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千年的永恆與輝煌背後

序：在千年的永恆與輝煌背後

彭勇

史學是一個民族文明與道德的基石。

沒有歷史感的民族，就不會有蘊藉深厚的文化積澱，不可能有源遠流長的文脈傳承，也不可能真正崛起成為大國。敬重歷史，敬畏歷史，不僅透視出一個民族的凝聚力，也展示著一個民族應有的襟懷。我們的祖先，有很好的記史傳統，留下了一部部傳之不朽的壯麗史卷，記錄了完整、客觀和經得起考證的數千年文明史。發散於歷史冊頁中的，是永遠進取、不畏艱險、包容豁達的精神氣度和悲憫情懷。認真對待歷史，總結、分析尤其是汲取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從中解讀出中華民族千年的輝煌與憂傷，以培養我們民族的自信心，此其時也。認識歷史、立足現實，才能開創未來，中國的強盛，就是在繼承前人的智慧和汲取歷史教訓的基礎上開始的，我們的文明，才有今日之盛；我們的社會，才有今日之繁榮。

一　盛世中國

縱覽中華民族五千年的風雲畫卷，無數波瀾壯闊的英雄詩劇在縱筆抒寫著江山豪情。數風流人物，不外兩種，一為時勢所造的英雄，二為造時勢的英雄，二者相侔並舉。然而，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一位哲人說過：「一個強大的時代，總是以一群強者英武的雄姿開頭；而打下最後一個句點的，卻常常是一些淒怨的靈魂」，這似乎已經成為中國歷史上一切帝國盛衰的宿命與憂傷。

歷史上，不少開國帝王，在登上皇帝寶座後，大都能夠順應社會人心思治、渴望鑄劍為犁的願望，採取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措施，天下也由此呈現粗安的景象，為經濟的發展與社會的繁榮穩定創造了條件。然而，卻有一部分帝王小富即安，天下初定，便以為大功告成，很快失去了高蹈揚厲的精神和氣度，放縱權利，私欲膨脹，忘乎所以地品嘗起榮華富貴的醇醪來。

晉武帝司馬炎作為西晉王朝的開國帝王，他創下了繼秦始皇、漢高祖之後，第三個一統天下的豐功偉業。憑藉著祖宗遺留下來的家業以及個人的努力，終得以站在歷史的制高點上。可惜他在統一之後，「見土地之廣，謂萬棄而無虞；睹天下之安，謂千年而永治」，便陶醉在「天人之功成矣」的虛幻中，喪失了勵精圖治的意識和積極進取的精神，沉迷於荒淫無度的宮廷生活中，致使晉朝奢侈腐敗之風大盛，整個王朝都浸潤其中不能自拔。短暫的統一很快為長久的分裂所替代。

後唐莊宗李存勖，初以完成父親交給的三支箭為己任。他意氣風發，浴血北部中國，每戰必勝，一路高奏凱旋歌。最終，他用木匣裝著仇人的首級，祭獻於家廟，自以為完成了父親的心願。此後的李存勖卻判若兩人，前期是那麼英武有為，縱橫天下，後期卻不思進取。建立後唐後的李存勖最終因對音樂和戲劇的癡迷而亡身失國，死於伶人之手。不能不讓人喟歎歷史的無情！

而與這些小富即安、志得意滿的開國之君不同的是，凡歷史上的有為之君，無不具有濃厚的危機意識和進取精神，他們在登上皇帝寶座後，如履薄冰，勵精圖治，像登基一樣勤於政事。他們改革弊政，及時調整統治政策，使社會經濟呈現出繁榮發展的景象，把中華帝國的繁榮不斷推向新的發展階段。

漢高祖劉邦，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出身於社會底層的皇帝，他目睹了群雄推翻秦朝的強大力量，秦因暴政而亡的前車之鑒，所以在制定政策時注重立足於社會現實，為政溫和，採用黃老的清淨無為的寬鬆政策，與民休息，緩解緊張的社會矛盾和階級矛盾。其次，匈奴自秦以來就是中國北方的嚴重邊患，為保證百姓能有一個安定的環境從事生產，漢高祖採用「和親」策略，出嫁公主，贈送絲綢、糧食等物品，與匈奴單于約為兄弟，漢、匈之間暫時出現了和平。

西漢文帝、景帝相繼即位後，繼續實施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措施，在漢初70年左右的時間裏，政治穩定，經濟上始終保持穩定發展的勢頭。據《漢書•食貨志》記載：到了景帝后期，漢王朝國庫裏的錢多得堆積如山，連串錢的繩子都朽斷了；太倉裏的糧食也由於陳陳相因，以至腐爛不能吃了。歷史上把文帝和景帝父子執政時期呈現出的國泰民安的盛世景象，譽為「文景之治」。

光武帝劉秀才兼文武，在位期間，注意實行與民休養生息政策，安定民生。他釋放奴婢、刑徒，使流民返回農村，安居樂業；他薄賦斂，省刑法，偃武修文，與民休息，使民間漸富；他抑制豪強，維護皇權；他整頓吏治，裁減冗員，提倡節儉，官場風氣為之一變。通過這一系列措施的實施，使戰爭留下的創傷很快得到醫治，經過幾十年的經營，東漢的社會經濟得以快速發展，社會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也奠定了東漢前期國家強盛的物質基礎。在此基礎上，光武帝北擊匈奴，安撫邊裔部族，重建大漢雄風，使東漢王朝達到極盛，史稱「光武中興」。

隋文帝結束了三百年南北分裂局面之後，深知江山得之不易，故為政常有驚惕之心，簡樸為民，勵精圖治。隋朝在他的精心治理下，迅速強盛起來。他不僅完成了統一中國的大業，還開創了盛世之局——「開皇之治」。據《通典•食貨典》記載，隋朝在西京有太倉，在東京有含嘉倉和洛口倉，在華州有永豐倉，在陝州有太原倉，「儲米粟多者千萬石，少者不減數百萬石。天下義倉又皆充滿」，從京城到各個州的倉庫裏的布帛有數千萬匹之多，這種情況自秦漢魏晉以來從沒有過，隋朝在較短的時間內發展成為社會繁榮，民間多財，甲兵精銳，人人豔羨的世界一流富國。

唐太宗認為，隋朝的滅亡，在於失民心，在於統治者的好大喜功。因此，他勤於政事，宵衣旰食，日日與文武大臣討論國是，裁決案件和辦理公事。雖然在李世民當政時期，唐帝國已成為世界強國，繁榮和富庶。但李世民是深具危機意識的一代帝王，對時局有著清醒的認識，常居安思危，提醒自己「水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不能重蹈隋王朝的覆轍。所以，他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採取了符合社會發展的一系列積極措施，開創了唐朝前所未有的盛世局面。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貞觀之治」。

至唐代中期，武則天是中國唯一的女皇帝，她前後執政長達半個世紀，顯示出驚人的政治謀略和手段。在稱帝之後的十餘年裏，不計門第，破格選用人才；她獎勵農桑，發展經濟。在她執政的年代裏，農業和手工業都得到較大的發展。人民安居樂業，人口增加很快。到武則天執政的最後一年，全國戶數已達615萬戶，比唐初幾乎翻了一番，社會經濟都得到了全面的恢復與發展。對此陳寅恪先生有高度評價，「故武周之代李唐，不僅為政治之變遷革命。若依此義言，則武周之代李唐較李唐之代楊隋其關係人群之大也。」至唐玄宗執政前期，勵精圖治，一心想恢復唐太宗的事業。他實行的一系列開明政策和措施，政績卓著，社會經濟達到盛唐頂峰，出現了杜甫所說的「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的開元盛世。

明王朝的建立者朱元璋是繼漢高祖劉邦之後中國歷史上第二位平民出身的皇帝，在建國之初，他採取了一系列恢復與發展社會經濟的措施，在較短的時間內呈現出經濟繁榮、社會安定的景象。洪武中期，有一首流傳於江西的民謠，描述當時經濟發展、社會安定的景象說：「山市晴，山鳥鳴，商旅行，農夫耕，老瓦盆中洌酒盈，呼囂隳突不聞聲。」清康熙帝說：「朕觀明史洪武、永樂所行之事，遠邁前王」，並為明孝陵題詞曰：「治隆唐宋」。正是由於明太祖的努力，經過成祖和仁宣二帝的努力，弼成中國歷史上又一個太平盛世。

康熙皇帝是康乾盛世的奠基者，是清朝入關後的第二任皇帝。在文治武功方面，都有卓越的建樹。他獎勵墾荒，宣佈原明藩王的土地歸現耕種人所有；他鞏固和加強了國家的統一，在統一中國的進程中表現出的雄才大略，與漢武帝、唐太宗相比，一點也不遜色。康熙為清王朝的統治和康乾盛世奠定了基礎。

時代巨變，遍地梟雄。在無數英雄崛起的身影背後，造就了盛世中國，大漢、盛唐和大元，開放的明朝和廣袤的大清所體現的堅毅與詳和，使中華民族永遠屹立於世界優秀民族之林。

中華民族的歷史，是一部由弱到強的歷史，是一部在變革中求發展，在發展中求突破的歷史。歷史上的傑出人物，總是能在挑戰極限的過程中，站在前人智慧的肩膀上，突破時空的局限，在前朝的廢墟上，建立一個更加強大的帝國，而帝國的基礎則是民心所向。中國歷來的民心，又都是以國家的大一統為最終旨歸。歷史上的英雄人物，也因此無不以統一為己任。

二　天下一統

中國的歷史，分分合合，天下一統始終是發展的主旋律。這是由中國的傳統文化所決定的，它反映了中國人的精神追求和政治關懷。

中國人的精神世界是以儒學為主旨構築的，而「大一統」思想就是其核心之一。先秦以來逐步形成和發展的「大一統」思想是中華民族崇尚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社會安定的先進社會思想，它在很大程度上支配著中國人對中國歷史和國家前途的思維模式，也是歷代統治者治理國家、解決天下問題的崇高政治理想。

歷代有作為的君臣士夫，都把國家的統一作為自己追求的理想。奠定中國文化千年根基的、先秦時期的三個大儒孔子、孟子、荀子，都是極力宣導「大一統」思想的先驅。孔子主張，「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為了實現天下一統的「王道秩序」，他不辭辛勞，奔走於各國，雖「岌岌如喪家之犬」，四處碰壁，其猶未悔。大致形成於孔子同時期的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把春秋時期廣泛流傳的、針貶幽王之後的亂世、呼喚統一的詩歌《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收入其中，以寄託人們的家國理想。孟子則在自己的著作中直抒胸臆：「天下惡乎定？定於一！」反應當時人民渴望統一的強烈願望。孟子成為孔子之後儒家大一統思想的代言人，使之成為一代顯學。荀子更是宣導「一統」思想，他說：「四海之內若一家」，「一天下，財萬物，長養人民，兼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從服。」這些聖賢先哲都把追求天下一統作為自己實現天下大同理想的政治基礎。

漢武帝明確提出以儒治天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學說從此逐步發展成為中國兩千年傳統社會主導性統治思想，民間的意識被統一到儒學上來，儒學是社會倫理的不二標準，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自覺意識和行為準則。自然，孔子首創的「大一統」思想，便浸潤而為漢民族文化血脈中最澎湃的濤聲了。它不僅深刻影響了幾千年來中國人對國家命運的思考，也推動著中國歷史的波浪式發展。「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遂成為歷代中國人最珍視的格言和國難當頭時的怒吼與最慷慨悲歌的誓詞了。

歷史上的仁人志士，都把國家的統一、「領土」的完整當作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鞠躬盡瘁，馬革裹屍。特別是在國家被欺辱和長久分裂之後，這種「大一統」的理想尤為激昂，對國家政治命運的關心尤為強烈，對尋求國家興旺發達的途徑尤為執著。

從某種意義上講，從先秦時代起，雖然「大一統」的概念就基本確定，但其內容不單單是實現國家的統一問題，還包括政治清明、社會安定和經濟繁榮等諸多方面。

因此，人們對歷史人物的評價，也往往以其在祖國統一過程中的作用來作為最高的評判標準。

抗擊匈奴的霍去病，一生四戰匈奴，開拓了河西走廊，戰功赫赫。雖然他一生短暫，死時年僅23歲，但他留下了激動人心的千古名句：「匈奴未滅，何以家為？」至今聽來，猶叫人熱血沸騰。讀史至此，你不能不為這位民族的精英獻上最美的頌詞。

東晉的祖逖，力主北伐，收復失地，完成統一。他多次大敗石勒軍，盡復黃河以南全部失地。但東晉王朝的統治者司馬睿和王導，把一生的精力，都用在了致力於調和南北士族的矛盾上。至於北伐收復失地，往往置若罔聞，為此祖逖憂憤而死。人們在為祖逖惋惜的同時，也對司馬睿與王導二人嗤之以鼻。

與此類似的是宋武帝劉裕，「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裏如虎」，他成功地阻止了北魏的擴張，奪取了北方廣大地域以及長安、洛陽兩大古都，統一中國的曙光馬上就要出現了。但是，劉裕卻沒有乘勝追擊，而是一心一意想著篡位。劉裕的北伐，只是為了自己代晉自立獵取聲望而已。劉裕遂成為千百年以來人們所腹誹不斷的人物。

而南北朝時期有志於統一中國的前秦皇帝苻堅，雖然在淝水之戰中失敗，在撤軍途中又被部將所殺，但作為失敗的英雄依然博得後世的尊重和欽佩。其原因就在於他把追求國家的統一、結束分裂局面當作自己畢生的理想。

其他如後周世宗柴榮、宋太祖趙匡胤這些追求「大一統」而未能成功的人，也同樣得到了人們的肯定，贏得了人們的口碑。因為他們心懷「大一統」的信念，並勇敢地去實踐這種理想，只是因為種種原因，或出師未捷身先死，或時不我與，最後沒有成功，仍然能得到人們的尊重，因為他們都曾在實現大一統的過程中嘗試過、付出過。

對完成了大一統的帝王或開疆拓土的帝王，如秦始皇、漢高祖、漢武帝、隋文帝、唐太祖、元世祖、明成祖和清聖祖等，無不被視為中華民族的千古英雄，史書也不吝譽詞。相反，對於那些阻擾、破壞和不積極推動「大一統」步伐的人物，歷史都會給予無情的鞭撻，將其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似乎也不能泄其憤。這方面典型的歷史事例，如南宋高宗趙構與秦檜，秦檜以「莫須有」的罪名殺害了力主北伐、收復中原的抗金名將嶽飛，阻擾國家的統一，成為千古罪人，被歷史唾駡。而畢生推動統一的嶽飛，因此被冠以民族英雄，受到萬古敬仰；還有鄭成功與鄭經父子，鄭成功抗清復明，順應時勢，雖敗猶榮，仍被贊為民族英雄。而鄭經在國家統一的大趨勢下，昧於時事，企圖「於版圖疆域之外別立乾坤」，走分裂之路，因而成為欺祖叛國的罪人。由對鄭氏父子兩人的不同評價，可看清中國的「 大一統」觀念在國人心中的地位。民族的大義，就是稱量個人道德與品格的衡器，任何人含糊不得。

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儘管史學界對中國歷史進程中的分裂與統一的時間及其標準還存在較大的分歧，但普遍的共識卻是：統一始終是中國歷史的發展主流，即使是在割據分裂的狀態下，如南北朝、宋遼金等，民心也是渴望統一的。中華民族大一統的理念從來就不曾泯滅過，華夏文化認同和共主中原成為分裂時期追求大一統的不變理念。當年楊堅之所以能很快結束南北朝的分裂局面，除了他的英武、陳朝的腐敗外，統一實乃大勢所趨。晉朝郭璞曾經有過預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這信念就像一股強心劑，使隋軍文武，皆懷必克之信心，江河兩岸，百姓翹首以待。

這就是儒家文化的韌性和魅力，它深刻地影響著中國人的思維模式，有學者稱中國兩千多年大一統思想的最大遺產就是中國人崇尚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社會安定的精神，它構成中華民族文化的內核和靈魂。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認為：就中國人來說，幾千年來，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億萬民眾，從政治文化上團結起來。他們顯示出這種在政治、文化上統一的本領，具有無與倫比的成功經驗。

中國五千年歷史文化的深厚積澱，形成了中華民族共同的民族心理基礎和強國意識，它具有強烈的文化認同和歸屬感，也由此促成了中華民族長期以來形散而神不散的大融合的格局與氣派。深厚的中國歷史文化，成為維繫國家統一和中華民族繁榮昌盛的精神紐帶。

中華民族追求大一統的歷史，就是中華民族不斷融合、共同發展的歷史，就是中華民族的親和力、向心力、聚合力不斷增強的歷史。尤其是在近代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情況下，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和紐帶作用得到了進一步的提升和充分的發揮，經受住了考驗。中華民族終於以自強不息的精神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並以強國的姿態、強烈的憂患意識和巨人般邁向未來的步伐贏得世界的尊敬。

三　再鑄輝煌

大一統之後，往往伴隨著盛世的出現。

中國傳統社會幾個著名的盛世，如西漢的「文景之治」、東漢的「光武中興」、隋朝的「開皇之治」、唐朝的「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明朝的「永宣之治」和清朝的「康乾盛世」等，無一不是在版圖確定的前提下出現的。因此，歷史的經驗表明，國家的統一是實現民族富強、經濟繁榮的保障。

傳統中的盛世大多集中出現在某個統一王朝建立的初期或前期。這是因為，新王朝的建立者目睹或參與了推翻舊王朝的戰爭，痛感民力不可欺，民心不可違，如劉邦、劉秀、李世民、朱元璋和玄燁等，因此，他們在充分吸取前朝覆亡教訓的基礎上，及時地調整政策，革新政令，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因而使社會經濟很快得以恢復和發展，終達于盛世。

我們知道，所謂的「盛世」，就是國家從大亂走向大治，在較長時間內保持政治穩定、經濟繁榮的時期。那麼人們為什麼不把社會安定，人口眾多，國富民足，經濟領先于世界，文化發達的宋朝也稱之為盛世呢？顯然，在中國人的心目中，盛世還有其他的標準。中國人的盛世情懷，不但表現在文治方面，還表現在武功方面。文治武功，是盛世的雙翼，缺一都會失重。宋朝富而不強，一個龐大的經濟巨人，外患不除，苟且隱忍，沖淡了國人的自信與豪情。因此，也可以說沒有強大的國防，就不可能出現盛世。

國泰則民安。漢朝文景二帝和隋唐時期針對邊地敵對政權制定了適當的政策，明成祖六掃虜庭、鄭和下南洋、平定安南之亂等，以及康乾二部在平定邊地叛亂和外敵入侵方面都體現了強勁的國防實力。中華民族長期以來形成的對尚武精神的鼓勵和對武備的重視和整飭，不但能有效地維護國家的統一、邊疆的安全和社會的穩定，也會使得國家興盛的局面得以長久保持。

同時，我們還需要清醒地認識到，盛世締造不易，卻失之簡單。文景之治後，漢武帝窮兵黷武，國力漸衰，「開元盛世」之餘便是「安史之亂」，「永宣之治」不過十餘年後，便有「土木之變」的爆發，而清朝統治者還陶醉在康乾盛世的美夢裏便被西方的堅船利炮打得無所適從。

中國從鴉片戰爭以後，聞戰必懼，鮮有勝仗，不僅對自己的命運產生了懷疑，民族的自信心也大為受挫。近代大半個世紀裏，多少仁人志士前赴後繼去尋找救國救民之路，經歷各種文化思想啟蒙運動和五四新思潮的洗禮，形成了一種全新的五四新文化。它在喚醒民族意識的同時，也激起了潛藏已久的民族血性。如果說，抗日戰爭的勝利是取得了民族獨立的話，那麼，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則奠定了中國的大國地位。它所激發出的中華民族的自尊、自信和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是凝聚民族之魂，推動中華民族走向復興的巨大動力，是中華民族重新崛起走向繁榮富強的里程碑。政治清明，經濟騰飛，社會穩定，文化繁榮，國防強大，中華崛起指日可待！

《帝國的崛起——中國20王朝崛起真相解密》一書，解析了我國古代20個王朝崛起的歷程，敍述和分析了中國幾千年來王朝興起的深層原因以及統治者個人的素質對王朝興衰的潛在影響，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旁徵博引；對重大歷史事件有關問題的判斷和評價，也持論公正，不無道理。對中華民族的千年歷史進行反思，目的在於培養中國人持久的愛國心和強國意識。因為只有愛國之心才有歷史的歸屬感，文化的歸屬感。因此，我們不能認為歷史與自己無關。柯林武德說：「歷史就是思想史，史學所要發見的物件，並不是單純的時間，而是其中所表現的思想。」對於歷史的永恆期待和對未來光榮與夢想的追求，是提高我們基本史學素養的動力與途徑，也是建構文明與道德的基石。遙遠的文明是如此深刻地影響我們的思維方式，為了傳遞這種溫暖，我們需要一個好的歷史讀本，來大力提倡一種生活化的歷史閱讀和歷史閱讀的生活化。

與楊府先生結緣是因為幾年前《天朝落日：中國二十王朝覆亡全景》的編纂，在交往中瞭解到他是一位勤奮刻苦的學者型作家，對中國傳統歷史文化、特別是宮廷史情有獨鐘。楊先生既有很高的文學造詣，又有豐厚的歷史積累，他很注意文章的佈局謀篇，對多種資料的選擇和翦裁匠心獨運，或文或史，不拘形式。《帝國的崛起——中國20王朝崛起真相解密》一書，可以看作是《天朝落日》一書的延伸閱讀。全書語言優美流暢，富有激情，相信熱愛文史的讀者一定會從中有不少啟迪和收穫的。

（彭勇 歷史學博士 中央民族大學副教授 《天朝落日》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