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論　革　命　與　復　辟

引 言

　　英國著名詩人雪萊雖曾滿懷希望地歌唱道：“秋風啊，既然冬天已經來了，春天又怎能遙遠？”然而，詩人卻完全沒有想到，即使春天已經到來，冬天的暴雪與寒風，仍舊會不只一次地，甚至會相當長久地肆虐在早春時節，以公然地蹂躪與逐殺一切剛剛萌芽或剛剛蘇醒的新生命，直至春雪消融，春草茵茵，即春天的真正降臨為止。在中國民間，這一自然現象便被稱做“反春”。


　　自然界在季節轉換中的這一普遍現象，顯然可以用來說明社會制度轉型期的本質特徵。因為，在近現代世界從專制走向民主的大趨勢和大進程中，也一定會有一個革命與復辟、即民主與專制之反復較量的普遍歷史進程。並且，只有歷經了這一艱難、甚至是痛苦的歷史進程，民主和民主制度，才能夠最終地戰勝專制和專制制度本身。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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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與復辟

一　革命與民主革命

　　在今天的世界上，對革命一語，某些人雖然深懷戀情或舊情，卻又頗懷恐懼或戒心 —— 有的人只因“革了千千萬萬人的命”，現在才要反對革命；有的人只為“跟著別人革了一輩子的命”，如今已要“告別革命”。在西方，少數享受了革命成果的人在輕鬆地否定著革命；在東方，許多慘遭過“革命”迫害的人談革命而色變。因為，在近現代，革命既使世界走向了光明和進步，“革命”又使世界出現了黑暗和倒退。革命使人民擺脫了專制壓迫，“革命”又同樣能夠迫使人民重新置身於專制強權之下。尤其是在我們祖國的現代歷史發展中，不僅因革命而推翻過專制王朝，卻又因“革命”而重蹈專制黑暗，甚至能使形形色色的專制罪行，在“革命的名義下”變本而加厲，層出而不窮。因而，對革命之一般歷史含義，應該如何認識？對不同性質的革命，應該如何加以界定？對一切假冒偽劣“革命”，及其所來與所去，又應該怎樣加以鑒別和揭穿？尤其是如何真正認識民主革命與其他形形色色革命截然不同的性質，認識它在推動近現代世界從專制向民主過渡進程中的巨大貢獻，特別是它推動我們祖國現代歷史發展的功績，以及它在推動我們祖國由專制向民主過渡的艱難歷程中，之所以被扭曲、篡改、直至被推倒和取代的來龍去脈，從而正確地認識我們祖國自辛亥以來由專制向民主過渡的艱難反復歷程，便歷史地和責無旁貸地落到了我們的肩頭。

　　那麼，革命究竟是什麼？

　　就它的本義而言，革命，便是 “變革天命”，是為了“順天應人”而更換君主或更始王朝的政治行為。“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便是明例。歷代農民造反之所以也被稱為革命，就是因為它常常促成了君主或王朝的變更。而當革命在更換君主與更始王朝的意義上逐漸有所延伸，直至被賦予“社會變革和制度變更”的意義時，革命，便成了社會變革與制度變更的一個普遍歷史進程。如果說，在中國傳統農業社會之整個歷史範疇內，春秋戰國時代由分封式專制體制、即封建制，向中央集權式專制體制、即君主制的漫長過渡，雖具有社會變革與體制變更，即“變革天命”的重要意義，但它仍是整個傳統農業社會範疇內，專制政治的沿革和專制制度的發展。到了近代與現代，世界各國由專制向民主的過渡，不僅具有政治制度變革的意義，而且已經是一場以民主制度取代專制制度的偉大革命了。同時，革命一詞亦從此被用來形容思想、文化、宗教、政治、經濟、科技、產業等一切社會領域的決定性發展和關鍵性變革。其突進與強進的發展狀態，更是常常被人用革命一詞以概括之和形容之。英文 revolution —— 革命、突進一詞，與 evolution —— 演化、漸進一詞的區別，便意在其中。由是，我們就能夠給革命以這樣一個定義了：首先，革命 —— 不論它採取任何形式，都是歷史的一個普遍變革進程。其次，革命還含有迅疾推進甚至強制推進這一歷史變革進程的意義。如果革命確是這兩重意義的結合，我們就可以據此進一步辨析不同性質的革命，和由不同性質的革命所帶來的不同歷史發展，特別應該考察旨在變革舊專制制度和創建新民主制度的民主革命的意義。

　　第一、就社會政治變革 —— 這個最能體現革命本義的普遍歷史變革進程而言，革命應有傳統型革命與近現代革命之分。傳統型革命之最普遍者是宗教革命與農民革命。前者於歐洲較為普遍，後者則在亞洲屢興屢衰。兩者雖然同是傳統農業社會的產兒，但宗教革命卻為近現代革命的興起，留下了歷史的先聲。或者說，沒有中世紀末歐洲人民反對天主教教義和天主教專制統治的宗教革命，便沒有後來的思想解放運動直至民主革命的發生。農民革命雖為被壓迫、被剝削的農民鋌而走險之舉，亦被歷史深注同情，“但它僅僅是意在改朝換代的本質，卻註定了它不過是傳統農業社會自我調節的一種歷史方式而已”。01 中國歷代農民革命早已反復地證明了這一真理性。至於由封建制即分封式專制體制，向中央集權式專制體制即君主制的過渡，如六國的覆滅和秦王朝的統一，德意志邦國的消亡和第二帝國的建立，日本廢藩的成功和天皇中央集權制度的確立，雖深顯“變革天命”的意義，但因它們不過是整個傳統農業社會範疇內，專制制度的自我變革，即自我完善，因而，它才僅僅是專制制度的變更，而非專制制度的消亡，因而才不具有近現代革命、特別是民主革命的意義。

　　第二、近現代革命當以十六世紀尼德蘭革命為始。其後，在歐洲，固有十七 —— 十九世紀英、法等國的民主革命，亦有十九世紀為馬克思主義思潮所煽動起來的共產主義革命。十九 —— 二十世紀，在東歐與亞洲，特別是在中國和俄國，不僅爆發了推翻專制統治的革命，而且誘發了共產革命。在亞非拉，二十世紀則成了民族革命，種族革命和民主革命交相發展的新時代。如是，革命不僅疊呈不同性質，不同性質的革命更是造就了不同的歷史發展。民主革命帶來了專制制度的滅亡和民主制度的誕生；民族革命和種族革命則推動了民族的獨立與種族的解放；思想、文化、科技、產業等種種領域的革命，無疑已極大地推動了世界的進步與繁榮；共產主義革命則在革命的名義之下被迫東渡俄國與亞洲，在一些落後的傳統農業國家重建了現代專制極權統治。形形色色的革命，有的雖為整個世界創造了民主與科學進步的新氣象，推動了近現代世界由專制向民主的過渡；有的卻為我們這個世界製造了新的困擾和困境，甚至為一些國家和地區由專制向民主的過渡，帶來了新的艱難和痛苦歷程。

　　第三、在上述形形色色革命當中，無庸諱言的是，正是民主革命在歐洲的興起，才帶來了對於封建專制制度和君主專制制度的偉大政治變革。而也正是民主革命在一些國家的勝利，才迅速地推動了自由經濟的發展。這一變革和發展，非但不再是傳統農業社會自身歷史範疇內的社會變革或體制變更，不再是專制統治方式的發展、完善或強化，卻已經是傳統農業社會自身的政治形式和經濟形態、即專制制度和農民的小生產，向現代工業社會自身的政治形式和經濟形態、即民主主義政治制度和自由主義生產經營方式的歷史性過渡。因而，它才不是以新王權代替舊王權，新王朝代替舊王朝，新專制政治代替舊專制政治的重複變革，相反，卻是以民主取代君主，自由取代獨裁，法制取代專制，平等取代特權的真正革新。一言以蔽之，即是要以嶄新的民主主義社會制度，取代陳舊的專制主義社會制度的革命。這，才是民主革命的真正定義，也才是民主革命不同於其他任何性質革命的本義所在。猶如著名的法國歷史學家米涅在評價法國大革命時所說的那樣：“革命以法律代替了專橫跋扈，以平等代替了特權；革命使人們擺脫了階級的區分，使國土消除了省份之間的壁壘，使工業不再受行會和行會監督的限制，使農業擺脫了封建領屬關係，免除了什一稅的重壓，財產不再容許任意指定預備繼承人，革命把一切歸於一個階級，一個法律，一個民族。”02



二　復辟與專制復辟

　　何謂復辟？復辟的一般歷史含義何在？什麼樣的復辟才是專制復辟？

　　辟，在中國古文字裏，即指帝王與帝位。復辟，便是指君王的復位，含有帝位失而復得之意。我國明代中葉土木堡之變以後，被俘還朝的英宗迫使景帝還位與他的做法，便是地道的復辟行為，也是復辟一詞原始含義的直接體現。但復辟一詞的含義亦逐漸地得到了延伸。第一個延伸，便是指王朝的歸複，而非專指某個帝王個人的復位，如英國斯圖亞特王朝和法國波龐王朝的復辟。第二個延伸，是指舊制度的重建，或曰舊制度在被新制度戰勝並取代之後，又反轉來重新戰勝了新制度，恢復了舊制度。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六國舊諸侯冒死要求重新分封，便十足地表達了他們要求復辟分封式專制體制的願望。英、法等國民主革命爆發後，被推翻的斯圖亞特家族和波龐家族不僅要求王朝復辟，而且力圖實現王政復辟、即全面歸複君主專制制度的做法，實為君主專制制度復辟的典型例證。同時，即便不是由舊君主、舊王朝來復辟君主專制，而是由新君主以建立新王朝的方式來歸複君主專制，蓋因他們仍然是對於舊君主專制制度的複歸，所以，亦同樣是專制制度的復辟而已。中國歷代農民起義，不論是朱元璋建立的大明王朝，還是洪秀全建立的太平天國，抑或是由袁世凱復辟帝制所建立的短命中華帝國，蓋因他們都是對於帝制的複歸，因而才都是對於舊君主專制制度的復辟。至於近現代的一些國家和地區，雖因革命而推翻了舊君主、舊王朝和舊專制制度，其間，某些政治力量亦乘大勢、隨大流地建政黨、喊共和、叫民主，甚至以革命的名義建立所謂“民主共和”的國家，但是，只要他們在掌權後重新建構專制制度，再造專制等級，厲行專制統治，則不論他們在表面上與形式上為自己裝潢了怎樣的現代色彩，在實際上都無非是對於專制制度的復辟而已。列寧史達林的共產專制俄國，希特勒掛著國家社會主義招牌的第三帝國，東歐、中國大陸和東南亞一些國家及地區，假共產革命旗號而建立的現代專制極權制度，以及七十年代伊朗以教權專制統治取代王權專制統治的事實，無不是鮮明的歷史例證。如是，復辟雖有其不同的層次 —— 君王重定，王朝複歸和制度還原等，但說到底，專制復辟就是專制制度的複歸，並且不論是在何人、何党以及何種旗號之下。這，才是專制復辟的本義之所在。



三　　民主革命與專制復辟的反復較量

　　在我們已經清楚革命與復辟的一般歷史含義，特別是民主革命與專制復辟的特殊定義之後，我們自然就能夠認清民主革命與專制復辟互為反制的歷史關係了。因為民主革命既然是意在推翻專制制度、建立民主制度的革命，其革命的具體物件，便是以專制政權為代表的、企圖維護舊專制制度的形形色色專制勢力。相反，專制復辟則是指形形色色的專制勢力企圖重建專制制度。

　　幸運的是，近現代世界由專制向民主過渡的歷史進程，不僅證明了民主革命的爆發，乃是這一過渡在政治上的重大發端，而且證明了其過渡的主要方式便是民主革命。因為正是民主革命的爆發，才率先為推倒專制統治、建立民主制度立了頭功；而也正是民主革命，才為全世界由專制向民主的過渡留下了一座座歷史的豐碑。因此，要追溯近現代世界由專制向民主過渡的進程，則排斥、否認、甚至反汙民主革命及其不朽的歷史功績，便無論如何於理難通。

　　然而，不幸的卻是，也正因為民主革命乃是推動這一過渡的重大發端和主要方式，它才必然地要遭遇形形色色專制復辟勢力的歪曲、詆毀直至公然反撲或變相反對，甚至能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和一定歷史時期內，由於國際國內因素，政治經濟原因，以及傳統文化的影響，而為專制勢力所戰勝。由是，在民主革命爆發後，雖然專制勢力的一再反撲甚至成功，並不能夠阻止民主革命的一再爆發和最終勝利，但是，革命與復辟反復較量的艱難態勢卻因之而形成，民主與專制反復較量的痛苦歷程亦因之而出現。因而，由專制向民主的過渡，也就必然地要表現出種種艱難與曲折的歷史景象。



第一、較量的普遍性與反復性

　　舉世最早的尼德蘭民主革命，雖與反對西班牙統治的民族革命相互交織，自一五六一年革命發動到一六零九年西班牙承認荷蘭獨立，直至一六四八年歐洲在結束三十年戰爭後訂立《威斯特伐利亞條約》，正式承認荷蘭共和國，其間，革命與復辟反復較量的歷史竟長達七十八年之久。

　　著名的英國民主革命，自一六四零年爆發直至一六八八年光榮革命告成，其間四十八年就曾歷經三次革命與復辟的較量。一六四七年十二月，由於蘇格蘭和英格蘭長老派密謀英王查理一世復辟，而引爆第二次國內戰爭。只因復辟派被克倫威爾戰敗，才使第一次復辟圖謀未遂。一六四九年英王查理一世被處死後，蘇格蘭保王黨及其勢力欲擁立查理二世為國王的復辟企圖，又因一六五一年克倫威爾征服蘇格蘭並將之併入英國，而使得二度復辟未果。第三次是在克倫威爾死後兩年：一六六零年四月，因保王党蒙克與查理二世談判成功而發表“布雷達宣言”，查理二世當上英國國王，斯圖亞特王朝遂宣佈復辟。復辟歷經查理二世和詹拇世二世長達二十八年的腐敗統治，直至被光榮革命推倒，英國才在王冠下，更在革命的逼迫下，誕生了舉世聞名的新政體，並從此由“君主憲政”而走上了“虛君共和”的道路。所以，孫中山先生指歐洲各國的君主憲政乃為“革命之所賜”，也就言之不虛。

　　民主革命爆發後，迭呈革命與復辟反復較量者，以法國為最。法國民主革命自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巴黎人民攻佔巴士底獄，直至一八七五年法國人民承繼法蘭西共和國國統，承認法蘭西第一共和國憲法，確立共和國體，成立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前後八十六年，革命與復辟的反復較量可謂連續不斷，異常複雜和激烈。如果說羅伯斯庇爾之死，標誌著立憲派的得手，拿破崙的滑鐵廬之敗，則帶來了波龐王朝復辟的成功。一八三零年的革命雖然埋葬了力圖全面復辟君主專制制度的波龐王朝，但是，路易•菲立普所建立的七月王朝卻依然猖行專制復辟達十八年之久。一八四八年的革命雖然戰勝了復辟的七月王朝，建立了法蘭西第二共和國，然而，路易•波拿巴卻于民主共和之中，“加演”專制復辟之為，並終於將法蘭西“第二共和國”更名為法蘭西“第二帝國”，他自己也因此而從總統變成了皇帝。若不是色當一役既使法國慘敗，又使路易•波拿巴的帝國一朝覆亡，則第三共和國的建立，尤其是法國民主制度的最終確認和確立，尚不知還有幾波幾折。

　　尼德蘭、英國、法國如是，但凡爆發過民主革命、推翻過專制王朝、建立了民主政體的國家亦莫不如斯。一八一零年爆發的西班牙民主革命，雖然誕生了著名的“一八一二年憲法”，03 其始亦與反對法國侵略的民族革命交熾一爐，但是由於拿破崙在歐洲的失敗和歐洲國際專制勢力的粗暴干涉，亦使革命力量與王室復辟勢力歷經五次反復較量，時長六十四年之久，直至一八七四年，才以波龐家的阿爾豐斯十二實行兩黨議會制度、建立君主立憲國家為終。

　　深受西班牙革命和西班牙一八一二年憲法影響的葡萄牙，於一八二零年爆發革命後，由國王若奧之子唐•米格爾所代表的專制勢力，就曾發動三次復辟。雖然一敗兩勝，勝也短命，卻為葡萄牙民主革命留下了革命與復辟一再較量的痛苦經歷。

　　十九世紀歐洲荷、英、法、西、葡等主要國家如是，二十世紀的德國和俄國，包括東亞諸落後國家，就更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展開了革命與復辟之更加痛苦和更加艱難的較量歷程。德國雖然遲至一八七一年才建立了統一的德意志帝國，並且威風一時，但它在第一次大戰中的失敗，卻導致了第二帝國的迅疾敗亡和德國民主派的輕易成功。一九一九年由德國社會民主工党亞伯特派建立的魏瑪共和國，轉瞬之間便迎來了專制勢力的瘋狂反撲。意在德意志復辟帝國的卡普暴動固然為民主力量所迅速擊敗，04 但是，由希特勒所代表的新型專制復辟勢力雖然不再公開號召重建帝國，歸複君主專制，但他在國家社會主義招牌下，由要求強化中央集權而成為歐洲最大獨裁者的發跡之路，卻在實質上將德國完全復辟成了一個極權統治的專制帝國，即“第三帝國”，從而又敷演出了一幕帝國興亡的歷史悲喜劇。

　　無獨有偶的是，早在希特勒於德國打著國家社會主義招牌，以逞專制復辟之前，列寧已在歐洲最落後的俄國，於二月民主革命推翻沙皇之後，複“以革命的名義” （列寧語）推倒了二月民主革命的成果，重建了俄國專制制度。十月革命對於二月革命背叛的本質，便是“以革命的名義”反撲民主革命，直至達到專制復辟的成功，並從此敷演了一場長達七十餘年專制復辟的巨大歷史悲劇。今天，即便是前蘇聯已經於一九九一年一朝崩垮，但一部分“人還在，心未死”的俄共黨人，其復辟的願望卻並沒有死絕。05

　　至於以辛亥革命為勝利發端的中國民主革命，在她一舉推翻滿清專制王朝、結束兩千餘年君主專制制度之後，所曾遭遇的較量歷程，特別是形形色色專制復辟給中國人民所帶來的巨大災難，甚至是空前的歷史浩劫，正是本書所要深入探討與論證的主題。一言以蔽之，近四百年來，自從世界開始了從專制向民主的艱難過渡以後，凡是爆發過民主革命的國家，應該說，無一沒有經歷過革命與復辟反復較量的歷程。而也只有經歷了這一普遍的歷史進程，或曰民主革命的主體歷程，民主革命才能最終地獲得成功，民主制度才會最終地獲得確認和確立。



第二、較量的艱難性

　　一、來自被推翻的專制統治集團，以及作為它附庸的王室、貴族、教會、僧侶以及一切享有特權者，或既得利益集團，因不甘心失去他們的專制政權和貴族特權，而時刻企圖死灰復燃，捲土重來。這無疑是革命與復辟反復較量的本質所在，又是革命要戰勝復辟之所以艱難的根本原因。為了復辟，英王查理一世可以反仇為友，在一六四一年鎮壓蘇格蘭叛亂未果之後，又於一六四七年暗中勾結蘇格蘭長老派密謀復辟王位，並因此挑起第二次國內戰爭。同樣是為了復辟，法王路易十六，王后瑪格麗特，以及大大小小的王公貴族，在歐洲專制勢力企圖共同圍剿法國革命之際，竟能置民族大義於不顧，或投書以告密，或陰謀以獻策，或奔走以呼號，或公然叛國以投敵，王后甚至能將法軍作戰計畫密呈普奧聯軍，以圖換取王權的複歸。可以說，自一五六一年尼德蘭爆發民主革命迄今為止的四百餘年間，全世界凡爆發過民主革命的國家，無一沒有出現過舊王朝、舊王權、舊貴族和舊特權享有者之一再圖謀復辟的行徑。一九九一年，前蘇聯和東歐一些共產國家自崩自垮以後，其共產頑固勢力一再企圖復辟的欲望，實在是他們至今仍在蠢蠢欲動的根本原因。

　　二、來自未曾解體或正在解體的傳統農業社會對自身專制政治形式的頑固維護，和對於自由經濟發生與發展的頑強對抗。因為傳統的家長制與小生產，既是專制政治賴以建構的最堅實社會基礎；自由經濟的發生與發展，又是造成這一基礎解體的最重要原因。更何況自由主義的生產經營方式，當它對專制制度、權力經濟及其基礎 —— 整個傳統農業社會進行挑戰時，既帶著足以憾動人心的民主自由信念，又帶著由工業革命所帶來的新鮮歷史氣息。由是，它才不僅是在思想政治領域對一切專制意識形態的一場徹底的大進攻，而且更是對傳統生產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的一場徹底的大破壞，必然要遭到整個傳統農業社會、特別是農民的反對甚至反抗。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中期，尼德蘭、英格蘭之所以能夠及早地爆發民主革命，其根本原因，便是在文藝復興、思想更新、宗教改革的時代到來之後，由於航海業的發展，圈地運動的推行，傳統農業社會的開始解體，從而促使大型手工業獲得迅猛發展的一個結果。反之，不論是法國民主革命期間旺岱地區農民的公開叛亂，還是西班牙民主革命期間農民對卡洛斯王子復辟活動的廣泛支持，亦都是因為傳統農業社會和宗法制農村未能走向最後解體所至。德國魏瑪共和國成立後，率先叛亂並公然要求復辟第二帝國的卡普暴動，便爆發在封建落後的東普魯士。至於俄國二月民主革命之所以被列寧的共產革命所叛變，中國辛亥革命後之所以會出現形形色色的專制復辟，特別是出現了以共產革命名義和以農民造反方式實現專制復辟的痛苦狀態，東亞幾個所謂共產國家之所以只有改朝換代、而迄無制度變更的現實，無非是作為專制政治基礎的傳統農業社會，還沒有開始、或剛剛開始走向解體這一根本原因所致。

　　三、來自傳統思想文化體系中專制的思想文化觀念對於世道人心的頑固影響，及其對於新思想新觀念所產生的巨大反制力量。必須明確的是，一個漫長的舊社會和舊制度的精神傳統，是斷然不會與這個舊社會及舊制度自身的物質形式同時被送進墳墓的。一次革命固然可以推翻一家王朝，但一次革命，卻絕無可能將種種專制的思想文化觀念同時送進墳墓。中外民主革命的歷史事實早已證明，凡是專制的思想文化與觀念，在革命前如若未曾受到挑戰、批判直至被民主共和的思想理念所戰勝，則不僅會帶來發動革命的困難，而且在革命後招致復辟的可能也就愈大，甚至愈長。一六四零年的英國民主革命，在西方之所以被稱做清教徒革命，便是因為清教徒對英國國教的反對才促成了革命契機的到來。反之，在當時的英國，正因為清教徒並不曾、也不可能推開一場真正宣揚民主共和理念的思想解放運動，因而，英國才會在革命爆發後迭呈思想的混亂，並最終招致斯圖亞特王朝的長期復辟，甚至連光榮革命也只能在王冠之下才能獲得成功。這，大約也是英國民主政治和自由經濟的理念和理論，是在革命爆發後，更在革命與復辟迭呈較量的歷史混亂中，才開始逐步形成的原因。法國在一七八九年爆發民主革命之前就有了近百年的思想啟蒙運動。正因為這個思想啟蒙運動不僅公然地舉起了 “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旗幟，公開地提出了共和主義的建國原則，並且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法制等許多方面，都催生了新思想和新理念，因此，法國人民才能夠在長達八十六年革命與復辟的反復較量中，一貫堅持追求共和、反對專制的民主革命精神。法國革命的理念、理論與實踐，才會傳遍世界，並成為十九世紀歐洲歷史發展的標誌。

　　其次，即便是在一個為民主革命的爆發作好了充分思想準備的國家，將同樣存在著專制思想文化的反撲。某些由傳統思想文化觀念的“舊帽翻新”而產生的所謂新思想和新文化，亦會成為對於真正新思想新文化的變相反抗。顯而易見的是，在俄國，由民粹派所發現的，“俄國農民身上所固有的共產主義本能”，才為俄國“新興無產者”接受馬克思的共產革命理論奠定了社會基礎，更為列寧以共產革命名義實行對二月民主革命的公然背叛，直至重建新沙皇專制制度，帶來了直接的思想要求。在德國，因一八七一年俾斯麥武力統一的實現和德意志第二帝國的興起，才帶來了尼采、叔本華“權力、意志及超人哲學”的應運而生。反之，也正是這個宣導“權力、意志與超人”思想的典型獨裁主義哲學，才為希特勒推倒魏瑪共和國，和掛著國家社會主義招牌重建專制的第三帝國，帶來了專制復辟的明確思想前提。

　　近現代歐洲在思想文化上表現了革命與復辟反復較量歷程的，還有一個著名的浪漫運動。這個浪漫運動雖然波潮起伏，曆久不衰，但是，它作為變革時代歐洲社會的一種思想文化表現，亦有積極和消極兩個方面。就積極方面而言，浪漫運動崇尚個性，反對舊傳統和舊倫理的制約，不安於陳舊、刻板、僵死的社會生活，是故，當它在為個性解放而反對專制壓迫時，曾順應歷史發展的要求，並曾成為民主革命在思想文化領域革命的一翼。相反，就消極而言，則因它藐視金錢，厭惡俗務，甚至因抗拒和逃避由“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現代文明發展，而號召返歸田園，回到蠻荒，直至走向反對新時代正在形成的進步社會制度時，它又完全可能走向時代要求的反面，從而成為專制復辟要求的一個浪漫“回聲”。十九世紀後期那個典型的文學浪漫運動便多少具有這樣的色彩。至於俄國農民在精神上的代表、偉大的作家托爾斯泰伯爵，在他面對著“洪水猛獸”似的資本主義時，之所以會被嚇回到“好地主的莊園”裏去；以及那個“在刀光火色衰微中已經看到了下個世紀曙光”、即所謂共產主義曙光的中國文豪魯迅先生，之所以同樣把資本主義看成是青面獠牙的怪獸，而亟欲反對之；無非都是還了他們傳統型知識份子的原形罷了。

　　四、來自國際專制勢力和某些僅從本國利害考量的國家對於別國革命的粗暴干涉，直至聯合圍剿。從一七八九年法國革命爆發直至一八一五年拿破崙戰敗，歐洲各國反動君主就曾聯合“民主”英國組成七次“反法聯盟”，以共同對付法國革命，直至聯合打敗拿破崙，迎回路易十六之弟路易十八，在法國實現王政復辟。拿破崙失敗後，俄、普、奧三國反動君主又在英國支持下，于巴黎結成三國“神聖同盟”，以抵抗、反對和企圖撲滅歐洲革命：一八二一年“神聖同盟”出兵撲殺了義大利革命。一八二二年“神聖同盟” 又粗暴地干涉了西班牙二度民主革命，支持裴迪南七世再度實現了復辟。應該說，自尼德蘭爆發民主革命以來的四百餘年間，各專制強國，各國反動君主，不僅對內厲行專制以紛紛杜絕本國革命的爆發，而且對外一再地粗暴干涉別國革命，甚至共同扶植垮臺君主以求復辟。此雖不足怪，然而，怪則怪在，一些已經成為世界強國的民主國家，即“民主列強”們，他們對內雖推展民主政治，對外則推行強權政策，僅僅為了本國的利害而不惜與專制列強聯手，以共同干涉和圍剿別國的革命，甚至一再地支持別國的專制復辟勢力，以圍剿別國的革命力量。這自然是他們雖已“新其貌”、卻未“新其心”所致，更是他們始終將國家利益高懸在民主理念之上的不良表現。然而，近幾百年來，一些國家民主發展的艱難困境，便常常與此相關；中國辛亥之後民主革命與專制復辟較量的反復與艱難，亦有源於此；今日民主的臺灣在國際上所遭遇的一切不公平待遇，同樣與之難解難分。



第三、較量的複雜性

　　一、復辟手段的複雜。形形色色的專制勢力，當他們自信有力量、有條件推倒民主革命、實現專制復辟之時，他們自然會採取公然的手段以求復辟。如英國斯圖亞特王朝和法國波龐王朝的公然復辟，以及中國辛亥之後袁世凱的公然復辟帝制。然而，當之形形色色專制勢力，因力量不足，條件不夠，更因為人民對於專制制度與專制統治的普遍厭棄，而不敢公然推行專制復辟之時，他們亦完全可能採取非公然的手段以實行復辟。首當其衝者，便是“假共和以復辟”，即寧願丟棄王位、王朝之名號，而劫奪專制復辟之實。法國革命期間，路易•波拿巴假第二共和國向第二帝國的過渡；中國辛亥革命之後，北洋軍閥于共和旗號之下一心推行專制復辟的歷史事實；都是它典型的例證。其次，是在“假共和以復辟”也無以遮人耳目時，則乾脆打起革命的旗號以逞專制復辟之欲。他們有的打著民族革命的旗號，以民族革命壓迫民主革命；有的打著宗教革命的旗號，以教權專制取代王權專制；有的乾脆打起農民革命的旗號，來反對民主革命，反撲民主政權，歸複專制制度。最時髦的，也是最具欺騙力量的，便是打起共產主義革命的旗號，以推倒民主革命，復辟專制制度，建立極權統治。

　　二、較量狀態的複雜。顯然，不論是革命要戰勝復辟，還是復辟要推倒革命，其間，都極可能出現一種極其複雜的較量狀態。如前所說，一是復辟手段的複雜，自然已為較量狀態的複雜奠定了基礎；二是種種政治力量對於政治的不同要求，也同樣會構成較量狀態的異常複雜性。因為在革命與復辟的反復較量歷程中，不僅存在著堅定的民主要求和頑固的復辟願望，而且也一定存在著不同層次的革命要求與不同層次的復辟目標。諸如既要反對專制、又要維護王權者，形式雖是共和、內容卻是專制者，或形式雖是專制、內容卻是共和者，甚至是“你中有我、我中又有你”者。若是再加上由種種思潮所推動起來的無政府要求，國家主義的呼聲，以及無產階級革命的叫喊等夾雜其間，其較量狀態的複雜也就更加可想而知。英國光榮革命後出現的“君主立憲”新政體，拿破崙藉復辟帝制以鞏固新秩序，法蘭西“第二共和國”之又共和又獨裁的性質，俄國二月民主革命後兩個不同性質政權並存的局面，中國辛亥革命後的大分裂狀況，以及北伐成功之後、國家統一局面之下的種種叛亂造反行徑，都是複雜較量狀態的表現。

　　三、不同性質革命的交相並作。由於民主革命的爆發常常需要歷史的契機，如尼德蘭反對西班牙統治的民族革命就引起了民主革命的爆發。反之，西班牙的民主革命又推動了反抗法國統治的民族解放運動，等等。但也正是種種社會矛盾、民族矛盾和種族矛盾，才導致了革命與復辟疊呈複雜的較量狀態。在中國，辛亥前後的民主力量要想推翻專制統治，戰勝專制復辟，則必須號召、直至發動反對專制列強和民主列強的民族革命，因為專制列強與民主列強在中國專門支持專制勢力以反對中國民主革命。在亞、非、拉，民族革命和種族革命又常常取代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要求，以至造成民族雖然獨立，種族也已解放，但又陷入專制統治的泥淖，如菲律賓馬科斯和印尼蘇哈特的專制統治等。在伊朗，人民借教權反對王權以發動民主革命，卻反而陷入了更加專制的教權專制統治之中。當然，南非民族、種族與民主革命的交織，卻最終地贏來了一榮而俱榮的勝利局面。顯然，不同性質革命的交相並作，雖有可能推動民主革命的進程，但是，大多數情況下，因它有可能促成民主革命與專制復辟較量狀態的複雜化，因而又為民主革命的勝利製造了相當大的麻煩與困境。



第四、較量的激烈性

　　首先，革命與復辟較量所常常採取的暴力形式，就是激烈性的具體表現。而暴力形式的第一種，便是較量過程中的暴力衝突。第二種則表現為國內戰爭或國際戰爭。如果說，一六四零至一六六零年間，英國民主力量與專制勢力的反復較量，早已表現在第一和第二次國內戰爭中，則一七九二年，當法國民主派因國王與王后叛國而砍掉了他們的腦袋之後，由旺岱農民造反所煽起的全國六十個郡農民對於巴黎民主政權的叛亂，便差一點將革命的法國變成了復辟的廢墟。至於列寧在共產革命的名義之下，為推倒二月民主革命，重建專制制度，借反對“外國武裝干涉”於俄國國內挑起的七年殘酷內戰，不知將多少無辜的民眾和知識份子推向了血海之中。在中國，辛亥革命之後，由革命與復辟的反復較量所導致的內戰與混戰，更是長期地使國家與人民陷於混戰與分裂的痛苦之中。

　　其次，若就革命與復辟之較量所引起的國際戰爭而言，除掉歐洲七次“反法聯盟”，“神聖同盟”，以及各專制列強和民主列強對別國革命的武裝干涉之外，單就兩次世界大戰來說，便已將世界範圍內的民主革命與專制復辟的廣泛較量，推到了難以言狀的殘酷境地。由新興的專制統一的德國和歐洲老大帝國奧匈帝國在歐洲所挑起的一次大戰，其部分性質和目的，便是要在已經走向民主進步的歐洲重建專制的新秩序。由法西斯德國和法西斯日本這兩個強大的國際專制勢力共同聯手所發動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其部分性質和目的，亦同樣是向全世界民主進步的的瘋狂反撲。至於二戰以後，隨著東西方專制陣營與民主陣營的迅速明朗化，所帶來的東西方對抗，亦無非是將無數激烈的較量，隱蔽在“冷戰與殺機”之中。而許多國家在由專制向民主過渡的主要歷程中，因革命與復辟的反復較量所付出的種種犧牲，就更是難以盡書。



第五、近現代專制復辟的共同歷史特徵

一、實現專制復辟的種種形式與方法

　　在近現代世界從專制向民主過渡的歷史進程中，當形形色色專制勢力因公然地捲土重來已經難以得逞之時，其實現專制復辟的形式和方法無非有四：一是如前所述，在共和的名義下，實現專制權力的復辟，或推行專制復辟統治 。即如孫中山先生所言：“假共和之名義，以行專制之實。”

　　二是假宗教的名義，或在教權的支撐下恢復專制復辟統治。這在中世歐洲曾是屢見不鮮的歷史現象 —— 因為教權乃是封建專制權力的最高象徵與精神皇冠。即便是在現代，七十年代伊朗以教權推翻王權的“革命”及其結果，亦充分說明了它的完全可能性。

　　三是近現代最為危險、亦最具迷惑性的專制復辟形式及方法，乃是假“革命”的名義以反對民主革命。特別是在共產革命的旗號和“反對專制統治”的名義下，發動所謂“無產階級革命”，或傳統型農民造反，以達到、或在實際上達到復辟整個專制制度的目的。這種復辟的形式和方法，在世界落後的國家或地區，即在傳統農業社會尚未解體的地區和國家，如東歐和東亞，就曾獲得相當的成功。

　　四是近現代民主革命的勝利，民主政治的興起和民主制度的建立，帶來了“政黨政治”這一政治形式的廣泛興起和使用。雖然，它作為團結民主力量、反對專制統治和建立民主制度的一種政治形式，固有其相當的先進性，但是，它作為一種時髦的政治形式，亦為世界許多國家、甚至是專制國家與復辟政權在表面上所效法，所利用。因此，利用現代政黨的形式作為復辟的政治組織形式和實現極權統治的現代專制力量，便成為近現代某些專制政權、特別是現代共產專制復辟政權的一大時髦。這種政治形式固為現代所有共產國家所接受，更被世界所有共產國家將它發展成了利用党權以實行專制極權的最佳形式。



二、實行專制復辟統治的種種手段

　　由於任何一個專制復辟政權都是意在維護、修復、甚至是重建專制制度，恢復專制統治，所以，它們在實行專制復辟統治的手段上也就頗多共同之處。

　　一是強化專制權力。民主革命的初造成功，即意味著專制國體的被解體和專制政權的被推倒。因此，專制勢力一旦捲土重來，也就不可能不把恢復、重建專制國體與恢復、甚至強化專制權力，作為其實行復辟和鞏固復辟的根本大計。歷史的事實是，無不意在恢復和強化專制權力的近現代各國專制復辟政權，特別是在革命名義下實現了專制復辟的蘇俄、中國大陸等共產國家，其對於專制權力的高度強化，早已為世所認知。

　　二是歸複等級制度。民主革命的要意之一便是要打破專制等級制度，建立平等的民主社會秩序。反之，專制制度之根本社會秩序的基礎，便是專制等級制度。嚴酷的等級劃分既是專制統治的靈魂，則復辟王朝、或因復辟而建立起來的新專制政權，就一定要歸複和重建等級制度，藉以保證專制復辟政體“權力結構”的絕對穩定性。復辟的君主王朝固然如此，以革命名義所建立的嶄新復辟政權，亦無不以重新劃分等級和建立等級制度為其要旨。中國的傳統農民革命如是，蘇俄的共產專制制度亦如是，中國共產黨的專制等級制度，則已成為世界歷史上專制等級制度的集大成者。

　　三是厲行鎮壓手段。專制復辟統治雖是被推翻了的專制統治之再生，實為專制制度死亡期的迴光返照。因此，專制復辟統治者只要一想到“革命”二字，無不“中宵念起，夢魂屢驚”。此其一。其二，專制復辟統治，又是民主革命爆發後，因專制勢力反撲成功而恢復或重建起來的專制統治，因此，要人民對捲土重來的專制統治心悅誠服，實非易事。因為此一時的人民已不是彼一時的人民了，因為人民已經經過了民主革命的洗禮。其三，即便復辟的不是舊君主和舊王朝，而是以其他名義，甚至是以革命名義實現了復辟的專制勢力，正因它們是乘民主革命或社會動亂之機，才推倒了民主革命的成果，甚至是以“革命”推倒了革命，所以，它們才不僅深諳“革命之所以爆發及其如何爆發”，和“統治者之所以被推翻及其如何被推翻”的道理，其作為知情者，也就更加懂得如何才能保住它們的專制復辟政權。八十年代伊始，中共和中共領袖陳雲頑固地反對制定“出版法” 的言行，就是明證。正是基於上述種種原因，任何專制復辟政權才不可能不厲行鎮壓手段，這也是它們欲保住這個專制復辟政權的最重要手段。所以，當它們一旦為保權和保命、即保衛復辟而行動起來時，它們無疑要比非復辟的正宗專制統治，來得更加的殘酷。


　　四是強化思想統治。所有遭遇民主革命、並為民主革命所推翻的專制政體，無不有這樣一個深刻的教訓。這個教訓就是所有民主革命的發生，可以說無不以新思想的興起與滋蔓，和舊思想的消沉與崩潰，作為革命爆發的前奏。英國民主革命固與新教思想的傳播關係甚大，法國民主革命則更與“平等、博愛、自由”之民主、民權思想的啟蒙與傳播休戚相關。中國的辛亥革命自然也是民主共和思想 —— 亦即歐風美雨影響的歷史產物。因此，為維護舊思想，剷除新思想，打擊與摧毀已經建立或正在建立的嶄新民主思想體系，也就成為任何一家專制復辟政體最為棘手和最為重視的大事。因此，為防患革命再起于未然，為從根本上杜絕革命思想的再生和蔓延，直至為徹底剿滅任何意在引爆革命的新思想、新文化，也就成為專制復辟政權較之正宗專制王朝更加重視和特別重視的問題。路易十八復辟後，立即恢復臭名昭著的“聖•耶穌會”，就是旨在強化思想統治。七十年代伊朗在革命後強化宗教思想統治的事實，已明顯地說明了思想統治對於一個宗教復辟政權的至關重要。以蘇俄領銜的所有大大小小共產專制復辟國家，均以“獨尊馬列、殺盡百家”為手段，來剝奪人民任何思想與言論的自由，甚至一再地和瘋狂地羅織思想罪，更將思想罪定為重罪，並大面積施以極刑，直至因“法重心駭”，而迫使人民喪失了思考的自由和能力。此無疑為革命戰勝復辟、即民主戰勝專制的較量歷程，帶來了特別的艱難性。


　　一言以蔽之，正是四百年來世界由專制向民主的過渡，才帶來了革命與復辟 —— 即民主與專制反復較量的艱難歷程。同樣，也正是這個歷程所一再表現出來的普遍性、反復性、艱難性、複雜性與激烈性，才明確地體現了各國民主革命歷程的歷史共同性。



四　　民主革命的歷史範疇

第一、就時間而論

　　革命既然是一個普遍的歷史變革進程，則民主革命便決不僅僅具有一個歷史事件或一次歷史事變的意義，無疑應該是有始有終，並有過程。如巴黎人民攻佔巴士底獄和辛亥革命推翻滿清王朝，不過是法國民主革命和中國民主革命的勝利發端而已。

　　同時，既然在民主革命爆發後，尚存在著革命與復辟反復較量這樣一個普遍、艱難、複雜和激烈的過程，所以，各國民主革命也只有經歷了這樣一個重要的“主體歷程”，才可能走向最後的成功，即民主對專制的最後戰勝 —— 她的標誌，便是民主制度的確認與確立。由是，我們就應該將民主革命自爆發到革命的反復較量，直至民主制度的確認和確立，看作是民主革命的全部過程，即全範疇。從而對民主革命的歷史範疇有一個甚為科學的界定。這樣，我們也才可能對世界各國民主革命的起始與終結，尤其是她的複雜歷程，有一個明確而清醒的認識，才能使那些身處革命與復辟反復較量狀態中的國家或民族，避免將階段性的專制復辟當作民主革命已經失敗的標誌，從而樹立民主革命必將走向最後成功的信念。因為，英國民主革命並未因斯圖亞特王朝的復辟而走向失敗。法國民主革命更未因波龐王朝的復辟而未獲最後的成功。希特勒打著國家社會主義招牌所煽動起來的復辟熾情，亦未能救第三帝國于短命的必然。蘇俄與中共在共產革命名義下，雖然奪取了反撲民主革命和顛覆民主政體的成功，但是，他們一個已經自我崩解，一個如不痛下政治改革的決心就必然要面臨覆滅的命運，無疑已經昭示了：以二月革命勝利為始的俄國民主革命和以辛亥革命為勝利發端的中國民主革命，將一定會走向最後成功的歷史前途。



第二、就內容而論

　　在政治革命領域，民主革命的要旨，就是要推倒專制的政治制度，並建立一個民主和法制的新社會制度，以確保民主政治理念的貫徹與實行。所以，革命與復辟的反復較量，在實際上和本質上，就是建立和反對建立民主新制度的較量。因此，也只有為建立這個新制度而奮鬥，並最終地確認和確立了這個新制度，才可視為民主革命的最後成功。

　　在思想革命領域，鑒於不能最終地推倒傳統思想文化體系中專制的思想文化成份，削弱它對於世道人心的鉗制與影響，便不僅會給民主革命的發動帶來困難，甚至能為專制勢力的捲土重來，造成先聲奪人的局面。可以說，任何一家專制王朝，在臨死前都要強化專制的思想文化統治，如滿清王朝崩解前對“三綱五常”的推崇。同樣，任何一股專制復辟勢力，要復辟就必定要獨尊專制的思想和文化，猶如“尊孔”便是袁氏復辟帝制的先聲。因此，革命前的思想發動，即宣傳和張揚民主共和的理念，並使之深入人心；和革命後的思想建設，即一方面是對傳統思想文化的清理和揚棄，一方面則是積極建立民主的新思想和新文化，以擊退舊思想、舊文化的反攻；也就成為民主革命之極為重要的思想內容了。

　　在經濟革命領域，由於自由主義生產經營方式的形成，乃是反對專制權力經濟和要求突破傳統農業經濟的一個結果；由於傳統農業社會解體的速度和程度，與自由經濟形成的規模和成效，乃是民主與專制之較量往復的重要社會基礎；因此，努力推動自由經濟的形成與發展，迅速解決農民的問題，即解決土地的問題，就成為攸關民主革命成敗，尤其是革命與復辟誰勝誰負的重大環節。尤其是在一個以傳統農民為主體的國家裏，在革命爆發後，能否立即著手解決之，將無疑對保衛民主革命的成果，防止農民在專制勢力的誘逼與發動下實行對新生民主政權的造反，便實在是不能稍稍等閒視之的。法國農民對於法國民主政權的全面叛亂，西班牙農民對於王朝復辟勢力的廣泛支持，辛亥之後因土地問題未能解決所帶來的慘重後果，和五十年代初中華民國正因為在臺灣解決了農民的土地問題，才鞏固了中華民國臺北政權，並終於使之走上民主政治道路的教訓和經驗，其得其失，已然在史鑒之中。



第三、就形式而論

　　顯然，在我們一談及革命的形式問題時，我們立即就會聯想到革命的暴力形式。然而，既然革命不拘任何形式都是一個普遍的歷史變革進程，因而，只要是意在結束舊專制制度和建立新民主制度的革命，即便它帶有迅速推進、甚至強行推進變革進程的意義，也未必就只能以暴力的形式來推動之和進行之。更何況歷史也從未給革命規定某種必須的形式。但是在近現代世界由專制向民主過渡的歷史發展中，民主革命確實是過多地使用了暴力的形式。米涅說道：“迄今為止，各民族的編年史中，還沒有這樣的先例，應當作出犧牲的人，總是不肯犧牲，要別人作出犧牲的人，總要強迫人家犧牲。好事和壞事一樣，也要通過篡奪的方法和暴力的方式才能完成。除了暴力以外，還未曾有過其他有效的手段。”06

　　米涅把革命概括為“應當作出犧牲的人和強迫別人作出犧牲的人的衝突”，並由此將革命之所以採取暴力的責任，平分秋色地套在這兩種人身上。再次，他顯然是無意地抹殺了是與非的界限，而且視革命為一個碟子並不響的把戲，恰恰忘記了由他自己所敍述的法國革命史，已實實在在地把法國民主革命之所以採取了暴力的原因，即人民採取暴力形式的完全被迫性，亦即“逼上梁山”的本質，敍述得那樣準確。

　　他說：“在錢的問題上，王朝政府並不排斥按人數表決的辦法，因為這樣做，可以更加迅速地得到解決。而在政治上，則贊成按等級表決，因為這樣做，十分有利於阻止革新。王朝政府要達到的目的，是增收新稅，而不是讓人民達到自己的目的……他（指掌璽大臣巴朗）把三級會議之任務局限在下列範圍內：討論稅收問題，並進行表決；討論一項新聞出版的法律，以便給以種種限制；討論民事法和刑事法的改革，其他改革則一概排除。”07

　　於是，米涅又說道：“這完全是對國民願望的無知，或者可以說是公開的對抗。”08 然而，正是這一無知與公開對抗（公開對抗更準確），才激起了第三等級的強烈不滿，並逼迫一百七十五年以後才第一次召開的三級會議流產，同時醞釀了革命的發生：第三等級被迫召開國民會議，國王便下令封閉會場大門；代表們遂冒雨到達網球場宣誓：“在制定法蘭西憲法前，絕不解散國民大會”，並且吸引了第二等級自由貴族代表的積極參加；六月三十日，國王派兵鎮壓群眾遊行，無奈士兵竟以高呼國王萬歲為手段，拒絕接受命令，國王遂向凡爾塞和巴黎調集軍隊，決心鎮壓；七月十一日，國王又解除了深得民心的改革派財政總監內克爾的職務，由是而激起了更大的民憤；七月十二日晚，國王調集的軍隊與巴黎的群眾發生衝突，暴力鎮壓終於開始；七月十三日，群眾被迫拿起武器準備起義；七月十四日，因遭受殘酷鎮壓而狂怒的群眾終於攻佔巴士底獄 —— 於是，偉大的法國革命，不僅無可奈何，也無從避免地被迫採取了暴力革命的形式。

　　反過來，如果我們再將歷史的事實進行一番善意的假定，即：在三級會議上，國王同意以人數而不是按等級表決政治問題，那麼，第三等級便不會自行召開國民會議；如果第三等級召開國民會議，國王不曾下令封閉會場大門，代表們便不會在群情激憤之下冒雨去網球場宣誓；如果國王同意國民會議制定法蘭西憲法，而不是向巴黎和凡爾塞調集軍隊試圖鎮壓，並且不在此時此刻解除內克爾的職務，其後，更未造成國王與軍隊的衝突和群眾與軍隊的衝突，則群眾絕不會在七月十四日攻佔巴士底獄。如是，法國革命便既不會採取暴力形式，更不會沿著七月十四日的暴力之路，使整個法國革命的歷程與暴力形式再也脫不開干係。同樣，如果路易十六和他的王后在修憲和君主立憲的憲法制定以後，能夠安於他們已得的權力，而不是陽奉陰違，密謀與歐洲專制勢力聯合，以拼命摧毀法國革命，並決心反攻倒算，國王和王后也不會被送上斷頭臺。

　　應該說，近現代各國所爆發的民主革命及其所用的暴力形式，無一不是專制統治者“逼上梁山”的結果。並且，更應該說，近現代世界各國民主革命的爆發，其所持的暴力革命形式，又無一不是被專制統治者們有預謀、有計劃，和寸步不讓、步步緊逼的暴力鎮壓陰謀及暴力鎮壓行為，直接逼迫而成。民主革命，尤其是暴力民主革命的爆發，除掉極少數是在正確的革命思想和革命理念的影響下，並在被迫革命的形勢形成之後終於發生以外，常常都是群眾在毫無準備和毫無動機的狀態下，因為遭受暴力鎮壓而群情激憤所致。歷史的事實是，如果沒有菜市口的刀光劍影和人頭落地，孫中山的革命就很可能是“天下共棄”；如果沒有那個“流血的星期日”，就可能沒有俄國共產暴力革命發動的藉口；09 同樣，如果沒有中共“六四”之夜的大屠殺，則天安門廣場上的中國人以及其後的大陸民眾，便絕不會“暴動和暴亂”，而只可能繼續堅持和平與非暴力的方法，去爭取自己應有的民主權力。這，便是近現代世界民主革命之所以被迫使用暴力形式的共同原因。只有明瞭了這個真理，才可以在我們這個時代，對一切不分青紅皂白地動輒指責革命、尤其是指責民主革命的形形色色立場，建立一個分辯的事實基礎。只有明燎了這個真理，我們才能夠為堅持理性而追求和平與非暴力的民主革命，並敢於在專制統治者的殘酷暴力鎮壓面前，同樣能夠為堅持理性而維護人民正當的暴力反抗權力。因為在不應該採用暴力革命手段時而採用了暴力革命手段，誠然是不理性的。但是，在應該、並且在不得不採用暴力革命形式時卻不敢採用暴力革命的形式，則同樣是不理性的。

　　這樣說，自然不是志在號召要用暴力革命來推倒現存的專制制度與專制政權。因為自古“變革天命”便有過種種非暴力的形式。在當代，波蘭團結工會堅持長期合法鬥爭以結束波共一黨專制的歷史，東歐共產國家努力避免暴力以完成政權更替的經驗，尤其是戈巴契夫和葉爾欽交接棒式地和平解決蘇俄共產制度向民主制度轉換、即過渡的初步成功，這一切無不說明，在我們的時代以和平方式或以和平演變而非暴力演變的形式，來解決從專制向民主的最後過渡，和解決民主革命與專制復辟的最後較量，藉以將變革時期國家和人民所遭受的損失降低到最低限度，從而促使民主革命的最後勝利和民主制度的最終確立，已經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極具前景的了。它不僅是當代人民民主意識、民主精神以及民主修養得以提高的一個重大成果，而且是當代專制政治與專制制度已經日益不得人心的一個有力證明。而也正是這樣兩個原因，才造成了專制政體自身的分崩離析局面，和專制統治集團內部某些權力人物民主意識的覺醒，或民主素養的提高。戈巴契夫作為當代和歷史上一個偉大人物的全部意義，即在於他寧肯失去自身的最高權力，卻願意將民主與自由從共產專制極權制度下解救出來，並還給了自己優秀的人民。因此，我們無須鼓吹暴力，更無須把暴力革命當作民主革命的唯一方式。我們只需要堅持民主政治的理念，堅定民主制度必將取代專制制度的信念，堅持一切可能的努力，只要當代的專制統治者們同樣不採取欺騙和暴力的方式，在人民的推動、甚至是迫動下，願意逐步完成由專制向民主的過渡，我們都應該在不求激進與不算舊賬的總前提下，為了國家、民族和全體人民的福祉，而採用非暴力的形式，將偉大的民主革命進行到底。當然，如果當代的專制統治者們，其對暴力鎮壓、暴力抗拒直至暴力反撲的迷信仍然冥頑不靈，則來自人民非自願的暴力，即被迫產生的、並且同樣是理性的人民革命暴力，一定依然會和民主革命的既定目標緊密連接在一起，為民主能夠最終地戰勝專制而犧牲奮鬥，並且在所不惜。齊奧塞斯庫身上的九十九個彈孔，便是最透徹的證明。因為專制必敗，民主必勝。因為人民必定是革命與復辟之反復較量的最後勝利者。

第二章　革命名義下的復辟

　　如前章所論，隨著民主革命在歐洲的勝利發展，不僅引發了種種不同性質的革命，而且導致了不同形式復辟的產生 —— 他們或假共和之名以行專制復辟之實；或“以革命的名義”來掩蓋專制復辟之心；或利用傳統農民革命以打擊民主革命；或號召一個新的“革命”，去顛覆民主革命的成果。由是，民主革命與專制復辟的反復較量，便呈現出更加複雜和艱難的狀態。因此，如何識別不同性質的革命及其本質，如何鑒別不同形式的復辟及其危害，如何從理論和實踐這兩個方面找出名義與事實的根本區別，便成為民主革命能否戰勝形形色色專制復辟的一個重大前提。但要從傳統革命和現代革命中找出最具復辟本質、又危害最大的“革命”，則莫過於“傳統農民革命”和“現代共產主義革命”這兩家。本章即是對這“兩家革命”的由來、內容、本質和危害，所作出的探討、分析與論辯。

一　　傳統農民革命是“建立新王朝、復辟舊制度”的造反

　　在這個世界上，尤其是在一個以傳統農民為主體的國家裏，傳統農民革命無疑是最能引起同情，卻又最能夠與專制復辟要求一拍即合的革命，特別是它只能“建立新王朝、復辟舊制度”的歷史本質，和它在我們祖國的歷史上，能夠促成歷代專制統治屢死屢生、周而復始的歷史特徵，以及它與現代共產革命在思想基礎、暴力形式及革命主體力量上所擁有的歷史關係，就更加使之成了我們必須予以探討的重大課題。

第一、專制制度是傳統農業社會自身的政治形式

　　眾所周知，人類發展到原始社會的後期，由於生產的發展和男女在生產地位上的變化，而導致父系氏族逐漸代替了母系氏族，個體家庭亦隨之而逐漸成為社會的一個基本經濟單位。一方面，一夫一妻的家庭關係由此而被逐漸地鞏固下來；另一方面，對家庭小生產的管理，直至家庭權力的形成，包括對財產的管理、分配及繼承的方式，亦逐步地形成了以男子、即丈夫在家庭中的“家長式”地位。從此，這個由家長式地位所逐漸形成的家長式管理方式，便在以小生產為主要生產方式的傳統農業社會裏，成了政治與經濟管理架構的原始胚胎。此後，不僅傳統農業社會之基本管理形式，諸如宗法家長制等均由此衍變而來，並且，由家長制發展起來的，傳統農業社會之社會政治形式—— 專制制度，及其發展、沿革、完善和強化，也無不以它作為細胞與雛形。皇帝固為天下至尊的大家長，而“父母官”一語，更是形象地凸顯了家長式專制政治的本相。因而，不論是分封式的貴族政治、即封建專制，還是中央集權式的郡縣政治、即君主專制，只要他們家長制的形式和內容並未改變，則他們作為專制統治的本質便不會得以改變。而企圖反抗、反對甚至推翻專制統治的種種欲望和表現，亦只要他們不能最終地推動傳統農業社會自身的解體和消亡，並最終地改變以小生產與家長制“作底”的專制制度本身，就同樣只能造成專制統治的自我複歸，甚至強化。歷代農民革命只能推倒現存專制統治，卻絕不會改變整個專制制度，充其量只能實現“改朝換代”的共同歷史現象，早已在事實上證明了這一認知的正確。


　　然而，農民確曾反抗過專制統治。農民對於專制統治的造反，其作為一個普遍的歷史現象，更引起過無數人的同情、支持、甚至利用。但是，農民革命卻是農民在絕境下的被迫造反，而非要求變革社會制度的主動變革，是打倒了皇帝便要自己做皇帝，因而才與近現代民主革命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戌卒陳勝、吳廣之所以揭竿而起，蓋因為反秦是死，不反秦也是死。《水滸傳》對於種種“逼上梁山”的生動描寫，實在是對歷代農民革命起因的高度文學概括。歷代農民造反英雄個個都是“早稱王”，即便是“緩稱王”，也絕不是不稱王和不要做皇帝的事實，就更是證明了農民造反革命的基本性質。



第二、天命觀和大同思想是傳統農民造反的思想理論基礎

　　歷代農民革命之所以共有著上述這樣一些鮮明性質，其根本原因，無非是以家長制與小生產作底的專制制度，恰恰是傳統農業社會自身的社會政治形式，即傳統農民自己的政治制度罷了。由是，專制制度以及它所內涵和外涵的種種專制觀念，才獲得了統治和被統治兩個方面的“同一”。誠所謂統治者的思想就是統治的思想。加之，在整個傳統農業社會緩慢的發展與長期的自守維持之中，一方面固因維繫專制統治的要求，一方面則因經濟發展水準的低下，又造成了文化發展的巨大限制。農民由於被迫長期處於無文化、無思想的境地，還因為觀念本身的“簡單明燎性”，而使他們世代相沿地接受、並傳承了一整套“專制思想和專制政治”的簡單觀念。諸如“天命、君臣、父子、三綱五常和三從四德”等等。這一套簡單的專制觀念，對於只能“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的農民，因能起到“滅人欲”的作用，才會迫使他們甘守被統治和被壓迫的地位；相反，也正是這一整套的簡單專制觀念，又在農民身處絕境、決心鋌而走險之時，反而能夠成為他們揭竿而起的“思想動力”。其中最為重要者，或曰恰恰成了農民革命造反的第一杆思想旗幟者，便是“天命”觀。在中國，“天命”雖是歷代專制統治者實現統治的依據，卻同樣是改朝換代的根據。所謂“順天應人”，所謂“天命難違”，所謂“天人合一”等等，無非是將人間王朝的興廢指為上天的意志。因為只有“順天命者”才可以 “治”；亦只有“順天命者”，才可以“反”。這又是一個“同一”。由是而把統治者和造反者推向了同等合理的境界。所以，天命的觀念不僅支配了專制的統治者們，也支配了農民的造反者們。是故，陳勝、吳廣揭竿而起，才需要從魚肚裏剝出一幅寫著“陳勝王”的黃綾，以彰示“天命”所歸；漢末黃巾起義，也才會喊出 “蒼天當死、黃天當立”之變革天命的呼聲，以呼喊天道已改。俄國十八世紀農民革命領袖普加喬夫，于造反伊始便自稱“彼得三世”，亦無非要為自己掙得一個 “真命天子”的身份，藉以標明他對於葉卡特琳娜王朝的反叛，乃為“天命”所使然。


　　傳統農民革命造反的第二杆大旗，乃是要求絕對平等的大同思想。它之所以產生的原因，一是由家長制與小生產而來的專制制度，在權力和財富的佔有、分配及繼承上，產生了嚴酷的等級劃分。二是意在維護這一嚴酷等級制度和極端不平等社會生活的專制統治者們，常常又剝奪了被統治者 —— 廣大農民賴以生存和生活的起碼條件，尤其是在時難年荒之時。這就刺激了傳統農民及其代言人 —— 傳統型知識份子要求平等思想的產生。“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強烈訴求，既表達了詩人對不平等生活的憤怒和痛苦；“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無限期望，就更是表達了詩人對於人間平等的明確追求。由是，失意的中國傳統知識份子，才會在他們的“桃花源夢”裏產生對於大同思想的熱忱嚮往；由是，傳統農民每遇鋌而走險、揭竿造反之時，才會把要求平等的思想劇烈地演化成為要求絕對平等的大同理想。陳勝有“苟富貴、無相忘”的許諾。王小波、李順倡言“均貧賤、等富貴”。李自成宣稱“迎闖王，闖王來了不納糧”。洪秀全則將西方宗教的教義與傳統中國農民造反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鼓吹起義造反的目的，就是要實現“天堂裏的平等生活”。十七世紀英國民主革命歷程中，曾出現過的“掘地派”農民，便被稱為“真正的平等派”。十九世紀在俄國號召到農村去的民粹派們，尤倡言“俄國農民的身上有著天生的共產主義本能”。在東方，人人都能“大塊吃肉、大碗喝酒”，固已成為傳統農民革命的最高理想；在西方，人人都能“大塊吃牛排，大碗喝啤酒”，亦乾脆成了共產主義革命的“偉大理論來源和巨大革命動力”。因此，要求絕對平等的大同思想，固然已經成為整個傳統農業社會嚴酷等級觀念的對立面，同時亦成了它整個意識形態的一個部分。所以，不論是在西方，還是在東方，它才既成為一種思想追求，又成了傳統農民及其代言人 —— 傳統型知識份子，對於等級社會和不平等現實進行批判和反叛的思想動力，更成為歐洲空想社會主義的一個主要來源，特別是馬克思要發動共產主義革命的重要思想依據。


　　然而，歷史的事實卻是，在東方，由天命觀和大同理想的交互作用，所帶來的中國傳統農民對於不平等社會的造反和革命，固無一家曾真正建立過“天下大同”的社會；在西方，由馬克思所發動的共產主義革命，其結果，更只能在東方的落後農業社會，製造出了一個個更加不平等和更加等級化的殘暴專制極權制度。由此可知，這個要求絕對平等的理想，不過是傳統農業社會的一個永恆空想而已。這個永恆空想的悲劇，雖在於它永無實現的可能；這個永恆空想的魅力，卻在於它太美好也太刺激；而這個永恆空想的巨大危險，則是在它一旦成為思想武器之後，所能誘發的原始衝動性和宗教式狂熱，恰恰能夠激起傳統農民的熾烈造反精神，及其可怕的破壞力量，甚至能夠開闢一條嶄新的專制復辟的死路，即專制制度和專制統治的全面複歸或再生。



第三、傳統農民革命的命運、特徵和危害

一、傳統農民革命的歷史命運
　　天命觀和大同理想雖然是傳統農民造反的雙重思想動力，然而，恰恰是這一雙重思想動力相互間的矛盾性和悖反性，才既決定了傳統農民革命理想的永恆空想性質，又決定了傳統農民革命歷史結局、歷史本質和歷史特徵的共同性。因為只要“天命觀”作為傳統農民最為重要的觀念而不能改變，則任何一場傳統的農民造反，都勢必會成為一場“變革真命天子的革命”。“中國傳統農民革命的結局無非有三：一是起事成功，由農民革命領袖當了皇帝做了江山；二是革命的力量或果實，為舊統治集團中人所利用、所篡奪，並出現改朝換代；三是農民造反革命的失敗。”01


　　上述三個結局中，以第三種為最，第二種次之，第一種為鳳毛麟角。


　　並且即便是第一和第二種結局，唯其仍然是改朝換代，並不改變君主專制制度，是打倒了皇帝，自己便去做皇帝，或有人做了新皇帝，因而，它才是一場君主專制制度的復辟。即農民革命成功之日，便是君主制度復辟之時。由是，農民革命要求均貧賤等富貴的理想，也就隨著新“天命”的確立，舊制度的恢復和新等級的劃分，而只能成為一句空話。在歐洲，十四世紀之後由封建領主所發動的農民戰爭，和以農民為主體的宗教戰爭，固因宗教意識和宗教權力的過分浸染，而在表面上模糊了農民戰爭的性質，從而使得單純由農民革命而導致的改朝換代難有事實可尋；在東方，尤其是在中國，純然由農民革命的成功而造成改朝換代的事實，亦唯有秦末劉邦和元末朱元璋所領導的農民革命，方可作為它的例證。然而，亭長劉邦所領導的農民革命之所以能夠獲得成功，一是以項羽為代表的六國舊貴族意在復辟封建制的反叛，為劉氏奪權的成功廓清了道路；二是由劉邦為代表的農民革命力量，在本質上又是對六國舊貴族企圖復辟分封式封建專制制度的反擊，和對秦始皇“罷分封、置郡縣、實行中央集權”的肯定及繼承，從而順應了歷史的發展。朱明王朝的建立，卻是有賴於異族統治這樣一個直接的前提，即它的革命物件，乃僅僅是代表著蒙族貴族利益的元王朝，並不涉及到漢族地主和士人的利益，或曰恰恰是與漢族地主及士人的逐漸合流和共同造反，才使它為漢以後兩千年間的農民革命，留下了唯一成功的佳話。然而，那個真正貧雇農出身的皇帝朱元璋一旦身登龍廷，當真做成了明王朝的開國皇帝，在他家鄉的民歌裏所歌唱出的，便非但不是他了不得的 “革命功績”，卻是“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淒婉絕唱。朱明王朝，非但沒有絲毫改變與削弱已經在走下坡路的中國君主專制制度，反而為了挽救和強化這個專制制度，而將它推到了空前的專制水準之上。這對於農民革命即便成功，也只能是造成“建立新王朝、復辟舊制度”的悲劇結局，即追求大同理想的徹底破滅，不能不說是一個最為有力的歷史證明。



二、傳統農民革命的歷史特徵


　　既然作為農民革命思想動力之一的天命觀念，因農民革命的成功，而只能使得傳統農民革命的另一個思想動力，即要求“均貧賤、等富貴”的大同理想，歸於幻滅，所以，起事之初用以號召革命的“平等和大同”口號，便立即成了幾句空話。為重新分配權力、重新劃定名位和重新劃分等級所刺激起來的農民英雄們，對於權位、金錢和美女的追求與爭奪，便必然要引起內訌與內亂的發生，而首先從內部腐爛起來。陳勝、吳廣的“張楚”毀於斯，太平天國的洪、楊內訌起於斯。做成了皇帝的劉邦、朱元璋則“興內訌、殺功臣、滅冤黨”，以維護帝位、王權和“一姓天下”。由是可知，正是內訌，才極大地削弱了農民革命的力量；也正是內訌，才將追求人間平等和天下大同的理想，毀滅在起事英雄鮮血淋漓的互相仇殺之中。洪楊、洪韋的瘋狂內訌過去之後，每逢週末，當洪氏天朝的官員們仍要去天京郊外演講 “天下多男人皆是我兄弟，天下多女人皆是我姐妹”的“天條”時，佇而聽之者，已經寥寥無幾了。應該說，正是農民革命內訌的必然性，才為農民造反的英雄們註定了失敗的命運；同樣，也正是成功後蓄意興獄和製造內訌，即採取“飛鳥盡、良弓藏和走狗烹”的手段以維護一姓江山，才保證了新王朝的確立和新真命天子的君主統治地位。


　　傳統農民天命觀和大同理想的對立和矛盾，還決定了傳統農民革命的另一個基本歷史特徵，就是鮮明的暴民運動性質。這是因為，是天命觀，才給了傳統農民革命造反以要求變革天命的根據，因為“帝王將相寧有種乎？”；是“均貧賤、等富貴”的大同理想，才給了傳統農民造反革命的思想旗幟，因為只有呼喊平等，才能煽動人心和號召造反。但是，一方面雖為追求平等而革命，一方面卻又因革命成功而要毀滅平等，從而必然造成革命結果和革命追求的大相徑庭，和永恆空想不能實現時的瘋狂破壞。加之長期專制統治之下，傳統農民因缺思想、少文化和徒有簡單的專制觀念，再就是對專制統治的一知半解所形成的，對於思想、文化、知識和知識份子的輕視及蔑視，也就於不知不覺之中強化了傳統農民革命造反的非理性因素。如若再加上翻身的快感，內訌的殘酷，流氓無產者的介入及放肆，和農村中失意的小知識份子、即不仕子們，對於時代、社會、官場和達官貴人的嫉恨之情，以及由此一嫉恨之情所形成的種種變態心理及其必然發作，尤其是當他們已經成為那一幫烏合之眾的當然領袖們時，一場場農民革命，也就完全可能演變成一場場“以無思想反思想，以非文化反文化，變貶知識為滅知識，從滅人欲而走向人欲之極度膨脹”的暴民運動。然而，這一切，在那些失意的小知識份子和廣大農民造反者的眼裏，不僅合情合理，甚至理直而氣壯。這無疑是中國歷代農民造反，無不以破壞為能事，殺戮為洩憤，蔑視知識為本色，迫害士人為天職，掃蕩天下為壯舉等種種暴民行為的根本由來。黃巢攻陷長安後，不僅“搏棰居人索財，號淘物”，而且“閱甲第以處。爭取人妻以亂之，捕首吏悉斬之。火廬舍不可資，宗室候王屠無類”。02 黃死，秦宗權更是“屠老儒，焚屋廬，城府窮為荊萊，唯亂是恃“。03 李自成事起時，“所破城邑子女玉帛唯均”，既入京，則“勳戚文武諸臣共八百余人送牛宗敏營中拷掠，責賕賂，至灼肉折脛，備諸慘毒”。04 與李自成並起的張獻忠，克襄城時曾“擤刖諸生凡百九十人”；入川後竟以開科取士為名，“集殺士人于青陽宮，墾殺成都民於中園……遣四將軍分屠各縣。及至事敗之時，又將億萬數寶物，投入錦江，然後決水放流，使一物無存”。05 太平天國洪楊內訌時，韋昌輝竟能率眾於一夜之間便殺害楊秀清部三萬餘眾，致使江水變色。然而，毛澤東卻說：“農民起來了，好得很，他們沖進地主的家裏，連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要滾上一滾”。06 小地主出身的不仕子、農村失意青年毛澤東的這一段話，不僅精彩地描寫出“農民起來了”的生動情景，而且把農民革命造反的暴民運動特徵，以及他自己作為一個失意的農村小知識份子的心態和變態，都表現得相當地形象和貼切。對於農民來說，主要是對於那些在鄉村中遊手好閒的潑皮二流子們 —— 美其名曰“流氓無產者”們來說，07 革命是什麼？革命就是分人家浮財，吃人家浮財；革命就是“直走進人家家裏，將人家的洋紗裳拿將出來，拿到未莊上去賣”；08 革命就是要使一切有財產的人家破財散，將一切敢於反對他們的人批倒批臭，“還要將他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顯然，正是這樣一些被毛澤東認為是“最堅決、最徹底和最勇敢者”所進行的“革命”（參見下卷第二章引文），才將傳統農民造反的暴民運動性質及特徵表現得淋漓盡致，並為毛澤東稱“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的“革命理論”，提供了最為有力的歷史證明和事實證明。



三、傳統農民革命對民主革命的危害


　　由於傳統農民革命具有“建立新王朝、復辟舊制度”的歷史本質，因而，它才在世界專制歷史，尤其是在中國君主專制制度的發展史上，成為傳統農業社會實行自我調節的一種歷史方式。由是，傳統農民革命才不但不可能成為一場推翻舊專制制度和建立新民主制度的民主革命，卻在革命的結果上走向了民主革命的反面。更何況，自由主義的生產經營方式，如前所說，其作為傳統小生產和傳統型小生產者的“天敵”，既帶著工業革命與自由經濟所散發的新鮮歷史氣息，又帶著足以撼動人心的民主和自由信念，因而，它不僅在政治思想領域，是對專制意識形態的一場大進攻，而且，更是對傳統小生產方式，乃至傳統農民生活方式的一場徹底的大破壞，所以必然要遭到傳統農民的反對。因此，在一個以傳統農業社會為基礎，以傳統農民為主體的國家裏，當民主革命還沒有足夠的力量和條件去及時地摧毀和改變這個基礎，甚至還期望著被壓迫和被剝削的農民也能成為民主革命的同盟軍時，民主革命或可因此而獲得力量的暫時強大，卻又因此而完全可能為自己埋下可怕的禍根。除掉民主力量能夠在革命初造成功之後及時地解決土地和農民問題。因為農民的革命家們，他們確有可能在民主革命剛剛爆發時即取代了民主革命，或在民主革命勝利伊始即背叛了民主革命，或在民主制度剛剛建立之初便立即反轉來進攻民主政權，並在革命的名義之下重建專制制度。從而在民主革命與專制復辟反復較量的艱難歷程上，又增加了一個以革命名義實現專制復辟的強大社會力量。如果這個國家裏的傳統型農民革命，又接受了為近代西方科學所包裝好了的“共產主義革命理論”，那麼，其所能煥發出來的更加瘋狂的“革命”激情，即在本質上要求復辟的欲望，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就不僅足以“破壞一個舊世界”，而且足以“打垮一個新世界”了。俄國長達七十餘年的悲劇歷史，中國自一九四九年以後禍延至今的專制復辟現狀，以及東歐和亞洲一些落後的農業國家，在二戰之後因“革命”而重蹈專制厄運的悲劇歷程，實已證明了這一歷史的真理性。



二　　世界共產革命是在革命名義下重建專制制度的復辟
—— 論馬克思主義是鼓吹專制復辟的哲學


　　提要：十九世紀歐洲歷史發展的由來、本質和方向 —— 馬克思主義產生的國家基礎、社會條件和個人環境 —— 馬克思的理論來源、理論歧途和理論要害 —— 馬克思鼓吹和發動共產主義革命的理論錯誤、社會根基和歷史本質 —— 當代共產主義制度是專制制度的最高階段



　　自從一八四八年馬克思、恩格斯聯合發表《共產黨宣言》以來，世界不僅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與變遷，更產生了巨大的發展和進步。由馬克思所預言的“資本主義必將滅亡、共產主義必將勝利”的“歷史規律”，非但沒有如其所願地，在他進步的歐洲故鄉得以實現，即便是在世界的東方，主要是在東歐和東亞的一些落後農業國家或地區，在按照他們的“革命”理論進行過一番殘酷的倒行逆施之後，亦終於走向了自我崩潰和全面崩潰的失敗境地。一百五十年來，世界從專制走向民主的歷史大趨勢，不僅證明民主已經一再地戰勝了專制，而且證明馬克思主義作為對民主進步的一種歷史反動，它不單單在世界從專制走向民主的歷史發展中，製造了巨大的混亂，尤其製造了以共產革命名義瘋狂推動專制復辟的歷史慘禍，更將奪權和奪權的手段，專制和專制的範圍，暴力革命和暴力專政的方式，推向了人類歷史從未有過的“水準”之上。以製造了十五憶人災難和死難的“革命實績”，建造了一座座滴血的“紅色紀念碑”。



第一、十九世紀歐洲歷史發展的由來、本質和方向

　　歷史的事實是，十五世紀的歐洲既出現了文藝復興，又出現了科學的巨大發展。前者使得人性和人道的尊嚴要求衝破中世紀宗教專制思想的桎梏，重新返回人間；後者則因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說，而給予歐洲天主教會以致命一擊。由是，十六世紀便成了宗教改革和科學發展的時代：作為中世紀絕對至尊的天主教教義，因自身分裂而形成了路德、加爾文和安立甘三大教派；科學因日漸地擺脫了宗教思想的枷鎖，而日新月異地獲得了進步和發展。從而不僅使中世紀教皇要統一人類宗教教義的努力歸於失敗，並且就此而走向了宗教思想統治和宗教專制統治的下坡路。十七世紀不單是科學興盛的時代，也是笛卡爾懷疑哲學產生的時代。因為笛卡爾要用理性 —— 神，來判定科學的真偽，表面上是要為難科學，實際上卻要為科學的發展打開一條通途。因為只有神才能以其天上的權威，來排斥地上的宗教對於科學發展的束縛。其後的斯賓諾莎，就更是用“泛神”的思想，把科學也推到了“神”的地位。由是而出現了教會的威權逐步衰落，科學的權威卻日漸上升的新時代。


　　正是在這樣一個嶄新的時代條件下，自由經濟才要求突破封建行會的限制和封建權力的壓迫，人文科學則要求走向思想和文化的解放，社會政治更要求政體和制度上的革新。這一切無疑都在預示著，傳統農業社會正在走向解體和衰亡，現代工業社會正在走向形成和發展。於是，十七世紀爆發了英國民主革命，十八世紀爆發了法國民主革命。前者產生了世界上第一個民主的新政體，後者產生了世界上第一個民主的新國家。新政體是英國人民歷經革命與復辟的反復較量之後，才逼迫君主政體讓步，並與君主政體實行調和的產物。其後更在不流血的民主革命中，和在科學發展的推動下，走上了“虛君共和”的道路，激發了工業革命，從而獲得了人類歷史發展上的空前成就。誠為“革命之所賜”（孫中山語）。新國家則因革命與復辟的反復較量，幾乎貫穿了整個十九世紀，從而以其“直接了當之共和”（孫中山語），而成為歐洲以致整個世界呼喚民主、反對專制的旗幟。


　　如果說荷蘭、西班牙、葡萄牙等歐洲國家的民主革命，乃與英、法民主革命類似，均先後歷經了“革命與復辟”反復較量的艱難歷程，那麼，以十九世紀法國革命為標誌的民主革命風暴，不僅激發了義大利志在推翻專制、建立共和的民主革命，而且推動了匈牙利要求擺脫奧匈帝國奴役和要求解放農奴的民族、民主革命。由是，封建落後的德國才迫于歐洲的民主進步和經濟發展，而急於建立一個統一、並且是強大的專制帝國；俄國則為了維護沙皇君主專制制度，才一邊要繼續強化專制統治，一邊又要用專制改良的手段，以預防革命的爆發。


　　一言以蔽之，在歐洲，自十五世紀始，在科學與宗教，民主與專制，自由經濟與封建經濟歷經了長期和反復較量之後，終於在十九世紀逐步地迎來了民主主義戰勝專制主義和自由經濟戰勝封建經濟的決勝期。這才是十九世紀歐洲歷史發展的由來、本質和方向，正是十九世紀歐洲歷史發展的希望所在。



第二、馬克思主義產生的國家基礎、社會條件和個人環境

一、國家基礎和社會條件


　　雖然十九世紀是歐洲民主主義之對專制主義、自由經濟之對封建經濟的決勝期，但這並不等於說，十九世紀已經成為民主制度和自由經濟在全歐洲戰勝專制制度和封建經濟的全勝期。西歐的一些主要國家，有的尚處在民主與專制的艱難反復較量之中；有的則處在“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的複雜多變過程裏面；東歐的一些落後國家，特別是馬克思成長中的德國就仍然處在鄉陋和愚昧之中，封建制度和封建經濟還在苟延殘喘 —— 當代英國學者大衛•麥克萊倫就在她對一八四八年前後德國的研究中指出：


　　“德國在那時，還只是一個地理概念，通常是指那些講著一個共同語言，以前同是神聖羅馬帝國成員的小邦國。德國基本上仍是一個農業國，它的二千三百萬人口中，有四分之三靠種地過活。


　　“那些按照法則經營著自己種植園的大地主所有者，仍然擁有某些封建特權：他們被免除了財產稅，有自己的員警和小法庭，享有教會的聖職授予權，而且控制了省議會。他們通常都將投機所取得的財產和靠傳統所積累的特權集於一身，甚至佔有最高公職並且控制著軍隊。


　　“普魯士有六十七道關稅卡，西部各省流通著七十一種不同的貨幣。 “從拿破崙失敗到一八四八年革命這三十年左右的時間裏，德國經濟的特點是迅速向工業強國的地位發展。但是，這種發展是通過自上而下地把市場經濟強加於農業社會來實現的……但是，自治機關和容克地主對社會仍握有相當大的控制權，德國的工業還沒有真正發展。雖然農業的三度改革，人口的迅速增長，被暴發戶和手工匠人所打亂的城市社會，人口急劇流動，階級對立不斷增長，這些都為各種政治思想的傳播，提供了廣闊的天地……手工業者大量遷移，有的去了國外，有的進了工廠，那些留下來的人，則敵視資本主義發展造成的後果。工匠師傅和他們站在同一個立場，往往更為保守……工廠工人的生活每況愈下，得不償失……


　　“德國的中產階級不同於一七八九年革命前的法國資產階級。他們是非常虔誠的教徒，一個典型的地區就是恩格斯長大的烏培河谷。在那裏，加爾文教派的信仰具有一種嚴格的僧侶統治觀，並認為有義務為了上帝更偉大的光榮而不斷增加上帝賜予的財富。”09


　　這便是一八四八年前後德國的國家基礎。它幾乎是直言不隱地指出了當代德國的封建性，和封建統治下的德國人，特別是工人、農民對所謂資本主義的敵視。而馬克思、恩格斯便在這個環境中長大。



二、個人環境


　　大衛•麥克萊倫還在她對“馬克思主義誕生前的馬克思”、即青年時代馬克思的家庭和個人的研究中說道：


　　“象卡爾•馬克思這樣純粹的猶太血統是非常少有的……卡爾•馬克思的祖父說他的祖先中有很朵拉比（猶太教的教職），而他的妻子查蓋的祖先更有名氣，她是特利爾的拉比莫澤斯•裏沃夫的女兒，莫澤斯•裏沃夫的父親和祖父也都是特利爾的拉比。而在卡而•馬克思母親的祖先中，曾作過拉比的先人一點也不比她丈夫家的少。


　　“在卡爾•馬克思的同學中，有五分之四是天主教徒，大多數出身於中下層家庭 —— 是農民和工匠的兒子。


　　“中學時代的馬克思就已經決心選擇一種能夠給我們提供廣闊場所來為人類進行活動的職業。他說，那些主要不是干預生活本身，而是從事抽象真理研究的職業，對於還沒有堅定的原則和牢固、不可動搖的信念的青年是危險的。同時，如果這些職業在我們的心中深深地紮下了根，如果我們能夠為它們支配思想、犧牲生命、竭盡全力，這些職業看起來似乎還是高尚的……。這些職業能夠使才能適當的人幸福，但也必定使那些不經考慮、憑一時衝動就傖促從事的人毀滅。


　　“他還說，歷史承認那些為共同目標勞動因而自己變得高尚的人是偉大人物；經驗讚美那些為大多數人帶來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也教誨我們，人人敬仰的理想人物，就曾為人類犧牲了自己 ——有誰敢否定這樣的教誨呢？


　　“走進了大學的馬克思已經能夠寫出這樣的詩歌：

　　 面對著整個的奸詐世界，
　　 我會毫不留情地把戰挑；
　　 讓世界這龐然大物塌倒，
　　 它自身撲滅不了這火苗。
　　
　　 那時，我就會象上帝一樣，
　　 在這宇宙的廢墟上漫步，
　　 我的每一句話都是行動，
　　 我是塵世生活的造物主……”10



　　更多的研究還指出，大學階段的馬克思開始轉向了黑格爾哲學，他認為，正是黑格爾的哲學已經在現存的事物和應有的事物之間的鴻溝上，架起了一座橋樑。這時的馬克思無疑已經受到柏林大學法學教授愛德華•甘斯的強烈影響。而甘斯已經在他一八三六年出版的著作中寫道：“聖西門主義正確地觀察到，奴隸制還沒有消失，它只是在形式上已不復存在，而實際上它卻實實在在地存在下來。正如一度是奴隸和奴隸主的相互對立，接著是貴族階級和平民、國王與臣僕的對立一樣，今天則是遊手好閒的人同勞動者的對立。人們只需到工廠去一趟，就會看到那數以百計的形容憔悴、痛苦不堪的男人們和女人們，他們犧牲了健康去為一個人提供服務和利潤，為了一點點微薄的收入放棄了生活的全部樂趣。當被剝削的人象動物一樣只有餓死的自由時，這難道不是真正純粹的奴隸制剝削嗎？難道沒有必要在這些無產者身上喚醒公民意識，引導他們積極地參加他們現在自發地幹著的這些工作嗎？國家應向為數最多的最貧窮階級提供必須品，這一觀點乃是我們這個時代最有深遠意義的觀點……未來的歷史將不只一次地要求無產階級起來進行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在中世紀的各個行會中，有一種社會勞動組織形式，如今這些行會已被摧毀了，也不能重建了。然而，現在那些被解放了的勞動者，難道不是從行會專制制度下和師傅的絕對統治下逃脫出來，又受到工廠主同樣的統治嗎？難道就沒有一種能改善這種狀況的方式嗎？當然有的，這就是自由的行會，即社會化。”11


　　沒有疑問的是，我們在這裏聽到了一個空想社會主義者悲天憫人的呼喚。但是，這類“呼喚”，無非是傳統農業社會的“大同”理想，在社會轉型期對於正在消亡的舊社會的痛苦呼救，和對於正要誕生的新社會的憤怒指責。是新生命在誕生前所必然要引起的陣痛，才逼迫其母體所發出的痛苦嘶叫。


　　然而，正是這一類的“憤怒指責和痛苦嘶叫”，才又對年輕時代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們起到了震聾發饋的作用。更何況，這類指責和嘶叫，又是顫響在一八四八年前的德意志呢。彼時，英國的新政體，法國的新國家，啟蒙運動之“自由、平等、博愛”的呼聲，民主革命在歐洲日漸勝利的消息，和革命與復辟的艱難、複雜及反復較量，對德意志來說，不啻是“天方夜譚”。並且，即便是生活在萊因河谷的德國人，雖因拿破崙曾經佔領過，他們也只是對法國的思想和風氣僅僅抱有同情而已。更何況，縱然是那些受到了法國自由風尚影響的封建王公大臣們，當他們談論起法國的新思想和新風氣時，大不了如同俄國的宮廷貴族們一樣，也只將它當作一種時髦和裝飾，甚至只將它當作腐爛生活的一塊入時的遮羞布罷了。相反，青年時代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卻正是從這個等級森嚴的封建國家裏，領會到了階級和階級對抗的意識，看到了專制和專制末路的現實，特別是從宗教的天堂精神和中世紀教政合一的殘餘政治形式中，汲取了奪取權力以拯救人類和重新建立人間天堂的宗教狂熱，更在已經彌漫了整個德意志的黑格爾理性哲學的氛圍裏，接過並篡改了黑格爾理性哲學的武器。然後，他們才帶著對德國封建主和德國小市民、即所謂德國資產階級的種種嘲弄，帶著德國宗法制加小生產式的“真正社會主義草圖”，被迫離開故鄉，前往巴黎和英國。


　　然而，正處在革命與復辟艱難較量歷程中的法國，不僅使他猛然目睹了專制制度所留下的“廢墟”，目擊了革命與復辟較量的“混亂”，看見了新社會和新制度所承繼的破產、失業、貧窮、勞累等歷史“遺產”，以及種種足以令人“傷感”的社會現象，而且看到了民主制度和自由經濟在其艱難創業發展中，所完全可能出現的種種新問題。因此，當他聽到法、德工人三次罷工以反抗資本家的剝削時，他從宗教裏得來的要拯救全人類的強烈願望，便與他在青年時代早已受到影響、此刻正在歐洲流行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一拍即合。這就不僅使他自然而然地站到了歐洲現實發展的反面 —— 既要批判落後的封建德國，藉以肯定“資產階級”對於封建統治和封建制度的革命；又要站在新興無產者即無產階級的立場上，批判新生的“資本主義”制度 —— 實際上則是批判新興的民主制度和自由經濟，以對“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左右開弓。換言之，就是他不但要建立一個批判的理論體系，即共產主義的理論體系，以從思想、政治、經濟、文化等一切方面，開始一場對於人類歷史、特別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大清算和大批判，而且更因他所建立的一整套理論體系乃是“行動的哲學”，他才會與“正義者同盟”—— 正流浪在巴黎的德國手工業工人幫會 —— 這些被“資本主義”逼迫破了產的德國傳統農民結合起來，成立了歐洲第一個“共產主義者同盟”，雖然改變了對背叛者必須“處死”的幫規，卻將它“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幫語，改變成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響亮口號。


　　誠然，正是這樣的國家基礎、社會條件以及馬克思本人的成長環境，才終於構成了馬克思主義之所以產生的歷史來源，並為造就一位專制主義的新宗教領袖 —— 馬克思，奠定了各方面的基礎。



第三、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來源、理論歧途和理論要害

　　馬克思、恩格斯和他們的信徒們，為了標榜其理論的科學性，及其對於人類文化的傳承性，曾一再地宣稱該理論有著三個正宗的來源。這就是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德國的古典哲學，和英國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同時宣稱，第一個來源產生了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第二個來源產生了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第三個來源產生了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然而，問題不在於馬克思主義產生的理論來源，而在於馬克思是怎樣曲解了這些理論來源，然後又是怎樣地將它們推向了理論的歧途，並使之在“共產革命的名義之下”，成為一家專事鼓吹專制復辟的哲學。從而為那個正在艱難進步的時代，製造了可怕的流血和混亂，直至成為對於歐洲十九世紀歷史發展的真正反動。



一、馬克思將空想社會主義變成了暴力共產主義

　　應該說，一個理想的大同世界，一個永恆的共產主義天堂，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平等社會，它不但使人類永存嚮往之心，而且作為傳統農業社會的一個永恆空想和一種意識形態，不僅是我們的“國粹”，亦同樣是歐洲傳統農業社會的“精華”。因此，共產主義一語，如果沒有經過馬克思主義者們的橫加糟蹋，而僅僅作為人類的一種心願，一種理想，一種文化和一個夢幻，即使永存人間，也並無所妨礙。尤如失去了權力的宗教一樣。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們的錯誤，甚至是罪惡，並不在於他們懷有共產主義的理念和追求，而是在於由他們所提出來的，如何實現共產主義的一整套理論和手段，即暴力革命、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及其實踐，對人類所造成的荼毒和戕害。因為，這既是馬克思主義的精義所在，即理論要害，更是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製造了人間罪惡的根由。


　　由是，我們才能區別馬克思的“暴力共產主義”和法國空想社會主義的區別，才能判斷究竟誰才是善良的空想，誰才是罪惡的空想。即：誰為這一空想的實現提出了善意的追求方式，誰又為實現這一空想製造了人類歷史上的空前罪惡。


　　雖然，馬克思對“共產主義天堂”的一切構想，原就來自於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但是，馬克思之所以要指責聖•西門和傅•立業的社會主義乃是“空想”的社會主義，其根本的分野點，便是在如何實現社會主義天堂的方法上。聖•西門主張通過和平手段進入社會主義，傅立葉則希望勞動者應與資本家聯手共同建設理想的社會，而馬克思卻是一再批判地強調，無產階級只有通過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才能獲得徹底的解放。同時，他還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 12 其後，列寧因用暴力手段奪取了政權，又用暴力手段鞏固了政權，才會更其強調地說：“只承認階級鬥爭，而不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絕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13 毛澤東鑒於有失去這個“天堂”的危險，乃“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和專政的理論，強調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其目的，自然是要進一步“以革命的名義”，將他們的專政推向極端，直至對那些敢於在內部同他們爭奪權力的同夥，也要實行殘酷的專政。


　　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就是以這樣一串革命與專政的理論鏈條，建立和發展了這個“暴力共產主義”的理論體系。然而，歷史的發展已經證明，由列寧、史達林和毛澤東等共產革命領袖，所一再宣稱要用革命暴力和革命專政的方法來建立和保護的，無非是他們自己的“一姓天堂”而已。這個天堂，對於人民來說，不過是一個史無前例的人間地獄罷了。


　　相反，由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們所設想的，用“和平方式，和由資本家與無產者聯手以建設人間天堂”的設想，雖然在建造人間天堂上至今仍為空想，但是，卻在建設人類的基本平等、基本自由、以及促使世界的經濟發展上，獲得了長足的進步。因為民主和自由的政治追求，進步和繁榮的經濟發展，已經在一些國家和地區得以實現。至於在那些因誘發了馬克思的共產革命，而重蹈專制復辟統治的國家和地區，則一再地證明了馬克思的暴力共產主義乃是血腥空想的歷史本質。這一因人類進步而獲得的血的教訓，才真正是當代共產主義專制極權統治已經和必然要走向滅亡的根本原因。



二、馬克思主義是費爾巴哈唯物哲學的唯心化


　　馬克思主義者們宣稱自己吸取了費爾巴哈唯物主義哲學合理的基本內核。所謂費爾巴哈唯物主義的基本內核，無非是指費爾巴哈在否定了黑格爾的“絕對理念”，並指出這一“絕對理念”無非是上帝的“同意語”之後，乃堅持不是上帝創造了人，而是人類按照塵世的現實創造了上帝，即堅持物質是第一性的，意識是物質在人腦中的一種“反映”這樣一種哲學認識。


　　然而，馬克思又是怎樣接受費爾巴哈唯物主義基本內核的呢？


　　首先，馬克思要鼓吹的既然是人間的革命，因而，他就不能不承認費爾巴哈所肯定的物質世界，乃是真實的世界。這便導致了他對於費爾巴哈唯物主義哲學之基本內核的肯定和接受。


　　其次，因馬克思深受黑格爾哲學的影響，所以，為了證明他發動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乃為歷史的必然要求，他也要象黑格爾一樣，建立一整套對於人類發展的認識體系，以肯定無產階級革命及其對共產主義追求的“歷史科學性和歷史必然性”。所以，他才要脫掉黑格爾的帽子，換上費爾巴哈的靴子。雖然把黑格爾的“帽子”從天上扔到了地上，卻又把黑格爾帽子裏的“絕對理念”，硬塞進費爾巴哈唯物論的“靴子”之中，從而將黑格爾所認定的“天上絕對理念在人間有秩序的辯證運動”—— 這個旨在指出人類發展本質的客觀唯心主義理論，改造成為符合費爾巴哈唯物主義立場的“人類歷史發展規律”，即由馬克思所臆定的“人類五大歷史發展階段理論”。正是這個所謂的歷史規律，不僅將為他所號召和發動的世界共產主義革命，裁定為實現人類歷史發展的最高階段、即實現大同階段的革命，而加以肯定和頌揚；更為他將新興的民主主義制度和自由經濟形態論定為必須推倒的“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形態”，提供了明確的理論前提。


　　這個以費爾巴哈唯物主義理論為基礎所製造出來的歷史發展理論，在本質上，無非是要將黑格爾在他絕對理念的帽子裏所規定的世界及其必然發展，變成了馬克思在費爾巴哈唯物主義的靴子裏所臆造的歷史及其必然發展罷了。其在本質上無非是費爾巴哈唯物論的唯心化、即黑格爾化。尤如“黑格爾把民族看成是傳遞辯證運動的媒介，馬克思卻將民族換成了階級一樣”。14


　　同時，亦如羅素所直言批評的那樣：“馬克思是黑格爾的後繼者，而且也象黑格爾一樣，是相信可以用一個公式來概括人類的進化的……馬克思與黑格爾一樣地認為他們所描述的宇宙性歷程，竟全部發生在我們這個星球上，而且大部分是在地中海附近。”然而，“自哥白尼以來，已經很顯然，人類並沒有從前自許的那種宇宙重要地位。凡是沒有徹底領會這個事實的人，誰也無資格把自己的哲學稱做科學的哲學”。15


三、馬克思將黑格爾的辨證哲學發展為共產黨的鬥爭哲學


　　馬克思主義者們曾不厭其煩地宣稱：馬克思吸取了黑格爾哲學合理的辨證內核。所謂合理的辨證內核，即是指黑格爾在其哲學中所闡述的對立統一思想。這個思想指出，在任何事物內部都存在著對立和統一這樣兩種狀態，並存在著一個互相轉化的過程，一個從漸變走向突變的過程，一個從量變走向質變的過程。同時這個轉化的過程，還需要一定的條件才能完成。馬克思無保留地接受了這個“合理的辨證內核”，卻又將這一“合理的辨證內核”，極端錯誤地發展成了單純以“對抗”，即只能以鬥爭的方式求轉化和求發展的絕對理論。


　　這個因馬克思的絕對化而充滿了絕對精神的理論，雖然是馬克思深受傳統暴力造反形式和當代暴力革命方式影響的一個結果，但是這個理論卻又因它的絕對性，而導致了既要用暴力鬥爭形式以求轉化與發展，又要用暴力鬥爭形式以保護已經獲得的轉化與發展這樣一個極端理論的產生。從而帶來了階級鬥爭和階級專政理論的形成。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共產黨宣言》才會宣稱：迄今為止人類發展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特別是列寧在俄國利用這個理論進行奪權的成功，及其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經驗，就更是把這一鬥爭與專政的理論抬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為了實現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化，並鞏固這一轉化的成果，暴力革命不僅在理論上成了革命的唯一手段，而且成為他們實行革命專制的唯一途徑。革命既成為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行動，革命暴力則同樣成為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實行專政的最有效手段。由是，革命暴力和革命專政 —— 這個革命理論的“新體系”，便終於成為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並在實際上將共產黨的哲學變成了純粹是鬥爭和專政的哲學。


　　同樣，也正是這個將黑格爾對立統一思想引向了歧途的鬥爭哲學，才在十九至二十世紀人類正在迅速地從愚昧走向文明，和從專制走向民主的偉大歷史轉變期內，在實現了共產革命、實際上是實現了專制復辟的國土上，才促使著狂熱的馬克思主義“信徒”們，在革命的名義之下，既用暴力來奪取政權，又用屠殺來維護政權。不僅徹底地消滅了民主，絞殺了自由，而且連人類起碼的理性和文明也被他們屠戮得乾乾淨淨。列寧因其身上的那一顆知識份子的子彈，而為俄國的知識份子建立了眾多龐大的勞改營，藉以對俄國知識份子的思想和肉體施以徹底的“革命專制”。史達林更是以革命的名義製造了狂抓濫殺的“大瘋狂”，從而成為舉世聞名的暴君。毛澤東為維護其個人的獨裁統治，繼迫害了千千萬萬的無辜人民，尤其是數以百萬計的知識份子之後，又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幌子下，發動了那一場慘絕人寰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將億萬人民推向了血海之中。就不用說波而布特的柬浦寨共產黨在攻陷金邊之後，一夜之間就能屠殺數十萬生靈的獸行。還有，就是在柏林牆下，那些僅僅是因為渴望自由，而在共產黨的槍口下變成的累累白骨了。

第四、馬克思鼓吹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錯誤、社會根基和歷史本質

一、錯誤的剩餘價值觀
　　應該說，十七至十九世紀的歐洲，在政治上，正處於民主革命日漸戰勝形形色色專制復辟的新時代；在經濟上，自由主義的生產經營方式，亦使得歐洲的社會生產力獲得了極大的發展。但是，仍處在反復較量中的嶄新民主制度或民主政體，還遠未走向被確認和確立的歷史階段；自由主義的經濟形態在其形成和發展中，非但來不及將歷史所遺留下來的種種社會問題，諸如貧窮、愚昧等等，加以解決，而且，其自身在發展中所必然要出現的種種新問題，又日漸成為國家、社會、人民、尤其是思想理論界所注意的焦點。於是，較早獲得發展的英國便產生了當代的政治經濟學。因為，正是這個政治經濟學，才真正是英國民主政治和自由經濟發生和發展時期的政治經濟學。馬克思主義者們之所以要稱它為“古典的”，無非是要為自己留下一個“現代的和批判的”地盤而已。


　　然而，自十七至十九世紀，雖然是民主政治和自由經濟發生和發展的新時代，卻也是所謂社會主義思想 —— 即一切空想的和自稱科學的社會主義，試圖從傳統農業社會的廢墟上重新站立起來的“新時期”。其時，在思想上，既產生過英國的羅伯特•歐文和他的“共產主義新村”、即“新和諧村實驗”，16 又出現了法國的聖•西門與傅立葉的空想社會主義理論。在經濟領域，尤其是在英國政治經濟學的發展中，雖奠定了勞動價值論的基礎，又產生了對勞動價值的錯誤認識。一八一七年，英國經濟學家李嘉圖已主張“商品的交換價值完全出於生產該產品所花費的勞動”。17 一八二五年，海軍軍官湯瑪斯•霍治司金又發表了第一個“社會主義的答辯”，即“反對資本要求，而為勞方辯護”。該辯護認為：如果象李嘉圖所主張的那樣，全部勞動價值都是勞動所賦予的，則全部報酬都應歸勞動者所得；眼下，地主和資本家所得到的那一份必定是純粹的榨取物。


　　湯瑪斯•霍治司金企圖用李嘉圖極端偏頗的“勞動價值論”，來為空想的社會主義思想服務。同時代的英國哲學家詹姆士•穆勒，不僅指斥霍治司金的辯護乃是一種“瘋狂的胡說”，而且，還在他批評哲學上的激進主義者、即企圖為社會主義學說鋪平道路的那些人時，18 又說道：“這種見解假使傳播開去，會使文明社會覆滅，比匈奴人和韃靼人排山倒海的氾濫還壞”。19



二、馬克思發展並異化了錯誤的剩餘價值理論


　　不幸的是，這種見解不僅被傳播開去，而且還作成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礎。馬克思正是從英國少數經濟學家所侈言的勞動價值論，及對剩餘價值理論的錯誤猜想出發，不但建立了剩餘價值的絕對理論，即只肯定工人體力勞動所創造的價值，而排斥其他任何勞動價值，將除工人以外的每一個社會成員對於社會所已擔負的勞動一筆勾銷。更有甚者，則是從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之“物與物”的關係中，挖掘到了“隱藏在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中的“人與人”的關係。這個關係，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是“資本的每一個毛孔裏都流著無產階級的鮮血”。20


　　由是，馬克思以資本家榨取了工人剩餘勞動價值為理由，武斷地宣稱“不論資本主義的經濟如何繁榮，都不能消除勞動群眾的貧困”。21 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無疑就是勞動群眾日益貧窮化的代名詞。然後，馬克思又從所謂“社會化大生產和私人佔有之間的絕對矛盾”，即資本主義越是發展、勞動群眾就越是貧困出發，反對社會化大生產，反對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因為“生產力的提高，只能不可避免地加深社會的階級矛盾”。所以，他才宣言要 “消滅私有制”，提倡“公有制”，並宣稱“奪取政權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的偉大使命。”22


　　李嘉圖和霍治司京的錯誤剩餘價值論，終於在馬克思的手裏被異化、並被發展成了資本主義社會裏人與人關係的理論，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個階級對立與對抗的理論，無產階級必須對現存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予以“永久性懷疑”，和無產階級必須用暴力鬥爭推翻資本主義制度，並用暴力專政的手段建立所謂社會主義制度的理論。顯而易見的是，正是李嘉圖和霍治司京的荒謬剩餘價值理論，才為馬克思主義的全部理論發展和全部理論證明，奠定了錯誤的前提和基礎。而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家不僅來自荒謬理論，而且來自他自身對於這個荒謬理論進行了絕對繼承和極端發展的“本相”，自然已經證明了其全部理論和全部理論證明的荒誕不經。


　　必須指出的是，馬克思以人與人的關係去代替物與物的關係，就必然要走向以政治鬥爭的原則去取代甚至取消經濟發展規律的歧途。其結果，無非是既以政治代替了經濟，又以政治消滅了經濟。馬克思無幸在他那個時代作成一個共產專制君主，但列寧、史達林和毛澤東以及其他一切大大小小的共產專制君主們，在他們用暴力奪取了政權、又用暴力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過程中，只從權力政治出發，不按經濟規律辦事的種種作為，已不知給他們的國家、民族和人民帶去了多少的災難，造就了怎樣貧窮的局面。相反，被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判了死刑的“資本主義制度” —— 實際上的民主主義政治制度和自由主義生產經營方式，卻在其後的百餘年間，不僅獲得了蓬蓬勃勃的發展，而且已在日益地改變著我們這個世界貧窮和落後的面貌，更為解決被馬克思所斷定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不可調和的矛盾”，即解決“勞資衝突”，逐漸地打開了歷史的新局面。



三、馬克思對資本主義認識的錯誤及其性質


　　顯然，馬克思因混淆了兩個重大理論問題的界限，才導致他把“資本主義”這個完全不恰當的概念，既當作經濟形態的概念來加以批判，又當作政治制度的概念來加以反對。從而為消滅自由主義的經濟形態和推翻民主主義的政治制度，找到了一個完全錯誤的根據。


　　首先，用“資本主義”這個概念來取代“自由經濟”的概念，便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大錯失。因為資本主義說到底，它的三個基本內容，不過是本錢、投資和利潤而已。它的一個基本程式，亦無非是“投資、獲利和再投資、再獲利”直至循環往復罷了。如果是在無市場風險的情形之下，這一循環往復便可以持續下去，利潤可能越賺越多，投資也可能會越來越大；反之，如果是在遭遇市場風險的情形下，出現銷售危機，使製造或買進的商品無以銷售或造成得不償本的情形，則利潤的減少，本錢的虧損，甚至是借貸能力的喪失，就完全有可能造成投資的減少，直至投資行為的結束，即“擁有本錢進行投資以賺取利潤行為”的被迫終止。由是可知，一個有本錢者，就有投資的可能；一個投資者，便有可能賺取利潤。而由投資者即資本擁有者的經濟活動所形成的，社會商品生產和社會商品買賣的現象，不僅被馬克思所指責的“資本主義”社會有之，而且自人類有了生產和交換，它就開始了發生和發展。歐洲在中世紀前就有了商品的製造和買賣，即有了投資者；阿拉伯遠在西元前就有了製造和買賣商品的繁榮都市，也就是出現了“資本主義的繁榮景象”；中國在秦始皇以前就有了個體戶，明清兩代的大商賈更是資本甚巨，令人稱羨。若依馬克思的理論竟是有了“大資本家”了。因此，如果僅僅把由本錢、投資和利潤等自由的，即不希望被權力控制、而只由市場來調節和制約的經濟活動，所構成的社會經濟行為，當作被馬克思所指責的“資本主義社會”所獨有的經濟行為，甚至是經濟罪惡，就無論如何在道理上和情理上都說不通了。


　　其次，在被馬克思所指責的時代和社會，上述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確實得到了空前的自由發展。但這個發展之所以能夠空前自由的原因，一是它能夠逐漸地衝破專制制度的壓迫，掙脫封建權力的枷鎖，打破封建商業行會的限制，而逐漸地獲得了自由競爭和自由發展的機會和條件。二是因它的發展，而日漸地推動了整個社會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巨大變革要求，從而推動了民主革命的爆發和勝利。三是民主革命的爆發和勝利，尤其是政治上自由民主制度的艱難建立，又反轉來推動了自由主義經濟形態的形成和發展。民主政治和自由經濟這種互動的發展關係，不僅為世界帶來了政治上的光明和進步，而且給世界帶來了經濟上的繁榮和昌盛，更因人類基本權利在世界一些進步國家的逐步實現和基本實現，和自由主義經濟形態本身的成形和成熟，才又從根本上改變了早期的勞資關係，把馬克思所謂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不可調和的矛盾，漸漸地推向了能夠解決和已經解決的新時代。這才是近代歐洲和世界歷史發展的政治本質和經濟本質。馬克思非但沒有理解這一本質，而且從一開始就曲解了這一本質，更站到了這一本質的對立面，不僅將“資本主義”這個僅僅作為經濟活動的社會經濟行為與自由主義的經濟形態等量齊觀，而且將之與民主主義的社會制度混為一談，甚至將它們並而論之為“資本主義制度”，而加以批判和旨在推倒。這就不僅僅是一個理論上的可笑錯誤，而且是在實際上對於近、現代歐洲，乃至對於近、現代世界歷史發展的真正反動了。



四、馬克思所鼓吹的無產階級革命及其物件和動力


　　但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不僅是認識的體系，而且是行動的根據，亦即史達林所說的，是“行動的哲學”。也就是說，馬克思不僅要在理論上批判和否定“資本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政治”，而且要在行動上推倒這一嶄新的經濟形態和政治制度，並將資本的擁有者 —— 資產階級作為它革命的總對象。只因這個敵人在推翻舊專制制度的歷史奮鬥中，也曾作為一個重要的社會力量而活躍在革命的舞臺上，因而，在馬克思主義者們不能公然否定反對專制統治的民主革命時，他們就將那一場革命，既定為反封建革命，又定為資產階級革命，意即反對封建專制制度和建立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革命。從表面上看，馬克思是把“資產階級革命”看成了一次合法的革命。但他承認它合法的原因，卻是要把它更為“合法”地變成下一個革命即無產階級革命的物件。這樣，馬克思主義就不僅接過了歐洲反對封建主義和專制主義的“革命旗號”，並且利用這一旗號，進一步掀起了一場反對新生民主制度和新型自由經濟的“繼續革命”。如是，革命一詞雖未改變，但革命一詞的物件和內容，卻已經是天地相殊了。


　　由是，參加過民主革命的“資產階級”，既成了“革命”的敵人，而由“資產階級革命”勝利所建立的“資本主義制度”，就應該被馬克思的“革命”所推翻。此其一。其二，這個革命既有了物件，也就必定要有自己的主體。這個主體，不言而喻，便是正在遭受資產階級剝削和壓迫的工人階級，即與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制度和剝削者壓迫者資產階級有著“不可調和”矛盾的無產階級，亦即馬克思所說的新興無產者。


　　然而，什麼才是無產階級？什麼才叫做“新興無產者”？英國哲學家羅素曾說，“無產階級是十九世紀的一個概念，多少是浪漫化了的，也許是別的什麼東西”23。羅素既語焉不詳，又語焉不確。但他指無產階級是十九世紀的一個概念，自然沒有錯。因為無產者之能夠成為一個階級，完全是十七至十九世紀工業發展、即機器化大生產所帶來的一個結果。因為沒有由工業革命所帶來的機器化大生產，也就沒有無產階級這個“階級隊伍”的形成。但是，問題並不在機器化大生產產生了“新階級”，重要的卻是這個“新階級”形成的“來源”何在。


　　馬克思主義者們回答得很好 —— “是從破產的農村而來”。既如此，倘若我們再要追問一句 —— “從破產的農村裏面而來的人，不就是傳統的農民及其兒孫們嗎？”如果這個問題成立，那我們就可以給十九世紀的無產階級加上這樣一個定義了，即無產階級乃是因農村破產才脫下了農裝、穿上了工裝的傳統農民。也就是馬克思主義者們所說的新興無產者。

　　必須明確的是，一個漫長的舊社會和舊制度的精神傳統，是斷然不會與這個舊社會和舊制度自身的物質形式同時走進墳墓的。一次革命固然可以推翻一個王朝，但一次革命卻絕無可能將與這個王朝有著千絲萬縷聯繫的種種傳統的思想、文化和觀念，同時送進墳墓。因此，從破產的農村裏走出來，脫下了農裝、又換上了工裝的“新興無產者們”，也就絕不會因為自己剛剛從農民變成了工人，便立即拋棄了傳統農民所固有的傳統精神甚至習慣，更不會象馬克思主義者們所一再宣揚的那樣，他們立即便擁有了無產階級所固有的“優秀階級品質”。相反，如果套用毛澤東的一句話來說，這些新興無產者們，因無不打上了傳統農民階級的烙印，因而才與農民有著天然聯繫；更與傳統農民一樣，有著對於傳統小生產和傳統專制制度的天生戀情；和對於逼迫他們破產的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天生仇恨。這大概就是羅素所說的“一個浪漫化概念”的內涵了。

　　正因為如此，當之還沒有穿上工裝，即還沒有變成新興無產者的旺岱農民，在聽到羅伯斯庇爾為保衛新生的民主政權而砍了國王的腦袋時，便率先暴發了叛亂，高喊著“我們怎能沒有國王”的口號，要為國王和王后復仇。實際上是打響了嗣後波龐王朝捲土重來絞殺革命的第一槍。當之已經脫掉了農裝、穿上了工裝，變成了新興無產者的俄國農民，不僅已經能夠直面逼迫他們破產，並且正在“瘋狂地剝削和壓迫”他們的俄國資產階級時，則他們對於俄國宗法制農村的固有戀情和對於俄國新興“資本主義社會”的天生仇恨，就自然會激發起他們對於“俄國資產階級及其制度”的一番新仇舊恨。並且，一旦這個新仇舊恨又為他們身上的“共產主義本能”所鼓舞，更被“無產階級”這個浪漫化的概念和“無產階級共產主義革命”這個更加浪漫化的“革命”，所激發和激蕩起來的時候，這個由列寧所發動的，和以俄國破產農民即俄國新興無產者們為主體的“革命”，其對於俄國二月民主革命及其成果的徹底背叛和公然反撲，也就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了。

五、馬克思的無產階級革命與傳統農民革命的歷史關係及其現實發展
　　毫無疑問的是，我們只有弄明白了歐洲傳統農民與十九世紀歐洲新興無產者們，猶如中國無產階級和中國傳統農民的“天然聯繫”，我們才能追尋得到十九世紀被馬克思和恩格斯所鼓動起來的無產階級革命和傳統農民造反的必然聯繫，即歷史關係。才能認識到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不論是在思想基礎、革命綱領、暴力形式還是在等級觀念、內訌外鬥以及專制復辟的本質上，都與傳統農民革命有著一脈相承的歷史本相。如導論第一章所述，十九世紀上半期俄國的民粹派們就已經宣稱“俄國農民的身上有著天生的共產主義本能”；同時期德國的“真正社會主義者們”，更是直言“真正的社會主義就是宗法式的小土地所有制”。馬克思在他的《哥達綱領批判》一書中，不僅嚴厲地批判了拉薩爾否定農民革命的錯誤，而且指出：“無產階級與農民的鞏固聯盟才是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決定條件。”恩格斯在他的《德法農民問題》一書中，已正式提出了“工農聯盟”的原則，和“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和農業合作化問題”。巴黎公社則在“告法國農民書”中坦白地宣稱：“兄弟，我們的利益是一致的。我所要求的，也是你們所希望的；我所爭取的解放，也將成為你們的解放……”至於第一國際由對社會主義解釋的不同而引起的前期內訌，第二國際由於社會主義的山頭林立而引起的無休止內鬥，和第三國際開張伊始就已經出現的外相殘殺和內相殘殺，尤其是三個共產國際對於中世紀羅馬國際教廷的刻意模仿和追求，和由蘇俄、中共以及當代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因在共產革命的名義之下，為重建專制制度所表現出來的森嚴等級、無窮內訌、殘酷鎮壓和嗜殺成性，特別是他們對於知識份子的瘋狂迫害，及其對思想文化的無窮摧殘，早已把傳統農民造反的一系列重大歷史特徵（參見下卷第二章第四節），表現得無比鮮明而又淋漓盡致。同時，愈是在封建落後的農業國家，其傳統農民造反革命的歷史特徵，便在共產革命中表現得愈加瘋狂的現實，就更是將馬克思的無產階級革命與傳統農民革命的歷史關係，暴露的更加明確和清晰。

　　無產階級革命不僅與傳統農民革命有著上述歷史關係，而且是在近現代對於傳統農民革命的一個極端發展。在某些國家和地區，這個發展，一是革命的物件，由舊的專制制度和專制政體變成了嶄新民主制度和民主政體；二是革命的領導力量和主體力量，由知識份子和普通民眾變成了僅僅由破產農村而來的小知識份子和“新型無產者”；三是傳統農業社會要求絕對平等的“永恆空想”，被賦予了“科學共產主義”的美麗包裝；四是用共產主義革命的名義推動專制復辟，並實行對於一切反對者、包括對思想文化上之任何歧見者的專政，從而徹底歸複了最為黑暗的“教政合一”式專制極權統治；五是階級鬥爭不僅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行動”，而且更成為奪取了權力的新興統治集團，在革命的名義下鎮壓全體人民的“暴力手段”。

第五、當代共產主義制度是專制制度的最高階段

　　本段標題，顯然套用了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這個荒謬命題的形式。

　　列寧的命題不僅在理論上極為荒謬，而且在實際上，也已經為二十世紀的歷史發展所徹底推倒。尤其是他所締造的那個紅色蘇維埃國家，不僅被舉世公認為赤色帝國，並且早已被他異國的徒子徒孫們指斥為社會帝國主義。而這個赤色帝國在一九九一年的壽終正寢，也已在實踐上證明了，當代共產主義制度乃是專制制度的最高階段這樣一個真理。

　　這絕不是歷史的一個“圈套”，而不過是歷史的一個“嘲弄”而已。

　　我在這裏所說的當代共產主義制度，是指由馬克思主義者們發動世界共產革命，所建立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制度和國家形式。雖然共產主義的概念在幾代馬克思主義者手裏，已經越來越成為一個欺騙和玩弄的“魔方”，但是，“社會主義作為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和“從社會主義走向共產主義之整個歷史階段內，都必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這樣一些由馬列主義“經典”著作所欽定的概念，既已道明瞭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本體關係，那麼，將當代共產主義制度作為“社會主義 —— 共產主義制度”的總概念，也就不但沒有違背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本意”，而且也在本質上體現了這一制度的根本特徵。尤其是當我們已經將共產主義的理想，和馬克思主義者們要用暴力實現共產主義的手段區分開來之後，我們自然就為論證當代共產主義制度乃是專制制度的最高階段廓清了道路。

一、專制復辟是專制制度的死亡形式

　　如前所說，專制復辟有三個層次 —— 一是王位的復辟，二是王朝的復辟，三是專制制度的復辟。第一種固能存在於整個專制歷史之中，第二種雖由一個王朝的興廢而來，但它既有可能存在於專制制度發展和維持的過程當中，亦有可能存在於整個專制制度的滅亡期。如果它屬於前者，則它不僅是王朝的復辟，而且也是專制制度的延續或強化；如果它屬於後者，並且專制制度已經隨著這個王朝滅亡過一次或數次，那麼，復辟才既是這個王朝的垂死掙扎，又是這個制度的“迴光返照”，即死亡形式。當代共產主義制度是在整個專制制度處於死亡階段，卻依靠暴力共產主義理論，發動共產主義革命以再造專制制度的復辟，因而，不論它打著任何名義或旗號，它都是整個專制制度於死亡期的 “迴光返照”而已，即整個專制制度的一種死亡形式罷了。

二、專制極權是專制制度的極端發展

　　因為專制復辟乃是專制制度死亡期的一種死亡形式，因此，垂死的狀態，必使這個形式具有掙扎的瘋狂性。這一瘋狂性，因在願望上具有“一息尚存”、便要“拼死一搏” 的決心和“氣概”，所以，它才會在自己復辟成功的歷史時期內，調動歷史上所存在過的全部專制手段，以強化其復辟的專制統治，以瘋狂地壓迫和打擊反復辟的社會力量。由是，專制集權便會在復辟的歷史階段、即專制制度的死亡期，走向專制的極權，即在各個方面強化專制統治，並要將復辟期的專制統治推向全方位專制統治的極端。此其一。其二，蓋因專制復辟是在專制制度死亡期的捲土重來，因此對於已經實現了復辟的專制統治者來說，採取“根絕思想解放，滅絕思想異端，消滅革命願望”的手段，以將集權推向極權，以實行全方位的專制統治，以杜絕革命的再一次爆發，也就顯得無比的重要。路易十八復辟伊始就重建臭名昭著的“聖•耶穌會”，便是最為鮮明的歷史例證之一。24

　　正因為如此，當代共產主義制度，才一是在理論上公然宣言“階級專政”；二是在實踐上以階級專政為幌子，公開實行一黨專政；三是為“獨尊馬列”而“殺盡百家”，以無限地強化思想統治；四是反對自由經濟，取締市場經濟，以所謂中央計劃經濟的名義，來架構無計畫的專制權力經濟，更借用國家、人民和“公有制”的名義，剝奪全體民眾的財產，將之歸為“公有”，實際卻是歸為“黨有”，說到底，無非是歸為專制統治集團和專制特權集團之所有罷了。蘇共、中共等等共產黨統治集團，以及附屬於他們的特權階層，之對於人民財產的瘋狂佔有和侵吞，無恥揮霍和浪費，在今日已經實在不是什麼了不起的秘密了。而被剝奪了一切財產的人民，只能淪為共產黨統治集團之工奴、農奴和知奴的悲慘命運，也早已為人民自己所看穿。由是，極權統治，在實際上乃是對於“封建君主專制”的瘋狂複歸，和對於封建君主權勢的加倍奉還。列寧、史達林、毛澤東、金日成父子和齊奧塞斯庫家族等大大小小的共產專制君主們，他們在前期對於權力的絕對佔有，和在後期對於財富的超級佔有，早已在實際上遠遠超過了歷代專制君主的事實，無疑已經證明了共產專制復辟統治的極權性質和罪惡狀態。

三、教政合一是專制制度的最高形式

　　共產專制之實行思想上的殘酷統治，固然人盡皆知，但其本質和要害卻在全面歸複和發展“教政合一”式極權統治。

　　中世紀的宗教教義，雖然只是宗教本身的經典，但因它獲得了統治人間思想和人類靈魂的至尊地位，因而才把封建君主專制統治推到了教政合一這一“靈肉並治” 的最高形式之上。如出一轍的是，也正是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這樣一類的“最高指示”之下，才不僅把馬克思主義奉上了宗教經典式的至高無上地位，而且使得核心力量中國共產黨的專制極權統治，獲得了“党權神授”的根據。這個神，無非就是馬克思和他的主義罷了。誠如毛澤東所坦言，“馬克思主義也是宗教，是革命的宗教”。由是，中世紀教政合一這一專制統治的最高形式，才變成了現代共產專制國家“黨政合一”這一最高形式。中世紀歐洲的宗教因能借助教會的力量，才將其教權伸向了世俗王權所能夠達到的任何一個角落。當代共產專制國家的一黨專政，則是借助党權才實現了對於政權的無限擴張。所謂黨政合一，無非是對教政合一的翻版而已。

　　其次，中世紀教政合一這一專制制度的最高形式，不僅來自宗教思想統治的威力 —— 由神所“授予”的威權，而且來自羅馬國際教廷、即神權在人間代表的支持。如出一轍的是，馬克思主義的新宗教誕生伊始，便是以國際教廷的形式建立了它自己的 “共產國際”。這個共產國際教廷，不僅控制了馬克思主義新宗教的解釋權，而且控制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組織權。在俄國共產專制復辟成功以前，它曾是馬克思和恩格斯這兩位共產教皇，藉以發動和控制“歐洲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民間教廷；在俄國共產專制復辟實現之後，它便變成了蘇俄，即列寧、史達林、直至赫魯雪夫和勃列日列夫，企圖全面控制和指揮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以及所謂社會主義陣營的最高官方教廷了。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第三國際對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各國共產黨組織所具有的指揮權、任免權和討伐權，不僅製造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本身的混亂，更因它指使顛覆各國政府，而製造了一些國家的巨大混亂和痛苦。正處在從專制向民主過渡期的中國，就更是深受其害。共產國際的種種做法，無不說明它與中世紀歐洲的羅馬教廷不論是在表面的形式上，還是在內容和實質上，都達到了形似和神似的統一。而在剝奪人民的思想、信仰、文化、出版等各種自由上，黨政合一的共產專制制度，就更是對歐洲中世紀教政合一專制極權統治手段的心領神會。其對自由思想的戕害和對異教徒的殺戮，及其種種存教理、滅人欲的極端殘酷統治手段，乃與中世歐洲教政合一的專制統治如出一轍 —— “中世紀的教會教育，目的是在為受教育者作宗教生活的準備，並養成他們對教會和教義的虔誠。因此，中世學校的七藝，其教學內容在於迎合教會的目的。文化在練習教會用語，修辭學在幫助解釋聖經的隱喻，辨證學即倫理學，用以自經文演繹義理，算式為計算宗教節日所需，音樂在歌詠聖頌，幾何學講授聖地和天國的地文，教會雖教說上帝創造天地、星辰繞地而行，但天文未受重視……希臘語文的知識，終於絕傳；希臘的文獻，只有少數拉丁文翻譯的部分，基督教聖經，教會大師的著作，和少數古典拉丁著作，幾乎便是全部的精神食糧了！”25 其實，我們只需要將這一段話裏的宗教教義改換成“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把教會改為共產黨和它的各級黨委會，這一段話就會無比貼切地被用來描繪“當代共產專制極權統治下一幅幅令人噁心的社會生活畫面”。至於毛澤東在他二十六年專制統治中的種種倒行逆施，就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令人肉麻的“早請示、晚彙報”和“紅太陽”以及“最最敬愛的領袖”一類的稱謂，無非是這個人間魔王一心要逼迫人民將他硬捧成人間的上帝罷了。至於共產專制制度及其教政合一的全方位極權專制統治，已經將其國家和人民逼迫到了何種難以想像的悲慘境地；還有就是為了維護那個獨尊的“馬教”，說穿了，即為了維護他們的專制極權統治，一個個共產專制魔王們又屠殺了多少無辜的人民；則早已是當代世界人盡皆知的悲慘故事了。正因為如此，我們才能夠確鑿無疑地說，共產專制乃是人類歷史上自有專制以來最黑暗的專制，共產復辟亦是人類歷史上自有復辟以來最為殘酷的復辟，當代共產主義制度真正是專制制度的最高階段。

　　眾所周知，由馬克思和恩格斯親自起草的“共產黨宣言”，開篇第一言即是 —— “一個幽靈，在歐洲的大地上徘徊。”既是幽靈，則它徘徊在十九世紀歐洲大地上的目的，便是要千方百計地為自己尋找替身。同時，正因為它的陰魂所來，恰恰是那個正在死去的封建主義和專制主義，所以它的陰魂所向，才非但不是那一具封建主義和專制主義的僵屍，而只可能是那個剛剛才呱呱墜地的新生民主主義制度和新生自由主義經濟形態。所以，這個幽靈，才藉口這個新生兒鮮嫩的肌體上，不僅沾染著從封建主義和專制主義的母體裏所帶來的膿和血，並且藉口他在爭取生存和成長的過程中，又表現出了許多弱點和缺點，因而不但要宣判他的死刑，甚至亟欲將他扼死在搖籃裏面。

　　這個看似牽強附會、甚至是荒唐可笑的比喻和臆想，卻歪打正著地隱喻了這個“幽靈”—— 正是它，才代表著正在解體的歐洲傳統農業社會和正在死亡的歐洲專制主義制度，從根本上反對歐洲民主革命及其偉大歷史成果 —— 新生民主主義政治制度和新生自由主義經濟形態的歷史本質，從而構成了它對於十九世紀歐洲歷史發展的最大反動，和對於中世紀以後，歐洲反對封建、推倒專制、建設人文主義、追求民主自由之整個歷史發展的徹底反動。從而證明了，馬克思主義不過是一家專事鼓吹專制復辟的哲學而已。只是這個復辟的哲學裝扮著“追求人類大同”的美麗花環，盜用了“革命的名義”罷了。

　　因此，不論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將他們的“革命哲學”揮灑得如何的複雜、深奧和“科學”，也不論當代善意的馬克思主義者們還想從它裏面發掘出何等民主和進步的思想”，都將是徒勞而無功的。因為具有強烈諷刺意味的是，“科學”共產主義的另一個創始人、資本家恩格斯早就已經說過：“如果我們的理論一旦被實現在這個世界的一些封建落後的國家和地區，不啻是將我們的理論變成了一幅幅令人啼笑皆非的漫畫而已。”26 然而，更加具有強烈諷刺意味的卻是，在實際上，馬克思主義也只有在世界封建、落後的農業國家，才能因鼓動“新興無產者”即傳統農民造反而獲得革命成功、即成功歸複專制制度的歷史事實，不僅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專制復辟本質暴露無疑，更將恩格斯所指的那一幅幅令人啼笑皆非的漫畫，真正地變成了一幅幅使東歐和東亞人民血淚迸流的淒慘歷史畫面了。

　　今天，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已經自行崩潰，當我們已經能夠識別這一幅幅用無數人民的血淚所塗就的“漫畫”時，東歐和東亞人民已經付出了怎樣高昂的代價。

　　至此，當我們再一次重溫馬克思先生在青年時代所寫下的那一首“壯志淩雲”的詩歌，當我們重新面對這一位自青年時代起，就要“像上帝一樣”，既要“讓世界這龐然大物塌倒”，又要“在宇宙的廢墟上漫步”，更要將自己的“每一句話”都“變成行動”，並要做“這塵世生活的造物主”的“偉大無產階級革命導師”時，如果我們再來凝視那一幅幅用無數人民的血淚所塗就的“漫畫”，我們又會對這位“科學共產主義”的創始人產生怎樣的感覺或認識呢？

注 釋
第一章：
01、高爾品：長篇小說《少夫人達琳》第二六一頁。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一九八九年七月第一版。
02、米涅：《法國革命史》。北京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一年版。
03、西班牙民主革命期間制定的自由主義憲法，宣佈國家的最高權力屬於國民，人民擁有普選權；實行君主立憲及一院制議會制度，嚴格限制王權等。
04、一九一九年魏瑪共和國建立後，代表保王党勢力的卡普曾以東普魯士地方長官身份，借協約國命令德國解散兩個旅，於一九二零年三月十三日勾結反動軍官發動叛亂，企圖恢復第二帝國，瞬間敗亡。
05、一九九六年五月，前俄共黨人擁護久加洛夫競選俄羅斯總統，公開宣稱要復辟蘇聯。流亡在紐約的蘇俄黨人競相號召加入蘇共，到處張貼“冷戰就要來臨”的標語。雖然聲勢淩人，終至敗北，但俄共復辟的危險依然存在。
06、07、08，同二。
09、一九零五年一月二十二日清晨，彼得堡的市民和工人攜帶家小共十五萬人，舉著沙皇畫象，唱著聖歌，列隊前往冬宮向沙皇請願。沙皇命令軍隊開槍，當場打死一千多人，兩千多人受傷。因是日為星期日，即名。

第二章：
01、高爾品：《論天京之變》。湖南人民出版社《優秀歷史文學評論選》，一九八三。
02、新唐書：《李逆列傳》。
03、〔明〕：《李逆傳》。
04、同三。
05、〔明〕：《張逆傳》。
06、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07、參見下卷第二章注解。
08、魯迅：《阿q正傳》。
09、〔英〕大衛•麥克萊倫：《馬克思主義以前的馬克思》。
10、同上。
11、〔德〕愛德華•甘斯：《人物與事件的回顧》。一九三六年柏林版。
12、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
13、列寧：《國家與革命》。
14、〔英〕羅素：《歐洲哲學史》。
15、同上。
16、空想社會主義者羅伯特•歐文在美國實行的共產主義新村實驗，以徹底失敗為告終。
17、轉引自羅素《歐洲哲學史》。
18、指十九世紀英國激進主義哲學家邊沁等。
19、〔英〕詹姆士•穆勒：《一八三一年的一封信》。
20、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
21、22，《第一國際成立宣言》。
23、羅素：《歐洲哲學史》。
24、“聖•耶穌會”曾是極其反動的宗教思想組織，因臭名昭著，於文藝復興之後被羅馬教廷解散。但路易十八的波龐王朝一復辟，即恢復了該組織，意在加強思想統治。
25、王德昭：《西洋通史》第三八一至三八二頁。
26、《馬恩全集》第二十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