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共叛亂、叛國並蛻變為一個農民造反黨

　　中共雖因在蘇俄直接指揮下，反對、利用、破壞和背叛北伐，叛變國民革命，而被清除出了國民黨和國民革命的陣營，但是，蓋因蘇俄妄圖顛覆中華民國、移植共產專制制度於中國和變中國為蘇俄附庸的陰謀，並未改變，所以，中共仍在它的繼續指使和指揮下，持續地掀起了叛亂叛國的狂潮。指它叛亂，是指它對北伐和國民革命的繼續叛亂和擴大叛亂。指它叛國，則是指在北伐成功、東北易幟、中華民國初獲統一之後，因中華民國為維護國家主權而遭遇蘇俄對我國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時，中共竟在蘇俄的直接命令和指揮下，無視民族，背叛祖國，不僅公開決策“武裝保衛蘇聯”，而且在全國掀起了更大的武裝叛亂高潮，以與蘇俄侵略者“裏應外合”。其間，蘇俄的史達林反對派托洛斯基，雖為中共制定了一個題為《中國的政治狀況和反對派的任務》的政治綱領，認為“中國已經進入了政治安定和經濟復蘇的時期，中共只能要求召開國民會議以解決國家的最重要問題”；原中共領袖陳獨秀，亦在一九二九年七、八月間，連續三次寫信給中共中央，反對中共無視國家民族的“武裝保衛蘇聯”方針，反對中共與蘇俄“裏應外合”的武裝叛亂行為，要求以召開國民會議的方式解決國是。但是，前者于蘇俄遭到了史達林的迫害，後者卻被中共中央打成“托陳取消派”首領，直至開除了黨籍。此後，中共繼續在蘇俄“武裝保衛蘇聯”的命令下，不僅因殘餘軍閥的叛變而乘機擴大武裝叛亂，而且隨著日本帝國對我國侵略戰爭的公開爆發和逐步升級，將它的叛國行為發展到了公開分裂祖國、即製造兩個中國的“水準”。而蘇俄命令中共叛亂、叛國和中共受命蘇俄叛亂、叛國的主要手段，便是發動武裝叛亂，煽動土地革命，建立認宗蘇俄、背叛祖國的俄屬“蘇維埃政權”。然而，隨著發動城市暴動的徹底失敗和煽動農村造反的日益擴張，中國共產革命既迅速地轉變成了中共農民造反，中國共產黨也就迅速地蛻變成了一個農民造反党。從此，共產主義革命不過成了它的一件迷人外衣，馬克思主義亦不過成了它賴以造反的宗教教義，而傳統農民革命打天下的舊曆史，竟成為毛澤東和中共發動農民造反以搶天下的新現實。只不過，傳統農民造反的物件，乃是昔日的君主專制統治，而中共和毛澤東造反的物件，卻是推翻了君主專制制度，建立了共和國家，戰勝了專制復辟，剛剛獲得了和平與統一，正在實行訓政以籌備憲政的新中國 —— 中華民國。

一　　蘇俄命令並指揮中共實行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

第一、蘇俄命令並指揮中共背叛北伐、叛變國民革命

　　蘇俄命令並指揮中共背叛北伐和叛變國民革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蘇俄蓄謀指使中共陰謀背叛北伐和叛變國民革命，第二階段為蘇俄直接指揮中共背叛北伐和叛變國民革命。

　　在第一階段，指蘇俄“蓄謀”，是因為蘇俄“幫助”中國國民革命和指使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的目的，就是為了將中國的國民革命誘逼為俄式共產革命。此其一。

　　其二、指蘇俄蓄謀指使中共利用北伐，就是指蘇俄向中共傳授十月背叛的經驗，要中共利用北伐勝利的條件，在剛剛建立了國民革命新政權的後方，發動土地革命，煽動農民造反，並一心要造成中共暴民政權和國民革命新政權並存的政治局面，直至取代國民革命新政權。據共產國際派駐中國代表羅易稱：“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按：北伐出師後四個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確定了一個新的問題，問題的中心之點是，中國革命從何時開始，將發展為土地革命。” 01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在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的全會上，布哈林即在第一個報告中指出：“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是，支持民族革命戰線，同時著手解決土地問題和農民問題。”並批評中共“對農民問題注意不夠，過分畏懼農民運動的開展，在國民黨佔領區（按：即在建立了國民革命政權的北伐軍後方）進行土地改革，不夠堅決 —— 這就是錯誤的主要方面”。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史達林在共產國際執委會中國委員會發表了“論中國革命前途”的演說，稱“中國革命的領導者和宣導者，中國農民的領袖，必不可避免地要由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來擔任……立即滿足農民一些最迫切的要求是中國革命勝利的最必要條件……中國未來政權的性質是無產階級和農民民主專政之類的政權”。後來，當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時，史達林曾於會前接見部分中共代表，其時，“他身穿軍裝和皮靴，意味深長地指出：‘中國革命的性質是農民戰爭。中國共產黨的成績大小，要取決於它在領導這場戰爭中能夠組織多少聽它指揮的武裝力量。’” 02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共產國際“七大”通過了羅易起草的“關於中國局勢的決議”，稱：“土地問題已經開始表現為各種尖銳的形式，這是當前形勢的中心問題。哪一個階級有決心去解決這個根本問題，並能提出徹底的解決辦法，那一個階級就將成為革命的領導者。在中國目前的實際情況下，無產階級是唯一能夠執行徹底的土地政策的階級。”

　　一九二七年五月史達林對中共的訓令（即五月指示），和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四日共產國際給中共的七條指令，均針對南京國民黨已經“清黨”和武漢國民黨就要“分共”的嚴峻形勢，指示中共“要進一步開展土地革命”。

　　顯然，如果沒有蘇俄直接或假手共產國際，給中共發出了上述種種發動土地革命的指示，就不會有中共要在北伐勝利後方發動土地革命、建立工農政權的“二月政綱”（一九二六年二月，參見本卷第一章），更沒有嗣後在兩湖高叫“一切權力歸農會”的農民運動。

　　其三、蘇俄蓄謀指使中共背叛北伐、叛變國民革命的手段，就是指示中共要建立工農武裝，準備武裝叛變。史達林早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的演說中就曾說過：“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和優點之一。” 03 顯然，史達林在這裏所指的反革命不是軍閥，而是正在領導和進行北伐打倒軍閥偉業的國民黨和國民革命軍（下同）。

　　馬日事變後，共產國際執委第八次全會就已經指示中共說：“目前，我們應該刻不容緩地考慮到下列問題：改編軍隊，建立完全可靠的革命軍隊，建立軍隊同工人組織及農民組織之間的聯繫……應特別注意組織完全可靠的革命農工部隊，使共產黨員和堅定的國民黨左派滲入到部隊中，以肅清反革命分子，建立工人赤衛隊。”緊接著史達林又給中共發來了“五月指示”。如前所說，這個指示曾極其明確地說道：“必須根除對不可靠的將軍們的依賴性”；“必須嚴懲那些壞蛋”；“動員兩萬左右的共產黨員，加上湖南、湖北約五萬的革命工農，編成幾個新軍……組織（目前還不遲）一支可靠的軍隊……”

　　於是，羅易立即寫信給正在鄭州與汪精衛談判的馮玉祥，要他站出來“把反革命的大本營根本破壞”，並說“除非把反革命大本營根本破壞，武漢難保不變成他們的第二個擒獵品”。 04 蘇俄蓄謀指使中共武裝叛亂已經箭在弦上。

　　然而，恰恰是史達林指使中共準備武裝叛亂的“五月指示”和共產國際命令中共準備武裝叛亂的種種指令，以及中共在武漢、上海等地自組工農赤衛隊以準備武裝叛亂的行動，才最終地把汪精衛逼上了決心“驅俄分共”的道路。對此，布哈林後來曾批評羅易說：“竟將共產國際的秘密指示真誠地送給汪精衛看，這完全是一種糊塗、愚笨的做法。”05 他在後來對中共“六大”的報告中，甚至檢討“沒有幫助中共武裝工農”，並指責鮑羅廷說，“共產國際曾要求中共建立七個工農師，而鮑羅廷不辦”。

　　在第二階段，蘇俄的根本用心就是要中共武裝顛覆中華民國及其再生的南京政權，並在中國建立附庸俄國的“紅色蘇維埃政權”，以達到直接移植共產專制制度於中國的目的。從此，在中國“發動建立蘇維埃政權”的運動，就不僅成為蘇俄一心之所與，而且成為它直接指揮中共公開背叛北伐和公然叛變國民革命的根本目標。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六日，當蘇俄對國民黨親俄派的希望尚未死絕之時，蘇聯《真理報》已在題為“國民黨左派的危機”的社論中指稱：“共產黨員應該毫不懷疑地著手宣傳蘇維埃思想，以便一旦爭取國民黨的鬥爭失敗，出現新的革命高潮時，能動員號召群眾成立工農兵代表蘇維埃。”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史達林本人在《真理報》上發表“時事問題簡評”時，曾評論中共“革命”說：“在當前革命發展階段上，在新的革命高潮條件下，成立蘇維埃將是一個完全成熟的問題。”

　　一九二七年蘇聯第七、第八期《布爾什維克》雜誌，還在社論“中國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文中說：“退出國民黨的號召和立即在中國建立蘇維埃的口號，是同現在舉行起義的策略相一致的。”

　　於是，蘇俄乃假手共產國際，於八月九日向中共首次提出了“要在中國建立蘇維埃政權的任務”。 06 這樣，命令中共發動武裝叛亂以背叛北伐和叛變國民革命，就和在中國建立蘇維埃政權的任務和目標，完全地結合了起來。為此，中國雖驅逐了鮑羅廷，史達林卻派來了又一個親信羅明拉茲，以“糾正過去所有錯誤，指導中共中央工作”。誠如中共黨史專家所說，“共產國際召回鮑羅廷和派出羅明拉茲，歸根到底是為了實行中國政策的革命轉變。”。 07 而這個轉變，就是要指使中共用武裝暴動的手段，來建立認宗蘇俄和附庸蘇俄的“俄屬蘇維埃政權”。
　　隨著羅明拉茲的到來，由蘇俄直接指揮的中共武裝叛亂，也就緊密地圍繞著建立俄屬蘇維埃政權這樣一個發動中國共產革命的根本任務，在中國國民黨領導北伐打倒軍閥和中國國民革命就要成功、又尚未成功的歷史關頭，被急切地煽動和發動起來了。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羅明拉茲在武漢秘密主持了中共的八七會議，作了“黨的過去錯誤及新的路線”的報告，並使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執委會告全黨黨員書”。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總方針”。要求各地普遍發動武裝暴動，以奪取大城市為主要目標。確立了資產階級為打倒的物件，認為只有先打倒資產階級才能打倒帝國主義。強調工人階級和工人領袖在中共黨內的領導。

　　一九二七年八月九日，羅明拉茲主持召開了臨時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由羅提名，改組了中共中央領導機關。

　　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九日，羅明拉茲再一次主持召開了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徹底拋棄國民黨和國民革命旗幟，首次為中共提出了“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口號。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和十日，羅明拉茲和共產國際派來接替他的米特凱維奇在上海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會議。這次會議通過了由羅明拉茲起草的《中國現狀和共產黨的任務的決議案》。該決議案認為，現時中國的狀況“是直接革命的形勢”；現時中共革命的任務“是發動工農，組織工農革命軍，開展遊擊戰爭，建立農村革命割據地，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發動工人鬥爭，發動城市暴動，使城市暴動成為自發的農民暴動的中心和指導者……”；現時中共革命的策略“是努力使群眾自發的革命鬥爭有最高限度的組織的原則……努力使互相隔離零星散亂的農民暴動形成盡可能的大範圍內的農民總暴動……努力保證工人階級的爆發和農民暴動互相贊助、互相聯絡”。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羅明拉茲在莫斯科召開的“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宣稱：“現在廣東以及其他一些省，黨（按：指中共）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奪取政權和組織武裝起義。黨在蘇維埃這個總口號下進行鬥爭……現在可以直接了當地提出政權問題了。” 就在羅明拉茲於莫斯科發言的時候，中國廣州不僅爆發了由蘇俄直接命令和指揮的武裝叛亂（即中共廣州暴動），成立了第一個蘇維埃政權，而且蘇俄駐廣州諸領事及工作人員均參加了這一叛亂。蘇俄駐中國廣州的領事館則是指揮中共武裝叛亂的巢穴。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共產國際第九次全會通過了《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案》。該決議案高度讚揚廣州武裝叛亂說：“廣州起義應當被看作中國工人及其偉大的英雄主義的範例。” 08 但該決議案卻指責指揮廣州暴動的共產國際代表紐曼“準備工作做得不夠”。蘇俄命令並指揮中共發動武裝叛亂的行徑，可謂不打自招。

　　誠如中共黨史專家所言，“一九二七年中央政治局會議之後，中共蘇維埃運動已經開始，那時蘇維埃政府是想在一個中心城市建立起來。攻打長沙沒有進展，所以沒有提出蘇維埃，而廣州暴動的政權就稱為廣州蘇維埃。”09 難怪一九三一年三、四月間召開的《共產國際第十一次全會決議案》曾稱，“共產國際的成就之一就是中國蘇維埃的興起”，並說，“在中國，革命危機表現于蘇維埃與紅軍的組織”，“中國蘇維埃運動進一步發展，正在引起整個殖民地的世界革命”。

　　其後，當蘇俄直接指揮的中共武裝叛亂和建立蘇維埃政權運動，已經在中國被發動起來時，一九二八年八月，共產國際又在其“六大”的提綱和決議中指示中共：“革命鬥爭將使黨（指中共）面臨完成武裝暴動的任務，準備通過武裝暴動這一完成民主革命的唯一道路，去打倒帝國主義、軍閥、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權 —— 國民黨政權。”當中共發動的中心城市武裝暴動遭遇了巨大失敗和連續失敗時，一九二九年二月八日，蘇俄則在第一封《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與中國共產黨書》中，批評中共誇大革命運動失敗的程度，要求中共反右傾。當中共在發動農村武裝暴動的過程中，出現了未打倒富農的情形時，一九二九年六月七日，蘇俄又在《共產國際給中共中央關於農民問題的信》即共產國際第二封指示信中，指責中共“聯合富農，這無論是什麼條件下都是不允許的。從列寧的公式中，絕對得不出結論說，在中國黨的一些檔中所提出的聯合富農這個口號是正確的。這個結論，對中國來說更是不對。”當中共在蘇俄的命令和指揮下，決策了瘋狂的暴動計畫，發動了殘酷的武裝暴動，即被後來的中共稱為“左傾冒險主義”的行動時，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蘇俄又發來了“共產國際執委致中共中央委員會的信”即共產國際的第三封指示信。這封指示信宣佈：“中國進入了深刻的革命危機的時期” —— 據中共黨史專家解讀，即是指“進入了奪取全國勝利的時期”。 10 從而向中共提出了“變軍閥戰爭為階級的國內戰爭”和“推翻地主資產階級聯盟的政權”的緊急口號，並指示中共“堅固並且擴大遊擊戰爭，尤其是在滿州以及朱、毛區域裏，堅決地反對黨內對於農民戰爭以及遊擊戰爭估計不足，（否則）便是對群眾的自動能力和革命能力估計不足”。此時，正值蘇俄為維護沙皇俄國在我國的中東路主權，而對統一後的中華民國發動大規模武裝侵略的關鍵時刻。中共在蘇俄命令和指揮下的武裝叛亂，亦因此而轉變成了與蘇俄“裏應外合”的武裝叛國。


第二、蘇俄命令和指揮中共背叛國家民族以“武裝保衛蘇聯”

　　為了瞭解中共“武裝保衛蘇聯”這個武裝叛國口號的由來，首先有必要將“中東路事件”的來龍去脈，作一個簡單的介紹。

　　如前所述，十月背叛以後，蘇俄為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邀買人心，曾兩度宣稱“對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終止沙皇俄國在中國東北的特權，將中東路權無條件地歸還給中國”。第一次，北洋政府沒有理睬它。第二次，蘇俄已在給北京政府的正式行文中自行取消了關鍵條款（參見上卷第三章）。直至一九二四年與北京政府簽訂“中俄協定”時，雖明定“中東路由中俄兩國共同經營”，但是在實際上，中東路仍由蘇俄一方人員任意管理，鐵路局長既由俄人擔任，人權和財權亦由俄人把持，從而使沙皇俄國在我國的特權由蘇俄繼續得以維護。一九二八年底，東北易幟，中華民國初獲統一之後，蘇俄與沙俄一樣，為對我國東北的野心所驅使，亦為方便指揮中共的武裝叛亂，竟將它駐哈爾濱領事館、中東路以及駐我國東北的商業機構，作為指揮中共武裝叛亂的據點，中共亦于此時建立了滿州地下組織，並接受其領導。

　　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華民國東北地方政府因接到報告，認定蘇共於哈爾濱領事館內召開中共地下人員秘密會議，遂派軍警前往搜查，因果然查獲眾多中共人員和蘇俄指示中共實行武裝叛亂的許多檔，11 東北地方政府遂監禁了蘇聯駐哈爾濱領事館的領事，逮捕了其他人員三十九人，並命令以武力接管中東路及其附屬機構，封閉了蘇俄於我境內開設的蘇聯國家遠東貿易局、商船局、煤油局等商業機構，將捕獲之重要分子押送滿洲里遞解回國，不允許再進入中國。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四日，蘇聯政府對中華民國政府發出通牒，誓言要保護它在中國東北的特權和它在中東路的利益。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六日，中華民國政府複照蘇聯政府稱：中國在中東路所採取的措施，是“維護主權”和“維持中國社會安寧”所不得不採取的適當之處置。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八日，蘇聯政府發表聲明與中華民國政府斷絕外交關係，同時調集八萬軍隊集結于中蘇邊境，並于八月中旬大舉向中國東北邊境發動了武裝侵略。由於張學良的無能，更由於殘餘軍閥的武裝叛變和中共的武裝叛亂，使得中華民國政府無力增兵東北，於是，蘇軍很快佔領了我國境內的富錦、密山、東甯、汪清、滿洲里、杜蘭若爾、海拉爾等重要城鎮和大片土地。東三省兩邊國境線上的重要門戶，幾乎全部被蘇俄所侵佔。中華民國政府在軍事失利後，乃被迫與蘇俄在伯力談判，並於是年十二月，忍辱與蘇俄簽訂了《中蘇協定》，恢復了前沙俄在我國中東路的特權，恢復蘇方人員的一切職務。因恢復蘇俄駐我領事館的談判未果，即已迎來了九一八事變的爆發，中蘇談判遂以終止。

　　誠然，中東路事件在我國，是為維護主權；在蘇俄，則為蘇俄對沙俄掠奪我國主權的繼續。尤其是為了維護舊沙皇俄國在我國東北的特權，新沙皇俄國竟能發動對我國的大規模侵略戰爭，從而成為中華民國成立後第一個公然和公開侵略我國的惡鄰。所以，此時此地，再由新沙皇史達林和共產國際為中共發出“武裝保衛蘇聯”的命令，甚至命令中共在“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下發動更大的武裝叛亂，以與蘇聯對我國的侵略戰爭“裏應外合” —— 這在蘇俄，就絕不僅僅是要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的問題，而是欺我民族，侵我祖國，辱我人民和撼我社稷；這在中共，就更不僅僅是武裝叛亂的問題，而已經完全成為對祖國和民族之史無前例的公開出賣和背叛，即武裝叛國了。難怪彼時陳獨秀曾為了中共的“形象”，而立即站出來公開反對中共這個“無國家、反民族”的口號和決議，更難怪後來的中共黨史專家們對此一口號和決議，亦多少有些不以為然。但是，這個徹底地出賣和背叛了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的口號、決議和行動，卻由於史達林和共產國際的堅決命令和指揮，由於中共中央的堅決執行和發動，不僅將彼時的中共武裝叛亂推向了瘋狂地步，而且由於日本對我國侵略戰爭的爆發而升級，從此竟成為中共武裝叛亂的總口號和最高原則，從而將中共的武裝叛亂賦予了武裝叛國的根本性質，為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歷史所絕無和僅有。

　　其實，蘇俄公然命令中國共產黨保衛蘇聯，既非自中東路始，亦非只命令中共一黨而已。據中共黨史專家說：“一九二八年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明確把 ‘保衛蘇聯’作為各國共產黨和國際無產階級的基本任務。因此，各國無產階級應‘有義務促進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並用一切方法保衛蘇聯不受資本列強的侵犯’。”12 史達林更是赤裸裸地指示說：“有一個問題可以作為各種各樣的集團、派別和政黨之間的分水嶺，可以檢驗出它的革命性和反革命性。目前這個問題就是保衛蘇聯問題，即無條件地、絕對地保衛蘇聯免受帝國主義侵犯的問題。”他還說：“誰決心……絕對地、毫不動搖地、無條件地捍衛蘇聯，誰就是革命者。”。13

　　但是，在中東路事件上，蘇聯才是真正的帝國主義者，是企圖強行佔有和武裝佔有別國主權者。而由中東路事件所導致的戰爭，又是蘇聯侵略中國的戰爭。由是，在自己祖國遭受蘇聯大規模侵略時，蘇聯命令中共發動武裝叛亂以反對祖國和保衛蘇聯，甚至在日本已經公然侵略我國，佔領了我國東北，卻並不曾侵略蘇聯時，蘇聯又進一步命令中共不要為保衛自己祖國而戰，卻要為保衛蘇聯而在自己的祖國發動更大的武裝叛亂，以趁機推翻本國正在實行抗戰的政府 —— 蘇俄對一個鄰國的無恥野心，實為史所罕見。

　　蘇俄命令並指揮中共武裝叛國亦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一九二九年中東路事件至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

　　據中共黨史專家稱：“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七日，蘇聯政府宣佈與國民黨政府絕交，撤回蘇聯任命的一切駐華外交、商務及在鐵路等方面供職的人員。就在這一天，共產國際執委向各國工人階級和革命群眾號召對中國軍閥的暴行，必須以革命的行動來答復，要不畏一切的犧牲，來擁護蘇聯和保衛世界無產階級的堡壘 —— 蘇聯。”14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當蘇聯已經對我國東北發動了大規模的侵略戰爭，並已經佔領了我國東北大片領土時，共產國際又借發出反對中國國民黨改組派的信，不僅“從十個方面分析中國已經陷入全民族的危機之中”，並且向中共發出了五條指示，命令中共裏應外合，發動更大規模的武裝叛亂，顛覆中華民國，出賣中華民族，以保衛蘇聯。這五條指示是：

　　一、必須竭力利用現已開始的軍閥混戰，以便進一步發展獨立的革命運動。必須最大限度地通過出版物、傳單、群眾性的口頭宣傳和呼籲書來揭露國民黨各個集團的反革命作用。黨應當推翻統治各地區的一切軍閥集團的政權（南方的南京集團、張發奎集團等，北方的閻錫山集團、馮玉祥集團、奉系集團等）變軍閥戰爭為國內階級戰爭的口號，以及推翻資產階級地主聯盟政權的口號，應當成為黨進行群眾宣傳的主要的現實的口號。

　　二、因改組派對帝國主義者的奴顏婢膝的態度，他們在中東鐵路衝突上倡狂地形同法西斯般地詆毀中傷蘇聯，所以要加緊同改組派的鬥爭。15

　　三、黨應當特別關注工人的罷工鬥爭。必須在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相結合的情況下，採取準備總同盟政治大罷工的方針，設法使革命的工會運動脫離地下狀態。

　　四、黨應當更加關注開展和領導反對帝國主義列強、特別是反對美帝國主義的反帝運動。蓬勃開展的反帝運動將給予正在興起的工人運動以巨大革命化影響，使工人運動活躍起來。由於滿州的衝突，必須在保衛蘇聯的公開口號下組織一個運動，揭露國民黨包括“改組派”在內的各派系帝國主義代理人的面目。

　　五、加強和擴大遊擊戰爭，特別是在滿州地區，在毛澤東、賀龍活動的地區……要把廣東、福建、湖南和湖北工農軍隊的分散行動協調起來。

　　另外，指示信還要求中共“應當全力興起和激化階級衝突，領導群眾暴動，隨著衝突的進一步發展提出更高的要求，把革命鬥爭引向越來越高的發展階段。”

　　誠如中共黨史專家所明確指出的那樣：“應當指出，共產國際推動李立三等中共領導人組織武裝暴動的目的，是為了武裝保衛蘇聯，也即是為了適應中東路戰爭的需要。”（黑體為引者所加）即為了適應蘇聯對中國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的需要。此可謂一語賣盡“天機”。16

　　然而，當侵華戰爭已經因史達林重新奪取了它在中國的特權而停止以後，蘇俄不僅要求中共“武裝保衛蘇聯”的方針不能有絲毫改變，甚至更進一步地命令中共要繼續在“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下，擴大武裝叛國。

　　一九三零年初，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馬基亞爾發表了“無產階級在遠東的勝利”一文，該文指出“把中東鐵路衝突的順利解決看成是結尾，看成是終場，那將是極大的錯誤。這一衝突不是戲的結尾，更像是一場戲的序幕……”

　　為了使中東路戰爭成為中共繼續武裝叛國的序幕而非尾聲，一九三零年三月二十日，馬基亞爾又寫了“中國的危機與革命運動”一文，並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的社論發表。它說：“中國革命正在準備武裝暴動，建立工農專政的蘇維埃政府。”

　　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十三日，共產國際召開了第十一次全會，如前所述，其決議稱“共產國際成就之一就是中國蘇維埃的興起……中國蘇維埃運動的發展，正在引起整個殖民地的世界革命”。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米夫又在蘇聯《真理報》發表了“迎接即將到來的中國革命風暴”一文，指出“中國無產階級的鬥爭還在繼續上升……”，要求中共“為迎接即將到來的革命風暴而堅決地戰鬥”。

　　一九三一年五月，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開會，作出了“共產國際主席團關於中國共產黨任務的決議案”，指責中共黨內有“右傾機會主義與剝削分子的聯合……放棄和輕視了為擴大蘇維埃運動的鬥爭。”

　　一九三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因中共進攻長沙曾一度得手，蘇聯《真理報》乃立即發表社論，稱之為“中國革命的巨大成就”，並稱：“建立蘇維埃政府在中國現在已經成為提上議事日程的任務……武漢、上海和整個中國工業中心的無產階級應當起來投入戰鬥。”共產國際的《國際通訊》立即轉載了這篇社論。

　　第二階段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至一九三四年八月蘇俄命令中共提出“反日民族統一戰線”。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乘我削平殘餘軍閥叛亂的戰爭剛剛勝利結束，中共在蘇俄指揮下的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正甚囂塵上，乃陰謀發動九一八事變，迅速地侵佔了我國的東三省。

　　九一八事變之後，共產國際在為紀念十月革命十四周年發出的呼籲書中曾稱：“侵佔滿州 —— 這不是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戰爭，這是對中國勞苦群眾、對中國革命的戰爭，這也是對我們的戰爭。”從而進一步號召中共“武裝保衛蘇聯”。由是，中共乃假託日本侵略我國的目的是為了侵略他們“工人階級的祖國 —— 蘇聯”，而加緊了武裝叛亂的步伐。此後，中華民國與蘇聯雖然於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間談判並恢復了外交關係，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已經互派了大使，但是，在此期間和在此之後，蘇俄仍然在指揮中共繼續叛國，直至指揮中共製造“兩個中國”。誠如中共黨史專家所指出的那樣，共產國際仍希望中共“通過革命戰爭來推翻蔣介石國民黨的全國政權”。17 由是，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召開的共產國際第十二次全會，就繼續向中共提出了“發展蘇區與紅軍”和“推翻國民黨”等六大任務。

　　一九三三年九月，共產國際又派出軍事顧問李德抵瑞金，任中共“蘇維埃國”軍事顧問，控制紅軍指揮權，與在莫斯科的王明遙相呼應，堅持命令並指揮中共繼續武裝叛國。

　　此時，雖然日本帝國的侵略日漸擴張，中華民族的危難日趨深入，但據中共黨史專家“揭露”說，唯“共產國際認為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中國革命形勢很好，稱這個時期為革命戰爭和武裝干涉時期”。共產國際所指的“武裝干涉”，自然是中華民國政府軍對叛亂和叛國者的圍剿，而非日本帝國對中國的侵略戰爭。18

　　於是，一九三四年六月五日，《共產國際通訊》發表米夫“只有蘇維埃才能夠救中國”一文，稱：“現在各國無產階級和全世界被壓迫人民都熱烈地希望中國蘇維埃運動的勝利。”同時用各種文字精裝出版毛澤東鼓吹“只有蘇維埃才能救中國，和只有煽動農民造反、建立蘇維埃政權、堅持武裝割據才能顛覆中華民國”的小冊子（參見下文）。蘇俄欲假手中共武裝顛覆中華民國的願望，顯然一時難收。


第三、蘇俄與共產國際要求中共絕對服從命令聽指揮

　　應該說，中共自建黨以來就將蘇俄的任何指令當作聖旨，即令有想不通之時，最後也都是按照蘇俄的命令辦，即所謂“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一九二七年之後，已經被國民黨清除出了國民革命陣營的中共，就更是以蘇俄為依賴，樣樣以服從俄命為天職，直至不惜以叛國為效忠。誠如中共一位黨史專家所言： “在共產國際的直接指導下，中共六大（一九二八年六月於莫斯科召開）所通過的黨章極其強調共產國際集中領導，極其強調對共產國際的隸屬關係，極其強調服從共產國際。”19 如前所述，中共“六大”通過的黨章曾專門寫下一章，規定“中共為共產國際之一部分，命名為‘中國共產黨’，為共產國際支部”。黨章另有十二處規定了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領導與被領導關係。所以，一旦中共叛亂叛國失敗，就一定是中共沒有堅決執行蘇俄的命令和指揮，罪過只能在中共，絕不允許諉于蘇俄或共產國際。再則，儘管中共對蘇俄的命令和指揮已經照辦執行，但稍有不足或稍有逾越，或者僅僅是自產自銷了一些土政策，蘇俄亦絕不容許。其最為典型的表現，便是蘇俄在中共黨內“倒李扶王”事件的發生。

　　在中共的黨史上有一次著名的路線鬥爭，即第一次路線鬥爭，用中共的話來說，就是王明路線同立三路線之間的殘酷鬥爭。但是，中共黨史專家們卻說，王明路線和立三路線都是左傾路線，都來源於蘇俄共產國際的理論和路線。他們說：“共產國際理論和路線的重要影響，是立三路線形成的一個直接原因；共產國際第三時期理論是立三路線制定武裝暴動戰略總方針的理論根據；把俄國武裝起義經驗的絕對化是形成立三路線城市中心論的主要緣由；共產國際和俄共中央反布哈林的錯誤鬥爭是造成立三路線大反右傾的重要因素。立三路線從整體上來看，來源於共產國際。”20 並且，“無論是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還是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都是在共產國際的長期指導下發生的，他們的左傾路線從根本上說也都是來源於共產國際……”。只不過“王明的特點是洋教條，完全不折不扣地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辦；而李立三則搞了不少土政策，別出心裁地制定冒險主義暴動計畫，成立總行動委員會等等。……雖然王明在某些左傾冒險做法上有所收斂，但在實質上比立三路線更左。用王明的眼光來看立三路線的錯誤，自然也就要得出立三路線是右傾的結論”。 21

　　但是，中共黨史專家們的話，也過於地輕描淡寫了一點。蘇俄之所以要掉馬換將，打擊李立三，扶植王明，其根本原因，一是李立三在一省或幾省發動叛亂和叛國的行動失敗了，共產國際必須諉罪于李而不能自張其罪；二是李立三未經共產國際批准，就擅自通過了他的叛亂和叛國計畫，並敢對共產國際稱大和鬧獨立，所以共產國際才深感權威發生動搖；22 三是李立三為了中國共產革命的成功而設計的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計畫，居然就敢將蘇聯拖進危險的境地，23 這自然使得一切都必須服從蘇聯和聽命史達林的共產國際，無法容忍和不敢容忍。然而，最重要的，還是蘇俄必須在中共黨內扶植一個絕對恭順的奴才。於是，彼時 “不要祖國和沒有祖國”的王明，便扶搖直上了。

　　王明之所以能夠被蘇俄相中的自身條件，一是他在蘇俄時就是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米夫的弟子和紅人，曾參預一九二九年史達林對蘇共的“大清洗”，甚至利用大清洗打擊和打倒了莫斯科中山大學內的異己力量；二是在中東路事件發生，蘇俄大舉入侵我國時，王明居然能夠一口氣寫出十二篇文章，鼓吹“中共必須武裝起來保衛蘇聯”，並把反對“武裝保衛蘇聯”的陳獨秀罵得狗血噴頭，其忠於蘇俄和叛變祖國的積極表現，從此獲得了蘇俄的歡心；三是賣命反對立三路線，狠批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的“調和路線”，24 提出兩條路線鬥爭的口號，以明確反對“立三路線”，鮮明地擁護“國際路線”，從而既為共產國際命令和指揮中共叛亂、叛國的失敗作了辯護，又在推倒了立三路線之後，能夠更加堅定地執行共產國際的命令。總此三條，終於促使共產國際派米夫來中國強行召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並強行扶王明上臺，使一個在中共黨內名不見經傳的學生娃，竟成為中共一党的領袖，從而保證了中共對蘇俄和共產國際命令的絕對執行，保證了中共在任何時候都能堅持“武裝保衛蘇聯”的方針，將叛亂和叛國推向一個又一個新高潮。誠如中共黨史專家所論，“值得注意的是，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的決議，充分地表達了米夫、王明等人的觀點，認為只要舉起‘兩條路線’鬥爭和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鞭子，就可以把國際路線貫徹到蘇區和紅軍中去，實行王明左傾錯誤對蘇區和紅軍的控制。”25 新沙皇俄國及其工具共產國際，對中華民族和中華民國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實在要比老沙皇遠遠地有過之而無不及。


二　　中共認宗蘇俄、分裂祖國並製造兩個中國

　　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三六這個長達十年的時期內，蘇俄命令並指揮下的中共叛亂叛國有三個階段：即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九二九年七月的武裝叛亂階段，一九二九年七月至一九三四年八月的武裝叛國階段，與一九三四年八月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制定假抗日真圖存陰謀策略的階段。

第一、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九二九年七月的中共武裝叛亂

　　本階段中共武裝叛亂的特徵及手段，是發動武裝叛亂、煽動土地革命和建立“認宗蘇俄、背叛祖國”的城鄉俄屬蘇維埃政權。

　　誠如中共黨史專家所說，共產國際為轉變中國革命，首先於一九二七年七月上旬招回了共產國際首席代表羅易，停止了陳獨秀的領導職務，成立了由張國燾、張太雷、李維漢、李立三、周恩來等五人組成的常務委員會，代行中央政治局的職權。但是，由於共產國際並不指定新的總書記或臨時負責人，所以，在緊急時期裏，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和繼之而來的羅明拉茲，就取得了更高的決策地位。羅明拉茲被授予全權“糾正過去的錯誤，指導中共中央的工作”。同時，“共產國際考慮以瞿秋白代替陳獨秀……因為瞿秋白同意按共產國際方針實行中國革命的政策轉變”。 26

　　由是，在羅明拉茲的決策和指揮下，中共掀起了武裝叛亂的第一個浪潮，即發動“八一南昌暴動”。羅明拉茲和新中共中央決定由周恩來組織前敵委員會，負責指揮這次武裝叛變。是時，據中共現代史教科書稱，共產黨掌握的武裝有：隸屬于國民革命軍張發奎的葉挺第二十四師，由原葉挺獨立團改編的周士第第七十三團，賀龍的第二十軍，盧德銘掌握的原武漢國民政府警衛團一部，和隸屬於國民革命軍第五方面軍的第三軍軍官教導團，南昌公安局的兩個保安大隊，以及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部分學員。27 叛亂發起後，乃推出宋慶齡、譚平山、賀龍、郭沫若、惲代英等人組成主席團，並仍盜用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名義，由賀龍任總指揮，郭沫若任總政治部主任，劉伯承任參謀長，號稱下轄三個軍，總兵力三萬人。但是，不數日，只因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司令張發奎發兵平叛追剿，叛軍乃逃出南昌，逃至廣東，兵敗潮、汕。嗣後，千餘殘部乃迂回逃竄，於翌年四月由朱德、陳毅帶至井岡山落草，為毛澤東所接納。

　　中共武裝叛亂的第二個浪潮是在八七會議之後。共產國際代表羅明拉茲所主持的中共八七會議，決策了中共叛亂的三大政策，或曰三大手段、即武裝暴動、發動土地革命和建立蘇維埃政權。於是，該次會議首先批判了前中共中央“不敢發動武裝暴動”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路線，指責了大革命時期的中共中央“始終沒有認真想到武裝工農的問題，沒有想著武裝工農的必要，沒有想著造成真正革命的工農武裝隊”，因此，號召要“造成真正的革命的工農武裝隊”，以實行武裝叛亂。28 其次，因土地革命是共產國際執委第七次擴大會議給中國革命提出來的路線和任務，所以，本次會議不僅確立了土地革命的方針，而且，據中共黨史專家稱：“自羅明拉茲來華後，土地革命變得異常激進，大批共產黨員、共青團員被派赴各省組織農民暴動，土地革命真正變成了全黨的革命行動。”29 八月九日，由於共產國際向中共發出了“同意在中國建立蘇維埃”的指示，於是，九月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便立即作出了“關於左派國民黨和蘇維埃口號的決議”。決議指出“現在的任務不僅是宣傳蘇維埃思想，並且在革命鬥爭新的高潮中應該成立蘇維埃”。同時指出“蘇維埃組織應當首先在廣州、長沙這些確實取得勝利的關鍵地方建立”。嗣後，“只是因為攻打長沙沒有進展，所以沒有提出蘇維埃，而廣州暴動的政權就稱為廣州蘇維埃”。

　　八七會議決定的另一個大規模武裝叛亂行動，便是派毛澤東赴湖南發動秋收暴動，以攻打長沙和武漢。毛在湖南招降納叛，於九月初建成了四個團的叛亂武裝。第一團由原武漢國民政府警備團部分叛變軍人和平江、崇陽、通城農民武裝組成，第二團由安源一些工人武裝和附近各縣的農民武裝組成，第三團由瀏陽農民自衛軍、平江農民自衛軍及部分警衛團叛軍組成，第四團由原夏鬥寅殘部組成。計畫分三路進攻平江、萍鄉、灃陵，然後共同進攻長沙。九月九日，秋收暴動從破壞鐵路交通起，一團進攻平江，因四團叛變，慘敗；九月十日，二團在安源起義，在瀏陽遭圍殲，損失三分之二；九月十一日，三團進攻東門市遭襲擊，亦敗亡。九月十九日各殘部敗聚文家市，認為“革命已經暫時沒有可能在城市取得勝利”，所以“否定了取瀏陽直攻長沙的主張”，決敗走贛粵邊界以求存，然後落草井岡山中。

　　中共武裝叛亂的第三個浪潮，為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共上海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所發動。如前所說，這次仍由羅明拉茲所主持的會議，通過了羅明拉茲為中共起草的“中國現狀和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以及“關於土地問題黨綱草案的決議”等。據中共現代史教材稱，這次會議的重大要求之一就是“反對退卻，要求繼續進攻，堅持城市中心，認為城市工人暴動，是革命勝利的關鍵，要努力使暴動的城市成為農民暴動的中心及指導者”。30 這次會議的重大要求之二，就是“提出中國革命已經進入蘇維埃階段，現時革命階段中，黨的主要口號就是蘇維埃”。並稱，“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之後，建立蘇維埃政權的總政策，在党領導的全國各地革命鬥爭中，都得到了實施。特別在海陸豐起義和廣州起義時，已把這個口號公佈於全國”。31 這次會議的重大要求之三，就是主張“對於豪紳、工賊及一切反動派，應當採取毫不顧惜的消滅政策，努力使農民暴動有民眾式的性質，要極端嚴厲絕無顧惜地殺盡豪紳反革命派”。 32 中共中央於會議結束後第三天發出了“致兩湖省委的信”，明確指示“在城市中當戰爭激烈以及某一部分軍隊敗潰時應……殺盡改組委員會委員、工賊、偵探、以及反動的工頭……在漢口長沙如是工人群眾的行動，可領導其打外國人。在鄉村中大力發展遊擊戰爭，殺盡土豪劣紳、大地主，燒地主的房子……目前主要口號應當是：工農兵大暴動起來，消滅新軍閥戰爭，一切政權歸工農兵代表會議，殺盡土豪大地主，殺盡改組委員會委員工賊……”。33 據中共現代史教材稱：一九二八年三月，中共湖南特委代表曾到井岡山批評這裏的工作太右，燒殺太少，沒有執行“使小資產階級變無產階級，然後再強迫他們革命”的政策。34 此後，在由中共所發動的武裝叛亂中，大都執行了燒殺政策，其情景慘絕人寰（參見本章第四節）。

　　會後，中共中央制定了“中央工作計畫”，佈置廣州、上海、武漢、天津、長沙等大城市舉行總罷工、總暴動，佈置湖南、湖北、江蘇、浙江等省的“工農總暴動”，先後發動了宜興、無錫的農民起義，上海起義，武漢起義，順直暴動。武漢暴動計畫，因無以執行而被取消；長沙暴動雖有中共湖南省委“奪取全省政權總暴動”的總動員通知，亦組織了二百多人的敢死隊，但瞬間敗亡。上海及順直等地區的暴動，非迅速慘敗，即無以發動。主要的武裝叛亂，乃是由共產國際代表紐曼指揮，蘇俄駐廣州領事館直接參預，和由張太雷、葉劍英等參加指揮的廣州暴動。參加暴動的主力是葉劍英的原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教導團，約一千三百人。另有周文雍指揮的工人赤衛隊，約三千人。十二月十一日淩晨叛亂爆發，當日即宣佈成立“廣州蘇維埃政府”，又稱“廣州公社”，由蘇兆征任主席，葉挺任工農紅軍總指揮，葉劍英任副總指揮，並發佈政綱稱：“一切權力歸蘇維埃”，“一切權力收歸國有”，“打倒反革命國民黨和各式軍閥，聯合蘇聯、打倒帝國主義”等。暴動竭盡燒殺之手段，致使“血流成河，遍地死屍”。 35 暴動和暴行延續了兩日，迅以慘敗為告終。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幾於共產國際召開“六大”的同時，因蘇俄出錢出力，中共亦在莫斯科召開了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用中共黨史專家的話來說，中共“六大”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總結“大革命失敗”的教訓，實際是俄式共產革命在中國失敗的教訓。中共“六大”的另一項重要任務，就是要以共產國際執委第九次全會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為指導，明確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和前途，準備革命力量，迎接革命高潮。36 中共“六大”提出了十項政綱，主要有“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沒收外國資本和銀行，推翻軍閥國民黨政府，建立工農兵代表會議（蘇維埃）政府，沒收一切地主階級的土地”等。大會認為，當前的革命形勢是處在兩個革命高潮之間，第一個浪潮已經過去……新的革命浪潮還沒有到來。但“新的廣大的革命高潮是無可避免的”。“黨的總路線是先爭取群眾，要團結無產階級的群眾，發展工農群眾組織，準備武裝暴動。”中共“六大”還通過了《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規定： “共產黨在準備武裝起義中，就要秘密建設政權的核心；起義後要堅決、敏銳地成立政權機關；革命政權成立的第一天，就要在武裝起義隊伍的基礎上，變成常備紅軍。党要贊助農民的遊擊戰爭，要在農民運動的基礎上建立工農革命軍……”大會認為，革命的動力只有無產階級和農民。民族資產階級是最危險的敵人之一。第三黨是“反革命工具”，是“統治階級的奸細”。國民黨的各派別都是“一樣的反革命”。37

　　中共“六大”以後，中共的武裝叛亂幾已全部轉移到了農村。但各地農民在中共煽動下的暴動和暴亂，卻呈現出一種時起時消、瞬間敗亡的景象，並且發動不易。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就是“紅軍每到一地，群眾冷冷清清，經過宣傳之後，才慢慢地起來。和敵軍打仗不論那一軍都要硬打，沒有什麼敵軍內部的倒戈和暴動”。38 所謂的新革命高潮非但沒有到來，失敗的景象卻隨處可見。

　　據中共現代史教材和中共黨史著作稱，在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九二八年，中共曾發動了一百多次武裝暴動，其中大型的暴動就有十二次，但除掉廣州暴動外，其餘都是農村暴動。主要有：一九二七年九月至十月的兩次海陸豐暴動　曾于十一月間建立過蘇維埃政權。一九二七年十月的廣東瓊崖暴動。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旬的湖北麻城暴動。一九二八年一月贛東北弋橫年關暴動。一九二八年一至二月由逃竄在湘南的朱德、陳毅所發動的年關暴動。一九二七年底和一九二八年春的洪湖和湘鄂西暴動。一九二八年三月的湖南平江“撲城”暴動。一九二八年三、四月間的陝西渭華暴動。一九二八年春的閩西龍岩、永定暴動。一九二八年七月的平江暴動。以及一九二九年三月至五月紅四軍的兩次入閩和一次入贛。39 這些暴動，除掉一時燒殺無度、血濺山野之外，大多數遭到了慘敗。其後，若不是以李、馮、閻為代表的殘餘軍閥大規模武裝叛變，為中共的武裝叛亂帶來了機會，則不僅是中國的“紅色政權”將無由存在，即便是由蘇俄所直接命令和指揮的武裝叛國以保衛蘇聯，都只能是有令難起了。


第二、一九二九年七月至一九三四年十月的中共武裝叛國

　　中共武裝叛國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自一九二九年七月中東路事發至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第二階段自九一八事變至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共中央紅軍逃出江西。第一階段中共武裝叛國的特徵，是在蘇俄的直接命令並指揮下一邊公開號召“武裝保衛蘇聯”，一邊擴大武裝叛亂，以與蘇聯侵略裏應外合。第二階段中共武裝叛國的特徵，是於國難當頭之時，“借重”日本的侵略，繼續高喊“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堅持叛國，擴大叛亂，反撲圍剿，直至失敗逃亡。

　　中共兩階段叛國的共同手段，都是在蘇俄的命令與指揮下，堅持武裝叛亂的形式，堅持煽動農村造反，和堅持建立認宗蘇俄的蘇維埃政權。

中共武裝叛國的第一階段

　　據中共黨史專家稱：中東路事件引起了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的極大關注。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二日和七月十七日，中共中央發表了宣言和中央通告四十一號、四十二號，堅決反對帝國主義支持下的國民黨軍隊“進攻”蘇聯。宣言和通告根據共產國際精神提出：

　　一、“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是世界反帝國主義的大本營，尤其是蘇聯社會主義緊急的建設與鞏固，更加吸引了全世界的工人階級與殖民地的勞苦群眾，日益傾向革命，所以蘇聯與帝國主義為生死之敵，特別是帝國主義互相衝突不可終日的時候，更加緊對於蘇聯的敵視，企圖首先消滅蘇聯。”作者按 —— 中東路事件，在中國政府，是要收回主權；在蘇聯，是要繼續強佔沙皇俄國所曾搶佔的中國主權。因中國政府要維護主權，反對強佔，蘇聯便發兵侵略中國 —— 這就說明蘇聯才是真正的帝國主義。

　　二、“帝國主義指示中國國民黨進攻蘇聯的陰謀，已進行兩年了”，“收回中東路便是具體的表現”。作者按 —— 事實是，蘇聯命令並指揮中共武裝顛覆北伐成功後的中華民國已經整整兩年了。事實是，收回中東路為國家主權所在，為任何國家所不能反對，中共忘記了自己也是中國人。

　　三、“中東路事件就是進攻蘇聯戰爭的開始，這是一個極端嚴重的事件。”作者按 —— 如果在本國領土上收回國家主權就是進攻蘇聯的開始，則近百年來全世界只要是宣佈過國家獨立、收回過國家主權的各殖民地國家，豈非全部變成了侵略者？如果這一立論“正確”，則今日收回香港和澳門主權豈非成了中共在“進攻英國和葡萄牙”？

　　四、“現在世界大戰的危機日益迫切，而中國在帝國主義戰爭與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戰爭中，都是最嚴重的地方。”作者按—— 此無非是說：只因為中國在帝國主義戰爭和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戰爭中，都是最嚴重的地方，所以中國就不能收回主權，所以中國若要收回主權，蘇聯就應該武裝侵略中國，中共就應該武裝保衛蘇聯而不應該保衛自己的祖國。這不是徹底的賣國助敵又是什麼？

　　五、“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反對國民黨做帝國主義的工具，應是最主要的口號。”40 作者按 —— 如果應該反對國民黨做帝國主義的工具，那麼，在蘇聯侵略我國之時，最主要的口號豈非更應該是“反對中共去做蘇俄侵略我們祖國的工具”嗎？

　　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共黨史專家們，在敍述中共這一段武裝叛國的歷史時，因多少有些為中共“無地自容”之感，因而，在引用資料時，才不得不“做了一些手腳”。但是，當他們批評起被中共後來的領袖所否定了的前領袖王明時，卻說：“王明雖然在這些文章裏（按：指王明十二篇論證中共應該“武裝保衛蘇聯”的文章）有一些正確的論述，但這些文章主要的還是大肆宣揚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在中東路事件爆發後提出的‘擁護蘇聯’、‘武裝保衛蘇聯’等極端口號…… 41 此可謂“一語露盡天機”。由是，他們才如是小心翼翼地批評說：“武裝保衛蘇聯，實際上是把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對立了起來，它脫離了當時中國廣大群眾的實際要求，也不會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42 他們的話，雖然掩蓋了中共叛國的鮮明本質，抹去了當時國民對於中共這一叛亂賣國的憤怒指責（包括除中共以外反對國民黨政權的所有其他政治派別）。但是，在中國大陸沒有言論自由的前提下，能如是說，已經難能可貴。

　　如本章第一節所說，中東路事件爆發之際，蘇聯侵略者不僅對我國大打出手，而且侵略並佔領了我國東北的大片領土，只因我國政府受制於國內的殘餘軍閥叛亂和中共武裝叛國，而不能戰勝它的侵略，才使它達到了要繼續強佔我國主權的目的。雖然祖國的失敗已經若此，中共卻非但不收斂它“武裝保衛蘇聯”的叛國方針，卻在這一叛國的旗號之下，將武裝叛亂推向了頂峰階段。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當李立三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在中共江蘇省“二大”第九次會議上發表演說時，即稱： “反對進攻蘇聯和保衛蘇聯的任務，中央已經提出，武裝保衛蘇聯，即將是全國的武裝暴動。”據中共史家稱，這次會議的決議就是“武裝保衛蘇聯”。43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八日中共中央第六十號通告的標題就是“執行武裝保衛蘇聯的實際策略”。該通告指出：“帝國主義、國民黨進攻蘇聯的世界大戰已經迫在目前了……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戰爭將是人類歷史上未曾有的殘酷的階級戰爭，必然引起世界革命的大爆發。”由是，中共黨史專家才會坦白地說道：“中共乃由此在中國安排發動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和制定紅軍的策略。”44

　　一九三零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接受國際十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決議”即“接受共產國際命令中共武裝保衛蘇聯”的決議。緊接著，中共又發出了“中央通告七十號”，號召全黨“變軍閥戰爭為國內的階級戰爭，以推翻國民黨統治，以建立蘇維埃政權”。還說“這是目前總的路線”，是“最積極進攻的路線”，是“集中進攻的中心策略”。

　　一九三零年五月底至六月初，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中共中央和中共中華全國總工會經過三個多月的準備，在上海舉行了第一次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大會通過了《政治決議案》，《蘇維埃組織法》和《武裝保衛蘇聯的決議》。大會認為，當前，中國統治階級在“崩潰”，革命高潮即將來臨，要迅速準備武裝力量，與帝國主義、軍閥決最後勝負。

　　一九三零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新的革命高潮在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聲稱： “在革命的具體發展、偉大革命高潮已經接近的現在，黨不只是要注意到奪取廣大群眾、組織廣大群眾的鬥爭，尤其要注意到革命巨潮爆發時，組織全國武裝暴動奪取政權的任務。因此，加緊組織群眾的政治鬥爭，加緊宣傳武裝暴動、奪取政權的必要，注意促進全國革命高潮，注意武裝暴動的組織上和技術上的準備，注意佈置以武漢為中心的附近省區的首先勝利。”對此中共黨史專家稱：“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李立三提出了全國武裝暴動計畫，即城市工人暴動和農村紅軍進攻相配合的奪取一省幾省勝利的計畫。”45 同時，據中共現代史教科書稱：“以李立三為首的中共中央所制定的武裝暴動計畫主要有：命令紅一軍團攻打南昌，紅三軍團攻打武昌和長沙，紅二軍團和紅一軍團出兵漢陽、漢口，紅十軍團進攻九江，紅七軍團挺進柳州，幻想‘會師武漢、飲馬長江’。同時又要求上海、南京、廣州、北平、天津、哈爾濱等中心城市舉行總罷工、總起義，以造成全國革命高潮。”46

　　中共中央所發動的各大城市總同盟罷工和武裝起義計畫，均因為行不通而失敗。唯彭德懷的紅三軍團於七月二十七日突襲長沙，並於七月二十八日建立了以李立三為主席的長沙蘇維埃政府。八月五日失敗後，八月三十一日複又攻陷長沙，九月二日再次敗退長沙。據中共現代史教科書稱：“紅二軍團由一萬五、六千人減少到三千人，縮編為紅三軍，離開洪湖根據地，撤往鄂西山中。廣西紅七軍北上後喪失了右江根據地，部隊由六千人減少到二千人，最後進入中央根據地。紅十軍由兩萬人減少到三千人，由九江週邊退回到贛東北根據地。”47

　　中共第一階段武裝保衛蘇聯的叛國計畫，雖乘新舊殘餘軍閥的大規模軍事叛變而起，但隨著中華民國政府軍平叛的全面勝利，亦以全面失敗為告終。

中共武裝叛國的第二階段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之後，日本陰謀侵佔了我國的東三省。在全面抗戰爆發之前，東北人民自組義勇軍以抗日，中華民國政府曾明有十九路軍、暗有第五軍血戰淞滬的壯舉（參見上卷第六章），政府軍在長城沿線對日本的頑強抵抗，亦使日本不能輕易南下和西進。全國人民呼喚抗日救國的悲情壯歌更是波瀾國中。當此國難當頭之時，中共非但對全國人民的抗日要求不願與聞，相反，卻乘國難而發難，一意堅持和擴大武裝叛國。

　　在這一特殊歷史時期內，中共武裝叛國的第一個任務，便是乘機擴大武裝叛亂。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爆發當天，中華民國政府軍乃不得不停止圍剿，蔣介石本人亦不得不於第二天離開江西前線。由是，中共不僅歡呼“衝破了第三次圍剿的勝利”，中共臨時中央竟立即根據共產國際執委第十一次全會“關於中國共產黨任務決議案”，於九月二十日發出了“由於工農紅軍衝破敵人第三次圍剿、即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緊急任務案”。這個“緊急任務案”認為：“九一八事變是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導火線”，“反對蘇聯已經成為最主要的、最迫切的根本危險”，因而再一次提出了“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同時，認定中間派是中國革命的最危險的敵人，斷定當時 “中國政治形勢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與革命的決死鬥爭”。因此，又提出了“紅軍奪取中心城市以實現一省數省勝利和白區普遍實行武裝暴動、組織工人罷工”的計畫。

　　在這一特殊歷史時期內，中共武裝叛國的第二個任務，則是乘機建立附庸蘇俄的“國中之國”，以分裂祖國，製造兩個中國。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即蘇聯的國慶日，中共在江西瑞金宣佈成立“中華蘇維埃全國臨時中央人民政府”，繼續提出了“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米夫立即在蘇俄發表“中國的革命鬥爭”一文，稱：“中國正在召開蘇維埃代表大會。這一事實本身便是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因為當此日本人佔領滿州和帝國主義瓜分中國之際，這次蘇維埃代表大會顯示了一個新的革命的中國存在！”48 一九三二年春，即在中國人民和中華民國政府軍付出了極大的犧牲，贏得了第一次淞滬抗戰的勝利時，中共領袖王明又在他的“中國目前的形勢與中共當前的主要任務”一書中，稱：“中國所面臨的是兩國之爭，即新興的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與腐朽的國民黨的中華民國的鬥爭。”並稱：“兩國之爭決定著中國目前的全部政治生活”，“兩個政權的尖銳對立是目前中國政治生活的核心”。49 中共現代史教材甚至“揭露”說，“一二八”之後，正當我國軍民在淞滬抗戰前線用血肉捍衛自己的祖國時，“王明左傾機會主義對十九路軍抗戰也採取了錯誤的策略，搞要兵不要官的‘下層統一戰線’，號召士兵‘立刻組織兵士委員會’，號召‘武裝的工人農民兵士立刻成立革命軍事委員會’，‘推翻國民黨軍閥的這一領導，把領導權拿到自己手裏’”。50

　　在這一特殊歷史時期內，中共實行武裝叛國的第三個任務就是利用日本對我國的侵略，一邊擴大武裝叛亂，一邊反撲中華民國政府軍的圍剿。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發生，中華民國政府軍被迫停止了第三次圍剿。此後，直至一九三三年春，中共的武裝叛國便獲得了一次很大發展。據中共現代史教科書稱：“經過三次反圍剿的勝利，贛南、閩西之間的‘白點’完全消失，兩塊根據地連成一片，擁有人口三百萬。第三次反圍剿勝利之後，鄂豫皖蘇區和紅軍獲得猛烈發展。根據地東起淠河，西迄京漢線，北達寰州、固始，南至黃梅、廣濟，總面積約四萬平方公里，人口三百五十萬，擁有五個縣城，建立了迄二十餘個縣的革命政權，主力部隊已達伍萬人。”一九三一年十月，移駐湘鄂邊的紅三軍重回洪湖，至一九三二年春發展到一萬五千餘人。 51

　　一九三三年春，正在進行第四次圍剿的中華民國政府軍，又因長城抗戰爆發而被調防長城沿線。中共的武裝叛國又得到了一次大發展。據中共現代史教科書稱：“中央蘇區在第四次反圍剿勝利後，地域更加擴大，已經跨湘贛閩粵四省，並與閩浙贛蘇區連成一片。閩浙贛區的紅十軍擴大為紅七軍團，南下歸紅一方面軍指揮。紅一方面軍發展到十萬人左右，赤衛隊發展到二十萬人。這時是中央蘇區全盛時期。”“在中央紅軍粉碎敵人第四次圍剿的同時，紅四方面軍進入川陝邊界，開闢了川陝蘇區。一九三三年二月七日，川陝蘇維埃政府在通江成立。至十月，川陝蘇區發展到東西五百餘裏，南北四百餘裏，總面積四萬二千平方公里，人口五百余萬的廣大區域。紅四方面軍發展到五個軍、十五個師、四十五個團，共八萬餘人……這是川陝蘇區的極盛時期。”“在陝北……九一八事變後，在河北阜平起義的紅二十四軍轉戰入陝（按：不是抗日），與謝、劉（謝子長、劉志丹）的遊擊隊會合……成立了紅二十六軍……在一九三三年內，全國紅軍發展到三十萬人，達到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最高峰。”52

　　這一切，無非證明，正是日本帝國對我國的侵略，才造就了中共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的全盛期。為了在祖國遭受侵略的日子裏武裝保衛他們的“工人階級祖國”蘇聯，為乘國難當頭以分裂祖國、製造兩個中國並篡立起一個“俄屬蘇維埃中國”，中共唯以製造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為己任，雖然自稱數十萬人馬，卻非但沒有派過一兵一卒以東進上海抗日，以北上長城抗日，以遠征東三省抗日，甚至連抗日的口號亦不曾喊過一句。即便是喊起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便必定是為了武裝保衛蘇聯而已。而武裝保衛蘇聯的行動，就是受俄命而在國難當頭的祖國發動更大的武裝叛亂。中共的叛國本質和叛國行徑，也就無須再作其他任何的證明了。

　　最後，仍必須指出的是，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三六這十年間，不論是中共所稱的瞿秋白的盲動主義，還是中共所指的李立三、或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他們在按照蘇俄的命令與指揮，旨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一心顛覆中華民國和蓄意製造兩個中國的目標上，都是完全一致的。至於他們的內部鬥爭和互相否定，不過是這個史無前例的叛亂叛國集團的內鬥和內訌，或曰蘇俄統治集團內鬥和內訌在他們當中的表現罷了。充其量他們也只是在比較誰更忠誠于蘇俄，誰在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上面更有成績，誰的思想和路線更能夠達成叛亂和叛國的目標罷了。就象某個盜竊集團的一群首領們，既要在盜竊前為誰的盜竊辦法最好而發生爭論，又要在盜竊後為偷盜的失敗或分贓的多寡而互相指責一樣，不僅沒有是非可言，即便有，那也只是這個盜竊集團內部的是和非而已。而當我們只需就這個盜竊集團對社會所產生的危害進行揭露、指控和清除，而非對盜竊集團中的每一個成員分別予以“量刑”時，他們內部的是還是非，又與我們何干呢？

三　　中共蛻變為一個農民造反党

第一、中國共產革命被迫轉變為中共農民造反

一、農民革命與共產革命的關係

　　如導論所說，一是馬克思主義原來就是歐洲傳統農業社會意識形態的近代化和“科學”化，所以馬克思主義非但不排斥農民革命，而且批判那些否定和詆毀農民革命的思想，馬克思對拉薩爾的批判就是明證。53 二是由無產階級聯合並領導農民結成工農聯盟的基礎，不僅是共產革命理論的一個重要組成成份，而且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由馬克思所指出的，巴黎公社造反因沒有建立鞏固的工農聯盟而招致失敗的教訓，和恩格斯所提出的農業合作化道路，就更加證明了馬、恩對工農聯盟以共同發動共產革命和共同建設共產國家的重視。三是一九一七年之後，正是俄國農民對於蘇俄共產專制政權的長期反抗和頑強反抗，才促使史達林一方面對本國農民採取了殘酷鎮壓的手段，一方面則愈來愈明確地要求中共發動土地革命和煽動農民造反。史達林甚至明確地指示中共：“中國革命實際上就是由無產階級領導的農民革命，中國的革命實質上就是由中共領導的一場農民戰爭。”（參見本章第一節）顯然，這一切，都對中國共產革命轉變為中共農民革命奠定了思想和理論基礎。就不用說，中國原來就是一個以農民為主體的落後農業國家；更不用說，中共建黨伊始，黨內就有一個十分活躍的“農民革命派”。

二、中共建黨時期的組成成份已經決定了這一轉變的完全可能性

　　如前所說，中國共產黨創建之初，不論它曾如何地標榜自己是一個工人階級的政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實際上，它卻是由一兩個著名知識份子與數十名小知識份子組織起來的黨（參見上卷第三章）。而在建黨初期即成為其主體的小知識份子當中，有的雖然是鄉村秀才出身，有的則是農村知識青年，或是失意與失學的農村小知識份子，毛澤東便是其中的一個典型。這些在漫長的君主專制社會裏，常常會成為農民造反領袖、或能成為為農民造反領袖出謀劃策者的農村小知識份子，或曰小地主階層的不仕子們，正因為他們生活在新舊交替時代的中國社會，處於中國歷史從專制向民主過渡的早期階段，再加上辛亥之後，土地問題既未能及時解決，平均地權的革命理想又未能迅速實現，傳統農業社會還遠未來得及解體，因此，不論是從他們的個人處境出發，還是從他們要變革社會的願望和理想著眼，也不論他們是否接受了何等的新思想與新主義，更遑論作為農村小知識份子的他們，對這些新思想和新主義能否真正理解和接受，或僅僅是生吞活剝，他們都不可能不在相當程度上，既承受著傳統農民造反的影響和驅使，又不可能不熱切地關心著，包括其自身命運在內的中國農村社會的變化。說穿了，即是土地問題和農民問題的解決。因此，作為中共早期重要組成成份的農村小知識份子們，也就不可能不把他們的注意力越來越多地投入到如何認識歷史上的農民造反，和如何在共產主義革命的旗幟下，發動當代農民革命的問題。特別是在中國，歷代農民造反革命的實踐，早已為他們提供了現成的造反傳統和豐富的造反經驗。這就為中國共產革命轉變為中共農民革命帶來了極大的可能性。

三、中共黨內向來就有一個鼓吹農民造反的派別

　　由於上述原因的存在，所以，在中共內部向來就存在著一個竭力鼓吹農民造反的派別。一九二二年，地主出身的農村小知識份子彭湃，就已經開始在家鄉海豐縣從事發動農民運動和組織農民協會的工作，後來並成立了由中共黨人所發動和組織的第一個農會，即惠州農民聯合會。

　　一九二三年六月，在中共“三大”上，毛澤東就已經用“中國歷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農民暴動為主力”作為理由，來強調農民革命的重要性，進而指出中共不應只看見廣州一隅的國民黨，而應重視全國廣大的農民。他說：“中國國民黨在廣東有基礎，無非是有些農民所組成的軍隊，如果中共也注重農民運動，把農民發動起來，也不難形成象廣東這樣的局面。”54 一九二三年九月，毛澤東在長沙大學補修班上講國文課時，就曾指出：“農民的出路只有從地主手中奪回土地”。55

　　此後，在國民黨中央農民部為中共所把持的情形下，特別是在蘇俄和史達林已經明確指示中共，要在中國國民黨北伐進軍的後方發動土地革命

　　之後，中共中央因於一九二六年二月提出了“北伐政綱”，要把北伐打倒軍閥的國民革命大方向轉變成為發動土地革命，建立鄉村農民造反政權，毛澤東遂成為廣東和武漢兩地農民運動講習所的主持人。一九二六年五月以前，廣州農講所已主辦六期，每期均有各地農民運動的積極分子參加。至一九二七年三月，武漢農民運動講習所亦加緊開張，為嗣後中共的武裝叛亂，培養了一批農村造反人才。一九二六年九月，即在北伐軍解放了湖南，對湖北的攻堅戰即將開始之時，毛澤東又發表了 “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一文，指出“農民問題乃是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與全國人民一心相與的北伐打倒軍閥的大方向唱反調。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中共在北伐軍剛打下武漢、南昌、福建，就要東進南京、包圍上海之際，中共中央又在“農民政綱”中提出，要在國民革命政權剛剛建立的北伐軍後方，“沒收大地主、軍閥、劣紳及國家、宗祠的土地，歸給農民；武裝農民，推翻農村中的劣紳政權，建立農民平民政權。”同月，毛澤東始擔任中共中央農委書記。十二月，毛澤東參加了湖南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並使該次大會通過了“減租、減息、剷除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建立農民政權，組織農民自己武裝”等決議。56 據中共史家稱，一九二七年一月湖南省已有五十多個縣成立了農民協會，會員激增至二百萬人。於是，在中共“一切權力歸農會”的號召下，湖南農民運動開始“陽冒國民革命之名，陰布全國恐懼之毒”，不僅省、縣、市、鄉各級農民協會形同政權，動輒沒收土地財產，而且自結武裝，橫行鄉里，隨意處決地主紳士。“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造反口號，既無限擴張了造反殺人的範圍；“剪長衫、吃大戶”的無理要求，更將湖南農民運動推向了與傳統農民造反一般無二的“大同境界”。他們不僅要“將土豪劣紳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而且要“沖進地主家裏，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要滾上一滾”。其批判、批鬥、戴高帽遊街，無辜打人、關人、濫施種種刑罰，雖與歷代農民造反的暴民行為如出一轍，尤與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中共“土改”和中共“文革”一般無二。由是而把傳統農民之暴民運動的本相表演得淋漓盡致。一九二七年三月，毛澤東發表了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不僅把湖南農民運動吹上了天，妄稱“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麼力量都阻擋不住……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孫中山先生致力於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情，農民在幾個月內就做到了”。而且，毛澤東還興奮地讚歎道：“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未曾有過的奇勳。”甚至因此而得出結論說：“沒有貧農的參加，便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更妄言“我這次考察湖南農民運動所得到的最後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來為社會所唾棄之輩，實為農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57 一九二七年三月底，在毛澤東等人的推動下，全國農民協會執行委員會在武漢成立。至此，中共黨內以毛澤東為首的農民造反派別終於形成。

四、中國共產革命在一九二七年的失敗提供了這一轉變的歷史條件

　　上述種種原因雖然是中國共產革命轉變為中共農民造反的重要原因，但是，恰恰是中國共產革命在一九二七年的失敗，才迫使它更迅速地轉變成了中共農民造反。其原因：一是中國共產革命在一九二七年的失敗，已使它因大量的叛變、自首、脫黨、少數人被捕和極少數公開叛亂首領的被處決，而銳減到不足一萬人。由中共乘北伐之機而組織的工會，亦從其高峰期的三百萬會員減少到三萬人。曾號稱擁有一千萬會眾的全國各地農民協會，基本上已經不復存在。58 其後，中共雖然在蘇俄的命令並指揮下，持續地發動了以城市為中心的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但是，城市武裝叛亂的逐次失敗和全部失敗，不僅使它的地下組織遭遇了很大破壞，而且迫使它的地下中央機關和各級機關陸續遷往農村。從此，江西農村便成了他們的中央“蘇區”，南中國貧窮、落後的偏遠農村遂成了他們武裝叛亂的戰場，城市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革命也就只能為農村的傳統式農民造反所代替。

　　二是中國共產革命於一九二七年的失敗，在實際上雖然是蘇俄企圖誘逼中國國民革命的失敗，但是，蘇俄非但沒有因此而善罷甘休，甚至就此將“誘逼”變為“直接發動”，乾脆命令並指揮中共發動武裝叛亂，煽動農民造反和建立認宗蘇俄、出賣祖國的俄屬蘇維埃政權。因此，中共的農民造反，也就在蘇俄的命令下，獲得了它仍然作為中國共產革命性質和內容的正宗性。特別是一九二八年中共在莫斯科召開“六大”時，由於史達林將中國的共產革命定性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農民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農民武裝鬥爭，因此，中共農民革命就是中國共產革命，也就不僅在共產革命的理論上得到了認同，而且在組織上得到了國際共產教皇史達林的批准和支持。長期以來，中共史家曾指史達林認為毛澤東的農民革命不是共產革命的說法，不過是要把這個認中共農民革命就是中國共產革命的歷史功績，完全歸功於毛澤東一人罷了。

　　三是中共黨內向來就存在著一個鼓吹農民造反的派別，而這個派別既在一九二七年中國共產革命失敗以前就走“對”了道路，又在一九二七年中國共產革命失敗以後，因堅持發動農民造反而挽救了中國共產革命。同時，更因為中共黨內的農民造反派領袖毛澤東，在發動農民造反的革命中能夠借鑒中國傳統農民革命的經驗，不僅確定了“工農武裝割據”和“農村保衛城市”的方針，而且提出了“只有蘇維埃才能救中國”的口號，並把二者緊密聯繫，從而造成了附庸蘇俄的“中華蘇維埃國”的建立，為蘇俄蓄意顛覆中華民國、分裂中國、製造兩個中國而“功莫大焉”。所以，在中國共產革命已經瀕臨危局之時，毛澤東所要走的農民造反的道路，不僅得到了蘇俄的支持，而且得到了蘇俄的讚揚。一九三四年六月五日《共產國際通訊》曾發表米夫的文章：“只有蘇維埃才能救中國”。該文稱：“只有蘇維埃才能救中國，這是毛澤東同志的話……現在各國無產階級和全世界被壓迫的人民都熱烈地希望中國蘇維埃運動的勝利。”其後，共產國際還致函中共中央說：“毛澤東同志的報告，中文的已經出版（指在蘇俄出版）綢制封面金字標題道林紙，非常美觀。任何中國的書局，都沒有這樣美觀的書……。”後來，共產國際又出版了《中國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一書，該書刊有《毛澤東在代表大會上的開幕詞》、《蘇維埃中央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主席毛澤東的總結報告》和《毛澤東關於蘇維埃中央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工作的結束語》等內容，並用俄、德、日、英等十幾國文字出版。

　　從此，毛澤東不僅將農民當成實現中國共產革命的主力軍，而且，進一步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也就是把“人人有飯吃、個個有衣穿；沒有剝削、沒有壓迫”這一馬克思主義“理論精華”與中國農民“均貧賤、等富貴，人人都能大碗喝酒、個個都能大塊吃肉”的傳統大同思想結合起來，在中國共產革命於城市遭遇全面失敗的危局之下，為中共找到了一面較之洪秀全的拜上帝會更為“科學”、更為現代、亦更能打動人心的思想旗幟，使得煽動農民造反從此成為中國共產革命的主流和主體，更為其後毛澤東在抗戰中為實現他假抗戰和真擴張的賣國路線，以準備嗣後那一場搶天下的內戰，而一再聲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就是農民革命，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戰爭就是農民戰爭”，提供了理論基礎。


第二、中國共產黨蛻變為一個農民造反党

　　由於中國共產革命迅速地轉變成了中共農民造反，中國共產黨也就迅速地蛻變成了一個農民党。

　　一、中共在構成上迅速蛻變成了一個農民党。有統計表明，一九二六年底，在中共約伍萬余黨員中，工人占百分之六十六，知識份子、主要是小知識份子占百分之二十二，農民僅占百分之五。但是到了一九三一年中共中央機關遷往江西“蘇區”時，中共雖在人數上已達十萬之多，但其中百分之九十七已經是農民。59 中國共產黨在構成上的這一重大變化，無疑已經使它蛻變成了一個以農民為主體的党，即農民党。

　　二、中共在性質上蛻變為一個以現代政黨為形式、封建會黨為本質的農民造反党。中共雖蛻變成了一個農民党，但因毛澤東認為“流氓地痞之向來為社會所唾棄之輩，實為農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由是，那些在辛亥前後的亂世中所滋蔓成長起來的農村造反者們，特別是一些綠林好漢、土匪強盜，以及由他們結党而形成的封建會黨，即一再為中共所吹噓的“被改編和被改造成了革命軍人和革命軍隊者”，才真正地成了中共煽動農村造反的中堅力量。只要翻開中共于大陸建國之後所出版的種種“革命回憶錄”，特別是正宗的革命回憶錄《紅旗飄飄》系列，60 則對於認識中共農民造反大軍的這一“主體構成和中堅構成”，無疑會留下極其鮮明的印象。然而，正是中共的這個構成，才造就了它作為一個農民造反党的性質，才決定了它以現代政黨為形式、封建會黨為本質的政治特質。此後，在中共的“革命歷程”中，甚至直到它奪取政權之後，都無時不表現了它的這一政治特質。以至於不論是在哪一條“戰線”，中共所依靠和重用的，嚴格地說，都是流氓無產者，或具有流氓無產者某些性格特徵的社會成份。甚至在知識份子、直至被稱為“人類靈魂工程師”的作家隊伍當中，亦非但不能免，而且大有人在。否則由中共歷次發動的政治運動，也就沒有可能在各個階層，各條“戰線”，都能造成同樣殘酷無道和滅絕人性的景象了。

　　三、中共蛻變為以鄉村小知識份子為領袖集團的農民党。由於歷代有作為的農民造反領袖，必定有鄉村秀才、即地主階級的不仕子們為其出謀劃策，如朱元璋之重用劉伯溫，李自成之重用李岩；由於農民造反領袖本身，亦有可能就是鄉村中的小知識份子，即地主階級的不仕子，如黃巢和洪秀全；由於中共的農民革命，雖具有傳統農民造反的本質，卻要扛現代共產革命的旗號，甚至需要“配備”一些馬克思主義的粗淺知識；因此，象毛澤東、劉少奇等這樣一批雖無真正專業知識，卻又絕頂聰明能幹，雖失意、失路，卻又繼承了傳統造反精神的鄉村小知識份子們，蓋因他們在投身共產革命伊始，就在自學和蘇俄的陰謀教導之下，既學到了一星半點的馬列主義，又學會了不擇手段的狂熱革命精神，因而才在中國共產革命不得不轉變為中共農民造反之後，自然而然地便成了中共領袖集團的主要成員，直至成為中共農民造反和再造專制新王朝的當然領袖，即“革命皇帝”。毛澤東便是它最為突出的典型。只需稍稍考察一下中共第一、第二代“無產階級革命家們”的出身構成，就能證明這個認知的正確。三十年代後直至一九四九年前，中共領袖集團的這個構成，不僅從此改變了它從建黨之初至一九二七年，都是由極少數知識份子作為其領袖的狀況，並且使得黨內的極少數真正知識份子，從此成為被打擊和排擠的對象，從而保證了以毛澤東為首的鄉村小知識份子在黨內的絕對領導地位，並由此而決定了中共農民造反的政治特質。一九四九年後，中共這個以農村小知識份子為主體的領袖集團，及其各級以鄉村小知識份子和城鄉無知識份子為主體的領導層，就更是出於對真正知識份子的陰暗心理和變態心理，而在長期內制定了一條“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反動方針，以在革命的名義之下利用愚昧和落後，更在革命的名義之下戕害進步和文明。直至造就了整整幾代人蔑視文化、踐踏知識的惡劣國風。從而迫害了千千萬萬的優秀知識份子，毒害了一代又一代的“革命接班人”。


四　　中共農民造反與中國傳統農民革命的共同特徵和主要區別

第一、中共農民造反與中國傳統農民革命的共同特徵

　　一、都擁有一個代表著傳統農民最高理想的烏托邦口號。這個口號，就中國傳統農民革命而言，便是以“均貧賤、等富貴”為革命目標；就中共農民造反而論，就是以“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為造反理想，亦即被工農化和普及化了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精華和共產主義理想精華。”

　　二、與中國歷代農民革命一樣，不是農民造反英雄結合農村小知識份子以造反，就是農村小知識份子結合農民造反英雄以革命。由是，毛澤東不論在本質上，還是在表現上，都是洪秀全第二。只不過毛澤東從馬氏借來的造反理論要比洪氏借來的更現代，更“科學”，更具有迷惑性和欺騙性，所以他成功的版圖才比洪氏更大，統治的時間亦比洪氏更久，在全面歸複和發展中國的專制制度上，比洪氏來得更為徹底、更為殘酷和更加富有“創造性”。

　　三、同具有殘酷內訌的一致性。中國歷史上所有的農民革命，無有不殘酷內訌者，亦無有不內訌到底者。中國歷史上僅有的兩家農民起義成功者，其在成功後為維護一姓江山而濫殺功臣的行為，其本質仍為“殘酷內訌”。中共自江西農村造反起即發展起來的殘酷內鬥和互相殺戮，61 到毛澤東和張國燾於亡命途中的自相分裂和相互謀奪；從王明為奪取黨中最高權力而殘酷推行兩條路線鬥爭，到毛澤東為維護農村派小知識份子的絕對領導而發動的恐怖延安整風；從揪出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和彭德懷、黃石誠反黨集團，到毛澤東發動文革，揪出和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等無數反黨集團，直至林彪反黨集團和毛婦江清四人幫反黨集團的次第被打倒；應該說，不論是在奪取政權前，還是在奪取政權後，其殘酷內訌的屢興屢起和愈演愈烈，甚至永無休止，只能說是“前無古人和後無來者”。尤為特出的是，中共的殘酷內訌，不僅迫害了無數的黨人，而且次次殃及池魚，將無數無辜的百姓牽連其中，直至造成“冤獄遍中華”和“屠戮遍國中”這樣一個史無前例的局面。更以造成八千萬無辜者“橫死”的“實績”，證明了中共農民造反及其政權，較之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家農民造反及其政權，在其內訌的殘酷性上，都有過之而無不及。

　　四、都具有“嗜殺”的特徵。由於傳統農民革命皆具有嗜殺的特徵，再加上靠嗜殺成功的蘇俄，又直接命令並派人指揮中共執行燒殺政策，從此，在革命的名義下嗜殺，既成為中國共產黨為奪取政權而實行的主要手段，又成為它在奪取政權後為鞏固政權 —— 美其名曰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或曰人民民主專政所採用的殘暴統治方式。一九二七年底中共在蘇俄直接指揮下的廣州武裝叛亂，就已經嗜殺無度；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四年間中共的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更已使嗜殺成為革命的代名詞。毛澤東曾下令殺死地主的全家，連幾歲的小孩亦不許免；周恩來則親自帶人、並親手殺害顧順章一家老小九口人，以滅其族。在江西蘇區及其它蘇區，嗜殺既成為中共發動土地革命、建立鄉村蘇維埃政權的主要手段，又成為中共製造內訌、清除異己的重要行徑。62 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二日，蔣介石在向國民會議遞交的“剿滅赤匪報告”中即稱：——受赤匪荼毒最烈而最慘者——厥惟江西和湖南……江西人民被匪殘殺者約十八萬六千人，難民之陣亡者，約二百十萬人；各縣被匪焚毀之民房，約十萬餘棟；財產之損失約六萬五千萬圓。悖米之損失約三千九百萬擔……湖南匪禍蔓延……計被匪殘殺者約七萬二千人，房屋被毀者約十二萬餘棟，財產之損失約三萬萬餘圓……凡赤匪蹂躪地區……凡是過去在村莊上有體面的乃至地主或是做過保甲長的人，皆連同親屬被殺害，到處可以看見一個坑裏埋著十人，甚至百人。在死的恐怖面前，人民除了聽從，還有什麼辦法？”

　　大陸中共黨史專家文聿先生所著的《中國左禍》一書亦寫道：——一座座村莊，燒成廢墟，百里無雞鳴。一片片焦土，啼號不絕，蒼生痛哭深。一群群百姓，無家可歸，骨肉流離散。燒，燒，燒……殺，殺，殺……湖北漢川地區農民暴動的指導者，甚至要燒去整個城市，湖北許多整個兒的村莊被燒盡。江蘇省的‘暴動須知’也說：‘必須挨家挨戶告以暴動的口號……不來者以反革命紀律制裁……’中共湖南特委還在‘使小資產階級變為無產階級後強迫他們革命’的精神影響下，提出‘焦土政策’，實行‘燒殺政策’，為了企圖讓敵軍進入湖南後無房可住，無法立足，硬性推行焚燒湘粵大道兩側三十裏內房屋和燒毀郴州等縣城的決定……。”63 在三十年代的中共蘇區，在以清除AB團、改組派、社會民主黨、第三党和托陳取消派為由，而製造的清除異己的內訌中，每每虐殺無數而不知其止。其後，毛澤東在延安為反對王明派而發動的整風運動，其殘酷打擊，無情鬥爭，動輒處決，甚至橫刀以劈作家王實味的殘暴行為，尤令人觸目而驚心。在中國的專制歷史上唯有農民造反政權才有所謂鎮壓反革命的政策，而中國共產黨在奪取政權後的數十年間，以鎮壓反革命為名目和以大搞政治運動為手段的嗜殺，包括逼殺，只能使陳勝、吳廣、張角、黃巢、王小波、李順、朱元璋、張獻忠、李自成和洪秀全們望洋興嘆，自愧難及。

　　五、全面歸複專制的思想和文化。中共農民造反與中國傳統農民革命一樣，為號召革命，他們總是要以反對專制的思想文化為號召、為標榜。及至奪取政權之後，為了維護專制政權，他們又總是要在 “革命”的標籤之下，全面複歸專制的思想文化觀念，藉以重建和強化專制的思想文化統治。特別是在它復辟專制的本相已經暴露之後，或是在它藉以統治的西方共產思潮已經破產之際，傳統的專制思想和文化，就更會成為他們維護專制統治的重要工具。以反孔和焚燒孔子典籍起家的洪秀全，在攻入南京之後，即在寢宮內設立孔子牌位，並依儒學而開科取士的目的，便是意在建立和鞏固他的新君主統治。在今天的中國大陸，曾否定並要打倒一切傳統文化的中共，竟授意、支持到處成立孔學會、孔道會、孔研會和孔酒會，並將它們完全掌控在手，其行徑無非與歷代專制統治者一樣，不過是要維繫正在走向末路的專制復辟統治罷了（參見本卷第五、六兩章）。

　　六、全面重建嚴酷的等級制度。中共農民造反與中國傳統農民造反一樣，雖然在號召造反時都要大言“平等與共產”思想，但在奪取政權之後便立即要重新劃分等級，重建等級森嚴的社會秩序，以歸複專制等級，強化專制統治（參見本卷第五章第五節）。


第二、中共農民造反與中國傳統農民革命的主要區別

　　中共農民造反雖然在其手段和特徵上與中國傳統農民造反共相一致，但中共畢竟是一個披著現代政黨外衣的農民造反党，是借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歐洲共產革命的旗號，在蘇俄直接命令和指揮下，反對中國民主革命、推行共產專制復辟的現代政治集團。因此，它也必然會在一些重要的方面，與傳統農民革命造反有所區別。這些重大區別概括起來便是：

　　一、中共農民造反思想的“現代化與科學化”。中國共產黨借用馬克思主義的學說，接過了一整套“暴力革命、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才將中國傳統農民的革命思想“科學化和現代化”了。由是，才既能以共產革命的名義迷惑人民，又能以共產革命的名義統治人民，更能以共產革命的名義鎮壓人民。

　　二、中共農民造反更富有欺騙性、嚴密性和殘酷性。中共因具有一個現代政黨的外在形式，尤其是在蘇俄親自扶植、陰謀教唆和直接指揮下，又被賦予了狂熱的共產宗教情緒和頑強的政治集團意識，這就使它較之歷史上的農民革命，和中國農村社會中的一般農民會黨，更具有信仰的瘋狂性、組織的嚴密性和紀律的殘酷性。這就使它增強了戰鬥力，擴大了欺騙性，從而為它的成功和成功後的鞏固權力造成了有利的條件。

　　三、中共農民造反具有賣國和叛國的特質。由於中共長期以來是一個在外國顛覆勢力蓄意扶植和直接指揮下的叛亂叛國集團，這就使它與中國歷代農民革命造反形成了一個重大的區別。因為農民英雄們大都是鄉土主義者與愛國主義者，不會甘心做外人之奴才，不會承認“農民階級沒有祖國”，更沒有當這個“外國”已經在侵略自己的祖國時，卻要武裝起來去保衛這個“外國”。朱元璋無疑是反元的民族英雄。李自成亡明後寧肯自己敗亡而決不與滿清聯手，更不會受滿清指揮。洪秀全雖借助改造西方的宗教而建立了“拜上帝會”，倡天下大同以造反，卻從沒有服從過任何一家外國勢力的命令和指使，更沒有成為歐洲天主教廷的“一個支部”。明末清初的會黨亦從未勾結過任何一家外國勢力以“反清複明”。義和團起義的口號則是“扶清滅洋”。即便是在現代，孫中山之爭取俄援，亦純粹是為了推動中國的國民革命，反對本國的專制復辟，前提更是說得明明白白，“絕不同意移植共產制度於中國”。因此，縱觀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亦唯有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這一場農民造反，才是一場為打天下而心甘情願地賣國和叛國的“革命”。在長達數十年的時間內，它對於蘇俄種種指令的鞠躬盡瘁，以及它在蘇俄的命令和指揮下，為了忠於蘇俄而出賣祖國的一整套理論、口號、行為和實績，實在為中國數千年歷史上的造反者們所沒有，亦為中國數千年歷史上所有的叛國者們望洋而興歎。

　　四、中共農民造反是“反民主進步而非反專制統治”。中國歷代農民造反革命，雖然其結果都是專制制度的復辟，但是，其起因，則均為反抗剝削、壓迫以及反對封建專制統治本身。因此，中國歷史上的農民革命，才具有被同情、甚至被讚揚的一面。但是，中國共產黨在現代中國由專制向民主的艱難過渡進程中，所發動的這一場現代農民造反，一是蘇俄蓄意顛覆民主中國、再造專制中國的一個惡果，並非中國農民自發的革命；二是它所造反的對象，非但不是歷史上的專制王朝、專制統治和專制制度，卻是那個在外患內憂之下，正艱難地推進著民主進步的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因此，就世界的專制逆流而論，中共乃是國際共產專制復辟勢力的一個部分；就國內的民主進步而言，中共的“革命”則是對中國民主過渡進程的反撲與破壞。因而，它才非但不是一個前進的革命，而是一個倒退的“革命”；非但不是一個反對專制統治的造反，而是一個反對新生民主政權和嶄新共和制度的造反。這便是它與中國歷代農民革命的一個最重大和最主要的區別。

　　綜上所述，一九二七年以後的中國共產黨，雖仍為蘇俄所支持、所指揮，亦仍然打著共產革命的旗號，標榜為“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但是，在本質上，它已經完全蛻變成了一個在境外顛覆勢力長期指使下，以共產革命為名義，以現代政黨為形式，以傳統農民革命方式為手段，以封建會黨為本質的農民造反党。


兼 問　　是誰“裏通外國”？

　　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中共於中國大陸奪取政權後，在毛澤東推行殘酷專制統治的二十六年裏，特別是在那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共及其政權曾以 “裏通外國”罪，包括製造“蘇修特務”罪，迫害了成千上萬的知識份子，無辜民眾，直至它自己的黨人。五十年代以後，在中國大陸，只要家中在海外有人，在臺灣有親，中共即會施以“裏通外國”的嫌疑，閒時內部監控，連海外或是臺灣來了一封家信，也只能是由單位領導或地方派出所招去看信，看後尚要“存檔”，留下證據。有的自然是連看也不給你看。及至運動一來，則公然打擊，公開批鬥，明火抄家，強迫交代如何“裏通外國”，直至無端逮捕判罪，以至無辜遭受迫害而致死者，何止成千上萬計。文革當中，遭此迫害者，和遭遇“蘇修特務”罪迫害者，就更是難以計數。文革後，雖然“對外開放，對內搞活”，遍中國大陸已早成“獨尊海外”之景，“獨親臺胞”之風，但是，今天，當有人僅僅寫了一篇論述民主的文章在海外發表，或僅僅在海外高談闊論了一番民主，或獲得了外國某大學批准的一點講學金，亦仍然會被中共政權視為“裏通外國和顛覆政府”，直至判為“危害國家”的重罪。遁身海外者，可以一時無憂，卻成了顛覆分子，有家難歸；棲身國內者，就要被內控、監視，直至判決勞教、勞改、坐監牢了，其例舉不勝舉。然而，如文中所證，自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九年，整整二十八年間，中共在蘇俄命令與指揮下，不僅持續發動武裝叛亂，甚至持續發動武裝叛國，特別是當祖國的主權遭遇新沙皇俄國的蹂躪，祖國的領土遭遇新沙皇俄國的大規模入侵之時，中共竟能在新沙皇史達林的命令下，公然和公開地從反對祖國收回主權，直到決議、決策和決心“武裝保衛蘇聯”，更藉此瘋狂地煽動武裝叛亂，以與蘇俄對自己祖國的侵略戰爭 “裏應外合”。如是中共倒反而不是“裏通外國”？倒反而不是叛變叛國？倒反而擁有了一部“偉大的和光榮的革命歷史”？倒反而成了一個專門罵人賣國，專門抓人“裏通外國”，專門標榜自己才是“愛國主義者”的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