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嘯北風

馬嘯北風：西夏崛起真相解密

黨項之羌

在我國廣袤的西部地區，曾遊牧過許多少數民族，羌族就是其中最古老的一支。它的歷史可以追溯到黃帝時期，在殷商的甲骨卜辭和《詩經》裏，都有關於羌人與商人、周人作戰的記載。如《詩經•殷武》：「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說明羌人很早就臣服于商朝。

羌族世居青海，分為三支，東漢時進入西藏的一支叫發羌，後建立了吐蕃王朝，另一支黨項羌也曾進入西藏，但卻遭到了唐旄羌的阻止，不得已又退回到了松州附近遊牧，即今青海省東南部黃河一帶。黨項羌人是以原始的氏族血緣關係為紐帶，逐漸形成了拓跋部、黑部、雪山部等八個部落，其中拓跋部最為強盛。

西晉時，北方鮮卑族慕容部的首領吐穀渾因與鮮卑大單于慕容廆不和，率所分1700戶人家，西遷到青海一帶。吐穀渾有子60人，皆力大如牛，羌人和匈奴人畏之如虎，長子慕容吐延嗣位，建立吐穀渾汗國。為籠絡黨項羌人，吐穀渾部落世與拓跋部通婚。黨項羌由此壯大起來。後吐谷渾為唐李靖所滅，黨項羌開始內附，其首領拓拔赤辭降唐，賜國姓李，遷其族人至慶陽（今甘肅慶陽），加封號為西戎州都督。

唐初，吐蕃崛起，不但壓榨欺侮黨項民族，還多次襲殺黨項拓拔首領。黨項各部落又被迫內遷，依附中原政權。經過這兩次內遷，黨項部落逐漸集中到了今甘肅東部、寧夏和陝西北部一帶。遷居夏州的部落，稱為平夏部，仍以遊牧為主。黨項人善養馬，「黨項馬」聲名遠播，騎手都以能擁有一匹「黨項馬」為榮。唐時，對少數民族的管理，主要是採取羈縻州政策，往往以部落首領充任州刺史或節度使來管理本部事務。

895年冬，黃巢起義軍逼近長安，黨項平夏部首領拓拔思恭隨李克用父子攻入長安。其弟拓拔思忠戰死。唐僖宗嘉其忠勇，升夏州為定難軍，令劃夏、銀（今陝西榆林）、綏（今綏德）、宥（今靖邊東）、靜（今米脂東）等五州地區為定難軍領地，擢拓拔思恭為節度使，晉爵夏國公，復賜李姓。從此，黨項族才算真正擁有了一塊屬於自己的根據地，成為藩鎮。擁兵自雄，割據一方。此時，黨項族還處在氏族部落時期，散居各地，以遊牧為主，沒有形成真正統一的部落聯盟。但拓拔思恭被朝廷任命為定難軍節度使之後，無疑成為黨項族眾望所歸的領袖。也因為有了自己的領地，一些黨項部落遂進入漢地，入居州城，黨項族的社會形態由此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那些放棄遊牧，接受漢族生活方式，從事農業和工商業的黨項部落成員及貴族酋長，被稱為「熟戶」。仍居留原地的、繼續從事遊牧活動的氏族和部落，則被稱為「生戶」。雖然黨項貴族們進城了，但原始民族的本性依舊，掠奪成性，拓跋氏集團依靠武力，頻繁劫奪漢人和其他少數民族的人口和牲畜，逐漸積累起大量的財富和奴隸，由此形成了黨項貴族的奴隸主集團。

五代中原戰亂，王朝走馬燈似的更換，亂紛紛你方唱罷我登場，但黨項族所居的夏州絲毫沒有受到影響，拓拔思恭的後裔繼續繼承唐時定難軍節度使的稱號，相反，梁、唐、晉、漢、周等中原政權，為了各自的利益，又無不對拓跋氏集團施以懷柔之策，恩賞有加，連續被招封，在定難軍節度使名號上再晉爵為西平王。960年宋朝代周而立後，又馬上加封定難軍節度使李彝興以太尉的稱號。拓跋氏集團就在這種逐一內附中，不但多次度過政權危機，也使得夏州集團在夾縫中伺機發展和壯大起來。


兄弟鬩牆

宋朝建國後，有志於統一中國，因此對地方割據政權實施譾滅政策。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恩威並施，大棒和胡蘿卜雙管齊下。普天之下，概莫能外。但宋在黨項部落強制推行「漢法」，就不可避免地與黨項奴隸主貴族的根本利益發生了矛盾。在黨項內部，圍繞著是繼續採取依附政策，或是以武拒統，保持遊牧民族的特性等方向性問題，發生了激烈的爭吵甚至相互爭戰。雖然夏州地方政權自唐末以來就開始自主經營，保有事實上的獨立，但與龐大的宋帝國相比，黨項的五州之地微若纖塵，與宋抗爭，無異於以鼠搏象，以卵擊石。拓跋部首領李繼捧權衡利弊後，決定應詔入京，獻地內遷。遂率領部落、氏族長270餘人、民戶5萬余帳，于太平興國七年（982年）遷居宋朝的首都東京。宋太宗賜李繼捧國姓趙氏，並加封其為彰德軍節度使。宋朝遂佔據了夏、銀、綏、宥、靜等五州之地。

但是，住在銀州的李繼捧的堂弟李繼遷卻心有不甘，不願內遷。李繼遷少年時，即膂力過人，膽識非凡，曾一箭射死兇狠的斑斕猛虎，人稱「射虎英雄」，被黨項人視為民族的驕傲。李繼遷時年20歲，襲父職為銀州防禦使。他對謀士張浦（銀州漢人）憂戚地說道：「夏州乃我祖居之地，倘若舉族遷入京師，無疑樹拔其根，房動其基，山河雖壯美，早晚是人家的砧上之味。」

張浦與他分析天下大勢後，建議他北走朔漠，積蓄力量，爭取外援，窺伺機會，然後捲土重來。李繼遷遂採納張浦之策，假託乳母死亡，以出城安葬之名，暗藏兵器於喪車內，率部落氏族長不願依宋者數十人，避走夏州東北300餘裏的地斤澤（今內蒙古伊克昭盟巴顏淖爾），開始走上抗宋之路，點燃起了收復故土的烽火煙霞。

此後二年，李繼遷以恢復祖先故土為號召，聯絡黨項其他氏族部落，屢屢攻宋，但每次都以失敗告終。宋為徹底消除隱患，於984年，派夏州都巡檢使曹光實，夜襲地斤澤，大敗李繼遷，火燒黨項部落400餘帳，俘獲李繼遷妻、母以歸。李繼遷率殘部狼狽逃竄，敗退至夏州北一個叫黃羊平的地方，爭取到了黨項野利氏的支持，並與之聯姻。野利部落是大族，具有號召力，很快便得到散居於山谷間的其他部落長的支援，力量迅速壯大。985年2月，李繼遷採納張浦詐降之計，襲殺曹光實，輕取銀州，聲威大震，蕃族的依附者日眾。部眾欲擁立他為王。張浦勸道：「只得一州，便妄自尊大，不是好事。」

李繼遷遂自稱都知蕃落使，權知定難軍留後，其他征戰的部落長也都各有所封，即把夏州以及宋朝西北的一些州郡，以州刺史的名義分封給他們作為虛銜，許諾一旦攻取這些州郡，立即兌現諾言，以此激勵他們死戰。

宋太宗聞知，大為震怒，遂於當年三四月間，派大軍征討。黨項部落乃烏合之眾，以劫掠為主，一遇宋軍，即潰不成軍，非降即亡。李繼遷見部落敗潰，遂於986年，降附遼朝，結遼以抗宋。遼聖宗遂授予他定難軍節度使、都督夏州諸軍事之職，並將宗室女義成公主嫁給他。

背後有強盛的遼國的支持，李繼遷又有了與宋抗爭的資本了。宋得知李繼遷附遼，攻取夏州，乃採取「以夷制夷」之策，授李繼捧夏州刺史、定難軍節度使及五州觀察使等職，並賜名趙保忠，以示恩寵，入守夏州，與李繼遷爭取黨項的民心。

李繼遷與李繼捧遂在夏州一帶展開爭奪戰，因為背後各有宋、遼的支持，爭鋒的結果是勢力彼消此長，互有勝負。

990 年10月，黨項貴族破醜重遇貴詐降李繼捧，為李繼遷攻城內應。李繼捧大敗。李繼遷遂攻佔銀州、綏州。997年，宋太宗死，宋真宗即位。已被李繼遷騷擾得疲憊不堪的宋朝，不得已，決定採取綏靖政策，乃和李繼遷議和，決定恢復黨項故地，復授其定難軍節度使稱號。經過十多年的戰鬥，李繼遷終於奪回了五州之地，實現了收復故土的最初夙願。從此，他便以此為根據地，四處攻略，黨項族由此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歷史時期。


依遼和宋

李繼遷取得五州之地後，聲勢大振，也由此極大地膨脹了他的野心。為了進一步擴張勢力，保持黨項族的獨立和政權割據，繼續拓展生存空間，他把攻掠的重點放在了西部。因為北部、東北部是強大的遼朝，東部、南部是強盛的宋朝，而只有西部，是早已衰落的回鶻和吐蕃部落。為了西進戰略的實施，攻取靈州（今寧夏靈武）就是首當其衝的關鍵一步。靈州位於黃河上游，河套以西，地肥水美，宜農宜牧，有「塞上江南」之稱。又西倚賀蘭山，北控大漠，南抱河西走廊，是宋朝西部邊陲的咽喉重鎮，靈州一失，沿邊各郡即不可保。因此，宋朝極為重視，派6萬大軍防禦。雙方經過大小上百次戰鬥，李繼遷終於在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攻陷靈州，改靈州為西平府，並於次年自夏州遷都於此，作為西進的據點。在靈州周圍，散居著回鶻、吐蕃等遊牧部落，李繼遷要向西發展，開拓疆土，勢必與這些吐蕃部落發生殊死的衝突。回鶻、吐蕃為了自存自保，紛紛依附宋朝對抗黨項。宋朝失靈州後，便加封吐蕃六穀部酋長潘羅支為朔方節度使，統治西涼。咸平六年（1003年）11月，李繼遷又率軍攻下西涼府（今甘肅武威），潘羅支偽降，就在李繼遷放鬆警惕後，潘羅支暗中聯合其他部族，於途中邀擊李繼遷。李繼遷被流矢所中，逃回靈州。于宋景德元年（1004年）正月去世，年僅42歲。

潘羅支射殺李繼遷後，黨項與吐蕃諸部便結下了血海仇恨。李繼遷臨終時，遺囑其子李德明，和于遼、宋，騰出手來，集中優勢兵力，「西掠吐蕃強馬，北收回鶻銳兵」。李德明秉其遺訓，「傾心內附」。遂向遼、宋報喪。遼封李德明為西平王，宋亦授李德明為定難軍節度使、西平王。李德明同時向兩國稱臣，接受兩國封號。並與宋達成「景德和約」，開闢榷場貿易。因此，在李德明統治黨項的 20多年時間裏，除有小的摩擦外，基本上保持著和好關係。李德明在穩固了北方和東方之後，便集中優勢兵力對回鶻和吐蕃部落展開大規模的攻掠。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10月，李德明派兵攻打盤踞西涼府的六穀部，不勝，便轉而引兵攻回鶻，遭回鶻軍隊伏擊，黨項兵大敗。遂於第二年的四月，李德明派謀臣張浦率精兵2萬向回鶻復仇，攻打甘州（今甘肅張掖市），結果仍以失敗告終；1011年，李德明終於襲據涼州，但五年後，又被回鶻奪走。回鶻的強大成了他的心腹大患。因此，當回鶻在1026年叛遼自立時，李德明積極鼓動遼、宋西向用兵，李德明派出精兵助戰，但遼、黨項聯兵竟不能勝。1028年，李德明再派長子李元昊率黨項大軍與回鶻作戰，不久即攻下甘州，後又奪得西涼府。經過20多年的苦戰，黨項終於取得了對回鶻的決定性勝利。瓜州回鶻可汗賢順見黨項士氣如虹，兵鋒正盛，也不戰自降。黨項勢力自此深入西域之境。

版圖的擴大，李德明遂萌生了稱帝之心，他仿效宋朝制度，立元昊為皇太子。又役使民夫在靈州西北的懷遠鎮，修建新的都城，即興州城，並把都城從西平遷到這裏。在做了一系列稱帝的準備工作後，李德明便準備撩袍端帶，稱帝建元了。只可惜他福淺命薄，無福消受，於一切大典準備完畢的1031年，溘然病故，享年51歲，遺囑傳位於太子元昊。宋朝遂許元昊襲父職、承父爵。

黨項民族在元昊手中，完全徹底地進入到了一個全新全盛的歷史發展時期。


西夏建國

1032年，元昊承襲父職父爵後，脫宋自立的條件業已成熟，他便加快了建立國家的步伐。

但黨項族此時還停留在氏族社會崩潰的前夜，獲得財富的主要方式，就是對外進行殘酷而野蠻的掠奪戰爭，不斷擄掠外族奴隸。至元昊時，戰爭規模進一步擴大。 1033年，他攻破吐蕃角斯羅部，佔領嫠牛城，俘獲牲畜、人口無數；1036年，又攻取回鶻領地瓜、沙、肅三州（即今甘肅安西、敦煌、酒泉），完全佔領了富庶的河西走廊。同年，又從吐蕃人手中奪得蘭州皮南等地。使得黨項的統治領域「東盡黃河，西界玉門，南接蕭關，北控大漠」，擁有30多州，號稱「萬裏之國 」。

顯然，隨著統治領域的擴大以及俘虜和外來人口的湧入，氏族內部的生產方式勢必發生根本的動搖，急速地向封建社會過渡。加之唐宋以來，夏部首領接受唐宋封號，漢化很深，原來部落聯盟的形式已不適應黨項社會的發展，甚至成為阻礙。建立一種相適應的政權形式，以保護黨項貴族們的既得利益，就成為歷史發展的需要了。於是，國家的出現也就順理成章，水到渠成。

另外，大量漢族人口和漢族知識份子的湧入，也加速了黨項社會封建化的程度，拓跋氏的上層統治者們，甚至普遍以接受漢族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習俗為榮，因此在這股自上而下的漢化思潮中，黨項拓跋部如拒絕對上層建築領域的變革，勢必在與中原王朝的抗衡中，處於下風。歷史選擇了元昊，西夏建國的重任，責無旁貸地落在了元昊的肩上，特殊的歷史機遇，終於成就了元昊一代雄主的英名。

正像宋朝大臣富弼所總結的那樣，西夏政權是「得中國土地，役中國人力，稱中國號位，仿中國官屬，任中國賢才，讀中國書籍，用中國車屬，行中國法令」。

雖然儒家文化在黨項部落居於支配地位，但黨項族的社會航船究竟駛向何方，選擇什麼樣的發展道路，產生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這種爭論在黨項族貴族內部持續了幾十年。在元昊還是太子時，就對他父親依附宋朝的策略不以為然，主張背宋自立，與宋遼爭霸天下。而李德明則主張維護與宋朝早已形成的貢賜制度。因此，在其父李德明死後，元昊一繼位，就立即改變了父親的親宋政策，主張「沿武重法」，以達到「為帝圖皇」的目的。為此，他採取了一系列具體的措施，以喚醒黨項族沉睡已久的民族意識。

如果說，李繼遷保持了黨項族的獨立和政權割據的話，那麼，元昊則為西夏國的建立和強盛做好了一切必要的物質和心理準備。

首先，他下達禿發令，即恢復黨項族原有的傳統髮式，禁止以漢人風俗結髮。他自己則身體力行，首先自禿其發，為民榜樣，限境內民眾三日內必須禿發，否則格殺勿論；廢除唐宋朝廷所賜的李姓和趙姓，恢復黨項姓「嵬名氏」。廢宋朝所封西平王稱號，自稱「兀卒」，「兀卒」為黨項語，意為青天子，表示和趙宋皇帝所稱「黃天子」相對等，二者為兄弟之幫，抗衡之意相當明顯。去除宋朝明道年號，自建年號顯道，後屢有更改。1034年，改年號為開運、廣運；1036年，又改為大慶等。

其次，改變服飾，以白色、紫色和青綠色，來區分貴賤等級；在禮樂方面，改變唐宋以來的繁文縟節，把祭祀的九拜改為三拜，音樂的五音改為一音，並令今後「國中悉用胡禮」。一切刪繁就簡，以體現「忠實為先，戰鬥為事」的原則。再次，教民以功利，以喚起黨項族人泯滅已久的虎狼之心。

元昊又令謨寧令野利仁榮，依照漢字，創制西夏文字12卷。規定境內凡行文、紀事等都必須實用蕃書，頒令尊蕃書為「國字」，與漢字並列。設立國字院和漢字院，國家除在境內推廣實用外，主要也用於對吐蕃、回鶻以及西域各民族的交往，漢字則主要用於對宋朝的文書來往。又建立蕃學，用西夏文翻譯儒家經典，教授貴族子弟學習，考試優勝者，授予官職，實際上是宋朝科舉制的翻版。

雖然元昊極力主張去中國化，但儒家文化的巨大影響，使元昊不得不從漢文明中汲取養料，藉以推動黨項民族文化的發展。為了做立國的準備，元昊又升興州為興慶府，大興土木，擴建殿宇。另外，元昊還參照宋朝的政治制度，改革黨項的官制，徹底廢除世襲制，並于宋明道二年（1033年）設官分職。由於黨項境內有大量的漢人和其他少數民族，元昊在設置官職時亦因時制宜，在設置漢官的同時又設置黨項官。一切皆依漢制，中央設中書省和樞密院、禦史台等，中書、樞密以下設有三司、翊衛司、官計司、農田司、群牧司、開封府（又稱興慶府）、飛龍苑、文思院、蕃學、漢學等機構。地方行政機構也仿照宋制，設府、州、縣三級。大慶二年（1037年），元昊為籌畫登基，又將中央機構增至16司，官員由蕃、漢分任。由此形成了一套較為完整的兩套並行並列的中央行政管理體制。

而政權的基礎就是軍隊，元昊對夏國的兵役制進行了根本的變革，國家設立常規軍隊，擒生軍和侍衛軍，待遇優厚。不但鞏固了皇權，提高了對外作戰能力，對內也使得各部落首領從此失去抗衡之力。擒生軍是夏軍的精銳部隊，顧名思義，就是在作戰中負責擄掠生口，充做奴隸，使得夏國的奴隸數量極具膨脹，促進了夏國社會的進一步轉型。另外，在夏軍中還設置有火炮營，稱潑喜達軍，負責攻堅。侍衛軍在豪門子弟中選拔，以侍衛皇室為主。還仿宋朝的軍事建制，劃全國的軍事防備為左右兩廂，分設12個監軍司，每一監軍司都由規定的駐地，由部落首領統率各部落兵駐防，形成拱衛政權的地方駐軍。夏國的地方軍共50萬人，主要由騎兵和步兵組成，全民皆兵，平時生產，戰時出征。每一監軍司下設都統軍、副統軍、監軍使各一員，由貴族豪右擔任，其他指揮使、散練使等則由一般的黨項人和漢人充任。這樣，夏國不但形成了完備的軍事體制，而且全國的軍事防禦也固若金湯。

元昊完成稱帝的一系列部署後，遂于夏大慶三年、宋寶應元年（1038年）10月，在興慶府（今寧夏銀川市）正式建立政權，立國號為「大夏」，改元天授禮法延祚元年。尊母親衛慕氏為惠慈敦愛皇太后，封妻野利氏為憲成皇后，子寧明為皇太子，其他也都有封。大夏國從此正式馳騁縱橫於中國歷史的舞臺上，譜寫出了一曲波瀾壯闊的英雄史詩。


宋夏之戰

當元昊稱帝建國的消息傳到宋室，宋室上下極為震怒。因此，當元昊上表請求宋室予以外交承認冊封稱號時，自然遭到了宋朝的嚴詞拒絕。並下詔褫奪其官爵，關閉榷市，佈告貼滿邊關，重金懸賞元昊首級。

西夏地處中國西北，很多州郡屬千里不毛之地，只能用鹽、羊、馬及畜產品交換穀物、絲綢、茶葉等，因此，商業貿易在西夏經濟生活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在經濟上對宋朝的依附性很強。史載西夏依賴與宋的互市交易猶如「嬰兒之望乳」。當宋朝關閉互市和停止對西夏的「歲賜」之後，西夏的經濟遭到了沉重的打擊，甚或說是滅頂之災。雙方關係迅速降至冰點，戰爭就成瞭解決分歧的唯一和最後的手段了。

1039年11月，元昊集結軍隊侵犯宋朝保安軍，被北宋名將狄青戰敗。元昊不服，於次年初，重整旗鼓，再次侵犯宋朝的延州（今陝西延安）。元昊使用詐降計，蒙蔽延州知州范雍，使其解除警惕。元昊遂命夏軍乘勢襲擊金明寨（今陝西安塞西南），生擒宋都監李士彬，乘勝包圍了延州。宋將劉平、石元孫奉命救援，在三川口（今陝西延安西北）遇伏，劉、石二將苦戰不敵夏軍，被元昊生俘。三川口之戰，宋師損失慘重，夏軍從此取得了對宋的戰略主動地位。

三川口兵敗，宋始感到西夏雖新立，其兵勢銳不可當。乃貶范雍，任命韓琦、范仲淹經略陝西。天授禮法延祚四年（1041年）正月，元昊再次率領黨項10萬勁旅南下攻宋，分兵出擊。分一軍埋伏于好水川，另一軍深入宋境，攻打渭州。韓琦命任福出兵迎敵，夏軍佯敗，任福中計，尾隨追擊。在好水川一帶，鑽到元昊事先佈置好的包圍圈，被西夏主力伏擊，任福戰死，宋軍幾乎全軍覆沒。元昊再次取得對宋戰爭的勝利。

1042年閏9月，投奔西夏的漢族謀士張元向元昊獻策，宜避宋朝主力，採取迂回策略，繞道宋夏邊境，直搗關中地區（宋朝精銳都集中于宋夏邊境，關中薄弱），長安可一舉攻取。此謀為元昊所採納，遂派遣10萬大軍兵分兩路向渭州進軍。宋朝得知元昊意圖，果然慌張，急調大軍阻擋，在定州寨（今寧夏固原西北）與西夏軍隊遭遇，陷入重圍。西夏軍隊趁暗夜圍城放火，宋朝死傷無數，葛懷敏等14名將領殉國。夏軍俘虜宋兵9000餘人，戰馬600餘匹，又乘機攻陷渭州城，俘掠大批人口而歸。但西夏的另一路大軍在原州（今甘肅鎮原）卻遭到了知州景泰的頑強抵抗，夏軍慘敗，粉碎了元昊合圍長安的美夢。

雖然西夏接連獲勝，但巨大的戰爭投入也使得西夏國用日匱，農業和畜牧業呈現一片凋敝景象，加之宋朝關閉了市場和禁絕了一切貿易，停止了歲賜，使得夏國的經濟如同遭受霜浸雪打一般，民間饑餓。比較而言，宋朝在貿易上獲利甚少，純粹是一種為政治鬥爭的天朝心態，並不把與西夏微不足道的經貿往來當回事。所以，雖然西夏在戰爭中屢有擄掠，但反不及與宋和好時所得互市的獲利和歲賜所得的物資，實在是得不償失。因此，元昊便提出兩國修好。而宋朝在遭受連續敗績後，也很疲憊，朝野彌漫著妥協苟安的氣氛，宋、夏遂于宋仁宗慶歷四年（1044年）12月簽訂協議，即「慶歷和議」。

和議規定：夏、宋罷兵修好，夏向宋稱臣，宋冊封元昊為夏國主；西夏歸還在戰爭中所佔領的宋朝土地及其他邊境的民族雜居地給宋朝；宋朝放棄西夏歸還在戰爭中被西夏擄走的將校、士卒、人民和畜牧等；宋每年賜給西夏絹13萬匹、銀5萬兩，茶葉2萬斤，另在節日如春節、中秋、端午等和元昊生日，合計賜賞物資達到：銀 2.2萬兩，絲綢布帛2.3萬匹，茶葉1萬斤；宋朝開放榷市，恢復貿易。

宋夏和議達成，雙方皆大歡喜，夏國得到了宋朝的承認，終於取得了與宋朝平起平坐的地位；而宋朝也因為有了「慶歷和議」，也換來了與西夏半個世紀的和平。

自「慶歷和議」之後，宋、夏的邊境之上，據《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24記載，從此出現了「略無猜情，門市不譏，商販如織」的和平靜穆的境況。


鼎足勢成

西夏與宋休兵和好後，與遼朝的矛盾便上升為主要矛盾了。西夏與遼原以黃河為界河，沿邊多無城堡，居民往來自由。元昊自1038年稱帝建國後，邊境上的黨項部落多叛遼附夏，使遼興宗大為震怒，遣使詰問元昊。元昊不以為禮，甚至扣押使臣。1044年10月，遼興宗親率10萬精兵，揮戈直刺西夏腹部。雙方在賀蘭山北遭遇，夏軍苦戰不敵，退守賀蘭山。元昊見遼軍勢盛，向遼興宗上表謝罪，未獲允許。元昊見已無退路，只得哀兵出擊，突圍反攻，借助地利人和，最終反敗為勝。遼軍損失慘重，遼將蕭胡睹等數十人被元昊生俘。遼興宗也幾乎被俘虜，只得失魂落魄地星夜敗回東方。從此，遼元氣大傷，不得不與西夏簽訂和約。元昊一戰定乾坤，從此不再依附遼國。中國的歷史，由此進入到夏、遼、宋長期對峙的鼎足階段。

可以說，西夏的崛起對中國歷史的影響特別是對北方各民族的影響都至為深遠。

西夏，在它與宋、遼、金對峙的歷史夾縫裏，存在了189年，確實令人刮目相看。一個少數民族，為什麼能在短短的幾百年中從原始社會狀態崛起，逐漸建立起自己的王國？能創造這個奇跡的靈魂是什麼？

是唐宋時期的盛世造就了他們，是唐宋時期的文化薰染了他們，是唐宋時期的制度喚醒了他們……他們借助唐朝的興盛而興盛，借勢發展而逐步興旺起來。由遷徙之前完全靠畜牧和狩獵為生，「不知稼檣，土無五穀」、「無文字，候草木記歲」，而迅速完成了封建化改造；他們善於吸收、借鑒唐宋的文明，效仿唐宋的制度，建立起先進的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戰略體系，使黨項族的文明步伐加快了，也為王朝的建立奠定了文化基礎。正是在文字、宗教、貨幣、禮儀、科舉、法律等方面有所創建，西夏王朝才維持了近兩個世紀之久。更重要的一點，是他們有種敢於學習和借鑒先進文明成果的氣度以及為我所用、敢於創新的精神，並把這種創新精神又水乳交融般地融入了遊牧民族尚武的個性，從而形成一種新的民族特性，再加之西北大漠惡劣的自然環境，練就了黨項族頑強的意志，培養了他們艱苦卓絕的民族精神，他們之所以成為一支能征善戰的鐵騎之師，與此不無關係。李元昊稱帝后，走的就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不歸路。西夏王朝的歷史就是一部戰爭史，這是黨項族的民族性格的寫照，也是西夏王國興旺強大的靈魂所在。

但是，黨項族在借鑒漢族文化發展自己的過程中，由於遊牧民族的局限性，最終沒有實現大的超越。他們骨子裏的荒淫性、貪婪性、破壞性以及貪圖安逸、腐敗墮落甚至超過了漢族統治者，都無疑加劇了皇室內部的鬥爭，王權與貴族的矛盾進一步加深，開國君主元昊就是在1048年元宵之夜，因貪好女色而被自己的兒子刺死的。

此後的幾代皇帝，逐漸放棄了先輩進取的傳統，重文輕武，使西夏社會呈現不可逆轉的頹勢。而隨著草原部落蒙古族的興起與日益強大，西夏社會內部危機四伏，經濟凋敝，階級矛盾激化，又加速了王朝由盛轉衰的歷史進程。在內憂外患的雙重催逼下，它最終被強大的蒙古風暴毀滅了。據說，蒙古軍進入西夏都城，燒殺戮掠，雞犬不留，黨項族慘遭滅頂之災，大火連燒三月不熄，西夏遂亡。倖免於難的則流落他鄉，隱姓埋名，逐漸與其他民族同化，黨項族從此消失。一個曾經如此強大的王朝，一個曾經如此剽悍的民族和他們所創造的如此輝煌的文明，就這樣徹底失傳了，成為歷史的斷檔，也給我們留下了太多的歷史之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