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治天下

共治天下：東晉帝國崛起真相解密

永嘉之禍

西晉末年的「八王之亂」，曠日持久，兵連禍接，中原板蕩，幾成丘壑。西晉王朝也如殘燈孤影，虛弱如衰草，何堪風雨來襲。諸侯王爭相引狼入室，五胡以中原為戰場，相互攻訐。晉的虛實早已被這些深入過黃河南北的鐵騎雄風，掃蕩得明明白白。

「 八王之亂」，除東海王司馬越外，其餘盡成了遊魂野鬼，司馬越笑到了最後，再也沒有力量制約他了，遂為所欲為。為了立威，派人在惠帝所食的餅中下藥，毒死了毫無用處的、48歲的白癡帝王，立惠帝第25弟司馬熾為帝，是為晉懷帝，時年24歲。改元永嘉（307年為永嘉元年）。

永嘉三年（309 年），匈奴人劉淵首先起兵反晉，自稱漢室之後裔，先稱漢王，後稱漢帝，建都於平陽（今山西臨汾西）。其子劉聰、侄兒劉曜，以及部將王彌、石勒等，都勇猛異常，為一時豪傑。先後兩次南下攻晉，其勢銳不可當。永嘉四年（310年）春夏之交，劉淵派兵攻打洛陽。司馬越徵調揚州刺史王敦，率軍援救京師，命琅琊王司馬睿催促發兵。7月，劉淵病死，暫時撤軍北去。10月，劉聰除掉皇太弟劉乂奪得王位後，重新調遣劉曜率兵4萬攻洛陽，洛陽再次告急。

稍有起色的晉室，就又像在風雨中守護巢穴的鴟梟，唯有悲鳴。就在此關鍵時刻，這年11月，司馬越為避劉漢鋒鏑，竟率親信大臣及精兵出屯許昌，留下晉懷帝和一些老弱大臣，守在洛陽。洛陽宮廷遂無兵守衛，糧食供應中斷，宮人大批餓死，屍體相枕藉，慘如人間地獄。懷帝司馬熾怒不可遏，於永嘉五年（311年）正月，密詔征東大將軍荀晞討伐司馬越，司馬越聞知，氣急敗壞，於3月病死。王衍率兵扶柩還東海國，被遊擊大河南北的羯族人石勒所阻，在平城（今河南鹿邑西南）殲滅了這支10萬晉軍，石勒把俘虜或殺死或燒死，其餘碾為軍糧，製成肉糜。

在洛陽的懷帝，認為司馬越死了，是個時機，似乎擺脫了東海王司馬越的控制，晉室就可以重整山河了。遂重新對各方鎮進行任命，司馬睿被委任為鎮東大將軍，兼督揚、江、湘、廣、交五州諸軍事之職。但懷帝無力挽狂瀾之才，晉室諸將也各懷私心，各為自保，沒有人真正盡心效忠王室。

311年6月，漢大將劉曜、王彌攻陷京師洛陽。懷帝被俘。漢兵縱兵燒掠，洛陽宮殿被付之一炬。王公士民3萬餘人被殺，西晉皇族幾百口人，不論老幼，悉數淪為漢國奴僕。史稱「永嘉之亂」或「永嘉之禍」。其慘烈只有後世的「靖康之難」可與之比肩而論。

司馬熾被囚於平陽一年有餘，受盡屈辱。漢帝劉聰為了宣示威儀，讓他穿著青衣，裹著襆頭，站在自己身後，給王公貴族們行酒洗盞。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青衣侑酒 」的故事，劉聰的意思很明白，漢民族不是自認為文化修養高嗎，胡人都是未開化的民族嗎？看，你們的皇帝在給我斟酒服務，以此羞辱晉臣。司馬熾雖然隱忍苟活，但劉聰最終還是在永嘉七年（313年）2月，毒殺了他。時年30歲。

當年4月，其侄子秦王司馬鄴在長安即位，是為晉湣帝。改永嘉為建興。司馬鄴在長安建立的朝廷，實在也是有名無實。朝廷所依賴的只有二王：一是鎮守在建業的琅琊王司馬睿，一是鎮守在上邦（今甘肅天水）的南陽王司馬保。為了籠絡他們，遂任命司馬睿為左丞相、大都督，負責都督函谷關以東諸軍事；任命南陽王司馬保為右丞相、大都督，負責都督陝西及以西諸軍事。這是周初分封周公召公「分陝而治，挾輔天子」故事的再版，湣帝企圖通過這種厚封的方式，以激勵他們的江山豪情，出兵拱衛王室，阻止劉聰、石勒等胡族軍隊越過長城，並進而收復故都洛陽。但司馬睿以「方平定江東，未暇北伐」（《資治通鑒》卷88）為由，遲疑不進，主要是想保存自己的實力。

就這樣，司馬鄴勉強支撐了4年，建興四年（316年）8月，劉曜的軍隊重重圍住長安，時間達兩個月之久。城內發生饑荒，人們開始易子而食，人間悲劇再次上演。晉湣帝走投無路，大哭一場後，把自己捆在羊車上，「肉袒銜璧，輿櫬投降」。長安遂被劉曜佔領。

劉曜將晉湣帝司馬鄴擄至平陽，交給劉聰。劉聰讓他行叩頭之禮，一旁站立的晉臣麹允不忍見此恥辱，悲不自勝，伏地痛哭，怎麼也攙扶不起。劉聰大怒，把麹允投入監獄，麹允憤而上吊自殺。劉聰再次以王者的姿態，重復導演「青衣侑酒」的故事。他率數萬羽林軍出獵上林苑，叫湣帝穿著軍服，手執長戟，前導引路。路上百姓圍觀如堵，人們互相指認說：「那位執戟的就是長安來的天子。」西晉的亡國之民、故吏耆老，看著故國的皇帝形同僕役，莫不唏噓流淚，皆有黍粟之悲。317年 12月，劉聰宴群臣於光極殿，又命湣帝像懷帝一樣，給群臣行酒洗盞。並在自己入廁時，讓他高舉儀蓋伺候。見此情狀，「晉臣多涕泣，有失聲者」。尚書郎辛賓悲不自勝，抱著湣帝大哭，劉聰怒斬辛賓。深感漢人難制，不久就將湣帝處死，以絕後患。司馬鄴時年18歲。西晉王朝從此滅亡，歷時52年。

永嘉之亂，開啟了北方五胡亂華的局面，北方五胡民族的首領相繼建國稱帝，劉曜據長安建前趙；羯人石勒在山東建後趙；鮮卑慕容氏與拓跋氏也相繼入主中原，建前燕及代國（北魏）。此後又有氐人苻健在長安建立前秦，羌人姚興建立後秦，以及後燕、北燕、前涼、胡夏等。中原陷入分裂混戰達136年，直至鮮卑拓跋氏統一北方，史稱「五胡十六國」時期。


牛繼馬後

在晉湣帝出降的前一天，曾頒下一道詔書，讓琅琊王司馬睿繼位。317年春，司馬睿得使者宣詔，當時正在滁州，立刻渡江回到建鄴（今江蘇南京），先稱晉王，改元建武。西元318年，湣帝被害後，司馬睿才在北方士族的擁戴下，正式登基稱帝，為避湣帝司馬鄴之諱，遂改建鄴為建康，司馬睿就是晉元帝，東晉由此開始。

司馬睿（276～322），字景文，司馬懿曾孫，司馬覲之子，在位6年。關於司馬睿的身世，有一段有趣的傳說，就是「牛繼馬後」。雖是傳說，但在正史上都言之鑿鑿，如《晉書》、《宋書》、《魏書》等都有記載。《魏書》乾脆直接說：「晉將牛金子也。」

原來，在司馬懿當政之時，就有代魏之心，當時有一本流傳很廣的讖書叫《玄石圖》，上面記有「牛繼馬後」的預言，司馬懿又請星象家管輅占卜子孫運勢，管輅占卜的結果與《玄石圖》不差毫釐。司馬懿不解何意。後來他位居丞相之職，權傾天下。他手下有個將領叫牛金的，為他出生入死，立下殊勳。司馬懿忽有所觸，想起「 牛繼馬後」的預言，心裏十分忌諱，怕牛金將來會對子孫不利，就派人請他赴宴，酒中下毒，牛金為人坦蕩，哪里有提防之心？「飲之即斃」，就這樣稀裏糊塗地送了命。司馬師不解，問道：「牛金對父親忠心耿耿，奈何殺之？」司馬懿訓道：「讖書有預言，馬後有牛，不毒死牛金，子孫將有後患啊!」

司馬懿自此以為，牛金已死，子孫便可高枕無憂、坐享福貴了，殊不知人算不如天算，世事難以預料。司馬懿的孫子司馬覲襲封琅琊王后，其妻夏侯氏被封為妃子。夏侯氏人很風流，沒多久就與王府也叫牛金的一個小吏勾搭成奸，後生下了司馬睿。

此即史書所言，司馬睿並非皇族血脈，而是琅琊王府小吏牛金的兒子。只是因為有「牛繼馬後」的傳言，導致了戰將牛金被冤殺。後人遂戲謔地稱司馬睿為牛睿，比如明朝思想家李贄，就直稱東晉為「南朝晉牛氏」，而不稱司馬氏。

司馬睿15歲時，襲封琅琊（今山東臨沂縣北）王。八王之亂時依附東海王司馬越。因他的封國與司馬越的封國相鄰，兩人多有來往，結成盟友。司馬睿借助司馬越的勢力，先被朝廷提拔為員外散騎常侍，後拜為左將軍。當時琅琊郡的世族豪門王導，正在司馬越王府做參軍，「雅相器重，契同友執」，互相欣賞，遂成至交，這也為此後兩人重造晉室奠定了友誼的基礎。

八王之亂後期，司馬睿跟隨司馬越北討成都王司馬穎，在蕩陰之戰中大敗，司馬越逃回東海封國。司馬睿和皇帝百官均被俘，在大混亂中，司馬睿乘曉霧逃出鄴城，他南渡黃河，在渡口過河時，河吏正在大捕皇室子弟，懷疑司馬睿的身份，不准他過河。隨行的謀士宋典見了，急中生智，故意用馬鞭敲著他的後背，笑著說：「你這個看房子的，朝廷不准貴人通行，你怎麼也被攔住？莫非你穿得太好了？」河吏聽後，就以為他真是一名舍長，就予以放行。司馬睿跑到洛陽，接到他母親夏侯氏後，就慌慌張張地逃回封國去了。

307年，司馬越再度舉兵，最後打敗二王，從長安迎回晉惠帝后，獨掌了朝政。司馬睿受到重用，被任命為平東將軍、監徐州諸軍事，鎮守下邳（今江蘇睢寧西北）。司馬睿借機請求把王導留在自己身邊，司馬越答應了，王導被司馬睿任用為平東司馬，成了他須臾不離的高參。

但是，很快匈奴劉淵建立劉漢政權，兩次大舉圍攻洛陽，晉朝處在風雨飄搖之中。王導遂向司馬睿獻計，說徐州為四戰之地，無險可守，不如避開戰亂向江東發展。司馬睿用王導之謀，上書司馬越，請求移鎮建鄴。而掌握西晉實權的司馬越看到北方局勢惡化，也有在江南留下退路的計畫，遂在313年，任命司馬睿為鎮東大將軍，都督揚、江、湘、交、廣五州諸軍事，渡江進駐建鄴，成為江南地區的最高統治者。

司馬睿移鎮江東，避開了北方的戰亂，保有了江南半壁江山的安定局面，便積極培植個人勢力，招收北來士人。自為一家，漸成氣候。而當時的北方則是「羌胡相攻，無月不戰」，北方人民在匈奴和羯族軍隊的殘酷屠殺中，紛紛扶老攜幼，向南遷徙。

有一首當時的民謠是這樣形容江南的富庶安定的：

永嘉世，天下災。但江南，皆康平。
永嘉世，九州空。余吳土，盛且豐。
永嘉世，九州荒。余廣州，平且康。

這說明永嘉之亂以後，與「白骨塗地」的北方相比，南方社會是多麼的穩定，正是奠定王業的基礎。

因此，當後來晉湣帝提拔他為左丞相，要他到京城去輔政，他藉口南方初定，堅辭不去。富庶的南方是他不忍丟棄的最主要的原因了！

司馬睿南渡時，北方的許多士族、大地主也攜眷南逃。而他們的宗族、部曲、賓客以及同鄉同裏之人，也跟著這些大戶南遷。一戶南遷大族光隨從動輒就有千餘家，人口數萬或數十萬不等。這次移民高潮形成了三大支流。其一為「秦雍流人」（陝西甘肅以及山西一部分），到達的地點是洞庭湖流域；其二為「司豫流人」（河南以及河北的一部分），到達的地點是鄱陽湖流域；其三為「青徐流人」（山東以及江蘇安徽一部分），到達的目的地是太湖流域。《晉書•王導傳》記載：「洛陽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可見規模之盛，史稱「衣冠南渡」，這是中原漢族歷史上的第一次大遷徙，前後持續了150年之久。移民帶來了深厚的中原文化和先進的生產技術，對江南的開發和民族的大融合，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影響深遠。


弱主開國

司馬睿雖是司馬懿的後人，但在帝室中處於「疏屬」地位。其祖父司馬伷為司馬懿小妾所生，為庶出之子。父司馬覲也不曾建樹功業，早已淪為皇室遠支。到他這裏，已是第四代了，皇家的血脈越來越稀釋了。在西晉皇族中，地位和名望都不顯要。逃避退讓，謙恭處世。按說，是當不了皇帝的，可歷史無規律可循。歷史就給了司馬睿這個機會，而且當的還是東晉的開國皇帝。何也？答案是：八王之亂給他提供了契機。

因為能夠有資格繼承皇位的司馬諸王多已死去。他也因為勢單力薄，沒有過深陷入內亂，反而被派到江南去鎮守，成了有實力的一方藩王。一批北方的士族官員，包括最有名望的王導，追隨他到了江東。司馬睿聽從王導的意見，吸收大批士族地主到王府來，當時有106名士族子弟成為他的輔佐，號稱「百六掾」。當權的官僚們也都想方設法把自己的子弟、親屬安插到江南任地方官吏，以為將來自保之地。顯然，晉朝的政權，實際上已轉移到他這裏。

但司馬睿初到建康，江東世家豪族，根基深厚，向來傲視王侯，他們對南渡的士族有戒心，也對司馬睿這晉室疏屬，壓根兒瞧不上眼，罵他是北方「傖夫」，意即粗鄙的人。況且司馬睿的鎮東大將軍職銜，又為司馬越所封，正統何在？因此，司馬睿到江南後一個多月，南方大族中頭面人物都不來拜見他。眾所周知，魏晉是靠大士族支撐的王朝，若得不到南方士族的支持，司馬睿要想在江南立足，那簡直就是做夢。

問題不可謂不嚴重，智慧的王導為他想出了一條妙計。

當時，王導的族兄王敦，是揚州刺史，很有勢力，王導把他請到建康，如此這般的交代一番。

按江南風俗，3月3日，是傳統的修禊節。人們都要到水邊洗濯，除災祛病。這天，王導特意安排司馬睿乘坐華麗的轎子，高擎著琅琊王的旗號，奇戟林立，儀仗導前，鳴鑼開道，十分威武，浩浩蕩蕩到江邊參加這一活動。王導、王敦和從北方來的名士清流，一個個氣宇軒昂，騎著高頭大馬，前擁後呼，招搖過市，有意大造聲勢，抬舉司馬睿。建康城的市民何曾見過這樣氣派的場面，全城轟動，萬人空巷，爭相圍睹。

江南士族領袖顧榮、賀循等，聽到這個消息，就從門縫裏偷偷張望。見北方士族領袖王導、王敦等人，對司馬睿如此畢恭畢敬，極為震動，想不到司馬睿竟有如此威望，感到司馬睿就是北方大族將要擁戴的皇帝，不能不刮目相待。也生怕怠慢了司馬睿，便一個個從府第裏跑出來，迎立路旁，拜見司馬睿。

司馬睿連忙停下肩輿，下轎扶起他們，都是恭謹之態，毫無驕矜之色。顧榮等人莫不感佩涕零。

回城之後，王導對司馬睿說：「顧榮和賀循是江南士人的領袖，主公如果能請他們出山，就不怕其他人不來了。」司馬睿於是聽從王導的安排，立即派王導上門，禮聘賀循為吳國內史，顧榮為軍司兼散騎常侍。這樣，兩人都高高興興地接受了官職。一時江南世族紛紛歸附，如紀瞻、周圯、卞壺、劉超、張貽等，都成了司馬睿的幕賓。如此一來，不但提高了司馬睿在江南士族地主中的威望，也使司馬睿的勢力迅速壯大起來，這就為司馬睿成就帝業奠定了基礎。

司馬睿獲得了江南士族們的擁戴，心裏十分感激王導，贊道：「卿為今世之蕭何啊！」

所以，當湣帝被俘後，司馬睿才能迅速在江東開創新局面，成為晉代一位中興之主。王導居功至偉，史稱「晉中興之功，導實居其首」。王導實乃東晉政權的奠基人，當時被稱為「江左管夷吾」。此時，尚在北方守衛故土的西晉地方官員如劉琨、段匹磾、劉翰等180多人，也都上書司馬睿，勸他登基。由此可見，這時候的南北民心，早已把司馬睿視為晉朝的正統所在，盼他能夠出面結束中國的混亂局面。

司馬睿得到南北士族的共同擁戴，遂於318年4月26日稱帝，是為晉元帝，改元太興。宣佈大赦天下，文武百官都官升二級。漢民族有望了。但五胡民族心裏酸溜溜，因東晉草創，傳國玉璽還遺失在北方，趙漢和前趙的民族政權，便戲稱他為「白板天子」，極盡譏笑之能事。

由東晉的開國可以看出，其政權基礎是西晉門閥士族統治的繼續和發展。司馬睿本身並無權力，王導總馭朝政，王敦總管軍事。一文一武，牢牢控制住了東晉的統治權。史載，司馬睿登基之日，姿態非常謙恭，因為他深知晉室復興，要倚賴于王導。他稱王導為「仲父」，竟要與王導同坐禦床，接受百官朝拜，王導堅決辭謝，言道：「若太陽與萬物處在一個位置，蒼生何以仰照！」

王導在東晉政權中的特殊地位，由此可見一斑。當時天下有言：「王與馬，共天下」。意思就是琅琊王氏同皇族司馬氏共同掌握東晉的大權。一個「共」字，就定下了東晉政權離不開世家大族支持的調子。


新亭對泣

東晉建立初期，面對北方殘破的河山，司馬睿和王導也起躍馬中原重整秩序的雄心。在他們的心中，江東只是寄籍。加之江東士族與北方士族相比，佔有天時地利的優勢，司馬睿對此不能不有所憂戚，常有寄人籬下之感。這從他和顧榮的一次談話中，就可以看出他這種不安的心態。他說：北士來此，只是暫寄南人國土，心常懷慚。

據《世說新語》記載，北方南渡士人，經常悲歌聚會，慷慨陳詞，對國土淪喪於異族之手，無不痛徹肺腑。有一次過江的諸名士趁風和日麗的天氣，到新亭飲宴，周顗歎息道：「風景殊好，而山河殊異。」名士們都哭了起來，王導勃然變色道：「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邪！」名士們聽了都停止哭泣。

這是一則非常有名的故事，南渡士族的家國之悲、北伐之志躍然紙上。按說，士人有此復國的志向，司馬睿和王導如果積極收攏人心，以江南雄厚的財力為基礎，興師北伐，「克復神州」，打回老家就不僅僅是寫在紙上的美麗口號了；但遺憾得很，不管是司馬睿也好，還是王導也好，都無北伐之意。他們之所以高舉「戮力王室、克復神州」的大旗，也只是做做樣子，鼓鼓勁兒，無非是借此口號來凝聚北來士族支援司馬睿政權的一種策略而已。

司馬睿並無遠圖，只想做個偏安皇帝，王導也只是想建立一個以王氏為主導的小朝廷而已。他們的目光專注于江東內部的權勢分配上，對於那些真有北伐志願的慷慨悲歌之士，他們不但不支持，甚至打壓。

大臣周嵩曾上書勸晉元帝要整軍備武，收復失地，險些喪命。

士族熊遠針對南渡的「衣冠」們忘記故土父老，安於江南優裕的生活，更是直言犯諫，指出朝廷既無北伐復國之志，卻有耽於遊戲酒食之情。結果外放出京。

軍諮祭酒祖逖主張北伐最力，願帶兵殺賊。司馬睿不好拒絕，就對祖逖採取敷衍態度，只給了他1000人的糧廩和3000匹布，任為豫州刺史，讓他自募兵員，自造武器。祖逖就召集自己的親戚朋友千人，在路上又收集2000名壯士，誓師北伐。祖逖擊楫中流，慷慨流涕，矢言不收復淪陷的山河，決不再過此江。狹路相逢勇者勝。祖逖帶著這3000壯士，屢次大敗石勒軍，盡復黃河以南全部失地。正當祖逖準備渡河，收復河北時，晉元帝卻派戴淵為征西將軍取代祖逖，以致收復的失地又盡數丟掉。祖逖仰天悲憤，真是有心殺賊，無力回天，遂感到前途無望，於321年憂憤而死。

因為在司馬睿和王導的眼中，東晉之初，對政權威脅最大的，並非北方的異族，而是南渡的僑姓士族和江東的土著士族之間的矛盾。江南大族自孫吳以來，勢力強大，盤根錯節。吳郡的朱、張、顧、陸，會稽的虞、魏、孔、賀是著名的大姓。西晉滅吳，他們的勢力並沒有被摧毀。甚至在司馬睿到建康之前，義興大族周圯、陳敏和錢繪等，都曾起兵割據自守，此即史家所謂 「三定江南」，由此可以看出他們的力量。王導很敏銳地看到了這一點，就極力拉攏南方的世家大族。可以說，王導一生的精力，都用在了致力於調和南北士族的矛盾上。至於北伐收復失地，當然就居於次要位置了。這也是王導為後人詬病的地方。在新亭之上那麼慷慨激昂，在東晉也有至尊地位，但對於北伐，他卻是從來都不曾身體力行過的。

至於晉元帝司馬睿，在穩定了皇位以後，便開始對「王與馬共天下」的局面不滿了，尤其對於掌握軍權的王敦，畏忌很深。因此孜孜於心的，就是如何挖空心思地削弱王氏勢力，擴大王權。心思當然也不在北伐上了。且為了平衡王導的權勢，便引劉隗、刁協以及江南士族戴淵等為心腹，暗中做軍事部署。這樣，剛剛建立起來的偏處一隅的東晉王朝，就充滿了不祥的陰雲。


王敦亂晉

琅琊王氏，素稱天下第一世族，名第高貴，非等閒世族可比。司馬睿就是在琅琊王氏及其他北方幾個強大士族的支持下，建立了東晉。東晉統治集團內部最大的矛盾，就是帝室和幾個世族以及南北士族之間的矛盾。雖然北方士族在政治上優於南方士族，但南方士族在經濟上要強于北方士族，南北士族之間勢力基本平衡。皇帝是旗號，南北士族無不尊帝。最初的東晉政局因此呈現出安定的局面。假如晉元帝不干涉強大士族的權利，唯安享尊榮而已，那麼，這種安定的局面會持續很多年。否則，士族必然反彈。

果然，晉元帝為了削弱王家的勢力，便有意起用北方低門第的士族劉隗、刁協，又起用南方士族戴淵作將軍，顯然，這一方面侵犯了王氏的勢力，另一方面也有打破南北士族之間勢力均衡的趨勢，自然遭到了以琅琊王氏等幾個強大的北方士族的激烈反對，322年，危機終於爆發。王敦叛亂了。

表面看，似乎是具有政治野心的王敦，不滿晉元帝疏遠王導，實際上是高名第士族與一般士族之間、南北方士族之間利益衝突的結果。

王敦此人，性格殘忍，是個強悍人物。我們可從《晉書》以及時人的筆記記載中，看出王敦冷血的一面。

當時西晉士人競以奢侈相尚，晉武帝舅舅王愷尤擅揮霍，府中日夜焰燭高燒，賓客盈門。王導、王敦兄弟自是他的座上賓。一次宴飲，一個吹笛子的樂妓在吹奏胡笳侑酒時，偶有音律稍不合節拍，王愷即命人當庭打死。座上客無不大驚失色，罷酒規勸，唯獨王敦神色自若，飲酒如常，就跟什麼事也沒發生過一樣。

還有一次，也是在王愷府裏做客。也是樂妓演奏曲子，美女環侍侑酒。王愷規定，客人一定要盡興喝酒，不然拿伺候的美人問罪。有一個客人不會飲酒，勉強飲了半盞。王愷遂大怒，認為這是美人沒侍候到位，怠慢了客人，丟了自己的臉面，立即命人把勸酒的美女殺了。見此情景，本不會飲酒的王導，怕敬酒人獲罪，也多次勉為其難地喝幹。可酒量過人的王敦，卻故意不喝。王愷一連殺了三個美人，王敦卻始終無動於衷，像雕塑一樣坐著不動。王導連忙拉著王敦，告辭而出。路上，王導責備王敦不該這樣冤殺美人，王敦冷冷道：「他殺自家人，關我何事？」

王敦的冷酷，由此可見一斑。如此性格的人，也必不能久居人下。因此，當最初王導要擁立司馬睿為帝時，王敦就不同意，想立一個歲數小的，便於控制，是王導的堅持，司馬睿這才登上了皇帝的寶座。

因此，打一開始，王敦就沒把晉元帝放在眼裏。加之他的政治野心越來越膨脹，說話辦事無不盛氣淩人。晉元帝也就越來越容忍不了他的專權跋扈的作風，就處心積慮地想把王導、王敦兄弟壟斷的朝政奪回來，於是開始寵信劉隗、刁協等一班佞人。晉元帝這也是病急亂投醫，他雖知道劉隗、刁協的個人品質不好，為士林所不齒。可幾個北方士族都聽王導的，因此引劉隗、刁協為心腹，也有不得已而為之的意味。從此，便有意疏遠王導，並暗中進行軍事部署，試圖最終全面剷除王家勢力。

恰巧湖州刺史空缺，王敦便推薦從事中郎將劉頒出任，禦史中丞劉隗就給元帝出主意，讓他派心腹鎮守。元帝於是就委派宗室、譙王司馬承擔任湖州刺史，並同時任命劉隗為鎮北將軍，戴淵為征西將軍取代祖逖，分駐合肥和淮陰，名義上是要積極準備北伐，實際上是防備王敦的作亂。晉元帝此舉，目的只是為了鞏固皇權，致使黃河以南所收復的失地又得而復失，祖逖因此氣死。

王敦得知是劉隗作梗後，就寫了一封信威嚇劉隗：「天下安泰，帝業才能興隆。而今庸人自擾，天下怕是進入多事之秋了。」劉隗針鋒相對道：「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我唯知效忠王室，盡心王事而已。」王敦自此深恨劉隗等人，也在暗中做著叛亂的準備。

他上書元帝，為王導打抱不平，說：「陛下曾說過：‘我與二王，是管鮑之交’，言猶在耳，該不會一朝而終吧？」言辭之咄咄，連王導也覺不妥，就將奏書密封後退回王敦處。王敦再次上奏，意思非常明白，就是要叫司馬睿知道他家的不滿。

那段時間，王敦激怒迸發，以酒澆愁，醉後常拿一隻玉如意，敲擊唾壺，借吟誦曹操的詩句「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未已」以抒發憤懣的情懷，致使壺嘴為之碎裂。

晉元帝永昌元年（332年）5月，唯一使王敦畏怯的祖逖齎志而沒後，王敦便認為自己就是當世唯一的豪傑了，便假借「清君側」的名義，先發制人，從武昌起兵。上表討伐劉隗、刁協等。王導為保全王氏家族的利益，消極抵抗，暗助王敦。建康軍事力量薄弱，劉隗、刁協、戴淵的抵抗，也一觸即潰。王敦輕而易舉地就攻入了建康，縱兵劫掠。周顗、戴淵、刁協等人被殺，劉隗投奔前趙的石勒。

刁協和劉隗一死一逃，宮中宿衛也早已四處逃散，元帝淒涼地坐在宮中，一籌莫展。元帝脫下黃袍，穿上朝服，對尚侍立在側的兩位侍中歎息說：「王敦想要我的王位，只管及早言明，我退還琅琊，自當讓賢，何至於如此擾亂百姓呢？」最後，元帝派王導及百官去跟王敦講和，要他退兵。王導遂撇開百官，私下裏跟王敦進行了一次密談。

王敦退兵的條件是：一要大赦他起兵的罪名；二要晉升他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隸尚書事，封武昌郡公，領江州牧。晉元帝沒有辦法，只得一一照辦。

王敦起兵的目的，就是要篡權，因此，他對王導說：「朝廷中刁、劉餘黨還在，我看得斬草除根。主位移動與否，另當別論，但朝政務必得改革。」王導知道他心懷不軌，就勸他說：「朝廷經過這次變故，也勢必悔過了。只要不再疑忌我們兄弟，我們的祖業得以為繼，我看就到此為止吧！」王敦這才打消了廢立之事，東晉危而復安。

但他的權勢卻膨脹起來了，他不經過朝廷同意，就擅自任免了一批大臣和州郡長官，也根本不去朝見晉元帝，一切安排妥當後，就直接帶兵返回武昌。

司馬睿見無法動搖王家的勢力，於當年11月，憂憤而死。太子司馬紹繼立，是為晉明帝。

晉明帝聰明英武，為改變東晉主弱臣強的局面，他從即位之初就在做著努力。他命華恒為驃騎將軍，都督建康水陸諸軍事，命郗鑒為安西將軍、兗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軍事，西鎮合肥，防范王敦的意圖非常明顯。

王敦於是進行了第二次叛亂。明帝太寧元年（323年），王敦移鎮姑孰（今安徽當塗），正謀起兵，奪取建康。可正在這時，王敦病倒了。太寧二年7月，明帝乘王敦病重，決定先發制人。但明帝因擔心眾人懼怕王敦餘威，便假稱王敦已死，下詔歷數王敦罪行，並任命王導為大都督，傳檄征討。王導此時與上次的態度相比，大相徑庭，明朗且堅決，宣稱「寧忠臣而死，不無賴而生」，聲明討逆。王敦首戰失利，不久，便憂憤而死，餘黨立即作鳥獸散，叛亂得以平息。

王敦臨死，對羊鑒及其子王應囑咐道：「我死後，宜即刻立王應為帝，先立朝廷百官，然後再安排葬事。」而王應是一個紈絝子弟，扶不上牆的一堆污泥，他將王敦的屍體用席子一裹，塗上防腐油蠟，草草的埋在議事大廳下麵，就與一幫公子哥們上街狂飲豪賭去了。

晉明帝平叛之後，餘恨未消，掘出王敦的屍體，焚毀衣冠，綁赴刑場，砍頭示眾，算是報了父子兩代帝王被欺負的仇恨。


門閥世族

東晉朝廷對在戰亂中大量南下的北方大族和流民，設置僑州、郡、縣，一仍北方動亂之前的政治格局，以維護僑遷士族的特權和利益。北方原有的徐、兗、青、司、豫、雍、秦、幽、冀、並等州，在南方也都有相應的僑州。其中大族的顯姓就有100多家，這百家大族就是東晉政權的支柱。司馬睿到南方後，即以王導為謀主。在王導的建議下，司馬睿最初大量啟用北方大族，使北方士族在政治上長期淩駕于南方士族之上。

在門閥政治中，門閥士族對皇權起著限制和制衡作用，門閥之間也互相制約。皇權離開門閥士族的支持，就會傾覆；反之，門閥士族如果拋棄皇權，也就不能和平相處，大家共同遵守著這一遊戲規則，從而形成東晉門閥政治的特點。因此，當司馬睿試圖要打破這種格局時，無形中就侵犯了這些士族大家的利益，於是就發生了王敦的叛亂。而王敦的叛亂以及其後桓玄的叛亂，之所以不能成功，實際上也是高名第士族與一般士族之間、南北方門閥士族之間互相牽制和平衡的結果。

據《世說新語．仇隙》記載，當年元帝任用譙王司馬承為湖州刺史以防備王敦時，就為王敦之弟王廙所殺。王敦死後，司馬承的妻子才敢哭著對其子司馬無忌兄弟說：「是王敦假借王廙之手殺了你們的父親。我所以多年沒有告訴你們，是因為王氏門強，你們兄弟年幼，我不想因此使你們遭到災禍啊！」由此可見，琅琊王氏勢力之大，以至宗室也不敢道其殺親之仇，這正說明瞭門閥政治的特性：「主弱臣強」。

雖然東、西晉實行的都是門閥政治制度，但卻有著本質的區別。西晉是宗室諸王掌權，門閥士族多依附於其門下，更多的是作為皇權的裝飾品而存在。而東晉卻正好顛了個個兒，門閥士族成為權臣，宗室王公反倒要仰食於門閥士族了，皇權成了門閥政治的遮羞布。譬如當時隨晉元帝一起到江南的除他本人外，還有彭城王、汝南王、南頓王、西陽王，號稱「五馬渡江」。但這些宗室諸王，皆因不滿士族當權而先後喪命。可見皇權政治的衰落，門閥政治的強大。

琅琊王氏以後，猶有潁川庾氏、譙郡桓氏、陳郡謝氏等門閥士族相繼執政，這種主弱臣強的「共天下」之局一直終東晉一朝都不曾改變。

門閥士族擁有優厚的政治、經濟特權。只要憑藉門第，就可青雲直上，輕易位至公卿。當時的中央和地方的文武要職都由士族擔任，依舊是「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 」的格局，權力尤其集中在北方士族王、庾、桓、謝和江南士族周、陸、顧等七大家族手中。他們佔有大量的生產資料和社會資源，過著寄生生活，奢侈荒淫，為所欲為。但卻一代不如一代，逐漸退化，再無優秀人才出現，門閥士族也就日趨衰落了。

當門閥士族日趨衰落時，寒門士族卻在崛起。當時寒門士族出身的劉裕，憑著軍功，一舉成為北府軍將領，在推翻桓玄的門閥政治和鎮壓農民起義後，順利地掌控了東晉政權，終結了門閥政治的格局。而門閥政治的結束，也就意味著東晉王朝也到了謝幕的時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