與一班有才識的太學生聯合起來，以拯治天下，造福百姓為己任，猛烈抨擊宦官的黑暗統治。公元166年，宦官誣陷李膺與太學生勾結誹謗朝廷，昏庸的漢桓帝竟下詔將李膺等200多人逮捕下獄。第二年將李膺赦歸田裡，禁錮終身，這便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黨錮之禍」。

桓帝劉志在位22年，於永康元年十二月（公元168年元月）去世，終年36歲。


*和帝之後的邊疆問題

東漢時期的皇帝對於邊疆問題，大多採取安撫政策，一般不輕易開戰。因而和帝之後的邊疆問題並不十分嚴重，除了西北的羌亂。北方部族也基本依附漢室。

東漢初年，隨著南匈奴的投降，原來依附於南匈奴的烏桓和鮮卑也投降了漢朝。烏桓遷到了漢朝境內的北方邊區，脫離了蒙古高原。鮮卑卻沒有內遷，而是奪取了烏桓的舊地。

章帝時期，鮮卑族打敗北匈奴，因此北匈奴五十八部歸附於東漢王朝，允許其入塞，在雲中、五原、朔方、北地等郡駐牧。

和帝永元二年 (公元90年)九月，北匈奴單于因為東漢王朝歸還了他的弟弟,想要入朝覲見。十月，竇憲派班固等前往迎接。永元三年 (公元91年)因北匈奴戰敗西遷，南匈奴、烏桓又陸續入塞，鮮卑遂向南佔據了更為廣闊的土地，領有今內蒙古草原廣大地區，並吸收了匈奴沒有西遷的餘眾數十萬人，實力大為增強。此後不斷騷擾東漢王朝沿邊各郡。永元七年 (公元95年)正月 東漢王朝派越騎校尉馮柱將虎牙營留屯五原郡。永元八年 (公元96年)春，北匈奴左部自相疑叛，還入朔方塞(今巴彥淖爾盟西南部)，大約萬餘口人全部歸附東漢王朝。永元十二年 (公元100年)度遼將軍龐奮調任河南尹，東漢王朝命朔方太守王彪行度遼將軍事。

安帝永初元年 (公元107年)是年至東漢安帝永初七年(公元113年)間，居住在今內蒙古地區北部的鮮卑族大人燕荔陽親自赴漢都洛陽(今河南省洛陽市)朝賀,東漢王朝賜鮮卑王印綬允許鮮卑族在上谷郡的寧城(今河北省宣化市西北)通市，與東漢王朝進行貿易。安帝元初五年 (公元118年)春，北匈奴單于逢侯，將百餘騎騎至朔方塞歸附漢王朝，東漢王朝將其安排於穎川郡(今河南省中部)。此後，北單于世系不明。順帝永和五年 (公元140年)東漢王朝遷西河郡郡治至離石、上郡郡治至夏陽、朔方郡郡治至五原(今包頭市西)。

桓帝時期，鮮卑在其首領檀石槐的統領下，統一了大漠南北，建立了遊牧的軍事政權。靈帝時，鮮卑政權瓦解，漠南地區自雲中郡以東，分為三個地域集團，各部鮮卑各有分界，直到東漢災亡。

而真正對東漢構成威脅的是羌亂。西漢末年，羌族主要居住在今青海東北一帶，後侵入內地。光武帝時期，羌族多次侵擾漢室邊境，在被打敗後，將他們遷入內地，即今甘肅一帶居住。東漢後期，由於政治黑暗，地方官員無力守土，因此強迫羌族進一步內遷，引起了羌民的不滿。安帝、順帝與桓帝時，都暴發了大規模的起義。儘管最終被東漢王朝鎮壓下去，但西北已處於凋敝狀態。

除了北方的少數民族外，在東漢的東北邊境還有高句麗、夫余、挹婁、沃沮等國家或部族政權。

青藏高原上有唐旄、發羌等部族，當時與中原的來往還不多，因而沒有留下什麼文字記載。但在高原東部靠近湟水流域、四川盆地和雲貴高原的羌人與漢人接觸較多，並用各種方式進入漢地。

台灣島被稱為夷洲，島上的居民與大陸已有來往。海南島被稱為朱崖洲，與大陸的來往相當頻繁。


*走向滅亡的東漢

桓帝劉志的皇后竇氏和其他眾多妃嬪都沒有為他生下一個兒子。因此，當桓帝死後，便由皇后竇氏以太后身份臨時理政。竇太后與父親竇武派人迎接年僅13歲的劉宏為皇帝，是為漢靈帝。劉宏是漢章帝玄孫，河間孝王劉開曾孫，解瀆亭侯劉淑之孫，劉萇之子。

靈帝即位時，漢王朝已百孔千瘡，危機四伏，處於風雨飄搖之中。

當時竇太后臨朝聽政，欲振興劉氏天下，於是任太傅陳蕃主持朝政，並重新徵用李膺等天下名賢參與政事，並準備消滅宦官勢力。不料宦官先發制人，於公元169年劫持漢靈帝和竇太后，誅殺陳蕃和外戚竇武。接著，宦官迫桓帝劉宏下詔大興黨獄，捕殺李膺、杜密等100多人，禁錮近700人，太學生被捕1000多人。這便是歷史上第二次「黨錮之禍」。

至此，漢代歷史上的宦官專權達到了頂峰。

靈帝劉宏是個昏君。他在位長達22年，卻毫無治國之才，朝政聽由宦官把持，不但不思振興漢家天下，反而窮奢極欲、荒淫無恥，甚至為了搜利錢財，竟然在上林苑設立官爵交易所，公開標價賣官，還可以半價或賒欠。

由於皇上昏庸無恥，宦官橫行無道，奸佞小人得志，政府橫徵暴斂，豪強欺壓百姓，導致國家府庫空虛，民窮財盡，民怨沸騰，社會矛盾激化，終於引發了公元184年開始的黃巾軍農民大起義。劉氏王朝危在旦夕。

公元189年4月，漢靈帝病死，終年34歲，葬於文陵（今河南洛陽市西北），謚號孝靈皇帝。何皇后於同月戊午日立她年僅14歲的親生兒子劉辯為帝，同年改元「光熹」，此為東漢歷史上第二個少帝。
少帝劉辯繼位時，由他的生母何太后臨朝聽政，舅父大將軍何進執掌朝政大權。

當此之時，天下已經大亂，群雄競起。出身社會下層（屠戶）的何進，企圖依靠下層豪強的董卓殺掉宦官，不料宦官首先發動，殺死何進。何進部將聞信後，與中軍校尉袁紹和虎賁中郎將袁術起兵攻入宮中，殺死宦官2000多人。東漢歷史上的宦官專權時期至此以慘劇結束。

當宮中混戰的時候，少帝劉辯與被封為陳留王的弟弟劉協均逃出宮中，並一同在城外遇到應何進之召領兵前來洛陽京城的并州枚董卓。

董卓於公元189年9月在京師洛陽廢黜少帝劉辯，貶封為弘農王，改立劉辯之弟劉協為帝，改元「永漢」，是為漢獻帝。

漢獻帝劉協即位時年僅9歲，朝政由董卓把持。董卓進入洛陽後，趕走反對他廢立的袁紹，殺死少帝生母何太后，又免了司空劉弘，自任司空，執掌軍政大權。長期左右東漢皇室的外戚同宦官一起被徹底消滅了。此後，董卓開始挾天子以令諸侯，橫行天下。社會進入了空前的大破壞、大分裂時期。

董卓是個殘暴之人。在他把握朝綱後，將已廢的少帝劉辯毒死，又強迫漢獻帝自洛陽遷都長安。在離開洛陽之時，董卓下令對洛陽進行一次大洗劫：他宣佈沒收富家財產為己有；又放火盡燒宮廟、官府、房舍，使洛陽200里內房屋蕩盡、雞犬不留；此外，他指使將軍呂布搗毀漢室帝王陵墓和公卿以下墳墓，收取墓中珍寶。董卓的暴行，激起了全國的不滿，各地豪傑紛紛起兵討伐。公元192年4月，司徒王允設計誅殺了董卓，天下百姓都拍手稱快。


*瘟疫連年爆發與東漢的滅亡

雖然董卓被殺，但漢家天下卻已然大亂，全國處於各種勢力割劇混戰的局面。

公元192年6月，原董卓部將李傕、郭汜攻入長安，殺死執政大臣王允。至此，漢獻帝又成為李、郭二人控制的傀儡。公元195年3月，李傕與郭汜發生內訌。在混戰中，漢獻帝於公元196年7月被李傕部將楊奉劫持逃回已經殘破不堪的洛陽。

這時，一代梟雄曹操已佔據袞州，成為一支獨立的力量。公元196年8月，被獻帝封為鎮東將軍的曹操來到洛陽，勸說獻帝離開洛陽，遷都至曹操自己的地盤許都（今漢南許昌市東）。這樣，獻帝便又成為曹操的傀儡。曹操將獻帝迎至許昌後，他自任司空兼車騎將軍，操縱朝政。公元208年，曹操又罷去三公，改設丞相、御使大夫，並自立為丞相。

獻帝劉協不甘心做曹操的傀儡，曾多次試圖誅殺曹操，擺脫受人操縱的局面，無奈劉協自幼受制於人，沒有實權，加上才智遠不及曹操，因而終其一生也沒能擺脫曹氏，拯救即將傾覆的劉氏王朝。

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後，以其卓越的政治軍事才能，相繼擊敗呂布、袁術、袁紹等割據勢力，征服烏桓貴族，將中國北方統一於他的勢力範圍。公元213年，曹操逼漢獻帝封自己為魏公，不久又封為魏王。曹操又把自己的女兒立為漢獻帝的皇后。

當此之時，劉備和孫權在南方崛起，與曹操形成三足鼎立之勢。

東漢從外戚與宦官干政以來，由於政治黑暗，亂殺無辜，因此發生了多次大疫。公元119年（安帝時），會稽（紹興）大疫，公元125年，洛陽大疫； 公元151年（桓帝時），洛陽大疫，公元167年，全國大疫，公元171年，全國大疫； 公元173年（靈帝時），全國大疫，182年，全國大疫。

特別到東漢末年，政治更為黑暗，兵戈擾攘，天下亂離，軍閥割據一方，連年混戰，民棄農業，都市田莊多成荒野，人民顛沛流離，饑寒困頓。各地連續爆發瘟疫，尤其是洛陽、南陽、會稽等地疫情最為嚴重。漢獻帝建安年間，發生了多次疫情。一次又一次的瘟疫流傳，使得人們生活悲慘不堪。在公元217年，全國發生了非常嚴重的疫情，帶給人們的痛苦比以前的疫病更大。

《後漢書﹒獻帝本紀》上簡單的談到這一年發生的大疫，至於這次大疫造成的後果怎樣，並沒有交待，但從保存在《太平御覽》中曹植的《說疫氣》一文，足可對這次大疫有詳細的瞭解。曹植說：「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或以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楊茹藿之於，荊室蓬戶之人耳。若夫殿處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門，若是者鮮焉。此乃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是故生疫而愚民懸符厭之，也可笑。」疫病為害之慘烈難以想像。當時許多地方連棺材都賣空了，悲泣聲瀰漫四周，不管你是富人還是窮人都會傳染疫病，貧苦百姓無錢來埋葬家人，所以處處都呈現出這樣的一副景象：「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

這一年曹軍在司馬朗、夏候惇、臧霸等人的帶領下征吳，部隊開拔到居巢時，出現了疫情，許多官兵染病不起，部隊被迫駐紮下來。時為兗州刺史的司馬朗親自到傷員中巡視，並為他們端藥送水，不料自己也遇疾，很快就去世了。

這場大疫不僅僅在軍隊中流行，同時也在地方蔓延。在穎川，新上任的太守剛到官不久，疫病就瀰漫開了，老百姓死掉的不計其數。在官府中上班的差吏死掉了一大半，太守連升堂辦公的人數也湊不齊。雪上加霜的是，這位太守的夫人及兒子都不幸染上了瘟疫，只能想方設法求當時穩居在嵩山的道人劉根治病。

瘟疫不單單在地方上流行，在曹魏的政治中心許昌也造成了較大的危害。著名的』建安七子」中，除孔融、阮璃早年死去外，其它如徐干、陳琳、應場、劉楨等都得了疫病去世。當時為太子的魏文帝曹丕在第二年給吳質的書信中，談到他們幾個人時說：「親故多羅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

建安二十二年的這場大災難，紿社會和民眾生活帶來了極大的破壞。次年四月曹操在一份詔令中說；「去冬天降疫癘，民有雕傷，軍興於外，墾田損少，吾甚憂之。」說明疫病流傳帶來的災難是空前性的。

瘟疫爆發三年後，公元220年，魏王曹操死後，其子曹丕繼為魏王。同年十月乙卯，魏王曹丕自立為帝，廢漢獻帝為山陽公。東漢王朝歷14帝共計196年，至此滅亡。公元234年三月，亡國之君劉協病死，終年54歲，在位31年，葬於禪陵（今河南修武縣北），謚號孝獻皇帝。

在中國歷史上顯赫輝煌的漢帝國至此隕落，中華帝國從此進入分裂時期。

歷史真貌—漢室天下的復興東漢（二）

明章之治

*明帝開明治天下

公元57年二月戊戌，光武帝去世，他的第四個兒子，即太子劉莊繼位稱帝，改年號為「永平」，是為漢明帝。

明帝劉莊自幼就十分聰慧，勤學好讀書，10歲就能讀懂《春秋》，後又精通《尚書》等儒家經典。光武帝劉秀甚為驚奇，因此特別寵愛他。雖然歷來皇位繼承人是立嫡或立長，但劉秀最終改立他這個才華出眾的兒子為皇太子，讓他繼承了皇位。

光武帝統治時期，政治上相對安定，社會經濟也得到了一定發展。明帝即位後，一切遵奉光武制度，使這一局面得以繼續。

明帝繼續實行與民休息的開明政策。在政治上以刑理治國、法令分明，整肅吏治、嚴懲不法官吏，要求「有司勉遵時政，務平刑罰」。他嚴令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對貴戚功臣也多方防範。如尚書閻章因二妹為貴人，不得遷任要職，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也不允許，僅賜錢千萬；功臣竇融子孫驕縱不法，永平五年（公元62）下詔諸竇為郎吏者皆攜家屬歸故郡，後竇融長子穆，孫勳、宣皆因罪下獄,被處死。永平十四年楚王英謀反事發,被株連以至死、徙和系獄的京師貴戚和諸侯更達數千之眾。

范曄在《後漢書》中評價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內外無幸曲之私，在上無鄉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代十二。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

明帝還要求臣下奏事一定要實事求是，不要用浮誇之詞。

社會經濟方面，則減輕賦稅，鼓勵農桑，興修水利。當他看到黃河水給百姓帶來的災禍時，不禁憂心忡忡，因而召集大臣商議治河之道。公元69年，他派水利專家王景治理黃河，王景修治汴渠完工後，消除了自西漢平帝以來河汴決壞、汴渠東侵之害，從此使黃河900多年未發生重大改道。他還多次下詔招撫流民，以郡國公田賜貧人、貸種食。永平九年至十二年，由於「歲比登稔」，出現了粟斛三十，牛羊被野的繁榮局面。

在思想文化方面，明帝提倡儒學，命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等習經，又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立學於南宮，號「四姓小學」，設置「五經師」以授其業。他還曾親臨辟雍給大學生們講授經義。明帝好佛，當他聽說西域有神，其名曰佛，便在公元68年派遺蔡愔、秦景等出使天竺(今印度)拜求佛經、佛法，並於第二年在洛陽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佛寺--白馬寺。明帝聘請天竺高僧在此譯經、傳教，從而促進了佛教在中國的傳播。

在對外方面，漢明帝很少用兵，實行民族團結政策，使漢族和少數民族的友好關係得到了恢復和發展。

永平元年，西自武威，東盡玄菟的塞外諸族皆來內附，邊境屯兵得以省罷。永平十二年，西南夷中的哀牢王柳貌率其民五萬餘戶內附。至十六年，自汶山以西白狼等百餘國也皆稱臣奉貢。永平十六年，明帝派將軍竇固、耿忠等分兵四路征伐北匈奴。漢軍出酒泉，進抵天山，擊呼衍王，斬首千餘級，追至蒲類海（今新疆巴裡坤湖），取伊吾盧地。明帝詔置宜禾都尉，並留吏士屯田伊吾盧城。公元73年，他派班超出使西域，設置西域都護，西域諸國皆遣子入侍，從而進一步加強了西域與中原的聯繫。自公元9年至此,西域與中原斷絕關係六十五年後又恢復了正常交往。

明帝是個謙遜、自省的皇帝。每當遇到天災時，明帝常常下詔責己。有一次，出現了日食，明帝下詔說：「朕以無德，奉承大業，而下貽人怨，上動三光。日食之變，其災尤大，春秋圖讖所為至譴。永思厥咎，在予一人。有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大臣們紛紛上書論述得失。明帝看後，深自引咎。

明帝十七年春正月，甘露降於甘陵。當年，甘露再次降臨，樹枝內附，芝草生殿前，神雀五色翔集京師。於是大臣們就以明帝威德懷遠，祥物顯應，乃並集朝堂，向明帝祝賀。明帝卻說，這是高祖、光武帝的聖德所致，自己並沒有什麼德行。

明帝在位期間，吏治清明，境內安定。《後漢書》上說，「天下安平，人無傜役，歲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 出現了一片繁榮昌盛的景象。史書記載當時民安其業，戶口滋殖。光武帝末年，全國載於戶籍的人口為兩千一百多萬，至明帝末年，在不到二十年的時間裡激增至三千四百多萬。

因此，明帝以及隨後的章帝在位期間，史稱「明章之治」。

明帝在位19年，於公元75年8月去世，終年48歲，葬於顯節陵(今河南洛陽市東南)，廟號顯宗，尊謚孝明皇帝。明帝第五子劉炟，繼位為帝，即漢章帝。



*章帝施仁政治天下

漢章帝劉炟（56—88），永平三年（公元60年）立為皇太子，年方四歲。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明帝病逝後，章帝即位，時年十九歲。即位第二年建年號為建初（76年一84年七月），後來又改為元和（84年八月—87年七月）、章和（87年八月—88年），在位共十三年。　　

章帝劉炟為人仁厚寬容，好儒學，年輕時就受到明帝器重，即位後他基本遵循光武帝和明帝時的規章制度和政策，勵精圖治，光大漢室。

在位期間，章帝重視農業生產，提出"王者八政，以食為本"，並親耕農田以示鼓勵；又平徭薄賦，減輕農民負擔，鼓勵墾荒，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他十分關心百姓疾苦，有一年，因為秋雨不適導致春旱，章帝非常焦急，他下詔自責說由於自己無德，所以才使百姓受苦，因此「痛心疾首」。於是章帝下令官員整理理冤獄，並從輕處罰；同時向天地山川禱告，祈求上天降下雨來。

在內政方面，他一改東漢前期「苛切」政治，刪簡殘酷刑律50餘條，實行「仁政」、「寬政」。他下詔說：「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又令丙，棰長短有數。自往者大獄已來，掠考多酷，鑽鑽之屬，慘苦無極。念其痛毒，怵然動心。書曰『鞭作官刑』，豈雲若此？宜及秋冬理獄，明為其禁。」

在思想文化方面，漢章帝於公元79年在白虎觀召集諸儒討論《五經》異同，並親臨主持，又令班固將討論結果記錄整理，編成《白虎通義》一書，將儒學推向系統化、神學化，對此後中國歷代王朝的政治法律制度、思想意識、倫理道德，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章帝不但精通經學，又是歷史上一位有名的書法家。他尤其善草書，後世流行的「章草」，據說就是由於漢章帝的愛好而形成的一種書體。

章帝時期，東漢的社會經濟，思想文化，都在光武和明帝盛世的基礎上有更大的發展，東漢王朝的發展至此達到頂峰階段，歷史上將明帝和章帝時期稱為「明章之治」。

漢章帝於公元88年病逝，年僅31歲，葬於敬陵（今河南洛陽市東南），廟號肅宗，謚號孝章皇帝。章帝四子劉肇繼位，即漢和帝。



明章之治

明、章二帝統治時期是東漢王朝的極盛時期。他們能夠遵循光武帝時的各項政策，積極恢復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鞏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使漢室中興。明帝和章帝可以說是東漢繼光武帝之後比較有作為的皇帝。歷代史學家都對此予以肯定，然而肯定的角度則有所不同。大抵明帝以嚴明著稱，章帝則以寬厚著稱。范曄《後漢書》論曰：「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人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薛瑩《漢紀》也說：章帝「除苛法，蠲禁銅，抑有仁賢之風矣！」范、薛二家只見明帝持法過嚴之弊，而未見章帝持法過寬之失。袁山松《後漢書》則說：「孝章皇帝弘裕有餘，明斷不足，閨房讒惑，外戚擅寵，惜乎！若明、章二主損有餘而補不足，則古之賢君矣。」

而章帝持法過寬的失誤在於，他一改光武帝和明帝嚴格禁止外戚和宦官參預朝政的政策，寵愛皇后竇氏，重用竇後之兄竇憲，又優待宦官。自此之後，外戚和宦官這兩股勢力重新登上了漢家王朝的政治舞台。東漢王朝的開明政治從此結束，漢家天下也由盛世走向衰退。

歷史真貌—漢室天下的復興東漢（一）

（公元25年----公元220年）

在華夏歷史上書寫了濃重一筆的西漢王朝，在為後世留下了廣闊的疆域、溝通中國與西亞、中亞乃至歐洲的絲綢之路，以及一整套相當穩定而成熟的統治模型和範式後，也告別了歷史大舞台。其間曾有多少風流人物粉墨登場，在這盛世王朝中自如揮灑，構築了許許多多美麗的風景，比如高祖劉邦，文王劉恆，武王劉徹，將軍韓信，文臣蕭何、張良，比如文學家賈誼，司馬相如等等，等等。在我們尚沉浸在無盡的遐思與回味中時，一場復興漢室的大戲已經悄然拉開了帷幕。

王莽篡奪西漢政權後，天下紛紛起事，希望復興漢室天下。在紛亂的大舞台上，一個叫劉秀的漢室宗親以其獨到的眼光和卓越的才能贏得了天下，漢室天下至此得以真正復興。因為劉秀建立的漢朝定都洛陽，所以史家稱之為「東漢」，也稱「後漢」。

東漢從光武帝劉秀起，歷經近二百年而衰亡。東漢很多制度都沿襲了西漢，但也有新的發展。其間亦出現了許多精彩紛呈的畫卷和諸多風流人物，比如光武帝劉秀，明帝劉莊，將軍班超，比如科學家張衡，等等。不過，與西漢相比，東漢的強盛還是遜色一些。而且，「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與天下安」的思想開始佔據主導地位。

東漢在西漢的基礎上，繼續鞏固在西域的統治。漢朝與中亞、西亞的交往沿著絲綢之路向內陸拓展著。而影響了後世諸多中國人信仰的佛教正是沿著絲綢之路於西漢末年傳入中國的。到了東漢第二個皇帝明帝時，他聽說西域有神，其名曰佛，便派使者赴天竺求得其書及沙門，並於洛陽建立了中國第一座佛教廟宇─白馬寺。自此，佛教開始在中國傳播。

東漢的建立

*劉秀的身世和異相

東漢王朝的開創者劉秀，是南陽蔡陽（今湖北棗陽西南）人，長沙定王劉發之子舂陵節侯劉買的後裔。

《後漢書》上說，劉秀剛出生時有紅色光照在屋中。他的父親十分奇怪，就請了一個算卦先生。算卦先生說：「此兆吉不可言。」這一年他父親所在的縣里長出了一莖九穗的禾苗，所以他的父親給他起名光武，叫秀。

劉秀從小就喜歡讀書，而且很有志向，又能刻苦耐勞。他9歲喪父後，由叔父劉良撫養；13歲時，王莽篡奪了西漢政權。20歲時，他到長安入太學學習，「受《尚書》，略通大義」。後來從太學畢業回到南陽，因受牽連逃到新野（今河南新野），曾一度被捕入獄，出獄後回到南陽老家，繼續過耕田種地讀書交友的生活。

成年後的劉秀身長七尺三寸，美鬚眉，大口，高鼻頭，天庭飽滿。當時有一個宛城人用《河圖》給劉秀算道：「劉氏復起，李氏為輔。」（李氏指李陽，東漢大臣）剛開始，劉秀覺得自己擔當不了這個重任，但其兄長劉演行俠仗義，喜歡交納賢士。於是，劉秀與劉演共同組織了一支以舂陵劉氏宗室子弟為骨幹的「舂陵兵」，並參加了復興漢室的綠林軍，成為其中重要的力量。那一年，劉秀二十八歲。

*漢室復興

當時起事的除了綠林軍外，還有平林人陳牧率領的「平林兵」。也是長沙王族的劉玄參加了平林兵。

公元23年二月，綠林軍擁立漢室後裔劉玄為帝，改年號為「更始」。公元24年二月，劉玄遷都長安，劉演被任命為大司徒，劉秀任太常偏將軍。劉玄稱帝后，讓劉演攻打南陽，又派王鳳、劉秀等率軍北攻昆陽。劉秀沉著冷靜，臨危不懼，以其超人的膽略和傑出的軍事指揮才能，率領義軍以少勝多，大破王莽主力42萬，取得了「昆陽大捷」。

昆陽之戰後，劉演、劉秀兄弟與更始政權矛盾開始激化。更始帝劉玄聽信讒言，擔心劉演兄弟會與自己爭奪帝位，便藉故把劉演殺害。劉秀聽說後，自知自己力量不足，便忍痛主動向劉玄請罪。這年十月，劉玄命劉秀以破虜大將軍行大司馬事頭銜，「持節北度河，鎮慰州郡」。借此機會，劉秀擺脫了更始諸將的直接監控，走上了獨自發展的道路。

劉秀聽從手下大臣馮異「理冤結，布惠澤」和鄧禹「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的建議，到達河北後，詳細考察了當地情況，廢除了王莽的苛政，釋放了犯人，並恢復漢家官名和制度，當地官員和百姓都十分高興，「爭持牛酒迎勞」。

劉秀在當地官僚和百姓的支持下，首先消滅了假冒漢成帝兒子的劉子輿在邯鄲割劇稱帝的王郎勢力。

劉秀在河北勢力的發展，引起更始帝的不安，遂在加封劉秀為蕭王的同時，一面下令調劉秀及其部將返回長安，一面派兵襲擊劉秀。劉秀自覺自己羽毛已豐，決心脫離更始，就「辭以河北末平，不就征」。接著，派兵擊退了更始軍。其間，又擊破並收編了河北銅馬軍30萬人，勢力迅速壯大，關西因此稱光武為「銅馬帝」。其間數次戰役，都展示了劉秀傑出的軍事指揮與謀劃才能。

此時河北形勢已逐漸明朗。而更始政權由於其無能和腐敗，以及殘殺賢良，不納忠言直諫，還濫授官爵，尚未安定的天下又重新動盪起來。新興的赤眉軍開始西進關中，進攻更始政權。劉秀據此開始了新的部署。一方面，他派足智多謀的鄧禹為前將軍，領精兵2萬由晉南前往關中，伺機進取長安；一方面派馮異為孟津將軍，扼守黃河渡口，防止更始屯駐洛陽的軍隊北渡；同時進一步鞏固河北，並最終實現了控制河北的目標。

公元25年六月已未，劉秀在眾將的極力擁戴勸進下，在鎬（今河北省柏鄉縣）舉行告天儀式，正式即位稱帝，國號「漢」，改年號為「建武元年」，定都洛陽。

劉秀在告天祝文中說：「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眷顧降命，屬秀黎元，為人父母，秀不敢當。 腢下百辟，不謀同辭，鹹曰：『王莽篡位，秀髮憤興兵，破王尋、王邑於昆陽，誅王郎、銅馬於河北，平定天下，海內蒙恩。上當天地之心，下為元元所歸。』讖記曰：『劉秀髮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秀猶固辭，至於再，至於三。腢下僉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

從此，劉秀脫離了更始政權。而中國歷史才又恢復了劉姓漢家天下，進入東漢時期，也稱後漢時期。

*完成統一天下大業

劉秀復漢稱帝之時，西面有更始政權，東面有赤眉軍，此外，還有劉永割據豫東、皖北，隗囂割據西北甘陝、內蒙一帶，公孫述割據巴蜀、漢中，以及其它大小割據勢力。因此劉秀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完成統一大業。

在劉秀平定河北的同時，大將鄧禹在關中也取得了重大進展，自建武元年一月至七月，他連破在安邑、衙縣的更始主力，並控制了上郡、北地、安定，完成了待機南下長安的部署。而另一大將馮異也積極配合鄧禹的行動，南下河東13縣，迫使更始軍十餘萬人投降，進而進逼洛陽。此後，劉秀採取誘降策略，使洛陽30萬人不戰而降。

此時，赤眉軍已經摧毀了更始政權，同時立漢皇族後裔劉盆子為帝，改年號為「建世元年」。但赤眉軍取代更始政權之後，同樣不知道如何治理天下，而且法紀敗壞，暴行不斷，引起百姓的怨恨。

建武二年(26年)，關中方面的形勢出現了不利的局面，鄧禹與赤眉反覆混戰，雖大大削弱了赤眉力量，但漢軍也遭遇幾次失利。劉秀於是改用馮異代替鄧禹，主持關中軍事。馮異迅速調整部署，於次年閏二月，以誘敵伏擊戰法奪得崤底之戰的勝利，迫使赤眉軍8萬餘人投降。剩餘的赤眉軍十多萬人在東走宜陽時，被早已斷定「赤眉無谷，自當東來」，並做好嚴陣以待的劉秀所截，十多萬人全部投降。至此，劉秀取得了整個關中地區。

在河北初定、關中將定之時，劉秀開始著手削弱群雄，實行統一全國的戰略部署。根據當時各支割據勢力的地理位置及其力量強弱，劉秀制定了由近及遠、先東後西、逐個擊破的戰略方針。為了擊破關中勢力，劉秀採取聯隴制蜀的策略，使漢軍得以偏師扼守關中，主力則用於對付東方。自建武二年至六年(26—30年)，劉秀用5年時間，逐個消滅了關東之敵，形成了四分天下有其三的局面。

東方平定後，漢隴聯合瓦解。隴地的隗囂成為漢軍進攻的下一個目標。劉秀利用河西竇融與漢朝宗室的特殊關係，積極爭取竇融，使隗囂處於腹背受敵境地。建武八年(32年)春，劉秀遣精銳2000人，長途穿插，襲取隴右軍事重鎮略陽，將隗囂數萬精兵死死拖住。同年夏，劉秀親率大軍攻隴，與竇融的河西軍兩面夾擊，大敗隴軍。建武十年(34年)十月，徹底擊垮隗氏集團，吞併隴右。

劉秀取得隴地後，經短期休整，於建武十一年(35年)春，派兵伐蜀。劉秀則坐鎮長安，親自指揮戰爭進程。建武十二年(36年)十一月，漢軍攻入成都，殺死了公孫述，蜀地回歸漢室。

劉秀前後用了10多年的時間，終於在公元36年實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三次大統一。劉氏宗族復興漢家天下的計劃，至此才最終宣告完成。

劉秀之所以能最終完成統一大業，原因有很多，一是他善於用兵，善於以少勝多，出奇制勝。二是對待臣僚「開心見誠」，不念舊惡，但賞罰嚴明，雖仇必賞，雖親必罰，如重用有宿怨的朱鮪。三是注意講求策略，在攻伐中，為了贏得更多的支持，一方面嚴整軍紀，一方面採取釋放奴婢、刑徒，減免賦稅刑法等措施。另外，作為個人而言，劉秀豁達大度，史稱其才兼文武。

賢明的光武帝和「建武盛世」

自西漢滅亡、王莽篡位，到劉秀復漢稱帝和統一全國，天下凋敝已極，民不聊生，因此極需休養生息。

作為一位瞭解民間疾苦、體察下情、寬宏大量、厲行節約、聽從諫言、勤於政事的聖明賢君，光武帝劉秀兢兢業業，勤於政事，「每旦視朝，日仄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議論經理，夜分乃寐」。他採取了一系列積極的政策，致力於發展社會經濟，安撫周邊少數民族，力圖重振漢家盛世。

首先，劉秀採取了「退功臣，進文吏」的政策。

劉秀認為他的功臣多是戎馬出身，不熟悉典章制度，不懂得治理國家；可是他們多自恃功高，不聽命令，或不遵守法紀。為了表彰他們的功勳，並籠絡他們的人心，劉秀封其中功勞最大的三百六十多人為列侯，給予他們尊崇的地位；但卻解除了他們的實權。除高密侯鄧禹、固始侯李通、膠東侯賈復三人參與議論軍國大事外，其餘大多數列侯成為閒員，只是「以列侯奉朝請」。這些列侯的食封數量，如鄧禹、吳漢二人，都食四縣，其餘為縣侯、鄉侯、亭侯，小的只食數百戶。總的說來，比西漢少得多，也是衣食租稅而已。

但是劉秀卻很重視那些隱居山林、不仕王莽的士人。他認為這些人既熟悉典章制度，懂得治理國家；又情操高尚，不趨炎附勢。所以就多方訪求，重禮徵聘。平帝時的高密令卓茂不仕王莽，劉秀征為太傅，名儒伏湛（占）征為尚書。而尚書的權力是很大的。

其次，劉秀建國之後，鑒於西漢時期權臣當政，外戚篡權，以及地方權重的教訓，加重了尚書職權，削弱三公權力，以加強中央集權，即皇權。

在中國的首輔制度中，丞相在漢初制度中算得上是百官之首。漢武帝時，開始重用尚書、侍中等內官直接處理朝政，於是丞相等外朝官員開始失去決策的機會，而只能奉命辦事。尚書台原是管理公文發放的機構，所任官吏，年資較淺。尚書令、尚書僅為千石、六百石的中下級官吏，尚書郎為一般士大夫所輕視。由於內朝的抬頭，於是外朝官員只有加侍中、給事中頭銜後方能參與決策。

鑒於西漢三公失權造成的禍害，劉秀不設丞相，而「雖置三公」，但「事歸台閣」，即一方面削弱三公權力，另一方面則擴大了尚書台的組織，加強尚書台的職權。一切政務不再經三公管理，三公形同虛設。尚書台成為皇帝發號施令的執行機構，所有權力集中於皇帝一身，劉秀對於朝中大臣以「嚴切之法，行督責之術」。《後漢書•申屠剛傳》說：「時內外群官，多帝自選舉，加以法理嚴察，職事過苦，尚書近臣，至乃捶撲牽曳於前，群臣莫敢正言。」史稱「自是大臣難居相任」。

與此同時，劉秀還加強了對宗室諸王的控制，禁止王子、諸王交通賓客，結黨營私。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他藉故搜捕王侯賓客，「坐死者數千人」。

第三，劉秀承繼西漢初年的與民休息政策，先後6次發佈命令釋放奴隸和禁止殘害奴婢，還多次下詔釋放罪犯為庶民。他實行輕徭薄賦、獎勵農耕、興修水利的政策，將田租由什一稅恢復到西漢初的三十稅一，還下詔賑濟老人和鰥寡孤獨窮人。

第四，廢除王莽嚴刑苛法，實行比較寬鬆的法治。光武帝曾下詔說：「頃獄多冤人，用刑深刻，朕甚愍之。孔子云：『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其與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省刑法。」 他還整頓吏治、精簡冗員、廣選人才，任用賢能。

第五，加強對地方的控制。

秦漢以來，地方政權機構為郡縣二級制，西漢末，共設郡國103個，縣邑道侯國1，587個。對眾多的郡縣，如何加強中央的統一管理，是一個大問題。為了監察地方的政績，漢武帝時已分州派遣刺史，進行視察。劉秀為了進一步加強對地方的控制，把刺史固定為州一級的地方長官。刺史處理地方政務，不通過三公，可直接上奏給皇帝，使地方郡縣也直接置於皇帝的控制之下。

第六，在軍事上，一方面，加強中央軍，削弱地方軍。

如「罷郡國都尉」，取消郡縣的專職武官，以太守兼領兵權；廢「都試之役」，取消地方定期舉行的軍事訓練；「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令還復民伍」， 即實行精兵簡政，大量裁減軍隊，讓士兵回歸土地耕種。並正式廢除地方上的更戍役制度。削弱地方兵權的同時，劉秀還逐步擴大中央軍隊，在重要的沿邊地區，設有邊防軍，為中央軍隊的一部分。上述措施，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控制。

但是地方軍隊的取消，使地方豪強地主田莊內部的部曲家兵制開始發展起來。這種部曲家兵，承擔著維持地方治安的某種職能。不過後來，由於中央控制力量的逐步削弱，豪強地主的部曲家兵則迅速發展，出現了大大小小的地方勢力，終於導致了東漢末年的混戰局面。

另一方面，則強化監軍制度。監軍的起源較早，春秋即已出現，但監軍之制的最終確立應在東漢初年。如設「北軍中候」掌監五營；每有將帥出征，皇帝即令親信、近臣隨軍監督，等等。目的是防止將帥離心，增強中央軍的可靠性和保險係數。

第七，在邊防問題上，廢除了邊郡更戍役制度，所謂「罷邊郡亭候吏卒」，大量以刑徒兵、夷兵充實邊防力量。同時加強邊防建設，不斷修築亭候烽隧，完善防禦體系。這一措施的目地是為了息邊養民，確保國家安定。

光武帝還常常自省。有一次，出現了日食，他自責道：「吾德薄致災，（責）見日月，戰慄恐懼，夫何言哉！今方念愆，庶消厥咎。其令有司各修職任，奉遵法度，惠茲元元。百僚各上封事，無有所諱。其上書者，不得言聖。」還有一次發生了地震，光武帝下詔說，發生地震的責任在君王身上，因為自己無德，才連累了百姓。

有一年夏天，洛陽有甘泉湧出，有病的人喝了泉水後身體恢復如常。又有赤草在水崖邊長出。於是有的大臣上奏道：「地只靈應而朱草萌生。孝宣帝每有嘉瑞，輒以改元，神爵﹑五鳳﹑甘露﹑黃龍，列為年紀，蓋以感致神祇，表彰德信。是以化致昇平，稱為中興。今天下清寧，靈物仍降。陛下情存損挹，推而不居，豈可使祥符顯慶，沒而無聞？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但是光武帝沒有採納。他常自謙的說自己並沒有什麼德行。所以當時的史書對這方面記載的很少。

劉秀還提倡勤儉節約，臨終遺詔上說：「朕無益百姓，（葬禮）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務從約省。刺史、二千石長吏皆無離城郭，無遣吏及因郵奏。」 而文帝葬時用的都是瓦器，不用金銀銅錫為飾，並且沒有起墳。

由於光武帝劉秀的勵精圖治，建武之世，受西漢末年戰亂破壞的社會經濟較快的得到了恢復，社會矛盾得到緩和，飽受戰亂之苦的百姓得以安居樂業，劉氏漢家天下得以完全恢復、發展和中興，社會發展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

光武帝劉秀自公元25年稱帝，至公元57年去世，在位33年。前31年使用「建武」年號，後2年改用「建武中元」年號。他統治時期，中國國勢昌隆，號稱「建武盛世」。

《後漢書》作者范曄評價劉秀說：「雖身濟大業，競競如不及，故能明慎政體，總欖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退功臣而進文吏，戢弓矢而散馬牛，雖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

劉秀的「建武盛世」，為後來的「明章之治」以及近200年的東漢劉氏王朝的統治，打下了牢固的基礎。

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二月戊戌，劉秀在洛陽病逝，享年63歲，葬於原陵(今河南孟津縣謝村)，廟號世祖，謚曰光武皇帝。劉秀四子劉莊繼承皇位，即漢明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