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景教，元時的也里可溫教，以及明末的天主教，都是新教以前來華的基督教。每一次之傳入，雖然有不少的信徒，但終究是無根的花，而相繼凋謝。明代中葉時，歐洲基督教曾發生革命運動，馬丁路德的改教運動，使新舊二派兵戎相見。革新派主張脫離羅馬教皇，簡化宗教儀式，逐漸成立新派基督教，又稱耶蘇教。當明末清初天主教耶蘇會士向中國傳教之際，歐洲之革新派亦己取得確定地位，且漸向外傳教。不過因滿洲在康雍乾三朝均採禁教及局部閉關政策，外交與通商關係不易建立，原先傳入的天主教尚且不易立足，新派自難傳入。甚至十九世紀初，英國新教的差會(ForeignMissions)之一的倫敦佈道會(LondonMIssionarySociety)派馬禮遜來華，才揭開基督教在中國大陸播教之首頁。
馬禮遜生於1782年，自少信奉基督教，很早便立志到中國傳教。1807年初，馬禮遜奉命前來中國，但當時因清廷海禁、教禁甚嚴，英國東印度公司為自身之商業利益，拒絕售來華的船票給他。於是馬氏只好改乖貨輪先往美國，再由美國接途來華。
1807年9月馬氏抵達廣州，由於不能以傳教士的身份露面，只能先秘密地住在一家美國商館。他一面學習漢語，一面瞭解中國的風俗習慣。
1809年，他被東印度公司聘為翻譯，此後擔任過特使阿美士德及駐華貿易監督律勞卑的秘書及翻譯，。在工暇之餘，即從事翻譯工作。
1814年，馬氏替印刷工人蔡高洗禮，使之成為中第一個基督徒。馬氏的佈道和撰著活動，引起了東印度公司和中國的注意，馬氏幾乎被迫辭去在東印度公司的職務。其時，馬氏已撰了<<使徒行傳>>、<<宣道冊子>>、<<真道問答>>等書，並寄回英國。因廣州官吏禁傳教印書，馬禮遜於是派助手米憐前往馬六甲，從事出版工作，並開創傳道新基地。此時蔡高兄弟及另一印刷工人梁發已到馬六甲依附米憐，與之從事翻譯工作，後更訓練梁發成為中國第一個華人教士。
1819年，馬氏完成翻譯全部新約聖經的任務。梁發在米憐死後回到中國，協助馬氏完成<<華英字典>>。1824年馬氏回到英國，由梁發暫代其在華工作。1826年，馬氏返回廣州，感到中國地大人多，傳教人手不足，乃去函英美教會各宗派，建議不分教派，由各會派員至中國不同地方傳教，即把中國劃分為若干教區，各教會致力於同一教區的傳教工作。
1834年，英國政府取消東印度公司的對華貿易壟斷權，派第一任駐華商務監督律勞卑到廣州，律勞卑宣佈英王任命馬禮遜為秘書兼翻譯。馬氏欲借此機會深入內地傳教，可惜宿於廣願未償，於廣州病逝。
馬禮遜一生從傳道工成凡廿七年之久，雖然教徒只有數人，且傳教範圍亦局限在澳門和廣州，未能深入內地，但他開創了基督教在華的傳教事業，對當代帶來了莫大的影響。
首先，他在華翻譯聖經。自抵華後，馬氏即根據倫敦佈道會的指示，著手翻譯聖經。自明末以來的二百多年中，天主教耶穌會士曾嘗試將聖經全部譯成漢文，然未見刊行或流傳。馬氏到達中國後，經過五年的刻苦努力，在1813年譯完<<新約全書>>，並於廣州秘密排印了兩千部。同時，倫敦佈道會派米憐到澳門，與馬氏合作。不久，米憐由廣州轉赴馬來亞，定居於馬六甲，並和馬禮遜合譯<<舊約全書>>，於1819年完成。1823年，馬氏等將基督教<<聖經>>整個出版，定名為<<神天聖書>>。馬禮遜翻譯聖經，把基督教全部原始教義完整地介紹入華。此後，其他的教士也都作出自己的努力，如米憐助馬禮遜翻譯聖經，並編寫<<勸世良言>>等。丁韙良在華播教五十年，曾刊行<<勸世文>>、<<佈道小冊>>、<<聖書註釋>>等。倪維思撰有<<天路指南>>、<<馬可福音注釋>>等。教士的努力，，對基督教教義的傳播，起了極大的作用。
馬氏在華亦曾編纂字典，使後來的教士得益不少之外，亦加強了外人對中國的關係。馬氏來華後即著手編纂<<華英字典>>，共六大本，乃為中國第一部的英漢字典，用羅馬字音標，取代舊有的反切讀音法，對日後中國音韻學有一定影響。此外，又出版了<<英華文法入門>>，<<中文法程>>等書，使中國語文文法漸趨系統化。
馬氏創辦學校，成為教會在中國辦學的先驅。1818年馬氏在馬六甲創辦了英華書院，後來於1843年遷到香港，為教會辦學之始。他的本意是為教育信徒的子弟，使免受非教會教育的影響和為了培養傳教士。後來教會認為辦學校可以輔助傳教工作，於是教會創辦學校，便一日千里，影響到中國近代的教育方針。
此外，馬氏亦培養華籍傳教士，促進中國傳教事業的發展。1814年，他秘密吸納了印刷工人蔡高，在澳門受洗。不久，雕版工人梁發，先助馬禮遜刻印<<聖經>>，後往馬六甲，於1816年由米憐施洗。梁發在1819年返回廣東，由馬禮遜於1823年授其聖職，使之成為第一個中國籍的新教教士。梁發曾撰寫了一些傳教的小冊子，並由馬禮遜修改，其中<<勸世良言>>在廣州傳到洪秀全手中，成為後來太平天國運動的重要思想武器。
最後，馬禮遜的努力開創了基督教在華的傳教事業，雖然在他在生之年，教務之開展仍然有限，但到鴉片戰爭後，基督教得到條約的保護，在中國大力開展傳教工作。許多教士利用社會慈善和福利事業而吸引信眾，對中國的醫療、教育、慈善等事業作出了很大的影響，由此可知，馬禮遜不但影響當代，亦影響近代中國。
2008年1月5日星期六
2008年1月4日星期五
試述耶穌會士來華之傳教方法及對中國學術之貢獻。
耶穌會士之傳教方法：
耶穌會士來華，自沙勿略始。而奠基於利馬竇。時中國文化仍處于優越地位。對于外來宗教或思想皆不易接受。然利氏卻成功地獲得神宗批准在北京傳教。可見利氏實有一套方式，能令中國學者排外心理得以消除。成為日後傳教士所跟從。現將其傳教方式分析如下：
當時來華之那穌會士，多致力研究中國文化，以此了解中國人固有的宗教信仰和心理，藉此訂下有效的傳教方略。利氏等說教，對中國固有的習俗，如崇拜祖先、祭天祀祖等，都能曲予優容。不加禁止，他們從古籍中找出「上帝」、「天」、「天主」等字眼，而指出它們乃代表古代中國人所敬奉的一種神明。在生活上，他們又能遵從中國習俗。以減少隔膜。如利氏初進廣東時，穿著中國儒生的灰冠，改用中國的姓氏（時利氏改名為利西泰）等。此種做法。極受學者及朝廷的歡迎，實是傳教成功約一個重要因素。
此外，來華之傳教士，多通曉中國語言文字，而且人品高尚，誠厚待人，使國人容易接受及除去戒心。《明史‧意大利傳》云：「其國人東來者，大部聰明特達之士，專意行教，不求利祿。其所著書，多華人所未道，故一時好異者咸尚之。」沈讓符亦云利氏「性好施，能緩急人，人亦感其誠厚，無敢負者。」《野獲編》可見當時學者因敬某人，遂重其教。
那穌會士到中國進行傳教。均憑本身知識作為手段，以取得當時學者及君主的欽信。如神宗之禮敬利馬竇。因他博學多才；熹宗之准許龍華民再度入京傳教，是想借助他們製造銃炮，以禦外寇。清順治帝優待湯若望為欽天監正，以編訂曆法。可見其傳教士皆以學術來吸引中國人的興趣，而以課餘講道，兔除了中國人排外的心理，而收僭移默化之功。
中國人民自古對于宗教信仰甚為冷淡。而數千年來儒學思想，復成為社會倫理道德之準則。一般士大夫對于基督教雖不認為是精神生活所必需，但總覺得基督教的博愛亙助精神，實有裨於人心世道。可以「補儒正佛」。故當時的士大夫有主「天儒一致」之說的。
而利氏等著儒服，藉科學知識吸引時人，採用當時中國流行的問答教授法，與士人交往。引起了知識階級的注意。且利馬竇處處表示自己欣賞中國文化，研讀中國的經史，故時人對利氐表現出尊敬和容忍，此為一成功傳教之因素。
總言之。傳教士除了利用本身知識和高尚的品格，成為有利的傳教條件外，還會順從中國傳統習俗，以消除排外之心得以在中國立足，進而結交上層知識份子，以博廣傳，這傳教方式，實有成功之處。
傳教士來華之影響：
一、天文及地理方面：
利馬竇、龐迪我、熊三拔等入京佈道，力言大統、回回二曆推法疏差，出示西洋曆算之書。禮部乃于崇禎二年以徐光啟督修新曆。徐氏舉薦湯若望、龍華民等多位傳教士入局，推算天文，督製儀器，編譯曆書。至崇禎十六年，遂宣諭以新曆代替回曆。利氏又與李之藻合著《乾坤體義》和《渾蓋通憲圖說》，介紹西方天曆法。又製造各種天文儀器如象限大儀，列宿經緯大球儀，萬國經緯大球儀，時候鐘和遠鏡等，大大增加了中國的天文知識。
利馬竇入京，獻《萬國輿圖》，把中國大陸與各洲并列，並指出其實際大小，中國人始知有五大洲及中國面積大小的真相。此外，艾儒略著《職方外紀》，南懷仁著《坤輿圖說》，增進中國人在地理，測繪的知識。
二、數學方面：
利馬竇與徐光啟合譯歐幾里德（EUCLlD）《幾何原本》，搞介紹西方幾何學之第一部書，李之藻譯《寰容較差》，徐光啟譯《測量法意》，為介紹應用幾何學之書籍。湯若望之《新法算書》，介紹弧形三角學，李之藻和利馬竇合譯之《同文算指》，介紹算術之比例等，均補充了中國傳統數學缺少的部惜。
三、炮銃方面：
明初有對日本、朝鮮之役，繼有東北滿清之侵略，須利用傳教士之造炮技術。以為救國之方。崇禎時，龍華民、湯若望、艾儒略等先後奉旨製造銃炮。湯若望更授焦勛譯《火攻揭》一書，詳述各地火器之鑄法，運用法。清初，吳三桂亂起，南懷仁又奉命鑄造銃砲，前後共造成大小一百二十具分配各省。自始，西洋火器應用日廣，中國軍器漸被淘汰。
四、物理、生物及醫學方面：
鄧玉函著《奇器圖說》，介紹西方力學，熊三拔著《泰西水利法》專記取水蓄水之方。艾儒略著《性學梅述》，鄧玉函著《人身概說》，皆為豐富申國科學知識重要的書籍。
五、宗教哲學方面：
利馬竇將天主教傳入中國，又寫下不少宣傳天主教的書，加《天主實義》，介紹了西方神學。此外，希臘哲學家阿里斯多德的哲學思想，亦由葡人傳汎際與李之藻合譯《名理探》一書而傳人中國。
六、藝術方面：
利馬竇等來華，攜有西畫不少，講求明暗烘染技巧，對中國畫影響不少。另外，建築方面，亦受西方教士所影響，葡人經營澳門，多為西方式建築，廣州各外國商館及十三行商行之建築式，亦模仿西式。西方之樂器如琴等，亦由利氏所獻，他又著有西琴曲意，為西洋風琴傳入中國之始。
七．語言方面
利馬竇首創用拉丁字母注漢字語言。它解決了中國音韻學研究的兩大困難，分析音素與測定字音。由此，中國音韻學得以進一步發展。此外，金尼閣以歐洲語言文授王徵，於神宗時著成西總耳目書。清初劉獻廷之新書參以拉丁語，則拉丁語亦已輸入中國了。
總言之，耶穌會士之來，除了將天主教傳入中國外，更有天文﹑地理﹑武器﹑藝術等知識輸入，實豐富了中國文化不少，他們在中西文化交流上，有其重要的地位。
耶穌會士來華，自沙勿略始。而奠基於利馬竇。時中國文化仍處于優越地位。對于外來宗教或思想皆不易接受。然利氏卻成功地獲得神宗批准在北京傳教。可見利氏實有一套方式，能令中國學者排外心理得以消除。成為日後傳教士所跟從。現將其傳教方式分析如下：
當時來華之那穌會士，多致力研究中國文化，以此了解中國人固有的宗教信仰和心理，藉此訂下有效的傳教方略。利氏等說教，對中國固有的習俗，如崇拜祖先、祭天祀祖等，都能曲予優容。不加禁止，他們從古籍中找出「上帝」、「天」、「天主」等字眼，而指出它們乃代表古代中國人所敬奉的一種神明。在生活上，他們又能遵從中國習俗。以減少隔膜。如利氏初進廣東時，穿著中國儒生的灰冠，改用中國的姓氏（時利氏改名為利西泰）等。此種做法。極受學者及朝廷的歡迎，實是傳教成功約一個重要因素。
此外，來華之傳教士，多通曉中國語言文字，而且人品高尚，誠厚待人，使國人容易接受及除去戒心。《明史‧意大利傳》云：「其國人東來者，大部聰明特達之士，專意行教，不求利祿。其所著書，多華人所未道，故一時好異者咸尚之。」沈讓符亦云利氏「性好施，能緩急人，人亦感其誠厚，無敢負者。」《野獲編》可見當時學者因敬某人，遂重其教。
那穌會士到中國進行傳教。均憑本身知識作為手段，以取得當時學者及君主的欽信。如神宗之禮敬利馬竇。因他博學多才；熹宗之准許龍華民再度入京傳教，是想借助他們製造銃炮，以禦外寇。清順治帝優待湯若望為欽天監正，以編訂曆法。可見其傳教士皆以學術來吸引中國人的興趣，而以課餘講道，兔除了中國人排外的心理，而收僭移默化之功。
中國人民自古對于宗教信仰甚為冷淡。而數千年來儒學思想，復成為社會倫理道德之準則。一般士大夫對于基督教雖不認為是精神生活所必需，但總覺得基督教的博愛亙助精神，實有裨於人心世道。可以「補儒正佛」。故當時的士大夫有主「天儒一致」之說的。
而利氏等著儒服，藉科學知識吸引時人，採用當時中國流行的問答教授法，與士人交往。引起了知識階級的注意。且利馬竇處處表示自己欣賞中國文化，研讀中國的經史，故時人對利氐表現出尊敬和容忍，此為一成功傳教之因素。
總言之。傳教士除了利用本身知識和高尚的品格，成為有利的傳教條件外，還會順從中國傳統習俗，以消除排外之心得以在中國立足，進而結交上層知識份子，以博廣傳，這傳教方式，實有成功之處。
傳教士來華之影響：
一、天文及地理方面：
利馬竇、龐迪我、熊三拔等入京佈道，力言大統、回回二曆推法疏差，出示西洋曆算之書。禮部乃于崇禎二年以徐光啟督修新曆。徐氏舉薦湯若望、龍華民等多位傳教士入局，推算天文，督製儀器，編譯曆書。至崇禎十六年，遂宣諭以新曆代替回曆。利氏又與李之藻合著《乾坤體義》和《渾蓋通憲圖說》，介紹西方天曆法。又製造各種天文儀器如象限大儀，列宿經緯大球儀，萬國經緯大球儀，時候鐘和遠鏡等，大大增加了中國的天文知識。
利馬竇入京，獻《萬國輿圖》，把中國大陸與各洲并列，並指出其實際大小，中國人始知有五大洲及中國面積大小的真相。此外，艾儒略著《職方外紀》，南懷仁著《坤輿圖說》，增進中國人在地理，測繪的知識。
二、數學方面：
利馬竇與徐光啟合譯歐幾里德（EUCLlD）《幾何原本》，搞介紹西方幾何學之第一部書，李之藻譯《寰容較差》，徐光啟譯《測量法意》，為介紹應用幾何學之書籍。湯若望之《新法算書》，介紹弧形三角學，李之藻和利馬竇合譯之《同文算指》，介紹算術之比例等，均補充了中國傳統數學缺少的部惜。
三、炮銃方面：
明初有對日本、朝鮮之役，繼有東北滿清之侵略，須利用傳教士之造炮技術。以為救國之方。崇禎時，龍華民、湯若望、艾儒略等先後奉旨製造銃炮。湯若望更授焦勛譯《火攻揭》一書，詳述各地火器之鑄法，運用法。清初，吳三桂亂起，南懷仁又奉命鑄造銃砲，前後共造成大小一百二十具分配各省。自始，西洋火器應用日廣，中國軍器漸被淘汰。
四、物理、生物及醫學方面：
鄧玉函著《奇器圖說》，介紹西方力學，熊三拔著《泰西水利法》專記取水蓄水之方。艾儒略著《性學梅述》，鄧玉函著《人身概說》，皆為豐富申國科學知識重要的書籍。
五、宗教哲學方面：
利馬竇將天主教傳入中國，又寫下不少宣傳天主教的書，加《天主實義》，介紹了西方神學。此外，希臘哲學家阿里斯多德的哲學思想，亦由葡人傳汎際與李之藻合譯《名理探》一書而傳人中國。
六、藝術方面：
利馬竇等來華，攜有西畫不少，講求明暗烘染技巧，對中國畫影響不少。另外，建築方面，亦受西方教士所影響，葡人經營澳門，多為西方式建築，廣州各外國商館及十三行商行之建築式，亦模仿西式。西方之樂器如琴等，亦由利氏所獻，他又著有西琴曲意，為西洋風琴傳入中國之始。
七．語言方面
利馬竇首創用拉丁字母注漢字語言。它解決了中國音韻學研究的兩大困難，分析音素與測定字音。由此，中國音韻學得以進一步發展。此外，金尼閣以歐洲語言文授王徵，於神宗時著成西總耳目書。清初劉獻廷之新書參以拉丁語，則拉丁語亦已輸入中國了。
總言之，耶穌會士之來，除了將天主教傳入中國外，更有天文﹑地理﹑武器﹑藝術等知識輸入，實豐富了中國文化不少，他們在中西文化交流上，有其重要的地位。
2008年1月3日星期四
試析述唐代佛教興盛之原因，並言其對社會、經濟、文化之影響
佛教本為外來宗教，然經過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兩次滅佛後，仍能在中國根深蒂固。更在唐時大盛，成為中國宗教發展史中一個重要時代，並且，在當時無論在社會﹑經濟及文化都有重要的影響。分述於下：
首先。佛教能夠大盛於唐。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它的教義已趨完備。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國。起初是毫無條理的輸入。故未能滿足學者的要求，南北朝時，求法者如法顯等人紛紛西行求經。令佛經典籍日漸豐富，可走向獨立發展的道路。其後，佛教與道教不斷相爭，皆互相發揮本身之義理。佛教之教義自始完備，在唐時，乃得以有實力大盛。
其次。唐朝君主，皆多奉佛教，于是上有所好，下必有甚。如唐太宗詔玄奘在弘福寺翻譯經典，到高宗武后時，佛教益盛。武后出身於佛教家庭，並利用佛教作為稱帝的理論根據。乃大力提倡佛法，頒「大雲經」於天下，又常請華嚴寺澄觀大師入宮說法，佛教乃大盛。至于唐玄宗。他曾皈依密宗。受灌頂之禮。唐肅宗上元二年，詔僧人數百於三殿置道場；憲宗，懿宗俱于鳳翔門寺迎佛骨至京師，以後，穆宗、敬宗、文宗都奉佛教，佛教乃有君主支持而興盛。
此外．佛學經魏晉雨北朝時的發發。西域高僧如鳩摩羅什等不斷東來傳法，羅什時始有國立譯場。他們往往得到當時君主的支持，結果大量的佛經譯了，使佛教理論發展打穩了基礎。至于唐代，翻譯事業更盛。譯場人員分工合作，集數百人從事形、音、義等分析和組合的功夫。如玄奘、義淨等人，譯經更多，這對于唐代佛教之興盛，有很大的作用。
在經濟方面，寺院經濟的發展也是原因之一、南朝末年以來，寺院享有免役免課的特權，加上源源不絕的佈施及帝王捨身佛寺的贖身錢，使這些出家人能直接經營世俗生意。唐代寺院林立，僧侶多經營大規模園林農地以維生，不少佛教信徒均投入生產中，更重要的，就是租庸調制的破壞。令到各地稅率輕重不一，貧民多以逃稅而入寺，由是形成佛教的興盛。
唐時儒學的硬化．給了佛教一個很好的機會。六朝佛教思想發達結果，給予時代人生一個極大啟示。包括對字宙主體之懷疑及人生理想歸宿之探求，當時儒家學者徐遵明以本心為師。顏之推與王通提倡儒佛一體，但仍未能滿足人們精神上之要求。至唐孔穎達著《五經正義》，只是沿襲南學。並非唐朝人的創見。而學者考枓舉，只求熟習《五經正義》，因此經學停滯不前，許多知識份子離開儒學研究佛學，于是唐成為佛教鼎盛的時代。
佛教對當時社會、經濟、文化之影響：
一、枓會方面：
佛教提倡三世因果，即「有過去﹑當今﹑未來，人為善惡，必有報應。」，此思想隨著佛教的興盛而深入民心。故此，當時人民除接受社會倫理制度之制約外，并受善惡三世因果輪迴報應之宗教意識的影響。此外，佛教本於慈悲救世，故唐朝佛教益盛，社會慈善事業亦日盛。如「無盡藏語」利用金錢生息，舉行免息貸款；亦有受政府津貼，給若干田畝，利用其生息，建孤兒院、療養院﹑建橋起井和築宿舍予貧民居住。唐代社會的福利事業上佛教徒實扮演一重要角色。
二．經濟方面
由於平民可為僧出家而免賦役，人民為逃避徭役乃爭出家，致使天下人口幾亡其半，國家的賦稅收益自然大減。此外，寺院本身擁有大量的土地﹑佃客﹑財產，彼等並利用其財產，放債取息．遂使寺院的經濟力量膨脹，成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經濟力量，在這情況下，對唐朝國家的經濟實有不良的影響。
三．文化方面
由於佛教經典的翻譯，除了佛教思想能在中國散佈外，許多新字彙和成語亦因翻譯而創造，這對於中國文化之詞類內容無疑有有助益。
另外，不少散文之形式，亦是直接從佛法弘揚之方式上轉化而來，例如變文﹑說書﹑平話以至章回小說等，都能反映其受佛教影響而轉變之跡象。
唐代的天文學與數學亦受天竺學術之影響。不少此類書籍皆隨著佛教而輸入中國，唐代曾屢次更定曆法，如開元時僧大行作大衍曆，最稱精密。醫學也隨著佛教而輸入中國，其中特出者為天竺之眼科醫學，天竺佛徒龍樹大師便擅長此道，並著《醫論》流傳中國。
至於天竺的繪畫技術也隨佛教傳入中國，影響中國的繪畫。例如天竺之暈染法，對唐代繪畫風格技巧有甚大影響。另外，中國建築中常見的牌樓，也倣自天竺。這類藝術大都是隨佛教東來。由此可見，佛教傳入對唐代以後及之文化，有其深遠之影響。
首先。佛教能夠大盛於唐。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它的教義已趨完備。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國。起初是毫無條理的輸入。故未能滿足學者的要求，南北朝時，求法者如法顯等人紛紛西行求經。令佛經典籍日漸豐富，可走向獨立發展的道路。其後，佛教與道教不斷相爭，皆互相發揮本身之義理。佛教之教義自始完備，在唐時，乃得以有實力大盛。
其次。唐朝君主，皆多奉佛教，于是上有所好，下必有甚。如唐太宗詔玄奘在弘福寺翻譯經典，到高宗武后時，佛教益盛。武后出身於佛教家庭，並利用佛教作為稱帝的理論根據。乃大力提倡佛法，頒「大雲經」於天下，又常請華嚴寺澄觀大師入宮說法，佛教乃大盛。至于唐玄宗。他曾皈依密宗。受灌頂之禮。唐肅宗上元二年，詔僧人數百於三殿置道場；憲宗，懿宗俱于鳳翔門寺迎佛骨至京師，以後，穆宗、敬宗、文宗都奉佛教，佛教乃有君主支持而興盛。
此外．佛學經魏晉雨北朝時的發發。西域高僧如鳩摩羅什等不斷東來傳法，羅什時始有國立譯場。他們往往得到當時君主的支持，結果大量的佛經譯了，使佛教理論發展打穩了基礎。至于唐代，翻譯事業更盛。譯場人員分工合作，集數百人從事形、音、義等分析和組合的功夫。如玄奘、義淨等人，譯經更多，這對于唐代佛教之興盛，有很大的作用。
在經濟方面，寺院經濟的發展也是原因之一、南朝末年以來，寺院享有免役免課的特權，加上源源不絕的佈施及帝王捨身佛寺的贖身錢，使這些出家人能直接經營世俗生意。唐代寺院林立，僧侶多經營大規模園林農地以維生，不少佛教信徒均投入生產中，更重要的，就是租庸調制的破壞。令到各地稅率輕重不一，貧民多以逃稅而入寺，由是形成佛教的興盛。
唐時儒學的硬化．給了佛教一個很好的機會。六朝佛教思想發達結果，給予時代人生一個極大啟示。包括對字宙主體之懷疑及人生理想歸宿之探求，當時儒家學者徐遵明以本心為師。顏之推與王通提倡儒佛一體，但仍未能滿足人們精神上之要求。至唐孔穎達著《五經正義》，只是沿襲南學。並非唐朝人的創見。而學者考枓舉，只求熟習《五經正義》，因此經學停滯不前，許多知識份子離開儒學研究佛學，于是唐成為佛教鼎盛的時代。
佛教對當時社會、經濟、文化之影響：
一、枓會方面：
佛教提倡三世因果，即「有過去﹑當今﹑未來，人為善惡，必有報應。」，此思想隨著佛教的興盛而深入民心。故此，當時人民除接受社會倫理制度之制約外，并受善惡三世因果輪迴報應之宗教意識的影響。此外，佛教本於慈悲救世，故唐朝佛教益盛，社會慈善事業亦日盛。如「無盡藏語」利用金錢生息，舉行免息貸款；亦有受政府津貼，給若干田畝，利用其生息，建孤兒院、療養院﹑建橋起井和築宿舍予貧民居住。唐代社會的福利事業上佛教徒實扮演一重要角色。
二．經濟方面
由於平民可為僧出家而免賦役，人民為逃避徭役乃爭出家，致使天下人口幾亡其半，國家的賦稅收益自然大減。此外，寺院本身擁有大量的土地﹑佃客﹑財產，彼等並利用其財產，放債取息．遂使寺院的經濟力量膨脹，成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經濟力量，在這情況下，對唐朝國家的經濟實有不良的影響。
三．文化方面
由於佛教經典的翻譯，除了佛教思想能在中國散佈外，許多新字彙和成語亦因翻譯而創造，這對於中國文化之詞類內容無疑有有助益。
另外，不少散文之形式，亦是直接從佛法弘揚之方式上轉化而來，例如變文﹑說書﹑平話以至章回小說等，都能反映其受佛教影響而轉變之跡象。
唐代的天文學與數學亦受天竺學術之影響。不少此類書籍皆隨著佛教而輸入中國，唐代曾屢次更定曆法，如開元時僧大行作大衍曆，最稱精密。醫學也隨著佛教而輸入中國，其中特出者為天竺之眼科醫學，天竺佛徒龍樹大師便擅長此道，並著《醫論》流傳中國。
至於天竺的繪畫技術也隨佛教傳入中國，影響中國的繪畫。例如天竺之暈染法，對唐代繪畫風格技巧有甚大影響。另外，中國建築中常見的牌樓，也倣自天竺。這類藝術大都是隨佛教東來。由此可見，佛教傳入對唐代以後及之文化，有其深遠之影響。
2008年1月2日星期三
試述道教之起源及其在魏晉南北朝之發展情況。
道教是中國自創的一種宗教，考其思想淵源，實來自道家學說、神仙思想及民間的巫術方術再結合華夏傳統的思想形態社會習俗和儀式而來。
自戰國末年至漢初，道家黃老思想十分流行，對於解決生活問題，道家有長生主義，以養生之法保全性命，進而有不死藥的追尋，這正是道教丹鼎派的教義所在，可知道教的不死觀念來自道家的長生主義。
又道教相信神仙之說，謂仙人住在洞天福地的神山，常吃靈芝等不死藥，人們如果解除疾病死亡的痛苦，也要像神仙一樣吃長生不死草，或從事和種修煉的工作。這種思想源自戰國時燕、齊二國的神仙方士學說。當時的燕齊二國，位於渤海邊上’由於日光的反射，故有海市蜃樓的奇觀，因而孕育浪漫玄虛思想，而且對外交通發達最早，海上三神山的傳說，流行最盛，影響至道教。
道教倡陰陽調和，這其實出自漢代的陰陽五行學說。漢武帝崇儒後，儒者已喜談天變災異，儒家思想實以陰陽五行的姿態出現，至東漢更發展成讖諱之說。讖諱學說中的春秋緯有長命之說，詩緯有仙室靈藥之記，河圖述神鬼能加滅人的壽命，與道教著名經典<<抱朴子>>所說類似，道教典籍由於多援引讖緯之說，故在陰陽讖緯思想早已深人民心的背景下，得以大行其道。
道教有符籙派，專以符咒替人治病驅鬼。其實這種思想是起源於中國原始宗教中的巫術。漢時，巫祀的風氣仍然盛行，朝廷亦重視巫祀，民間自然也不免為巫者所謂符咒等法術所感染。到了東漢末年，道士于吉，撰作<<太平清領書>>，混合神仙術士、陰陽五行、民間巫術等思想，創立太平清領道，可說是道教的起源。
到東漢靈帝時，鉅鹿人張角，自稱賢良大師，奉事黃老，以符咒為人治病，創太平道。十餘年間信徒達數十萬，他號召信眾起事，以黃巾為記，後被漢平定。另外于吉於東南沿海倡太平道，以符水治病，妖言惑眾，至三國時為孫策所斬。由此可見，太平道是道教的先驅，但因聚眾作亂而遭泯滅。
在東漢桓帝時張陵創五斗米道，除以符咒治病外，並以金丹、扶乩、捉鬼治邪等手段吸納信徒。張陵死後，其子張衡及孫張魯稱張陵為張天師，張衡為嗣師，張魯為孫師。後張魯以漢中之地降魏，傳其子張盛，居於江西龍虎山，以符籙派為宗主，歷代相傳為天師，其徒稱為道士。自此，道教便有了傳播的糸統，成為中國最早出現之道教。
自東漢以後，魏晉南北朝在思想信仰方面，有顯著變化，由極端崇儒轉為並述老莊，再轉為信奉老子，尤以道教特盛。魏晉時，道教已深入統治階層。南朝的齊高帝、梁武帝、陳武帝俱奉道教，而北魏太武帝奉寇謙之為天師，以道教為國教，北周武帝遍立道觀。士大夫亦多信道，例如著名書法家王羲之、南朝的士族等。
人民信道日多，道教儀式深入民心。道教寺觀遍於各地，出家入道的人數多過正戶，耗財病民與佛教相等。更甚者，有些道徒更煽動民眾，擾亂社會。如晉代孫恩以天師道煽動百姓，民眾死者不計其數，後盧循又以道教聚眾而亂，影響亦大。由此可見道教影響力很大，可證明道教在魏晉南北朝發展很廣。
在魏晉南北朝，有許多道徒對道教的發展貢獻良多。魏晉之際，受佛教的威脅，道士不得不改造道教。道士吸收老莊思想，把其構成為一種較有系統哲理的宗教思想，流行於上下階層。例如魏伯陽著<<參同契>>、葛洪著<<抱朴子>>、陶弘景之<<登真隱訣>>等。宋齊之間，道教經典已極豐富，顧歡加以搜求，編為一輯。後來陶弘景又重新編輯，成為<<真誥>>。經過這些道士的改造，道教已有一家的理論基礎，並深入士大夫階層。陶弘景在<<真靈位業圖>>中將儒家的等級思想引入道教教義之中，建立一嚴格區分之神仙世界。至北魏時，道士寇謙之把道教再作進一步的改造。寇謙之廢除三張(張陵、張衡、張魯)偽法，使道教與世禮相許，他又寫<<雲中昔誦新科三戒>>和<<圖錄真經>>。至，此道教之祭神供品禮儀，建醮儀式，齋戒之種類，道士女冠之法籙誡命，服裝之形式與製造等都有詳備的記載，道教已儼然成為一個內涵豐富的大宗教，下開唐代道教之盛。
佛教初傳入中國時，曾攀附道教。後來佛教大盛，漸威脅道教，於是在魏晉南北朝時，不時出現佛道相爭的情況。如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都曾經有滅佛之舉。由佛道的激烈競爭，可反映出當時佛道二者皆大力發展，而在發展的過展難免有衝突和磿擦，但在競爭中兩者亦不斷進步和融和，為隋唐時儒、釋、道三教合流而奠定基礎。
總之，道教是中國自創的一個宗教，它結合了古代的原始宗教、巫術、陰陽學說、道家神仙學說等思想而成，因此在東漢出現後，不但深入民心，亦受統治者的歡迎。雖然在魏晉南北朝時佛教大盛，與道教造成極大的競爭，但道教出現不少道士，大力改造道教，卒使道教在魏晉南北朝時有莫大的發展。
自戰國末年至漢初，道家黃老思想十分流行，對於解決生活問題，道家有長生主義，以養生之法保全性命，進而有不死藥的追尋，這正是道教丹鼎派的教義所在，可知道教的不死觀念來自道家的長生主義。
又道教相信神仙之說，謂仙人住在洞天福地的神山，常吃靈芝等不死藥，人們如果解除疾病死亡的痛苦，也要像神仙一樣吃長生不死草，或從事和種修煉的工作。這種思想源自戰國時燕、齊二國的神仙方士學說。當時的燕齊二國，位於渤海邊上’由於日光的反射，故有海市蜃樓的奇觀，因而孕育浪漫玄虛思想，而且對外交通發達最早，海上三神山的傳說，流行最盛，影響至道教。
道教倡陰陽調和，這其實出自漢代的陰陽五行學說。漢武帝崇儒後，儒者已喜談天變災異，儒家思想實以陰陽五行的姿態出現，至東漢更發展成讖諱之說。讖諱學說中的春秋緯有長命之說，詩緯有仙室靈藥之記，河圖述神鬼能加滅人的壽命，與道教著名經典<<抱朴子>>所說類似，道教典籍由於多援引讖緯之說，故在陰陽讖緯思想早已深人民心的背景下，得以大行其道。
道教有符籙派，專以符咒替人治病驅鬼。其實這種思想是起源於中國原始宗教中的巫術。漢時，巫祀的風氣仍然盛行，朝廷亦重視巫祀，民間自然也不免為巫者所謂符咒等法術所感染。到了東漢末年，道士于吉，撰作<<太平清領書>>，混合神仙術士、陰陽五行、民間巫術等思想，創立太平清領道，可說是道教的起源。
到東漢靈帝時，鉅鹿人張角，自稱賢良大師，奉事黃老，以符咒為人治病，創太平道。十餘年間信徒達數十萬，他號召信眾起事，以黃巾為記，後被漢平定。另外于吉於東南沿海倡太平道，以符水治病，妖言惑眾，至三國時為孫策所斬。由此可見，太平道是道教的先驅，但因聚眾作亂而遭泯滅。
在東漢桓帝時張陵創五斗米道，除以符咒治病外，並以金丹、扶乩、捉鬼治邪等手段吸納信徒。張陵死後，其子張衡及孫張魯稱張陵為張天師，張衡為嗣師，張魯為孫師。後張魯以漢中之地降魏，傳其子張盛，居於江西龍虎山，以符籙派為宗主，歷代相傳為天師，其徒稱為道士。自此，道教便有了傳播的糸統，成為中國最早出現之道教。
自東漢以後，魏晉南北朝在思想信仰方面，有顯著變化，由極端崇儒轉為並述老莊，再轉為信奉老子，尤以道教特盛。魏晉時，道教已深入統治階層。南朝的齊高帝、梁武帝、陳武帝俱奉道教，而北魏太武帝奉寇謙之為天師，以道教為國教，北周武帝遍立道觀。士大夫亦多信道，例如著名書法家王羲之、南朝的士族等。
人民信道日多，道教儀式深入民心。道教寺觀遍於各地，出家入道的人數多過正戶，耗財病民與佛教相等。更甚者，有些道徒更煽動民眾，擾亂社會。如晉代孫恩以天師道煽動百姓，民眾死者不計其數，後盧循又以道教聚眾而亂，影響亦大。由此可見道教影響力很大，可證明道教在魏晉南北朝發展很廣。
在魏晉南北朝，有許多道徒對道教的發展貢獻良多。魏晉之際，受佛教的威脅，道士不得不改造道教。道士吸收老莊思想，把其構成為一種較有系統哲理的宗教思想，流行於上下階層。例如魏伯陽著<<參同契>>、葛洪著<<抱朴子>>、陶弘景之<<登真隱訣>>等。宋齊之間，道教經典已極豐富，顧歡加以搜求，編為一輯。後來陶弘景又重新編輯，成為<<真誥>>。經過這些道士的改造，道教已有一家的理論基礎，並深入士大夫階層。陶弘景在<<真靈位業圖>>中將儒家的等級思想引入道教教義之中，建立一嚴格區分之神仙世界。至北魏時，道士寇謙之把道教再作進一步的改造。寇謙之廢除三張(張陵、張衡、張魯)偽法，使道教與世禮相許，他又寫<<雲中昔誦新科三戒>>和<<圖錄真經>>。至，此道教之祭神供品禮儀，建醮儀式，齋戒之種類，道士女冠之法籙誡命，服裝之形式與製造等都有詳備的記載，道教已儼然成為一個內涵豐富的大宗教，下開唐代道教之盛。
佛教初傳入中國時，曾攀附道教。後來佛教大盛，漸威脅道教，於是在魏晉南北朝時，不時出現佛道相爭的情況。如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都曾經有滅佛之舉。由佛道的激烈競爭，可反映出當時佛道二者皆大力發展，而在發展的過展難免有衝突和磿擦，但在競爭中兩者亦不斷進步和融和，為隋唐時儒、釋、道三教合流而奠定基礎。
總之，道教是中國自創的一個宗教，它結合了古代的原始宗教、巫術、陰陽學說、道家神仙學說等思想而成，因此在東漢出現後，不但深入民心，亦受統治者的歡迎。雖然在魏晉南北朝時佛教大盛，與道教造成極大的競爭，但道教出現不少道士，大力改造道教，卒使道教在魏晉南北朝時有莫大的發展。
2008年1月1日星期二
馬禮遜
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年1月5日—1834年8月1日），蘇格蘭傳教士，中華基督教會的創辦人。1807年受倫敦會派遣，到達中國廣州，在英國東印度公司任職25年。曾建議英國政府在中國自設法庭，以取得治外法權。曾將《聖經》譯成中文，又編《華英字典》；在來華傳教過程裡，吸收信徒之一洪秀全。
- 馬禮遜年青時在學校就讀醫學，知道神感動他前往中國，所以1804年便申請成為一名傳教士。有了這樣的心願後，馬禮遜開始自學中文，並修習天文及醫學。與利瑪竇所採取的方式一樣，因為他深知當時清朝並沒有開放，不具有傳教的自由。為了進入中國要有其他的切入點，而醫學和天文是當時西方較先進的方向，因此他希望接著這個做為交流的媒介以順利進入中國。
- 1807年時馬禮遜自英國啟程來到中國，當時以為到中國不方便，所以先到紐約，在紐約那邊換船並且申請手續。在辦手續的時候，紐約船塢公司職員知曉其將前往中國，便以輕視的口吻對他說「馬禮遜，你以為靠你一個人，就可以改變中國過去5000年來對於偶像的崇拜嗎？」，那時馬禮遜回答一句有名的話：「我不能，但我相信神能」，他以這樣的信念與信心抵達中國。他於1807年5月12日離開紐約，乘坐三叉戟號商船，9月4日抵達澳門。
- 1807年9月7日，馬禮遜進入廣州，因為不能夠合法地進入中國內地，所以滯留在廣州的十三洋行。至1809年受聘為東印度公司聘任為翻譯員。
- 馬禮遜秘密自學中文，以了解中國文化的情形，以預備向中國人傳播福音。開始時遇到許多艱難，但後來他的中文學得相當好。
工作方式 – 廣傳福音的預備
1812年馬禮遜就開始編《中文文法》，又名《中文法程》。因為他深知無法自由傳道，但是如果西方傳教士要來中國一定要學好中文。
1814年9月9日時，廣東省香山縣人蔡高接受馬禮遜替他受洗，他是第一位中國更正教的信徒。
1818年在馬六甲創辦英華書院，兼活字版印刷所。
1823年12月更正教信徒梁發被馬禮遜按立為中國第一個更正教的牧師。他協助馬禮遜做印刷工作。梁發在1832年用中文寫了一本《勸世良言》。這本《勸世良言》就是日後太平天國開國者洪秀全的思想根據。
1823年馬禮遜出版了一部重要的漢英對照字典：《華英字典》。當時大部分的歐洲人都懂英文，因此懂英文的傳教士就可以根據這部字典來學習中文或從事翻譯工作。所以《華英字典》和基要真理的小冊，是馬禮遜的重要貢獻。在這項奠基性的工作中他得到梁發和其他一兩位中國助手的幫助。
翻譯聖經
1810年他來中國才三年，就已開始翻譯《使徒行傳》、《路加福音》、《約翰福音》。美國紐約聖經公會博物館仍藏有馬禮遜翻譯的中文聖經，其他地方難以見到。
馬禮遜在1813年將《新約》全部翻譯完畢，並在廣東出版。
1819年完成《舊約》的翻譯，在馬六甲出版。
到1823年，新舊約聖經合併出版。馬禮遜所翻譯的中文聖經是第一本中文聖經，在此之後還有麥都思翻譯的中文聖經（1843年），但馬禮遜的翻譯本因為時間最早和翻譯嚴謹、貼切，所以他這部中文聖經後來被大部分人使用。
出版雜誌
1813年8月15日，出版了中國第一份民間報紙：《察世俗每月統記傳》（Chinese Monthly Magazine}。這本雜誌介紹西方科學、律法和一些新知識，也講述到教義和聖經的。他介紹一些新資料，讓中國人對西方文化有些了解，同時也對聖經的教義有些了解。
在馬六甲英華書院附設了一個活字版鉛字印刷的印刷廠。這是戴德生的岳父戴爾（Dyer）創建的活字版的華文鉛字，可以大量印刷聖經和傳教雜誌。
辦學堂
1818年馬禮遜在馬六甲創辦英華書院，栽培本地的人才。英華書院蓋得相當有規模，類似大學，以教育華人青年及兒童為目標，是華人的第一所洋學堂。後來英華書院搬到香港，造就許多香港的基督教人才。
1828年，梁發跟古天青在廣東的高明縣也設了第一所基督徒的私塾，也就是給小孩子讀書的學校。這是初期的新式學堂，除了教文學、文化外，也教聖經，介紹西方的科學、地理知識以及英文。
長眠中國
去世前被任命為英國第一任駐華商務監督律勞卑的秘書兼翻譯。 1834年8月1日，在澳門去世，埋葬於澳門基督教墓地。
台北美國學校
台北美國學校，即是以馬禮遜為校名，以誌紀念。
- 馬禮遜年青時在學校就讀醫學，知道神感動他前往中國，所以1804年便申請成為一名傳教士。有了這樣的心願後，馬禮遜開始自學中文，並修習天文及醫學。與利瑪竇所採取的方式一樣，因為他深知當時清朝並沒有開放，不具有傳教的自由。為了進入中國要有其他的切入點，而醫學和天文是當時西方較先進的方向，因此他希望接著這個做為交流的媒介以順利進入中國。
- 1807年時馬禮遜自英國啟程來到中國，當時以為到中國不方便，所以先到紐約，在紐約那邊換船並且申請手續。在辦手續的時候，紐約船塢公司職員知曉其將前往中國，便以輕視的口吻對他說「馬禮遜，你以為靠你一個人，就可以改變中國過去5000年來對於偶像的崇拜嗎？」，那時馬禮遜回答一句有名的話：「我不能，但我相信神能」，他以這樣的信念與信心抵達中國。他於1807年5月12日離開紐約，乘坐三叉戟號商船，9月4日抵達澳門。
- 1807年9月7日，馬禮遜進入廣州，因為不能夠合法地進入中國內地，所以滯留在廣州的十三洋行。至1809年受聘為東印度公司聘任為翻譯員。
- 馬禮遜秘密自學中文，以了解中國文化的情形，以預備向中國人傳播福音。開始時遇到許多艱難，但後來他的中文學得相當好。
工作方式 – 廣傳福音的預備
1812年馬禮遜就開始編《中文文法》，又名《中文法程》。因為他深知無法自由傳道，但是如果西方傳教士要來中國一定要學好中文。
1814年9月9日時，廣東省香山縣人蔡高接受馬禮遜替他受洗，他是第一位中國更正教的信徒。
1818年在馬六甲創辦英華書院，兼活字版印刷所。
1823年12月更正教信徒梁發被馬禮遜按立為中國第一個更正教的牧師。他協助馬禮遜做印刷工作。梁發在1832年用中文寫了一本《勸世良言》。這本《勸世良言》就是日後太平天國開國者洪秀全的思想根據。
1823年馬禮遜出版了一部重要的漢英對照字典：《華英字典》。當時大部分的歐洲人都懂英文，因此懂英文的傳教士就可以根據這部字典來學習中文或從事翻譯工作。所以《華英字典》和基要真理的小冊，是馬禮遜的重要貢獻。在這項奠基性的工作中他得到梁發和其他一兩位中國助手的幫助。
翻譯聖經
1810年他來中國才三年，就已開始翻譯《使徒行傳》、《路加福音》、《約翰福音》。美國紐約聖經公會博物館仍藏有馬禮遜翻譯的中文聖經，其他地方難以見到。
馬禮遜在1813年將《新約》全部翻譯完畢，並在廣東出版。
1819年完成《舊約》的翻譯，在馬六甲出版。
到1823年，新舊約聖經合併出版。馬禮遜所翻譯的中文聖經是第一本中文聖經，在此之後還有麥都思翻譯的中文聖經（1843年），但馬禮遜的翻譯本因為時間最早和翻譯嚴謹、貼切，所以他這部中文聖經後來被大部分人使用。
出版雜誌
1813年8月15日，出版了中國第一份民間報紙：《察世俗每月統記傳》（Chinese Monthly Magazine}。這本雜誌介紹西方科學、律法和一些新知識，也講述到教義和聖經的。他介紹一些新資料，讓中國人對西方文化有些了解，同時也對聖經的教義有些了解。
在馬六甲英華書院附設了一個活字版鉛字印刷的印刷廠。這是戴德生的岳父戴爾（Dyer）創建的活字版的華文鉛字，可以大量印刷聖經和傳教雜誌。
辦學堂
1818年馬禮遜在馬六甲創辦英華書院，栽培本地的人才。英華書院蓋得相當有規模，類似大學，以教育華人青年及兒童為目標，是華人的第一所洋學堂。後來英華書院搬到香港，造就許多香港的基督教人才。
1828年，梁發跟古天青在廣東的高明縣也設了第一所基督徒的私塾，也就是給小孩子讀書的學校。這是初期的新式學堂，除了教文學、文化外，也教聖經，介紹西方的科學、地理知識以及英文。
長眠中國
去世前被任命為英國第一任駐華商務監督律勞卑的秘書兼翻譯。 1834年8月1日，在澳門去世，埋葬於澳門基督教墓地。
台北美國學校
台北美國學校，即是以馬禮遜為校名，以誌紀念。
利瑪竇
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義大利的耶穌會傳教士，學者。1583年（明代萬曆年間）來到中國居住。其原名中文直譯為瑪提歐·利奇，利瑪竇是他的中文名字，號西泰，又號清泰、西江。在中國頗受士大夫的敬重，尊稱為「泰西儒士」。他是天主教在中國傳教的開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閱讀中國文學並對中國典籍進行鑽研的西方學者。他除傳播天主教教義外，還廣交中國官員和社會名流，傳播西方天文、數學、地理等科學技術知識。他的著述不僅對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貢獻，對日本和朝鮮半島上的國家認識西方文明也產生了重要影響。
生平
成為耶穌會士
1552年，利瑪竇出生於義大利馬爾凱州的馬切拉塔城（Macerata），家裡經營利氏藥房，是當地的名門。利瑪竇在這裡一直在一所耶穌會開辦的中學學習，他的父親一直很擔心利瑪竇加入耶穌會。
利瑪竇十六歲來到羅馬，在聖湯多雷亞的學院學習預科，並於1571年的聖母升天節那天加入了耶穌會。1572年在耶穌會主辦的羅馬學院學習哲學和神學，並從師數學家克拉烏學習天算，其時范禮安也是他的老師。在這段時期，他還學會了拉丁文和希臘語，而且也會使用葡萄牙語和西班牙語。
印度之旅
1577年利瑪竇獲准赴遠東傳教。1578年3月24日，利瑪竇從里斯本出發乘船和其他14名耶穌會士一起前往印度傳教。一路上繞過好望角，途經莫三比克，經過6個月的航行，終於在9月13日到達印度果阿－－葡萄牙在亞洲最重要的殖民地。路途非常辛苦，在到達果阿前，船上來自莫三比克的400名奴隸死了13名。
利瑪竇在來到印度之前，由於沙勿略之前對印度的讚美以及教會的神化，他所聽說的印度非常令人神往，在這裡傳教也比較容易。但是現實的反差令他大惑不解。1580年，他在給耶穌會的歷史學家瑪菲用葡萄牙語寫的信中說道：「查看一下有關印度、日本的注釋書和地圖類，會發現明顯的謬誤比比皆是。」但是耶穌會在日本佈教非常順利，而且在印度還發現了聶斯托里教派（景教）的信徒。這使得利瑪竇他們精神上非常振奮。
利瑪竇在印度和交趾支那傳教四年。其間在果阿的神學院還學習了人文學科，在1580年7月26日晉升為司鐸後，又學習了神學。他在印度認識到，應該允許當地人也學習哲學、教理和神學等歐洲文化，並且寫信給耶穌會總部提出了這個問題。他認為：「如果阻攔他們與他人為伍擔任職務——通過學問而出人頭地——，我擔憂他們會憎恨我們，而我們耶穌會在印度的主要目的，感化異教徒使他們皈依我們神聖信仰的使命，將會化為泡影。」這也是利瑪竇進入中國後所持的態度，並終其一生一直維持這個看法。羅光所寫的《利瑪竇傳》中說，這是「他能贏得我國士大夫的尊敬亦以此精神故。」
到達澳門
由於明朝閉關鎖國的政策，之前的傳教士都未能進入中國傳教，而只能停留在澳門。1581年，羅明堅神父向東
方總巡察使范禮安舉薦了利瑪竇。1582年（萬曆十年）利瑪竇應召前往中國傳教，8月7日到達澳門。
傳教士們想通過漢語著述天主教義來吸引中國人，「練習用他們的語言寫作，作為一種吸引捕捉他們心靈的手段。」因此他們先在澳門努力學習漢語。開始學習漢語的利瑪竇對完全與拼音文字不同的漢字感到很興奮，覺得非常不可思議。此外，在澳門的時候正好有來自日本的天正遣歐使節團路過，利瑪竇趁此機會還學了一點日語。
進入中國的第一站：肇慶
1583年，利瑪竇獲准與羅明堅神父入居廣東肇慶。他們對中國官員自稱來自「天竺」，致使中國人以為他們是佛教徒。利瑪竇解釋來中國的原因：「我們是從遙遠的西方而來的教士，因為仰慕中國，希望可以留下，至死在這裏侍奉天主。」他不敢直接回答傳教的目的，否則他可能會被驅逐。為了傳教，他們從西方帶來了許多用品，比如聖母像、地圖、星盤和三稜鏡等。其中還有歐幾里德《幾何原本》。利瑪竇帶來的各種西方的新事物，吸引了眾多好奇的中國人。特別是他帶來的地圖，令中國人眼界大開。
進入了中國的利瑪竇對中國文明非常稱讚：除了還沒有沐浴「我們神聖的天主教信仰」之外，「中國的偉大乃是舉世無雙的」「中國不僅是一個王國，中國其實就是一個世界。」他感嘆「柏拉圖在《共和國》中作為理論敘述的理想，在中國已被付諸實踐。」而且他還發現中國人非常博學，「醫學、自然科學、數學、天文學都十分精通。」但是他也發現「在中國人之間科學不大成為研究對象。」
這一年的8月在肇慶建立了「僊花寺」，開始傳教工作。起初傳教十分低調。神父們行事小心謹慎，主要精力都在學習漢語和中國的禮節習俗，以博得中國人，尤其是官員們的信任。他們身穿佛教僧侶的服飾，認為這樣能夠博得人們的好感，而且他們也覺得這與天主教神父的裝束相差不大。這也使中國人更加相信他們是遠道而來的僧人。他們在這裡掛上了聖母瑪利亞的畫像，許多士人官吏，甚至僧人都來跪拜，他們感到非常興奮。但是從中國人的角度來講，這更多是出於禮節性的，而沒有宗教意義。也有記述說，他們擔心中國人看到瑪利亞的畫像會誤認為他們的神是女性的，而改掛了基督像。
1584年，利瑪竇製作並印行《山海輿地全圖》，這是中國人首次接觸到了近代地理學知識。利瑪竇利用解釋各種西方事物的機會，同時介紹了他們的天主教信仰。他們翻譯了《十誡》、《主的祈禱》和《聖母讚歌》，以及《教理問答書》。很快亦有中國人對天主教產生興趣。於是利瑪竇開始派發羅明堅撰寫的《天主實錄》，以中文解釋天主教的教義。許多中國人都對這部書產生了很大的興趣。但是無論如何，無論是「僊花寺」的創立，還是《天主實錄》的刊行，中國人始終是把它當作佛教流派而已，中國人對於基督教還沒有多少實質的認識。
第二站：韶州
1589年（萬曆十七年）夏天，廣東新任總督將利瑪竇所住的西式建築據為己有，於是利瑪竇移居韶州。在韶州的時候，利瑪竇遇到了一次意外。他們遇上了強盜打劫，雖然利瑪竇受了一點傷，但是幸好他們嚇退了強盜，而且這些強盜很快就被逮捕歸案。在韶州期間，另外一個不幸是利瑪竇的兩名部下相繼逝世。1591年麥安東神父逝世；1593年石方西神父也辭世了。而另外一名羅明堅神父則早已返回了歐洲，現在只剩下利瑪竇一人從事在中國的傳教事業。感到欣慰的是，他在肇慶結識的 士人瞿太素成為了他的好友和弟子，還幫助利瑪竇翻譯了歐幾裡得《幾何原本》的第一卷。藉著瞿太素的宣傳，以及贈送高官們利瑪竇自己製作的天體儀、地球儀和計時用的日晷等西洋物品，利瑪竇的名聲逐漸在當地的達官貴人中傳開，其間他還被瞿太素的朋友邀請去了一趟南雄。
在韶州，利瑪竇攻讀《四書》，並首次將之譯為拉丁文。而通過與瞿太素和其他許多中國上流社會人士的接觸，利瑪竇發現自己先前的佛教僧侶裝扮在當時的中國社會並不受到尊重，社會地位也比較低下。為了更方便與中國的官員交往，在徵得范禮安的同意後，從1594年起，利瑪竇開始蓄髮留鬚，並穿起了當時儒士的服裝。
第三站：南昌
1595年（萬曆二十三年）利瑪竇藉口為一位北上任職官員之子治病，而獲得了去南京的機會。但是到了南京以後，利瑪竇陪同的官員對他逐漸失去了興趣，利瑪竇只好自己設法留在南京。然而這一次失敗了。他只好折返南昌，並獲得批准在此居住。1596年9月22日，利瑪竇成功的預測了一次日食，使他很快成為了一個有名的人物，期間結交了許多儒士權貴，並受到建安王的熱情款待。他在寫給耶穌會的報告中解釋了自己出名的理由：一是因為當地從沒有見過外國人；二是利瑪竇的記憶力非常好，以至於許多中國人都想學習，他也因此用漢語寫了一本《西國記法》的書來介紹他的記憶方法；三是它能夠運用四書五經來宣講基督教的教義；四是他的自然科學知識；五是傳說他會煉金術；六是有人向他求教基督教。另外在這一年利瑪竇為了練習用漢語寫文章，寫了一部談論友情的著作《交友論》而意外的獲得士人的欣賞。
1596年利瑪竇被范禮安任命為耶穌會中國教區的負責人，由利瑪竇全權負責在中國的傳教活動。並且指示利瑪竇想辦法到北京去覲見中國的皇帝，以達到在中國傳教的有力保障。而且還從澳門送去了許多準備送給中國皇帝的禮物。
第四站：南京
接受了新任務的利瑪竇開始策劃北京之行。沒過多久，他就聯繫了北上任南京禮部尚書的王忠銘一起帶他去南京，而且王忠銘還表示要帶他去北京。於是1598年6月25日，利瑪竇與另一位郭居靜神父同王忠銘一起離開南昌奔赴南京。7月初，他們一行到達南京，9月7日抵達北京。但當時正值日本侵犯朝鮮，利瑪竇作為外國人無法在北京久留，而且又遇到了財政上的困難，僅住一個多月便只好返回，次年2月6日再度到達南京[1]。
在南京居住期間，利瑪竇通過瞿太素的幫助，結交了不少名士，如南京禮部侍郎葉向高、思想家李贄、徐光啟等。當然這主要還是人們對於他的自然科學知識的傾慕。值得一提的是，在南京利瑪竇還與一位三淮和尚（即大報恩寺僧雪浪）進行了一場辯論，在這次辯論中，利瑪竇憑藉其科學性的思辨明顯占了上風。他還在正陽門（今光華門）內洪武崗西崇禮街（今尚書巷）建成內地第四座天主教堂，他在城西羅寺轉灣的住址後來也成為著名的天主教堂——石鼓路天主教堂。這些活動使南京成為中國天主教史上最重要的傳教中心之一。
永住北京
1600年5月18日（萬曆二十八年），利瑪竇帶著龐迪我神父和準備好獻給皇帝的禮物再度赴京，並於1601年1月24日抵達北京。進呈自鳴鐘、聖經、《萬國圖志》、大西洋琴等方物，得明神宗信任。同年，明神宗下詔允許利瑪竇等人長居北京。但中國的朝廷根本沒有注意到，利瑪竇長住北京的目的是為了傳播基督教。
之後利瑪竇在北京以豐富東西學識，結交中國的士大夫。常與賓客談論天主、靈魂、天堂、地獄。同時編撰新書，包括以中文寫成的《二十五言》等，得到不少中國知識分子的尊重。到了1605年，北京已有200人信奉天主教，當中有數名更是公卿大臣。這當中最著名的，也是後來影響最大的是進士出身的翰林徐光啟。
1610年5月11日（萬曆三十八年）利瑪竇病逝於北京，賜葬於平則門外的二里溝。逝世前指定龍華民 接任教會中職務。
成就
傳播天主教
中國在唐朝時曾一度流行基督教的聶斯脫利派（景教），但是到了明朝建立以後，中國基本上已沒有基督徒。利瑪竇可以說是天主教在中國傳教的開創者之一。他成功在北京覲見皇帝，而且在士大夫中建立良好聲譽和關係，開啟了日後其他傳教士進入中國之門，而且也開創了日後200多年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方式：一方面用漢語傳播基督教；另一方面用自然科學知識來博取中國人的好感。
利瑪竇對中國傳統的習俗保持寬容的態度。他容許中國的教徒繼續傳統的祭天、祭祖敬孔。據他的了解，這些只屬尊敬祖先的儀式；只要不摻入祈求、崇拜等迷信成分，本質上並沒有違反天主教教義。利瑪竇主張以「天主」稱呼天主教的「神」（英語的God或拉丁文的Deus）；但他亦認為天主教的「神」早已存在於中國的思想，因為中國傳統的「天」和「上帝」本質上與天主教所說的「唯一真神」沒有分別。利瑪竇本人更穿著中國士人服飾。利瑪竇的傳教策略和方式，一直為之後跟隨他到中國的耶穌會傳教士所遵從，稱為「利瑪竇規矩」。
利瑪竇等義大利傳教士在中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明代末帝的皇后在清軍入關時曾寫信準備皈依天主教並請求教宗支援（此信尚保存在梵蒂岡）。清朝康熙仍然重用義大利傳教士。但後來歐洲其他天主教各教會之間對中國傳統祭祖敬孔習俗的爭論，削弱了利瑪竇等人本已取得的成功。康熙時代，西班牙傳教士為了在菲律賓和中國排擠義大利傳教士，向教宗申訴並取得教宗敕令，宣稱利瑪竇等人允許中國教徒崇拜祖先違背了天主教教義，並派特使到中國晉見皇帝，態度驕橫，和康熙爭辯。康熙認為「天下沒有不忠不孝的神仙」，說這個特使「不可理喻」，下令囚禁到澳門，使其病死獄中。從此，中國皇帝和羅馬教廷關係急劇惡化，禁止了西班牙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並進一步嚴格的實行了閉關鎖國政策。而祭祖敬孔的禁令直到數百年後的1939年12月8日由教宗碧岳十二世（即庇護十二世）刪除，這也側面顯示出了利瑪竇對中國文化的了解。
西學東來
帶著西學而來的利瑪竇開展了晚明士大夫學習西學的風氣。由明萬曆至清順治年間，一共有一百五十餘種的西方書籍翻譯成中文。
利瑪竇撰寫的《天主實錄》以及和徐光啟等人翻譯的歐幾裡得《幾何原本》等書不僅帶給中國許多先進的科學知識和哲學思想，而且許多中文詞彙，例如點、線、面、平面、曲線、曲面、直角、鈍角、銳角、垂線、平行線、對角線、三角形、四邊形、多邊形、圓、圓心、外切、幾何、星期等等以及漢字「歐」等就是由他們創造並沿用至今。
利瑪竇製作的世界地圖《坤輿萬國全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世界地圖，在中國先後被十二次刻印。而且問世後不久，在江戶時代前期也被介紹到了日本。該地圖使得日本人傳統的崇拜中國的「慕夏」觀念因此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對日本地理學的發展，有著很重要的影響。北極、南極、地中海、日本海等詞彙皆出於此地圖。至今，日本仍稱17世紀至18世紀的地圖為利瑪竇系地圖。
身後
利馬竇墓碑依照明朝的慣例，客死中國的傳教士必須遷回澳門神學院墓地安葬。1610年5月利瑪竇病逝於北京後，其他傳教士和利瑪竇受洗的教徒都希望可以得到皇帝的恩准，讓利瑪竇安葬於北京，藉此來認可教會和天主教在中國的合法存在。為此，耶穌會士龐迪我神父向萬曆皇帝上呈奏疏，希望能破例賜地埋葬利瑪竇。龐迪我在奏章里稱：
“ 利瑪竇以年老患病身故，情實可憐，況臣利瑪竇自入聖朝，漸習熙明之化，讀書通理，朝夕虔恭，焚香祝天，頌聖一念，犬馬報恩忠赤之心，都城士民共知，非敢飾說。生前頗稱好學，頗能著述，先在海邦，原系知名之士，及來上國，亦為縉紳所嘉？臣等外國微臣，悲其死無葬地，泣血祈懇天恩，查賜閒地畝余，或廢寺閒房數間，俾異域遺骸得以埋瘞，而臣等見在四人，亦得生死相依，恪守教規，既享天朝樂土太平之福，亦畢螻蟻外臣報效之誠。 ”
雖然朝廷中有人反對，但該事在內閣大學士葉向高等人的多方努力下，還是很快得到了萬曆皇帝的照准。1611年，由徐光啟主持，皇帝賜物利瑪竇安葬於平則門外二里溝的滕公柵欄。教會無需付款便可擁有這份產業。至19世紀末，安葬於「滕公柵欄」的歐洲傳教士已逾百名。1900年墓地被義和團砸毀。墓穴被掀，碑石被砸。其後清政府依《辛丑條約》出資重修了被毀墓地，而且還立了一塊道歉的石碑。20世紀初此地已經成為天主教的公共墓地。墓地面積也不斷擴大。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柵欄墓地已先後埋葬了數百名西方傳教士，成為明清以來西方傳教士在東方安息的一個最為集中的所在。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外國神父被迫撤離了中國，1954年，墓地內的墓碑只有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三塊依照國務院宗教事務管理處指示被保留在原地。文化大革命期間，利瑪竇墓碑被平埋於地下讓其「永世不得翻身」。1973年，馬尾溝教堂被拆，墓碑無人照管。1978年10月，鄧小平、李先念等五位中國中央領導「批准」重修利瑪竇墓。1979年後墓地得到了修復，並列入了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
利瑪竇墓現位於北京西城區阜成門外的北京市市委黨校院內。
如今公墓東邊墓碑數十塊。西邊有墓碑三塊：面向墓穴，中間為利瑪竇，左右首分別為湯若望、南懷仁。利瑪竇的墓碑上刻著「耶穌會士利公之墓」，有拉丁文和中文兩種文字：
“ 利先生，諱瑪竇，號西泰，大西洋意大里亞國人。自幼入會真修，明萬曆壬午年航海首入中華行教。萬曆庚子年來都，萬曆庚戍年卒，在世五十九年，在會四十二年。 ”
著作
- 《天主實錄》：利瑪竇翻譯了羅明堅編《新編西竺國天主實錄》。起名為《天主實義》，亦名《天學實錄》，這本書第一次系統地向中國人論證了上帝的存在、人的靈魂不朽大異禽獸和死後必有天堂地獄之賞罰，報世人所為善惡的天主教教義。《天主實義》 亦是最早把星期制度引進中國的。《天學實義》後來被乾隆皇帝收錄在四庫全書中，並有蒙、滿、朝鮮、越南及日文譯本。
- 《幾何原本》：利瑪竇與徐光啟合譯了歐幾里德《幾何原本》的前六卷。利瑪竇使用《幾何原本》是他在羅馬學院學習用的課本，由利瑪竇的恩師——當時歐洲著名的數學家克拉維烏斯神父整理編纂。克拉維烏斯神父在原本後又增添了兩卷注釋，總共十五卷。
- 《坤輿萬國全圖》：世界地圖。
- 《西字奇跡》：（今改名《明末羅馬字注音文章》），是中國漢字拉丁化道路之始。
- 《二十五言》：關於天主教道德信念、準則和修養的書。
- 《畸人十篇》：利瑪竇同十位中國士大夫的對話集。
- 《交友論》：收入了古羅馬西塞羅入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大師愛拉斯謨等人論友誼的格言上百則。也有利瑪竇根據他對中國人的思想了解而編寫的。這是利瑪竇所寫的第一部華文著作。
- 《西國記法》：一本介紹利瑪竇本人如何能有過目不忘的能力的書。
- 《辯學遺牘》：1635年出版，收錄了利瑪竇以天主教觀點與明末淨土宗袾宏和其門生虞淳熙的佛教觀點交流的信件。
- 《同文算指》：介紹歐洲算術，根據克拉烏維斯所著的《實用算術概論》（Epitome arithmeticae practicae，1583年）譯成。內容由基本四則運算、分數至比例、開方、正弦餘弦等三角幾何。由李之藻筆錄，清朝時錄入四庫全書。
- 《測量法義》：關於應用幾何、測量，由徐光啟筆錄，附《勾股義》。
- 《圜容較義》：李之藻筆錄。
- 《渾蓋通憲圖說》：天文學知識，李之藻筆錄。
此外，他還寫過或參與寫過《西琴八曲》、《齋旨》、《乾坤體義》等著作。
利瑪竇用義大利文寫的日記後經比利時耶穌會士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整理翻譯為拉丁文，出版於1615年，取名《基督教遠征中國史》，漢譯名為《利瑪竇中國札記》。
1910年，汾屠立神父（Pietro Tacchi Venturi）將耶穌會羅馬檔案館中發現的利瑪竇義大利語原文手稿同其他書稿以題名《利瑪竇神父歷史著作集》（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刊行，共上下兩卷。1942年，德禮賢神父（Pasquale d'Elia）將其編入《利瑪竇全集》（Fonti Ricciane）。
評價
長期以來，西方許多人，尤其是天主教徒將他視為令人景仰的，「誘導異教徒皈依的」傳教士。而東方卻將他視為促進東西方交流的科學家。這種評價主要是因為他向東亞地區傳播了西方的幾何學、地理學知識，以及人文主義和天主教的觀點，同時他又向西方介紹了中國文化。也因此，有人將他視為一位漢學家。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利瑪竇到北京四百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致詞》中對利瑪竇的評價可以代表天主教會的觀點：
“ 利瑪竇神父最大的貢獻是在「文化交融」的領域上。他以中文精編了一套天主教神學和禮儀術語，使中國人得以認識耶穌基督，讓福音喜訊與教會能在中國文化裡降生 ...由於利瑪竇神父如此道地的「做中國人中間的中國人」，使他成為大「漢學家」，這是以文化和精神上最深邃的意義來說的，因為他在自己身上把司鐸與學者，天主教徒與東方學家，義大利人和中國人的身份，令人驚嘆地融合在一起。 ”
《利瑪竇傳》一書的日本作者平川佑弘稱利瑪竇是「人類歷史上第一位集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諸種學藝，和中國四書五經等古典學問於一身的巨人。」他還將利瑪竇看作是「地球上出現的第一位「世界公民」（homo universale）」。（中文版序言）
美國《生活》雜誌亦將他評為公元第二千年內（1000年 - 1999年）最有影響力的百名人物中的一員。
參考文獻
1 顧起元：《客座贅語·利瑪竇》記載「利瑪竇面晰虯須，深目而睛黃如貓，通中國語。來南京，居正陽門西營中」
已故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利瑪竇到北京四百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致詞，http://www.cathlinks.org/ricci400.htm ， 2001年10月24日
- 平川佑弘（日本）著，劉岸偉，徐一平譯，《利瑪竇傳》，光明日報出版社，1999年 ISBN 7801450884
- 利瑪竇原著，何高濟、王遵仲、李申譯，《利瑪竇中國札記》，中外關係史名著譯叢，中華書局，2001年， ISBN 7101007279
- 裴化行（法國）著，管震湖譯，《利瑪竇神父傳》（上、下），商務印書館，1998年，ISBN 7100012287
- 羅光，《利瑪竇傳》，台北縣輔仁大學出版社, 1982年
生平
成為耶穌會士
1552年，利瑪竇出生於義大利馬爾凱州的馬切拉塔城（Macerata），家裡經營利氏藥房，是當地的名門。利瑪竇在這裡一直在一所耶穌會開辦的中學學習，他的父親一直很擔心利瑪竇加入耶穌會。
利瑪竇十六歲來到羅馬，在聖湯多雷亞的學院學習預科，並於1571年的聖母升天節那天加入了耶穌會。1572年在耶穌會主辦的羅馬學院學習哲學和神學，並從師數學家克拉烏學習天算，其時范禮安也是他的老師。在這段時期，他還學會了拉丁文和希臘語，而且也會使用葡萄牙語和西班牙語。
印度之旅
1577年利瑪竇獲准赴遠東傳教。1578年3月24日，利瑪竇從里斯本出發乘船和其他14名耶穌會士一起前往印度傳教。一路上繞過好望角，途經莫三比克，經過6個月的航行，終於在9月13日到達印度果阿－－葡萄牙在亞洲最重要的殖民地。路途非常辛苦，在到達果阿前，船上來自莫三比克的400名奴隸死了13名。
利瑪竇在來到印度之前，由於沙勿略之前對印度的讚美以及教會的神化，他所聽說的印度非常令人神往，在這裡傳教也比較容易。但是現實的反差令他大惑不解。1580年，他在給耶穌會的歷史學家瑪菲用葡萄牙語寫的信中說道：「查看一下有關印度、日本的注釋書和地圖類，會發現明顯的謬誤比比皆是。」但是耶穌會在日本佈教非常順利，而且在印度還發現了聶斯托里教派（景教）的信徒。這使得利瑪竇他們精神上非常振奮。
利瑪竇在印度和交趾支那傳教四年。其間在果阿的神學院還學習了人文學科，在1580年7月26日晉升為司鐸後，又學習了神學。他在印度認識到，應該允許當地人也學習哲學、教理和神學等歐洲文化，並且寫信給耶穌會總部提出了這個問題。他認為：「如果阻攔他們與他人為伍擔任職務——通過學問而出人頭地——，我擔憂他們會憎恨我們，而我們耶穌會在印度的主要目的，感化異教徒使他們皈依我們神聖信仰的使命，將會化為泡影。」這也是利瑪竇進入中國後所持的態度，並終其一生一直維持這個看法。羅光所寫的《利瑪竇傳》中說，這是「他能贏得我國士大夫的尊敬亦以此精神故。」
到達澳門
由於明朝閉關鎖國的政策，之前的傳教士都未能進入中國傳教，而只能停留在澳門。1581年，羅明堅神父向東
方總巡察使范禮安舉薦了利瑪竇。1582年（萬曆十年）利瑪竇應召前往中國傳教，8月7日到達澳門。
傳教士們想通過漢語著述天主教義來吸引中國人，「練習用他們的語言寫作，作為一種吸引捕捉他們心靈的手段。」因此他們先在澳門努力學習漢語。開始學習漢語的利瑪竇對完全與拼音文字不同的漢字感到很興奮，覺得非常不可思議。此外，在澳門的時候正好有來自日本的天正遣歐使節團路過，利瑪竇趁此機會還學了一點日語。
進入中國的第一站：肇慶
1583年，利瑪竇獲准與羅明堅神父入居廣東肇慶。他們對中國官員自稱來自「天竺」，致使中國人以為他們是佛教徒。利瑪竇解釋來中國的原因：「我們是從遙遠的西方而來的教士，因為仰慕中國，希望可以留下，至死在這裏侍奉天主。」他不敢直接回答傳教的目的，否則他可能會被驅逐。為了傳教，他們從西方帶來了許多用品，比如聖母像、地圖、星盤和三稜鏡等。其中還有歐幾里德《幾何原本》。利瑪竇帶來的各種西方的新事物，吸引了眾多好奇的中國人。特別是他帶來的地圖，令中國人眼界大開。
進入了中國的利瑪竇對中國文明非常稱讚：除了還沒有沐浴「我們神聖的天主教信仰」之外，「中國的偉大乃是舉世無雙的」「中國不僅是一個王國，中國其實就是一個世界。」他感嘆「柏拉圖在《共和國》中作為理論敘述的理想，在中國已被付諸實踐。」而且他還發現中國人非常博學，「醫學、自然科學、數學、天文學都十分精通。」但是他也發現「在中國人之間科學不大成為研究對象。」
這一年的8月在肇慶建立了「僊花寺」，開始傳教工作。起初傳教十分低調。神父們行事小心謹慎，主要精力都在學習漢語和中國的禮節習俗，以博得中國人，尤其是官員們的信任。他們身穿佛教僧侶的服飾，認為這樣能夠博得人們的好感，而且他們也覺得這與天主教神父的裝束相差不大。這也使中國人更加相信他們是遠道而來的僧人。他們在這裡掛上了聖母瑪利亞的畫像，許多士人官吏，甚至僧人都來跪拜，他們感到非常興奮。但是從中國人的角度來講，這更多是出於禮節性的，而沒有宗教意義。也有記述說，他們擔心中國人看到瑪利亞的畫像會誤認為他們的神是女性的，而改掛了基督像。
1584年，利瑪竇製作並印行《山海輿地全圖》，這是中國人首次接觸到了近代地理學知識。利瑪竇利用解釋各種西方事物的機會，同時介紹了他們的天主教信仰。他們翻譯了《十誡》、《主的祈禱》和《聖母讚歌》，以及《教理問答書》。很快亦有中國人對天主教產生興趣。於是利瑪竇開始派發羅明堅撰寫的《天主實錄》，以中文解釋天主教的教義。許多中國人都對這部書產生了很大的興趣。但是無論如何，無論是「僊花寺」的創立，還是《天主實錄》的刊行，中國人始終是把它當作佛教流派而已，中國人對於基督教還沒有多少實質的認識。
第二站：韶州
1589年（萬曆十七年）夏天，廣東新任總督將利瑪竇所住的西式建築據為己有，於是利瑪竇移居韶州。在韶州的時候，利瑪竇遇到了一次意外。他們遇上了強盜打劫，雖然利瑪竇受了一點傷，但是幸好他們嚇退了強盜，而且這些強盜很快就被逮捕歸案。在韶州期間，另外一個不幸是利瑪竇的兩名部下相繼逝世。1591年麥安東神父逝世；1593年石方西神父也辭世了。而另外一名羅明堅神父則早已返回了歐洲，現在只剩下利瑪竇一人從事在中國的傳教事業。感到欣慰的是，他在肇慶結識的 士人瞿太素成為了他的好友和弟子，還幫助利瑪竇翻譯了歐幾裡得《幾何原本》的第一卷。藉著瞿太素的宣傳，以及贈送高官們利瑪竇自己製作的天體儀、地球儀和計時用的日晷等西洋物品，利瑪竇的名聲逐漸在當地的達官貴人中傳開，其間他還被瞿太素的朋友邀請去了一趟南雄。
在韶州，利瑪竇攻讀《四書》，並首次將之譯為拉丁文。而通過與瞿太素和其他許多中國上流社會人士的接觸，利瑪竇發現自己先前的佛教僧侶裝扮在當時的中國社會並不受到尊重，社會地位也比較低下。為了更方便與中國的官員交往，在徵得范禮安的同意後，從1594年起，利瑪竇開始蓄髮留鬚，並穿起了當時儒士的服裝。
第三站：南昌
1595年（萬曆二十三年）利瑪竇藉口為一位北上任職官員之子治病，而獲得了去南京的機會。但是到了南京以後，利瑪竇陪同的官員對他逐漸失去了興趣，利瑪竇只好自己設法留在南京。然而這一次失敗了。他只好折返南昌，並獲得批准在此居住。1596年9月22日，利瑪竇成功的預測了一次日食，使他很快成為了一個有名的人物，期間結交了許多儒士權貴，並受到建安王的熱情款待。他在寫給耶穌會的報告中解釋了自己出名的理由：一是因為當地從沒有見過外國人；二是利瑪竇的記憶力非常好，以至於許多中國人都想學習，他也因此用漢語寫了一本《西國記法》的書來介紹他的記憶方法；三是它能夠運用四書五經來宣講基督教的教義；四是他的自然科學知識；五是傳說他會煉金術；六是有人向他求教基督教。另外在這一年利瑪竇為了練習用漢語寫文章，寫了一部談論友情的著作《交友論》而意外的獲得士人的欣賞。
1596年利瑪竇被范禮安任命為耶穌會中國教區的負責人，由利瑪竇全權負責在中國的傳教活動。並且指示利瑪竇想辦法到北京去覲見中國的皇帝，以達到在中國傳教的有力保障。而且還從澳門送去了許多準備送給中國皇帝的禮物。
第四站：南京
接受了新任務的利瑪竇開始策劃北京之行。沒過多久，他就聯繫了北上任南京禮部尚書的王忠銘一起帶他去南京，而且王忠銘還表示要帶他去北京。於是1598年6月25日，利瑪竇與另一位郭居靜神父同王忠銘一起離開南昌奔赴南京。7月初，他們一行到達南京，9月7日抵達北京。但當時正值日本侵犯朝鮮，利瑪竇作為外國人無法在北京久留，而且又遇到了財政上的困難，僅住一個多月便只好返回，次年2月6日再度到達南京[1]。
在南京居住期間，利瑪竇通過瞿太素的幫助，結交了不少名士，如南京禮部侍郎葉向高、思想家李贄、徐光啟等。當然這主要還是人們對於他的自然科學知識的傾慕。值得一提的是，在南京利瑪竇還與一位三淮和尚（即大報恩寺僧雪浪）進行了一場辯論，在這次辯論中，利瑪竇憑藉其科學性的思辨明顯占了上風。他還在正陽門（今光華門）內洪武崗西崇禮街（今尚書巷）建成內地第四座天主教堂，他在城西羅寺轉灣的住址後來也成為著名的天主教堂——石鼓路天主教堂。這些活動使南京成為中國天主教史上最重要的傳教中心之一。
永住北京
1600年5月18日（萬曆二十八年），利瑪竇帶著龐迪我神父和準備好獻給皇帝的禮物再度赴京，並於1601年1月24日抵達北京。進呈自鳴鐘、聖經、《萬國圖志》、大西洋琴等方物，得明神宗信任。同年，明神宗下詔允許利瑪竇等人長居北京。但中國的朝廷根本沒有注意到，利瑪竇長住北京的目的是為了傳播基督教。
之後利瑪竇在北京以豐富東西學識，結交中國的士大夫。常與賓客談論天主、靈魂、天堂、地獄。同時編撰新書，包括以中文寫成的《二十五言》等，得到不少中國知識分子的尊重。到了1605年，北京已有200人信奉天主教，當中有數名更是公卿大臣。這當中最著名的，也是後來影響最大的是進士出身的翰林徐光啟。
1610年5月11日（萬曆三十八年）利瑪竇病逝於北京，賜葬於平則門外的二里溝。逝世前指定龍華民 接任教會中職務。
成就
傳播天主教
中國在唐朝時曾一度流行基督教的聶斯脫利派（景教），但是到了明朝建立以後，中國基本上已沒有基督徒。利瑪竇可以說是天主教在中國傳教的開創者之一。他成功在北京覲見皇帝，而且在士大夫中建立良好聲譽和關係，開啟了日後其他傳教士進入中國之門，而且也開創了日後200多年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方式：一方面用漢語傳播基督教；另一方面用自然科學知識來博取中國人的好感。
利瑪竇對中國傳統的習俗保持寬容的態度。他容許中國的教徒繼續傳統的祭天、祭祖敬孔。據他的了解，這些只屬尊敬祖先的儀式；只要不摻入祈求、崇拜等迷信成分，本質上並沒有違反天主教教義。利瑪竇主張以「天主」稱呼天主教的「神」（英語的God或拉丁文的Deus）；但他亦認為天主教的「神」早已存在於中國的思想，因為中國傳統的「天」和「上帝」本質上與天主教所說的「唯一真神」沒有分別。利瑪竇本人更穿著中國士人服飾。利瑪竇的傳教策略和方式，一直為之後跟隨他到中國的耶穌會傳教士所遵從，稱為「利瑪竇規矩」。
利瑪竇等義大利傳教士在中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明代末帝的皇后在清軍入關時曾寫信準備皈依天主教並請求教宗支援（此信尚保存在梵蒂岡）。清朝康熙仍然重用義大利傳教士。但後來歐洲其他天主教各教會之間對中國傳統祭祖敬孔習俗的爭論，削弱了利瑪竇等人本已取得的成功。康熙時代，西班牙傳教士為了在菲律賓和中國排擠義大利傳教士，向教宗申訴並取得教宗敕令，宣稱利瑪竇等人允許中國教徒崇拜祖先違背了天主教教義，並派特使到中國晉見皇帝，態度驕橫，和康熙爭辯。康熙認為「天下沒有不忠不孝的神仙」，說這個特使「不可理喻」，下令囚禁到澳門，使其病死獄中。從此，中國皇帝和羅馬教廷關係急劇惡化，禁止了西班牙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並進一步嚴格的實行了閉關鎖國政策。而祭祖敬孔的禁令直到數百年後的1939年12月8日由教宗碧岳十二世（即庇護十二世）刪除，這也側面顯示出了利瑪竇對中國文化的了解。
西學東來
帶著西學而來的利瑪竇開展了晚明士大夫學習西學的風氣。由明萬曆至清順治年間，一共有一百五十餘種的西方書籍翻譯成中文。
利瑪竇撰寫的《天主實錄》以及和徐光啟等人翻譯的歐幾裡得《幾何原本》等書不僅帶給中國許多先進的科學知識和哲學思想，而且許多中文詞彙，例如點、線、面、平面、曲線、曲面、直角、鈍角、銳角、垂線、平行線、對角線、三角形、四邊形、多邊形、圓、圓心、外切、幾何、星期等等以及漢字「歐」等就是由他們創造並沿用至今。
利瑪竇製作的世界地圖《坤輿萬國全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世界地圖，在中國先後被十二次刻印。而且問世後不久，在江戶時代前期也被介紹到了日本。該地圖使得日本人傳統的崇拜中國的「慕夏」觀念因此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對日本地理學的發展，有著很重要的影響。北極、南極、地中海、日本海等詞彙皆出於此地圖。至今，日本仍稱17世紀至18世紀的地圖為利瑪竇系地圖。
身後
利馬竇墓碑依照明朝的慣例，客死中國的傳教士必須遷回澳門神學院墓地安葬。1610年5月利瑪竇病逝於北京後，其他傳教士和利瑪竇受洗的教徒都希望可以得到皇帝的恩准，讓利瑪竇安葬於北京，藉此來認可教會和天主教在中國的合法存在。為此，耶穌會士龐迪我神父向萬曆皇帝上呈奏疏，希望能破例賜地埋葬利瑪竇。龐迪我在奏章里稱：
“ 利瑪竇以年老患病身故，情實可憐，況臣利瑪竇自入聖朝，漸習熙明之化，讀書通理，朝夕虔恭，焚香祝天，頌聖一念，犬馬報恩忠赤之心，都城士民共知，非敢飾說。生前頗稱好學，頗能著述，先在海邦，原系知名之士，及來上國，亦為縉紳所嘉？臣等外國微臣，悲其死無葬地，泣血祈懇天恩，查賜閒地畝余，或廢寺閒房數間，俾異域遺骸得以埋瘞，而臣等見在四人，亦得生死相依，恪守教規，既享天朝樂土太平之福，亦畢螻蟻外臣報效之誠。 ”
雖然朝廷中有人反對，但該事在內閣大學士葉向高等人的多方努力下，還是很快得到了萬曆皇帝的照准。1611年，由徐光啟主持，皇帝賜物利瑪竇安葬於平則門外二里溝的滕公柵欄。教會無需付款便可擁有這份產業。至19世紀末，安葬於「滕公柵欄」的歐洲傳教士已逾百名。1900年墓地被義和團砸毀。墓穴被掀，碑石被砸。其後清政府依《辛丑條約》出資重修了被毀墓地，而且還立了一塊道歉的石碑。20世紀初此地已經成為天主教的公共墓地。墓地面積也不斷擴大。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柵欄墓地已先後埋葬了數百名西方傳教士，成為明清以來西方傳教士在東方安息的一個最為集中的所在。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外國神父被迫撤離了中國，1954年，墓地內的墓碑只有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三塊依照國務院宗教事務管理處指示被保留在原地。文化大革命期間，利瑪竇墓碑被平埋於地下讓其「永世不得翻身」。1973年，馬尾溝教堂被拆，墓碑無人照管。1978年10月，鄧小平、李先念等五位中國中央領導「批准」重修利瑪竇墓。1979年後墓地得到了修復，並列入了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
利瑪竇墓現位於北京西城區阜成門外的北京市市委黨校院內。
如今公墓東邊墓碑數十塊。西邊有墓碑三塊：面向墓穴，中間為利瑪竇，左右首分別為湯若望、南懷仁。利瑪竇的墓碑上刻著「耶穌會士利公之墓」，有拉丁文和中文兩種文字：
“ 利先生，諱瑪竇，號西泰，大西洋意大里亞國人。自幼入會真修，明萬曆壬午年航海首入中華行教。萬曆庚子年來都，萬曆庚戍年卒，在世五十九年，在會四十二年。 ”
著作
- 《天主實錄》：利瑪竇翻譯了羅明堅編《新編西竺國天主實錄》。起名為《天主實義》，亦名《天學實錄》，這本書第一次系統地向中國人論證了上帝的存在、人的靈魂不朽大異禽獸和死後必有天堂地獄之賞罰，報世人所為善惡的天主教教義。《天主實義》 亦是最早把星期制度引進中國的。《天學實義》後來被乾隆皇帝收錄在四庫全書中，並有蒙、滿、朝鮮、越南及日文譯本。
- 《幾何原本》：利瑪竇與徐光啟合譯了歐幾里德《幾何原本》的前六卷。利瑪竇使用《幾何原本》是他在羅馬學院學習用的課本，由利瑪竇的恩師——當時歐洲著名的數學家克拉維烏斯神父整理編纂。克拉維烏斯神父在原本後又增添了兩卷注釋，總共十五卷。
- 《坤輿萬國全圖》：世界地圖。
- 《西字奇跡》：（今改名《明末羅馬字注音文章》），是中國漢字拉丁化道路之始。
- 《二十五言》：關於天主教道德信念、準則和修養的書。
- 《畸人十篇》：利瑪竇同十位中國士大夫的對話集。
- 《交友論》：收入了古羅馬西塞羅入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大師愛拉斯謨等人論友誼的格言上百則。也有利瑪竇根據他對中國人的思想了解而編寫的。這是利瑪竇所寫的第一部華文著作。
- 《西國記法》：一本介紹利瑪竇本人如何能有過目不忘的能力的書。
- 《辯學遺牘》：1635年出版，收錄了利瑪竇以天主教觀點與明末淨土宗袾宏和其門生虞淳熙的佛教觀點交流的信件。
- 《同文算指》：介紹歐洲算術，根據克拉烏維斯所著的《實用算術概論》（Epitome arithmeticae practicae，1583年）譯成。內容由基本四則運算、分數至比例、開方、正弦餘弦等三角幾何。由李之藻筆錄，清朝時錄入四庫全書。
- 《測量法義》：關於應用幾何、測量，由徐光啟筆錄，附《勾股義》。
- 《圜容較義》：李之藻筆錄。
- 《渾蓋通憲圖說》：天文學知識，李之藻筆錄。
此外，他還寫過或參與寫過《西琴八曲》、《齋旨》、《乾坤體義》等著作。
利瑪竇用義大利文寫的日記後經比利時耶穌會士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整理翻譯為拉丁文，出版於1615年，取名《基督教遠征中國史》，漢譯名為《利瑪竇中國札記》。
1910年，汾屠立神父（Pietro Tacchi Venturi）將耶穌會羅馬檔案館中發現的利瑪竇義大利語原文手稿同其他書稿以題名《利瑪竇神父歷史著作集》（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刊行，共上下兩卷。1942年，德禮賢神父（Pasquale d'Elia）將其編入《利瑪竇全集》（Fonti Ricciane）。
評價
長期以來，西方許多人，尤其是天主教徒將他視為令人景仰的，「誘導異教徒皈依的」傳教士。而東方卻將他視為促進東西方交流的科學家。這種評價主要是因為他向東亞地區傳播了西方的幾何學、地理學知識，以及人文主義和天主教的觀點，同時他又向西方介紹了中國文化。也因此，有人將他視為一位漢學家。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利瑪竇到北京四百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致詞》中對利瑪竇的評價可以代表天主教會的觀點：
“ 利瑪竇神父最大的貢獻是在「文化交融」的領域上。他以中文精編了一套天主教神學和禮儀術語，使中國人得以認識耶穌基督，讓福音喜訊與教會能在中國文化裡降生 ...由於利瑪竇神父如此道地的「做中國人中間的中國人」，使他成為大「漢學家」，這是以文化和精神上最深邃的意義來說的，因為他在自己身上把司鐸與學者，天主教徒與東方學家，義大利人和中國人的身份，令人驚嘆地融合在一起。 ”
《利瑪竇傳》一書的日本作者平川佑弘稱利瑪竇是「人類歷史上第一位集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諸種學藝，和中國四書五經等古典學問於一身的巨人。」他還將利瑪竇看作是「地球上出現的第一位「世界公民」（homo universale）」。（中文版序言）
美國《生活》雜誌亦將他評為公元第二千年內（1000年 - 1999年）最有影響力的百名人物中的一員。
參考文獻
1 顧起元：《客座贅語·利瑪竇》記載「利瑪竇面晰虯須，深目而睛黃如貓，通中國語。來南京，居正陽門西營中」
已故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利瑪竇到北京四百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致詞，http://www.cathlinks.org/ricci400.htm ， 2001年10月24日
- 平川佑弘（日本）著，劉岸偉，徐一平譯，《利瑪竇傳》，光明日報出版社，1999年 ISBN 7801450884
- 利瑪竇原著，何高濟、王遵仲、李申譯，《利瑪竇中國札記》，中外關係史名著譯叢，中華書局，2001年， ISBN 7101007279
- 裴化行（法國）著，管震湖譯，《利瑪竇神父傳》（上、下），商務印書館，1998年，ISBN 7100012287
- 羅光，《利瑪竇傳》，台北縣輔仁大學出版社, 1982年
中國基督教史
基督教在中國有廣義和狹義兩個概念。廣義指包括東正教、天主教、新教在內的，以基督耶穌為救主的宗教。狹義則指新教，或曰更正教、反對教等。本詞條指的是廣義的基督教。基督教的傳統認為多馬（「印度使徒」）或巴多羅買是最早將基督福音帶到中國的人。而有確切歷史記載的是公元635年，唐朝初年，唐太宗貞觀九年，基督教初次來到中國。
唐朝 (景教)
基督教傳入中國最早的確切記載是唐太宗貞觀九年（635年），敘利亞傳教士阿羅本到達長安。阿羅本帶來的基督教，是一個當時被認為異端的派別聶思脫里派，來華後被稱為景教。唐朝會昌五年（845年）唐武宗篤信道教，下旨禁止佛教等其他宗教，至此基督教在中國第一次終止了傳播。
元朝 (也里可溫教)
聶思脫里派獲得恢復
元朝開始，由於大量色目人來到中國，使中國的景教信徒回升。馬可波羅和一些中世紀西方學者指出中國和蒙古有很多景教小團體存在，特別是蒙古克列惕（Kerait）、汪古惕（Ongut）兩部族信奉景教。當時他們在帖八里的主教曾一度與當時新興的天主教傳教士發生衝突。元朝的景教徒稱為「也里可溫」（arkagun），享受免兵役和免稅的特權。據馬可波羅報告，元代中國北京、山西大同、甘肅敦煌、肅州、甘州、涼州，寧夏、新疆喀什噶爾、葉爾姜、依犁，江蘇揚州、杭州、鎮江，浙江溫州、福建泉州都有景教徒和景教寺；元代著名的景教僧人有掃馬和雅八阿羅訶。根據後來在泉州出土大量景教文物，可知福建泉州是當時中國南方景教的中心。
天主教傳入中國
1243年英諾森四世派西班牙方濟各會會長柏郎嘉賓(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到中國華北傳教，於1246年抵達蒙古帝國上都哈拉和林，晉見蒙古大汗貴由（窩闊臺之子），但是未能說服貴由皈依天主教，於次年返回[1]。
1243年同年，教宗還派方濟各教士羅蘭，多明我會士安息靈二位傳教士到華南傳教。但二人未成功到達[2]。
1252年法王路易九世派遣方濟各會修士呂柏克（魯不魯乞）出使蒙古，1254年1月3日呂柏克到達和林晉見蒙哥[3]。
教宗使者與馬可波羅
1265年義大利天主教徒尼古拉·波羅和馬飛奧·波羅兄弟抵達蒙古帝國汗八里（今北京），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接見，派遣他們回報羅馬教廷，請教廷派遣傳教士來元帝國。波羅兄弟於1269年回到家鄉，老教宗克萊門特四世於一年前去世。不久新教宗格里高利十世被選出，派遣兩名多明我會修士跟隨波羅兄弟前往元帝國。尼古拉·波羅還帶上了他的15歲的兒子馬可波羅。兩位教士半途而返。馬可波羅一家三人於1275年，帶著教宗給元帝國皇帝的信再次回到中國。此後馬可波羅在元帝國任職達17年。多年之後，他所口述的《馬可·波羅遊記》，激起了整個西方對中國的遐想[4]。
1289年，羅馬教宗尼古拉四世派遣方濟各會神父義大利人孟高維諾（1247—1328）前往中國，途經印度，於1293年抵達元大都（今北京），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歡迎，獲准在大都自由傳教。
1313年，羅馬教廷派遣方濟各會修士日辣多等七人前往中國，其中1人留在途中傳教，3人死於印度，到達中國只有3人。日辣多被任命為泉州教區第一任主教，其餘2人留大都傳教。至此天主教在中國建立了大都和泉州兩個主教區。
1333年教宗若望二十二世任命方濟各會修士尼古拉為北京主教[5]。
1338年教宗本篤十二世接見蒙古使臣安德，隨後派遣馬黎諾里（Giovanni de' Marignolli）為使臣，率領修士團五十余人來華。至正二年（1342年）抵達北京，晉見元順帝[6]。1345年馬黎諾里返回當時的教廷阿維儂。
元末基督教被摧毀
1362年，泉州第五任主教雅各伯（威廉·甘勃尼），在元末動亂中被殺害。
1368年，明朝建立，摧毀了所有外族色彩的事物，包括天主教和聶思脫里派。基督教於元朝滅亡時，再次中斷。
明朝 (中國天主教)
沙勿略長眠上川島
嘉靖十三年（1552年） ，天主教耶穌會的方濟各·沙勿略神父到達中國廣東的上川島，但得不到進入大陸的許可，帶著遺憾死在了島上。
羅明堅登陸廣州城
萬曆六年（1578年），駐澳門的耶穌會遠東觀察員範禮安神父認識到在文化發達的中國傳教需要改變策略，於是他從印度調來了幾位年輕的傳教士，讓他們學習中國語言，並希望他們今後傳教時得到中國官員的支持。這裡面就有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巴范濟(Francois Pasio)和利瑪竇(Matteo Ricci）。
萬曆七年（1579年），羅明堅到廣州，後返回澳門。
萬曆十年（1582年），羅明堅和巴范濟被允許在廣東肇慶定居並傳教，第二年利瑪竇也抵達肇慶，使天主教在中國大陸得以立足。
萬曆十三年（1585年），範禮安任命葡萄牙籍教士孟三德任中國教區區長，潛入肇慶居留。
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耶穌會義大利籍教士郭居靜來華。
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耶穌會西班牙籍教士龐迪我來華。
利瑪竇永駐京城
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利瑪竇、龐迪我攜帶大量禮品去北京覲見明神宗，並獲得在京永駐的許可，在士大夫中建立良好聲譽和關係，開啟了日後其他傳教士進入中國之門。
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耶穌會義大利籍教士熊三拔來華。
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耶穌會義大利籍教士艾儒略到中國泉州傳教。
天啟二年（1622年）耶穌會德國籍教士湯若望到中國傳教。
天啟二年（1622年）耶穌會西班牙籍教士費樂德來華。
天啟四年（1624年）耶穌會葡萄牙教士伏若望來華。
崇禎二年（1629年）耶穌會葡萄牙教士瞿西滿來華。
湯若望與《崇禎曆書》
崇禎三年（1630年）湯若望第二次來到北京，奉召任職歷局，協助徐光啟編修《崇禎曆書》。
崇禎十年（1637年）耶穌會義大利教士賈宜陸來華。
崇禎十六年（1643年）耶穌會匈牙利教士衛匡國來華。
清朝
湯若望的歷獄
順治十六年（1659年），耶穌會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來華傳教。
康熙四年（1665年），楊光先上書《辟繆論》，誣告湯若望《時憲歷》十謬。顧命大臣鰲拜不滿漢人及外邦人參議朝政，於是支持楊光先，把湯若望收押獄中，並株連許多在華傳教士，史稱「歷獄」。
中國禮儀之爭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巴黎外方傳教會的顏璫主教在他所管轄的福建代牧區內，發佈了禁止中國教徒實行中國禮儀的禁令，引發天主教羅馬教廷與中國清王朝的對抗。最終導致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皇帝下諭，禁止傳習天主教。
康熙九年（1670年），方濟各會西班牙籍教士利安定來華。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法國耶穌會派白晉、洪若瀚來華。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耶穌會法國傳教士艾若瑟到中國澳門傳教，1699年至1701年到河南開封、山西太原接管教務。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康熙帝為澄清中國禮儀之爭，派遣艾若瑟出使羅馬教廷，中國教徒樊守義隨行。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至乾隆十年(1745年)，天主教嘉布遣會（Capuchin）修士定居拉薩，後被驅逐。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耶穌會士伊波利托·德西德里神父進入拉薩。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第一屆俄國東正教北京傳道團抵達北京。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羅馬教廷為中國禮儀之爭事，派嘉樂主教來華，重新禁令。
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皇帝下諭，禁止傳習天主教。
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簽訂《布連斯奇條約》，中方正式允許俄國派東正教教士到中國傳教。
雍正乾隆年間，清政府對於天主教的態度一度鬆弛。
道光十八年（1838年）由於反天主教勢力與天主教摩擦不斷，清政府取締了天主教在華的一切活動，許多天主教堂被政府沒收，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後才將教堂發還，因產權糾紛，引發許多教案。
基督教新教傳入中國
嘉慶十二年（1807年），第一位新教傳教士，新教英國倫敦會的馬禮遜來華傳教。七年之後，第一個中國新教徒蔡高受洗。
道光十年（1830年），美國公理會裨治文抵達廣州，他是新教第一位來華的美國傳教士。
道光十五年（1835年），美國公理會傳教士伯駕醫生抵達廣州，在廣州十三行內新豆欄街成立了廣州眼科醫局，免費為病人治病，同時傳教。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英國倫敦會傳教士 麥都思、艾約瑟來上海創立墨海書館。
第一次鴉片戰爭與傳教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中美簽訂《中美望廈條約》，允許美國人可以在五個條約港口購買地產來建教堂、醫院和墓地。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中法簽訂《中法黃埔條約》， 准許法國人在五個口岸建堂，弛禁天主教。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麥都思、米憐在上海重新組織翻譯《聖經》。1850年《新約》翻譯完畢，1853年，《舊約》翻譯完畢。這部新譯的《新約》被稱為「代表譯本」《聖經》。代表譯本被英國聖經會採納為海外標準本，成為當時中國最廣為流行的聖經譯本。
咸豐四年（1854年），英國傳教士戴德生受中華傳道會（福漢會）派遣，第一次來華，抵達上海。
馬神甫事件與第二次鴉片戰爭
咸豐六年（1856年），巴黎外方傳教會法國教士馬賴在廣西被殺，成為法國參加第二次鴉片戰爭的藉口。
深入內地
同治五年（1866年），戴德生以基督教新教內地會名義率領一批傳教士來華，抵達上海。
同治九年（1870年），發生涉及法國天主教的天津教案。
同治十年（1871年），加拿大長老會傳教士馬偕醫生抵達香港，輾轉經過廣州，汕頭等地之後到達台灣進行「醫療宣教」。
光緒五年（1879年）美國聖公會上海主教施約瑟(S. J. Sekoresehewsky)在上海成立聖約翰學院，1905年改名為聖約翰大學。這是中國最早的教會大學。
光緒九年（1883年），香港美國公理會傳教士喜嘉理為孫中山、陸皓東等人行洗禮。
光緒十三年（1887年），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韋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 1829-1890)發起成立廣學會。這是中國近代第一個全面介紹西方科學文化的出版機構。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美國公理會傳教士丁家立（Tenney Charles Daniel）出任天津北洋西學學堂總教習。
曹州教案與膠州灣被強占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發生涉及德國天主教的曹州教案，成為德國佔領膠州灣的藉口。
義和團事件與庚子賠款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美北長老會傳教士丁韙良出任京師大學堂西文總教習。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在北京、天津和中國北方主要省份，發生大規模迫害屠殺天主教和新教的義和團運動，成為八國聯軍入侵北京的藉口。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英國浸信會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建議將庚子晉省教案賠款白銀50萬兩就地興辦中西大學堂。經中英雙方議定，合辦山西大學堂。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在武昌美國聖公會牧師胡蘭亭支持下，該會教會閱報室「日知會」司理、基督徒劉靜庵組織日知會，宣傳反清革命主張。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美國公理會傳教士明恩溥（A．H．Smith）回美國宣傳「退款辦學」，並求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建議用清政府的「庚子賠款」在中國辦教育，和資助中國學生來美國留學。
第一位殉道的中國新教徒是廣東博羅的Che Kam Kong ( Chea Kunkong)，他1865年去香港，1866年成為基督徒。5年中帶領博羅一百余人信教。長輩不滿他拋棄傳統，警告他停止傳教，但被他拒絕。1871年被捕，被強迫放棄信仰。他說，"你能殺我的肉身，不能殺我的靈魂"，隨後被推出城門殺害；屍體被扔進附近的河裡。
中華民國
直到民國成立以後，中華民國臨時憲法中保障了宗教自由，加上當時很多革命人士以及支持革命的人也是新教徒（例如： 孫中山 、宋教仁、廖德山，以至後期的蔣介石和張學良等），因而在民國以後新教的發展比清朝時好，直到1949年中共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止。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基督徒人數近70萬人。
由於新教(反對教)教義強調只能拜上帝，不能拜其他偶像，因此與"祭奠祖先"等很多中國傳統習俗產生了很大抵觸，使得基督教之前在中國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傳播和發展，直到後來來中國傳教的剛恆毅(1876年-1958年)與雷鳴遠神父解釋中國人祭祖敬孔禮並不違背教會的信仰，中國人這麼地做是為了向已亡的父母和祖先表達尊敬。教宗碧岳十二世因而在1939年12月8日刪除了祭祖敬孔的禁令，才解決了這一問題。然而，新教一直也不接受中國人拜祖先。(彭育申，2000)
非基督教運動
1919年巴黎和會對中國的不公，引發五四運動，之後也引發了一場從1922年到1927年間的「非基督教運動」。這場運動與義和團運動不同的是，主要參加者是激進知識青年。
早期中國三自教會
「非基督教運動」的反帝國主義行動，促進了中國人獨立教會「自治、自養、自傳」的實踐。倪柝聲創辦的地方教會，就誕生在這個時代。參見「中國自立教會」。
抗戰時期
因為戰爭，男性都參軍去，外國傳教士被抓進集中營去，為了延續教會事奉，中華聖公會決定在香港按立一位女性(李添嬡女士)成為牧師，然後派往澳門赴任，成為全世界第一位被按立的女性牧師。中華聖公會的決定引起當時全世界教會的反彈，因為過去女性從來沒有擔任過教會內任何重要職位。在普世聖公宗其他教省要求之下，該位女牧師被逼辭去牧師之職位；另一方面，中華聖公會努力斡旋，陳明當時中國形勢的險峻。最後，中華聖公會的決定終於得到普世聖公宗其他教省得認同。
書籍The Small Woman和電影Inn of the Sixth Happiness講述的是傳教士艾偉德的故事。
別了，司徒雷登！
「別了，司徒雷登！」是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於1949年寫的一篇文章的題目，評論美國駐中國大使司徒雷登無奈離開共產黨新中國的事情。司徒雷登首先是美南長老會傳教士，其次是教育家，創辦了燕京大學，最後才使外交家。司徒雷登的經歷十分典型，代表了基督教在民國時代的經歷和結局。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三自愛國運動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政府開始進行基督教教會社會主義改造。外國教牧人員被迫離開大陸到香港、臺灣或回到母國。
1950年7月，中國基督教界吳耀宗等人聯名發表「三自宣言」，發起了三自愛國運動，號召教會"自治、自養、自傳"，中國教會從此走上了獨立自主自辦的道路。
1951年，發動指任過去的基督教是帝國主義侵略工具的控訴運動，切斷國內教會與國外教會的一切聯繫。所謂的外國教會在中國的代理人逃到香港、臺灣和國外，或者被新中國政府驅逐出境。天主教美國瑪利諾會傳教士華理柱（James Edward Walsh ，1891-1981），在1958年10月18日在上海被判處20年徒刑，直到1970年7月10日，因中美關係將要有重大變化，才被提前釋放，成為最後一個離開中國的西方傳教士。
1954年7月，中國基督教第一屆全國會議召開，正式成立了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提出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團結全國基督徒，「熱愛祖國，遵守國家法令，堅持自治、自養、自傳，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方針」。
1957年成立中國天主教愛國會。
1958年各種不同信仰禮儀背景的教會實行「聯合禮拜」。
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基督教受到嚴重的衝擊，一切宗教活動基本停止。文革結束後，政府「撥亂反正」使得中國教會得到復興和長足發展。
今日中國大陸基督教
今天，基督徒主要包括天主教徒，新教徒、還有為數極少東正教徒(見中國基督教新教和中國天主教) 。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都列在官方承認的五種宗教之中。
雖然中國大陸官方實行無神論宣傳教育，但是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政府制定《宗教事務條例》[1]，規定宗教活動只能在政府登記的宗教場所進行，否則為非法。另外，有一些條款，例如"禁止在登記場所以外的場所傳教"、"外籍人士除非受邀請不准傳教"、"跨省宗教活動需經審批"等等，與憲法上"宗教自由"的條款有爭議。隨著中國的開放與發展，基督教在中國的狀況開始受到其它國家教徒的關注。
目前全國性的三自愛國教會（西方稱之為"政府教會"或"官辦教會"）組織，天主教有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和中國天主教主教團，基督新教有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以及中國基督教協會。
與羅馬教廷的關係
梵蒂岡目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建立外交關係。中國大陸的天主教三自教會實行自選自聖主教制度，拒絕接受羅馬教廷的領導。教宗任命的主教也無法正常在中國大陸開展宗教活動。中國現政府一直強烈反對梵蒂岡宣佈的部分聖人，理由是這些人曾在中國進行了「非法活動」(近代史上協助西方侵略中國以及1949年之後企圖顛覆大陸政權)。
地理
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在中國各省的分佈相當懸殊。
中國天主教徒最集中的省份是河北（占全國1／3）。許多國際知名的天主教地下教會的領袖（如已故的保定教區范學淹主教），都來自該省。河北保定附近的東閭村，是著名的聖母朝聖中心。其次是山西、陝西、內蒙古、四川、福建（長樂、福安）以及上海市。山西太原教區清徐縣的六合村有7000名教徒，可能是中國天主教徒最多的村莊。
基督教（基督新教）信徒最集中的5個省份是河南、浙江（特別是溫州市以及杭州市蕭山區、慈溪、溫嶺等）、福建（特別是福清）、安徽、江蘇（主要在宿遷、淮安）。其次是山東、雲南、黑龍江（特別是大慶）、遼寧、江西等省。其中以河南的信徒最多，全省有5%人口是新教徒（不包括家庭教會的信徒）。浙江溫州地區由於信徒眾多，已經呈現教堂林立的情形。雲南西北角貢山的基督徒的比重高達85％，是中國基督徒比重最高的縣。
雜誌今日基督教說中國每年平均有兩萬人加入基督教，是現在中國增長最快的宗教, 超過共產黨的人數（7000萬人）。
官方基督教組織
1979年以後，中國大陸基督教出現顯著復興。由於三自愛國運動、中國基督教協會 (新教) 和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不承認羅馬教宗，因而被其他羅馬教會視為分裂出的基督教組織。中國官方基督教組織必須遵守政府對他們制定的規章制度，因此被一些家庭教會看作是偽教。
家庭教會
許多基督徒選擇在三自組織以外的聚會，稱為家庭教會或地下教會。在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中，因家庭教會多數拒絕向政府登記而被定為非法。家庭教會在全國各地的處境很不相同，差異很大，浙江（例如溫州）以及福建（例如廈門）的各大城市的家庭教會的力量很強盛，可能由於經濟的原因。這些地區的地方政府往往都知道他們的存在，但通常不會阻止他們眾會；而其他一些地方，尤其是部分農村，家庭教會仍然受到很嚴厲的打壓，家庭教會的信徒被拘捕的事件時有發生，有時甚至把探訪家庭教會的香港或外國信徒也拘捕了（因為國家《宗教事務條例》把外國人參加家庭教會聚會視為非法），所以部份香港和外國的華人教會對家庭教會都會採取敬而遠之的態度。家庭教會因為沒有統一管理，長期處於地下，也不一定有正式的訓練有素的宣教士帶領信徒，一些成了異端，甚至邪教的溫床（例如：東方閃電）。另外，有些家庭教會也傾向自由主義、靈恩主義(參見靈恩派)等，派別比較多。
趨勢
2003年，由保羅·海特威 (Paul Hattaway)著寫的書《天上人 The Heavenly Man》成為2003年最佳基督教圖書，該書描寫中國基督徒雲兄弟（劉振營）從蒙召到全國傳福音的經歷以及家庭教會的擴張。
估算中國基督徒人數很難，因為許多人不願公開自己的信仰。由於家庭教會多數沒有登記，所以估計家庭教會的信徒人數相當困難。
外間對於中國基督新教信徒人口的估算落差很大。三自愛國運動和中國基督教協會 (簡稱「兩會」)在二○○二年的數字是約一千五百萬。而在海外機構之中，《愛德通訊》（Amity News）著名的一九九七年統計的數字則在一千萬到一千三百七十萬間。有不少坊間估計非常樂觀。有許多網上資料指中國信徒有五千萬以上，甚至有些數字超過一億。香港宣道會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蔡少琪在基督教時代論壇指出，中國新教信徒數字只可能在二千萬左右，基於多種因素，外間的數字很可能嚴重高估[2]。
教派
官方聲稱中國教會沒有宗派之別，這指的是「三自教會」。 如果把家庭教會包含進去，現存的五種宗教的內部各自有一些不同的派別，如基督教內的基督復臨安息日會、真耶穌教會和地方教會（基督徒聚會處）在福建等一些地方並不參加政府提倡的聯合禮拜，而是舉行單獨聚會。
少數民族
少數民族中，傈僳族、苗族、俄羅斯族和朝鮮族信仰基督教的比重較大。
國際訪問和基督教
在北京等國際城市，已經在酒店里設立了專供外國人的聚會。
美國官方訪問中國時常去中國教堂，2005年11月，美國總統喬治·沃克·布希訪問北京時，參加缸瓦市教堂（北京開放的5所官方承認的新教教堂之一） [3] [4]. 國務卿 賴斯參加棕枝主日。
中國東正教
在中國北方的哈爾濱，有人數很少的一群東正教徒。中國東正教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7世紀被俘來到北京的俄國人。另外，在新疆北部的一些俄羅斯族人也是東正教徒。
基督教與中國現代教育
天主教和新教都在中國建立了一大批教育機構，從幼稚園一直到大學。一些中國著名大學起源於教會學校。比較著名的新教中學早期有煙臺中學，後期有培正中學、培道中學（在一二三事件之前）等，大學則有燕京大學、嶺南大學、上海聖約翰大學、湘雅醫學院、華中大學等。而天主教部分有震旦大學、輔仁大學和靜宜大學等。這些學校都為中國培養了大量吸收了西方教育的知識份子。
基督教與文化侵略問題
1840年代鴉片戰爭後，中國被炮火打開國門，清政府被迫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基督教的傳教活動亦被列入條約，傳教士以此為護身符進入內地傳教，基督教也隨之進入中國。大批西方傳教士以沿海通商口岸為基地迅速擴展基督教，建立教堂，同時也辦立學校、醫院、孤兒院等機構，基督教開始在中國獲得了很多信徒。但部分中國人因為對基督教的不理解與對侵略者的仇恨，認為基督教是西方殖民主義者殖民統治的工具，認為基督教傳福音是文化、宗教的侵略，引起他們的不滿，把這些對侵略者的仇恨轉化成對基督教、傳教士的暴力行為。終於在1900年發生了義和團運動，多名傳教士和基督徒遭到殺害。
來自美國和英國的新教傳教士在介紹中國方面的作用超過任何人。英國和美國宗派，如英國循道會，繼續派遣傳教士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驅逐傳教士。
參考文獻
1 閻宗臨《元代西歐宗教與政治之使節》《中西交通史》 74頁
2 同上，74頁
3 同上 83頁
4 佚名：《中國教會史》
唐朝 (景教)
基督教傳入中國最早的確切記載是唐太宗貞觀九年（635年），敘利亞傳教士阿羅本到達長安。阿羅本帶來的基督教，是一個當時被認為異端的派別聶思脫里派，來華後被稱為景教。唐朝會昌五年（845年）唐武宗篤信道教，下旨禁止佛教等其他宗教，至此基督教在中國第一次終止了傳播。
元朝 (也里可溫教)
聶思脫里派獲得恢復
元朝開始，由於大量色目人來到中國，使中國的景教信徒回升。馬可波羅和一些中世紀西方學者指出中國和蒙古有很多景教小團體存在，特別是蒙古克列惕（Kerait）、汪古惕（Ongut）兩部族信奉景教。當時他們在帖八里的主教曾一度與當時新興的天主教傳教士發生衝突。元朝的景教徒稱為「也里可溫」（arkagun），享受免兵役和免稅的特權。據馬可波羅報告，元代中國北京、山西大同、甘肅敦煌、肅州、甘州、涼州，寧夏、新疆喀什噶爾、葉爾姜、依犁，江蘇揚州、杭州、鎮江，浙江溫州、福建泉州都有景教徒和景教寺；元代著名的景教僧人有掃馬和雅八阿羅訶。根據後來在泉州出土大量景教文物，可知福建泉州是當時中國南方景教的中心。
天主教傳入中國
1243年英諾森四世派西班牙方濟各會會長柏郎嘉賓(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到中國華北傳教，於1246年抵達蒙古帝國上都哈拉和林，晉見蒙古大汗貴由（窩闊臺之子），但是未能說服貴由皈依天主教，於次年返回[1]。
1243年同年，教宗還派方濟各教士羅蘭，多明我會士安息靈二位傳教士到華南傳教。但二人未成功到達[2]。
1252年法王路易九世派遣方濟各會修士呂柏克（魯不魯乞）出使蒙古，1254年1月3日呂柏克到達和林晉見蒙哥[3]。
教宗使者與馬可波羅
1265年義大利天主教徒尼古拉·波羅和馬飛奧·波羅兄弟抵達蒙古帝國汗八里（今北京），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接見，派遣他們回報羅馬教廷，請教廷派遣傳教士來元帝國。波羅兄弟於1269年回到家鄉，老教宗克萊門特四世於一年前去世。不久新教宗格里高利十世被選出，派遣兩名多明我會修士跟隨波羅兄弟前往元帝國。尼古拉·波羅還帶上了他的15歲的兒子馬可波羅。兩位教士半途而返。馬可波羅一家三人於1275年，帶著教宗給元帝國皇帝的信再次回到中國。此後馬可波羅在元帝國任職達17年。多年之後，他所口述的《馬可·波羅遊記》，激起了整個西方對中國的遐想[4]。
1289年，羅馬教宗尼古拉四世派遣方濟各會神父義大利人孟高維諾（1247—1328）前往中國，途經印度，於1293年抵達元大都（今北京），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歡迎，獲准在大都自由傳教。
1313年，羅馬教廷派遣方濟各會修士日辣多等七人前往中國，其中1人留在途中傳教，3人死於印度，到達中國只有3人。日辣多被任命為泉州教區第一任主教，其餘2人留大都傳教。至此天主教在中國建立了大都和泉州兩個主教區。
1333年教宗若望二十二世任命方濟各會修士尼古拉為北京主教[5]。
1338年教宗本篤十二世接見蒙古使臣安德，隨後派遣馬黎諾里（Giovanni de' Marignolli）為使臣，率領修士團五十余人來華。至正二年（1342年）抵達北京，晉見元順帝[6]。1345年馬黎諾里返回當時的教廷阿維儂。
元末基督教被摧毀
1362年，泉州第五任主教雅各伯（威廉·甘勃尼），在元末動亂中被殺害。
1368年，明朝建立，摧毀了所有外族色彩的事物，包括天主教和聶思脫里派。基督教於元朝滅亡時，再次中斷。
明朝 (中國天主教)
沙勿略長眠上川島
嘉靖十三年（1552年） ，天主教耶穌會的方濟各·沙勿略神父到達中國廣東的上川島，但得不到進入大陸的許可，帶著遺憾死在了島上。
羅明堅登陸廣州城
萬曆六年（1578年），駐澳門的耶穌會遠東觀察員範禮安神父認識到在文化發達的中國傳教需要改變策略，於是他從印度調來了幾位年輕的傳教士，讓他們學習中國語言，並希望他們今後傳教時得到中國官員的支持。這裡面就有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巴范濟(Francois Pasio)和利瑪竇(Matteo Ricci）。
萬曆七年（1579年），羅明堅到廣州，後返回澳門。
萬曆十年（1582年），羅明堅和巴范濟被允許在廣東肇慶定居並傳教，第二年利瑪竇也抵達肇慶，使天主教在中國大陸得以立足。
萬曆十三年（1585年），範禮安任命葡萄牙籍教士孟三德任中國教區區長，潛入肇慶居留。
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耶穌會義大利籍教士郭居靜來華。
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耶穌會西班牙籍教士龐迪我來華。
利瑪竇永駐京城
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利瑪竇、龐迪我攜帶大量禮品去北京覲見明神宗，並獲得在京永駐的許可，在士大夫中建立良好聲譽和關係，開啟了日後其他傳教士進入中國之門。
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耶穌會義大利籍教士熊三拔來華。
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耶穌會義大利籍教士艾儒略到中國泉州傳教。
天啟二年（1622年）耶穌會德國籍教士湯若望到中國傳教。
天啟二年（1622年）耶穌會西班牙籍教士費樂德來華。
天啟四年（1624年）耶穌會葡萄牙教士伏若望來華。
崇禎二年（1629年）耶穌會葡萄牙教士瞿西滿來華。
湯若望與《崇禎曆書》
崇禎三年（1630年）湯若望第二次來到北京，奉召任職歷局，協助徐光啟編修《崇禎曆書》。
崇禎十年（1637年）耶穌會義大利教士賈宜陸來華。
崇禎十六年（1643年）耶穌會匈牙利教士衛匡國來華。
清朝
湯若望的歷獄
順治十六年（1659年），耶穌會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來華傳教。
康熙四年（1665年），楊光先上書《辟繆論》，誣告湯若望《時憲歷》十謬。顧命大臣鰲拜不滿漢人及外邦人參議朝政，於是支持楊光先，把湯若望收押獄中，並株連許多在華傳教士，史稱「歷獄」。
中國禮儀之爭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巴黎外方傳教會的顏璫主教在他所管轄的福建代牧區內，發佈了禁止中國教徒實行中國禮儀的禁令，引發天主教羅馬教廷與中國清王朝的對抗。最終導致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皇帝下諭，禁止傳習天主教。
康熙九年（1670年），方濟各會西班牙籍教士利安定來華。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法國耶穌會派白晉、洪若瀚來華。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耶穌會法國傳教士艾若瑟到中國澳門傳教，1699年至1701年到河南開封、山西太原接管教務。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康熙帝為澄清中國禮儀之爭，派遣艾若瑟出使羅馬教廷，中國教徒樊守義隨行。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至乾隆十年(1745年)，天主教嘉布遣會（Capuchin）修士定居拉薩，後被驅逐。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耶穌會士伊波利托·德西德里神父進入拉薩。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第一屆俄國東正教北京傳道團抵達北京。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羅馬教廷為中國禮儀之爭事，派嘉樂主教來華，重新禁令。
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皇帝下諭，禁止傳習天主教。
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簽訂《布連斯奇條約》，中方正式允許俄國派東正教教士到中國傳教。
雍正乾隆年間，清政府對於天主教的態度一度鬆弛。
道光十八年（1838年）由於反天主教勢力與天主教摩擦不斷，清政府取締了天主教在華的一切活動，許多天主教堂被政府沒收，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後才將教堂發還，因產權糾紛，引發許多教案。
基督教新教傳入中國
嘉慶十二年（1807年），第一位新教傳教士，新教英國倫敦會的馬禮遜來華傳教。七年之後，第一個中國新教徒蔡高受洗。
道光十年（1830年），美國公理會裨治文抵達廣州，他是新教第一位來華的美國傳教士。
道光十五年（1835年），美國公理會傳教士伯駕醫生抵達廣州，在廣州十三行內新豆欄街成立了廣州眼科醫局，免費為病人治病，同時傳教。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英國倫敦會傳教士 麥都思、艾約瑟來上海創立墨海書館。
第一次鴉片戰爭與傳教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中美簽訂《中美望廈條約》，允許美國人可以在五個條約港口購買地產來建教堂、醫院和墓地。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中法簽訂《中法黃埔條約》， 准許法國人在五個口岸建堂，弛禁天主教。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麥都思、米憐在上海重新組織翻譯《聖經》。1850年《新約》翻譯完畢，1853年，《舊約》翻譯完畢。這部新譯的《新約》被稱為「代表譯本」《聖經》。代表譯本被英國聖經會採納為海外標準本，成為當時中國最廣為流行的聖經譯本。
咸豐四年（1854年），英國傳教士戴德生受中華傳道會（福漢會）派遣，第一次來華，抵達上海。
馬神甫事件與第二次鴉片戰爭
咸豐六年（1856年），巴黎外方傳教會法國教士馬賴在廣西被殺，成為法國參加第二次鴉片戰爭的藉口。
深入內地
同治五年（1866年），戴德生以基督教新教內地會名義率領一批傳教士來華，抵達上海。
同治九年（1870年），發生涉及法國天主教的天津教案。
同治十年（1871年），加拿大長老會傳教士馬偕醫生抵達香港，輾轉經過廣州，汕頭等地之後到達台灣進行「醫療宣教」。
光緒五年（1879年）美國聖公會上海主教施約瑟(S. J. Sekoresehewsky)在上海成立聖約翰學院，1905年改名為聖約翰大學。這是中國最早的教會大學。
光緒九年（1883年），香港美國公理會傳教士喜嘉理為孫中山、陸皓東等人行洗禮。
光緒十三年（1887年），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韋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 1829-1890)發起成立廣學會。這是中國近代第一個全面介紹西方科學文化的出版機構。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美國公理會傳教士丁家立（Tenney Charles Daniel）出任天津北洋西學學堂總教習。
曹州教案與膠州灣被強占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發生涉及德國天主教的曹州教案，成為德國佔領膠州灣的藉口。
義和團事件與庚子賠款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美北長老會傳教士丁韙良出任京師大學堂西文總教習。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在北京、天津和中國北方主要省份，發生大規模迫害屠殺天主教和新教的義和團運動，成為八國聯軍入侵北京的藉口。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英國浸信會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建議將庚子晉省教案賠款白銀50萬兩就地興辦中西大學堂。經中英雙方議定，合辦山西大學堂。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在武昌美國聖公會牧師胡蘭亭支持下，該會教會閱報室「日知會」司理、基督徒劉靜庵組織日知會，宣傳反清革命主張。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美國公理會傳教士明恩溥（A．H．Smith）回美國宣傳「退款辦學」，並求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建議用清政府的「庚子賠款」在中國辦教育，和資助中國學生來美國留學。
第一位殉道的中國新教徒是廣東博羅的Che Kam Kong ( Chea Kunkong)，他1865年去香港，1866年成為基督徒。5年中帶領博羅一百余人信教。長輩不滿他拋棄傳統，警告他停止傳教，但被他拒絕。1871年被捕，被強迫放棄信仰。他說，"你能殺我的肉身，不能殺我的靈魂"，隨後被推出城門殺害；屍體被扔進附近的河裡。
中華民國
直到民國成立以後，中華民國臨時憲法中保障了宗教自由，加上當時很多革命人士以及支持革命的人也是新教徒（例如： 孫中山 、宋教仁、廖德山，以至後期的蔣介石和張學良等），因而在民國以後新教的發展比清朝時好，直到1949年中共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止。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基督徒人數近70萬人。
由於新教(反對教)教義強調只能拜上帝，不能拜其他偶像，因此與"祭奠祖先"等很多中國傳統習俗產生了很大抵觸，使得基督教之前在中國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傳播和發展，直到後來來中國傳教的剛恆毅(1876年-1958年)與雷鳴遠神父解釋中國人祭祖敬孔禮並不違背教會的信仰，中國人這麼地做是為了向已亡的父母和祖先表達尊敬。教宗碧岳十二世因而在1939年12月8日刪除了祭祖敬孔的禁令，才解決了這一問題。然而，新教一直也不接受中國人拜祖先。(彭育申，2000)
非基督教運動
1919年巴黎和會對中國的不公，引發五四運動，之後也引發了一場從1922年到1927年間的「非基督教運動」。這場運動與義和團運動不同的是，主要參加者是激進知識青年。
早期中國三自教會
「非基督教運動」的反帝國主義行動，促進了中國人獨立教會「自治、自養、自傳」的實踐。倪柝聲創辦的地方教會，就誕生在這個時代。參見「中國自立教會」。
抗戰時期
因為戰爭，男性都參軍去，外國傳教士被抓進集中營去，為了延續教會事奉，中華聖公會決定在香港按立一位女性(李添嬡女士)成為牧師，然後派往澳門赴任，成為全世界第一位被按立的女性牧師。中華聖公會的決定引起當時全世界教會的反彈，因為過去女性從來沒有擔任過教會內任何重要職位。在普世聖公宗其他教省要求之下，該位女牧師被逼辭去牧師之職位；另一方面，中華聖公會努力斡旋，陳明當時中國形勢的險峻。最後，中華聖公會的決定終於得到普世聖公宗其他教省得認同。
書籍The Small Woman和電影Inn of the Sixth Happiness講述的是傳教士艾偉德的故事。
別了，司徒雷登！
「別了，司徒雷登！」是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於1949年寫的一篇文章的題目，評論美國駐中國大使司徒雷登無奈離開共產黨新中國的事情。司徒雷登首先是美南長老會傳教士，其次是教育家，創辦了燕京大學，最後才使外交家。司徒雷登的經歷十分典型，代表了基督教在民國時代的經歷和結局。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三自愛國運動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政府開始進行基督教教會社會主義改造。外國教牧人員被迫離開大陸到香港、臺灣或回到母國。
1950年7月，中國基督教界吳耀宗等人聯名發表「三自宣言」，發起了三自愛國運動，號召教會"自治、自養、自傳"，中國教會從此走上了獨立自主自辦的道路。
1951年，發動指任過去的基督教是帝國主義侵略工具的控訴運動，切斷國內教會與國外教會的一切聯繫。所謂的外國教會在中國的代理人逃到香港、臺灣和國外，或者被新中國政府驅逐出境。天主教美國瑪利諾會傳教士華理柱（James Edward Walsh ，1891-1981），在1958年10月18日在上海被判處20年徒刑，直到1970年7月10日，因中美關係將要有重大變化，才被提前釋放，成為最後一個離開中國的西方傳教士。
1954年7月，中國基督教第一屆全國會議召開，正式成立了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提出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團結全國基督徒，「熱愛祖國，遵守國家法令，堅持自治、自養、自傳，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方針」。
1957年成立中國天主教愛國會。
1958年各種不同信仰禮儀背景的教會實行「聯合禮拜」。
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基督教受到嚴重的衝擊，一切宗教活動基本停止。文革結束後，政府「撥亂反正」使得中國教會得到復興和長足發展。
今日中國大陸基督教
今天，基督徒主要包括天主教徒，新教徒、還有為數極少東正教徒(見中國基督教新教和中國天主教) 。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都列在官方承認的五種宗教之中。
雖然中國大陸官方實行無神論宣傳教育，但是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政府制定《宗教事務條例》[1]，規定宗教活動只能在政府登記的宗教場所進行，否則為非法。另外，有一些條款，例如"禁止在登記場所以外的場所傳教"、"外籍人士除非受邀請不准傳教"、"跨省宗教活動需經審批"等等，與憲法上"宗教自由"的條款有爭議。隨著中國的開放與發展，基督教在中國的狀況開始受到其它國家教徒的關注。
目前全國性的三自愛國教會（西方稱之為"政府教會"或"官辦教會"）組織，天主教有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和中國天主教主教團，基督新教有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以及中國基督教協會。
與羅馬教廷的關係
梵蒂岡目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建立外交關係。中國大陸的天主教三自教會實行自選自聖主教制度，拒絕接受羅馬教廷的領導。教宗任命的主教也無法正常在中國大陸開展宗教活動。中國現政府一直強烈反對梵蒂岡宣佈的部分聖人，理由是這些人曾在中國進行了「非法活動」(近代史上協助西方侵略中國以及1949年之後企圖顛覆大陸政權)。
地理
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在中國各省的分佈相當懸殊。
中國天主教徒最集中的省份是河北（占全國1／3）。許多國際知名的天主教地下教會的領袖（如已故的保定教區范學淹主教），都來自該省。河北保定附近的東閭村，是著名的聖母朝聖中心。其次是山西、陝西、內蒙古、四川、福建（長樂、福安）以及上海市。山西太原教區清徐縣的六合村有7000名教徒，可能是中國天主教徒最多的村莊。
基督教（基督新教）信徒最集中的5個省份是河南、浙江（特別是溫州市以及杭州市蕭山區、慈溪、溫嶺等）、福建（特別是福清）、安徽、江蘇（主要在宿遷、淮安）。其次是山東、雲南、黑龍江（特別是大慶）、遼寧、江西等省。其中以河南的信徒最多，全省有5%人口是新教徒（不包括家庭教會的信徒）。浙江溫州地區由於信徒眾多，已經呈現教堂林立的情形。雲南西北角貢山的基督徒的比重高達85％，是中國基督徒比重最高的縣。
雜誌今日基督教說中國每年平均有兩萬人加入基督教，是現在中國增長最快的宗教, 超過共產黨的人數（7000萬人）。
官方基督教組織
1979年以後，中國大陸基督教出現顯著復興。由於三自愛國運動、中國基督教協會 (新教) 和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不承認羅馬教宗，因而被其他羅馬教會視為分裂出的基督教組織。中國官方基督教組織必須遵守政府對他們制定的規章制度，因此被一些家庭教會看作是偽教。
家庭教會
許多基督徒選擇在三自組織以外的聚會，稱為家庭教會或地下教會。在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中，因家庭教會多數拒絕向政府登記而被定為非法。家庭教會在全國各地的處境很不相同，差異很大，浙江（例如溫州）以及福建（例如廈門）的各大城市的家庭教會的力量很強盛，可能由於經濟的原因。這些地區的地方政府往往都知道他們的存在，但通常不會阻止他們眾會；而其他一些地方，尤其是部分農村，家庭教會仍然受到很嚴厲的打壓，家庭教會的信徒被拘捕的事件時有發生，有時甚至把探訪家庭教會的香港或外國信徒也拘捕了（因為國家《宗教事務條例》把外國人參加家庭教會聚會視為非法），所以部份香港和外國的華人教會對家庭教會都會採取敬而遠之的態度。家庭教會因為沒有統一管理，長期處於地下，也不一定有正式的訓練有素的宣教士帶領信徒，一些成了異端，甚至邪教的溫床（例如：東方閃電）。另外，有些家庭教會也傾向自由主義、靈恩主義(參見靈恩派)等，派別比較多。
趨勢
2003年，由保羅·海特威 (Paul Hattaway)著寫的書《天上人 The Heavenly Man》成為2003年最佳基督教圖書，該書描寫中國基督徒雲兄弟（劉振營）從蒙召到全國傳福音的經歷以及家庭教會的擴張。
估算中國基督徒人數很難，因為許多人不願公開自己的信仰。由於家庭教會多數沒有登記，所以估計家庭教會的信徒人數相當困難。
外間對於中國基督新教信徒人口的估算落差很大。三自愛國運動和中國基督教協會 (簡稱「兩會」)在二○○二年的數字是約一千五百萬。而在海外機構之中，《愛德通訊》（Amity News）著名的一九九七年統計的數字則在一千萬到一千三百七十萬間。有不少坊間估計非常樂觀。有許多網上資料指中國信徒有五千萬以上，甚至有些數字超過一億。香港宣道會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蔡少琪在基督教時代論壇指出，中國新教信徒數字只可能在二千萬左右，基於多種因素，外間的數字很可能嚴重高估[2]。
教派
官方聲稱中國教會沒有宗派之別，這指的是「三自教會」。 如果把家庭教會包含進去，現存的五種宗教的內部各自有一些不同的派別，如基督教內的基督復臨安息日會、真耶穌教會和地方教會（基督徒聚會處）在福建等一些地方並不參加政府提倡的聯合禮拜，而是舉行單獨聚會。
少數民族
少數民族中，傈僳族、苗族、俄羅斯族和朝鮮族信仰基督教的比重較大。
國際訪問和基督教
在北京等國際城市，已經在酒店里設立了專供外國人的聚會。
美國官方訪問中國時常去中國教堂，2005年11月，美國總統喬治·沃克·布希訪問北京時，參加缸瓦市教堂（北京開放的5所官方承認的新教教堂之一） [3] [4]. 國務卿 賴斯參加棕枝主日。
中國東正教
在中國北方的哈爾濱，有人數很少的一群東正教徒。中國東正教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7世紀被俘來到北京的俄國人。另外，在新疆北部的一些俄羅斯族人也是東正教徒。
基督教與中國現代教育
天主教和新教都在中國建立了一大批教育機構，從幼稚園一直到大學。一些中國著名大學起源於教會學校。比較著名的新教中學早期有煙臺中學，後期有培正中學、培道中學（在一二三事件之前）等，大學則有燕京大學、嶺南大學、上海聖約翰大學、湘雅醫學院、華中大學等。而天主教部分有震旦大學、輔仁大學和靜宜大學等。這些學校都為中國培養了大量吸收了西方教育的知識份子。
基督教與文化侵略問題
1840年代鴉片戰爭後，中國被炮火打開國門，清政府被迫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基督教的傳教活動亦被列入條約，傳教士以此為護身符進入內地傳教，基督教也隨之進入中國。大批西方傳教士以沿海通商口岸為基地迅速擴展基督教，建立教堂，同時也辦立學校、醫院、孤兒院等機構，基督教開始在中國獲得了很多信徒。但部分中國人因為對基督教的不理解與對侵略者的仇恨，認為基督教是西方殖民主義者殖民統治的工具，認為基督教傳福音是文化、宗教的侵略，引起他們的不滿，把這些對侵略者的仇恨轉化成對基督教、傳教士的暴力行為。終於在1900年發生了義和團運動，多名傳教士和基督徒遭到殺害。
來自美國和英國的新教傳教士在介紹中國方面的作用超過任何人。英國和美國宗派，如英國循道會，繼續派遣傳教士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驅逐傳教士。
參考文獻
1 閻宗臨《元代西歐宗教與政治之使節》《中西交通史》 74頁
2 同上，74頁
3 同上 83頁
4 佚名：《中國教會史》
祆教、摩尼教、景教、回教
祆教
瑣羅亞斯德教（英文 : Zoroastrianism，波斯文：زرتشتیگری），基督教誕生之前中東西亞最具影響力的宗教，古代波斯帝國的國教。曾被伊斯蘭教徒貶稱為「拜火教」，在中國稱為「祆教」（「祆」，拼音：xiān，中古拼音：hen，意為天意所授之教，這是專門創造的一個漢字，注意不要把「祆」「左示右天」誤作「祅」「左示右夭」）。
瑣羅亞斯德教的思想屬二元論，有學者認為它對猶太教以及後來的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影響深遠。瑣羅亞斯德教的神「密特拉」也進入到羅馬帝國的宗教中。目前此教在伊朗偏僻山區和印度孟買一帶的帕西人（又譯作巴斯人）中仍有很大的影響。
此教的創始人是瑣羅亞斯德（前628年-前551年），出身於安息帝國的一個貴族騎士家庭，20歲時棄家隱居，聲稱30歲時受到神的啟示，改革傳統的多神教，創立新的宗教，但受到傳統教祭司的迫害。直到42歲時，大夏的宰相娶他女兒為妻，將他引見國王，瑣羅亞斯德教才在大夏迅速傳播，77歲時他在一次戰爭中，在神廟中被殺身亡。另有說法謂瑣羅亞斯德的生存年代要更早，拜火教也非他首創，他只是一個集大成者。
教義
阿胡拉·瑪茲達是代表光明的善神，安格拉·曼紐是代表黑暗的惡神；善神的隨從是天使，惡神的隨從是魔鬼，互相之間進行長期、反覆的鬥爭，為了戰鬥，阿胡拉·瑪茲達創造了世界和人，首先創造了火。瑣羅亞斯德的出生是善神阿胡拉·瑪茲達勝利的結果，瑣羅亞斯德的精髓每一千年產生一個兒子，他指定第三個兒子為救世主，以徹底肅清魔鬼，使人類進入「光明、公正和真理的王國」。人死後要進入「裁判之橋」，根據其生前所作所為決定入地獄或天堂，但在世界末日時都要最後受一次最後審判，惡人的靈魂可以盪除罪惡而復活。
瑣羅亞斯德教認為人靈魂的樣子瑣羅亞斯德教的主要經典是《阿維斯陀》，意思是「知識」，也叫「波斯古經」，主要記述瑣羅亞斯德的生平以及教義。原有21卷，亞歷山大大帝征服波斯後認為，信仰拜火教的波斯人作戰太勇敢，故毀去拜火教所有經典，所倖存下來的阿維斯陀僅有一卷，而在希臘留有的一部完整21卷抄本後來散佚。在波斯薩珊王朝期間，拜火教復興，這一卷《阿維斯陀》被拼湊、補齊成為21卷，但與原來的版本已不可同日而語。
祭祀儀式
瑣羅亞斯德教認為，火是阿胡拉·瑪茲達最早創造出來的兒子，是象徵神的絕對和至善，是「正義之眼」，所以廟中都有祭台點燃神火，最壯觀的是在伊朗利用天然氣修建的神廟，四方的神廟四角有四根連接天然氣井的管道，在廟頂四角有四個日夜燃燒的火炬。日常點燃和保存神火要經過繁複的儀式。
瑣羅亞斯德教認為，火、水、土都是神聖的，不得沾污，所以教徒死後只得實行天葬，即放置特定的場所讓兀鷹吃掉。
傳播
瑣羅亞斯德教在中東迅速傳播，薩珊王朝時成為波斯帝國的國教。佛祖釋迦牟尼悟道後招收的第一批弟子就有拜火教徒，不過名為「迦葉」的門徒並非大迦葉，只是重名而已。後來阿拉伯帝國征服波斯，在伊斯蘭化過程中，瑣羅亞斯德教受到伊斯蘭教排斥，被迫向東遷徙，部分進入印度，部分通過西域進入中國。當時西域各國都信仰瑣羅亞斯德教，在中國受到當時南北朝時代的北方各國皇帝的支持，唐朝時也有許多祆祠以備「胡商祈福」，宋朝以後則基本消失。今天的伊朗境內尚保留有5座寺院，但規模都很小，也舉行宗教儀式，內有長年不滅之聖火。
在金庸武俠小說《倚天屠龍記》中記載的明教，即歷史上的摩尼教，就是起源於瑣羅亞斯德教，但教義融合了大量基督教、佛教等其他宗教教義。國內常不加區分的將瑣羅亞斯德教與摩尼教統稱為「拜火教」，含義比較混亂。實際上二者並不是同一種宗教，二者關係類似於猶太教與基督教的關係。
帕西人
在8-10世紀間，一部分堅持信仰瑣羅亞斯德教的波斯人，不願改信伊斯蘭教而移居印度西海岸古吉拉特邦一帶。這些波斯移民在印度被稱為「帕西人」（Parsi），至今共有10萬人左右，仍信瑣羅亞斯德教，主要從事工商業，操古吉拉特語。雖然這些帕西人並非穆斯林，但這是我們在印度歷史上最早見到的「帕西」（Parsi）一詞，按《大英百科全書》的解釋：「『帕西』（Parsi）一詞，其意為波斯人（Persians），乃移居印度的波斯瑣羅亞斯德教徒之後裔。」可見，自中世紀起在印度出現的「帕西」（Parsi）一詞是「波斯人」之意。後來，隨著伊斯蘭教在南亞次大陸的廣泛傳播，在印度民間流行的語言中，「帕西」一詞的詞義逐漸擴大了範圍。
鴉片戰爭以前，已有帕西人到廣州經商，其後亦有帕西人在香港定居。帕西人向來親英國, 相傳香港在日佔時期,日本人將帕西人與英國人關押在一起, 與印度人分別看待.有部分帕西人以販賣鴉片起家，原來在香港居住的帕西人,大都在1997年前移民外國.
廣州的長洲（著名的黃埔軍校正位於長洲島上）有「帕西教徒墓地」,墓地原已荒廢失修, 在2002年被列為廣州市文物保護單位,墓地在2005年完成修繕, 附近有"外國人公墓".在鴉片戰爭以前, 由於外國人不得進入廣州城,因此外國商船隻能停泊在長洲島,不幸客死的外國人唯有葬在長洲島上的山頭.
在香港, 比較著名的帕西人有摩地(摩地是香港大學的創辦人之一, 尖沙咀有摩地道),律敦治(香港今有律敦治醫院)，香港現時亦有名為祆教墳場的帕西人墓地。
在澳門仁伯爵綜合醫院下方，有一個白頭墳場，也是祆教教徒的墓地。
摩尼教
摩尼的生平，「摩尼」（Mani）是「摩尼教」的創教者，是生於主後二一六年，二四二年在巴比倫傳教，二七七年便被釘十字架。摩尼的目標是要建立一個世界性的宗教，超越一切的宗教傳統。[1]
摩尼教，又稱作牟尼教或明教，是一個源自古代波斯宗教祆教的宗教，為西元3世紀中葉波斯人摩尼（Mani）所創立。這是一種將基督教與異教混合而成的哲學體系。其教義認為，在人類初始時，存在著兩種互相對立的世界，即光明與黑暗，它們具體表現在兩個界線分明的「國度」裏。在「光明之國」 裏，由「光明之父」來統治，他周圍有一群神仙。與此相反，「黑暗之國」的統治者是「五類魔」，他是許多殘暴魔鬼的首領，他們總是生活在爭吵不休之中，這是由於他們都貪得無厭，並被其他慾望所驅使。一方面，光明之國的特徵是安寧、和諧、和睦、風景優美、芳香宜人，另一方面，在「五類魔」統治的國家裏，則籠罩著動亂、爭鬥、吵鬧、臭氣熏天。「二宗」從物質上是這樣理解的：在光明之國裏，一切都有美麗的外表，而在黑暗之國裏，萬物都是醜陋的。另外,還有三際,即初際,中際,後際,即過去,現在,未來。奧古斯丁最出也加入這教派，前後長答九年的「摩尼教徒。」可由此看出他內心的爭扎，也可描繪出他推諉犯罪的責任，情慾的困擾，後來奧古斯丁爭脫了這宗教的綑綁，因而反駁摩尼教。
反駁摩尼教
「1.基督教是一元論」 「奧古斯丁說：『只有神是萬物唯一的來源，是獨一的主宰。神從無創造萬有，獨行其事，獨享尊榮。』」
「2.罪惡不是敵對神的永恆國度」 「奧古斯丁說：『神是一切的來源，罪惡並不是與神得國度敵對的永恆勢力。』」
「3.肯定人的道德責任」 「奧古斯丁打破摩尼教的宿命論，肯定人在道德上的責任。」[2]
摩尼教的神學思想
光與暗，善與惡，永遠是敵對與競爭。譬如說：上帝是良善的，那麼缺乏良善的就是罪惡；正如黑暗是因為缺乏光明。它講心靈與物質的關係，還有得救方面的論述，有些與諾斯底主義很接近。[3]
摩尼教起初在巴比倫傳教，在波斯薩珊王朝信任下在波斯傳教,但在巴赫蘭一世以後,因與祆教矛盾,被迫出亡。有些抵達羅馬帝國,但羅馬人有古老的國教,崇拜太陽，因此在羅馬也是不合法宗教。皇帝戴克裏先在296年下令燒死出家修士與燒燬書籍,在家信徒也被斬首,只有到達河中後摩尼教才可以立足。
唐朝武后延載元年（694年），波斯人拂多誕傳摩尼教入中國1；大曆三年(768年)於長安建有大雲光明寺。摩尼教在中國又稱作明教，是因為信徒稱呼他們的神為「明尊」。
五代後梁貞明六年（920年），毋乙、董乙以「末尼」為旗幟，在陳州(今河南淮陽)起義。北宋的方臘和鐘相起義，元朝「明王出世」的韓山童、劉福通起義，都受摩尼教的影響。
明朝的開國君主朱元璋亦是摩尼教信徒，在韓山童等人兵敗之後，他繼承了明王之名，並成功取得江山。這在著名歷史學家吳晗在他的著作《朱元璋傳》亦有提及，他改國號時採納了「明教」之名，所以稱自己的國家為「大明」。不過，朱元璋在立國之後，即大力打壓摩尼教信徒，使之在中國日漸式微。
但這個史實，在中國因金庸小說《倚天屠龍記》中的描述而再次使大家認識到這個宗教。在金庸的小說裏把朱元璋一夥說成是明教徒，言其江山是明教打下的，故其國號不得不稱一個「明」字。
至今，福建泉州至今仍存有小型摩尼寺。19世紀以來在敦煌莫高窟、新疆吐魯番發現大批摩尼教文書，證明摩尼教在中國西北各地廣泛傳播。
摩尼教傳入中國之經過
唐高宗、武后時期，摩尼教逐漸傳播。但摩尼教在初入華時其實並不順利。在唐玄宗開元期間，吐火羅國王曾獻一慕闈於中國，獲唐室接待。不過，在安史之亂前，該教並未在華設寺院，史書反而載有對該教之禁令。據《通史》所載，玄宗不久以摩尼教「本是邪見，妄稱佛教誑惑『黎元』」為由，下令中國人嚴禁參與。
然大致與入唐的同時，摩尼教也大規模地傳入回紇，其後更被定為國教。安史亂後，因回紇助唐平亂有功，摩尼教徒藉回紇的支持，得以在華傳教。據《佛祖統記》載，唐代宗大曆三年，敕準回紇摩尼教徒在長安建摩尼寺──大雲光明寺。其後，又應回紇之請，於荊州、揚州、越州等州建寺。唐憲宗元和二年，再於河南、太原建摩尼寺二所，並派專員保護，自此以後，摩尼教寺滿佈中國境內。摩尼教教士隨回教使者來華，他們得到唐帝禮遇，在中國迅速傳播。
根據《舊唐書》記載，長興元年，回訖宰相將令摩居教五百七十三人入朝一同迎接公主，可見其藉回訖與唐關係，勢力已廷伸到政治層面。另外，在元和八年，據《蕭唐書》記，宴歸國的回訖摩尼人，令至中書見宰官，由此可見，摩居教徒經常由回訖帶唐，並得唐室禮待。
除此之外，部份摩尼教徒也從事商業，據《舊唐書，回鶻傳》︰「摩尼至高師，歲往來西市，商賈頗與囊橐為奸」。
唐武宗會昌元年，回紇被中亞新興的黠戛斯擊敗，國勢衰落，唐廷對回紇和摩尼教的態度立即改變。據《會昌一品集》載，武宗會昌三年，回紇國勢衰落，從中國撤兵，要求唐室「安存摩尼」，但唐突改前態，下令禁江淮諸鎮的摩尼寺。會昌三年（843年）會昌滅法時，摩尼教亦難逃其劫，《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說︰「會昌三年四月中旬，敕天下殺摩尼師，剃髮令著袈裟，作沙門形而殺之。」事實上，朝廷於會昌元年（841年）已下令沒收摩尼教資產與書像等物，由於一些摩尼教沒反抗，致令長安女摩尼死者達七十二人。
摩尼教先於祆教、景教被禁，而史書的記載亦較詳細，可見該教在唐後期聲勢頗大。當時，摩尼教流行的地區以西北、華北地區為主，在福建、浙江沿海地區，因與波斯等國有海路交往，摩尼教也有一定勢力。經會昌一劫，摩尼教再不能在社會公開傳教，轉而在民間秘密流，並漸與其他宗教結合，歷五代兩宋仍不衰。自此就與下層的鬥爭結合起來，成為農民起事的號召旗幟之一。
在十一世紀五十年代後,高昌回鶻的摩尼教也消亡。在13世紀後不再流行。
和其他宗教的聯繫
唐肅宗寶應元年（西元762年），回鶻可汗於洛陽時，又將此一宗教從洛陽帶人了回鶻地區。在西元9世紀左右，回鶻奉摩尼教為國教。
摩尼教在創立的時候參考了基督教、瑣羅亞斯德教（又名祆教、拜火教，創立者瑣羅亞斯德）和景教等教義。而有的史學家認為稱摩尼教為拜火教，但拜火教只是一個籠統的稱呼，瑣羅亞斯德教和摩尼教是兩個不同的宗教。金庸武俠小說《倚天屠龍記》中的明教便帶有拜火教崇拜火這一特點，相信是受此影響。
穆斯林裡的什葉派及佛教之淨土宗，也是受摩尼教影響之分支。
參考文獻
1 華爾克，謝受靈、趙毅之譯，《基督教會史》，（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05，174）。
2 蔡麗貞，《我信聖而公的教會》，（台北：校園書房出版社，2004，147~148）。
3 華爾克，謝受靈、趙毅之譯，《基督教會史》，（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05，174）。
景教
景教即唐朝時期傳入中國的基督教聶斯脫里派（或譯涅斯多留教派），起源於今日敘利亞，也稱為東方亞述教會，被視為最早進入中國的基督教派，成為漢學研究一個活躍的領域。唐朝時曾一度在長安興盛，並在全國都建有「十字寺」，但多由非漢族民眾所信奉。
起源
景教始創人為聶斯脫里（Nestorius， 380年-451年），一說指他生於敘利亞，他提出「基督二性連接說」（sunapheia，conjunction）[1][2]，認為聖母瑪利亞只是生育耶穌肉體，而非授予耶穌神性，因此反對將她作為神旨膜拜。
428年，聶斯脫里出任君士坦丁堡牧首，引起亞歷山大宗主教奚利爾（Cyrillus of Alexandria）猛烈抨擊，公元431年，以弗所會議（Ecumenical Council of Ephesus）召開後，多個教派的衝突雖被調解，但聶氏被革除主教職務，其教派亦定作異端，最終客死埃及。
5世紀末，聶派信眾遷往波斯，曾先後以Chaldea 或亞述教會名義傳教，大本營一度遷往今伊拉克首都巴格達，盛極一時。此後，景教被傳到中亞細亞等地，至六世紀末，已盛行於突厥、康居等等。
當聶派傳入中國時，以景教命名，學者相信「景」是指光明之意。說英語的西方人士往往把聶斯脫里教會歸類於東方正統教派（ Oriental Orthodoxy，不同於東正教的Eastern Orthodoxy，雖然在中文上字面意思相同），這是非常不對的，因為幾乎所有的「東方教派」（包含Oriental 和 Eastern）教會的基督論都和聶斯脫里教派相牴觸。
景教傳入中國之經過
明朝天啟五年(1625年），西安掘出一塊石碑，正面寫著「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並頌」，以1780個漢字撰寫，另附數十字敍利亞文，引起當時傳教士哄動。現時景教在中國的早期歷史，大多以此作為引證。
據石碑所載，唐貞觀九年（635年），大秦國（應指波斯，而非古羅馬[來源請求]）有大德阿羅本帶來經書到長安，由歷史名相房玄齡迎接，獲唐太宗李世民接見。
景教在唐代初期搏得皇帝好感，李世民曾批准教徒在長安興建廟寺一所，初稱「波斯寺」，後更名為「羅馬寺」、「大秦寺」。自太宗至唐德宗，景教在中國發展極快。高宗時，仍崇阿羅本為「鎮國大法王」，並下詔於諸州建景寺，使景教得以廣泛流傳。
武后信奉僧尼，景教受佛僧道士攻擊，幸景教教士集資億萬於洛陽建「大周頌德天樞」，並得景僧阿羅撼將景教教義佛化，使武后大悅，得以繼續發展。
唐玄宗開元年間曾使景教士於興慶宮講道。天寶初亦曾命寧國等五親王到景寺禮拜，設立壇場，並陳列先王之遺像供人禮拜。而且玄宗更邀約羅含和普羅等十七名景僧一起做禮拜，講福音。到唐高宗年間，阿羅本被奉為鎮國大法主，往後教堂亦掛上歷代唐朝皇帝像。
唐肅宗時，曾重建靈武等五郡的景寺，且命景僧伊斯效力中興大臣郭子儀，遂使郭氏也受影響而敬信景教。
唐代宗、德宗亦弘護景教。而當時教會已遍佈全國，除兩京外，靈武、成都、廣州等地都有大秦寺。在德宗建中年間，更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記述景教在中國的流行情況。
755年安史之亂爆發後，景教徒伊斯曾協助郭子儀平亂，後被賜紫衣袈裟。從635年開始，景教在中國順利發展了150年，與祆教及摩尼教並稱唐代「三夷教」。
845年，唐武宗會昌年間，滅佛浪潮爆發，逾萬間佛寺被毀，史稱會昌法難。雖然會昌法難主要針對的是佛教，但同時波及其他夷教。景教與祆教及摩尼教，當時總信徒約3000人，在會昌一役後走向式微，由於景教傳播過分依賴帝王庇護，而信奉者又以胡人居多，故武宗一禁教，便使其逐漸衰落，但在華仍未絕跡。據史書所載，滅法時朝廷欲遣返外國教士，但通往西域之道為吐蕃所阻，故景教教士很難返回本國，亦可能再度潛入中土，至唐僖宗黃巢起事，據阿拉伯《東遊記》載，有不少景教徒被屠殺，可見唐末內地仍有殘餘景教徒。
元朝開始，由於大量色目人來到中國，使中國的景教信徒回升。馬可波羅和一些中世紀西方學者指出中國和蒙古有很多景教小團體存在，特別是蒙古克烈（Kerait）、汪古（Ongut），乃蠻三部族信奉景教[3]，其實信仰景教的都是突厥遺民。當時他們在帖八里的主教曾一度與當時新興的天主教傳教士發生衝突。元朝的景教徒稱為「也里可溫」（arkagun），享受免兵役和免稅的特權。據馬可波羅報告，元代中國北京、山西大同、甘肅敦煌、肅州、甘州、涼州，寧夏、新疆喀什噶爾、莎車、伊犁，江蘇揚州、杭州、鎮江，浙江溫州、福建泉州都有景教徒和景教寺；元代著名的景教僧人有掃馬和雅八阿羅訶。根據後來在泉州出土大量景教文物，可知福建泉州是當時中國南方景教的中心。
明朝取代元朝後，景教衰微，但並未絕跡，一直存在「十字架教派信徒」有兩個世紀，直到十六世紀左右，天主教傳教士開始展開中國傳教工作，景教徒數目隨之銳減。
現時全中國只有香港還有聶斯脫里教派信徒，都是1990年代末期由黎巴嫩或敘利亞來香港從商的信徒，人數並不多。香港的聶斯妥里教派主教除了負責牧養香港的信徒以外，亦要同時兼顧東亞及南亞地區的所有信眾。
中國化過程
景教在中國演化時，大量參考佛教概念。其中較有趣是，四福音書的作者，均改以「法王」稱呼：馬太是明泰法王、路加是盧珈法王、馬可是摩距辭法王、約翰喚成瑜翰法王；教堂叫作「寺」；大主教叫「大法王」；教士自然叫作「僧」。上帝的稱呼則取敍利亞文Alaha音譯，叫作「皇父阿羅訶」，亦有按照道教規則，以「天尊」稱之。
在中國佛教及道教影響下，景教有發展成綜合主教（Syncretism）的傾向。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作者景淨曾著有《志玄安樂經》，教導世人如何得到安樂。經文按照儒家經典《中庸》的格式撰寫，滲入「無為」、「清淨」等中國哲學概念，經文曰：「無動無欲，則不求不為。無求無為，則能清能淨。能淨能淨，則能晤能正。能晤能証，則遍照遍境。遍照遍境，是安樂緣。」
中國化景教基本教義：
- 不承認瑪利亞為天主之母。
- 不用聖像，但保留十字架。
- 不承認羅馬教派所謂：死後滌罪說。但崇拜祖先。
- 反對化體說。
- 食素，教務人員不吃肉。
- 教務總管，由選舉產生。
景教的教會組織
在八世紀末的時候，提摩太一世主教長在位時就己經奠定了，中世紀景教在跨越亞洲大陸的發展基礎。為了使得教會內部的組織更加的清楚，而且行政穏定性更好，宣教的工作更有果效，提摩太一世就將主教團和總主教的上層結構重新的組合，分別選出負責教會內部的都主教和負責宣教的都主教。
內部都主教
負責教會內部的行政事物，但始終聽命於主教長。當主教長去世之後，負責統理挑選新主教長的過程。
宣教都主教
更準確的名稱是「對外都主教」，他們是負責對外方面的宣教事物，也因為他們位於一個較偏遠的地區，所在選舉主教長的時也都無法參加，所以他們基本上都不受到波斯母會的影響。
在當時主要都主教是位於「雷爾」就是現在的「德黑蘭」，而更早之前，因為提摩太一世的重組而經由選擇誕生變為負責宣教的位置，是在里維達沙（是通往印度的途中）和木鹿（是往中國的途中）。而提摩太一世也替西藏和沙巴蒒也設立了新的宣教的都主教。在蒙古統治的時間，沿著絲綢之路設置了五個都主教處：哈烈、撒馬兒汗、喀什格爾、艾馬力和位於畏吾兒境內的納加夫，後者在喀什格爾以北。而最後在忽必烈的統治期間，在中國的北京蒙右新都設了一所都主教處。而在那個時候宣教都主教則可以獲得權力可以在自己的轄區內可以按立成新的主教，而宣教主教也可以在當中選一個或一個以上的會吏長來協助他，他們通常都是從當地的神職人員中選出來的。[4]
注釋
1 系統神學概論講義(第52頁)
2 再議聶斯多留基督論
3 伯希和 《伯希和西域探險記》耿升譯 雲南人民出版社 ISBN 7222031871
4 *《亞洲基督教史》莫菲爾著 中國神學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中心譯 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回教
伊斯蘭教（阿拉伯語：إِسْلاَم，islām），中國舊稱天方教、清真教或回教，與佛教、基督教並列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與猶太教、基督教同屬亞伯拉罕系。7世紀初興起於阿拉伯半島，其使者為先知穆罕默德。「伊斯蘭」一詞原意為順從、和平，即順從真主意志的宗教。信奉伊斯蘭教的人稱為穆斯林，意為順從者。伊斯蘭教主要傳播於西亞、北非、西非、中亞、南亞、東南亞等，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西歐、北美、非洲等地區迅速傳播，是上述地區發展最快的宗教。
回教的創始者
穆罕默德，他於西元571年，出生在阿拉伯半島的麥加。從小他的家境就非常的富裕，在十三歲那一年他跟隨著他叔叔的經商隊到達敘利亞，並在那裡的修道院遇到基督教修道士白希拉，修道士白希拉看出穆罕默德是一個天賦異稟、才華出眾的人，於是用盡心力的想使穆罕默德能夠接受基督教信仰，在修道院的那段期間，穆罕默德固定每一年會抽出一個月的時間，獨自到距離麥加三哩遠的洞穴去禱告及默想。
在他四十歲的那年，穆罕默德自稱他在洞穴中默想時遇見了天使長加百列，他說加百列啟示他要他自創一個宗教，是一個「純正」的宗教！更甚的，穆罕默德更認為自己就是從天上差來的保惠師，他來到人間是為了要引導並安慰主的門徒，以完成救主離開之後對信徒們的應許。
他所創立的宗教---回教，又稱為伊斯蘭教(「伊斯蘭」是「順服神的旨意」的意思)，列出了很多規條，但只要能夠遵守這些外在儀文的規定，就可以在教內得到其他人的認同，伊斯蘭教中的道德規範多半取材於聖經的新舊約內容。
由於先前在洞穴中聽到啟示的經歷，讓穆罕默德他自命為回教的先知，這宗教採取一種態度，就是「堅決地拒絕」跪拜任何圖像或是聖像，教內的教條是：「除神以外，沒有別神；而穆罕默德是神的先知。」回教所用的可蘭經裡面，因為先前穆罕默德接觸過基督教，所以在內容中提到不少聖經裡面的人物和所發生的事情，只是它記載的內容不合乎真理，例如他們稱亞伯拉罕是神的朋友、摩西就是神的律法的代表、耶穌祂只是神的靈等等。更嚴重的偏差是，他們認為穆罕默德因為他是先知、是被神所揀選的，所以他遠遠超乎這些人之上。
基本教義
古蘭經穆斯林是真主意志的順從者。順從真主的意志，就是遵奉曾啟示於眾先知，最後在麥加和麥地那降示於封印先知穆罕默德的一系列天啟。穆罕默德去世後不久，《古蘭經》被整理並規範。這部伊斯蘭教的根本經典，被視為真主的言語。經文強調的主旨是真主獨一。他超絕萬物，至尊全能，而在多神和偶像崇拜意義上以物配主，則是不可寬恕的大罪；他普仁特慈，是引導信徒走向他的「天地的光明」，「比他的命脈還接近於他」。僅次於《古蘭經》的經典是聖訓集，即穆罕默德的言行及其所默認的聖門弟子的言行的綜合記錄。收集聖訓的活動始於早期，至9世紀下半葉，隨著聖訓學的發展，出現六大聖訓集，被遜尼派奉為權威的聖訓實錄，與《古蘭經》同為教義、教法、社會倫理和學說思潮的經典依據。對經、訓的理解差異，曾引起長期的教義爭論，並興起不同的學派或教派。唯理主義的穆爾太齊賴派一度成為阿拔斯王朝的官方學派，但遭到正統派的反對。而後出現維護正統教義的艾什爾里學派、馬圖裡迪學派和塔哈維學派共同奠定遜尼派的教義學基礎。
穆罕默德十分注重實際，伊斯蘭教對信徒順從真主而規定的宗教信仰和義務，樸實而易行。基本信仰是：信仰真主是唯一真實的主宰；信仰吉卜利勒為首的眾天使；信仰《古蘭經》和以前的諸經典為天啟；信仰眾先知和穆罕默德為封印先知；信仰死者復活和審判、後世的獎懲。有的還加上信仰一切皆由真主前定。宗教義務就是稱為信仰支柱的五功：信仰作證（念清真言），謹守拜功（每日五次）；完納天課（法定施捨），封齋節欲（每年一月），朝覲天房（有條件者一生至少一次）；為主道而奮鬥，即聖戰，早年曾是重要的宗教義務。這些僅是最基本的義務，而伊斯蘭教法，即真主對於人類生活的全部誡命，還有更為廣泛的要求。教法在社會生活中的至上地位，使伊斯蘭教成為以律法為中心的宗教。教法的內容從宗教禮儀、社會倫理、政治制度、經濟活動到法律規範，幾乎涵蓋日常生活的全部行為，構成一個包羅萬象的應盡義務的體系。因此，伊斯蘭教不僅是宗教信仰和意識形態，也是一種生活方式和社會制度。阿拉伯語裡面，「دين」一詞既有宗教的意思，同時也有生活方式的意思。教法的實質性內容，穆斯林認為已在《古蘭經》中包攬無遺，只要加以認識和闡述即可。至於具體問題的解釋和適用，則求助於先知的聖訓。由此而發展的四大教法學派，在教法學中堅持公議的原則，承認各學派由類比推理作出的不同裁決。但什葉派堅持只有出自先知家族的宗教領袖，即不謬的伊瑪目，才有權傳述聖訓和詮釋教法，並因此否認公議和類比。不過，十二伊瑪目派的烏蘇里學派，以理性為教法的補充淵源，堅持教法學家運用獨立判斷的權利。這些正是兩大教派在教義和憲制上的分歧所在。
伊斯蘭教教義簡介
伊斯蘭教教義下列由三部分組成
壹、「伊瑪尼」即信仰
一、信阿拉（即真主）
阿拉爲唯一的主宰。可有99尊美德和美名稱頌阿拉，如大仁大慈、全知能能、創造萬物、主宰一切、無可匹敵、洞察一切等。對於唯一的阿拉的忠誠，是伊斯蘭教信仰的基石。
二、信使者
使者隸屬于阿拉，是阿拉的忠誠使者和人類的朋友。如阿丹、努哈、易蔔拉欣、穆薩、爾撒等都是使者。然而，穆罕默德爲使者的集大成者，是封印的使者。他專門傳達主意、開導世人，因此服從阿拉的人，應無條件地服從穆罕默德。
三、信天使
天使是阿拉用光創造出來的一種純粹的精靈和妙體，無性別這分，人人肉眼看不見；他們長有翅膀，飛行神速，神通廣大，遍佈天上人間。如有傳授「天啓」的迦伯利天使，觀察宇宙、掌管人間衣食供養的米卡伊勒天使，人類的取命者伊茲拉義勒天使，世界末日來臨時的吹號者伊斯拉菲勒天使等。
四、信經典
「古蘭經」是該教的根本經典，也是伊斯蘭國家立法、道德規範和思想學說的基礎，必須無條件信仰，並以此作爲最高辦事準則。
五、信前定
世間一切事物均由阿拉前定，無法改變，承認和順從是唯一的出路。
六、信後世
在今世和後世之間，爲世界末日。世界末日來到時，日月無光、天崩地摧、世界毀滅、所有死去的人靈魂復活，阿拉根據天使的記錄，表現好的入天園，表現壞的下火獄。所謂『天園』，「河水穿流其下」、「既不見烈日，也不見嚴寒」，到處是「芳香的奶河」、「純潔的蜜泉」，那裏「仰手可摘各種鮮果」，「身穿細軟綢緞」，有「妙齡處女陪伴」無憂無慮；所謂『火獄』，到處是燃燒的火和毒蛇毒蟲，連人和石頭也是燃料，萬分陰森可怖。
貳、「儀巴達特」即五功
穆斯林信奉獨一無二、有權能、慈愛與憐憫的阿拉真神。回教徒若想獲得救贖，就必須在生活上嚴守五功（Pillars）：
一、念功 （Shahada ）
默唸信仰要義「萬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阿拉的使者」；以表白自身信仰，中國回教徒稱其為「清真言 」。
二 、 拜功 （Salat ）
每天五次面對聖地麥加，向阿拉敬拜，即晨拜，響拜，晡拜，昏拜，宵拜。禮拜。
三、齋功 （Saum）
每年伊斯蘭曆9月（來默丹月the month of Ramadan 約於西曆十二月至一月），穆斯林從日出到日落，滴水不沾是為齋月，全月齋戒，晝間禁止飲食，並禁房事，但是值勤的軍人、旅行在外的人、小孩、上了年紀的人、懷孕和哺乳的婦女、生病的人等可以不必禁食，等康復後他日再補足。。
四、課功（Sakat ）
繳納定量的課稅。當今，有的國家以自由施捨代之；有的國家以一定稅率徵收國家宗教稅，比如應繳全年結餘的2.5 %，用以賙濟窮人等。
五、朝功 （ Hajj）
身體健康並具有經濟能力的穆斯林，一生中至少應去聖地麥加朝拜一次。
參、「伊赫桑」即善行指穆斯林必須遵循的道德規範
上述「伊瑪尼」，屬於世界觀、理論和思想方面；而「儀巴達特」、「伊赫桑」則屬於實踐和行之方面，這兩方面的結合構成基本教義。
伊斯蘭教傳入中國已經有1300多年的歷史了。伊斯蘭教於西元7世紀中葉唐朝從阿拉伯傳入中國，至今有一千三百多年的歷史。它的傳入路線有兩條，一條是從絲綢之路，從敦煌傳入；另一條是從海上絲綢之路，從廣州、泉州傳入。
在每個歷史階段，皆有其自身特點。中國56個民族中，回、維吾爾、哈薩克、烏孜別克、塔塔爾、柯爾克孜、保安、撒拉和東鄉等十個民族先後信仰了伊斯蘭教。自唐、宋開始，直到有清一代、民國，伊斯蘭教在我國經歷了紮根、傳播和發展的過程。它對中國的社會生活，尤其是對信仰它的十個民族的社會發展和民族傳統產生過重大的影響。
關於伊斯蘭教傳入中國的確切時間，學者尚未取得一致看法，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4種學說：
1、隋開皇中說
此說依據主要是一些古老清真寺的碑文，如建于南宋紹興元年（1131）年的泉州清真寺的“重立清淨寺碑”內稱：“至隋開皇7年，有撒海八撒阿的斡葛思者，自大實航海至廣，方建禮拜寺于廣州，皇帝賜號懷聖。”（該碑文是吳鑒撰寫於元至正十年（西元1350年），現存於泉州聖友清真寺內）。
又見定州（今河北定縣）清真寺的元至正八年（西元1348年）所立的碑文中：“隋開皇中，國人撒哈伯、撒阿的、斡葛思使傳其教入中國。”其後，《明史。西域傳》、《皇明世法錄》、《明統一志》、《正字通》等皆沿襲此說。
2、唐高祖武德中說
明人何喬遠的《閩書》中記有靈山，寫道：“默德那國有嗎喊八德聖人,......門徒有大賢四人，唐武德中來朝，遂傳教中國”。
學人王治心在其《中國政治思想史大綱》一書中，提到伊斯蘭教傳入中國的開山始祖是唐高祖武德五年（西元622年）來到中國廣州的，張星烺也持此看法，其書《中國交通史料彙編》稱唐初海上交通甚繁，此時即使穆罕默德“於布教之始，即遣其徒來中國傳教，亦意中事也”。近年來國內有些學者在文章中也認為，在穆罕默德創教之同時，眾多阿拉伯商人，包括穆斯林來華到達廣州、泉州、揚州等中國主要港口是可能的。
3、唐貞觀初年說
徐珂在其《清稗類鈔》中認為：“...度其時，當在唐貞觀初年”。學者劉聖五在《回教傳入中國的時期》一文中寫道：“伊斯蘭教傳入中國，是在西曆629年（唐太宗貞觀3年）前後，是因商業的關係傳入中國。......因海上交通之日漸發展，回教最初是從海道傳入中國的。”許崇灝的《伊斯蘭教志略》也持相同觀點。
清代學者藍煦在《天方正學》中寫道：“旺各師，天方人也，西方至聖之母舅也。奉使來朝，于唐貞觀六年行抵長安。太宗皇帝見其為人耿介，講經論道，有實學也，再三留駐長安。因敕建大清真寺，迎使率隨從局之。...太宗後敕江甯、廣州亦建清真寺分駐”。
清同治十一年（1878年），俄國駐北京總主教拍雷狄斯曾或中國古代漢文大字佈告一紙。佈告中大意是說唐貞觀六年，穆罕默德母舅率3000余人來中國，受到唐太宗的優禮，留駐長安一座清真寺內，日後信徒日多，乃于江甯、廣州等地另建新寺。（參見張星烺編《中國交通史料彙編》第2冊）
4、唐永徽二年說
現代學者陳垣、曾向吾等皆主張此說。陳垣在《回回教入中國史略中》指出：“《舊唐書》本紀及《冊府元龜》均謂永徽二年大食始遣使朝貢。何以知為始？因唐代外使來朝向有銅龜之制。雌雄各一，銘其國名，置於彼國，見《唐會要》；其初通使者當無此，故知為始來。”
唐宋時期的伊斯蘭教
唐、宋時，人稱阿拉伯為「大食」，「大食」是波斯字Tazi的譯音，唐、宋時期很多阿拉伯商人來華，聚居在沿海的廣州、揚州，泉州、杭州幾個通商口岸經商，唐永徽二年（西元六五一年），阿拉伯商人常代表阿拉伯國王作朝使，一般認為是伊斯蘭教傳入中國之始。
唐朝時在中國所謂的「禮堂」即清真寺，相傳有兩個；一在在長安（現西安大學習巷禮拜寺）；二在在廣州即懷聖寺。宋朝另建有懷聖寺、泉州清淨寺，揚州的揚州寺等，宋朝時廣州、泉州已有穆斯林的公共墓地。
唐帝國和阿拉伯帝國除了在天寶十年（751年）為爭奪石國（今塔什干）發生過一次戰爭外，長時期都是彼此友好的。陸上，阿拉伯、波斯和中亞的穆斯林長途跋涉，沿著古老的絲綢之路來到長安。自永徽二年（651年）阿拉伯國家第三任哈裏發奧斯曼首次遣使來華開始，其後的148年間，來華的正式使節見於記載的就有37次之多（陳垣《回回教入中國史略中》）。唐朝廷對之優禮相待，有的使者還被封為“將軍”，“中郎將”等官職。不少東來的穆斯林留居中土不歸。在海上，來華船隊揚帆萬里、歷盡艱險，到達中國廣州、揚州，其中以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居多。到中唐時，定居揚州經商的穆斯林以數以千計（《新唐書。鄧景山傳》）。
唐肅宗為平定安史之亂，向大食等國借兵，《舊唐書。肅宗本紀》：“至德二載九月丁亥，元帥廣平王統朔方、安西、南蠻、大食之眾二十萬東向討賊”。兩京收復後，肅宗皇帝特許大食兵“世居華夏”，可與中國婦女通婚。他們的後裔成為回族的一個組成部分。
唐朝杜環所撰「經行記」中概略述及「大食法」（伊斯蘭教義），內容包含「可蘭經」之精神，例如：「其大食法者，不食豬、狗、驢、馬等肉，不拜國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一日五時禮天」等，這是漢語文獻中可以查找到的有關「古蘭經」局部內容最早的記載。唐宋時期伊斯蘭教傳入中國與大批穆斯林（阿拉伯人、波斯人、中亞人）來華史密不可分的。這一時期，中國伊斯蘭教有如下特點：
伊斯蘭教隨著東來的穆斯林而于隋唐時期傳入中國。他們漸與當地居民通婚，安居樂業，子孫繁衍。由僑居逐漸演變為土生蕃客，其子孫後代也就成了土生土長的中國穆斯林，伊斯蘭教隨之紮根中國。
一般來說，伊斯蘭教不向外人傳教。它既沒有引起當時的統治階級的特別注意，或予扶抑，也避免了同中國傳統儒家思想和其他宗教發生正面衝突，因此，伊斯蘭教作為與世無爭的“大食殊俗”而生存、流傳，即使在唐武宗滅佛的浪潮下也沒有受到波及。唐宋時期的穆斯林的宗教生活比較自由。總的說來，唐宋時期的穆斯林人數不多，決定了當時伊斯蘭教的影響尚不大。
僑居中國的穆斯林及其後裔，逐漸熟悉中國文化。唐時阿拉伯人李彥升為進士，五代時期波斯人後裔李珣及其妹李舜縼皆有才名。宋史，穆斯林子弟多願意入學接受中國教育，有的還應試入官（（宋)蔡絛《鐵圍山叢談》）
遞至宋代，中國和阿拉伯的交往有增無減。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稱：“自唐設結好使于廣州，自是商人立戶，迄宋不絕。”北宋初期，為了管理與阿拉伯和波斯的貿易，朝廷先後在廣州、杭州、明州（今寧波）等設“市舶司”。另據《宋史。食貨志》記載，自宋太祖開寶元年（968年）至南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200年間，大食人前來朝貢進奉者就達49次之多。
五代、北宋之際，伊斯蘭教亦傳入我國新疆地區，其傳播方式與內地不盡相同。維吾爾為突厥諸族的一支。最早信奉伊斯蘭教的突厥王朝為黑汗王朝。10世紀中，黑汗朝的蘇托克.布格拉汗首先接受了伊斯蘭教，從而舉國信教。至960年，信奉伊斯蘭教的維吾爾人已達20萬帳。
十三世紀初，成吉思汗於開始西征，大批中亞細亞人、波斯人、阿拉伯人隨軍遷徒到東方，史書稱之爲「回回人」或「色目人」，到元朝蒙古入主中國更促使中亞交通大開。同時元朝在西方諸汗國如察合臺汗國、伊兒汗國的統治者，受當地人民的影響，先後都信仰了回教，別兒哥為蒙古族第一個信奉伊斯蘭教之宗王。這種影響同樣波及到中國，加以沿海港口與西方通商的關係，不僅阿拉伯商人，還有軍人、工人等前來並遷往內地各大都市經商、居住，由以前異地作客，變為融入當地定居。
在元朝時因許多統治階層信仰伊斯蘭教，阿拉伯人的政治地位因而逐漸提高，自中央及行省的丞相，平章政事，以至於州縣的達魯花赤，都有不少是由阿拉伯人擔任（元代徽州路主達魯花赤的墓碑背面刻有古蘭經的祈禱文即可見當時之盛況；如頁首照片）。
西元1318年（元仁宗延佑五年）一部中國人用阿拉伯語文書寫的「古蘭經」，目前被完整地保存在北京東四牌樓清真寺內，手抄人署名爲：穆罕默德‧本‧艾哈邁德‧本‧阿布杜拉哈曼。它雖然不見得是中國最早的「古蘭經」手抄本，但卻是第一部完整保留的「古蘭經」手抄本。
由以上敘述、例證可瞭解伊斯蘭教是在隨、唐傳入中國，而於元朝開始興盛，至今伊斯蘭教仍為中國境內之主要宗教之一，信徒遍及全境。
伊斯蘭教分遜尼派和什葉派兩大宗派，中國的伊斯蘭教主要是遜尼派。在回、維吾爾、塔塔爾、柯爾克孜、哈薩克、烏茲別克、東鄉、撒拉、保安等少數民族一千七百多萬人口中，絕大多數信仰伊斯蘭教。中國穆斯林大多數聚居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寧夏回族自治區，以及甘肅、青海、雲南等省，其他各省、市亦有分佈。
在中國有十個少數民族信仰伊斯蘭教，主要分佈在西北地區：
- 回族
- 維吾爾族
- 哈薩克族
- 烏孜別克族
- 塔吉克族
- 塔塔爾族
- 柯爾克孜族
- 撒拉族
- 東鄉族
- 保安族
中國伊斯蘭教由中國伊斯蘭教協會管理。
瑣羅亞斯德教（英文 : Zoroastrianism，波斯文：زرتشتیگری），基督教誕生之前中東西亞最具影響力的宗教，古代波斯帝國的國教。曾被伊斯蘭教徒貶稱為「拜火教」，在中國稱為「祆教」（「祆」，拼音：xiān，中古拼音：hen，意為天意所授之教，這是專門創造的一個漢字，注意不要把「祆」「左示右天」誤作「祅」「左示右夭」）。
瑣羅亞斯德教的思想屬二元論，有學者認為它對猶太教以及後來的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影響深遠。瑣羅亞斯德教的神「密特拉」也進入到羅馬帝國的宗教中。目前此教在伊朗偏僻山區和印度孟買一帶的帕西人（又譯作巴斯人）中仍有很大的影響。
此教的創始人是瑣羅亞斯德（前628年-前551年），出身於安息帝國的一個貴族騎士家庭，20歲時棄家隱居，聲稱30歲時受到神的啟示，改革傳統的多神教，創立新的宗教，但受到傳統教祭司的迫害。直到42歲時，大夏的宰相娶他女兒為妻，將他引見國王，瑣羅亞斯德教才在大夏迅速傳播，77歲時他在一次戰爭中，在神廟中被殺身亡。另有說法謂瑣羅亞斯德的生存年代要更早，拜火教也非他首創，他只是一個集大成者。
教義
阿胡拉·瑪茲達是代表光明的善神，安格拉·曼紐是代表黑暗的惡神；善神的隨從是天使，惡神的隨從是魔鬼，互相之間進行長期、反覆的鬥爭，為了戰鬥，阿胡拉·瑪茲達創造了世界和人，首先創造了火。瑣羅亞斯德的出生是善神阿胡拉·瑪茲達勝利的結果，瑣羅亞斯德的精髓每一千年產生一個兒子，他指定第三個兒子為救世主，以徹底肅清魔鬼，使人類進入「光明、公正和真理的王國」。人死後要進入「裁判之橋」，根據其生前所作所為決定入地獄或天堂，但在世界末日時都要最後受一次最後審判，惡人的靈魂可以盪除罪惡而復活。
瑣羅亞斯德教認為人靈魂的樣子瑣羅亞斯德教的主要經典是《阿維斯陀》，意思是「知識」，也叫「波斯古經」，主要記述瑣羅亞斯德的生平以及教義。原有21卷，亞歷山大大帝征服波斯後認為，信仰拜火教的波斯人作戰太勇敢，故毀去拜火教所有經典，所倖存下來的阿維斯陀僅有一卷，而在希臘留有的一部完整21卷抄本後來散佚。在波斯薩珊王朝期間，拜火教復興，這一卷《阿維斯陀》被拼湊、補齊成為21卷，但與原來的版本已不可同日而語。
祭祀儀式
瑣羅亞斯德教認為，火是阿胡拉·瑪茲達最早創造出來的兒子，是象徵神的絕對和至善，是「正義之眼」，所以廟中都有祭台點燃神火，最壯觀的是在伊朗利用天然氣修建的神廟，四方的神廟四角有四根連接天然氣井的管道，在廟頂四角有四個日夜燃燒的火炬。日常點燃和保存神火要經過繁複的儀式。
瑣羅亞斯德教認為，火、水、土都是神聖的，不得沾污，所以教徒死後只得實行天葬，即放置特定的場所讓兀鷹吃掉。
傳播
瑣羅亞斯德教在中東迅速傳播，薩珊王朝時成為波斯帝國的國教。佛祖釋迦牟尼悟道後招收的第一批弟子就有拜火教徒，不過名為「迦葉」的門徒並非大迦葉，只是重名而已。後來阿拉伯帝國征服波斯，在伊斯蘭化過程中，瑣羅亞斯德教受到伊斯蘭教排斥，被迫向東遷徙，部分進入印度，部分通過西域進入中國。當時西域各國都信仰瑣羅亞斯德教，在中國受到當時南北朝時代的北方各國皇帝的支持，唐朝時也有許多祆祠以備「胡商祈福」，宋朝以後則基本消失。今天的伊朗境內尚保留有5座寺院，但規模都很小，也舉行宗教儀式，內有長年不滅之聖火。
在金庸武俠小說《倚天屠龍記》中記載的明教，即歷史上的摩尼教，就是起源於瑣羅亞斯德教，但教義融合了大量基督教、佛教等其他宗教教義。國內常不加區分的將瑣羅亞斯德教與摩尼教統稱為「拜火教」，含義比較混亂。實際上二者並不是同一種宗教，二者關係類似於猶太教與基督教的關係。
帕西人
在8-10世紀間，一部分堅持信仰瑣羅亞斯德教的波斯人，不願改信伊斯蘭教而移居印度西海岸古吉拉特邦一帶。這些波斯移民在印度被稱為「帕西人」（Parsi），至今共有10萬人左右，仍信瑣羅亞斯德教，主要從事工商業，操古吉拉特語。雖然這些帕西人並非穆斯林，但這是我們在印度歷史上最早見到的「帕西」（Parsi）一詞，按《大英百科全書》的解釋：「『帕西』（Parsi）一詞，其意為波斯人（Persians），乃移居印度的波斯瑣羅亞斯德教徒之後裔。」可見，自中世紀起在印度出現的「帕西」（Parsi）一詞是「波斯人」之意。後來，隨著伊斯蘭教在南亞次大陸的廣泛傳播，在印度民間流行的語言中，「帕西」一詞的詞義逐漸擴大了範圍。
鴉片戰爭以前，已有帕西人到廣州經商，其後亦有帕西人在香港定居。帕西人向來親英國, 相傳香港在日佔時期,日本人將帕西人與英國人關押在一起, 與印度人分別看待.有部分帕西人以販賣鴉片起家，原來在香港居住的帕西人,大都在1997年前移民外國.
廣州的長洲（著名的黃埔軍校正位於長洲島上）有「帕西教徒墓地」,墓地原已荒廢失修, 在2002年被列為廣州市文物保護單位,墓地在2005年完成修繕, 附近有"外國人公墓".在鴉片戰爭以前, 由於外國人不得進入廣州城,因此外國商船隻能停泊在長洲島,不幸客死的外國人唯有葬在長洲島上的山頭.
在香港, 比較著名的帕西人有摩地(摩地是香港大學的創辦人之一, 尖沙咀有摩地道),律敦治(香港今有律敦治醫院)，香港現時亦有名為祆教墳場的帕西人墓地。
在澳門仁伯爵綜合醫院下方，有一個白頭墳場，也是祆教教徒的墓地。
摩尼教
摩尼的生平，「摩尼」（Mani）是「摩尼教」的創教者，是生於主後二一六年，二四二年在巴比倫傳教，二七七年便被釘十字架。摩尼的目標是要建立一個世界性的宗教，超越一切的宗教傳統。[1]
摩尼教，又稱作牟尼教或明教，是一個源自古代波斯宗教祆教的宗教，為西元3世紀中葉波斯人摩尼（Mani）所創立。這是一種將基督教與異教混合而成的哲學體系。其教義認為，在人類初始時，存在著兩種互相對立的世界，即光明與黑暗，它們具體表現在兩個界線分明的「國度」裏。在「光明之國」 裏，由「光明之父」來統治，他周圍有一群神仙。與此相反，「黑暗之國」的統治者是「五類魔」，他是許多殘暴魔鬼的首領，他們總是生活在爭吵不休之中，這是由於他們都貪得無厭，並被其他慾望所驅使。一方面，光明之國的特徵是安寧、和諧、和睦、風景優美、芳香宜人，另一方面，在「五類魔」統治的國家裏，則籠罩著動亂、爭鬥、吵鬧、臭氣熏天。「二宗」從物質上是這樣理解的：在光明之國裏，一切都有美麗的外表，而在黑暗之國裏，萬物都是醜陋的。另外,還有三際,即初際,中際,後際,即過去,現在,未來。奧古斯丁最出也加入這教派，前後長答九年的「摩尼教徒。」可由此看出他內心的爭扎，也可描繪出他推諉犯罪的責任，情慾的困擾，後來奧古斯丁爭脫了這宗教的綑綁，因而反駁摩尼教。
反駁摩尼教
「1.基督教是一元論」 「奧古斯丁說：『只有神是萬物唯一的來源，是獨一的主宰。神從無創造萬有，獨行其事，獨享尊榮。』」
「2.罪惡不是敵對神的永恆國度」 「奧古斯丁說：『神是一切的來源，罪惡並不是與神得國度敵對的永恆勢力。』」
「3.肯定人的道德責任」 「奧古斯丁打破摩尼教的宿命論，肯定人在道德上的責任。」[2]
摩尼教的神學思想
光與暗，善與惡，永遠是敵對與競爭。譬如說：上帝是良善的，那麼缺乏良善的就是罪惡；正如黑暗是因為缺乏光明。它講心靈與物質的關係，還有得救方面的論述，有些與諾斯底主義很接近。[3]
摩尼教起初在巴比倫傳教，在波斯薩珊王朝信任下在波斯傳教,但在巴赫蘭一世以後,因與祆教矛盾,被迫出亡。有些抵達羅馬帝國,但羅馬人有古老的國教,崇拜太陽，因此在羅馬也是不合法宗教。皇帝戴克裏先在296年下令燒死出家修士與燒燬書籍,在家信徒也被斬首,只有到達河中後摩尼教才可以立足。
唐朝武后延載元年（694年），波斯人拂多誕傳摩尼教入中國1；大曆三年(768年)於長安建有大雲光明寺。摩尼教在中國又稱作明教，是因為信徒稱呼他們的神為「明尊」。
五代後梁貞明六年（920年），毋乙、董乙以「末尼」為旗幟，在陳州(今河南淮陽)起義。北宋的方臘和鐘相起義，元朝「明王出世」的韓山童、劉福通起義，都受摩尼教的影響。
明朝的開國君主朱元璋亦是摩尼教信徒，在韓山童等人兵敗之後，他繼承了明王之名，並成功取得江山。這在著名歷史學家吳晗在他的著作《朱元璋傳》亦有提及，他改國號時採納了「明教」之名，所以稱自己的國家為「大明」。不過，朱元璋在立國之後，即大力打壓摩尼教信徒，使之在中國日漸式微。
但這個史實，在中國因金庸小說《倚天屠龍記》中的描述而再次使大家認識到這個宗教。在金庸的小說裏把朱元璋一夥說成是明教徒，言其江山是明教打下的，故其國號不得不稱一個「明」字。
至今，福建泉州至今仍存有小型摩尼寺。19世紀以來在敦煌莫高窟、新疆吐魯番發現大批摩尼教文書，證明摩尼教在中國西北各地廣泛傳播。
摩尼教傳入中國之經過
唐高宗、武后時期，摩尼教逐漸傳播。但摩尼教在初入華時其實並不順利。在唐玄宗開元期間，吐火羅國王曾獻一慕闈於中國，獲唐室接待。不過，在安史之亂前，該教並未在華設寺院，史書反而載有對該教之禁令。據《通史》所載，玄宗不久以摩尼教「本是邪見，妄稱佛教誑惑『黎元』」為由，下令中國人嚴禁參與。
然大致與入唐的同時，摩尼教也大規模地傳入回紇，其後更被定為國教。安史亂後，因回紇助唐平亂有功，摩尼教徒藉回紇的支持，得以在華傳教。據《佛祖統記》載，唐代宗大曆三年，敕準回紇摩尼教徒在長安建摩尼寺──大雲光明寺。其後，又應回紇之請，於荊州、揚州、越州等州建寺。唐憲宗元和二年，再於河南、太原建摩尼寺二所，並派專員保護，自此以後，摩尼教寺滿佈中國境內。摩尼教教士隨回教使者來華，他們得到唐帝禮遇，在中國迅速傳播。
根據《舊唐書》記載，長興元年，回訖宰相將令摩居教五百七十三人入朝一同迎接公主，可見其藉回訖與唐關係，勢力已廷伸到政治層面。另外，在元和八年，據《蕭唐書》記，宴歸國的回訖摩尼人，令至中書見宰官，由此可見，摩居教徒經常由回訖帶唐，並得唐室禮待。
除此之外，部份摩尼教徒也從事商業，據《舊唐書，回鶻傳》︰「摩尼至高師，歲往來西市，商賈頗與囊橐為奸」。
唐武宗會昌元年，回紇被中亞新興的黠戛斯擊敗，國勢衰落，唐廷對回紇和摩尼教的態度立即改變。據《會昌一品集》載，武宗會昌三年，回紇國勢衰落，從中國撤兵，要求唐室「安存摩尼」，但唐突改前態，下令禁江淮諸鎮的摩尼寺。會昌三年（843年）會昌滅法時，摩尼教亦難逃其劫，《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說︰「會昌三年四月中旬，敕天下殺摩尼師，剃髮令著袈裟，作沙門形而殺之。」事實上，朝廷於會昌元年（841年）已下令沒收摩尼教資產與書像等物，由於一些摩尼教沒反抗，致令長安女摩尼死者達七十二人。
摩尼教先於祆教、景教被禁，而史書的記載亦較詳細，可見該教在唐後期聲勢頗大。當時，摩尼教流行的地區以西北、華北地區為主，在福建、浙江沿海地區，因與波斯等國有海路交往，摩尼教也有一定勢力。經會昌一劫，摩尼教再不能在社會公開傳教，轉而在民間秘密流，並漸與其他宗教結合，歷五代兩宋仍不衰。自此就與下層的鬥爭結合起來，成為農民起事的號召旗幟之一。
在十一世紀五十年代後,高昌回鶻的摩尼教也消亡。在13世紀後不再流行。
和其他宗教的聯繫
唐肅宗寶應元年（西元762年），回鶻可汗於洛陽時，又將此一宗教從洛陽帶人了回鶻地區。在西元9世紀左右，回鶻奉摩尼教為國教。
摩尼教在創立的時候參考了基督教、瑣羅亞斯德教（又名祆教、拜火教，創立者瑣羅亞斯德）和景教等教義。而有的史學家認為稱摩尼教為拜火教，但拜火教只是一個籠統的稱呼，瑣羅亞斯德教和摩尼教是兩個不同的宗教。金庸武俠小說《倚天屠龍記》中的明教便帶有拜火教崇拜火這一特點，相信是受此影響。
穆斯林裡的什葉派及佛教之淨土宗，也是受摩尼教影響之分支。
參考文獻
1 華爾克，謝受靈、趙毅之譯，《基督教會史》，（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05，174）。
2 蔡麗貞，《我信聖而公的教會》，（台北：校園書房出版社，2004，147~148）。
3 華爾克，謝受靈、趙毅之譯，《基督教會史》，（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05，174）。
景教
景教即唐朝時期傳入中國的基督教聶斯脫里派（或譯涅斯多留教派），起源於今日敘利亞，也稱為東方亞述教會，被視為最早進入中國的基督教派，成為漢學研究一個活躍的領域。唐朝時曾一度在長安興盛，並在全國都建有「十字寺」，但多由非漢族民眾所信奉。
起源
景教始創人為聶斯脫里（Nestorius， 380年-451年），一說指他生於敘利亞，他提出「基督二性連接說」（sunapheia，conjunction）[1][2]，認為聖母瑪利亞只是生育耶穌肉體，而非授予耶穌神性，因此反對將她作為神旨膜拜。
428年，聶斯脫里出任君士坦丁堡牧首，引起亞歷山大宗主教奚利爾（Cyrillus of Alexandria）猛烈抨擊，公元431年，以弗所會議（Ecumenical Council of Ephesus）召開後，多個教派的衝突雖被調解，但聶氏被革除主教職務，其教派亦定作異端，最終客死埃及。
5世紀末，聶派信眾遷往波斯，曾先後以Chaldea 或亞述教會名義傳教，大本營一度遷往今伊拉克首都巴格達，盛極一時。此後，景教被傳到中亞細亞等地，至六世紀末，已盛行於突厥、康居等等。
當聶派傳入中國時，以景教命名，學者相信「景」是指光明之意。說英語的西方人士往往把聶斯脫里教會歸類於東方正統教派（ Oriental Orthodoxy，不同於東正教的Eastern Orthodoxy，雖然在中文上字面意思相同），這是非常不對的，因為幾乎所有的「東方教派」（包含Oriental 和 Eastern）教會的基督論都和聶斯脫里教派相牴觸。
景教傳入中國之經過
明朝天啟五年(1625年），西安掘出一塊石碑，正面寫著「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並頌」，以1780個漢字撰寫，另附數十字敍利亞文，引起當時傳教士哄動。現時景教在中國的早期歷史，大多以此作為引證。
據石碑所載，唐貞觀九年（635年），大秦國（應指波斯，而非古羅馬[來源請求]）有大德阿羅本帶來經書到長安，由歷史名相房玄齡迎接，獲唐太宗李世民接見。
景教在唐代初期搏得皇帝好感，李世民曾批准教徒在長安興建廟寺一所，初稱「波斯寺」，後更名為「羅馬寺」、「大秦寺」。自太宗至唐德宗，景教在中國發展極快。高宗時，仍崇阿羅本為「鎮國大法王」，並下詔於諸州建景寺，使景教得以廣泛流傳。
武后信奉僧尼，景教受佛僧道士攻擊，幸景教教士集資億萬於洛陽建「大周頌德天樞」，並得景僧阿羅撼將景教教義佛化，使武后大悅，得以繼續發展。
唐玄宗開元年間曾使景教士於興慶宮講道。天寶初亦曾命寧國等五親王到景寺禮拜，設立壇場，並陳列先王之遺像供人禮拜。而且玄宗更邀約羅含和普羅等十七名景僧一起做禮拜，講福音。到唐高宗年間，阿羅本被奉為鎮國大法主，往後教堂亦掛上歷代唐朝皇帝像。
唐肅宗時，曾重建靈武等五郡的景寺，且命景僧伊斯效力中興大臣郭子儀，遂使郭氏也受影響而敬信景教。
唐代宗、德宗亦弘護景教。而當時教會已遍佈全國，除兩京外，靈武、成都、廣州等地都有大秦寺。在德宗建中年間，更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記述景教在中國的流行情況。
755年安史之亂爆發後，景教徒伊斯曾協助郭子儀平亂，後被賜紫衣袈裟。從635年開始，景教在中國順利發展了150年，與祆教及摩尼教並稱唐代「三夷教」。
845年，唐武宗會昌年間，滅佛浪潮爆發，逾萬間佛寺被毀，史稱會昌法難。雖然會昌法難主要針對的是佛教，但同時波及其他夷教。景教與祆教及摩尼教，當時總信徒約3000人，在會昌一役後走向式微，由於景教傳播過分依賴帝王庇護，而信奉者又以胡人居多，故武宗一禁教，便使其逐漸衰落，但在華仍未絕跡。據史書所載，滅法時朝廷欲遣返外國教士，但通往西域之道為吐蕃所阻，故景教教士很難返回本國，亦可能再度潛入中土，至唐僖宗黃巢起事，據阿拉伯《東遊記》載，有不少景教徒被屠殺，可見唐末內地仍有殘餘景教徒。
元朝開始，由於大量色目人來到中國，使中國的景教信徒回升。馬可波羅和一些中世紀西方學者指出中國和蒙古有很多景教小團體存在，特別是蒙古克烈（Kerait）、汪古（Ongut），乃蠻三部族信奉景教[3]，其實信仰景教的都是突厥遺民。當時他們在帖八里的主教曾一度與當時新興的天主教傳教士發生衝突。元朝的景教徒稱為「也里可溫」（arkagun），享受免兵役和免稅的特權。據馬可波羅報告，元代中國北京、山西大同、甘肅敦煌、肅州、甘州、涼州，寧夏、新疆喀什噶爾、莎車、伊犁，江蘇揚州、杭州、鎮江，浙江溫州、福建泉州都有景教徒和景教寺；元代著名的景教僧人有掃馬和雅八阿羅訶。根據後來在泉州出土大量景教文物，可知福建泉州是當時中國南方景教的中心。
明朝取代元朝後，景教衰微，但並未絕跡，一直存在「十字架教派信徒」有兩個世紀，直到十六世紀左右，天主教傳教士開始展開中國傳教工作，景教徒數目隨之銳減。
現時全中國只有香港還有聶斯脫里教派信徒，都是1990年代末期由黎巴嫩或敘利亞來香港從商的信徒，人數並不多。香港的聶斯妥里教派主教除了負責牧養香港的信徒以外，亦要同時兼顧東亞及南亞地區的所有信眾。
中國化過程
景教在中國演化時，大量參考佛教概念。其中較有趣是，四福音書的作者，均改以「法王」稱呼：馬太是明泰法王、路加是盧珈法王、馬可是摩距辭法王、約翰喚成瑜翰法王；教堂叫作「寺」；大主教叫「大法王」；教士自然叫作「僧」。上帝的稱呼則取敍利亞文Alaha音譯，叫作「皇父阿羅訶」，亦有按照道教規則，以「天尊」稱之。
在中國佛教及道教影響下，景教有發展成綜合主教（Syncretism）的傾向。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作者景淨曾著有《志玄安樂經》，教導世人如何得到安樂。經文按照儒家經典《中庸》的格式撰寫，滲入「無為」、「清淨」等中國哲學概念，經文曰：「無動無欲，則不求不為。無求無為，則能清能淨。能淨能淨，則能晤能正。能晤能証，則遍照遍境。遍照遍境，是安樂緣。」
中國化景教基本教義：
- 不承認瑪利亞為天主之母。
- 不用聖像，但保留十字架。
- 不承認羅馬教派所謂：死後滌罪說。但崇拜祖先。
- 反對化體說。
- 食素，教務人員不吃肉。
- 教務總管，由選舉產生。
景教的教會組織
在八世紀末的時候，提摩太一世主教長在位時就己經奠定了，中世紀景教在跨越亞洲大陸的發展基礎。為了使得教會內部的組織更加的清楚，而且行政穏定性更好，宣教的工作更有果效，提摩太一世就將主教團和總主教的上層結構重新的組合，分別選出負責教會內部的都主教和負責宣教的都主教。
內部都主教
負責教會內部的行政事物，但始終聽命於主教長。當主教長去世之後，負責統理挑選新主教長的過程。
宣教都主教
更準確的名稱是「對外都主教」，他們是負責對外方面的宣教事物，也因為他們位於一個較偏遠的地區，所在選舉主教長的時也都無法參加，所以他們基本上都不受到波斯母會的影響。
在當時主要都主教是位於「雷爾」就是現在的「德黑蘭」，而更早之前，因為提摩太一世的重組而經由選擇誕生變為負責宣教的位置，是在里維達沙（是通往印度的途中）和木鹿（是往中國的途中）。而提摩太一世也替西藏和沙巴蒒也設立了新的宣教的都主教。在蒙古統治的時間，沿著絲綢之路設置了五個都主教處：哈烈、撒馬兒汗、喀什格爾、艾馬力和位於畏吾兒境內的納加夫，後者在喀什格爾以北。而最後在忽必烈的統治期間，在中國的北京蒙右新都設了一所都主教處。而在那個時候宣教都主教則可以獲得權力可以在自己的轄區內可以按立成新的主教，而宣教主教也可以在當中選一個或一個以上的會吏長來協助他，他們通常都是從當地的神職人員中選出來的。[4]
注釋
1 系統神學概論講義(第52頁)
2 再議聶斯多留基督論
3 伯希和 《伯希和西域探險記》耿升譯 雲南人民出版社 ISBN 7222031871
4 *《亞洲基督教史》莫菲爾著 中國神學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中心譯 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回教
伊斯蘭教（阿拉伯語：إِسْلاَم，islām），中國舊稱天方教、清真教或回教，與佛教、基督教並列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與猶太教、基督教同屬亞伯拉罕系。7世紀初興起於阿拉伯半島，其使者為先知穆罕默德。「伊斯蘭」一詞原意為順從、和平，即順從真主意志的宗教。信奉伊斯蘭教的人稱為穆斯林，意為順從者。伊斯蘭教主要傳播於西亞、北非、西非、中亞、南亞、東南亞等，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西歐、北美、非洲等地區迅速傳播，是上述地區發展最快的宗教。
回教的創始者
穆罕默德，他於西元571年，出生在阿拉伯半島的麥加。從小他的家境就非常的富裕，在十三歲那一年他跟隨著他叔叔的經商隊到達敘利亞，並在那裡的修道院遇到基督教修道士白希拉，修道士白希拉看出穆罕默德是一個天賦異稟、才華出眾的人，於是用盡心力的想使穆罕默德能夠接受基督教信仰，在修道院的那段期間，穆罕默德固定每一年會抽出一個月的時間，獨自到距離麥加三哩遠的洞穴去禱告及默想。
在他四十歲的那年，穆罕默德自稱他在洞穴中默想時遇見了天使長加百列，他說加百列啟示他要他自創一個宗教，是一個「純正」的宗教！更甚的，穆罕默德更認為自己就是從天上差來的保惠師，他來到人間是為了要引導並安慰主的門徒，以完成救主離開之後對信徒們的應許。
他所創立的宗教---回教，又稱為伊斯蘭教(「伊斯蘭」是「順服神的旨意」的意思)，列出了很多規條，但只要能夠遵守這些外在儀文的規定，就可以在教內得到其他人的認同，伊斯蘭教中的道德規範多半取材於聖經的新舊約內容。
由於先前在洞穴中聽到啟示的經歷，讓穆罕默德他自命為回教的先知，這宗教採取一種態度，就是「堅決地拒絕」跪拜任何圖像或是聖像，教內的教條是：「除神以外，沒有別神；而穆罕默德是神的先知。」回教所用的可蘭經裡面，因為先前穆罕默德接觸過基督教，所以在內容中提到不少聖經裡面的人物和所發生的事情，只是它記載的內容不合乎真理，例如他們稱亞伯拉罕是神的朋友、摩西就是神的律法的代表、耶穌祂只是神的靈等等。更嚴重的偏差是，他們認為穆罕默德因為他是先知、是被神所揀選的，所以他遠遠超乎這些人之上。
基本教義
古蘭經穆斯林是真主意志的順從者。順從真主的意志，就是遵奉曾啟示於眾先知，最後在麥加和麥地那降示於封印先知穆罕默德的一系列天啟。穆罕默德去世後不久，《古蘭經》被整理並規範。這部伊斯蘭教的根本經典，被視為真主的言語。經文強調的主旨是真主獨一。他超絕萬物，至尊全能，而在多神和偶像崇拜意義上以物配主，則是不可寬恕的大罪；他普仁特慈，是引導信徒走向他的「天地的光明」，「比他的命脈還接近於他」。僅次於《古蘭經》的經典是聖訓集，即穆罕默德的言行及其所默認的聖門弟子的言行的綜合記錄。收集聖訓的活動始於早期，至9世紀下半葉，隨著聖訓學的發展，出現六大聖訓集，被遜尼派奉為權威的聖訓實錄，與《古蘭經》同為教義、教法、社會倫理和學說思潮的經典依據。對經、訓的理解差異，曾引起長期的教義爭論，並興起不同的學派或教派。唯理主義的穆爾太齊賴派一度成為阿拔斯王朝的官方學派，但遭到正統派的反對。而後出現維護正統教義的艾什爾里學派、馬圖裡迪學派和塔哈維學派共同奠定遜尼派的教義學基礎。
穆罕默德十分注重實際，伊斯蘭教對信徒順從真主而規定的宗教信仰和義務，樸實而易行。基本信仰是：信仰真主是唯一真實的主宰；信仰吉卜利勒為首的眾天使；信仰《古蘭經》和以前的諸經典為天啟；信仰眾先知和穆罕默德為封印先知；信仰死者復活和審判、後世的獎懲。有的還加上信仰一切皆由真主前定。宗教義務就是稱為信仰支柱的五功：信仰作證（念清真言），謹守拜功（每日五次）；完納天課（法定施捨），封齋節欲（每年一月），朝覲天房（有條件者一生至少一次）；為主道而奮鬥，即聖戰，早年曾是重要的宗教義務。這些僅是最基本的義務，而伊斯蘭教法，即真主對於人類生活的全部誡命，還有更為廣泛的要求。教法在社會生活中的至上地位，使伊斯蘭教成為以律法為中心的宗教。教法的內容從宗教禮儀、社會倫理、政治制度、經濟活動到法律規範，幾乎涵蓋日常生活的全部行為，構成一個包羅萬象的應盡義務的體系。因此，伊斯蘭教不僅是宗教信仰和意識形態，也是一種生活方式和社會制度。阿拉伯語裡面，「دين」一詞既有宗教的意思，同時也有生活方式的意思。教法的實質性內容，穆斯林認為已在《古蘭經》中包攬無遺，只要加以認識和闡述即可。至於具體問題的解釋和適用，則求助於先知的聖訓。由此而發展的四大教法學派，在教法學中堅持公議的原則，承認各學派由類比推理作出的不同裁決。但什葉派堅持只有出自先知家族的宗教領袖，即不謬的伊瑪目，才有權傳述聖訓和詮釋教法，並因此否認公議和類比。不過，十二伊瑪目派的烏蘇里學派，以理性為教法的補充淵源，堅持教法學家運用獨立判斷的權利。這些正是兩大教派在教義和憲制上的分歧所在。
伊斯蘭教教義簡介
伊斯蘭教教義下列由三部分組成
壹、「伊瑪尼」即信仰
一、信阿拉（即真主）
阿拉爲唯一的主宰。可有99尊美德和美名稱頌阿拉，如大仁大慈、全知能能、創造萬物、主宰一切、無可匹敵、洞察一切等。對於唯一的阿拉的忠誠，是伊斯蘭教信仰的基石。
二、信使者
使者隸屬于阿拉，是阿拉的忠誠使者和人類的朋友。如阿丹、努哈、易蔔拉欣、穆薩、爾撒等都是使者。然而，穆罕默德爲使者的集大成者，是封印的使者。他專門傳達主意、開導世人，因此服從阿拉的人，應無條件地服從穆罕默德。
三、信天使
天使是阿拉用光創造出來的一種純粹的精靈和妙體，無性別這分，人人肉眼看不見；他們長有翅膀，飛行神速，神通廣大，遍佈天上人間。如有傳授「天啓」的迦伯利天使，觀察宇宙、掌管人間衣食供養的米卡伊勒天使，人類的取命者伊茲拉義勒天使，世界末日來臨時的吹號者伊斯拉菲勒天使等。
四、信經典
「古蘭經」是該教的根本經典，也是伊斯蘭國家立法、道德規範和思想學說的基礎，必須無條件信仰，並以此作爲最高辦事準則。
五、信前定
世間一切事物均由阿拉前定，無法改變，承認和順從是唯一的出路。
六、信後世
在今世和後世之間，爲世界末日。世界末日來到時，日月無光、天崩地摧、世界毀滅、所有死去的人靈魂復活，阿拉根據天使的記錄，表現好的入天園，表現壞的下火獄。所謂『天園』，「河水穿流其下」、「既不見烈日，也不見嚴寒」，到處是「芳香的奶河」、「純潔的蜜泉」，那裏「仰手可摘各種鮮果」，「身穿細軟綢緞」，有「妙齡處女陪伴」無憂無慮；所謂『火獄』，到處是燃燒的火和毒蛇毒蟲，連人和石頭也是燃料，萬分陰森可怖。
貳、「儀巴達特」即五功
穆斯林信奉獨一無二、有權能、慈愛與憐憫的阿拉真神。回教徒若想獲得救贖，就必須在生活上嚴守五功（Pillars）：
一、念功 （Shahada ）
默唸信仰要義「萬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阿拉的使者」；以表白自身信仰，中國回教徒稱其為「清真言 」。
二 、 拜功 （Salat ）
每天五次面對聖地麥加，向阿拉敬拜，即晨拜，響拜，晡拜，昏拜，宵拜。禮拜。
三、齋功 （Saum）
每年伊斯蘭曆9月（來默丹月the month of Ramadan 約於西曆十二月至一月），穆斯林從日出到日落，滴水不沾是為齋月，全月齋戒，晝間禁止飲食，並禁房事，但是值勤的軍人、旅行在外的人、小孩、上了年紀的人、懷孕和哺乳的婦女、生病的人等可以不必禁食，等康復後他日再補足。。
四、課功（Sakat ）
繳納定量的課稅。當今，有的國家以自由施捨代之；有的國家以一定稅率徵收國家宗教稅，比如應繳全年結餘的2.5 %，用以賙濟窮人等。
五、朝功 （ Hajj）
身體健康並具有經濟能力的穆斯林，一生中至少應去聖地麥加朝拜一次。
參、「伊赫桑」即善行指穆斯林必須遵循的道德規範
上述「伊瑪尼」，屬於世界觀、理論和思想方面；而「儀巴達特」、「伊赫桑」則屬於實踐和行之方面，這兩方面的結合構成基本教義。
伊斯蘭教傳入中國已經有1300多年的歷史了。伊斯蘭教於西元7世紀中葉唐朝從阿拉伯傳入中國，至今有一千三百多年的歷史。它的傳入路線有兩條，一條是從絲綢之路，從敦煌傳入；另一條是從海上絲綢之路，從廣州、泉州傳入。
在每個歷史階段，皆有其自身特點。中國56個民族中，回、維吾爾、哈薩克、烏孜別克、塔塔爾、柯爾克孜、保安、撒拉和東鄉等十個民族先後信仰了伊斯蘭教。自唐、宋開始，直到有清一代、民國，伊斯蘭教在我國經歷了紮根、傳播和發展的過程。它對中國的社會生活，尤其是對信仰它的十個民族的社會發展和民族傳統產生過重大的影響。
關於伊斯蘭教傳入中國的確切時間，學者尚未取得一致看法，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4種學說：
1、隋開皇中說
此說依據主要是一些古老清真寺的碑文，如建于南宋紹興元年（1131）年的泉州清真寺的“重立清淨寺碑”內稱：“至隋開皇7年，有撒海八撒阿的斡葛思者，自大實航海至廣，方建禮拜寺于廣州，皇帝賜號懷聖。”（該碑文是吳鑒撰寫於元至正十年（西元1350年），現存於泉州聖友清真寺內）。
又見定州（今河北定縣）清真寺的元至正八年（西元1348年）所立的碑文中：“隋開皇中，國人撒哈伯、撒阿的、斡葛思使傳其教入中國。”其後，《明史。西域傳》、《皇明世法錄》、《明統一志》、《正字通》等皆沿襲此說。
2、唐高祖武德中說
明人何喬遠的《閩書》中記有靈山，寫道：“默德那國有嗎喊八德聖人,......門徒有大賢四人，唐武德中來朝，遂傳教中國”。
學人王治心在其《中國政治思想史大綱》一書中，提到伊斯蘭教傳入中國的開山始祖是唐高祖武德五年（西元622年）來到中國廣州的，張星烺也持此看法，其書《中國交通史料彙編》稱唐初海上交通甚繁，此時即使穆罕默德“於布教之始，即遣其徒來中國傳教，亦意中事也”。近年來國內有些學者在文章中也認為，在穆罕默德創教之同時，眾多阿拉伯商人，包括穆斯林來華到達廣州、泉州、揚州等中國主要港口是可能的。
3、唐貞觀初年說
徐珂在其《清稗類鈔》中認為：“...度其時，當在唐貞觀初年”。學者劉聖五在《回教傳入中國的時期》一文中寫道：“伊斯蘭教傳入中國，是在西曆629年（唐太宗貞觀3年）前後，是因商業的關係傳入中國。......因海上交通之日漸發展，回教最初是從海道傳入中國的。”許崇灝的《伊斯蘭教志略》也持相同觀點。
清代學者藍煦在《天方正學》中寫道：“旺各師，天方人也，西方至聖之母舅也。奉使來朝，于唐貞觀六年行抵長安。太宗皇帝見其為人耿介，講經論道，有實學也，再三留駐長安。因敕建大清真寺，迎使率隨從局之。...太宗後敕江甯、廣州亦建清真寺分駐”。
清同治十一年（1878年），俄國駐北京總主教拍雷狄斯曾或中國古代漢文大字佈告一紙。佈告中大意是說唐貞觀六年，穆罕默德母舅率3000余人來中國，受到唐太宗的優禮，留駐長安一座清真寺內，日後信徒日多，乃于江甯、廣州等地另建新寺。（參見張星烺編《中國交通史料彙編》第2冊）
4、唐永徽二年說
現代學者陳垣、曾向吾等皆主張此說。陳垣在《回回教入中國史略中》指出：“《舊唐書》本紀及《冊府元龜》均謂永徽二年大食始遣使朝貢。何以知為始？因唐代外使來朝向有銅龜之制。雌雄各一，銘其國名，置於彼國，見《唐會要》；其初通使者當無此，故知為始來。”
唐宋時期的伊斯蘭教
唐、宋時，人稱阿拉伯為「大食」，「大食」是波斯字Tazi的譯音，唐、宋時期很多阿拉伯商人來華，聚居在沿海的廣州、揚州，泉州、杭州幾個通商口岸經商，唐永徽二年（西元六五一年），阿拉伯商人常代表阿拉伯國王作朝使，一般認為是伊斯蘭教傳入中國之始。
唐朝時在中國所謂的「禮堂」即清真寺，相傳有兩個；一在在長安（現西安大學習巷禮拜寺）；二在在廣州即懷聖寺。宋朝另建有懷聖寺、泉州清淨寺，揚州的揚州寺等，宋朝時廣州、泉州已有穆斯林的公共墓地。
唐帝國和阿拉伯帝國除了在天寶十年（751年）為爭奪石國（今塔什干）發生過一次戰爭外，長時期都是彼此友好的。陸上，阿拉伯、波斯和中亞的穆斯林長途跋涉，沿著古老的絲綢之路來到長安。自永徽二年（651年）阿拉伯國家第三任哈裏發奧斯曼首次遣使來華開始，其後的148年間，來華的正式使節見於記載的就有37次之多（陳垣《回回教入中國史略中》）。唐朝廷對之優禮相待，有的使者還被封為“將軍”，“中郎將”等官職。不少東來的穆斯林留居中土不歸。在海上，來華船隊揚帆萬里、歷盡艱險，到達中國廣州、揚州，其中以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居多。到中唐時，定居揚州經商的穆斯林以數以千計（《新唐書。鄧景山傳》）。
唐肅宗為平定安史之亂，向大食等國借兵，《舊唐書。肅宗本紀》：“至德二載九月丁亥，元帥廣平王統朔方、安西、南蠻、大食之眾二十萬東向討賊”。兩京收復後，肅宗皇帝特許大食兵“世居華夏”，可與中國婦女通婚。他們的後裔成為回族的一個組成部分。
唐朝杜環所撰「經行記」中概略述及「大食法」（伊斯蘭教義），內容包含「可蘭經」之精神，例如：「其大食法者，不食豬、狗、驢、馬等肉，不拜國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一日五時禮天」等，這是漢語文獻中可以查找到的有關「古蘭經」局部內容最早的記載。唐宋時期伊斯蘭教傳入中國與大批穆斯林（阿拉伯人、波斯人、中亞人）來華史密不可分的。這一時期，中國伊斯蘭教有如下特點：
伊斯蘭教隨著東來的穆斯林而于隋唐時期傳入中國。他們漸與當地居民通婚，安居樂業，子孫繁衍。由僑居逐漸演變為土生蕃客，其子孫後代也就成了土生土長的中國穆斯林，伊斯蘭教隨之紮根中國。
一般來說，伊斯蘭教不向外人傳教。它既沒有引起當時的統治階級的特別注意，或予扶抑，也避免了同中國傳統儒家思想和其他宗教發生正面衝突，因此，伊斯蘭教作為與世無爭的“大食殊俗”而生存、流傳，即使在唐武宗滅佛的浪潮下也沒有受到波及。唐宋時期的穆斯林的宗教生活比較自由。總的說來，唐宋時期的穆斯林人數不多，決定了當時伊斯蘭教的影響尚不大。
僑居中國的穆斯林及其後裔，逐漸熟悉中國文化。唐時阿拉伯人李彥升為進士，五代時期波斯人後裔李珣及其妹李舜縼皆有才名。宋史，穆斯林子弟多願意入學接受中國教育，有的還應試入官（（宋)蔡絛《鐵圍山叢談》）
遞至宋代，中國和阿拉伯的交往有增無減。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稱：“自唐設結好使于廣州，自是商人立戶，迄宋不絕。”北宋初期，為了管理與阿拉伯和波斯的貿易，朝廷先後在廣州、杭州、明州（今寧波）等設“市舶司”。另據《宋史。食貨志》記載，自宋太祖開寶元年（968年）至南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200年間，大食人前來朝貢進奉者就達49次之多。
五代、北宋之際，伊斯蘭教亦傳入我國新疆地區，其傳播方式與內地不盡相同。維吾爾為突厥諸族的一支。最早信奉伊斯蘭教的突厥王朝為黑汗王朝。10世紀中，黑汗朝的蘇托克.布格拉汗首先接受了伊斯蘭教，從而舉國信教。至960年，信奉伊斯蘭教的維吾爾人已達20萬帳。
十三世紀初，成吉思汗於開始西征，大批中亞細亞人、波斯人、阿拉伯人隨軍遷徒到東方，史書稱之爲「回回人」或「色目人」，到元朝蒙古入主中國更促使中亞交通大開。同時元朝在西方諸汗國如察合臺汗國、伊兒汗國的統治者，受當地人民的影響，先後都信仰了回教，別兒哥為蒙古族第一個信奉伊斯蘭教之宗王。這種影響同樣波及到中國，加以沿海港口與西方通商的關係，不僅阿拉伯商人，還有軍人、工人等前來並遷往內地各大都市經商、居住，由以前異地作客，變為融入當地定居。
在元朝時因許多統治階層信仰伊斯蘭教，阿拉伯人的政治地位因而逐漸提高，自中央及行省的丞相，平章政事，以至於州縣的達魯花赤，都有不少是由阿拉伯人擔任（元代徽州路主達魯花赤的墓碑背面刻有古蘭經的祈禱文即可見當時之盛況；如頁首照片）。
西元1318年（元仁宗延佑五年）一部中國人用阿拉伯語文書寫的「古蘭經」，目前被完整地保存在北京東四牌樓清真寺內，手抄人署名爲：穆罕默德‧本‧艾哈邁德‧本‧阿布杜拉哈曼。它雖然不見得是中國最早的「古蘭經」手抄本，但卻是第一部完整保留的「古蘭經」手抄本。
由以上敘述、例證可瞭解伊斯蘭教是在隨、唐傳入中國，而於元朝開始興盛，至今伊斯蘭教仍為中國境內之主要宗教之一，信徒遍及全境。
伊斯蘭教分遜尼派和什葉派兩大宗派，中國的伊斯蘭教主要是遜尼派。在回、維吾爾、塔塔爾、柯爾克孜、哈薩克、烏茲別克、東鄉、撒拉、保安等少數民族一千七百多萬人口中，絕大多數信仰伊斯蘭教。中國穆斯林大多數聚居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寧夏回族自治區，以及甘肅、青海、雲南等省，其他各省、市亦有分佈。
在中國有十個少數民族信仰伊斯蘭教，主要分佈在西北地區：
- 回族
- 維吾爾族
- 哈薩克族
- 烏孜別克族
- 塔吉克族
- 塔塔爾族
- 柯爾克孜族
- 撒拉族
- 東鄉族
- 保安族
中國伊斯蘭教由中國伊斯蘭教協會管理。
道教淵源與發展
道教的淵源，可以追溯至中國古人渴求長生不死的心理和行為中。考古發現：早在一萬八千餘年前﹐中國的原始人類就已表現出他們對生命存在的頑強追求，如這一時期的「山頂洞人」曾在死去的同伴身上撒上一些象徵生命之紅色(血液)的赤鐵粉﹐以圖喚回死者的生命。記錄古代先民生活的《山海經》中﹐也有關於「不死國」﹑「不死民」﹑「不死樹」和「不死之藥」等的記載。戰國時期﹐人們又多相信東海中有蓬萊﹑方丈﹑瀛州等神山﹐「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 ，並由此出現了許多以追求不死成仙為務的方士，被稱作「方仙道」。「方仙道」在秦漢時期曾活躍一時﹐系後世道教的前身之一。
「方仙道」的活動，多屬具體的實踐行為，而較少有理論的成份。後世道教的思想理論，主要來自於先秦道家哲學。春秋時期，老子曾闡發了一套關於宇宙萬物產生、存在及運動變化的理論，認為「道」是宇宙萬物得以產生的根源及賴以存在的本體，主張人的活動應當遵循事物運動變化的規律以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 ，由此而開創了道家學派，並為後世道教的發展奠立了理論基礎。戰國時期，又有不少人依託黃帝、老子之名來闡發養生、治國理論，被稱作「黃老道」。「黃老道」的學說，實已不僅限於老子道家，而是還「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 ，吸收了儒、墨、名、法諸家之長；這種融諸家學說於一爐的「新道家」，在秦漢時期的影響也很大，同樣屬後世道教的前身之一。
東漢末年，張道陵在西南蜀中稱得太上老君(老子)「授以三天正法，命為天師」 ，並造作道書二十五篇，從而創立了天師道(俗稱五斗米道)。在中原地區，也有張角創立了太平道，宣稱「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組織民眾舉行反抗東漢王朝的起義。天師道和太平道的出現，令道教開始成為有嚴密思想體系和組織制度的教團，故人們多視其為成熟宗教形態的道教之正式形成的標誌。後來，張角的道團遭到統治者的鎮壓，其餘緒逐漸融入天師道；蜀中的天師道則因受制于曹操大軍而被迫遷出西南，並從此開始「分佈天下」 。
兩晉南北朝時期，道教中湧現出了大批新的道經，並出現了許多新興的道派，如崇「靈寶經」的靈寶派、崇「上清經」的上清派、崇「三皇經」的三皇派，以及推崇外丹燒煉的金丹道等等。不僅如此，當時道教中還湧現出了葛洪、陸修靜、寇謙之、陶弘景等一大批傑出的人物，對道教思想學說的發展、經典文書的整理、組織制度的完善、神仙譜系的制訂等作出了很大貢獻。如葛洪曾撰有《抱樸子內篇》等，對「仙道可致」的問題進行了系統論證，並對道教的修煉方術進行了總結；陸修靜則編有《三洞經書目錄》等，確立了以「三洞、四輔、十二類」的分類方法來編纂道教經典的體例，並為道教制訂了較為完善的齋醮儀範；寇謙之又宣稱得太上老君降賜《老君音誦戒經》，並據之「清整道教」 ，對當時道教組織制度中的一些弊端進行了革除；陶弘景則通過編纂《真靈位業圖》，仿照人間的封建等級制度，對道教的群神眾仙進行了有序排列。經過這些道教領袖的努力，兩晉南北朝時期的道教無論是在思想觀念方面、還是在行為儀範方面，都已顯得較為完善。此外，這一時期的道教為了更好地生存，還極力攻擊利用道教來組織反抗統治者的活動，努力將道教改造成了維護統治者利益的官方宗教。
經過改造後的道教，逐漸得到了統治者的大力扶持，並因此獲得了巨大的發展。唐宋時期，道教不僅信徒眾多、宮觀廣布、倍受尊崇，而且在教理教義、修行方法、科儀制度等方面也有了巨大的進步。這一時期，傳統的道派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繼續發展，如由上清派衍化而來的茅山宗在唐宋時即頗為顯躍，由靈寶派衍化而來的閣皂宗也于北宋初在江西閣皂山興起；張道陵一系的天師道，雖在三國以後影響頗為衰微，但至北宋時又開始在江西龍虎山顯露聲勢，被稱為龍虎宗。南宋時，第三十五代天師張可大得宋理宗詔命提舉三山符籙兼御前諸宮觀教門公事；從此，龍虎宗遂成為「三山符籙」(龍虎宗、茅山宗、閣皂宗)的領袖。
唐宋時期道教中所發生的最重要的事，當推靈魂成仙說及內丹修煉的興起。早在隋唐之際，傳統道教所宣揚的服食丹藥以求肉體飛升成仙之說，即因難以在現實中兌現而陷入了困境；於是，而有「重玄學派」的道士破斥傳統的「導引丹藥」之類的修仙術為小乘法門，力主修養「心性」方為大乘法門 。後來，經過成玄英、李榮、王玄覽、司馬承禎、吳筠、杜光庭等唐代「重玄學派」道士的努力，傳統的肉體成仙之說更進一步遭到了破斥，而靈魂則普遍被視為是承擔成仙一事的主體。與此同時，以修煉體內精氣神為要、追求「陽神出殼」為務的內丹修煉也逐漸流行，並出現了以鐘離權、呂洞賓為代表的「鐘呂金丹道」。
宋金之際，王重陽承鐘、呂之說而創立了全真道，令內丹修煉功夫及靈魂成仙學說逐漸在道教中佔據了主流地位。全真道力倡儒釋道三教合一，主張「性命雙修」，追求「真身飛升」，並有著一套較為嚴密的組織制度。入元以後，該道派因丘處機曾西行面見成吉思汗而一度受到過蒙元統治者的大力扶持，以致短期內即傳遍了全中國，「東盡海﹐南薄漢淮﹐西北曆廣莫﹐雖十廬之聚﹐必有香火一席之奉」 。由於全真道有著顯赫的政治地位和龐大的宗教勢力，故原在南方傳佈的「南宗」等主修內丹的道派多往往自稱是全真道的門徒，以全真弟子自居；這樣，主修內丹的道派在元代就相互融合而聚集在了「全真」的旗幟之下。與此相應，自元成宗於元大德八年(1340年)加授第三十八代天師張與材為「正一教主，主領三符籙」後，龍虎宗、茅山宗、閣皂宗以及其他一些符籙道派如淨明道、神霄派、清微派等也皆紛紛歸聚於「正一道」的旗下，令符籙道派逐漸凝聚成了一個整體。這樣，內丹道派以「全真」為主、符籙道派以「正一」為宗的對峙格局就基本形成了。
明中葉以後，道教逐漸失去了統治者的扶持，但其在中國民間卻仍然保持著巨大的影響力，許多新興的民間宗教都與道教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一些邊遠地區的道教活動也依然興盛。
今天，道教不僅在中國繼續發展，而且在亞洲、歐洲、美洲、非洲的許多國家和地區都有流傳。
「方仙道」的活動，多屬具體的實踐行為，而較少有理論的成份。後世道教的思想理論，主要來自於先秦道家哲學。春秋時期，老子曾闡發了一套關於宇宙萬物產生、存在及運動變化的理論，認為「道」是宇宙萬物得以產生的根源及賴以存在的本體，主張人的活動應當遵循事物運動變化的規律以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 ，由此而開創了道家學派，並為後世道教的發展奠立了理論基礎。戰國時期，又有不少人依託黃帝、老子之名來闡發養生、治國理論，被稱作「黃老道」。「黃老道」的學說，實已不僅限於老子道家，而是還「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 ，吸收了儒、墨、名、法諸家之長；這種融諸家學說於一爐的「新道家」，在秦漢時期的影響也很大，同樣屬後世道教的前身之一。
東漢末年，張道陵在西南蜀中稱得太上老君(老子)「授以三天正法，命為天師」 ，並造作道書二十五篇，從而創立了天師道(俗稱五斗米道)。在中原地區，也有張角創立了太平道，宣稱「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組織民眾舉行反抗東漢王朝的起義。天師道和太平道的出現，令道教開始成為有嚴密思想體系和組織制度的教團，故人們多視其為成熟宗教形態的道教之正式形成的標誌。後來，張角的道團遭到統治者的鎮壓，其餘緒逐漸融入天師道；蜀中的天師道則因受制于曹操大軍而被迫遷出西南，並從此開始「分佈天下」 。
兩晉南北朝時期，道教中湧現出了大批新的道經，並出現了許多新興的道派，如崇「靈寶經」的靈寶派、崇「上清經」的上清派、崇「三皇經」的三皇派，以及推崇外丹燒煉的金丹道等等。不僅如此，當時道教中還湧現出了葛洪、陸修靜、寇謙之、陶弘景等一大批傑出的人物，對道教思想學說的發展、經典文書的整理、組織制度的完善、神仙譜系的制訂等作出了很大貢獻。如葛洪曾撰有《抱樸子內篇》等，對「仙道可致」的問題進行了系統論證，並對道教的修煉方術進行了總結；陸修靜則編有《三洞經書目錄》等，確立了以「三洞、四輔、十二類」的分類方法來編纂道教經典的體例，並為道教制訂了較為完善的齋醮儀範；寇謙之又宣稱得太上老君降賜《老君音誦戒經》，並據之「清整道教」 ，對當時道教組織制度中的一些弊端進行了革除；陶弘景則通過編纂《真靈位業圖》，仿照人間的封建等級制度，對道教的群神眾仙進行了有序排列。經過這些道教領袖的努力，兩晉南北朝時期的道教無論是在思想觀念方面、還是在行為儀範方面，都已顯得較為完善。此外，這一時期的道教為了更好地生存，還極力攻擊利用道教來組織反抗統治者的活動，努力將道教改造成了維護統治者利益的官方宗教。
經過改造後的道教，逐漸得到了統治者的大力扶持，並因此獲得了巨大的發展。唐宋時期，道教不僅信徒眾多、宮觀廣布、倍受尊崇，而且在教理教義、修行方法、科儀制度等方面也有了巨大的進步。這一時期，傳統的道派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繼續發展，如由上清派衍化而來的茅山宗在唐宋時即頗為顯躍，由靈寶派衍化而來的閣皂宗也于北宋初在江西閣皂山興起；張道陵一系的天師道，雖在三國以後影響頗為衰微，但至北宋時又開始在江西龍虎山顯露聲勢，被稱為龍虎宗。南宋時，第三十五代天師張可大得宋理宗詔命提舉三山符籙兼御前諸宮觀教門公事；從此，龍虎宗遂成為「三山符籙」(龍虎宗、茅山宗、閣皂宗)的領袖。
唐宋時期道教中所發生的最重要的事，當推靈魂成仙說及內丹修煉的興起。早在隋唐之際，傳統道教所宣揚的服食丹藥以求肉體飛升成仙之說，即因難以在現實中兌現而陷入了困境；於是，而有「重玄學派」的道士破斥傳統的「導引丹藥」之類的修仙術為小乘法門，力主修養「心性」方為大乘法門 。後來，經過成玄英、李榮、王玄覽、司馬承禎、吳筠、杜光庭等唐代「重玄學派」道士的努力，傳統的肉體成仙之說更進一步遭到了破斥，而靈魂則普遍被視為是承擔成仙一事的主體。與此同時，以修煉體內精氣神為要、追求「陽神出殼」為務的內丹修煉也逐漸流行，並出現了以鐘離權、呂洞賓為代表的「鐘呂金丹道」。
宋金之際，王重陽承鐘、呂之說而創立了全真道，令內丹修煉功夫及靈魂成仙學說逐漸在道教中佔據了主流地位。全真道力倡儒釋道三教合一，主張「性命雙修」，追求「真身飛升」，並有著一套較為嚴密的組織制度。入元以後，該道派因丘處機曾西行面見成吉思汗而一度受到過蒙元統治者的大力扶持，以致短期內即傳遍了全中國，「東盡海﹐南薄漢淮﹐西北曆廣莫﹐雖十廬之聚﹐必有香火一席之奉」 。由於全真道有著顯赫的政治地位和龐大的宗教勢力，故原在南方傳佈的「南宗」等主修內丹的道派多往往自稱是全真道的門徒，以全真弟子自居；這樣，主修內丹的道派在元代就相互融合而聚集在了「全真」的旗幟之下。與此相應，自元成宗於元大德八年(1340年)加授第三十八代天師張與材為「正一教主，主領三符籙」後，龍虎宗、茅山宗、閣皂宗以及其他一些符籙道派如淨明道、神霄派、清微派等也皆紛紛歸聚於「正一道」的旗下，令符籙道派逐漸凝聚成了一個整體。這樣，內丹道派以「全真」為主、符籙道派以「正一」為宗的對峙格局就基本形成了。
明中葉以後，道教逐漸失去了統治者的扶持，但其在中國民間卻仍然保持著巨大的影響力，許多新興的民間宗教都與道教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一些邊遠地區的道教活動也依然興盛。
今天，道教不僅在中國繼續發展，而且在亞洲、歐洲、美洲、非洲的許多國家和地區都有流傳。
道教
道教，是一種發源於中國古代的傳統宗教。以「道」為最高信仰，認為「道」是化生宇宙萬物的本原。道教的歷史遠可以追溯到先秦時期，而正式形成於東漢的中後期。與世界其它大型宗教不同，道教並非是一人一時一地所創所生，乃中國歷代各地不同的文化、思想相結合而成之宗教。在中華傳統文化中，道教被認為是與儒教和佛教一起的一種佔據著主導地位的理論學說和實踐方法。
道教的稱呼在形成初期有所不同，先秦時期的諸子百家中許多人都曾經以「道」來稱呼自己的理論和方法。儒家、墨家、道家、陰陽家甚至佛教都曾經由於各種原因自稱或被認為是「道教」。儒家最早使用「道教」一詞，將先王之道和孔子的理論稱為「道教」。佛教剛剛傳入中國時，把「菩提」翻譯成「道」，因此也被稱為「道教」。而到了東漢末年出現了五斗米道（天師道），自稱為「道教」，取「以善道教化」之意。自此，其他各家為了以示區別，也就不再以「道教」自稱，而成為五斗米道（天師道）的專稱。南北朝時道教宗教形式逐漸完善。
現在所說的道教，是指在中國古代宗教信仰的基礎上，承襲了方仙道、黃老道等一些宗教觀念和修持方法，逐步形成的以「道」作為最高信仰，奉老子、元始天尊為教主，以老子的《道德經》等為主要經典，追求修煉成為神仙的一種宗教，道教成仙或成神的主要方法大致可以歸納為五種，服食（仙藥，外丹等），煉氣與導引，內丹修煉，法術儀式，功德成神，常見的後天神仙多為內丹修煉和功德成神者。
教理和教義
道教天師道從創教之初，就以老子的《道德經》為根本經典，將其中「道」和「德」作為基本的信仰。道教認為「道」是宇宙萬物的本原和主宰，無所不在，無所不包，萬物都是從「道」演化而來的。而「德」則是「道」的體現。三清尊神則是「道」最初的人格化顯現，也代表了宇宙創生的三個重要過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道德經），三清化生出天地宇宙和自然諸神，這些稱為先天尊神（天尊），乃道所演化，先天既與道體合一，而道法無遠弗屆充斥無邊宇宙，故道教徒祝頌語常曰「無量天尊」，人類通過某些方式可以達到與道合一的境界，這些人稱為後天神仙，最高修為者也可以達到天尊。
道教以太上老君（即道德天尊）為教主，也就是老子。此外道教的至尊天神在歷史上的不同宗派道經中還有其他說法，一是以玉清元始天尊為最高天神，二是以上清靈寶天尊為最高天神，三是以太清道德天尊為最高天神，最後，演變成三位一體的「一炁化三清」的神學理論。
在修身方面，道教講究「人天合一」、「人天相應」、"無為而治、不言之教", 講究「虛心實腹"、「歸根覆命」，「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 等等。
道教重生惡死，追求長生不老，認為人的生命可以自己做主，而不用聽命於天。認為人只要善於修道養生，就可以長生不老，得道成仙。因此也就產生了許多修煉方法：煉丹、服食、吐納、胎息、按摩、導引、房中、辟谷、存想、服符和誦經。
明朝道士張三丰認為道的功用是「修身利人」，儒家「行道濟時」，佛家「悟道覺世」，道家「藏道度人」。道家修煉仙道。張三丰以修人道為煉仙道的基礎，強調只要素行陰德，仁慈悲憫，忠孝信誠，全於人道，離仙道也就自然不遠了。「人能修正身心，則真精真神聚其中，大才大德出其中。」
道教神學可以說是道家思想神秘化後的宗教學說，未必完全切合，其間異同，頗值玩味。然道教既祖稱老、莊，尊崇《道德經》（老子）、《南華經》（莊子）等眾多道家經典，畢竟吸收繼承了道家思想的大量內容。此外，它也受到了《易》以及陰陽家、儒家、中醫養生家、佛教以及上古方仙道的影響。
淵源
道教雖奉老子為祖師，但其主張與老子、莊子的思想並不完全一致，而更多得益於漢初盛行的以老子之名言修道養壽的黃老道。道教的另一淵源是始於戰國、盛於秦漢的方仙道。方仙道分行氣（含導引）、服餌、房中三派。行氣派尊彭祖、王喬、赤松子為始祖；服餌派以羡門、安期生為代表；房中派以容成、務成子為代表。此外，亦可遙追殷商的鬼神崇拜。
道教在其逐漸形成過程中，與當時正進入中國的佛教的互動（佛教對道教的影響以及道家對佛教中國化的影響），也很值得注意。
發展歷程
道教的發展一般分為漢魏兩晉的起源時期、唐宋的興盛、元明期間全真教的出現和清以後衰落四個時期。
道教的起源現存的史料和道教經書中的說法各不相同。《魏書》中認為道教起源於老子；葛洪則認為起源於「二儀未分」之時的「元始天王」（這種說法常常被許多研究者斥之為無稽之談）。陳攖寧認為道教「遠溯黃老，兼綜百家」。目前普遍認為道教源於中國古代各地的巫術和鬼神信仰，而後各地巫俗信仰(如鬼道、方仙道等)再與儒、道、釋、墨、五行、陰陽等諸家學說相結合創造出各地不同的民間信仰體系。
先秦時期神仙思想對道教產生和發展有很大影響。戰國時許多地區出現了鼓吹長生不老和不死之藥的方士，這成為了道教服食丹藥成仙的思想淵源，分別影響了道教丹鼎派外丹和內丹兩派的發展。
漢魏兩晉南北朝時期
早期道教的出現經過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從戰國時方仙道的興起，到西漢讖緯之學的盛行和黃老道的出現，已經開始有類似道教組織的活動存在了。早期道教形成的兩個標誌性事件，一是《太平經》的流傳，一是的五斗米道和太平道的出現。
在漢代，董仲舒的天人感應理論以及讖緯之學的興起，對道教的產生有很重要的影響，而佛教的傳入也加速了道教的產生。而方仙道和黃老道在漢朝的泛濫對道教的產生起了催化的作用。
道教的形成是一個緩慢的發展過程。在東漢，還出現了以修道煉養解釋《道德經》的著作《老君道德經河上公章句》，這被認為是道家思想向道教理論過渡的一個標誌。而作為道教最終形成的兩個標誌性事件，一是《太平經》的流傳，一是張道陵的五斗米道（天師道）。漢順帝時（126年—144年），于吉（一說干吉）、宮崇所傳的《太平清領書》（即所謂《太平經》，據信傳自漢成帝時齊人甘忠可編著的《包元太平經》）得到廣泛傳播。到漢靈帝時，張角奉《太平清領書》傳教，號為太平道，自稱大賢良師，信徒遍佈天下九州，已是頗有影響。後來，黃巾起義失敗，太平道日趨衰微。同樣是在東漢順帝時，張陵學道於蜀郡鵠鳴山，招徒傳教，信道者出米五斗，故稱五斗米道（也有研究稱，乃因其崇信北斗南斗等五斗星，加之與蜀地彌教結合，故稱五斗彌教，後訛為五斗米教）。其孫張魯保據漢中多年，後又與最高統治當局合作，使得五斗米道的影響從西南一隅播於海內，遂發展為道教正宗天師道。
東漢末年後五斗米道、太平道等早期道教團體開始興起，以教團領袖個人魅力，並利用各種咒禁、符籙、禳祓等手段作為解救民間各種問題傳佈教義的早期道教團體遍佈於中國各地。這一時期的道教主要活動於下層社會，並且往往用來作為武裝起義的精神號召。
到了三國兩晉時期，政府對此問題開始重視。一方面進行鎮壓；另一方面也加以利用改造。而一部分道教徒也向上層社會靠攏，參與宮廷政治；一部分專門從事修煉；另一部分仍然在民間活動，為農民起義者所利用，例如黃巾起義。
兩晉南北朝時期，隨著煉丹術的盛行和相關理論的深化，道教獲得了很大發展。同時道教也吸取了當時風行的玄學，豐富了自己的理論。東晉建武元年，葛洪對戰國以來的神仙家理論進行了系統地論述，著作了《抱朴子》，是道教理論的第一次系統化，豐富了道教的思想內容。南北朝時，寇謙之在北魏太武帝支持下建立了「北天師道」，陸修靜建立了「南天師道」。而天師道廣泛流傳，東晉後期又產生了上清派和靈寶派。葛洪、陸修靜、陶弘景、寇謙之等人將重新將散佈於各地的道教經典、科儀重新整理，使得道教開始有較為完整的神話體系、科儀，使得道教組織更為完善。尤其在北周，道教得到了統治者的大力扶持，新興的樓觀道也由此大興，成為直到唐朝以來的最大道派。
道教在南北朝得到了很大的發展，但是這一時期佛教的發展更加迅速。因此佛道之間也產生了鬥爭和融合。這個鬥爭的標誌是顧歡所著《夷夏論》，他站在道教立場上反對佛教。這引起了佛教徒的不滿，紛紛撰文進行駁斥。在鬥爭愈演愈烈的時候，也有許多人主張二者互相調和。在這次鬥爭中，上清派和靈寶派吸取了部分佛教思想，以及佛教的因果報應、三世輪迴、天堂、地獄等理論。而當時佛教也吸取了一些道教的神仙思想等。
道教在南北朝時期還造作了大量的經書，道教經書的分類方法三洞四輔十二類就是這時形成的。這是道觀也大量興建，進而促使了道教戒律的制定。
隋唐五代時期
隋唐之時，受到皇室的推崇，道教大興。隋朝時，茅山宗成為道教的主要派系。元始天尊在此時被奉為最高神靈；道教修煉當中非常重要的「內丹」一詞也形成於此時。
在唐代，由於皇帝姓李，因此尊老子李耳為李氏之祖，並於乾封元年時追封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天寶元年封莊子為南華真人，文子為通玄真人，列子為沖虛真人、庚桑子為洞虛真人，四子所著之書改稱真經。因此時名道輩出，學說各有旨趣而讓道教的思想、義理、哲學體係有更加完整的發展，特別是唐末五代初名道士杜光庭將之系統化的整理、歸類，促進了道教在之後的傳佈。此外，中國歷史上的第一部《道藏》——《開元道藏》也在這時編纂完成。
但是到了安史之亂後，道教開始相對衰落。雖然唐朝皇帝自始至終奉行崇道政策，但是藩鎮割據等變亂還是削弱了道教的發展。到五代十國，雖然戰亂頻仍，但是還有許多皇帝崇奉道教。道教雖然在這一時期宮觀毀壞，道士逃散，經書散失，但是道教仍然得到了一定的發展，最典型的是茅山宗中衍生出南嶽天台派。
另外，到了唐宋，唐高祖李淵認老子李耳為祖先，宋真宗、宋徽宗也極其崇信道教，宋徽宗更自號「教主道君皇帝」，道教因而備受尊崇，成為國教。此時出現了茅山、閣皂等派別，天師道也重新興起。自漢晉以來一直隱而不顯的道教丹鼎一派，由於鐘離權、呂洞賓等人的大力倡導，內丹之學始露於世。在理論方面，陳摶、張伯端等人闡述的內丹學說極為盛行。
此階段不僅中國內部道教有所發展，更藉由遷徙與文化交流發揚至亞洲其他各處。比方東晉末，五斗米道在中國南方發動起義失敗後，盧循率部逃至越南交州。越南人李脫幫助盧循進攻交州府城，失敗後自盡。這是道教傳入越南最早的記載。另外，諸如朝鮮融入檀君神話的天道教、越南高臺教或日本結合日照天神、崇仰天皇思想、祭祀神靈的神道教。不過，除越南道教尚存其道教本質外，韓國天道教或日本神道教就其宗教內容等，與道教已大相逕庭。
宋遼金元時期道教
兩宋是道教另一個發展期，歷位皇帝皆崇尚道教，真宗亦仿唐代皇帝將趙氏血統與道教神祇相結合，宋徽宗更封己為道君皇帝，使道教更為興盛。另一方面，政府也對道教加強管理，主要是任用道官，賜師號、紫衣，對出家道士進行考試，以保證道教的一定文化素質。
北宋時，由於皇帝的支持，經常做法事，使符籙派系得到了一定發展。
在道教理論方面，陳摶、張伯端等對道教內丹理論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道教的內丹術在北宋之後成為道教修煉術的主流，道教理論也圍繞這個主題展開。而外丹術則逐漸走向衰落。
儒釋二教思想與道教漸漸融合，「三教歸一」的觀念開始，得道成仙思想亦由個人幸福的追求變為入世、救世。由於兩宋庶民經濟發達，各地民間信仰與道教相結合，庶民神祇紛紛被道教吸收，產生了新一波的造神熱潮。
北宋滅亡後，金朝與南宋形成了以內丹修養為主的全真道，內丹與符籙的結合產生了新的符籙道派。而北宋的宋真宗、宋徽宗更是極端推崇道教。
此外，南宋時期道教則更活躍於民間，並且和南方的巫術相結合，充實自己的理論和方法，並且形成了三山符籙為代表的符籙道派。
金朝時，在北方出現了王重陽創導的全真道。後來，王重陽的弟子丘處機為蒙古成吉思汗講道，頗受信賴，被元朝統治者授予主管天下道教的權力。而同時，為應對全真道的迅速崛起，原龍虎山天師道、茅山上清派、閣皂山靈寶派合併為正一道，尊張天師為正一教主，從而正式形成了道教北有全真、南有正一兩大派別的格局。
元朝建立後，道教在組織發展上非常興盛，並且逐漸合流，形成了正一道和全真道兩大道派。全真道的丘處機由於受到皇帝的賞識，全真道得到了新生的發展。但是到了李志常掌教後期，由於元朝統治者袒護佛教，全真道受到嚴重打擊，許多道經被焚毀。
明清時期道教
明清時期，雖然有少數皇帝沈迷於道教，但由於政治因素以及道教更為世俗化之後，使得道教教義無有進展，科儀更為繁雜，道士們多唯利是圖，使得士人逐漸輕視。
明代時，永樂帝朱棣自詡為真武大帝的化身，而對祭祀真武的張三丰及其武當派大力扶持。此時，道教依然在中國的各種宗教中佔據著主導的地位。明朝時，道教派別被官方正式分為正一和全真兩大道派。正一道更受到官方的重視。而官方吸取了元朝下層人民利用民間宗教進行起義和道教發展過濫的教訓，制定了完善的管理制度，加強對道教的管束。
明朝時期的道教對文化思想領域產生了重大影響。例如出現了以轉寫鬼神故事為主題的神魔小說。
進入清朝以後，滿清統治者信奉藏傳佛教，並壓制主要為漢族人信仰的道教。道教的發展開始衰落，理論上的發展趨於停滯，在社會上的影響力也開始減弱。
民國時期道教
鴉片戰爭以後，道教發展每況愈下，宮觀、道士數量急劇減少。而且由於統治者對道教重視程度的降低，迫使道教向民間發展，許多研究者認為義和團運動就是這種情況的反映。此外，廟會活動熱烈。
台灣近現代的道教
台灣日據時期，很多民眾信奉道教以表明自己的民族立場，因此道教備受打壓，道教宮觀屢遭損毀，必須兼供佛像或民間神祇才能得以保全。這種混雜現象延續至今。1949年，正一六十三代天師張恩溥輾轉到達台灣，1969年張恩溥過世後傳於堂姪張源先，是為六十四代天師，現居台灣南投縣嗣漢天師府。現據統計道教乃為台灣第一大宗教(另有一說為佛教才是台灣第一大宗教)。
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道教
明清以後，道教基本已經停止了發展。進入近現代社會以後，道教更是衰微。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隨著中國政府新的宗教政策的執行，以前的一些道教的清規戒律由於和現行法律抵觸而作廢。1956年成立了中國道教協會。1957年，中國大陸成立了中國道教協會，管理中國道教內部的事務。到文化大革命時期，道教同中國其他的宗教一樣經受了一場浩劫。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道教才開始恢復正常的宗教活動，可是正式出家的道教徒並不多。正一道被取締，全真道的道士被強迫還俗。
改革開放以後，由於推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道教逐漸恢復。目前中國大陸的全真派和正一派道士約有5萬餘人，正式開放的道教宮觀有5千多處。道教組織有中國道教協會、省一級地方道教協會、地區(市)一級地方道教協會。
道教諸仙（節錄）神仙
大英博物館藏道教人物像道教是一個多神教，最高的神是由道衍化的三清（「一炁化三清」）尊神，即元始天尊、靈寶天尊和道德天尊，其中道德天尊即是太上老君。另外部分道教流派按照人間的秩序發展出了天庭及玉皇大帝和一系列官員，吸收了佛教的地獄和海中世界的概念，作為天庭的附屬，也發展出了閻羅殿和水晶宮的一系列神仙官員，再加上地方神仙系列如四值功曹、山神、城隍、土地、灶王等。還吸收了眾多中國古代神話中的西王母、九天玄女等。所以道教的神仙眾多，還隨時可以吸收地方百姓創造的任何神仙以及崇拜的名人，如媽祖、關帝等都可以納入道教的神仙系統。所有的神都可以建立自己的廟宇，但大型宮觀必供奉三清神像。
此外，道教認為人身也是一個小天地，因此人身上的各種器官，例如毛髮、五官等等也都有神靈駐守，而且還有相應的修持方法。
盤古氏-又稱元始天王，一名，浮黎元始天尊。
等等諸神祇（從略）
戒律
道教戒律是一些約束道士思想言行的準則。道教的戒律依照不同的教派，有著不同的內容。一般說來，全真派的戒律嚴於符籙派。戒律的內容主要有不得殺生，不得喝酒吃肉，不得偷盜，不得邪淫等。戒律是教徒必須遵守的，而且必須有一個受戒儀式一名道士才能算作教徒。根據規則的嚴緊程度，戒律可以分成上品戒，中品戒，下品戒。根據戒條的多少有「三戒」、「五戒」、「八戒」、「十戒」、「老君二十七戒」等。
「五戒」為「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
「八戒」為「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不得眠坐高廣華麗之床」、「不得塗脂抹粉」、「不得觀聽歌舞」
除戒律外，還有道教清規，就是道士犯戒以後的處罰手段。具體條例派別不同則規定也不同。
道教的戒律，在吸取了佛教的一些內容和儒家三綱五常等要求的基礎上，形成了一套自己特有的內容。道教的清規戒律也是隨時事的變化而變化的，當與政權的法律相衝突時，會進行適當的調整。
道術
《抱朴子》中所載的老君入山符，認為使用它可以避開鬼怪野獸。道教的宗教活動十分龐雜，主要分兩大類，道士的自身修行（稱為道術）和道教儀式，內容包括道教經法、懺法、齋、醮、符咒、禁咒、隱遁、乘蹻、驅邪、伏魔、降妖、消災、祈禳、房中術、神仙術、辟谷、風水堪輿、占卜等。
道士的自身修行成為道術，包括內丹，外丹，服食，房中等內容。外丹是指燒煉丹砂鉛汞等礦物以及藥物，製作能夠使人長生不老的丹丸。現代科學認為這些丹藥大多有毒，古人也有很多服食致死的例子，所以後來道教也認識到由於外丹服食和配製的方法較難掌握分寸，所以具有一定的危險性，因而後世轉向較為保險的內丹修煉。外丹也被認為是現代化學的先驅。
內丹則是指通過行氣，導引，呼吸吐納，在身體里煉丹以達到長生不老的目的。外丹和內丹的用語相同，但是所指代的含義完全不同，比如把人體比喻為燒煉丹丸的爐鼎，不過理論上還是具有相通性。古時煉丹術的傳授大多師徒相承，口口相授，外人很難了解。
此外，道教還有許多道術。例如內觀、守靜、存思、辟谷等多種。這些現代多歸為氣功。另外，全真道的道教徒許多都習武術。中醫理論亦大多源自道教。
道教的儀式統稱為「齋醮科儀」，齋是清潔的意思，醮是指祈禱，又稱為道場。道教祭祀神仙，由於認為神仙清靜潔高，因此祭祀前需要沐浴更衣，不喝酒吃葷，進行齋戒。進行祭祀活動稱為「醮」，道教在發展過程中吸取了許多佛教的內容，名目繁多。道教認為通過這些儀式可以去災求福。占卜也是道術的一部分，包括卜卦、抽籤、測字等。此外，道教很有特色的是使用符、籙。符是用硃砂畫在黃紙上的一些符號，道教認為可以用來治病，而籙則被認為可以驅使天神。另外，道教認為口念禁咒可以治病驅使鬼神，趕走野獸。這些主要都是正一道的法術。
主要典籍
道教奉老子的《道德經》、莊子的《南華經》為最重要的兩部經典。另外，道教模仿佛教的大藏經創製了道藏，收集歷代道家著作，不僅包括哲學和道家理論，而且包括煉丹、養生、治病、氣功等方面的著作。主要有《正統道藏》、《道藏輯要》、《萬曆續道藏》等，現僅存明代《正統道藏》流傳，其它版本已失傳，現存歷代道教經典多收錄於此。道教的經書數量非常龐大，各派的主要經典也各不相同。
《周易參同契》是最早的丹經，稱為丹經之祖，此外《抱朴子》也是道教丹鼎派的基本經典。《太平經》和《老子想爾注》也是道教早期的主要經典。《黃庭經》和《上清大洞真經》則是上清經籙派的主要經典，茅山派也非常重之。《度人經》和《三皇文》則是靈寶派和三皇派的主要經典。《陰符經》和《常清靜經》也是道教兩部非常重要的經書，是道士必須誦習的經書。此外，《玉皇經》和《心印妙經》也是道教徒的日常功課之一。
道教南宗正一派雖然以符籙、齋醮、科儀為主，但北宋以後也主張三教一理，修煉內丹。出現了《悟真經》、《金丹四百字》等經典。道教北宗全真派更主張三教合一，煉氣全神，明心見性，兼融釋儒，以《道德經》、《孝經》和《般若心經》三家經典為主，提倡「孝謹純一，
教派
道教內部門派眾多，因分派標準不同而名稱各異。據學理分有積善派、經典派、符錄派、丹鼎派（金丹派）、占驗派五類。歷史上還有正一宗（張道陵）、南宗（呂純陽）、北宗（王重陽）、真大宗（張清志）、太一宗（黃洞一)五大宗之分法和天師道、全真道、靈寶道、清微道四大派的分法。還有道德、先天、靈寶、正一、清微、淨明、玉堂、天心八派的說法。
近現代道教就純宗教方面分之，主要分為五個派別——積善、經典、丹鼎、符籙、占驗。而最有影響的則是符籙派和丹鼎派，前者主張以符咒等方術治病驅鬼，後者主張煉金丹求仙，分外丹與內丹二脈。
道教的正式分派，一般認為是開始於宋、元。道教歷史上比較有影響的有7個大派：（從略）
道教活動
道教的活動主要在宮觀內進行。宮觀可以分為兩種：
- 十方叢林（全真派）
- 子孫廟（正一派）
三元節是道教的大慶日子。唐代三元節由皇帝下敕天下諸州禁屠三日。
道教文化
道教對中國古代的政治、經濟、哲學、文學、藝術、音樂、繪畫、建築、醫學、藥物學、養生學、氣功、化學、武術、天文學、地理都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此外，它對於華人的思維方式、倫理、道德、民俗、民族關係、民族心理、民族性格等各方面也有很深的影響。
對中國文化的影響
道教對中國文化的方方面面都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
道教中一些宗派都師徒相傳一些武術和氣功，例如武術中很出名的武當派，據說就是武當山上的許多道士傳承的武術。道教的武術也和許多武術不同，講究圓柔、後發制人，充分體現了道教的教理。其中像太極拳這樣的簡單武術套路，已經逐漸成為人們的日常健身活動。道教氣功也是中國氣功中的一大流派，全真道的修煉方法基本上就是氣功，對氣功的探索和發展，其貢獻很大。
道教的養生術還繼承和發展了中國傳統醫學《黃帝內經》中經絡學等方面內容。 此外，許多道教徒研習醫術，對於中醫學發展頗有貢獻，如葛洪、陶弘景等人，於中醫藥皆有所建樹。
道教的煉丹術對火藥的發明有著重要的影響。
唐代的大詩人李白受道教影響很深，他曾經遊歷各地，求仙訪道，甚至煉過丹、受過道籙，可以說是位虔誠的道教徒。這段經歷給他的個性、詩歌創作乃至一生的際遇都產生了很重要的影響。李白受召入長安，受到唐玄宗等許多的道士和信仰道教朋友的推薦。尋仙過程中，他游遍五嶽，給他帶來大量的素材。他的詩歌中也常常出現「仙人」、「羽化」等意念。
中國四大古典文學名著之一的《西遊記》雖然講述的是佛教徒唐僧等四人去西天取經的故事，但全書中使用了大量道教專有的概念如心猿、意馬、奼女、元神等，還構築了一個以玉皇大帝為核心的道教神衹、神官系統。書中也出現了很多道教人物和魔怪，不過多為反面角色。
而完全以道教為核心的最著名小說則要數《封神演義》了。書中講述的商周戰爭，其實質就是道教的兩個派別闡教和截教的鬥爭。書中出現的各色仙神和寶物等，也全屬於道教系統。
「天皇」在中國道教中，是表示北極星的神祇。在唐朝時期，唐高宗曾使用天皇稱號，與天后武則天並稱二聖。唐朝時期的日本天武天皇因喜歡道教而使用天皇作為君主的尊號。
道教與道家
「道家」與「道教」二詞，常被不加區別地使用。從歷史來看，這兩個詞指稱過很多不同的內容，也曾混為一談；現在也仍然有人主張將二者等同起來。然而，如果將道家理解為由老子、莊子開創，並在魏晉被重新發明的哲學思想流派，將道教理解為於兩漢逐漸形成，後又有若干發展分化的宗教，那麼，雖然道教在理論上汲取了道家思想的大量要素，甚至奉老子為教主，但是二者還是不能混為一談，也不能說道教理論就是道家思想。道教作為一種宗教，有其神仙崇拜與信仰，有教徒與組織，有一系列的宗教儀式與活動，其主要派別的傳承是大致清楚的。道家作為一個哲學思想流派，其思想演變與代表人物應是它被解說時最重要的內容；魏晉之後道家思想的傳承演變，現在看來還是模糊而難以說清的，但它對歷代學者文人的影響卻仍是依稀可辨的；從這個角度也可以說，狹義的「道家」指的就是先秦時代以老子、莊子為主要代表人物的哲學思想流派。
也有學者認為，道家思想與宗教或有莫大聯繫。如聞一多先生在《道教的精神》一文中曾指出：『我常疑心這哲學或玄學的道家思想必有一個前身，而這個前身很可能是某種富有神秘思想的原始宗教，或更具體點講，一個巫教。這種宗教在基本性質上恐怕與後來的道教無大差別，雖則形式上盡可截然不同。這個不知名的古代宗教，我們可暫稱為古道教。』（《聞一多全集》，第143頁）
道教神學與道家思想的異同，確實一言難盡。試舉一例：道教所謂長生不老，成仙通神，老、莊並未言及，也不能視為老、莊思想的合理的引申，甚至可以說，與自然之道亦不無悖逆。
道教與其他宗教的不同
道教的理想世界不同於佛教的極樂世界，也不同於基督教的天堂。道教的理想世界有兩種，一種是世俗的，一種是宗教的。世俗的理想世界在《太平經》中講的很明白，希望世界成為一個公平、和平的世界，沒有災禍、沒有戰爭。而宗教的理想世界則是「仙境」，道教追求得到成仙，這樣就能超脫生死，在仙境中過仙人的生活。不同於其它宗教的是，道教並不認為人死後才能到達仙境，而是認為人的形體通過一些形式的鍛煉可以長生不死，成仙以後也可以一樣生活在普通人的世界里，作「活神仙」，也可以到仙境中去生活。但是由於達到成仙的境界非常不容易，因此後來才出現了「屍解」等方式。部分風景秀麗的地方由於適合修煉而被譽為人間仙境，例如所謂的「洞天福地」就是其中一些代表性的地方。
大多數的宗教教義認為人生充滿了不幸或者罪孽，認為死後靈魂才有可能得救。然而道教卻認為生活在世界上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死亡才是痛苦的，因而道教追求的是「長生久視」（《道德經》）、長生不死。也因此有許多養生的方法，例如氣功等在道教得到了發揚。
許多宗教都認為人的壽命是不能改變的，然而道教不這樣認為，有一句話「我命在我不在天」就是出自道教的《西升經》，另外，道教作為一個多神教（但講「道通為一」），相信萬物有靈，甚至人體的各種器官都有神靈。
道教與佛教的關係
道教和佛教作為中國的主要宗教，兩者在相互競爭中又互相吸收，使其更適用中國本土文化的需要。
老子化胡傳說
漢桓帝延熹九年（166年）襄楷所上奏章中有「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的說法。
漢代《太平經》提到「老子往西越八十年」。
《三國志·魏書》提到「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老子西出關，過西域，至天竺教胡，及浮屠(Buddha)弟子合二十有九。」
道家、佛家的「無有」
道家的《道德經》講「常無常有」, "有無相生"，佛家用另一套名詞，講「真空妙有」。最能體現「真空」特色的佛經是《心經》、《金剛經》等大乘"般若"類佛經，它破除外相、破除非相，乃至於破除「佛法」，破除所有相, 於無住生心, 類似於道家「無」的的境界。
佛家「涅槃」之原義是「寂滅」、「消滅煩惱火焰，達到覺悟狀態。」大乘的《大般涅槃經》講大乘"涅槃"為「妙有」，為「常樂我淨」，多從正面著眼，跟佛家之「般若」唱言一切皆空，形成對比。由於此「有」不是對立的現象之有，故稱「妙有」。大乘的《大般涅槃經》為後期佛家經典。其"涅槃"、「妙有」趣味與道家樂生之旨頗相近。
道教的稱呼在形成初期有所不同，先秦時期的諸子百家中許多人都曾經以「道」來稱呼自己的理論和方法。儒家、墨家、道家、陰陽家甚至佛教都曾經由於各種原因自稱或被認為是「道教」。儒家最早使用「道教」一詞，將先王之道和孔子的理論稱為「道教」。佛教剛剛傳入中國時，把「菩提」翻譯成「道」，因此也被稱為「道教」。而到了東漢末年出現了五斗米道（天師道），自稱為「道教」，取「以善道教化」之意。自此，其他各家為了以示區別，也就不再以「道教」自稱，而成為五斗米道（天師道）的專稱。南北朝時道教宗教形式逐漸完善。
現在所說的道教，是指在中國古代宗教信仰的基礎上，承襲了方仙道、黃老道等一些宗教觀念和修持方法，逐步形成的以「道」作為最高信仰，奉老子、元始天尊為教主，以老子的《道德經》等為主要經典，追求修煉成為神仙的一種宗教，道教成仙或成神的主要方法大致可以歸納為五種，服食（仙藥，外丹等），煉氣與導引，內丹修煉，法術儀式，功德成神，常見的後天神仙多為內丹修煉和功德成神者。
教理和教義
道教天師道從創教之初，就以老子的《道德經》為根本經典，將其中「道」和「德」作為基本的信仰。道教認為「道」是宇宙萬物的本原和主宰，無所不在，無所不包，萬物都是從「道」演化而來的。而「德」則是「道」的體現。三清尊神則是「道」最初的人格化顯現，也代表了宇宙創生的三個重要過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道德經），三清化生出天地宇宙和自然諸神，這些稱為先天尊神（天尊），乃道所演化，先天既與道體合一，而道法無遠弗屆充斥無邊宇宙，故道教徒祝頌語常曰「無量天尊」，人類通過某些方式可以達到與道合一的境界，這些人稱為後天神仙，最高修為者也可以達到天尊。
道教以太上老君（即道德天尊）為教主，也就是老子。此外道教的至尊天神在歷史上的不同宗派道經中還有其他說法，一是以玉清元始天尊為最高天神，二是以上清靈寶天尊為最高天神，三是以太清道德天尊為最高天神，最後，演變成三位一體的「一炁化三清」的神學理論。
在修身方面，道教講究「人天合一」、「人天相應」、"無為而治、不言之教", 講究「虛心實腹"、「歸根覆命」，「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 等等。
道教重生惡死，追求長生不老，認為人的生命可以自己做主，而不用聽命於天。認為人只要善於修道養生，就可以長生不老，得道成仙。因此也就產生了許多修煉方法：煉丹、服食、吐納、胎息、按摩、導引、房中、辟谷、存想、服符和誦經。
明朝道士張三丰認為道的功用是「修身利人」，儒家「行道濟時」，佛家「悟道覺世」，道家「藏道度人」。道家修煉仙道。張三丰以修人道為煉仙道的基礎，強調只要素行陰德，仁慈悲憫，忠孝信誠，全於人道，離仙道也就自然不遠了。「人能修正身心，則真精真神聚其中，大才大德出其中。」
道教神學可以說是道家思想神秘化後的宗教學說，未必完全切合，其間異同，頗值玩味。然道教既祖稱老、莊，尊崇《道德經》（老子）、《南華經》（莊子）等眾多道家經典，畢竟吸收繼承了道家思想的大量內容。此外，它也受到了《易》以及陰陽家、儒家、中醫養生家、佛教以及上古方仙道的影響。
淵源
道教雖奉老子為祖師，但其主張與老子、莊子的思想並不完全一致，而更多得益於漢初盛行的以老子之名言修道養壽的黃老道。道教的另一淵源是始於戰國、盛於秦漢的方仙道。方仙道分行氣（含導引）、服餌、房中三派。行氣派尊彭祖、王喬、赤松子為始祖；服餌派以羡門、安期生為代表；房中派以容成、務成子為代表。此外，亦可遙追殷商的鬼神崇拜。
道教在其逐漸形成過程中，與當時正進入中國的佛教的互動（佛教對道教的影響以及道家對佛教中國化的影響），也很值得注意。
發展歷程
道教的發展一般分為漢魏兩晉的起源時期、唐宋的興盛、元明期間全真教的出現和清以後衰落四個時期。
道教的起源現存的史料和道教經書中的說法各不相同。《魏書》中認為道教起源於老子；葛洪則認為起源於「二儀未分」之時的「元始天王」（這種說法常常被許多研究者斥之為無稽之談）。陳攖寧認為道教「遠溯黃老，兼綜百家」。目前普遍認為道教源於中國古代各地的巫術和鬼神信仰，而後各地巫俗信仰(如鬼道、方仙道等)再與儒、道、釋、墨、五行、陰陽等諸家學說相結合創造出各地不同的民間信仰體系。
先秦時期神仙思想對道教產生和發展有很大影響。戰國時許多地區出現了鼓吹長生不老和不死之藥的方士，這成為了道教服食丹藥成仙的思想淵源，分別影響了道教丹鼎派外丹和內丹兩派的發展。
漢魏兩晉南北朝時期
早期道教的出現經過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從戰國時方仙道的興起，到西漢讖緯之學的盛行和黃老道的出現，已經開始有類似道教組織的活動存在了。早期道教形成的兩個標誌性事件，一是《太平經》的流傳，一是的五斗米道和太平道的出現。
在漢代，董仲舒的天人感應理論以及讖緯之學的興起，對道教的產生有很重要的影響，而佛教的傳入也加速了道教的產生。而方仙道和黃老道在漢朝的泛濫對道教的產生起了催化的作用。
道教的形成是一個緩慢的發展過程。在東漢，還出現了以修道煉養解釋《道德經》的著作《老君道德經河上公章句》，這被認為是道家思想向道教理論過渡的一個標誌。而作為道教最終形成的兩個標誌性事件，一是《太平經》的流傳，一是張道陵的五斗米道（天師道）。漢順帝時（126年—144年），于吉（一說干吉）、宮崇所傳的《太平清領書》（即所謂《太平經》，據信傳自漢成帝時齊人甘忠可編著的《包元太平經》）得到廣泛傳播。到漢靈帝時，張角奉《太平清領書》傳教，號為太平道，自稱大賢良師，信徒遍佈天下九州，已是頗有影響。後來，黃巾起義失敗，太平道日趨衰微。同樣是在東漢順帝時，張陵學道於蜀郡鵠鳴山，招徒傳教，信道者出米五斗，故稱五斗米道（也有研究稱，乃因其崇信北斗南斗等五斗星，加之與蜀地彌教結合，故稱五斗彌教，後訛為五斗米教）。其孫張魯保據漢中多年，後又與最高統治當局合作，使得五斗米道的影響從西南一隅播於海內，遂發展為道教正宗天師道。
東漢末年後五斗米道、太平道等早期道教團體開始興起，以教團領袖個人魅力，並利用各種咒禁、符籙、禳祓等手段作為解救民間各種問題傳佈教義的早期道教團體遍佈於中國各地。這一時期的道教主要活動於下層社會，並且往往用來作為武裝起義的精神號召。
到了三國兩晉時期，政府對此問題開始重視。一方面進行鎮壓；另一方面也加以利用改造。而一部分道教徒也向上層社會靠攏，參與宮廷政治；一部分專門從事修煉；另一部分仍然在民間活動，為農民起義者所利用，例如黃巾起義。
兩晉南北朝時期，隨著煉丹術的盛行和相關理論的深化，道教獲得了很大發展。同時道教也吸取了當時風行的玄學，豐富了自己的理論。東晉建武元年，葛洪對戰國以來的神仙家理論進行了系統地論述，著作了《抱朴子》，是道教理論的第一次系統化，豐富了道教的思想內容。南北朝時，寇謙之在北魏太武帝支持下建立了「北天師道」，陸修靜建立了「南天師道」。而天師道廣泛流傳，東晉後期又產生了上清派和靈寶派。葛洪、陸修靜、陶弘景、寇謙之等人將重新將散佈於各地的道教經典、科儀重新整理，使得道教開始有較為完整的神話體系、科儀，使得道教組織更為完善。尤其在北周，道教得到了統治者的大力扶持，新興的樓觀道也由此大興，成為直到唐朝以來的最大道派。
道教在南北朝得到了很大的發展，但是這一時期佛教的發展更加迅速。因此佛道之間也產生了鬥爭和融合。這個鬥爭的標誌是顧歡所著《夷夏論》，他站在道教立場上反對佛教。這引起了佛教徒的不滿，紛紛撰文進行駁斥。在鬥爭愈演愈烈的時候，也有許多人主張二者互相調和。在這次鬥爭中，上清派和靈寶派吸取了部分佛教思想，以及佛教的因果報應、三世輪迴、天堂、地獄等理論。而當時佛教也吸取了一些道教的神仙思想等。
道教在南北朝時期還造作了大量的經書，道教經書的分類方法三洞四輔十二類就是這時形成的。這是道觀也大量興建，進而促使了道教戒律的制定。
隋唐五代時期
隋唐之時，受到皇室的推崇，道教大興。隋朝時，茅山宗成為道教的主要派系。元始天尊在此時被奉為最高神靈；道教修煉當中非常重要的「內丹」一詞也形成於此時。
在唐代，由於皇帝姓李，因此尊老子李耳為李氏之祖，並於乾封元年時追封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天寶元年封莊子為南華真人，文子為通玄真人，列子為沖虛真人、庚桑子為洞虛真人，四子所著之書改稱真經。因此時名道輩出，學說各有旨趣而讓道教的思想、義理、哲學體係有更加完整的發展，特別是唐末五代初名道士杜光庭將之系統化的整理、歸類，促進了道教在之後的傳佈。此外，中國歷史上的第一部《道藏》——《開元道藏》也在這時編纂完成。
但是到了安史之亂後，道教開始相對衰落。雖然唐朝皇帝自始至終奉行崇道政策，但是藩鎮割據等變亂還是削弱了道教的發展。到五代十國，雖然戰亂頻仍，但是還有許多皇帝崇奉道教。道教雖然在這一時期宮觀毀壞，道士逃散，經書散失，但是道教仍然得到了一定的發展，最典型的是茅山宗中衍生出南嶽天台派。
另外，到了唐宋，唐高祖李淵認老子李耳為祖先，宋真宗、宋徽宗也極其崇信道教，宋徽宗更自號「教主道君皇帝」，道教因而備受尊崇，成為國教。此時出現了茅山、閣皂等派別，天師道也重新興起。自漢晉以來一直隱而不顯的道教丹鼎一派，由於鐘離權、呂洞賓等人的大力倡導，內丹之學始露於世。在理論方面，陳摶、張伯端等人闡述的內丹學說極為盛行。
此階段不僅中國內部道教有所發展，更藉由遷徙與文化交流發揚至亞洲其他各處。比方東晉末，五斗米道在中國南方發動起義失敗後，盧循率部逃至越南交州。越南人李脫幫助盧循進攻交州府城，失敗後自盡。這是道教傳入越南最早的記載。另外，諸如朝鮮融入檀君神話的天道教、越南高臺教或日本結合日照天神、崇仰天皇思想、祭祀神靈的神道教。不過，除越南道教尚存其道教本質外，韓國天道教或日本神道教就其宗教內容等，與道教已大相逕庭。
宋遼金元時期道教
兩宋是道教另一個發展期，歷位皇帝皆崇尚道教，真宗亦仿唐代皇帝將趙氏血統與道教神祇相結合，宋徽宗更封己為道君皇帝，使道教更為興盛。另一方面，政府也對道教加強管理，主要是任用道官，賜師號、紫衣，對出家道士進行考試，以保證道教的一定文化素質。
北宋時，由於皇帝的支持，經常做法事，使符籙派系得到了一定發展。
在道教理論方面，陳摶、張伯端等對道教內丹理論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道教的內丹術在北宋之後成為道教修煉術的主流，道教理論也圍繞這個主題展開。而外丹術則逐漸走向衰落。
儒釋二教思想與道教漸漸融合，「三教歸一」的觀念開始，得道成仙思想亦由個人幸福的追求變為入世、救世。由於兩宋庶民經濟發達，各地民間信仰與道教相結合，庶民神祇紛紛被道教吸收，產生了新一波的造神熱潮。
北宋滅亡後，金朝與南宋形成了以內丹修養為主的全真道，內丹與符籙的結合產生了新的符籙道派。而北宋的宋真宗、宋徽宗更是極端推崇道教。
此外，南宋時期道教則更活躍於民間，並且和南方的巫術相結合，充實自己的理論和方法，並且形成了三山符籙為代表的符籙道派。
金朝時，在北方出現了王重陽創導的全真道。後來，王重陽的弟子丘處機為蒙古成吉思汗講道，頗受信賴，被元朝統治者授予主管天下道教的權力。而同時，為應對全真道的迅速崛起，原龍虎山天師道、茅山上清派、閣皂山靈寶派合併為正一道，尊張天師為正一教主，從而正式形成了道教北有全真、南有正一兩大派別的格局。
元朝建立後，道教在組織發展上非常興盛，並且逐漸合流，形成了正一道和全真道兩大道派。全真道的丘處機由於受到皇帝的賞識，全真道得到了新生的發展。但是到了李志常掌教後期，由於元朝統治者袒護佛教，全真道受到嚴重打擊，許多道經被焚毀。
明清時期道教
明清時期，雖然有少數皇帝沈迷於道教，但由於政治因素以及道教更為世俗化之後，使得道教教義無有進展，科儀更為繁雜，道士們多唯利是圖，使得士人逐漸輕視。
明代時，永樂帝朱棣自詡為真武大帝的化身，而對祭祀真武的張三丰及其武當派大力扶持。此時，道教依然在中國的各種宗教中佔據著主導的地位。明朝時，道教派別被官方正式分為正一和全真兩大道派。正一道更受到官方的重視。而官方吸取了元朝下層人民利用民間宗教進行起義和道教發展過濫的教訓，制定了完善的管理制度，加強對道教的管束。
明朝時期的道教對文化思想領域產生了重大影響。例如出現了以轉寫鬼神故事為主題的神魔小說。
進入清朝以後，滿清統治者信奉藏傳佛教，並壓制主要為漢族人信仰的道教。道教的發展開始衰落，理論上的發展趨於停滯，在社會上的影響力也開始減弱。
民國時期道教
鴉片戰爭以後，道教發展每況愈下，宮觀、道士數量急劇減少。而且由於統治者對道教重視程度的降低，迫使道教向民間發展，許多研究者認為義和團運動就是這種情況的反映。此外，廟會活動熱烈。
台灣近現代的道教
台灣日據時期，很多民眾信奉道教以表明自己的民族立場，因此道教備受打壓，道教宮觀屢遭損毀，必須兼供佛像或民間神祇才能得以保全。這種混雜現象延續至今。1949年，正一六十三代天師張恩溥輾轉到達台灣，1969年張恩溥過世後傳於堂姪張源先，是為六十四代天師，現居台灣南投縣嗣漢天師府。現據統計道教乃為台灣第一大宗教(另有一說為佛教才是台灣第一大宗教)。
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道教
明清以後，道教基本已經停止了發展。進入近現代社會以後，道教更是衰微。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隨著中國政府新的宗教政策的執行，以前的一些道教的清規戒律由於和現行法律抵觸而作廢。1956年成立了中國道教協會。1957年，中國大陸成立了中國道教協會，管理中國道教內部的事務。到文化大革命時期，道教同中國其他的宗教一樣經受了一場浩劫。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道教才開始恢復正常的宗教活動，可是正式出家的道教徒並不多。正一道被取締，全真道的道士被強迫還俗。
改革開放以後，由於推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道教逐漸恢復。目前中國大陸的全真派和正一派道士約有5萬餘人，正式開放的道教宮觀有5千多處。道教組織有中國道教協會、省一級地方道教協會、地區(市)一級地方道教協會。
道教諸仙（節錄）神仙
大英博物館藏道教人物像道教是一個多神教，最高的神是由道衍化的三清（「一炁化三清」）尊神，即元始天尊、靈寶天尊和道德天尊，其中道德天尊即是太上老君。另外部分道教流派按照人間的秩序發展出了天庭及玉皇大帝和一系列官員，吸收了佛教的地獄和海中世界的概念，作為天庭的附屬，也發展出了閻羅殿和水晶宮的一系列神仙官員，再加上地方神仙系列如四值功曹、山神、城隍、土地、灶王等。還吸收了眾多中國古代神話中的西王母、九天玄女等。所以道教的神仙眾多，還隨時可以吸收地方百姓創造的任何神仙以及崇拜的名人，如媽祖、關帝等都可以納入道教的神仙系統。所有的神都可以建立自己的廟宇，但大型宮觀必供奉三清神像。
此外，道教認為人身也是一個小天地，因此人身上的各種器官，例如毛髮、五官等等也都有神靈駐守，而且還有相應的修持方法。
盤古氏-又稱元始天王，一名，浮黎元始天尊。
等等諸神祇（從略）
戒律
道教戒律是一些約束道士思想言行的準則。道教的戒律依照不同的教派，有著不同的內容。一般說來，全真派的戒律嚴於符籙派。戒律的內容主要有不得殺生，不得喝酒吃肉，不得偷盜，不得邪淫等。戒律是教徒必須遵守的，而且必須有一個受戒儀式一名道士才能算作教徒。根據規則的嚴緊程度，戒律可以分成上品戒，中品戒，下品戒。根據戒條的多少有「三戒」、「五戒」、「八戒」、「十戒」、「老君二十七戒」等。
「五戒」為「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
「八戒」為「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不得眠坐高廣華麗之床」、「不得塗脂抹粉」、「不得觀聽歌舞」
除戒律外，還有道教清規，就是道士犯戒以後的處罰手段。具體條例派別不同則規定也不同。
道教的戒律，在吸取了佛教的一些內容和儒家三綱五常等要求的基礎上，形成了一套自己特有的內容。道教的清規戒律也是隨時事的變化而變化的，當與政權的法律相衝突時，會進行適當的調整。
道術
《抱朴子》中所載的老君入山符，認為使用它可以避開鬼怪野獸。道教的宗教活動十分龐雜，主要分兩大類，道士的自身修行（稱為道術）和道教儀式，內容包括道教經法、懺法、齋、醮、符咒、禁咒、隱遁、乘蹻、驅邪、伏魔、降妖、消災、祈禳、房中術、神仙術、辟谷、風水堪輿、占卜等。
道士的自身修行成為道術，包括內丹，外丹，服食，房中等內容。外丹是指燒煉丹砂鉛汞等礦物以及藥物，製作能夠使人長生不老的丹丸。現代科學認為這些丹藥大多有毒，古人也有很多服食致死的例子，所以後來道教也認識到由於外丹服食和配製的方法較難掌握分寸，所以具有一定的危險性，因而後世轉向較為保險的內丹修煉。外丹也被認為是現代化學的先驅。
內丹則是指通過行氣，導引，呼吸吐納，在身體里煉丹以達到長生不老的目的。外丹和內丹的用語相同，但是所指代的含義完全不同，比如把人體比喻為燒煉丹丸的爐鼎，不過理論上還是具有相通性。古時煉丹術的傳授大多師徒相承，口口相授，外人很難了解。
此外，道教還有許多道術。例如內觀、守靜、存思、辟谷等多種。這些現代多歸為氣功。另外，全真道的道教徒許多都習武術。中醫理論亦大多源自道教。
道教的儀式統稱為「齋醮科儀」，齋是清潔的意思，醮是指祈禱，又稱為道場。道教祭祀神仙，由於認為神仙清靜潔高，因此祭祀前需要沐浴更衣，不喝酒吃葷，進行齋戒。進行祭祀活動稱為「醮」，道教在發展過程中吸取了許多佛教的內容，名目繁多。道教認為通過這些儀式可以去災求福。占卜也是道術的一部分，包括卜卦、抽籤、測字等。此外，道教很有特色的是使用符、籙。符是用硃砂畫在黃紙上的一些符號，道教認為可以用來治病，而籙則被認為可以驅使天神。另外，道教認為口念禁咒可以治病驅使鬼神，趕走野獸。這些主要都是正一道的法術。
主要典籍
道教奉老子的《道德經》、莊子的《南華經》為最重要的兩部經典。另外，道教模仿佛教的大藏經創製了道藏，收集歷代道家著作，不僅包括哲學和道家理論，而且包括煉丹、養生、治病、氣功等方面的著作。主要有《正統道藏》、《道藏輯要》、《萬曆續道藏》等，現僅存明代《正統道藏》流傳，其它版本已失傳，現存歷代道教經典多收錄於此。道教的經書數量非常龐大，各派的主要經典也各不相同。
《周易參同契》是最早的丹經，稱為丹經之祖，此外《抱朴子》也是道教丹鼎派的基本經典。《太平經》和《老子想爾注》也是道教早期的主要經典。《黃庭經》和《上清大洞真經》則是上清經籙派的主要經典，茅山派也非常重之。《度人經》和《三皇文》則是靈寶派和三皇派的主要經典。《陰符經》和《常清靜經》也是道教兩部非常重要的經書，是道士必須誦習的經書。此外，《玉皇經》和《心印妙經》也是道教徒的日常功課之一。
道教南宗正一派雖然以符籙、齋醮、科儀為主，但北宋以後也主張三教一理，修煉內丹。出現了《悟真經》、《金丹四百字》等經典。道教北宗全真派更主張三教合一，煉氣全神，明心見性，兼融釋儒，以《道德經》、《孝經》和《般若心經》三家經典為主，提倡「孝謹純一，
教派
道教內部門派眾多，因分派標準不同而名稱各異。據學理分有積善派、經典派、符錄派、丹鼎派（金丹派）、占驗派五類。歷史上還有正一宗（張道陵）、南宗（呂純陽）、北宗（王重陽）、真大宗（張清志）、太一宗（黃洞一)五大宗之分法和天師道、全真道、靈寶道、清微道四大派的分法。還有道德、先天、靈寶、正一、清微、淨明、玉堂、天心八派的說法。
近現代道教就純宗教方面分之，主要分為五個派別——積善、經典、丹鼎、符籙、占驗。而最有影響的則是符籙派和丹鼎派，前者主張以符咒等方術治病驅鬼，後者主張煉金丹求仙，分外丹與內丹二脈。
道教的正式分派，一般認為是開始於宋、元。道教歷史上比較有影響的有7個大派：（從略）
道教活動
道教的活動主要在宮觀內進行。宮觀可以分為兩種：
- 十方叢林（全真派）
- 子孫廟（正一派）
三元節是道教的大慶日子。唐代三元節由皇帝下敕天下諸州禁屠三日。
道教文化
道教對中國古代的政治、經濟、哲學、文學、藝術、音樂、繪畫、建築、醫學、藥物學、養生學、氣功、化學、武術、天文學、地理都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此外，它對於華人的思維方式、倫理、道德、民俗、民族關係、民族心理、民族性格等各方面也有很深的影響。
對中國文化的影響
道教對中國文化的方方面面都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
道教中一些宗派都師徒相傳一些武術和氣功，例如武術中很出名的武當派，據說就是武當山上的許多道士傳承的武術。道教的武術也和許多武術不同，講究圓柔、後發制人，充分體現了道教的教理。其中像太極拳這樣的簡單武術套路，已經逐漸成為人們的日常健身活動。道教氣功也是中國氣功中的一大流派，全真道的修煉方法基本上就是氣功，對氣功的探索和發展，其貢獻很大。
道教的養生術還繼承和發展了中國傳統醫學《黃帝內經》中經絡學等方面內容。 此外，許多道教徒研習醫術，對於中醫學發展頗有貢獻，如葛洪、陶弘景等人，於中醫藥皆有所建樹。
道教的煉丹術對火藥的發明有著重要的影響。
唐代的大詩人李白受道教影響很深，他曾經遊歷各地，求仙訪道，甚至煉過丹、受過道籙，可以說是位虔誠的道教徒。這段經歷給他的個性、詩歌創作乃至一生的際遇都產生了很重要的影響。李白受召入長安，受到唐玄宗等許多的道士和信仰道教朋友的推薦。尋仙過程中，他游遍五嶽，給他帶來大量的素材。他的詩歌中也常常出現「仙人」、「羽化」等意念。
中國四大古典文學名著之一的《西遊記》雖然講述的是佛教徒唐僧等四人去西天取經的故事，但全書中使用了大量道教專有的概念如心猿、意馬、奼女、元神等，還構築了一個以玉皇大帝為核心的道教神衹、神官系統。書中也出現了很多道教人物和魔怪，不過多為反面角色。
而完全以道教為核心的最著名小說則要數《封神演義》了。書中講述的商周戰爭，其實質就是道教的兩個派別闡教和截教的鬥爭。書中出現的各色仙神和寶物等，也全屬於道教系統。
「天皇」在中國道教中，是表示北極星的神祇。在唐朝時期，唐高宗曾使用天皇稱號，與天后武則天並稱二聖。唐朝時期的日本天武天皇因喜歡道教而使用天皇作為君主的尊號。
道教與道家
「道家」與「道教」二詞，常被不加區別地使用。從歷史來看，這兩個詞指稱過很多不同的內容，也曾混為一談；現在也仍然有人主張將二者等同起來。然而，如果將道家理解為由老子、莊子開創，並在魏晉被重新發明的哲學思想流派，將道教理解為於兩漢逐漸形成，後又有若干發展分化的宗教，那麼，雖然道教在理論上汲取了道家思想的大量要素，甚至奉老子為教主，但是二者還是不能混為一談，也不能說道教理論就是道家思想。道教作為一種宗教，有其神仙崇拜與信仰，有教徒與組織，有一系列的宗教儀式與活動，其主要派別的傳承是大致清楚的。道家作為一個哲學思想流派，其思想演變與代表人物應是它被解說時最重要的內容；魏晉之後道家思想的傳承演變，現在看來還是模糊而難以說清的，但它對歷代學者文人的影響卻仍是依稀可辨的；從這個角度也可以說，狹義的「道家」指的就是先秦時代以老子、莊子為主要代表人物的哲學思想流派。
也有學者認為，道家思想與宗教或有莫大聯繫。如聞一多先生在《道教的精神》一文中曾指出：『我常疑心這哲學或玄學的道家思想必有一個前身，而這個前身很可能是某種富有神秘思想的原始宗教，或更具體點講，一個巫教。這種宗教在基本性質上恐怕與後來的道教無大差別，雖則形式上盡可截然不同。這個不知名的古代宗教，我們可暫稱為古道教。』（《聞一多全集》，第143頁）
道教神學與道家思想的異同，確實一言難盡。試舉一例：道教所謂長生不老，成仙通神，老、莊並未言及，也不能視為老、莊思想的合理的引申，甚至可以說，與自然之道亦不無悖逆。
道教與其他宗教的不同
道教的理想世界不同於佛教的極樂世界，也不同於基督教的天堂。道教的理想世界有兩種，一種是世俗的，一種是宗教的。世俗的理想世界在《太平經》中講的很明白，希望世界成為一個公平、和平的世界，沒有災禍、沒有戰爭。而宗教的理想世界則是「仙境」，道教追求得到成仙，這樣就能超脫生死，在仙境中過仙人的生活。不同於其它宗教的是，道教並不認為人死後才能到達仙境，而是認為人的形體通過一些形式的鍛煉可以長生不死，成仙以後也可以一樣生活在普通人的世界里，作「活神仙」，也可以到仙境中去生活。但是由於達到成仙的境界非常不容易，因此後來才出現了「屍解」等方式。部分風景秀麗的地方由於適合修煉而被譽為人間仙境，例如所謂的「洞天福地」就是其中一些代表性的地方。
大多數的宗教教義認為人生充滿了不幸或者罪孽，認為死後靈魂才有可能得救。然而道教卻認為生活在世界上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死亡才是痛苦的，因而道教追求的是「長生久視」（《道德經》）、長生不死。也因此有許多養生的方法，例如氣功等在道教得到了發揚。
許多宗教都認為人的壽命是不能改變的，然而道教不這樣認為，有一句話「我命在我不在天」就是出自道教的《西升經》，另外，道教作為一個多神教（但講「道通為一」），相信萬物有靈，甚至人體的各種器官都有神靈。
道教與佛教的關係
道教和佛教作為中國的主要宗教，兩者在相互競爭中又互相吸收，使其更適用中國本土文化的需要。
老子化胡傳說
漢桓帝延熹九年（166年）襄楷所上奏章中有「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的說法。
漢代《太平經》提到「老子往西越八十年」。
《三國志·魏書》提到「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老子西出關，過西域，至天竺教胡，及浮屠(Buddha)弟子合二十有九。」
道家、佛家的「無有」
道家的《道德經》講「常無常有」, "有無相生"，佛家用另一套名詞，講「真空妙有」。最能體現「真空」特色的佛經是《心經》、《金剛經》等大乘"般若"類佛經，它破除外相、破除非相，乃至於破除「佛法」，破除所有相, 於無住生心, 類似於道家「無」的的境界。
佛家「涅槃」之原義是「寂滅」、「消滅煩惱火焰，達到覺悟狀態。」大乘的《大般涅槃經》講大乘"涅槃"為「妙有」，為「常樂我淨」，多從正面著眼，跟佛家之「般若」唱言一切皆空，形成對比。由於此「有」不是對立的現象之有，故稱「妙有」。大乘的《大般涅槃經》為後期佛家經典。其"涅槃"、「妙有」趣味與道家樂生之旨頗相近。
佛教
佛教由古印度的釋迦牟尼（被稱為佛陀）在西元前6世紀以前建立，與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並列為世界三大宗教。「佛」（或者佛陀）的意思是覺悟者，而「教」可以理解為宗教或教育，意為佛陀對大眾的一種普遍而傳承的教育。佛教重視人類心靈的進步和覺悟，人們的一切煩惱（苦）都是有因有緣的，「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人和其他眾生一樣，沉淪於苦迫之中，並不斷的生死輪迴。惟有斷滅貪、嗔、痴的聖人（佛陀、辟支佛、和阿羅漢）才能脫離生死輪迴，達到涅槃（清涼寂靜之意，即無有煩惱），釋迦牟尼就在35歲時成佛，並對眾人宣揚他所發現的真理。佛教徒的目的即在於從佛陀的教育（正法）裏，看透苦迫和「自我」的真相（緣起法），最終超越生死和苦、斷盡一切煩惱，成佛，或者成阿羅漢。
現代佛教可分為南傳佛教與北傳佛教二大傳承，北傳佛教又可分為漢傳佛教與藏傳佛教，因此又可分為三大傳承。（詳細的分類請參考佛教宗派。）南傳佛教大致上就是上座部佛教，北傳佛教大致上就是大眾部佛教，包括大乘佛教（主要是漢傳佛教），以及秘密大乘佛教或金剛乘佛教（主要是藏傳佛教）。各傳乘在佛教的根本教義基本上沒有分別，在修行特色上與一些理論上則略有分別，以菩薩行理論的分別為最顯著。
佛教歷史
佛教由古印度的喬達摩·悉達多（被尊稱為釋迦牟尼或佛陀）35歲時創立，由於釋迦牟尼的生卒年代說法有兩種，佛教開始的時間也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認為是在西元前523年5月月圓之日，另一種認為是在前589年或前588年。當時釋迦牟尼在菩提樹下悟道，創立佛教，在其後的幾十年中雲游四方，度化了許多弟子，佛教影響逐漸擴大。
釋迦牟尼死（入滅）後，弟子們整理出他的言行說教，通過幾次結集，成為經、律、論「三藏」。之後佛教在古印度發展非常迅速，到孔雀王朝阿育王時，成為了國教，佛教得到了極大的弘揚。隨著形勢的發展，佛教修正並發展了釋迦牟尼的學說，分化為18個部（有的說是20個部）。1世紀時產生了大乘佛教。
從孔雀王朝開始，佛教分別向南北兩個方向傳播。南傳佛教（又稱小乘佛教）主要影響泰國、緬甸、柬埔寨、斯里蘭卡等地。北傳佛教（又稱大乘佛教）又分為兩個支派，一個經喀什米爾到達新疆，在東漢時傳入中國，形成漢傳佛教，後又傳入朝鮮、日本以及越南；另外一支則主要在西藏地區傳播，稱為藏傳佛教，後來又傳入蒙古和中國東北等地區。
基本教義
六道輪迴
佛教認為一切有情眾生都在天道、人道、阿修羅、畜生、餓鬼和地獄這六道裡生死流轉，無有止境。
四諦
根據佛教，佛陀一生所教的內容主要就是知苦與滅苦。四諦學說是佛教教義的核心。
苦諦：佛教認為人生在世，哪一個也免不了生老病死等諸多苦難。這些苦難不會因為人的死亡而結束，因為人死之後並不是徹底的消失，仍然會在六道中輪迴不息，不論在天堂、地獄還是人間，苦總是存在的，只是程度不同罷了。佛教還認為，世間的萬物都是變化不定的，沒有永恆，這叫做無常。對眾生來說，這種永無止歇的變化本身就是一種苦。
集諦：集諦是講苦產生的原因。佛教認為世上沒有無因之果，也沒有無果之因。有情眾生之所以會受苦，皆是由於在無盡的輪迴過程中，在貪、嗔、痴這三毒的驅使下做下很多的業，這些業積累起來成為未來的苦因。
滅諦：佛教認為只要是在六道中輪迴，就無法避免會受苦。有情眾生要想從苦中真正的、徹底的解脫出來，只有脫離輪迴這一個辦法。
道諦：為了脫離輪迴，必須進行修行。佛陀給出的方法主要為戒、定、慧三學。經過從四念處到八正道，一共三十七道品的次第修習，便可以達到涅槃，永遠從輪迴中解脫出來，證得阿羅漢。
緣起
緣起理論是整個佛教的理論基礎，是佛教區別於其他宗教和哲學思想的主要特點。 緣起理論認為，世間萬法都是依因緣而生，依因緣而存在。世上沒有不依靠其他事物而獨立存在的東西，任何事物都是因緣合和而成；沒有什麼東西能夠不受其他事物的影響，也沒有什麼東西能夠不影響任何其他事物；任何事物都有前因，也有後果，而這種因果關係構成了一個無始無終的鏈條。根據這種理論，佛教否認了「第一因」和「造物主」的存在。
緣起論在原始佛教中的主要應用表現在十二因緣上。
因為覺悟到緣起法和十二因緣而得到解脫的修行者被稱為辟支佛。
緣起理論的發展
在緣起理論的基礎上，後來大乘佛教的中觀學派發展出「空性」學說，唯識學派則提出了「阿賴耶緣起」，後期如來藏思想中又產生了「法界緣起」的說法。
佛教理論的發展
以上所講的四聖諦是佛陀在世時對弟子們宣講的教義，這些教義後來被稱為原始佛教或小乘佛教。
大乘佛教
在佛教建立大約五百年後，大乘佛教在印度興起，對佛教理論有較大的發展。
如果說原始佛教的核心是一個「苦」字，那麼大乘佛教的核心就是一個「空」字。 大乘佛教認為這個世界，不論是有情眾生還是物質元素，乃至時間空間，都是人們所感知的假象，並非真實存在。因此要想解脫苦，並不一定非要按照佛陀所說的那樣從六道中徹底脫離，因為所謂「六道」，甚至「苦」本身，在大乘佛教看來都是人們所感知的假象而已。而且即使從六道輪迴中脫離出來，成為阿羅漢，按照大乘佛教的標準來看只能算是暫時的脫離痛苦，根本不是真正的解脫。
大乘佛教認為，人們只要證得空性，當下就是解脫。而真正徹底的解脫，只有成佛才能達到。眾生都應該成佛，眾生也都能夠成佛。當然眾生在成佛之前要經歷三大阿僧祗劫的時間進行艱苦的修行。這種以成佛為終極目標進行修行的佛弟子稱為菩薩。
密宗佛教
大約在公元6、7世紀，大乘佛教在印度逐漸衰落，密教開始興起。密教，（或密乘，金剛乘）是佛教吸收了印度原始的婆羅門教的一些思想理論和修行方法後產生的。密教認為原來的大乘佛教與小乘佛教都是佛陀的方便說法，而不是佛的真實義諦。甚至歷史上的釋迦牟尼佛在密乘看來只是佛的應化身而已。佛陀的真實教義不能為一般信徒所接受，只能由師傅秘密傳授給具備資格的弟子。
密乘的修行方法主要有「持咒」、「灌頂」加持等，如果修行得好的話，便能夠即身成佛。
禪宗思想
禪定本來是大乘佛教的一種修行法門。在南北朝時期，印度僧人菩提達摩來到中國創立了禪宗，提倡「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禪宗法門。禪宗認為解脫不在身外，也無須借助經典的指導。解脫之道就在人的內心，只要能夠放下執著，放下自我，便是解脫。
菩提達摩號稱初祖，師徒次第相傳，直到傳到六祖惠能，衣缽即止。而惠能的徒子徒孫，演化出五家七派，號稱「一花開五葉」，最重要的有臨濟宗、曹洞宗等。
後來，禪宗在中國的發展非常興旺，禪宗思想本身也經歷了很大的發展，並對中國的文學、藝術、思想文化等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甚至東傳，影響了日本的武士道精神。
淨土信仰
淨土宗也是大乘佛教的一個宗派，因提倡淨土法門而得名。淨土法門主要是對阿彌陀佛和極樂世界的信仰。
淨土思想認為，極樂世界的教主阿彌陀佛曾經發願說：只要眾生虔誠地念誦阿彌陀佛的名號，內心真切地希望在死後往生到極樂世界(淨土)，那麼在臨終時他就會被阿彌陀佛接引到那裡，永遠脫離六道輪迴之苦。極樂世界顧名思義是一個非常美好的地方，眾生在那裡繼續修行直到成佛。
淨土思想號召人人念佛，死後往生淨土。並認為這條道路最簡單、最快捷、最穩妥。
在漢傳佛教地區的各個佛教宗派中，具有淨土信仰的人是最多的。
佛乘佛法
妙法蓮華經：「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除佛方便說。」釋迦牟尼佛弘法四十九年並無因緣將真正成佛的妙義實理傳給娑婆世界的眾生，此成佛義理就是法性，又稱佛性，是宇宙生命的本質。
大自在王佛代表法性，是法界唯一本來存在的佛，其他諸佛皆是因地修行，實證法性而成就成佛。二十世紀初在中國西南地區，大自在王佛應化為妙空聖僧，將即生肉身成佛之法傳給唯一傳人緣道上人，上人俗名羅雷，雲南鎮康人。
佛乘宗為妙空聖僧及緣道上人所立，尊大自在王佛為第一代祖師，教導「體相一如，時空統一」的思想觀念，以「人佛合一」的圓滿境界為目標。
佛教信徒
一般來說，皈依佛教的人稱為佛教徒。佛教徒分為出家眾和在家眾兩大類。
出家眾包括：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式叉摩尼。 在家眾包括：優婆塞和優婆夷。
佛教徒遵守的戒律： 在家眾者遵守五戒，分別是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
傳統的社會階級制度
印度教信奉神靈主宰一切，認為通過對這些神靈進行祈禱，就可以獲得現世的種種好處，於是漸漸出現各種祭祀，以及對各種神靈的贊詠，進而成為四種《吠陀》。
根據玄奘法師的名著《大唐西域記》的記載：「其婆羅門，學四吠陀論。一曰壽，謂養生繕性；二曰祠，謂享祭祈禱；三曰平，謂禮儀占卜，兵法軍陣；四曰術，謂技能伎數，禁咒醫方。」
因為種族等級、社會分工、文化教育等的長期巨大差異，古印度社會漸漸分化成了婆羅門、剎帝利、吠舍以及首陀羅等四種非常不平等的階級，其中婆羅門主要從事祭祀，剎帝利世襲軍政，吠舍經營市農工商，首陀羅則為貧窮的自由民，但是接近奴隸的地位。除此之外還有一個「賤民」，地位更低，被稱為「不可觸者」。 唐朝留學印度的義淨法師在《南海寄歸內法傳》中這樣記載：「五天之地，皆以婆羅門為貴勝，凡有坐席，並不與余三姓同行。」（印度古來譯作天竺，有東、南、西、北、中之分，稱為「五天」。）甚至當時人們認為，他們的「梵天祖公」在創造人時，婆羅門是從口生，剎帝利從肩生，吠舍從腹生，首陀羅則從足生。 賤民從地下出生。時至今日，雖然經過了聖雄甘地的不懈革新，種姓制度仍然籠罩在印度社會上空。
中國佛教以大乘佛教為主，包括漢傳佛教和藏傳佛教。中國雲南傣族等地區有南傳佛教。
佛教的傳入
有一種說法，佛教最早是在孔子時傳入中國的，也有說是在秦朝以前傳入的。但是這些說法現在一般認為不可信，因為按照一般的說法，釋迦牟尼只比孔子大十幾歲。現在一般認為，佛教是在大約西漢末年，東漢初年時由印度從西域傳入的。根據記載，漢哀帝元壽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盧出使大月氏，其王使人口授《浮屠經》。到了東漢永平十年（67年），漢明帝夢見金人，於是派人去西域，迎來迦葉摩騰與竺法蘭兩位高僧，並且帶來了許多佛像和佛經，用白馬駝迴首都洛陽，皇帝命人修建房屋供其居住，翻譯《四十二章經》。也就是現在的白馬寺。因此，在中國佛教史上，多以漢明帝永平十年作為佛教傳入之年。白馬寺成為中國第一座佛寺。《四十二章經》，也成為中國第一部漢譯佛經。
佛教在中國經長期傳播發展，形成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中國佛教。由於傳入的時間、途徑不同和民族文化、社會歷史背影的不同，中國佛教形成三大系，即漢傳佛教、藏傳佛教和雲南傣族等地區的上座部佛教（巴利語系）。
漢傳佛教由古印度經古代中國西域傳入中原地區，爾後傳入朝鮮半島、台灣、日本等處，又稱北傳佛教。十大宗派中以大乘佛教為主，共有八宗。其經典屬漢文系統。有別於藏傳佛教之顯密並重，漢傳佛教的宗派以顯教為多。
宗派
大乘
淨土宗——東晉慧遠大師起始。
天台宗(法華宗)——南北朝智者大師奠基。
律宗——南北朝慧光大師奠基。
三論宗(性宗)——南北朝僧朗法師、吉藏大師奠基。
禪宗——咸認南北朝達摩祖師東渡中國起始。
法相唯識宗(慈恩宗)——唐玄奘法師起始。
華嚴宗(賢首宗)——唐杜順法師起始。
密宗(真言宗)——唐玄宗時，印度善無畏三藏與金剛智三藏先後傳入漢地。
小乘
俱舍宗
成實宗
傳入經過
佛教傳入中國始於漢朝[1]。漢明帝夢見金人，遣使求法，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門西[2]。
先秦
王嘉《拾遺記》載，燕昭王七年（前317年）「沐胥（即印度）之國來朝 有道術人名屍羅荷錫持瓶，云：『發其國五年乃至燕都』」。是「佛法入中國之始」（俞樾，《茶香室叢鈔》卷十三）
《列子·仲尼篇》：「丘聞西方有聖人焉」，唐代道宣認為「孔子深知佛為大聖」[3]。
秦朝
《歷代三室記》卷一，秦始皇四年（前50年）沙門釋利防等一十八賢者攜經來化始皇，被禁。
漢朝
在佛教史上，多以漢明帝永平十年（67年），迦葉摩騰與竺法蘭以白馬馱經像來華，是為佛教傳入中國之年[4]。
梁代慧皎《高僧傳》記載：「漢明帝夢一金人於殿廷，以占所夢，傅毅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往天竺。愔等於彼遇見摩騰、竺法蘭二梵僧，乃要還漢地，譯《四十二章經》，二僧住處，今雒陽門白馬寺也。」
東漢桓帝建和元年（147年）安息太子安世高東來洛陽，致力譯經二十餘年，譯有《安般守意經》、《陰持入經》、《四諦經》、《八正道經》等三十餘部。是中國早期傳譯小乘佛教的第一人[來源請求]。
桓帝末年支婁迦讖至洛陽，譯有經典十四部二十七卷，皆大乘佛學，其中以《道行般若經》、《首楞嚴三昧經》和《般舟三昧經》為最。
魏晉
東晉時後趙中書著作郎王度，向石虎奏說：「佛出西域，外國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諸華所應祠奉。往，漢明感夢，初傳其道，唯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漢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今大趙受命，率由舊章，華戎制異，人神流別，外不同內，饗祭殊禮，荒夏服祀，不宜雜錯。國家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遵典禮。其百辟卿士、下逮眾隸，例皆禁之。其有犯者，與淫祀同罪。其趙人為沙門者，還從回民之服。」（見梁《僧傳》卷九《佛圖澄傳》）石虎駁斥：「朕生自邊壤，黍當期運，君臨諸夏。至於饗祀，應兼從本俗。佛是戎神，正所應奉！」（見梁《僧傳》卷九《佛圖澄傳》）
南北朝
北魏太武帝起初信奉佛教，後改信道教，下令禁止王公士庶供養僧侶，50歲以下的僧侶還俗。太平真君七年（446年）詔：「諸有佛圖、形像及胡經，盡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坑之。」唐道宣《集古今佛道論衡》記載：「以太平七年，遂滅佛法。分軍四齣，燒掠寺舍，統內僧尼，無少長坑之！其竄逸者，捕獲梟斬！」
梁武帝蕭衍提倡尊儒崇佛，並曾多次捨身出家，普通八年（527年）三月八日，第一次前往同泰寺捨身出家，三日後返回，大赦天下，改年號大通；大通元年（529年）九月十五日，第二次至同泰寺舉行「四部無遮大會」，脫下帝袍，換上僧衣，捨身出家[5][6]，九月十六日講解《涅槃經》，二十五日由群臣捐錢一億，向「三寶」禱告，請求贖回「皇帝菩薩」[7]，二十七日蕭衍還俗；大同元年（546年）四月十日，蕭衍第三次出家，這次群臣用兩億錢將其贖回[8][9]；太清元年（547年），三月三日蕭衍又第四次出家，在同泰寺住了三十七天，四月十日朝廷出資一億錢贖回。[10][11]
唐朝
唐初玄奘法師主持佛經翻譯事業，有「五不翻」：
一祕密故。如陀羅尼。
二含多義故。如薄伽梵具六義。
三此無故。如閻淨樹中。夏實無此木。
四順古故。如阿耨菩提。非不可翻。而摩騰以來常顧梵音。
五生善故。如般若尊重智慧輕淺。…
武則天寵信白馬寺主僧懷義，胡作非為，《資治通鑑》卷二○三，垂拱元年載：
“ 太后修故白馬寺，以僧懷義為寺主。……出入乘御馬，宦官十餘人侍從。士民遇之者皆奔避，有近之者，輒撾其首流血，委之而去，任其生死。見道士則極意毆之，仍髟其髮而去。……多聚無賴少年，度為僧，縱橫犯法。 ”
唐代宗深信佛教，「常于禁中飯僧。有寇至，則令僧講《仁王經》以禳之，寇去則厚加賞賜。胡僧不空，官至卿、監，爵為國公，出入禁闥，勢移權貴。」[12]
唐憲宗元和十四年（819年），鳳翔法門寺護國真身塔內的一節釋迦牟尼佛指骨，被送往京城以迎福納祥。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反對
“ 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
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13]。 ”
《資治通鑑》卷二四○，元和十四年正月條記載：
“ 中使迎佛骨至京師，上留禁中三日，乃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施捨，惟恐弗及，有竭產充施者，有燃香臂頂供奉者。形部侍郎韓愈上表切諫，……上得表大怒，出示宰相，將加愈極刑。 ”
陳善在《捫蝨新話》批評韓愈：「今之與佛老辨者，皆未嘗涉其流者也，而欲以一己之見破二氏之宗，譬如與人訟，初不知置詞曲直所在，而曰吾理勝，其誰肯信之。」
唐武宗於會昌五年（845年）出現大規模毀佛，共毀寺院4,600余所，勒令還俗僧尼達260,500人，沒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15萬人[14]。史稱「會昌毀佛」或「會昌法難」。
五代十國
後周世宗柴榮顯德二年（955年）廢天下佛寺，以佛寺銅材鑄行「周元通寶」，錢質與鑄量均居五代之冠，其毀佛行為，史稱「三武（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唐武宗）一宗」，他說：「佛祖說以身世為輕，以利和為急，使其真身尚在，敬利於世，猶欲割截，豈有所惜哉！」[15] 。司馬光評述周世宗「毀佛」：「若周世宗，可謂仁矣！不愛其身而愛民；若周世宗，可謂明矣！不以無益廢有益。」[16]
宋朝
《中國佛教史——宋朝佛教文化事業》記載：「宋太祖開寶四年（971年）令高品張從信去四川益州開刻大藏經，於太平興國八年（983年）完成，這是中國第一部木雕藏經……」
天禧五年（1021年），僧眾人數達397，615人，尼眾61，240人，寺院4萬餘所，成為宋朝佛教最發達的一個時期。
南宋嘉泰二年（1202年），有奏曰：道民「吃菜事魔，所謂奸民者也。自植黨與，十百為群，扶持妖教，聾瞽愚俗。或以修路建橋為名，或效誦經焚香為會，夜聚曉散，男女無別，所至各有渠魁相統……假名興造，自豐囊囊，創置私庵，以為逋逃淵藪」[17]，請禁止流行。
元朝
中統五年（1264年），元世祖以國師八思巴為院使，掌管全國佛教事物。「發諸衛軍六千八百人，給護國寺修道」[18]，「自有天下，寺院田產，二稅盡蠲免之，並令緇侶安心辦道。」[19]自此藏傳佛教地位穩固，「百年之間，朝廷所以敬禮而尊信之者，無所不用其至。雖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為之膜拜。正衙朝會，百官班列，而帝師亦或專席於坐隅。」[20]，大規模賜田賜鈔之風，「凡天下人跡所到，精藍勝觀，棟宇相望」[21]。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境內有寺4萬2千余所，僧尼21300余人[22]。
成宗大德元年（1297年），建臨洮寺、萬壽依國寺。大德五年（1031年），「賜昭應宮、興教寺地各百頃，興教寺仍賜鈔萬五千錠；上都乾元寺地九十頃，鈔皆如興教之數；萬安寺地六百頃，鈔萬錠，南寺地百二十頃，鈔如萬安之數。」[23]
元順帝時，佛事的費用支出，較元世祖時，「歲增金38錠，銀203錠40兩，繒帛61600余匹，鈔29250余錠」。[24]
明朝
景泰年間，太監興安「佞佛甚於王振，請帝於大興縣東大市街之西北建大隆福寺，費數十萬，以太監尚義、陳祥、陳謹、工部左侍郎趙榮董之，四年三月功成。」[25]，莊嚴可與大興隆寺媲美。《明典匯》載：「隆福寺成，車架擇日臨幸，……大（太）學士濟寧楊浩上疏言，陛下即位之初，首幸太學，海內之士，聞風而睹。今乃（又）棄儒學而崇佛，豈可垂范後世耶？」
萬曆年間《順天府志》：「風會之趨也，人情之返也，（開）始未嘗不樸茂。而後漸以漓，其流殆益甚焉。（社會）大都薄骨肉而重交游，厭老成而尚輕銳，以宴游為佳致，以飲博為本業。（人民）家無擔石（之儲）而飲食服御擬於巨室，囊若垂罄而典妻鬻子以佞佛進香。（更）甚則遺骸未收，即樹幡疊鼓，崇朝雲集。噫，何心哉！德化凌遲，民風不竟。」
清朝
滿族最早信仰薩滿教，金代佛教盛行，後金亦受其影響，皇太極與西藏達賴喇嘛五世羅桑嘉措建立關係。滿清入關後，《大清律例》規定，不許私建或增置寺院，不許私度僧尼。清初各省官建大寺6073處，小寺6409處；私建大寺8458處，小寺58682處。有僧110292人，尼8615人。[26]
注釋
1 中國史書最早的記載是《三國志‧魏志‧東夷傳》注引西漢末：「哀帝元壽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使臣伊存口授《浮屠經》。」
2 慧皎《高僧傳》記載：「漢明帝夢一金人於殿廷，以占所夢，傅毅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往天竺。愔等於彼遇見摩騰、竺法蘭二梵僧，乃要還漢地，譯《四十二章經》，二僧住處，今雒陽門白馬寺也。」
3 《感應記》
4 佛教何時傳入中國，至今尚無定論，至少有六種說法：先秦說、秦朝說、漢武帝時期說、西漢末說、西漢末東漢初說、東漢初說。「東漢初說」後漢明帝感夢求法說，列入史冊，最為著名。
5 《南史》 〈杜之偉傳〉曰：「中大通元年，梁武帝幸同泰寺捨身，敕徐劭撰定儀註，勉以臺閣先無此禮，召杜之偉草具其儀。」
6 《歷代三寶紀》曰：「中大通元年九月十五日，帝幸同泰寺，遜位為僕，地震，百僚請復位。凡十五日，十月一日駕還宮。」
7 《魏書》〈蕭衍傳〉：「令其王侯子弟皆受佛誡，有事佛精苦者，輒加以菩薩之號。其臣下奏表上書，亦稱衍為皇帝菩薩。」
8 《南史》〈梁本紀〉：「中大同元年（546年）三月庚戌(八日)，幸同泰寺講金字三慧經，仍施身。夏四月丙戌(十四日)，皇太子以下奉贖，仍於同泰寺解講，設法會，大赦，改元（中大同）。」
9 《健康實錄》曰：「中大同元年三月庚戌，幸同泰寺，講三慧經，乃捨身為奴。」
10 《梁書》〈武帝紀〉曰：「三月庚子(三日)，高祖幸同泰寺，設無遮大會，捨身。」
11 《資治通鑑》卷一五九〈中大同元年條〉、《考異》引《典略》
12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四
13 《韓昌黎全集·卷三十九》論佛骨表
14 《唐會要》卷49；《舊唐書》卷18；《資治通鑑》卷248
15 《資治通鑒》卷第二百九十二
16 《資治通鑒》卷第二百九十二
17 《釋門正統》卷四
18 《元史》卷十三
19 《佛祖統記》卷四八
20 《元史》
21 《續資治通鑒》卷一九七
22 咔奇兒，元代的佛教政策
23 《成宗紀三》，《元史》卷二十
24 《元史》
25 《順天府志》
26 《大清會典》
佛教目前主要流行於中國大陸（30%）、台灣 (28%)、日本（71%）、韓國（23%）、蒙古（93%）等東亞地區以及泰國（94%）、柬埔寨（93%）、緬甸（90%）、越南（50%）、斯里蘭卡（70%）等東南亞國家，在歐洲、美洲、大洋洲和非洲也有少量信徒。佛教徒人數有3億多，占世界總人口的5%。
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
佛教各宗派學說，經過長期的研究和廣泛的弘揚，對中國思想界曾起了不可磨滅的影響。舉宋明理學為例，很明顯地，大受華嚴、禪宗和另一部分佛教理論的刺激和影響而產生，這是思想界公認的歷史事實。在晚清時期，中國知識界研究佛學蔚為當時的風氣。一些民主思想啟蒙運動者，如譚嗣同、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等學術名流，都採取了佛教中的一部分教理作為思想啟蒙教材。佛教的慈悲、平等、無常、無我的思想，在當時的知識界中激升起啟發和鼓舞的作用。
數千卷由梵文翻譯過來的經典，本身就是偉大、富麗的文學作品。其中如《維摩詰經》、《法華經》、《楞嚴經》特別為歷代文人們所喜愛，常被當成純文學而研讀著。近代文豪魯迅曾捐款給金陵刻經處，刻印了一部《百喻經》。這部經所敘述的譬喻故事，常常被譯為白話文發表在今天的報刊上，作為文學作品來欣賞。佛教為中國的文學帶來了許多前所未有的新意境、新文體、新的命意遣詞方法。馬鳴的《佛所行讚》帶來了長篇敘事詩的典範。《法華》、《維摩詰》、《百喻》諸經鼓舞了晉唐小說的創作。《般若》和禪宗的思想影響了陶淵明、王維、白居易、蘇軾的詩歌創作。
為使佛化普及而盛行於古代的梵唄，產生了一種特殊的文學：變文，這是把佛經內容演變為方便講唱的通俗文詞。敦煌石窟發現的各種變文，都是文詞酣暢、想像力豐富的大眾化文藝作品。從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後來的平話、小說、戲曲等中國通俗文學的淵源。此外經由禪師們的談話和開示的記錄所產生的一種特殊文體：語錄體，這種樸素而活潑自由的口語文體，逕相為宋明理學家仿效而產生了各種語錄。此外音韻學，如同中國字典上通行的反切，就是受梵文拼音的影響而發展起來的。總之，佛教在中國文學領域中的表現豐富多彩。
隨著佛教的傳入，建塔造像的藝術很快地風行於中國各地。現存的上海龍華寺塔和蘇州報恩寺塔，都是西元二世紀三國時代創建而經後人重修的。西元四世紀到六世紀時，全國各地都有壯麗的塔寺建築，世界聞名的佛教石窟寺，如：敦煌、雲崗、龍門等等，這些古代雕塑壁畫藝術的寶庫，西至新疆，東到遼寧，南到江南，都是在這一時期開始動工的，沿續了數世紀之久。在中國，塔的形式很多，大致可歸納為兩類：一類是印度式，有許多變化；一類是中國式，主要採用中國原有的樓閣形式而建築。研究中國建築藝術，寺塔是主要部分。至於佛教造像，在取材與造法上種類很多，有石窟造像，有木、石、玉、牙的雕刻像，有金、銀、銅、鐵的鑄像，有泥塑像、夾紵像、磚像、瓷像、繡像、畫像。它吸收了犍陀羅和印度的作風，進而發展成為具有中國民族風格的造像藝術，是我國偉大的文化遺產。
佛教繪畫主要是壁畫。現存於敦煌石窟中的壁畫，提供了非常豐富的藝術和歷史資料。值得注意的是，最初盛行的佛陀本生故事畫，發展到唐代，逐漸為「經變」畫所代替。正如文學中有變文一樣，佛畫中的「經變」，也就是將佛經中的故事譬喻演繪成圖，如敦煌石窟中演繪《維摩經》的「維摩變」，演繪淨土經的「淨土變」等，都是十分精彩生動的偉大作品。經變畫的興起，使得壁畫內容大大豐富起來，也使得唐代佛寺壁畫興盛，登峰造極。當時名畫家輩出，如閻立本、吳道子等，大多是從事於佛畫的。由此可見佛教對於當時繪畫藝術影響深遠。國畫也由王維一派的文人畫發展為宋元以後盛行的寫意畫，這和般若和禪宗的思想，很有關係。佛教版畫，隨著佛經的刊印很早就產生了，現在所看到中國最早的版畫是大藏經上面的佛畫，房山石經中有唐代的石刻線條佛畫，宋元以來的觀音畫、羅漢畫以及水陸畫等，在當時都是很流行的。
伴隨佛教而來的也有天文、音樂、醫藥等的傳習。古代天文學者一行，西元八世紀初的一位高僧，是由印度來華弘傳密教的善無畏的弟子。他在天文學方面著有《大衍曆》和測定子午線等，對天文學有著卓越的貢獻。至於醫藥，隋唐史書上記載由印度翻譯過來的醫書和藥方就有十餘種，藏語系佛教中也有醫方明之學。若談到音樂，西元二世紀時，中國已有梵唄的流行。西元七世紀初，在今緬甸境內的驃國曾贈送中國佛曲十種，並派來樂工三十二人。中國唐代的音樂中吸收了天竺樂、龜茲樂、安國樂、康國樂、驃國樂、林邑樂等來自佛教國家的音樂。唐代音樂至今還有少部分保存在某些佛教寺廟中。
佛教徒從事公益事業是廣泛多樣的，如行醫施藥、造橋修路、掘義井、設義學、植樹造林等等，這在古代記載中屢見不鮮。特別是植樹造林，成就卓越。我國各地，凡有佛教塔寺之處，多翠枝如黛，碧草如茵，環境清幽，景色宜人。一片鬱鬱蔥蔥之中，掩映著紅牆青瓦，寶殿瓊閣，為大自然平添了無限春色。
佛教與中國文化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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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語系佛教與本民族的文化融為一體，一方面在教義上保持印度原來的傳統，另一方面在形式上也吸收了漢地文化和印度文化之優點，創造了極為光彩奪目的西藏佛教文化。
傣族巴利語系佛教基本上保持南傳上座部佛教的傳統，在傣族各地區形成傣族文化主體。
佛教傳入漢地，時間最長，發展變化最多，影響也最為廣遠。大體說來佛教與漢民族文化的結合是沿著三方面進行的，即佛教的學術化、藝術化、和社會化。
一、學術化：佛教傳入中國時面臨一個民族傳統文化高度發展的社會。從一開始，這個社會的知識階層，就把佛教作為一種思想學說來接受，鑽研講習，不遺餘力。由於書寫工具的便利，每一新譯經論不久即可傳遍全國，講、錄、注、述，蔚然成風。因此，在教理、教義的研究方面很快達到高水準，贏得當時國外佛教學者的讚美和崇敬。如東晉時的道安（３１２—３８５），被西域的佛教大師鳩摩羅什譽為「東方聖人」，「恒遙而禮之」。北魏時的曇謨最，妙達《涅槃》、《華嚴》，印度的佛教學者菩提留支來華，「見而禮之，號為東方菩薩」，又把他的著作《大乘義章》譯為梵文，「寄傳大夏，彼方讀者皆東向禮之為聖人矣」。唐玄奘在印度被尊稱為大乘天和解脫天，更是眾所周知的事情。歷史事實說明，大乘佛教傳入中國後，教義的研究始終是發展的主流，由此引起十餘種宗派的興起和二萬三千餘卷大量譯本及著述的出現。
二、藝術化：在佛教傳入以前，中國的藝術和工藝已達到極高的水平，書法、繪畫、製造工藝、紡織、建築等的精美在世界上都冠絕一時。大乘佛教傳入後，吸收了中國文化這一方面的長處，引起畫像、造像、寺塔建築等藝術和工藝的發展，佛教面目煥然一新。西元３０１年前後來華的耆域大沙門看見洛陽寺、塔、宮殿的壯麗，讚歎說：「兜率天宮，彷佛似此。」西元５１６年洛陽永寧寺建成後，菩提達摩祖師見之，口唱南無，合掌連日，讚歎說：「此寺精麗，閻浮所無。」「極樂境界，亦未有此。」他又看見修梵寺的金剛像，形像逼真，讚美說：「得其真相。」至於歷史上一些著名畫家如顧愷之、吳道子、揚惠之等為僧寺所作的壁畫、塑像引起轟動的故事，更是膾炙人口。今天，敦煌壁畫、龍門造像、樂山大佛、雍和宮大佛、劄什倫布寺大佛、布達拉宮等以及遍佈全國的寺、塔、石刻，其藝術上的價值已為世界所公認。事實上，大乘佛教的發展方向，是用中國文化中高超的藝術來表達佛教的思想教義。近代有人認為佛教是多神教，是偶像崇拜，這是不理解佛教教義和無視歷史事實的一種誤解。事實上，大乘佛教信奉「諸法緣起性空」的學說。
三、社會化：中國大乘佛教，繼承龍樹的「一切資生事業悉是佛道」和彌勒的成佛必須修學五明的思想，在僧俗信徒中產生許多著名的學者，如一行、道宣、王維、孫思邈等人是天文學家、醫師、史學家、文學家。到了禪宗六祖慧能（６３８—７１３）時提出了「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的思想，以後的懷海（７２０—８１４），又提出「一日不做，一日不食」的原則，將佛教融入社會，實現釋迦牟尼佛的「成熟有情，莊嚴淨土」的理想，大乘佛法進而發展為「人間佛教」。自西元九世紀後一千餘年中，佛教的高僧大德從事造橋、修路、興修水利、植樹造林、行醫施藥、賑災救難、救死扶傷、興辦社會福利、從事民族團結、整理文化遺產者代不乏人。舉其著者，如深受禪宗思想影響的西藏寧瑪派高僧缽闡布在擔任吐蕃僧相時，力主和議，促使唐、番立碑結盟，結束了百餘年紛爭的局面，開闢了漢藏兩族世代相交的新歷史。明代僧人道衍（１３３５—１４１９），主持《永樂大典》二萬二千八百七十八卷的編撰，匯總了當時中國文化的全部內容，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一部百科全書。此時大乘佛教的發展，已將佛教與中國文化完全地融合，二者無法分割。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大乘佛教傳入中國後，和中國文化相結合，發展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與中國的思辨哲學相結合，朝向學術化發展，對教義愈研愈精，由此引起各宗派的成立，使得佛教本身達到高度的繁榮。一方面與中國的精美工藝相結合，朝向藝術化發展，使得佛教成為絢麗多彩的藝術寶庫。一方面與中國的人生理想相結合，朝向社會化發展，使佛教與中國社會密切聯繫。這三方面都使佛教成為中國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大乘佛教提出菩薩應以五明為修學的主要內容以來，佛教已由避世潛修的宗教信仰和思辨哲學，轉向世間的學術、文藝、理論科學、生產工藝的領域邁進。一千多年的歷史經驗證明，佛教在中國大地上吸取中國文化的營養，沿著人間佛教的方向發展，已獲得很大的迴響。釋迦牟尼佛「成熟友情，莊嚴淨土」的偉大理想，已在東方的廣大地區，在一定的程度上化為具體的實現。在人類所創造的各個古老文化中，佛教已以其獨具的精深哲學思想，豐富的精神財富，龐大的文獻寶藏，及精美的文化遺產等等，成為東方文化和文明的重要支柱，在長期進行的「成熟友情，莊嚴淨土」崇高事業的同時，也使自身成熟起來和嚴淨起來了。
這些事實說明了佛教已在中國發揚光大開出燦爛的花朵，而且延伸到民族文化的各個領域結出豐碩的果實。古聖先賢在佛教事業上、在文化事業上、人類友好上已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他們不僅翻譯了幾千卷的經論和寫下了許多不朽的著作，為這個世界留下了寶貴的共同遺產，而且相互交流各民族智慧的華果，豐富了各民族的文化寶藏。現今，佛教先輩們辛勤努力做出的歷史功蹟，已顯發了它的光輝，並且繼續發揮新的積極作用。
參考網址:
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D%9B%E6%95%99&variant=zh-hk
2. http://www.budaedu.org/budaedu/buda1_11.php
現代佛教可分為南傳佛教與北傳佛教二大傳承，北傳佛教又可分為漢傳佛教與藏傳佛教，因此又可分為三大傳承。（詳細的分類請參考佛教宗派。）南傳佛教大致上就是上座部佛教，北傳佛教大致上就是大眾部佛教，包括大乘佛教（主要是漢傳佛教），以及秘密大乘佛教或金剛乘佛教（主要是藏傳佛教）。各傳乘在佛教的根本教義基本上沒有分別，在修行特色上與一些理論上則略有分別，以菩薩行理論的分別為最顯著。
佛教歷史
佛教由古印度的喬達摩·悉達多（被尊稱為釋迦牟尼或佛陀）35歲時創立，由於釋迦牟尼的生卒年代說法有兩種，佛教開始的時間也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認為是在西元前523年5月月圓之日，另一種認為是在前589年或前588年。當時釋迦牟尼在菩提樹下悟道，創立佛教，在其後的幾十年中雲游四方，度化了許多弟子，佛教影響逐漸擴大。
釋迦牟尼死（入滅）後，弟子們整理出他的言行說教，通過幾次結集，成為經、律、論「三藏」。之後佛教在古印度發展非常迅速，到孔雀王朝阿育王時，成為了國教，佛教得到了極大的弘揚。隨著形勢的發展，佛教修正並發展了釋迦牟尼的學說，分化為18個部（有的說是20個部）。1世紀時產生了大乘佛教。
從孔雀王朝開始，佛教分別向南北兩個方向傳播。南傳佛教（又稱小乘佛教）主要影響泰國、緬甸、柬埔寨、斯里蘭卡等地。北傳佛教（又稱大乘佛教）又分為兩個支派，一個經喀什米爾到達新疆，在東漢時傳入中國，形成漢傳佛教，後又傳入朝鮮、日本以及越南；另外一支則主要在西藏地區傳播，稱為藏傳佛教，後來又傳入蒙古和中國東北等地區。
基本教義
六道輪迴
佛教認為一切有情眾生都在天道、人道、阿修羅、畜生、餓鬼和地獄這六道裡生死流轉，無有止境。
四諦
根據佛教，佛陀一生所教的內容主要就是知苦與滅苦。四諦學說是佛教教義的核心。
苦諦：佛教認為人生在世，哪一個也免不了生老病死等諸多苦難。這些苦難不會因為人的死亡而結束，因為人死之後並不是徹底的消失，仍然會在六道中輪迴不息，不論在天堂、地獄還是人間，苦總是存在的，只是程度不同罷了。佛教還認為，世間的萬物都是變化不定的，沒有永恆，這叫做無常。對眾生來說，這種永無止歇的變化本身就是一種苦。
集諦：集諦是講苦產生的原因。佛教認為世上沒有無因之果，也沒有無果之因。有情眾生之所以會受苦，皆是由於在無盡的輪迴過程中，在貪、嗔、痴這三毒的驅使下做下很多的業，這些業積累起來成為未來的苦因。
滅諦：佛教認為只要是在六道中輪迴，就無法避免會受苦。有情眾生要想從苦中真正的、徹底的解脫出來，只有脫離輪迴這一個辦法。
道諦：為了脫離輪迴，必須進行修行。佛陀給出的方法主要為戒、定、慧三學。經過從四念處到八正道，一共三十七道品的次第修習，便可以達到涅槃，永遠從輪迴中解脫出來，證得阿羅漢。
緣起
緣起理論是整個佛教的理論基礎，是佛教區別於其他宗教和哲學思想的主要特點。 緣起理論認為，世間萬法都是依因緣而生，依因緣而存在。世上沒有不依靠其他事物而獨立存在的東西，任何事物都是因緣合和而成；沒有什麼東西能夠不受其他事物的影響，也沒有什麼東西能夠不影響任何其他事物；任何事物都有前因，也有後果，而這種因果關係構成了一個無始無終的鏈條。根據這種理論，佛教否認了「第一因」和「造物主」的存在。
緣起論在原始佛教中的主要應用表現在十二因緣上。
因為覺悟到緣起法和十二因緣而得到解脫的修行者被稱為辟支佛。
緣起理論的發展
在緣起理論的基礎上，後來大乘佛教的中觀學派發展出「空性」學說，唯識學派則提出了「阿賴耶緣起」，後期如來藏思想中又產生了「法界緣起」的說法。
佛教理論的發展
以上所講的四聖諦是佛陀在世時對弟子們宣講的教義，這些教義後來被稱為原始佛教或小乘佛教。
大乘佛教
在佛教建立大約五百年後，大乘佛教在印度興起，對佛教理論有較大的發展。
如果說原始佛教的核心是一個「苦」字，那麼大乘佛教的核心就是一個「空」字。 大乘佛教認為這個世界，不論是有情眾生還是物質元素，乃至時間空間，都是人們所感知的假象，並非真實存在。因此要想解脫苦，並不一定非要按照佛陀所說的那樣從六道中徹底脫離，因為所謂「六道」，甚至「苦」本身，在大乘佛教看來都是人們所感知的假象而已。而且即使從六道輪迴中脫離出來，成為阿羅漢，按照大乘佛教的標準來看只能算是暫時的脫離痛苦，根本不是真正的解脫。
大乘佛教認為，人們只要證得空性，當下就是解脫。而真正徹底的解脫，只有成佛才能達到。眾生都應該成佛，眾生也都能夠成佛。當然眾生在成佛之前要經歷三大阿僧祗劫的時間進行艱苦的修行。這種以成佛為終極目標進行修行的佛弟子稱為菩薩。
密宗佛教
大約在公元6、7世紀，大乘佛教在印度逐漸衰落，密教開始興起。密教，（或密乘，金剛乘）是佛教吸收了印度原始的婆羅門教的一些思想理論和修行方法後產生的。密教認為原來的大乘佛教與小乘佛教都是佛陀的方便說法，而不是佛的真實義諦。甚至歷史上的釋迦牟尼佛在密乘看來只是佛的應化身而已。佛陀的真實教義不能為一般信徒所接受，只能由師傅秘密傳授給具備資格的弟子。
密乘的修行方法主要有「持咒」、「灌頂」加持等，如果修行得好的話，便能夠即身成佛。
禪宗思想
禪定本來是大乘佛教的一種修行法門。在南北朝時期，印度僧人菩提達摩來到中國創立了禪宗，提倡「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禪宗法門。禪宗認為解脫不在身外，也無須借助經典的指導。解脫之道就在人的內心，只要能夠放下執著，放下自我，便是解脫。
菩提達摩號稱初祖，師徒次第相傳，直到傳到六祖惠能，衣缽即止。而惠能的徒子徒孫，演化出五家七派，號稱「一花開五葉」，最重要的有臨濟宗、曹洞宗等。
後來，禪宗在中國的發展非常興旺，禪宗思想本身也經歷了很大的發展，並對中國的文學、藝術、思想文化等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甚至東傳，影響了日本的武士道精神。
淨土信仰
淨土宗也是大乘佛教的一個宗派，因提倡淨土法門而得名。淨土法門主要是對阿彌陀佛和極樂世界的信仰。
淨土思想認為，極樂世界的教主阿彌陀佛曾經發願說：只要眾生虔誠地念誦阿彌陀佛的名號，內心真切地希望在死後往生到極樂世界(淨土)，那麼在臨終時他就會被阿彌陀佛接引到那裡，永遠脫離六道輪迴之苦。極樂世界顧名思義是一個非常美好的地方，眾生在那裡繼續修行直到成佛。
淨土思想號召人人念佛，死後往生淨土。並認為這條道路最簡單、最快捷、最穩妥。
在漢傳佛教地區的各個佛教宗派中，具有淨土信仰的人是最多的。
佛乘佛法
妙法蓮華經：「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除佛方便說。」釋迦牟尼佛弘法四十九年並無因緣將真正成佛的妙義實理傳給娑婆世界的眾生，此成佛義理就是法性，又稱佛性，是宇宙生命的本質。
大自在王佛代表法性，是法界唯一本來存在的佛，其他諸佛皆是因地修行，實證法性而成就成佛。二十世紀初在中國西南地區，大自在王佛應化為妙空聖僧，將即生肉身成佛之法傳給唯一傳人緣道上人，上人俗名羅雷，雲南鎮康人。
佛乘宗為妙空聖僧及緣道上人所立，尊大自在王佛為第一代祖師，教導「體相一如，時空統一」的思想觀念，以「人佛合一」的圓滿境界為目標。
佛教信徒
一般來說，皈依佛教的人稱為佛教徒。佛教徒分為出家眾和在家眾兩大類。
出家眾包括：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式叉摩尼。 在家眾包括：優婆塞和優婆夷。
佛教徒遵守的戒律： 在家眾者遵守五戒，分別是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
傳統的社會階級制度
印度教信奉神靈主宰一切，認為通過對這些神靈進行祈禱，就可以獲得現世的種種好處，於是漸漸出現各種祭祀，以及對各種神靈的贊詠，進而成為四種《吠陀》。
根據玄奘法師的名著《大唐西域記》的記載：「其婆羅門，學四吠陀論。一曰壽，謂養生繕性；二曰祠，謂享祭祈禱；三曰平，謂禮儀占卜，兵法軍陣；四曰術，謂技能伎數，禁咒醫方。」
因為種族等級、社會分工、文化教育等的長期巨大差異，古印度社會漸漸分化成了婆羅門、剎帝利、吠舍以及首陀羅等四種非常不平等的階級，其中婆羅門主要從事祭祀，剎帝利世襲軍政，吠舍經營市農工商，首陀羅則為貧窮的自由民，但是接近奴隸的地位。除此之外還有一個「賤民」，地位更低，被稱為「不可觸者」。 唐朝留學印度的義淨法師在《南海寄歸內法傳》中這樣記載：「五天之地，皆以婆羅門為貴勝，凡有坐席，並不與余三姓同行。」（印度古來譯作天竺，有東、南、西、北、中之分，稱為「五天」。）甚至當時人們認為，他們的「梵天祖公」在創造人時，婆羅門是從口生，剎帝利從肩生，吠舍從腹生，首陀羅則從足生。 賤民從地下出生。時至今日，雖然經過了聖雄甘地的不懈革新，種姓制度仍然籠罩在印度社會上空。
中國佛教以大乘佛教為主，包括漢傳佛教和藏傳佛教。中國雲南傣族等地區有南傳佛教。
佛教的傳入
有一種說法，佛教最早是在孔子時傳入中國的，也有說是在秦朝以前傳入的。但是這些說法現在一般認為不可信，因為按照一般的說法，釋迦牟尼只比孔子大十幾歲。現在一般認為，佛教是在大約西漢末年，東漢初年時由印度從西域傳入的。根據記載，漢哀帝元壽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盧出使大月氏，其王使人口授《浮屠經》。到了東漢永平十年（67年），漢明帝夢見金人，於是派人去西域，迎來迦葉摩騰與竺法蘭兩位高僧，並且帶來了許多佛像和佛經，用白馬駝迴首都洛陽，皇帝命人修建房屋供其居住，翻譯《四十二章經》。也就是現在的白馬寺。因此，在中國佛教史上，多以漢明帝永平十年作為佛教傳入之年。白馬寺成為中國第一座佛寺。《四十二章經》，也成為中國第一部漢譯佛經。
佛教在中國經長期傳播發展，形成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中國佛教。由於傳入的時間、途徑不同和民族文化、社會歷史背影的不同，中國佛教形成三大系，即漢傳佛教、藏傳佛教和雲南傣族等地區的上座部佛教（巴利語系）。
漢傳佛教由古印度經古代中國西域傳入中原地區，爾後傳入朝鮮半島、台灣、日本等處，又稱北傳佛教。十大宗派中以大乘佛教為主，共有八宗。其經典屬漢文系統。有別於藏傳佛教之顯密並重，漢傳佛教的宗派以顯教為多。
宗派
大乘
淨土宗——東晉慧遠大師起始。
天台宗(法華宗)——南北朝智者大師奠基。
律宗——南北朝慧光大師奠基。
三論宗(性宗)——南北朝僧朗法師、吉藏大師奠基。
禪宗——咸認南北朝達摩祖師東渡中國起始。
法相唯識宗(慈恩宗)——唐玄奘法師起始。
華嚴宗(賢首宗)——唐杜順法師起始。
密宗(真言宗)——唐玄宗時，印度善無畏三藏與金剛智三藏先後傳入漢地。
小乘
俱舍宗
成實宗
傳入經過
佛教傳入中國始於漢朝[1]。漢明帝夢見金人，遣使求法，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門西[2]。
先秦
王嘉《拾遺記》載，燕昭王七年（前317年）「沐胥（即印度）之國來朝 有道術人名屍羅荷錫持瓶，云：『發其國五年乃至燕都』」。是「佛法入中國之始」（俞樾，《茶香室叢鈔》卷十三）
《列子·仲尼篇》：「丘聞西方有聖人焉」，唐代道宣認為「孔子深知佛為大聖」[3]。
秦朝
《歷代三室記》卷一，秦始皇四年（前50年）沙門釋利防等一十八賢者攜經來化始皇，被禁。
漢朝
在佛教史上，多以漢明帝永平十年（67年），迦葉摩騰與竺法蘭以白馬馱經像來華，是為佛教傳入中國之年[4]。
梁代慧皎《高僧傳》記載：「漢明帝夢一金人於殿廷，以占所夢，傅毅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往天竺。愔等於彼遇見摩騰、竺法蘭二梵僧，乃要還漢地，譯《四十二章經》，二僧住處，今雒陽門白馬寺也。」
東漢桓帝建和元年（147年）安息太子安世高東來洛陽，致力譯經二十餘年，譯有《安般守意經》、《陰持入經》、《四諦經》、《八正道經》等三十餘部。是中國早期傳譯小乘佛教的第一人[來源請求]。
桓帝末年支婁迦讖至洛陽，譯有經典十四部二十七卷，皆大乘佛學，其中以《道行般若經》、《首楞嚴三昧經》和《般舟三昧經》為最。
魏晉
東晉時後趙中書著作郎王度，向石虎奏說：「佛出西域，外國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諸華所應祠奉。往，漢明感夢，初傳其道，唯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漢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今大趙受命，率由舊章，華戎制異，人神流別，外不同內，饗祭殊禮，荒夏服祀，不宜雜錯。國家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遵典禮。其百辟卿士、下逮眾隸，例皆禁之。其有犯者，與淫祀同罪。其趙人為沙門者，還從回民之服。」（見梁《僧傳》卷九《佛圖澄傳》）石虎駁斥：「朕生自邊壤，黍當期運，君臨諸夏。至於饗祀，應兼從本俗。佛是戎神，正所應奉！」（見梁《僧傳》卷九《佛圖澄傳》）
南北朝
北魏太武帝起初信奉佛教，後改信道教，下令禁止王公士庶供養僧侶，50歲以下的僧侶還俗。太平真君七年（446年）詔：「諸有佛圖、形像及胡經，盡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坑之。」唐道宣《集古今佛道論衡》記載：「以太平七年，遂滅佛法。分軍四齣，燒掠寺舍，統內僧尼，無少長坑之！其竄逸者，捕獲梟斬！」
梁武帝蕭衍提倡尊儒崇佛，並曾多次捨身出家，普通八年（527年）三月八日，第一次前往同泰寺捨身出家，三日後返回，大赦天下，改年號大通；大通元年（529年）九月十五日，第二次至同泰寺舉行「四部無遮大會」，脫下帝袍，換上僧衣，捨身出家[5][6]，九月十六日講解《涅槃經》，二十五日由群臣捐錢一億，向「三寶」禱告，請求贖回「皇帝菩薩」[7]，二十七日蕭衍還俗；大同元年（546年）四月十日，蕭衍第三次出家，這次群臣用兩億錢將其贖回[8][9]；太清元年（547年），三月三日蕭衍又第四次出家，在同泰寺住了三十七天，四月十日朝廷出資一億錢贖回。[10][11]
唐朝
唐初玄奘法師主持佛經翻譯事業，有「五不翻」：
一祕密故。如陀羅尼。
二含多義故。如薄伽梵具六義。
三此無故。如閻淨樹中。夏實無此木。
四順古故。如阿耨菩提。非不可翻。而摩騰以來常顧梵音。
五生善故。如般若尊重智慧輕淺。…
武則天寵信白馬寺主僧懷義，胡作非為，《資治通鑑》卷二○三，垂拱元年載：
“ 太后修故白馬寺，以僧懷義為寺主。……出入乘御馬，宦官十餘人侍從。士民遇之者皆奔避，有近之者，輒撾其首流血，委之而去，任其生死。見道士則極意毆之，仍髟其髮而去。……多聚無賴少年，度為僧，縱橫犯法。 ”
唐代宗深信佛教，「常于禁中飯僧。有寇至，則令僧講《仁王經》以禳之，寇去則厚加賞賜。胡僧不空，官至卿、監，爵為國公，出入禁闥，勢移權貴。」[12]
唐憲宗元和十四年（819年），鳳翔法門寺護國真身塔內的一節釋迦牟尼佛指骨，被送往京城以迎福納祥。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反對
“ 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
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13]。 ”
《資治通鑑》卷二四○，元和十四年正月條記載：
“ 中使迎佛骨至京師，上留禁中三日，乃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施捨，惟恐弗及，有竭產充施者，有燃香臂頂供奉者。形部侍郎韓愈上表切諫，……上得表大怒，出示宰相，將加愈極刑。 ”
陳善在《捫蝨新話》批評韓愈：「今之與佛老辨者，皆未嘗涉其流者也，而欲以一己之見破二氏之宗，譬如與人訟，初不知置詞曲直所在，而曰吾理勝，其誰肯信之。」
唐武宗於會昌五年（845年）出現大規模毀佛，共毀寺院4,600余所，勒令還俗僧尼達260,500人，沒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15萬人[14]。史稱「會昌毀佛」或「會昌法難」。
五代十國
後周世宗柴榮顯德二年（955年）廢天下佛寺，以佛寺銅材鑄行「周元通寶」，錢質與鑄量均居五代之冠，其毀佛行為，史稱「三武（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唐武宗）一宗」，他說：「佛祖說以身世為輕，以利和為急，使其真身尚在，敬利於世，猶欲割截，豈有所惜哉！」[15] 。司馬光評述周世宗「毀佛」：「若周世宗，可謂仁矣！不愛其身而愛民；若周世宗，可謂明矣！不以無益廢有益。」[16]
宋朝
《中國佛教史——宋朝佛教文化事業》記載：「宋太祖開寶四年（971年）令高品張從信去四川益州開刻大藏經，於太平興國八年（983年）完成，這是中國第一部木雕藏經……」
天禧五年（1021年），僧眾人數達397，615人，尼眾61，240人，寺院4萬餘所，成為宋朝佛教最發達的一個時期。
南宋嘉泰二年（1202年），有奏曰：道民「吃菜事魔，所謂奸民者也。自植黨與，十百為群，扶持妖教，聾瞽愚俗。或以修路建橋為名，或效誦經焚香為會，夜聚曉散，男女無別，所至各有渠魁相統……假名興造，自豐囊囊，創置私庵，以為逋逃淵藪」[17]，請禁止流行。
元朝
中統五年（1264年），元世祖以國師八思巴為院使，掌管全國佛教事物。「發諸衛軍六千八百人，給護國寺修道」[18]，「自有天下，寺院田產，二稅盡蠲免之，並令緇侶安心辦道。」[19]自此藏傳佛教地位穩固，「百年之間，朝廷所以敬禮而尊信之者，無所不用其至。雖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為之膜拜。正衙朝會，百官班列，而帝師亦或專席於坐隅。」[20]，大規模賜田賜鈔之風，「凡天下人跡所到，精藍勝觀，棟宇相望」[21]。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境內有寺4萬2千余所，僧尼21300余人[22]。
成宗大德元年（1297年），建臨洮寺、萬壽依國寺。大德五年（1031年），「賜昭應宮、興教寺地各百頃，興教寺仍賜鈔萬五千錠；上都乾元寺地九十頃，鈔皆如興教之數；萬安寺地六百頃，鈔萬錠，南寺地百二十頃，鈔如萬安之數。」[23]
元順帝時，佛事的費用支出，較元世祖時，「歲增金38錠，銀203錠40兩，繒帛61600余匹，鈔29250余錠」。[24]
明朝
景泰年間，太監興安「佞佛甚於王振，請帝於大興縣東大市街之西北建大隆福寺，費數十萬，以太監尚義、陳祥、陳謹、工部左侍郎趙榮董之，四年三月功成。」[25]，莊嚴可與大興隆寺媲美。《明典匯》載：「隆福寺成，車架擇日臨幸，……大（太）學士濟寧楊浩上疏言，陛下即位之初，首幸太學，海內之士，聞風而睹。今乃（又）棄儒學而崇佛，豈可垂范後世耶？」
萬曆年間《順天府志》：「風會之趨也，人情之返也，（開）始未嘗不樸茂。而後漸以漓，其流殆益甚焉。（社會）大都薄骨肉而重交游，厭老成而尚輕銳，以宴游為佳致，以飲博為本業。（人民）家無擔石（之儲）而飲食服御擬於巨室，囊若垂罄而典妻鬻子以佞佛進香。（更）甚則遺骸未收，即樹幡疊鼓，崇朝雲集。噫，何心哉！德化凌遲，民風不竟。」
清朝
滿族最早信仰薩滿教，金代佛教盛行，後金亦受其影響，皇太極與西藏達賴喇嘛五世羅桑嘉措建立關係。滿清入關後，《大清律例》規定，不許私建或增置寺院，不許私度僧尼。清初各省官建大寺6073處，小寺6409處；私建大寺8458處，小寺58682處。有僧110292人，尼8615人。[26]
注釋
1 中國史書最早的記載是《三國志‧魏志‧東夷傳》注引西漢末：「哀帝元壽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使臣伊存口授《浮屠經》。」
2 慧皎《高僧傳》記載：「漢明帝夢一金人於殿廷，以占所夢，傅毅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往天竺。愔等於彼遇見摩騰、竺法蘭二梵僧，乃要還漢地，譯《四十二章經》，二僧住處，今雒陽門白馬寺也。」
3 《感應記》
4 佛教何時傳入中國，至今尚無定論，至少有六種說法：先秦說、秦朝說、漢武帝時期說、西漢末說、西漢末東漢初說、東漢初說。「東漢初說」後漢明帝感夢求法說，列入史冊，最為著名。
5 《南史》 〈杜之偉傳〉曰：「中大通元年，梁武帝幸同泰寺捨身，敕徐劭撰定儀註，勉以臺閣先無此禮，召杜之偉草具其儀。」
6 《歷代三寶紀》曰：「中大通元年九月十五日，帝幸同泰寺，遜位為僕，地震，百僚請復位。凡十五日，十月一日駕還宮。」
7 《魏書》〈蕭衍傳〉：「令其王侯子弟皆受佛誡，有事佛精苦者，輒加以菩薩之號。其臣下奏表上書，亦稱衍為皇帝菩薩。」
8 《南史》〈梁本紀〉：「中大同元年（546年）三月庚戌(八日)，幸同泰寺講金字三慧經，仍施身。夏四月丙戌(十四日)，皇太子以下奉贖，仍於同泰寺解講，設法會，大赦，改元（中大同）。」
9 《健康實錄》曰：「中大同元年三月庚戌，幸同泰寺，講三慧經，乃捨身為奴。」
10 《梁書》〈武帝紀〉曰：「三月庚子(三日)，高祖幸同泰寺，設無遮大會，捨身。」
11 《資治通鑑》卷一五九〈中大同元年條〉、《考異》引《典略》
12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四
13 《韓昌黎全集·卷三十九》論佛骨表
14 《唐會要》卷49；《舊唐書》卷18；《資治通鑑》卷248
15 《資治通鑒》卷第二百九十二
16 《資治通鑒》卷第二百九十二
17 《釋門正統》卷四
18 《元史》卷十三
19 《佛祖統記》卷四八
20 《元史》
21 《續資治通鑒》卷一九七
22 咔奇兒，元代的佛教政策
23 《成宗紀三》，《元史》卷二十
24 《元史》
25 《順天府志》
26 《大清會典》
佛教目前主要流行於中國大陸（30%）、台灣 (28%)、日本（71%）、韓國（23%）、蒙古（93%）等東亞地區以及泰國（94%）、柬埔寨（93%）、緬甸（90%）、越南（50%）、斯里蘭卡（70%）等東南亞國家，在歐洲、美洲、大洋洲和非洲也有少量信徒。佛教徒人數有3億多，占世界總人口的5%。
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
佛教各宗派學說，經過長期的研究和廣泛的弘揚，對中國思想界曾起了不可磨滅的影響。舉宋明理學為例，很明顯地，大受華嚴、禪宗和另一部分佛教理論的刺激和影響而產生，這是思想界公認的歷史事實。在晚清時期，中國知識界研究佛學蔚為當時的風氣。一些民主思想啟蒙運動者，如譚嗣同、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等學術名流，都採取了佛教中的一部分教理作為思想啟蒙教材。佛教的慈悲、平等、無常、無我的思想，在當時的知識界中激升起啟發和鼓舞的作用。
數千卷由梵文翻譯過來的經典，本身就是偉大、富麗的文學作品。其中如《維摩詰經》、《法華經》、《楞嚴經》特別為歷代文人們所喜愛，常被當成純文學而研讀著。近代文豪魯迅曾捐款給金陵刻經處，刻印了一部《百喻經》。這部經所敘述的譬喻故事，常常被譯為白話文發表在今天的報刊上，作為文學作品來欣賞。佛教為中國的文學帶來了許多前所未有的新意境、新文體、新的命意遣詞方法。馬鳴的《佛所行讚》帶來了長篇敘事詩的典範。《法華》、《維摩詰》、《百喻》諸經鼓舞了晉唐小說的創作。《般若》和禪宗的思想影響了陶淵明、王維、白居易、蘇軾的詩歌創作。
為使佛化普及而盛行於古代的梵唄，產生了一種特殊的文學：變文，這是把佛經內容演變為方便講唱的通俗文詞。敦煌石窟發現的各種變文，都是文詞酣暢、想像力豐富的大眾化文藝作品。從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後來的平話、小說、戲曲等中國通俗文學的淵源。此外經由禪師們的談話和開示的記錄所產生的一種特殊文體：語錄體，這種樸素而活潑自由的口語文體，逕相為宋明理學家仿效而產生了各種語錄。此外音韻學，如同中國字典上通行的反切，就是受梵文拼音的影響而發展起來的。總之，佛教在中國文學領域中的表現豐富多彩。
隨著佛教的傳入，建塔造像的藝術很快地風行於中國各地。現存的上海龍華寺塔和蘇州報恩寺塔，都是西元二世紀三國時代創建而經後人重修的。西元四世紀到六世紀時，全國各地都有壯麗的塔寺建築，世界聞名的佛教石窟寺，如：敦煌、雲崗、龍門等等，這些古代雕塑壁畫藝術的寶庫，西至新疆，東到遼寧，南到江南，都是在這一時期開始動工的，沿續了數世紀之久。在中國，塔的形式很多，大致可歸納為兩類：一類是印度式，有許多變化；一類是中國式，主要採用中國原有的樓閣形式而建築。研究中國建築藝術，寺塔是主要部分。至於佛教造像，在取材與造法上種類很多，有石窟造像，有木、石、玉、牙的雕刻像，有金、銀、銅、鐵的鑄像，有泥塑像、夾紵像、磚像、瓷像、繡像、畫像。它吸收了犍陀羅和印度的作風，進而發展成為具有中國民族風格的造像藝術，是我國偉大的文化遺產。
佛教繪畫主要是壁畫。現存於敦煌石窟中的壁畫，提供了非常豐富的藝術和歷史資料。值得注意的是，最初盛行的佛陀本生故事畫，發展到唐代，逐漸為「經變」畫所代替。正如文學中有變文一樣，佛畫中的「經變」，也就是將佛經中的故事譬喻演繪成圖，如敦煌石窟中演繪《維摩經》的「維摩變」，演繪淨土經的「淨土變」等，都是十分精彩生動的偉大作品。經變畫的興起，使得壁畫內容大大豐富起來，也使得唐代佛寺壁畫興盛，登峰造極。當時名畫家輩出，如閻立本、吳道子等，大多是從事於佛畫的。由此可見佛教對於當時繪畫藝術影響深遠。國畫也由王維一派的文人畫發展為宋元以後盛行的寫意畫，這和般若和禪宗的思想，很有關係。佛教版畫，隨著佛經的刊印很早就產生了，現在所看到中國最早的版畫是大藏經上面的佛畫，房山石經中有唐代的石刻線條佛畫，宋元以來的觀音畫、羅漢畫以及水陸畫等，在當時都是很流行的。
伴隨佛教而來的也有天文、音樂、醫藥等的傳習。古代天文學者一行，西元八世紀初的一位高僧，是由印度來華弘傳密教的善無畏的弟子。他在天文學方面著有《大衍曆》和測定子午線等，對天文學有著卓越的貢獻。至於醫藥，隋唐史書上記載由印度翻譯過來的醫書和藥方就有十餘種，藏語系佛教中也有醫方明之學。若談到音樂，西元二世紀時，中國已有梵唄的流行。西元七世紀初，在今緬甸境內的驃國曾贈送中國佛曲十種，並派來樂工三十二人。中國唐代的音樂中吸收了天竺樂、龜茲樂、安國樂、康國樂、驃國樂、林邑樂等來自佛教國家的音樂。唐代音樂至今還有少部分保存在某些佛教寺廟中。
佛教徒從事公益事業是廣泛多樣的，如行醫施藥、造橋修路、掘義井、設義學、植樹造林等等，這在古代記載中屢見不鮮。特別是植樹造林，成就卓越。我國各地，凡有佛教塔寺之處，多翠枝如黛，碧草如茵，環境清幽，景色宜人。一片鬱鬱蔥蔥之中，掩映著紅牆青瓦，寶殿瓊閣，為大自然平添了無限春色。
佛教與中國文化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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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語系佛教與本民族的文化融為一體，一方面在教義上保持印度原來的傳統，另一方面在形式上也吸收了漢地文化和印度文化之優點，創造了極為光彩奪目的西藏佛教文化。
傣族巴利語系佛教基本上保持南傳上座部佛教的傳統，在傣族各地區形成傣族文化主體。
佛教傳入漢地，時間最長，發展變化最多，影響也最為廣遠。大體說來佛教與漢民族文化的結合是沿著三方面進行的，即佛教的學術化、藝術化、和社會化。
一、學術化：佛教傳入中國時面臨一個民族傳統文化高度發展的社會。從一開始，這個社會的知識階層，就把佛教作為一種思想學說來接受，鑽研講習，不遺餘力。由於書寫工具的便利，每一新譯經論不久即可傳遍全國，講、錄、注、述，蔚然成風。因此，在教理、教義的研究方面很快達到高水準，贏得當時國外佛教學者的讚美和崇敬。如東晉時的道安（３１２—３８５），被西域的佛教大師鳩摩羅什譽為「東方聖人」，「恒遙而禮之」。北魏時的曇謨最，妙達《涅槃》、《華嚴》，印度的佛教學者菩提留支來華，「見而禮之，號為東方菩薩」，又把他的著作《大乘義章》譯為梵文，「寄傳大夏，彼方讀者皆東向禮之為聖人矣」。唐玄奘在印度被尊稱為大乘天和解脫天，更是眾所周知的事情。歷史事實說明，大乘佛教傳入中國後，教義的研究始終是發展的主流，由此引起十餘種宗派的興起和二萬三千餘卷大量譯本及著述的出現。
二、藝術化：在佛教傳入以前，中國的藝術和工藝已達到極高的水平，書法、繪畫、製造工藝、紡織、建築等的精美在世界上都冠絕一時。大乘佛教傳入後，吸收了中國文化這一方面的長處，引起畫像、造像、寺塔建築等藝術和工藝的發展，佛教面目煥然一新。西元３０１年前後來華的耆域大沙門看見洛陽寺、塔、宮殿的壯麗，讚歎說：「兜率天宮，彷佛似此。」西元５１６年洛陽永寧寺建成後，菩提達摩祖師見之，口唱南無，合掌連日，讚歎說：「此寺精麗，閻浮所無。」「極樂境界，亦未有此。」他又看見修梵寺的金剛像，形像逼真，讚美說：「得其真相。」至於歷史上一些著名畫家如顧愷之、吳道子、揚惠之等為僧寺所作的壁畫、塑像引起轟動的故事，更是膾炙人口。今天，敦煌壁畫、龍門造像、樂山大佛、雍和宮大佛、劄什倫布寺大佛、布達拉宮等以及遍佈全國的寺、塔、石刻，其藝術上的價值已為世界所公認。事實上，大乘佛教的發展方向，是用中國文化中高超的藝術來表達佛教的思想教義。近代有人認為佛教是多神教，是偶像崇拜，這是不理解佛教教義和無視歷史事實的一種誤解。事實上，大乘佛教信奉「諸法緣起性空」的學說。
三、社會化：中國大乘佛教，繼承龍樹的「一切資生事業悉是佛道」和彌勒的成佛必須修學五明的思想，在僧俗信徒中產生許多著名的學者，如一行、道宣、王維、孫思邈等人是天文學家、醫師、史學家、文學家。到了禪宗六祖慧能（６３８—７１３）時提出了「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的思想，以後的懷海（７２０—８１４），又提出「一日不做，一日不食」的原則，將佛教融入社會，實現釋迦牟尼佛的「成熟有情，莊嚴淨土」的理想，大乘佛法進而發展為「人間佛教」。自西元九世紀後一千餘年中，佛教的高僧大德從事造橋、修路、興修水利、植樹造林、行醫施藥、賑災救難、救死扶傷、興辦社會福利、從事民族團結、整理文化遺產者代不乏人。舉其著者，如深受禪宗思想影響的西藏寧瑪派高僧缽闡布在擔任吐蕃僧相時，力主和議，促使唐、番立碑結盟，結束了百餘年紛爭的局面，開闢了漢藏兩族世代相交的新歷史。明代僧人道衍（１３３５—１４１９），主持《永樂大典》二萬二千八百七十八卷的編撰，匯總了當時中國文化的全部內容，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一部百科全書。此時大乘佛教的發展，已將佛教與中國文化完全地融合，二者無法分割。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大乘佛教傳入中國後，和中國文化相結合，發展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與中國的思辨哲學相結合，朝向學術化發展，對教義愈研愈精，由此引起各宗派的成立，使得佛教本身達到高度的繁榮。一方面與中國的精美工藝相結合，朝向藝術化發展，使得佛教成為絢麗多彩的藝術寶庫。一方面與中國的人生理想相結合，朝向社會化發展，使佛教與中國社會密切聯繫。這三方面都使佛教成為中國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大乘佛教提出菩薩應以五明為修學的主要內容以來，佛教已由避世潛修的宗教信仰和思辨哲學，轉向世間的學術、文藝、理論科學、生產工藝的領域邁進。一千多年的歷史經驗證明，佛教在中國大地上吸取中國文化的營養，沿著人間佛教的方向發展，已獲得很大的迴響。釋迦牟尼佛「成熟友情，莊嚴淨土」的偉大理想，已在東方的廣大地區，在一定的程度上化為具體的實現。在人類所創造的各個古老文化中，佛教已以其獨具的精深哲學思想，豐富的精神財富，龐大的文獻寶藏，及精美的文化遺產等等，成為東方文化和文明的重要支柱，在長期進行的「成熟友情，莊嚴淨土」崇高事業的同時，也使自身成熟起來和嚴淨起來了。
這些事實說明了佛教已在中國發揚光大開出燦爛的花朵，而且延伸到民族文化的各個領域結出豐碩的果實。古聖先賢在佛教事業上、在文化事業上、人類友好上已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他們不僅翻譯了幾千卷的經論和寫下了許多不朽的著作，為這個世界留下了寶貴的共同遺產，而且相互交流各民族智慧的華果，豐富了各民族的文化寶藏。現今，佛教先輩們辛勤努力做出的歷史功蹟，已顯發了它的光輝，並且繼續發揮新的積極作用。
參考網址:
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D%9B%E6%95%99&variant=zh-hk
2. http://www.budaedu.org/budaedu/buda1_1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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