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和科技篇
中國進入中華民國時代後，包括文化等各個領域都受到了西方文化的衝擊，而傳統的儒家傳統觀念受到打擊，從而出現了西化傾向，特別在語言文字方面，出現了白話文。而由於這個時代戰爭頻繁，並一度遭到外侮，百姓生活困苦，各種思潮疊起，這都給藝術創作提供了良好的素材。在中華民國政府開放和自由的創作政策下，這一時期在文化和科技領域，依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文學和歷史
1917後，出現了所謂的新文學。其特色是：普遍使用白話文，強烈的寫實主義風格和濃厚的使命感。
清末開始流行的譴責小說可視為文學對時代有所反應的開始。之所以稱為譴責小說，是因為小說內容會反映變革的要求，揭露了清末社會的黑暗。著名四大譴責小說是李伯元的《官場現形記》，主要以晚清官場黑暗為主題，描寫了晚清王朝對內殘害人民，對外奴顏婢膝，投降賣國的行徑。吳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以誇張手法揭露了社會上的各種怪現狀。劉鶚的《老殘遊記》，抒發作者對於身世、家國、種族的見解，暴露晚清的黑暗政治。曾樸的《孽海花》，以愛情故事為線索，描述了中法戰爭至中日戰爭二十年間的歷史。
到了中華民國，則興起了鴛鴦蝴蝶派。鴛鴦蝴蝶派的創作題材包括愛情、黑幕、武俠、偵探、宮闈、滑稽等多方面，主要在上海流行。其作品基本是一種消閒的通俗文學。代表作家有：包天笑、周瘦鵑、徐枕亞、張恨水等。代表作品前期以《廣陵潮》為代表，以揭露社會黑暗為主，人物眾多，事件雜亂，追求離奇的情節。後期以張恨水的《啼笑姻緣》和秦瘦鷗的《秋海棠》為代表。
這類通俗小說的興起，反映城市居民在逐步現代化的環境中經歷迅速變革時的煩惱心理。當新城市生活變得沉重時候，讀者除了想滿足逃避城市世界這個現實的需要之外，還可與特定的社會政治聯繫起來。當醞釀中的晚清維新運動對婦女解放和婦女教育給予極大的注意時，本世紀前期的第一批愛情小說的共同主題就是婚姻自由。後來流行的偵探小說、黑幕小說和武俠小說等浪潮，則與袁世凱、北洋軍閥所造成的政治混亂同時。在這各次的浪潮中，逃避現實的主調是復古主義和幻滅情緒。作者們對中國的維新、現代化和進步失去信心。他們對中國流行的價值觀念表現出一種保守的態度，他們認為西化的潮流搞得太過分了，因而對中國自身的問題不是以激進的反對態度主張建立另外一種社會制度，而是採取傳統的拾遺補缺的態度－只反對儒家價值體體系中某些弊端和過分之處。
此外，還有反應社會現實的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和曹禺（1910─1996年）的《雷雨》以及張愛玲的小說。
詩歌方面有講究新詩的格律與唯美的徐志摩和側重表現手法的戴望舒，以及朱光潛的《詩論》。
史學研究方面，民初的古史大辯論，釐清了不少古史中的疑點。史學研究範圍不再限於政治史，而擴大整個社會演進的各層面。史學方法愈來愈重視各種文獻、考古資料及工具利用。馮友蘭的《新理學》，湯用彤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陳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劉節的《中國古代宗族移植史》等均成一時之響。
戲曲篇
清朝乾隆帝時，流行於江南地區，以唱腔、高撥子、二黃為主的徽班陸續進京，並逐漸與其它劇種交流滲透，吸收了其它雜曲的特點，形成以西皮、二黃兩種腔調為主的板腔體、唱腔音樂體系，使唱、念、做、打表演體系逐步完善。清光緒二年（1876年），在《申報》上出現「京劇」二字，京劇之名，始為確立。
京劇是融合文學、音樂、美術、舞蹈等多種藝術因數於一體的綜合藝術，其表現手段十分豐富，唱、念、作、打俱全，而且這些手段具有嚴格的程式，不同的角色（行當）有不同的規範和路數。京劇舞台的時間、空間非常自由，不受實際生活的時空限制，使觀賞在欣賞戲劇時，隨著演員的念白歌唱和表演，充分發揮自己的想像力。京劇行當可分為生、旦、淨、丑四大行。生是男性角色，可細分為老生、小生、武生；旦是女性角色，可分為青衣、花旦、武旦、老旦；淨則又叫花臉，可分為銅錘、架子、武淨；丑又名小花臉，可分為文丑、武丑。不同的行當，在唱、念、做、打、服裝、化妝等方面，都各具特色。
民國初年京劇新劇目大量湧現，形成了眾多的派別。演出活動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兩地。主要代表人物有：譚鑫培。他集眾家之特長，成一人之絕藝，唱、念、做、打兼學並重，有無調不學譚之說。王瑤卿，治青衣、花旦、刀馬於一身，初創花衫新行當，在唱、念、做、打以及服裝、妝扮各方面都做出改進和創造。
此後，還形成了梅派、程派、荀派等。
音樂篇
清末新式學堂紛紛增設樂歌課，樂譜採用簡譜，伴奏使用風琴。1919年，中國開始出現新式音樂社團。這一時期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黃自的歌曲。
黃自的音樂創作以歌曲為主，較重要的作品都集中於1931-1937年間，尤其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事變後，黃自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帶領學生為東北義勇軍募捐演出，在愛國熱情的激發下寫了《抗敵歌》、《旗正飄飄》、《睡獅》、《熱血歌》等歌曲。其中《抗敵歌》表現一呼百應的抗日要求，《旗正飄飄》表現悲壯激昂的愛國熱情，兩者都用雄健的進行曲節奏，以層次分明、渾然一體的曲式結構顯示出蓬勃的氣勢。
黃自的抒情歌曲則是善於運用精練的音樂語言表現詩的意境，內容上和形式上都和詩歌結合得非常妥帖。《思鄉》、《春思曲》和《玫瑰三願》都是黃自抒情歌曲的代表作，前兩首情景交融，像色調鮮明的彩繪，《玫瑰三願》則直抒胸臆，像一幅素筆勾的白描。
音樂家還有聶耳和冼星海。
繪畫篇
這一時期中國的繪畫繼續發展著。
清末有以畫法奔放任意的海派三大家。其一是趙之謙，其筆墨姿意奔逸，且融入書法、篆刻之意味。用色絢麗燦爛，其畫風對清末民初的上海畫壇有一定影響，被認為是海派的開創者。其二是任伯年，在清末畫壇敢於革新，將花鳥畫兼納宋人的雙鉤，明清以來的寫意，民間的濃重色彩，以及西洋水彩畫的用色方法，傳統花鳥畫表現形式由任伯年而大大向前推進。其三是吳昌碩，將花鳥畫推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民國時期著名畫家還有幾位。
擅長油畫、中國畫的徐悲鴻，尤其精於素描，對人物造型能寫實的傳達神情，所畫花鳥、風景、走獸，也都簡練明快富有生氣，以畫馬馳譽中外。
融合了傳統寫意畫和民間繪畫的表現技法，形成獨特的藝術風格的齊白石。擅作花鳥蟲魚，筆墨縱橫雄健，造型簡練質樸，色彩鮮明熱烈；並善於把闊筆寫意花卉與微毫畢現的草蟲巧妙地結合一起。亦畫山水、人物。論畫有妙在似與不似之間，太似為媚俗，不似為欺世的見解。篆刻初學浙派，後多取法漢代鑿印，佈局奇肆樸茂，單刀直下，勁辣有力。
張大千（1901─1984年，四川人），畫作主題：其創作包眾體之長，兼南北二宗之富麗，集文人畫、作家畫、宮廷畫和民間藝術於一體，對中國畫人物、山水、花鳥、魚蟲、走獸等無一不精。五十七歲時自創潑彩畫法，是在繼承唐代王洽的潑墨畫法的基礎上，揉入西歐繪畫的色光關係，而發展出一種山水畫筆墨技法，可貴之處是技法的變化始終能保持中國畫的傳統特色，創造出一種半抽像墨彩交輝的意境。他三十歲以前的畫風可謂清新俊逸，五十歲進於瑰麗雄奇，六十歲以後達蒼深淵穆之境，八十歲後氣質淳化，筆簡墨淡，獨創的潑墨山水更是奇偉瑰麗，與天地融合，增強意境的感染力和畫幅的整體效果。
考古學
這一時期，重大的考古發現是甲骨文的被發現。1899年前，河南安陽小屯村居民常在地裡撿到「龍骨」，並由收購藥材的人轉運到北京等地銷售。1899年，山東人王懿榮，偶然發現「龍骨」竟是價值極高的殷代甲骨。後王氏去世後，將收藏甲骨大部分歸劉鶚。劉氏收藏甲骨約三四千片。其中選拓了1,058片編成《鐵雲藏龜》一書，是甲骨文字著錄行世的第一部書。1904年，孫詒讓寫出第一部研究甲骨文的專著《契文舉例》。
此後，石學家中的集大成者羅振玉（1866－1940年，江蘇人）對甲骨文、金文、漢晉簡牘和敦煌遺書等都做了深入的研究，並編成《殷墟書契前編》二十卷(1912年) ，《殷墟書契菁華》(1914年) 和《殷墟書契後編》(1916年)。
受羅振玉影響，文學家王國維轉治經史金石之學，對甲骨、金文、簡牘、度量、殷周史地、禮制多有闡明，開闢了金石學新天地，即用甲骨文資料研究史學。主要成就是：第一次證實《史記·殷本紀》所載商王世系的可靠程度；據卜辭加以訂正，對商周之際禮制有獨到看法；是從稱謂，判斷卜辭、年代和進行甲骨綴合的第一人。
此外，英國人斯坦因在敦煌發掘了許多佛教壁畫、塑像和浮雕以及大批婆羅謎文和漢文文書，並從莫高窟寺掠得大量六朝和唐人所書卷軸。1906他還在中國的新疆的樓蘭遺址發現一批漢代竹簡，交由法國學者沙畹教授做了考釋。1913年沙畹教授將他尚未完成的著作寄給羅振玉。羅氏與王國維將其重加考訂，著《流沙墜簡》，書中對收錄的五百多枚漢簡詳加釋，從而奠定了漢簡研究的基礎。
2006年8月31日星期四
2006年8月30日星期三
歷史真貌─命運多舛的時代 中華民國(大陸時期)(二十二)
關於國共內戰爆發的預言
步虛大師預言詩第七節中預言道：「春雷炸，豎白旗，千萬活鬼哭啼啼。石頭城中飛符到，再看重整漢宮儀，東山又有火光照。」
前一句是講日本投降，後一句「石頭城中飛符到，再看重整漢宮儀，東山又有火光照 」 中的石頭城，指南京。抗戰勝利的喜訊傳到，國民政府又要重整山河。但好景不長，東山，暗喻盤踞山野的毛澤東。國共又孕育著新的戰火的危機。
烽煙再起--國共內戰
中共在抗日勝利後，就開始積極搶奪勝利果實，迅速佔領了東北和華北若干地區，為打內戰積極的進行準備。而中華國民政府和國民黨為了國家計，為了人民計，竭力避免內戰。但黨所付諸的努力都付之東流時，國共內戰不可避免的爆發了。
早在1945年底，由於蘇軍支援中共陰謀搶佔東北和武力搶佔東北，而政府軍不得不從東北的大門外打起，節節打退中共軍隊的阻擊。中國的內戰實際上已經在東北公開爆發。
到了1946年6月下旬，國共軍隊在湖北和河南交界處爆發了大規模的武裝衝突，長達三年多的內戰全面開始。此時中共將軍隊的番號改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而國民黨軍隊仍稱國民革命軍。
從1946年6月到1947年3月的這一時期，國民黨軍隊佔有絕對優勢，並取得了張家口等戰役的勝利。中共軍隊被迫全線退守，將主力調回延安。同時，中共在國統區採用運動戰，使國民黨軍隊逐漸減員。同時，中共利用抗戰時在國統區安插的地下黨，發動第二條戰線，即通過發動學生運動，挑起人民對國民黨政權的不滿。
從1947年3月到1948年9月，國民黨軍隊開始重點打擊延安和山東中共的根據地。由於國民黨戰術失當，更由於中共實力的壯大，雙方互有勝負。1947年6月，中共軍隊渡過黃河，進入了大別山河豫西，從而構成了對南京的威脅。
當此之時，國民政府宣佈動員戡亂。國家雖自此進入非常時期，但蔣介石仍決定以貫徹憲政為首要目標，以行憲戡亂同時並進為施政方針。11月，全國各地投票選舉國民大會代表；於12月25日憲政實行之日頒令，並定於1948年3月29日召開國民大會。大會選舉蔣介石任中華民國首任總統，李宗仁當選副總統。1948年5月20日，蔣介石就任中華民國行憲後第一任總統。此時，中共對國民黨的攻勢加強，而國家亦遭到嚴重破壞，美國經濟援助開始減少。
1948年7月至次年4月，60萬中共軍隊對山西太原發動了七次總攻擊。太原國民黨守軍15萬餘人全部犧牲，但中共軍隊亦損失35萬餘人。戰事十分慘烈，史稱太原保衛戰。據說，當中共軍隊攻陷太原，逼近省府大樓時，代省主席梁敦厚與省婦女會理事長閻慧卿服毒自殺。此後，自殺殉難者共計500人。該事件震驚中外。
1948年9月後，中共發動了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國民黨軍隊敗如山倒。國民黨在軍事和經濟方面都發生了大逆轉。
1949年1月，李宗仁與其舊桂系將領，勾結失意政客，通電要求政府與中共言和，實即逼迫蔣介石下野。迫於壓力，蔣介石決心引退，李宗仁代行總統之職。李宗仁尋求與中共和談，但他根本沒有意識到中共的野心，最終求和失敗。4月，中共軍隊渡過長江，攻陷了南京。10月，中共建立新政權。12月，中華民國政府遷往台灣，並一直據守至今日。在撤退到台灣時，蔣介石為避免中共毀掉中華歷史文化命脈，先後將國家文物暨革命史科以及中央銀行存金，移運台灣。今天的我們不得不佩服蔣介石對中共的清晰認識。因為中共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摧殘亙古未有。
中共贏得內戰的原因解析
中共贏得了內戰，但這樣一個從建立開始就充滿了謊言、陰謀、血腥、自私和叛國的政黨贏得內戰的原因何在？我們解析如下。
第一，中共假抗日真擴張的策略使其在物質和軍事上都積蓄了實力。關於這一點，前文已經詳細介紹，再次不需贅述。而中華國民政府和國民黨在十四年的浴血抗戰中，元氣大傷，戰後迫切需要時間恢復經濟發展和軍事休整。所以有專家認為：中共的天下得自於日本人。所以才有了後來毛感謝日本人之說，所以中共為了掩蓋自己假抗戰的歷史，而在七十年代毫不猶豫的放棄了日本的戰爭賠款。
第二，中共在外援方面，通過與蘇聯簽訂賣國條約，繼續得到蘇聯在軍事上的支持；另一方面，在和平的幌子下，得到美國的支持，並「利用美國又反對美國」，進而以此製造輿論反對國民政府。
1947年5月20日，中共代表林彪等和蘇聯代表米高揚等就軍事援助中共一事，於哈爾濱簽訂了《哈爾濱協定》。「協定」一是中共承諾蘇聯對我國東北陸路和空中交通享有特殊權益。二是中共應對蘇聯提供有關中華民國政府和美軍在中國行動之情報。三是中共應以東北物產包括棉花、大豆及其它戰略物資，除本地所需用者外，全部供應蘇聯。中共允諾中國遼寧、安東等省特別規定區域，劃歸北韓軍隊駐紮，並在將來適當時期並入朝鮮。
1948年12月，中共又在莫斯科與蘇聯簽訂了《莫斯科協定》。該「協定」的主要條款，一是蘇聯有優先開採中國境內礦產的權力。二是蘇聯有權在中國東北和新疆駐紮軍隊。三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中國軍隊應依靠蘇聯軍隊作戰。四是蘇聯可將遠東情報局設於中國。五是如果歐洲爆發包括蘇聯在內的戰爭，中共應派遣遠征軍十萬人及勞工二百萬人支援蘇聯參戰。
通過簽署上述出賣國家權益的條約，中共獲得了二戰中美國援助蘇聯的、價值三十四億美元的武器，獲得了飛機、大炮、坦克，裝備了十一個現代化的師，訓練了三十萬原漢奸軍隊，甚至使得部分蘇聯紅軍成為中共人民解放戰爭的「指揮官」，直至成為中共解放軍的空軍和坦克兵。從而使中共的軍事實力大增。
同時，中共通過欺騙的手段，使不瞭解中共的美國政府認為，國民黨是專制的，中共才是民主的。在中共已經迫不及待發動了內戰時，美國一再包庇中共，而為難中華民國政府，要求蔣介石與中共和談。但當美國意識到中共才是真心打內戰之際，進而要求中共停戰，並要追查中共劫殺軍調小組兩名成員一案時，中共便立即策劃利用所謂民族情緒，不擇手段的發動了一場反美運動。比如，1946年7月，中共一手策劃的「安平事件」；10月24日的「美國士兵強姦中國女學生沈崇案」，「激發」了民眾強烈的反美情緒，更為中共發動一場反對美國「支持反動政府打內戰」的反美運動，製造了有利的輿論條件。而事後證明沈崇不過是一名執行任務的中共地下黨員。
第三，中共在國統區開闢的「第二條戰線」，即發動人民和策動學潮「反內戰」，為其發動內戰製造有利的輿論條件。
1947年5月30日，毛澤東在題為「蔣介石政府已處在全民的包圍中」的文章中稱：「中國境內已有了兩條戰線。蔣介石進犯軍和人民解放軍的戰爭，這是第一條戰線。現在又出現了第二條戰線，這就是偉大的正義的學生運動和蔣介石反動政府之間的鬥爭……學生運動是整個人民運動的一部分。學生運動的高漲不可避免的促進整個人民運動的高漲。」對此，《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一千一百二十頁的註釋，則這樣評述道：「從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起，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發展，國民黨統治區廣大學生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民主愛國運動，有了新的高漲，逐步形成為反對蔣介石反動統治的第二條戰線。」而中共黨史專家更對中共發動內戰的「第二條戰線」的作用興奮的評價說：「一是從政治上打敗了蔣介石。二是從軍事上間接配合了第一條戰線作戰。三是從組織上為革命和建設準備了大批骨幹。四是配合解放軍接管城市、迎接了解放。五是直接配合了三大戰役的軍事鬥爭。」毛和中共在欺騙單純的學生方面的確手段高超。
第四，在軍事上，毛使用了絕不用來打日本的「運動仗」，即「人海戰術」。1946年7月20日，毛在向他的軍隊指示說：「戰勝蔣介石的方法，一般的是運動戰。」這與他在八年抗戰中堅決不准其軍隊打運動戰，只許打游擊戰，實際是「游而不擊」，可謂「大異其趣」。同年10月1日，毛更進一步指示說：「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是過去三個月殲敵二十五個旅所採用的唯一正確的作戰方法。我們集中的兵力，必須六倍、五倍、四倍、至少三倍於敵，方能有效的殲敵。不論在戰略上，戰術上，都是如此。不論是高級指揮員，或中下級指揮員，都須學會此種作戰方法。」然而，在八年抗戰中，毛澤東雖曾親自指示他的軍隊要練習打運動仗，卻絕對不准許他的八路軍和新四軍用運動仗來抗日殺敵。因為，那是專為打國民黨搶天下準備的。
說穿了，毛的戰術便是人海戰術，也就是殘酷的「人肉戰略和人肉戰術」。比如淮海戰役以政府軍死一人、中共軍死五人為中共所贏得的勝利，就是中共「人肉戰略和人肉戰術」的勝利。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內作家所撰寫的《雪白血紅》一書，就是對中共運用這種慘無人道的「人肉戰術」的揭露。中共為了徹底殲滅長春守城敵軍，與為了逼迫敵軍投降而不惜餓死十數萬長春人民，並且連逃出城來的老百姓也要將之堵回去「餓死」的「戰略和戰術」，和中共在內戰期間用槍口逼迫地主、富農及其子女打衝鋒，甚至逼迫地主、富農家的婦女裸體打頭陣的「戰略和戰術」，雖然為他自己的後輩軍人所不齒，但是，中共卻正是依靠這樣的「戰略和戰術」，才打贏了那一場內戰。
第五，中共二十餘年實行的「挖心戰術」，也是打敗國民黨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抗戰時期，中共利用合法進入各級國民政府和國民黨軍隊的時機，布下了重重關係，用毛對重慶地下工作的指示來說，就是「隱蔽精幹和長期埋伏」。中共在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中布下了「天羅地網」，暗結了一條「看不見的戰線」。這一條戰線，既能直達蔣介石身邊，如擔任國防部作戰次長、掌握了國民政府調動軍隊大權的中共地下黨劉斐中將，又能涉及國民黨的重要部門，從而為中共提供了許多重要的情報。
這樣，當中華民國政府在內戰中陷於窘境時，國民革命軍中形形色色的原地方軍事勢力，就在中共的攻心下，叛變的叛變，反戈的反戈，「起義」的「起義」，逃跑的逃跑。看上去都是臨極而生變，實際上早已暗通款曲，只等時機罷了。
第六，國民黨自身原因。國民黨內部的政治腐敗，經濟衰退，軍事上策略失當，也是國民黨失敗的原因。
中共就這樣贏得了內戰，但它的邪惡本質決定了它帶給中國人民的除了超過半個世紀的專制、血腥、苦難和黑暗外，就是對中華傳統文化的摧殘和破壞，以及人們對神的信仰。
中國自此進入了中共的暴政統治時期。
天災預警
在這個命運多舛的時期，天災似乎也格外的多。根據當時的一些記錄，發生最大的災難是饑荒。1949年以前，中國平均每年有300到700萬人死於飢餓。民國時代曾經累計餓死過2億以上人口。有人認為民國時期的戰爭是導致大饑荒的根本原因，但是在一些沒有發生戰爭的地方，也爆發了大的饑荒。具體統計如下：
1920到1921年華北四省區的大饑荒，餓死1000多萬人，災民3000萬(一說5000萬)。1925年川黔湘鄂贛五省大饑荒，餓死人數不詳。
1928到1930年北方八省大饑荒，死了1300多萬人。這是一次以旱災為主，蝗、風、雪、雹、水、疫並發的巨災，以陝西、甘肅為中心，遍及山西、綏遠、河北、察哈爾、熱河、河南八省，並波及魯、蘇、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災情從1928年延續到1930年，造成的逃荒人流無法數計，倒斃在荒原上的餓殍大約1000萬。陝西原有人口1300萬，在三年大荒中，淪為餓殍、死於疫病的300多萬人，流離失所者600多萬，兩者合計占全省人口的70％。難民估計達五千萬左右。
1931到1949年長江流域發生水災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兩次水災死人都超過14萬人，1931年災民1億人，水災後因飢餓、瘟疫而死亡的人數達到300萬人；1934年全國大旱災，導致饑荒，餓死超過600萬人。
1936年到1937年川甘發生大饑荒，成都盆地各縣外都是災區，受災大約有3700餘萬人。1936年至1937年四川大災中餓死的人數，沒有精確統計的數位，只能從當時的報紙上略知一二：四川萬源縣人口驟減三分之一。甘肅死人數目亦不詳。1941年廣東大饑荒，死人數目不詳。
1942年中原大饑荒，僅河南一省就餓死300萬人。1942年，「水旱蝗湯」四大災害輪番襲擊中原地區的110個縣，1000萬眾的河南省，有300萬人餓死，另有300萬人西出潼關做流民，沿途餓死、病死、扒火車擠踩摔（天冷手僵從車頂上摔下來）軋而死者無數。1943年廣東大饑荒，300萬人凍餓而亡。
1945年東北及湖南、河南、江西、山東、浙江、福建、山西、廣東、安徽、廣西等省災民達一千九百萬人。1946和1947南方爆發大饑荒，兩年間僅粵桂湘三省就餓死了1750萬人。在湖南，1946年4到7月，饑荒遍及全省。饑民們始則挖草根、剝樹皮為食，繼以「觀音土」充飢。截至8月，湖南饑荒禍及400萬人，僅衡陽地區就餓死9萬餘人。
如此頻繁和範圍如此之廣的天災在中國的歷史上也是十分罕見的。或許在這個命運多舛的時代，發生了太多太多的惡事。上天以此示警來告誡世人吧。
步虛大師預言詩第七節中預言道：「春雷炸，豎白旗，千萬活鬼哭啼啼。石頭城中飛符到，再看重整漢宮儀，東山又有火光照。」
前一句是講日本投降，後一句「石頭城中飛符到，再看重整漢宮儀，東山又有火光照 」 中的石頭城，指南京。抗戰勝利的喜訊傳到，國民政府又要重整山河。但好景不長，東山，暗喻盤踞山野的毛澤東。國共又孕育著新的戰火的危機。
烽煙再起--國共內戰
中共在抗日勝利後，就開始積極搶奪勝利果實，迅速佔領了東北和華北若干地區，為打內戰積極的進行準備。而中華國民政府和國民黨為了國家計，為了人民計，竭力避免內戰。但黨所付諸的努力都付之東流時，國共內戰不可避免的爆發了。
早在1945年底，由於蘇軍支援中共陰謀搶佔東北和武力搶佔東北，而政府軍不得不從東北的大門外打起，節節打退中共軍隊的阻擊。中國的內戰實際上已經在東北公開爆發。
到了1946年6月下旬，國共軍隊在湖北和河南交界處爆發了大規模的武裝衝突，長達三年多的內戰全面開始。此時中共將軍隊的番號改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而國民黨軍隊仍稱國民革命軍。
從1946年6月到1947年3月的這一時期，國民黨軍隊佔有絕對優勢，並取得了張家口等戰役的勝利。中共軍隊被迫全線退守，將主力調回延安。同時，中共在國統區採用運動戰，使國民黨軍隊逐漸減員。同時，中共利用抗戰時在國統區安插的地下黨，發動第二條戰線，即通過發動學生運動，挑起人民對國民黨政權的不滿。
從1947年3月到1948年9月，國民黨軍隊開始重點打擊延安和山東中共的根據地。由於國民黨戰術失當，更由於中共實力的壯大，雙方互有勝負。1947年6月，中共軍隊渡過黃河，進入了大別山河豫西，從而構成了對南京的威脅。
當此之時，國民政府宣佈動員戡亂。國家雖自此進入非常時期，但蔣介石仍決定以貫徹憲政為首要目標，以行憲戡亂同時並進為施政方針。11月，全國各地投票選舉國民大會代表；於12月25日憲政實行之日頒令，並定於1948年3月29日召開國民大會。大會選舉蔣介石任中華民國首任總統，李宗仁當選副總統。1948年5月20日，蔣介石就任中華民國行憲後第一任總統。此時，中共對國民黨的攻勢加強，而國家亦遭到嚴重破壞，美國經濟援助開始減少。
1948年7月至次年4月，60萬中共軍隊對山西太原發動了七次總攻擊。太原國民黨守軍15萬餘人全部犧牲，但中共軍隊亦損失35萬餘人。戰事十分慘烈，史稱太原保衛戰。據說，當中共軍隊攻陷太原，逼近省府大樓時，代省主席梁敦厚與省婦女會理事長閻慧卿服毒自殺。此後，自殺殉難者共計500人。該事件震驚中外。
1948年9月後，中共發動了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國民黨軍隊敗如山倒。國民黨在軍事和經濟方面都發生了大逆轉。
1949年1月，李宗仁與其舊桂系將領，勾結失意政客，通電要求政府與中共言和，實即逼迫蔣介石下野。迫於壓力，蔣介石決心引退，李宗仁代行總統之職。李宗仁尋求與中共和談，但他根本沒有意識到中共的野心，最終求和失敗。4月，中共軍隊渡過長江，攻陷了南京。10月，中共建立新政權。12月，中華民國政府遷往台灣，並一直據守至今日。在撤退到台灣時，蔣介石為避免中共毀掉中華歷史文化命脈，先後將國家文物暨革命史科以及中央銀行存金，移運台灣。今天的我們不得不佩服蔣介石對中共的清晰認識。因為中共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摧殘亙古未有。
中共贏得內戰的原因解析
中共贏得了內戰，但這樣一個從建立開始就充滿了謊言、陰謀、血腥、自私和叛國的政黨贏得內戰的原因何在？我們解析如下。
第一，中共假抗日真擴張的策略使其在物質和軍事上都積蓄了實力。關於這一點，前文已經詳細介紹，再次不需贅述。而中華國民政府和國民黨在十四年的浴血抗戰中，元氣大傷，戰後迫切需要時間恢復經濟發展和軍事休整。所以有專家認為：中共的天下得自於日本人。所以才有了後來毛感謝日本人之說，所以中共為了掩蓋自己假抗戰的歷史，而在七十年代毫不猶豫的放棄了日本的戰爭賠款。
第二，中共在外援方面，通過與蘇聯簽訂賣國條約，繼續得到蘇聯在軍事上的支持；另一方面，在和平的幌子下，得到美國的支持，並「利用美國又反對美國」，進而以此製造輿論反對國民政府。
1947年5月20日，中共代表林彪等和蘇聯代表米高揚等就軍事援助中共一事，於哈爾濱簽訂了《哈爾濱協定》。「協定」一是中共承諾蘇聯對我國東北陸路和空中交通享有特殊權益。二是中共應對蘇聯提供有關中華民國政府和美軍在中國行動之情報。三是中共應以東北物產包括棉花、大豆及其它戰略物資，除本地所需用者外，全部供應蘇聯。中共允諾中國遼寧、安東等省特別規定區域，劃歸北韓軍隊駐紮，並在將來適當時期並入朝鮮。
1948年12月，中共又在莫斯科與蘇聯簽訂了《莫斯科協定》。該「協定」的主要條款，一是蘇聯有優先開採中國境內礦產的權力。二是蘇聯有權在中國東北和新疆駐紮軍隊。三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中國軍隊應依靠蘇聯軍隊作戰。四是蘇聯可將遠東情報局設於中國。五是如果歐洲爆發包括蘇聯在內的戰爭，中共應派遣遠征軍十萬人及勞工二百萬人支援蘇聯參戰。
通過簽署上述出賣國家權益的條約，中共獲得了二戰中美國援助蘇聯的、價值三十四億美元的武器，獲得了飛機、大炮、坦克，裝備了十一個現代化的師，訓練了三十萬原漢奸軍隊，甚至使得部分蘇聯紅軍成為中共人民解放戰爭的「指揮官」，直至成為中共解放軍的空軍和坦克兵。從而使中共的軍事實力大增。
同時，中共通過欺騙的手段，使不瞭解中共的美國政府認為，國民黨是專制的，中共才是民主的。在中共已經迫不及待發動了內戰時，美國一再包庇中共，而為難中華民國政府，要求蔣介石與中共和談。但當美國意識到中共才是真心打內戰之際，進而要求中共停戰，並要追查中共劫殺軍調小組兩名成員一案時，中共便立即策劃利用所謂民族情緒，不擇手段的發動了一場反美運動。比如，1946年7月，中共一手策劃的「安平事件」；10月24日的「美國士兵強姦中國女學生沈崇案」，「激發」了民眾強烈的反美情緒，更為中共發動一場反對美國「支持反動政府打內戰」的反美運動，製造了有利的輿論條件。而事後證明沈崇不過是一名執行任務的中共地下黨員。
第三，中共在國統區開闢的「第二條戰線」，即發動人民和策動學潮「反內戰」，為其發動內戰製造有利的輿論條件。
1947年5月30日，毛澤東在題為「蔣介石政府已處在全民的包圍中」的文章中稱：「中國境內已有了兩條戰線。蔣介石進犯軍和人民解放軍的戰爭，這是第一條戰線。現在又出現了第二條戰線，這就是偉大的正義的學生運動和蔣介石反動政府之間的鬥爭……學生運動是整個人民運動的一部分。學生運動的高漲不可避免的促進整個人民運動的高漲。」對此，《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一千一百二十頁的註釋，則這樣評述道：「從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起，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發展，國民黨統治區廣大學生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民主愛國運動，有了新的高漲，逐步形成為反對蔣介石反動統治的第二條戰線。」而中共黨史專家更對中共發動內戰的「第二條戰線」的作用興奮的評價說：「一是從政治上打敗了蔣介石。二是從軍事上間接配合了第一條戰線作戰。三是從組織上為革命和建設準備了大批骨幹。四是配合解放軍接管城市、迎接了解放。五是直接配合了三大戰役的軍事鬥爭。」毛和中共在欺騙單純的學生方面的確手段高超。
第四，在軍事上，毛使用了絕不用來打日本的「運動仗」，即「人海戰術」。1946年7月20日，毛在向他的軍隊指示說：「戰勝蔣介石的方法，一般的是運動戰。」這與他在八年抗戰中堅決不准其軍隊打運動戰，只許打游擊戰，實際是「游而不擊」，可謂「大異其趣」。同年10月1日，毛更進一步指示說：「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是過去三個月殲敵二十五個旅所採用的唯一正確的作戰方法。我們集中的兵力，必須六倍、五倍、四倍、至少三倍於敵，方能有效的殲敵。不論在戰略上，戰術上，都是如此。不論是高級指揮員，或中下級指揮員，都須學會此種作戰方法。」然而，在八年抗戰中，毛澤東雖曾親自指示他的軍隊要練習打運動仗，卻絕對不准許他的八路軍和新四軍用運動仗來抗日殺敵。因為，那是專為打國民黨搶天下準備的。
說穿了，毛的戰術便是人海戰術，也就是殘酷的「人肉戰略和人肉戰術」。比如淮海戰役以政府軍死一人、中共軍死五人為中共所贏得的勝利，就是中共「人肉戰略和人肉戰術」的勝利。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內作家所撰寫的《雪白血紅》一書，就是對中共運用這種慘無人道的「人肉戰術」的揭露。中共為了徹底殲滅長春守城敵軍，與為了逼迫敵軍投降而不惜餓死十數萬長春人民，並且連逃出城來的老百姓也要將之堵回去「餓死」的「戰略和戰術」，和中共在內戰期間用槍口逼迫地主、富農及其子女打衝鋒，甚至逼迫地主、富農家的婦女裸體打頭陣的「戰略和戰術」，雖然為他自己的後輩軍人所不齒，但是，中共卻正是依靠這樣的「戰略和戰術」，才打贏了那一場內戰。
第五，中共二十餘年實行的「挖心戰術」，也是打敗國民黨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抗戰時期，中共利用合法進入各級國民政府和國民黨軍隊的時機，布下了重重關係，用毛對重慶地下工作的指示來說，就是「隱蔽精幹和長期埋伏」。中共在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中布下了「天羅地網」，暗結了一條「看不見的戰線」。這一條戰線，既能直達蔣介石身邊，如擔任國防部作戰次長、掌握了國民政府調動軍隊大權的中共地下黨劉斐中將，又能涉及國民黨的重要部門，從而為中共提供了許多重要的情報。
這樣，當中華民國政府在內戰中陷於窘境時，國民革命軍中形形色色的原地方軍事勢力，就在中共的攻心下，叛變的叛變，反戈的反戈，「起義」的「起義」，逃跑的逃跑。看上去都是臨極而生變，實際上早已暗通款曲，只等時機罷了。
第六，國民黨自身原因。國民黨內部的政治腐敗，經濟衰退，軍事上策略失當，也是國民黨失敗的原因。
中共就這樣贏得了內戰，但它的邪惡本質決定了它帶給中國人民的除了超過半個世紀的專制、血腥、苦難和黑暗外，就是對中華傳統文化的摧殘和破壞，以及人們對神的信仰。
中國自此進入了中共的暴政統治時期。
天災預警
在這個命運多舛的時期，天災似乎也格外的多。根據當時的一些記錄，發生最大的災難是饑荒。1949年以前，中國平均每年有300到700萬人死於飢餓。民國時代曾經累計餓死過2億以上人口。有人認為民國時期的戰爭是導致大饑荒的根本原因，但是在一些沒有發生戰爭的地方，也爆發了大的饑荒。具體統計如下：
1920到1921年華北四省區的大饑荒，餓死1000多萬人，災民3000萬(一說5000萬)。1925年川黔湘鄂贛五省大饑荒，餓死人數不詳。
1928到1930年北方八省大饑荒，死了1300多萬人。這是一次以旱災為主，蝗、風、雪、雹、水、疫並發的巨災，以陝西、甘肅為中心，遍及山西、綏遠、河北、察哈爾、熱河、河南八省，並波及魯、蘇、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災情從1928年延續到1930年，造成的逃荒人流無法數計，倒斃在荒原上的餓殍大約1000萬。陝西原有人口1300萬，在三年大荒中，淪為餓殍、死於疫病的300多萬人，流離失所者600多萬，兩者合計占全省人口的70％。難民估計達五千萬左右。
1931到1949年長江流域發生水災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兩次水災死人都超過14萬人，1931年災民1億人，水災後因飢餓、瘟疫而死亡的人數達到300萬人；1934年全國大旱災，導致饑荒，餓死超過600萬人。
1936年到1937年川甘發生大饑荒，成都盆地各縣外都是災區，受災大約有3700餘萬人。1936年至1937年四川大災中餓死的人數，沒有精確統計的數位，只能從當時的報紙上略知一二：四川萬源縣人口驟減三分之一。甘肅死人數目亦不詳。1941年廣東大饑荒，死人數目不詳。
1942年中原大饑荒，僅河南一省就餓死300萬人。1942年，「水旱蝗湯」四大災害輪番襲擊中原地區的110個縣，1000萬眾的河南省，有300萬人餓死，另有300萬人西出潼關做流民，沿途餓死、病死、扒火車擠踩摔（天冷手僵從車頂上摔下來）軋而死者無數。1943年廣東大饑荒，300萬人凍餓而亡。
1945年東北及湖南、河南、江西、山東、浙江、福建、山西、廣東、安徽、廣西等省災民達一千九百萬人。1946和1947南方爆發大饑荒，兩年間僅粵桂湘三省就餓死了1750萬人。在湖南，1946年4到7月，饑荒遍及全省。饑民們始則挖草根、剝樹皮為食，繼以「觀音土」充飢。截至8月，湖南饑荒禍及400萬人，僅衡陽地區就餓死9萬餘人。
如此頻繁和範圍如此之廣的天災在中國的歷史上也是十分罕見的。或許在這個命運多舛的時代，發生了太多太多的惡事。上天以此示警來告誡世人吧。
2006年8月29日星期二
歷史真貌─ 命運多舛的時代 中華民國(大陸時期)(二十一)
抗戰勝利後中共搶奪勝利果實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9月2日，在東京灣的美國軍艦密蘇里號上，日本代表在投降書上簽字。中華民國政府亦派代表出席了日本投降儀式，並在其投降書上簽了字。
根據盟軍最高統帥美國將軍麥克阿瑟所劃受降地區的規定，中國戰區受降範圍為中華民國、中國台灣和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中國東北由蘇俄受降。因為中華民國是全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而且正是在中華民國政府領導下，中國人民進行了十四年堅苦卓絕的對日持久抗戰，為抗戰付出了重大的犧牲，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因此，只有中華民國政府才有對日受降權和對日受降的指揮權。凡屬於中華民國的任何地方政府和軍隊，均只能在中華民國政府的統一指揮下才擁有對日受降的權力。因此，中華民國政府及其所隸屬的抗日軍隊不僅在名義上，而且在實際上，擁有代表全體中國人民對日本的受降權。中華民國政府在指揮和接受對日受降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上是毫無疑問的。
就中共而言，也根本不具備單獨對日受降的權利。首先，其在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就已經宣佈其政權是中華民國中央政府管轄下的「地方政府」，並為中華民國政府所接受。其軍隊亦為國民革命軍之一部，番號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和「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其次，中共在八年全面抗戰中堅持假抗戰和真擴張的陰謀抗戰策略，早已使他們在道義上和在實際上，完全喪失了自己原來所具有的，在中華民國政府及其軍事委員會指揮下的對日受降權了。
正因為如此，在日本宣佈投降之際，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為避免中共乘機叛亂，特別在他有關對日受降的命令中，「警告轄區敵軍，除接受（中國）政府指定之軍事長官的命令之外，不得向任何人投降繳械」，同時向全國各部隊發出了「應就原地駐防待命」的命令。8月11日，蔣介石還就此項命令致電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在今作戰地區境內之部隊，應接受各該戰區司令長官之管轄。」
此後，各戰區開始次第受降；10月，國民政府正式收復台灣。
但是，經過八年抗戰得以養精蓄銳的中共，早已不顧什麼道義的中共，早已將陰謀之術運用自如的中共，根本不考慮人民期盼和平的中共，已經迫不及待的準備奪取抗戰的勝利果實和與國民黨奪權了，首先就是強行奪取對日的受降權。與僅存不足二萬人馬，勢力亦不足三縣之地的1936年時相比，1943年的中共在敵後共一億八千三百萬的總人口中，已經能夠控制擁有五千四百萬人口的根據地。到1945年，中共已經在全國建立了16個根據地，中共黨員已達一百二十萬人，其軍隊也已達一百二十萬之眾，所挾人口已達一億以上。這與在十四年抗戰中傷亡了數百萬官兵、陣亡了二百餘位將官的國民黨軍隊相比，其反差之大，足以令人觸目驚心了。
8月9日夜，當延安獲悉日本投降和蘇聯對日宣戰的消息後，毛澤東在延安立即向中共軍隊發出了對日本「實行廣泛進軍」的命令。8月10日夜至8月11日下午的十八小時內，毛澤東向中共軍隊連續發出了七道命令，其用心竟是「立即發動二十萬大軍以奪取中原」。為此，毛澤東命令各地中共軍隊，要強行對日受降，強行阻撓政府軍受降，強行「佔據及破壞全國各地交通要道」，「收繳日軍武裝」，並「將反抗的中國人當漢奸處分」，同時以「中國解放區抗日軍總司令」的名義，擅自指定受降地點，命令日軍司令岡村甯次向中共軍隊投降。
而8月11日，朱德在接到蔣介石關於由政府統一籌劃受降的命令後，竟公然回電反駁，稱蔣的命令是「完全錯誤」的，甚至威脅說：「如果你不公開承認你犯的錯誤，並公開撤回你這個錯誤的命令，我便徹底反對你的命令。」其流氓嘴臉可見一斑。
8月13日，毛澤東在為新華社所寫的社論中顛倒黑白的說：「我們要向全國同胞和全世界人民宣佈：重慶統帥部，不能代表中國人民和中國真正抗日的軍隊。中國解放軍抗日軍隊在朱德總司令指揮之下，直接派遣他的代表參加四大盟國接受日本投降和軍事管理日本的權利。要不是這樣做，中國人民將認為是很不恰當的。」
正是在毛澤東的命令下，八年來養在深山、長在敵後、養精蓄銳、旨在打內戰奪江山的中共軍隊，遂如猛虎出山般開始了對受降權的瘋狂爭奪。同時，又因爭奪受降權而開始了它的「全面抗戰」和「發動內戰」。中共除於察哈爾、河北、山西、山東、蘇北等地強行對日受降以外，還曾對三萬拒絕向中共投降的日軍實行進攻、包圍和繳械，對日寇打了一場八年來從來沒有打過的「大戰和運動仗」，獲得了八年抗戰以來從未有過的「抗日戰果」。同時，華北綏遠的集寧、清水二縣為政府軍受降不過五日，即被8月12日自河北、山西一帶急行軍而來的三萬中共軍隊所攻陷。9月11日，抗日名將馬占山的東北挺進軍由綏遠進至察哈爾受降時，竟被中共軍隊圍殲三千餘人。10月17日，中共又開始調動軍隊，對歸綏的傅作義部展開包圍……獲得了八年全面抗戰以來「 專打友軍」的又一個輝煌「革命戰果」。
而在毛看來軍事地位十分重要的東北在日本投降後是否能據為己有有著重要的意義。由於當時蘇聯不僅與英美有約，由蘇聯受降東北的日軍；而且中蘇亦有約，由蘇聯支持中華民國政府赴東北接管行政。蘇聯在國際條約的限制下，既不宜立即和公開違背國際公約，又不宜立即和公開撕毀「中蘇同盟條約」。中共能否奪取東北還要看蘇聯的態度。但毛澤東大膽的進行了試探，並為將來奪取東北進行了軍事準備。
在毛8月10日至11日以延安總部名義所發出的七個命令中，其發出的第二、三、六號命令就是以「為配合蘇軍進入中國境內作戰和準備接受滿州敵偽軍投降」的名義，命令原東北呂正操部「由山西綏遠現地向察哈爾、熱河進發」，原東北軍張學詩部「由河北、察哈爾現地向熱河、遼寧進發」，原東北軍萬毅部「由山東、河北向遼寧進發」，現駐河北、熱河、遼寧邊境之李運昌部「即日向遼寧、吉林進發」，賀龍所部「由綏遠現地向北行動」，聶榮臻所部「由察哈爾、熱河現地向北行動」，現駐華北的朝鮮義勇隊司令武亭等「立即統帥所部隨同八路軍和原東北軍各部向東北進軍，並組織東北朝鮮人民解放朝鮮」。同時，毛下令派遣千餘中共幹部迅速進入東北，進行輿論上的先期宣傳。此後，中共中央又命令部分中共軍隊相機進入東北。
中共利用國民黨軍隊主力遠離中原時機，迅速攫取地盤。其搶奪抗戰勝利果實是十分驚人的。在日本投降僅兩個星期後的8月26日，毛就在其起草的對黨內通知中赤裸裸的說道：「日寇迅速投降，改變了整個形勢。蔣介石壟斷了受降權利，大城要道暫時（一個階段內）不能屬於我們。但是華北方面，我們還要力爭，凡能爭得者應用全力爭之。兩星期來，我軍收復五十九個城市和廣大鄉村，連以前所有，共有城市一百七十五個，獲得了偉大的勝利。華北方面，收復了威海衛、煙台、龍口、益都、淄川、楊柳青、畢克齊、博愛、張家口、集寧、豐城等處，我軍威鎮華北，配合蘇軍和蒙古軍進抵長城之聲勢，造成了我黨的有利地位。今後一時期內仍應繼續攻勢，以期盡可能奪取平綏線、同蒲北段、正太路、德石路、白晉路、道清路，切斷北寧、平漢、津浦、膠濟、隴海、滬寧各路，凡能控制者均控制之，哪怕暫時也好。同時以必要力量，盡量廣占鄉村和府城縣城小市鎮。例如新四軍佔領了南京、太湖、天目山之間許多縣城和江淮許多縣城，山東佔領了整個膠東半島，晉綏佔領了平綏路南北許多城市，就造成了極好的形勢。再有一時期攻勢，我黨可能控制江北、淮北、山東、河北、山西、綏遠的絕對大部分，熱察兩個全省和遼寧一部。」
此後，中共在蘇聯的默許和暗中幫助下，數十萬軍隊開入了東北。1945年10月28日，當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飛到長春與蘇軍馬林諾夫斯基元帥談判國民政府進入東北接收事宜時，馬林諾夫斯基「熱情允諾」中國政府軍於營口登陸。但是，等到返回上海的杜聿明復於11月7日率領一個軍乘美艦駛向營口港外時，非但發現蘇軍不知去向，而且發現營口海灘上滿是正在修築防禦登陸作戰工事的中共軍隊。原來蘇軍早已通知中共「接防」。杜聿明只好率軍轉赴美軍佔領的秦皇島登陸。自此，中華民國政府軍進入東北接收已經沒有希望，政府軍派駐東北的第十三和第五十二軍只好從門外打起，節節打退中共軍隊的阻擊，先攻佔山海關，後攻佔錦州，至11月下旬，才「攻入」東北接收。由於蘇軍支持中共陰謀搶佔東北和武力搶佔東北，中國的內戰實際上已經在東北公開爆發。
重慶談判和制憲國民大會--國民黨政治解決紛爭的努力
在中華民國政府和蔣介石的率領下，中國的抗日戰爭取得了勝利，但是戰後擺在國民政府面前的形勢十分嚴峻。一方面，戰爭嚴重損害了國家元氣，國家大部分地區經濟停滯，通貨膨脹嚴重，百業待興；而且國民政府內部政治腐敗，貪污現象嚴重，致使國家整個運作遲緩，喪失民心；此外，在對戰後如偽軍收編等諸多問題上欠缺周密的考慮。但更嚴重的是，另一方面，在抗戰中壯大的中共，準備乘機作亂，與國民黨爭權。
蔣介石為了避免內戰和利於戰後恢復，因此對中共一再作出了讓步。蔣介石在日本投降後，三次電邀毛澤東到重慶商談國際和國內重要問題，並一再籲請國際社會調停和幫助(比如致電斯大林)，希望中共能夠罷兵休戰，共同參預戰後的中國民主憲政建設。為了解除毛顧慮的安全問題，蔣介石還親自敦請美國大使赫爾利親赴延安陪同毛澤東同機往返重慶和延安。
毛在蘇聯的命令和國內的輿論下，不得不於1945年8月26日赴重慶談判。但毛在赴重慶前夕，繼續下達了「今後一時期內仍應繼續攻勢」的命令。可以想見，毛從未放棄奪取政權的野心，其赴重慶談判也是其政治伎倆的體現。10月10日，國共雙方在重慶簽署了《會談紀要》，也稱《雙十協定》。從達成的十二方面協議來看，關於「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和「承認國民黨、共產黨及一切黨派在法律面前同有平等合法地位」的協定條文，在事實上具有巨大的進步意義。因為上述條文於嗣後被寫進了政協會議的決議、特別是「中華民國憲法」之中，無疑是中國民主憲政建設的具體成就和重大成就，亦是一個民主國家所必須遵循的政治原則。
然而，毛在和談結束剛剛回到延安時，馬上向軍隊發出了「立即向蔣管區發動進攻」的命令，公開破壞《雙十協定》。還是他自己說得好：「這一次我們去得好，擊破了國民黨說共產黨不要和平、不要團結的謠言。」這才是毛的真心話，因為他要欺騙國人的目地達到了。可見，中共對於戰後中國民主憲政的阻撓和破壞，實是從破壞《雙十協定》始。
在中共進行叛亂之時，受蒙蔽的美國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對民國政府施加壓力，要求遷就中共，並派馬歇爾以調停人身份來華。
雙十協定簽署後不久，1946年1月10日在重慶召開了包括中共和各民主黨派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同時應馬歇爾之要求發佈停戰命令。這對於從不曾放棄奪取天下的毛和中共來說只不過又是一場「 政治秀」。其目地一仍然是要消彌國民黨說共產黨不要和平、只要內戰的「謠言」，二是，政治協商會議前後，正值中共搶佔東北和必須鞏固東北之時，毛澤東和中共需要時間來穩定他們剛剛搶奪到手的東北根據地。正如毛在政治協商會議召開前夕，即1945年12月28日，為中共中央起草了對東北局的指示信。該信指示說：「我黨現時在東北的根本任務，是建立根據地，是在東滿、北滿、西滿建立鞏固的軍事政治的根據地。」「建立這種根據地不是輕而易舉的事，必須經過艱苦奮鬥。建立這種根據地的時間需要三四年。但是在一九四六年內，必須完成初步的可靠的創建工作。否則，我們就有可能站不住腳。」由是可知，中共參加政協會議是假，而建立鞏固的東北軍事政治根據地才是真。也就是說，中共有心參預戰後中國民主憲政建設是假，而積極和堅定不移破壞憲政和發動內戰是真。
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會議不僅達成了諸項完全有利於戰後中國民主憲政建設的協議，而且提出了「用政治方法解決政治糾紛和禁止一切黨派在軍隊裡有公開或秘密黨團活動」的條款，議定了「關於軍隊整編及統編中共軍隊為國軍之基本方案」，成立了以馬歇爾為主、和以張群及周恩來為輔的「軍事調停小組」，拿出了整軍方案，達成了停火協定。顯然，這對於解決戰後各派政治力量間，特別是政府和中共之間的政治問題和軍事問題，消彌內戰和推進民主憲政的進程，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政協會議召開後，國民黨軍隊嚴格執行了停戰命令，而中共軍隊則乘機攻城掠地，以擴大其佔領區。馬歇爾在華一年，如此停戰者三次。每次馬歇爾都以停止軍事援助加以威脅，使國軍所有美式武器皆如廢物；而蘇聯則將從東北百萬日軍所獲得武器給了中共軍隊，國共實力消長之間，形勢已大異。
但是，由於上述一切不可能適應中共建立鞏固的東北軍事政治根據地以發動內戰打天下的需要，所以，政治協商會議尚未結束，中共就為了建立和鞏固它的東北軍事根據地，而於1946年1月26日單方面提出了四條要求。其中關鍵的兩條，一是第三條：要求政府承認並整編剛剛偽裝搶佔東北的十數萬中共軍隊──即改名換姓的「東北民主聯軍」。二是第四條，要求政府承認剛剛由他們搶佔東北才建立的中共根據地「自治政府」為合法的地方政府。上述無理要求自然遭到了民國政府的拒絕。因此，中共很快將剛剛召開的政協會議和它的「和平建國綱領」扔到了一邊，為建立和鞏固他們的東北根據地而立即發動攻勢，大打出手，並於3月中旬陷四平、下長春，奪取了哈爾濱和齊齊哈爾。這個真正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中共於東北發動的大規模內戰中結束了。
至此，中共假和談，真內戰的嘴臉暴露無遺。
不過，也有一種觀點認為國民黨與中共和談也是假，是為了贏得軍隊轉移的時間，中共先發制人也沒有錯。依照個人看法，蔣介石為人民計，為國家計，在戰後本意是希望避免內戰的，因此對中共的種種作法一忍再忍。
而最能說明蔣介石真誠希望避免內戰的，是戰後立即開始的民主憲政建設。雖然中共在中國政治協商會議之後，繼續大規模侵佔東北和華北，但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為了避免內戰對中共採取了一條「和平未到最後絕望時期，仍不放棄和平」的抗日式決策。其根本目地，固然是在於結束訓政，走向憲政，還政於民，以完成民主建國的歷史性目標，同時，亦在相當程度上，表現了他期待中共參預戰後中國民主憲政建設的願望，更希望借此來避免內戰的發生和擴大。
1946年5月5日中華民國政府召開首次「制憲國民代表大會」。然而，此時，由於中共在東北的內戰中打得「順手」，所以，它便要求於國民大會召開前就按照它的意願先改組政府，後召開「國大」，並且沒有達到滿足就拒不交出代表名單。由是，國民政府只好將制憲國民大會延期半年。不過，大會終於在11月15日舉行，12月25日制憲完成。1947年1月1日，正式公佈憲法；定1947年12月25日為憲法實行日期，中華民國正式進入基於三民主義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憲政時期。全國開始致力於實行憲政。
可見，正是因為中共假和談而真心發動內戰，中華國民政府和國民黨為避免內戰所付諸的努力都付之東流。中華大地上烽煙再起─一場由中共挑起的內戰爆發了。中國老百姓再次陷入戰火的蹂躪中。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9月2日，在東京灣的美國軍艦密蘇里號上，日本代表在投降書上簽字。中華民國政府亦派代表出席了日本投降儀式，並在其投降書上簽了字。
根據盟軍最高統帥美國將軍麥克阿瑟所劃受降地區的規定，中國戰區受降範圍為中華民國、中國台灣和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中國東北由蘇俄受降。因為中華民國是全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而且正是在中華民國政府領導下，中國人民進行了十四年堅苦卓絕的對日持久抗戰，為抗戰付出了重大的犧牲，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因此，只有中華民國政府才有對日受降權和對日受降的指揮權。凡屬於中華民國的任何地方政府和軍隊，均只能在中華民國政府的統一指揮下才擁有對日受降的權力。因此，中華民國政府及其所隸屬的抗日軍隊不僅在名義上，而且在實際上，擁有代表全體中國人民對日本的受降權。中華民國政府在指揮和接受對日受降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上是毫無疑問的。
就中共而言，也根本不具備單獨對日受降的權利。首先，其在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就已經宣佈其政權是中華民國中央政府管轄下的「地方政府」，並為中華民國政府所接受。其軍隊亦為國民革命軍之一部，番號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和「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其次，中共在八年全面抗戰中堅持假抗戰和真擴張的陰謀抗戰策略，早已使他們在道義上和在實際上，完全喪失了自己原來所具有的，在中華民國政府及其軍事委員會指揮下的對日受降權了。
正因為如此，在日本宣佈投降之際，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為避免中共乘機叛亂，特別在他有關對日受降的命令中，「警告轄區敵軍，除接受（中國）政府指定之軍事長官的命令之外，不得向任何人投降繳械」，同時向全國各部隊發出了「應就原地駐防待命」的命令。8月11日，蔣介石還就此項命令致電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在今作戰地區境內之部隊，應接受各該戰區司令長官之管轄。」
此後，各戰區開始次第受降；10月，國民政府正式收復台灣。
但是，經過八年抗戰得以養精蓄銳的中共，早已不顧什麼道義的中共，早已將陰謀之術運用自如的中共，根本不考慮人民期盼和平的中共，已經迫不及待的準備奪取抗戰的勝利果實和與國民黨奪權了，首先就是強行奪取對日的受降權。與僅存不足二萬人馬，勢力亦不足三縣之地的1936年時相比，1943年的中共在敵後共一億八千三百萬的總人口中，已經能夠控制擁有五千四百萬人口的根據地。到1945年，中共已經在全國建立了16個根據地，中共黨員已達一百二十萬人，其軍隊也已達一百二十萬之眾，所挾人口已達一億以上。這與在十四年抗戰中傷亡了數百萬官兵、陣亡了二百餘位將官的國民黨軍隊相比，其反差之大，足以令人觸目驚心了。
8月9日夜，當延安獲悉日本投降和蘇聯對日宣戰的消息後，毛澤東在延安立即向中共軍隊發出了對日本「實行廣泛進軍」的命令。8月10日夜至8月11日下午的十八小時內，毛澤東向中共軍隊連續發出了七道命令，其用心竟是「立即發動二十萬大軍以奪取中原」。為此，毛澤東命令各地中共軍隊，要強行對日受降，強行阻撓政府軍受降，強行「佔據及破壞全國各地交通要道」，「收繳日軍武裝」，並「將反抗的中國人當漢奸處分」，同時以「中國解放區抗日軍總司令」的名義，擅自指定受降地點，命令日軍司令岡村甯次向中共軍隊投降。
而8月11日，朱德在接到蔣介石關於由政府統一籌劃受降的命令後，竟公然回電反駁，稱蔣的命令是「完全錯誤」的，甚至威脅說：「如果你不公開承認你犯的錯誤，並公開撤回你這個錯誤的命令，我便徹底反對你的命令。」其流氓嘴臉可見一斑。
8月13日，毛澤東在為新華社所寫的社論中顛倒黑白的說：「我們要向全國同胞和全世界人民宣佈：重慶統帥部，不能代表中國人民和中國真正抗日的軍隊。中國解放軍抗日軍隊在朱德總司令指揮之下，直接派遣他的代表參加四大盟國接受日本投降和軍事管理日本的權利。要不是這樣做，中國人民將認為是很不恰當的。」
正是在毛澤東的命令下，八年來養在深山、長在敵後、養精蓄銳、旨在打內戰奪江山的中共軍隊，遂如猛虎出山般開始了對受降權的瘋狂爭奪。同時，又因爭奪受降權而開始了它的「全面抗戰」和「發動內戰」。中共除於察哈爾、河北、山西、山東、蘇北等地強行對日受降以外，還曾對三萬拒絕向中共投降的日軍實行進攻、包圍和繳械，對日寇打了一場八年來從來沒有打過的「大戰和運動仗」，獲得了八年抗戰以來從未有過的「抗日戰果」。同時，華北綏遠的集寧、清水二縣為政府軍受降不過五日，即被8月12日自河北、山西一帶急行軍而來的三萬中共軍隊所攻陷。9月11日，抗日名將馬占山的東北挺進軍由綏遠進至察哈爾受降時，竟被中共軍隊圍殲三千餘人。10月17日，中共又開始調動軍隊，對歸綏的傅作義部展開包圍……獲得了八年全面抗戰以來「 專打友軍」的又一個輝煌「革命戰果」。
而在毛看來軍事地位十分重要的東北在日本投降後是否能據為己有有著重要的意義。由於當時蘇聯不僅與英美有約，由蘇聯受降東北的日軍；而且中蘇亦有約，由蘇聯支持中華民國政府赴東北接管行政。蘇聯在國際條約的限制下，既不宜立即和公開違背國際公約，又不宜立即和公開撕毀「中蘇同盟條約」。中共能否奪取東北還要看蘇聯的態度。但毛澤東大膽的進行了試探，並為將來奪取東北進行了軍事準備。
在毛8月10日至11日以延安總部名義所發出的七個命令中，其發出的第二、三、六號命令就是以「為配合蘇軍進入中國境內作戰和準備接受滿州敵偽軍投降」的名義，命令原東北呂正操部「由山西綏遠現地向察哈爾、熱河進發」，原東北軍張學詩部「由河北、察哈爾現地向熱河、遼寧進發」，原東北軍萬毅部「由山東、河北向遼寧進發」，現駐河北、熱河、遼寧邊境之李運昌部「即日向遼寧、吉林進發」，賀龍所部「由綏遠現地向北行動」，聶榮臻所部「由察哈爾、熱河現地向北行動」，現駐華北的朝鮮義勇隊司令武亭等「立即統帥所部隨同八路軍和原東北軍各部向東北進軍，並組織東北朝鮮人民解放朝鮮」。同時，毛下令派遣千餘中共幹部迅速進入東北，進行輿論上的先期宣傳。此後，中共中央又命令部分中共軍隊相機進入東北。
中共利用國民黨軍隊主力遠離中原時機，迅速攫取地盤。其搶奪抗戰勝利果實是十分驚人的。在日本投降僅兩個星期後的8月26日，毛就在其起草的對黨內通知中赤裸裸的說道：「日寇迅速投降，改變了整個形勢。蔣介石壟斷了受降權利，大城要道暫時（一個階段內）不能屬於我們。但是華北方面，我們還要力爭，凡能爭得者應用全力爭之。兩星期來，我軍收復五十九個城市和廣大鄉村，連以前所有，共有城市一百七十五個，獲得了偉大的勝利。華北方面，收復了威海衛、煙台、龍口、益都、淄川、楊柳青、畢克齊、博愛、張家口、集寧、豐城等處，我軍威鎮華北，配合蘇軍和蒙古軍進抵長城之聲勢，造成了我黨的有利地位。今後一時期內仍應繼續攻勢，以期盡可能奪取平綏線、同蒲北段、正太路、德石路、白晉路、道清路，切斷北寧、平漢、津浦、膠濟、隴海、滬寧各路，凡能控制者均控制之，哪怕暫時也好。同時以必要力量，盡量廣占鄉村和府城縣城小市鎮。例如新四軍佔領了南京、太湖、天目山之間許多縣城和江淮許多縣城，山東佔領了整個膠東半島，晉綏佔領了平綏路南北許多城市，就造成了極好的形勢。再有一時期攻勢，我黨可能控制江北、淮北、山東、河北、山西、綏遠的絕對大部分，熱察兩個全省和遼寧一部。」
此後，中共在蘇聯的默許和暗中幫助下，數十萬軍隊開入了東北。1945年10月28日，當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飛到長春與蘇軍馬林諾夫斯基元帥談判國民政府進入東北接收事宜時，馬林諾夫斯基「熱情允諾」中國政府軍於營口登陸。但是，等到返回上海的杜聿明復於11月7日率領一個軍乘美艦駛向營口港外時，非但發現蘇軍不知去向，而且發現營口海灘上滿是正在修築防禦登陸作戰工事的中共軍隊。原來蘇軍早已通知中共「接防」。杜聿明只好率軍轉赴美軍佔領的秦皇島登陸。自此，中華民國政府軍進入東北接收已經沒有希望，政府軍派駐東北的第十三和第五十二軍只好從門外打起，節節打退中共軍隊的阻擊，先攻佔山海關，後攻佔錦州，至11月下旬，才「攻入」東北接收。由於蘇軍支持中共陰謀搶佔東北和武力搶佔東北，中國的內戰實際上已經在東北公開爆發。
重慶談判和制憲國民大會--國民黨政治解決紛爭的努力
在中華民國政府和蔣介石的率領下，中國的抗日戰爭取得了勝利，但是戰後擺在國民政府面前的形勢十分嚴峻。一方面，戰爭嚴重損害了國家元氣，國家大部分地區經濟停滯，通貨膨脹嚴重，百業待興；而且國民政府內部政治腐敗，貪污現象嚴重，致使國家整個運作遲緩，喪失民心；此外，在對戰後如偽軍收編等諸多問題上欠缺周密的考慮。但更嚴重的是，另一方面，在抗戰中壯大的中共，準備乘機作亂，與國民黨爭權。
蔣介石為了避免內戰和利於戰後恢復，因此對中共一再作出了讓步。蔣介石在日本投降後，三次電邀毛澤東到重慶商談國際和國內重要問題，並一再籲請國際社會調停和幫助(比如致電斯大林)，希望中共能夠罷兵休戰，共同參預戰後的中國民主憲政建設。為了解除毛顧慮的安全問題，蔣介石還親自敦請美國大使赫爾利親赴延安陪同毛澤東同機往返重慶和延安。
毛在蘇聯的命令和國內的輿論下，不得不於1945年8月26日赴重慶談判。但毛在赴重慶前夕，繼續下達了「今後一時期內仍應繼續攻勢」的命令。可以想見，毛從未放棄奪取政權的野心，其赴重慶談判也是其政治伎倆的體現。10月10日，國共雙方在重慶簽署了《會談紀要》，也稱《雙十協定》。從達成的十二方面協議來看，關於「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和「承認國民黨、共產黨及一切黨派在法律面前同有平等合法地位」的協定條文，在事實上具有巨大的進步意義。因為上述條文於嗣後被寫進了政協會議的決議、特別是「中華民國憲法」之中，無疑是中國民主憲政建設的具體成就和重大成就，亦是一個民主國家所必須遵循的政治原則。
然而，毛在和談結束剛剛回到延安時，馬上向軍隊發出了「立即向蔣管區發動進攻」的命令，公開破壞《雙十協定》。還是他自己說得好：「這一次我們去得好，擊破了國民黨說共產黨不要和平、不要團結的謠言。」這才是毛的真心話，因為他要欺騙國人的目地達到了。可見，中共對於戰後中國民主憲政的阻撓和破壞，實是從破壞《雙十協定》始。
在中共進行叛亂之時，受蒙蔽的美國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對民國政府施加壓力，要求遷就中共，並派馬歇爾以調停人身份來華。
雙十協定簽署後不久，1946年1月10日在重慶召開了包括中共和各民主黨派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同時應馬歇爾之要求發佈停戰命令。這對於從不曾放棄奪取天下的毛和中共來說只不過又是一場「 政治秀」。其目地一仍然是要消彌國民黨說共產黨不要和平、只要內戰的「謠言」，二是，政治協商會議前後，正值中共搶佔東北和必須鞏固東北之時，毛澤東和中共需要時間來穩定他們剛剛搶奪到手的東北根據地。正如毛在政治協商會議召開前夕，即1945年12月28日，為中共中央起草了對東北局的指示信。該信指示說：「我黨現時在東北的根本任務，是建立根據地，是在東滿、北滿、西滿建立鞏固的軍事政治的根據地。」「建立這種根據地不是輕而易舉的事，必須經過艱苦奮鬥。建立這種根據地的時間需要三四年。但是在一九四六年內，必須完成初步的可靠的創建工作。否則，我們就有可能站不住腳。」由是可知，中共參加政協會議是假，而建立鞏固的東北軍事政治根據地才是真。也就是說，中共有心參預戰後中國民主憲政建設是假，而積極和堅定不移破壞憲政和發動內戰是真。
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會議不僅達成了諸項完全有利於戰後中國民主憲政建設的協議，而且提出了「用政治方法解決政治糾紛和禁止一切黨派在軍隊裡有公開或秘密黨團活動」的條款，議定了「關於軍隊整編及統編中共軍隊為國軍之基本方案」，成立了以馬歇爾為主、和以張群及周恩來為輔的「軍事調停小組」，拿出了整軍方案，達成了停火協定。顯然，這對於解決戰後各派政治力量間，特別是政府和中共之間的政治問題和軍事問題，消彌內戰和推進民主憲政的進程，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政協會議召開後，國民黨軍隊嚴格執行了停戰命令，而中共軍隊則乘機攻城掠地，以擴大其佔領區。馬歇爾在華一年，如此停戰者三次。每次馬歇爾都以停止軍事援助加以威脅，使國軍所有美式武器皆如廢物；而蘇聯則將從東北百萬日軍所獲得武器給了中共軍隊，國共實力消長之間，形勢已大異。
但是，由於上述一切不可能適應中共建立鞏固的東北軍事政治根據地以發動內戰打天下的需要，所以，政治協商會議尚未結束，中共就為了建立和鞏固它的東北軍事根據地，而於1946年1月26日單方面提出了四條要求。其中關鍵的兩條，一是第三條：要求政府承認並整編剛剛偽裝搶佔東北的十數萬中共軍隊──即改名換姓的「東北民主聯軍」。二是第四條，要求政府承認剛剛由他們搶佔東北才建立的中共根據地「自治政府」為合法的地方政府。上述無理要求自然遭到了民國政府的拒絕。因此，中共很快將剛剛召開的政協會議和它的「和平建國綱領」扔到了一邊，為建立和鞏固他們的東北根據地而立即發動攻勢，大打出手，並於3月中旬陷四平、下長春，奪取了哈爾濱和齊齊哈爾。這個真正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中共於東北發動的大規模內戰中結束了。
至此，中共假和談，真內戰的嘴臉暴露無遺。
不過，也有一種觀點認為國民黨與中共和談也是假，是為了贏得軍隊轉移的時間，中共先發制人也沒有錯。依照個人看法，蔣介石為人民計，為國家計，在戰後本意是希望避免內戰的，因此對中共的種種作法一忍再忍。
而最能說明蔣介石真誠希望避免內戰的，是戰後立即開始的民主憲政建設。雖然中共在中國政治協商會議之後，繼續大規模侵佔東北和華北，但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為了避免內戰對中共採取了一條「和平未到最後絕望時期，仍不放棄和平」的抗日式決策。其根本目地，固然是在於結束訓政，走向憲政，還政於民，以完成民主建國的歷史性目標，同時，亦在相當程度上，表現了他期待中共參預戰後中國民主憲政建設的願望，更希望借此來避免內戰的發生和擴大。
1946年5月5日中華民國政府召開首次「制憲國民代表大會」。然而，此時，由於中共在東北的內戰中打得「順手」，所以，它便要求於國民大會召開前就按照它的意願先改組政府，後召開「國大」，並且沒有達到滿足就拒不交出代表名單。由是，國民政府只好將制憲國民大會延期半年。不過，大會終於在11月15日舉行，12月25日制憲完成。1947年1月1日，正式公佈憲法；定1947年12月25日為憲法實行日期，中華民國正式進入基於三民主義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憲政時期。全國開始致力於實行憲政。
可見，正是因為中共假和談而真心發動內戰，中華國民政府和國民黨為避免內戰所付諸的努力都付之東流。中華大地上烽煙再起─一場由中共挑起的內戰爆發了。中國老百姓再次陷入戰火的蹂躪中。
2006年8月28日星期一
歷史真貌─命運多舛的時代 中華民國(大陸時期)(二十)
中華民國政府在艱苦抗戰中的民主建國成就
自1931年「九一八」日本侵佔我國東三省，至1945年「八一五」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其間十四年，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了可歌可泣的長期英勇抗戰。但是，中華民國政府在艱苦的抗戰中，也始終沒有忘記推進國家的民主的各方面建設。
早在1937年7月全面抗戰爆發前，國民黨就在外患內憂中開始實行訓政，並籌備憲政，並於1936年5月5日公佈了「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組織選舉「制憲國民大會代表」。可以相信的是，如果沒有日本的侵略，沒有全面抗戰的爆發，那麼制憲國民大會的召開，中華民國憲法的制定，和從訓政走向憲政、實現還政於民的民主進程，誠然是可以想像和預見的。
雖然全面抗戰的爆發，阻擋了訓政的進程，阻礙了憲政的準備，破壞了國家經濟的發展，製造了教育、文化等各個方面建設的困難，但是，遷都西南的中華民國政府，繼續堅持民主建國的理念，積極推進戰時民主政治的建設，努力發展大後方經濟，刻苦加強戰時的教育和文化建設。
戰時民主政治的建設成就
1938年7月，武漢戰役剛剛打響，中華民國政府即已邀請全國各黨派重要領袖（包括中共）和全國各界名流學者，於漢口組織國民參政會 ── 作為戰時最高民意機關參加抗戰救國和抗戰建國的工作。國民參政會組成人員共二百名，國民黨佔八十名，各黨派領袖佔五十名，無黨派人士佔七十名以上。國民參政會對於在戰時準備制憲國民大會的召開，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
1939年9月9日至9月18日，國民參政會於重慶召開一屆四次會議時，已決請政府明令定期召開「制憲國民大會」，制定憲法，結束黨治，實行憲政，並由議長蔣介石指定參政會若干組成人員，組織了憲政期成會。憲政期成會於1939年9月成立的當天，即在它召開的第一次會議上已決請國民政府早日頒布召開國民大會，公佈憲法及憲政實施之明令。1939年10月，國民黨五屆六中全會遂決於1940年11月12日召開制憲國民大會，恢復因抗戰停頓的國民代表選舉工作，並決議於重慶建造「國民大會堂」。後因戰事吃緊，無法召集，乃於1940年9月15日宣佈延期召開國大，其它準備工作照常進行。1940年12月12日國民政府頒布「國民大會籌備組織條例」。28日重慶「國民大會堂」竣工。但因大會堂於1941年8月9日被日機炸毀，加之1942年日本對西南攻勢凌厲，國籌會只能停止辦公。鑒於戰禍不止和國民大會無以召開的現實，1943年9月8日，國民黨五屆十一中全會乃宣佈戰爭結束後一年召開制憲國民大會，制定和頒布憲法。此一宣佈後來成為事實。
其間，國民黨中央和國民參政會，還曾合組憲政實施協進會，協調各黨各派各方人士推動憲政的準備工作，召開常委會十一次，直至一九四六年制憲國大準備就緒，方才休會。
在八年全面抗戰期間，中華民國政府和國民黨非但沒有強化訓政時期革命政府的統治權，相反，為了在戰時推行憲政和準備憲政，卻逐步開放黨禁，允許各黨派參政，包括進行了十年叛亂和叛國的中共和在訓政期間曾因創建國家社會黨而被捕過的張君勱、張東蓀等。於是各種黨派應運而生，多黨政治漸趨成形。這就為戰後制憲國民大會和行憲國民大會的相繼召開，以及推動多黨民主政治逐漸打下了基礎。這對於一個正在戮力抗戰，亟須統一軍事、思想和政治的時代，誠然是不可想像的。較之中共至今絕不允許人民有任何集會、結社與組黨的自由，其兩個政黨和兩個政權之完全不同的性質因此而涇渭分明。
在抗戰八年間，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繼承和發揚了訓政時期給予人民以相當廣泛之思想、言論和出版自由的民主做法，從而使得抗戰時期的國民能言其所欲言，以助政府和國民黨抗戰，以責政府和國民黨之不當。連對心蓄顛覆政府之志，矢志要奪權篡國的中共，中華民國政府和國民黨亦在中共偽裝提出「四項保證」之後，釋放了親共派人士，即為中共一黨圖存而不顧整個國家危亡的沈鈞儒等七人，以及中共領袖陳獨秀，允許中共在重慶發行《新華日報》，開辦書店。據1942年統計，僅僅在重慶的民營出版機構就有一百三十多家。圖書出版量迅速增加。
中國的出版事業繼在上海和戰時的武漢出現繁榮時代之後，在抗戰時代的重慶竟進一步得到了巨大發展。顯然，這樣的思想與出版自由，對於一個正在堅持艱苦抗戰、日日血濺中華的戰爭時期來說，實在是不能想像的。它較之中共在大陸奪取政權以後，於絕對和平時期竟能全面廢除人民原已享有的思想、言論、新聞和出版自由，實有天壤之別。
戰時國家經濟建設成就
全面抗戰八年間，由中華民國政府所領導的經濟建設，在蔣介石提出的「沒有國防，就沒有國家……我們一切政策，一切實施，都要以國防為中心，一切利害和是非，都要根據國防來判斷」的總決策下，戰時的工業、交通、貿易、農業，均有發展，從而在經濟上對持久抗戰作了保證。
一、工業建設。據大陸1993年出版的《國民政府重慶陪都史》一書稱：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有計劃、有步驟的將一大批重要的工礦企業遷入了以重慶為中心的大後方，一批批愛國的工商業者、科學家和實業家們，在「救亡圖存」、「實業救國」的激勵下，不遠萬里撤廠內遷。據統計，截止1940年6月，遷入大後方四川的民營企業已達二百五十家，技術人員達萬名以上。國內大型鋼鐵企業亦從上海或武漢絡繹遷入……此後從長江的唐家沱到大渡口，沿著嘉陵江北到磁器口、童家橋，由川黔公路南達纂江佈滿了大大小小的工廠。以重慶為中心，在合川、長壽、江津等地構成了中國抗戰的「金三角」，建成了包括礦業、冶金、機器製造、化工、建材、紡織、造船、電器、日用百貨、麵粉、食品加工，以及屬於軍工系統的飛機製造、光學儀器、機械、皮革等在內的，門類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其中，民營資本約佔大後方資本總額的百分之八十二點五……與戰前的大後方工業相比較，不僅工廠總數、資本總額、工人人數大大增加，而且工業門類的配置、產品數量和地域分佈都有明顯的發展。
二、交通建設。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借助它在太平洋戰爭初期的勝利，迅速切斷了國民政府的國際交通。1942年，中國西南方面的滇越、滇緬公路和西北方面聯繫中蘇的甘新公路先後受阻，香港的淪陷又使中國政府失去了重要的中轉據點，日本更是叫囂「封閉滇緬公路，不使通過它對蔣政權作軍事上、經濟上的援助」。此後，在中、美、英等國軍民的艱苦勞動下，中印公路於1945年1月建成使用。這條從印度加爾各答到中國昆明長達一千八百英里的陸路交通，加強了中華民國政府與國際反法西斯戰線的聯繫，為盟國軍隊反攻日本提供了條件。此外，中印航線的開航和數條國際無線電路的開通，不僅創造了世界空運史的紀錄，而且對國民政府持久抗戰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需要，起到了重大作用，做出了重要貢獻。
三、貿易建設。據中國大陸版的《陪都史》稱：抗戰全面爆發後，因國內運輸阻滯，內地傳統輸出品難以到達上海等沿海口岸，中國的外貿額急劇下降，上海外貿額減少一半左右……1937年9月，國民政府財政部提出《增進生產調整貿易大綱》，決以重要外貿政策如：為應付對英、美、蘇諸國易貨償債起見，對部分產品實行統購統銷；為集中外匯，商人須依照政府規定匯率向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售結；為削弱日軍作戰，於1938年10月公佈禁運資敵物品條例等。由是，1938至1941年間出口總值達一萬一千五百七十萬美圓，其中國營外銷系統的出口值竟達八千六百四十萬美圓……其對於指定外銷農產品得以輸出，維持國民政府之債權，換取抗戰建國之急需物資方面，作用不可低估。
四、科技建設。據中國大陸版的《陪都史》稱：國民政府的戰時科技政策，以抗戰建國基本方針為其指導思想，即：「對於科學知識之追求，科學技術之深造，科學教育之普及，必須於抗戰中集中精神，積極推進，以促成我中華民國之現代化和工業化……」1943年4月國民政府教育部長朱家驊曾說：「……總體看來，戰時中國科學技術在應用技術方面進步最快……」當時工礦企業還獲得大小發明三百餘件和專利五百餘件。尤其值得稱道的是，化學家侯德榜潛心研究制鹼技術，於一九三九年首先提出了聯合制鹼法的連續過程，並相繼完成工藝設計，使之實際投產，對純鹼和氮肥工業作出了貢獻。「侯氏制鹼法」是對西方長達半個世紀的蘇德維法及蔡安法傳統工藝的重大突破，是艱苦抗戰時期科學進步的一朵奇芭。此外，在基礎理論的研究方面，吳大猷關於《多元分子振動光譜與結構》的研究，馬士俊的《原子核及宇宙線之同予理論》，蘇步青的《曲線影射研究》，鍾明來對《幾率論》與《數論》的貢獻，李四光對南嶺地段地質構造的研究，丁毅對四川纂江鐵礦的新考察，馮景蘭對於川康大銅礦的《紀要》，王恆明發明的《浮游選礦劑》，馬延英關於《珊瑚層的生長斷定古代氣候的分析》，四川大學教授方文培的《峨嵋植物圖志》等，都是抗戰時期科學研究的重要成就。
五、戰時農業建設。1989年，日本「中國現代史研究會」出版了《抗日戰爭與中國民眾》一書。該書稱：「重慶政府堅持抗戰，其物質基礎是經濟力量的發展。它實現低息長期貸款政策，大量投資於國家建設，使工業生產持續增長。對農業主要也進行積極的貸款，興辦水利、灌溉、開墾等工程，擴大耕地面積，維持了抗戰的基礎……從抗日的角度來看，重慶政府的經濟政策不是失敗，而是成功的。」
歷史的事實是：1941年12月，蔣介石曾向國民黨五屆九中全會提交了「土地政策戰時實施綱要」，提出了十條綱領，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第三、第四和第五條：私有土地應由所有人申報地價，照價納稅，稅率起點為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累進至百分之五；為實施戰時之經濟建設或公共設施之需要，得隨時依照規定之報價徵收私有土地，其地價之一部分，並由國家發行之土地債券償付之；私有土地之出租者，其地租一樣不能超過報定地價之百分之十；確立農地以歸農民自耕為原則……
綱要還對「農地以歸農民自耕為原則」作了進一步闡述，指出在此原則下，「嗣後農地所有權之轉移，其承受人均以能自為耕作之人民為限。不依照前項轉移之農地，或非自耕農之土地，政府得收買之，而轉售於佃農，予以較長之年限，分年攤還地價」。由是，抗戰期間國民政府「扶植自耕農」之原則得以確立。
據大陸版的《陪都史》稱：「戰時後方如重慶北培等扶植自耕農實驗區的建立，已基本上改變了原有的土地關係。朝陽鎮第十九保的九十戶農民當中有七十戶被扶植為自耕農。如一自耕農所言：『扶植自耕農，這是政府對我們所做的最重大的一件事，現在政府無論叫我們做什麼，我們也不會推辭的。』」可以設想的是，如果抗戰勝利後沒有中共在戰爭的廢墟上為奪取政權所迅疾挑起的那一場殘酷內戰，中國大陸的土地改革勢將與同時期的台灣一樣，也能夠走上一條「非殺人以奪地」和「非強迫自耕農為黨耕奴」之正確的土地改革道路。因為國民政府在抗戰時期和內戰失敗退守的歲月裡，在土地問題上都能做到的事情，在真正的和平建設時期，也就一定能夠做得到了。孫中山「平均地權」的理想，也就一定能夠實現。
戰時教育文化建設
抗戰時期值得大書特書的是教育文化建設。它一方面體現了中華民國政府對教育的一貫重視，即便是於烽火國中的戰爭歲月，非但不稍挫之，甚至尤有發展。另一方面，則證明了在人民享有思想和出版自由的時代，即便是在血濺中華的戰爭年代，我國文化的發展，亦非但沒有斷裂，更沒有被毀滅，甚至反而創造了非常的繁榮局面。較之中共奪取政權後踐踏教育，毀滅文化，甚至竟能為一黨之內訌，便能取消高等教育和破壞中、小學教育達十數年之久，形成了鮮明的歷史對照。
七七事變爆發後，蔣介石忍痛免去自己的得力助手陳立夫的所有職務，專任教育部長之職，以解決抗戰期間青少年就學受教育的大問題。
陳立夫一上任，立即招收淪落流亡街頭之淪陷區教師和青年學生，成立戰時流亡中學。如國立一中在河南晰川縣上集鎮、國立五中在甘肅天水成立，並責令各省流亡政府的教育廳成立流亡小學和中學。同中共掌權後對中國人民施行的恐怖鎮壓性勞動教養不同的是，國民政府教育部所施行的，乃是將流浪學生收容起來、接受正規教育並養育起來給飯吃。
陳立夫在抗日戰爭八年中任教育部長七年之久，不但使成千上萬的流亡青年免於凍餒，而且也為國家培養出不少人才。據說在成才者中諾貝爾獎獲得者、物理學家李政道先生，也是抗日戰爭時期的流亡學生。
中國大陸出版的《培都史》中亦著重指出的是：抗戰爆發後，為了保存我國的教育文化事業，大批的高等教育和科學文化教育機構，完成了向大西南地區的戰時內遷，全國百分之三十四的高等學校彙集於重慶。據當時我國著名社會學家孫定文先生的統計，抗戰期間，中國的知識份子當中，「高級知識份子中十分之九以上西遷；中級知識份子中十分之五以上西遷，低級知識份子中十分之三以上西遷」，從而完成了中國文化教育中心由東向西的戰略大轉移，成為中國歷史上為保存民族文化國脈的第四次文化教育大遷徙。該書還稱：「抗戰時期統一高等院校教學、管理的各項制度規範，標誌著傳入中國幾十年的近代高等教育，由初期的無計劃放任狀態，轉入統一組織與規劃，從而進入與中國抗戰建國的實際需要相結合的階段……以陳立夫為首的教育當局，對戰時教育體制所進行的一系列措施，有力地克服了戰爭給教育所帶來的危機，為抗戰時期正規教育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其次，抗戰時期由於人民擁有充分的思想、言論和出版自由，是故，文化的發展也就伴隨著抗戰救國和抗戰建國的激情，呈現出多姿多彩的蓬勃景象。據該書稱：「……美術大師群集陪都，戲劇創作疊呈高潮，電影事業空前繁榮……。」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隨著港、澳及南洋等地的相繼淪陷，「數月以來，上述各地歸國文化人，且數千人」。同時，「為了搶救淪陷區內的廣大文化知名人士，國民政府的官方機構，軍事部門，及地方人士，如張發奎、杜月笙、戴雨農等均做了大量的救援搶救工作……到1942年7月，港、滬、南洋各地的文化人士，還在陸續內移中」。「政府方面，亦於今年（指1942年），又特撥專款，辦理此項招待和安置工作事宜，除沿途妥為內移的文化人士照料外，並在重慶等地設立招待所，又代為安插工作，期以人盡其才，給每一個文化界的人士以歸國服務的機會」。據統計，1943年重慶的全國性文藝團體就有三十五個。全國作家三百七十七人中就有一百二十一人集中於重慶。彼時，文學、戲劇、話劇、美術等均為抗戰而創作，又在為抗戰而創作之中，產生了大量的文藝刊物和優秀的文藝作品。各種文藝叢書的出版，更予各類創作帶來了大量的出版陣地；數度霧都公演，尤給話劇的演出和興盛帶來了發展的大好時機。只需稍稍比較一下，1949年後中共對於文化和文化人之再三、再四的圍剿和迫害，回顧一下中共於國家和平建設階段，數度大興文字獄以摧殘文化、逼殺文人的行徑，兩個黨和兩個政府的德行和本相，又何需論之與辯之。
思想的自由，國家的重視，自然亦帶來了抗戰時期社會科學研究的興盛局面。「各種學術，不但沒有退步，而且有長足進步」。當時，僅重慶就有全國性民間學術團體一百四十一個。朱光潛的《詩論》，馮友蘭的《新理學》，湯用彤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陳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劉節的《中國古代宗族移植史》等均成一時之響。
簡評中華民國政府在艱苦抗戰中的建國成就
中華民國在長期艱苦抗戰中的取得的方方面面的成就，足以讓自詡為是人民的政黨的中共汗顏，足以讓大陸人民清醒中共到底是什麼貨色了。
自1931年「九一八」日本侵佔我國東三省，至1945年「八一五」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其間十四年，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了可歌可泣的長期英勇抗戰。但是，中華民國政府在艱苦的抗戰中，也始終沒有忘記推進國家的民主的各方面建設。
早在1937年7月全面抗戰爆發前，國民黨就在外患內憂中開始實行訓政，並籌備憲政，並於1936年5月5日公佈了「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組織選舉「制憲國民大會代表」。可以相信的是，如果沒有日本的侵略，沒有全面抗戰的爆發，那麼制憲國民大會的召開，中華民國憲法的制定，和從訓政走向憲政、實現還政於民的民主進程，誠然是可以想像和預見的。
雖然全面抗戰的爆發，阻擋了訓政的進程，阻礙了憲政的準備，破壞了國家經濟的發展，製造了教育、文化等各個方面建設的困難，但是，遷都西南的中華民國政府，繼續堅持民主建國的理念，積極推進戰時民主政治的建設，努力發展大後方經濟，刻苦加強戰時的教育和文化建設。
戰時民主政治的建設成就
1938年7月，武漢戰役剛剛打響，中華民國政府即已邀請全國各黨派重要領袖（包括中共）和全國各界名流學者，於漢口組織國民參政會 ── 作為戰時最高民意機關參加抗戰救國和抗戰建國的工作。國民參政會組成人員共二百名，國民黨佔八十名，各黨派領袖佔五十名，無黨派人士佔七十名以上。國民參政會對於在戰時準備制憲國民大會的召開，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
1939年9月9日至9月18日，國民參政會於重慶召開一屆四次會議時，已決請政府明令定期召開「制憲國民大會」，制定憲法，結束黨治，實行憲政，並由議長蔣介石指定參政會若干組成人員，組織了憲政期成會。憲政期成會於1939年9月成立的當天，即在它召開的第一次會議上已決請國民政府早日頒布召開國民大會，公佈憲法及憲政實施之明令。1939年10月，國民黨五屆六中全會遂決於1940年11月12日召開制憲國民大會，恢復因抗戰停頓的國民代表選舉工作，並決議於重慶建造「國民大會堂」。後因戰事吃緊，無法召集，乃於1940年9月15日宣佈延期召開國大，其它準備工作照常進行。1940年12月12日國民政府頒布「國民大會籌備組織條例」。28日重慶「國民大會堂」竣工。但因大會堂於1941年8月9日被日機炸毀，加之1942年日本對西南攻勢凌厲，國籌會只能停止辦公。鑒於戰禍不止和國民大會無以召開的現實，1943年9月8日，國民黨五屆十一中全會乃宣佈戰爭結束後一年召開制憲國民大會，制定和頒布憲法。此一宣佈後來成為事實。
其間，國民黨中央和國民參政會，還曾合組憲政實施協進會，協調各黨各派各方人士推動憲政的準備工作，召開常委會十一次，直至一九四六年制憲國大準備就緒，方才休會。
在八年全面抗戰期間，中華民國政府和國民黨非但沒有強化訓政時期革命政府的統治權，相反，為了在戰時推行憲政和準備憲政，卻逐步開放黨禁，允許各黨派參政，包括進行了十年叛亂和叛國的中共和在訓政期間曾因創建國家社會黨而被捕過的張君勱、張東蓀等。於是各種黨派應運而生，多黨政治漸趨成形。這就為戰後制憲國民大會和行憲國民大會的相繼召開，以及推動多黨民主政治逐漸打下了基礎。這對於一個正在戮力抗戰，亟須統一軍事、思想和政治的時代，誠然是不可想像的。較之中共至今絕不允許人民有任何集會、結社與組黨的自由，其兩個政黨和兩個政權之完全不同的性質因此而涇渭分明。
在抗戰八年間，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繼承和發揚了訓政時期給予人民以相當廣泛之思想、言論和出版自由的民主做法，從而使得抗戰時期的國民能言其所欲言，以助政府和國民黨抗戰，以責政府和國民黨之不當。連對心蓄顛覆政府之志，矢志要奪權篡國的中共，中華民國政府和國民黨亦在中共偽裝提出「四項保證」之後，釋放了親共派人士，即為中共一黨圖存而不顧整個國家危亡的沈鈞儒等七人，以及中共領袖陳獨秀，允許中共在重慶發行《新華日報》，開辦書店。據1942年統計，僅僅在重慶的民營出版機構就有一百三十多家。圖書出版量迅速增加。
中國的出版事業繼在上海和戰時的武漢出現繁榮時代之後，在抗戰時代的重慶竟進一步得到了巨大發展。顯然，這樣的思想與出版自由，對於一個正在堅持艱苦抗戰、日日血濺中華的戰爭時期來說，實在是不能想像的。它較之中共在大陸奪取政權以後，於絕對和平時期竟能全面廢除人民原已享有的思想、言論、新聞和出版自由，實有天壤之別。
戰時國家經濟建設成就
全面抗戰八年間，由中華民國政府所領導的經濟建設，在蔣介石提出的「沒有國防，就沒有國家……我們一切政策，一切實施，都要以國防為中心，一切利害和是非，都要根據國防來判斷」的總決策下，戰時的工業、交通、貿易、農業，均有發展，從而在經濟上對持久抗戰作了保證。
一、工業建設。據大陸1993年出版的《國民政府重慶陪都史》一書稱：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有計劃、有步驟的將一大批重要的工礦企業遷入了以重慶為中心的大後方，一批批愛國的工商業者、科學家和實業家們，在「救亡圖存」、「實業救國」的激勵下，不遠萬里撤廠內遷。據統計，截止1940年6月，遷入大後方四川的民營企業已達二百五十家，技術人員達萬名以上。國內大型鋼鐵企業亦從上海或武漢絡繹遷入……此後從長江的唐家沱到大渡口，沿著嘉陵江北到磁器口、童家橋，由川黔公路南達纂江佈滿了大大小小的工廠。以重慶為中心，在合川、長壽、江津等地構成了中國抗戰的「金三角」，建成了包括礦業、冶金、機器製造、化工、建材、紡織、造船、電器、日用百貨、麵粉、食品加工，以及屬於軍工系統的飛機製造、光學儀器、機械、皮革等在內的，門類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其中，民營資本約佔大後方資本總額的百分之八十二點五……與戰前的大後方工業相比較，不僅工廠總數、資本總額、工人人數大大增加，而且工業門類的配置、產品數量和地域分佈都有明顯的發展。
二、交通建設。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借助它在太平洋戰爭初期的勝利，迅速切斷了國民政府的國際交通。1942年，中國西南方面的滇越、滇緬公路和西北方面聯繫中蘇的甘新公路先後受阻，香港的淪陷又使中國政府失去了重要的中轉據點，日本更是叫囂「封閉滇緬公路，不使通過它對蔣政權作軍事上、經濟上的援助」。此後，在中、美、英等國軍民的艱苦勞動下，中印公路於1945年1月建成使用。這條從印度加爾各答到中國昆明長達一千八百英里的陸路交通，加強了中華民國政府與國際反法西斯戰線的聯繫，為盟國軍隊反攻日本提供了條件。此外，中印航線的開航和數條國際無線電路的開通，不僅創造了世界空運史的紀錄，而且對國民政府持久抗戰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需要，起到了重大作用，做出了重要貢獻。
三、貿易建設。據中國大陸版的《陪都史》稱：抗戰全面爆發後，因國內運輸阻滯，內地傳統輸出品難以到達上海等沿海口岸，中國的外貿額急劇下降，上海外貿額減少一半左右……1937年9月，國民政府財政部提出《增進生產調整貿易大綱》，決以重要外貿政策如：為應付對英、美、蘇諸國易貨償債起見，對部分產品實行統購統銷；為集中外匯，商人須依照政府規定匯率向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售結；為削弱日軍作戰，於1938年10月公佈禁運資敵物品條例等。由是，1938至1941年間出口總值達一萬一千五百七十萬美圓，其中國營外銷系統的出口值竟達八千六百四十萬美圓……其對於指定外銷農產品得以輸出，維持國民政府之債權，換取抗戰建國之急需物資方面，作用不可低估。
四、科技建設。據中國大陸版的《陪都史》稱：國民政府的戰時科技政策，以抗戰建國基本方針為其指導思想，即：「對於科學知識之追求，科學技術之深造，科學教育之普及，必須於抗戰中集中精神，積極推進，以促成我中華民國之現代化和工業化……」1943年4月國民政府教育部長朱家驊曾說：「……總體看來，戰時中國科學技術在應用技術方面進步最快……」當時工礦企業還獲得大小發明三百餘件和專利五百餘件。尤其值得稱道的是，化學家侯德榜潛心研究制鹼技術，於一九三九年首先提出了聯合制鹼法的連續過程，並相繼完成工藝設計，使之實際投產，對純鹼和氮肥工業作出了貢獻。「侯氏制鹼法」是對西方長達半個世紀的蘇德維法及蔡安法傳統工藝的重大突破，是艱苦抗戰時期科學進步的一朵奇芭。此外，在基礎理論的研究方面，吳大猷關於《多元分子振動光譜與結構》的研究，馬士俊的《原子核及宇宙線之同予理論》，蘇步青的《曲線影射研究》，鍾明來對《幾率論》與《數論》的貢獻，李四光對南嶺地段地質構造的研究，丁毅對四川纂江鐵礦的新考察，馮景蘭對於川康大銅礦的《紀要》，王恆明發明的《浮游選礦劑》，馬延英關於《珊瑚層的生長斷定古代氣候的分析》，四川大學教授方文培的《峨嵋植物圖志》等，都是抗戰時期科學研究的重要成就。
五、戰時農業建設。1989年，日本「中國現代史研究會」出版了《抗日戰爭與中國民眾》一書。該書稱：「重慶政府堅持抗戰，其物質基礎是經濟力量的發展。它實現低息長期貸款政策，大量投資於國家建設，使工業生產持續增長。對農業主要也進行積極的貸款，興辦水利、灌溉、開墾等工程，擴大耕地面積，維持了抗戰的基礎……從抗日的角度來看，重慶政府的經濟政策不是失敗，而是成功的。」
歷史的事實是：1941年12月，蔣介石曾向國民黨五屆九中全會提交了「土地政策戰時實施綱要」，提出了十條綱領，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第三、第四和第五條：私有土地應由所有人申報地價，照價納稅，稅率起點為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累進至百分之五；為實施戰時之經濟建設或公共設施之需要，得隨時依照規定之報價徵收私有土地，其地價之一部分，並由國家發行之土地債券償付之；私有土地之出租者，其地租一樣不能超過報定地價之百分之十；確立農地以歸農民自耕為原則……
綱要還對「農地以歸農民自耕為原則」作了進一步闡述，指出在此原則下，「嗣後農地所有權之轉移，其承受人均以能自為耕作之人民為限。不依照前項轉移之農地，或非自耕農之土地，政府得收買之，而轉售於佃農，予以較長之年限，分年攤還地價」。由是，抗戰期間國民政府「扶植自耕農」之原則得以確立。
據大陸版的《陪都史》稱：「戰時後方如重慶北培等扶植自耕農實驗區的建立，已基本上改變了原有的土地關係。朝陽鎮第十九保的九十戶農民當中有七十戶被扶植為自耕農。如一自耕農所言：『扶植自耕農，這是政府對我們所做的最重大的一件事，現在政府無論叫我們做什麼，我們也不會推辭的。』」可以設想的是，如果抗戰勝利後沒有中共在戰爭的廢墟上為奪取政權所迅疾挑起的那一場殘酷內戰，中國大陸的土地改革勢將與同時期的台灣一樣，也能夠走上一條「非殺人以奪地」和「非強迫自耕農為黨耕奴」之正確的土地改革道路。因為國民政府在抗戰時期和內戰失敗退守的歲月裡，在土地問題上都能做到的事情，在真正的和平建設時期，也就一定能夠做得到了。孫中山「平均地權」的理想，也就一定能夠實現。
戰時教育文化建設
抗戰時期值得大書特書的是教育文化建設。它一方面體現了中華民國政府對教育的一貫重視，即便是於烽火國中的戰爭歲月，非但不稍挫之，甚至尤有發展。另一方面，則證明了在人民享有思想和出版自由的時代，即便是在血濺中華的戰爭年代，我國文化的發展，亦非但沒有斷裂，更沒有被毀滅，甚至反而創造了非常的繁榮局面。較之中共奪取政權後踐踏教育，毀滅文化，甚至竟能為一黨之內訌，便能取消高等教育和破壞中、小學教育達十數年之久，形成了鮮明的歷史對照。
七七事變爆發後，蔣介石忍痛免去自己的得力助手陳立夫的所有職務，專任教育部長之職，以解決抗戰期間青少年就學受教育的大問題。
陳立夫一上任，立即招收淪落流亡街頭之淪陷區教師和青年學生，成立戰時流亡中學。如國立一中在河南晰川縣上集鎮、國立五中在甘肅天水成立，並責令各省流亡政府的教育廳成立流亡小學和中學。同中共掌權後對中國人民施行的恐怖鎮壓性勞動教養不同的是，國民政府教育部所施行的，乃是將流浪學生收容起來、接受正規教育並養育起來給飯吃。
陳立夫在抗日戰爭八年中任教育部長七年之久，不但使成千上萬的流亡青年免於凍餒，而且也為國家培養出不少人才。據說在成才者中諾貝爾獎獲得者、物理學家李政道先生，也是抗日戰爭時期的流亡學生。
中國大陸出版的《培都史》中亦著重指出的是：抗戰爆發後，為了保存我國的教育文化事業，大批的高等教育和科學文化教育機構，完成了向大西南地區的戰時內遷，全國百分之三十四的高等學校彙集於重慶。據當時我國著名社會學家孫定文先生的統計，抗戰期間，中國的知識份子當中，「高級知識份子中十分之九以上西遷；中級知識份子中十分之五以上西遷，低級知識份子中十分之三以上西遷」，從而完成了中國文化教育中心由東向西的戰略大轉移，成為中國歷史上為保存民族文化國脈的第四次文化教育大遷徙。該書還稱：「抗戰時期統一高等院校教學、管理的各項制度規範，標誌著傳入中國幾十年的近代高等教育，由初期的無計劃放任狀態，轉入統一組織與規劃，從而進入與中國抗戰建國的實際需要相結合的階段……以陳立夫為首的教育當局，對戰時教育體制所進行的一系列措施，有力地克服了戰爭給教育所帶來的危機，為抗戰時期正規教育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其次，抗戰時期由於人民擁有充分的思想、言論和出版自由，是故，文化的發展也就伴隨著抗戰救國和抗戰建國的激情，呈現出多姿多彩的蓬勃景象。據該書稱：「……美術大師群集陪都，戲劇創作疊呈高潮，電影事業空前繁榮……。」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隨著港、澳及南洋等地的相繼淪陷，「數月以來，上述各地歸國文化人，且數千人」。同時，「為了搶救淪陷區內的廣大文化知名人士，國民政府的官方機構，軍事部門，及地方人士，如張發奎、杜月笙、戴雨農等均做了大量的救援搶救工作……到1942年7月，港、滬、南洋各地的文化人士，還在陸續內移中」。「政府方面，亦於今年（指1942年），又特撥專款，辦理此項招待和安置工作事宜，除沿途妥為內移的文化人士照料外，並在重慶等地設立招待所，又代為安插工作，期以人盡其才，給每一個文化界的人士以歸國服務的機會」。據統計，1943年重慶的全國性文藝團體就有三十五個。全國作家三百七十七人中就有一百二十一人集中於重慶。彼時，文學、戲劇、話劇、美術等均為抗戰而創作，又在為抗戰而創作之中，產生了大量的文藝刊物和優秀的文藝作品。各種文藝叢書的出版，更予各類創作帶來了大量的出版陣地；數度霧都公演，尤給話劇的演出和興盛帶來了發展的大好時機。只需稍稍比較一下，1949年後中共對於文化和文化人之再三、再四的圍剿和迫害，回顧一下中共於國家和平建設階段，數度大興文字獄以摧殘文化、逼殺文人的行徑，兩個黨和兩個政府的德行和本相，又何需論之與辯之。
思想的自由，國家的重視，自然亦帶來了抗戰時期社會科學研究的興盛局面。「各種學術，不但沒有退步，而且有長足進步」。當時，僅重慶就有全國性民間學術團體一百四十一個。朱光潛的《詩論》，馮友蘭的《新理學》，湯用彤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陳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劉節的《中國古代宗族移植史》等均成一時之響。
簡評中華民國政府在艱苦抗戰中的建國成就
中華民國在長期艱苦抗戰中的取得的方方面面的成就，足以讓自詡為是人民的政黨的中共汗顏，足以讓大陸人民清醒中共到底是什麼貨色了。
2006年8月26日星期六
歷史真貌─命運多舛的時代 中華民國(大陸時期)(十九)
抗日戰爭的轉捩點─融入世界反法西斯戰爭
1938年10月武漢會戰後，中國的抗日戰爭開始進入相持階段。依據蔣介石持久抗戰的作戰思想，國民黨採取了以大西南為大本營，政府軍一方面固守山區，伺機與敵舉行會戰或殲滅來犯日軍，一方面在淪陷區以游擊戰消耗並牽制日本軍力。日本則採取了切斷中國對外交通，及轟炸大後方的戰略，並採取「以華制華」，即扶植汪精衛在南京成立偽組織。在這一階段，國民黨仍然進行了頑強的抵抗，與日軍進行了南昌會戰，長沙會戰等數個大型戰役以及眾多的戰鬥，取得了長沙大捷。
1941年6月，德國突襲蘇聯。同年12月8日，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對日宣戰，太平洋戰爭爆發。這為中國抗日戰爭帶來了新的契機，即融入世界反法西斯戰爭。蔣介石遂立即抓住他料之必至的歷史機遇，於珍珠港事件發生當日，約見英、美、蘇各國大使，宣佈中國對軸心國宣戰的決心。翌日七時，中華民國政府正式對日宣戰（按：以往是應戰），同時宣佈對德、意兩國立於戰爭地位。同日，蔣介石又主動致電羅斯福、邱吉爾、史達林，建議立即於反軸心國各國間組織某種聯合軍事會議。邱吉爾立即表示贊成，羅斯福主張迅速採取行動，史達林則藉口對德抗戰而不願意對日宣戰。
1942年1月，在華盛頓發表了由美、中、英、蘇三國領銜、有二十六國簽署的「聯合國共同宣言」，約定「加盟各國應各盡其兵力與資源打擊共同的敵人，且不得與任何敵人軍隊單獨媾和」。1942年1月3日由羅斯福建議，蔣介石亦被正式推舉為「中國戰區」最高統帥，擔負中、泰、越、緬北戰區總指揮。誠如1941年12月23日蔣介石在重慶東亞聯合軍事會議上所指出的那樣：「美、英、荷在太平洋上，早已成立共同作戰計劃，而始終不通知中國，是其視中國為無足輕重，徒利用我消耗日本實力……往者，美國限制日本，不許其南進北進，獨不反對其西進。而今則日本全力侵華之危機，已不復存在矣！」。是故，「我國抗戰，以後如能自強不息，則危險已過大半」。蔣介石的話，既指出了英、美、荷利用中國消耗日本力量的極端錯誤，又表示了蔣期望與世界大戰「接軌」之持久戰思想的正確無誤。
10月初，蔣介石敦促美國率先自動放棄對華不平等條約；9日，美國與英國同時通知中華民國政府，願與中國談判締結新的條約。蔣介石聽說後，在日記中寫道：「接獲美、英自動放棄在我國治外法權重訂新約之通告，此乃總理革命奮鬥最大之目地，而今竟將由我手中達成，中心快慰，無以言喻。」蔣介石於次日國慶紀念大會中，向全體中國人宣佈。11月，蔣夫人宋美玲應美國總統羅斯福夫婦之邀，前往美國訪問。在訪問期間，應邀至美國國會參眾兩院講演，此後，又至紐約、波士頓、洛杉機、舊金山等地，又訪問加拿大國會，均受邀發表演說。作為第一夫人的宋美玲的出訪不僅為中國的外交開創了新的局面，而且為困境中的中國贏得了切實的援助。
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簽訂平等新約，危害中國百年的不平等條約，自此廢除。不平等條約廢除後，蔣介石先生發表《中國之命運》一書，勉勵國人記取國恥教訓，並鼓舞國人開拓國家光明的前途。
同年8月1日，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逝世，中央推舉蔣介石繼任，蔣於10月10日就主席職。10月30日，中國與美、英、蘇共同發表《四強宣言》，同負戰後國際和平安全之責任。11月18日，蔣介石偕夫人啟程前往埃及開羅，與美國羅斯福總統、英國邱吉爾首相，舉行三國領袖會議。除關於軍事與經濟之各項協定外，並明確宣言：「所有日本竊奪之中國一切土地，如滿洲、台灣、澎湖，均應由中華民國恢復之。」同時蔣介石提出的「日本之國體待戰後由日本人民自行決定」，及「扶助朝鮮與安南獨立」之主張也為英美接受。
1944年處於頹勢中的日軍發動了「一號作戰」，企圖打通大陸交通線，即緬甸和中國的交通，情況一度危急。在民國政府的號召下，十萬青年組成了遠征軍，進入印、緬解英軍之圍，並配合英軍對日作戰，並打通了中印公路，發動緬北反攻，取得了最終的勝利。日軍企圖佔領印度的計劃破產。
關於抗戰勝利的預言和抗戰勝利
隋朝步虛大師的預言詩第七節中預言道：春雷炸，豎白旗，千萬活鬼哭啼啼，石頭城中飛符到，再看重整漢宮儀，東山又有火光照。
「春雷炸，豎白旗，千萬活鬼哭啼啼」 預言美國投下原子彈炸毀了廣島，如春雷炸響，日本就此無條件投降。而投下原子彈的後果是造成了大量人員的死亡。戰敗的日軍和日本國民如活鬼般哀嚎遍野。 「石頭城中飛符到，再看重整漢宮儀，東山又有火光照。」石頭城，即南京。勝利的喜訊傳到，國民政府又重整山河。但好景不長，東山，暗喻盤踞山野的毛澤東。國共又孕育著戰火的危機。
唐朝的《推背圖》在第三十九象也預言了日本侵華並戰敗的歷史。圖中有一鳥於山上，隱指一「島」字；連同圖中太陽指日本島，太陽亦隱日本國旗太陽旗之意。圖中太陽的位置或升或降，隱含日本從軍事囂張到戰敗投降的過程。
頌文是：「十二月中氣不和，南山有雀北山羅。一朝聽得金雞叫，大海沈沈日已過。」 「十二月中氣不和，南山有雀北山羅」兩句，「二戰」第三年，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大舉偷襲美國的珍珠港，美國惱怒，傾其國力對付日本，日本的軍兵象麻雀一樣，散見在中國和南太平洋諸國，北美洲的美國布下天羅地網，在南太平洋諸國重創了日本軍隊，並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向日本廣島投下一顆原子彈，嚇壞了日本天皇，這就應了「十二月中氣不和，南山有雀北山羅。」很巧，當時的美國總統叫羅斯福，也應了「羅」字。其中後兩句「一朝聽得金雞叫，大海沉沉日已過」 預言了日本投降的時間。「金雞」指五行屬金的酉雞年。一九四五年是乙酉年，屬雞年。日本投降，太平洋的海浪沉靜下來，日本猶如日薄西山一般走向沒落。
歷史的真實又如何呢？
隨著中國的抗日戰爭融入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國得到了更多的外援。而日本面臨著同時與美、英、中三國的作戰。1945年，反法西斯同盟國開始實行總反攻。日軍仍然負於頑抗。8月6日和9日，美國分別向日本的廣島、長崎投下了兩顆原子彈。8月14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9月2日，在東京灣的美國軍艦密蘇里號上，日本代表在投降書上簽字。國民黨亦派代表出席了日本投降儀式，並在其投降書上簽了字。
中華民族在中華民國的領袖蔣介石和國民黨領導下，經過十四年的浴血奮戰，終於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十四年間，日本雖然侵佔了中國的東三省以及其它部分國土，但是：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中國軍隊從來不曾投降；在蔣介石的率領下，國民黨軍隊粉碎了日本帝國妄圖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狂夢；國民黨軍隊共消滅日軍達其總兵力百分之三十五以上，並將一百萬以上的日軍拖在著名的「中國泥淖」中不能自拔，從而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太平洋戰爭做出了巨大貢獻。
而正是由於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中國軍隊的持久抗戰（不含中共軍隊），由於中國抗戰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巨大貢獻，由於中華民國政府和蔣介石的堅持要求，美、英等西方列強於1942年廢除了與清政府簽訂的所有不平等條約，更因中國抗戰的勝利而迫使日本將東北、台灣和澎湖列島歸還中國，使得近百年來壓在中華民族頭上的奇恥大辱從此得以根本解除。更因為中國的抗戰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成為中、印、緬、越遠東戰區、即中國戰區的領導國，進而成為國際所公認的世界反法西斯四大領袖國之一，並在戰後毫無疑義的成為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
抗戰勝利後，蔣介石向全國軍民及世界人士廣播，指出：我們的勝利，即「正義必然勝過強權」之真理的證明。我全國同胞，應發揚我民族「不念舊惡」及「與人為善」之至高至貴的德性，不以奴辱來報復敵國無辜的人民，而應為戰後的世界永久和平，與人類自由民主，盡其最大的努力。
1945年9月，各戰區次第受降；10月，國民政府正式收復台灣。
但是中國人民期待戰後的和平，卻被中共迫不急待的奪權而發動的內戰給破壞了。
1938年10月武漢會戰後，中國的抗日戰爭開始進入相持階段。依據蔣介石持久抗戰的作戰思想，國民黨採取了以大西南為大本營，政府軍一方面固守山區，伺機與敵舉行會戰或殲滅來犯日軍，一方面在淪陷區以游擊戰消耗並牽制日本軍力。日本則採取了切斷中國對外交通，及轟炸大後方的戰略，並採取「以華制華」，即扶植汪精衛在南京成立偽組織。在這一階段，國民黨仍然進行了頑強的抵抗，與日軍進行了南昌會戰，長沙會戰等數個大型戰役以及眾多的戰鬥，取得了長沙大捷。
1941年6月，德國突襲蘇聯。同年12月8日，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對日宣戰，太平洋戰爭爆發。這為中國抗日戰爭帶來了新的契機，即融入世界反法西斯戰爭。蔣介石遂立即抓住他料之必至的歷史機遇，於珍珠港事件發生當日，約見英、美、蘇各國大使，宣佈中國對軸心國宣戰的決心。翌日七時，中華民國政府正式對日宣戰（按：以往是應戰），同時宣佈對德、意兩國立於戰爭地位。同日，蔣介石又主動致電羅斯福、邱吉爾、史達林，建議立即於反軸心國各國間組織某種聯合軍事會議。邱吉爾立即表示贊成，羅斯福主張迅速採取行動，史達林則藉口對德抗戰而不願意對日宣戰。
1942年1月，在華盛頓發表了由美、中、英、蘇三國領銜、有二十六國簽署的「聯合國共同宣言」，約定「加盟各國應各盡其兵力與資源打擊共同的敵人，且不得與任何敵人軍隊單獨媾和」。1942年1月3日由羅斯福建議，蔣介石亦被正式推舉為「中國戰區」最高統帥，擔負中、泰、越、緬北戰區總指揮。誠如1941年12月23日蔣介石在重慶東亞聯合軍事會議上所指出的那樣：「美、英、荷在太平洋上，早已成立共同作戰計劃，而始終不通知中國，是其視中國為無足輕重，徒利用我消耗日本實力……往者，美國限制日本，不許其南進北進，獨不反對其西進。而今則日本全力侵華之危機，已不復存在矣！」。是故，「我國抗戰，以後如能自強不息，則危險已過大半」。蔣介石的話，既指出了英、美、荷利用中國消耗日本力量的極端錯誤，又表示了蔣期望與世界大戰「接軌」之持久戰思想的正確無誤。
10月初，蔣介石敦促美國率先自動放棄對華不平等條約；9日，美國與英國同時通知中華民國政府，願與中國談判締結新的條約。蔣介石聽說後，在日記中寫道：「接獲美、英自動放棄在我國治外法權重訂新約之通告，此乃總理革命奮鬥最大之目地，而今竟將由我手中達成，中心快慰，無以言喻。」蔣介石於次日國慶紀念大會中，向全體中國人宣佈。11月，蔣夫人宋美玲應美國總統羅斯福夫婦之邀，前往美國訪問。在訪問期間，應邀至美國國會參眾兩院講演，此後，又至紐約、波士頓、洛杉機、舊金山等地，又訪問加拿大國會，均受邀發表演說。作為第一夫人的宋美玲的出訪不僅為中國的外交開創了新的局面，而且為困境中的中國贏得了切實的援助。
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簽訂平等新約，危害中國百年的不平等條約，自此廢除。不平等條約廢除後，蔣介石先生發表《中國之命運》一書，勉勵國人記取國恥教訓，並鼓舞國人開拓國家光明的前途。
同年8月1日，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逝世，中央推舉蔣介石繼任，蔣於10月10日就主席職。10月30日，中國與美、英、蘇共同發表《四強宣言》，同負戰後國際和平安全之責任。11月18日，蔣介石偕夫人啟程前往埃及開羅，與美國羅斯福總統、英國邱吉爾首相，舉行三國領袖會議。除關於軍事與經濟之各項協定外，並明確宣言：「所有日本竊奪之中國一切土地，如滿洲、台灣、澎湖，均應由中華民國恢復之。」同時蔣介石提出的「日本之國體待戰後由日本人民自行決定」，及「扶助朝鮮與安南獨立」之主張也為英美接受。
1944年處於頹勢中的日軍發動了「一號作戰」，企圖打通大陸交通線，即緬甸和中國的交通，情況一度危急。在民國政府的號召下，十萬青年組成了遠征軍，進入印、緬解英軍之圍，並配合英軍對日作戰，並打通了中印公路，發動緬北反攻，取得了最終的勝利。日軍企圖佔領印度的計劃破產。
關於抗戰勝利的預言和抗戰勝利
隋朝步虛大師的預言詩第七節中預言道：春雷炸，豎白旗，千萬活鬼哭啼啼，石頭城中飛符到，再看重整漢宮儀，東山又有火光照。
「春雷炸，豎白旗，千萬活鬼哭啼啼」 預言美國投下原子彈炸毀了廣島，如春雷炸響，日本就此無條件投降。而投下原子彈的後果是造成了大量人員的死亡。戰敗的日軍和日本國民如活鬼般哀嚎遍野。 「石頭城中飛符到，再看重整漢宮儀，東山又有火光照。」石頭城，即南京。勝利的喜訊傳到，國民政府又重整山河。但好景不長，東山，暗喻盤踞山野的毛澤東。國共又孕育著戰火的危機。
唐朝的《推背圖》在第三十九象也預言了日本侵華並戰敗的歷史。圖中有一鳥於山上，隱指一「島」字；連同圖中太陽指日本島，太陽亦隱日本國旗太陽旗之意。圖中太陽的位置或升或降，隱含日本從軍事囂張到戰敗投降的過程。
頌文是：「十二月中氣不和，南山有雀北山羅。一朝聽得金雞叫，大海沈沈日已過。」 「十二月中氣不和，南山有雀北山羅」兩句，「二戰」第三年，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大舉偷襲美國的珍珠港，美國惱怒，傾其國力對付日本，日本的軍兵象麻雀一樣，散見在中國和南太平洋諸國，北美洲的美國布下天羅地網，在南太平洋諸國重創了日本軍隊，並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向日本廣島投下一顆原子彈，嚇壞了日本天皇，這就應了「十二月中氣不和，南山有雀北山羅。」很巧，當時的美國總統叫羅斯福，也應了「羅」字。其中後兩句「一朝聽得金雞叫，大海沉沉日已過」 預言了日本投降的時間。「金雞」指五行屬金的酉雞年。一九四五年是乙酉年，屬雞年。日本投降，太平洋的海浪沉靜下來，日本猶如日薄西山一般走向沒落。
歷史的真實又如何呢？
隨著中國的抗日戰爭融入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國得到了更多的外援。而日本面臨著同時與美、英、中三國的作戰。1945年，反法西斯同盟國開始實行總反攻。日軍仍然負於頑抗。8月6日和9日，美國分別向日本的廣島、長崎投下了兩顆原子彈。8月14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9月2日，在東京灣的美國軍艦密蘇里號上，日本代表在投降書上簽字。國民黨亦派代表出席了日本投降儀式，並在其投降書上簽了字。
中華民族在中華民國的領袖蔣介石和國民黨領導下，經過十四年的浴血奮戰，終於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十四年間，日本雖然侵佔了中國的東三省以及其它部分國土，但是：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中國軍隊從來不曾投降；在蔣介石的率領下，國民黨軍隊粉碎了日本帝國妄圖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狂夢；國民黨軍隊共消滅日軍達其總兵力百分之三十五以上，並將一百萬以上的日軍拖在著名的「中國泥淖」中不能自拔，從而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太平洋戰爭做出了巨大貢獻。
而正是由於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中國軍隊的持久抗戰（不含中共軍隊），由於中國抗戰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巨大貢獻，由於中華民國政府和蔣介石的堅持要求，美、英等西方列強於1942年廢除了與清政府簽訂的所有不平等條約，更因中國抗戰的勝利而迫使日本將東北、台灣和澎湖列島歸還中國，使得近百年來壓在中華民族頭上的奇恥大辱從此得以根本解除。更因為中國的抗戰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成為中、印、緬、越遠東戰區、即中國戰區的領導國，進而成為國際所公認的世界反法西斯四大領袖國之一，並在戰後毫無疑義的成為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
抗戰勝利後，蔣介石向全國軍民及世界人士廣播，指出：我們的勝利，即「正義必然勝過強權」之真理的證明。我全國同胞，應發揚我民族「不念舊惡」及「與人為善」之至高至貴的德性，不以奴辱來報復敵國無辜的人民，而應為戰後的世界永久和平，與人類自由民主，盡其最大的努力。
1945年9月，各戰區次第受降；10月，國民政府正式收復台灣。
但是中國人民期待戰後的和平，卻被中共迫不急待的奪權而發動的內戰給破壞了。
2006年8月24日星期四
歷史真貌─命運多舛的時代 中華民國(大陸時期)(十八)
中共第二次大規模的血腥屠殺─延安整風運動
在抗戰全面爆發後，中共打著抗日的幌子，藉機發展壯大自己的力量，並時刻不忘記反對蔣介石和國民黨。除了在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採取了諸多措施外，在思想上，一方面，毛澤東苦心竭慮為中共奪權製造了一整套「革命理論」，即不抗日，但又要利用抗日以進行奪權擴張的理論；和不抗戰，卻又要利用抗戰以發展中共領導下的現代中國農民戰爭的理論，從而為中共的種種卑鄙行徑找到理論依據。另一方面，在全中國人民艱苦的抗戰之中，發動整風內鬥，清除異己，從而形成了以他為代表的、以農村小知識份子為主體的領袖集團在中國共產黨中的領導地位，為將中國的共產革命徹底的改變成為一場傳統型的旨在改朝換代的農民造反，起到了至為重要的作用。這就是由毛澤東再次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延安整風運動，也是繼三十年代初中共肅反運動後的第二次大規模的血腥屠殺。通過整風運動，毛澤東徹底清除了黨內可以與己抗衡的人物和力量，從而確立了自己絕對的領導權威，直至1976年死去。他領導下的中共帶給中國人民的絕不是什麼福祉，恰恰是中共撒謊、血腥、殘暴、邪惡的本性，決定了它帶給中國和中國人民的只能是黑暗專制的統治和無盡的災難。
關於延安整風運動，2000年由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華著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以下簡稱《紅太陽》）已然做了詳盡的敘述和分析。該書以翔實豐富的史料和眾多的典型個案將延安「搶救運動」的酷刑和慘狀及整風運動的活生生圖景淋漓盡致的展現在讀者面前，讓人們真正瞭解了不同於中共黨史學家所描述的整風內幕，以及更深刻的瞭解了中共血腥、殘暴的歷史。
整風運動的源起和恐怖的審查
根據中共黨史專家的描述，整風運動源於1941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幹部會議上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同年9月中共中央舉行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決定發動全黨進行思想革命和解決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問題。1942年2月1日，毛在延安中央黨校的開學典禮上作了《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2月8日又在延安幹部會上作了《反對黨八股的報告》，中共的整風運動正式開始。4月3日，中共中央宣傳部發佈了《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的報告的決定》。1943年春轉入了審查幹部階段，陝甘寧邊區及華北、華中各解放區也先後於1943年夏季基本結束了整風運動，這些地方的整風運動多半是和審查幹部結合進行的。1943年和1944年中共黨的領導機關和高級幹部又展開了黨史學習。這次黨史學習主要是路線問題學習，批評了建黨以來，特別是六屆四中全會以來的黨內「左」右傾錯誤。其後，毛作了《學習和時局》的報告，對黨史上的幾個主要問題作了結論，全黨實現了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上的統一。整風運動就此結束。
從上述不多的文字中，我們不難看出：毛澤東發起這場運動的時間是中國抗日戰爭正進入關鍵的時刻，中國抗戰的長期、殘酷和艱苦，世所盡知，然而，毛澤東卻有功夫來研究中國革命的道路，並解決了未來政權的性質以及等等方面的問題，「形成了毛澤東思想的比較完整的科學體系」。其用心可謂是一清二楚。而其清除異己，確立自己的領導權威的目地也得以實現。
為了實現自己的目地，毛在這場運動中是極盡其所能，甚至採用了一些流氓手法。海外自由作家凌峰結合《紅太陽》提供的詳實資料認為：中共的整風學習運動就是一場痞子運動，主要有以下的表現：
一，毛公然篡改黨史。為了證明毛是所謂「正確路線」的代表，他在1940年冬到1941年12月，在胡喬木、王首道幫助下精心出版了中共秘密文件的集子，作為學習資料，即著名的《六大以來》，文集搜集了519篇重要文獻。毛在書中作了手腳：一種是刪除有礙毛形象的文字，例如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所做的《論新階段》的報告，被改為《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大刪對「蔣委員長」吹捧的文字；以後就振振有詞的清算王明在《為中共更加布林塞維克化而鬥爭》中稱呼「蔣委員長」若干次而證明他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另一種是修改日期，如《中央蘇區第一次黨代表大會政治決議案》的形成期是1931年11月被提前到3月，藉以說明六屆四中全會的中央一開始就反毛，來掩蓋在11月以前其實他們同毛一起聯手批判另外一個中央領導人項英。毛用這些手法，把輿論都掌握在自己手裡，一些領導人有的恐懼「紅色恐怖」，有的「顧全大局」，聽任毛為所欲為，並在意識形態上一統全黨。而這種篡改歷史的做法一直延伸到今天。
二，完全不顧政治道德的「引蛇出洞」。為了打擊政敵，在整風開始時，毛好話說盡，以便達到「引蛇出洞」的目地。順著毛的這個思路，丁玲發表了《三八節有感》，王實味發表了《野百合花》後，他們遭到了厄運，王實味還因此還丟了腦袋。
三，毛澤東的流氓語言。毛澤東為了批判王明、博古、張聞天的留蘇派，在1942年所做的整風報告中不惜把他們罵為「連豬都不如的蠢貨」，把書本知識貶得一文不值，用流氓語氣說：「書是不會走路的，也可以隨便把它打開或者關起。……這比大師傅煮飯容易得多，比他殺豬更容易。你要捉豬，豬會跑，殺它，它會叫，一本書擺在桌子上，既不會跑，又不會叫，隨你怎麼擺佈都可以。」這些言論從延安出走的老革命都有披露。毛在講這些話時，台下還爆發笑聲，自然是那些「工農兵」在笑，毛澤東以此拉攏他們，其中不少就是屬於同類的流氓無產階級，知識份子怎麼笑得出口？但是這些痞子語言成了經典。因此同年3月9日延安《解放日報》一篇由胡喬木起草、毛澤東修改的《教條和褲子》社論中批判那些「紅色教授」，要他們「脫褲子」，因為「問題發生在他們的貴體下」，還因為褲子下「躲著一條尾巴，必須脫掉褲子才看得見」，而「各人尾巴粗細不等」，因此割尾巴所需「刀的大小不等，血的多少不等」。這種粗俗、暴力、血腥的流氓腔文章就是中共中央機關報的社論和評論文章！
在《紅太陽》和其他披露的一些材料中，我們可以一窺整風的恐怖，殘酷無情和充滿了血腥。
1942年12月，延安的秋夜，已有幾許寒意，但是，窯洞裡卻燈火通明。……一批批外來的青年知識份子正在被搶救……歷史稍微複雜、社會關係又不甚清晰的懷疑物件，正在一批一批地集中起來，被送到反審機關審查…… 1943年4月10日以後，審干由內部轉為公開，開展了群眾性的坦白運動……特務一批一批被查出來，真可謂已經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而外地來的同志也逐漸的人人自危了……有的單位對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成員進行搶救，使正常工作處於停頓狀態……
同年7月15日，康生在中央大禮堂召開的中央直屬機關幹部大會上，作了「搶救失足者」的報告。他在這個報告中號召：「無論青年人、老年人，無論男人、女人，無論是自覺地為敵人服務，還是不自覺為敵人服務，我們共產黨中央號召你們趕快覺悟吧，號召你們不要再為敵人的第五縱隊服務了。」（按：康生在這裡所指的敵人和第五縱隊，是指國民黨而不是指日寇）他還告誡說：「不要放鬆一秒鐘的時間，失掉這個最寶貴的時機，將永遠陷於萬劫不復的境地。」
康生的這個報告曾被稱為恐怖的信號。這個報告把反奸鬥爭推向了高潮：從延安到各根據地，從黨政軍民學團體到市民群眾，從城鎮到農村，直至到監獄內，由此開始了全線進攻，大搞坦白檢舉……監獄的情況更為嚴重。根據當時被關押在邊區保安處的陝西省黨員朱子彤回憶說：「搶救運動開始，各窯洞都發了康生搶救失足者的報告，學習了這個文件就亂了套，窯洞內大搞車輪戰，都在公開案情、分析、規勸。」「徹夜的揭發、分析、規勸，不達目地，規勸不止，逼著大家交代問題……有時還押著被關押的人去參加機關的搶救大會……有時組織被關押的頑固分子到群眾大會上去坦白交代……」
在康生的搶救失足者報告影響下……開始出現嚴重的逼供現象，並且手段繁多。手段之一：主觀臆斷，指鹿為馬；手段之二，欺騙恐嚇，詐騙口供；手段之三，酷刑折磨，刑訊逼供……據一個縣委擴大會議記錄記載，縣委書記、區委書記都打過人。縣委書記打人約十七人次，挨過縣、區領導打的有九十一人次，私自被關押的二十九人。……據當時任靖邊縣統戰部長的陳元方同志回憶說：「逼供有精神上的，肉體上的。精神和肉體的折磨有時交叉進行，有時同時並進。精神上的是找被審查者談話，施加種種壓力，威脅，甚至誘供。比如承認可以戴大紅花，吃好的，保留黨籍等等。肉體上的有車輪戰、坐小凳、五花捆綁、假槍斃等等……。」有一個從淪陷區到延安的進步女青年（當時只有十九歲），由於她的親屬中有一人是漢奸，這個女青年便被懷疑是日本特務，將她逮捕關押。審訊她時，三天三夜不給她睡覺，並且威脅她說，如果再不承認是特務，就放兩條大蛇到她的窯洞裡。她被嚇得按照小說《雙城記》裡的情節胡編了一套假口供……在搶救運動中，發生過為了逼出口供，對被審訊人員施以各種各樣的肉刑或變相肉刑、甚至把人打死的情況。據關中分區一個縣統計，他們採用過車輪戰、壓槓子、打耳光、舉空摔地等二十四種肉刑。延安青年劇院為了逼一個趕大車的人承認是特務，捆綁吊打，活活折磨致死……僅延安一地自殺身亡者就有五、六十人……不僅青年知識份子受到搶救，一些老幹部也受到迫害，例如陶鑄……，一些娃娃也被坦白為特務分子。據當時的《解放日報》報導，綏師已有一百六十餘人覺悟改悔，在大會上自動坦白者二百八十餘人，被揭發者一百九十餘人。一個十四歲的小女孩劉錦梅走上台，只比桌子高一點，坦白她參加了「復興社」。十六歲的小男孩──馬逢臣，手裡提著一大包石頭，坦白他是石頭隊的負責人，說這包石頭是他在特務組織指使下，謀殺人用的武器。綏師的控訴會一直開了九天，在這些十幾歲的小孩中，最後竟挖出了二百三十個特務，占該校人數的百分之七十三。經過搶救，延屬各縣共挖出二千四百六十三個特務，軍委三局電訊學校二百多人，竟挖出一百七十個特務，中央秘書處六十餘人，也挖出了十幾個特務，西北公學五百多人，只有二十人沒有被搶救，百分之九十六的人是特務…… 搶救運動造成很大危害……正常的工作秩序被打亂……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錯案……有些人經受不住冤枉折磨而自殺……造成互相猜疑，人人自危，在精神上留下了深重創傷………
「一九四三年夏秋之後，各機關、學校大門緊閉，門口由警衛把守，延安的人們已中斷互相來往，『誰也不敢理誰』，在偌大的延安城，也需持介紹信才能辦事。入夜，延安萬籟寂靜，聽不到一點聲音，陷入一片恐怖、沉寂之中。」
整風運動的結果─毛權威的確立和專制統治手段的積累
在中共這場整風運動中，與毛持有異見的人如王明等，均遭到了迫害和清洗。還出現了大量冤假錯案，錯殺了至今尚無確切統計數位的無辜者。
而毛澤東為了掩蓋這段歷史，在建國後將參與整風運動的自己得力干將劉少奇、高崗等人都先後清洗。而逃亡蘇聯的王明在他的《中共五十年》一書中，就指延安的整風運動是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的「演習」。然而，相同的是，都是整風整人、製造冤假錯案和極端殘暴殘忍；不同的卻是，文革是處在毫無外患內憂的和平時期，而延安的整風則是處在全民抗戰、國家存亡絕續的關頭。如果國民黨、蔣介石在此國難當頭之時，也來了這樣一場整風運動，也大搞一場深挖共產黨特務或其他種種特務的運動，也製造了如是之多的冤假錯案，則中華民族大約只有亡國這一條路了。反之，中共之所以在國難當頭之時，膽敢如此整風整人，大興冤獄，歸根結底一句話，就是因為它不抗戰，假抗戰所致。
而不抗戰的毛澤東通過這場運動，不僅確立了自己在黨內的絕對權威，而且如海外自由作家凌峰所洞悉的那樣：毛通過這場整風運動還為他建政以後控制國家、控制幹部和控制人民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控制傳媒，箝制民眾的思想。
高華根據對當時延安傳媒，特別對喉舌《解放日報》的研究，認為該報總編輯陸定一和當時的中宣部代部長胡喬木已經建構了毛澤東新聞學的框架，「最顯著的特徵是將政治功利性視為新聞學的本質，而否認新聞具有超階級性屬性的觀點。」主要有幾點：
1，「黨性第一」的原則。胡喬木說，黨報「要在自己一切篇幅上，在每篇論文，每條通訊，每個消息……中都能貫徹黨的觀點，黨的見解」。也就是「黨性」要充斥在傳媒的每個細胞裡。
2，反對「虛假真實性」的原則。陸定一提出了一個有名的口號：「把尊重事實與革命立場結合起來」。考慮上面的第一個原則，「事實」和「立場」哪一個重要也顯而易見。
3，新聞的快慢必須以黨的利益為原則。他們說：「該快的快」，「該慢的慢」，「有的壓一下才發表，有的壓一下不發表」，一切必須聽命於黨的領導機關和最高領袖。
4，運用報紙指導運動的原則。在運動初期和達到高潮的一段時間內，集中報導，形成宣傳規模，用以教育幹部和群眾，震懾和打擊敵人。
5，新聞保密和分層次的原則。供領導幹部閱讀的參考消息就是那時開始發行的，這也是領導人的特殊權利之一。
現時一再發出的新聞改革呼聲都衝不破這五個框框。
二、控制幹部，使之服從領袖。
1， 以政治學習來洗腦。內容是聽報告和學習文件：聽報告是聽領導人報告或傳達報告，學習文件有二十二個「幹部必讀」的文件。中共建國後直到今天還在學習所有領導人的所謂著作。
2， 交代問題和相互揭發。交代問題即所謂「向黨交心」；相互揭發則以「小廣播」為題，包括黨的機密，對國內外大事、本單位等有背離中央精神的私下議論，人們一下陷入「紅色恐怖」之中。
3， 建立幹部檔案制度。面對來自五湖四海的幹部，要他們寫自傳，詳細填寫履歷表，存入檔案，而且要反覆寫，看有沒有漏洞和矛盾。還要寫「反省」筆記，並且建立抽查制度。中共建政後發展為要寫每個階段的思想小結，然後組織評定，存入檔案。
4， 等級制度逐步完善。王實味當時已經指出延安「食分五等，衣著三色」。大、中、小灶制度一九四○年就在全黨推行。接著還有以幹部級別為基礎、由領導介紹批准的婚姻制度，以及領導幹部的保衛制度等等。領導幹部一旦犯政治錯誤，他們享有的特權也隨著消失，因此助長他們倒向權勢而昧於事實和自己的良心。
利用政治運動一統全黨
三、建構完整的政治運動模式。
1， 引蛇出洞，摸底排隊。「站隊」正確與否，此時見分曉。一九四二年春寒料峭時，毛澤東發出整風動員報告，引出了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和王實味的《野百合花》，結果他們都挨整，王實味最後還被殺。而後來五七年上當的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上當的是跳出來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劉少奇和鄧小平；八○年代以胡耀邦為首的改革者也中箭落馬。
2， 另起爐灶向原來的權力機關奪權。文革初期毛澤東以中央文革小組取代政治局；在延安整風初期，一九四一年九月成立「中央高級學習組」，一九四二年六月乾脆成立中央總學習委員會，由毛澤東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領導運動，取代了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的大部分職能。
3， 採取激烈手段，達到目地後再道歉。中共的政治運動方式向來是熱發動、冷處理。先用逼供的精神與肉體折磨的激烈手段獲得「成果」，然後據說是避免處理時傷害太多人而冷處理，甚至用道歉、平反等方式緩和矛盾。延安整風後期的一九四四年，面對不滿的幹部，毛澤東被迫在一些場合脫帽道歉，但是拒絕承認「搶救運動」為錯誤運動，避免政敵「翻案」。毛澤東在文革後期也說文革是「七三開」，鄧小平也只認為反右是「擴大化」。
中共積累的上述種種手段和經驗，在其後五十多年的專制統治中得以不斷運用，甚而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中國人民在這樣的統治下的生活情況可以想見是多麼悲慘，但是更為悲慘的是中共的高壓統治和愚民宣傳讓中國人民越來越麻木，越來越意識不到自己悲慘的處境。
在抗戰全面爆發後，中共打著抗日的幌子，藉機發展壯大自己的力量，並時刻不忘記反對蔣介石和國民黨。除了在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採取了諸多措施外，在思想上，一方面，毛澤東苦心竭慮為中共奪權製造了一整套「革命理論」，即不抗日，但又要利用抗日以進行奪權擴張的理論；和不抗戰，卻又要利用抗戰以發展中共領導下的現代中國農民戰爭的理論，從而為中共的種種卑鄙行徑找到理論依據。另一方面，在全中國人民艱苦的抗戰之中，發動整風內鬥，清除異己，從而形成了以他為代表的、以農村小知識份子為主體的領袖集團在中國共產黨中的領導地位，為將中國的共產革命徹底的改變成為一場傳統型的旨在改朝換代的農民造反，起到了至為重要的作用。這就是由毛澤東再次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延安整風運動，也是繼三十年代初中共肅反運動後的第二次大規模的血腥屠殺。通過整風運動，毛澤東徹底清除了黨內可以與己抗衡的人物和力量，從而確立了自己絕對的領導權威，直至1976年死去。他領導下的中共帶給中國人民的絕不是什麼福祉，恰恰是中共撒謊、血腥、殘暴、邪惡的本性，決定了它帶給中國和中國人民的只能是黑暗專制的統治和無盡的災難。
關於延安整風運動，2000年由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華著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以下簡稱《紅太陽》）已然做了詳盡的敘述和分析。該書以翔實豐富的史料和眾多的典型個案將延安「搶救運動」的酷刑和慘狀及整風運動的活生生圖景淋漓盡致的展現在讀者面前，讓人們真正瞭解了不同於中共黨史學家所描述的整風內幕，以及更深刻的瞭解了中共血腥、殘暴的歷史。
整風運動的源起和恐怖的審查
根據中共黨史專家的描述，整風運動源於1941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幹部會議上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同年9月中共中央舉行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決定發動全黨進行思想革命和解決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問題。1942年2月1日，毛在延安中央黨校的開學典禮上作了《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2月8日又在延安幹部會上作了《反對黨八股的報告》，中共的整風運動正式開始。4月3日，中共中央宣傳部發佈了《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的報告的決定》。1943年春轉入了審查幹部階段，陝甘寧邊區及華北、華中各解放區也先後於1943年夏季基本結束了整風運動，這些地方的整風運動多半是和審查幹部結合進行的。1943年和1944年中共黨的領導機關和高級幹部又展開了黨史學習。這次黨史學習主要是路線問題學習，批評了建黨以來，特別是六屆四中全會以來的黨內「左」右傾錯誤。其後，毛作了《學習和時局》的報告，對黨史上的幾個主要問題作了結論，全黨實現了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上的統一。整風運動就此結束。
從上述不多的文字中，我們不難看出：毛澤東發起這場運動的時間是中國抗日戰爭正進入關鍵的時刻，中國抗戰的長期、殘酷和艱苦，世所盡知，然而，毛澤東卻有功夫來研究中國革命的道路，並解決了未來政權的性質以及等等方面的問題，「形成了毛澤東思想的比較完整的科學體系」。其用心可謂是一清二楚。而其清除異己，確立自己的領導權威的目地也得以實現。
為了實現自己的目地，毛在這場運動中是極盡其所能，甚至採用了一些流氓手法。海外自由作家凌峰結合《紅太陽》提供的詳實資料認為：中共的整風學習運動就是一場痞子運動，主要有以下的表現：
一，毛公然篡改黨史。為了證明毛是所謂「正確路線」的代表，他在1940年冬到1941年12月，在胡喬木、王首道幫助下精心出版了中共秘密文件的集子，作為學習資料，即著名的《六大以來》，文集搜集了519篇重要文獻。毛在書中作了手腳：一種是刪除有礙毛形象的文字，例如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所做的《論新階段》的報告，被改為《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大刪對「蔣委員長」吹捧的文字；以後就振振有詞的清算王明在《為中共更加布林塞維克化而鬥爭》中稱呼「蔣委員長」若干次而證明他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另一種是修改日期，如《中央蘇區第一次黨代表大會政治決議案》的形成期是1931年11月被提前到3月，藉以說明六屆四中全會的中央一開始就反毛，來掩蓋在11月以前其實他們同毛一起聯手批判另外一個中央領導人項英。毛用這些手法，把輿論都掌握在自己手裡，一些領導人有的恐懼「紅色恐怖」，有的「顧全大局」，聽任毛為所欲為，並在意識形態上一統全黨。而這種篡改歷史的做法一直延伸到今天。
二，完全不顧政治道德的「引蛇出洞」。為了打擊政敵，在整風開始時，毛好話說盡，以便達到「引蛇出洞」的目地。順著毛的這個思路，丁玲發表了《三八節有感》，王實味發表了《野百合花》後，他們遭到了厄運，王實味還因此還丟了腦袋。
三，毛澤東的流氓語言。毛澤東為了批判王明、博古、張聞天的留蘇派，在1942年所做的整風報告中不惜把他們罵為「連豬都不如的蠢貨」，把書本知識貶得一文不值，用流氓語氣說：「書是不會走路的，也可以隨便把它打開或者關起。……這比大師傅煮飯容易得多，比他殺豬更容易。你要捉豬，豬會跑，殺它，它會叫，一本書擺在桌子上，既不會跑，又不會叫，隨你怎麼擺佈都可以。」這些言論從延安出走的老革命都有披露。毛在講這些話時，台下還爆發笑聲，自然是那些「工農兵」在笑，毛澤東以此拉攏他們，其中不少就是屬於同類的流氓無產階級，知識份子怎麼笑得出口？但是這些痞子語言成了經典。因此同年3月9日延安《解放日報》一篇由胡喬木起草、毛澤東修改的《教條和褲子》社論中批判那些「紅色教授」，要他們「脫褲子」，因為「問題發生在他們的貴體下」，還因為褲子下「躲著一條尾巴，必須脫掉褲子才看得見」，而「各人尾巴粗細不等」，因此割尾巴所需「刀的大小不等，血的多少不等」。這種粗俗、暴力、血腥的流氓腔文章就是中共中央機關報的社論和評論文章！
在《紅太陽》和其他披露的一些材料中，我們可以一窺整風的恐怖，殘酷無情和充滿了血腥。
1942年12月，延安的秋夜，已有幾許寒意，但是，窯洞裡卻燈火通明。……一批批外來的青年知識份子正在被搶救……歷史稍微複雜、社會關係又不甚清晰的懷疑物件，正在一批一批地集中起來，被送到反審機關審查…… 1943年4月10日以後，審干由內部轉為公開，開展了群眾性的坦白運動……特務一批一批被查出來，真可謂已經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而外地來的同志也逐漸的人人自危了……有的單位對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成員進行搶救，使正常工作處於停頓狀態……
同年7月15日，康生在中央大禮堂召開的中央直屬機關幹部大會上，作了「搶救失足者」的報告。他在這個報告中號召：「無論青年人、老年人，無論男人、女人，無論是自覺地為敵人服務，還是不自覺為敵人服務，我們共產黨中央號召你們趕快覺悟吧，號召你們不要再為敵人的第五縱隊服務了。」（按：康生在這裡所指的敵人和第五縱隊，是指國民黨而不是指日寇）他還告誡說：「不要放鬆一秒鐘的時間，失掉這個最寶貴的時機，將永遠陷於萬劫不復的境地。」
康生的這個報告曾被稱為恐怖的信號。這個報告把反奸鬥爭推向了高潮：從延安到各根據地，從黨政軍民學團體到市民群眾，從城鎮到農村，直至到監獄內，由此開始了全線進攻，大搞坦白檢舉……監獄的情況更為嚴重。根據當時被關押在邊區保安處的陝西省黨員朱子彤回憶說：「搶救運動開始，各窯洞都發了康生搶救失足者的報告，學習了這個文件就亂了套，窯洞內大搞車輪戰，都在公開案情、分析、規勸。」「徹夜的揭發、分析、規勸，不達目地，規勸不止，逼著大家交代問題……有時還押著被關押的人去參加機關的搶救大會……有時組織被關押的頑固分子到群眾大會上去坦白交代……」
在康生的搶救失足者報告影響下……開始出現嚴重的逼供現象，並且手段繁多。手段之一：主觀臆斷，指鹿為馬；手段之二，欺騙恐嚇，詐騙口供；手段之三，酷刑折磨，刑訊逼供……據一個縣委擴大會議記錄記載，縣委書記、區委書記都打過人。縣委書記打人約十七人次，挨過縣、區領導打的有九十一人次，私自被關押的二十九人。……據當時任靖邊縣統戰部長的陳元方同志回憶說：「逼供有精神上的，肉體上的。精神和肉體的折磨有時交叉進行，有時同時並進。精神上的是找被審查者談話，施加種種壓力，威脅，甚至誘供。比如承認可以戴大紅花，吃好的，保留黨籍等等。肉體上的有車輪戰、坐小凳、五花捆綁、假槍斃等等……。」有一個從淪陷區到延安的進步女青年（當時只有十九歲），由於她的親屬中有一人是漢奸，這個女青年便被懷疑是日本特務，將她逮捕關押。審訊她時，三天三夜不給她睡覺，並且威脅她說，如果再不承認是特務，就放兩條大蛇到她的窯洞裡。她被嚇得按照小說《雙城記》裡的情節胡編了一套假口供……在搶救運動中，發生過為了逼出口供，對被審訊人員施以各種各樣的肉刑或變相肉刑、甚至把人打死的情況。據關中分區一個縣統計，他們採用過車輪戰、壓槓子、打耳光、舉空摔地等二十四種肉刑。延安青年劇院為了逼一個趕大車的人承認是特務，捆綁吊打，活活折磨致死……僅延安一地自殺身亡者就有五、六十人……不僅青年知識份子受到搶救，一些老幹部也受到迫害，例如陶鑄……，一些娃娃也被坦白為特務分子。據當時的《解放日報》報導，綏師已有一百六十餘人覺悟改悔，在大會上自動坦白者二百八十餘人，被揭發者一百九十餘人。一個十四歲的小女孩劉錦梅走上台，只比桌子高一點，坦白她參加了「復興社」。十六歲的小男孩──馬逢臣，手裡提著一大包石頭，坦白他是石頭隊的負責人，說這包石頭是他在特務組織指使下，謀殺人用的武器。綏師的控訴會一直開了九天，在這些十幾歲的小孩中，最後竟挖出了二百三十個特務，占該校人數的百分之七十三。經過搶救，延屬各縣共挖出二千四百六十三個特務，軍委三局電訊學校二百多人，竟挖出一百七十個特務，中央秘書處六十餘人，也挖出了十幾個特務，西北公學五百多人，只有二十人沒有被搶救，百分之九十六的人是特務…… 搶救運動造成很大危害……正常的工作秩序被打亂……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錯案……有些人經受不住冤枉折磨而自殺……造成互相猜疑，人人自危，在精神上留下了深重創傷………
「一九四三年夏秋之後，各機關、學校大門緊閉，門口由警衛把守，延安的人們已中斷互相來往，『誰也不敢理誰』，在偌大的延安城，也需持介紹信才能辦事。入夜，延安萬籟寂靜，聽不到一點聲音，陷入一片恐怖、沉寂之中。」
整風運動的結果─毛權威的確立和專制統治手段的積累
在中共這場整風運動中，與毛持有異見的人如王明等，均遭到了迫害和清洗。還出現了大量冤假錯案，錯殺了至今尚無確切統計數位的無辜者。
而毛澤東為了掩蓋這段歷史，在建國後將參與整風運動的自己得力干將劉少奇、高崗等人都先後清洗。而逃亡蘇聯的王明在他的《中共五十年》一書中，就指延安的整風運動是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的「演習」。然而，相同的是，都是整風整人、製造冤假錯案和極端殘暴殘忍；不同的卻是，文革是處在毫無外患內憂的和平時期，而延安的整風則是處在全民抗戰、國家存亡絕續的關頭。如果國民黨、蔣介石在此國難當頭之時，也來了這樣一場整風運動，也大搞一場深挖共產黨特務或其他種種特務的運動，也製造了如是之多的冤假錯案，則中華民族大約只有亡國這一條路了。反之，中共之所以在國難當頭之時，膽敢如此整風整人，大興冤獄，歸根結底一句話，就是因為它不抗戰，假抗戰所致。
而不抗戰的毛澤東通過這場運動，不僅確立了自己在黨內的絕對權威，而且如海外自由作家凌峰所洞悉的那樣：毛通過這場整風運動還為他建政以後控制國家、控制幹部和控制人民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控制傳媒，箝制民眾的思想。
高華根據對當時延安傳媒，特別對喉舌《解放日報》的研究，認為該報總編輯陸定一和當時的中宣部代部長胡喬木已經建構了毛澤東新聞學的框架，「最顯著的特徵是將政治功利性視為新聞學的本質，而否認新聞具有超階級性屬性的觀點。」主要有幾點：
1，「黨性第一」的原則。胡喬木說，黨報「要在自己一切篇幅上，在每篇論文，每條通訊，每個消息……中都能貫徹黨的觀點，黨的見解」。也就是「黨性」要充斥在傳媒的每個細胞裡。
2，反對「虛假真實性」的原則。陸定一提出了一個有名的口號：「把尊重事實與革命立場結合起來」。考慮上面的第一個原則，「事實」和「立場」哪一個重要也顯而易見。
3，新聞的快慢必須以黨的利益為原則。他們說：「該快的快」，「該慢的慢」，「有的壓一下才發表，有的壓一下不發表」，一切必須聽命於黨的領導機關和最高領袖。
4，運用報紙指導運動的原則。在運動初期和達到高潮的一段時間內，集中報導，形成宣傳規模，用以教育幹部和群眾，震懾和打擊敵人。
5，新聞保密和分層次的原則。供領導幹部閱讀的參考消息就是那時開始發行的，這也是領導人的特殊權利之一。
現時一再發出的新聞改革呼聲都衝不破這五個框框。
二、控制幹部，使之服從領袖。
1， 以政治學習來洗腦。內容是聽報告和學習文件：聽報告是聽領導人報告或傳達報告，學習文件有二十二個「幹部必讀」的文件。中共建國後直到今天還在學習所有領導人的所謂著作。
2， 交代問題和相互揭發。交代問題即所謂「向黨交心」；相互揭發則以「小廣播」為題，包括黨的機密，對國內外大事、本單位等有背離中央精神的私下議論，人們一下陷入「紅色恐怖」之中。
3， 建立幹部檔案制度。面對來自五湖四海的幹部，要他們寫自傳，詳細填寫履歷表，存入檔案，而且要反覆寫，看有沒有漏洞和矛盾。還要寫「反省」筆記，並且建立抽查制度。中共建政後發展為要寫每個階段的思想小結，然後組織評定，存入檔案。
4， 等級制度逐步完善。王實味當時已經指出延安「食分五等，衣著三色」。大、中、小灶制度一九四○年就在全黨推行。接著還有以幹部級別為基礎、由領導介紹批准的婚姻制度，以及領導幹部的保衛制度等等。領導幹部一旦犯政治錯誤，他們享有的特權也隨著消失，因此助長他們倒向權勢而昧於事實和自己的良心。
利用政治運動一統全黨
三、建構完整的政治運動模式。
1， 引蛇出洞，摸底排隊。「站隊」正確與否，此時見分曉。一九四二年春寒料峭時，毛澤東發出整風動員報告，引出了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和王實味的《野百合花》，結果他們都挨整，王實味最後還被殺。而後來五七年上當的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上當的是跳出來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劉少奇和鄧小平；八○年代以胡耀邦為首的改革者也中箭落馬。
2， 另起爐灶向原來的權力機關奪權。文革初期毛澤東以中央文革小組取代政治局；在延安整風初期，一九四一年九月成立「中央高級學習組」，一九四二年六月乾脆成立中央總學習委員會，由毛澤東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領導運動，取代了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的大部分職能。
3， 採取激烈手段，達到目地後再道歉。中共的政治運動方式向來是熱發動、冷處理。先用逼供的精神與肉體折磨的激烈手段獲得「成果」，然後據說是避免處理時傷害太多人而冷處理，甚至用道歉、平反等方式緩和矛盾。延安整風後期的一九四四年，面對不滿的幹部，毛澤東被迫在一些場合脫帽道歉，但是拒絕承認「搶救運動」為錯誤運動，避免政敵「翻案」。毛澤東在文革後期也說文革是「七三開」，鄧小平也只認為反右是「擴大化」。
中共積累的上述種種手段和經驗，在其後五十多年的專制統治中得以不斷運用，甚而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中國人民在這樣的統治下的生活情況可以想見是多麼悲慘，但是更為悲慘的是中共的高壓統治和愚民宣傳讓中國人民越來越麻木，越來越意識不到自己悲慘的處境。
2006年8月22日星期二
歷史真貌─命運多舛的時代 中華民國(大陸時期)(十七)
皖南事變的真象
關於中共的借抗日以擴張的本相前文已經進行過揭露，但是不擇手段的中共並非是一邊抗日一邊擴張，而是以擴張為目地，抗日只是幌子。因此，中共為了擴張，非但不打日軍，而且專打友軍，非但不向敵人佔領地區進攻，甚至向一切敵後地區和戰爭區域的己方進攻。中共一手挑起的皖南事變就是一個典型例子。中共種種志在擴張的陰謀造成了中國抗日陣營的分裂。
七七事變後，根據國共之前達成的協定，中共紅軍游擊隊開始接受國民政府改編而集結成為新四軍，並接受最高軍事委員會統一指揮。但是，根據中共借抗日之名而圖謀擴張的算盤，中共中央一再指示，要保證中共對新四軍的絕對領導；一再指示，新四軍只需圖擴張和發展，如有人妨礙和阻止新四軍的發展與擴張，能堅決消滅者則堅決的消滅之；新四軍只准相機襲擊偽軍和只在需要時才允許迎擊小股日軍。這樣，新四軍自成立以來，就從來只圖發展和擴張，從來只打友軍和不打日軍。中共宣傳的所謂著名的韋崗戰役、黃橋戰役，即所謂的七戰七捷，以及西路戰役等，便全部打的是內戰，即全部打的是國民黨正在抗日的「頑固派」，特別是曾血戰台兒莊的韓德勤等部。可以說，新四軍非但沒有與日本侵略者打過一仗，而且純粹是打內戰的先鋒，甚至在後來成為中共通敵賣國的主要執行者(見後文)。
1941年1月29日，有一定親共傾向並有相當影響的民營報紙《大公報》，曾對皖南事變的真相及其來龍去脈，經過與結果，有過較為公正、平實的報導：軍委會通令：據第三戰區長官顧祝同電稱：「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違抗命令，不遵調遣，自上月以來，在江南地區，集中全軍，蓄意擾亂戰局，破壞抗日陣線，復於本月四日襲擊第四十師，乃為緊急處置，將該軍解散編遣，軍長葉挺就擒，交軍法審判，副軍長項英在逃，通令嚴緝」云云。這一件事，甚使國人震驚，而尤恐牽動抗日大局。就我們所知，這一不幸事件的發生，並非突然而來。據何參謀總長白副總參謀長致朱彭葉項的皓（一九四零年十月十九日）電謂：「蘇北方面，新四軍陳毅管文蔚等部，於七月擅自由江南防區渡過江北，襲擊韓主席（德勤）所屬陳秦運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蔣霸等地後，又陷秦於黃橋及泰縣之蔣堰曲塘，到處設卡收稅，收繳民槍，繼更成立行政委員會，破壞行政系統，並截斷江南江北補給線。統帥部雖嚴令制止，仍悍不遵命，復於十月四日向蘇北韓主席部猛攻，韓部獨六旅十六團韓團長遇害；五日又攻擊八十九軍，計劃去該軍三十三師師長孫啟人，旅長苗端體以下官佐士兵數千人，五日晚又繼續襲擊，致李軍長守維翁旅長秦團長等被衝落水，生死不明，其他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計其數。現韓主席部已繼續撤至東台附近，而該軍尚進攻不已」云云。這種自亂陣線、襲攻友陣的行動，依軍紀，本應予以制裁，而統帥部初未採取斷然處置，在主要可謂已極寬大忍恕，若在一般軍隊必不能邀此寬典。統帥部之所以如此，據我們揣想，當然是為了顧念團結之局，不願以小不忍而亂大謀。新四軍北移之命，曾經延展一個月，迄最近展延之期亦已逾過，在中央規定的路線上曾有該部的輜重及政治工作人員渡江北移，而該部大隊則不北而南，更於途中襲擊四十師，因此乃有解散編遣的緊急處置。以上所述，是此次新四軍事件的綜合經過。這事實，至為不幸，而就軍紀軍令以言，統帥部的處置是無可置議的。
《大公報》的這篇報導，道出了事變的真象，也道出了事變的前因後果，但悲劇仍然在於，當總參謀部向延安反映新四軍的惡跡時，他們並不知道，新四軍執行的正是延安的命令。中共藉口抗日以擴張，藉口抗日以反蔣的種種行為，終於在皖南事變中得到了報應。但是中共卻借此大叫冤枉，將「千古奇冤、江南一葉」的天大謊言灑遍全國，並流毒至今。中共更借此一事變，將反對「國民黨頑固派」的行動推向了高潮，將分裂、擴張和賣國的罪行愈演愈烈。
抗日期間中共的通敵賣國行為
前文已經講過，早在中共建黨不久，就依附蘇聯，處處聽從其指示。在後來發生的中東路事件上，中共不僅沒有指責蘇俄的侵略行為，反而接受了蘇俄的五條指示，提出了「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並在這一口號下決定發動更大的武裝暴動，以與蘇聯對中國的侵略戰爭「裡應外合」。這種對國家和民族利益的出賣和背叛，在中共的歷史上並非是獨一無二的。抗戰期間，中共再次與日軍暗地裡勾結，協助日軍攻打國民黨軍隊，甚至還進行秘密談判。
根據現有資料，中共與日軍的勾結始於1941年。1941年4月，當中國的抗日戰爭正處於關鍵時刻，蘇聯和日本簽訂了中立協定，聲明「蘇聯保證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大日本國保證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獨立和主權。」同時，史達林命令中共和日本駐華軍總司令岡村甯次、汪精衛南京偽國民政府聯繫簽約，商談夾擊國民政府及其軍事力量的具體步驟和措施。當時，中共保衛部長李克農，派專人到蘇北新四軍駐地傳達中共中央指示，命令新四軍政委饒漱石、情報部長楊帆和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兼長江局情報部長潘漢年具體執行。當時，還有中共中央電令直接到達。因為事關重大，饒、楊、潘三人不敢冒然行事，當即決定潘漢年返回延安，當面請示毛澤東，並要求中央給予正式文件指示。潘漢年於1943年攜帶中共中央正式文件返回新四軍，開始著手和岡村寧次以及在南京的汪偽政權談判締約。
當饒、楊、潘到達南京後，首先去找了汪精衛，當即遭到了汪的拒絕。深諳共產黨邪惡本性的汪精衛說：「在上海、廣東、武漢，我和共產黨頭目們打了好幾十年交道了，共產黨這個葫蘆裡所賣的藥是何其劇毒，我是很清楚的，無論如何共產黨這個賊船，我是不能再上了。何況我之所以脫離重慶走曲線救國的道路，就是為了消滅赤禍，共產黨無論走到哪裡，就把饑荒、內戰、燒殺、愚昧、落後帶到哪裡。我的左膀右臂陳公博和周佛海兩位先生不都是中共12人成立大會上的成員嗎！」
中共代表被汪精衛拒絕後，竟直接接觸日軍駐華部隊總司令岡村甯次。經多次談判後，饒漱石和楊帆返回蘇北駐地；留下以潘漢年為首的工作組，繼續完成和日軍談判締約的工作。建國後，毛澤東為了掩蓋這段見不得人的歷史，首先把和高崗從無瓜葛的華東人民政府主席、上海市委書記、中共中央組織部長饒漱石，打成高饒反黨聯盟，監禁起來，饒死於獄中；繼而又將華東人民政府公安部長、上海市公安局長楊帆和上海市委書記副市長潘漢年打成反革命，內部傳達為「漢奸」，逮捕後長期監禁。
莫斯科駐延安的特派員弗拉基米若夫在其日記中也證實了中共勾結日軍的行徑。他寫道：「我無意中看到一份新四軍總部的來電。這份總部的報告完全清楚的證實了：中共領導與日本派遣軍最高司令部之間，長期保存著聯繫……電報無疑還表明與日軍司令部聯繫的有關報告，是定期送到延安來的。」因為，「葉劍英告訴了毛澤東，我已經知道了新四軍發來的電報內容。中共中央主席跟我解釋了很久，說明共產黨領導人為什麼決定與日本佔領軍司令部建立聯繫。」「中共領導人中只有幾個人知道此事，毛的一個代理人，可以說一直隸屬於南京的岡村甯次大將總部的，什麼時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間諜機構的嚴密保護下，暢通無阻的往返於南京與新四軍總部之間。」然而，「中共領導人卻要做出打日本的樣子欺騙莫斯科。」
另外，大陸出版的《南京志史》也披露了一則抗戰後期，中共背著國民政府和四萬萬浴血抗戰的同胞，私下裡透過秘密渠道與日本最高軍政總部議和。該書披露：1945年6月，設在南京的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來了一位神秘人物，此君自報家門：我是新四軍聯絡部長楊帆。衛兵們大驚失色，緊急通報上去，軍部的長官連忙出迎，慇勤接待……抗戰史上的一篇黑幕故事從此開始。事情是這樣的，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使日本陷於戰線過長的困境。中國戰場上，國軍仍頑強抵抗。為了挽救這種極其被動的局面，岡村甯次向新四軍軍部發出了議和資訊……新四軍接報，因事關重大，即由中共華東局請示中央。延安方面反應奇快，密電答覆：可以和日方秘密接觸。六月初，日軍派出了以日本天皇的乾兒子，日軍總司令部參謀部對共工作組組長為首的使團，向中共提出了局部和平的方案，並建議中共方面派出負責官員前往南京與日軍總部首腦直接談判……經中共中央馳電批復，新四軍聯絡部長楊帆便啟程赴南京。抵寧次日，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副參謀長今井武夫和楊帆開始正式談判，並提出『局部和平文本草案』，除雙方停止軍事行動以之外，日方還答應讓出八個縣城，新四軍保持中立，也可以將來和日方合作，共同對付蔣介石的國軍和美、英方面……這化敵為友的第一次正式談判自然未獲實質性成果，但已協商好保持秘密接觸的級別、方式、地點、時間，為進一步談判做好了準備工作。這一系列賣國勾當便是弗拉基米若夫在1945年8月發現的秘密。」
中共的兩面性，即一面是人，一面是鬼的醜惡嘴臉再次暴露暴露無遺。難怪那位共產國際的特派員氣憤的指責道：「毛澤東在侵略者面前向後退縮，卻乘中央政府和日軍衝突之際為自己漁利。在民族遭受災難、人民備嘗艱辛並作出了不可估價犧牲的時刻，在國家受制於法西斯分子的時刻，採取這種策略，豈止是背信棄義而已……什麼國際主義政策，跟毛澤東哪能談得通，連他自己的人民也只不過是他在權力鬥爭中的工具罷了！千百萬人的流血和痛苦，災難和憂傷，對他來說，只是一種抽像的概念。」毛所領導的中共在其以後的統治歲月中，又何嘗忘記「人民也只不過是其在權力鬥爭中的工具」？為了一己私利，中共真正是不擇手段。
關於中共的借抗日以擴張的本相前文已經進行過揭露，但是不擇手段的中共並非是一邊抗日一邊擴張，而是以擴張為目地，抗日只是幌子。因此，中共為了擴張，非但不打日軍，而且專打友軍，非但不向敵人佔領地區進攻，甚至向一切敵後地區和戰爭區域的己方進攻。中共一手挑起的皖南事變就是一個典型例子。中共種種志在擴張的陰謀造成了中國抗日陣營的分裂。
七七事變後，根據國共之前達成的協定，中共紅軍游擊隊開始接受國民政府改編而集結成為新四軍，並接受最高軍事委員會統一指揮。但是，根據中共借抗日之名而圖謀擴張的算盤，中共中央一再指示，要保證中共對新四軍的絕對領導；一再指示，新四軍只需圖擴張和發展，如有人妨礙和阻止新四軍的發展與擴張，能堅決消滅者則堅決的消滅之；新四軍只准相機襲擊偽軍和只在需要時才允許迎擊小股日軍。這樣，新四軍自成立以來，就從來只圖發展和擴張，從來只打友軍和不打日軍。中共宣傳的所謂著名的韋崗戰役、黃橋戰役，即所謂的七戰七捷，以及西路戰役等，便全部打的是內戰，即全部打的是國民黨正在抗日的「頑固派」，特別是曾血戰台兒莊的韓德勤等部。可以說，新四軍非但沒有與日本侵略者打過一仗，而且純粹是打內戰的先鋒，甚至在後來成為中共通敵賣國的主要執行者(見後文)。
1941年1月29日，有一定親共傾向並有相當影響的民營報紙《大公報》，曾對皖南事變的真相及其來龍去脈，經過與結果，有過較為公正、平實的報導：軍委會通令：據第三戰區長官顧祝同電稱：「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違抗命令，不遵調遣，自上月以來，在江南地區，集中全軍，蓄意擾亂戰局，破壞抗日陣線，復於本月四日襲擊第四十師，乃為緊急處置，將該軍解散編遣，軍長葉挺就擒，交軍法審判，副軍長項英在逃，通令嚴緝」云云。這一件事，甚使國人震驚，而尤恐牽動抗日大局。就我們所知，這一不幸事件的發生，並非突然而來。據何參謀總長白副總參謀長致朱彭葉項的皓（一九四零年十月十九日）電謂：「蘇北方面，新四軍陳毅管文蔚等部，於七月擅自由江南防區渡過江北，襲擊韓主席（德勤）所屬陳秦運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蔣霸等地後，又陷秦於黃橋及泰縣之蔣堰曲塘，到處設卡收稅，收繳民槍，繼更成立行政委員會，破壞行政系統，並截斷江南江北補給線。統帥部雖嚴令制止，仍悍不遵命，復於十月四日向蘇北韓主席部猛攻，韓部獨六旅十六團韓團長遇害；五日又攻擊八十九軍，計劃去該軍三十三師師長孫啟人，旅長苗端體以下官佐士兵數千人，五日晚又繼續襲擊，致李軍長守維翁旅長秦團長等被衝落水，生死不明，其他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計其數。現韓主席部已繼續撤至東台附近，而該軍尚進攻不已」云云。這種自亂陣線、襲攻友陣的行動，依軍紀，本應予以制裁，而統帥部初未採取斷然處置，在主要可謂已極寬大忍恕，若在一般軍隊必不能邀此寬典。統帥部之所以如此，據我們揣想，當然是為了顧念團結之局，不願以小不忍而亂大謀。新四軍北移之命，曾經延展一個月，迄最近展延之期亦已逾過，在中央規定的路線上曾有該部的輜重及政治工作人員渡江北移，而該部大隊則不北而南，更於途中襲擊四十師，因此乃有解散編遣的緊急處置。以上所述，是此次新四軍事件的綜合經過。這事實，至為不幸，而就軍紀軍令以言，統帥部的處置是無可置議的。
《大公報》的這篇報導，道出了事變的真象，也道出了事變的前因後果，但悲劇仍然在於，當總參謀部向延安反映新四軍的惡跡時，他們並不知道，新四軍執行的正是延安的命令。中共藉口抗日以擴張，藉口抗日以反蔣的種種行為，終於在皖南事變中得到了報應。但是中共卻借此大叫冤枉，將「千古奇冤、江南一葉」的天大謊言灑遍全國，並流毒至今。中共更借此一事變，將反對「國民黨頑固派」的行動推向了高潮，將分裂、擴張和賣國的罪行愈演愈烈。
抗日期間中共的通敵賣國行為
前文已經講過，早在中共建黨不久，就依附蘇聯，處處聽從其指示。在後來發生的中東路事件上，中共不僅沒有指責蘇俄的侵略行為，反而接受了蘇俄的五條指示，提出了「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並在這一口號下決定發動更大的武裝暴動，以與蘇聯對中國的侵略戰爭「裡應外合」。這種對國家和民族利益的出賣和背叛，在中共的歷史上並非是獨一無二的。抗戰期間，中共再次與日軍暗地裡勾結，協助日軍攻打國民黨軍隊，甚至還進行秘密談判。
根據現有資料，中共與日軍的勾結始於1941年。1941年4月，當中國的抗日戰爭正處於關鍵時刻，蘇聯和日本簽訂了中立協定，聲明「蘇聯保證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大日本國保證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獨立和主權。」同時，史達林命令中共和日本駐華軍總司令岡村甯次、汪精衛南京偽國民政府聯繫簽約，商談夾擊國民政府及其軍事力量的具體步驟和措施。當時，中共保衛部長李克農，派專人到蘇北新四軍駐地傳達中共中央指示，命令新四軍政委饒漱石、情報部長楊帆和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兼長江局情報部長潘漢年具體執行。當時，還有中共中央電令直接到達。因為事關重大，饒、楊、潘三人不敢冒然行事，當即決定潘漢年返回延安，當面請示毛澤東，並要求中央給予正式文件指示。潘漢年於1943年攜帶中共中央正式文件返回新四軍，開始著手和岡村寧次以及在南京的汪偽政權談判締約。
當饒、楊、潘到達南京後，首先去找了汪精衛，當即遭到了汪的拒絕。深諳共產黨邪惡本性的汪精衛說：「在上海、廣東、武漢，我和共產黨頭目們打了好幾十年交道了，共產黨這個葫蘆裡所賣的藥是何其劇毒，我是很清楚的，無論如何共產黨這個賊船，我是不能再上了。何況我之所以脫離重慶走曲線救國的道路，就是為了消滅赤禍，共產黨無論走到哪裡，就把饑荒、內戰、燒殺、愚昧、落後帶到哪裡。我的左膀右臂陳公博和周佛海兩位先生不都是中共12人成立大會上的成員嗎！」
中共代表被汪精衛拒絕後，竟直接接觸日軍駐華部隊總司令岡村甯次。經多次談判後，饒漱石和楊帆返回蘇北駐地；留下以潘漢年為首的工作組，繼續完成和日軍談判締約的工作。建國後，毛澤東為了掩蓋這段見不得人的歷史，首先把和高崗從無瓜葛的華東人民政府主席、上海市委書記、中共中央組織部長饒漱石，打成高饒反黨聯盟，監禁起來，饒死於獄中；繼而又將華東人民政府公安部長、上海市公安局長楊帆和上海市委書記副市長潘漢年打成反革命，內部傳達為「漢奸」，逮捕後長期監禁。
莫斯科駐延安的特派員弗拉基米若夫在其日記中也證實了中共勾結日軍的行徑。他寫道：「我無意中看到一份新四軍總部的來電。這份總部的報告完全清楚的證實了：中共領導與日本派遣軍最高司令部之間，長期保存著聯繫……電報無疑還表明與日軍司令部聯繫的有關報告，是定期送到延安來的。」因為，「葉劍英告訴了毛澤東，我已經知道了新四軍發來的電報內容。中共中央主席跟我解釋了很久，說明共產黨領導人為什麼決定與日本佔領軍司令部建立聯繫。」「中共領導人中只有幾個人知道此事，毛的一個代理人，可以說一直隸屬於南京的岡村甯次大將總部的，什麼時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間諜機構的嚴密保護下，暢通無阻的往返於南京與新四軍總部之間。」然而，「中共領導人卻要做出打日本的樣子欺騙莫斯科。」
另外，大陸出版的《南京志史》也披露了一則抗戰後期，中共背著國民政府和四萬萬浴血抗戰的同胞，私下裡透過秘密渠道與日本最高軍政總部議和。該書披露：1945年6月，設在南京的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來了一位神秘人物，此君自報家門：我是新四軍聯絡部長楊帆。衛兵們大驚失色，緊急通報上去，軍部的長官連忙出迎，慇勤接待……抗戰史上的一篇黑幕故事從此開始。事情是這樣的，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使日本陷於戰線過長的困境。中國戰場上，國軍仍頑強抵抗。為了挽救這種極其被動的局面，岡村甯次向新四軍軍部發出了議和資訊……新四軍接報，因事關重大，即由中共華東局請示中央。延安方面反應奇快，密電答覆：可以和日方秘密接觸。六月初，日軍派出了以日本天皇的乾兒子，日軍總司令部參謀部對共工作組組長為首的使團，向中共提出了局部和平的方案，並建議中共方面派出負責官員前往南京與日軍總部首腦直接談判……經中共中央馳電批復，新四軍聯絡部長楊帆便啟程赴南京。抵寧次日，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副參謀長今井武夫和楊帆開始正式談判，並提出『局部和平文本草案』，除雙方停止軍事行動以之外，日方還答應讓出八個縣城，新四軍保持中立，也可以將來和日方合作，共同對付蔣介石的國軍和美、英方面……這化敵為友的第一次正式談判自然未獲實質性成果，但已協商好保持秘密接觸的級別、方式、地點、時間，為進一步談判做好了準備工作。這一系列賣國勾當便是弗拉基米若夫在1945年8月發現的秘密。」
中共的兩面性，即一面是人，一面是鬼的醜惡嘴臉再次暴露暴露無遺。難怪那位共產國際的特派員氣憤的指責道：「毛澤東在侵略者面前向後退縮，卻乘中央政府和日軍衝突之際為自己漁利。在民族遭受災難、人民備嘗艱辛並作出了不可估價犧牲的時刻，在國家受制於法西斯分子的時刻，採取這種策略，豈止是背信棄義而已……什麼國際主義政策，跟毛澤東哪能談得通，連他自己的人民也只不過是他在權力鬥爭中的工具罷了！千百萬人的流血和痛苦，災難和憂傷，對他來說，只是一種抽像的概念。」毛所領導的中共在其以後的統治歲月中，又何嘗忘記「人民也只不過是其在權力鬥爭中的工具」？為了一己私利，中共真正是不擇手段。
2006年8月20日星期日
歷史真貌─命運多舛的時代 中華民國(大陸時期)(十六)
中共在抗戰全面爆發後的假抗戰真擴張
由中共策劃的、並原本打算殺掉蔣介石的西安軍事政變發生後，中共在蘇聯和全國輿論的壓力下，被迫釋放了蔣介石，以和平方式解決，並提出了四項保證。同時，蔣介石迫於國內外局勢，同意政府軍停止剿共。政府軍收編紅軍，同時要求：紅軍停止暴動；中共停止推翻國民政府的武裝暴動方針；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政府特區，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軍事委員會的指揮。國、共合作抗日，國民政府接受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開始全面抗日。中共終於得到了喘息的機會和合法的存在。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日本全面侵華。國民黨開始了全線抗戰，並以弱勢之師打破了日本企圖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狂夢。無數的國民黨將官和士兵在抗戰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但是令人奇怪的是，高喊著抗日的中共卻龜縮在一角，藉機發展自身力量。誠如毛澤東在建國後的廬山會議上親口所說：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就是配合日軍夾擊抗日軍民，促使日本多多佔領中國土地。中共陰險的用心昭然若揭。中共開始了借抗日以反蔣、借抗日以圖存和借抗日以擴張的「中國共產革命」新階段。
那麼，在這八年的抗戰中，中共到底在做什麼？是否如其被重複了一千次一萬次的所謂的「歷史的真實」所說的那樣：「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軍民堅持八年抗戰，才戰勝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可是，真象不會永遠被掩蓋。真實的歷史的告訴我們的卻是中共再次撒了一個彌天大謊。
與國民政府和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上抵抗日軍的英勇行為不同的是，中共一方面對外高喊著抗日，標榜著抗日，高喊著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承認蔣介石和中華國民政府，接受其軍事指揮；但另一方面，中共始終沒有忘記「借抗日之機發展壯大自己的圖謀」，並盡可能的反蔣，削弱其力量，其一切都是圍繞這一目標而運作。
首先，在軍事上，中共下令改編後的八路軍和新四軍「要堅持不打大仗、硬仗和運動戰，要把群眾工作當作中心任務；只能堅持敵後山地游擊戰，其主要任務是求得在敵後的發展和擴張；根本任務是建立敵後由中共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即分裂中華民國的中共農村獨裁政權」。正是在上述方針的指導下，中共軍隊的主要活動基本局限在日本佔領區，正面戰場僅參加了太原會戰(平型關戰鬥)和百團大戰，而且也並不是主動參與。與國民黨戰死200多名高級將領相比，中共無一高級將領死於與日軍的交戰中；而在中國斃命的129名日軍高級將領中，死於中共之手的只有3人。當大量的國民黨官兵犧牲在對日抗戰的戰場上時，西安事變時僅有二萬人馬的中共卻於1939年開始對內宣稱「已有五十萬大軍活躍在敵後廣大的國土上」，而且，毛澤東在同年10月自豪的說道：「我們黨已經走出了狹隘的圈子，變成了全國的大黨」。
我們先來看看中共一直引以為傲的平型關戰鬥和百團大戰。
1937年，為了阻止日軍迅速南下，國民黨組織了太原會戰。這場戰鬥以國民黨軍隊為主力，消滅了敵阪垣師團二十一旅團的主力，對振奮人心起到了很大作用。在陝西的中共也接到了蔣介石伏擊日軍的命令，但是八路軍某部卻是在局部抵制了毛澤東連續五次命令的前提下，才介入了這一場戰鬥，而不是「指揮和參加這一場戰鬥的領導和主力」。不過是極不情願的「配合」作戰，伏擊了敵人的輜重、即補給部隊而已。
八十年代後期，中國大陸學者就已經在「平型關伏擊戰所殲之敵非第二十一旅團主力」的論文中，論證了八路軍伏擊的「只是日軍預備隊一千餘人和輜重」，即一支補給部隊。中共黨史專家們也曾指出，「過去有一種觀點，認為平型關戰鬥意義很大，但存在嚴重錯誤，主要是違背了黨中央的戰略方針」。至於黨中央究竟有一個什麼樣的「戰略方針」，我們完全可以想見。
而百團大戰，也絕非象中共吹噓的那樣是一場如何重要的戰役，更不是一場大型的戰役或大型的會戰。台灣1988年出版的《中國現代史》稱：潛入敵後的共軍，常分股破壞敵人的鐵路和公路交通，到一九四零年號稱「百團大戰」，廣事宣傳。八十年代的一些中共黨史專家認為它基本是「游擊戰中的運動戰，防禦戰中的進攻戰。」而且「百團大戰違背了黨中央規定的戰略相持階段的戰略方針，超過了戰略防禦的限度。」
雖然根據中共的統計，百團大戰「戰果輝煌」，但奇怪的是，卻沒有傷亡數位的事實。如果誠如中共宣傳的那樣，我們不得不對其戰果的真實性打個折扣。共產國際駐延安代表彼得弗拉基米若夫曾說過「中共軍隊誇大戰果、以掩蓋準備內戰」的話，值得深思。而中共一貫撒謊的做事風格也讓我們心中充滿了懷疑。
至於說「百團大戰違背了黨中央規定的戰略相持階段的戰略方針」，我們自然可以明白指揮百團大戰的彭德懷所面臨的巨大壓力。一方面，是軍人的榮譽感和愛國熱情，使其組織了一系列對日寇的小規模襲擊；另一方面，毛的堅決不准對日寇打大仗、硬仗、運動戰，以保存實力的戰略方針使其無法真正的行使一個軍人的職責。彭為此而具有了歷史性的「反毛罪行」，文革中更因此而遭受過一再的批判和鬥爭，直至含冤而死。說穿了，毛和中共批判甚至鬥爭彭德懷的根本原因，是因為百團大戰暴露了中共已經得以擴張的軍事實力，從而給中共帶來了繼續實行假抗戰和真擴張的困難。
彭德懷雖然為他的百團大戰遭受了難以想像的漫長痛苦，但是中共卻對外將百團大戰宣傳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此後，毛和他的中共，在中國人民長期的艱苦抗戰中，再沒有打過一場像樣的戰鬥。而毛在他的《選集》裡記載的所有作戰指示和作戰方針全是打內戰，而不是打外戰，都是打國民黨，而不是打日寇。中共更沒有一個高級將領戰死在抗日的疆場上，甚至至今連起碼的傷亡數位也無法公佈，在中國大陸廣闊的土地上也難得一見中共的抗日烈士紀念碑。
正是在抗日的幌子下，中共大加招兵買馬，只求「打」影響以爭取群眾，只為保存實力便游而不擊，只為給自己搶糧、搶物資、搶武器而小規模的襲擊日偽、主要是偽軍，只因為遭遇日寇而不得不打打遭遇戰。1939年，自稱已經在敵後發展到五十萬大軍的中共，雖然擁有「農村包圍城市」的偉大戰略，卻從不曾包圍過日寇所佔領的任何城市。還是那個共產國際駐延安的代表富拉基米若夫在他的《延安日記》中寫道：「中共部隊對目前日本掃蕩佔領的行動不作抵抗，他們撤上山去，或者渡過了黃河……八路軍的隊伍（當然還有新四軍），早已停止了對侵略者的出擊和反擊。……一比較材料，就令人十分沮喪。八路軍方面沒有採取任何積極的軍事行動！更有甚者，軍事行動都被嚴厲的禁止了。……我們下來和戰士一起抽起煙來，他們承認說，我們得到通知，叫我們不要去動他們。上頭說，我們不去碰人家，人家也就不來碰我們。」「當然，中共對侵略者也消極應付，並不排除有一些戰鬥行動，但是，這種行動是有限的，而且只是被迫還擊而已，顯然同八路軍的實戰能力是不相稱的。提供給外界的有關八路軍和新四軍戰績的資料，蓄意誇大了戰果，這樣，就把準備內戰的事實掩蓋起來了。」中共上述種種的「抗日」表現，自然對日軍沒有任何的牽制力量，自然使日軍毫無顧忌的繼續南攻，從而將幾乎全部主力用於對付國民黨軍隊方面。
為了奪取更廣大的空間，毛和中共堅持對日作戰中的游擊戰，即在日寇武力達不到的地方，或日寇佔領區的無數空隙地帶，去佔地盤、搶地盤，發展中共武裝力量，建立中共農村獨裁政權。這樣，當抗戰勝利後，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中共竟擁有了如此之大的「解放區」，而打敗了日寇、贏得了反侵略戰爭勝利的中華民國政府，反而會落到山河破碎、政權分裂的淒涼境地。
其次，在政治上，中共採取無賴加流氓的做法，顛倒黑白，並在輿論上攻擊國民黨。第一，中共打著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旗號，一方面對外發表支援和歌頌蔣介石和國民政府抗戰的文章；但另一方面，對內開始逐步推行所謂的獨立自主原則，推行所謂的革命統一戰線(不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時刻不忘記與中華民國政府和國民黨進行鬥爭，而抗戰只不過是中共發展的幌子。在這期間，毛澤東的政治手段更是運用得爐火純青。雖然一部分中共將領期望抗日，雖然1937年從蘇聯歸來的王明帶來了蘇共要求中共真統戰抗日的指示，但是隨著毛在黨內地位的確立，隨著中共擴張的初步成功，曾經還需要遮遮掩掩的「假抗日假統戰的獨立自主原則」逐步得到了中共全黨的認同，並隨著中共武裝力量的壯大，而逐漸公開化，甚至敢明目張膽襲擊國民黨軍隊，而非日軍。毛在此時對黨內所做的指示，還有他寫下的所謂「光輝著作」，如「共產黨員發刊詞」、「目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論政策」和「關於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等，均表現了中共反蔣而要進行革命的武裝鬥爭和革命的統一戰線，根本不是抗日和抗日的統一戰線了。這無疑是對中共在西安事變後所做的所有承諾和保證的公然背叛和絕妙的諷刺。這自然是由中共撒謊、狡詐的本性決定的。
第二，當中共軍隊放棄前線陣地，向與國民黨軍隊接界的地區調動的政治醜聞在重慶傳開時，中國的很多組織要求把特區和中共軍隊無條件的移交給中央政府主席管轄，重慶國民政府也氣憤的談到了共產黨的出賣，把國土拱手讓給了侵略者。正忙於抗戰的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為了限制中共假抗日和真擴張的行徑，制定了「限制異黨活動辦法」，但是為時已晚。
此時實力大增的中共為了避免被清除出國民革命陣營的「悲劇」重演，毛設計了一整套包括理論、策略和種種手段繼續擴張和公然擴張的辦法，並在「反對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名義下，採取明暗兩手，以反擊中華民國政府和國民黨對他們假抗日、真擴張之陰謀賣國路線的揭露、反對和限制。
毛公開指責國民黨「《限制異黨活動辦法》的內容全部是反動的，是幫助日本帝國主義的，是不利於抗戰、不利於團結、不利於進步的。」為此，毛提出了「國民黨頑固派」的概念，指出了頑固派的兩種不同類型，一是投降派，二是抗日派，並且「即便是抗日派，將來也要去投降，現在他們反共就是為了將來的投降」。實際上是要將正在抗日的國民黨也定性成為投降派。但歷史的事實是，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非但在當時不曾投降，而且在後來更沒有投降。同時，他們不僅領導全民族抗戰有功，而且因對反法西斯戰爭的卓越貢獻，而使中國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戰勝國和領袖國。所以，毛澤東指罵他們是正在投降和必將投降的頑固派，便是徹底的栽贓。
再次，在經濟上，為了獲取最大利益，中共在陝北廣泛種上了鴉片，並冠以「大生產運動」的美名。那位共產國際駐延安代表弗拉基米若夫尤在他的《延安日記》裡詳細記載了中共的這一惡行：「到處在做非法的鴉片交易。例如，在茶陵，遠在後方的一二零師部，撥出一間房子來加工原料，製成鴉片後就從這裡運往市場……政治局已經任命任弼時為鴉片問題專員。因為當尤任問及毛澤東『特區的農民往往由於非法買賣鴉片受到懲辦，而現在甚至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與機關也在公開的生產鴉片 ──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毛澤東沒有吭聲。鄧發代毛澤東回答說：『從前特區只是把鹽和堿運往國統區。我們一掛掛大車滿載著鹽出去，帶回來的錢袋卻是癟的，而且還只有一個錢袋！現在我們送出去一袋鴉片，就能夠帶回滿滿的一車錢。我們就用這些錢向國民黨買武器，回頭再用這些武器來收拾他們！』……中共政治局甚至批准，要加強發展公營的鴉片生產和貿易……要在一年內為中央政府所轄的各省的市場（叫作對外市場）至少提供一百二十萬兩的鴉片……鴉片的事情，就是說罌粟的種植與加工，大部分將由部隊來做管。賀龍的一二零師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鴉片的地區（這個師已長期做這項生意）……毛澤東同志認為，種植、加工和出售鴉片不是件太好的事情。可是，毛澤東同志說，在目前形勢下，鴉片是要起打先鋒的、革命的作用，忽視這點就錯了，政治局一致支援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此外，彼得還憤怒的記載道：「解放區出現了一片怪現象。中共的部隊同樣也出現了這種怪現象。他們全部在盡可能的與淪陷區的日軍做生意……實際上晉西北各縣都充斥著五花八門的日貨。這些日貨都是由淪陷區日軍倉庫所直接供應的……」
而此時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黨，為了提高國民素質抗戰，提倡並推廣了新生活運動，中華民國政府則開始了嚴格的禁煙運動，此舉曾深招日本的忌恨。然而，中共為了賺取更多的錢買武器來對付國民黨和準備內戰，竟將鴉片生產和貿易合法化，竟將鴉片源源不斷的運往國統區和敵占區去坑害同胞，事後又將鴉片生產美化為「為了抗日而進行的大生產運動」，這在道德上和行為上都只能堪稱是「絕唱」。可以說，中共為了達到奪權的目地，可謂是不擇手段。
最後，在思想上，一方面，毛澤東苦心竭慮為中共奪權製造了一整套「革命理論」，主要是不抗日，但又要利用抗日以進行奪權擴張的理論；和不抗戰，卻又要利用抗戰以發展中共領導下的現代中國農民戰爭的理論，從而為中共的種種卑鄙行徑找到理論依據。另一方面，在全中國人民艱苦的抗戰之中，發動整風內鬥，清除異己，從而形成了以他為代表的、以農村小知識份子為主體的領袖集團在中國共產黨中的領導地位，為將中國的共產革命徹底的改變成為一場傳統型的旨在改朝換代的農民造反，起到了至為重要的作用。這就是由毛澤東再次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延安整風運動，也是繼三十年代初中共肅反運動後的第二次大規模的血腥屠殺。(後文再詳細闡述)
通過以上史實，中共假抗日真擴張的本相，假抗日以便奪取中華民國的天下的陰謀，實在是暴露無遺。無怪有史家認為：中共的江山非得自於中華民國，而是得自於日本的侵略。確實如此。
而中共罔顧民族大義，一心只想擴張奪權的陰謀抗戰「策略」，為中華民族的子孫永遠所不齒。
由中共策劃的、並原本打算殺掉蔣介石的西安軍事政變發生後，中共在蘇聯和全國輿論的壓力下，被迫釋放了蔣介石，以和平方式解決，並提出了四項保證。同時，蔣介石迫於國內外局勢，同意政府軍停止剿共。政府軍收編紅軍，同時要求：紅軍停止暴動；中共停止推翻國民政府的武裝暴動方針；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政府特區，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軍事委員會的指揮。國、共合作抗日，國民政府接受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開始全面抗日。中共終於得到了喘息的機會和合法的存在。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日本全面侵華。國民黨開始了全線抗戰，並以弱勢之師打破了日本企圖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狂夢。無數的國民黨將官和士兵在抗戰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但是令人奇怪的是，高喊著抗日的中共卻龜縮在一角，藉機發展自身力量。誠如毛澤東在建國後的廬山會議上親口所說：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就是配合日軍夾擊抗日軍民，促使日本多多佔領中國土地。中共陰險的用心昭然若揭。中共開始了借抗日以反蔣、借抗日以圖存和借抗日以擴張的「中國共產革命」新階段。
那麼，在這八年的抗戰中，中共到底在做什麼？是否如其被重複了一千次一萬次的所謂的「歷史的真實」所說的那樣：「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軍民堅持八年抗戰，才戰勝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可是，真象不會永遠被掩蓋。真實的歷史的告訴我們的卻是中共再次撒了一個彌天大謊。
與國民政府和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上抵抗日軍的英勇行為不同的是，中共一方面對外高喊著抗日，標榜著抗日，高喊著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承認蔣介石和中華國民政府，接受其軍事指揮；但另一方面，中共始終沒有忘記「借抗日之機發展壯大自己的圖謀」，並盡可能的反蔣，削弱其力量，其一切都是圍繞這一目標而運作。
首先，在軍事上，中共下令改編後的八路軍和新四軍「要堅持不打大仗、硬仗和運動戰，要把群眾工作當作中心任務；只能堅持敵後山地游擊戰，其主要任務是求得在敵後的發展和擴張；根本任務是建立敵後由中共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即分裂中華民國的中共農村獨裁政權」。正是在上述方針的指導下，中共軍隊的主要活動基本局限在日本佔領區，正面戰場僅參加了太原會戰(平型關戰鬥)和百團大戰，而且也並不是主動參與。與國民黨戰死200多名高級將領相比，中共無一高級將領死於與日軍的交戰中；而在中國斃命的129名日軍高級將領中，死於中共之手的只有3人。當大量的國民黨官兵犧牲在對日抗戰的戰場上時，西安事變時僅有二萬人馬的中共卻於1939年開始對內宣稱「已有五十萬大軍活躍在敵後廣大的國土上」，而且，毛澤東在同年10月自豪的說道：「我們黨已經走出了狹隘的圈子，變成了全國的大黨」。
我們先來看看中共一直引以為傲的平型關戰鬥和百團大戰。
1937年，為了阻止日軍迅速南下，國民黨組織了太原會戰。這場戰鬥以國民黨軍隊為主力，消滅了敵阪垣師團二十一旅團的主力，對振奮人心起到了很大作用。在陝西的中共也接到了蔣介石伏擊日軍的命令，但是八路軍某部卻是在局部抵制了毛澤東連續五次命令的前提下，才介入了這一場戰鬥，而不是「指揮和參加這一場戰鬥的領導和主力」。不過是極不情願的「配合」作戰，伏擊了敵人的輜重、即補給部隊而已。
八十年代後期，中國大陸學者就已經在「平型關伏擊戰所殲之敵非第二十一旅團主力」的論文中，論證了八路軍伏擊的「只是日軍預備隊一千餘人和輜重」，即一支補給部隊。中共黨史專家們也曾指出，「過去有一種觀點，認為平型關戰鬥意義很大，但存在嚴重錯誤，主要是違背了黨中央的戰略方針」。至於黨中央究竟有一個什麼樣的「戰略方針」，我們完全可以想見。
而百團大戰，也絕非象中共吹噓的那樣是一場如何重要的戰役，更不是一場大型的戰役或大型的會戰。台灣1988年出版的《中國現代史》稱：潛入敵後的共軍，常分股破壞敵人的鐵路和公路交通，到一九四零年號稱「百團大戰」，廣事宣傳。八十年代的一些中共黨史專家認為它基本是「游擊戰中的運動戰，防禦戰中的進攻戰。」而且「百團大戰違背了黨中央規定的戰略相持階段的戰略方針，超過了戰略防禦的限度。」
雖然根據中共的統計，百團大戰「戰果輝煌」，但奇怪的是，卻沒有傷亡數位的事實。如果誠如中共宣傳的那樣，我們不得不對其戰果的真實性打個折扣。共產國際駐延安代表彼得弗拉基米若夫曾說過「中共軍隊誇大戰果、以掩蓋準備內戰」的話，值得深思。而中共一貫撒謊的做事風格也讓我們心中充滿了懷疑。
至於說「百團大戰違背了黨中央規定的戰略相持階段的戰略方針」，我們自然可以明白指揮百團大戰的彭德懷所面臨的巨大壓力。一方面，是軍人的榮譽感和愛國熱情，使其組織了一系列對日寇的小規模襲擊；另一方面，毛的堅決不准對日寇打大仗、硬仗、運動戰，以保存實力的戰略方針使其無法真正的行使一個軍人的職責。彭為此而具有了歷史性的「反毛罪行」，文革中更因此而遭受過一再的批判和鬥爭，直至含冤而死。說穿了，毛和中共批判甚至鬥爭彭德懷的根本原因，是因為百團大戰暴露了中共已經得以擴張的軍事實力，從而給中共帶來了繼續實行假抗戰和真擴張的困難。
彭德懷雖然為他的百團大戰遭受了難以想像的漫長痛苦，但是中共卻對外將百團大戰宣傳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此後，毛和他的中共，在中國人民長期的艱苦抗戰中，再沒有打過一場像樣的戰鬥。而毛在他的《選集》裡記載的所有作戰指示和作戰方針全是打內戰，而不是打外戰，都是打國民黨，而不是打日寇。中共更沒有一個高級將領戰死在抗日的疆場上，甚至至今連起碼的傷亡數位也無法公佈，在中國大陸廣闊的土地上也難得一見中共的抗日烈士紀念碑。
正是在抗日的幌子下，中共大加招兵買馬，只求「打」影響以爭取群眾，只為保存實力便游而不擊，只為給自己搶糧、搶物資、搶武器而小規模的襲擊日偽、主要是偽軍，只因為遭遇日寇而不得不打打遭遇戰。1939年，自稱已經在敵後發展到五十萬大軍的中共，雖然擁有「農村包圍城市」的偉大戰略，卻從不曾包圍過日寇所佔領的任何城市。還是那個共產國際駐延安的代表富拉基米若夫在他的《延安日記》中寫道：「中共部隊對目前日本掃蕩佔領的行動不作抵抗，他們撤上山去，或者渡過了黃河……八路軍的隊伍（當然還有新四軍），早已停止了對侵略者的出擊和反擊。……一比較材料，就令人十分沮喪。八路軍方面沒有採取任何積極的軍事行動！更有甚者，軍事行動都被嚴厲的禁止了。……我們下來和戰士一起抽起煙來，他們承認說，我們得到通知，叫我們不要去動他們。上頭說，我們不去碰人家，人家也就不來碰我們。」「當然，中共對侵略者也消極應付，並不排除有一些戰鬥行動，但是，這種行動是有限的，而且只是被迫還擊而已，顯然同八路軍的實戰能力是不相稱的。提供給外界的有關八路軍和新四軍戰績的資料，蓄意誇大了戰果，這樣，就把準備內戰的事實掩蓋起來了。」中共上述種種的「抗日」表現，自然對日軍沒有任何的牽制力量，自然使日軍毫無顧忌的繼續南攻，從而將幾乎全部主力用於對付國民黨軍隊方面。
為了奪取更廣大的空間，毛和中共堅持對日作戰中的游擊戰，即在日寇武力達不到的地方，或日寇佔領區的無數空隙地帶，去佔地盤、搶地盤，發展中共武裝力量，建立中共農村獨裁政權。這樣，當抗戰勝利後，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中共竟擁有了如此之大的「解放區」，而打敗了日寇、贏得了反侵略戰爭勝利的中華民國政府，反而會落到山河破碎、政權分裂的淒涼境地。
其次，在政治上，中共採取無賴加流氓的做法，顛倒黑白，並在輿論上攻擊國民黨。第一，中共打著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旗號，一方面對外發表支援和歌頌蔣介石和國民政府抗戰的文章；但另一方面，對內開始逐步推行所謂的獨立自主原則，推行所謂的革命統一戰線(不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時刻不忘記與中華民國政府和國民黨進行鬥爭，而抗戰只不過是中共發展的幌子。在這期間，毛澤東的政治手段更是運用得爐火純青。雖然一部分中共將領期望抗日，雖然1937年從蘇聯歸來的王明帶來了蘇共要求中共真統戰抗日的指示，但是隨著毛在黨內地位的確立，隨著中共擴張的初步成功，曾經還需要遮遮掩掩的「假抗日假統戰的獨立自主原則」逐步得到了中共全黨的認同，並隨著中共武裝力量的壯大，而逐漸公開化，甚至敢明目張膽襲擊國民黨軍隊，而非日軍。毛在此時對黨內所做的指示，還有他寫下的所謂「光輝著作」，如「共產黨員發刊詞」、「目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論政策」和「關於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等，均表現了中共反蔣而要進行革命的武裝鬥爭和革命的統一戰線，根本不是抗日和抗日的統一戰線了。這無疑是對中共在西安事變後所做的所有承諾和保證的公然背叛和絕妙的諷刺。這自然是由中共撒謊、狡詐的本性決定的。
第二，當中共軍隊放棄前線陣地，向與國民黨軍隊接界的地區調動的政治醜聞在重慶傳開時，中國的很多組織要求把特區和中共軍隊無條件的移交給中央政府主席管轄，重慶國民政府也氣憤的談到了共產黨的出賣，把國土拱手讓給了侵略者。正忙於抗戰的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為了限制中共假抗日和真擴張的行徑，制定了「限制異黨活動辦法」，但是為時已晚。
此時實力大增的中共為了避免被清除出國民革命陣營的「悲劇」重演，毛設計了一整套包括理論、策略和種種手段繼續擴張和公然擴張的辦法，並在「反對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名義下，採取明暗兩手，以反擊中華民國政府和國民黨對他們假抗日、真擴張之陰謀賣國路線的揭露、反對和限制。
毛公開指責國民黨「《限制異黨活動辦法》的內容全部是反動的，是幫助日本帝國主義的，是不利於抗戰、不利於團結、不利於進步的。」為此，毛提出了「國民黨頑固派」的概念，指出了頑固派的兩種不同類型，一是投降派，二是抗日派，並且「即便是抗日派，將來也要去投降，現在他們反共就是為了將來的投降」。實際上是要將正在抗日的國民黨也定性成為投降派。但歷史的事實是，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非但在當時不曾投降，而且在後來更沒有投降。同時，他們不僅領導全民族抗戰有功，而且因對反法西斯戰爭的卓越貢獻，而使中國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戰勝國和領袖國。所以，毛澤東指罵他們是正在投降和必將投降的頑固派，便是徹底的栽贓。
再次，在經濟上，為了獲取最大利益，中共在陝北廣泛種上了鴉片，並冠以「大生產運動」的美名。那位共產國際駐延安代表弗拉基米若夫尤在他的《延安日記》裡詳細記載了中共的這一惡行：「到處在做非法的鴉片交易。例如，在茶陵，遠在後方的一二零師部，撥出一間房子來加工原料，製成鴉片後就從這裡運往市場……政治局已經任命任弼時為鴉片問題專員。因為當尤任問及毛澤東『特區的農民往往由於非法買賣鴉片受到懲辦，而現在甚至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與機關也在公開的生產鴉片 ──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毛澤東沒有吭聲。鄧發代毛澤東回答說：『從前特區只是把鹽和堿運往國統區。我們一掛掛大車滿載著鹽出去，帶回來的錢袋卻是癟的，而且還只有一個錢袋！現在我們送出去一袋鴉片，就能夠帶回滿滿的一車錢。我們就用這些錢向國民黨買武器，回頭再用這些武器來收拾他們！』……中共政治局甚至批准，要加強發展公營的鴉片生產和貿易……要在一年內為中央政府所轄的各省的市場（叫作對外市場）至少提供一百二十萬兩的鴉片……鴉片的事情，就是說罌粟的種植與加工，大部分將由部隊來做管。賀龍的一二零師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鴉片的地區（這個師已長期做這項生意）……毛澤東同志認為，種植、加工和出售鴉片不是件太好的事情。可是，毛澤東同志說，在目前形勢下，鴉片是要起打先鋒的、革命的作用，忽視這點就錯了，政治局一致支援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此外，彼得還憤怒的記載道：「解放區出現了一片怪現象。中共的部隊同樣也出現了這種怪現象。他們全部在盡可能的與淪陷區的日軍做生意……實際上晉西北各縣都充斥著五花八門的日貨。這些日貨都是由淪陷區日軍倉庫所直接供應的……」
而此時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黨，為了提高國民素質抗戰，提倡並推廣了新生活運動，中華民國政府則開始了嚴格的禁煙運動，此舉曾深招日本的忌恨。然而，中共為了賺取更多的錢買武器來對付國民黨和準備內戰，竟將鴉片生產和貿易合法化，竟將鴉片源源不斷的運往國統區和敵占區去坑害同胞，事後又將鴉片生產美化為「為了抗日而進行的大生產運動」，這在道德上和行為上都只能堪稱是「絕唱」。可以說，中共為了達到奪權的目地，可謂是不擇手段。
最後，在思想上，一方面，毛澤東苦心竭慮為中共奪權製造了一整套「革命理論」，主要是不抗日，但又要利用抗日以進行奪權擴張的理論；和不抗戰，卻又要利用抗戰以發展中共領導下的現代中國農民戰爭的理論，從而為中共的種種卑鄙行徑找到理論依據。另一方面，在全中國人民艱苦的抗戰之中，發動整風內鬥，清除異己，從而形成了以他為代表的、以農村小知識份子為主體的領袖集團在中國共產黨中的領導地位，為將中國的共產革命徹底的改變成為一場傳統型的旨在改朝換代的農民造反，起到了至為重要的作用。這就是由毛澤東再次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延安整風運動，也是繼三十年代初中共肅反運動後的第二次大規模的血腥屠殺。(後文再詳細闡述)
通過以上史實，中共假抗日真擴張的本相，假抗日以便奪取中華民國的天下的陰謀，實在是暴露無遺。無怪有史家認為：中共的江山非得自於中華民國，而是得自於日本的侵略。確實如此。
而中共罔顧民族大義，一心只想擴張奪權的陰謀抗戰「策略」，為中華民族的子孫永遠所不齒。
2006年8月16日星期三
歷史真貌─命運多舛的時代 中華民國(大陸時期)(十五)
在蔣介石領導國民黨進行十四年浴血抗戰之機，中共在忙於什麼呢？誠如中共宣傳的那樣：中共也在抗戰嗎？可惜，真實的歷史展現在我們面前的卻是一幅幅完全相反的畫面。
中共逃到陝北後的借抗日之名求圖存
前文已經講過，從九·一八事變日本開始侵略中國到西安事變爆發之前，中共從未真正的進行過抗日，反而是利用這一時機，不斷的發動武裝叛亂，並建立了國中之國，對中華民族構成了巨大危害。其間，在國民黨的圍剿中，中共中央紅軍被迫逃亡，輾轉最終在陝北落腳。當時中共仍然堅持蘇維埃「國號」，並由毛任蘇維埃中央執委會主席，秦邦憲為中華蘇維埃國中央人民委員會主席。
中共此時首先要解決的是生存問題。在蘇聯的授意和命令下，中共抓住了一顆救命稻草：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求生存。為此，中共發表了所謂的八一宣言。但是，中共違背了其蘇聯主子的「聯蔣抗日」主張，而是繼續堅持對外「聯蔣抗日」，對內「反蔣抗日」的主張。中共所擅長的兩面策略又一次得到展現。
比如在1936年5月5日，中共中央發表「停戰議和一致抗日」的通電，第一次放棄了「反蔣抗日」的主張；但不久後西北局宣傳部「關於目前形勢和我們陝甘黨的任務討論提綱」卻提出，要「準備更多抗日的力量和更順利的條件去反對日本和賣國賊頭子蔣介石」。又如1936年6月13日，兩廣發生軍事政變，中共中央通過了「關於當前政治形勢的決議」，認為：「兩廣事變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民族革命的意義……在目前形勢下，抗日戰爭和反蔣戰爭是分不開的。」如此對比，我們就不難明白中共對外搞陽謀和對內搞陰謀的伎倆了。
為了自身「圖存」，打著抗日旗號的中共開始策劃「抗日救亡運動」，宣傳「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口號，企圖借抗日之名生存下去。正是在中共的策劃和組織下，北平學生聯合會決定以請願的方式發動組織一次「『抗日救亡』運動」。這便是1935年一二·九「學生運動」的政治背景。它實際上是借喊抗日以救中共之亡的運動。學生運動爆發後，中共又號召工人組織起來，聲援學生。並企圖利用人民的愛國反日情緒，將救中共之亡的運動推向全國。此外，同年12月12日，在為中共竊據的上海文化界，中共地下黨利用中華民國政府所給予人民的言論出版自由，策劃發表了「救國運動宣言」，並於17日，中共策劃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完全按照中共口徑發表宣言，提出「迅速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停止一切內戰，釋放一切政治犯」。這在今日的大陸誠然是不可以想像有這種自由的。
1936年5月底，中共地下黨又在上海策劃召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大會」，聯絡二十餘省六十多救亡團體，以所謂公正的姿態，借「成立大會」宣佈：「只要抗日，而不幫助任何黨派爭奪領導權」，實際上卻在中華民國國難深重的歷史時刻，在國民政府已經領導過淞滬抗戰、長城抗戰和正在積極準備全面抗戰的情形下，為中共乘亂圖存，製造了全國性的動亂、混亂甚至是暴亂。
正是在中共的策劃和組織下，1936年間學生運動頻繁發生，中共地下組織也由此得以擴展。中共的所謂的抗日救亡但實際上是救亡自己的運動，給本已災難深重的國家帶來了更多的混亂和動亂。中共的行為再次證明其為了一己私利，而置民族大義不顧的邪惡本性。
在掀起一系列救亡中共的運動的同時，為了實現其「反蔣」的陰謀，中共打著抗日的旗號，向負責西北剿共的地方軍閥東北軍和西北軍滲透，並最終結成了反對蔣介石和中央政府的「統一戰線」，誘使張、楊置民族安危於不顧，劫持蔣介石，發動了西安武裝叛變。只可惜，中共的主子蘇聯為了避免東西兩線作戰的危險，命令中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中共企圖假他人之手殺死蔣介石的陰謀落空了。
西安事變至少在表面上達成了國共聯合抗日的局面。但是在西安事變解決後不久，即1936年12月27日，中共就在瓦窯堡召開了會議，毛澤東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論述建立廣泛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指出無產階級必須堅持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擴大和鞏固紅軍根據地，「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浩浩蕩蕩的革命軍，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進攻的需要（注意：不是向日本侵略者進攻的需要）」。 也就是說，中共始終並未放棄反蔣，在這方面，顯然與莫斯科的主張發生了重大分歧。然而，這個分歧卻為毛澤東和中共堅持了下去。正如張國燾所說的那樣，「抗日這頂大帽子，可以掩護一切。主要是野心家能在這頂大帽子下，實現自私的勾當」。這再一次暴露了中共狡詐的兩面性。可以說，在以後的八年抗戰中，中共的反蔣始終是不遺餘力的，而其功效在抗戰後的國共內戰中顯露出來。
中共逃到陝北後的借抗日之名求圖存
前文已經講過，從九·一八事變日本開始侵略中國到西安事變爆發之前，中共從未真正的進行過抗日，反而是利用這一時機，不斷的發動武裝叛亂，並建立了國中之國，對中華民族構成了巨大危害。其間，在國民黨的圍剿中，中共中央紅軍被迫逃亡，輾轉最終在陝北落腳。當時中共仍然堅持蘇維埃「國號」，並由毛任蘇維埃中央執委會主席，秦邦憲為中華蘇維埃國中央人民委員會主席。
中共此時首先要解決的是生存問題。在蘇聯的授意和命令下，中共抓住了一顆救命稻草：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求生存。為此，中共發表了所謂的八一宣言。但是，中共違背了其蘇聯主子的「聯蔣抗日」主張，而是繼續堅持對外「聯蔣抗日」，對內「反蔣抗日」的主張。中共所擅長的兩面策略又一次得到展現。
比如在1936年5月5日，中共中央發表「停戰議和一致抗日」的通電，第一次放棄了「反蔣抗日」的主張；但不久後西北局宣傳部「關於目前形勢和我們陝甘黨的任務討論提綱」卻提出，要「準備更多抗日的力量和更順利的條件去反對日本和賣國賊頭子蔣介石」。又如1936年6月13日，兩廣發生軍事政變，中共中央通過了「關於當前政治形勢的決議」，認為：「兩廣事變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民族革命的意義……在目前形勢下，抗日戰爭和反蔣戰爭是分不開的。」如此對比，我們就不難明白中共對外搞陽謀和對內搞陰謀的伎倆了。
為了自身「圖存」，打著抗日旗號的中共開始策劃「抗日救亡運動」，宣傳「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口號，企圖借抗日之名生存下去。正是在中共的策劃和組織下，北平學生聯合會決定以請願的方式發動組織一次「『抗日救亡』運動」。這便是1935年一二·九「學生運動」的政治背景。它實際上是借喊抗日以救中共之亡的運動。學生運動爆發後，中共又號召工人組織起來，聲援學生。並企圖利用人民的愛國反日情緒，將救中共之亡的運動推向全國。此外，同年12月12日，在為中共竊據的上海文化界，中共地下黨利用中華民國政府所給予人民的言論出版自由，策劃發表了「救國運動宣言」，並於17日，中共策劃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完全按照中共口徑發表宣言，提出「迅速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停止一切內戰，釋放一切政治犯」。這在今日的大陸誠然是不可以想像有這種自由的。
1936年5月底，中共地下黨又在上海策劃召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大會」，聯絡二十餘省六十多救亡團體，以所謂公正的姿態，借「成立大會」宣佈：「只要抗日，而不幫助任何黨派爭奪領導權」，實際上卻在中華民國國難深重的歷史時刻，在國民政府已經領導過淞滬抗戰、長城抗戰和正在積極準備全面抗戰的情形下，為中共乘亂圖存，製造了全國性的動亂、混亂甚至是暴亂。
正是在中共的策劃和組織下，1936年間學生運動頻繁發生，中共地下組織也由此得以擴展。中共的所謂的抗日救亡但實際上是救亡自己的運動，給本已災難深重的國家帶來了更多的混亂和動亂。中共的行為再次證明其為了一己私利，而置民族大義不顧的邪惡本性。
在掀起一系列救亡中共的運動的同時，為了實現其「反蔣」的陰謀，中共打著抗日的旗號，向負責西北剿共的地方軍閥東北軍和西北軍滲透，並最終結成了反對蔣介石和中央政府的「統一戰線」，誘使張、楊置民族安危於不顧，劫持蔣介石，發動了西安武裝叛變。只可惜，中共的主子蘇聯為了避免東西兩線作戰的危險，命令中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中共企圖假他人之手殺死蔣介石的陰謀落空了。
西安事變至少在表面上達成了國共聯合抗日的局面。但是在西安事變解決後不久，即1936年12月27日，中共就在瓦窯堡召開了會議，毛澤東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論述建立廣泛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指出無產階級必須堅持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擴大和鞏固紅軍根據地，「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浩浩蕩蕩的革命軍，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進攻的需要（注意：不是向日本侵略者進攻的需要）」。 也就是說，中共始終並未放棄反蔣，在這方面，顯然與莫斯科的主張發生了重大分歧。然而，這個分歧卻為毛澤東和中共堅持了下去。正如張國燾所說的那樣，「抗日這頂大帽子，可以掩護一切。主要是野心家能在這頂大帽子下，實現自私的勾當」。這再一次暴露了中共狡詐的兩面性。可以說，在以後的八年抗戰中，中共的反蔣始終是不遺餘力的，而其功效在抗戰後的國共內戰中顯露出來。
2006年8月8日星期二
歷史真貌─命運多舛的時代 中華民國(大陸時期)(十四)
國民黨的繼續英勇抗戰直至抗戰勝利
國民黨軍隊在全面抗戰爆發後一年零四個月的時間裡歷經浴血苦戰，確實達成了以「時間換取空間」的戰略目標。南京國民政府在全面抗戰爆發後不久，搬遷至重慶。自此，尚擁有西南半壁山河的中華民國政府，在其後將近七年的歲月裡，憑藉著西南大後方而繼續堅持艱苦而持久的抗戰，直至最後打敗了日本的侵略。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中華民國政府在湖南南嶽軍事會議上制定的「第二期作戰指導方針」指出：「連續發動有限度的攻勢與反攻，以牽制消耗敵人，策應敵後之遊擊隊，加強敵後之控制與擾襲，化敵人後方為前方，迫敵侷促於點線，阻止其全面統治與物資掠奪，粉碎其以華制華、以戰養戰之企圖；同時，抽出部隊，輪流整訓，強化戰力，準備總反攻。」
從1938年10月至1945年8月抗戰勝利，國民黨在蔣介石的領導下進行的主要戰役如下：
在前期抗戰勝利的基礎上，國民黨在蔣介石領導下，採取並堅持了「以攻為守、積極防禦」的新一輪持久戰略，不斷發動進攻以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同時粉碎了敵人數十次的大型攻勢。據八九年後中國大陸史家稱：「一九三八年底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僅國民黨軍隊的對日大型作戰就有：南昌會戰、隨棗會戰、第一次長沙會戰、桂南會戰、上高會戰、第二次長沙會戰、豫南會戰、晉南會戰、棗宜會戰、緬甸會戰、豫中會戰、第三次長沙會戰、浙贛會戰、常德會戰、長衡會戰、桂柳會戰、豫西鄂北會戰、反攻騰龍戰役、滇西及緬北反攻戰役、湘西會戰及桂柳反攻。」「大型戰鬥則有阻止日軍在海南島及汕頭登陸的戰鬥，阻止日軍在欽州灣登陸襲取邕寧的戰鬥，粵北戰鬥，中條山戰鬥及晉東南諸戰鬥，冀省游擊戰，湘東戰鬥，鄂中戰鬥，鄂西戰鬥，鄂北戰鬥，策應長沙會戰之宜昌攻略，鄂、豫、皖邊區之粉碎日軍十月攻勢，攻克馬當、長興、宜興附近戰鬥，鎮海戰鬥，閩浙沿海及諸稽附近戰鬥，豫鄂皖邊區策應長沙會戰之戰鬥，江浙閩贛方面策應長沙會戰之戰鬥，良口戰鬥，克服邕龍粵海沿岸戰鬥，惠博戰鬥，清遠戰鬥，克復福州連江福清長樂戰鬥和朗溪戰鬥，鄭州戰鬥，凌川附近戰鬥，克服五原戰鬥，綏西戰鬥，襲擊開封戰鬥，皖東反掃蕩戰鬥，大別山戰鬥，沙市東南戰鬥，荊江兩岸戰鬥，第二次惠博戰鬥，雪州戰鬥，騰衡以北戰鬥，緬北各戰鬥，湘粵贛邊區戰鬥，閩浙邊區之追擊戰，贛江追擊戰，反攻廣州作戰。」
而在整個八年的全面抗戰中，即從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間，中華民國政府軍發動大型會戰22次，重要戰鬥1117次，小型戰鬥28931次。陸軍陣亡、負傷、失蹤3，211，419人。空軍陣亡4321人，毀機2468駕。海軍艦艇損失殆盡。其中壯烈犧牲在戰場上的國民黨將軍即達二百餘位；為中共在1985年首次和公開承認者，有85位；為中共史學界倡揚者，在1986年已經達到115位。
在歷次大型戰鬥中，國民黨官兵象山海關保衛戰那樣整連、整營、整團地為國捐軀者，屢見不鮮。據1989年後中國大陸史家記述，在1937年淞滬抗戰中，「國民黨官兵每小時的死傷數以千計，主力各師補充兵源達四、五次之多，原有下級軍官和士兵傷亡達三分之二，旅、團長傷亡竟達半數以上」。其犧牲的壯烈，在中華民族和世界各民族抗敵禦侮的歷史上鮮有其例。
在八年抗戰中，中華史冊記載著無數可歌可泣的事跡。讓我們簡單舉例如下：
上海五行倉庫八百壯士「中國不會亡」的壯烈歌聲震撼全球。多年來認為中國人是不善戰鬥和易受恫嚇的英國人士，也驚於他們的驍勇善戰和堅毅不拔了。史摩萊少將說：「他從沒有看過比中國的敢死隊最後保衛閘北更為壯烈的事了！」
1937年10月3日，受命於津浦北段予敵以節節抵抗的德州守軍運其昌旅四五八團，在日寇的夾攻之下，與山海關守軍一樣，據城死戰，全團殉國。同月，在殲敵四萬餘人的山西忻口大戰中，郝夢麟軍長與劉家祺師長兩位將軍壯烈犧牲。
1938年3月，在津浦縣南段為堵擊敵軍南下的籐縣保衛戰中，守城師長王銘章將軍在發出「決以死拼以報國家」的最後電文之後，即於破城後的巷戰中，與參謀長趙渭濱將軍、鄒紹孟將軍同時壯烈殉國。同年春，台兒莊大戰最激烈時分，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孫連仲對師長池峰城所言「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進去！你填過了，我就來填進去！」的話，足以催人淚下。馮玉祥後來稱讚該役說：「……日本人想不到張自忠將軍的軍隊那麼聽命令，那麼勇敢……把日本軍隊打得落花流水。」
1939年5月，在隨棗會戰中，雖然「我方部隊久經戰鬥，無充分補充，本已殘破，又缺乏平射炮等武器，對衝擊的坦克無法抵禦，所幸士氣尚盛。士兵據壕死守，即以血肉之軀與敵人坦克相搏鬥，官兵勇者竟攀登敵人的坦克之上，以手榴彈向車裡投擲，作戰的勇敢與犧牲的壯烈，筆難盡述」。
1940年5月，在棗宜會戰中國民黨軍隊雖然將日軍的大部兵力包圍在襄東平原地區，殲敵甚眾，但因敵一部突圍，第三十八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將軍「立由方家集率七十四師追擊南竄之敵，銑日（十六日）在南瓜店附近與敵激戰，敵以步騎三、四千人附炮二十餘門向我反攻，非常激烈，我軍殤之殆盡，敵以大部向我包圍，接近總部，總司令抱有敵無我之決心，親率總部官佐及特務營作最後的苦撐，卒因彈盡力孤，總司令竟以身殉國，官佐及特務營營長以下同作壯烈犧牲，生存無幾」。蔣介石得知張自忠殉國，親自纂文哭之。
1942年元月初，在第三次長沙會戰中，國民黨軍隊與敵之激烈戰鬥遍於整個會戰之中。第十軍師長黃鐘將軍在其「三戰長沙」的日記中記曰：……終日在激烈戰鬥中，劉陽門、北大馬路均起巷戰，新軍路肉搏四次；本師為奪取陳家山犧牲百餘名。下午四時火起，煙霧彌天；尤以北大路附近為尤烈；野外無鳥獸，城內無行人；此為激烈日，亦為決戰日，鹿死誰手，唯在能守。在最後五分鐘，得最高統帥電：「……敵人孤軍深入，後方斷絕，同時我主力正向敵人四周圍擊，我第十軍如能抱定與長沙共存亡之決心，必能摧毀強敵，獲得無上光榮。」電中有七個「我第十軍」，何等親熱，士氣大震。經一日之壯烈犧牲，死傷二千餘，我寸土未被奪……。
1943年11月，在常德保衛戰中，當日軍一一六師團傾其全部兵力圍攻常德時，此役雖經我余萬程師與敵死戰十餘日，並因第九戰區四個軍赴援而獲勝，但是，三位師長壯烈犧牲，第五十七師則遭遇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傷亡，一萬五千名將士中，生還者僅三百人。
1944年夏，當日軍為開拓大陸交通線，企圖與南洋聯繫而分兵三路四犯長沙時，衡陽外圍國民黨軍隊曾與敵軍多次激戰。衡陽城裡國民黨守軍一萬餘人，在外有援軍不能接濟，內乏糧彈無以為繼的情況下，孤軍喋血，一心死守，苦戰四十八天，直至傷亡殆盡，陣地全沒，竟無一降者。
同年春，在中國遠征軍和駐印軍向滇緬邊境及緬甸北部反攻的戰鬥中，其翻越崇山峻嶺，強渡怒江，疊克敵軍堅固據點龍陵、騰衡，直搗畹町之艱苦作戰，及其「穿越山野，沿途給養不繼，所受飢渴不是筆墨所能描述的」。對此，美國聯絡參謀組組長吳德讚揚說：」中國軍隊耐受困苦的精神和作戰的勇敢，都是世界上少有的。「一個曾親眼觀察一九四四年四月雲南西部怒江戰役的美國人，亦在描述中國軍隊之勇敢作戰精神的報道中寫道：「在以一個班一個班的對敵軍碉堡的自殺性衝鋒中……絕大部分傷亡皆產生於企圖衝過或更準確地說是爬過機關鎗火力網的封鎖地帶。作為一種純粹的勇敢的顯示來說，進攻是壯烈動人的……一些排長被打死在距敵人槍眼的一兩米距離內，一些優秀的連長、營長在親自帶隊作戰中死去或受傷……」史迪威則評論說：「如果得到好的訓練、裝備和領導，中國軍隊能夠與任何國家的勇敢軍隊相匹敵。」
……
勿需再舉例子了。正是因為國民黨軍人有著這樣的熱血氣質，才使我們積弱的祖國在頑敵面前表現出了無畏的犧牲精神與沖天的英雄氣概，才能戰勝頑敵的長期侵略和可怕侵略。
國民黨除了正面戰場外，也有相當數量的游擊隊在敵後戰場。台灣資料顯示，以1941年初統計數位看，國民黨游擊隊人數是中共軍隊連同游擊隊的2.63倍，作戰次數是中共全部軍隊作戰總數的402倍。國民黨游擊隊最初多由奉命留在敵後的國軍，或由國軍幹部、地方軍人、國民黨黨務人員所領導的民間武裝力量。
必須指出的是，在八年抗戰中，除中共以外，可以說不論中央軍、地方軍或系原軍閥部屬的舊軍隊，甚至是曾經屢屢製造過叛亂的「叛軍」，他們在抗日救國的偉大精神感召下，絕大多數都成了抗日的英雄和抗日的英雄軍隊。「一般人的觀感，都說抗戰中，中國的軍人進步了；其實，豈止是進步而已，我們的軍隊，在抗戰的烘爐中，熔化成了國家的軍隊，我們的軍隊，鍛煉成為現代的軍人了。這是國家統一最基本的一步。」
國民政府抗戰的驕人戰績
如前所述，國民黨在整個八年的全面抗戰中，其戰鬥之壯烈，犧牲之慘烈，實為筆墨所難以盡之。從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間，中華民國政府軍發動大型會戰22次，重要戰鬥1117次，小型戰鬥28931次。每次戰鬥都給了日軍或大或小的打擊，並粉碎了日本迅速滅亡中國的計劃。根據1994年大陸出版的《血祭太陽旗》，在中國斃命的日軍將領129名，其中大部分是被國民黨軍隊擊斃的，只有三人死於跟八路軍的戰鬥中。
1937年的淞滬抗戰，日陸軍省公佈日軍傷亡達四萬，同時爭取了三個月的有效時間，使得長江下游的工廠和物資有了內遷的時間，使「國際觀感一新」。此外，它使得在華日軍不能隨意行動。並迫使日軍從華北抽調了兩個半師團增援上海作戰，造成了中國軍隊在華北的有利形勢，尤其使山西有了準備的時間。
同年10月著名的忻口會戰打響。這一仗，殲滅日軍四萬人，形成了華北戰鬥中最有利得戰局。
1938年3月的台兒莊大戰，殲滅日軍三萬餘人，為阻斷南北日軍打通津浦線，阻滯日寇沿隴海鐵路及沿長江迅疾進攻武漢，功莫大焉。
同年5月開始的武漢會戰，敵我鏊戰達五個多月之久，殲滅日軍二十萬。俟日軍在大亞灣強行登陸，武漢及粵漢鐵路已經失去防衛意義之後，國民黨軍隊才決策主動放棄武漢。然而，武漢會戰卻對阻滯敵人西進，消耗敵軍實力，準備後方交通，運輸必要武器，遷移中國東南和中部工業，集中東南人力物力於西南諸省，以進行西南之建設，以堅持持久抗戰，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礎。
1939年春的豫北反攻，即「消耗日軍近五萬人」。在該年包括晉南反攻、豫北反攻、鄂中反攻、贛北反攻的整個「四月攻勢」中，共消滅日軍九萬人。是年的隨棗會戰，國民黨軍隊不僅反攻獲勝，光復棗陽，並與敵膠著於隨、棗之間，使敵「遺屍五千餘具，馬匹器械無數」。
在同年9月的第一次長沙會戰中，日軍傷亡三萬餘人。在同年11月至次年1月的桂南會戰中，日軍損失一個師團以上。日只復占邕寧，其企圖劫斷中國西南國際交通線的目地，完全沒有達成。
1940年5月的棗宜會戰，殲日軍四萬五千人，獲炮六十門，馬兩千匹，戰車七十輛，汽車四百輛。同年3月的上高會戰，聚殲日軍主力，日軍傷亡一萬五千有餘。日軍師團長大賀雖得逃命，卻在南昌因愧恨而自殺未遂。
1941年9月的第二次長沙會戰，日軍雖調集十三萬餘人分三路進犯長沙，國民黨守軍則逐次予日軍以消耗，並陸續由平江、瀏陽、株州、益陽等地合圍並猛攻進犯長沙的日軍，致使日軍向北潰退，國民黨軍隊遂銜尾追擊和超越追擊，五日渡過汨羅江，八日渡過新牆河，殘餘日軍遂向臨湘、岳陽方面急竄，至此勝利結束了第二次長沙會戰。
1941年底至1942年初的第三次長沙會戰，打死日軍五萬六千九百多人，為珍珠港事件之後，國民黨軍隊在中國戰場的第一次攻勢，也是同盟國在太平洋戰爭初期一連串失敗中首開的勝利紀錄。英國《泰晤士報》發表評論稱：「十二月七日以來，同盟軍唯一決定性勝利系華軍之長沙大捷」。而《倫敦每日電訊報》尤稱：「際此遠東陰霧密佈中，唯長沙上空之雲彩確見光輝奪目。」
1942年1月，國民黨遠征軍入緬協同英軍作戰，挫日軍於同古，敗日軍於仁安羌，因解英軍之危，深博同盟諸國好評。1943年5月，日軍糾結十一萬兵力向鄂西長江三峽進犯，企圖西叩重慶門戶，逼迫國民政府最後之屈服，以便專對英、美作戰。第六戰區孫連仲部約十一個軍，遂逐次抵抗，是役斃、傷敵三萬餘人。
同年11月，於鄂西會戰中挫敗的日寇，為截斷國民黨軍隊川、鄂、湘間的聯絡，掌握洞庭湖之全部資源，佔據湘西北之門戶常德，打破國民黨軍隊的反攻準備，遂糾結十萬兵力進犯常德，桃源等地。國民黨軍隊頑強抵抗，12月底，盡復戰前態勢。
1944年初，中國遠征軍和駐印軍在滇緬邊境、即緬北進行反攻，全殲日軍兩個師團，重創日軍兩個師。同年春月，我為打通中印公路，始以駐印軍指揮官鄭洞國率新一軍、新六軍反攻緬北，越崇山峻嶺，進擊新平洋，與日軍戰於太白家。3月5日，克孟關，後又克孟拱，密支那，發動滇西攻勢策應駐印軍作戰。同時，遠征軍司令長官衛立煌亦指揮五個軍強渡怒江，發動滇西攻勢，策應駐印軍作戰，疊剋日軍堅固據點龍陵、騰衡，直搗畹町。至1945年1月27日中國滇西軍與駐印軍會師芒友，完全打通中印公路，旋協同盟軍收復了緬北。
1945年後，針對日軍欲確保平漢南段交通，破壞國民黨陝南豫西空軍基地的陰謀，國民黨第五戰區和第一戰區在與日多次激戰、逐次消滅日軍後，又協力反攻，先後收復南彰、襄陽、樊陽，反攻老河口，既擊潰由鄂北前進的日軍，又於西峽口、長水鎮各地阻擊了豫南日軍的西進。斃敵一萬五千七百六十人。之後，湘桂的日軍為鞏固湘桂和堵死粵漢路交通，並作阻止國民黨反攻準備，竟於全縣、東安、邵陽、湘潭各地集結八萬兵力，於4月初分兵三路進犯湘西。國民黨第四方面軍王耀部遂於武崗、江口、新化一帶予敵以堅決抵抗，並挫日軍於雪峰山。第十集團軍王敬久部則於寧鄉、益陽一帶阻擊由湘潭前進的日軍，牽制其行動。第三方面軍湯恩伯部則進出武陽關攻擊日軍側背，並於5月8日在中國空軍支援下造成鉗形攻勢，將日軍分別包圍，予以殲滅。日軍經湘西會戰的挫敗，遂一蹶不振。是時，盟軍已攻佔琉璜琉球群島，日本本土日形危急，蔣介石乃下令開始東南戰場的反攻。張發奎的第二方面軍出都陽山脈，奪取邕寧；湯恩伯的第三方面軍一部沿柳宜路直取柳州，主力沿桂穗路越城嶺山脈攻略桂林，日軍望風披靡。我軍乃於5月27日克邕寧，繼之收復柳州、桂林諸重鎮，向東南收復失地七百餘公里。不數月後，日本終於無條件投降，中國終於戰勝其侵略。
由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所堅持領導的、長達十四年之艱苦卓絕的偉大衛國戰爭，終於成為中華民族歷史和世界歷史上的驕傲。
美國人易勞逸在其《毀滅的種子》一書中寫道：為國民黨軍隊說一句公平話，它與一個在組織、訓練、裝備上佔絕對優勢的敵軍的戰爭中，堅持了整整八年，與法國 ── 它對德國的抵抗僅僅六個星期便崩潰了，和英國 ── 它則從美國獲得了大量的物資支援，比較起來，國民黨軍隊的抵抗，乃是一個決心和自立的奇跡。它積極的戰鬥在上海、南京、華北和華中平原，徹底的挫敗了日本人對速決勝利的期望，自己也遭受了可怕的損失。然後，他們從沿海地區撤退，遠離於交通網絡所能達到的地區。他們轉向消耗戰的戰略，從而使日軍陷於中國遼闊的國土而不能自拔。 ------這一頑強抵抗，對於反軸心國的整個盟軍的戰爭努力，做出了重大貢獻。如果歷史在一九四五年後對國民黨人更為仁慈些，如果沒有內戰，如果戰後年代國民黨能成功的在大陸創建一個穩定的國家，現在的歷史學家將會把國民黨人對日本侵略的抵抗作為一篇大無畏的英雄史詩來敘述。然而，由於戰後的垮臺，國民黨軍隊在戰爭中的積極貢獻，便不可避免的被它的失敗而掩去了光彩。
而1989年後的一些有良知的中國大陸學者們，終於承認：「蔣介石自始至終的堅持抗戰，廣大國民黨愛國官兵是熱血抗戰，前仆後繼，給日軍的進犯以極大的消耗，直至爭取抗戰的勝利……在抵抗外來侵略者的民族戰爭的戰場上，這些國民黨官兵的有血氣的表現，是可敬可佩的……在中華民族抵禦外侮的歷史上，鮮有前例……」
歷史的事實證明，蔣介石不但自始至終的堅持抗戰，而且自始至終都在頑強的領導著抗戰。他總是親臨前線英勇沉毅，最後撤退以身效行，甚至數次險被敵人所害的事跡，實已使今日獲知真象的中國大陸人民感慨萬端。
但是，在大陸一言堂的宣傳下，在中共一貫的謊言攻勢下，廣大大陸普通百姓對於抗戰中國民黨和蔣介石的英勇事跡還是知之甚少，甚至還抱有諸多的誤解。而許多曾堅持長期英勇抗戰的國民黨官兵們，在1949年後，成了中共統治下的「歷史反革命分子」。他們或被處以極刑，或被判刑、關押、勞改、勞教，或被管押、即在家鄉被強迫勞動，並且蔭及子孫「永世不得翻身」。在打內戰的共產黨是革命的，打外戰的國民黨卻是反革命之史無前例的黑暗時代，這冤情上天自有清算的時候。
國民黨軍隊在全面抗戰爆發後一年零四個月的時間裡歷經浴血苦戰，確實達成了以「時間換取空間」的戰略目標。南京國民政府在全面抗戰爆發後不久，搬遷至重慶。自此，尚擁有西南半壁山河的中華民國政府，在其後將近七年的歲月裡，憑藉著西南大後方而繼續堅持艱苦而持久的抗戰，直至最後打敗了日本的侵略。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中華民國政府在湖南南嶽軍事會議上制定的「第二期作戰指導方針」指出：「連續發動有限度的攻勢與反攻，以牽制消耗敵人，策應敵後之遊擊隊，加強敵後之控制與擾襲，化敵人後方為前方，迫敵侷促於點線，阻止其全面統治與物資掠奪，粉碎其以華制華、以戰養戰之企圖；同時，抽出部隊，輪流整訓，強化戰力，準備總反攻。」
從1938年10月至1945年8月抗戰勝利，國民黨在蔣介石的領導下進行的主要戰役如下：
在前期抗戰勝利的基礎上，國民黨在蔣介石領導下，採取並堅持了「以攻為守、積極防禦」的新一輪持久戰略，不斷發動進攻以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同時粉碎了敵人數十次的大型攻勢。據八九年後中國大陸史家稱：「一九三八年底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僅國民黨軍隊的對日大型作戰就有：南昌會戰、隨棗會戰、第一次長沙會戰、桂南會戰、上高會戰、第二次長沙會戰、豫南會戰、晉南會戰、棗宜會戰、緬甸會戰、豫中會戰、第三次長沙會戰、浙贛會戰、常德會戰、長衡會戰、桂柳會戰、豫西鄂北會戰、反攻騰龍戰役、滇西及緬北反攻戰役、湘西會戰及桂柳反攻。」「大型戰鬥則有阻止日軍在海南島及汕頭登陸的戰鬥，阻止日軍在欽州灣登陸襲取邕寧的戰鬥，粵北戰鬥，中條山戰鬥及晉東南諸戰鬥，冀省游擊戰，湘東戰鬥，鄂中戰鬥，鄂西戰鬥，鄂北戰鬥，策應長沙會戰之宜昌攻略，鄂、豫、皖邊區之粉碎日軍十月攻勢，攻克馬當、長興、宜興附近戰鬥，鎮海戰鬥，閩浙沿海及諸稽附近戰鬥，豫鄂皖邊區策應長沙會戰之戰鬥，江浙閩贛方面策應長沙會戰之戰鬥，良口戰鬥，克服邕龍粵海沿岸戰鬥，惠博戰鬥，清遠戰鬥，克復福州連江福清長樂戰鬥和朗溪戰鬥，鄭州戰鬥，凌川附近戰鬥，克服五原戰鬥，綏西戰鬥，襲擊開封戰鬥，皖東反掃蕩戰鬥，大別山戰鬥，沙市東南戰鬥，荊江兩岸戰鬥，第二次惠博戰鬥，雪州戰鬥，騰衡以北戰鬥，緬北各戰鬥，湘粵贛邊區戰鬥，閩浙邊區之追擊戰，贛江追擊戰，反攻廣州作戰。」
而在整個八年的全面抗戰中，即從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間，中華民國政府軍發動大型會戰22次，重要戰鬥1117次，小型戰鬥28931次。陸軍陣亡、負傷、失蹤3，211，419人。空軍陣亡4321人，毀機2468駕。海軍艦艇損失殆盡。其中壯烈犧牲在戰場上的國民黨將軍即達二百餘位；為中共在1985年首次和公開承認者，有85位；為中共史學界倡揚者，在1986年已經達到115位。
在歷次大型戰鬥中，國民黨官兵象山海關保衛戰那樣整連、整營、整團地為國捐軀者，屢見不鮮。據1989年後中國大陸史家記述，在1937年淞滬抗戰中，「國民黨官兵每小時的死傷數以千計，主力各師補充兵源達四、五次之多，原有下級軍官和士兵傷亡達三分之二，旅、團長傷亡竟達半數以上」。其犧牲的壯烈，在中華民族和世界各民族抗敵禦侮的歷史上鮮有其例。
在八年抗戰中，中華史冊記載著無數可歌可泣的事跡。讓我們簡單舉例如下：
上海五行倉庫八百壯士「中國不會亡」的壯烈歌聲震撼全球。多年來認為中國人是不善戰鬥和易受恫嚇的英國人士，也驚於他們的驍勇善戰和堅毅不拔了。史摩萊少將說：「他從沒有看過比中國的敢死隊最後保衛閘北更為壯烈的事了！」
1937年10月3日，受命於津浦北段予敵以節節抵抗的德州守軍運其昌旅四五八團，在日寇的夾攻之下，與山海關守軍一樣，據城死戰，全團殉國。同月，在殲敵四萬餘人的山西忻口大戰中，郝夢麟軍長與劉家祺師長兩位將軍壯烈犧牲。
1938年3月，在津浦縣南段為堵擊敵軍南下的籐縣保衛戰中，守城師長王銘章將軍在發出「決以死拼以報國家」的最後電文之後，即於破城後的巷戰中，與參謀長趙渭濱將軍、鄒紹孟將軍同時壯烈殉國。同年春，台兒莊大戰最激烈時分，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孫連仲對師長池峰城所言「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進去！你填過了，我就來填進去！」的話，足以催人淚下。馮玉祥後來稱讚該役說：「……日本人想不到張自忠將軍的軍隊那麼聽命令，那麼勇敢……把日本軍隊打得落花流水。」
1939年5月，在隨棗會戰中，雖然「我方部隊久經戰鬥，無充分補充，本已殘破，又缺乏平射炮等武器，對衝擊的坦克無法抵禦，所幸士氣尚盛。士兵據壕死守，即以血肉之軀與敵人坦克相搏鬥，官兵勇者竟攀登敵人的坦克之上，以手榴彈向車裡投擲，作戰的勇敢與犧牲的壯烈，筆難盡述」。
1940年5月，在棗宜會戰中國民黨軍隊雖然將日軍的大部兵力包圍在襄東平原地區，殲敵甚眾，但因敵一部突圍，第三十八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將軍「立由方家集率七十四師追擊南竄之敵，銑日（十六日）在南瓜店附近與敵激戰，敵以步騎三、四千人附炮二十餘門向我反攻，非常激烈，我軍殤之殆盡，敵以大部向我包圍，接近總部，總司令抱有敵無我之決心，親率總部官佐及特務營作最後的苦撐，卒因彈盡力孤，總司令竟以身殉國，官佐及特務營營長以下同作壯烈犧牲，生存無幾」。蔣介石得知張自忠殉國，親自纂文哭之。
1942年元月初，在第三次長沙會戰中，國民黨軍隊與敵之激烈戰鬥遍於整個會戰之中。第十軍師長黃鐘將軍在其「三戰長沙」的日記中記曰：……終日在激烈戰鬥中，劉陽門、北大馬路均起巷戰，新軍路肉搏四次；本師為奪取陳家山犧牲百餘名。下午四時火起，煙霧彌天；尤以北大路附近為尤烈；野外無鳥獸，城內無行人；此為激烈日，亦為決戰日，鹿死誰手，唯在能守。在最後五分鐘，得最高統帥電：「……敵人孤軍深入，後方斷絕，同時我主力正向敵人四周圍擊，我第十軍如能抱定與長沙共存亡之決心，必能摧毀強敵，獲得無上光榮。」電中有七個「我第十軍」，何等親熱，士氣大震。經一日之壯烈犧牲，死傷二千餘，我寸土未被奪……。
1943年11月，在常德保衛戰中，當日軍一一六師團傾其全部兵力圍攻常德時，此役雖經我余萬程師與敵死戰十餘日，並因第九戰區四個軍赴援而獲勝，但是，三位師長壯烈犧牲，第五十七師則遭遇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傷亡，一萬五千名將士中，生還者僅三百人。
1944年夏，當日軍為開拓大陸交通線，企圖與南洋聯繫而分兵三路四犯長沙時，衡陽外圍國民黨軍隊曾與敵軍多次激戰。衡陽城裡國民黨守軍一萬餘人，在外有援軍不能接濟，內乏糧彈無以為繼的情況下，孤軍喋血，一心死守，苦戰四十八天，直至傷亡殆盡，陣地全沒，竟無一降者。
同年春，在中國遠征軍和駐印軍向滇緬邊境及緬甸北部反攻的戰鬥中，其翻越崇山峻嶺，強渡怒江，疊克敵軍堅固據點龍陵、騰衡，直搗畹町之艱苦作戰，及其「穿越山野，沿途給養不繼，所受飢渴不是筆墨所能描述的」。對此，美國聯絡參謀組組長吳德讚揚說：」中國軍隊耐受困苦的精神和作戰的勇敢，都是世界上少有的。「一個曾親眼觀察一九四四年四月雲南西部怒江戰役的美國人，亦在描述中國軍隊之勇敢作戰精神的報道中寫道：「在以一個班一個班的對敵軍碉堡的自殺性衝鋒中……絕大部分傷亡皆產生於企圖衝過或更準確地說是爬過機關鎗火力網的封鎖地帶。作為一種純粹的勇敢的顯示來說，進攻是壯烈動人的……一些排長被打死在距敵人槍眼的一兩米距離內，一些優秀的連長、營長在親自帶隊作戰中死去或受傷……」史迪威則評論說：「如果得到好的訓練、裝備和領導，中國軍隊能夠與任何國家的勇敢軍隊相匹敵。」
……
勿需再舉例子了。正是因為國民黨軍人有著這樣的熱血氣質，才使我們積弱的祖國在頑敵面前表現出了無畏的犧牲精神與沖天的英雄氣概，才能戰勝頑敵的長期侵略和可怕侵略。
國民黨除了正面戰場外，也有相當數量的游擊隊在敵後戰場。台灣資料顯示，以1941年初統計數位看，國民黨游擊隊人數是中共軍隊連同游擊隊的2.63倍，作戰次數是中共全部軍隊作戰總數的402倍。國民黨游擊隊最初多由奉命留在敵後的國軍，或由國軍幹部、地方軍人、國民黨黨務人員所領導的民間武裝力量。
必須指出的是，在八年抗戰中，除中共以外，可以說不論中央軍、地方軍或系原軍閥部屬的舊軍隊，甚至是曾經屢屢製造過叛亂的「叛軍」，他們在抗日救國的偉大精神感召下，絕大多數都成了抗日的英雄和抗日的英雄軍隊。「一般人的觀感，都說抗戰中，中國的軍人進步了；其實，豈止是進步而已，我們的軍隊，在抗戰的烘爐中，熔化成了國家的軍隊，我們的軍隊，鍛煉成為現代的軍人了。這是國家統一最基本的一步。」
國民政府抗戰的驕人戰績
如前所述，國民黨在整個八年的全面抗戰中，其戰鬥之壯烈，犧牲之慘烈，實為筆墨所難以盡之。從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間，中華民國政府軍發動大型會戰22次，重要戰鬥1117次，小型戰鬥28931次。每次戰鬥都給了日軍或大或小的打擊，並粉碎了日本迅速滅亡中國的計劃。根據1994年大陸出版的《血祭太陽旗》，在中國斃命的日軍將領129名，其中大部分是被國民黨軍隊擊斃的，只有三人死於跟八路軍的戰鬥中。
1937年的淞滬抗戰，日陸軍省公佈日軍傷亡達四萬，同時爭取了三個月的有效時間，使得長江下游的工廠和物資有了內遷的時間，使「國際觀感一新」。此外，它使得在華日軍不能隨意行動。並迫使日軍從華北抽調了兩個半師團增援上海作戰，造成了中國軍隊在華北的有利形勢，尤其使山西有了準備的時間。
同年10月著名的忻口會戰打響。這一仗，殲滅日軍四萬人，形成了華北戰鬥中最有利得戰局。
1938年3月的台兒莊大戰，殲滅日軍三萬餘人，為阻斷南北日軍打通津浦線，阻滯日寇沿隴海鐵路及沿長江迅疾進攻武漢，功莫大焉。
同年5月開始的武漢會戰，敵我鏊戰達五個多月之久，殲滅日軍二十萬。俟日軍在大亞灣強行登陸，武漢及粵漢鐵路已經失去防衛意義之後，國民黨軍隊才決策主動放棄武漢。然而，武漢會戰卻對阻滯敵人西進，消耗敵軍實力，準備後方交通，運輸必要武器，遷移中國東南和中部工業，集中東南人力物力於西南諸省，以進行西南之建設，以堅持持久抗戰，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礎。
1939年春的豫北反攻，即「消耗日軍近五萬人」。在該年包括晉南反攻、豫北反攻、鄂中反攻、贛北反攻的整個「四月攻勢」中，共消滅日軍九萬人。是年的隨棗會戰，國民黨軍隊不僅反攻獲勝，光復棗陽，並與敵膠著於隨、棗之間，使敵「遺屍五千餘具，馬匹器械無數」。
在同年9月的第一次長沙會戰中，日軍傷亡三萬餘人。在同年11月至次年1月的桂南會戰中，日軍損失一個師團以上。日只復占邕寧，其企圖劫斷中國西南國際交通線的目地，完全沒有達成。
1940年5月的棗宜會戰，殲日軍四萬五千人，獲炮六十門，馬兩千匹，戰車七十輛，汽車四百輛。同年3月的上高會戰，聚殲日軍主力，日軍傷亡一萬五千有餘。日軍師團長大賀雖得逃命，卻在南昌因愧恨而自殺未遂。
1941年9月的第二次長沙會戰，日軍雖調集十三萬餘人分三路進犯長沙，國民黨守軍則逐次予日軍以消耗，並陸續由平江、瀏陽、株州、益陽等地合圍並猛攻進犯長沙的日軍，致使日軍向北潰退，國民黨軍隊遂銜尾追擊和超越追擊，五日渡過汨羅江，八日渡過新牆河，殘餘日軍遂向臨湘、岳陽方面急竄，至此勝利結束了第二次長沙會戰。
1941年底至1942年初的第三次長沙會戰，打死日軍五萬六千九百多人，為珍珠港事件之後，國民黨軍隊在中國戰場的第一次攻勢，也是同盟國在太平洋戰爭初期一連串失敗中首開的勝利紀錄。英國《泰晤士報》發表評論稱：「十二月七日以來，同盟軍唯一決定性勝利系華軍之長沙大捷」。而《倫敦每日電訊報》尤稱：「際此遠東陰霧密佈中，唯長沙上空之雲彩確見光輝奪目。」
1942年1月，國民黨遠征軍入緬協同英軍作戰，挫日軍於同古，敗日軍於仁安羌，因解英軍之危，深博同盟諸國好評。1943年5月，日軍糾結十一萬兵力向鄂西長江三峽進犯，企圖西叩重慶門戶，逼迫國民政府最後之屈服，以便專對英、美作戰。第六戰區孫連仲部約十一個軍，遂逐次抵抗，是役斃、傷敵三萬餘人。
同年11月，於鄂西會戰中挫敗的日寇，為截斷國民黨軍隊川、鄂、湘間的聯絡，掌握洞庭湖之全部資源，佔據湘西北之門戶常德，打破國民黨軍隊的反攻準備，遂糾結十萬兵力進犯常德，桃源等地。國民黨軍隊頑強抵抗，12月底，盡復戰前態勢。
1944年初，中國遠征軍和駐印軍在滇緬邊境、即緬北進行反攻，全殲日軍兩個師團，重創日軍兩個師。同年春月，我為打通中印公路，始以駐印軍指揮官鄭洞國率新一軍、新六軍反攻緬北，越崇山峻嶺，進擊新平洋，與日軍戰於太白家。3月5日，克孟關，後又克孟拱，密支那，發動滇西攻勢策應駐印軍作戰。同時，遠征軍司令長官衛立煌亦指揮五個軍強渡怒江，發動滇西攻勢，策應駐印軍作戰，疊剋日軍堅固據點龍陵、騰衡，直搗畹町。至1945年1月27日中國滇西軍與駐印軍會師芒友，完全打通中印公路，旋協同盟軍收復了緬北。
1945年後，針對日軍欲確保平漢南段交通，破壞國民黨陝南豫西空軍基地的陰謀，國民黨第五戰區和第一戰區在與日多次激戰、逐次消滅日軍後，又協力反攻，先後收復南彰、襄陽、樊陽，反攻老河口，既擊潰由鄂北前進的日軍，又於西峽口、長水鎮各地阻擊了豫南日軍的西進。斃敵一萬五千七百六十人。之後，湘桂的日軍為鞏固湘桂和堵死粵漢路交通，並作阻止國民黨反攻準備，竟於全縣、東安、邵陽、湘潭各地集結八萬兵力，於4月初分兵三路進犯湘西。國民黨第四方面軍王耀部遂於武崗、江口、新化一帶予敵以堅決抵抗，並挫日軍於雪峰山。第十集團軍王敬久部則於寧鄉、益陽一帶阻擊由湘潭前進的日軍，牽制其行動。第三方面軍湯恩伯部則進出武陽關攻擊日軍側背，並於5月8日在中國空軍支援下造成鉗形攻勢，將日軍分別包圍，予以殲滅。日軍經湘西會戰的挫敗，遂一蹶不振。是時，盟軍已攻佔琉璜琉球群島，日本本土日形危急，蔣介石乃下令開始東南戰場的反攻。張發奎的第二方面軍出都陽山脈，奪取邕寧；湯恩伯的第三方面軍一部沿柳宜路直取柳州，主力沿桂穗路越城嶺山脈攻略桂林，日軍望風披靡。我軍乃於5月27日克邕寧，繼之收復柳州、桂林諸重鎮，向東南收復失地七百餘公里。不數月後，日本終於無條件投降，中國終於戰勝其侵略。
由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所堅持領導的、長達十四年之艱苦卓絕的偉大衛國戰爭，終於成為中華民族歷史和世界歷史上的驕傲。
美國人易勞逸在其《毀滅的種子》一書中寫道：為國民黨軍隊說一句公平話，它與一個在組織、訓練、裝備上佔絕對優勢的敵軍的戰爭中，堅持了整整八年，與法國 ── 它對德國的抵抗僅僅六個星期便崩潰了，和英國 ── 它則從美國獲得了大量的物資支援，比較起來，國民黨軍隊的抵抗，乃是一個決心和自立的奇跡。它積極的戰鬥在上海、南京、華北和華中平原，徹底的挫敗了日本人對速決勝利的期望，自己也遭受了可怕的損失。然後，他們從沿海地區撤退，遠離於交通網絡所能達到的地區。他們轉向消耗戰的戰略，從而使日軍陷於中國遼闊的國土而不能自拔。 ------這一頑強抵抗，對於反軸心國的整個盟軍的戰爭努力，做出了重大貢獻。如果歷史在一九四五年後對國民黨人更為仁慈些，如果沒有內戰，如果戰後年代國民黨能成功的在大陸創建一個穩定的國家，現在的歷史學家將會把國民黨人對日本侵略的抵抗作為一篇大無畏的英雄史詩來敘述。然而，由於戰後的垮臺，國民黨軍隊在戰爭中的積極貢獻，便不可避免的被它的失敗而掩去了光彩。
而1989年後的一些有良知的中國大陸學者們，終於承認：「蔣介石自始至終的堅持抗戰，廣大國民黨愛國官兵是熱血抗戰，前仆後繼，給日軍的進犯以極大的消耗，直至爭取抗戰的勝利……在抵抗外來侵略者的民族戰爭的戰場上，這些國民黨官兵的有血氣的表現，是可敬可佩的……在中華民族抵禦外侮的歷史上，鮮有前例……」
歷史的事實證明，蔣介石不但自始至終的堅持抗戰，而且自始至終都在頑強的領導著抗戰。他總是親臨前線英勇沉毅，最後撤退以身效行，甚至數次險被敵人所害的事跡，實已使今日獲知真象的中國大陸人民感慨萬端。
但是，在大陸一言堂的宣傳下，在中共一貫的謊言攻勢下，廣大大陸普通百姓對於抗戰中國民黨和蔣介石的英勇事跡還是知之甚少，甚至還抱有諸多的誤解。而許多曾堅持長期英勇抗戰的國民黨官兵們，在1949年後，成了中共統治下的「歷史反革命分子」。他們或被處以極刑，或被判刑、關押、勞改、勞教，或被管押、即在家鄉被強迫勞動，並且蔭及子孫「永世不得翻身」。在打內戰的共產黨是革命的，打外戰的國民黨卻是反革命之史無前例的黑暗時代，這冤情上天自有清算的時候。
2006年8月4日星期五
歷史真貌─命運多舛的時代：中華民國(大陸時期)(十三)
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爆發
國民黨領導的政府軍在第五次圍剿中，給了中共以致命的打擊。中共中央紅軍被迫逃亡，在經歷了長征後，於1935年10月來到了易守難攻的陝北，重新建立根據地。
而此時，蠢蠢欲動的日本利用西方大國對法西斯勢力的戰爭挑釁採取的姑息態度，準備發動對中國的全面侵略戰爭。西安事變的爆發，更加促使日本決定盡早採取侵華行動。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在中國的駐屯軍步兵在盧溝橋附近同北平西南的宛平縣城內中國守軍發生軍事衝突。史稱「七七事變」，又稱「盧溝橋事變」。日本全面侵華戰爭從此展開。 當時，中國國民政府陸軍第廿九軍宋哲元部吉星文團奮起抵抗。全團官兵對日本侵略軍予以迎頭痛擊：面對現代化優勢、輕重武器和精良裝備數倍於己的侵略者，中國官兵以大刀片和手榴彈為主要武器，以血肉之軀衝向敵人，短兵相接，殺聲震天，把日寇殺得屍橫橋頭沙灘，又一次譜寫了政府軍的抗日壯歌。
「七七事變」之後，日軍迅速增兵，根據預先制定的「速戰速決，三個月滅亡中國」的作戰方針，迅速南下，分路攻取了河北、察哈爾、山西、綏遠和山東。同年11月12日，日軍攻佔上海，12月13日攻陷南京。日軍佔領南京後，屠殺了30萬中國軍民。
國民黨八年全面抗戰
* 國民黨的初期的頑強抗戰
對國民政府軍隊而言，可以說，最初的一年，是最為艱難也是最為慘烈的時期，因為一方面日本有三月亡華的狂夢，一方面日本試圖沿平漢、津浦、平綏三線迅速南進，抄堵國民黨西南後方，切割華東戰場，再由西向東迫國民黨於死地。但是國民黨軍隊以弱小之軀，讓日軍的每一步推進都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7月17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在廬山發表了著名的「最後關頭」的演講，他這樣說道：「我們固然是一個弱國，但不能不保持我們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負擔起祖宗先民所遺留給我們歷史上的責任；……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拚全民族的性命以求國家的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你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 蔣介石決心對日一戰！中國人民在國民政府和蔣介石的領導下，對日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就此開始了。
面對著日軍最初兇猛的攻勢，國民黨軍隊為了攔截日軍的南下，進行了節節的抵抗。同時東戰日軍，假以決戰，分其兵力，迫使它改變南進、東進戰略。另外為實現持久戰總戰略，奪取「以時間爭取空間」之前期戰略的勝利，需要將華東、華中之人力和物資迅疾西撤，以鞏固國民黨持久抗戰的大後方。為此，國民黨軍隊付出了最為慘痛的犧牲，並贏得了持久抗戰的最初成功，為長期衛國戰爭的最終勝利，奠定了基礎。
首先，鑒於日軍急於鞏固華北戰場，以圖迅疾南下，進攻中原，蔣介石乃命令平漢、津浦、平綏沿線守軍，予以堅決抵抗，並借黃河的天然屏障，形成以忻口、太原為中心的大型會戰，使分兵平漢、津浦與平綏三線進攻的數十萬日軍，因國民黨軍隊的頑強抵抗，而不能迅速結束華北戰局。因此，自七七蘆溝橋事變直至11月太原失守，華北戰事告一段落，不僅拖住日軍達四個月之久，使日軍不敢棄華北，下鄭州，打武漢，以從西線完成它由北向南的速勝戰略，並且被迫與國民黨沿平漢線次第打響了保定戰鬥和石家莊戰鬥；沿平綏線打響了南口戰鬥、張家口戰鬥和平型關戰鬥；沿津浦線打響了平津之戰、姚官屯之戰和德州之戰等十數次大型戰鬥。
據八九年後的大陸史家稱：在此十數次大型戰鬥中，天津之戰「經保安隊奮戰，予敵以重大創傷」；南口之戰「與敵鏖戰旬日，給敵以重大之打擊」；姚官屯戰鬥中「龐炳勳部頑強抵抗，激戰四晝夜，殲敵甚眾」；「德州守城的國民黨軍隊，全團壯烈殉國」；「平型關戰鬥，幾殲敵板垣師團」。忻口大型會戰歷時一月有餘，是為最激烈者，「是役，殲敵三、四萬，我軍傷亡亦甚為慘重，郝夢麟、劉家祺兩位將軍壯烈殉國。」
其次，為改變日軍由北向南的速勝戰略，避免出現日軍逼迫國民黨由西向東退卻的劣局，誘敵由東向西，中華民國政府最高國防會議決定，集中主力於華東，主動發起進攻，形成八一三淞滬大戰（1937年），使原駐上海的一萬八千日軍，鑒於國民政府先後投入五十餘師，七十萬人，誠如決戰態勢，只好從華北及國內抽調十個師團和海軍陸戰隊赴援，總兵力不下三十萬人，大炮三百多門，戰車兩百多輛，飛機二百多架，兵艦數十艘。「其戰鬥力之強，火力之旺，一時無兩。」
淞滬大戰雙方傷亡之慘重，舉世震驚。但因它粉碎了日本「三月亡華」的狂夢，使國際觀感為之一新，令國際間對中華民族氣壯山河的反侵略戰爭始抱敬意。其次，它將日軍死死拖在上海三個月不能西進一步，使長江中、下游的工廠、物資有了內遷的時間，為實現持久抗戰總戰略奠定了基礎。再之，它使侵華日軍由北向南的速勝戰略破產，使侵略者在華不能任意行動，使其因抽調華北兵力以助淞滬之戰，乃造成了國民黨軍隊在華北的有利形勢。終於使國民黨達到了對日消耗戰的戰略目地。據日本陸軍省1937年11月宣佈的戰況稱：「自八一三至十月底，我軍在上海死傷達四萬人」。為此，日本軍心重估國民黨兵力，抗戰的軍威和士氣，以及中國軍民團結抗戰的決心。八一三淞滬大戰後，中國抗戰已贏得實現戰略退卻的第一步。
第三，中華民國政府在淞滬大戰後，一方面確定為保衛首都而頑強一戰，是為「人心」而戰；一方面則在南京棄守後，仍然堅持東守津浦，道行，即為堵敵西進、保衛武漢而誘敵北上，造成徐州決戰之態勢，使津浦線南北兩端的日軍，既不能從速打通津浦線，又為徐州決戰所誘惑，從而拖延了它西向進攻武漢的時間。此即為實現以「時間爭取空間」之前期戰略的第二步。
在這個階段內，以蔣介石為首的最高統帥部，一是命令海軍封鎖南京以西江面，防止日軍迂迴江西，東上徐淮，西進武昌。二是在南京棄守後，命令主力北上，回首與自滬西進、求從南京北上的日軍，反覆糾戰於津浦線兩側與淮河兩岸，使之不能與津浦線北面日軍會合。三是在韓復渠擁兵自保，棄城失地，致使濟南失守之後，命令張自忠率第五九軍增援龐炳勳部，死守臨沂，造成兩軍夾擊日板垣師團，並迫之倉皇一退九十里，困守莒縣城內，沿途遺屍甚多。四是在迫使板垣師團已成甕中之鱉，並不能與自兗州南犯的磯谷師團對台兒莊形成夾擊形勢後，與敵磯谷師團大戰於台兒莊，並獲大勝，使三分之一日軍被阻於徐州西北，不能對國軍實行由西向東之包圍和聚殲。五是於台兒莊大捷之後，當敵人為打通津浦線而合圍徐州，兵力已增至三十多萬，而國軍兵力已達六十多萬時，國軍決定於五月初自徐州地區有計劃撤退，並於規定時間抵達豫南豫北等指定戰略地點。
根據上述戰略安排，自1937年12月12日南京失守至1938年5月19日徐州棄敵，政府軍乃與日軍在津浦線上周旋達五個多月，超過預定的四個月時間，進一步實現了「以時間爭取空間」的前期戰略，迫使敵人按照政府軍的作戰方略，改由北向南為由東向西，使敵既不能速亡中國，又不得不一步步的陷進了長期戰爭的泥淖，更使國民政府一步步贏得了持久抗戰總戰略的勝利，從而日益增強了中國軍民持久抗戰必勝的信念。
第四，針對日軍重新決定沿淮河西進大別山，和沿揚子江西進以共同進攻武漢的戰略，為避免與敵機械化部隊在平原作戰，和防阻敵人機械化部隊沿隴海路西進，對中國人力行軍實現超越性追擊，經第一戰區建議，最高統帥部乃決定炸開花園口大堤，以淹阻西進的日軍。對此，李宗仁曾說：「六月九日因花園口的河堤被炸，黃河與東南汛區頓成一片澤國，敵方輜重損失甚大，敵軍沿隴海線兩側西進的計劃遂被我統帥部完全粉碎。」
但是花園口決堤，也使河汛地區的人民遭受了慘重損失，並造成了人員的重大傷亡，該行為也是應該受到上天的譴責的。
第五，面對日軍欲攻佔武漢以滅亡中原的戰略企圖，與其糾結十二個師團，配合海軍陸戰隊及飛機五百餘架，劃江分由南潯路、瑞武路、並沿長江北岸及沿大別山北麓進犯武漢的攻勢，和「武漢為天下中」、並為全國水陸交通樞紐及全國軍事經濟政治文化中心的重要戰略地位，中華民國政府於六月中旬即策定了保衛武漢的作戰計劃，決計利用鄱陽湖及大別山的地障與長江兩岸的丘陵湖沼作戰，重點放在外翼，「無論攻守進退，皆可立於主動地位」。並預期與敵作戰四至五個月，以消耗敵人、粉碎攻勢為主，並「不作無謂犧牲，必須保持相當實力，待機應用，以作最後勝利之基礎」。
武漢會戰自日軍1938年6月12日攻陷安慶開始，至10月31日國軍主動撤離武漢為止，前後五個月，大小激戰數以百計，殲敵二十萬，極大消耗了敵人的力量。之所以撤守，是因為10月12日，日軍在百餘架飛機及數十艘軍艦的掩護下，已強行於海南大亞灣登陸，並於10月21日攻陷廣州。至此，「粵漢交通既已截斷，武漢地位已失去重要性」，故「不如決心自動放棄，保存若干力量，以為持久戰作最後勝利之根基」。
猶如蔣介石在「為國軍退出武漢告全國國民書」中所指出的那樣：「保衛武漢之軍事，其主要意義原在於阻滯敵軍西進，消耗敵人實力，準備後方交通，運輸必要武器，遷移我東南與中部之工業，以進行西南之建設。蓋惟西北西南交通經濟建設之發展，始為長期抗戰與建國工作堅實之基礎，我唯西北西南交通路線開闢完峻，而後我抗戰實力及經濟建設所需之物資，始得充實供給而不虞之缺乏。今者我東南之人力物力已移植於西部諸省，西部之開發及交通建設，已達初步基礎，此後抗戰，乃可實行全面之戰爭而不爭區區之點線。同時，我武漢周邊五閱月之苦戰惡鬥，已予敵人莫大之打擊，而樹立我民族復興之自信心，與發揚我軍攻守之戰鬥再接再厲之新精神。故我守衛武漢任務已畢，目的已達」。並稱：「此次兵力之轉移，不僅是我國積極進取轉守為攻之轉機，且為徹底抗戰轉敗為勝之樞紐，切不可認為戰爭失利與退卻，而在保持我繼續抗戰持久之力量」。蔣介石還堅定的說：「自今伊始，必須更哀切、更堅忍、更踏實、更刻苦、更勇猛奮進以致力於全面之戰爭與抗日根據地之充實，而造成最後之勝利。」
至此，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為實現持久抗戰而進行的「以時間爭取空間」之艱苦卓絕的前期抗戰，算是告一段落。它確如蔣介石所說的那樣，不僅達到了既定的戰略退卻之目標，又極大消耗了敵人的力量，徹底破滅了日本帝國主義三月亡華的狂夢，從此將侵略者死死拖在長陷不拔的著名「中國泥淖」之中，直至它最後的失敗。其間政府軍官兵用鮮血譜寫的一幕幕抗日壯歌，永遠留在了中華民族的史冊上。
國民黨領導的政府軍在第五次圍剿中，給了中共以致命的打擊。中共中央紅軍被迫逃亡，在經歷了長征後，於1935年10月來到了易守難攻的陝北，重新建立根據地。
而此時，蠢蠢欲動的日本利用西方大國對法西斯勢力的戰爭挑釁採取的姑息態度，準備發動對中國的全面侵略戰爭。西安事變的爆發，更加促使日本決定盡早採取侵華行動。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在中國的駐屯軍步兵在盧溝橋附近同北平西南的宛平縣城內中國守軍發生軍事衝突。史稱「七七事變」，又稱「盧溝橋事變」。日本全面侵華戰爭從此展開。 當時，中國國民政府陸軍第廿九軍宋哲元部吉星文團奮起抵抗。全團官兵對日本侵略軍予以迎頭痛擊：面對現代化優勢、輕重武器和精良裝備數倍於己的侵略者，中國官兵以大刀片和手榴彈為主要武器，以血肉之軀衝向敵人，短兵相接，殺聲震天，把日寇殺得屍橫橋頭沙灘，又一次譜寫了政府軍的抗日壯歌。
「七七事變」之後，日軍迅速增兵，根據預先制定的「速戰速決，三個月滅亡中國」的作戰方針，迅速南下，分路攻取了河北、察哈爾、山西、綏遠和山東。同年11月12日，日軍攻佔上海，12月13日攻陷南京。日軍佔領南京後，屠殺了30萬中國軍民。
國民黨八年全面抗戰
* 國民黨的初期的頑強抗戰
對國民政府軍隊而言，可以說，最初的一年，是最為艱難也是最為慘烈的時期，因為一方面日本有三月亡華的狂夢，一方面日本試圖沿平漢、津浦、平綏三線迅速南進，抄堵國民黨西南後方，切割華東戰場，再由西向東迫國民黨於死地。但是國民黨軍隊以弱小之軀，讓日軍的每一步推進都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7月17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在廬山發表了著名的「最後關頭」的演講，他這樣說道：「我們固然是一個弱國，但不能不保持我們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負擔起祖宗先民所遺留給我們歷史上的責任；……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拚全民族的性命以求國家的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你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 蔣介石決心對日一戰！中國人民在國民政府和蔣介石的領導下，對日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就此開始了。
面對著日軍最初兇猛的攻勢，國民黨軍隊為了攔截日軍的南下，進行了節節的抵抗。同時東戰日軍，假以決戰，分其兵力，迫使它改變南進、東進戰略。另外為實現持久戰總戰略，奪取「以時間爭取空間」之前期戰略的勝利，需要將華東、華中之人力和物資迅疾西撤，以鞏固國民黨持久抗戰的大後方。為此，國民黨軍隊付出了最為慘痛的犧牲，並贏得了持久抗戰的最初成功，為長期衛國戰爭的最終勝利，奠定了基礎。
首先，鑒於日軍急於鞏固華北戰場，以圖迅疾南下，進攻中原，蔣介石乃命令平漢、津浦、平綏沿線守軍，予以堅決抵抗，並借黃河的天然屏障，形成以忻口、太原為中心的大型會戰，使分兵平漢、津浦與平綏三線進攻的數十萬日軍，因國民黨軍隊的頑強抵抗，而不能迅速結束華北戰局。因此，自七七蘆溝橋事變直至11月太原失守，華北戰事告一段落，不僅拖住日軍達四個月之久，使日軍不敢棄華北，下鄭州，打武漢，以從西線完成它由北向南的速勝戰略，並且被迫與國民黨沿平漢線次第打響了保定戰鬥和石家莊戰鬥；沿平綏線打響了南口戰鬥、張家口戰鬥和平型關戰鬥；沿津浦線打響了平津之戰、姚官屯之戰和德州之戰等十數次大型戰鬥。
據八九年後的大陸史家稱：在此十數次大型戰鬥中，天津之戰「經保安隊奮戰，予敵以重大創傷」；南口之戰「與敵鏖戰旬日，給敵以重大之打擊」；姚官屯戰鬥中「龐炳勳部頑強抵抗，激戰四晝夜，殲敵甚眾」；「德州守城的國民黨軍隊，全團壯烈殉國」；「平型關戰鬥，幾殲敵板垣師團」。忻口大型會戰歷時一月有餘，是為最激烈者，「是役，殲敵三、四萬，我軍傷亡亦甚為慘重，郝夢麟、劉家祺兩位將軍壯烈殉國。」
其次，為改變日軍由北向南的速勝戰略，避免出現日軍逼迫國民黨由西向東退卻的劣局，誘敵由東向西，中華民國政府最高國防會議決定，集中主力於華東，主動發起進攻，形成八一三淞滬大戰（1937年），使原駐上海的一萬八千日軍，鑒於國民政府先後投入五十餘師，七十萬人，誠如決戰態勢，只好從華北及國內抽調十個師團和海軍陸戰隊赴援，總兵力不下三十萬人，大炮三百多門，戰車兩百多輛，飛機二百多架，兵艦數十艘。「其戰鬥力之強，火力之旺，一時無兩。」
淞滬大戰雙方傷亡之慘重，舉世震驚。但因它粉碎了日本「三月亡華」的狂夢，使國際觀感為之一新，令國際間對中華民族氣壯山河的反侵略戰爭始抱敬意。其次，它將日軍死死拖在上海三個月不能西進一步，使長江中、下游的工廠、物資有了內遷的時間，為實現持久抗戰總戰略奠定了基礎。再之，它使侵華日軍由北向南的速勝戰略破產，使侵略者在華不能任意行動，使其因抽調華北兵力以助淞滬之戰，乃造成了國民黨軍隊在華北的有利形勢。終於使國民黨達到了對日消耗戰的戰略目地。據日本陸軍省1937年11月宣佈的戰況稱：「自八一三至十月底，我軍在上海死傷達四萬人」。為此，日本軍心重估國民黨兵力，抗戰的軍威和士氣，以及中國軍民團結抗戰的決心。八一三淞滬大戰後，中國抗戰已贏得實現戰略退卻的第一步。
第三，中華民國政府在淞滬大戰後，一方面確定為保衛首都而頑強一戰，是為「人心」而戰；一方面則在南京棄守後，仍然堅持東守津浦，道行，即為堵敵西進、保衛武漢而誘敵北上，造成徐州決戰之態勢，使津浦線南北兩端的日軍，既不能從速打通津浦線，又為徐州決戰所誘惑，從而拖延了它西向進攻武漢的時間。此即為實現以「時間爭取空間」之前期戰略的第二步。
在這個階段內，以蔣介石為首的最高統帥部，一是命令海軍封鎖南京以西江面，防止日軍迂迴江西，東上徐淮，西進武昌。二是在南京棄守後，命令主力北上，回首與自滬西進、求從南京北上的日軍，反覆糾戰於津浦線兩側與淮河兩岸，使之不能與津浦線北面日軍會合。三是在韓復渠擁兵自保，棄城失地，致使濟南失守之後，命令張自忠率第五九軍增援龐炳勳部，死守臨沂，造成兩軍夾擊日板垣師團，並迫之倉皇一退九十里，困守莒縣城內，沿途遺屍甚多。四是在迫使板垣師團已成甕中之鱉，並不能與自兗州南犯的磯谷師團對台兒莊形成夾擊形勢後，與敵磯谷師團大戰於台兒莊，並獲大勝，使三分之一日軍被阻於徐州西北，不能對國軍實行由西向東之包圍和聚殲。五是於台兒莊大捷之後，當敵人為打通津浦線而合圍徐州，兵力已增至三十多萬，而國軍兵力已達六十多萬時，國軍決定於五月初自徐州地區有計劃撤退，並於規定時間抵達豫南豫北等指定戰略地點。
根據上述戰略安排，自1937年12月12日南京失守至1938年5月19日徐州棄敵，政府軍乃與日軍在津浦線上周旋達五個多月，超過預定的四個月時間，進一步實現了「以時間爭取空間」的前期戰略，迫使敵人按照政府軍的作戰方略，改由北向南為由東向西，使敵既不能速亡中國，又不得不一步步的陷進了長期戰爭的泥淖，更使國民政府一步步贏得了持久抗戰總戰略的勝利，從而日益增強了中國軍民持久抗戰必勝的信念。
第四，針對日軍重新決定沿淮河西進大別山，和沿揚子江西進以共同進攻武漢的戰略，為避免與敵機械化部隊在平原作戰，和防阻敵人機械化部隊沿隴海路西進，對中國人力行軍實現超越性追擊，經第一戰區建議，最高統帥部乃決定炸開花園口大堤，以淹阻西進的日軍。對此，李宗仁曾說：「六月九日因花園口的河堤被炸，黃河與東南汛區頓成一片澤國，敵方輜重損失甚大，敵軍沿隴海線兩側西進的計劃遂被我統帥部完全粉碎。」
但是花園口決堤，也使河汛地區的人民遭受了慘重損失，並造成了人員的重大傷亡，該行為也是應該受到上天的譴責的。
第五，面對日軍欲攻佔武漢以滅亡中原的戰略企圖，與其糾結十二個師團，配合海軍陸戰隊及飛機五百餘架，劃江分由南潯路、瑞武路、並沿長江北岸及沿大別山北麓進犯武漢的攻勢，和「武漢為天下中」、並為全國水陸交通樞紐及全國軍事經濟政治文化中心的重要戰略地位，中華民國政府於六月中旬即策定了保衛武漢的作戰計劃，決計利用鄱陽湖及大別山的地障與長江兩岸的丘陵湖沼作戰，重點放在外翼，「無論攻守進退，皆可立於主動地位」。並預期與敵作戰四至五個月，以消耗敵人、粉碎攻勢為主，並「不作無謂犧牲，必須保持相當實力，待機應用，以作最後勝利之基礎」。
武漢會戰自日軍1938年6月12日攻陷安慶開始，至10月31日國軍主動撤離武漢為止，前後五個月，大小激戰數以百計，殲敵二十萬，極大消耗了敵人的力量。之所以撤守，是因為10月12日，日軍在百餘架飛機及數十艘軍艦的掩護下，已強行於海南大亞灣登陸，並於10月21日攻陷廣州。至此，「粵漢交通既已截斷，武漢地位已失去重要性」，故「不如決心自動放棄，保存若干力量，以為持久戰作最後勝利之根基」。
猶如蔣介石在「為國軍退出武漢告全國國民書」中所指出的那樣：「保衛武漢之軍事，其主要意義原在於阻滯敵軍西進，消耗敵人實力，準備後方交通，運輸必要武器，遷移我東南與中部之工業，以進行西南之建設。蓋惟西北西南交通經濟建設之發展，始為長期抗戰與建國工作堅實之基礎，我唯西北西南交通路線開闢完峻，而後我抗戰實力及經濟建設所需之物資，始得充實供給而不虞之缺乏。今者我東南之人力物力已移植於西部諸省，西部之開發及交通建設，已達初步基礎，此後抗戰，乃可實行全面之戰爭而不爭區區之點線。同時，我武漢周邊五閱月之苦戰惡鬥，已予敵人莫大之打擊，而樹立我民族復興之自信心，與發揚我軍攻守之戰鬥再接再厲之新精神。故我守衛武漢任務已畢，目的已達」。並稱：「此次兵力之轉移，不僅是我國積極進取轉守為攻之轉機，且為徹底抗戰轉敗為勝之樞紐，切不可認為戰爭失利與退卻，而在保持我繼續抗戰持久之力量」。蔣介石還堅定的說：「自今伊始，必須更哀切、更堅忍、更踏實、更刻苦、更勇猛奮進以致力於全面之戰爭與抗日根據地之充實，而造成最後之勝利。」
至此，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為實現持久抗戰而進行的「以時間爭取空間」之艱苦卓絕的前期抗戰，算是告一段落。它確如蔣介石所說的那樣，不僅達到了既定的戰略退卻之目標，又極大消耗了敵人的力量，徹底破滅了日本帝國主義三月亡華的狂夢，從此將侵略者死死拖在長陷不拔的著名「中國泥淖」之中，直至它最後的失敗。其間政府軍官兵用鮮血譜寫的一幕幕抗日壯歌，永遠留在了中華民族的史冊上。
歷史真貌─命運多舛的時代：中華民國(大陸時期)(十二)
蔣介石的「抗日持久戰思想」的形成和全面抗戰前的軍事準備
早在日本於30年代初侵略中國東北時，蔣介石就開始著手進行應對日本大規模侵略的準備，並逐步形成了抗日的「持久戰」思想。
首先，蔣介石對日本侵略中國的野心有著清醒的認識，他認為「九一八以前二十年中，我們和帝國主義的鬥爭，都是局部的衝突，沒有正式的作戰。我們歷來的革命物件，始終是國內的軍閥，而帝國主義也始終沒有正式出兵進攻我們，有企圖消滅我們的決心。這就是當時我們革命軍的力量，還不充足，所以帝國主義不大注意；換一句話說，就是他們在當時看不起我們。但是，到最近幾年以來，他們看到我們革命的力量一天一天的發展起來，快要把整個國家統一起來，就要打倒實行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了，因此遂嫉恨而且驚慌起來了，所以不得不乘現在中國天災人禍齊相逼來的時候，趕緊拿軍隊來壓迫我們，並且下最大的決心來消滅我們。」「九一八以來，帝國主義積極侵略我們的原因，一是他們恐懼我們的力量，一是我們國內再無可供他們利用的軍閥。」「這是我們革命力量增長的結果。」
其次，因為對日本侵略中國的野心有著清醒的認識，對中國和日本間的實力差距有著充分的認識，所以蔣介石在「九一八」 事變後，採取了「和戰兩用」的策略，是為了「此刻暫且含忍，絕非屈服。如至國際信義條約一律無效，和平絕望，到忍耐無可忍耐，且不應該忍之最後地步，則中央已有最後的決心與最後之準備，屆時必領導全國人民，寧為玉碎，以四萬萬人之力量，保衛我民族生存和國家人格」。(1931年9月22日，在中國國民黨南京市黨部黨員大會上的這一講演) 蔣介石既決策「和戰並用」，該和即和，該打即打；又決策「攘外必先安內」，一求黨內團結，二求國家統一，三求剿共勝利 ─ 「冀除我民族的根本大患」。
同時，蔣介石對日本全面侵略中國的可能性和對日戰爭的持久性也早有預見。蔣曾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兩天後的日記中寫道：「日寇野心既已爆發，必難再收，東亞從此無寧日矣！」蔣還早在1932年提出，萬一與日本發生全面戰爭，即將國都遷往四川，以應付長期抗戰，因此才確立了一條「修好西南」、並使西南與中央統一的方針。待修好西南事成，蔣介石方於1935年8月有信心的說道：「即使我們丟失了中國關內十八個省中的十五個省，只要四川、雲南、貴州在我們的控制之下，我們就一定能打敗任何敵人，收復全部失土。」其持久抗戰的戰略思想顯然已有所定。
第三，基於對日本全面侵略中國的可能性和對日作戰持久性的認識，蔣介石下令以建設為本，在軍事、物質與國民精神上積極準備抗戰。即以「社會、交通、經濟等各方面建設工作的方式，來掩護作軍事抵抗侵略的準備」。這具體表現在：
其一、積極培訓軍隊，購置武器裝備，於全面抗戰爆發前，已購買一萬金馬克的武器裝備和兵工設備，裝備成四十個師的兵力。
其二、據大陸史家稱：全面抗戰爆發前國民政府已將全國戰場分為五個方面。一是正面，包括山東區、河南區與徐海區。二是晉綏側面陣地，包括山西區、綏遠區。三是東正面，包括江蘇區、浙江區。四是南海區，包括福建區、廣東區。五是警備區，包括陝甘寧青區，湘鄂贛皖區、廣西區、滇黔區和川康區。然後在鄭州、開封、徐州、海州和京滬一帶設置防禦工事。其中，在江浙區的五個防區、十六個陣地上，計劃建造二六零六個工事，至一九三七年二月已建成二二六四個。在山東區、魯東陣地計劃建成三三個工事，至一九三七年初均已建成。在河南區的豫北分區九個陣地計劃建造一三五三個工事，至一九三七年二月已建成一二七三個。其它三個區均有建設工事的計劃。同時，蔣介石還將南京一線、上海一線與杭州一線的工事構築任務，分由谷正倫、張治中和張發奎負責，前後投入一百多萬圓，並由駐軍八十七、八十八師擔任構築任務，至一九三七年春全部完成。其規模之大，時間之速，連日本侵略者也歎為觀止。
其三、與西南地方勢力修好，使雲、貴、川等半獨立省份能夠出於避免赤患、繁榮西南之考慮，同意在彼建立全國抗戰根據地，為堅持全面抗戰和持久抗戰的最後勝利，奠定了至為重要的地域基礎。1934年中共殘餘流竄西南時，中央軍曾應邀進入西南、「保護」他們逃過雲、貴、川的做法，目的就是要向地方勢力表示，中央政府非但要保護西南不受剿共戰事的破壞，而且對他們並無企圖之心。1935年蔣介石「單騎走西南」時，即能夠使四川的軍政始統一於中央，亦不能不說是得力於對西南的正確方針。
其四、發動「新生活運動」，以為堅持持久的民族戰爭作精神的準備。當時日本官員阿部信行曾強調指出：「新生活運動是排日運動的結晶。」又稱中國有三件不可輕予看過的大事，就是「整頓財政、整頓軍備和新生活運動。」
第四，有了必要的準備，蔣介石還有著堅決抗戰的決心與抗戰必勝的信念。蔣介石在「九一八」後一日的日記中曾寫道：「倭寇果乘粵逆叛變、內部分裂之時，來侵略我東三省矣！嗚呼！痛哉！余唯有鞠躬盡瘁然後而已，拚我一身以報我總理！報我先烈！報我民族！」 至「七七」事變爆發，他對抗戰的決心和抗戰必勝的信念，已公開表述得十分清楚。除著名的「最後關頭」講演以外，同年8月31日，他在答法國《路透社》記者問時又一次堅定的表示說：「中國必須保持其主權，維護其行政和領土完整。」並且宣稱：「我個人堅強的自信，假如日本繼續侵略，中國一定不為日本所敗。中國將要保護其領土以至最後一彈一卒……」。9月20日，他還在答《巴黎晚報》記者問時說：「如日本在中國境內從事侵略一日不止，則中國之抗倭戰爭一日不止，雖留一槍一彈，亦必堅持奮鬥，直至日本放棄其侵略、並撤回其侵略工具武力之日為止。」
第五，蔣介石對抗戰有著必勝的信心，是基於他對日本侵華戰爭的性質和前途具有預見性。
九一八事變一發生，蔣介石即在江西指出：「日本侵略東亞，情形的奇突實在是國際間從來沒有的事。我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開始了！」隨後，他又在九月二十二日的日記中寫道：「日人侵略實行，世界之第二次世界大戰於是開始矣！不知各國人士能見及此否？」這一認識無疑對他的持久戰思想的形成，和他要將中國的抗戰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接軌」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後來他曾說道：「日本無持久作戰的戰略資源。只要能與日軍周旋到某一程度，它若不是北侵西伯利亞，就是南下南洋群島（印尼），引起對蘇俄或歐美對抗。但西伯利亞尚屬生地，而南洋石油業已開採。西伯利亞只有煤鐵之蘊藏，唯南洋才有橡膠。德國人雖已發明人造橡膠。但高性能之橡膠要件，如高速度、高重量之軍用機之輪胎，仍必須用大量的天然橡膠；人造橡膠，只可摻極少許。所以，日軍非與美、歐衝突不可。如此中日戰爭將成為世界大戰之一部分，而將與世界大戰同時結束。」而後來事實的發展正如其所料。
蔣介石的「抗日持久戰思想」在全面抗戰中的運用
正是因為蔣介石對形勢有著清醒的認識，對抗戰的持久性有著必要的精神和軍事準備，因此當日本於1937年7月7日全面侵華開始，國民黨以弱小之軀頑強進行了八年抵抗。在這八年中的軍事戰略，亦執行了持久戰的總戰略，為最後的勝利打下了基礎。
七七事變後，8月7日，中華民國最高國防會議正式決以全面抗戰，並決策了「以守為攻、以退為進，以持久對速勝 ─ 非以打垮敵人為目標、而以拖垮敵人為目的」的持久戰總戰略。同時，在第一期抗戰的指導方針上，確立了「以時間爭取空間」的戰略原則，重在贏得時間，消耗敵人，粉碎敵人「三月亡華」的狂夢，促成我西南持久抗戰基地的形成和鞏固。為此，最高統帥部將國軍一部集中華北，於平漢、津浦、平綏三線實行節節抵抗，以拖住敵於華北的兵力；又將國軍主力集中於華東，採取攻勢，造成在上海進行「決戰」的態勢，誘使並逼迫敵人改由北向南為由東向西戰略，使其不能迅速劫奪我以武漢為中心的中原地區，並沿京漢、津浦兩線切割我戰場，直至由西向東以逼殲我軍。
1937年10月29日，蔣介石在親赴淞滬大戰前線時，即對第三戰區師以上軍官指出：「兩個半月以來，我們雖然沒有得到大的勝利，但在我們預定的消耗戰和持久戰的戰略下，已使敵人受到了意外的打擊，在精神上我們實在已打敗了舉世共棄的倭寇。」 其後，蔣又在11月11日致「九國公約」電中明確聲明：「中國軍人從上海撤退，乃戰略關係，且為長期抗戰之計……此乃戰略上必要之舉，吾國政府與國民務當抗戰到底，鹹已具有決心，暴敵實無以動搖之。」
當台兒莊大戰勝利而舉國歡騰時，蔣介石曾立即指示第五戰區，稱：「台兒莊之戰，不過是第二期抗戰初始之勝利……長期抗戰主要在消耗敵人之戰鬥力，而不在一城一市之得失。此點應有深刻認識。以免對持久戰心理發生不良影響。」彼時，蔣並決心取消原擬擴大台兒莊戰果的徐州大戰，自徐州地區有計劃撤兵。6月3日，蔣介石在他的日記中曾這樣寫道：「此次我軍撤退愈速，敵進將更遲緩。在長期戰爭中，不可以一時進退定其成敗。戰略之撤退，如能達到預期效果，即勝利也。」
1938年7月18日，武漢會戰正打得異常激烈之時，蔣介石曾對英《每日先驅論壇報》記者斯諾稱：「縱令將來武漢有不能守之日，殊亦無損於抗戰於毫末；中國之今日，固在長期作戰以消耗敵人力量，而獲得最後勝利。相信保衛武漢之戰，必使敵遭受重大之損失也！」蔣同時亦在日記中記述：「余對防守武漢，決不作無謂之犧牲，必須保持相當兵力，待機運用，以作最後勝利之基礎。」據八九年前的中國大陸史家稱：「由是，在對武漢作戰的指令中，他（蔣介石）才要求部隊採取以攻為守，積極防禦之態度，指示中國軍隊必須力求戰而不決之戰略決策，拖住日軍和發動有限度攻勢與反擊，以牽制消耗敵人。」
自淞滬抗戰至武漢棄守，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為實現持久抗戰總戰略，堅決和主動的貫徹了以「時間爭取空間」的前期戰略，並獲得了成功。如蔣介石斷言的那樣：「我們的敵人打得愈久，它就會更深的陷入困境；而我們打得愈久，我們將變得更強大，更堅定。」
另外，也正是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既能夠決以持久抗戰的總戰略，又能在前期抗戰中為堅決貫徹這一戰略總原則，而逐步贏得「以時間爭取空間」的戰略性勝利，次第粉碎了日寇圖以武力迅速滅亡中國的野心。因而，當日寇已知「武攻」難以消滅中國時，竟又發起了「和平攻勢」，但為蔣所堅決拒絕。1937年12月，由德國大使陶德邁所轉交的日本議和條件（六條），因不符合中華民國政府事前所決定的，「只有在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獲得嚴格尊重的條件下始能同意調停」的立場，而為中華民國政府和蔣介石置之不理。1938年1月16日，日本攻陷南京後，發表了一個「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並聲稱此乃是「日本政府於南京陷落後，對於中國國民政府予以反省其態度之最後機會」。中華民國政府仍然堅決不予理睬。至1939年12月22日武漢會戰結束，中國持久抗戰局面已經完全達成之時，日本首相近衛又發表聲明，企圖誘使國民黨和談。蔣介石立即指出：「它不過是敵人欲整個吞滅中國，獨霸遠東，進而企圖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與陰謀的總自白；也是敵人整個國家欲滅我民族的一切計劃內容的總暴露。」 敵人欲以「文攻」滅亡中國的陰謀最終以失敗而告終。
簡言之，正是蔣介石持久戰思想的形成和中華民國有了持久抗戰的戰略，中國人民才能夠堅持持久抗戰並奪取了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而大陸人所盡知的毛澤東於1938年5月發表的「光輝著作」《論持久戰》，其主旨恰恰不在抗戰，更不在積極抗戰，而是在論述中共應該如何利用持久的衛國戰爭，以達到擴張和奪權的根本目地。中共的野心隨處可見。
早在日本於30年代初侵略中國東北時，蔣介石就開始著手進行應對日本大規模侵略的準備，並逐步形成了抗日的「持久戰」思想。
首先，蔣介石對日本侵略中國的野心有著清醒的認識，他認為「九一八以前二十年中，我們和帝國主義的鬥爭，都是局部的衝突，沒有正式的作戰。我們歷來的革命物件，始終是國內的軍閥，而帝國主義也始終沒有正式出兵進攻我們，有企圖消滅我們的決心。這就是當時我們革命軍的力量，還不充足，所以帝國主義不大注意；換一句話說，就是他們在當時看不起我們。但是，到最近幾年以來，他們看到我們革命的力量一天一天的發展起來，快要把整個國家統一起來，就要打倒實行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了，因此遂嫉恨而且驚慌起來了，所以不得不乘現在中國天災人禍齊相逼來的時候，趕緊拿軍隊來壓迫我們，並且下最大的決心來消滅我們。」「九一八以來，帝國主義積極侵略我們的原因，一是他們恐懼我們的力量，一是我們國內再無可供他們利用的軍閥。」「這是我們革命力量增長的結果。」
其次，因為對日本侵略中國的野心有著清醒的認識，對中國和日本間的實力差距有著充分的認識，所以蔣介石在「九一八」 事變後，採取了「和戰兩用」的策略，是為了「此刻暫且含忍，絕非屈服。如至國際信義條約一律無效，和平絕望，到忍耐無可忍耐，且不應該忍之最後地步，則中央已有最後的決心與最後之準備，屆時必領導全國人民，寧為玉碎，以四萬萬人之力量，保衛我民族生存和國家人格」。(1931年9月22日，在中國國民黨南京市黨部黨員大會上的這一講演) 蔣介石既決策「和戰並用」，該和即和，該打即打；又決策「攘外必先安內」，一求黨內團結，二求國家統一，三求剿共勝利 ─ 「冀除我民族的根本大患」。
同時，蔣介石對日本全面侵略中國的可能性和對日戰爭的持久性也早有預見。蔣曾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兩天後的日記中寫道：「日寇野心既已爆發，必難再收，東亞從此無寧日矣！」蔣還早在1932年提出，萬一與日本發生全面戰爭，即將國都遷往四川，以應付長期抗戰，因此才確立了一條「修好西南」、並使西南與中央統一的方針。待修好西南事成，蔣介石方於1935年8月有信心的說道：「即使我們丟失了中國關內十八個省中的十五個省，只要四川、雲南、貴州在我們的控制之下，我們就一定能打敗任何敵人，收復全部失土。」其持久抗戰的戰略思想顯然已有所定。
第三，基於對日本全面侵略中國的可能性和對日作戰持久性的認識，蔣介石下令以建設為本，在軍事、物質與國民精神上積極準備抗戰。即以「社會、交通、經濟等各方面建設工作的方式，來掩護作軍事抵抗侵略的準備」。這具體表現在：
其一、積極培訓軍隊，購置武器裝備，於全面抗戰爆發前，已購買一萬金馬克的武器裝備和兵工設備，裝備成四十個師的兵力。
其二、據大陸史家稱：全面抗戰爆發前國民政府已將全國戰場分為五個方面。一是正面，包括山東區、河南區與徐海區。二是晉綏側面陣地，包括山西區、綏遠區。三是東正面，包括江蘇區、浙江區。四是南海區，包括福建區、廣東區。五是警備區，包括陝甘寧青區，湘鄂贛皖區、廣西區、滇黔區和川康區。然後在鄭州、開封、徐州、海州和京滬一帶設置防禦工事。其中，在江浙區的五個防區、十六個陣地上，計劃建造二六零六個工事，至一九三七年二月已建成二二六四個。在山東區、魯東陣地計劃建成三三個工事，至一九三七年初均已建成。在河南區的豫北分區九個陣地計劃建造一三五三個工事，至一九三七年二月已建成一二七三個。其它三個區均有建設工事的計劃。同時，蔣介石還將南京一線、上海一線與杭州一線的工事構築任務，分由谷正倫、張治中和張發奎負責，前後投入一百多萬圓，並由駐軍八十七、八十八師擔任構築任務，至一九三七年春全部完成。其規模之大，時間之速，連日本侵略者也歎為觀止。
其三、與西南地方勢力修好，使雲、貴、川等半獨立省份能夠出於避免赤患、繁榮西南之考慮，同意在彼建立全國抗戰根據地，為堅持全面抗戰和持久抗戰的最後勝利，奠定了至為重要的地域基礎。1934年中共殘餘流竄西南時，中央軍曾應邀進入西南、「保護」他們逃過雲、貴、川的做法，目的就是要向地方勢力表示，中央政府非但要保護西南不受剿共戰事的破壞，而且對他們並無企圖之心。1935年蔣介石「單騎走西南」時，即能夠使四川的軍政始統一於中央，亦不能不說是得力於對西南的正確方針。
其四、發動「新生活運動」，以為堅持持久的民族戰爭作精神的準備。當時日本官員阿部信行曾強調指出：「新生活運動是排日運動的結晶。」又稱中國有三件不可輕予看過的大事，就是「整頓財政、整頓軍備和新生活運動。」
第四，有了必要的準備，蔣介石還有著堅決抗戰的決心與抗戰必勝的信念。蔣介石在「九一八」後一日的日記中曾寫道：「倭寇果乘粵逆叛變、內部分裂之時，來侵略我東三省矣！嗚呼！痛哉！余唯有鞠躬盡瘁然後而已，拚我一身以報我總理！報我先烈！報我民族！」 至「七七」事變爆發，他對抗戰的決心和抗戰必勝的信念，已公開表述得十分清楚。除著名的「最後關頭」講演以外，同年8月31日，他在答法國《路透社》記者問時又一次堅定的表示說：「中國必須保持其主權，維護其行政和領土完整。」並且宣稱：「我個人堅強的自信，假如日本繼續侵略，中國一定不為日本所敗。中國將要保護其領土以至最後一彈一卒……」。9月20日，他還在答《巴黎晚報》記者問時說：「如日本在中國境內從事侵略一日不止，則中國之抗倭戰爭一日不止，雖留一槍一彈，亦必堅持奮鬥，直至日本放棄其侵略、並撤回其侵略工具武力之日為止。」
第五，蔣介石對抗戰有著必勝的信心，是基於他對日本侵華戰爭的性質和前途具有預見性。
九一八事變一發生，蔣介石即在江西指出：「日本侵略東亞，情形的奇突實在是國際間從來沒有的事。我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開始了！」隨後，他又在九月二十二日的日記中寫道：「日人侵略實行，世界之第二次世界大戰於是開始矣！不知各國人士能見及此否？」這一認識無疑對他的持久戰思想的形成，和他要將中國的抗戰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接軌」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後來他曾說道：「日本無持久作戰的戰略資源。只要能與日軍周旋到某一程度，它若不是北侵西伯利亞，就是南下南洋群島（印尼），引起對蘇俄或歐美對抗。但西伯利亞尚屬生地，而南洋石油業已開採。西伯利亞只有煤鐵之蘊藏，唯南洋才有橡膠。德國人雖已發明人造橡膠。但高性能之橡膠要件，如高速度、高重量之軍用機之輪胎，仍必須用大量的天然橡膠；人造橡膠，只可摻極少許。所以，日軍非與美、歐衝突不可。如此中日戰爭將成為世界大戰之一部分，而將與世界大戰同時結束。」而後來事實的發展正如其所料。
蔣介石的「抗日持久戰思想」在全面抗戰中的運用
正是因為蔣介石對形勢有著清醒的認識，對抗戰的持久性有著必要的精神和軍事準備，因此當日本於1937年7月7日全面侵華開始，國民黨以弱小之軀頑強進行了八年抵抗。在這八年中的軍事戰略，亦執行了持久戰的總戰略，為最後的勝利打下了基礎。
七七事變後，8月7日，中華民國最高國防會議正式決以全面抗戰，並決策了「以守為攻、以退為進，以持久對速勝 ─ 非以打垮敵人為目標、而以拖垮敵人為目的」的持久戰總戰略。同時，在第一期抗戰的指導方針上，確立了「以時間爭取空間」的戰略原則，重在贏得時間，消耗敵人，粉碎敵人「三月亡華」的狂夢，促成我西南持久抗戰基地的形成和鞏固。為此，最高統帥部將國軍一部集中華北，於平漢、津浦、平綏三線實行節節抵抗，以拖住敵於華北的兵力；又將國軍主力集中於華東，採取攻勢，造成在上海進行「決戰」的態勢，誘使並逼迫敵人改由北向南為由東向西戰略，使其不能迅速劫奪我以武漢為中心的中原地區，並沿京漢、津浦兩線切割我戰場，直至由西向東以逼殲我軍。
1937年10月29日，蔣介石在親赴淞滬大戰前線時，即對第三戰區師以上軍官指出：「兩個半月以來，我們雖然沒有得到大的勝利，但在我們預定的消耗戰和持久戰的戰略下，已使敵人受到了意外的打擊，在精神上我們實在已打敗了舉世共棄的倭寇。」 其後，蔣又在11月11日致「九國公約」電中明確聲明：「中國軍人從上海撤退，乃戰略關係，且為長期抗戰之計……此乃戰略上必要之舉，吾國政府與國民務當抗戰到底，鹹已具有決心，暴敵實無以動搖之。」
當台兒莊大戰勝利而舉國歡騰時，蔣介石曾立即指示第五戰區，稱：「台兒莊之戰，不過是第二期抗戰初始之勝利……長期抗戰主要在消耗敵人之戰鬥力，而不在一城一市之得失。此點應有深刻認識。以免對持久戰心理發生不良影響。」彼時，蔣並決心取消原擬擴大台兒莊戰果的徐州大戰，自徐州地區有計劃撤兵。6月3日，蔣介石在他的日記中曾這樣寫道：「此次我軍撤退愈速，敵進將更遲緩。在長期戰爭中，不可以一時進退定其成敗。戰略之撤退，如能達到預期效果，即勝利也。」
1938年7月18日，武漢會戰正打得異常激烈之時，蔣介石曾對英《每日先驅論壇報》記者斯諾稱：「縱令將來武漢有不能守之日，殊亦無損於抗戰於毫末；中國之今日，固在長期作戰以消耗敵人力量，而獲得最後勝利。相信保衛武漢之戰，必使敵遭受重大之損失也！」蔣同時亦在日記中記述：「余對防守武漢，決不作無謂之犧牲，必須保持相當兵力，待機運用，以作最後勝利之基礎。」據八九年前的中國大陸史家稱：「由是，在對武漢作戰的指令中，他（蔣介石）才要求部隊採取以攻為守，積極防禦之態度，指示中國軍隊必須力求戰而不決之戰略決策，拖住日軍和發動有限度攻勢與反擊，以牽制消耗敵人。」
自淞滬抗戰至武漢棄守，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為實現持久抗戰總戰略，堅決和主動的貫徹了以「時間爭取空間」的前期戰略，並獲得了成功。如蔣介石斷言的那樣：「我們的敵人打得愈久，它就會更深的陷入困境；而我們打得愈久，我們將變得更強大，更堅定。」
另外，也正是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既能夠決以持久抗戰的總戰略，又能在前期抗戰中為堅決貫徹這一戰略總原則，而逐步贏得「以時間爭取空間」的戰略性勝利，次第粉碎了日寇圖以武力迅速滅亡中國的野心。因而，當日寇已知「武攻」難以消滅中國時，竟又發起了「和平攻勢」，但為蔣所堅決拒絕。1937年12月，由德國大使陶德邁所轉交的日本議和條件（六條），因不符合中華民國政府事前所決定的，「只有在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獲得嚴格尊重的條件下始能同意調停」的立場，而為中華民國政府和蔣介石置之不理。1938年1月16日，日本攻陷南京後，發表了一個「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並聲稱此乃是「日本政府於南京陷落後，對於中國國民政府予以反省其態度之最後機會」。中華民國政府仍然堅決不予理睬。至1939年12月22日武漢會戰結束，中國持久抗戰局面已經完全達成之時，日本首相近衛又發表聲明，企圖誘使國民黨和談。蔣介石立即指出：「它不過是敵人欲整個吞滅中國，獨霸遠東，進而企圖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與陰謀的總自白；也是敵人整個國家欲滅我民族的一切計劃內容的總暴露。」 敵人欲以「文攻」滅亡中國的陰謀最終以失敗而告終。
簡言之，正是蔣介石持久戰思想的形成和中華民國有了持久抗戰的戰略，中國人民才能夠堅持持久抗戰並奪取了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而大陸人所盡知的毛澤東於1938年5月發表的「光輝著作」《論持久戰》，其主旨恰恰不在抗戰，更不在積極抗戰，而是在論述中共應該如何利用持久的衛國戰爭，以達到擴張和奪權的根本目地。中共的野心隨處可見。
2006年8月2日星期三
歷史真貌─命運多舛的時代：中華民國(大陸時期) (十一)
關於西安事變爆發的預言
隋朝步虛大師的預言詩第六節中預言道：細柳營中，群雄豪飲，月掩中秋，酣睡未醒，雙獅搏球，一墜其井，紅粉佳人，面艷櫻景。
「細柳營中」，指長安，也就是當今西安。「群雄豪飲，」張學良楊虎城陪同蔣介石、陳誠等各大要員豪飲共歡。在蔣公酣睡醉臥之際，張楊發起兵變捉蔣。二人相爭，「紅粉佳人」宋美齡出面時，局勢得以解決，但二人之一的張學良，在陪同蔣介石回南京之後被永久軟禁。
軍事叛變--西安事變的爆發和中共的幕後角色
九一八事變後，中華民國政府軍與日軍已然處於敵對狀態。民國政府深感對日抗戰實已無可避免，於是全國建設以充實國力，進行軍事備戰為主。而此時中共卻不斷擴大，進行武裝叛變，處處牽制政府抗戰方針。
前文已經講過，蔣介石為了集中精力抗日，制定了「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並發動了對中共的五次圍剿。中共中央紅軍在國民黨的第五次圍剿中，遭到致命的打擊被迫逃亡，在經歷了長征後，在陝北重新建立根據地。
當時中共的一貫支持者，一心想在其它國家進行紅色顛覆的蘇聯亦開始面臨著戰爭的威脅。蘇聯意識到了改變對外策略的重要性，因此開始要求和命令各國共產黨謀求與本國政府建立反對法西斯的「民族統一戰線」，以在新的國際形勢下繼續「保衛蘇聯」和「武裝保衛蘇聯」。但是，蘇聯採取的仍然是，既要建立統一戰線，又要試圖通過建立統一戰線來實現共產黨的領導，以使統一戰線在實際上成為一個引導群眾為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而鬥爭的策略及手段。這個指導思想的建立，不僅為中共早期統一戰線的謀劃奠定了「陽謀」的形式，更為中共後期統一戰線的謀略，埋藏下了「陰謀」的方向。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中共於1935年8月1日發表了「八一宣言」，一方面慷慨激昂的宣稱：「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特再一次鄭重宣言：只要國民黨軍隊停止進攻蘇區的行動，只要任何部隊實行對日抗戰，不管過去和現在他們與紅軍之間有任何舊仇宿怨，不管他們與紅軍之間在對內問題上有任何分歧，紅軍不僅立刻對之停止敵對行動，而且願意與之親密攜手共同救國。」另一方面八一宣言又要「大家起來，衝破日寇蔣賊的萬重壓迫，勇敢的與蘇維埃政府和東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以取代正在積極抗日和正在積極準備抗日的中華民國政府。
而當時國民政府為了應付西北形勢的需要，特別任命蔣介石任西北剿匪總司令，副總司令為東北軍的張學良，及第十七路(西北軍)總指揮楊虎城，共同擔任剿共任務。
中共為了求生存，於是向駐守在陝西，負責剿共的東北軍和西北軍進行宣傳。在1989年後在中國大陸出版的現代史著述中已經明白無誤的說道：「1935年秋，中共即令南漢宸派人向楊虎城傳達了中國共產黨的八一宣言。」「同年十二月，中共又派汪鋒對楊虎城及西北軍將領做工作。」 「一九三六年春王炳南則奉中共指派專從德國回國去做爭取楊虎城的工作。」九十年代初，在中國大陸出版的中共共青團中央機關刊物《中華兒女》雜誌，已專門發表吹捧王炳南是如何成為楊虎城幕僚，並如何勝利完成策反楊、張和參加策劃西安事變的。
1936年4月，作為一方軍閥的楊虎城為了擴張自己的軍事勢力，終與中共結盟。此後，中共往返西安、延安，進入內地，回歸陝北，路條均由楊的十七路軍提供。國民政府命令剿共的楊部，非但已與中共暗通款曲，甚至已經同流合污。然後，再由楊虎城去謀合已經被中共包圍的張學良。
就張學良而言，其周圍亦有多名中共黨員和「左傾」分子，他們掌管了張學良一切秘密活動，一切與共產黨聯繫的技術工作，以及東北軍全軍的人事工作。中共抓住張學良和東北軍喪土失家的「情結」，接近他，然後包圍他，從而使「未足而立之年，即負方面，獨攬大權」，「未作過任何人部下，未有過任何長官」，「忿事急躁」的「少帥」張學良，終於不知不覺的改變了他的是非觀。
在中共的滲透下，充滿野心的楊虎城和涉世未深的張學良同蔣介石在政見上的分歧加劇，他們反對蔣的剿共計劃，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張學良的幾次面諫，都遭到了蔣的訓斥。為了督促張、楊剿共，蔣介石於1936年10月和12月兩次來到西安，佈置剿共計劃。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和楊虎城決定實行兵諫，即發動了武裝軍事政變，將蔣介石劫持扣留。蔣介石衛士排六十七名戰士全部被殺。九十年代在中國大陸報刊上公開揭露：當時「張學良決心殺蔣並已選定殺蔣人選」的事實，以及張、楊要和中共聯合打倒南京、建立「西京」，即事變一旦成功便要成立「西安聯合國民政府」的陰謀。而並非僅僅是張簡單的提出停止剿共，改組政府，出兵抗日等主張。
由於目前對西安事變的內幕尚未完全弄清楚，更由於中共著意加以渲染，熱情歌頌事變的發動者，一直主張抗日的蔣介石不僅蒙冤難申，更使後人意識不到這場政變對國家、民族命運可能造成的巨大危害。這無疑又是一個歷史的「倒錯」，是歷史的是非曲直遭到混淆和曲解的嚴重惡果。而作為幕後策劃者的中共，之所以以大量的謊言不遺餘力的讚美事變的發動者，就是為了掩蓋當年自身不顧民族大義的醜惡行為，以掩蓋自身是西安事變的幕後策劃者。誠如西安事變發生當天，毛澤東給史達林的電報所稱，西安事變是「根據張、楊、共三角聯盟抗日反蔣的協定而發生的，中共中央已積極推動張、楊堅決與蔣分裂」 。
但是，我們尚可從西安事變發生後引發的全國反應，來得出西安事變是如何的不得人心。事變爆發後，引起了全國各界一片抗議和譴責之聲。清華大學的教授一致表示反對，被中共吹捧為戰士的聞一多的態度猶為鮮明。為此，他與朱自清、馮友蘭、張奚若、吳有訓、陳岱孫、蕭公權等一群著名教授，起草了「清華大學教授會為張學良叛變事聲明」。平日在課堂上從不講多餘之言的聞一多，此時也拋開講義，怒氣沖沖的說道：「真是胡鬧，國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裝劫持！一個帶兵的軍人，也可以稱兵叛亂！這還成何國家？國家絕不容許你們破壞！領袖絕不容許你們妄加傷害！」
事變發生後，南京政府內部一派主張武力討伐，維持綱紀；一派主張和平救蔣，避免擴大內戰。準備全面侵華的日本則暗中竊喜，他們希望中國內亂擴大，以利進一步侵華。而面臨戰爭危險的蘇聯，為避免日本北攻，希望利用中國牽住日本，而蔣中正是當時中國抗日的唯一領袖，由於意在殺蔣的西安事變，只能造成中國群龍無首和分裂、混亂，進而造成中國迅速為日本所亡，其結果必然導致蘇俄面臨日本侵略的巨大危險，因此，史達林一聽到事變的消息，立即親自擬電命令中共：絕不容許中共殺蔣。此時西安事變的真正策劃者的中共一方面希望借張之手，殺掉蔣介石，一方面要絕對服從史達林的電報指示，只好在自嘲中，決定由他們這一夥策劃殺蔣者，去說服張、楊不要殺蔣。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的西安事變，雖由軍閥所發動，由中共所策反，然而，處理事變的最高決策者，卻是蘇聯的新沙皇 ── 史達林。
為了執行蘇聯的指示，中共派出了所謂「和平使者」，實際上為主要策反者的周恩來到西安面見蔣介石。在周恩來開口「校長」，閉口「校長」，並對其動以「天倫之情」 ，一再向蔣保證能將被扣留在蘇俄的蔣經國弄回國，讓他父子團圓，從而最終博得了蔣的原諒和許諾，即停止剿共和聯合抗日。而周恩來亦由陰謀策反者而成為出賣張、楊者及「和平調停者」，從而成為陰謀武裝政變 ── 西安事變的「全面勝利者」。而南京方面，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親自來到西安斡旋。
輕信盲從的張學良在深深的懊悔中，於25日陪蔣介石回南京，表示負荊請罪。從此，張學良的一生為了他曾經的魯莽行為付出了慘痛的代價，直至客死異鄉，再不曾回到故土。
西安事變的後果
西安事變既是北伐成功以後，自中華民國統一至全面抗戰爆發的十年間，由殘餘軍閥勢力所發動的最後一次公開武裝叛亂，又是由殘餘軍閥勢力和中共武裝叛國集團首次聯手，在抗日的旗號下，意在共同顛覆中華民國的首次陰謀武裝政變。它不僅使國民黨「八年剿匪之功，預計將於二星期（至多一個月）可竟全功者，幾乎隳於一旦」。而且「西北國防交通，經濟建設，竭國家社會數十年之心力，經營敷飾，粗有規模，經此變化，損失難計。欲使地方秩序，經濟信用恢復舊觀，又決非咄嗟可辦。質言之，建設進程，至少要後退三年，可痛至此」。
西安事變後所表現出來的全國團結一致的氣氛，特別是蔣介石先生能夠凝聚全民族力量的人格和威望，終於使早已橫言「對西安事變絕不做壁上觀」的日本軍閥，深有「此時不滅中國，將無來時」的感喟，從而提前了全面侵華戰爭的時間表。西安事變後僅半年，那一場由中共所一心盼望的「被侵略戰爭」，便終於在日本軍閥的瘋狂發動下，甚至是在中共的直接誘發下，全面爆發了，從而使中華民族遭遇了亙古未有的巨大戰爭創傷。
西安事變也使中共得到了喘息機會，不致被消滅。並在日本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後，乘機向國民政府和國民黨提出了「四項保證」，明確表示「願意在蔣委員長領導下，一致團結對外，抵抗日本侵略」，要求國共再度「合作」。中華民國政府方面，則迫於大敵當前，只能明確表示「國內任何派別，只要誠意救國，願在國民革命抗敵禦侮的旗幟下，共同奮鬥者，政府無不開誠接納……」中共的所謂與國民黨的再次合作，實為中共求得合法存在和擴張。中共利用國共合作的契機，表面上擁蔣抗日，實際上利用八年抗戰機會，發展擴大了自己，最終釀成了抗戰勝利後的全面叛亂。
而蘇聯因為中國全面抗日而避免了日、德東西夾攻的危機。
中共不僅由此獲得了合法的存在，而且當即重演對國民黨進行「挖心戰術」的舊戲，直至在八年全面抗戰中不但迅速造成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而且，將對國民黨的滲透做到了令人歎為觀止的地步。
中華民族的命運，中華民國的命運，中國國民革命的命運，中國國民黨的命運，中國大陸人民的厄運，似乎就在「華清池槍聲驟響「的那一剎那間，就已經被確定了下來。由張學良、楊虎城的叛亂槍響而造成的，八年剿匪功虧一簣的歷史局面，從此竟為中共在共產革命名義下推行專制復辟，製造了千載難逢的歷史良機，更使得中國大陸人民此後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歲月裡，遭遇了亙古未有的劫難。
可以說，作為政變直接發動者的張學良和楊虎城，理應被視為歷史的罪人。而作為幕後策劃者的中共，為了一己私利，置民族大義於不顧，在自己一直並不光彩的歷史上又書寫了不光彩的一筆，同樣應受到歷史公正的審判。
西安事變後的國共合作
西安事變後，蔣介石同意政府軍停止剿共，而中共中央於1937年1月由保安遷到延安。政府軍收編紅軍。同時要求：紅軍停止暴動；中共停止推翻國民政府的武裝暴動方針；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政府特區，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軍事委員會的指揮。國、共合作抗日，國民政府接受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開始全面抗日。
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制定和頒布
國民黨在北伐成功後，開始認真推動憲政。國民黨於1931年5月5日制定"訓政時期約法"，明確了委託國民黨代管政權是臨時的，最終目地是回歸憲政。
1936年，國民政府公佈了"五五憲草"，規劃回歸憲政，還政於民。這種行為使中國經濟重上軌道露出一道曙光。同期立法院先後制定了民法、刑法、民事訴訟法、法院組織法、商事法、公司法。這一系列立法行為基本肯定和繼承了清末民初的一系列經濟法制建設，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礎。
此後，國民政府推動憲政的努力被日本侵華戰爭所打斷，但是這種努力並未完全停止，這主要表現在抗戰時期國民參政會和地方參政會的選舉和運作。國民參政會包括了所有主要反對黨（包括毛澤東在內）的領袖。1942年大部分參政員又由遴選制改為選舉制。
可以說，國民黨在艱難的時勢下，仍然努力推行憲政，並給予知識分子和普通人民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遊行示威的自由，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無數知識分子可以對國民政府統治進行謾罵，可以看到中共在國統區設立報社，攻擊國民黨。反觀今日之大陸，又有多少人可以真正享受到上述自由呢？
隋朝步虛大師的預言詩第六節中預言道：細柳營中，群雄豪飲，月掩中秋，酣睡未醒，雙獅搏球，一墜其井，紅粉佳人，面艷櫻景。
「細柳營中」，指長安，也就是當今西安。「群雄豪飲，」張學良楊虎城陪同蔣介石、陳誠等各大要員豪飲共歡。在蔣公酣睡醉臥之際，張楊發起兵變捉蔣。二人相爭，「紅粉佳人」宋美齡出面時，局勢得以解決，但二人之一的張學良，在陪同蔣介石回南京之後被永久軟禁。
軍事叛變--西安事變的爆發和中共的幕後角色
九一八事變後，中華民國政府軍與日軍已然處於敵對狀態。民國政府深感對日抗戰實已無可避免，於是全國建設以充實國力，進行軍事備戰為主。而此時中共卻不斷擴大，進行武裝叛變，處處牽制政府抗戰方針。
前文已經講過，蔣介石為了集中精力抗日，制定了「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並發動了對中共的五次圍剿。中共中央紅軍在國民黨的第五次圍剿中，遭到致命的打擊被迫逃亡，在經歷了長征後，在陝北重新建立根據地。
當時中共的一貫支持者，一心想在其它國家進行紅色顛覆的蘇聯亦開始面臨著戰爭的威脅。蘇聯意識到了改變對外策略的重要性，因此開始要求和命令各國共產黨謀求與本國政府建立反對法西斯的「民族統一戰線」，以在新的國際形勢下繼續「保衛蘇聯」和「武裝保衛蘇聯」。但是，蘇聯採取的仍然是，既要建立統一戰線，又要試圖通過建立統一戰線來實現共產黨的領導，以使統一戰線在實際上成為一個引導群眾為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而鬥爭的策略及手段。這個指導思想的建立，不僅為中共早期統一戰線的謀劃奠定了「陽謀」的形式，更為中共後期統一戰線的謀略，埋藏下了「陰謀」的方向。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中共於1935年8月1日發表了「八一宣言」，一方面慷慨激昂的宣稱：「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特再一次鄭重宣言：只要國民黨軍隊停止進攻蘇區的行動，只要任何部隊實行對日抗戰，不管過去和現在他們與紅軍之間有任何舊仇宿怨，不管他們與紅軍之間在對內問題上有任何分歧，紅軍不僅立刻對之停止敵對行動，而且願意與之親密攜手共同救國。」另一方面八一宣言又要「大家起來，衝破日寇蔣賊的萬重壓迫，勇敢的與蘇維埃政府和東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以取代正在積極抗日和正在積極準備抗日的中華民國政府。
而當時國民政府為了應付西北形勢的需要，特別任命蔣介石任西北剿匪總司令，副總司令為東北軍的張學良，及第十七路(西北軍)總指揮楊虎城，共同擔任剿共任務。
中共為了求生存，於是向駐守在陝西，負責剿共的東北軍和西北軍進行宣傳。在1989年後在中國大陸出版的現代史著述中已經明白無誤的說道：「1935年秋，中共即令南漢宸派人向楊虎城傳達了中國共產黨的八一宣言。」「同年十二月，中共又派汪鋒對楊虎城及西北軍將領做工作。」 「一九三六年春王炳南則奉中共指派專從德國回國去做爭取楊虎城的工作。」九十年代初，在中國大陸出版的中共共青團中央機關刊物《中華兒女》雜誌，已專門發表吹捧王炳南是如何成為楊虎城幕僚，並如何勝利完成策反楊、張和參加策劃西安事變的。
1936年4月，作為一方軍閥的楊虎城為了擴張自己的軍事勢力，終與中共結盟。此後，中共往返西安、延安，進入內地，回歸陝北，路條均由楊的十七路軍提供。國民政府命令剿共的楊部，非但已與中共暗通款曲，甚至已經同流合污。然後，再由楊虎城去謀合已經被中共包圍的張學良。
就張學良而言，其周圍亦有多名中共黨員和「左傾」分子，他們掌管了張學良一切秘密活動，一切與共產黨聯繫的技術工作，以及東北軍全軍的人事工作。中共抓住張學良和東北軍喪土失家的「情結」，接近他，然後包圍他，從而使「未足而立之年，即負方面，獨攬大權」，「未作過任何人部下，未有過任何長官」，「忿事急躁」的「少帥」張學良，終於不知不覺的改變了他的是非觀。
在中共的滲透下，充滿野心的楊虎城和涉世未深的張學良同蔣介石在政見上的分歧加劇，他們反對蔣的剿共計劃，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張學良的幾次面諫，都遭到了蔣的訓斥。為了督促張、楊剿共，蔣介石於1936年10月和12月兩次來到西安，佈置剿共計劃。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和楊虎城決定實行兵諫，即發動了武裝軍事政變，將蔣介石劫持扣留。蔣介石衛士排六十七名戰士全部被殺。九十年代在中國大陸報刊上公開揭露：當時「張學良決心殺蔣並已選定殺蔣人選」的事實，以及張、楊要和中共聯合打倒南京、建立「西京」，即事變一旦成功便要成立「西安聯合國民政府」的陰謀。而並非僅僅是張簡單的提出停止剿共，改組政府，出兵抗日等主張。
由於目前對西安事變的內幕尚未完全弄清楚，更由於中共著意加以渲染，熱情歌頌事變的發動者，一直主張抗日的蔣介石不僅蒙冤難申，更使後人意識不到這場政變對國家、民族命運可能造成的巨大危害。這無疑又是一個歷史的「倒錯」，是歷史的是非曲直遭到混淆和曲解的嚴重惡果。而作為幕後策劃者的中共，之所以以大量的謊言不遺餘力的讚美事變的發動者，就是為了掩蓋當年自身不顧民族大義的醜惡行為，以掩蓋自身是西安事變的幕後策劃者。誠如西安事變發生當天，毛澤東給史達林的電報所稱，西安事變是「根據張、楊、共三角聯盟抗日反蔣的協定而發生的，中共中央已積極推動張、楊堅決與蔣分裂」 。
但是，我們尚可從西安事變發生後引發的全國反應，來得出西安事變是如何的不得人心。事變爆發後，引起了全國各界一片抗議和譴責之聲。清華大學的教授一致表示反對，被中共吹捧為戰士的聞一多的態度猶為鮮明。為此，他與朱自清、馮友蘭、張奚若、吳有訓、陳岱孫、蕭公權等一群著名教授，起草了「清華大學教授會為張學良叛變事聲明」。平日在課堂上從不講多餘之言的聞一多，此時也拋開講義，怒氣沖沖的說道：「真是胡鬧，國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裝劫持！一個帶兵的軍人，也可以稱兵叛亂！這還成何國家？國家絕不容許你們破壞！領袖絕不容許你們妄加傷害！」
事變發生後，南京政府內部一派主張武力討伐，維持綱紀；一派主張和平救蔣，避免擴大內戰。準備全面侵華的日本則暗中竊喜，他們希望中國內亂擴大，以利進一步侵華。而面臨戰爭危險的蘇聯，為避免日本北攻，希望利用中國牽住日本，而蔣中正是當時中國抗日的唯一領袖，由於意在殺蔣的西安事變，只能造成中國群龍無首和分裂、混亂，進而造成中國迅速為日本所亡，其結果必然導致蘇俄面臨日本侵略的巨大危險，因此，史達林一聽到事變的消息，立即親自擬電命令中共：絕不容許中共殺蔣。此時西安事變的真正策劃者的中共一方面希望借張之手，殺掉蔣介石，一方面要絕對服從史達林的電報指示，只好在自嘲中，決定由他們這一夥策劃殺蔣者，去說服張、楊不要殺蔣。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的西安事變，雖由軍閥所發動，由中共所策反，然而，處理事變的最高決策者，卻是蘇聯的新沙皇 ── 史達林。
為了執行蘇聯的指示，中共派出了所謂「和平使者」，實際上為主要策反者的周恩來到西安面見蔣介石。在周恩來開口「校長」，閉口「校長」，並對其動以「天倫之情」 ，一再向蔣保證能將被扣留在蘇俄的蔣經國弄回國，讓他父子團圓，從而最終博得了蔣的原諒和許諾，即停止剿共和聯合抗日。而周恩來亦由陰謀策反者而成為出賣張、楊者及「和平調停者」，從而成為陰謀武裝政變 ── 西安事變的「全面勝利者」。而南京方面，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親自來到西安斡旋。
輕信盲從的張學良在深深的懊悔中，於25日陪蔣介石回南京，表示負荊請罪。從此，張學良的一生為了他曾經的魯莽行為付出了慘痛的代價，直至客死異鄉，再不曾回到故土。
西安事變的後果
西安事變既是北伐成功以後，自中華民國統一至全面抗戰爆發的十年間，由殘餘軍閥勢力所發動的最後一次公開武裝叛亂，又是由殘餘軍閥勢力和中共武裝叛國集團首次聯手，在抗日的旗號下，意在共同顛覆中華民國的首次陰謀武裝政變。它不僅使國民黨「八年剿匪之功，預計將於二星期（至多一個月）可竟全功者，幾乎隳於一旦」。而且「西北國防交通，經濟建設，竭國家社會數十年之心力，經營敷飾，粗有規模，經此變化，損失難計。欲使地方秩序，經濟信用恢復舊觀，又決非咄嗟可辦。質言之，建設進程，至少要後退三年，可痛至此」。
西安事變後所表現出來的全國團結一致的氣氛，特別是蔣介石先生能夠凝聚全民族力量的人格和威望，終於使早已橫言「對西安事變絕不做壁上觀」的日本軍閥，深有「此時不滅中國，將無來時」的感喟，從而提前了全面侵華戰爭的時間表。西安事變後僅半年，那一場由中共所一心盼望的「被侵略戰爭」，便終於在日本軍閥的瘋狂發動下，甚至是在中共的直接誘發下，全面爆發了，從而使中華民族遭遇了亙古未有的巨大戰爭創傷。
西安事變也使中共得到了喘息機會，不致被消滅。並在日本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後，乘機向國民政府和國民黨提出了「四項保證」，明確表示「願意在蔣委員長領導下，一致團結對外，抵抗日本侵略」，要求國共再度「合作」。中華民國政府方面，則迫於大敵當前，只能明確表示「國內任何派別，只要誠意救國，願在國民革命抗敵禦侮的旗幟下，共同奮鬥者，政府無不開誠接納……」中共的所謂與國民黨的再次合作，實為中共求得合法存在和擴張。中共利用國共合作的契機，表面上擁蔣抗日，實際上利用八年抗戰機會，發展擴大了自己，最終釀成了抗戰勝利後的全面叛亂。
而蘇聯因為中國全面抗日而避免了日、德東西夾攻的危機。
中共不僅由此獲得了合法的存在，而且當即重演對國民黨進行「挖心戰術」的舊戲，直至在八年全面抗戰中不但迅速造成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而且，將對國民黨的滲透做到了令人歎為觀止的地步。
中華民族的命運，中華民國的命運，中國國民革命的命運，中國國民黨的命運，中國大陸人民的厄運，似乎就在「華清池槍聲驟響「的那一剎那間，就已經被確定了下來。由張學良、楊虎城的叛亂槍響而造成的，八年剿匪功虧一簣的歷史局面，從此竟為中共在共產革命名義下推行專制復辟，製造了千載難逢的歷史良機，更使得中國大陸人民此後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歲月裡，遭遇了亙古未有的劫難。
可以說，作為政變直接發動者的張學良和楊虎城，理應被視為歷史的罪人。而作為幕後策劃者的中共，為了一己私利，置民族大義於不顧，在自己一直並不光彩的歷史上又書寫了不光彩的一筆，同樣應受到歷史公正的審判。
西安事變後的國共合作
西安事變後，蔣介石同意政府軍停止剿共，而中共中央於1937年1月由保安遷到延安。政府軍收編紅軍。同時要求：紅軍停止暴動；中共停止推翻國民政府的武裝暴動方針；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政府特區，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軍事委員會的指揮。國、共合作抗日，國民政府接受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開始全面抗日。
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制定和頒布
國民黨在北伐成功後，開始認真推動憲政。國民黨於1931年5月5日制定"訓政時期約法"，明確了委託國民黨代管政權是臨時的，最終目地是回歸憲政。
1936年，國民政府公佈了"五五憲草"，規劃回歸憲政，還政於民。這種行為使中國經濟重上軌道露出一道曙光。同期立法院先後制定了民法、刑法、民事訴訟法、法院組織法、商事法、公司法。這一系列立法行為基本肯定和繼承了清末民初的一系列經濟法制建設，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礎。
此後，國民政府推動憲政的努力被日本侵華戰爭所打斷，但是這種努力並未完全停止，這主要表現在抗戰時期國民參政會和地方參政會的選舉和運作。國民參政會包括了所有主要反對黨（包括毛澤東在內）的領袖。1942年大部分參政員又由遴選制改為選舉制。
可以說，國民黨在艱難的時勢下，仍然努力推行憲政，並給予知識分子和普通人民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遊行示威的自由，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無數知識分子可以對國民政府統治進行謾罵，可以看到中共在國統區設立報社，攻擊國民黨。反觀今日之大陸，又有多少人可以真正享受到上述自由呢？
2006年7月29日星期六
歷史真貌─命運多舛的時代：中華民國(大陸時期)(十)
長征：逃跑還是北上抗日？
中共的說謊、造假功夫在抗日，包括長征問題上再次得以淋漓盡致的展現。1949年後的在中國大陸任何一本歷史教材裡，都清楚明白的寫著：「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軍民堅持八年抗戰，才戰勝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特別是被毛澤東和他的紅色秀才們製造，並由美國記者愛德加 斯諾傳播，和中共自己刻意宣傳了半個多世紀的「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更被冠上了「北上抗日」這樣一個無限正義和無限愛國的前提。在中共的授意下，「長征」竟成為一曲「革命浪漫主義的英雄史詩」，足以「動人心魄」。在「謊言重複了一千遍就成為真理」的統治環境下，無數的中國人信以為真，而將中共灌輸的仇視和蔑視投向了「真正為抗日作出巨大貢獻的國民黨」。
歷史的真實就是：中共失敗逃亡是真，北上抗日是假。
前文已經簡單談到，1934年10月16日晚上，在國民黨的第五次圍剿中，中共遭受了致命的打擊。中共中央紅軍為躲避政府軍的圍剿，不得不決定分批突圍。為了掩蓋這段失敗和逃亡的歷史，中共在後來的宣傳中用上了「長征」和「進軍」這些漂亮的詞語，用以欺騙世人。中共中央紅軍逃亡先後經過江西，廣東、廣西、湖南、貴州、雲南、四川、西康、甘肅、寧夏、山西，所經地區大部份為天氣和環境非常惡劣的地區，最後於1935年10月20日到達陝西。人員由原來的八、九萬之眾，抵達時僅剩三千人，而由於自然原因造成的減員有一半之多。
自1934年10月至1936年底，中共的失敗和逃亡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中共中央紅軍首先南逃至湘西。中共現代史教科書承認「中央紅軍開始長征，目標是與二、六軍團會合。二、六軍團在川湘黔邊界展開了強大攻勢，策應中央紅軍」。(湘鄂川黔根據地是中共紅三軍趁九一八事變和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國民黨兩次被迫停止和中斷圍剿之際，於1934年7月建立的)中共中央紅軍之所以要南逃到川湘黔邊境，正如中共承認的那樣：是因為川湘黔邊境「地處邊陲均距四省省會千里之外。反革命軍事力量薄弱……它重巒疊嶂，江河縱橫，進可以截斷長江交通，退可以憑借高山峻嶺，是土家、苗、白、漢等族雜居的地方……地方軍閥派系林立，極不統一，有利於革命的武裝割據……有利於根據地主力迴旋……有利於我軍在敵人矛盾交錯中生存發展，有利於開闢根據地」。
由此可知，中共中央紅軍是南逃湘西，意欲與紅二、六軍團會合，圖謀在川湘黔邊繼續實行武裝割據。所謂長征北上抗日，只是後來「編寫」的謊言。
第二階段，在國民政府軍的圍追堵截下，中共中央紅軍被迫逃往西南企圖重新建立根據地。據中共現代史教科書稱：「渡過湘江後，如果繼續與二、六軍團會合，就必須與五、六倍於己的敵人打硬仗，這對於只剩下三萬人的中央紅軍，顯然有覆滅的危險。這時，毛澤東力主放棄與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避免鑽進敵軍佈置好的口袋，以在敵兵力薄弱的川黔邊建立新根據地……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於黎平召開政治局會議，決議放棄去湘西的計劃，決定建立川黔邊新蘇區，並首先建立以遵義為中心的黔東北根據地。」於是「中共中央紅軍於1935年一月強渡烏江，打下了遵義城」。
由此可知，中共中央紅軍改向西南逃竄的目地，是為了建立以遵義為中心的黔東北新根據地，既不是北上，也不是長征，更談不上是抗日。
第三階段，但是，國民政府軍並沒有給中共喘息時間，中央紅軍被迫由西南向西北逃竄。為了不被消滅，為了能夠與早已逃往川北、並建立了蘇區的張國燾四方面軍會合，中央紅軍曾於1935年1月下旬至5月上旬狼奔豕突，輾轉逃竄。一渡赤水，強渡長江未成；二渡赤水，被迫退回遵義城；三渡赤水至川南不成，再返貴州；直至四渡赤水，經會澤越金沙江，由西康東南部的會理北上德昌、越雋，過大渡河，再經天全、金興，方於6月16日逃至四川西北的懋功與張部會合。
歷史的真實告訴世人，不論是中共中央紅軍由西南逃向川西北，還是張國燾從鄂豫皖西逃五千里至川北，抑或是曾武裝割據在川湘黔邊的紅二、六軍團，並在1935年11月向川西北突圍和逃亡，以及後來他們先後在懋功和甘孜的會合，中共三大紅軍主力殘部都不是長征，而是逃跑，都不是北上，而是西逃。既與北上抗日完全沒有關係，亦從來沒有喊過一句北上抗日的口號。
第四階段，中共一、四兩個方面軍由合而裂，南北分途逃竄，毛部落腳陝北。
1935年6月，中共中央紅軍即第一方面軍與張國燾第四方面軍於逃亡途中在懋功會合，並召開懋功軍事會議。在懋功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向甘北寧夏北進的軍事計劃」。毛說「共產國際曾來電指示，要我們靠近外蒙古，現時根據我們自身的情況也只有這樣做」。張國燾在他的《回憶錄》裡還記述說：「毛澤東談笑風生的說下去。他說他打開地圖一看，西北只有寧夏這個富庶的區域，防守在那裡的馬鴻逵部，實力也比較薄弱。莫斯科既有這樣的指示，雖然事隔多時，相信仍會從外蒙古方面來策應我們。那我們也就不怕外蒙與寧夏之間那片沙漠的阻隔了。他加重語氣說，打開窗子說亮話，我們有被消滅的危險……如果寧夏再不能立足，至少中共中央一部分幹部，還可以坐汽車通過沙漠到外蒙古去，留下這些革命種子，將來還可以再起。」
張國燾還記述道：「他(毛澤東)所提出來的計劃，沒有著重說到陝北，沒有說到北上抗日，因為當時我們在被隔離的狀態之下，對於抗日一事確實非常茫然；他也沒有說到在陝北可以和劉子丹、高崗及徐海東兩部會合，因為劉子丹、高崗的名字那時我們都不知道」。「張聞天等都說，中共中央對徐海東部由鄂豫皖西行到陝北地區，是否依然存在，以及陝北一帶是否有其他的游擊隊等，均毫無所知。」
在懋功會議上張國燾本人也提出了三個計劃，一是向川北、甘南和漢中發展的川甘康計劃，二是向陝北發展、取寧夏為後方、以外蒙古為靠背的北進計劃，三是向蘭州以西河西走廊發展、以新疆為後方的西進計劃。顯然這三個計劃均與北上抗日無關，純粹是「求生存」的計劃。用張國燾的話來說，「我們當時最主要的問題是生存和死亡」，而「我們這一群人特別堅強，不怕一切困難」的原因，是因為「志在尋求生存之道」。對此，中共黨史專家亦說道：「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兩河口會議決定創造川陝甘根據地，並未提出去陝北。」
當我們還原歷史的真實時，會再次發現，中共一、四兩個方面軍在懋功會合後，雙方既未提出北上陝北，更未提出北上抗日。毛澤東提出的向甘北寧夏北進的計劃，是為了打通北逃蘇聯的道路，而不是抗日。此時，已經是中共中央紅軍逃離江西八個月之後了。
1935年8月，懋功軍事會議兩個月後，中共於毛爾蓋附近沙窩召開政治局會議。這次會議一是通過了「中央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政治形勢和任務的決議」，全黨全軍都應團結在中央的周圍，繼續為蘇維埃中國而奮鬥」。二是「曾談到抗日問題，但沒有人說應將蘇維埃的現行政策，改為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張國燾坦承說，「我們沒有想到可以在抗日的問題上找到我們的救生圈」。三是鑒於「我們再停留下去，敵人更會調集較多兵力封鎖我們，不讓我們走出這個區域」。毛爾蓋會議既未決定北上，更未決定抗日。
不久，中共紅軍在毛爾蓋西北巴西一帶與政府軍交戰失敗，再加上一、四兩個方面軍之間的猜忌和毛、張的內訌，毛澤東乃率領一方面軍彭德懷、林彪、葉劍英等部六千殘餘，以陝甘游擊大隊的名義，悄然逃往甘肅西南的西固附近。「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在通渭縣榜羅鎮召開的政治局黨委會議上，才作出了紅軍長征的落腳點放在陝北的決定」。在陝北落腳，是地理的形勢所使然。因為這裡交通不便，易守難攻。
1935年10月19日，毛的一方面軍殘餘勢力抵達陝北距延安五十公里的吳起鎮，與陝北紅軍會合。毛部在與陝北紅軍會合後，仍然堅持蘇維埃「國號」，並由毛任蘇維埃中央執委會主席，秦邦憲為中華蘇維埃國中央人民委員會主席。毛稱：「 應該以陝北蘇區來領導全國革命。」注意，此時還沒有明確提到抗日。
而張國燾的第四方面軍在毛爾蓋與毛的中央紅軍分裂後，決定「南下」而非北上，自然更非抗日。其部下「忙著作南下的動員工作」，如張國燾在他的回憶中所說，「打到天全廬山吃大米，是我們當時激勵戰士的口號」。後來因無法戰勝國民政府軍，張國燾率領第四方面軍只好北上，並於1936年底到達陝北與毛部會合。
歷史再次告訴我們，分裂後不論是毛還是張，他們都根本沒有北上抗日之心，卻有繼續作亂之想。毛部將逃亡終點定在陝北，是因意外發現陝北尚存紅軍；張部南下逃亡，更與北上抗日南轅北轍。在中共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逃亡整整一年後，中共各路殘餘紅軍不僅沒有在言詞上提出抗日，更沒有在行動上進行抗日。其時，如果有人打出了諸如「北上抗日先遣隊」一類的旗號，則不過是打著抗日的旗號以逃跑罷了。而所謂北上，所謂建立陝北抗日根據地，前者是為南下不成之後的「被逼」，後者自然是彌天大謊。
真實的歷史足以證明中共「北上抗日是假，失敗逃亡是真」。
1931至1937年間：中共抗日還是亂國？
1931年9月18日，日本開始侵佔我國東三省，其後，到1937年7月7日全面侵略前，又入侵了上海和華北地區。但是，在國民黨的領導下，國民政府軍進行了局部抗戰，書寫了可歌可泣的抗日曆史；同時國民政府限於自身實力，還採用外交手段，解決爭端，贏得了國際的同情和支持。而這期間，中共在做什麼？中共的這段歷史中「 值得」載入史書的事件有：
1、自1931至1935年8月，中共在蘇俄命令下，為顛覆中華民國而發動武裝暴動、土地革命和建立俄式蘇維埃政權；在「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下，與蘇俄「裡應外合」，公然武裝叛國，並乘「九一八」之機，分裂祖國成立國中之國------俄屬「中華蘇維埃國」。對此，中共建國後編撰的史書，甚至是御用文人的大量文藝作品，也都盡情「歌頌」了這一「歷史的真實」。
2、1930年10月，在中原大戰後，中華民國政府制定了「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開始了對中共武裝叛亂，特別是對中共江西蘇區和鄂豫皖蘇區的圍剿。這一圍剿，歷經五次，歷時四年。如前所說，第二、第三和第四次圍剿，雖因九一八事變、淞滬抗戰和長城抗戰而不得不中斷。但在中共所有的黨史文件和現代史教科書中，卻一再的記述了中共如何「歡呼」這三次反圍剿的「勝利」，卻從來不曾記述他們有一言一語以提出抗日，有一言一語以要求北上東北、長城抗日，或東進上海抗日，卻記載著他們如何乘國難當頭，而將叛亂叛國的呼聲喊得更高，並將武裝叛亂叛國的行徑愈演愈烈。
國民黨的第五次圍剿，迫使中共不得不決定分批突圍，而到處尋找生存之地。在這期間，更是談不上什麼抗日(見前文) 。所謂北上，所謂建立陝北抗日根據地，只不過是南下不成之後的「被逼」和撒下的彌天大謊。為了掩蓋這段失敗和逃亡的歷史，中共在後來的宣傳中用上了「長征」和「進軍」這些漂亮的詞語，用以欺騙世人。
可見，在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之前，中共從來沒有什麼抗日的行為，反而藉機亂國。
中共的說謊、造假功夫在抗日，包括長征問題上再次得以淋漓盡致的展現。1949年後的在中國大陸任何一本歷史教材裡，都清楚明白的寫著：「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軍民堅持八年抗戰，才戰勝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特別是被毛澤東和他的紅色秀才們製造，並由美國記者愛德加 斯諾傳播，和中共自己刻意宣傳了半個多世紀的「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更被冠上了「北上抗日」這樣一個無限正義和無限愛國的前提。在中共的授意下，「長征」竟成為一曲「革命浪漫主義的英雄史詩」，足以「動人心魄」。在「謊言重複了一千遍就成為真理」的統治環境下，無數的中國人信以為真，而將中共灌輸的仇視和蔑視投向了「真正為抗日作出巨大貢獻的國民黨」。
歷史的真實就是：中共失敗逃亡是真，北上抗日是假。
前文已經簡單談到，1934年10月16日晚上，在國民黨的第五次圍剿中，中共遭受了致命的打擊。中共中央紅軍為躲避政府軍的圍剿，不得不決定分批突圍。為了掩蓋這段失敗和逃亡的歷史，中共在後來的宣傳中用上了「長征」和「進軍」這些漂亮的詞語，用以欺騙世人。中共中央紅軍逃亡先後經過江西，廣東、廣西、湖南、貴州、雲南、四川、西康、甘肅、寧夏、山西，所經地區大部份為天氣和環境非常惡劣的地區，最後於1935年10月20日到達陝西。人員由原來的八、九萬之眾，抵達時僅剩三千人，而由於自然原因造成的減員有一半之多。
自1934年10月至1936年底，中共的失敗和逃亡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中共中央紅軍首先南逃至湘西。中共現代史教科書承認「中央紅軍開始長征，目標是與二、六軍團會合。二、六軍團在川湘黔邊界展開了強大攻勢，策應中央紅軍」。(湘鄂川黔根據地是中共紅三軍趁九一八事變和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國民黨兩次被迫停止和中斷圍剿之際，於1934年7月建立的)中共中央紅軍之所以要南逃到川湘黔邊境，正如中共承認的那樣：是因為川湘黔邊境「地處邊陲均距四省省會千里之外。反革命軍事力量薄弱……它重巒疊嶂，江河縱橫，進可以截斷長江交通，退可以憑借高山峻嶺，是土家、苗、白、漢等族雜居的地方……地方軍閥派系林立，極不統一，有利於革命的武裝割據……有利於根據地主力迴旋……有利於我軍在敵人矛盾交錯中生存發展，有利於開闢根據地」。
由此可知，中共中央紅軍是南逃湘西，意欲與紅二、六軍團會合，圖謀在川湘黔邊繼續實行武裝割據。所謂長征北上抗日，只是後來「編寫」的謊言。
第二階段，在國民政府軍的圍追堵截下，中共中央紅軍被迫逃往西南企圖重新建立根據地。據中共現代史教科書稱：「渡過湘江後，如果繼續與二、六軍團會合，就必須與五、六倍於己的敵人打硬仗，這對於只剩下三萬人的中央紅軍，顯然有覆滅的危險。這時，毛澤東力主放棄與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避免鑽進敵軍佈置好的口袋，以在敵兵力薄弱的川黔邊建立新根據地……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於黎平召開政治局會議，決議放棄去湘西的計劃，決定建立川黔邊新蘇區，並首先建立以遵義為中心的黔東北根據地。」於是「中共中央紅軍於1935年一月強渡烏江，打下了遵義城」。
由此可知，中共中央紅軍改向西南逃竄的目地，是為了建立以遵義為中心的黔東北新根據地，既不是北上，也不是長征，更談不上是抗日。
第三階段，但是，國民政府軍並沒有給中共喘息時間，中央紅軍被迫由西南向西北逃竄。為了不被消滅，為了能夠與早已逃往川北、並建立了蘇區的張國燾四方面軍會合，中央紅軍曾於1935年1月下旬至5月上旬狼奔豕突，輾轉逃竄。一渡赤水，強渡長江未成；二渡赤水，被迫退回遵義城；三渡赤水至川南不成，再返貴州；直至四渡赤水，經會澤越金沙江，由西康東南部的會理北上德昌、越雋，過大渡河，再經天全、金興，方於6月16日逃至四川西北的懋功與張部會合。
歷史的真實告訴世人，不論是中共中央紅軍由西南逃向川西北，還是張國燾從鄂豫皖西逃五千里至川北，抑或是曾武裝割據在川湘黔邊的紅二、六軍團，並在1935年11月向川西北突圍和逃亡，以及後來他們先後在懋功和甘孜的會合，中共三大紅軍主力殘部都不是長征，而是逃跑，都不是北上，而是西逃。既與北上抗日完全沒有關係，亦從來沒有喊過一句北上抗日的口號。
第四階段，中共一、四兩個方面軍由合而裂，南北分途逃竄，毛部落腳陝北。
1935年6月，中共中央紅軍即第一方面軍與張國燾第四方面軍於逃亡途中在懋功會合，並召開懋功軍事會議。在懋功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向甘北寧夏北進的軍事計劃」。毛說「共產國際曾來電指示，要我們靠近外蒙古，現時根據我們自身的情況也只有這樣做」。張國燾在他的《回憶錄》裡還記述說：「毛澤東談笑風生的說下去。他說他打開地圖一看，西北只有寧夏這個富庶的區域，防守在那裡的馬鴻逵部，實力也比較薄弱。莫斯科既有這樣的指示，雖然事隔多時，相信仍會從外蒙古方面來策應我們。那我們也就不怕外蒙與寧夏之間那片沙漠的阻隔了。他加重語氣說，打開窗子說亮話，我們有被消滅的危險……如果寧夏再不能立足，至少中共中央一部分幹部，還可以坐汽車通過沙漠到外蒙古去，留下這些革命種子，將來還可以再起。」
張國燾還記述道：「他(毛澤東)所提出來的計劃，沒有著重說到陝北，沒有說到北上抗日，因為當時我們在被隔離的狀態之下，對於抗日一事確實非常茫然；他也沒有說到在陝北可以和劉子丹、高崗及徐海東兩部會合，因為劉子丹、高崗的名字那時我們都不知道」。「張聞天等都說，中共中央對徐海東部由鄂豫皖西行到陝北地區，是否依然存在，以及陝北一帶是否有其他的游擊隊等，均毫無所知。」
在懋功會議上張國燾本人也提出了三個計劃，一是向川北、甘南和漢中發展的川甘康計劃，二是向陝北發展、取寧夏為後方、以外蒙古為靠背的北進計劃，三是向蘭州以西河西走廊發展、以新疆為後方的西進計劃。顯然這三個計劃均與北上抗日無關，純粹是「求生存」的計劃。用張國燾的話來說，「我們當時最主要的問題是生存和死亡」，而「我們這一群人特別堅強，不怕一切困難」的原因，是因為「志在尋求生存之道」。對此，中共黨史專家亦說道：「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兩河口會議決定創造川陝甘根據地，並未提出去陝北。」
當我們還原歷史的真實時，會再次發現，中共一、四兩個方面軍在懋功會合後，雙方既未提出北上陝北，更未提出北上抗日。毛澤東提出的向甘北寧夏北進的計劃，是為了打通北逃蘇聯的道路，而不是抗日。此時，已經是中共中央紅軍逃離江西八個月之後了。
1935年8月，懋功軍事會議兩個月後，中共於毛爾蓋附近沙窩召開政治局會議。這次會議一是通過了「中央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政治形勢和任務的決議」，全黨全軍都應團結在中央的周圍，繼續為蘇維埃中國而奮鬥」。二是「曾談到抗日問題，但沒有人說應將蘇維埃的現行政策，改為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張國燾坦承說，「我們沒有想到可以在抗日的問題上找到我們的救生圈」。三是鑒於「我們再停留下去，敵人更會調集較多兵力封鎖我們，不讓我們走出這個區域」。毛爾蓋會議既未決定北上，更未決定抗日。
不久，中共紅軍在毛爾蓋西北巴西一帶與政府軍交戰失敗，再加上一、四兩個方面軍之間的猜忌和毛、張的內訌，毛澤東乃率領一方面軍彭德懷、林彪、葉劍英等部六千殘餘，以陝甘游擊大隊的名義，悄然逃往甘肅西南的西固附近。「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在通渭縣榜羅鎮召開的政治局黨委會議上，才作出了紅軍長征的落腳點放在陝北的決定」。在陝北落腳，是地理的形勢所使然。因為這裡交通不便，易守難攻。
1935年10月19日，毛的一方面軍殘餘勢力抵達陝北距延安五十公里的吳起鎮，與陝北紅軍會合。毛部在與陝北紅軍會合後，仍然堅持蘇維埃「國號」，並由毛任蘇維埃中央執委會主席，秦邦憲為中華蘇維埃國中央人民委員會主席。毛稱：「 應該以陝北蘇區來領導全國革命。」注意，此時還沒有明確提到抗日。
而張國燾的第四方面軍在毛爾蓋與毛的中央紅軍分裂後，決定「南下」而非北上，自然更非抗日。其部下「忙著作南下的動員工作」，如張國燾在他的回憶中所說，「打到天全廬山吃大米，是我們當時激勵戰士的口號」。後來因無法戰勝國民政府軍，張國燾率領第四方面軍只好北上，並於1936年底到達陝北與毛部會合。
歷史再次告訴我們，分裂後不論是毛還是張，他們都根本沒有北上抗日之心，卻有繼續作亂之想。毛部將逃亡終點定在陝北，是因意外發現陝北尚存紅軍；張部南下逃亡，更與北上抗日南轅北轍。在中共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逃亡整整一年後，中共各路殘餘紅軍不僅沒有在言詞上提出抗日，更沒有在行動上進行抗日。其時，如果有人打出了諸如「北上抗日先遣隊」一類的旗號，則不過是打著抗日的旗號以逃跑罷了。而所謂北上，所謂建立陝北抗日根據地，前者是為南下不成之後的「被逼」，後者自然是彌天大謊。
真實的歷史足以證明中共「北上抗日是假，失敗逃亡是真」。
1931至1937年間：中共抗日還是亂國？
1931年9月18日，日本開始侵佔我國東三省，其後，到1937年7月7日全面侵略前，又入侵了上海和華北地區。但是，在國民黨的領導下，國民政府軍進行了局部抗戰，書寫了可歌可泣的抗日曆史；同時國民政府限於自身實力，還採用外交手段，解決爭端，贏得了國際的同情和支持。而這期間，中共在做什麼？中共的這段歷史中「 值得」載入史書的事件有：
1、自1931至1935年8月，中共在蘇俄命令下，為顛覆中華民國而發動武裝暴動、土地革命和建立俄式蘇維埃政權；在「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下，與蘇俄「裡應外合」，公然武裝叛國，並乘「九一八」之機，分裂祖國成立國中之國------俄屬「中華蘇維埃國」。對此，中共建國後編撰的史書，甚至是御用文人的大量文藝作品，也都盡情「歌頌」了這一「歷史的真實」。
2、1930年10月，在中原大戰後，中華民國政府制定了「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開始了對中共武裝叛亂，特別是對中共江西蘇區和鄂豫皖蘇區的圍剿。這一圍剿，歷經五次，歷時四年。如前所說，第二、第三和第四次圍剿，雖因九一八事變、淞滬抗戰和長城抗戰而不得不中斷。但在中共所有的黨史文件和現代史教科書中，卻一再的記述了中共如何「歡呼」這三次反圍剿的「勝利」，卻從來不曾記述他們有一言一語以提出抗日，有一言一語以要求北上東北、長城抗日，或東進上海抗日，卻記載著他們如何乘國難當頭，而將叛亂叛國的呼聲喊得更高，並將武裝叛亂叛國的行徑愈演愈烈。
國民黨的第五次圍剿，迫使中共不得不決定分批突圍，而到處尋找生存之地。在這期間，更是談不上什麼抗日(見前文) 。所謂北上，所謂建立陝北抗日根據地，只不過是南下不成之後的「被逼」和撒下的彌天大謊。為了掩蓋這段失敗和逃亡的歷史，中共在後來的宣傳中用上了「長征」和「進軍」這些漂亮的詞語，用以欺騙世人。
可見，在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之前，中共從來沒有什麼抗日的行為，反而藉機亂國。
2006年7月27日星期四
歷史真貌─命運多舛的時代 中華民國(大陸時期)(九)
中共建立「國中之國」中華蘇維埃和其發展
1931年9月18日後，日本侵佔了中國的東三省。此後，日軍又進攻上海和華北地區。在1937年爆發之前，東北人民自組義勇軍以抗日，中華民國政府明有十九路軍、暗有第五軍血戰淞滬的壯舉，政府軍在長城沿線對日本的頑強抵抗，亦使日本不能輕易南下和西進。全國人民呼喚抗日救國的悲情壯歌更是此起彼伏。但是，中共當此國難當頭之時，卻乘國難而發難，一意堅持和擴大武裝叛國。
在蔣介石因日本入侵而中止對中共的第三次圍剿後，中共不僅歡呼「衝破了第三次圍剿的勝利」，而且中共臨時中央發出了「由於工農紅軍衝破敵人第三次圍剿、即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緊急任務案」。這個「緊急任務案」認為：「九一八事變是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導火線」，「反對蘇聯已經成為最主要的、最迫切的根本危險」，因而再一次提出了「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同時，認定中間派是中國革命的最危險的敵人，斷定當時「中國政治形勢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與革命的決死鬥爭」。因此，又提出了「紅軍奪取中心城市以實現一省數省勝利和白區普遍實行武裝暴動、組織工人罷工」的計劃。
1931年11月7日，即蘇聯的國慶日，中共在江西瑞金宣佈成立了國中之國「中華蘇維埃全國臨時中央人民政府」，繼續提出了「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
1932年春，第一次淞滬抗戰之際，中共領袖王明又在他的「中國目前的形勢與中共當前的主要任務」一書中，稱：「中國所面臨的是兩國之爭，即新興的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與腐朽的國民黨的中華民國的鬥爭。」並稱：「兩國之爭決定著中國目前的全部政治生活」，「兩個政權的尖銳對立是目前中國政治生活的核心」 。中共的言行充分表明其置外國的侵略於不顧，置民族大義於不顧，而一心謀取自己的利益。
正是中共利用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之機，一邊擴大武裝叛亂，反撲中華民國政府軍的圍剿，一邊發展自身勢力。據中共現代史教科書稱：「經過三次反圍剿的勝利，贛南、閩西之間的『白點』完全消失，兩塊根據地連成一片，擁有人口三百萬。第三次反圍剿勝利之後，鄂豫皖蘇區和紅軍獲得猛烈發展。根據地東起淠河，西迄京漢線，北達寰州、固始，南至黃梅、廣濟，總面積約四萬平方公里，人口三百五十萬，擁有五個縣城，建立了迄二十餘個縣的革命政權，主力部隊已達伍萬人。」1931年10月，移駐湘鄂邊的紅三軍重回洪湖，至1932年春發展到一萬五千餘人。
1933年春，正在進行第四次圍剿的中華民國政府軍，又因長城抗戰爆發而被調防長城沿線。中共又得到了一次大發展。據中共現代史教科書稱：「中央蘇區在第四次反圍剿勝利後，地域更加擴大，已經跨湘贛閩粵四省，並與閩浙贛蘇區連成一片。閩浙贛區的紅十軍擴大為紅七軍團，南下歸紅一方面軍指揮。紅一方面軍發展到十萬人左右，赤衛隊發展到二十萬人。這時是中央蘇區全盛時期。」「在中央紅軍粉碎敵人第四次圍剿的同時，紅四方面軍進入川陝邊界，開闢了川陝蘇區。一九三三年二月七日，川陝蘇維埃政府在通江成立。至十月，川陝蘇區發展到東西五百餘里，南北四百餘里，總面積四萬二千平方公里，人口五百餘萬的廣大區域。紅四方面軍發展到五個軍、十五個師、四十五個團，共八萬餘人……這是川陝蘇區的極盛時期。」「在陝北……九一八事變後，在河北阜平起義的紅二十四軍轉戰入陝（按：不是抗日），與謝、劉（謝子長、劉志丹）的游擊隊會合……成立了紅二十六軍……在一九三三年內，全國紅軍發展到三十萬人，達到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最高峰。」
這一切，無非證明，正是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才造就了中共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的全盛期，才使得國民黨未能獲得充分時間贏得圍剿的勝利。為了在祖國遭受侵略的日子裡武裝保衛他們的「工人階級祖國」蘇聯，為乘國難當頭以分裂祖國、製造兩個中國並篡立起一個「俄屬蘇維埃中國」，中共唯以製造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為己任，雖然自稱數十萬人馬，卻非但沒有派過一兵一卒以東進上海抗日，以北上長城抗日，以遠征東三省抗日，甚至連抗日的口號亦不曾喊過一句。即便是喊起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便必定是為了武裝保衛蘇聯而已。而武裝保衛蘇聯的行動，就是受俄命而在國難當頭的祖國發動更大的武裝叛亂。中共的叛國本質和叛國行徑，也就無須再作其它任何的證明了。
國民黨「安內攘外」政策的出爐和對中共的五次圍剿
中原大戰後，蔣介石確定了「先安內，後攘外」的方針，即先平息國內的中共和一些軍閥的叛亂，然後再全力對外。
那麼蔣介石的「安內攘外」政策，究竟是在什麼樣的背景下出爐的呢？
如前所說，1928年北伐勝利、中華民國初獲統一。但是中原大戰又重啟戰端。蔣介石率領的國民黨軍隊雖然贏得了勝利，但是中共在蘇俄的指揮下亦藉機發動了若干次暴動，並建立根據地和發展自己的勢力。此外，地方軍閥尚存實力，蘇俄對中國東北的侵略還有日本對中國的蠢蠢欲動，使蔣介石鑒於當時的艱難時勢，鑒於「未有國不能統一而能取勝於外敵」這樣一個道理，鑒於因「家不和而外人欺」、「家亂而外人更欺」的眾所周知的常識，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內」的思想，並於1931年7月23日、即九一八事變前夕發表《告全國同胞書》，號召「我全國同胞當此赤匪、軍閥、叛徒與帝國主義聯合進攻、生死存亡間不容髮之秋，自應以臥薪嘗膽之精神作安內攘外之奮鬥；以忍辱負重之毅力雪黨、國百年之奇恥……惟攘外必先安內，去腐方能防蠹。此次如無粵中叛變，則朝鮮慘案必無由而生，法權收回問題亦早已解決，不平等條約取消自無疑義……故不先滅赤匪，恢復民族之元氣，則不能禦侮；不先削平粵逆，完成國家之統一，乃不能攘外」。「為不使國家於憂患痛苦之中增分崩離析之懼」，「安內攘外」的思想，遂由此而生。
1931年11月，日本侵略中國東北後，國民黨於南京召開「四大」，蔣介石在會上提出了要「團結內部，抵禦外侮」的思想，指出「我們要對外面不屈服、不妥協，唯有對內講求團結的方法」，並認為「黨內團結，熄滅黨爭」同樣是「安內攘外」的重要前提。
此後國民黨雖因國難當頭而黨爭漸息，粵亂漸平，但中共卻乘國難當頭疊生叛亂，公開叛國：非但乘機建立「國中之國」以附蘇俄，以亂祖國，所建鄉村俄屬「蘇維埃」政權，更已擴張至豫、鄂、皖、贛、湘五省。因當時國人已逐漸能明瞭中共「乘國難以發難」的意圖和作為，蔣介石於是在1932年6月宣佈了「安內攘外「的國策。當年6月18日蔣又於江西廬山召開上列五省剿匪會議，決心剿共以求擺脫「兩面作戰」的困境，先求國安而後能禦敵。由是可知，在蕩平了新舊軍閥叛亂，熄滅了國民黨內部的黨爭，平息了粵亂之後，應該說「先安內後攘外」的國策，之對內所指，就主要是剿滅「乘國難以擴大叛亂和叛國的中共」了。
國民黨的前三次對中共的圍剿早在蔣介石正式宣佈「先安內後攘外」的國策之前就開始了。第一次圍剿始於1930年12月19日，共歷時16天。政府軍失敗，失敗原因主要是：政府軍從事純軍事戰爭，忽略組織民眾；中共紅軍採取集中兵力打擊一點的以眾擊寡戰術成功；地形崎嶇，利於中共的游擊戰術。第二次圍剿始於1931年4月1日，歷時61天。共打了三次戰役，國軍第五師師長陣亡，損失步槍三萬枝。政府軍失敗。第三次圍剿始於1931年7月1日，歷時82天。國軍初戰勝利，後因汪精衛等據廣東獨立，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部分軍隊移防湘粵邊境、部分軍隊增防華北，故自動結束戰爭。
1933年1月1日，蔣介石親自坐鎮督師，發動了對中共的第四次圍剿。這次圍剿歷時121天。中共軍隊改守為攻，後遇日軍攻擊長城各口，對華北構成威脅，故國軍終止此次剿共戰爭，調軍北上。
1933年10月17日，國民黨開始了對中共蘇區的第五次圍剿。這次圍剿歷時363天，到1934年10月14日才結束。此次圍剿，國民黨調集了近百萬兵力，決心畢其一役消滅中共。在此次圍剿前，蔣介石在南昌召開了剿共軍事會議，總結了前四此圍剿的經驗和教訓，針對中共軍隊的特點和長處，確定了「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原則，同時以碉堡群和公路網對蘇區構成嚴密的封鎖，使中共紅軍在前幾次反圍剿中的游擊戰術無法適用。國民黨的策略對中共來說是致命的，中共蘇區面臨著缺糧、缺藥、缺鹽等生活日用品，而且槍支彈藥也很困難。
中共編撰的《中國現代史》稱：「1934年3月，廣昌失守之後，紅軍又兵分六路，全線防禦，繼續實行所謂短促突擊，使紅軍和中央蘇區損失更大。整個戰爭形勢對紅軍和中央蘇區越來越不利。紅軍繼續在內線作戰已無可能打破敵人圍攻，只剩下長征一條路了。」「1934年10月，中央蘇區的興國、寧都、石城等相繼失守，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的希望完全喪失。中共中央領導人博古等倉促決定中央紅軍（一方面軍）主力撤離中央蘇區，突圍轉移。」「1934年10月21日，中央紅軍連同後方機關八萬六千多人，從福建長汀、寧化和江西瑞金、萼都等地出發，向紅二、六軍團所在地湘西進軍，開始長征。」部分中共紅軍則繼續留守以牽制國軍，在1935年3月大部分被消滅。
「長征開始後，中共中央領導人又在軍事上犯了逃跑主義的錯誤，使紅軍蒙受巨大損失。從10月21日至11月30日，雖經紅軍英勇苦戰，連續突破敵人的四道封鎖線，渡過了湘江，但是卻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人員損失過半，減至三萬餘人，並始終不能擺脫被動挨打的局面。博古等的左傾錯誤導致中央紅軍以至中國革命陷入極大的危機之中。」
對於這段歷史，中共在它對內的正式文件裡承認是「失敗退出」，而非「勝利長征」。 1935年1月，中共在長征途中召開的「遵義會議」所通過的「中共中央反對敵人第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指出，「紅軍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失敗及退出中央蘇區後遭到的嚴重損失，主要原因是在軍事上執行了單純軍事防禦路線，是博古和李德在軍事上犯了一系列嚴重錯誤的結果。」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導致長征的原因是：一是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使中共紅軍「只剩下長征一條路了」。二是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逼迫中共中央領導人倉促決定「撤離中央蘇區，突圍轉移」。可見，中共的長征是失敗逃亡造成的、而非什麼北上抗日(下文再詳細分析)。
在這裡必須指出的是，在1927至1936年這十年間，不論是中共所稱的瞿秋白的盲動主義，還是中共所指的李立三、或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他們在按照蘇俄的命令與指揮，旨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一心顛覆中華民國和蓄意製造兩個中國的目標上，都是完全一致的。至於他們的內部鬥爭和互相否定，只不過是在比較誰更忠誠於蘇俄，誰在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上面更有成績，誰的思想和路線更能夠達成叛亂和叛國的目標罷了。那只是其內部的是與非。但對國家和民族的危害卻是共同的。
1931年9月18日後，日本侵佔了中國的東三省。此後，日軍又進攻上海和華北地區。在1937年爆發之前，東北人民自組義勇軍以抗日，中華民國政府明有十九路軍、暗有第五軍血戰淞滬的壯舉，政府軍在長城沿線對日本的頑強抵抗，亦使日本不能輕易南下和西進。全國人民呼喚抗日救國的悲情壯歌更是此起彼伏。但是，中共當此國難當頭之時，卻乘國難而發難，一意堅持和擴大武裝叛國。
在蔣介石因日本入侵而中止對中共的第三次圍剿後，中共不僅歡呼「衝破了第三次圍剿的勝利」，而且中共臨時中央發出了「由於工農紅軍衝破敵人第三次圍剿、即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緊急任務案」。這個「緊急任務案」認為：「九一八事變是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導火線」，「反對蘇聯已經成為最主要的、最迫切的根本危險」，因而再一次提出了「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同時，認定中間派是中國革命的最危險的敵人，斷定當時「中國政治形勢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與革命的決死鬥爭」。因此，又提出了「紅軍奪取中心城市以實現一省數省勝利和白區普遍實行武裝暴動、組織工人罷工」的計劃。
1931年11月7日，即蘇聯的國慶日，中共在江西瑞金宣佈成立了國中之國「中華蘇維埃全國臨時中央人民政府」，繼續提出了「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
1932年春，第一次淞滬抗戰之際，中共領袖王明又在他的「中國目前的形勢與中共當前的主要任務」一書中，稱：「中國所面臨的是兩國之爭，即新興的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與腐朽的國民黨的中華民國的鬥爭。」並稱：「兩國之爭決定著中國目前的全部政治生活」，「兩個政權的尖銳對立是目前中國政治生活的核心」 。中共的言行充分表明其置外國的侵略於不顧，置民族大義於不顧，而一心謀取自己的利益。
正是中共利用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之機，一邊擴大武裝叛亂，反撲中華民國政府軍的圍剿，一邊發展自身勢力。據中共現代史教科書稱：「經過三次反圍剿的勝利，贛南、閩西之間的『白點』完全消失，兩塊根據地連成一片，擁有人口三百萬。第三次反圍剿勝利之後，鄂豫皖蘇區和紅軍獲得猛烈發展。根據地東起淠河，西迄京漢線，北達寰州、固始，南至黃梅、廣濟，總面積約四萬平方公里，人口三百五十萬，擁有五個縣城，建立了迄二十餘個縣的革命政權，主力部隊已達伍萬人。」1931年10月，移駐湘鄂邊的紅三軍重回洪湖，至1932年春發展到一萬五千餘人。
1933年春，正在進行第四次圍剿的中華民國政府軍，又因長城抗戰爆發而被調防長城沿線。中共又得到了一次大發展。據中共現代史教科書稱：「中央蘇區在第四次反圍剿勝利後，地域更加擴大，已經跨湘贛閩粵四省，並與閩浙贛蘇區連成一片。閩浙贛區的紅十軍擴大為紅七軍團，南下歸紅一方面軍指揮。紅一方面軍發展到十萬人左右，赤衛隊發展到二十萬人。這時是中央蘇區全盛時期。」「在中央紅軍粉碎敵人第四次圍剿的同時，紅四方面軍進入川陝邊界，開闢了川陝蘇區。一九三三年二月七日，川陝蘇維埃政府在通江成立。至十月，川陝蘇區發展到東西五百餘里，南北四百餘里，總面積四萬二千平方公里，人口五百餘萬的廣大區域。紅四方面軍發展到五個軍、十五個師、四十五個團，共八萬餘人……這是川陝蘇區的極盛時期。」「在陝北……九一八事變後，在河北阜平起義的紅二十四軍轉戰入陝（按：不是抗日），與謝、劉（謝子長、劉志丹）的游擊隊會合……成立了紅二十六軍……在一九三三年內，全國紅軍發展到三十萬人，達到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最高峰。」
這一切，無非證明，正是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才造就了中共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的全盛期，才使得國民黨未能獲得充分時間贏得圍剿的勝利。為了在祖國遭受侵略的日子裡武裝保衛他們的「工人階級祖國」蘇聯，為乘國難當頭以分裂祖國、製造兩個中國並篡立起一個「俄屬蘇維埃中國」，中共唯以製造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為己任，雖然自稱數十萬人馬，卻非但沒有派過一兵一卒以東進上海抗日，以北上長城抗日，以遠征東三省抗日，甚至連抗日的口號亦不曾喊過一句。即便是喊起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便必定是為了武裝保衛蘇聯而已。而武裝保衛蘇聯的行動，就是受俄命而在國難當頭的祖國發動更大的武裝叛亂。中共的叛國本質和叛國行徑，也就無須再作其它任何的證明了。
國民黨「安內攘外」政策的出爐和對中共的五次圍剿
中原大戰後，蔣介石確定了「先安內，後攘外」的方針，即先平息國內的中共和一些軍閥的叛亂，然後再全力對外。
那麼蔣介石的「安內攘外」政策，究竟是在什麼樣的背景下出爐的呢？
如前所說，1928年北伐勝利、中華民國初獲統一。但是中原大戰又重啟戰端。蔣介石率領的國民黨軍隊雖然贏得了勝利，但是中共在蘇俄的指揮下亦藉機發動了若干次暴動，並建立根據地和發展自己的勢力。此外，地方軍閥尚存實力，蘇俄對中國東北的侵略還有日本對中國的蠢蠢欲動，使蔣介石鑒於當時的艱難時勢，鑒於「未有國不能統一而能取勝於外敵」這樣一個道理，鑒於因「家不和而外人欺」、「家亂而外人更欺」的眾所周知的常識，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內」的思想，並於1931年7月23日、即九一八事變前夕發表《告全國同胞書》，號召「我全國同胞當此赤匪、軍閥、叛徒與帝國主義聯合進攻、生死存亡間不容髮之秋，自應以臥薪嘗膽之精神作安內攘外之奮鬥；以忍辱負重之毅力雪黨、國百年之奇恥……惟攘外必先安內，去腐方能防蠹。此次如無粵中叛變，則朝鮮慘案必無由而生，法權收回問題亦早已解決，不平等條約取消自無疑義……故不先滅赤匪，恢復民族之元氣，則不能禦侮；不先削平粵逆，完成國家之統一，乃不能攘外」。「為不使國家於憂患痛苦之中增分崩離析之懼」，「安內攘外」的思想，遂由此而生。
1931年11月，日本侵略中國東北後，國民黨於南京召開「四大」，蔣介石在會上提出了要「團結內部，抵禦外侮」的思想，指出「我們要對外面不屈服、不妥協，唯有對內講求團結的方法」，並認為「黨內團結，熄滅黨爭」同樣是「安內攘外」的重要前提。
此後國民黨雖因國難當頭而黨爭漸息，粵亂漸平，但中共卻乘國難當頭疊生叛亂，公開叛國：非但乘機建立「國中之國」以附蘇俄，以亂祖國，所建鄉村俄屬「蘇維埃」政權，更已擴張至豫、鄂、皖、贛、湘五省。因當時國人已逐漸能明瞭中共「乘國難以發難」的意圖和作為，蔣介石於是在1932年6月宣佈了「安內攘外「的國策。當年6月18日蔣又於江西廬山召開上列五省剿匪會議，決心剿共以求擺脫「兩面作戰」的困境，先求國安而後能禦敵。由是可知，在蕩平了新舊軍閥叛亂，熄滅了國民黨內部的黨爭，平息了粵亂之後，應該說「先安內後攘外」的國策，之對內所指，就主要是剿滅「乘國難以擴大叛亂和叛國的中共」了。
國民黨的前三次對中共的圍剿早在蔣介石正式宣佈「先安內後攘外」的國策之前就開始了。第一次圍剿始於1930年12月19日，共歷時16天。政府軍失敗，失敗原因主要是：政府軍從事純軍事戰爭，忽略組織民眾；中共紅軍採取集中兵力打擊一點的以眾擊寡戰術成功；地形崎嶇，利於中共的游擊戰術。第二次圍剿始於1931年4月1日，歷時61天。共打了三次戰役，國軍第五師師長陣亡，損失步槍三萬枝。政府軍失敗。第三次圍剿始於1931年7月1日，歷時82天。國軍初戰勝利，後因汪精衛等據廣東獨立，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部分軍隊移防湘粵邊境、部分軍隊增防華北，故自動結束戰爭。
1933年1月1日，蔣介石親自坐鎮督師，發動了對中共的第四次圍剿。這次圍剿歷時121天。中共軍隊改守為攻，後遇日軍攻擊長城各口，對華北構成威脅，故國軍終止此次剿共戰爭，調軍北上。
1933年10月17日，國民黨開始了對中共蘇區的第五次圍剿。這次圍剿歷時363天，到1934年10月14日才結束。此次圍剿，國民黨調集了近百萬兵力，決心畢其一役消滅中共。在此次圍剿前，蔣介石在南昌召開了剿共軍事會議，總結了前四此圍剿的經驗和教訓，針對中共軍隊的特點和長處，確定了「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原則，同時以碉堡群和公路網對蘇區構成嚴密的封鎖，使中共紅軍在前幾次反圍剿中的游擊戰術無法適用。國民黨的策略對中共來說是致命的，中共蘇區面臨著缺糧、缺藥、缺鹽等生活日用品，而且槍支彈藥也很困難。
中共編撰的《中國現代史》稱：「1934年3月，廣昌失守之後，紅軍又兵分六路，全線防禦，繼續實行所謂短促突擊，使紅軍和中央蘇區損失更大。整個戰爭形勢對紅軍和中央蘇區越來越不利。紅軍繼續在內線作戰已無可能打破敵人圍攻，只剩下長征一條路了。」「1934年10月，中央蘇區的興國、寧都、石城等相繼失守，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的希望完全喪失。中共中央領導人博古等倉促決定中央紅軍（一方面軍）主力撤離中央蘇區，突圍轉移。」「1934年10月21日，中央紅軍連同後方機關八萬六千多人，從福建長汀、寧化和江西瑞金、萼都等地出發，向紅二、六軍團所在地湘西進軍，開始長征。」部分中共紅軍則繼續留守以牽制國軍，在1935年3月大部分被消滅。
「長征開始後，中共中央領導人又在軍事上犯了逃跑主義的錯誤，使紅軍蒙受巨大損失。從10月21日至11月30日，雖經紅軍英勇苦戰，連續突破敵人的四道封鎖線，渡過了湘江，但是卻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人員損失過半，減至三萬餘人，並始終不能擺脫被動挨打的局面。博古等的左傾錯誤導致中央紅軍以至中國革命陷入極大的危機之中。」
對於這段歷史，中共在它對內的正式文件裡承認是「失敗退出」，而非「勝利長征」。 1935年1月，中共在長征途中召開的「遵義會議」所通過的「中共中央反對敵人第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指出，「紅軍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失敗及退出中央蘇區後遭到的嚴重損失，主要原因是在軍事上執行了單純軍事防禦路線，是博古和李德在軍事上犯了一系列嚴重錯誤的結果。」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導致長征的原因是：一是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使中共紅軍「只剩下長征一條路了」。二是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逼迫中共中央領導人倉促決定「撤離中央蘇區，突圍轉移」。可見，中共的長征是失敗逃亡造成的、而非什麼北上抗日(下文再詳細分析)。
在這裡必須指出的是，在1927至1936年這十年間，不論是中共所稱的瞿秋白的盲動主義，還是中共所指的李立三、或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他們在按照蘇俄的命令與指揮，旨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一心顛覆中華民國和蓄意製造兩個中國的目標上，都是完全一致的。至於他們的內部鬥爭和互相否定，只不過是在比較誰更忠誠於蘇俄，誰在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上面更有成績，誰的思想和路線更能夠達成叛亂和叛國的目標罷了。那只是其內部的是與非。但對國家和民族的危害卻是共同的。
2006年7月25日星期二
歷史真貌─命運多舛的時代 中華民國(大陸時期)(八)
清朝末年，中國走向衰落之機，鄰國日本卻在明治維新後迅速崛起，並走向了專制的統一和強大。其對外擴張的野心使其瞄準了積弱的中國，因為在經濟上它垂涎於中國的豐富物產與廣大市場，在地理上則是志在侵奪中國的廣闊土地。而在其根本方針上，便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容許中國真正的走向統一和強大。因此，日本在政治上公然反對中國的國民革命，頻繁製造混亂。
清末，日本曾通過不平等條約，在中國攫取了相當部份的利益。袁世凱時期，日本又誘使袁接受意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以作為它支持袁氏復辟帝制的交換條件。1917年後袁世凱、張勳亡而北洋軍閥興，它又支持皖系軍閥的北京政權和奉系軍閥的東北政權，企圖製造中國軍閥的持久混戰。1918年，它看準段祺瑞想借參戰而擴充私家之兵，便立即以貸款支持段參戰，從而獲得了在中國駐紮軍隊的特權，為後來侵略中國墊定了軍事基礎。1919年，它雖與中國同為歐戰的戰勝國，卻強迫「巴黎和會」將德國在中國山東的特權轉讓給它。1919年12月，它與美國私定「石井藍辛協定」，使美國承認它在中國「具有特殊的權益」。1926年春，當奉直、奉魯軍閥聯合進攻馮玉祥國民軍時，它則派軍艦護送奉軍出關南下，公然炮轟大沽炮台，是為北京「三一八」慘案的源起。1927和1928年春，當中國國民革命軍兩次渡江北伐進入山東時，它一則借口「護僑」而出兵，二借口「護僑」而公然炮轟北伐軍，蠻橫阻攔北伐，製造了舉世震驚的濟南慘案。1928年6月，因張作霖已成為其侵吞中國東北的障礙，它又公然在皇姑屯將張炸死。
北伐勝利後，東北易幟，中國基本統一在南京國民政府之下。這使得日本加快了它的侵略步伐。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入侵中國東北。從此到1937年「 七七」 事變，日本發動過多次對中國軍隊的進攻，國民黨在蔣介石的領導下，也斷續進行過正面抵抗。這一時期中抗日戰事被稱為「局部抗日」。局部抗日階段先後發生過九一八事變、「一二八」淞滬抗日、長城抗戰、察哈爾抗日和綏遠抗戰諸役。1937年7月7日，日本全線進攻中國，全面抗戰爆發。
如果算上局部抗戰，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軍隊同日本人一共進行了十四年的浴血奮戰，共進行了一千多次大型戰鬥，二十二次大會戰，二百多名國民黨高級將領戰死，國民黨軍隊幾乎牽制了所有日軍主力。國民黨為二戰的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因為它在亞洲大陸上拖住了大約一百萬日軍──否則這些部隊便會用於太平洋地區對於西方盟國越島部隊的戰鬥。國民黨的抗戰偉績彪柄青史。相反，一直號稱「為抗日戰爭做出重大貢獻」的中共，沒有與日軍打過一次像樣的戰役(一直引以為傲的百團大戰的領導者彭德懷，在幾十年後仍因違背了毛的命令而遭到迫害)，沒有一個高級將領戰死。中共很好的利用了這一時機，借抗日之名，壯大了自己的力量，從而為後來奪取國民黨政權打下了基礎。從彰顯民族大義來看，中共較之國民黨差之千里，但其說謊、殘殺的本事卻遠在國民黨之上。
關於日本入侵中國和失敗的預言
隋朝步虛大師的預言詩第五節中預言道：「瀛洲虎，渡海狼，滿天紅日更昏黃，茫茫神州傷破碎，蒼生處處哭爺娘，春雷乍響見晴陽。」「瀛洲虎，渡海狼，滿天紅日更昏黃」中的瀛洲虎，意指東瀛日本，如渡海的惡狼侵佔中國。滿天紅日，指日本的太陽旗。中國到處被太陽旗的日軍佔領，一片昏黃陰暗的景像。
「茫茫神州傷破碎，蒼生處處哭爺娘，春雷乍響見晴陽」 的意思是神州大地一片破碎，老百姓處處哀嚎遍野。春雷，指原子彈。原子彈炸時，才可見天日。
唐朝的《推背圖》在第三十九象預言了日本侵華戰爭這一歷史事件。圖中有一鳥於山上，隱指一「島」字；連同圖中太陽指日本島，太陽亦隱日本國旗太陽旗之意。圖中太陽的位置或升或降，隱含日本從軍事囂張到戰敗投降的過程。
讖文是：「鳥無足，山有月。旭初升，人都哭。」「鳥無足，山有月」，鳥字去一足呈一月狀，位於山字之上成一「島」字。「旭初升，人都哭」 ，意指日本島帝國崛起，太陽旗所到之處，萬人哭泣。
頌文是：「十二月中氣不和，南山有雀北山羅。一朝聽得金雞叫，大海沉沉日已過。」「十二月中氣不和」，「十二月中」指十二月的中間一半，乃六月。此句意指在陰曆六月發生的「七七事變」。「南山有雀北山羅」：「羅」指捉「雀」的網羅。此句意指「七七事變」後，日軍自北南下，勢如破竹，似網羅撲雀一樣佔領中國土地，屠殺中國軍民。「一朝聽得金雞叫，大海沉沉日已過」：「金雞」指五行屬金的酉雞年。1945年是已酉年，正是「金雞」之年。此句意指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
且讓我們走入歷史的真實。
日本入侵中國和國民黨局部抗戰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炸毀瀋陽附近柳條湖南滿鐵路的一段鐵軌，誣指為中國人所為，炮轟北大營的東北軍，進攻瀋陽。因為國民黨正忙於圍剿中共，蔣介石提出了「暫不抵抗」政策。一是為了「千萬不要逞一朝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二是要「傚法印度甘地對英國不合作的辦法，來應付日本，遇事要退讓，軍事上要避免衝突，外交上要採取拖延」、即「不屈服不擴大之方針」，目地是為了「準備好了再干」。因此，張學良率領的東北軍退駐關內。不久，日軍佔領了東三省。可以說，蔣張不抵抗的認識根源是，事變之初他們以為是日軍挑釁行為，未能判斷出是日本侵吞整個東北的開始，還圖謀以外交交涉解決。
日軍佔領東北後，正在對中共進行第三次圍剿的中華民國政府軍只得停止軍事行動，蔣介石也離開江西前線，回到南京商討對日對策。為尊重國際條約，南京政府馬上訴諸國際聯盟，國聯乃命令日本撤兵，國際輿論也多斥責日本的侵略行動，但因為並未涉及到列強的根本利益，列強的態度不強硬。而日本對此則是置之不理。
這時，蔣介石面臨的形勢是內有中共的武裝叛亂，外有日本的入侵和列強的坐視不管。這時的中國是一個「窮中國和弱中國」，一個「亂中國和憂中國」。中日在軍事上的實力有著天壤之別。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列強，既不願看到中國真正統一強大起來，又不願看到日本真正能夠稱霸亞洲以對抗美國和西方。他們的希望是，只有日、中不和，甚至交惡或交戰，才能使亞洲「自削其強，自致其弱」。可以說，直至太平洋戰爭爆發，中國的抗戰所遭遇的，實質上仍是一個「敵有人援，我無人助，生死無人過問」的惡劣國際環境。
在這樣的形勢下，1931年10月，蔣介石、汪精衛等在上海召開會議，並就外交政策達成協議：一、實行統一外交，對外交涉由南京中央負責，廣州不辦外交；二、如果日軍來攻，應該抵抗，用武力來對付它，不要不抵抗；三、不主張對日宣戰；四、不主張退出國聯。這表明，蔣介石的南京政府基於自身實力和面臨的形勢，採取了「和戰並用」的政策。
蔣的「和戰並用」的政策在當時的形勢下是一個正確的選擇。它既不放棄武力抵抗，也不放棄外交途徑解決問題。誠如蔣介石所言：「我們是弱國，要對自己的國家有忠實的估計。」因此，一方面應該是「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另一方面又應該將「任何解決均不得損害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作為弱國外交的最低限度」。這就說明「和戰並用」非但不是唯求和而不戰，而是和為手段，戰為根本。
這個政策是蔣介石對日本和對中國均有忠實估計的結果，所謂知己知彼，因而在全面抗戰爆發之前，他才該打即打，該和即和，並且忍辱負重，甘唱白臉，以「國人要打、政府要和」之雙向策略，來對付日本，訴諸國際聯盟。
11月，國民黨於南京召開「四大」，蔣介石在會上提出了要「團結內部，抵禦外侮」的思想，指出「我們要對外面不屈服、不妥協，唯有對內講求團結的方法」，並認為「黨內團結，熄滅黨爭」同樣是「攘外安內」的重要前提。(關於「攘外安內」政策的提出和評價下文再詳細解讀) 蔣介石希望先平息國內中共的叛亂，再全力以赴對付日本。
而在民間，日本的侵略行為引發了中國的反日和抵制日貨運動，特別在上海的抵制行動，沉重打擊了日本在上海的貿易，因為上海是日本在華最大的貿易、航運和製造業中心。為了消除上海的排日運動，1932年1月28日，日本又在上海挑起戰端。佈防上海的十九路軍在蔣光鼐等將領的率領下，首先奮起抵抗。第一次淞滬抗戰爆發。蔣介石將分別駐紮在京滬和京杭線上的第八十七、八十八兩個師合編為第五軍，命張治中率領赴滬協同十九路軍共同作戰，但卻將抗戰的榮譽盡付十九路軍。
2月18日，蔣介石致電勉勵第五軍說：「抗日為整個民族存亡所關，決非個人或某一部隊榮譽問題，決無彼此榮辱之分。此次第五軍加入戰線，固為敵人所畏忌，亦必為反動派所誣蔑。苟能始終以十九路軍名義作戰，更是足以表現我革命軍戰鬥力之強。生死且與共之，況於榮辱乎何為？」雖然當時一般輿論震於蔣光鼐、蔡廷鍇等的宣傳，均認為只有十九路軍在抵抗，慰勞物品，亦只送給十九路軍各部。然而，第五軍仍在困境下艱苦作戰。蔣亦因此而致電張治中說：「在前線必須讓功於十九路軍，只期殲敵，切勿有所競爭，即有不能堪者，亦必為國家忍辱負重。當知在此生死關頭，與十九路軍應視同一體，外間譭謗，一切置之。如外間不知我八十七、八十八兩師同在苦戰，正吾人所求之不得者。」借《陳佈雷日記》所言：「蔣如此精誠，真堪泣鬼神而動天地者。
因為列強在上海都擁有自己的利益，所以在淞滬抗戰爆發次日，英美等大國就開始在中日間調停。蔣介石本著「和戰並用」的策略，認為「只要不喪國權，不失守土，日寇不提難以接受之條件，我方即可乘英美干涉之機，與之交涉」。
列強強硬的態度以及擔心國聯發起對日本的制裁，使日本於3月3日發佈停戰命令。此後，中日雙方經過談判，於5月5日簽訂了《淞滬停戰協定》。從內容上說，這是個喪權辱國的條約，因為中國軍隊喪失了在上海的駐兵權。此後，日本又扶植清朝廢帝溥儀在長春建立了「 第三個中國──滿州國」，溥儀為傀儡皇帝，使之成為日本的「奴隸國」。但是，國民政府利用國際社會進行干預的策略，不僅贏得了同情和支持，而且為後來的抗戰創造了良好的國際環境。
1933年，日軍進攻熱河、冀東。蔣介石從抗戰總戰略出發，為堵敵西進，曾於是年1月10日、2月6日、2月25日和26日四次致電張學良，一方面具體部署集中熱河，固守陵源、平泉、赤鋒三點之長城抗戰方略，一方面一再勉勵張說：「時至今日，吾等軍人為國家民族爭人格，為公理正義盡責任，唯有犧牲一切，以報黨、國。」。在張學良守土無能、引咎辭職以後，蔣介石又親自北上石家莊、保定和北平，部署和鼓勵作戰，命宋哲元部的馮治安師和徐廷瑤部的關麟征等三個師死守古北口，激戰兩個多月後撤退。上述戰鬥，亦使日軍付出了上百人死傷的代價。不久，熱河失陷，冀東成為不設防地帶。國民政府與日本簽訂了《塘沽協定》。出於「攘外安內」策略的考慮，該協定犧牲了華北的部份權益，比如非武裝區的規定。但是同《淞滬停戰協定》一樣，該條約為國民黨為後來的全面抗戰做好思想、物質、軍力等各個方面的充分準備贏得了時間，同時拖延了日本全面侵華的時間表。
此後，日本在華北進行自治運動，並在佔領區成立偽組織，企圖將華北納入日本的勢力範圍。它引發了各地的抗日運動，其中包括東北義勇軍的抗日，山西馮玉祥的抗戰，綏遠抗戰等，在中國歷史上書寫了許多壯麗的篇章。
而此時的國民黨雖因國難當頭而黨爭漸息，粵亂漸平，但中共卻乘國難當頭迭生叛亂，公開叛國：1931年11月7日，公開建立了「國中之國-第二個中國中華蘇維埃國」，以附蘇俄，以亂祖國，所建鄉村俄屬「蘇維埃」政權，更已擴張至豫、鄂、皖、贛、湘五省。在中共編撰的黨史教材中，無不指責蔣介石對日的「不抵抗」或「不積極抵抗」政策，並且強烈抨擊蔣的「攘外安內」政策。但是此時的中共面對外侮，除了叛亂，建立國中之國，煽動不明真象的學生和知識分子在輿論上抨擊國民黨，又做了什麼呢？
清末，日本曾通過不平等條約，在中國攫取了相當部份的利益。袁世凱時期，日本又誘使袁接受意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以作為它支持袁氏復辟帝制的交換條件。1917年後袁世凱、張勳亡而北洋軍閥興，它又支持皖系軍閥的北京政權和奉系軍閥的東北政權，企圖製造中國軍閥的持久混戰。1918年，它看準段祺瑞想借參戰而擴充私家之兵，便立即以貸款支持段參戰，從而獲得了在中國駐紮軍隊的特權，為後來侵略中國墊定了軍事基礎。1919年，它雖與中國同為歐戰的戰勝國，卻強迫「巴黎和會」將德國在中國山東的特權轉讓給它。1919年12月，它與美國私定「石井藍辛協定」，使美國承認它在中國「具有特殊的權益」。1926年春，當奉直、奉魯軍閥聯合進攻馮玉祥國民軍時，它則派軍艦護送奉軍出關南下，公然炮轟大沽炮台，是為北京「三一八」慘案的源起。1927和1928年春，當中國國民革命軍兩次渡江北伐進入山東時，它一則借口「護僑」而出兵，二借口「護僑」而公然炮轟北伐軍，蠻橫阻攔北伐，製造了舉世震驚的濟南慘案。1928年6月，因張作霖已成為其侵吞中國東北的障礙，它又公然在皇姑屯將張炸死。
北伐勝利後，東北易幟，中國基本統一在南京國民政府之下。這使得日本加快了它的侵略步伐。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入侵中國東北。從此到1937年「 七七」 事變，日本發動過多次對中國軍隊的進攻，國民黨在蔣介石的領導下，也斷續進行過正面抵抗。這一時期中抗日戰事被稱為「局部抗日」。局部抗日階段先後發生過九一八事變、「一二八」淞滬抗日、長城抗戰、察哈爾抗日和綏遠抗戰諸役。1937年7月7日，日本全線進攻中國，全面抗戰爆發。
如果算上局部抗戰，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軍隊同日本人一共進行了十四年的浴血奮戰，共進行了一千多次大型戰鬥，二十二次大會戰，二百多名國民黨高級將領戰死，國民黨軍隊幾乎牽制了所有日軍主力。國民黨為二戰的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因為它在亞洲大陸上拖住了大約一百萬日軍──否則這些部隊便會用於太平洋地區對於西方盟國越島部隊的戰鬥。國民黨的抗戰偉績彪柄青史。相反，一直號稱「為抗日戰爭做出重大貢獻」的中共，沒有與日軍打過一次像樣的戰役(一直引以為傲的百團大戰的領導者彭德懷，在幾十年後仍因違背了毛的命令而遭到迫害)，沒有一個高級將領戰死。中共很好的利用了這一時機，借抗日之名，壯大了自己的力量，從而為後來奪取國民黨政權打下了基礎。從彰顯民族大義來看，中共較之國民黨差之千里，但其說謊、殘殺的本事卻遠在國民黨之上。
關於日本入侵中國和失敗的預言
隋朝步虛大師的預言詩第五節中預言道：「瀛洲虎，渡海狼，滿天紅日更昏黃，茫茫神州傷破碎，蒼生處處哭爺娘，春雷乍響見晴陽。」「瀛洲虎，渡海狼，滿天紅日更昏黃」中的瀛洲虎，意指東瀛日本，如渡海的惡狼侵佔中國。滿天紅日，指日本的太陽旗。中國到處被太陽旗的日軍佔領，一片昏黃陰暗的景像。
「茫茫神州傷破碎，蒼生處處哭爺娘，春雷乍響見晴陽」 的意思是神州大地一片破碎，老百姓處處哀嚎遍野。春雷，指原子彈。原子彈炸時，才可見天日。
唐朝的《推背圖》在第三十九象預言了日本侵華戰爭這一歷史事件。圖中有一鳥於山上，隱指一「島」字；連同圖中太陽指日本島，太陽亦隱日本國旗太陽旗之意。圖中太陽的位置或升或降，隱含日本從軍事囂張到戰敗投降的過程。
讖文是：「鳥無足，山有月。旭初升，人都哭。」「鳥無足，山有月」，鳥字去一足呈一月狀，位於山字之上成一「島」字。「旭初升，人都哭」 ，意指日本島帝國崛起，太陽旗所到之處，萬人哭泣。
頌文是：「十二月中氣不和，南山有雀北山羅。一朝聽得金雞叫，大海沉沉日已過。」「十二月中氣不和」，「十二月中」指十二月的中間一半，乃六月。此句意指在陰曆六月發生的「七七事變」。「南山有雀北山羅」：「羅」指捉「雀」的網羅。此句意指「七七事變」後，日軍自北南下，勢如破竹，似網羅撲雀一樣佔領中國土地，屠殺中國軍民。「一朝聽得金雞叫，大海沉沉日已過」：「金雞」指五行屬金的酉雞年。1945年是已酉年，正是「金雞」之年。此句意指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
且讓我們走入歷史的真實。
日本入侵中國和國民黨局部抗戰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炸毀瀋陽附近柳條湖南滿鐵路的一段鐵軌，誣指為中國人所為，炮轟北大營的東北軍，進攻瀋陽。因為國民黨正忙於圍剿中共，蔣介石提出了「暫不抵抗」政策。一是為了「千萬不要逞一朝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二是要「傚法印度甘地對英國不合作的辦法，來應付日本，遇事要退讓，軍事上要避免衝突，外交上要採取拖延」、即「不屈服不擴大之方針」，目地是為了「準備好了再干」。因此，張學良率領的東北軍退駐關內。不久，日軍佔領了東三省。可以說，蔣張不抵抗的認識根源是，事變之初他們以為是日軍挑釁行為，未能判斷出是日本侵吞整個東北的開始，還圖謀以外交交涉解決。
日軍佔領東北後，正在對中共進行第三次圍剿的中華民國政府軍只得停止軍事行動，蔣介石也離開江西前線，回到南京商討對日對策。為尊重國際條約，南京政府馬上訴諸國際聯盟，國聯乃命令日本撤兵，國際輿論也多斥責日本的侵略行動，但因為並未涉及到列強的根本利益，列強的態度不強硬。而日本對此則是置之不理。
這時，蔣介石面臨的形勢是內有中共的武裝叛亂，外有日本的入侵和列強的坐視不管。這時的中國是一個「窮中國和弱中國」，一個「亂中國和憂中國」。中日在軍事上的實力有著天壤之別。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列強，既不願看到中國真正統一強大起來，又不願看到日本真正能夠稱霸亞洲以對抗美國和西方。他們的希望是，只有日、中不和，甚至交惡或交戰，才能使亞洲「自削其強，自致其弱」。可以說，直至太平洋戰爭爆發，中國的抗戰所遭遇的，實質上仍是一個「敵有人援，我無人助，生死無人過問」的惡劣國際環境。
在這樣的形勢下，1931年10月，蔣介石、汪精衛等在上海召開會議，並就外交政策達成協議：一、實行統一外交，對外交涉由南京中央負責，廣州不辦外交；二、如果日軍來攻，應該抵抗，用武力來對付它，不要不抵抗；三、不主張對日宣戰；四、不主張退出國聯。這表明，蔣介石的南京政府基於自身實力和面臨的形勢，採取了「和戰並用」的政策。
蔣的「和戰並用」的政策在當時的形勢下是一個正確的選擇。它既不放棄武力抵抗，也不放棄外交途徑解決問題。誠如蔣介石所言：「我們是弱國，要對自己的國家有忠實的估計。」因此，一方面應該是「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另一方面又應該將「任何解決均不得損害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作為弱國外交的最低限度」。這就說明「和戰並用」非但不是唯求和而不戰，而是和為手段，戰為根本。
這個政策是蔣介石對日本和對中國均有忠實估計的結果，所謂知己知彼，因而在全面抗戰爆發之前，他才該打即打，該和即和，並且忍辱負重，甘唱白臉，以「國人要打、政府要和」之雙向策略，來對付日本，訴諸國際聯盟。
11月，國民黨於南京召開「四大」，蔣介石在會上提出了要「團結內部，抵禦外侮」的思想，指出「我們要對外面不屈服、不妥協，唯有對內講求團結的方法」，並認為「黨內團結，熄滅黨爭」同樣是「攘外安內」的重要前提。(關於「攘外安內」政策的提出和評價下文再詳細解讀) 蔣介石希望先平息國內中共的叛亂，再全力以赴對付日本。
而在民間，日本的侵略行為引發了中國的反日和抵制日貨運動，特別在上海的抵制行動，沉重打擊了日本在上海的貿易，因為上海是日本在華最大的貿易、航運和製造業中心。為了消除上海的排日運動，1932年1月28日，日本又在上海挑起戰端。佈防上海的十九路軍在蔣光鼐等將領的率領下，首先奮起抵抗。第一次淞滬抗戰爆發。蔣介石將分別駐紮在京滬和京杭線上的第八十七、八十八兩個師合編為第五軍，命張治中率領赴滬協同十九路軍共同作戰，但卻將抗戰的榮譽盡付十九路軍。
2月18日，蔣介石致電勉勵第五軍說：「抗日為整個民族存亡所關，決非個人或某一部隊榮譽問題，決無彼此榮辱之分。此次第五軍加入戰線，固為敵人所畏忌，亦必為反動派所誣蔑。苟能始終以十九路軍名義作戰，更是足以表現我革命軍戰鬥力之強。生死且與共之，況於榮辱乎何為？」雖然當時一般輿論震於蔣光鼐、蔡廷鍇等的宣傳，均認為只有十九路軍在抵抗，慰勞物品，亦只送給十九路軍各部。然而，第五軍仍在困境下艱苦作戰。蔣亦因此而致電張治中說：「在前線必須讓功於十九路軍，只期殲敵，切勿有所競爭，即有不能堪者，亦必為國家忍辱負重。當知在此生死關頭，與十九路軍應視同一體，外間譭謗，一切置之。如外間不知我八十七、八十八兩師同在苦戰，正吾人所求之不得者。」借《陳佈雷日記》所言：「蔣如此精誠，真堪泣鬼神而動天地者。
因為列強在上海都擁有自己的利益，所以在淞滬抗戰爆發次日，英美等大國就開始在中日間調停。蔣介石本著「和戰並用」的策略，認為「只要不喪國權，不失守土，日寇不提難以接受之條件，我方即可乘英美干涉之機，與之交涉」。
列強強硬的態度以及擔心國聯發起對日本的制裁，使日本於3月3日發佈停戰命令。此後，中日雙方經過談判，於5月5日簽訂了《淞滬停戰協定》。從內容上說，這是個喪權辱國的條約，因為中國軍隊喪失了在上海的駐兵權。此後，日本又扶植清朝廢帝溥儀在長春建立了「 第三個中國──滿州國」，溥儀為傀儡皇帝，使之成為日本的「奴隸國」。但是，國民政府利用國際社會進行干預的策略，不僅贏得了同情和支持，而且為後來的抗戰創造了良好的國際環境。
1933年，日軍進攻熱河、冀東。蔣介石從抗戰總戰略出發，為堵敵西進，曾於是年1月10日、2月6日、2月25日和26日四次致電張學良，一方面具體部署集中熱河，固守陵源、平泉、赤鋒三點之長城抗戰方略，一方面一再勉勵張說：「時至今日，吾等軍人為國家民族爭人格，為公理正義盡責任，唯有犧牲一切，以報黨、國。」。在張學良守土無能、引咎辭職以後，蔣介石又親自北上石家莊、保定和北平，部署和鼓勵作戰，命宋哲元部的馮治安師和徐廷瑤部的關麟征等三個師死守古北口，激戰兩個多月後撤退。上述戰鬥，亦使日軍付出了上百人死傷的代價。不久，熱河失陷，冀東成為不設防地帶。國民政府與日本簽訂了《塘沽協定》。出於「攘外安內」策略的考慮，該協定犧牲了華北的部份權益，比如非武裝區的規定。但是同《淞滬停戰協定》一樣，該條約為國民黨為後來的全面抗戰做好思想、物質、軍力等各個方面的充分準備贏得了時間，同時拖延了日本全面侵華的時間表。
此後，日本在華北進行自治運動，並在佔領區成立偽組織，企圖將華北納入日本的勢力範圍。它引發了各地的抗日運動，其中包括東北義勇軍的抗日，山西馮玉祥的抗戰，綏遠抗戰等，在中國歷史上書寫了許多壯麗的篇章。
而此時的國民黨雖因國難當頭而黨爭漸息，粵亂漸平，但中共卻乘國難當頭迭生叛亂，公開叛國：1931年11月7日，公開建立了「國中之國-第二個中國中華蘇維埃國」，以附蘇俄，以亂祖國，所建鄉村俄屬「蘇維埃」政權，更已擴張至豫、鄂、皖、贛、湘五省。在中共編撰的黨史教材中，無不指責蔣介石對日的「不抵抗」或「不積極抵抗」政策，並且強烈抨擊蔣的「攘外安內」政策。但是此時的中共面對外侮，除了叛亂，建立國中之國，煽動不明真象的學生和知識分子在輿論上抨擊國民黨，又做了什麼呢？
2006年7月20日星期四
歷史真貌─命運多舛的時代：中華民國(大陸時期)(七)
中共叛國和武裝暴動
在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並實現國家的初步統一後，中共並沒有安心接受這一合法政權，反而在蘇俄的指揮下，置國家和民族利益不顧，公開背叛祖國，並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更大的武裝暴動，使飽受戰火之苦的中國人民又陷入了苦難之中。
前面已經提及，在中東路事件上，中共不僅沒有指責蘇俄的侵略行為，反而接受了蘇俄的五條指示，提出了「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並在這一口號下決定發動更大的武裝暴動，以與蘇聯對中國的侵略戰爭「裡應外合」。這種對國家和民族利益的出賣和背叛，在中共的歷史上並非是獨一無二的。
當時蘇俄的斯大林反對派托洛斯基，為中共制定了一個題為《中國的政治狀況和反對派的任務》的政治綱領，認為「中國已經進入了政治安定和經濟復甦的時期，中共只能要求召開國民會議以解決國家的最重要問題」。原中共領袖陳獨秀，亦在1929年七、八月間，連續三次寫信給中共中央，反對中共無視國家民族的「武裝保衛蘇聯」方針，反對中共與蘇俄「裡應外合」的武裝暴動行為，要求以召開國民會議的方式解決問題。但是，前者在蘇俄遭到了斯大林的迫害，後者卻被中共中央打成「托陳取消派」首領，直至開除了黨籍。現在就可以解釋，一些曾經加入或認同中共的人士，包括中共的發起人陳獨秀等，在認清了中共的本質後，為什麼相繼脫黨。
而上述徹底出賣和背叛了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的口號、決議和行動，在中共中央的堅決執行和發動下，不僅將彼時的中共武裝暴動推向了瘋狂地步，而且由於日本對中國侵略戰爭的爆發而升級，從此竟成為中共武裝暴動的總口號和最高原則，從而將中共的武裝暴亂賦予了武裝叛國的根本性質，為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歷史所絕無和僅有。
一些中共黨史專家在評價此段歷史時，小心翼翼的批評道：「武裝保衛蘇聯，實際上是把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對立了起來，它脫離了當時中國廣大群眾的實際要求，也不會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
而共產國際為轉變中國革命，首先於1927年7月上旬召回了共產國際首席代表羅易，停止了陳獨秀的領導職務，成立了由張國燾、張太雷、李維漢、李立三、周恩來等五人組成的常務委員會，代行中央政治局的職權。不久，共產國際派羅明拉茲來華，被授予全權「糾正過去的錯誤，指導中共中央的工作」，即發動武裝暴亂。
誠如中共黨史專家所明確指出的那樣：「應當指出，共產國際推動李立三等中共領導人組織武裝暴動的目地，是為了武裝保衛蘇聯，也即是為了適應中東路戰爭的需要。」一語倒盡「天機」。
1930年5月底至6月初，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中共中央和中共中華全國總工會經過三個多月的準備，在上海舉行了第一次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大會通過了《政治決議案》，《蘇維埃組織法》和《武裝保衛蘇聯的決議》。大會認為，當前，中國統治階級在「崩潰」，革命高潮即將來臨，要迅速準備武裝力量，與帝國主義、軍閥決最後勝負。這是中共在保衛蘇聯的口號下背叛自己國家的鐵證。
那麼在蘇俄的指揮下，中共發動了哪些暴亂呢？
首先是在羅明拉茲的決策和指揮下，中共於1927年掀起了武裝暴亂的第一個浪潮，即發動「八一南昌暴動」。不久，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司令張發奎發兵平叛追剿，中共軍隊乃逃出南昌，逃至廣東，兵敗潮、汕。次年，在朱德、陳毅的帶領下來到井岡山，為毛澤東所接納。
中共武裝暴亂的第二個浪潮是在八七會議之後。羅明拉茲所主持的中共八七會議，決策了中共叛亂的三大政策，即武裝暴動、發動土地革命和建立蘇維埃政權。據中共黨史專家稱：「自羅明拉茲來華後，土地革命變得異常激進，大批共產黨員、共青團員被派赴各省組織農民暴動，土地革命真正變成了全黨的革命行動。」8月9日，由於共產國際向中共發出了「同意在中國建立蘇維埃」的指示，於是，9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便立即作出了「關於左派國民黨和蘇維埃口號的決議」。決議指出「現在的任務不僅是宣傳蘇維埃思想，並且在革命鬥爭新的高潮中應該成立蘇維埃」。同時指出「蘇維埃組織應當首先在廣州、長沙這些確實取得勝利的關鍵地方建立」。
八七會議決定的另一個大規模武裝暴亂行動，便是派毛澤東赴湖南發動秋收暴動，以攻打長沙和武漢。秋收暴動從破壞鐵路交通起，但暴動相繼失利。毛澤東認為「革命已經暫時沒有可能在城市取得勝利」，所以決定敗走贛粵邊界以求存，最後在偏遠的山區井岡山落草。中共開始在遠離城市的農村建立起自己的根據地。
中共武裝暴亂的第三個浪潮，由1927年11月中共上海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所發動。這次會議的重大要求是：「反對退卻，要求繼續進攻，堅持城市中心，認為城市工人暴動，是革命勝利的關鍵，要努力使暴動的城市成為農民暴動的中心及指導者」；「提出中國革命已經進入蘇維埃階段，現時革命階段中，黨的主要口號就是蘇維埃」；主張「對於豪紳、工賊及一切反動派，應當採取毫不顧惜的消滅政策，努力使農民暴動有民眾式的性質，要極端嚴厲絕無顧惜的殺盡豪紳反革命派」。正是在上述的指示下，此後，在由中共所發動的武裝叛亂中，大都執行了燒殺政策，其情景慘絕人寰。
會後，中共中央制定了「中央工作計劃」，佈置廣州、上海、武漢、天津、長沙等大城市舉行總罷工、總暴動，佈置湖南、湖北、江蘇、浙江等省的「工農總暴動」，先後發動了宜興、無錫的農民起義，上海起義，武漢起義，順直暴動。但是除了廣州暴動外，其它暴動或取消或瞬間敗亡。而由共產國際代表紐曼指揮，蘇俄駐廣州領事館直接參預，和由張太雷、葉劍英等參加指揮的廣州暴動，發佈政綱稱：「一切權力歸蘇維埃」，「一切權力收歸國有」，「打倒反革命國民黨和各式軍閥，聯合蘇聯、打倒帝國主義」等。暴動竭盡燒殺之手段，致使「血流成河，遍地死屍」。
暴動和暴行延續了兩日，以慘敗告終。
在發動暴動的同時，中共在1928年6月召開的六大上，通過了《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規定：「共產黨在準備武裝起義中，就要秘密建設政權的核心；起義後要堅決、敏銳地成立政權機關；革命政權成立的第一天，就要在武裝起義隊伍的基礎上，變成常備紅軍。黨要贊助農民的游擊戰爭，要在農民運動的基礎上建立工農革命軍……」。
據中共黨史著作稱，在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九二八年，中共曾發動了一百多次武裝暴動，其中大型的暴動就有十二次，但除掉廣州暴動外，其餘都是農村暴動。這些暴動，除掉一時燒殺無度、血濺山野之外，大多數遭到了慘敗。而帶給百姓的是無盡的災難。不久，中原大戰爆發，中共暫時得到了喘息的機會。
但是，中共利用國民政府因中原大戰無瑕顧己的情況下，繼續發動暴動。當時的中共領導人李立三提出了全國武裝暴動計劃，即城市工人暴動和農村紅軍進攻相配合的奪取一省幾省勝利的計劃。據中共現代史教科書稱：「1930年，以李立三為首的中共中央所制定的武裝暴動計劃主要有：命令紅一軍團攻打南昌，紅三軍團攻打武昌和長沙，紅二軍團和紅一軍團出兵漢陽、漢口，紅十軍團進攻九江，紅七軍團挺進柳州，期待『會師武漢、飲馬長江』。同時又要求上海、南京、廣州、北平、天津、哈爾濱等中心城市舉行總罷工、總起義，以造成全國革命高潮。」
不過，隨著中華民國政府軍在中原大戰中的全面勝利，中共的暴亂在政府軍的圍剿下相繼失敗。據中共現代史教科書稱：「紅二軍團由一萬五、六千人減少到三千人，縮編為紅三軍，離開洪湖根據地，撤往鄂西山中。廣西紅七軍北上後喪失了右江根據地，部隊由六千人減少到二千人，最後進入中央根據地。紅十軍由兩萬人減少到三千人，由九江外圍退回到贛東北根據地。」
中共第一次大規模的血腥迫害-----三十年代初的「肅反」運動
如前所述，中共主張用暴力革命推翻現存制度。「暴力」當然是非和平的手段，它通常與流血、死亡聯繫在一起。中共的本性決定了它的發展史上必然充滿了血淋淋的印跡。
二十年代末中共武裝暴動中的燒殺無度首次讓人們認識了中共殘暴的本性。但是三十年代初發生在中共內部的「肅反」運動，則是中共第一次大規模的，有組織和計劃的迫害和屠殺行動。
根據史料記載，這次「肅反」運動的目地就是肅清黨內的「AB團分子」。什麼是「AB團」？它的名字來自英文「反布爾什維克」（Anti-Bolshevik）的縮寫，全稱為「AB反赤團」，是北伐戰爭時期在江西建立的國民黨右派組織，成立於1927年1月，其目地是打擊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
AB團在成立後三個月，就被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發動的大暴動所摧垮。此後，江西儘管還存在著個別的殘餘分子，但這個組織並沒有重建。在1927年4月以後，已經不復存在的AB團先是成為汪精衛改組派攻擊蔣介石一派的借口，後又成為中共內部整肅的理由。
最開始發動肅反運動，即清查AB團運動的是江蘇的瑞金蘇區，而發起人就是毛澤東。當時江西蘇區和紅軍內部，有著大量的江西本土幹部，他們與以毛為代表的身居上層領導的外省人存在一定矛盾。1929年下半年開始，贛西南的黨組織與總前委之間在土地革命問題和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時機問題上產生了分歧。以毛為首的總前委卻把贛西南黨組織的不同意見稱為「極嚴重的機會主義錯誤」，並把不同意見說成是「取消路線」，是「取消派與AB團結果上一致的反革命」。1930年5月，贛西南地區展開了「紅色五月運動」，破獲了所謂的「AB團組織」。不久，運動很快擴展到江西省行委。
1930年10月14日，毛在寫給中共中央的信中提到要肅清富農領導，肅清AB團。並在隨後召開的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江西省行委的聯席會議上強調要改造黨的組織，要嚴厲的鎮壓AB團，處決AB團中一切活動分子。在這種氣氛下，江西蘇區實行了「赤色清鄉」和「赤色恐怖」，到處都在大抓特抓AB團。到1930年底，富田事變發生之前，僅紅一方面軍中便已經清查出了4,400多名AB團分子，占軍隊總人數的十分之一。其中絕大多數人在審訊結束後即被處決。怎麼會有那麼多「AB團分子」呢？一句話，「苦打成招」。請看1930年9月24日的贛西南特委《緊急通告》是如何佈置的：
「AB團非常陰險奸詐強硬，非用最殘酷拷打，決不肯供招出來，必須要用軟硬兼施的辦法，去不斷的嚴刑審問，找出線索，跟蹤追問，主要的是使供出AB團組織，以期根本消滅」。
當時蘇區肅反時常用的刑法有吊打、烙刑、灌辣椒水、壓槓子、坐老虎凳等等。眾多的AB團分子，就是這麼一供十、十供百「查」出來的。
1930年12月，原江西紅軍獨立第2、4團和東固根據地的創建人李文林被定為AB團首要人物，遭到逮捕。紅一方面軍總前委任命李韶九和古柏為特派員，帶領一連人到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幫助江西省行委和當地的紅20軍進行肅反。二人大興冤獄，在江西省行委和紅20軍中「清查」出了許多「AB團分子」，並處決了幾十個「AB團總團長」。李韶九和古柏的行為引起了眾怒，紅20軍官兵跟著147團政委劉敵包圍了軍部，並扣留了軍長劉鐵超，釋放了被關押的一百多人，此後又活捉了李韶九，古柏和省蘇維埃主席曾山則趁夜色跑掉了。隨後，紅20軍又喊出了「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德）、彭（德懷）、黃（公略）」的口號。正是因為這句口號，事變的參與者們在六十多年後的今天仍不得翻身。這就是富田事變。
富田事變後，毛主持召開了總前委的緊急會議，會議決議仍把富田事變的領導人稱為AB團。1931年初，項英到了中央蘇區，擔任中央局代理書記，黨內地位在毛之上。項英對清查AB團的運動採取了降溫的態度，主張慎重辦案。但是，不久，王明掌握了中央大權，開始清算李立三，李立三委派的中央局書記項英也在打擊之列。因此，在富田事變問題上，王明站在了毛一邊，將富田事變當做反革命事件。隨後，中共中央把處理精神傳達到了每個根據地，終於促成了各蘇區的肅反擴大化和大屠殺。
此時，重掌中央蘇區大權的毛，再次委派李韶九到贛西南領導肅反工作，並負責對富田事變參與者的處理。整個紅一方面軍中的清查AB團運動也出現了新的高潮。一場大規模的屠殺開始了。紅20軍的指戰員們他們被分批拖出去，用大刀、梭標、木棒處決時候（為了節省子彈，這是紅軍中通行的行刑辦法）。
根據統計，肅反運動在短短二三年間處決了7萬多被定為AB團的紅軍、2萬多所謂「改組派」、6200多所謂「社會民主黨」。毛的秘書李銳曾在《王實味冤案始末》序言中說，從「富田事變」打擊AB團開始，有10萬共產黨人死於自己人手上。而紅軍1934年開始長征時也不過只有30萬人。
可以說，三十年代初的這場內部大屠殺真正徹底暴露了中共的殘暴本性，而毛澤東等中共黨首為了自身權力而不擇手段的打壓異己，在此後中共的發展史上亦多次被運用。
時任紅5軍政治部主任的黃克誠，後來在其《自述》中談到這段歷史時說道：「如果細算歷史舊賬，僅此一筆，黃克誠項上的這一顆人頭就是不足以抵償的」。這大概算是遲到的懺悔？
在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並實現國家的初步統一後，中共並沒有安心接受這一合法政權，反而在蘇俄的指揮下，置國家和民族利益不顧，公開背叛祖國，並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更大的武裝暴動，使飽受戰火之苦的中國人民又陷入了苦難之中。
前面已經提及，在中東路事件上，中共不僅沒有指責蘇俄的侵略行為，反而接受了蘇俄的五條指示，提出了「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並在這一口號下決定發動更大的武裝暴動，以與蘇聯對中國的侵略戰爭「裡應外合」。這種對國家和民族利益的出賣和背叛，在中共的歷史上並非是獨一無二的。
當時蘇俄的斯大林反對派托洛斯基，為中共制定了一個題為《中國的政治狀況和反對派的任務》的政治綱領，認為「中國已經進入了政治安定和經濟復甦的時期，中共只能要求召開國民會議以解決國家的最重要問題」。原中共領袖陳獨秀，亦在1929年七、八月間，連續三次寫信給中共中央，反對中共無視國家民族的「武裝保衛蘇聯」方針，反對中共與蘇俄「裡應外合」的武裝暴動行為，要求以召開國民會議的方式解決問題。但是，前者在蘇俄遭到了斯大林的迫害，後者卻被中共中央打成「托陳取消派」首領，直至開除了黨籍。現在就可以解釋，一些曾經加入或認同中共的人士，包括中共的發起人陳獨秀等，在認清了中共的本質後，為什麼相繼脫黨。
而上述徹底出賣和背叛了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的口號、決議和行動，在中共中央的堅決執行和發動下，不僅將彼時的中共武裝暴動推向了瘋狂地步，而且由於日本對中國侵略戰爭的爆發而升級，從此竟成為中共武裝暴動的總口號和最高原則，從而將中共的武裝暴亂賦予了武裝叛國的根本性質，為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歷史所絕無和僅有。
一些中共黨史專家在評價此段歷史時，小心翼翼的批評道：「武裝保衛蘇聯，實際上是把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對立了起來，它脫離了當時中國廣大群眾的實際要求，也不會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
而共產國際為轉變中國革命，首先於1927年7月上旬召回了共產國際首席代表羅易，停止了陳獨秀的領導職務，成立了由張國燾、張太雷、李維漢、李立三、周恩來等五人組成的常務委員會，代行中央政治局的職權。不久，共產國際派羅明拉茲來華，被授予全權「糾正過去的錯誤，指導中共中央的工作」，即發動武裝暴亂。
誠如中共黨史專家所明確指出的那樣：「應當指出，共產國際推動李立三等中共領導人組織武裝暴動的目地，是為了武裝保衛蘇聯，也即是為了適應中東路戰爭的需要。」一語倒盡「天機」。
1930年5月底至6月初，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中共中央和中共中華全國總工會經過三個多月的準備，在上海舉行了第一次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大會通過了《政治決議案》，《蘇維埃組織法》和《武裝保衛蘇聯的決議》。大會認為，當前，中國統治階級在「崩潰」，革命高潮即將來臨，要迅速準備武裝力量，與帝國主義、軍閥決最後勝負。這是中共在保衛蘇聯的口號下背叛自己國家的鐵證。
那麼在蘇俄的指揮下，中共發動了哪些暴亂呢？
首先是在羅明拉茲的決策和指揮下，中共於1927年掀起了武裝暴亂的第一個浪潮，即發動「八一南昌暴動」。不久，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司令張發奎發兵平叛追剿，中共軍隊乃逃出南昌，逃至廣東，兵敗潮、汕。次年，在朱德、陳毅的帶領下來到井岡山，為毛澤東所接納。
中共武裝暴亂的第二個浪潮是在八七會議之後。羅明拉茲所主持的中共八七會議，決策了中共叛亂的三大政策，即武裝暴動、發動土地革命和建立蘇維埃政權。據中共黨史專家稱：「自羅明拉茲來華後，土地革命變得異常激進，大批共產黨員、共青團員被派赴各省組織農民暴動，土地革命真正變成了全黨的革命行動。」8月9日，由於共產國際向中共發出了「同意在中國建立蘇維埃」的指示，於是，9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便立即作出了「關於左派國民黨和蘇維埃口號的決議」。決議指出「現在的任務不僅是宣傳蘇維埃思想，並且在革命鬥爭新的高潮中應該成立蘇維埃」。同時指出「蘇維埃組織應當首先在廣州、長沙這些確實取得勝利的關鍵地方建立」。
八七會議決定的另一個大規模武裝暴亂行動，便是派毛澤東赴湖南發動秋收暴動，以攻打長沙和武漢。秋收暴動從破壞鐵路交通起，但暴動相繼失利。毛澤東認為「革命已經暫時沒有可能在城市取得勝利」，所以決定敗走贛粵邊界以求存，最後在偏遠的山區井岡山落草。中共開始在遠離城市的農村建立起自己的根據地。
中共武裝暴亂的第三個浪潮，由1927年11月中共上海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所發動。這次會議的重大要求是：「反對退卻，要求繼續進攻，堅持城市中心，認為城市工人暴動，是革命勝利的關鍵，要努力使暴動的城市成為農民暴動的中心及指導者」；「提出中國革命已經進入蘇維埃階段，現時革命階段中，黨的主要口號就是蘇維埃」；主張「對於豪紳、工賊及一切反動派，應當採取毫不顧惜的消滅政策，努力使農民暴動有民眾式的性質，要極端嚴厲絕無顧惜的殺盡豪紳反革命派」。正是在上述的指示下，此後，在由中共所發動的武裝叛亂中，大都執行了燒殺政策，其情景慘絕人寰。
會後，中共中央制定了「中央工作計劃」，佈置廣州、上海、武漢、天津、長沙等大城市舉行總罷工、總暴動，佈置湖南、湖北、江蘇、浙江等省的「工農總暴動」，先後發動了宜興、無錫的農民起義，上海起義，武漢起義，順直暴動。但是除了廣州暴動外，其它暴動或取消或瞬間敗亡。而由共產國際代表紐曼指揮，蘇俄駐廣州領事館直接參預，和由張太雷、葉劍英等參加指揮的廣州暴動，發佈政綱稱：「一切權力歸蘇維埃」，「一切權力收歸國有」，「打倒反革命國民黨和各式軍閥，聯合蘇聯、打倒帝國主義」等。暴動竭盡燒殺之手段，致使「血流成河，遍地死屍」。
暴動和暴行延續了兩日，以慘敗告終。
在發動暴動的同時，中共在1928年6月召開的六大上，通過了《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規定：「共產黨在準備武裝起義中，就要秘密建設政權的核心；起義後要堅決、敏銳地成立政權機關；革命政權成立的第一天，就要在武裝起義隊伍的基礎上，變成常備紅軍。黨要贊助農民的游擊戰爭，要在農民運動的基礎上建立工農革命軍……」。
據中共黨史著作稱，在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九二八年，中共曾發動了一百多次武裝暴動，其中大型的暴動就有十二次，但除掉廣州暴動外，其餘都是農村暴動。這些暴動，除掉一時燒殺無度、血濺山野之外，大多數遭到了慘敗。而帶給百姓的是無盡的災難。不久，中原大戰爆發，中共暫時得到了喘息的機會。
但是，中共利用國民政府因中原大戰無瑕顧己的情況下，繼續發動暴動。當時的中共領導人李立三提出了全國武裝暴動計劃，即城市工人暴動和農村紅軍進攻相配合的奪取一省幾省勝利的計劃。據中共現代史教科書稱：「1930年，以李立三為首的中共中央所制定的武裝暴動計劃主要有：命令紅一軍團攻打南昌，紅三軍團攻打武昌和長沙，紅二軍團和紅一軍團出兵漢陽、漢口，紅十軍團進攻九江，紅七軍團挺進柳州，期待『會師武漢、飲馬長江』。同時又要求上海、南京、廣州、北平、天津、哈爾濱等中心城市舉行總罷工、總起義，以造成全國革命高潮。」
不過，隨著中華民國政府軍在中原大戰中的全面勝利，中共的暴亂在政府軍的圍剿下相繼失敗。據中共現代史教科書稱：「紅二軍團由一萬五、六千人減少到三千人，縮編為紅三軍，離開洪湖根據地，撤往鄂西山中。廣西紅七軍北上後喪失了右江根據地，部隊由六千人減少到二千人，最後進入中央根據地。紅十軍由兩萬人減少到三千人，由九江外圍退回到贛東北根據地。」
中共第一次大規模的血腥迫害-----三十年代初的「肅反」運動
如前所述，中共主張用暴力革命推翻現存制度。「暴力」當然是非和平的手段，它通常與流血、死亡聯繫在一起。中共的本性決定了它的發展史上必然充滿了血淋淋的印跡。
二十年代末中共武裝暴動中的燒殺無度首次讓人們認識了中共殘暴的本性。但是三十年代初發生在中共內部的「肅反」運動，則是中共第一次大規模的，有組織和計劃的迫害和屠殺行動。
根據史料記載，這次「肅反」運動的目地就是肅清黨內的「AB團分子」。什麼是「AB團」？它的名字來自英文「反布爾什維克」（Anti-Bolshevik）的縮寫，全稱為「AB反赤團」，是北伐戰爭時期在江西建立的國民黨右派組織，成立於1927年1月，其目地是打擊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
AB團在成立後三個月，就被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發動的大暴動所摧垮。此後，江西儘管還存在著個別的殘餘分子，但這個組織並沒有重建。在1927年4月以後，已經不復存在的AB團先是成為汪精衛改組派攻擊蔣介石一派的借口，後又成為中共內部整肅的理由。
最開始發動肅反運動，即清查AB團運動的是江蘇的瑞金蘇區，而發起人就是毛澤東。當時江西蘇區和紅軍內部，有著大量的江西本土幹部，他們與以毛為代表的身居上層領導的外省人存在一定矛盾。1929年下半年開始，贛西南的黨組織與總前委之間在土地革命問題和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時機問題上產生了分歧。以毛為首的總前委卻把贛西南黨組織的不同意見稱為「極嚴重的機會主義錯誤」，並把不同意見說成是「取消路線」，是「取消派與AB團結果上一致的反革命」。1930年5月，贛西南地區展開了「紅色五月運動」，破獲了所謂的「AB團組織」。不久，運動很快擴展到江西省行委。
1930年10月14日，毛在寫給中共中央的信中提到要肅清富農領導，肅清AB團。並在隨後召開的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江西省行委的聯席會議上強調要改造黨的組織，要嚴厲的鎮壓AB團，處決AB團中一切活動分子。在這種氣氛下，江西蘇區實行了「赤色清鄉」和「赤色恐怖」，到處都在大抓特抓AB團。到1930年底，富田事變發生之前，僅紅一方面軍中便已經清查出了4,400多名AB團分子，占軍隊總人數的十分之一。其中絕大多數人在審訊結束後即被處決。怎麼會有那麼多「AB團分子」呢？一句話，「苦打成招」。請看1930年9月24日的贛西南特委《緊急通告》是如何佈置的：
「AB團非常陰險奸詐強硬，非用最殘酷拷打，決不肯供招出來，必須要用軟硬兼施的辦法，去不斷的嚴刑審問，找出線索，跟蹤追問，主要的是使供出AB團組織，以期根本消滅」。
當時蘇區肅反時常用的刑法有吊打、烙刑、灌辣椒水、壓槓子、坐老虎凳等等。眾多的AB團分子，就是這麼一供十、十供百「查」出來的。
1930年12月，原江西紅軍獨立第2、4團和東固根據地的創建人李文林被定為AB團首要人物，遭到逮捕。紅一方面軍總前委任命李韶九和古柏為特派員，帶領一連人到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幫助江西省行委和當地的紅20軍進行肅反。二人大興冤獄，在江西省行委和紅20軍中「清查」出了許多「AB團分子」，並處決了幾十個「AB團總團長」。李韶九和古柏的行為引起了眾怒，紅20軍官兵跟著147團政委劉敵包圍了軍部，並扣留了軍長劉鐵超，釋放了被關押的一百多人，此後又活捉了李韶九，古柏和省蘇維埃主席曾山則趁夜色跑掉了。隨後，紅20軍又喊出了「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德）、彭（德懷）、黃（公略）」的口號。正是因為這句口號，事變的參與者們在六十多年後的今天仍不得翻身。這就是富田事變。
富田事變後，毛主持召開了總前委的緊急會議，會議決議仍把富田事變的領導人稱為AB團。1931年初，項英到了中央蘇區，擔任中央局代理書記，黨內地位在毛之上。項英對清查AB團的運動採取了降溫的態度，主張慎重辦案。但是，不久，王明掌握了中央大權，開始清算李立三，李立三委派的中央局書記項英也在打擊之列。因此，在富田事變問題上，王明站在了毛一邊，將富田事變當做反革命事件。隨後，中共中央把處理精神傳達到了每個根據地，終於促成了各蘇區的肅反擴大化和大屠殺。
此時，重掌中央蘇區大權的毛，再次委派李韶九到贛西南領導肅反工作，並負責對富田事變參與者的處理。整個紅一方面軍中的清查AB團運動也出現了新的高潮。一場大規模的屠殺開始了。紅20軍的指戰員們他們被分批拖出去，用大刀、梭標、木棒處決時候（為了節省子彈，這是紅軍中通行的行刑辦法）。
根據統計，肅反運動在短短二三年間處決了7萬多被定為AB團的紅軍、2萬多所謂「改組派」、6200多所謂「社會民主黨」。毛的秘書李銳曾在《王實味冤案始末》序言中說，從「富田事變」打擊AB團開始，有10萬共產黨人死於自己人手上。而紅軍1934年開始長征時也不過只有30萬人。
可以說，三十年代初的這場內部大屠殺真正徹底暴露了中共的殘暴本性，而毛澤東等中共黨首為了自身權力而不擇手段的打壓異己，在此後中共的發展史上亦多次被運用。
時任紅5軍政治部主任的黃克誠，後來在其《自述》中談到這段歷史時說道：「如果細算歷史舊賬，僅此一筆，黃克誠項上的這一顆人頭就是不足以抵償的」。這大概算是遲到的懺悔？
2006年7月15日星期六
歷史真貌─命運多舛的時代：中華民國(大陸時期)(六)
南京國民政府統治下最初的發展
前文已經提及，北伐勝利後，1928年8月8日，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在南京正式開會。根據孫中山的「建國大綱」，軍政、訓政、憲政是建國的三階段。
11日議決訓政時期遵照總理遺教，頒布約法，逐漸實施立法、行政、司法、考試、監察五院。國家的政權和治權完全屬於國民黨，「以黨建國」、「以黨治國」。訓政時期開始。10月3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通過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8日，中央常務會議通過任蔣介石、譚延闓、胡漢民等十六人為國民政府委員，蔣任主席。譚延闓、胡漢民、王寵惠、戴傳賢、蔡元培分任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院院長，五院組織法亦陸續公佈。10月10日，新任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及各委員宣誓就職。隨後，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及十部長就職，司法、立法兩院亦陸續成立。
此外，除中央建立五院制的政府外，地方實行省、縣二級制，以縣為自治單位。
在經濟上，南京國民政府亦採取了一些措施。
第一，進行幣制改革。貨幣確定以銀「元」為單位，並把銀元的製造權收歸中央。以中央、中國、交通、農民銀行發行的紙幣為「法幣」。其它發行銀行原有流通市面之鈔票，逐漸收回，代以中央銀行法幣。設立發行準備管理委員會，專司法幣發行及準備金之保管。國內一切公私收付款項，概以法幣為限，不得行使銀幣，商號及人民持有銀幣生銀，應兌換法幣。此外，規定由中央、中國、交通三行無限制買賣外匯，以穩定法幣對外匯之價值，使國際貿易可自由調整。其作用是穩定了金融；農業開始復甦；而且經濟幣制的統一，帶動地方間的聯繫，有助於國家維繫。此外，財政復甦、資金調度統一，為後來的抗日戰爭提供了經濟保證。
第二，在交通建設方面，興築粵漢、浙贛、隴海等重要鐵路幹道，並修建以南京、蘭州為中心的輻射狀聯省公路。在航空方面，則允許三家航空公司飛行十多條航線的客、貨航空運輸。同時，還從列強手中逐步收回內河和沿海輪船、水運線。這些措施打通了經濟發展的動脈，為此後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第三，實現關稅自主。由於清末與列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中國關稅一直處於外國人的掌控下。1927年國民政府訂定《關稅暫行條例》，自行宣佈關稅自主，但因軍事關係而延遲。
1928年，全國統一後，南京國民政府與美國簽訂《中美新約》，規定中國關稅自主之原則，各國隨後也與中國訂立新約，承認中國的關稅自主權。1930年，日本也與中國訂立新約，關稅自主終得完成。
第四，在農村實行改革，包括生產技術改良方面；農村建設方面；改良土地制度方面和農村金融方面。上述措施對緩和農村經濟及其發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首先在生產技術改良方面，國民政府於1930年成立了重要農業推廣機關－中央農業實驗所。主要工作是進行品種改良、防治病蟲害、改良肥料、彙集全國農情報告、講習會、出版刊物等。此後，全國水稻、麥類、棉花等主要農作物經改良推廣，單位面積產量與總產量均有增加。
其次，在農村建設方面，主要有三派主張：一是主張一面改良社會風俗，一面進行農村建設的鄉村建設派；一是主張廣設平民學校來提升民眾的知識、生產力和公德心的平民教育派；一是以鄉村學校為改造鄉村生活中心，領導學生去征服自然，改造社會的鄉村生活改造派。這三派主張在不同地區分別得以實行，對農村精神方面的建設均取得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再次，在土地制度方面，國民政府於1930年6月30日頒布了《土地法》，但直到1936年3月1日才得以施行。目地是具體實行民生主義的平均地權、地盡其利主張，以解決中國的土地問題。主要內容包括：總則的規定地權。第二編地籍，規定了實施地籍測量程序及簡化土地登記程序，強化土地登記公信力。第三編土地使用，遵行國父地盡其利之主張。第四編土地稅，遵行國父規定地價、照價徵稅、漲價歸公之主張。第五編土地徵收，遵行國父為公共需要得照價收買私人土地之主張。它較之此後中共實行的充滿暴力的土地政策具有更多的優勢。
最後，在農村金融方面，成立了中國農民銀行、農民借貸所、農業倉庫、實業部農本局、全國經濟委員會合作事業委員會等，以復興農村經濟、促進農產運銷的改良，並組織合作社以貸款融資。
第五，在工商業方面，促進民族工業發展。工業發展以輕工業為主，且重要工業多集中在沿海沿江的幾個省份。此後，中國工業有顯著進步，如大型工廠出現，工業技術改良，工業成長率不斷升高。在進口方面，消費品進口比率下降，機器、原料比率上升。
在教育方面，國民政府廣泛推動大學和中小學教育。此外，蔣介石於1934年在南昌發起了「新生活運動」。主要內容有：把禮義廉恥的道德觀念，融入衣、食、住、行中；以整齊、清潔、簡單、樸素、迅速、確實為行為指針。這項運動對當時腐敗的社會風氣有正面作用。
由國民黨政治會議統治的南京政府時代開始了。值得關注的是，國民黨人中有許多是受過良好教育，甚至是曾在國外留學的人士。他們有理想，有抱負，期待新政府可以解決長期以來中國積聚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而且，許多大城市的商人成為新政權的堅定支持者。此後的十年，可以說是國民黨統治下的一個黃金發展時期，並且出現了短暫的繁榮期。
中共在「清黨」後的發展
前面提到，北伐期間，國民黨內的中共運用農民、工人、學生的力量，在各地控制地盤，進行土地改革與共產式革命。北伐後期，寧漢分裂，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中央清黨委員會，公佈「清黨條例」，先後逮捕中共黨員千餘人。此後，武漢政府開始分共和清黨。中共退守偏遠的農村，建立了若干根據地。清黨後中共的勢力得以發展的主要原因是：中共在佔領區中沒收地主的土地，重新分配給農民，農民特別是農村中的下層百姓，因為感恩與保家衛產的因素，自然踴躍加入紅軍。另外，1929－1930年間的中原大戰，使中共紅軍乘機遍佈大江南北及華中腹地。
中原大戰的勝利和國民政府在「中東路」主權問題上的妥協
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因北伐而造成的軍隊膨脹，使國家財力不堪負荷，急需進行裁軍。1929年，在南京召開了國軍編遣會議，進行軍隊人數和地盤的分配，軍閥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指責南京政府藉此削藩減兵，壯大自己兵力，於是在汪精衛的鼓勵下，大家高舉著「護黨救國」的旗幟，團結一致，共同反蔣。這就是發生在1929年到1930年間的中原大戰。
從雙方實力對比來看，中央軍六十萬，反蔣軍隊八十萬，但蔣有海、空軍，財政上控有廣東、江浙等富庶省份，反蔣軍則偏處華北、西北，資源取得較不易。從人心上來看，蔣介石是南京國民政府的領袖，而閻、馮為軍閥出身，人心上不易號召。此外，東北的張學良支持中央軍。
戰爭主要分佈在河南、山東、湖南，尤其是隴海鐵路沿線，雙方共動員了一百四十萬軍隊，戰爭前後歷經五個月，傷亡二十五萬，軍費支出超過兩億元。最後蔣介石取得了勝利。但是中原大戰的勝利加速了日本的侵略步伐，同時中共利用蔣介石無暇顧及的情況下，開始另立政權，以破壞國家的統一。
在此期間，一直有意染指中國東北的蘇俄利用「中東路事件」，開始入侵中國東北。
什麼是「中東路事件」？清朝末年，沙俄通過不平等條約，在中國取得了一系列特權。十月革命後，蘇俄為邀買人心，曾兩度宣稱「對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終止沙皇俄國在中國東北的特權，將中東路權無條件的歸還給中國」。第一次，北洋政府沒有理睬它。第二次，蘇俄已在給北京政府的正式行文中自行取消了關鍵條款。直至1924年與北京政府簽訂「中俄協定」時，雖明定「中東路由中俄兩國共同經營」，但是在實際上，中東路仍由蘇俄一方人員任意管理，鐵路局長既由俄人擔任，人權和財權亦由俄人把持，從而使沙皇俄國在中國的特權由蘇俄繼續得以維護。1928年底，東北易幟，中華民國初獲統一之後，蘇俄與沙俄一樣，指使中共準備武裝叛亂，並將它駐哈爾濱領事館、中東路以及駐東北的商業機構，作為指揮中共武裝暴動的據點，中共亦於此時建立了滿州地下組織，並接受其領導。
1929年5月27日，中華民國東北地方政府因接到報告，認定蘇共於哈爾濱領事館內召開中共地下人員秘密會議，遂派軍警前往搜查，查獲眾多中共人員和蘇俄指示中共實行武裝暴動的許多文件，東北地方政府遂監禁了蘇聯駐哈爾濱領事館的領事，逮捕了其他人員三十九人，並命令以武力接管中東路及其附屬機構，封閉了蘇俄於中國境內開設的蘇聯國家遠東貿易局、商船局、煤油局等商業機構，將捕獲人員押送滿洲裡遞解回國，不允許再進入中國。
7月，蘇聯政府對中華民國政府發出通牒，誓言要保護它在中國東北的特權和它在中東路的利益。隨即，中華民國政府復照蘇聯政府稱：中國在中東路所採取的措施，是「維護主權」和「維持中國社會安寧」所不得不採取的適當之處置。
同月，蘇聯政府發表聲明與中華民國政府斷絕外交關係，同時調集八萬軍隊集結於中蘇邊境，並於八月中旬大舉向中國東北邊境發動了武裝侵略。由於蔣介石忙於中原大戰，中華民國政府無力增兵東北，而東北張學良部的戰略部署失當，蘇軍很快佔領了中國境內的富錦、密山、東寧、汪清、滿洲裡、杜蘭若爾、海拉爾等重要城鎮和大片土地。東三省兩邊國境線上的重要門戶，幾乎全部被蘇俄所侵佔。
中華民國政府在軍事失利後，被迫與蘇俄在伯力談判，並於是年12月，忍辱與蘇俄簽訂了《中蘇協定》，恢復了前沙俄在中國中東路的特權，恢復了蘇方人員的一切職務。因恢復甦俄駐中國領事館的談判未果，即已迎來了九一八事變的爆發，中蘇談判遂以終止。
顯而易見，中東路事件在中國，是為維護主權；在蘇俄，則是蘇俄對沙俄掠奪中國主權的繼續，是一個典型的侵略者。而中共在這一事件中的行為表明，它置國家和民族利益不顧，而公開提出了「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其明顯的叛國行為又有何言可以狡辯？
前文已經提及，北伐勝利後，1928年8月8日，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在南京正式開會。根據孫中山的「建國大綱」，軍政、訓政、憲政是建國的三階段。
11日議決訓政時期遵照總理遺教，頒布約法，逐漸實施立法、行政、司法、考試、監察五院。國家的政權和治權完全屬於國民黨，「以黨建國」、「以黨治國」。訓政時期開始。10月3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通過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8日，中央常務會議通過任蔣介石、譚延闓、胡漢民等十六人為國民政府委員，蔣任主席。譚延闓、胡漢民、王寵惠、戴傳賢、蔡元培分任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院院長，五院組織法亦陸續公佈。10月10日，新任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及各委員宣誓就職。隨後，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及十部長就職，司法、立法兩院亦陸續成立。
此外，除中央建立五院制的政府外，地方實行省、縣二級制，以縣為自治單位。
在經濟上，南京國民政府亦採取了一些措施。
第一，進行幣制改革。貨幣確定以銀「元」為單位，並把銀元的製造權收歸中央。以中央、中國、交通、農民銀行發行的紙幣為「法幣」。其它發行銀行原有流通市面之鈔票，逐漸收回，代以中央銀行法幣。設立發行準備管理委員會，專司法幣發行及準備金之保管。國內一切公私收付款項，概以法幣為限，不得行使銀幣，商號及人民持有銀幣生銀，應兌換法幣。此外，規定由中央、中國、交通三行無限制買賣外匯，以穩定法幣對外匯之價值，使國際貿易可自由調整。其作用是穩定了金融；農業開始復甦；而且經濟幣制的統一，帶動地方間的聯繫，有助於國家維繫。此外，財政復甦、資金調度統一，為後來的抗日戰爭提供了經濟保證。
第二，在交通建設方面，興築粵漢、浙贛、隴海等重要鐵路幹道，並修建以南京、蘭州為中心的輻射狀聯省公路。在航空方面，則允許三家航空公司飛行十多條航線的客、貨航空運輸。同時，還從列強手中逐步收回內河和沿海輪船、水運線。這些措施打通了經濟發展的動脈，為此後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第三，實現關稅自主。由於清末與列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中國關稅一直處於外國人的掌控下。1927年國民政府訂定《關稅暫行條例》，自行宣佈關稅自主，但因軍事關係而延遲。
1928年，全國統一後，南京國民政府與美國簽訂《中美新約》，規定中國關稅自主之原則，各國隨後也與中國訂立新約，承認中國的關稅自主權。1930年，日本也與中國訂立新約，關稅自主終得完成。
第四，在農村實行改革，包括生產技術改良方面；農村建設方面；改良土地制度方面和農村金融方面。上述措施對緩和農村經濟及其發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首先在生產技術改良方面，國民政府於1930年成立了重要農業推廣機關－中央農業實驗所。主要工作是進行品種改良、防治病蟲害、改良肥料、彙集全國農情報告、講習會、出版刊物等。此後，全國水稻、麥類、棉花等主要農作物經改良推廣，單位面積產量與總產量均有增加。
其次，在農村建設方面，主要有三派主張：一是主張一面改良社會風俗，一面進行農村建設的鄉村建設派；一是主張廣設平民學校來提升民眾的知識、生產力和公德心的平民教育派；一是以鄉村學校為改造鄉村生活中心，領導學生去征服自然，改造社會的鄉村生活改造派。這三派主張在不同地區分別得以實行，對農村精神方面的建設均取得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再次，在土地制度方面，國民政府於1930年6月30日頒布了《土地法》，但直到1936年3月1日才得以施行。目地是具體實行民生主義的平均地權、地盡其利主張，以解決中國的土地問題。主要內容包括：總則的規定地權。第二編地籍，規定了實施地籍測量程序及簡化土地登記程序，強化土地登記公信力。第三編土地使用，遵行國父地盡其利之主張。第四編土地稅，遵行國父規定地價、照價徵稅、漲價歸公之主張。第五編土地徵收，遵行國父為公共需要得照價收買私人土地之主張。它較之此後中共實行的充滿暴力的土地政策具有更多的優勢。
最後，在農村金融方面，成立了中國農民銀行、農民借貸所、農業倉庫、實業部農本局、全國經濟委員會合作事業委員會等，以復興農村經濟、促進農產運銷的改良，並組織合作社以貸款融資。
第五，在工商業方面，促進民族工業發展。工業發展以輕工業為主，且重要工業多集中在沿海沿江的幾個省份。此後，中國工業有顯著進步，如大型工廠出現，工業技術改良，工業成長率不斷升高。在進口方面，消費品進口比率下降，機器、原料比率上升。
在教育方面，國民政府廣泛推動大學和中小學教育。此外，蔣介石於1934年在南昌發起了「新生活運動」。主要內容有：把禮義廉恥的道德觀念，融入衣、食、住、行中；以整齊、清潔、簡單、樸素、迅速、確實為行為指針。這項運動對當時腐敗的社會風氣有正面作用。
由國民黨政治會議統治的南京政府時代開始了。值得關注的是，國民黨人中有許多是受過良好教育，甚至是曾在國外留學的人士。他們有理想，有抱負，期待新政府可以解決長期以來中國積聚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而且，許多大城市的商人成為新政權的堅定支持者。此後的十年，可以說是國民黨統治下的一個黃金發展時期，並且出現了短暫的繁榮期。
中共在「清黨」後的發展
前面提到，北伐期間，國民黨內的中共運用農民、工人、學生的力量，在各地控制地盤，進行土地改革與共產式革命。北伐後期，寧漢分裂，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中央清黨委員會，公佈「清黨條例」，先後逮捕中共黨員千餘人。此後，武漢政府開始分共和清黨。中共退守偏遠的農村，建立了若干根據地。清黨後中共的勢力得以發展的主要原因是：中共在佔領區中沒收地主的土地，重新分配給農民，農民特別是農村中的下層百姓，因為感恩與保家衛產的因素，自然踴躍加入紅軍。另外，1929－1930年間的中原大戰，使中共紅軍乘機遍佈大江南北及華中腹地。
中原大戰的勝利和國民政府在「中東路」主權問題上的妥協
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因北伐而造成的軍隊膨脹，使國家財力不堪負荷，急需進行裁軍。1929年，在南京召開了國軍編遣會議，進行軍隊人數和地盤的分配，軍閥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指責南京政府藉此削藩減兵，壯大自己兵力，於是在汪精衛的鼓勵下，大家高舉著「護黨救國」的旗幟，團結一致，共同反蔣。這就是發生在1929年到1930年間的中原大戰。
從雙方實力對比來看，中央軍六十萬，反蔣軍隊八十萬，但蔣有海、空軍，財政上控有廣東、江浙等富庶省份，反蔣軍則偏處華北、西北，資源取得較不易。從人心上來看，蔣介石是南京國民政府的領袖，而閻、馮為軍閥出身，人心上不易號召。此外，東北的張學良支持中央軍。
戰爭主要分佈在河南、山東、湖南，尤其是隴海鐵路沿線，雙方共動員了一百四十萬軍隊，戰爭前後歷經五個月，傷亡二十五萬，軍費支出超過兩億元。最後蔣介石取得了勝利。但是中原大戰的勝利加速了日本的侵略步伐，同時中共利用蔣介石無暇顧及的情況下，開始另立政權，以破壞國家的統一。
在此期間，一直有意染指中國東北的蘇俄利用「中東路事件」，開始入侵中國東北。
什麼是「中東路事件」？清朝末年，沙俄通過不平等條約，在中國取得了一系列特權。十月革命後，蘇俄為邀買人心，曾兩度宣稱「對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終止沙皇俄國在中國東北的特權，將中東路權無條件的歸還給中國」。第一次，北洋政府沒有理睬它。第二次，蘇俄已在給北京政府的正式行文中自行取消了關鍵條款。直至1924年與北京政府簽訂「中俄協定」時，雖明定「中東路由中俄兩國共同經營」，但是在實際上，中東路仍由蘇俄一方人員任意管理，鐵路局長既由俄人擔任，人權和財權亦由俄人把持，從而使沙皇俄國在中國的特權由蘇俄繼續得以維護。1928年底，東北易幟，中華民國初獲統一之後，蘇俄與沙俄一樣，指使中共準備武裝叛亂，並將它駐哈爾濱領事館、中東路以及駐東北的商業機構，作為指揮中共武裝暴動的據點，中共亦於此時建立了滿州地下組織，並接受其領導。
1929年5月27日，中華民國東北地方政府因接到報告，認定蘇共於哈爾濱領事館內召開中共地下人員秘密會議，遂派軍警前往搜查，查獲眾多中共人員和蘇俄指示中共實行武裝暴動的許多文件，東北地方政府遂監禁了蘇聯駐哈爾濱領事館的領事，逮捕了其他人員三十九人，並命令以武力接管中東路及其附屬機構，封閉了蘇俄於中國境內開設的蘇聯國家遠東貿易局、商船局、煤油局等商業機構，將捕獲人員押送滿洲裡遞解回國，不允許再進入中國。
7月，蘇聯政府對中華民國政府發出通牒，誓言要保護它在中國東北的特權和它在中東路的利益。隨即，中華民國政府復照蘇聯政府稱：中國在中東路所採取的措施，是「維護主權」和「維持中國社會安寧」所不得不採取的適當之處置。
同月，蘇聯政府發表聲明與中華民國政府斷絕外交關係，同時調集八萬軍隊集結於中蘇邊境，並於八月中旬大舉向中國東北邊境發動了武裝侵略。由於蔣介石忙於中原大戰，中華民國政府無力增兵東北，而東北張學良部的戰略部署失當，蘇軍很快佔領了中國境內的富錦、密山、東寧、汪清、滿洲裡、杜蘭若爾、海拉爾等重要城鎮和大片土地。東三省兩邊國境線上的重要門戶，幾乎全部被蘇俄所侵佔。
中華民國政府在軍事失利後，被迫與蘇俄在伯力談判，並於是年12月，忍辱與蘇俄簽訂了《中蘇協定》，恢復了前沙俄在中國中東路的特權，恢復了蘇方人員的一切職務。因恢復甦俄駐中國領事館的談判未果，即已迎來了九一八事變的爆發，中蘇談判遂以終止。
顯而易見，中東路事件在中國，是為維護主權；在蘇俄，則是蘇俄對沙俄掠奪中國主權的繼續，是一個典型的侵略者。而中共在這一事件中的行為表明，它置國家和民族利益不顧，而公開提出了「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其明顯的叛國行為又有何言可以狡辯？
2006年7月10日星期一
歷史真貌─命運多舛的時代：中華民國(大陸時期)(五)
關於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和蔣介石統一國家的預言
隋朝步虛大師的預言詩第四節中預言道：「干戈起，逐鹿忙，草莽英雄將出山，多少枕戈豪傑士，風雲聚會到江南，金陵日月又重光。」
「干戈起，逐鹿忙，草莽英雄將出山」草字頭下加「將」字為蔣，暗指草莽英雄蔣公嶄露頭角。英雄逐鹿中原，統一各派軍閥派系勢力，成為中國新的統帥。多少枕戈豪傑士，風雲聚會到江南，金陵日月又重光」民國始有起色，各路英雄豪傑、菁英人才共聚金陵南京，建立國民政府，國政日隆。
且看歷史的真實。
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和「清黨」及寧滬漢三方合作
1927年，北伐軍攻克江西後，進軍杭州，隨後進攻，攻克了上海和南京。3月，蔣介石抵達上海。蘇俄和中共在北伐中的種種行為，使蔣介石決定實行「清黨」和重建中華民國南京政權。
4月初，國民黨部隊在上海逐步解除了上海工人糾察隊的武裝，同時逮捕，處死了一些中共黨員。在廣州，國民黨也展開了清洗，大批中共黨員和激進分子被捕，一些人被處死。
4月17日，南京中央政治委員會議議決國民政府於18日開始在南京辦公，推胡漢民為國民政府委員會主席兼中央政治會議主席。次日，南京國民政府正式成立，寧漢從此分裂。23日，南京國民政府任伍朝樞為外交部長、古應芬代理財政部長、王伯群代理交通部長。
而武漢國民政府以唐生智為北伐軍總指揮，於4月19日誓師北伐，南京國民政府亦於5月1日決定繼續北伐。
當武漢政權揮師北伐之際，武漢亦實行分共和清黨。武漢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通過取締共產黨案，並不准共產黨員以國民黨名義在黨政機關繼續任職。此時中共黨亦準備實行武裝暴動，以與國民黨爭奪革命領導權。7月13日，中共宣佈退出國民政府，同時詆毀汪精衛。31日，中共在蘇俄顧問的指揮下，發動南昌暴動，企圖建立地盤。8月1日，武漢國民政府明令討伐共產黨。不久，武漢國民黨政治委員會議決將跨黨及任職的共產黨員一併開除黨籍並免職。
武漢國民黨黨部與國民政府實行清共以後，汪精衛於1927年8月6日發表「錯誤與糾正」一文，向社會公開認錯。南京國民政府胡漢民、吳敬恆等與武漢國民政府皆贊成合作，汪即開始與寧方將領李宗仁和西山會議派將領許崇智接觸，醞釀寧漢統一，國民黨的武漢左傾政權遂近尾聲。武漢正式實行分共，但汪精衛同時也宣言「倒蔣」，並命唐生智東征，謂只要蔣氏去職，漢與寧兩政府即可合併。8月12日，蔣介石辭去總司令一職，離寧赴滬，隨即返回奉化故里，後又於9月末渡日。（11月10日自日本回到上海）
8月19日，武漢中央黨部、國民政府依中央擴大會議的決議，發表遷都南京宣言。9月5日，汪精衛到南京，譚延闓、孫科在上海會晤胡漢民、許崇智，決定寧漢滬三方合作。11日，寧漢滬三方主要負責人汪精衛、鄒魯（滬方）、李宗仁（寧方）等在上海商黨務統一問題。次日，三方推出代表，合組「特別委員會」為黨的最高機關，綜理黨務。汪精衛因提議召開四中全會被拒，黨務統一再度發生問題，於13日通電辭職，後於12月坐輪船去了法國。
1927年9月16日，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開會，議決國民政府組織，設外交、內政、財政等七部與軍事委員會。次日，通過國民政府委員四十六人，汪精衛、胡漢民、李烈鈞、蔡元培、譚延闓五人為常務委員，軍事委員會委員六十七人，主席團十四人，財政、交通、司法、外交等部部長。20日，國民政府委員和軍事委員在南京就職，國民政府和軍事委員會宣告成立。
北伐勝利和全國統一
1928年1月3日，國民政府任命蔣介石就任國府常務委員一職。次日，蔣由上海到南京。8日，國民政府重新任命蔣介石為北伐全軍總司令，次日，蔣通電繼續行使總司令職權。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於2月4日通過國民政府組織條例，設內政、外交、財政、交通、司法、農礦、工商七部。7日，推蔣介石、譚延闓、戴傳賢、丁惟汾、於右任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推國民政府委員四十九人，譚延闓、蔡元培、張人傑、李烈鈞、於右任為常務委員，譚延闓為國民政府主席；推軍事委員會委員七十三人，蔣介石為主席，策劃繼續北伐。
在這次會議上，與會者聽取了蔣介石的建議，即為了取代共產黨鼓動的階級鬥爭意識形態，國民黨應提倡國內互助和合作精神。一切宣傳以孫中山的建國方略為基礎，一切受共產黨影響的口號都應停止使用；黨的出版物應予以嚴格監督；對外事務的一切公開言行應符合黨的政策；國民黨應予淨化；清楚群眾運動中的共產黨影響；學生應把他們的注意力放在國家建設方面。上述建議很快獲得了通過，並預示了國民黨以後的發展方向。
隨著政治上安排的完成，蔣介石於3月31日自南京赴徐州，督師北伐。5月3日，濟南慘案發生，乃繞道繼續北伐。此時在北京的奉系張作霖為了避免受困，同意撤出北京。6月4日，張作霖離京返奉時被日本關東軍暗殺。8日，北伐軍進駐北京。閻錫山任北京衛戍司令。次日，蔣以北京克復，向國民政府辭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及軍事委員會主席職。15日，國民政府對外發表宣言，稱全國實現了統一。次日，國民政府派何成浚、周震鱗等往北京接收各機關。蔣介石表示國都早已決定南京，不應再加討論。外交部通知北京各國公使，派員與國民政府接洽外交。
而經過北伐後的蔣介石在國民黨的地位已是舉足輕重，成為國民黨的新領袖。
北伐勝利後，8月8日，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在南京正式開會。11日議決訓政時期遵照總理遺教，頒布約法，逐漸實施立法、行政、司法、考試、監察五院。10月3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通過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8日，中央常務會議通過任蔣介石、譚延闓、胡漢民等十六人為國民政府委員，蔣任主席。譚延闓、胡漢民、王寵惠、戴傳賢、蔡元培分任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院院長，五院組織法亦陸續公佈。10月10日，新任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及各委員宣誓就職。隨後，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及十部長就職，司法、立法兩院亦陸續成立。
12月29日，東三省易幟，奉系張學良通電稱接受南京國民政府的管轄，中華民國的統一到此實現。
蘇俄和中共背叛北伐和國民革命
在國民黨順應民心，繼續北伐之際，中共卻在蘇俄的授意下，公開背叛了北伐和國民革命。為什麼說中共背叛了北伐和國民革命呢？眾所周知，十幾年的軍閥割據和戰爭使國家處於分裂狀態，經濟發展緩慢甚至倒退，外交軟弱，而老百姓更是身受其苦，顛沛流離。國民黨北伐的目地就是順應民意，結束割據局面，統一全國，這自然受到廣泛的歡迎。但是，蘇俄和中共擔心國民黨北伐成功所帶來的巨大衝擊，將給力量仍處於弱勢的中共帶來致命危險，因此在一開始，就竭盡全力反對北伐。當反對不成時便利用北伐發動共產革命，繼而破壞北伐。(前文已經介紹)
當依舊達不到目地時，中共就在蘇俄的指使下走向了背叛北伐和國民革命。中共的這些行為是逆天意和人心的，而由此中共蛻變成了一個農民造反黨，並不斷書寫著其血腥、殘暴，充斥著謊言的發展歷史。
中共背叛北伐和國民革命的具體表現如下：
一、中共在蘇俄授意下，命令全體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其目地就是借助國民黨發展自身的實力。因此，他們在加入國民黨後，並沒有遵循國民黨黨綱，沒有遵循曾經對孫中山許下的不批評國民黨和不傳播共產主義思想的承諾，而且，逐漸攫取國民黨黨內權力；特別在國民黨二大上，基本攫取了國民黨黨中央的重要領導職務。當國民黨在蔣介石的率領下決意北伐後，中共利用這個機會，在剛剛建立了國民革命新政權的後方，發動土地革命，煽動農民造反，並一心要造成中共暴民政權和國民革命新政權並存的政治局面，直至取代國民革命新政權。據共產國際派駐中國代表羅易稱：「1926年11月（北伐出師後四個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確定了一個新的問題，問題的中心之點是，中國革命從何時開始，將發展為土地革命。」
1927年5月，俄共獨裁者斯大林對中共發出了五月指示，7月共產國際也給中共發出了七條指令，針對南京國民黨已經「清黨」和武漢國民黨就要「分共」的嚴峻形勢，指示中共「要進一步開展土地革命」。正是在蘇俄的指揮下，中共要在北伐勝利後方發動土地革命、建立工農政權的「二月政綱」，以及發動在兩湖高叫「一切權力歸農會」的農民運動。
二、中共在蘇俄授意下，背叛北伐和國民革命的主要手段是建立工農武裝，後稱紅軍，準備武裝暴亂。
1927年，共產國際指示中共說：「目前，我們應該刻不容緩的考慮到下列問題：改編軍隊，建立完全可靠的革命軍隊，建立軍隊同工人組織及農民組織之間的聯繫……應特別注意組織完全可靠的革命農工部隊，使共產黨員和堅定的國民黨左派滲入到部隊中，以肅清反革命分子，建立工人赤衛隊。」緊接著斯大林又給中共發來了「五月指示」。這個指示極其明確的說道：「必鬚根除對不可靠的將軍們的依賴性」；「必須嚴懲那些壞蛋」；「動員兩萬左右的共產黨員，加上湖南、湖北約五萬的革命工農，編成幾個新軍……組織（目前還不遲）一支可靠的軍隊……」
中共由此發動了在上海和武漢的武裝叛亂。而正是斯大林的「五月指示」和共產國際命令中共準備武裝叛亂的種種指令，以及中共在武漢、上海等地自組工農赤衛隊以準備武裝叛亂的行動，才最終把汪精衛逼上了決心「驅俄分共」的道路。
中共的上述背叛行動為北伐勝利後建立起的新國民政府，增添了許多亂象和干擾，也迷惑了眾多身在迷茫中的人們。同時，在農村，開始了對維持社會穩定的士紳階層的迫害。
但是，蘇俄和中共的企圖並沒有實現。北伐最終取得了勝利，同時國民黨開始清黨，並決心重建完全由國民黨人掌控的中華民國南京政權，以取代為蘇俄操控的武漢政府。此後，中共走上了公開叛亂和叛國的道路，並最終成為一個農民造反黨。
隋朝步虛大師的預言詩第四節中預言道：「干戈起，逐鹿忙，草莽英雄將出山，多少枕戈豪傑士，風雲聚會到江南，金陵日月又重光。」
「干戈起，逐鹿忙，草莽英雄將出山」草字頭下加「將」字為蔣，暗指草莽英雄蔣公嶄露頭角。英雄逐鹿中原，統一各派軍閥派系勢力，成為中國新的統帥。多少枕戈豪傑士，風雲聚會到江南，金陵日月又重光」民國始有起色，各路英雄豪傑、菁英人才共聚金陵南京，建立國民政府，國政日隆。
且看歷史的真實。
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和「清黨」及寧滬漢三方合作
1927年，北伐軍攻克江西後，進軍杭州，隨後進攻，攻克了上海和南京。3月，蔣介石抵達上海。蘇俄和中共在北伐中的種種行為，使蔣介石決定實行「清黨」和重建中華民國南京政權。
4月初，國民黨部隊在上海逐步解除了上海工人糾察隊的武裝，同時逮捕，處死了一些中共黨員。在廣州，國民黨也展開了清洗，大批中共黨員和激進分子被捕，一些人被處死。
4月17日，南京中央政治委員會議議決國民政府於18日開始在南京辦公，推胡漢民為國民政府委員會主席兼中央政治會議主席。次日，南京國民政府正式成立，寧漢從此分裂。23日，南京國民政府任伍朝樞為外交部長、古應芬代理財政部長、王伯群代理交通部長。
而武漢國民政府以唐生智為北伐軍總指揮，於4月19日誓師北伐，南京國民政府亦於5月1日決定繼續北伐。
當武漢政權揮師北伐之際，武漢亦實行分共和清黨。武漢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通過取締共產黨案，並不准共產黨員以國民黨名義在黨政機關繼續任職。此時中共黨亦準備實行武裝暴動，以與國民黨爭奪革命領導權。7月13日，中共宣佈退出國民政府，同時詆毀汪精衛。31日，中共在蘇俄顧問的指揮下，發動南昌暴動，企圖建立地盤。8月1日，武漢國民政府明令討伐共產黨。不久，武漢國民黨政治委員會議決將跨黨及任職的共產黨員一併開除黨籍並免職。
武漢國民黨黨部與國民政府實行清共以後，汪精衛於1927年8月6日發表「錯誤與糾正」一文，向社會公開認錯。南京國民政府胡漢民、吳敬恆等與武漢國民政府皆贊成合作，汪即開始與寧方將領李宗仁和西山會議派將領許崇智接觸，醞釀寧漢統一，國民黨的武漢左傾政權遂近尾聲。武漢正式實行分共，但汪精衛同時也宣言「倒蔣」，並命唐生智東征，謂只要蔣氏去職，漢與寧兩政府即可合併。8月12日，蔣介石辭去總司令一職，離寧赴滬，隨即返回奉化故里，後又於9月末渡日。（11月10日自日本回到上海）
8月19日，武漢中央黨部、國民政府依中央擴大會議的決議，發表遷都南京宣言。9月5日，汪精衛到南京，譚延闓、孫科在上海會晤胡漢民、許崇智，決定寧漢滬三方合作。11日，寧漢滬三方主要負責人汪精衛、鄒魯（滬方）、李宗仁（寧方）等在上海商黨務統一問題。次日，三方推出代表，合組「特別委員會」為黨的最高機關，綜理黨務。汪精衛因提議召開四中全會被拒，黨務統一再度發生問題，於13日通電辭職，後於12月坐輪船去了法國。
1927年9月16日，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開會，議決國民政府組織，設外交、內政、財政等七部與軍事委員會。次日，通過國民政府委員四十六人，汪精衛、胡漢民、李烈鈞、蔡元培、譚延闓五人為常務委員，軍事委員會委員六十七人，主席團十四人，財政、交通、司法、外交等部部長。20日，國民政府委員和軍事委員在南京就職，國民政府和軍事委員會宣告成立。
北伐勝利和全國統一
1928年1月3日，國民政府任命蔣介石就任國府常務委員一職。次日，蔣由上海到南京。8日，國民政府重新任命蔣介石為北伐全軍總司令，次日，蔣通電繼續行使總司令職權。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於2月4日通過國民政府組織條例，設內政、外交、財政、交通、司法、農礦、工商七部。7日，推蔣介石、譚延闓、戴傳賢、丁惟汾、於右任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推國民政府委員四十九人，譚延闓、蔡元培、張人傑、李烈鈞、於右任為常務委員，譚延闓為國民政府主席；推軍事委員會委員七十三人，蔣介石為主席，策劃繼續北伐。
在這次會議上，與會者聽取了蔣介石的建議，即為了取代共產黨鼓動的階級鬥爭意識形態，國民黨應提倡國內互助和合作精神。一切宣傳以孫中山的建國方略為基礎，一切受共產黨影響的口號都應停止使用；黨的出版物應予以嚴格監督；對外事務的一切公開言行應符合黨的政策；國民黨應予淨化；清楚群眾運動中的共產黨影響；學生應把他們的注意力放在國家建設方面。上述建議很快獲得了通過，並預示了國民黨以後的發展方向。
隨著政治上安排的完成，蔣介石於3月31日自南京赴徐州，督師北伐。5月3日，濟南慘案發生，乃繞道繼續北伐。此時在北京的奉系張作霖為了避免受困，同意撤出北京。6月4日，張作霖離京返奉時被日本關東軍暗殺。8日，北伐軍進駐北京。閻錫山任北京衛戍司令。次日，蔣以北京克復，向國民政府辭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及軍事委員會主席職。15日，國民政府對外發表宣言，稱全國實現了統一。次日，國民政府派何成浚、周震鱗等往北京接收各機關。蔣介石表示國都早已決定南京，不應再加討論。外交部通知北京各國公使，派員與國民政府接洽外交。
而經過北伐後的蔣介石在國民黨的地位已是舉足輕重，成為國民黨的新領袖。
北伐勝利後，8月8日，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在南京正式開會。11日議決訓政時期遵照總理遺教，頒布約法，逐漸實施立法、行政、司法、考試、監察五院。10月3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通過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8日，中央常務會議通過任蔣介石、譚延闓、胡漢民等十六人為國民政府委員，蔣任主席。譚延闓、胡漢民、王寵惠、戴傳賢、蔡元培分任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院院長，五院組織法亦陸續公佈。10月10日，新任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及各委員宣誓就職。隨後，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及十部長就職，司法、立法兩院亦陸續成立。
12月29日，東三省易幟，奉系張學良通電稱接受南京國民政府的管轄，中華民國的統一到此實現。
蘇俄和中共背叛北伐和國民革命
在國民黨順應民心，繼續北伐之際，中共卻在蘇俄的授意下，公開背叛了北伐和國民革命。為什麼說中共背叛了北伐和國民革命呢？眾所周知，十幾年的軍閥割據和戰爭使國家處於分裂狀態，經濟發展緩慢甚至倒退，外交軟弱，而老百姓更是身受其苦，顛沛流離。國民黨北伐的目地就是順應民意，結束割據局面，統一全國，這自然受到廣泛的歡迎。但是，蘇俄和中共擔心國民黨北伐成功所帶來的巨大衝擊，將給力量仍處於弱勢的中共帶來致命危險，因此在一開始，就竭盡全力反對北伐。當反對不成時便利用北伐發動共產革命，繼而破壞北伐。(前文已經介紹)
當依舊達不到目地時，中共就在蘇俄的指使下走向了背叛北伐和國民革命。中共的這些行為是逆天意和人心的，而由此中共蛻變成了一個農民造反黨，並不斷書寫著其血腥、殘暴，充斥著謊言的發展歷史。
中共背叛北伐和國民革命的具體表現如下：
一、中共在蘇俄授意下，命令全體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其目地就是借助國民黨發展自身的實力。因此，他們在加入國民黨後，並沒有遵循國民黨黨綱，沒有遵循曾經對孫中山許下的不批評國民黨和不傳播共產主義思想的承諾，而且，逐漸攫取國民黨黨內權力；特別在國民黨二大上，基本攫取了國民黨黨中央的重要領導職務。當國民黨在蔣介石的率領下決意北伐後，中共利用這個機會，在剛剛建立了國民革命新政權的後方，發動土地革命，煽動農民造反，並一心要造成中共暴民政權和國民革命新政權並存的政治局面，直至取代國民革命新政權。據共產國際派駐中國代表羅易稱：「1926年11月（北伐出師後四個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確定了一個新的問題，問題的中心之點是，中國革命從何時開始，將發展為土地革命。」
1927年5月，俄共獨裁者斯大林對中共發出了五月指示，7月共產國際也給中共發出了七條指令，針對南京國民黨已經「清黨」和武漢國民黨就要「分共」的嚴峻形勢，指示中共「要進一步開展土地革命」。正是在蘇俄的指揮下，中共要在北伐勝利後方發動土地革命、建立工農政權的「二月政綱」，以及發動在兩湖高叫「一切權力歸農會」的農民運動。
二、中共在蘇俄授意下，背叛北伐和國民革命的主要手段是建立工農武裝，後稱紅軍，準備武裝暴亂。
1927年，共產國際指示中共說：「目前，我們應該刻不容緩的考慮到下列問題：改編軍隊，建立完全可靠的革命軍隊，建立軍隊同工人組織及農民組織之間的聯繫……應特別注意組織完全可靠的革命農工部隊，使共產黨員和堅定的國民黨左派滲入到部隊中，以肅清反革命分子，建立工人赤衛隊。」緊接著斯大林又給中共發來了「五月指示」。這個指示極其明確的說道：「必鬚根除對不可靠的將軍們的依賴性」；「必須嚴懲那些壞蛋」；「動員兩萬左右的共產黨員，加上湖南、湖北約五萬的革命工農，編成幾個新軍……組織（目前還不遲）一支可靠的軍隊……」
中共由此發動了在上海和武漢的武裝叛亂。而正是斯大林的「五月指示」和共產國際命令中共準備武裝叛亂的種種指令，以及中共在武漢、上海等地自組工農赤衛隊以準備武裝叛亂的行動，才最終把汪精衛逼上了決心「驅俄分共」的道路。
中共的上述背叛行動為北伐勝利後建立起的新國民政府，增添了許多亂象和干擾，也迷惑了眾多身在迷茫中的人們。同時，在農村，開始了對維持社會穩定的士紳階層的迫害。
但是，蘇俄和中共的企圖並沒有實現。北伐最終取得了勝利，同時國民黨開始清黨，並決心重建完全由國民黨人掌控的中華民國南京政權，以取代為蘇俄操控的武漢政府。此後，中共走上了公開叛亂和叛國的道路，並最終成為一個農民造反黨。
2006年7月5日星期三
歷史真貌─命運多舛的時代 中華民國(大陸時期)(四)
廣州國民政府時期
袁世凱死後，南方各省逐漸脫離北京政府。1917年，孫中山來到廣州，成立了軍政府，並被推舉為大元帥。而北京政府因為內部紛爭，也無力南下討伐，南北方開始處於對峙狀態。孫中山組織了二次護法運動，但以失敗告終。後來由於陳炯明的叛亂，孫中山被迫逃離廣州。在廣東的滇軍、桂軍和一部分粵軍討伐陳炯明後，陳敗走惠州。1924年，孫中山再次回到廣州，以大元帥身份主持政務，廣州大本營正式成立（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
1925年，孫中山應北方軍閥馮玉祥等之請，北上商討國事。不料，孫中山因肝癌復發，於3月12日在北京逝世。
而此時的蔣介石，在出任黃埔軍校校長後，經過兩次東征勝利，統一了兩廣，成為革命軍英雄，和汪精衛、胡漢民並列國民黨領袖。1925年6月14日，中國國民黨政治委員會議決定組織國民政府，次日，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定改組大元帥府為國民政府。7月1日，廣州國民政府成立（大本營取消），採取委員制，汪精衛、胡漢民等十六人為委員，汪精衛為主席(汪受蘇俄支持)；推汪精衛、胡漢民、譚延闓、許崇智、林森為常務委員；設外交、軍事、財政等部，任命胡漢民為外交部長、許崇智為軍事部長、廖仲愷為財政部長。國民政府以國民黨為組成的基礎。另外設置軍事委員會，以蔣中正、汪精衛、譚延闓為常務委員，汪精衛兼任主席，負責軍事統一事宜；同時取消各種地方部隊的名稱，一律改為國民革命軍。
廣州政府由大元帥制改為委員制，從個人領導變成集體領導，親蘇俄與中共的汪精衛身兼國民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主席，完全是蘇俄策劃中共爭奪革命領導權的策略運用。而汪精衛為了鞏固自身地位，諸事聽從蘇俄和中共，企圖對國民黨中實力派的蔣介石有所不利。
1926年1月，國民黨「二大」召開，而中共的奪權計劃在此次會議上得以完全實現。國民黨中央常委、中央執委和中央委員中，共產黨身份者和國民黨親俄親共的「左派」領袖已分別佔到了三分之一以上，剩下的三分之一被認為是中派，蔣介石則被壓到了中共黨員譚平山之下。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中，中共黨員佔了大多數。由是，國民黨的「二大」實際上已被開成了共產黨的「二大」，國民黨中央的重要領導職務幾乎全部被共產黨所佔據，國民黨各級地方組織幾乎全部為「代國民黨建立黨部」的共產黨所把持。此時，孫中山提出的三民主義已經無人問津。
同樣，蔣介石在國民黨「二大」上提出的北伐建議，遭到了全體蘇俄顧問和中共的反對。蘇俄顧問鮑羅廷以「黨的力量在前，革命的武力在後」為理由，堅決反對北伐。隨後，蘇俄軍事顧問團所有成員，立即在黃埔軍校和國民革命軍中竭力鼓吹「北伐必敗論」，中共更於廣州市區到處散發傳單，廣貼標語，公開反對國民黨北伐，並散佈流言，首指主張北伐的蔣介石為「新軍閥」。李宗仁在《回憶錄》裡，就曾明確指出中共是反對國民革命軍北伐的。
為什麼蘇俄和中共如此害怕北伐呢？因為蘇俄明白，在其扶植下建立的中共，是無論如何也禁不起國民黨北伐成功所帶來的巨大衝擊的。因為，只要國民黨和蔣介石決心北伐，就極有可能將中共這個「政治寄生兒」甩到一邊去。但是在廣東，共產黨仍因國民黨的存在而存在。這樣只有把國民黨束縛在廣東，等到中共羽翼已豐，共產黨就可以消滅國民黨了。
但是，事情並沒有按照蘇俄和中共希望的方向發展。國民黨「二大」後，為保護國民黨反共元老，以及限制共產黨在國民黨中權力的擴張，蔣介石於3月下旬利用「 中山艦事件」，提出了整理黨務。
「中山艦事件」事件是指蔣介石於3月20日突然將在黃埔游弋的中山號炮艦扣留(蔣懷疑其目地是將自己綁架至俄國軟禁)，並逮捕了身為中共黨員的艦長，同時在廣州宣佈實施戒嚴令，下令其部隊解除保護蘇俄顧問住宅和中共控制的省港罷工委員會指揮部的衛兵的武裝。這次行動事先既沒有與汪精衛商量，也沒有提前警告蘇俄顧問。事後，汪精衛對蔣介石未經自己的命令擅自行動表示不滿，自23日後即隱匿不出。30日國民黨中央黨部議決汪未回任前由譚延闓代理國民政府主席一職。而蘇俄則被迫同意召回三名蔣介石最反對的蘇俄顧問，並從第一軍中撤去中共幹部，汪精衛去法國而告終。至此，蔣介石在國民黨內獨攬大權。
隨即，蔣介石於5月15日至25日召開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決定對國民黨內部的共產黨的影響進行嚴格的限制。這就是整理國民黨黨務，具體措施主要有：國民黨內的另一黨黨員，禁止批評領袖和三民主義；另一黨必須把參加年長的黨的黨員名單交給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主席，這些黨員在中央，省或市的國民黨執行委員會中所佔的席位不得超過三分之一，也不得擔任中央機構各部的部長；另一黨給它在國民黨內的黨員的命令必須先交給聯席會議，再由它轉交，國民黨黨員非經許可不得加入另一黨。違反這些條件的人將被立刻開除出黨。
整理黨務的結果是國民黨奪回了相當的權力，國民黨更加集中化，並確立了蔣介石的領導地位，中共黨員則被迫放棄了國民黨組織部，宣傳部和書記處等部門的重要職務。蔣介石開始著力於北伐。
國民黨北伐以及蘇俄和中共的反對、利用及破壞
*北伐開始和蘇俄及中共的極力反對
經過整理黨務之後，奪回了相當權力的國民黨決定開始北伐。1926年7月9日，蔣介石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誓師北伐。此時，基於前述原因，蘇俄和中共持堅決的反對態度。一方面，中共在其機關報《嚮導》雜誌上發表了「論國民政府之北伐」的文章，不僅猛烈攻擊蔣介石個人，而且公開反對北伐，並以所謂「革命的北伐時期尚未成熟。現在的實際問題，不是怎樣北伐，乃是怎樣防禦……」，以暗指由國民黨和蔣介石領導的北伐，不是「革命的北伐，而是反革命的北伐」。另一方面，發起迎汪歸國復任國民政府主席運動（當時汪在巴黎）。
北伐軍的第一個目標是湖南省。稍經戰鬥，國民革命軍就奪取了湘江流域的大部份地方。不久，在攻克湖北漢口、漢陽後，蔣介石決定移師進攻江西，同時電告廣州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代主席張人傑及國民政府代主席譚延闓等，派人赴武漢主持政務。其後，籲請廣州當局速將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移到武漢。
此時，北伐軍在江西的進攻受到了暫時的挫折。不過，在11月，終於攻克了南昌，但是兩個月的戰鬥中，國民革命軍傷亡近15000人。在攻打江西的同時，由國民黨將領何應欽率領的軍隊攻克了福建。這樣，到12月底，除了原來的廣東和通過談判而聯合的廣西外，國民黨人已經奪取了湖南、湖北、江西和福建的省城和主要城市。貴州的軍務督辦也把其省名義上交給國民政府管轄。上述七省總人口將近1.7億人。
廣州國民政府聯席會議遂於11月11日議決將政府北遷武漢；26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臨時會議又議決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皆遷往武漢。隨即，國民政府代理主席譚延闓即率領國民政府與中央黨部北上人員，分批自廣州出發，取道江西赴武漢。
而就在北伐軍不斷取得勝利的同時，蘇俄和中共利用廣州國民政府遷都武漢、而蔣介石又駐節南昌的機會，一手導演了一場由中共和國民黨親俄親共派共同發動的政變，試圖將他們在國民黨中已經失去的權力，全部搶奪回來。
1926年12月13日第一批到達武漢的國民黨中常委和國民政府委員孫科、宋子文、徐謙、蔣作賓、柏文蔚、吳玉章、宋慶齡、陳友仁、唐生智、董必武等，即在蘇俄顧問鮑羅廷的主持下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撇開當時國民黨的最高領導人蔣介石和其他非左派的領導人，成立所謂「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聯席會議」，推極左派徐謙為主席，宣佈在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未在鄂開會之前執行最高權力。這便是武漢「俄國政府」的「前身和班底」。
而31日抵達南昌的譚延闓、張人傑等人，即於1927年1月3日召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暫駐南昌，武漢僅設外交、交通、財政三部，鮑羅廷、徐謙等表示不能接受。
此後，武漢、南昌對臨時聯席會議的存廢與中央黨部、國民政府的遷移，雙方各執己見。為了平息內部紛爭，南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於2月8日議決將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遷往武漢。此後，又決定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正式在武漢辦公。3月3日，南昌中央政治會議通過中央黨部、國民政府於本月6日全部遷鄂。6日，譚延闓自南昌到武漢。
3月7日，由鮑羅廷提議並決定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舉行預備會議。會上，因譚延闓提出應推遲會期以待國民黨中央常委會主席和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蔣介石參加會議，卻立即遭到中共黨人和國民黨極左派的堅決反對。因在出席會議的三十三人中，中共和左派佔絕對優勢，譚延闓的提議遂被否決。由是，蘇俄顧問、中共和國民黨親俄親共派完全控制了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並在國民黨最高領導人蔣介石和其他領袖缺席的情況下，發動政變，決議廢除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委會主席一職，即等於撤銷了蔣介石中央常委會主席的職務；決議免去蔣介石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和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職務，組織部長職務虛位以待汪精衛歸國擔任，汪歸國前則由中共黨人吳玉章代理；決議由中共黨人重新擔任在國民黨二中全會以後所辭去的國民黨重要職務，從而推倒了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曾通過的「整理黨務案」；決議「提高黨權、限制蔣介石獨裁」，將正在領導著北伐戰爭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誣定為「新軍閥和新右派」，並從此立為被打倒的對象。
20日，國民政府新委員就職。汪則於4月1日自莫斯科返抵上海，10日到漢口，復任國民政府主席。
蘇俄和中共利用北伐發動工農革命
蘇俄和中共一方面決心反對北伐，一方面決定反對不成，就要利用北伐發動農民運動和土地革命。其目地，一是要將全國人民期待已久的「北伐打倒軍閥」改變為發動工農革命、實際是煽動農民造反，以造成發動中國共產革命的基礎；二是要借用國民革命的名義，並以混淆兩種不同的革命為手段，偷換國民革命的內容，以奪取發動共產革命的成功。
在北伐勝利進軍後的湖南，由中共煽動起來的農民運動，把軍閥已經打倒的湖南陷入了遍地暴民造反奪權的紅色恐怖之中。據大陸出版的《中國現代史》教材稱，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間，湖南農民運動已經發展到了要求解決土地問題的階段。4月10日，由中共操縱的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發表「告全省農民書」，提出農民運動不是減租減息，也不僅僅是要打倒土豪劣紳，而是解決土地問題。武漢國民黨中央遂由毛澤東和國民黨極左派鄧演達等成立了「土地委員會」，頒布「解決土地問題決議草案」和「處分逆產條例」。規定「凡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即一切反革命者的財產，皆為逆產，一經合法發覺即行沒收」。這個決議草案，因譚延闓等的反對而未能於武漢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通過。但是，因中共發動與建立的湖南各級農民協會不僅形同各級政府，有權有槍，而且自設公堂刑獄，動輒批判鬥爭，隨意逮捕殺人。中共領導人李立三的父親即為農民協會所槍決。北伐軍中許多出身於小地主的湖南籍中、下級軍官和士兵，其家人未能逃出者，亦多被批判、鬥爭、關押或捕殺。這初步暴露了中共血腥、殘暴的本性。
而在建立了國民政府的湖北武漢，工農運動亦是「如火如荼」。據同一本中共《中國現代史》教科書稱：早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湖北省就已經成立農民協會三十四個，會員已有二十八萬七千人。一九二七年三月底，武漢登記的工會組織已有五百多個，會員達八十萬之多。武漢工人運動的聲勢之大，「適如北伐軍取得武漢、江西與福建之震動於全中國、影響於全世界一樣」。而武漢工人運動給武漢地區和武漢國民政府所帶來的破壞，更是令人觸目驚心。正如這部《現代史》所「揭露」的那樣，由中共發動的武漢工人運動，「不僅隨意罷工，隨意要求增加工資，而且自組法庭監獄，隨便捕人施刑，動輒檢查火車輪船，隨便斷絕交通，隨意沒收分配工廠店舖的現象，更是隨時可見……在北伐軍佔領武漢後的兩個月中，工人、店員罷工可考者達三十六次之多……頻繁的罷工，不僅加劇了勞資糾紛，而且為武漢國民政府帶來了重重困難：一是日本和英國關閉了在武漢的全部企業，二是民族工商業主因工人運動而不能聊生者紛紛抽逃資金，關廠罷業，舉家潛逃。至一九二七年五月中旬，武漢一百三十多家大商行經營者僅剩二十四家，五月二十日武漢商人罷市，各家商店全部關門謝業，拒絕售貨。三是工人大批失業，至四月底已達三十萬人之巨。四是武漢國民政府收入日拙，月收入僅一百五十萬圓，支出卻達一千三百萬圓，只能靠大量發行紙幣以熬度艱難……」。至此，為北伐軍勝利佔領並建立了國民革命政權的武漢，幾乎被蘇俄和中共一手煽動並操縱的工農運動，鬧成了一個死島。
湖南和武漢如此，上海更是這樣。中共為了奪權而搶在北伐軍前面，在上海發動了三次武裝暴動，以圖謀在建立「上海市民政府」的名義下，建立「中國無產階級的巴黎公社」。在北伐軍佔領上海後，擅自組織工人武裝以橫行滬上，甚至威脅稱：「如軍政首長有意解散者，即為反革命。」整個上海世面混亂，人心不寧。上海商界更只能哀歎「自國軍臨滬以來，我商人乃處於憔悴呻吟之下」。
北伐軍雖然能夠打倒軍閥，卻因為蘇俄和中共一意要乘北伐之機發動共產革命，推倒國民革命，非但不能給人民帶來北伐打倒軍閥之後應有的和平安寧生活，卻反而只能陷人民於更大的「混亂、動亂和暴亂」之中。曾經親共近俄、並得到了蘇俄好處的馮玉祥，正是在看到了中共的暴行後才作出了「遠俄送共」的決定。他認為蘇俄與中共乃是「陽冒國民革命之名，陰布全國恐懼之毒」。此言不虛。
蘇俄和中共破壞北伐
前面所說，蘇俄和中共對北伐的最大破壞就是利用北伐，發動共產革命。此外，在武漢掀起了大規模的反蔣運動，並將汪精衛迎回，就任國民政府主席，以與蔣介石分權。國民黨面臨著再一次分裂。
簡言之，為避免國民黨勢力的壯大，蘇俄與中共首先堅決反對北伐，當反對不成時便利用北伐發動共產革命，繼而破壞北伐。當依舊達不到目地時，中共就在蘇俄的指使下走向了背叛革命。
袁世凱死後，南方各省逐漸脫離北京政府。1917年，孫中山來到廣州，成立了軍政府，並被推舉為大元帥。而北京政府因為內部紛爭，也無力南下討伐，南北方開始處於對峙狀態。孫中山組織了二次護法運動，但以失敗告終。後來由於陳炯明的叛亂，孫中山被迫逃離廣州。在廣東的滇軍、桂軍和一部分粵軍討伐陳炯明後，陳敗走惠州。1924年，孫中山再次回到廣州，以大元帥身份主持政務，廣州大本營正式成立（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
1925年，孫中山應北方軍閥馮玉祥等之請，北上商討國事。不料，孫中山因肝癌復發，於3月12日在北京逝世。
而此時的蔣介石，在出任黃埔軍校校長後，經過兩次東征勝利，統一了兩廣，成為革命軍英雄，和汪精衛、胡漢民並列國民黨領袖。1925年6月14日，中國國民黨政治委員會議決定組織國民政府，次日，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定改組大元帥府為國民政府。7月1日，廣州國民政府成立（大本營取消），採取委員制，汪精衛、胡漢民等十六人為委員，汪精衛為主席(汪受蘇俄支持)；推汪精衛、胡漢民、譚延闓、許崇智、林森為常務委員；設外交、軍事、財政等部，任命胡漢民為外交部長、許崇智為軍事部長、廖仲愷為財政部長。國民政府以國民黨為組成的基礎。另外設置軍事委員會，以蔣中正、汪精衛、譚延闓為常務委員，汪精衛兼任主席，負責軍事統一事宜；同時取消各種地方部隊的名稱，一律改為國民革命軍。
廣州政府由大元帥制改為委員制，從個人領導變成集體領導，親蘇俄與中共的汪精衛身兼國民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主席，完全是蘇俄策劃中共爭奪革命領導權的策略運用。而汪精衛為了鞏固自身地位，諸事聽從蘇俄和中共，企圖對國民黨中實力派的蔣介石有所不利。
1926年1月，國民黨「二大」召開，而中共的奪權計劃在此次會議上得以完全實現。國民黨中央常委、中央執委和中央委員中，共產黨身份者和國民黨親俄親共的「左派」領袖已分別佔到了三分之一以上，剩下的三分之一被認為是中派，蔣介石則被壓到了中共黨員譚平山之下。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中，中共黨員佔了大多數。由是，國民黨的「二大」實際上已被開成了共產黨的「二大」，國民黨中央的重要領導職務幾乎全部被共產黨所佔據，國民黨各級地方組織幾乎全部為「代國民黨建立黨部」的共產黨所把持。此時，孫中山提出的三民主義已經無人問津。
同樣，蔣介石在國民黨「二大」上提出的北伐建議，遭到了全體蘇俄顧問和中共的反對。蘇俄顧問鮑羅廷以「黨的力量在前，革命的武力在後」為理由，堅決反對北伐。隨後，蘇俄軍事顧問團所有成員，立即在黃埔軍校和國民革命軍中竭力鼓吹「北伐必敗論」，中共更於廣州市區到處散發傳單，廣貼標語，公開反對國民黨北伐，並散佈流言，首指主張北伐的蔣介石為「新軍閥」。李宗仁在《回憶錄》裡，就曾明確指出中共是反對國民革命軍北伐的。
為什麼蘇俄和中共如此害怕北伐呢？因為蘇俄明白，在其扶植下建立的中共，是無論如何也禁不起國民黨北伐成功所帶來的巨大衝擊的。因為，只要國民黨和蔣介石決心北伐，就極有可能將中共這個「政治寄生兒」甩到一邊去。但是在廣東，共產黨仍因國民黨的存在而存在。這樣只有把國民黨束縛在廣東，等到中共羽翼已豐，共產黨就可以消滅國民黨了。
但是，事情並沒有按照蘇俄和中共希望的方向發展。國民黨「二大」後，為保護國民黨反共元老，以及限制共產黨在國民黨中權力的擴張，蔣介石於3月下旬利用「 中山艦事件」，提出了整理黨務。
「中山艦事件」事件是指蔣介石於3月20日突然將在黃埔游弋的中山號炮艦扣留(蔣懷疑其目地是將自己綁架至俄國軟禁)，並逮捕了身為中共黨員的艦長，同時在廣州宣佈實施戒嚴令，下令其部隊解除保護蘇俄顧問住宅和中共控制的省港罷工委員會指揮部的衛兵的武裝。這次行動事先既沒有與汪精衛商量，也沒有提前警告蘇俄顧問。事後，汪精衛對蔣介石未經自己的命令擅自行動表示不滿，自23日後即隱匿不出。30日國民黨中央黨部議決汪未回任前由譚延闓代理國民政府主席一職。而蘇俄則被迫同意召回三名蔣介石最反對的蘇俄顧問，並從第一軍中撤去中共幹部，汪精衛去法國而告終。至此，蔣介石在國民黨內獨攬大權。
隨即，蔣介石於5月15日至25日召開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決定對國民黨內部的共產黨的影響進行嚴格的限制。這就是整理國民黨黨務，具體措施主要有：國民黨內的另一黨黨員，禁止批評領袖和三民主義；另一黨必須把參加年長的黨的黨員名單交給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主席，這些黨員在中央，省或市的國民黨執行委員會中所佔的席位不得超過三分之一，也不得擔任中央機構各部的部長；另一黨給它在國民黨內的黨員的命令必須先交給聯席會議，再由它轉交，國民黨黨員非經許可不得加入另一黨。違反這些條件的人將被立刻開除出黨。
整理黨務的結果是國民黨奪回了相當的權力，國民黨更加集中化，並確立了蔣介石的領導地位，中共黨員則被迫放棄了國民黨組織部，宣傳部和書記處等部門的重要職務。蔣介石開始著力於北伐。
國民黨北伐以及蘇俄和中共的反對、利用及破壞
*北伐開始和蘇俄及中共的極力反對
經過整理黨務之後，奪回了相當權力的國民黨決定開始北伐。1926年7月9日，蔣介石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誓師北伐。此時，基於前述原因，蘇俄和中共持堅決的反對態度。一方面，中共在其機關報《嚮導》雜誌上發表了「論國民政府之北伐」的文章，不僅猛烈攻擊蔣介石個人，而且公開反對北伐，並以所謂「革命的北伐時期尚未成熟。現在的實際問題，不是怎樣北伐，乃是怎樣防禦……」，以暗指由國民黨和蔣介石領導的北伐，不是「革命的北伐，而是反革命的北伐」。另一方面，發起迎汪歸國復任國民政府主席運動（當時汪在巴黎）。
北伐軍的第一個目標是湖南省。稍經戰鬥，國民革命軍就奪取了湘江流域的大部份地方。不久，在攻克湖北漢口、漢陽後，蔣介石決定移師進攻江西，同時電告廣州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代主席張人傑及國民政府代主席譚延闓等，派人赴武漢主持政務。其後，籲請廣州當局速將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移到武漢。
此時，北伐軍在江西的進攻受到了暫時的挫折。不過，在11月，終於攻克了南昌，但是兩個月的戰鬥中，國民革命軍傷亡近15000人。在攻打江西的同時，由國民黨將領何應欽率領的軍隊攻克了福建。這樣，到12月底，除了原來的廣東和通過談判而聯合的廣西外，國民黨人已經奪取了湖南、湖北、江西和福建的省城和主要城市。貴州的軍務督辦也把其省名義上交給國民政府管轄。上述七省總人口將近1.7億人。
廣州國民政府聯席會議遂於11月11日議決將政府北遷武漢；26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臨時會議又議決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皆遷往武漢。隨即，國民政府代理主席譚延闓即率領國民政府與中央黨部北上人員，分批自廣州出發，取道江西赴武漢。
而就在北伐軍不斷取得勝利的同時，蘇俄和中共利用廣州國民政府遷都武漢、而蔣介石又駐節南昌的機會，一手導演了一場由中共和國民黨親俄親共派共同發動的政變，試圖將他們在國民黨中已經失去的權力，全部搶奪回來。
1926年12月13日第一批到達武漢的國民黨中常委和國民政府委員孫科、宋子文、徐謙、蔣作賓、柏文蔚、吳玉章、宋慶齡、陳友仁、唐生智、董必武等，即在蘇俄顧問鮑羅廷的主持下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撇開當時國民黨的最高領導人蔣介石和其他非左派的領導人，成立所謂「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聯席會議」，推極左派徐謙為主席，宣佈在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未在鄂開會之前執行最高權力。這便是武漢「俄國政府」的「前身和班底」。
而31日抵達南昌的譚延闓、張人傑等人，即於1927年1月3日召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暫駐南昌，武漢僅設外交、交通、財政三部，鮑羅廷、徐謙等表示不能接受。
此後，武漢、南昌對臨時聯席會議的存廢與中央黨部、國民政府的遷移，雙方各執己見。為了平息內部紛爭，南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於2月8日議決將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遷往武漢。此後，又決定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正式在武漢辦公。3月3日，南昌中央政治會議通過中央黨部、國民政府於本月6日全部遷鄂。6日，譚延闓自南昌到武漢。
3月7日，由鮑羅廷提議並決定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舉行預備會議。會上，因譚延闓提出應推遲會期以待國民黨中央常委會主席和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蔣介石參加會議，卻立即遭到中共黨人和國民黨極左派的堅決反對。因在出席會議的三十三人中，中共和左派佔絕對優勢，譚延闓的提議遂被否決。由是，蘇俄顧問、中共和國民黨親俄親共派完全控制了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並在國民黨最高領導人蔣介石和其他領袖缺席的情況下，發動政變，決議廢除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委會主席一職，即等於撤銷了蔣介石中央常委會主席的職務；決議免去蔣介石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和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職務，組織部長職務虛位以待汪精衛歸國擔任，汪歸國前則由中共黨人吳玉章代理；決議由中共黨人重新擔任在國民黨二中全會以後所辭去的國民黨重要職務，從而推倒了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曾通過的「整理黨務案」；決議「提高黨權、限制蔣介石獨裁」，將正在領導著北伐戰爭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誣定為「新軍閥和新右派」，並從此立為被打倒的對象。
20日，國民政府新委員就職。汪則於4月1日自莫斯科返抵上海，10日到漢口，復任國民政府主席。
蘇俄和中共利用北伐發動工農革命
蘇俄和中共一方面決心反對北伐，一方面決定反對不成，就要利用北伐發動農民運動和土地革命。其目地，一是要將全國人民期待已久的「北伐打倒軍閥」改變為發動工農革命、實際是煽動農民造反，以造成發動中國共產革命的基礎；二是要借用國民革命的名義，並以混淆兩種不同的革命為手段，偷換國民革命的內容，以奪取發動共產革命的成功。
在北伐勝利進軍後的湖南，由中共煽動起來的農民運動，把軍閥已經打倒的湖南陷入了遍地暴民造反奪權的紅色恐怖之中。據大陸出版的《中國現代史》教材稱，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間，湖南農民運動已經發展到了要求解決土地問題的階段。4月10日，由中共操縱的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發表「告全省農民書」，提出農民運動不是減租減息，也不僅僅是要打倒土豪劣紳，而是解決土地問題。武漢國民黨中央遂由毛澤東和國民黨極左派鄧演達等成立了「土地委員會」，頒布「解決土地問題決議草案」和「處分逆產條例」。規定「凡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即一切反革命者的財產，皆為逆產，一經合法發覺即行沒收」。這個決議草案，因譚延闓等的反對而未能於武漢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通過。但是，因中共發動與建立的湖南各級農民協會不僅形同各級政府，有權有槍，而且自設公堂刑獄，動輒批判鬥爭，隨意逮捕殺人。中共領導人李立三的父親即為農民協會所槍決。北伐軍中許多出身於小地主的湖南籍中、下級軍官和士兵，其家人未能逃出者，亦多被批判、鬥爭、關押或捕殺。這初步暴露了中共血腥、殘暴的本性。
而在建立了國民政府的湖北武漢，工農運動亦是「如火如荼」。據同一本中共《中國現代史》教科書稱：早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湖北省就已經成立農民協會三十四個，會員已有二十八萬七千人。一九二七年三月底，武漢登記的工會組織已有五百多個，會員達八十萬之多。武漢工人運動的聲勢之大，「適如北伐軍取得武漢、江西與福建之震動於全中國、影響於全世界一樣」。而武漢工人運動給武漢地區和武漢國民政府所帶來的破壞，更是令人觸目驚心。正如這部《現代史》所「揭露」的那樣，由中共發動的武漢工人運動，「不僅隨意罷工，隨意要求增加工資，而且自組法庭監獄，隨便捕人施刑，動輒檢查火車輪船，隨便斷絕交通，隨意沒收分配工廠店舖的現象，更是隨時可見……在北伐軍佔領武漢後的兩個月中，工人、店員罷工可考者達三十六次之多……頻繁的罷工，不僅加劇了勞資糾紛，而且為武漢國民政府帶來了重重困難：一是日本和英國關閉了在武漢的全部企業，二是民族工商業主因工人運動而不能聊生者紛紛抽逃資金，關廠罷業，舉家潛逃。至一九二七年五月中旬，武漢一百三十多家大商行經營者僅剩二十四家，五月二十日武漢商人罷市，各家商店全部關門謝業，拒絕售貨。三是工人大批失業，至四月底已達三十萬人之巨。四是武漢國民政府收入日拙，月收入僅一百五十萬圓，支出卻達一千三百萬圓，只能靠大量發行紙幣以熬度艱難……」。至此，為北伐軍勝利佔領並建立了國民革命政權的武漢，幾乎被蘇俄和中共一手煽動並操縱的工農運動，鬧成了一個死島。
湖南和武漢如此，上海更是這樣。中共為了奪權而搶在北伐軍前面，在上海發動了三次武裝暴動，以圖謀在建立「上海市民政府」的名義下，建立「中國無產階級的巴黎公社」。在北伐軍佔領上海後，擅自組織工人武裝以橫行滬上，甚至威脅稱：「如軍政首長有意解散者，即為反革命。」整個上海世面混亂，人心不寧。上海商界更只能哀歎「自國軍臨滬以來，我商人乃處於憔悴呻吟之下」。
北伐軍雖然能夠打倒軍閥，卻因為蘇俄和中共一意要乘北伐之機發動共產革命，推倒國民革命，非但不能給人民帶來北伐打倒軍閥之後應有的和平安寧生活，卻反而只能陷人民於更大的「混亂、動亂和暴亂」之中。曾經親共近俄、並得到了蘇俄好處的馮玉祥，正是在看到了中共的暴行後才作出了「遠俄送共」的決定。他認為蘇俄與中共乃是「陽冒國民革命之名，陰布全國恐懼之毒」。此言不虛。
蘇俄和中共破壞北伐
前面所說，蘇俄和中共對北伐的最大破壞就是利用北伐，發動共產革命。此外，在武漢掀起了大規模的反蔣運動，並將汪精衛迎回，就任國民政府主席，以與蔣介石分權。國民黨面臨著再一次分裂。
簡言之，為避免國民黨勢力的壯大，蘇俄與中共首先堅決反對北伐，當反對不成時便利用北伐發動共產革命，繼而破壞北伐。當依舊達不到目地時，中共就在蘇俄的指使下走向了背叛革命。
訂閱：
文章 (Atom)
熱門文章
-
中國傳說時代 事件 遠古與 三皇 時期 盤古開天闢地 · 女媧補天造人 · 伏羲建八卦 · 燧人鑽燧取火 · 有巢構木為巢 · 共工怒觸不周山 · 神農嘗百草 五帝 時期 禪讓政治 · 阪泉之戰 · 涿鹿之戰 ...
-
祆教 瑣羅亞斯德教（英文 : Zoroastrianism，波斯文：زرتشتیگری），基督教誕生之前中東西亞最具影響力的宗教，古代波斯帝國的國教。曾被伊斯蘭教徒貶稱為「拜火教」，在中國稱為「祆教」（「祆」，拼音：xiān，中古拼音：hen，意為天意所授之教，這是專門創造的一...
-
二十四史 ， 中國 古代 各朝 撰寫的二十四部史書的總稱，是被歷來的朝代納為正統的史書，故又稱「 正史 」。它上起傳說中的 黃帝 （ 前2550年 ），止於 明朝 崇禎 十七年（ 1644年 ），計3213卷，約4000萬字，用統一的有本紀、列傳的 紀傳體 編寫。 1921年 ...
-
新文化運動 (一)導言: 1.新文化運動的年代：1915-1923 新文化運動是一場發生於二十世紀前期的啟蒙運動。它的時間斷限，有廣狹兩種說法。狹義的說法認為應從1917年到1921年。廣義的說法則主張從1915年到1923年。無論採取那一個說法，均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將新文...
-
《史記》興《漢書》是中國史學上兩大名著。《史記》是紀傳體通史之始祖．而《漢書》為紀傳體斷代史之鼻祖，二者皆影響後世很大。但由于兩書的作者無論在背景，立場皆有不同，故實有不少相異之處，現將其異同分述如下： 一、立場方面： 《史記》是一本「私書」。司馬遷在《報任少卿書》裏說明...
-
老莊學說比較 據《漢書．藝文志》記載，「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其學說約出現於春秋戰國時代，當時社會動盪，戰爭頻仍，學者目睹人世慘變，自然容易產生厭世的觀念。其代表人物為老子及莊子，兩人學說均以崇尚自然為大要，但其中`他也有許多不同的思想，現分析兩者的思想如下: 在宇宙觀...
-
中共內鬥到肅反運動 中共在三反、五反運動結束後，毛澤東似乎仍然意猶未盡。1953年1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毛起草的《關於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命令主義和反對違法亂紀的指示》，各地開展「新三反」運動。7月，朝鮮停戰。 同時，中共在發動了一系列鬥爭，取得了絕對的權力後，制定了犧牲農業，全力...
-
中共對知識份子的迫害：1957年的反右運動 在中共業已走過的歷史中，撒下了不計其數的謊言。1957年的反右運動就是這其中可以排在前列的謊言之一。海外學者丁抒先生著的《陽謀》一書以詳盡的史料，揭示了這一段歷史的真象，讓我們深切的瞭解到這一運動發生的始末，發生的一幕幕慘劇，以及中共的...
-
佛教本為外來宗教，然經過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兩次滅佛後，仍能在中國根深蒂固。更在唐時大盛，成為中國宗教發展史中一個重要時代，並且，在當時無論在社會﹑經濟及文化都有重要的影響。分述於下： 首先。佛教能夠大盛於唐。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它的教義已趨完備。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國。起初是毫無...
-
中華人民共和國 歷史 毛澤東 時期 （1949年－ 1976年） 解放戰爭 土地革命戰爭 抗日戰爭 中共七大 重慶談判 與 雙十協定 中原突圍 魯西南戰役 三大戰役 渡江戰役 金門戰役 西南戰役 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