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述鄭和下西洋的原因、經過及影響。

明朝時，明成祖曾派鄭和七次下西洋。現分析其下西洋的因、經過及影響如下：

首先，明成祖派鄭和下西洋是因為帖木兒帝國的強大，威脅明朝。其實，早在明太祖在位時，曾遣傅安到帖木兒帝國報聘，但被拘留於當地，不得歸國。明成祖時發動靖難之變，由北平南下南京，明惠帝於動亂中失縱。帖木兒帝國因而以為明室內亂，於是乘機入侵。帖木兒整頓軍備，率兵二十萬，從蔥嶺南下攻明。但明成祖得知這消息，一方面令甘肅總軍宋晟加強西北的防守駐兵，一方面命鄭和出使沿海各國，意欲聯絡各國以牽制帖木兒。但成祖為了掩飾這動機，於是藉口傳說惠帝逃亡異域，派鄭和追尋惠帝下落。又順道招撫西南藩屬，揚威於異域和發展貿易。

其次，明成祖的得國手段甚不光采，為了爭取臣民的支持和堵塞反對者的口舌，故遣鄭和下西洋，以增加其聲威。故鄭和下西洋是有明成祖政治和軍事的動機。

此外，鄭和下西洋的原因和經濟也有很大的關係。明成祖位後，便很積極地改變太祖時消極的外交政策。由於明自建國至永樂年間，對外戰爭頻仍，故國庫仍空虛。於是明成祖便大力發展經濟，如開廣州、福建和浙江的市舶司，後又加設交趾和雲南二個通商地方。但對外貿易仍沒有改善，而沿海居民的生活質素仍不變。於是派遣鄭和率領龐大的船隊出使西洋，目的是要增加與西域各國貿易聯系，以中國的絲綢、茶葉等產物換取西洋的香料、寶貨等。既可使金錢和貨物的交流，亦可使沿海居民生活改善而免淪為海盜。而中西經濟的發展，使明手工業需求增加，亦使手工業得以發展。此外，鄭和下西洋亦為了滿足成祖個人的慾望。成祖要西洋各國臣服中國，並向中國朝貢，又借立碑文於西洋以宣揚明朝國威。

以上便是鄭和出使西洋的原因。而曾下西洋七次，現略述其經過。首先，鄭和於永樂三年至宣宗八年間七次下西洋。第一次路線有經過占城、爪哇、滿剌加、舊港、蘇門答腊、鍚蘭、柯枝、古里。而第二和第三次的路線與第一次相同，是多遊了暹羅國。在這三次出使，主要經歷有爪洼發生內亂，殺了一百七十多個使者，鄭和與爪哇國王商討後，爪哇願意賠賞。又在舊港，鄭和生擒海盜陳祖義。又委任進卿為舊港宣慰司。又在鍚蘭王貢獻珍禽異獸，佈施於佛寺等，又勒碑記念，生擒欲謀害鄭和的鍚蘭人亞烈苦奈兒，並押之回京。

在第四至第七次鄭和的行程主要經過蘇門答腊，並遠航至波斯忽謨斯和非洲東岸的阿丹、木骨都束、卜刺哇等。鄭和之所以能遠航，是因為他在滿刺加建有一倉庫，作為轉運站。在此數次行程中，他曾助蘇門答腊王復位，擒偽王蘇幹刺，使諸國震服。又護送滿刺加、古里、忽魯謨斯等二十多個使者回中國進貢。天曾派副使侯顯調停榜葛刺國與詔納樸國之糾紛，使兩國歸於和好。

略述鄭和下西洋的經過後，現述鄭和下西洋的影響。首先，他影響了以後的航海家。他是第一個航行至赤道以南，非洲東岸的人。他是近代航海家中的先進者，於1405年開始下西洋壯舉，繼後有葡人狄亞士於1486年發現好望角，1492年砢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至1498年，達伽馬由好望角航行至印度。鄭和可說是近代航海家的先驅。

另外，鄭和七次下西洋，先後到過占城，真錯，馬六甲，古里，爪哇，鍚蘭等四十多個國家。鄭和每到一地，或運用其卓越的外交手腕，或以武力，使西洋諸國莫不相率歸附，有些其至向中國朝貢，如滿剌加國王率后妃王子親身到抈表示臣服。又有國王請明封其國的大山以鎮其國，又如遇諸國有糾紛不能解決者，亦由明評判是非，可見明代鄭和下西洋，替中國在明宣揚威德，此舉不但令明朝國際地提高，亦令中國人在南洋的影響力大增。

又鄭和下西洋亦影響到南洋的開發。明以前華人對外事業只限於通商，但鄭和下西洋後，華人僑居南洋者漸多。鄭和下西洋時，不少官兵留駐南洋，亦有使節團隋員不欲返回中國，他們在南洋聚妻生子;增加了在南洋華僑的數目。華僑在南洋發展日盛，除大部分從商外，亦有些從政，如華人鄭昭後來任婆羅國王，又如謝文彬官至暹羅「岳坤」，朱復、蔡璟為琉球國丞相等。華人揚名於南洋者，大不乏人，如林鳳、林道乾、吳陽、羅芳伯及許泗漳等人。古十四至十六世巒間，華人對南洋政治、社會及經濟之發展起了決定性之作用，而其勢至今不衰，未始百不是鄭和所造成的影響。

此外，鄭和下西洋在經濟發展上亦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各國向明朝上表進貢，不但在表上對人國稱臣，自居藩屬，實際上也是以貨易貨。中國朝廷一向採取小來大往的政策，常常以更多的賞賜(如綢緞、紗羅、茶葉、瓷器、漆器、印花布等)，回報入貢國，不讓其吃虧。同時也容許貢使及隨從順便帶些私貨來中國賣，換買中國的物品回去。由於外貿發展，剌激商品生產，手工業由此突飛猛進，海外貿易急劇發展，入口品目、種類及數量均大增，將唐宋以來由阿拉伯人控制的海權奪取過來。明朝將中國生產之絲綢、荼葉及諸貨遠銷南洋，易取南洋香料，以其所有易其所無，中外雙方兩得其益，又因蕃貨價平，官商前往購買，收入浩大，計當時收入一利御用、二利軍給、三利富民。在鄭和下西洋後，確實替中國換來了不少南洋的香料、毛皮、木材、礦物、絹紗及若干奇禽異獸及珊瑚、瑪瑙、珍珠、寶石等。

另外，在文化上，鄭和下西洋亦帶來了莫大的影響。南洋之名山巨川有受中國冊封者，且不少文物以三保太監為名以念鄭和，如在怡保市郊有「三寶洞」，有三座寺觀，即三寶洞佛寺、道觀及尼庵覺慧寺。在馬六甲有三寶山，又名中國山，遍葬華人先民。又有寶山亭、三寶井。新加坡有「三寶娘娘廟」，在爪哇三寶壟也有一個三寶洞，又有三寶墩等建築物以紀念鄭和，又南洋等頗多以中國二字為名，如北婆羅州之中國河、中國寡婦峰、拉恩布島之中國河等。在鄭和出使後，南洋各地之社會風俗及文物制度，均深受華風之影響，而諸蕃及朝臣之子弟，亦有到中國留學，使中華文化遠播異域。

最後在地理知識方面，元時有汪大淵之<<島夷志略>>，該書乃總結唐宋以來中國人對南洋及印度洋之地理知識，然較之馬歡之<<瀛涯勝覽>>、費信之<<星槎勝覽>>及鞏珍之<<西洋番國志>>，其準確性遠不能及。馬、費、鞏三人曾隨鄭和出使，而鄭和所製之航海圖對航海事業貢獻甚大。此圖中記載往返各地之羅盤方向，路程遠近，打水深淺等。

總結來說，鄭和下西洋不但是明朝的壯舉，亦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一個創舉。鄭和下西洋不單在當時影響中國及南洋的政治、社會及經濟，其影響深遠至今，如鄭和所留下的航圖至今仍為地理學家，考古學家的研究對象。

市舶司

市舶司是中國在唐、宋、元、及明初在各海港設立的管理海上對外貿易的官府，起源於唐玄宗開元年設立的「廣州市舶使」。南宋曾有11個市舶司。明清兩朝反覆「海禁」，至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撤銷全部市舶司，設立江、浙、閩、粵四處海關。保留一個粵海關。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只保留粵海關，撤銷了其他海關。


宋朝市舶司
- 北宋宋太祖開寶四年（971年）設廣州市舶司。
- 北宋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設杭州、明州市舶司。
- 北宋宋哲宗元祐二年（1078年）設泉州市舶司。
- 北宋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設華亭市舶司。
- 南宋紹興十五年（1145年）設江陰港市舶司。


市舶司的管理範圍
宋代市舶司有如下幾種職能：

1.給外國船舶發放入港許可證。
2.給本國出洋船舶發放許可證。稱為「公據」
3.對入口貨物抽取入口稅。即「抽解」
4.為朝廷收購舶來品。即「博買」
5.監管禁止出口、禁止入口貨物。


貨物
- 來自大食、嘉令、麻辣、新條、三佛齊等國：珍珠、象牙、犀牛角、腦子、乳香、沉香、煎香、珊瑚、琉璃、瑪瑙、玳瑁、龜筒、梔子、香薔薇水等。
- 來自真臘、三泊、緣洋、登留眉、西棚、羅槲、蒲甘：金顏香
- 來自渤泥：腦板
- 來自闍婆：藥物
- 來自占城、目麗、木立千、賓達儂、胡麻、巴洞、新州：夾煎餅
- 來自佛羅安、朋豐、達羅啼、達磨：木香
- 來自波斯蘭、麻逸、三嶼、蒲里喚、白蒲邇：吉貝布、貝紗
- 來自高麗：人參、銀、銅、水銀、綾布。

鄭和

生平

鄭和，回族，祖先來自西域，雲南昆陽人。出生於明洪武四年(1371年)。洪武十三年1381年冬，明朝軍隊進攻雲南。馬三寶10歲，被擄入明營，被閹割成太監，之後進入朱棣的燕王府。在靖難之變中,馬三寶在河北鄭州（在今河北任丘北，非河南鄭州）[2]為燕王朱棣立下戰功。永樂二年（1404年）明成祖朱棣在南京御書“鄭”字賜馬三寶鄭姓，改名為和，任為內官監太監，官至四品，地位僅次於司禮監。宣德六年（1431年）欽封鄭和為三寶太監。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鄭和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賜葬南京牛首山[3]。

鄭和以長兄馬文銘之長子為嫡，名鄭文銘，字恩來，世襲錦衣千戶候[4]，居南京三山街（今馬府街）馬府。鄭和後裔至今已傳21代。


航程
下‘西洋’的定義
明初以婆羅為界，以東稱為東洋，以西稱為西洋，故過去所稱南海、西南海之處，明朝稱為東洋、西洋，且暹羅灣之海，稱為“漲海”。


鄭和下東洋
1402年明成祖派遣使臣分赴四方。永樂元年(1403年)琉球、日本、暹羅各國使節到中國朝貢，建立了宗藩與冊封關係。永樂二年（1404年）明成祖派鄭和出使日本[5]。鄭和統督水師10萬到達日本，向室町幕府第三任將軍足利義滿宣旨：“使其自行剿寇，治以本國之法”。足利義滿同時受明朝封賞，並派遣使節獻上抓獲的倭寇，與明朝正式建立了外交關係。雙方簽訂了《勘合貿易條約》，日本以屬國的名義對明朝進行朝貢貿易。明朝賜足利義滿“日本國王”金印一枚，足利義滿回書自稱“日本國王，臣源義滿”。


鄭和下西洋
1405年7月11日﹙明永樂三年﹚明成祖命鄭和率領龐大的二百四十多海船、二萬七千四百名船員組成的船隊遠航，訪問了30多個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國家和地區，加深了中國同東南亞、東非的相互瞭解。每次都由蘇州劉家港出發，一直到1433年﹙明宣德8年﹚，他一共遠航了有八次之多。最後一次，宣德八年四月回程到古里時，在船上因病過世。民間故事《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將他的旅行探險稱之為三寶太監下西洋。

鄭和曾到達過爪哇、蘇門答臘、蘇祿、彭亨、真臘、古裏、暹羅、榜葛剌、阿丹、天方、左法爾、忽魯謨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個國家，最遠曾達非洲東岸，紅海、麥加，並有可能到過澳大利亞。

第一次下西洋
永樂三年六月十五（1405年7月11日）奉詔出使西洋。同年冬，從南京龍江港啟航，經太倉出海，永樂五年九月初二（1407年10月2日）回國。第一次下西洋人數據載有27800人。

第二次下西洋
永樂五年九月十三日（1407年10月13日）出發，到達汶萊、泰國、柬埔寨、印度等地，在錫蘭山迎請佛牙，隨船帶回，永樂七年夏（1409年）回國。第二次下西洋人數據載有27000人。

第三次下西洋
永樂七年九月（1409年10月）從太倉劉家港啟航，姚廣孝、費信、馬歡等人會同前往，到達越南、馬來西亞、印度等地，回國途中訪錫蘭山，永樂九年六月十六（1411年7月6日）回國。

第四次下西洋
永樂十一年十一月（1413年11月）出發，隨行有通譯馬歡，繞過阿拉伯半島，首次航行東非麻林迪，永樂十三年七月初八（1415年8月12日）回國。同年11月，麻林迪特使來中國進獻“麒麟”（即長頸鹿）[6]。第四次下西洋人數據載有27670人。

第五次下西洋
永樂十五年五月（1417年6月）出發，隨行有蒲壽庚的後代蒲日和，途經泉州，到占城、爪哇，最遠到達東非木骨都束、卜喇哇、麻林等國家，永樂十七年七月十七（1419年8月8日）回國。

第六次下西洋
永樂十九年正月三十日（1421年3月3日）出發，往榜葛刺（孟加拉），史載“於鎮東洋中，官舟遭大風，掀翻欲溺，舟中喧泣，急叩神求佑，言未畢，……風恬浪靜”，中道返回，永樂二十年八月十八（1422年9月2日）回國。永樂二十二年，明成祖去世，仁宗朱高熾即位，以經濟空虛，下令停止下西洋的行動。

第七次下西洋
宣德五年閏十二月初六（1431年1月從龍江關（今南京下關）啟航，返航後，鄭和因勞累過度於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遺體埋葬於古里，船隊由太監王景弘率領返航，宣德八年七月初六（1433年7月22日）返回南京。第七次下西洋人數據載有27550人。


目的
鄭和下西洋的目的，目前不同的歷史學家有不同的看法。


耀兵海外，宣揚朱棣天下觀
《明史·鄭和傳》中記曰：“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覓蹤跡，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


尋找建文帝
明代多種文獻認為：鄭和下西洋是為了尋找建文帝的下落。

《明史•鄭和傳》中記曰：“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覓蹤跡”。
《西山雜誌•三寶太監下西洋》“永樂三年成祖疑惠帝南逃，命中官鄭和、王景弘、張文等造大船百艘，率軍二萬七千餘”。
顧起元《客座贅語·寶船廠》：“寶船之役，時有謂健文帝入海上諸國，假此蹤跡之”。


包抄帖木兒帝國
歷史學家向達、尚鉞提出鄭和下西洋是針對帖木兒帝國[7]，聯合印度包抄帖木兒帝國後方，牽制其東進[8]。明初時，帖木爾帝國進攻明朝，因此從海外包抄是鄭和的一個主要目的。


發展海外貿易
鄭和下西洋發展的海外貿易包括朝貢貿易，官方貿易和民間貿易。


航海技術和裝備

寶船
據跟隨鄭和下西洋的翻譯官馬歡著《瀛涯勝覽》（1451年定稿）記錄：“寶船六十三隻，大者長四十四丈四尺，闊一十八長中者長三十七丈闊一十五丈。[9]”。明顧起元《客座贅語》（1617年）。：“寶船六十三號，大船長四十四丈四尺闊一十八掌，中船長三十七丈，闊一十五丈。[10]”。 據《明史》《鄭和傳》記載，鄭和航海寶船共63艘，最大的長44丈，寬18丈，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海船，摺合現今長度為151.18米，寬61.6米。船有四層，船上9桅可掛12張帆，錨重有幾千斤，要動用二百人才能啟航，一艘船可容納有千人。 《明史•兵志》又記：“寶船高大如樓，底尖上闊，可容千人”

關於鄭和寶船是不是如明史所記載的那樣大，有兩派不同的觀點

肯定派：認為明史基本上正確，因為
- 南京靜海寺鄭和殘碑所記“兩千料海船”，不是“寶船”，而是較小的“戰座船”。
- 對南京鄭和造船廠的考古，發掘出一根約15米長的舵，和明史所述寶船大小相符。
- 南京鄭和造船廠的船塢寬可容20丈。
- 伊本·白圖泰（ibn Battuta）（1304-1377）游記中早已紀錄中國巨大的12張帆可載千人的海船。白圖泰的紀錄可作為12帆載千人的寶船的旁證。

質疑派：
- 認為木材強度有限，過大的船體無法保證水密性，難以做長時間的航行。
- 根據南京靜海寺鄭和所立殘碑記載，鄭和首次出海寶船為“兩千料”，根據他們推論，摺合長約為長十五到二十丈，寬六到八丈左右。載重量約為五千噸。
- 至今未有人複製能夠實際航行的44丈“寶船”。目前複製中的寶船多採用質疑派的說法。

即便採用質疑派的說法，鄭和寶船仍是當時世界首屈一指的巨型船舶。


航海技術
根據《鄭和航海圖》，鄭和使用海道針經（24/48 方位指南針導航）結合過洋牽星術(天文導航)，在當時是最先進的航海導航技術。


鄭和下西洋的意義
鄭和曾到達過爪哇、蘇門答臘、蘇祿、彭亨、真蠟、古里、暹羅、阿丹、天方、左法爾、忽魯謨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個國家，最遠曾達非洲東岸，紅海、麥加，並有可能到過澳大利亞。這些記載都代表了中國的航海探險的高峰，比西方探險家達伽馬哥倫布等人早80幾年。當時明朝在航海技術，船隊規模、航程之遠、持續時間、涉及領域等均領先於同一時期的西方。

在鄭和下西洋的歷史意義，還有有許多超出於航海之外的解讀。這些解讀通常都是基於各種現代觀點的對歷史事件的“回顧”，賦予了該事件很多“泛政治化”的意義。

一種觀點認為：“鄭和時代的中國，則是真正承擔了一個文明大國的責任：強大卻不稱霸，播仁愛於友邦，宣昭頒賞，厚往薄來。而另一些觀點則認為鄭和的航海，沒有像西方的航海那樣承載了殖民的任務，未能使中國向西方列強一樣，走上殖民帝國的道路。並認為這是對中國現代化的一種延誤。

經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批准，自2005年起，每年的7月11日被定為中國的航海節，並規定全國所有船舶鳴笛掛彩旗，係取鄭和首次下西洋之日期1405年7月11日。


參考文獻
1 《鄭氏家譜首序》《咸陽世家宗譜 鄭和家世研究資料彙編》ISBN 7541424609/G
2 《鄭氏家譜首序》中原文：“後數功於鄭州，因賜姓鄭，改名為和”。一說“鄭州”指《明史•成祖本紀》記載的鄭村壩（今天北京東壩村）戰役。但燕王靖難之役中曾占領河北的“鄭州”（今河北任丘北，非河南鄭州），見鄭自強：《深入探討鄭和的家世源流及後嗣問題》，《咸陽世家宗譜 鄭和家世研究資料彙編》ISBN 7541424609/G。
3 鄭一鈞《鄭和死於一四三三年》 光明日報 史學副刊 1983年3月16日 收入《鄭和下西洋資料彙編》 1148頁
4 《散見於史料中的鄭和後裔資料》《咸陽世家宗譜 鄭和家世研究資料彙編》ISBN 7541424609/G
5 鄭鶴聲 鄭一鈞編《鄭和下西洋資料彙編》1148頁
6 是次非洲麻林迪進貢的麒麟並非本頁清代描臨本《榜葛剌進貢麒麟圖》裡的麒麟，圖中的麒麟由榜葛剌(即今孟加拉)在1414年(永樂十二年)進貢。參看《瑞應麒麟圖》
7 向達《試論鄭和》
8 尚鉞《中國曆史剛要》
9 明 馬歡原著 萬明校註 明鈔本 《瀛涯勝覽》校註 第5頁 海洋出版社 2005 ISBN 7-5027-6378-3
10 明顧起元《客座贅語》第29頁《寶船廠》 鳳凰出版社江蘇地方文獻叢書 ISBN 7-80643-979-X

周達觀

周達觀（約1266年-1346年），字草庭，號草庭逸民，元朝浙江溫州永嘉人。由於他在《元史》中無傳，故後人對其生平所知不多。


生平
周達觀在生時正值元滅南宋之際。當時元朝正攻伐占城和安南，併入侵真臘（今柬埔寨），但因受地理及氣候所阻，並未成功。因此，元廷改用威迫方法，遣使說服真臘及鄰近小國自動歸附，所以他便成為使節團團員。但其能隨行之原因不詳，不過估計他曾到過南洋，或曾當派駐溫州管理對外貿易的官員，甚至通其語言。

元貞2年2月，使節團離開明州，同月於溫州港放洋，並於3月15日抵占城。其後因逆風及值內河水道淺水期，故延至7月才抵真臘國都吳哥城。他們並非因交涉或談判拖延了時間，而是要待翌年西南季風起及大湖水漲才能回航，所以於吳哥逗留約1年。大德元年6月才起程回國，並於8月12日抵寧波，是次旅程歷時一年半。

他回國後便著《真臘風土記》，詳細記載當地都城王室與風土人情、行程及所取途徑，甚有地理學之紀錄價值。而此書最遲於元武宗至大4年才完成。全文約8500字，分為41節。


創作過程
元成宗元貞元年(1295年)，中國浙江溫州人周達觀奉命隨使團前往真臘，使團取海路從溫州開洋，經七洲洋[1]，占城、真蒲、查南、半路村、佛村（菩提薩州），橫渡淡洋[2]至吳哥國登岸。周達觀逗留約一年後於1296年7月回中國。回國後以遊記形式創作了《真臘風土記》。

《真臘風土記》是一部介紹位於柬埔寨地區的古國真臘歷史、文化的中國古籍。《真臘風土記》由中國元代人周達觀所著。

後來1431年暹羅破真臘國都吳哥，真臘遷都金邊，吳哥窟被遺棄，森林逐漸覆蓋漫無人煙的吳哥。後來有些當地的高棉人獵戶進入森林打獵，無意中發現宏偉的廟宇，也有一些當地的佛教徒在廟旁邊搭蓋屋寮居住，以便到廟宇中朝拜，但吳哥遺跡多不為世人所知。

1819年法國J.P.A.雷慕沙首先將周達觀所著《真臘風土記》譯成法文。此後個別葡萄牙的傳教士和旅行家到過這個地方，還寫過報告，但被世人目為天外奇談，一笑置之。1861年1月，法國生物學家亨利·穆奧為尋找新的熱帶動物標本，無意中在原始森林中發現，宏偉驚人的古廟遺跡，並大大肆宣揚，他說，“此地廟宇之宏偉，遠勝古希腊、羅馬遺留給我們的一切，走出森森吳哥廟宇，重返人間，剎那間猶如從燦爛的文明墮入蠻荒”，這才使世人對吳哥刮目相看。

《真臘風土記》對當代及現代研究真臘及吳哥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現存與真臘同時代者對該國的唯一記錄。中國清代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此書“文義頗為賅贍﹐本末詳具﹐可補元史佚闕。”。



內容

《真臘風土記》全書約8500字。書中有描繪真臘國都吳哥城的建築和雕刻藝術；詳細敘述了當地居民的生活、經濟、文化習俗、語言；並記載了真臘的山川、物產等，其中還記載了當時居住在真臘的海外華人的狀況，其時他們被稱為“唐人”。

捲首是“總敘”﹐其他內容分40則：城郭、宮室、服飾、官屬、三教、人物、產婦、室女、奴婢、語言、野人、文字、正朔時序、爭訟、病癩、死亡、耕種、山川、出產、貿易、欲得唐貨、草木、飛鳥、走獸、蔬菜、魚龍、醞釀、鹽醋醬麴、桑蠶、器用、車轎、舟楫、屬郡、村落、取膽、異事、澡浴、流寓、軍馬、國主出入。

《真臘風土記》的記載內容詳細並翔實可靠，很有歷史研究的價值。

詳細例子:《真臘風土記》詳細的記錄了當時60多個柬埔寨語詞。

翔實可靠例子:《真臘風土記》中的“耕種”條載:“大抵一歲中﹐可三四番收種。蓋四時常如五六月天﹐且不識霜雪故也。其地半年有雨﹐半年絕無，自四月至九月﹐每日下雨﹐午後方下”據後來考證，確實真實的記錄了柬埔寨的氣候。

而依“城郭”條對吳哥城的描述﹐後來經多位學者實地勘測，證實無誤，也確定了周達觀確實到過真臘。


影響
在10至13世紀之真臘，正值文明最燦爛的時代，稱為「吳哥時代」。但及後淪為暹羅國土，故《元史‧外國傳》中沒有此地之記載。因此，《真臘風土記》可補《元史》的闕佚，也是13世紀元對其交通貿易之重要史料。柬埔寨之上古史多限於傳說，這也是依賴中國史書的記載而流傳。自東漢以來，中國國勢漸向南伸展，對中南半島漸有認識。如三國吳時朱應、康泰往扶南、林邑宣國威，及後著《扶南異物志》、《扶南記》等，是有關真臘之最早記載，但早已散失。宋代《嶺外代答》、《諸蕃志》和元代《島夷志略》均有專章敘述真臘，但真臘風土記則以全書詳細記錄當地風俗、山川形勢、人民生活。因此，對認識其古代歷史具有無可代替的參考價值。

此外，由於當地氣候濕暖，文物易於腐朽，加上戰亂頻仍，國土變遷不定。除出土碑文外，文字記錄甚少，文物亦易於散失。因此，此書提供了其古地理數據，還補正史之不足，也作為其與中國交往的歷史見證。

他曾訪問真臘國都吳哥城，後其被暹羅侵擾，柬埔寨遷都金邊，吳哥終淪為廢墟，無人知其存在。19世紀初，此書被歐人萊慕莎譯成法文後，使人興起尋找廢墟之念，從而影響不少歐人東來，加速東西文化交流。 再者，他對其地地理有頗詳盡的觀察。如《總序》記從寧波至占城的路線，對所經港口、水路、城市、里程均詳盡記載。這加強了中外交通往來聯繫，並且擴大國人的地理知識。 歷代更替，國人多流寓外地。他的出使，為元代移居真臘華僑之情況提供詳實的數據。而且此書對當地的語言、風俗及貿易記載甚詳，這對兩地的經濟文化交流，實有相當的影響及參考價值。

昔日歐人所寫之書籍中，有誤謂浮稻乃19世紀時傳入東南亞，或說洋人為當地貧民培植的。但根據此書所載，浮稻早於他詔喻真臘時已遍佈當地。因此，此書糾正不少歷史上的錯誤記載，可見影響之深遠。


注釋
1 （西沙群島海面）
2 （今洞里薩湖）


原文
真臘風土記--四庫全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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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達觀之生平及貢獻

周達觀為元代人。由於他在元史無傳，故關於他的生平，所知不多。他可能是曾經到過南洋的有學識的商人，或是派駐溫州管理對外貿易的官員，熟識真腊情況，甚或通其語言，故在蒙古派遣使節團到真腊時，他才被邀同行。

蒙古滅南宋後，曾討伐占城和安南，亦有一小隊從占城侵入真腊，但因受地形和氣候影響，沒有達到目的。元朝於是改用威脅外交，於元成宗元貞元年六月，派遣使節團去說服真腊國及其近鄰小國，自動進貢內附。周達觀便是使節團成員之一。

使節團於1296年2月由中國溫州港出發，於年6月3月中便達占城。其後因為逆風和在內河行駛，故至7月才到達當時真腊的國都安哥。使團在那裏不久就交涉完畢，但由於要等到第二年大湖水漲，海上有西南季風才能回航，所以便在安哥停留了約一年，至1297年6月才起程回國，於8月抵達明州。周達觀在逗留真腊時，觀察並研究記錄當地風土、文物、氣候、地理，回國後，便將親身見聞寫成<<真腊風土記>>。

周達觀在中外交通史上的貢獻，不僅在於他展開了中國與中南半島間的交通，而且在於他所著作的<<真腊風土記>>。現述他及其著作的貢獻如下：

首先，周達觀打開了中國與真腊之來往。自周達觀使節團回國後，元廷與真腊的官方交往漸見頻繁，真腊國亦與元帝國通好。如廷遣使往真腊等國馴象；後真腊國貢香木及象、豹、白狼等物。

再者，周達觀把其南下的海路航線詳細記錄，對航路方位指示明確，對所經港口、水域、城市、里程、城邑、河道及潮汐的記，亦其詳盡。這些詳盡的記，有助中國南下中南半島的交通發展，加強了中外的交通往來及聯繫，故此，國內有不少商人與真腊通商，如中國的金銀、縑帛、漆盤、青瓷、蓆、麻布及雨傘等，實為真腊人的喜好。

又周達觀所作的<<真腊風土記>>補充元史之不足。周達觀到訪真腊時，正值真腊文明最燦爛的時代，其國勢非常鼎盛，但不久國勢衰落，境土被侵，後來變為暹羅國，真腊國已不存在，故元史外國傳中沒有真腊的記載，周達觀正好補元史的不足。

還有，周達觀的經歷，亦加深了中國對埔寨的認識。柬埔寨的上古史只限於傳說，而這些傳說或神話，也依賴中國史書的記載而流傳下來。自東漢以來，中國的勢力逐漸向南伸展，對中南半島的認識也漸加深。三國時，東吳曾遣朱應、康泰往扶南、林邑宣傳國威，回國後，著<<扶南異物志>>、<<扶南記>>、<<扶南土俗>>等，為中國有關中南半島南部史地的最早著述，但都早已失佚。此後，中國史籍對其地的記載都很零碎。但<<真腊風土記>>對真腊國俗山川形勢，人民生活，記載甚詳，又能利用中國記載，配合他的親身經驗，故此，對於認識柬埔寨的古代歷史，具有非常珍貴價值。

另外，周達觀著<<真腊風土記>>亦替真腊保存了珍貴的史料。由於真腊地方氣候暖濕，文物易於腐朽，加上戰爭頻仍，境土變遷不定，除了出土的碑文外，文字記載絕少遺留至今，故其歷史記載很不完整。因此周達觀的著作為研究中十三世紀柬埔寨史地的珍貴史料。此書共有四十一節，全是他在真腊首都安哥的親身經歷書寫而成，說錄了柬埔寨古代的風土人情、山川形勢。物產貿易、官制、人物等，內容豐富，極富價值。

最後，周達觀之行亦有助後世考古界對安哥窟的發掘。周達觀留在安哥時據其所見所聞，寫下了不少有關安哥的資料。後來安真腊衰落，被鄰國所迫，首都安哥也被迫放棄，漸漸淪為廢墟，最後更為森林所蓋沒。到了十九世紀，柬埔寨成為法國殖民地，法國人把<<真腊風土記>>譯成法文，更引起了人們對該城的興趣。1850年，法國傳教士終於依著周達觀的記載，在森林中發現了安哥墟，後來更由考古學家發掘。

總括而言，元代重要的對外交通人物人，週達觀可說是首屈一指，主要原因在於他所著的<<真腊風土記>>，記載了當時中南半島的風土、民俗及歷史，而他的出航，不但進一步強化了中國與中南半島間的交通關係，更有助於後世發掘出被森林埋沒了的安哥窟。

義淨

義淨（635年－713年），俗姓張，字文明，唐代齊州（山東省済南市）人。

生於唐太宗貞觀八年。幼年出家，十五歲即萌生西游的念頭，慕法顯、玄奘等而生西游天竺之志。三十五歲方始成行。尤精於佛律，並蓄習攝論宗、唯識宗、俱舍各派，皆為大乘佛義。為了求經宏法和瞻禮佛跡，取道南海赴天竺。

義淨的《南海寄歸內法傳》、《重歸南海傳》記述義淨在印度和南海二十五年各方面的見聞，提供了宗教歷史、社會經濟生活、文化發展狀況。並反映出自高宗以後，中印海路交通漸形發達。與他同行的僧人取陸路，舍傳統的新疆、中亞信道，改採新開發的「西藏──尼泊爾道」。實反映唐初以後中印交通發展的新趨勢及新情況。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唐代高僧義淨撰，成書於天授二年（691年）。《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記述從（641年）到（691年）間到印度和南海訪問的57位分別來自大唐、新羅、覩貨羅、康國、土蕃的禪師、法師的事跡，此外兼述經濟、風俗及旅行路線，為研究7世紀南洋諸國狀況和國際交通的重要資料。義淨撰有《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除記述南海求法高僧事跡外，兼有經濟、風俗及航程的記載，實為當時及後來研究南洋諸國的重要記載，又可引起國人對南海等地的認識及旅遊行商的興趣，更是後世史家研究唐代國際交通的重要資料來源。

於佛教史上面，義淨除編寫各上述著作外，更編有《梵語千字文》，令中國僧人更易學習梵文，令到更多僧人以他的陸路、海路的記述，前往海外求經，鼓舞甚大。

義淨一生，有志求法，不惜循海路赴印，求取經律之余，並開拓了中國與印度及南海一帶的海路交通。而他的譯經及著述，對後世的影響甚大。故後人往往將他與法顯及玄奘二人並列，視為開拓中外交通的關鍵人物。



另一版本

義淨的生平及貢獻

義淨本姓張，范陽人，年幼便出家為僧，極仰慕法顯與玄奘赴求法的偉業，曾立志西行。到他三十七歲時，正值唐高宗年間，始得成行。他西行的目的是為了安法瞻禮佛蹟。

他在廣州連同數十人出發，但及登船時，眾人皆懼旅途險阻，只有義淨獨行。他乘波斯船出發，經室利佛逝，居留半年，學習梵文，後得當地國王資助，得隨商人出發，繼續西行。

義淨的航路經過末羅瑜國，羯荼國，裸人國，經年餘，才達東天竺之耽栗底國。他在耽國學梵語，習聲論，與越南僧人大乘燈法師隨商人往中印度，幾經辛苦到那爛陀寺。他遍遊佛教聖地，遍訪明師，探究大小乘佛教奧，又復十年，才回國。

睿宗永昌元年(689)七月，到達廣州，十一月，又回到室利佛逝把暫時寄托的經典取回，於武后証聖元年(695)回到洛陽，結束其旅程。

義淨在交通史上有很崇高的地位，因為他在很多方面都作出了大的貢獻，現分述如下：

首先在翻譯方面，他連同于闐人實難又陀和南印度僧人菩提流志，譯<<華嚴經>>。從從久視二年(700)到睿宗景云二年(711)，共譯出經56部，230卷，內容分屬經、論、律三藏，把關於法相唯識學的書翻譯幾部，補玄奘之不足。他又把重點放在律典上，共譯出18部206卷，從此中國的律藏燦然大備。

其次在佛學上，義淨在外25年，歷三十多國，得經四百多部，豐富了中國佛教的法典。他又致力於律學，對翻譯律藏，更盡全力，對於律宗在中國之發展，貢獻頗大。他.又續譯法相宗緒論，補玄奘之不足。他又編梵文字典，供中國僧人學梵文之用。

再者，他成為開發海外之先鋒。由西漢至隋，中國船隻僅達馬來半島，從未南航至印度。如三國時，孫權派康泰、朱應出使扶南(今之柬埔寨)，南朝時派常駿出使赤土國，僅達馬來半島，中國船，從未直航至印度。義淨首次從海路往印，促進南洋一帶海上之識，開明清時代中國人移民南洋之先河。

另外，在史地學方面，他所撰的<<南海寄歸傳>>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分別記述其留印之見聞，及中國與南海及西域高僧遊印之事跡。其中所載南海各政情、宗教、文化、風俗、見聞及科藝，均為法顯及玄奘所未及者。

最後，義淨亦弘揚捨身求法之精神。唐代中印之間雖己通，然求法之備嘗艱難險阻，仍不減於法顯之時，義淨本人曾二次遇賊，僅免血刃之禍，得存朝夕之命。但精神卻啟發後人，為後者作典範。義淨本身亦著有<<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所收皆為唐代赴西域和南海僧人之傳記有六十人，義淨讚歎求法高僧之捨身精神。

總之，義淨以其不屈不撓之精神，成功地從水路往返中印之間，不單在交通史上帶來創舉，而對中國佛學、史地學等各方面之貢獻，更使他永垂不朽。

玄奘

玄奘（602年－664年2月5日），中國唐朝著名的三藏法師，漢傳佛教歷史上最偉大的譯師。俗姓陳，本名褘，出生於河南洛陽洛州緱氏縣（今河南省偃師市南境）。佛教法相宗創始人。


早期生活
玄奘的家族位於河南洛州緱氏縣（今河南省偃師市南境），家族本是儒學世家。為東漢名臣陳寔（104年—187年）的後代，曾祖陳欽曾任東魏上黨（今山西長治）太守，祖父陳康為北齊國子博士，父親陳惠在隋初曾任江陵縣令，大業末年辭官隱居，便潛心儒學不做官了。上有三個哥哥，二哥陳素，早年出家居洛陽淨土寺，以講經說法聞名於世，號長捷法師。

玄奘隋朝仁壽二年出生，少時因為家境困難，跟著長捷法師住在淨土寺，學習佛經，在那裡待了五年。在這期間他學習了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而他本人偏好後者。他十一歲（613年）就熟習《法華》、《維摩》。十三歲時（615年）洛陽度僧，破格入選。其後聽景法師講《涅槃》，從嚴法師學《攝論》，升座複述，分析詳盡，博得大眾的欽佩。

隋煬帝大業末年，兵亂饑荒，618年隋朝滅亡。玄奘和長捷法師前往唐朝首都長安後，得知當時名僧已多聚在蜀地，因又同往成都。在那裡聽寶暹講《攝論》、道基講《雜心》、惠振講《八犍度論》。三、五年間，究通諸部，聲譽大著。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玄奘在成都受具足戒。

武德七年（624年）離開成都，沿江東下參學。先到了荊州天皇寺。講《攝論》、《雜心》，淮海一帶的名僧聞風來聚。六十高齡的大德智琰也對他執禮甚恭。講畢以後，繼往趙州從道深學《成實》，又到揚州聽惠休講《雜心》、《攝論》。貞觀元年（627年），玄奘再到長安學習外國語文和佛學。先後從道岳、法常、僧辯、玄會諸師鑽研《俱舍》、《攝論》、《涅槃》，他很快就窮盡各家學說，受到稱讚，聲譽滿京師。僕射蕭瑀奏請令他住莊嚴寺。但是玄奘覺得多年來在各地講筵所聞，異說不一，特別是當時流行的《攝論》、《地論》兩家有關法相之說不能統一，很想得著總賅三乘學說的《瑜伽師地論》，以求會通一切[1]，於是決心往印度求法。


西行求法
玄奘自出家以還，便曾經計劃往天竺學習佛法，跟從戒賢大師學習，以及參觀佛法，但多次都未成事。由於等不到唐朝出國的過所（護照），一直沒法出國，627年，唐玄奘終於偷渡由長安出發隻身前往天竺，經過高昌得鞠文泰禮重，沿著西域過帕米爾高原前往，歷經艱難險阻後到達天竺。在天竺的十多年間，玄奘跟隨過許多有名的僧人，他停留過的寺宇包括當時有名的佛教學習中心那爛陀寺，他向該寺的主持，印度佛學權威戒賢法師學習佛經。及後，玄奘更加徒步考察了整個南亞次大陸，昔有真唯識量重，在曲女城佛法講座中，十八天內，無人能難倒他，名揚全天竺，分別被當地大乘教徒譽為「大乘天」和被小乘教徒譽為「解脫天」。在貞觀十三年，他在那蘭陀寺代戒賢大師講授《攝大乘論》和《唯識抉擇論》。

643年，他啟程回國，並將當地的約657部佛經帶回中土。646年，回到長安，受到了唐太宗的熱情接待[2]。652年（永徽三年），玄奘在長安城內慈恩寺的西院築五層塔，即今天的大雁塔，用以貯藏自天竺攜來的經像。1962年，寺內建立了玄奘紀念館。故大雁塔成為了玄奘西行求法、歸國譯經的紀念建築物。

在唐太宗的支持下，玄奘在長安設立了國立翻譯院，參與的學生與人員來自亞洲東部各地。他花了十多年時間在今西安北部約150公里的銅川市玉華宮內將約1330卷經文譯成漢語。玄奘本身最感興趣的是「唯識」這一部分。這些佛經之後再傳播往朝鮮半島和日本。

玄奘因著自己的見解以及翻譯與註解經文的努力而創始了法相宗。雖然，這一宗派沒有持續很久，但是他的許多學說卻深深的影響了其他較為成功的宗派。

由玄奘法師口述而成的《大唐西域記》，堪稱中國歷史上的經典遊記。因為印度歷史紀錄的缺乏，這本珍貴的遊記也是研究印度歷史不可缺少的文獻。

玄奘於麟德元年二月五日（664年2月5日）去世，最初葬於白鹿原雲經寺；669年，改葬於少陵原（又稱鳳棲原），建有舍利塔，併為此在這裡建立興教寺。



意義
《大唐西域記》，簡稱《西域記》，為唐代著名高僧玄奘口述，門人辯機筆受編集而成。《大唐西域記》共十二卷，成書於唐貞觀二十年（646年），為玄奘遊歷印度、西域旅途19年間之遊歷見聞錄，其中包括了新疆至南印度一百四十多個國的風土人情，提供大量印度史料。

《大唐西域記》是記載中國佛教教史的最重要的文獻之一。《大唐西域記》共十二卷，並非以玄奘旅行的路線，而按地區排列，記錄新疆至印度沿途所見國家的地理、交通、氣候、物產、政治、宗教信仰、語言文字、教育、刑法、禮儀、賦稅、人文風俗描述下來，其中也穿插聽到傳聞而沒有親自到過的國家，用「行」和「至」兩字區分。書內詳細記錄了當時新疆與印度各地的佛教流派，除佛教之外，本書亦記錄了印度其他宗教在印度的分佈，如耆那教、印度教等，對研究中世紀印度宗教的流佈起了莫大的幫助。全書講述了所親自經過的110個國家，聽到傳聞的28個國家，以及附帶提及的12個國家。

玄奘除了記錄宗教之外，他還記錄了當地的語言，分析各地語言的異同，有助解讀十九世紀末以後，在新疆陸續發現的各種語言文書。

《大唐西域記》對印度歷史的影響相當重要，因為印度民族雖然創造了相當重要的古代文化，但從來不注重記錄歷史，玄奘的記載對研究印度歷史是不可多得的寶藏。印度歷史學家阿里教授說：「如果沒有法顯、玄奘和馬歡的著作，重建印度歷史是完全不可能的。」印度目前的國徽獅頭柱和國旗上的法輪圖案，都是來源於鹿野苑（sarnath）的考古發掘，而包括鹿野苑、那爛陀寺、菩提伽耶阿育王大塔、桑奇大塔等幾乎所有印度著名佛教遺址的現代發掘，都是英國考古學家亞歷山大·卡寧厄姆等人自19世紀始，依照玄奘的描述找到的。特別要提到的是，玄奘在書有描述在二千零一年被阿富汗塔利班政府所毀的巴米揚大佛。印度古代統一印度的唯一一位印度人，今天所見歷史書裡印度引以為傲的阿育王的事跡，也基本是來源於玄奘的記載。


參考文獻
1 這一見解大概是受了當時來華的波頗蜜多羅的啟發而生。
2 據後世分析，唐太宗熱情接待玄奘是為了獲取西域的情報，因為當時唐正準備對西突厥用兵。


外部連結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全文)

法顯

法顯（337年－422年），俗姓龔，長治市襄垣縣人，東晉高僧、旅行家、翻譯家。

東晉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年〕，法顯與同學11人結伴同行，他六十多歲的高齡，從長安出發，途中歷盡艱險，於410年到達獅子國（斯里蘭卡）。法顯在古都阿努拉特普拉城到處參學後，於412年從海路帶了多部梵本典籍經爪窪回國。回國後，與佛馱跋陀羅合譯經、律、論共六部24 卷。


行程
隆安三年〔399年，法顯與慧景、道整、慧應、慧嵬，一行五位僧人、從長安出發，過陝西與甘肅之間的隴山到乾歸國，逢夏日雨季，休整約三個月後，前往褥檀國。過養樓山到張掖鎮，受到張掖王接待，會合智嚴、慧簡、僧紹、寶雲、僧景，結為同志，一同在張掖夏坐。夏坐完畢後，前往敦煌停留一個月。法顯等五人先行，別過智嚴等五人，度大沙漠，行17日抵達鄯善國，國王信奉小乘學。在此住一個月，前往烏夷國，國中有僧四千余，信奉小乘。住二月余，向西南進發，35日後，抵達于闐，國中有僧數萬，信奉大乘教。再25日抵達子合國，有大乘教僧人千余，法顯等在此住15日，入蔥嶺到於麾國，山行25日到竭叉國，由此西北，度蔥嶺抵達北天竺小國陀歷，有小乘僧人。

著有《佛國記》（又名《法顯傳》），是今日研究古代中亞、南亞歷史、地理、風俗和佛教等重要資料。《佛國記》是東晉高僧法顯所著的遊記。法顯在隆安三年（399年），與慧景、道整、慧應、慧嵬等僧人，從長安出發，西渡流沙，到天竺尋求戒律。法顯於義熙八年（年412年）歸國，前後14年。法顯歸國後著《佛國記》一書，記錄西行見聞。《佛國記》又名《法顯傳》，是佛教史和中外交通史的重要文獻。



另一版本

試述法顯之生平與影響。

法顯俗姓龔，晉平陽郡武陽人，三歲剃度為沙彌。因為當時律經不全和有殘缺，遂於東晉隆安三年，自長安出發，欲至印度求戒律。法顯當時已六十五歲，同者有慧景、慧遠等十一人。但他日歸來時獨剩法顯一人。法顯從長安出發，經張掖，至敦煌，停一月餘後過沙漠。沙漠中行十七日至鄯善，又住一月，西行十五日到蔥嶺進入北天竺。

北天竺只有口傳佛經，沒有文字紀錄，法顯遂留在此學梵文，一久再向南行，到達中天竺，居留三年。法顯到達摩揭國，頂禮佛陀成道之地，並收集佛經。他法顯把求得之佛經帶回國，他自中天竺出發，順恒河而至海口多摩帝國，居留二年，後乘商人大船泛海到獅子國，居留二年再得律書，然後再航海歸國，不料在海中遇到颶風，到了耶婆提，居留五月，再隨商船向東北行，目的地為廣州，但在船上一月餘，遇風暴，船被吹到青州，在義熙十四年才至健康。

法顯回國後事佛經翻譯，直至逝世。總計他從東晉隆安三年至義熙十四年，共經歷三十多國，求得佛經四百多部，一生從事求經及譯經工作，譯得五十六部經，約二百三十多卷，對我國的佛教事業貢獻良多。

法顯可謂是我國偉大的探險家，對我國影響極大。首先，他是西行求法的先驅/在魏晉時，雖有朱士行西行求經，但他僅達西域的于闐，並未出今中國之版圖/但法顯西行至印度，是往印度求經的第一人，世僧侶如玄奘和義淨都是其影響而有西行求法之舉。

法顯對佛教的影響也極大。怹在印度期間，歷天竺三十餘國，求佛經達四百部之多，又翻譯了五十六部，二百三十卷，其中多為律藏，如<<摩訶僧祗眾律>>、<<薩婆多眾律>>、<<彌沙塞律>>等，亦有其也經書如<<長阿含經>>、<<雜阿含經>>等，大大補充了我國的佛典。佛教的故事，如佛陀割肉餵虎等經法顯傳誦後，廣為人民知道。總的來說，他對佛學的宏揚和佛典的翻譯，是貢獻甚大的。

此外，他把旅程所經過的地方和見聞，在回國後寫成<<佛國記>>一書，對日後的史地學甚有貢獻/佛國記雖有九千五百餘字，但所記的範圍極廣，當中包括印度三十餘國的地勢，宗教，山川，氣侯，風俗，政治，經濟等等，是研究中亞印各地區之重要文件，亦為考古學家及地理學家的研究重點／我國參考此書，並加以引用的有清時魏源的<<海國圖志>，今該書亦有英法德等譯本，可見<<佛國記>>影響之深。

最後，他帶印度文化和藝術，漢晉間盛行的脈散方，有史家認為是印度帶回來的醫藥書籍/藝術方面，如繪畫的凹凸法，雕塑上的犍陀羅風格，以及敦煌雲崗和龍門石窟的建造，其間有許多西域或印度僧人參加工作。

班超

班超（32年-102年）字仲升，出生在文仕家庭，他是漢代史學家班彪之子、《漢書》的編撰者班固之弟，三人合稱"三班"。但班超選擇了不同的道路，他"投筆從戎"，加入到了漢朝穩固邊疆的事業中去，成為東漢名將。

公元74年，懷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抱負，班超被派遣到羅布泊西南的鄯善國，發現那裡的匈奴使者試圖鼓動那裡的國王背叛漢朝，班超次日將這個匈奴人的首級交與鄯善王。在于闐國，班超怒斬一巫師，該巫師試圖勸于闐王與匈奴人結盟。班超甚至曾經帶領36人的一支小軍隊，推翻當地的國王而建立新的親漢政權，也是在這一戰中班超留下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千古名句。通過這類強力的手段，塔里木盆地的首領們，紛紛與漢朝結盟。班超在西域長駐了三十多年，在他回到漢朝後兩個月旋即病逝。

在班超的努力下，塔里木盆地的統治權又歸到了漢朝，再現了一百年前漢武帝的輝煌。但接管的任尚卻在短短數年內就撤守西域。

但匈奴人也同樣在開展類似的行動，推翻親漢的政權，與新政權結盟。這樣不斷地反覆，一直到20年後班超之子班勇的手裡，才把匈奴從那裡趕了出去。





班超出使西域行程

張騫

張騫（生年不詳－前114年）字子文，張騫漢中郡成固（今陝西省城固縣）人，西元前2世紀，中國漢代旅行家，外交家，與卓越的探險家，對絲路的開拓有重大的貢獻。西漢成固人（今陜西城固縣）。開拓漢朝通往西域的南北道路，並從西域諸國引進了汗血馬、葡萄、苜蓿、石榴、胡桃、胡麻等等。


第一次出使
前139年 (漢建元四年)，張騫率100多志願人員，出使西域的大月氏國，打算與月氏人結盟來對付匈奴人。三十多年前，匈奴人曾殺月氏王並以其頭為飲器，迫使月氏部落放棄甘肅，穿過戈壁沙漠，遷往遙遠的康居。

張騫等人從隴西 (今甘肅)往媯水 (今阿姆河一帶，前蘇聯烏茲別克共和國)流域出發，中途遭匈奴俘虜，當時匈奴的首領單于沒有照例殺掉他們，而是將他們秘密監禁起來，還讓張騫娶了匈奴夫人，甚至還生了幾個小孩。但張騫並沒有忘記自己的使節身份，始終保留著使節的象徵——「漢節」，等待完成漢武帝交付他們使命。

前129年，張騫和隨從堂邑父兩人逃出了匈奴的控制，取道車師國（今新疆吐魯番盆地），進入焉耆，接著沿塔里木河西行，經龜茲國 (今新疆庫車東)、疏勒國 (今新疆喀什)等地，翻越蔥嶺，到達大宛 (Ferghana，今費爾干納盆地)，這裡，離他們出發地有6000公里之遙。在這裡，他們看到了汗血馬，大宛國王歡迎中國的使節，並派人做嚮導，幫助張騫等人到達了月氏人所在地——媯水流域 (烏滸水，Oxus)的康居 (今巴爾喀什湖和鹹海之間)，這裡土地肥沃，民眾生活安樂，月氏人無意聯合漢朝來對付宿敵匈奴。張騫在附近的大夏國看到了"邛竹杖"、"蜀布" (都是中國四川的特產)，當地人稱這些來自"身毒" (印度)。

前128年 (漢元朔元年)，張騫啟程回國，此時他已經搜集了絲綢之路腹地的大量資料，包括大宛、大夏 (巴克特裡亞)、康居 (索格狄亞納)等。為避免再次被匈奴俘虜，張騫繞遠路從蔥嶺、沿崑崙山北麓而行，經莎車、于闐 (今新疆和田)、鄯善 (今新疆若羌)，但不幸又被匈奴擒獲。

前126年，匈奴單于死去，張騫乘機帶著堂邑父以及匈奴妻子逃脫，終於回到了中國。100多人的使團，生還的只有兩人，漢武帝封張騫為太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

張騫開拓的這一條路線，也就是今日的絲路中線，主要在天山南麓。


征戰
前123年 (漢元朔六年)，張騫隨西漢大將軍衛青攻打匈奴得勝，封為博望侯。

前121年 (漢元狩二年)，張騫與李廣一同到右北平攻打匈奴，但因延誤軍期 (李廣被圍、張騫的軍隊隔天才到，因趕路勞累而沒有追擊匈奴)，原本要被處決，他用博望侯的爵位贖罪，最後被貶為庶人；李廣也因此役而功過相抵。


第二次出使
前119年，漢武帝命張騫為中郎將，再度出使西域，執行聯合烏孫以"斷匈奴右臂"的外交政策，隨行人員約300，牛羊以萬計，絲綢、漆器、玉器和銅器等貴重物品成千上萬。張騫平安抵達伊犁盆地的烏孫國，烏孫王昆莫歡迎張騫的來訪，並收下了豐厚的禮物，但當時烏孫國已經分裂，而且烏孫人對漢朝還不了解，所以張騫並沒有得到滿意的答覆。此後，張騫派遣副使，對烏孫周邊地區大宛、康居、大月氏、安息、身毒、于闐、扜彌 (今新疆於田克裡雅河東)等進行外交活動。

前115年 (漢元鼎2年)，張騫啟程回國，並帶著數十位來漢朝探路的烏孫國使者，以及數十匹烏孫良馬。張騫被封為"大行" ，位列九卿。隔年 (前114年)，張騫去世。漢武帝為了紀念他，將日後奉派往西域的使節都改稱為博望侯。








張騫出使西域行程






評價

歷史上王國之間的交往，大部分都不是出於什麼友誼，而是勢力的重組。張騫兩次出使的外交成果，與他所帶的禮品和原本的期待相比，相差甚遠，但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漢武帝對「天馬」的渴望。

在偏於封閉自保的傳統社會，張騫的出使，在民族交流史上開闢了新紀元，被譽為"鑿空"的行動。西域諸國從此呈現在中原人的視野中，東西方的商人們紛紛沿著張騫探出的道路往來貿易，成就了著名的「絲綢之路」。張騫在危難中不失氣節，更是讓後人稱道。


參考
《史記·大宛列傳》
《漢書·張騫列傳》

試述張騫通西域的經過及其在中西交通史上的地位

漢代初年對匈奴採取和親政策，但經文景休養生息，國已富裕，更加上武帝之雄才大略，積極進取精神，對屈辱的和親政策不再忍耐，開始對匈奴進行長期的討伐戰爭。武帝一方面籌劃軍事行動，一方面派人聯絡西域各國，實行孤立匈奴政策。於是有張騫出使西域之舉。

內容

張騫第一次通西域是為了聯絡大月氏夾攻匈奴。漢初匈奴經冒頓單于之統治，勢力強大，侵入大月氏，殺其王，以其頭為飲器，月氏由是怨恨匈奴，並遁走新疆伊犁一帶，隨又為烏孫所逼，再度西遷，臣服於當時之大夏。武帝時，因悉大月氏為匈奴死敵，乃遣使出大月氏，俾聯約出兵夾擊匈奴，斷其右臂，以解除北方之威脅。

漢武帝建元二年，張騫率百餘人出使大月氏。其時西域通道全受匈奴控制，張騫西行不遠即為匈奴拘捕。單于強他娶妻生子，使他不再想念中國，但張騫並不屈節，十餘年後，始得機逃脫，越蔥嶺，經大宛、唐居抵大月氏。時大月氏西遷己二、三十年，初駐於伊犁，後又因烏孫之攻擊，乃再往西移動，自伊犁河移居溈水(阿姆河)上游。張抵大月氏時，月氏己成一農國，安居樂業，不願再與匈奴敵為敵，張騫居留當地一年，終無成果，欲從羌中歸國，但又為匈奴所得，拘留年餘，幸而單于去世，匈奴內訌，張騫乘亂逃出，返回長安。

張騫居留大月氏期間，得悉烏孫、大宛、康居等國情況，回國後將此等西域國家的地理形勢及其土產情形告之武帝。武帝得聞大宛、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珍異寶，與中國同俗，而兵則稍弱，非常喜好漢之財貨。

張騫在大夏時見有邛竹杖及蜀布，猜想可能有路從中國西南到西域，於是向漢武帝建議欲經西南道到身毒國。後漢武批准，派張騫從蜀犍出發，遣使分道求通身毒。結果為西南夷所阻，不能通，但通了滇國，平定了西南夷，設七郡。

張騫第二次通西域是欲聯結烏孫以斷匈奴右臂。自武帝元狩二年以後，漢己擊破匈奴，渾邪王來降，漢得祁連、敦煌之地，於是河西走廊暢通無阻。武帝為了進一步打擊匈奴，拜張為中郎將，領三百人，牛羊萬頭及大批金貨物再出使西域。

張騫到烏孫後，烏孫國王年老，對漢認識又不深，故不敢結盟，但肯派使向漢進貢。張遣副使訪問西域各國，如大宛、康居、大夏、大月氏、安息、身毒等有遣使入朝。

張騫兩次出使西域雖未能達成其政治任務，但在中西交通史上卻備受尊崇，有著非常崇高之地位，因為他作了很大的貢獻，現分析如下：

首先，張騫為漢帝國播聲於異域。張騫之通西域，使西域各原屬於匈奴的國家，亦因武帝時勢力的擴張轉而與中國親善，如大月氏，烏孫等與漢關係好，漢又以武力破大月氏、樓蘭等使匈奴不能再以西域之人力和物力對抗中國。因張之通西域與西域諸國建立邦交，收政治之效。又在通西域以前，中國於西域的知識十分貧乏。及張騫通西域後，對於西域各國的實際情況始大白，故古代西域的研究材料主要是出自張騫所得到的資料，此資料對於加強漢室對西域之了解，而決定對外之政治和軍事決策，也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接著，張騫擴展了中國與西域的交通。張騫通西域，最大之成就乃為中西交通之開闢，其西行之途徑，即漢代所謂北道。其歸國之路，即所謂南路，此即為漢代對外交通發展之始。張騫試通西南，令到滇黔從此內屬中國。武帝開闢西南夷孔道，平定南越，於其地設南海、蒼梧、合浦、交趾等郡，進一步開發了中國西南方的交通。

又張騫通西域帶來了商業及貿易之發展。自中西交通道路發展後，中亞和西亞使者、商人來中國的，絡繹不絕，不但將西域的物產帶來中國，而中的絲綢，也沿天山南北路輾轉經中亞運往大秦(即羅馬帝國)。中國之絲己有運至中亞，西南亞甚至遠至歐洲者。其路線是經敦煌道過蔥嶺，至地中海東岸，再經腓尼基商人海運至意大利的佛羅倫斯而抵羅馬，此路乃日後聞名於世，西方之稱之為絲路的由來。

此外，張騫通西域亦帶來了西方物產之大量輸入。西域物產自通西域後不斷傳入中國，其時由西域移植於中國之農作物有葡萄、石榴、紅藍、胡豆、胡瓜、苜蓿、胡荽、胡桃、胡麻、胡蔥等。礦物則有明珠、琉璃之類。動物亦有駱駝及大宛之馬匹，武帝得大宛馬後，改良中國之馬種，以此組織訓練強大的騎兵，與匈奴的戰爭，才能漸取得優勢。

最後，張騫通西域使中西隻方促進了藝術與文化之交流。當時印度音樂已入中亞，因漢與西域開始交通而由張騫及其他漢使臣傳入中國，對中樂的發展影響頗大。當時傳入之樂器很多，例如有雙角摩訶兜勒等，漢朝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以為武樂。古代波斯的雕刻藝術，大秦的魔術與雜技，西域的舞蹈等亦由西方傳入中國。中國之鑿井技術亦自中西交通之開展而傳至中亞一帶如大宛。

結語

張騫通西域雖然未能達成政治目的，但他的創舉被司馬遷大力讚賞，稱之為鑿空。事實上在中西交通史上張騫一值受人尊敬，地位崇高是因為他的行動不單促進為中國與西域的交通來往，更重要的是促進了兩地的文化交流，擴大了中華文化的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