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中華民國的偉大衛國戰爭

　　為國民黨軍隊說一句公平話，它與一個在組織、訓練、裝備上占絕對優勢的敵軍的戰爭中，堅持了整整八年，與法國 —— 它對德國的抵抗僅僅六個星期便崩潰了，和英國 —— 它則從美國獲得了大量的物資支援，比較起來，國民黨軍隊的抵抗，乃是一個決心和自立的奇跡。它積極地戰鬥在上海、南京、華北和華中平原，徹底地挫敗了日本人對速決勝利的期望，自己也遭受了可怕的損失。然後，他們從沿海地區撤退，遠離於交通網絡所能達到的地區。他們轉向消耗戰的戰略，從而使日軍陷於中國遼闊的國土而不能自拔。

　　這一頑強抵抗，對於反軸心國的整個盟軍的戰爭努力，做出了重大貢獻。它在亞洲大陸上拖住了大約一百萬日軍 —— 否則這些部隊便會用於太平洋地區對於西方盟國越島部隊的戰鬥。如果歷史在一九四五年後對國民黨人更為仁慈些，如果沒有內戰，如果戰後年代國民黨能成功地在大陸創建一個穩定的國家，現在的歷史學家將會把國民黨人對日本侵略的抵抗作為一篇大無畏的英雄史詩來敍述。然而，由於戰後的垮臺，國民黨軍隊在戰爭中的積極貢獻，便不可避免地被它的失敗而掩去了光彩。

—— 引自〔美〕易勞逸《毀滅的種子》一書 01

　

一　　惡鄰日本對中國和中國民主革命的長期侵略與破壞

　　本書上卷第三章和下卷第一、第二章，均敍述了惡鄰沙俄曾一再侵略我國，和惡鄰蘇俄曾長期破壞中國國民革命及顛覆中華民國的罪惡。本節則要將我們的另一個惡鄰日本，對我們祖國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予以簡要的敍述。

　　誠如本書上卷第一章第一節所論，當我國綿延了數千年的大一統專制制度，正在走向它最後的衰亡期時，長期處於封建割據的日本，卻借助近代世界的進步條件，迅速地走向了專制的統一和強大。猶如同樣的緣由而迅速走向專制統一和強大的德國一樣，這兩個嶄新的集權專制國家，一個遂成為歐洲的主要危險，一個則成為亞洲戰爭的策源地。或者說，當希特勒的第三帝國在歐洲發動侵略，企圖再造歐洲專制新秩序時，亞洲的日本亦同樣要以發動侵略來圓它的“大東亞帝國”之夢。因而，正處在要從專制走向民主，即正在從王朝政治走向民主政治，並因之而出現民主革命和專制復辟反復較量狀態的中國，就以其地大、物博、衰老、積弱和混亂，招來了日本帝國對她在領土以及各個方面的侵略野心。這個侵略野心在政治上便是公然地反對中國的國民革命，一心要維護中國衰朽的專制制度，一再地支援中國的專制分裂政權。在經濟上便是垂涎于中國的豐富物產與廣大市場。在地理上則是志在侵奪中國的廣闊天地與山川河流。而在其根本方針上，便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容許中國真正地走向統一和強大。於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前就已經在國力上先勝一籌的日本，正是出於這樣一種心態，其對中國的侵略野心便日益地公開化與強硬化了。

　　歷史的事實是：一九一一年中國爆發辛亥革命，日本便立即成為維護滿清專制政權、反對中國革命的重要外國勢力。一九一五年袁世凱圖謀復辟帝制，日本便誘使袁接受意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以作為它支持袁氏復辟帝制的交換條件。一九一七年後袁世凱、張勳亡而北洋軍閥興，它又支持皖系軍閥的北京政權和奉系軍閥的東北政權，亟欲製造中國軍閥的持久混戰。一九一八年，它看准段祺瑞想借參戰而擴充私家之兵，便立即以貸款支持段參戰，從而獲得了在中國駐紮軍隊的特權（參見上卷第二章注十二），為嗣後侵略中國墊定了軍事基礎。一九一九年，它雖與中國同為歐戰的戰勝國，卻強迫“巴黎和會”將德國在我國山東的特權轉讓給它。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它又千方百計地討好美國，從而與美國私定“石井藍辛協定”，使美國承認它在中國“具有特殊的權益”。一九二五年五月，它在中國上海、青島等地日資企業的老闆竟敢公開槍殺我工人，這便是“五卅運動”的來由。一九二六年春，當奉直、奉魯軍閥聯合進攻馮玉祥國民軍時，它則派軍艦護送奉軍出關南下，公然炮轟我大沽炮臺，是為北京三一八慘案的源起。一九二七和一九二八年春，當中國國民革命軍兩次渡江北伐進入山東時，它一則藉口“護僑”而出兵，二再藉口“護僑”而公然炮轟我北伐軍，蠻橫阻我北伐，直至辱我軍民，殺我大使，製造了舉世震驚的濟南慘案。一九二八年六月，因張作霖已成為它侵吞我國東北的障礙，它又公然地在皇姑屯將張炸死。一九三一年，瘋狂的侵略野心終於促使它陰謀製造了九一八事變，公開地侵佔了我國的東三省。其後又劫持溥儀，繼中共在蘇俄命令下製造了“第二個中國 —— 中華蘇維埃國”之後，又製造了“第三個中國 —— 滿州國”，使之成為日本的“奴隸國”，等於佔領了中國東北全境。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它終於製造了蘆溝橋事變，02 悍然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略我城池，屠我人民，奪我資源，毀我文明，直至其最後失敗投降為止。自上世紀末至本世紀中，在中國由專制向民主過渡的艱難歷史進程中，可以說無時無處不留下了日本帝國公然反對中國國民革命、公開支持專制復辟政權、陰謀掠奪中國領土、無恥搶劫中國資源、悍然發動對中國的侵略戰爭和瘋狂屠殺中國人民的歷史罪證。

　　日本帝國對中國人民所犯下的一切罪惡，源其最大目的，無非是要滅亡中國；終其最大的破壞，則為十四年侵略中國的戰爭。因為正是這一場侵略戰爭，不僅使我們的祖國受盡被侵略、被欺淩的痛苦，而且使我們正處於民主建國階段的祖國損失慘重，特別是為中國共產黨提供了“絕處求生和奪地擴張”的特殊歷史條件。毛澤東那一句“要給日本人發一個大大的獎章”的無恥之言，和周恩來那一句“如果沒有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革命至少要推遲五十年才會成功”的賣國實話，無不證明了中共大陸江山乃是得自於日本，而非得自於國民黨這樣一個至理。03 是故，在今日之中國大陸，十數億中國人民才會異口同聲地悲歎：“如果沒有日本的侵略，就不會有共產黨的成功和中國大陸人民的無邊苦難。”

　　毫無疑問的是，正是日本帝國的侵略，才將北伐勝利與和平統一後的中華民國，毀滅在它的侵略，和因它才“發展壯大”起來的中國共產黨手中。這既是歷史的一樁重罪和奇罪，又是日本國對中華民族、中華民國和全中國人民所欠下的永恆欠債，是日本國永遠也無法抵賴和永遠也賠償不清的。


二　　國民黨蔣介石領導抗日的艱難使命

第一、九一八槍響之際就中國國內的狀況而論

　　一、中華民國政府剛剛蕩平了閻、馮、李大規模武裝叛亂，中國正處在“外求和平、內求進步”的艱難發展之初。

　　二、一九二七年失敗的中國共產黨，又在蘇俄的直接指使和指揮下，持續地發動叛亂和叛國，使剛剛蕩平了新舊軍閥大規模叛亂的中華民國政府，又面臨著必須平“俄禍”的巨大困境。

　　三、九一八事變發生前，雖然新舊軍閥的大規模叛亂已經被蕩平，但“九一八”以後，新舊地方軍事勢力的小規模叛亂和陰謀發動叛亂，仍時有發生。所不同的是，這一夥地方軍事獨裁者，在以“反對獨裁”名義反蔣失敗之後，從此竟為“死了有板子”，04 而死死地抓住了“抗日”這塊牌子，即以抗日為旗號，動輒發動叛亂，或動輒圖謀發動叛亂。他們或伺機揭竿，如一九三三年在中共策反下，于福建建立“中華共和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原十九路軍陳銘樞部；或乘機而動，如在兩廣六一事變中打著抗日旗號以再圖反叛的李宗仁等；或夢想改朝換代，如曾宣稱“不但日軍占了北平，就是日軍占了南京，我也不肯調兵江西剿共”的陳濟棠；05 或為爭奪黨中權力，而數度製造粵變的兩廣軍人等。誠然，正是日本帝國的侵略，中共的武裝叛國，大小地方封建勢力的軍事叛亂，以及國民黨內爭權者的分裂行徑，尤其是他們的遙相呼應，乘機勾連，合縱連橫和狡黠多變，方使民族危機和國內動亂不獨禍患連連，而且險象環生。

　　四、面對著日本侵略，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本人，此時此刻，不僅承繼了數十年晚清腐敗和十數年軍閥復辟混戰所丟下來的一個“窮中國和弱中國”，而且又面對著國家初獲統一和法統初獲重建時期的“亂中國和憂中國”，加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列強又要“吃定東方”，既不願看到中國真正地統一強大起來，又不願看到日本真正能夠稱霸亞洲以對抗美國和西方。相反，他們的希望是，只有日、中不和，甚至交惡或交戰，才能使亞洲“自削其強，自致其弱”。可以說，直至太平洋戰爭爆發，中國的抗戰所遭遇的，實質上仍是一個“敵有人援，我無人助，生死無人過問”06 的惡劣國際環境。歐美列強非但要“坐山觀虎鬥”，甚至是“坐山要虎鬥”的東方戰略，實在是將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的反法西斯戰爭，推向了“苦撐與孤戰” 的悲壯與悲憤之中。


第二、“九一八”槍響之際中、日國情與國力的對比

　　一、如前所說，當日本於十九世紀下半期開始成為一個嶄新的和統一的專制帝國時，我國已經綿延了數千年的大一統專制制度，恰恰走向了它的衰亡期。是故，同樣的世界條件下，日本重在借機發展新專制帝國的國力。中國則一分為二，即借改良來維護搖搖欲墜的專制大廈，和藉革命以進行對於專制制度的根本變革。因而，當日本迅速地強盛起來時，我國恰恰處於革命前的腐敗及衰落，和革命後的混亂與內亂，即歷史的“陣痛”之中。由是，兩個民族和兩個國家歷史發展的不平衡，才造成了國情和國力的巨大差異。換言之，就是當滿清王朝日趨衰亡和墮落之日，卻恰逢日本國力日漸發展和強大之時。蕞爾之邦的日本，既在一八九四年的甲午戰爭中打敗了老大的中國；又在一九零四年的日俄戰爭中，打垮了同樣在走向衰亡的龐大俄國，並取代了它在中國的部分權益。此後日本才逐漸地成熟了它的“大陸政策”，即“霸世必先控歐，控歐必先取亞，取亞必先侵華”的侵略和擴張政策。這個“大陸政策”，在性質上雖是一個島國因暫時的強大所膨脹起來的瘋狂野心；但在戰略上卻因它將“取亞必先侵華”放在第一位，因而它對中國的野心，便於近百年間日漸地形成起來，和日漸地付諸于侵略的行為了。

　　三、正是中、日兩國如是差異的國情，才帶來了中日兩國國力和軍力的巨大懸殊。如果說，一八九四年中國的戰敗，實非軍事弱勢所致，而為國勢之衰所決，那麼，三十餘年後，在日本即將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時，則兩國的實力 —— 主要是軍力的對比，已是天地之差。據資料統計：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前，日本陸軍可使用兵力已達四四八點一萬 —— 包括預備役、後備役和補充兵；而我國除補充兵源外，僅有二三零萬。日海軍噸位一九零萬噸，已超越一九三零年倫敦海軍會議所規定的英、美、日海軍噸位的五：五：三之比，而成為五：五：五，是我國海軍噸位的十九倍，亦有資料稱三十一倍或三十二倍。日本作戰飛機有二七零零架，我國僅有六零零架。而日本一個師的武力裝備，于戰爭之初曾相當於我國一個師武力裝備的三倍；於戰爭之中、後期，已相當於我八倍甚至九倍。中國軍人數人合用一支槍的情形隨處可見。同時，日本能製造各種兵器，我僅能製造輕武器。日本國正是恃于這樣的武力優勢，才不僅敢於“取亞必先侵華”，而且敢於叫囂“三個月內一定滅亡中國”。

　　綜上所述，正是在國力與軍力的懸殊對比之下，我國對日本侵略的抵抗，才必須周詳考慮，措置適當，既要制定科學的大戰略，又要先求國安而後能制酋，方才能克敵制勝，非亡我而亡敵。一言以蔽之，即以當時自身的國情與國力計，倘若沒有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領導對日抗戰的堅定意志，和指揮對日抗戰的正確戰略，並能堅持維護國家統一、反對種種顛覆和叛亂，則中國人民不但會付出更大的犧牲和痛苦，甚至完全可能招來亡國滅族之禍。


三　　蔣介石決以“攘外必先安內”的被迫性與正確性

　　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辭典裏，在中國共產黨的“國共關係史”中，大約除掉由“四一二”所代表的國民黨“清党”，曾使共產黨對國民黨恨之入骨以外，大概只有國民黨於三十年代上半期決策並實行“安內攘外”的國策，方為它所痛恨不已的了。由是，中國唇每一本禦制的現代史教科書，從標題到內容都必把國民黨和蔣介石的“安內攘外”政策狠批臭駡一通。其恨恨之言，何止溢於言表，確是湧自肺腑。

　　然而，國民黨蔣介石的“安內攘外”政策，究竟從何而來？究竟正確與否？是否如中共所經年謾駡的那樣，乃是一個“賣國”的國策呢？


第一、“安內攘外”是為現實逼迫所產生的正確國策

　　如前所說，自一九二八年北伐告成、中華民國初獲統一，直至一九三七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其間十年，外有蘇俄和日本對我國的顛覆與侵略，內有軍閥殘餘勢力的武裝叛亂和中共在蘇俄指揮下的武裝叛國。由是，日本帝國因中國的內亂而擴大侵略，國內的叛亂者又因日本的侵略而擴大叛亂。誠所謂“叛徒軍閥唯恐赤匪之肅清也，乃出兵以援之，叛變以應之；帝國主義唯恐軍閥之消滅、中國之統一也，乃惹起外交糾紛以牽制之”。如是而給中華民國“外求和平與內求統一”的歷史要求和她建國、治國與繼續護國、護法的歷程，帶來了內外受敵、交相煎迫的艱難時勢。然而，如前所述，也正是這樣一個艱難時世，才逼使國民黨和蔣介石因警覺而產生了“攘外必先安內”的思想，並於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即九一八事變前夕發表《告全國同胞書》，始號召“我全國同胞當此赤匪、軍閥、叛徒與帝國主義聯合進攻、生死存亡間不容髮之秋，自應以臥薪嚐膽之精神作安內攘外之奮鬥；以忍辱負重之毅力雪党、國百年之奇恥……惟攘外必先安內，去腐方能防蠹。此次如無粵中叛變，則朝鮮慘案必無由而生，法權收回問題亦早已解決，不平等條約取消自無疑義……故不先滅赤匪，恢復民族之元氣，則不能禦侮；不先削平粵逆，完成國家之統一，乃不能攘外”。“為不使國家於憂患痛苦之中增分崩離析之懼”，“安內攘外”的思想，遂由此而生。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國民黨于南京召開“四大”，蔣介石於會上提出了要“團結內部，抵禦外侮”的思想，指出“我們要對外面不屈服、不妥協，唯有對內講求團結的方法”，並認為“黨內團結，熄滅黨爭”同樣是“攘外安內”的重要前提。彼時，既因錦州一戰而致東北全境陷日，又因日軍挑釁上海而爆發第一次淞滬抗戰。此後國民黨雖因國難當頭而黨爭漸息，粵亂漸平，但中共卻乘國難當頭迭生叛亂，公開叛國：非但乘機建立“國中之國”以附蘇俄，以亂祖國，所建鄉村俄屬“蘇維埃”政權，更已擴張至豫、鄂、皖、贛、湘五省。時因國人已漸能明燎中共“乘國難以發難”的意圖和作為，蔣介石乃於一九三二年六月宣佈了“安內攘外“的國策。是年六月十八日蔣又於江西廬山召開上列五省剿匪會議，決心剿共以求擺脫“兩面作戰”的困境，先求國安而後能禦敵。由是可知，在蕩平了新舊軍閥叛亂，熄滅了國民黨內部的黨爭，平息了粵亂之後，應該說“先安內後攘外”的國策，之對內所指，就主要是剿滅“乘國難以擴大叛亂和叛國的中共”了。


第二、“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具有歷史的正確性

　　縱觀自晚清至民國的歷史，於中國人民意在圖強禦侮的艱難奮鬥歲月裏，亦無不浸透了“先安內而後攘外”的精神和策略。晚清時代，面對著“外敵駸駸內向和內亂此起彼伏”這樣一個艱難時世，清王朝能員大吏李鴻章所提出的“外需和戎、內需變法”的主張，以及由中國近代優秀知識份子們所提出的，“師夷長技以制夷” 的富國強兵之道，乃是最早地浸透了“攘外必先安內和攘外必先強內”的精神。及至一八九四年甲午一戰，以及由此而帶來的國殤之情，方使孫中山等新一代革命知識份子更加明確地認識到，必須先推翻“洋人的朝廷”即滿清王朝，才能“安內”與“強內”，然後才能去爭國際間的平等，才能達成民族獨立的革命目標。由是孫中山才為中國同盟會制定了一條“先治國本，再禦外侮”的革命方略，即以建立共和的中華民國來取代專制腐敗的滿清王朝，徹底革命以求新。這無疑又是“攘外必先安內”之精神與思想的重大體現。及至辛亥首造成功，袁氏復辟亂國，日本迫我接受亡華的“二十一條”之際，雖然民主力量中，尤其是海外華僑曾反其道地提出過“助袁以強國，方可反對日本二十一條”的糊塗思想，然而，一是孫中山先生堅持必先除國賊才能禦侮，即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立場；二是袁逆為謀公然復辟帝制，竟接受日本“二十一條”，從而才使國內外幡然共識“攘日必先去袁”的正確性。一九二六和一九二八年的兩度北伐，雖然遭遇日本和西方列強于公開、於暗中的種種挑釁和阻撓，但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革命軍亦本著“攘外必先安內”的精神，或化解衝突，或忍辱負重，甚至繞道北伐，方才迅疾地達成了北伐推倒軍閥的成功，然後再迫使日本在“濟案”的談判中讓步，並迫使列強承認中華民國的統一。相反，歷史的事實亦告訴了我們，只有中國國民革命和中華民國的一切公開和暗藏的敵人，只有他們，才會“揭櫫對外之旗幟，以動搖統一之根本”，以要求“先攘外而後安內”，其意乃在挑起列強對我國國民革命的干涉和阻撓，與對我國和平統一的破壞，以便乘機擴大叛亂和叛國。由此我們竟可以說，“攘外必先安內”的決策，不僅因現實的被迫性而獲得了現實的必要性，而且因其歷史的科學性而獲得了現實的正確性。

　　但是，這一正確國策卻遭到了中國共產黨的攻擊、詛咒和謾駡。這自然是因為“先安內”的決策，實在是擊中、更擊痛了中共“圖乘國難以擴大叛亂和叛國”的陰謀，更使得中共在國家逐步獲得“內安”的政治局面之下，越來越失去了叛亂、叛國和“革命”的條件。政府軍的第三次和第四次圍剿固因兩次對日抗戰而被迫停止，但由忍辱負重而簽訂的“何梅協定”，07 卻贏得了第五次圍剿的時間和勝利。中國共產黨因此而亡“蘇維埃共和國”，並為了投奔蘇俄而輾轉逃竄西北，瀕臨旗倒人散的絕境。如是，中國共產黨攻擊“攘外必先安內”的正確國策，實因它深懷切膚亡命之痛而不足怪也。然而，反對這一正確國策的中國共產黨，在它終於奪取了中國大陸政權之後，卻在“外患內憂蕩然不存”的絕對和平時期，極端地和持續地推行著“攘外必先安內”的“黨策”（參見下卷）。再者，如果今天的日本國敢於再一次發動對中國大陸的侵略戰爭，則和平時期就在高喊“穩定壓倒一切”的中國共產黨，將一定會“先安內而後攘外”，並將為了“先安內”，而不知又要殺掉多少無辜的生靈，就更不用說還會容許國人去建立一個“附俄亂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以乘機擴大叛亂和叛國了。08

　　時當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當之外患內憂齊相逼來，中華民國政府鑒於“未有國不能統一而能取勝於外敵”這樣一個至理，為不至於因“家不和而外人欺”、“家亂而外人更欺”這樣一個人盡解之的常識，而在日人侵我、軍閥叛我、蘇俄壞我、中共叛國的交相煎迫之下，實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意在肅清或舉槍以反叛、或橫刀以割據、或竟敢公開號召武裝保衛蘇聯的內奸，以造成“統一方能禦侮”之真正團結抗戰的局面，難道竟是錯誤的、而不是正確的嗎？


四　　蔣介石決以對日“和戰並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誠然，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戰開始以後，因中華民國政府軍、即國民黨軍隊在全國戰場上的浴血苦戰，乃使所有曾經指責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尤其是蔣介石先生“不抵抗”或“不積極抵抗”的誣衊不實之詞，立即煙消雲散。但是，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戰開始前，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之所以受到“不抗日或不抵抗”的指責，如前所說，提出指責者，一是企圖借抗日之名而叛亂和叛國者，二是對政府的“和戰並用”決策不甚了了者，三是一些為中共所著意串連和煽動起來的所謂民主派及年輕學生。09

　　但就歷史的事實而論，是時，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於一九三一年“九一八”至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前，決以“和戰並用”的決策，非但沒有錯，而且完全正確。其理由是：


　　一、北伐告成後的中華民國，誠處於“外求和平、內求統一”，以圖鞏固與發展的歷史階段。是故，為了和平，就必須盡一切力量制止戰爭。而要制止戰爭，就不能不在日本侵略的威脅下，採取請“國聯”出面斡旋和派代表與日本談判這樣一些和平手段。一九八九年後的中國大陸史家已經指出，蘆溝橋事變之後，胡適之先生就曾對決心要付以死戰的蔣介石先生建言說“外交路線不可斷。”10 顯然，這既不是妥協和投降，更不是不抗日和不抵抗，而是為盡一切力量以制止侵略戰爭的爆發，和盡一切力量以贏得反侵略戰爭勝利之雙重目標所致。是歷史上和國際上所慣用不膩的手段。

　　二、如蔣所言 —— “我們是弱國，要對自己的國家有忠實的估計。”因此，一方面應該是“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另一方面又應該將“任何解決均不得損害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作為弱國外交的最低限度”。11 因為“我們希望和平而不苟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12 這就說明“和戰並用”非但不是唯求和而不戰，而是和為手段，戰為根本。恰是因時、因勢而既要避免戰爭，又要在戰爭不可避免時，決心付予一戰的正確國策。九一八事變之後，蔣已明確指出：“此次事件，固希望和平解決，但若不得已而需以武力自衛，就可以必定得到最後的勝利。”“因為我們的軍備武力雖然不如日本，但因我們國民的知識程度提高，所增加的衛國的力量，實在足以保衛我們國家的存在。”13

　　三、“九一八”以後，蔣介石曾明確表示要“暫不抵抗”，一是為了“千萬不要逞一朝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14 二是要“效法印度甘地對英國不合作的辦法，來應付日本，遇事要退讓，軍事上要避免衝突，外交上要採取拖延”、即“不屈服不擴大之方針”，目的是為了“準備好了再幹”。15 欲如是，無非因為一是國弱，二是國亂，三是“惟冀除我民族之根本大患”的“赤禍”、即“俄禍”。四是要為抗戰儘量地做好思想、物質、軍力等各個方面的充分準備，五是要儘量拖延日本全面侵華的時間表，以使得我國抗戰能夠與國際戰爭“接軌”，即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連成一體，從而贏得國際間的支援和援助。此其一。

　　其二、正因為“和戰並用”的決策，是出於蔣介石對日本和對本國均有忠實估計的結果，所謂知己知彼，因而在全面抗戰爆發之前，他才該打即打，該和即和。和為手段，打則為根本，“應戰而非求戰”，並且忍辱負重，甘唱白臉，以“國人要打、政府要和”之雙向策略，來對付日本，訴諸國際。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後，蔣介石就曾將分別駐紮在京滬和京杭線上的第八十七、八十八兩個師合編為第五軍，命張治中率領赴滬協同十九路軍作戰，卻又將抗戰的榮譽盡付十九路軍。八九年後中國大陸的史家曾對此詳細地敍述道：二月十八日，他（指蔣）曾致電勉勵第五軍說：“抗日為整個民族存亡所關，決非個人或某一部隊榮譽問題，決無彼此榮辱之分。此次第五軍加入戰線，固為敵人所畏忌，亦必為反動派所誣衊。苟能始終以十九路軍名義作戰，更是足以表現我革命軍戰鬥力之強。生死且與共之，況于榮辱乎何為？”雖然當時一般輿論震于蔣光鼐、蔡廷鍇、翁照垣等之宣傳，均以為只有十九路軍能抵抗，慰勞之儀物，亦只送十九路軍各部。然而，第五軍艱苦作戰，絕不自暴。蔣亦因此而致電張治中曰：“在前線必須讓功于十九路軍，只期殲敵，切勿有所競爭，即有不能堪者，亦必為國家忍辱負重。當知在此生死關頭，與十九路軍應視同一體，外間譭謗，一切置之。如外間不知我八十七、八十八兩師同在苦戰，正吾人所求之不得者。”16 其意無非是為了向外界標明，他的政府欲“不抵抗”，而中華民國的國民誠不可欺。如大陸史家借《陳佈雷日記》所言：“蔣如此精誠，真堪泣鬼神而動天地者。” 17

　　其三、一九三三年春長城抗戰爆發時，據中國大陸史家稱：蔣介石從抗戰總戰略出發，為堵敵西進，曾於是年元月十日、二月六日、二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四次致電張學良，一方面具體部署集中熱河，固守陵源、平泉、赤鋒三點之長城抗戰方略，一方面一再勉勵張說：“時至今日，吾等軍人為國家民族爭人格，為公理正義盡責任，唯有犧牲一切，以報党、國。”。在張學良守土無能、引咎辭職以後，蔣介石又親自北上石家莊、保定和北平，部署和鼓勵作戰，命宋哲元部的馮治安師和徐廷瑤部的關麟征等三個師死守古北口，激戰兩個多月，遂創長城抗戰之最為可歌可泣的業績。18 一九三五年，蔣介石在親自視察蘆溝橋防禦工事時，曾攜一工兵營長，親自匍匐爬行千余米至我方河邊堤下考查地形，然後指示在永定河我方略高之河岸下構築反斜面陣地，以將槍炮口對準己方。後來，當事變發生，日軍橫跨蘆溝橋對我作正面攻擊時，立即受到我反斜面陣地的巨大火力阻擊，果使敵攻擊受挫。

　　四、“和戰並用”的決策之所以正確，還因為這一決策在事實上贏得了全民抗戰的準備：一是於國難當頭之下贏得了制止內亂的時間，使中華民國政府軍對中共江西蘇區的圍剿獲得基本成功。二是次第平息並團結了自一九三一年日本侵佔我國東北之後，曾打著抗日旗號以繼續稱叛的某些新舊地方軍事勢力，如迫使陳濟棠下野和團結李宗仁等抗戰。19 三是召開國民黨“五大”，從而造成全黨團結起來積極準備抗戰的局面，從而維繫了國家統一之根本。四是利用這個決策所贏得的時間，積極地在軍事、物質與國民精神上準備抗戰。這具體表現在：

　　其一、積極培訓軍隊，購置武器裝備，於全面抗戰爆發前，已購買一萬金馬克的武器裝備和兵工設備，裝備成四十個師的兵力。20

　　其二、據大陸史家稱：全面抗戰爆發前國民政府已將全國戰場分為五個方面。一是正面，包括山東區、河南區與徐海區。二是晉綏側面陣地，包括山西區、綏遠區。三是東正面，包括江蘇區、浙江區。四是南海區，包括福建區、廣東區。五是警備區，包括陝甘寧青區，湘鄂贛皖區、廣西區、滇黔區和川康區。然後在鄭州、開封、徐州、海州和京滬一帶設置防禦工事。其中，在江浙區的五個防區、十六個陣地上，計畫建造二六零六個工事，至一九三七年二月已建成二二六四個。在山東區、魯東陣地計畫建成三三個工事，至一九三七年初均已建成。在河南區的豫北分區九個陣地計畫建造一三五三個工事，至一九三七年二月已建成一二七三個。其他三個區均有建設工事的計畫。同時，蔣介石還將南京一線、上海一線與杭州一線的工事構築任務，分由穀正倫、張治中和張發奎負責，前後投入一百多萬圓，並由駐軍八十七、八十八師擔任構築任務，至一九三七年春全部完成。其規模之大，時間之速，連日本侵略者也歎為觀止。21

　　其三、修好西南地方勢力，使雲、貴、川等半獨立省份能夠出於避免赤患、繁榮西南之考慮，同意在彼建立全國抗戰根據地，為堅持全面抗戰和持久抗戰的最後勝利，奠定了至為重要的地域基礎。一九三四年中共殘餘流竄西南時，中央軍曾有應邀進入西南、“保護”他們逃過雲、貴、川的做法，22 目的就是要向地方勢力表示，中央政府非但要保護西南不受剿共戰事的破壞，而且對他們並無企圖之心。一九三五年蔣介石“單騎走西南”時，即能夠使四川的軍政始統一於中央，亦不能不說是得力於對西南的正確方針。

　　其四、為張揚新生活，反對舊習俗，振奮民族精神，提高人民的思想與生活素質，乃發動“新生活運動”，以為堅持持久的民族戰爭作精神和人格的準備。是故日本官員阿部信行曾強調指出：“新生活運動是排日運動的結晶。”又稱中國有三件不可輕予看過的大事，就是“整頓財政、整頓軍備和新生活運動。”23

　　其五、誠如蔣介石所預言，“設若中國戰事延長，勢將擴大為世界戰爭”。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戰爆發前，因決以“和戰並用”的戰略策略，才既未予日本提前全面侵略我國的藉口，又在珍珠港事件爆發後，終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連成了一體，從而得到了歐美從自身需要出發，而在道義和物資上所給予的援助，為中國人民反侵略戰爭的最後勝利增強了戰力。


五　　 蔣介石持久戰思想的形成及其決策與貫徹

　　應該說，七七事變之前，蔣介石決以“攘外安內”與“和戰並用”的國策，不僅是正確的，而且對於“持久戰”思想及其決策的形成，也起到了促進和保證的作用。反之亦應該說，正是蔣介石先生自“九一八”始，即產生並逐漸地成熟了他的“持久戰”思想，才有力地推動了“攘外必先安內”與“和戰並用”之決策的制定。而蔣介石先生之所以能夠產生並形成“持久戰”的思想和決策，原因在於：

一、他具有日本隨時可能侵華的思想準備

　　誠如他後來在《中國的命運》第四章所指出的那樣，“要知道濟南、五卅事件之後，日寇大陸政策的野心，昭然若揭，隨時可至”。所以，一是在二七年訪日會見日首相田中義一時，他就曾直率地告誡日本說：“勿再以為中國革命成功，其東亞地位動搖”；“勿再利用中國南北分裂，從中操縱”；勿再“利用（中國）無知軍閥，壓制（中國）民眾”。24 並於是年十月二十三日發表“告日本國民書”，要求“日本方面對辛亥以來的對華政策有所反省”。二是九一八事變兩年後，他在分析日本何以會公然侵略中國的原因時，曾剴切地說道：“九一八以前二十年中，我們和帝國主義的鬥爭，都是局部的衝突，沒有正式的作戰。我們歷來的革命物件，始終是國內的軍閥，而帝國主義也始終沒有正式出兵進攻我們，有企圖消滅我們的決心。這就是當時我們革命軍的力量，還不充足，所以帝國主義不大注意；換一句話說，就是他們在當時看不起我們。但是，到最近幾年以來，他們看到我們革命的力量一天一天的發展起來，快要把整個國家統一起來，就要打倒實行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了，因此遂嫉恨而且驚慌起來了，所以不得不乘現在中國天災人禍齊相逼來的時候，趕緊拿軍隊來壓迫我們，並且下最大的決心來消滅我們。”“九一八以來，帝國主義積極侵略我們的原因，一是他們恐懼我們的力量，一是我們國內再無可拱他們利用的軍閥。”“這是我們革命力量增長的結果，也就是我們革命的直接物件之轉變。”25


二、他具有堅決抗戰的決心與抗戰必勝的信念

　　蔣介石在“九一八”後一日的日記中曾寫道：“倭寇果乘粵逆叛變、內部分裂之時，來侵略我東三省矣！嗚呼！痛哉！餘唯有鞠躬盡瘁然後而已，拚我一身以報我總理！報我先烈！報我民族！”此其一。

　　其二、九一八事變，“據中正意見，可為兩點之實驗：一，實驗國際間有無正義……。二，實驗我國是否能全國一致，發揮愛國精神，以禦外侮”。26

　　其三、他之所以在“九一八”以後採取“和戰兩用”的策略，是為了“此刻暫且含忍，絕非屈服。如至國際信義條約一律無效，和平絕望，到忍耐無可忍耐，且不應該忍之最後地步，則中央已有最後的決心與最後之準備，屆時必領導全國人民，寧為玉碎，以四萬萬人之力量，保衛我民族生存和國家人格”。蔣介石於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即九一八事變後四天，在中國國民黨南京市党部黨員大會上的這一講演，無疑和他在數年後國民黨“五大”上的報告，尤其是“七七”事變發生後他那個著名的“最後關頭”的演講，互相映照，相得成證。他在“最後關頭”的講演中曾這樣說道：“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拚全民族的性命以求國家的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你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

　　其四、因他懷有“必至最後勝利”的信念，他才有著“抗戰到底”的決心。也正是這個信念和決心，才促使由他所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能於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七之內憂外患交相逼來的艱難時世之下，既決策“和戰並用”，該和即和，該打即打；又決策“攘外必先安內”，一求黨內團結，二求國家統一，三求剿共勝利 — “冀除我民族的根本大患”，四是以建設為本，同時以“社會、交通、經濟等各方面建設工作的方式，來掩護作軍事抵抗侵略的準備”。至“七七”事變爆發，他對抗戰的決心和抗戰必勝的信念，已公開地表述得十分清楚。除著名的“最後關頭”講演以外，同年八月三十一日，他還在答法國《路透社》記者問時又一次堅定地表示說：“中國必須保持其主權，維護其行政和領土完整。”並且宣稱：“我個人堅強的自信，假如日本繼續侵略，中國一定不為日本所敗。中國將要保護其領土以至最後一彈一卒……”

　　是年十一月八日，蔣又在南京發表“告抗戰全軍將士書”，稱：“須確立最後勝利之自信。”

　　九月二十日，他還在答《巴黎晚報》記者問時說：“如日本在中國境內從事侵略一日不止，則中國之抗倭戰爭一日不止，雖留一槍一彈，亦必堅持奮鬥，直至日本放棄其侵略、並撤回其侵略工具武力之日為止。”


三、他對建設西南大後方以作為長期抗戰的根據地早有規劃

　　首先，蔣曾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兩天后的日記中寫道：“日寇野心既已爆發，必難再收，東亞從此無寧日矣！”由是而知，蔣介石對日本全面侵略的可能性和長期性已有估計。再者，蔣介石早在一九三二年即已提出，萬一與日本發生全面戰爭，即將國都遷往四川，27 以應付長期抗戰，因此才確立了一條“修好西南”、並使西南與中央統一的方針。待修好西南事成，蔣介石方於一九三五年八月有信心地說道：“即使我們丟失了中國關內十八個省中的十五個省，只要四川、雲南、貴州在我們的控制之下，我們就一定能打敗任何敵人，收復全部失土。”28 其持久抗戰的戰略思想顯然已有所定。


四、他對日本侵華戰爭的性質和前途具有遠見卓識

　　九一八事變一發生，蔣介石即在江西指出：“日本侵略東亞，情形的奇突實在是國際間從來沒有的事。我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開始了！”隨後，他又在九月二十二日的日記中寫道：“日人侵略實行，世界之第二次世界大戰於是開始矣！不知各國人士能見及此否？”29 這一認識無疑對他的持久戰思想的形成，和他要將中國的抗戰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接軌”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後來他曾說道：“日本無持久作戰的戰略資源。只要能與日軍周旋到某一程度，它若不是北侵西伯利亞，就是南下南洋群島（印尼），引起對蘇俄或歐美對抗。但西伯利亞尚屬生地，而南洋石油業已開採。西伯利亞只有煤鐵之蘊藏，唯南洋才有橡膠。德國人雖已發明人造橡膠（buna）。但高性能之橡膠要件，如高速度、高重量之軍用機之輪胎，仍必須用大量的天然橡膠；人造橡膠，只可摻極少許。所以，日軍非與美、歐衝突不可。如此中日戰爭將成為世界大戰之一部分，而將與世界大戰同時結束。”30

　　當中國獨立持久的抗戰已經堅持四年半之時，歷史的發展果不出蔣所料。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對日宣戰。蔣介石遂立即抓住他料之必至的歷史機遇，於珍珠港事件發生當日，約見英、美、蘇各國大使，宣佈中國對軸心國宣戰的決心。翌日七時，中華民國政府正式對日宣戰（按：以往是應戰），同時宣佈對德、意兩國立於戰爭地位。同日，蔣介石又主動致電羅斯福、邱吉爾、史達林，建議立即于反軸心國各國間組織某種聯合軍事會議。邱吉爾立即贊成，羅斯福主張迅速採取行動，史達林藉口對德抗戰而不願意對日宣戰（參見上卷第七章）。至一九四二年十一月，終於在華盛頓發表了由中、美、蘇三國領銜、有二十六國簽署的“聯合國共同宣言”，約定“加盟各國應各盡其兵力與資源打擊共同的敵人，且不得與任何敵人軍隊單獨媾和”。一九四二年一月三日因羅斯福建議，蔣介石亦被正式推舉為“中國戰區”最高統帥，擔負中、泰、越、緬北戰區總指揮。31

　　誠如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蔣介石在重慶東亞聯合軍事會議上所指出的那樣：“美、英、荷在太平洋上，早已成立共同作戰計畫，而始終不通知中國，是其視中國為無足輕重，徒利用我消耗日本實力……往者，美國限制日本，不許其南進北進，獨不反對其西進。而今則日本全力侵華之危機，已不復存在矣！”。是故，“我國抗戰，以後如能自強不息，則危險已過大半”。蔣介石的話，既指出了英、美、荷徒利用我國消耗日本力量的極端錯誤，又表示了蔣期與世界大戰“接軌”之持久戰思想的正確無誤。


五、他的持久戰思想為決策偉大衛國戰爭的總戰略奠定了基礎

　　一九三七年八月七日，中華民國最高國防會議正式決以全面抗戰，並決策了“以守為攻、以退為進，以持久對速勝 — 非以打垮敵人為目標、而以拖垮敵人為目的”的持久戰總戰略。同時，在第一期抗戰的指導方針上，確立了“以時間爭取空間”的戰略原則，重在贏得時間，消耗敵人，粉碎敵人“三月亡華”的狂夢，促成我西南持久抗戰基地的形成和鞏固。為此，最高統帥部將國軍一部集中華北，于平漢、津浦、平綏三線實行節節抵抗，以拖住敵于華北的兵力；又將國軍主力集中于華東，採取攻勢，造成在上海進行“決戰”的態勢，誘使並逼迫敵人改由北向南為由東向西戰略，使其不能迅速劫奪我以武漢為中心的中原地區，並沿京漢、津浦兩線切割我戰場，直至由西向東以逼殲我軍。

　　據八九年後大陸史家稱：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九日，蔣介石在親赴淞滬大戰前線時，即對第三戰區師以上軍官指出：“兩個半月以來，我們雖然沒有得到大的勝利，但在我們預定的消耗戰和持久戰的戰略下，已使敵人受到了意外的打擊，在精神上我們實在已打敗了舉世共棄的倭寇。”32

　　其後，蔣又在十一月十一日致“九國公約”電中明確聲明：“中國軍人從上海撤退，乃戰略關係，且為長期抗戰之計……此乃戰略上必要之舉，吾國政府與國民務當抗戰到底，鹹已具有決心，暴敵實無以動搖之。”

　　因台兒莊大戰勝利而舉國歡騰時，蔣介石曾立即指示第五戰區，稱：“台兒莊之戰，不過是第二期抗戰初始之勝利……長期抗戰主要在消耗敵人之戰鬥力，而不在一城一市之得失。此點應有深刻認識。以免對持久戰心理發生不良影響。”33 彼時，蔣並決心取消原擬擴大台兒莊戰果的徐州大戰，自徐州地區有計劃撤兵。六月三日，蔣介石在他的日記中曾這樣寫道：“此次我軍撤退愈速，敵進將更遲緩。在長期戰爭中，不可以一時進退定其成敗。戰略之撤退，如能達到預期效果，即勝利也。”對此，李宗仁亦認為：“自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南京失守，到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棄守徐州，我軍在津浦線上與日軍周旋五個多月，使其不能打通津浦路，乃充分發揮了以時間爭取空間的戰略計畫。”34

　　一九三八年七月十八日，武漢會戰正打得異常激烈之時，蔣介石曾對英《每日先驅論壇報》記者斯諾稱：“縱令將來武漢有不能守之日，殊亦無損于抗戰於毫末；中國之今日，固在長期作戰以消耗敵人力量，而獲得最後勝利。相信保衛武漢之戰，必使敵遭受重大之損失也！”蔣同時亦在日記中記述：“餘對防守武漢，決不作無謂之犧牲，必須保持相當兵力，待機運用，以作最後勝利之基礎。”據八九年前的中國大陸史家稱：“由是，在對武漢作戰的指令中，他（蔣介石）才要求部隊採取以攻為守，積極防禦之態度，指示中國軍隊必須力求戰而不決之戰略決策，拖住日軍和發動有限度攻勢與反擊，以牽制消耗敵人。”35

　　自淞滬抗戰至武漢棄守，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為實現持久抗戰總戰略，確實如是堅決和主動地貫徹了以“時間爭取空間”的前期戰略，並獲得了成功。誠如蔣介石斷言的那樣：“我們的敵人打得愈久，它就會更深地陷入困境；而我們打得愈久，我們將變得更強大，更堅定。”36

　　另外，也正是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既能夠決以持久抗戰的總戰略，又能在前期抗戰中為堅決貫徹這一戰略總原則，而逐步贏得“以時間爭取空間”的戰略性勝利，次第粉碎了日寇圖以武力迅速亡我的野心。因而，當日寇已知“武攻”難以亡我時，竟又發起“和平攻勢”，企圖以“文攻”來亡我，但為蔣所堅決拒絕。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由德國大使陶德邁所轉交的日本議和條件（六條），因不符合中華民國政府事前所決定的，“只有在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獲得嚴格尊重的條件下始能同意調停”的立場，而為中華民國政府和蔣介石置之不理。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因日本已陷我南京，便又借機發表了一個“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並聲稱此乃是“日本政府于南京陷落後，對於中國國民政府予以反省其態度之最後機會”。中華民國政府仍然堅決不予理睬。至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武漢會戰結束，中國持久抗戰局面已經完全達成之時，日本首相近衛又發表聲明，企圖誘我和談。蔣介石立即指出：“它不過是敵人欲整個吞滅中國，獨霸遠東，進而企圖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與陰謀的總自白；也是敵人整個國家欲滅我民族的一切計畫內容的總暴露。”37 敵人欲以“文攻”亡我的陰謀遂以失敗而告終。

　　一言以蔽之，中華民國衛國戰爭的長期堅持和最終勝利，是與蔣介石持久戰思想的形成、決策和貫徹，決然不能分開的。或曰，正是蔣介石持久戰思想的形成和中華民國有了持久抗戰的科學戰略，中國人民才能夠堅持持久抗戰並奪取了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至於毛澤東在中國大陸人人皆知的“光輝著作”《論持久戰》，是何時出籠的，怎樣出籠的，以及它為什麼要出籠和出籠的真正企圖是什麼，詳見下卷第四章。）

六　　 國民黨軍隊堅持長期艱苦抗戰是血寫的事實而非墨寫的謊言

（一）國民黨軍隊的前期艱苦抗戰

　　綜八年全面抗戰的歷史，其最為壯烈慘痛者乃是全面抗戰開始後的第一年。這是因為：一、日本有三月亡華的狂夢。二、日本試圖沿平漢、津浦、平綏三線迅速南進，抄堵我西南後方，切割我華東戰場，再由西向東迫我於死地。三、為堵日軍南進，我必北堵日軍，節節抵抗；同時東戰日軍，假以決戰，分其兵力，迫使它改變南進、東進戰略。四、為實現持久戰總戰略，就必須奪取“以時間爭取空間”之前期戰略的勝利，以將我華東、華中之人力和物資迅疾西撤，以固我持久抗戰的大後方。

　　中華民國政府軍 —— “國民黨軍隊”，正是為了達成上述戰略目標，方付出了最為慘痛的犧牲，更贏得了持久抗戰的最初成功，並為長期衛國戰爭的最終勝利，奠定了基礎。

　　一、鑒於日軍急於鞏固華北戰場，以圖迅疾南下，撲我中原，蔣介石乃命令平漢、津浦、平綏沿線我守軍，逐次、逐節地予以堅決抵抗，並借黃河之天然屏障，造成以忻口、太原為中心的大型會戰，使分兵平漢、津浦與平綏三線進攻的數十萬日軍，因我方的頑強抵抗，而不能迅速結束華北戰局。是故，自七七蘆溝橋事變直至十一月太原失守，華北戰事告一段落，不僅拖住日軍達四個月之久，使日軍不敢棄華北，下鄭州，打武漢，以從西線完成它由北向南的速勝戰略，並且被迫與我沿平漢線次第打響了保定戰鬥和石家莊戰鬥；沿平綏線打響了南口戰鬥、張家口戰鬥和平型關戰鬥；沿津浦線打響了平津之戰、姚官屯之戰和德州之戰等十數次大型戰鬥。據八九年後的大陸史家稱：在此十數次大型戰鬥中，天津之戰“經保安隊奮戰，予敵以重大創傷”；南口之戰“與敵鏖戰旬日，給敵以重大之打擊”；姚官屯戰鬥中“龐炳勳部頑強抵抗，激戰四晝夜，殲敵甚眾”；“德州守城的國民黨軍隊，全團壯烈殉國”；“平型關戰鬥，幾殲敵板垣師團”。忻口大型會戰歷時一月有餘，是為最激烈者，“是役，殲敵三、四萬，我軍傷亡亦甚為慘重，郝夢麟、劉家祺兩位將軍壯烈殉國。”39

　　二、為改變日軍由北向南的速勝戰略，避免出現日軍逼我由西向東退卻的劣局，誘敵由東向西，中華民國政府最高國防會議決定，集中主力于華東，主動發起進攻，造成八一三淞滬大戰（一九三七），40 使原駐上海的一萬八千日軍，鑒於我先後投入五十余師，七十萬人，誠如決戰態勢，只好忍痛從華北及國內抽調十個師團和海軍陸戰隊赴援，總兵力不下三十萬人，大炮三百多門，戰車兩百多輛，飛機二百多架，兵艦數十艘。“其戰鬥力之強，火力之旺，一時無兩。”雙方傷亡之慘重，舉世震驚。但因它粉碎了日本“三月亡華”的狂夢，使國際觀感為之一新，令國際間對我中華民族氣壯山河的反侵略戰爭始抱敬意。其次，它將暴敵死死拖在上海三個月不能西進一步，使長江中、下游的工廠、物資有了內遷的時間，為實現持久抗戰總戰略奠定了基礎。再之，它使侵華日軍由北向南的速勝戰略終於破產，使侵略者在華不能任意行動，使其因抽調華北兵力以助淞滬之戰，乃造成了我軍在華北的有利形勢。終於使我軍達到了對日消耗戰的戰略目的。據日本陸軍省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宣佈的戰況稱：“自八一三至十月底，我軍在上海死傷達四萬人”。41 其著名的木津根航空兵大隊，僅於八月十四日的空戰，即被我以六比零之數奪以全勝。為此，日本不僅叫喊要重估我兵力，而且要重估我軍抗戰的軍威和士氣，及我國民團結抗戰的決心。

　　三、八一三淞滬大戰後，因我國抗戰已贏得實現戰略退卻的第一步，是故，中華民國政府一方面確定為保衛首都而頑強一戰，是為“人心”而戰；一方面則在南京棄守後，仍然堅持東守津浦，道行，即為堵敵西進、保衛武漢而誘敵北上，造成徐州決戰之態勢，使津浦線南北兩端的日軍，既不能從速打通津浦線，又為徐州決戰所誘惑，從而拖延了它西向進攻武漢的時間。此即為實現以“時間爭取空間”之前期戰略的第二步。在本階段內，以蔣介石為首的最高統帥部，一是命令海軍封鎖南京以西江面，防止日軍迂回江西，東上徐淮，西進武昌。二是在南京棄守後，命令主力北上，回首與自滬西進、求從南京北上的日軍，反復糾戰於津浦線兩側與淮河兩岸，使之不能與津浦線北面日軍會合。三是在韓複渠擁兵自保，棄城失地，致使濟南失守之後，命令張自忠率第五九軍增援龐炳勳部，死守臨沂，造成兩軍夾擊日板垣師團，並迫之倉皇一退九十裏，困守莒縣城內，沿途遺屍甚多。四是在迫使板垣師團已成甕中之鼈，並不能與自兗州南犯的磯穀師團對台兒莊形成夾擊形勢之後，與敵磯谷師團大戰于台兒莊，並獲大勝，使三分之一日軍被阻於徐州西北，不能對我軍實行由西向東之包圍和聚殲。五是于台兒莊大捷之後，當敵人為打通津浦線而合圍徐州，兵力已增至三十多萬，而我兵力已達六十多萬時，我軍決於五月初自徐州地區有計劃撤退，並於規定時間抵達豫南豫北等指定戰略地點。由是，自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南京失守至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徐州棄敵，政府軍乃與日軍在津浦線上周旋達五個多月，超過預定的四個月時間，進一步實現了“以時間爭取空間”的前期戰略，迫使敵人按照我軍的作戰方略，改由北向南為由東向西，使敵既不能速亡中國，又不得不一步步地陷進了長期戰爭的泥淖，更使我一步步地贏得了持久抗戰總戰略的勝利，從而日益增強了我國軍民持久抗戰必勝的信念。如李宗仁所說：“我如果在津浦線將敵人拖住數月，使武漢後方有充分時間重新部署，則我們的抗戰還可以繼續與敵人作長期的糾纏，以待國際局勢的轉變。如我軍在津浦線上的抵抗迅速瓦解，則敵人一舉可下武漢，囊括中原，使我方無喘息機會，則抗戰前途就不堪設想了。”42

　　四、針對日軍重新決定沿淮河西進大別山，和沿揚子江西進以共同進攻武漢的戰略，為避免與敵機械化部隊在平原作戰，和防阻敵人機械化部隊沿隴海路西進，對我人力行軍實現超越性追擊，經第一戰區建議，最高統帥部乃決定炸開花園口大堤，以淹阻西進的日軍。對此，李宗仁曾說：“六月九日因花園口的河堤被炸，黃河與東南汛區頓成一片澤國，敵方輜重損失甚大，敵軍沿隴海線兩側西進的計畫遂被我統帥部完全粉碎。”43

　　雖然花園口決堤，使河汛地區的人民遭受了慘重損失，但為了抗戰，為了我民族的存亡，其乃為不得已之犧牲。所謂“棄一方之眾，以存我一國之民”。古今各國戰史皆富其例，歷史功過自明。

　　五、面對日軍欲攻佔武漢以亡我中原的戰略企圖，與其糾結十二個師團，配合海軍陸戰隊及飛機五百餘架，劃江分由南潯路、瑞武路、並沿長江北岸及沿大別山北麓進犯武漢的攻勢，和“武漢為天下中”、並為全國水陸交通樞紐及全國軍事經濟政治文化中心的重要戰略地位，中華民國政府於六月中旬即策定了保衛武漢的作戰計畫，決計利用鄱陽湖及大別山的地障與長江兩岸的丘陵湖沼作戰，重點放在外翼，“無論攻守進退，皆可立於主動地位”。並預期與敵作戰四至五個月，以消耗敵人、粉碎攻勢為主，並“不作無謂犧牲，必須保持相當實力，待機應用，以作最後勝利之基礎”。44 武漢會戰自日軍六月十二日陷安慶為始，至十月三十一日我主動撤離武漢為止，前後五個月，大小激戰數以百計，殲敵二十萬，極大地消耗了敵人的力量。之所以撤守，是因為十月十二日，日軍在百餘架飛機及數十艘軍艦的掩護下，已強行于海南大亞灣登陸，並於十月二十一日陷廣州。至此，“粵漢交通既已截斷，武漢地位已失去重要性”，故“不如決心自動放棄，保存若干力量，以為持久戰作最後勝利之根基”。猶如蔣介石在“為國軍退出武漢告全國國民書”中所指出的那樣：“保衛武漢之軍事，其主要意義原在於阻滯敵軍西進，消耗敵人實力，準備後方交通，運輸必要武器，遷移我東南與中部之工業，以進行西南之建設。蓋惟西北西南交通經濟建設之發展，始為長期抗戰與建國工作堅實之基礎，我唯西北西南交通路線開闢完峻，而後我抗戰實力及經濟建設所需之物資，始得充實供給而不虞之缺乏。今者我東南之人力物力已移植于西部諸省，西部之開發及交通建設，已達初步基礎，此後抗戰，乃可實行全面之戰爭，而不爭區區之點線。同時，我武漢週邊五閱月之苦戰惡鬥，已予敵人莫大之打擊，而樹立我民族復興之自信心，與發揚我軍攻守之戰鬥再接再厲之新精神。故我守衛武漢任務已畢，目的已達”。並稱：“此次兵力之轉移，不僅是我國積極進取轉守為攻之轉機，且為徹底抗戰轉敗為勝之樞紐，切不可認為戰爭失利與退卻，而在保持我繼續抗戰持久之力量”。蔣介石還堅定地說： “自今伊始，必須更哀切、更堅忍、更踏實、更刻苦、更勇猛奮進以致力於全面之戰爭與抗日根據地之充實，而造成最後之勝利。”

　　至此，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為實現持久抗戰而進行的“以時間爭取空間”之艱苦卓絕的前期抗戰，算是告一段落。它確如蔣介石所說的那樣，不僅達到了既定的戰略退卻之目的，又極大地消耗了敵人的力量，徹底破滅了日本帝國三月亡華的狂夢，並從此將侵略者死死拖在長陷不拔的著名“中國泥淖”之中，直至它最後的失敗。與世界各民族歷史上任何一次反侵略戰爭相比，它在戰略上的勝利，和為爭取戰略性勝利，而在以弱對強的極端劣勢中所賦予的苦戰和血戰，以及由它給侵略者所造成的巨大打擊，都是堪稱為可歌可泣的和舉世無雙的。一八一二年俄國為抵抗拿破崙的侵略，以火燒莫斯科為標誌的庫圖左夫式戰略退卻，既不能與之相比；一九四一年蘇俄在對德國抗戰之初所出現的倉皇退卻，更不能與之並論。


（二）國民黨軍隊自始至終堅持艱苦抗戰直至最後勝利

　　中華民國政府軍 —“ 國民黨軍隊”，在全面抗戰爆發後一年零四個月的時間裏歷經浴血苦戰，確實達成了以“時間換取空間”的戰略目標。自此，尚掩有西南半壁山河的中華民國政府，在其後將近七年的歲月裏，一方面因能憑藉著西南大後方而繼續堅持艱苦抗戰，一方面則為著保衛大後方和奪取抗戰的最後勝利，而繼續堅持持久抗戰，直至最後地打敗了日本帝國的侵略。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華民國政府在湖南南嶽軍事會議上制定的“第二期作戰指導方針”指出：“連續發動有限度的攻勢與反攻，以牽制消耗敵人，策應敵後之遊擊隊，加強敵後之控制與擾襲，化敵人後方為前方，迫敵局促於點線，阻止其全面統治與物資掠奪，粉碎其以華制華、以戰養戰之企圖；同時，抽出部隊，輪流整訓，強化戰力，準備總反攻。”

一、一九三八年十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國民黨蔣介石領導的主要戰役

　　在前期抗戰勝利的基礎上，中華民國、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採取並堅持了“以攻為守、積極防禦”的新一輪持久戰略，不斷地發動進攻以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同時粉碎了敵人數十次的大型攻勢。據八九年後中國大陸史家稱：“繼淞滬會戰、忻口會戰、徐淮會戰、台兒莊大戰、南京保衛戰和武漢會戰之後，自一九三八年底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僅國民黨軍隊的對日大型作戰就有：南昌會戰、隨棗會戰、第一次長沙會戰、桂南會戰、上高會戰、第二次長沙會戰、豫南會戰、晉南會戰、棗宜會戰、緬甸會戰、豫中會戰、第三次長沙會戰、浙贛會戰、常德會戰、長衡會戰、桂柳會戰、豫西鄂北會戰、反攻騰龍戰役、滇西及緬北反攻戰役、湘西會戰及桂柳反攻。”“大型戰鬥則有阻止日軍在海南島及汕頭登陸的戰鬥，阻止日軍在欽州灣登陸襲取邕寧的戰鬥，粵北戰鬥，中條山戰鬥及晉東南諸戰鬥，冀省遊擊戰，湘東戰鬥，鄂中戰鬥，鄂西戰鬥，鄂北戰鬥，策應長沙會戰之宜昌攻略，鄂、豫、皖邊區之粉碎日軍十月攻勢，攻克馬當、長興、宜興附近戰鬥，鎮海戰鬥，閩浙沿海及諸稽附近戰鬥，豫鄂皖邊區策應長沙會戰之戰鬥，江浙閩贛方面策應長沙會戰之戰鬥，良口戰鬥，克服邕龍粵海沿岸戰鬥，惠博戰鬥，清遠戰鬥，克復福州連江福清長樂戰鬥和朗溪戰鬥，鄭州戰鬥，淩川附近戰鬥，克服五原戰鬥，綏西戰鬥，襲擊開封戰鬥，皖東反掃蕩戰鬥，大別山戰鬥，沙市東南戰鬥，荊江兩岸戰鬥，第二次惠博戰鬥，雪州戰鬥，騰衡以北戰鬥，緬北各戰鬥，湘粵贛邊區戰鬥，閩浙邊區之追擊戰，贛江追擊戰，反攻廣州作戰。”45

二、中華民國政府和蔣介石先生堅持領導的長期浴血抗戰

　　除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滬抗戰和一九三三年長城抗戰 —— 即榆關、熱河、長城三大戰役外，自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之八年間，中華民國政府軍發動大型會戰二十二次，重要戰鬥一一一七次，小型戰鬥二八九三一次。陸軍陣亡、負傷、失蹤三二一一四一九人。空軍陣亡四三二一人，毀機二四六八駕。海軍艦艇損失殆盡。其中壯烈犧牲在戰場上的國民黨將軍即達二百餘位；為中共在一九八五年首次和公開承認者，就有八十五位；為中共史學界倡揚者，在一九八六年已經達到一百一十五位。46

　　自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從中央軍校畢業的大約二萬五千名軍官中，就有一萬名犧牲在戰爭全面爆發的前四個月。47 在歷次大型戰鬥中，國民黨官兵象山海關保衛戰那樣整連、整營、整團地為國捐軀者，屢見不鮮。據一九八九年後中國大陸史家記述，在一九三七年淞滬抗戰中， “國民黨官兵每小時的死傷數以千計，主力各師補充兵源達四、五次之多，原有下級軍官和士兵傷亡達三分之二，旅、團長傷亡竟達半數以上”。48其犧牲的壯烈，在中華民族和世界各民族抗敵禦侮的歷史上鮮有其例。上海五行倉庫八百壯士“中國不會亡”的壯烈歌聲震撼全球。“多年來認為中國人是不善戰鬥和易受恫嚇的英國人士，也驚於他們的驍勇善戰和堅毅不拔了。史摩萊少將說：‘他從沒有看過比中國的敢死隊最後保衛閘北更為壯烈的事了！’”49

　　一九三七年十月三日，受命於津浦北段予敵以節節抵抗的德州守軍運其昌旅四五八團，在日寇的夾攻之下，與山海關守軍一樣，據城死戰，全團殉國。同月，在殲敵四萬餘人的山西忻口大戰中，郝夢麟軍長與劉家祺師長兩位將軍壯烈犧牲。

　　一九三八年三月，在津浦縣南段為堵擊敵軍南下的藤縣保衛戰中，我軍守城師長王銘章將軍在發出“決以死拼以報國家”的最後電文之後，即於破城後的巷戰中，與參謀長趙渭濱將軍、鄒紹孟將軍同時壯烈殉國。同年春，台兒莊大戰最激烈時分，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孫連仲對師長池峰城所言“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進去！你填過了，我就來填進去！”的話，足以催人淚下。馮玉祥後來稱讚該役說：“……日本人想不到張自忠將軍的軍隊那麼聽命令，那麼勇敢……把日本軍隊打得落花流水。”50

　　一九三九年五月，在隨棗會戰中，雖然“我方部隊久經戰鬥，無充分補充，本已殘破，又缺乏平射炮等武器，對衝擊的坦克無法抵禦，所幸士氣尚盛。士兵據壕死守，即以血肉之軀與敵人坦克相搏鬥，官兵的勇者竟攀登敵人的坦克之上，以手榴彈向車裏投擲，作戰的勇敢與犧牲的壯烈，筆難盡述”。51

　　一九四零年五月，在棗宜會戰中我雖然將日軍的大部兵力包圍在襄東平原地區，殲敵甚眾，但因敵一部突圍，第三十八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將軍“立由方家集率七十四師追擊南竄之敵，銑日（十六日）在南瓜店附近與敵激戰，敵以步騎三、四千人附炮二十余門向我反攻，非常激烈，我軍殤之殆盡，敵以大部向我包圍，接近總部，總司令抱有敵無我之決心，親率總部官佐及特務營作最後的苦撐，卒因彈盡力孤，總司令竟以身殉國，官佐及特務營營長以下同作壯烈犧牲，生存無幾”。52 蔣介石得知張自忠殉國，親自纂文哭之。

　　一九四一年三月，在第二次上高會戰中，面對敵三十三師團一部、三十四師團一部和第二十混成旅全部的強勢兵力，我王耀武軍與敵軍鏊戰十四日，終日與敵搏鬥，各處高地屢得屢失，斃敵一萬。我王部將士犧牲一萬人以上。同年四月，在浙贛戰役中，我海門守備部隊指揮官蔣志英率軍死戰倭寇，與眾多將士一起壯烈犧牲。

　　一九四二年元月初，在第三次長沙會戰中，我與敵之激烈戰鬥遍於整個會戰之中。第十軍師長黃鐘將軍在其“三戰長沙”的日記中記曰：……終日在激烈戰鬥中，劉陽門、北大馬路均起巷戰，新軍路肉搏四次；本師為奪取陳家山犧牲百餘名。下午四時火起，煙霧彌天；尤以北大路附近為尤烈；野外無鳥獸，城內無行人；此為激烈日，亦為決戰日，鹿死誰手，唯在能守。在最後五分鐘，得最高統帥電：“……敵人孤軍深入，後方斷絕，同時我主力正向敵人四周圍擊，我第十軍如能抱定與長沙共存亡之決心，必能摧毀強敵，獲得無上光榮。”電中有七個“我第十軍”，何等親熱，士氣大震。經一日之壯烈犧牲，死傷二千餘，我寸土未被奪……。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在常德保衛戰中，當日軍一一六師團傾其全部兵力圍攻常德時，此役雖經我余萬程師與敵死戰十餘日，並因第九戰區四個軍赴援而獲勝，但是役，三位師長壯烈犧牲，第五十七師則遭遇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傷亡，一萬五千名將士中，生還者僅三百人。

　　一九四四年夏，當日軍為開拓大陸交通線，裨與南洋聯繫而分兵三路四犯長沙時，衡陽週邊國民黨軍隊曾與敵軍多次激戰。衡陽城裏國民黨守軍一萬餘人，在外有援軍不能接濟，內乏糧彈無以為繼的情況下，孤軍喋血，一心死守，苦戰四十八天，直至傷亡殆盡，陣地全沒，竟無一降者。

　　同年春月，在中國遠征軍和駐印軍向滇緬邊境及緬甸北部反攻的戰鬥中，其翻越崇山峻嶺，強渡怒江，疊克敵軍堅固據點龍陵、騰衡，直搗畹町之艱苦作戰，及其“穿越山野，沿途給養不繼，所受饑渴不是筆墨所能描述的”。53對此，美國聯絡參謀組組長吳德讚揚說：“中國軍隊耐受困苦的精神和作戰的勇敢，都是世界上少有的。”54 中國大陸著名雜誌《當代》所發表的長篇歷史紀實文學《中國遠征軍》一文，即將其艱苦與壯烈作了充分的描述與歌頌。一個曾親眼觀察一九四四年四月雲南西部怒江戰役的美國人，亦在描述中國軍隊之勇敢作戰精神的報導中寫道：“在以一個班一個班的對敵軍碉堡的自殺性衝鋒中……絕大部分傷亡皆產生於企圖沖過或更準確地說是爬過機關槍火力網的封鎖地帶。作為一種純粹的勇敢的顯示來說，進攻是壯烈動人的……一些排長被打死在距敵人槍眼的一兩米距離內，一些優秀的連長、營長在親自帶隊作戰中死去或受傷……”55 史迪威則評論說：“如果得到好的訓練、裝備和領導，中國軍隊能夠與任何國家的勇敢軍隊相匹敵。”56

　　誠然，中華民族的軍人正是有著這樣的熱血氣質，才使我們積弱的祖國在頑敵面前表現出了無畏的犧牲精神與沖天的英雄氣概，才能戰勝頑敵的長期侵略和可怕侵略。

　　應該一提的是，在抗戰中，國民革命軍 —— “國民黨軍隊”五十二師的女機關槍手唐桂林，因其女扮男裝、代兄從軍、屢建戰功的動人事蹟，曾被譽為中華民國偉大衛國戰爭中的“花木蘭”。她與一九四八年犧牲在太原保衛戰中的另一個屢立戰功的女機關槍手喬應秀，曾同被視作國民革命軍的驕傲。

　　…………

　　必須指出的是，在八年抗戰中，除中共以外，可以說不論中央軍、地方軍或系原軍閥部屬的舊軍隊，甚至是曾經屢屢製造過叛亂的“叛軍”，他們在抗日救國的偉大精神感召下，絕大多數都成了抗日的英雄和抗日的英雄軍隊。“一般人的觀感，都說抗戰中，中國的軍人進步了；其實，豈止是進步而已，我們的軍隊，在抗戰的烘爐中，熔化成了國家的軍隊，我們的軍隊，鍛煉成為現代的軍人了。這是國家統一最基本的一步。”57


三、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堅持領導抗戰的戰績

　　國民黨軍隊在對日抗戰的持久歲月裏，其戰鬥之壯烈，犧牲之慘烈，實為筆墨所難以盡之。但是，也正因如是地前仆後繼，勇敢犧牲，十四年抗戰，尤為八年全面抗戰，才能屢挫敵人精銳，屢敗敵人進攻。

　　一九三七年淞滬抗戰結束後，如前所述，不僅日陸軍省公佈“此次上海戰事，我方傷亡達四萬”，58 而且誠如中國大陸史家所言：它（淞滬抗戰）爭取了三個月的時間，使得長江下游的工廠和物資有了內遷的時間，使“國際觀感一新”。其次，它使得在華日軍不能隨意行動。日軍從華北抽調了兩個半師團增援上海作戰，造成了中國軍隊在華北的有利形勢，尤其使山西有了準備的時間。59

　　同年十月，日軍為解決華北戰局，除以一部向五臺山警戒外，其主力企圖直下太原。衛立煌遂受最高統帥部命令，統率第十四集團軍四個半師星夜向太原以北集中…… 日軍即以五萬兵力，以中央突破方法攻擊忻口。其時，蔣介石曾接連三電衛立煌等：“望抗戰到底，一竟全功”。衛乃以左、中、右三個兵團，於忻口附近陣地為軸心，會合晉軍與日軍大戰，著名的忻口會戰遂以打響。這一仗，我軍殲敵四萬人，造成華北戰鬥中最有利之戰局。如前所述，我郝夢麟軍長、劉家祺師長於是役壯烈犧牲。

　　一九三八年三月的台兒莊大戰，先是由我龐炳勳軍團在山東臨沂據城死守，後張自忠將軍趕到，兩軍內外夾擊，如疾風暴雨。敵板垣師團因不支而倉皇撤退。龐、張兩部乃合力窮追一晝夜，使敵軍無法立足，狼狽一退九十裏，縮入莒縣縣城。沿途敵軍遺屍甚多，器械彈藥損失尤大。是役殲敵三萬餘，為阻斷南北日軍打通津浦線，阻滯日寇沿隴海鐵路及沿長江迅疾進攻我武漢，功莫大焉。

　　同年五月開始的武漢會戰，如前所述，敵雖糾集十二個師團，配合海軍陸戰隊及飛機五百架分四路進攻武漢，但是，四月，蔣介石已在保衛武漢各部官長會議上，一再要求各高級將領務 “抱必死的決心……與士兵共患難同生死……雖天崩地裂，此志不移”。並制定了“此次保衛武漢，當取韌性，無論攻取進退，皆可立於主動之地位，而決不能陷於被動形勢”（蔣介石日記）的戰略決策。是役，敵我鏊戰達五個多月之久，殲敵二十萬。俟日軍在大亞灣強行登陸，武漢及粵漢鐵路已經失去防衛意義之後，我軍才決策主動放棄武漢。然而，武漢會戰卻對阻滯敵人西進，消耗敵軍實力，準備後方交通，運輸必要武器，遷移我東南和中部工業，集中我東南人力物力于西南諸省，以進行西南之建設，以堅持持久抗戰，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礎。

　　一九三九年春的豫北反攻，即“消耗敵軍近五萬人”。在該年包括晉南反攻、豫北反攻、鄂中反攻、贛北反攻的整個“四月攻勢”中，共消滅敵軍九萬人。是年的隨棗會戰，我軍不僅反攻獲勝，光復棗陽，並與敵膠著於隨、棗之間，使敵“遺屍五千餘具，馬匹器械無數”。

　　在同年九月的第一次長沙會戰中，“綜觀是役，敵經半載準備，挾海陸空軍十萬之眾，企圖于敵酋西尾阪垣履新之際攻取長沙，以壯聲威，並為偽中央政權樹立張本，殊不料大遭失敗，傷亡三萬餘人”。

　　在同年十一月至一九四零年一月的桂南會戰中，敵雖從山東抽調第五師團，協同臺灣旅團，並藉艦隊掩護於欽州灣西岸登陸，沿邕欽路北犯，陷邕寧，然我桂林行營白崇禧部卻以十五萬兵力發起反擊，並由蔣介石令杜聿明之第五軍機械化部隊和一百架飛機參戰反擊。我軍與日軍在昆侖關反復鏖戰，艱苦卓絕。十八日我軍即攻克昆侖及九塘，十九日攻克大高峰坳，以後繼續攻克五、六、七塘。二十日因日軍增援反陷大高峰坳、昆侖關、九塘後，我又集中兵力于邕甯路反攻，卒於十二月三十一日再克昆侖關，翌年一月四日再克九塘，致使日軍第五師團潰不成軍，其十二旅團傷亡殆盡，損失一個師團以上。日只複占邕寧，其企圖劫斷中國西南國際交通線的目的，完全沒有達成。

　　一九四零年五月的棗宜會戰，源於日軍在襄東作戰的失敗。其時，敵曾于豫南、鄂中增援六個師團，集中於信陽、隨縣、鐘祥三個地區，以南陽和襄陽為攻擊目標。其時，我軍一部除於隨棗方面一邊抵抗一邊轉進唐河流域，另一部固守桐柏山、大洪山以外，大部隊則於敵軍左右兩翼向外線移動，從而將敵軍的大部兵力包圍在襄東平原地區，殲敵四萬五千人，獲炮六十門，馬兩千匹，戰車七十輛，汽車四百輛。

　　同年三月的上高會戰，面對企圖掃蕩贛南的敵軍第三十三、三十四兩個師團及二十混成旅共四萬兵力，我羅卓英兵團乃先擊破北路安義方面的敵軍，再以兩個師於一線以西和日軍糾纏。然後，決以主力于日軍進犯的兩側地區交戰，先折其兩臂，再在中路聚殲日軍主力，遂致敵人傷亡一萬五千有餘。日軍師團長大賀雖幸得逃命，卻在南昌因愧恨而自殺未遂。

　　一九四一年九月的第二次長沙會戰，日軍雖調集十三萬餘人分三路進犯長沙，我守軍則逐次予日軍以消耗，並陸續由平江、瀏陽、株州、益陽等地合圍並猛攻進犯長沙的日軍，致使日軍向北潰退，我軍遂銜尾追擊和超越追擊，五日渡過汨羅江，八日渡過新牆河，殘餘日軍遂向臨湘、岳陽方面急竄，至此勝利地結束了第二次長沙會戰。

　　一九四一年底至一九四二年初的第三次長沙會戰，日本為牽制國民黨軍隊策應盟軍在廣州、香港方面的作戰，並企圖打通粵漢鐵路，解除太平洋西岸陸空威脅，又糾結三個半師七萬余人圍攻長沙，並於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始向長沙猛撲。我軍既按預定計劃沉著應戰，又以嶽麓山炮兵適時轟擊敵人，鏖戰四日，予敵以重創後，我遂以十個軍的兵力，由四面八方實行總反攻，日軍後路遂絕，士氣頹喪，無力掙扎，死傷慘重，乃於四日晚間突圍北竄，其急調的鄂南援軍，又遭我軍阻擊，幾全軍覆滅。是役打死日軍五萬六千九百多人，為珍珠港事件之後，我軍在中國戰場的第一次攻勢，也是同盟國在太平洋戰爭初期一連串失敗中首開的勝利紀錄。英國《泰晤士報》發表評論稱：“十二月七日以來，同盟軍唯一決定性勝利系華軍之長沙大捷”。《倫敦每日電訊報》尤稱：“際此遠東陰霧密佈中，唯長沙上空之雲彩確見光輝奪目。”

　　一九四二年一月，我遠征軍入緬協同英軍作戰，挫日軍于同古，敗日軍于仁安羌，因解英軍之危，深博同盟諸國好評。同年四月，日本在本土遭遇盟軍轟炸後，為掩飾失敗，安定國內人心，乃集結了十萬兵力，發動了浙東攻勢。我軍在逐次予進犯日軍以打擊後，乃向敵後轉進。俟浙贛全線均陷敵手，我軍立於八月進行全線反攻，取腰斬日軍之戰略，遂連續收復失土，敵乃倉皇撤退。“縱觀此次戰役敵軍以十余萬之眾，原圖永占我東部沿海各地，以掩飾其敗症並削弱其本土上空之威脅，卒至損兵折將敗相益彰，計畫被我完全粉碎。且敵此次使用部隊達十餘單位之多，其東拼西湊力量枯竭之情形可以想見，其崩潰實已不遠。”60

　　一九四三年五月，日軍糾結十一萬兵力向鄂西長江三峽進犯，企圖西叩重慶門戶，逼迫我最後之屈服，以便專對英、美作戰。我第六戰區孫連仲部約十一個軍，遂逐次抵抗，並在蔣介石特頒手令于石牌守軍，命令固守要塞聚殲倭寇之後，石牌守軍乃一面收縮，一面誘敵，俟敵過鮮陽關，猛犯要塞之時，即頑強反擊，予敵以重創，日軍攻勢頓挫，全線崩潰。我軍立不分晝夜予以追殲。至六月中旬，除藕池口一地被日軍佔據外，全部恢復原態勢，是役斃、傷敵三萬餘人。

　　同年十一月，于鄂西會戰中挫敗的日寇，為截斷我軍川、鄂、湘間之聯絡，掌握洞庭湖之全部資源，佔據我湘西北之門戶常德，打破我反攻準備，遂糾結十萬兵力自十一月二日始，以第一一六師團進犯常德，第三師團趨桃源，第六十八師團進德山，第四十師團侵漢壽。因我軍猛烈抗擊，日軍不能得逞，遂複轉西攻，陷石門，沛縣，徑趨桃源，其左翼亦由安鄉攻佔漢壽，圍攻常德。我余萬程師遂與之激戰十餘日，並偕赴援的第九戰區四個軍，於十二月八日收復常德。第六戰區各部也轉取攻勢，先後收復南縣，安鄉，沛縣，淞滋，公安等地。十二月底，盡複戰前態勢。

　　一九四四年初，中國遠征軍和駐印軍在滇緬邊境、即緬北進行反攻，全殲日軍兩個師團，重創日軍兩個師。同年春月，我為打通中印公路，始以駐印軍指揮官鄭洞國率新一軍、新六軍反攻緬北，越崇山峻嶺，進擊新平洋，與日軍戰于太白家。三月五日，克孟關，後又克孟拱，密支那，發動滇西攻勢策應駐印軍作戰。同時，遠征軍司令長官衛立煌亦指揮五個軍強渡怒江，發動滇西攻勢，策應駐印軍作戰，疊克日軍堅固據點龍陵、騰衡，直搗畹町。至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日我滇西軍與駐印軍會師芒友，完全打通中印公路，旋協同盟軍收復了緬北。

　　一九四五年後，針對日軍欲確保平漢南段交通，破壞我陝南豫西空軍基地的陰謀，我第五戰區和第一戰區在與日多次激戰、逐次消滅日軍後，又協力反攻，先後收復南彰、襄陽、樊陽，反攻老河口，既擊潰由鄂北前進的日軍，又於西峽口、長水鎮各地阻擊了豫南日軍的西進。作戰七十二天（三月二十一日至五月三十一日），斃敵一萬五千七百六十人。之後，湘桂的日軍為鞏固湘桂和堵死粵漢路交通，並作阻止我反攻準備，竟於全縣、東安、邵陽、湘潭各地集結八萬兵力，於一九四五年四月初分兵三路進犯湘西。我第四方面軍王耀部遂于武崗、江口、新化一帶予敵以堅決抵抗，並挫日軍於雪峰山。第十集團軍王敬久部則于寧鄉、益陽一帶阻擊由湘潭前進的日軍，牽制其行動。第三方面軍湯恩伯部則進出武陽關攻擊日軍側背，並於五月八日在我空軍支援下造成鉗形攻勢，將日軍分別包圍，予以殲滅。日軍經湘西會戰的挫敗，遂一蹶不振。是時，盟軍已攻佔琉璜琉球群島，日本本土日形危急，蔣介石乃下令開始東南戰場的反攻。張發奎的第二方面軍出都陽山脈，奪取邕寧；湯恩伯的第三方面軍一部沿柳宜路直取柳州，主力沿桂穗路越城嶺山脈攻略桂林，日軍望風披靡。我軍乃於五月二十七日克邕寧，繼之收復柳州、桂林諸重鎮，向東南收復失地七百餘公里。不數月後，日本終於無條件投降，中國終於戰勝其侵略。由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所堅持領導的、長達十四年之艱苦卓絕的偉大衛國戰爭，終於成為我民族歷史和世界歷史上的驕傲。本章前言所引的美國歷史學家易勞逸的“公道”話，實在是從根本上揭穿了那些“牆倒眾人推”者的說謊，從而深刻地表明瞭“世有公論、史亦終有公論”的這一天。

　　一九八九年以後，正處於全面歷史反思中的中國大陸學者們終於開始放膽說道：“蔣介石自始至終地堅持抗戰，廣大國民黨愛國官兵是熱血抗戰，前仆後繼，給日軍的進犯以極大的消耗，直至爭取抗戰的勝利……在抵抗外來侵略者的民族戰爭的戰場上，這些國民黨官兵的有血氣的表現，是可敬可佩的……在中華民族抵禦外侮的歷史上，鮮有前例……”61

　　歷史的事實是，蔣介石不但自始至終地堅持抗戰，而且自始至終都在頑強地領導著抗戰。他總是親臨前線英勇沉毅，最後撤退以身效行，甚至數次險被敵人所害的事蹟，實已使今日的中國大陸人民感慨萬端。一九九三年，由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國民黨 —— 一九三七》一書，和在中國大陸出版的其他國民黨抗戰研究著作，已經對他作為一個民族英雄的偉大精神和英勇行為，予以了甚為大膽的歌頌。

　　易勞逸先生，以及戰後所有歷史學家們都不會、更不曾想到的是，在中國大陸，將“國民黨人對日本侵略的抵抗作為一篇大無畏之英雄史詩來予以歌頌”的日子，不僅已經來臨，而且近年來，在中國大陸，越來越廣泛和越來越深刻地歌頌國民黨、蔣介石及其軍隊堅持英勇抗戰之著述與作品的大量出現，早已將中國大陸人民的歷史反思引向了深入，並將之推向了對中華民國之整個歷史進行再認識和再認定的更高階段。

　　然而，令人痛心的卻是，曾堅持長期英勇抗戰的國民黨官兵們，雖然戰死者已矣，其中的倖存者和負傷者，其絕大多數竟於一九四九年以後，成了中共統治下的“歷史反革命分子”。他們或被處以極刑，或被判刑、關押、勞改、勞教，或被管押、即在家鄉被強迫勞動，並且蔭及子孫“永世不得翻身”。在打內戰的共產黨是革命的，打外戰的國民黨卻是反革命之史無前例的黑暗時代，他們的萬古奇冤是永遠也無處可以訴說的。但是，歷史與人民還是永遠地記住了他們。


七　　中華民國衛國戰爭的偉大勝利和艱苦抗戰中的民主建國成就

　　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本侵佔我國東三省，至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其間十四年，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為保存中華民族的血脈，曾領導中國人民進行了可歌可泣的長期英勇抗戰。十四年間，日本雖然侵佔了我國的東三省，並在一九三七年後又陷落了我們的部分國土，但是：

　　第一、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中國軍隊從來不曾投降。

　　第二、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中國軍隊（不含中共軍隊）迅速地粉碎了日本帝國妄圖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狂夢。

　　第三、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曾擬定持久抗戰總戰略，領導和指揮政府軍 —— “國民黨軍隊”艱苦抗戰和英勇抗戰，一再地奪取過對日抗戰的輝煌勝利，消滅日軍達其總兵力百分之三十五以上，從而振奮和堅定了全國人民持久抗戰的信念，贏得了偉大衛國戰爭的最後勝利。

　　第四、中華民國政府軍 —— “國民黨軍隊”在長期抗戰中，將一百萬以上的日軍拖在著名的“中國泥淖”中不能自拔，從而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太平洋戰爭做出了巨大貢獻。誠如美國總統羅斯福所言：“假若沒有中國，假若中國被打敗了，……有多少師團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而調往其他方面來作戰？他們可以打下澳洲、打下印度 —— 他們可以毫不費力地把這些地方打下來。他們並且可以一直沖向中東，和德國配合起來，舉行一個規模進攻，在近東會師，把俄國完全隔離起來，合併埃及，斬斷通往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線……”62

　　第五、由於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中國軍隊的持久抗戰（不含中共軍隊），由於中國抗戰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巨大貢獻，由於中華民國政府和蔣介石的堅持要求，美、英等西方列強於一九四二年廢除了與清政府簽訂的所有不平等條約，更因中國抗戰的勝利而迫使日本將東北、臺灣和澎湖列島歸還中國，從而使得孫中山先生的重大歷史遺願得以實現，使得近百年來壓在我們中華民族頭上的奇恥大辱從此得以根本解除。

　　第六、由於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中國軍隊長期堅持抗戰（不含中共軍隊），而使中國的抗戰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而使我國成為中、印、緬、越遠東戰區、即中國戰區的領導國，進而成為國際所公認的世界反法西斯四大領袖國之一。蔣介石本人亦成為中華民族的偉大民族英雄和領導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著名領袖人物，使自晚清以來，以“落後與內亂”著稱，並受盡東西方列強欺淩和宰割的祖國，真正地得以揚眉吐氣。

　　這才是中華民國偉大衛國戰爭獲得勝利的根本內容。誠如易勞逸先生所說，若不是嗣後的那一場內戰掩去了中華民國衛國戰爭的全部光彩，則全世界“勢利”的歷史學家們，都會把它當作一曲“最為壯麗的史詩”來加以歌頌的。

　　但是，這仍然只是中華民國衛國戰爭所獲勝利的一個部分，雖然是最重要的部分。如前所說，一九三七年七月全面抗戰爆發前，國民黨於外患內憂交相煎迫中已經實行訓政，開始籌備憲政，並於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公佈了“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組織選舉“制憲國民大會代表”。可以相信的是，如果沒有日本帝國的侵略，沒有全面抗戰的爆發，則制憲國民大會的召開，中華民國憲法的制定，和從訓政走向憲政、實現還政于民的民主進程，誠然是可以想像和預見的。雖然全面抗戰的爆發，阻擋了訓政的進程，阻礙了憲政的準備，破壞了國家經濟的發展，製造了教育、文化等各個方面建設的困難，但是，蓋因國民黨軍隊的前期艱苦抗戰破滅了日本 “三月亡華”的狂夢，贏得了持久抗戰總戰略的初步實現，遷都西南的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遂在與日寇的大規模軍事較量迄無休止之時，為增強持久抗戰的國力，為建設西南大後方，並為了偉大衛國戰爭的最後勝利，竟在這一艱難狀態中，和在這個本應施行全面軍事管制的特殊歲月裏，繼續堅持民主建國的理念，積極推進戰時民主政治的建設，努力發展大後方經濟，刻苦加強戰時的教育和文化建設，從而在這個世界上，創造出了一個於長期戰爭和殘酷戰爭的特殊艱難條件下，竟能持續推進民主政治，發展國家經濟和建設教育文化的世界性奇跡。這個奇跡不僅在世界歷史上鮮見，而且成為二次大戰各交戰國中一支獨開的奇芭。反而言之，也正是這一激烈戰爭狀態下的政治、經濟、教育、文化建設，才又為那一場偉大衛國戰爭的長期堅持和最後勝利，奠定了極為重要的國力、軍力、人心及民智的基礎。


第一、戰時民主政治的建設

　　一、一九三八年七月，武漢戰役剛剛打響，中華民國政府即已邀請全國各黨派重要領袖（包括中共）和全國各界名流學者，于漢口組織國民參政會 —— 作為戰時最高民意機關參加抗戰救國和抗戰建國的工作。國民參政會組成人員共二百名，國民黨占八十名，各黨派領袖占五十名，無黨派人士占七十名以上。

　　國民參政會對於在戰時準備制憲國民大會的召開，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一九三九年九月九日至九月十八日，國民參政會于重慶召開一屆四次會議時，已決請政府明令定期召開“制憲國民大會”，制定憲法，結束黨治，實行憲政，並由議長蔣介石指定參政會若干組成人員，組織了憲政期成會。憲政期成會於一九三九年九月成立的當天，即在它召開的第一次會議上已決請國民政府早日頒佈召開國民大會，公佈憲法，及憲政實施之明令。一九三九年十月，國民黨五屆六中全會遂決於一九四零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制憲國民大會，恢復因抗戰停頓的國民代表選舉工作，並決議于重慶建造“國民大會堂”。後因戰事吃緊，無法召集，乃於一九四零年九月十五日宣佈延期召開國大，其他準備工作照常進行。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十二日國民政府頒佈“國民大會籌備組織條例”。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重慶“國民大會堂”竣工。但因大會堂於一九四一年八月九日被日機炸毀，加之一九四二年日本對西南攻勢淩厲，國籌會只能停止辦公。鑒於戰禍不止和國民大會無以召開的現實，一九四三年九月八日，國民黨五屆十一中全會乃宣佈戰爭結束後一年召開制憲國民大會，制定和頒佈憲法。此一宣佈後來成為事實。

　　其間，國民黨中央和國民參政會，還曾合組憲政實施協進會，協調各黨各派各方人士推動憲政的準備工作，召開常委會十一次，直至一九四六年制憲國大準備就緒，方才休會。應該說，由於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非但未忘民主政治的建設，而且於極其艱苦的戰時，仍堅持了對於民主政治建設的推進，具體言之，就是對憲政的準備，尤其是對制憲國民大會的籌備，才會在抗戰剛剛勝利之時，就能將民主憲政的推行立即提上議事日程，並能於中共發動內戰和一意破壞之中按時召開。

　　二、八年全面抗戰期間，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非但沒有強化訓政時期革命政府的統治權，相反，為了在戰時推行憲政和準備憲政，卻逐步開放黨禁，允許各黨派參政，包括進行了十年叛亂和叛國的中國共產黨和在訓政期間曾因創建國家社會黨而被捕過的張君勱、張東蓀等。63 由是各種黨派應運而生，多黨政治漸趨成形。這就為戰後制憲國民大會和行憲國民大會的相繼召開，以及推動多黨民主政治逐漸地打下了基礎。這對於一個正在戮力抗戰，亟須統一軍事、思想和政治的時代，誠然是不可想像的。較之中共至今絕不允許人民有任何集會、結社與組党的自由，其兩個政黨和兩個政權之完全不同的性質因此而涇渭分明。

　　三、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之八年間，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非但沒有以戰爭為理由而鉗民於口，反而繼承和發揚了訓政時期予人民以相當廣泛之思想、言論和出版自由的民主做法，從而使得抗戰時期的國民能言其所欲言，以助政府和國民黨抗戰，以責政府和國民黨之不當。連對心蓄顛覆政府之志，矢志要奪權篡國的中國共產黨，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亦在中共偽裝提出“四項保證”之後（參見下卷第三章），首先於七月三十一日宣佈釋放親共派人士，即為中共一黨圖存而不顧整個國家危亡的沈鈞儒等七人（參見下卷第三章），於八月二十四日釋放中共領袖陳獨秀，允許中共在重慶發行《新華日報》，開辦書店。據一九八九年後中國大陸歷史學家稱：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先後在重慶發行過刊物的民營報社、通訊社即達二百多家……。除中共的《新華日報》、《群眾週刊》以外，還有《國民公報》、《時事新報》、《西南日報》以及無計其數的雜誌和期刊。在重慶的大型出版發行機構則有：《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廣益書局》、《生活書店》、《新知書店》、《讀書生活出版社》、《正中書店》、《獨立出版社》等。64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商務、中華、世界、大東、開明等書局，都在重慶恢復了編審部和印刷部，且增加投資，擴大了出版規模。廣大作家自己經營的小規模出版社和《文化生活出版社》、《作家書屋》、《中外出版社》、《群益出版社》等，亦開始成立出書。加上新成立的《新生圖書公司》、《建國書店》、《文風書店》、《五十年代出版社》、《南方印書館》等，尤使圖書出版量迅速增加。據一九四二年統計，僅僅在重慶的民營出版機構就有一百三十多家。65 中國的出版事業繼在上海和戰時的武漢出現繁榮時代之後，在抗戰時代的重慶竟進一步得到了巨大發展。顯然，這樣的思想與出版自由，對於一個正在堅持艱苦抗戰、日日血濺中華的戰爭時期來說，實在是不能想像的。它較之中共在大陸奪取政權以後，于絕對和平時期竟能全面廢除人民原已享有的思想、言論、新聞和出版自由，實有天壤之別。


第二、戰時國家經濟的建設

　　全面抗戰八年間，由中華民國政府所領導的經濟建設，在蔣介石提出的“沒有國防，就沒有國家……我們一切政策，一切實施，都要以國防為中心，一切利害和是非，都要根據國防來判斷”之總決策下，66 戰時的工業、交通、貿易、農業以及教育和文化，均有著十分矚目的建設和發展，從而在經濟上對持久抗戰作了保證。

　　一、工業建設。據大陸一九九三年出版的《國民政府重慶陪都史》一書稱：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有計劃、有步驟地將一大批重要的工礦企業遷入了以重慶為中心的大後方，一批批愛國的工商業者、科學家和實業家們，在“救亡圖存”、“實業救國”的激勵下，不遠萬里撤廠內遷。據統計，截止一九四零年六月，遷入大後方四川的民營企業已達二百五十家，技術人員達萬名以上。國內大型鋼鐵企業亦從上海或武漢絡繹遷入……此後從長江的唐家沱到大渡口，沿著嘉陵江北到磁器口、童家橋，由川黔公路南達纂江佈滿了大大小小的工廠。以重慶為中心，在合川、長壽、江津等地構成了中國抗戰的“金三角”，建成了包括礦業、冶金、機器製造、化工、建材、紡織、造船、電器、日用百貨、麵粉、食品加工，以及屬於軍工系統的飛機製造、光學儀器、機械、皮革等在內的，門類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其中，民營資本約占大後方資本總額的百分之八十二點五……與戰前的大後方工業相比較，不僅工廠總數、資本總額、工人人數大大增加，而且工業門類的配置、產品數量和地域分佈都有明顯的發展。據該書稱：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陪都建設計畫委員會在重慶舉辦了“第一屆陪都建設展覽”。著名實業家顏耀秋曾撰文指出：“當八一三滬戰爆發，上海各工廠即奉命內遷，是時，船又多移作軍用，能分配各工廠載運內遷者僅百分之二而已。今在此戰時之工廠出品，乃經三年餘之久的苦鬥搜羅所得的成果，雖出品尚屬幼稚，但吾輩聊可以告慰於國人。”67

　　著名經濟學家許滌新則稱：“從這二百餘家遷川工廠的奮鬥歷史，可以看出吾國從事於民族工業的廠家、職員與工人，是具有茹苦含辛不屈不撓之精神的；第二，從這二百餘家遷川工廠的出品中可以看出中國民族工業不是沒有基礎的……舉凡國防民生所需之物，無不具備。我們應當珍貴這點基礎，應當努力鞏固和發展這點基礎；第三，我國工業過去所需的機器，主要是求之於國外，抗戰以後，國人才注意這個問題。這次遷川工廠的出口展覽，就表現出這種成就了。”68

　　二、交通建設。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借助它在太平洋戰爭初期的勝利，迅速地斷絕了國民政府的國際交通。一九四二年，中國西南方面的滇越、滇緬公路和西北方面聯繫中蘇的甘新公路先後受阻，香港的淪陷又使中國政府失去了重要的中轉據點，日本更是叫囂“封閉滇緬公路，不使通過它對蔣政權作軍事上、經濟上的援助”。69 一九四一年底國民黨五屆九中全會乃對此作出決議：“目前滇緬公路為我國交通之要道，其防護之重要，自不待言，尤應一面配備重兵，節節控制，使敵不敢輕易侵犯，一面仍需改進運輸方法，以謀搶運物資。”70 嗣後，在中、美、英等國軍民的艱苦勞動下，中印公路於一九四五年一月建成使用。這條從印度加爾各答到中國昆明長達一千八百英里的陸路交通，加強了中華民國政府與國際反法西斯戰線的聯繫，為盟國軍隊反攻日本提供了條件。此外，中印航線的開航和數條國際無線電路的開通，不僅創造了世界空運史的紀錄，而且對國民政府持久抗戰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需要，起到了重大作用，做出了重要貢獻。

　　三、貿易建設。據中國大陸版的《陪都史》稱：抗戰全面爆發後，因國內運輸阻滯，內地傳統輸出品難以到達上海等沿海口岸，中國的外貿額急劇下降，上海外貿額減少一半左右……一九三七年九月，國民政府財政部提出《增進生產調整貿易大綱》，決以重要外貿政策如：為應付對英、美、蘇諸國易貨償債起見，對部分產品實行統購統銷；為集中外匯，商人須依照政府規定匯率向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售結；為削弱日軍作戰，於一九三八年十月公佈禁運資敵物品條例等。由是，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一年間出口總值達一萬一千五百七十萬美圓，其中國營外銷系統的出口值竟達八千六百四十萬美圓……其對於指定外銷農產品得以輸出，維持國民政府之債權，換取抗戰建國之急需物資方面，作用不可低估。71

　　四、科技建設。據中國大陸版的《陪都史》稱：國民政府的戰時科技政策，以抗戰建國基本方針為其指導思想，即：“對於科學知識之追求，科學技術之深造，科學教育之普及，必須于抗戰中集中精神，積極推進，以促成我中華民國之現代化和工業化……”72 一九四三年四月國民政府教育部長朱家驊曾說：“……總體看來，戰時中國科學技術在應用技術方面進步最快……”73 時工礦企業還獲得大小發明三百餘件和專利五百餘件。尤其值得稱道的是，化學家候德榜潛心研究制堿技術，於一九三九年首先提出了聯合制堿法的連續過程，並相繼完成工藝設計，使之實際投產，對純鹼和氮肥工業作出了貢獻。“候氏制堿法”是對西方長達半個世紀的蘇德維法及蔡安法傳統工藝的重大突破，是艱苦抗戰時期科學進步的一朵奇芭。此外，在基礎理論的研究方面，吳大猷關於《多元分子振動光譜與結構》的研究，馬士俊的《原子核及宇宙線之同予理論》，蘇步青的《曲線影射研究》，鍾明來對《幾率論》與《數論》的貢獻，李四光對南嶺地段地質構造的研究，丁毅對四川纂江鐵礦的新考察，馮景蘭對於川康大銅礦的《紀要》，王恒明發明的《浮游選礦劑》，馬延英關於《珊瑚層的生長斷定古代氣候的分析》，四川大學教授方文培的《峨嵋植物圖志》等，都是抗戰時期科學研究的重要成就。 74

　　思想的自由，國家的重視，自然亦帶來了抗戰時期社會科學研究的興盛局面。“各種學術，不但沒有退步，而且有長足進步”。75 是時，僅重慶就有全國性民間學術團體一百四十一個。朱光潛的《詩論》，馮友蘭的《新理學》，湯用彤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陳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劉節的《中國古代宗族移植史》等均成一時之響。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員會（文工會），更是由各党各派知識份子所組成的一支出色的生力軍，是“一所新型的學術機構，人才薈萃，碩果累累，時人稱齊之稷下”。76 雖然它很快就被中共所“挖心”，並成為中共製造抗戰陣營分裂和為發動內戰而製造輿論的重要巢穴（詳見下卷第四章）。

　　五、教育文化建設。抗戰時期值得大書特書的是教育文化建設。它一方面體現了中華民國政府對教育的一貫重視，即便是于烽火國中的戰爭歲月，非但不稍挫之，甚至尤有發展。另一方面，則證明了在人民享有思想和出版自由的時代，即便是在血濺中華的戰爭年代，我國文化的發展，亦非但沒有斷裂，更沒有被毀滅，甚至反而創造了非常的繁榮局面。較之中共奪取政權後踐踏教育，毀滅文化，甚至竟能為一黨之內訌，便能取消高等教育和破壞中、小學教育達十數年之久，形成了鮮明的歷史對照。

　　特別令人感動的，也是中國大陸出版的《培都史》所著重指出的是：抗戰爆發後，為了保存我國的教育文化事業，大批的高等教育和科學文化教育機構，完成了向大西南地區的戰時內遷，全國百分之三十四的高等學校彙集于重慶。據當時我國著名社會學家孫定文先生的統計，抗戰期間，中國的知識份子當中，“高級知識份子中十分之九以上西遷；中級知識份子中十分之五以上西遷，低級知識份子中十分之三以上西遷”，從而完成了中國文化教育中心由東向西的戰略大轉移，成為中國歷史上為保存民族文化國脈的第四次文化教育大遷徙。該書還稱：“抗戰時期統一高等院校教學、管理的各項制度規範，標誌著傳入中國幾十年的近代高等教育，由初期的無計畫放任狀態，轉入統一組織與規劃，從而進入與中國抗戰建國的實際需要相結合的階段……以陳立夫為首的教育當局，對戰時教育體制所進行的一系列措施，有力地克服了戰爭給教育所帶來的危機，為抗戰時期正規教育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保障。”77

　　其次，抗戰時期由於人民擁有充分的思想、言論和出版自由，是故，文化的發展也就伴隨著抗戰救國和抗戰建國的激情，呈現出多姿多彩的蓬勃景象。據該書稱： “……美術大師群集陪都，戲劇創作迭呈高潮，電影事業空前繁榮……。”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隨著港、澳及南洋等地的相繼淪陷，“數月以來，上述各地歸國文化人，且數千人”。同時，“為了搶救淪陷區內的廣大文化知名人士，國民政府的官方機構，軍事部門，及地方人士，如張發奎、杜月笙、戴雨農等均做了大量的救援搶救工作……到一九四二年七月，港、滬、南洋各地的文化人士，還在陸續內移中”。78 “政府方面，亦於今年（指一九四二年），又特撥專款，辦理此項招待和安置工作事宜，除沿途妥為內移的文化人士照料外，並在重慶等地設立招待所，又代為安插工作，期以人盡其才，給每一個文化界的人士以歸國服務的機會”。79 據統計一九四三年重慶的全國性文藝團體就有三十五個。全國作家三百七十七人中就有一百二十一人集中于重慶。彼時，文學、戲劇、話劇、美術等均為抗戰而創作，又在為抗戰而創作之中，產生了大量的文藝刊物和優秀的文藝作品。各種文藝叢書的出版，更予各類創作帶來了大量的出版陣地；數度霧都公演，尤給話劇的演出和興盛帶來了發展的大好時機。80 只需稍稍比較一下，一九四九年後中共對於文化和文化人之再三、再四的圍剿和迫害，回顧一下中共于國家和平建設階段，數度大興文字獄以摧殘文化、逼殺文人的行徑，兩個黨和兩個政府的德行和本相，又何需論之與辯之。

　　六、戰時農業建設。一九八九年，日本“中國現代史研究會”出版了《抗日戰爭與中國民眾》一書。該書稱：“重慶政府堅持抗戰，其物質基礎是經濟力量的發展。它實現低息長期貸款政策，大量投資于國家建設，使工業生產持續增長。對農業主要也進行積極的貸款，興辦水利、灌溉、開墾等工程，擴大耕地面積，維持了抗戰的基礎……從抗日的角度來看，重慶政府的經濟政策不是失敗，而是成功的。”81

　　歷史的事實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蔣介石曾向國民黨五屆九中全會提交了“土地政策戰時實施綱要”，提出了十條綱領，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第三、第四和第五條：

　　私有土地應由所有人申報地價，照價納稅，稅率起點為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累進至百分之五；為實施戰時之經濟建設或公共設施之需要，得隨時依照規定之報價徵收私有土地，其地價之一部分，並由國家發行之土地債券償付之；私有土地之出租者，其地租一樣不能超過報定地價之百分之十；確立農地以歸農民自耕為原則……

　　綱要還對“農地以歸農民自耕為原則”作了進一步闡述，指出在此原則下，“嗣後農地所有權之轉移，其承受人均以能自為耕作之人民為限。不依照前項轉移之農地，或非自耕農之土地，政府得收買之，而轉售于佃農，予以較長之年限，分年攤還地價”。

　　由是，抗戰期間國民政府“扶植自耕農”之原則得以確立。

　　這個綱要，上承孫中山“平均地權”之本義和一九三零年國民政府頒佈的“土地法”，下銜一九四九年後臺灣三階段和平土地改革的實踐，雖為戰時，卻走的是從根本上解決土地問題的正確道路。據大陸版的《陪都史》稱：“戰時後方如重慶北培等扶植自耕農實驗區的建立，已基本上改變了原有的土地關係。朝陽鎮第十九保的九十戶農民當中有七十戶被扶植為自耕農。如一自耕農所言：‘扶植自耕農，這是政府對我們所做的最重大的一件事，現在政府無論叫我們做什麼，我們也不會推辭的。’”82 可以設想的是，如果抗戰勝利後沒有中共在戰爭的廢墟上為奪取政權所迅疾挑起的那一場殘酷內戰，中國大陸的土地改革勢將與同時期的臺灣一樣，也能夠走上一條 “非殺人以奪地”和“非強迫自耕農為党耕奴”之正確的土地改革道路。因為國民政府在抗戰時期和內戰失敗退守的歲月裏，在土地問題上都能做到的事情，在真正的和平建設時期，也就一定能夠做得到了。孫中山先生“平均地權”的理想，也就一定能夠實現。

　　中華民國在長期艱苦抗戰中的民主建國成就，實令今日之中國大陸人民“百感而交集”。


兼 論　　 民族英雄 —— 蔣介石與陰謀武裝政變 —— 西安事變

（一）民族英雄 —— 蔣介石

　　為什麼說蔣介石是民族英雄？

　　第一、就歷史而言，中國歷史上有三次外國或外族的全面入侵，其中有兩次被亡國：一次是宋，一次是明。唯一沒有亡國、並且全面戰勝了侵略的，便是中華民國。那麼，既然亡國之國的岳飛、文天祥、史可法諸反抗侵略的人物，都能被歷史稱為民族英雄，則領導了中華民族長期守土抗戰，並最終贏得了勝利的蔣介石先生，倒反而不能被稱為民族英雄嗎？

　　第二、就二次大戰而言，凡被德、日、意侵略的國家，在歐洲除掉蘇俄，在亞洲除掉中國，沒有不亡的。英國本土只遭轟炸，未遭登陸，故不在此列。由是，未亡國家的領袖，如蘇俄的史達林，其淪陷的土地既不比中國小，傷亡的人數亦不比中國少；被亡國家的領袖，如法國的戴高樂，都能身負民族英雄的榮耀；相反，非但沒有亡國，並且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竟有卓越貢獻的戰勝國 —— 中華民國的領袖蔣介石，倒反而不能稱為民族英雄了？

　　第三、就二戰期間各國的國內情形而言，應該說，沒有一個國家的反法西斯戰爭比中國的反法西斯戰爭更加難以領導。因為剛剛統一了中華民國的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所面臨的，不僅有外患，更有內憂；不僅有日本的侵略，而且有赤色帝國蘇俄的顛覆；不僅有軍閥殘餘的連續反叛，而且有中共大規模的武裝叛亂和叛國。當是之時，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雖然面臨“數面作戰、國無同類”的困境，卻仍能團結國人，內平叛亂叛國，外抗強敵侵略，非但沒有亡國，並且正是在這一場反法西斯戰爭中，蕩盡了百年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奇恥大辱 —— 廢除了不平等條約，收回了東北、臺灣及澎湖列島的主權，以一積弱之國而成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領袖國之一，爭得了舉世公認的榮耀。如是，作為中華民國偉大衛國戰爭之最高統帥的蔣介石先生，如若他不是民族英雄，則誰可誇之？

　　第四、指蔣介石是民族英雄，還不僅僅因為他是中華民國的領袖和他擁有領導中華民國抗戰的功績，其中，還有一個極為重要的實際原因，就是如同他曾親自指揮北伐戰爭一樣，他同樣是那一場偉大衛國戰爭的實際指揮者和參加者。可以說，他修好、建設西南的國策，和為爭取抗戰勝利而期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接軌的思想，尤其是他根據國際國內條件而決策的持久戰大戰略，和他親自指揮抗戰、親赴前線、歷盡艱險的英勇行為，就更是表現了他作為一個民族英雄的本相。83 若要將他與那個在局部抗戰的前六年一心只想在蘇俄指揮下叛亂叛國，在全面抗戰的後八年一心只要“日蔣火拼”，心心念念只想乘國難以搶天下的毛澤東相比，則毛都能夠做成“中國人民的大救星”，難道蔣介石先生只做一個區區的民族英雄都不夠格嗎？

　　一九二七年秋，蔣介石赴日時曾回答記者說，他最佩服的歷史人物是岳飛、文天祥，最崇拜的偉大人物是孫中山。而蔣介石先生本人作為一位在偉大衛國戰爭中保存了中華民族血脈的民族英雄，他豈但當之無愧，而且功垂千秋。


（二）陰謀武裝政變 —— 西安事變

　　顯然，只有在論證了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尤其是蔣介石先生非但不是“消極抵抗、積極妥協，只打內戰、不打外仗”的民族罪人，相反，卻是真正的抗日政府，抗日政黨和民族英雄之後，我們才能將中共幕後策反，張、楊台前發動，和史達林作為最高決策者的西安事變，其作為一場陰謀武裝政變的政治本質和歷史遺禍，辨析清楚。

　　西安事變，於今早已不是歷史懸案。作為一九四九年奪權的勝利者，中共早已一再地、並且是赤裸裸地誇耀過它“英明策劃”和“和平調停”的兩面漂亮手段。同時，即便是西安事變的主要肇事者張學良本人，亦同樣沒有對自己當年的“兵諫”、即武裝叛變諱莫如深。

　　然而，作為歷史事件的西安事變雖未完全清楚，而作為遺禍歷史的西安事變，就更是在海內外不能形成共識。尤其是作為政變陰謀策劃者和發動者的歷史罪惡，非但沒有受到歷史的認真清算— 如歷史對袁氏竊國的一再清算那樣，甚至反被當作英雄和豪傑，既在中國大陸被中共著意加以渲染，熱情歌頌；又在海外被某些學者專家鬧得紛紛揚揚，名聲曆久而不衰。從而使那一場險些賣了國家，斷了國脈，至今仍在禍害著中國大陸人民的陰謀武裝政變，尤其是它的“罪魁”與“禍首”，在今天仍被渲染著神秘的色彩，圖畫著英雄的形象，偽飾著要抗日救國的花環。由是，不僅使蔣介石先生因之而坐冤難申，更使這一夥當年置民族危亡、人民禍福於不顧的新舊軍閥，竟成為人間靈傑而受人唏噓、感慨和尊重。這無疑又是一個歷史的“倒錯”，是歷史的是非曲直遭到混淆和曲解的嚴重惡果。因此，厘清事變的幕後人物、台前人物和決策人物，指證其叛國毀國的嚴重性質，道明它禍害民族的歷史重罪，不僅是對歷史的澄清，更是今天中國大陸人民要“思歷史、決國是”的迫切需要。


第一、西安事變的幕後人物

　　一言以蔽之，西安事變的幕後人物是中國共產黨。

　　中共之所以是西安事變的幕後人物，只因為其時逃亡在陝的中共二萬殘餘紅軍正面臨“被剿滅的絕境”。彼時，如果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爆發，雖能因“國難”而給萬分垂危的中共以生機，但已經時不待我的中共，為了救命，才決策了“聯張反蔣抗日”的陰謀。而陰謀武裝政變 —— 西安事變，就正是中共這一“假抗日真反蔣”之陰謀策略所結的“果實”。誠如西安事變發生當天，毛澤東給史達林的電報所稱，西安事變是“根據張、楊、共三角聯盟抗日反蔣的協議而發生的，中共中央已積極推動張、揚堅決與蔣分裂”（詳見下卷第三章第二節）。此其一。

　　其二、之所以說中共是西安事變的陰謀策動者，蓋因中共于奪權勝利後曾一再稱西安事變乃為它所領導，所解決。所謂不打自招。尤其是一九八九年後在中國大陸出版的現代史著述已經明白無誤地說道：“一九三五年秋，中共即令南漢宸派人向楊虎城傳達了中國共產黨的八一宣言。”84 “同年十二月，中共又派汪鋒對楊虎城及西北軍將領做工作。”85 “一九三六年春王炳南則奉中共指派專從德國回國去做爭取楊虎城的工作。”86 九十年代初，在中國大陸出版的中共共青團中央機關刊物《中華兒女》雜誌，已專門發表吹捧王炳南是如何成為楊虎城幕僚，並如何勝利完成策反楊、張和參加策劃西安事變的。

　　其三、實際上，在上述“冠冕堂皇”的用詞用語下面，卻是中共對楊虎城的“謀合”和對張學良的“挖心”。如同中共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間，曾借參加國民黨而與國民黨中的親俄派“謀合”，以對國民黨“挖心”一樣。

　　首先，就中共對楊的“謀合”而論，應該說，在一九三五年冬，當劉少奇帶著毛澤東“反蔣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陰謀，抵達天津恢復中共北方局之後，他的三大使命之一，就是派人打入西北軍和東北軍，策反其上層將領。另兩件則是煽動學潮和策動文化界“鬧抗日”（參見下卷第三章）。中共黨員魏以疇、南漢宸、蔣聽松、劉子華迅速在楊部擔任了要職。楊的辦公廳主任韓威西、秘書宋綺霞都是中共黨員。楊的憲兵第二營營長也是中共黨員。中共黨員王炳南曾為楊保送德國留學，受蘇俄命令歸國後由中共派做楊的工作。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南漢宸派代表見楊，同月中共又派汪鋒與楊直接謀談，一九三六年二月南漢宸的代表再與楊約談，一九三六年四月中共專派回國的王炳南與楊一再地“深談和合謀”。由是，中共終與楊結盟。一九三六年六月，楊的富縣王勁哉旅已用軍用合作社的名義開設了中共的聯絡站，將大批的無線電器材、醫用藥品等運往延安。楊甚至已在西安設立了兩個聯絡站，一個在楊部一位團長嚴揆要的防地，一個在楊的憲兵第二營內，營長為中共地下黨員。中共往返西安、延安，進入內地，回歸陝北，路條均由楊的十七路軍提供。國民政府命令剿共的楊部，非但已與中共暗通款曲，甚至已經同流合污。然後，再由楊虎城去謀合已經被中共包圍、“挖心”的張學良。

　　其次，就中共對張的“挖心”而言，一是仿照蔣介石廬山訓練團而建立的“西安南郊王曲鎮軍官訓練團”，雖由張、楊任正付團長，其實權卻完全握在中共黨員劉瀾濤、應德田手中。中共黨員應德田作為張學良的少將處長，更是張發動西安事變的秘密策劃者之一。中共黨員申伯純即稱：“王曲軍官訓練團訓練時間雖然只有兩個月，但對於改造思想，灌輸聯共抗日的主張卻收效很大”。87 軍官團學員就曾在西安事發前七天狂言“不要讓蔣介石站著走出去，而應該爬著滾出去”。88

　　二是以張學良為首的“抗日同志會”，實際負責人亦為中共黨員劉瀾濤、應德田等人。其創立時的十五人，全部是中共黨員和“左傾”分子。尤為重要的是，這個組織還掌管了張學良一切秘密活動，一切與共產黨聯繫的技術工作，以及東北軍全軍的人事工作。89

　　三是西安事變後第二天就更名為“東北軍政治大隊”的學生隊，有隊員三百人，大部分是北平中共地下黨介紹去的，其中更有一部分是中共地下黨員。由是，中共及其地下黨員們，乃抓住張學良和東北軍喪土失家的“情結”，投合他，接近他，然後包圍他，從而使“未足而立之年，即負方面，獨攬大權”，“未作過任何人部下，未有過任何長官”，“浪漫狂慡、忿事急躁”的“少帥”張學良，終於不知不覺地改變了他的是非觀，以使他在某種特殊條件下，能夠作出有利於中共的決定。中共幕後教唆的工作，終於使楊、張陰謀發動武裝政變的“火候”到了。


第二、西安事變的台前人物

　　眾所周知的是，事變的台前人物是張學良和楊虎城。就此二人的歷史而言，張學良是奉系軍閥張作霖之子。張作霖則是十七年軍閥復辟混戰的主要軍閥之一，所謂壞軍閥中的壞軍閥。張學良本人乃一介花花公子，從未有過一件勳勞，從未打過一場勝仗，由封建的傳承關係，因數承父業而成為東北王。其後，只是迫於日本壓力和內部異動，90 加上年輕氣盛，有一定的愛國情緒，而同意“東北易幟”，歸屬中華民國以為功。但這並沒有改變他作為一個封建軍閥的根本性質。至於楊虎城，原是西北軍將領、倒戈軍閥馮玉祥舊部，是謂舊軍人出身的新軍閥。既參加過馮的叛變，又是擁一省軍政大權的軍政領袖。新軍閥們並不真懂共和、民主為何物，甚至不懂中華民國為 “何國”。他們不僅身染民初軍閥混戰和北伐之後新舊軍閥叛亂的積習，而且身受三十年代上半期地方殘餘軍事勢力“假抗日以叛亂”的影響。特別是他們要保存和擴張一己軍事勢力的私欲，一旦時機成熟，契機出現，就會促成叛變的應運而生。距西安事變僅半年的兩廣六一叛變，其打著抗日旗號的鮮明特徵，就不能不說是西安事發的先聲。由是，“正在洶湧澎拜的民族主義浪潮（抗日浪潮）便夾雜著楊虎成的野心和老練沉著，夾雜著張學良的衝動和任所欲為的性格，更深藏著中共於危亡之中圖存的機心和周密策劃”，91 終於釀成了一場茅頭直指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尤其是針對蔣本人的“陰謀武裝政變”，從而在三十年代殘餘軍閥的武裝叛亂史上，又推起了一股叛亂的惡浪，更在中共十年叛亂叛國的歷史上留下了最為罪惡的實績。蔣介石衛士排六十七名戰士倒在血泊中的慘痛景象，最近在中國大陸報刊上公開揭露出來的，“張學良決心殺蔣並已選定殺蔣人選”的事實，以及張、楊要和中共聯合打倒南京、建立“西京”，即事變一旦成功便要成立“西安聯合國民政府”的陰謀圖劃，92 實在是把他們作為一夥叛亂成性之舊軍人和舊軍閥的本質，以及西安事變的陰謀武裝政變性質揭穿無疑。張、楊兩人雖然共有著舊軍人、舊軍閥的本質特徵，但兩人的城府卻一深一淺。因而，中共雖為整個事變的幕後教唆者和策反者，楊則為張的幕後策劃者。


第三、西安事變的最高處理者與和平調停者

　　如前所說，中共既是西安事變的“幕後教唆者與策反者”，為什麼西安事發之後它又成了一個“和平調停者”，甚至成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天使”，並在中國大陸自吹自擂了整整半個世紀呢？

　　這是因為，西安事變雖為殘餘軍閥于台前所發動，更為中共在幕後所策反。但是，中共作為一個武裝叛國集團，十年來，它的一切叛亂和叛國行為，都必須服從那個境外顛覆勢力 —— 蘇俄的需要和指揮。一九三五年八月以前，蘇俄一心要的是顛覆新中國 —— 中華民國，以便移植共產制度於中國，所以，中共便在它的指使和指揮下，實行公然叛亂和公開叛國。一九三五年八月後，當蘇俄面對來自德、日兩個法西斯強鄰的威脅，為自保而必須改變策動他國共產勢力顛覆本國政府的陰謀時，它又要求各國共產黨必須與本國政府結成反德、反日的統一戰線，以共同保衛他們的“工人階級祖國 —— 蘇聯”。由於意在殺蔣的西安事變，只能造成中國群龍無首和分裂、混亂，進而造成中國迅速為日本所亡，其結果必然導致蘇俄面臨日本侵略的巨大危險，因此，史達林才會一聽到事變的消息，立即親自擬電命令中共，一是懷疑西安事變是“日本間諜所為”，二是絕不容許中共殺蔣。史達林的這個電報指示，中共無疑要絕對服從。因而，原來已經將殺蔣之意隱藏在字裏行間，任由張、楊去領會，並且“打算站在後面讓張、楊去打頭陣”的毛澤東，在接到史達林的電報之後，只好於自嘲的狂笑聲中，決定由他們這一夥策劃殺蔣者，去說服張、楊不要殺蔣。這樣，中國的西安事變，雖由殘餘軍閥所發動，由中共所策反，然而，處理事變的最高決策者，卻是俄國的新沙皇 —— 史達林（參見下卷第三章）。93

　　於是，作為事變主要陰謀策反者之一的周恩來，便搖身一變而成為一個“和平使者”。只因他既遇上了一個年少無知、輕信盲從的張學良，又遇上了一個“重然若、儒氣太深”94 的中華民國領袖蔣介石先生。前者因自知闖下滔天大禍，遭到全國全世界反對，95 因而才在深自懊悔之中，將“捉曹演成了放曹”；後者則因周恩來開口“校長”，閉口“校長”，並一再向他保證能將被扣留在蘇俄的蔣經國弄回國，讓他父子團圓，對他動以“天倫之情”，從而才最終地博得了蔣的原諒和許諾。中共叛國集團和他的使者周恩來，終於在他們的俄國領袖命令下，由陰謀策反者而成為出賣張、楊者，及“和平調停者”，從而成為陰謀武裝政變 —— 西安事變的“全面勝利者”。周恩來這個人鬼兩面的共產派政治家，卻因此而凸顯了他的“光輝形象和倜儻風流”。


第四、西安事變的政治性質、現實結局和歷史後果

　　西安事變既是北伐成功以後，自中華民國統一至全面抗戰爆發的十年間，由殘餘軍閥勢力所發動的最後一次公開武裝叛亂，又是由殘餘軍閥勢力和中共武裝叛國集團首次聯手，以在抗日的旗號下，意在共同顛覆中華民國的首次陰謀武裝政變。首先，它使“八年剿匪之功，預計將於二星期（至多一個月，）可竟全功者，幾乎隳於一旦”。“而西北國防交通，經濟建設，竭國家社會數十年之心力，經營敷飾，粗有規模，經此變化，損失難計。欲使地方秩序，經濟信用恢復舊觀，又決非咄嗟可辦。質言之，建設進程，至少要後退三年，可痛至此”。96 此其一。

　　其二、由西安事變所表現出來的中國人民高漲的民氣，全國團結一致的氣氛，特別是蔣介石先生能夠凝聚全民族力量的人格和威望，終於使早已橫言“對西安事變絕不做壁上觀”的日本軍閥，深有“此時不滅中國，將無來時”的感喟（參見下卷第三章），從而提前了全面侵華戰爭的時間表。西安事變後僅半年，那一場由中共所一心盼望的“被侵略戰爭”，便終於在日本軍閥的瘋狂發動下，甚至是在中共的直接誘發下（參見本章注二），全面爆發了。不僅使我民族遭遇了亙古未有的巨大戰爭創傷，更為未來的中國歷史埋下了赤禍蔓延的悲慘結局。

　　其三、西安事變終於使中共因以而得救，使這一夥原來已經瀕於絕境的武裝叛國集團，不僅獲得了半年的喘息和整頓，而且乘機向國民政府和國民黨提出了“四項保證”，並因此而能立即與國民黨中殘存的親俄、親共派結縭，尤其是利用了那個二十世紀最無知的女人 —— 那個“一人便能夠抵得上百萬共產黨員的宋慶齡”，97 在國民黨內展開了一場緊鑼密鼓的連台大戲：名為要求國共再度“合作”，實為中共求得合法存在和擴張。由是，國民黨內部分裂再現。一九三七年二月，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一方面在以宋慶齡為首的原親俄派國民黨人進攻下，通過了所謂“實行孫中山三大政策遺囑”的提案，一方面則在反共派的堅持下，在會上通過了“關於根除赤禍之決議案”。雖然打了平手，但會議決議卻稱：“今者共產黨人于窮蹙邊隅之際，倡輸誠受命之說，本黨以博愛為懷，決不斷人自新之路。唯使鑒思往來，不容再誤……”國民黨的迂腐竟一至於此。

　　緊接著，蘆溝橋事變爆發，日本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中共方面固然加緊了“為抗戰而要求國民黨再度容共”的步伐，再度向國民政府和國民黨提出了“四項保證”，明確表示“願意在蔣委員長領導下，一致團結對外，抵抗日本侵略”。中華民國政府方面，則迫於大敵當前，只能明確表示“國內任何派別，只要誠意救國，願在國民革命抗敵禦侮的旗幟下，共同奮鬥者，政府無不開誠接納……”。

　　中國共產黨不僅由是而獲得了合法的存在，而且當即重演對國民黨進行“挖心戰術”的舊戲，直至在八年全面抗戰中不但迅速造成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而且，將對國民黨的滲透做到了令人歎為觀止的地步。當天真的國民黨正在高興地看到全國團結抗戰的局面終於形成時，他們又如何能夠想到，中國共產黨早已在它的黨內決策了要使“日蔣火拼”、而它自己卻要“到敵人後方去”搶地盤的“抗日”總策略（參見下卷第三章）。

　　其四、中華民族的命運，中華民國的命運，中國國民革命的命運，中國國民黨的命運，中國大陸人民的厄運，似乎就在“華清池槍聲驟響“的那一刹那間，就已經被確定了下來。蔣介石衛士排六十七名年輕戰士為領袖留下的鮮血，非但沒有改變蔣介石與國民黨人的“忠恕之道”，卻成為前驅者的血，為後來中共在中國大陸全面復辟殘暴的專制統治，留下了血跡斑斑的歷史前證。袁世凱、張勳、段祺瑞、曹錕、吳佩孚、孫傳芳，和包括張作霖在內的一個個反動軍閥們，雖然都不能改變中國國民革命的進程，不能推翻孫中山所締造的中華民國，不能阻止現代中國由專制向民主的過渡，更沒有在中國大陸實現長久的專制復辟統治，然而，由張學良、楊虎城的叛亂槍響而造成的，八年剿匪功虧一簣的歷史局面，從此竟為中國共產黨在共產革命名義下推行專制復辟，製造了千載難逢的歷史良機，更使得中國大陸人民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歲月裏，遭遇了亙古未有的劫難。

　　對於由陰謀武裝政變 —— 西安事變所造就的，如此巨大的歷史性悲劇效應，難道除掉中國共產黨之外，作為政變直接發動者的舊軍閥和叛亂者張學良和楊虎城們，竟不應作為歷史的罪人，而受到人民和歷史的永恆審判嗎？再言之，如果張學良、楊虎城們，是在一九四九年後的西安發動了那一場陰謀武裝政變，其要殺害的乃是毛澤東，則他們的下場和“名聲”又將如何呢？

　　至少，中共領袖劉少奇、彭德懷等人的“冤魂”，能夠作出最為痛切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