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中國大陸晚清政局的全面重現和極端發展

一　　中共十年經改的動因與理論、步驟與內容、成效與困境

第一、中共十年經改的動因和理論

一、動因

　　自一九四九年中共于大陸建立政權至一九七六年毛澤東死，前後二十八年，雖然既無外患更無內憂，“人人山呼萬歲，個個俯首聽命，一派太平局面”，但是，由現代共產革命和傳統農民造反之雙重勢力，所建立的專制復辟統治，所架構的現代極權制度，所必然要表現出來的種種敗症，卻造就了“血雨腥風數十年，塗炭生靈上億萬”這樣一個空前悲慘的歷史局面。是故，毛澤東死後，廣大農村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貧下中農們，終於迭起偷糧、盜糧和搶糧的風潮，驚心而動魄。01 社會秩序亦由文革開始後的動盪不安，走向了公開反抗與變相反抗的不斷發生。社會各種刑事犯罪不僅持續暴起而不衰，至一九七六年，青少年犯罪比例已經占全社會犯罪比例的百分之四十一。02 特別是曾經遭遇過種種冤假錯案的人們及其親人，未死者渴望平反，已死者陰魂不散。廣大倍受蹂躪和殘害的知識份子，即“臭老九”們，更是長哭當歌，痛定思恨，終於萌發了對“民主與科學”的重新反思和追求之心。北京西單牆上，一幅希特勒握著毛澤東的手說“兄弟，你比我幹得更好”的漫畫，已經尖銳地表現了人民對於毛澤東和中共二十餘年種種倒行逆施的極端憤恨和沉痛思考。中國大陸人民再也不能忍受“鐵幕遮掩下的殘酷統治和信仰支撐下的貧困生活”了。一曲“大幹部送上門、中層幹部開後門、小幹部亂找人、老百姓罵出門”的民間歌謠，實已唱出了人民無限不滿與痛苦的心聲。

　　毛澤東死後的中共及其專制政權，雖然面臨著這樣一個一觸即發的社會局面，然而，華國鋒卻要在“兩個凡是”的信條下“按既定方針辦”，繼續執行沒有毛澤東的毛澤東路線。於是，因十年內訌而成為階下囚的中共部分黨人，終於在“保證永不翻案”的鄧小平率領下，為從頭收拾“紅山河”，為挽狂瀾於既倒，為製造毛後中共專制復辟的“中興”局面，為追求中共的“長治久安”，乃接過“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理論武器，號召“思想解放”，以對毛澤東晚年的思想行為論是非，甚至公然批判毛澤東晚年的錯誤，由是而推倒了“兩個凡是”。同時，以平反七六年四五天安門事件和平反冤假錯案來收拾人心，以所謂撥亂反正來推倒文革，以提倡回到“科學的毛澤東思想體系裏面去”來歸複文革前中共正宗專制統治，以高喊“振興中華、實現四個現代化和號召國人向前看”來重新激勵人心，從而拉開了中共十年改革的序幕。

二、理論

　　首先，據實而論，中共十年改革並無理論可言。這是因為，中共在十年改革中，始終固守四個堅持，堅守教政合一的極權政治體制，不斷強化正在被迫削弱下去的專制思想統治。因而，作為中共政權思想基礎的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不僅仍處於獨尊地位，起碼在表面上和形式上，沒有人敢公開反對。這就為改革在理論上圈下了一塊不容逾越的思想禁區。任何人衝撞不得。其次，蓋因馬列毛只有“革命”理論，即殺人奪權和殺人固權的理論，向無改革的理論，所以，中共的改革，也就不可能在馬列毛思想的指導下進行之。相反，所謂改革，若要依據馬列毛的理論來進行分析，就純屬“反其道而行之”。因此，一向誇口擁有“光輝革命理論”的中共，既不能“掛狗頭、賣狗肉”，便只好“掛羊頭、賣狗肉”了。也就是馬列毛思想照掛，背叛馬列毛的改革照幹。這雖是人人心知肚明的事情，也是除掉中共“昏糊老朽、惡棍左王”以外者所樂於暫時執行的。但是，畢竟“掛羊頭、賣狗肉”的勾當，不是正大光明的勾當，因此，實際上的狗肉買賣，就非但不能過份，尤其是掛羊頭的把戲，就更不能叫人公開戳穿。更何況中共內部的左派，即要維護馬、列、毛思想正宗的頑固派們，又時時要“聞腥而作亂”。再加上改革者本人，雖有改革救黨之念，卻無變革專制之心。特別是他們為了維護中共一黨專制統治的合法性與合理性，又非馬、列、毛這張畫皮不可。

　　這樣說，並非指中共十年改革毫無“理論”可言。與中共慣用的“口號”式革命理論一樣，由鄧小平所建立的所謂改革理論，亦常常是以“口號”代替”理論”。這就既省略了理論本身所必須的科學性，又易於“標明立場、雷厲風行”。如果說，鄧小平於十年改革中尚有什麼循序漸進的“理論”即口號的話，那就是﹕

　　其一、以“振興中華，實現四個現代化和向前看”為口號，既要求消彌黨內分歧，又希望消彌人民仇恨，於不堪回首之中，試圖號召黨人和民眾引項向前，為用改革創造中共長治、人民久安的新一輪專制統治局面而勉為其難。

　　其二、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為理論旗號。但批毛不批党，否文革不否定十七年，一心想歸複中共文革前十七年的正宗專制統治。

　　其三、提出所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將已經進行了三十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仍然放回到沒有高級階段的初級階段去。既對前三十年的一切罪惡包禍容過，又為改革的過失開脫罪責。這算是鄧小平的一個“前後皆得和左右逢源”的“理論”。

　　其四、大言“改革是前人所沒有做過的事情”，因而提出“只能摸著石頭過河”。這個“過河論”是在一九八五年後，當改革迅疾滑坡，人心黨心不滿，面對黨內黨外種種指責之時，由鄧小平提出來作“自我辯護”的理論。這個在一個相當時期內被當作重大改革理論的“理論”，一是證明中共黨人無知，並敢以無知欺天下人，將古今中外一切有聲有色有血有淚的改革，歸為烏有。二是將這一場改革的真情和實景，無可奈何地表現得淋漓盡致。“過河論”一出籠，立即引起廣大人民群眾的極端不滿。在廣大民間，人民便常常用“十二億人憑什麼都要跟著你摸著石頭過河”的話，來嘲笑之、批駁之和反對之。這句話在人民渴望真正改革的心理追求上，撒下了無邊的陰影。說它是人民在理性上認識與看破中共所謂改革的開始，亦不為過。

　　其五、高喊“長治久安”。即“中共長治，人民久安”。此語不僅凸顯了晚清慈禧和今日中共所一心相與的共同政治願望，更將中共要借改革以預防革命和苟延專制統治的全部企圖暴露無遺。

　　其六、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理論。如果說十年改革伊始，當局部恢復個體經營已經造成部分個體經營者不正常的劇然成富，甚至造成朝野上下物議洶洶之時，鄧小平說出這樣一句話來，意在保護剛剛推開的經濟改革勢頭，以平衡社會心理，亦未必大錯，那麼，一九八五年，當中共高幹子弟弄權經商已經造成官倒橫行、權門暴富之時，鄧小平的這一句話和他對這一句話所加的補充與解釋，即“既然能夠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為什麼我們的子弟就不能先富起來”，也就在中共拒不進行政治改革的前提下，既迅疾造成了中共經濟改革的巨大混亂和民心的極大不滿，又造成了中共官場貪污腐敗的肆意橫行，更暴露了“中共專制統治者們”的無限貪婪精神，從而為他們所一心相與的“長治久安”願望，製造了黨基崩潰的無窮危險。

　　如果說“振興中華、實現四個現代化和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等“理論”，尚為撥亂反正與推動經濟改革，起到了思想發動作用的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語，尚可視作中共為自己以往的罪惡“遮羞、彌過”的話；其餘一切所謂理論，不僅均不是指導和引導改革的理論，而且在實際上都為凸顯這一場改革意在維護專制統治和專制制度的本質，和促使這一場改革的迅疾滑坡直至失敗，起到了彰明較著的作用。這既是中共十年改革的本質體現，更為中共借改革以自救的目的所使然。

第二、中共十年經改的步驟和內容、成效與困境

　　中共的十年經濟改革，基本上可分為“以撥亂反正為先導，以農村改革為開篇，以城市經濟改革為主題，以引進外資、實行合資、允許獨資為手段”四個方面。

　　一、所謂以撥亂反正為先導，即指部分地恢復為中共文革和文革前十七年所毀掉的一切社會正常存在。具體地說，一是恢復原有的黨政系統及其建制，恢復下放幹部和插隊知識青年回城工作和待業的權力，恢復被廢止了十年的高等學校考試制度，恢復一九四九年前向西方派遣留學生的制度。二是先黨人後群眾地為文革和前十七年的部分冤假錯案平反，直至為地富摘帽和為右派改正。意在收拾人心和恢復社會秩序。

　　二、所謂以農村改革為開篇，即指在少數省區農村自發包產到戶的形勢下，被迫恢復一九六零年曾被劉少奇肯定和保護過的“三自一包”救命政策。並在此基礎上，廢除人民公社制度，將農民的農產品生產權、農產品經營權和基本人身權力部分地歸還給農民，初步地將農奴複歸為農民，逐步地推行包產單幹。從而，在短暫的時期內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起到了恢復農民傳統的小生產以救社會主義的命這樣一個作用。

　　有必要說明的是，農村改革之所以能夠在短暫的時間內獲得相當的成就，並因之而奠於了八十年代整個經濟改革的基礎，蓋因農村改革已經超出經濟改革的範疇，具有明顯的政治改革內涵。雖然它不是向前改，而是向後改。但是，它畢竟將中共在中國大陸農村所長期製造的歷史性倒退，進行了撥亂反正，使中共一手架構的共產農奴制度開始瓦解。但是，一九八四年中共對農村改革政策調整的失敗，以及由接踵而來的“雙軌制”所造成的，農業生產資料的暴漲、賣糧難、和“打白條子”03 等一系列問題的出現，遂使農村改革迅速出現“嚴重滑坡”。中國大陸農村短暫的好年頭和好景象，就此江河日下，不復再來。新的農村社會危機卻由是而生。

　　三、所謂以城市經濟改革為主題。農村改革固然能夠起到穩定社會與政權的作用，但作為現代社會經濟命脈所在，和造就了現代社會經濟發展的主體，卻是城市。但也正因為城市集政治、經濟、文化於一體，所以它的改革，才既不可能象農村那樣，只需“分田單幹”，解散人民公社，即走“回頭路”，便能夠收到改革的“奇效”。更何況由中共所建構的專制權力經濟，乃是對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的直接制約和嚴重制約。因而，只要党權不放，政權不讓，專制權力經濟的基本形態沒有改變，其城市經濟改革也就不可能獲得成功。一九八九年前城市經濟改革的一再失敗，就已經證明了上述理由的正確。但是，在中共十年改革中，城市經濟改革還是在一定範圍內和一定程度上獲得了一些治表不治裏的成績。它具體表現在﹕

　　其一、與在農村恢復傳統農民的小生產一樣，恢復了傳統型的城市個體經營，實際上就是恢復了小商小販在流通領域裏的數千年歷史性存在。但是，這個恢復，卻溝通了城鄉與民間的物資交流，開拓了城市閒散人員就業的機會，造成了個體經營這個傳統的社會正常構成，在中共專制統治下的再生和崛起。

　　其二、在局部恢復個體經營的基礎上，允許“個體經營”的限制性發展。將小商小販小個體戶在流通領域和小生產領域，發展成了擁有一定經營資金和一定經營範圍的新型資產者，從而恢復了一定限度內的私人雇傭勞動。在沿海省份，這種個體經營在規模上發展較大，重新造就了一定數量的家庭式手工作坊的出現，使得當代中國的民間工業，再度呈現出了宋末明初自由手工業初萌期的歷史景象。

　　其三、恢復、建立和發展鄉鎮企業，使之成為地方工業的補充者與鄉鎮經濟的主體。好處是活躍了城鄉小商品市場，發展了鄉鎮經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鄉鎮及農村生活的水準；壞處是使中共鄉鎮基層政權有了揮霍的“小金庫”，造成農村腐敗橫生。因為鄉鎮企業直屬鄉鎮黨、政兩權領導人，由是，鄉鎮企業的負責人，便在改革中迅速成為有權有錢者，農民對他們的普遍怨恨亦由是而得以迅速擴張。

　　其四、仿傚清政府於經濟改革中建立上海經濟特區和開放通商口岸的辦法，延承毛澤東“抓典型”的一貫手法，在維繫中共黨政兩權專制政體的前提下，建立深圳、珠海兩個經濟特區，仿傚“資本主義”的經濟管理和經營模式，意在使它們成為一個紅色的資本主義世界。若就現實的政治經濟狀態而言，它們不過是中共專制權力控制下的官倒、官商和一切不正常經營的中心和發源地，被中國民間稱作“第一和第二官倒中心”，是中共改革腐敗和腐敗改革的象徵地。若借歷史的前證相比，它又酷似清政府的上海經濟特區，卻又遠不及晚清的上海。因為晚清的上海只有政權，沒有党權即教權；確有資本主義，即有自由主義經濟的真發展，而無專制權力經濟的主體控制。加之舊上海雖然是帝國主義冒險家的樂園，新特區卻是中共權貴及其子弟發財致富的溫柔鄉。雖然它所呈現的繁榮和繁華尚遠不能與當年的上海相比。再者，中共建立深圳、珠海經濟特區的目的，固然是為了抓典型、樹樣板，但是，即便是鄧小平於一九九一年發表南巡講話時，極力鼓吹深圳、珠海經驗，卻又絕不敢向內地推廣。無非是不能將中國大陸廣闊的土地都變成“紅色資本主義”世界罷了。誠如中國大陸民間有言，“所謂特區，乃中共特權地區之所謂也。”

　　其五、所謂提出城市經濟改革，建立市場經濟，實行“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並行的雙軌制”。這三個提出，前兩個固為形勢所迫而不得不為，在理論上也屬於真改革，但是，中共的專制權力經濟結構，卻只能使它們成為空談。因為，當作為城市經濟改革重心的“向市場經濟轉型”，一旦受控於專制權力之下，則以自由競爭為前提和本質的市場經濟發展，就只有死路一條了。至於第三個理論，中共一則允許實行，二則樂於實行。因為它一是在理論上並未全部否定專制權力經濟，二是在實際上使有權力的專制統治者們擴大了賺錢的特權。因為由權力以平價買進計畫商品，再用權力將計畫商品以高價賣入無計畫的市場，便會僅僅因為權力這根杠杆的作用，而在流通領域的轉瞬和轉手之間，就能獲得驚人的“利潤”。這是中共官倒、權倒爆發的巨大歷史契機，也是中共權力階層暴富的絕好“商業”手段。自然，更是中共改革隨之迅疾滑坡，和由改革所招致、所擴大的各種社會敗症交相併發的主要根由之一。一九八九年前，中共的城市經濟改革更由此而歸於失敗。

　　其六、所謂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于企業疏離党權，擴大企業的經營自主權。可以說，這是中共城市經濟改革唯露改革容顏之處。但是，由於專制權力經濟的頑固性，即党權、政權對於經濟領域生產權和經營權的不肯真讓和不肯真放，而只能收效甚微，甚至一再出現反復。如雖然局改公司，公司卻既設黨委，又有被規定的行政級別，是故，企業界的党權和政權也就成為假讓和假放；若再加上企業內部的党權和廠長權，又一直在隨著中共層層權力鬥爭的起落而相消長，是故，被鬆綁的廠長既不能“松心”，也就談不上真正的“鬆綁”。特別是“冷風”一來，黨中的改革派一遭難，廠長們就會被黨委書記們名以各種經濟問題、生活問題而投在明槍暗箭之下，直至紛紛落馬。十年改革中，這種倒楣的廠長無以數計。其中銜冤之深者早已令全國人民震驚不已。

　　四、所謂以引進外資、實行合資和允許獨資為手段。

　　中共北京政權建立伊始，即實行了閉關自鎖的政策。換言之，即中共在這個世界上已經棄絕交遊久矣。毛死後，鄧小平發動改革，本質既在自救，對內便要暫時 “與民讓步”，對外便要放棄僵死的社會主義立場。如是，鄧小平也就不得不在防止和反對資產階級思想文化的前提下，逐步地開始了引進外資、實行合資和允許獨資的新經濟政策。這一改革大計，雖是清政府老早就做過的，並也曾卓有成效，但在中共卻是石破天驚，更被他們自己認作“史無前例”。再加上中國市場既大，勞動力又低賤到了不能再低賤的地步，加之早期的官場因眼界剛開，口胃不大，甚至只需要一瓶洋酒、一台彩電就可以使外資引進，合資簽訂，獨資有望。如是，也就吸引了海外形形色色的投資者，包括先到的港商，後來的洋商和最後趕來的台商，從而造成了一派轟轟烈烈的投資、合資及獨資的經濟改革景象。這個景象，在促成中共八十年代的經濟自救上自然功不可沒；這一景象，在導致中國官場腐敗的迅速加深上，更是功勳卓著；這一景象，對屢經危難的中共經濟之一再輸血，則在相當程度上和在相當多的次數上，起到了維繫中共專制統治的巨大作用；這一景象，又為中國大陸人民放開眼睛看世界，從而愈來愈催動起他們對於民主改革的渴求，直至形成他們對中共經改的本質認識和深刻認識，就更是“患莫大矣”。因此，投資、合資和獨資的風氣及規模，也就伴隨著中共改革風雲的變幻，改革派和頑固派權力的相消長，經濟發展的禍福不定，中共專制統治危機的或隱或現，而時漲時落。更在一九九一年之後，為中共層層統治集團中人紛紛借投資、獨資和合資舉外債，變私款，轉放海外為其子孫留後路，提供了絕好的手段和管道。據北美《世界日報》報導，一九九四年，海外對中國大陸投資總數，即為中共轉放海外之個人財富總數的驚人消息，實在使一切真正愛國的華僑頓生扼腕切齒之痛。

　　誠然，與農村改革的成就相比，姍姍來遲的城市經濟改革，由於政治改革的決然不行，才一方面造成了城市經濟改革的不改不動和改而難動，一方面又因城市經濟改革伊始，就立即推行了“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雙軌制”，才造成改革尚未見效，腐敗已經橫流，一場城市經濟改革幾乎完全成了“官倒與腐敗”的代名詞。它不單在社會風氣上轉瞬即造成了“一切向錢看”的腐朽風氣，而且在社會心理上更是增強了嚴重的社會不公感覺。其在權錢關係上，一是使社會權力意識在改革的年代反而有強無弱，二是使權錢交易成了敗壞一切社會公德的禍水。

　　在中共十年經濟改革中，除掉創造了一片表面繁榮和虛假繁榮以外，個體經營的發展應算是城市經濟改革的一項重大成就。這個重大成就，一方面證明了在所謂社會主義條件下，個體經營只有被迫走與封建官場及專制權力相結合的道路，才能獲得生存和發展，從而使得民族自由經濟在其再生伊始，就走向了非自由發展的歧途。一九八七年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發表並出版的長篇小說《癡漢》一書，就對此作出了十分生動和準確的文學概括。另一方面它又在實際上為增加中共財稅收入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以安徽省為例，一九八九年個體戶的稅收已達全年財政收入的近半數，一九九一年則達到當年財政收入的一半以上。這對於撐持中共江河日下的經濟，實在是功莫大焉。所以，一九八九年以後曾一心想使個體戶們傾家蕩產的“江核心”，04 也不得不在二度改革中容忍個體戶們繼續發財致富，並絕不容許它們退隱家園，否則便以凍結、甚至沒收銀行存款相刁難。由是，中共雖因“民族資產階級”的再生與發展而寢食難安，然而，真要下決心掐死這個新生的“畸形民族資產者階級”，其經濟便會立即陷入不能維持的境地。因而，由這個“畸形民族資產者階級”給中共在政治上帶來的擔憂和在經濟上帶來的好處 —— 不論是于公還是於私，均已使中共處於進退維谷和莫衷一是的困苦境地。“左王”們指責“個體戶發展已經宣佈社會主義失敗”一類的話，和他們所一再發出的“中國就要形成為資產者階級的個體戶將必然要在政治上有所要求、並要尋找代理人”的警告，無非表現了他們對“山河就要變色”的心慌意亂罷了。05

二　　中共十年改革的範圍、禁區、死區、後果及專制改良本質
第一、中共十年改革的範圍

　　中共十年改革除掉曾在農村改革中解散人民公社、即解放共產農奴，乃具有政治改革的意義以外，其他任何改革，特別是城市改革，均被限定在經濟改革的明確範圍之內。即只准許經濟改革，而不准許政治改革。或曰只有政治改革的空喊，而絕無政治改革的實踐。

第二、中共十年改革的禁區

　　因中共只空言政治改革，而絕不進行政治改革，因此，向被中共視為第一和掛帥的“政治”，便天經地義地成了改革的真正禁區。尤其是它的“四個堅持”和“抓兩手”，即在四個堅持之下，一手抓經濟改革，一手抓思想文化領域裏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在實際上不但不會促成改革的深化，竟又在政治改革的禁區之外，增添了一個新的禁區，就是不准在思想文化領域進行改革。由是，思想文化領域裏新的整肅運動也就彼伏而此起。從一九七八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倡“思想解放”以來，一九八零年就因文學界被視為“越軌”，而由中共挑起了一場“歌德還是缺德”的爭論，06 即“是歌社會主義德、還是缺社會主義德”的爭論，企圖再度用政治的力量來排斥和否定剛剛觸及、表現和批判了當代社會現實的文學作品。一九八一年春天在北京召開的“劇本座談會”，又借批判電影“苦戀”，向文化界發出了正式的警告。一九八三年秋冬之際，終於爆發了為期二十七天的“流產文革”，即來勢洶洶的“反對精神污染”和“反對西化”的運動。一九八四年全國作家代表大會雖然是文學界對“反對精神污染”這一流產文革的“出氣”，一九八六年爆發在全國各地要求政治改革、要求言論自由和要求反對官倒腐敗的學生運動，就更是表達了人民要求政治變革的政治要求。但是，一九八七年初中共發動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無疑暴露了中共絕不會改革政治，更不會將專制政治改革成為民主政治的本相。之後，因中共最高統治集團內部權力衝突的暫時傾斜，曾又一次造成了短暫的寬鬆環境，即造就了一九八八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敢言”會風，致使一時間要求政治改革和要求反腐敗、反官倒的呼聲響遍全國。但一九八八年深秋，全國第五次 “文代會”“不准串連和不准胡說”的陰冷沉寂會風，終於預示著一場更大政治寒流的到來。可以說，除掉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後，鄧小平為否定文革和撥亂反正而不得不一度高喊過“思想解放”，即要求“解放到科學的毛澤東思想體系裏面去”以外，此後，在思想領域，非但再也沒有提倡過任何的思想解放運動，卻反而有計劃、有組織地一再遏止人民的思想解放，一再撲殺人民的任何“異於”思想，力求歸複馬、列、毛正宗，特別是對新聞自由的絕不鬆口，集會結社的絕不允許，人民辦報辦刊的絕不給予，從而在十年改革中，使得思想文化領域裏的改革亦與政治改革一樣被視作禁區，不能越雷池一步。這既是文學藝術的發展僅僅在幾聲呐喊和幾篇“傷痕”之後，便開始遭受重重打擊、限制、並被迫迅速走向種種歧途的原因，也是伴隨著經濟改革的發生、發展、滑坡和惡化的政治改革高喊，更無從兌現的根由所在。

第三、中共改革的死區

　　中共之所以在十年經濟改革中設立了以上禁區，根子，是在中共党權的不能放手和不能放鬆。而党權的不能放手和不能放鬆，不僅形成了中共十年改革的一個真正死區，而且正因為存在著這樣一個死區，才造成了其他方面改革的困境、禁區和難題。特別是政治改革的無以進行。

　　十年改革中，人事制度的改革喊得最早，但迄今“党管人事”的制度卻無分毫改動。十年改革中，“黨政分家”的呼聲可謂最高，但至今黨政豈但不分，甚至連對人大和政協都已經進一步強化了共產黨的專制。十年改革中，党權、政權對於企業、事業的管理權和控制權，雖然一再地遭到了人民的物議與不滿，但其堅決不改和堅決不放，只能令人扼腕。著名共產黨演員趙丹臨死前就曾滿懷沉痛與憤懣地指斥說﹕“既然號稱百萬大軍的文藝界，每一個單位和團體都有那麼多的黨員，又為什麼非要派那些外行的黨員來領導我們不可？”他的話，雖然震聾發聵，發人深省，但是，一九八九年之後，中共在全國各級文聯及所屬各協會，以大派黨棍來代替黨員作家藝術家擔任黨政領導的倒行逆施，已經證明了中共的用心何在。

第四、中共十年改革的後果

　　一、經濟、政治等方面的正面效應。相對於毛澤東和中共二十六年無法無天的殘暴統治而言，由鄧小平和中共所推行的改革，確實在一定程度上、一定範圍內和一定時期中，達到了用改良的方法以與民讓步、與民休息和與國發展的成效，從而使得中共的專制統治得以短暫的中興。用胡耀邦的話來說，就是“中共這一艘早已在下沉的大船總算沒有沉沒”。07

　　二、專制極權統治的相對削弱。中共十年“掛羊頭、賣狗肉”式的專制改良，終於使得在前三十年中嚐足了“社會主義苦”的人民，包括中共自身的許多党人和官僚，對所謂社會主義信念和共產主義信仰均產生了根本的動搖。人民不僅已經在感性和感情上，而且已經從理性和理論上，走向了對所謂社會主義道路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否定和拋棄。在官場，則迅速演化成為將堅持馬、列、毛正宗思想，變成了假戲真唱和真戲假唱。有時則乾脆成為對上交差、對下作態、上下互相欺騙、卻又都是心心相知的政治過場戲。中共中央屢屢指責其各級黨政官員“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原因，蓋源於此。

　　三、官場腐敗的迅速升級和擴張。雖然在文革前十七年和文革初期，毛澤東和他的高級黨政官僚們在生活上已經腐化墮落不堪，但是，一方面因被遮掩在鐵幕之內，另一方面，亦因“革命”一詞猶如一把無形的“法術”之劍，被中共最高統治集團高懸在中低級幹部和造反派的頭頂之上，使之不敢公然的腐化與腐敗。但是，至文革中、後期，特別是林彪事件之後，因毛澤東以革命名義整殺“功臣”的倒行逆施，已為廣大黨人和民眾所識破，“革命的法術之劍”既隨之消失，中共各級權力集團的腐敗和腐化也就得以大大地傳承和加速。再加上“革命”不僅使得人民越來越窮，“革命”亦同樣使得中共的大多數下層幹部，非但在政治上朝不保夕，而且生活清苦，心自難甘。於是，腐敗和腐化遂蔚然成風。前文所述，“大幹部送上門、中層幹部開後門、小幹部亂找人、老百姓罵出門”的民謠，便是文革中後期腐敗社會局面的真實寫照。毛澤東死後，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伊始，一方面，曾在十年內訌中失去了天堂的所有黨政官僚，為重新得到一切和佔有一切而倍顯貪婪；另一方面，清苦了半輩子的中小“革命家”們，因早已看透了人生，看穿了“革命”，因而“改革”雖難全真，“開放”卻全然不假。於是，“有權就有一切，無權就一切都沒有”的口頭禪，幾乎成為他們心領神會的座右銘，激發得人人為餐餐頓頓酒肉穿腸過，為在考察名義下出國觀賞資本主義，為升官晉級而公然用公款行賄索賄，為安排子女後人的移民海外而一心斂財和瘋狂佔有，為嚐盡人生的豔樂而酒色不衰，竟能夠將整個官場與社會鬧得腐敗橫行，烏煙瘴氣。特別是一九八五年後中共層層高官及其子弟們的弄權經商，大搞官倒、權倒，就更是將這一片腐敗之氣，變成了合情、甚至合法的腐爛之風。中共正是用它的“改革”，才從“為革命抓權”，徹底地走向了“為革命抓權乃是為了為革命抓錢的嶄新歷史階段”。而由專制制度和由專制改良所製造的腐敗和腐爛，亦終於變成了中共及其專制統治的不治之症，成為中共大陸專制復辟政權的亡國之象。

　　四、社會兩極分化的迅疾形成及其發展的極端化

　　中共的公然腐敗與腐爛，不僅是對社會公有財富的瘋狂糟蹋，而且是對社會共有財富 —— 實際是人民財富的公然劫奪。這就必然要造成如下兩個可怕的結果，一是他們的富有化恰與社會的貧窮化成為正比，二是掌權者的公然腐敗和腐化，必然要造成整個社會腐敗、腐爛風氣的公行。就前者而言，據不完全統計，一九八九年中共官場用於公款吃喝的錢竟達數億人民幣以上。但一九八九年人大內部亦有資料統計，該年中國中部某省竟有百分之二十五的農民連肚子也吃不飽，而在某富裕省份的貧窮山區，農民連過年也吃不上一頓肉的景況竟比比皆是。這自然只能造成普通人民對 “吃喝玩樂都報銷”的中共党人官僚，懷抱強烈的不滿直至憤恨。就後者而論，則正是由前者才造成了整個社會心理的嚴重傾斜和社會公德的蕩然無存。流行在整個大陸社會的“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之類的憤恨貪婪之語，實已將今日大陸社會的不平心態和腐風惡氣表現得淋漓盡致。

　　五、政治改革呼聲迭起

　　如果說一九八四年前的農村改革和所謂城市經濟改革尚有成效的話，則一九八四年之後的形形色色改革，便立即開始呈現出種種雜亂無緒的現象。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共對於必須與之配套的政治改革，或曰作為經濟改革必要基楚的政治改革，非但遲遲不改，而且決然不改。一九八五年，鄧小平雖然在中共十三大上給予了政治改革的空洞許諾，中共黨內的政治改良“精英們”甚至已在草擬政治改革方案，08 但是，政治改革仍然只是空打雷，不下雨。歷史的事實是，自中共十三大到中共十五大，中共不僅無意進行政治改革，而且蓄意反對政治改革，並且在高喊政治改革中肆意擴張党權，強調四個堅持，特別是在人大和政協，思想界和理論界，教育界和文化界，其党權的擴張與強化，實已到了連“十七年”與文革都不曾達到的強度。如前所說，一九八九年之後，各級人大和政協均由中共各級党的主要負責人擔任其主要職務的事實；一九八九年之後，各級文藝工作者聯合會和各級作家協會均由中共各級宣傳部派出大批黨棍以再事“外行領導內行”的實例；一九八九年後，江澤民猶如高喊立憲時期的晚清監國攝政王載灃一樣，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一族（即上海幫）的全面倒退景象；只能說明中共為了鞏固其一黨專制的權力，已經連臉面也不能夠再顧了。而對於那些一再要求政治改革的普通民眾和知識份子，中共不是施以高壓，趕出海外，便是逮捕法辦，課以重刑，“六四”的血影依然深重地籠罩在我們的國土之上。

　　必須指出的是，中共雖然以上述種種手段達到了在實際上反對政治改革的目的，但是，政治改革的要求在中國大陸人民的心中卻非但沒有因此而消失，卻反而變得愈來愈強，愈來愈烈，並且終於演變成為要求社會徹底變革的思潮，在向著追求民主自由和反對中共專制統治的明確目標前進了。

　　六、民主運動的爆發

　　中共從允諾政治改革到反對政治改革直至強化專制政治的行徑，一方面保護了中共的權力及其特權階層的貪贓枉法與腐敗腐化，一方面使原來已經舉步維艱的經濟改革發生了嚴重的滑坡，一方面終於使人民對中共的所謂改革走完了“由期望到失望和由失望到否定”的歷史過程。一九八六年秋，即在中共十三大許諾實行政治改革一年之後，全國各大中城市終於爆發了學生運動。其聲勢與規模均為一九一九年之後所僅見。這一持續了一個月之久的全國性學生運動，雖然無領袖，無組織，亦無計畫與謀劃，更無黑手，但是，各地學生喊出來的卻都是﹕立即進行政治改革，反對官倒與腐敗，要求新聞言論出版自由。鄧小平和他的中共如臨大敵，不僅對人民呼喚政治改革的要求置之不理，對反官倒、反腐敗的呼聲充耳不聞，而且立即抓住學生運動要求新聞言論自由這一“嚴重把柄”，立即壓上了一頂“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大帽子，向著黨內外左右開弓，大打出手。由是，胡耀邦因被指責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保護傘，而在槍桿子的逼迫下待罪辭職；幾位被中共指為資產階級自由化代表人物的黨內知識份子，遂被開除黨籍；各地高校學生運動的發起人和組織者，分別受到了輕重不同的處分，嚴重參預者則被逮捕“法辦”。這一場旨在思想上進行整肅的政治運動，雖然如同八三年那一場二十七天的“流產文革”一樣，只能以流產為告終，但是，它從反面所聚斂起來的不平之聲與反抗之念，卻隨著中共經濟改革的迅疾滑坡和官倒腐敗的更加橫行無忌，而愈來愈表現出它必然要勃發的前景。一九八九年春天因“借題發揮”，即借胡耀邦之死而陡然爆發開來的學生運動，之所以能夠立即得到全國上下各階層人民的竭力支持與踴躍參加，並使之成為中國歷史上和世界範圍內空前壯闊的民主運動，只能說明自一九八七至一九八九年中共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各個領域的倒行逆施，特別是其間官倒和腐敗的橫行無忌，實在是起到了激怒整個社會情緒的巨大作用。

第五、中共改革的專制改良本質

　　由於中共改革的範圍是經濟改革，中共改革的禁區是政治改革，中共改革的死區是党權的絕然不改、不讓和不放，中共十年改革的直接後果乃是腐敗的歧生歧長和人民不滿的迅速加深，因此，中共的十年改革，才僅僅是經濟改革，並且以不根本改變專制權力經濟形態為界限。因為，這一場經濟改革，一旦從根本上觸及了、動搖了、甚至是改變了中共的專制經濟形態，就等於觸及了、動搖了、甚至是改變了這個專制權力經濟形態的“政治底牌”，也就是觸及了、動搖了、甚至是改變了中共一党的党權和中共的整個專制極權制度。所以，中共才不會下決心改變它的專制權力型經濟，更不會首先下決心改革它的那一張“政治底牌”，即決心以政治改革來廓清經濟改革的道路。由是中共十年改革乃是意在鞏固其一黨專制統治，意在維護其一党江山的專制改良本質，也就昭然而若揭。中共的改革遂只能與晚清及近、現代所有專制國家的專制改良一樣，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它必然失敗的最後下場。


三　　當代中國大陸的雙重思想解放運動與八九民主運動的爆發—— 兼述八九民主運動發展與變化的四階段

第一、中國大陸人民思想變化與發展的四階段

　　從中共建國到天安門大屠殺，就總體而言，中國大陸人民在思想上曾經歷了四個變化與發展的階段。

　　第一階段（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七）。本階段雖有對中共陰謀奪權歷史十分瞭解者，但在五十年代前半期的歷次政治鎮壓中，上千萬人被處決、判刑和被逼自裁的恐怖事實，使他們當中的倖存者不僅已經不敢言，而且已經不敢想。再加上普通工人、農民、特別是青年又為新政權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共產主義理想”所迷惑，五十年代初，中國大陸才會在施行恐怖統治的同時，呈現一派錯把復辟當革命的荒謬昇平景象。

　　第二階段（一九五七至一九六六）。本階段以一九五七年反右鬥爭為發端。雖然一些知識份子曾公然指斥中共一黨專政，揭露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但是，中共將百萬知識份子打成右派，強迫勞改、勞教、直至逼迫他們家破人亡的殘酷事實，終於使全體知識份子開始如履薄冰。他們不僅在黨的教導下開始學會指鹿為馬，不敢言非，甚至完全陷於不敢講話、更不敢思考的悲慘境地。酷似歐洲中世紀黑暗宗教統治的中共專制思想統治由是而得以全面建立。至於廣大民眾，其中大部分因懼怕共產黨而日漸變得麻木起來；小部分人仍沉緬在中共的虛假革命理想之中未能清醒過來。雖然後來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尤其是三年餓死四千三百萬人的中共人為禍患，09 已經使大多數人民在感情上對中共發生異變，對中共的懷疑已經與日俱深。但是，一九六二年之後，因毛澤東一再地喊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並日漸地施以高壓政策，特別是製造毛澤東個人崇拜的迅速升級，乃使中國大陸人民只能繼續陷入“不敢說和更不敢想”的非人境地。加之一大批在“新中國”成長起來的年輕人，尤其是年輕學生們，就更是在中共的強行教化之下，成為被共產文化鴉片所深深毒害的一代。故整個國中雖然恐怖日深，卻又愈來愈彌漫著一股激越的左傾氣氛。遍及國中的“高昂革命情調”，完全掩蓋了“一片惶惶人心”。猶如“法國的痛苦完全被掩沒在路易十四輝煌的專制王權之下”，雖然是大大地有過之而無不及。

　　第三階段（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八）。本階段的前三年是為中共的文革階段，10 即中共瘋狂地內訌、內鬥和內亂時期。中間七年至四人幫垮臺，是為文革餘波橫行和毛氏全面復辟君主專政時期。後二年，屬於以華國鋒為代表的“凡是派”要維護毛澤東路線的時期，是為過渡階段。本階段中國大陸人民思想的發展，基本上可以分解為從畏共懼毛到順毛造反，直至走向開始否定毛澤東和懷疑社會主義制度這樣三個階段。本階段的重要特徵，是知識份子中的先進者已經從毛澤東和中共的累累罪行中，認識到中共就是封建法西斯專政。一九七四年廣東李一哲的“論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大字報，雖然立場和感情仍然是社會主義的，但在實際上已經透出了對毛澤東君主專制復辟的否定傾向。一九七六年北京四五天安門事件的本相便是 “借周反毛”，一句“秦始皇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的誓言，實已道明瞭人民思想解放的根本方向。

　　第四階段（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九）。本階段初始，普通人民曾重新寄望於“中共好官”。然而，這一時期的中共“好官”，即恢復了權位的中共黨人，所迅疾表現出來的霸道、貪婪，及其對人民的無情無義，特別是由中共“好官”所推行的改革，又迅速地背離了人民要求實行真正改革的願望，使得腐敗橫生，從而造成了人民的一再失望和最後絕望。中共及其整個專制極權制度，由是而遭到了人民的徹底否定。由革命思想代替改良思想的時代開始悄然來臨。

第二、當代中國大陸的“雙重”思想解放運動

一、雙重思想解放運動的源起

　　眾所周知的是，七十至八十年代之交，中國大陸曾一度出現思想解放的運動。這個思想解放運動固然因四人幫的倒臺、文革的混亂和毛氏君主統治的結束，而給它帶來了興起的時代條件，但它興起的直接原因，卻是華國鋒要執行沒有毛澤東的毛澤東路線，即“兩個凡是”的路線。這就既要引起人民的強烈不滿，又要引起中共黨內一部分文革倒臺幹部的強烈反對。由是，一場從民間自然興起，和由部分中共黨人發動，首先旨在推倒“兩個凡是”的思想解放運動，也就應運而生。

　　在民間，作為這一場思想解放運動前驅的，是四人幫垮臺後一場文學解放運動的興起。這個文學解放運動，既因小說《傷痕》而得名為“傷痕文學”，又因小說《傷痕》表現的是中共黨人及其子女在中共文革內訌中罹難的生活，因此，它作為一九四九年後第一篇公開發表的，揭露和鞭韃現實的作品，雖然缺少文學價值，卻使得整個含冤忍苦的社會耳目一新，並產生強烈共鳴，從而受到中共統治集團中文革受難者、即某些中共黨人的嘉許和中共官方的允許。這個綠燈一開，一方面雖使得表現中共黨人及其子女文革遭難的作品大量問世，一方面，卻又使表現人民自身于文革中遭受冤苦的文學作品，得以衝破堤防，決如橫流。其潮流所向，竟致很快越過文革，並且直指文革前十七年中共更加黑暗亦更加封閉的血腥統治。其筆觸尤其集中到了一九五七年那一場反右鬥爭所製造的“千萬冤案和冤魂”身上。由於人民借文學而長歌當哭，其意是在痛定思痛，因而，本階段的文學發展也就迅速地從“傷痕”轉向了社會問題，亦即“問題文學”的誕生。一大批揭露社會問題、包括文革前後社會問題的小說，不僅應運而生，而且企圖引起“療救的注意”，即企圖直接干預生活，否定現實，揭露黑暗，要求變革。

　　這一場文學解放運動不僅成了思想解放運動的前驅，而且成為促使廣大人民群眾思想迅速解放的催化劑。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中國大陸人民對小說的鍾愛，以及由小說所表現、所喚起的社會情緒和世道人心，其在聲勢與規模上，可堪比者，亦只有新文化運動中的新文學運動而已。但是這一空前的文學解放運動，由於時代條件的本質不同，雖然在聲勢及規模上勝過五四新文學運動，卻又在深度和廣度上遠遜於五四新文學運動，誠所謂“呐喊未起聲先啞”者。但是，誠如哲學的時代必然脫胎於藝術的時代，革新的時代又必然是脫胎於哲學的時代一樣，由它所艱難推動、或迅速誘發的思想解放運動，因它一方面發出了“於無聲處聽警雷”式的呼喊，從而使得要求為四五天安門事件平反的願望，成為人民與中共部分黨人的共同心聲；一方面又因它伴隨著一句“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理論號召，而與思想界的最早蘇醒一拍即合；再加上文學解放與理論解放的合流，及其對於整個思想解放的推動，又導致了北京西單“民主牆”的出現和貴州“啟蒙社”的誕生。11 因此，如果說前者是民心可用，中者成了理論依據，那麼，後來者們在西單民主牆頭所卷起的思想解放的風雲，也就足以“催起中南海內的波濤”了。12 當時，中共黨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鄧小平遂眼疾手利地抓住了人心和時機，擊退了黨中頑固派的僵硬守勢，推翻了“兩個凡是”，批評了毛澤東晚年的錯誤，確定了 “與民讓步”的改革開放路線，一方面大張旗鼓地鼓吹“繼續思想解放”，一方面則很快就提出了“四項原則”，要強制人民把思想“解放到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裏面去”。一九八一年，在中共起草“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過程中，鄧小平已經多次指出﹕“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他甚至說﹕“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党的光輝歷史”。13

二、 中共壓制和迫害人民的思想解放運動

　　這一場思想解放運動，一方面為中共所利用，另一方面又自中共剛剛利用完了的那一天起，就開始遭到了壓迫甚至是鎮壓。彼時，獲得了中共黨內最高權力的鄧小平，以所謂四個堅持來摧毀民主牆，撲滅民刊，並逮捕了一大批民主運動參加者。14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向黨內發出的“關於當前報刊新聞廣播宣傳方針的決定”仍然稱﹕“報刊、新聞、廣播、電視是我們黨進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武器。”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出了“關於處理非法刊物和有關問題的指示”。該指示明確指出﹕“所謂非法刊物和非法組織，就是指違反憲法和法律、以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為宗旨的刊物和組織。……他們採取的策略是儘量地用合法的形式掩護非法的活動，打著‘民主’、‘自由’、‘人權’、‘改革’等旗號，進行反對黨反對社會主義的活動。”在這個指示中，中共對非法刊物的決策是，一方面“決不允許……以任何方式印刷出版發行，達到合法化、公開化”，一方面又指示 “對非法刊物、非法組織的處理，不要登報、廣播”，以免引起海外的反彈。同時，陳雲在堅決反對制定“出版登記法”時竟然說道﹕“不要搞什麼出版法。過去我們同國民黨蔣介石鬥，就是利用國民黨政府那個出版法去登記，鑽出版法的空子進行合法鬥爭；現在我們不能讓人家鑽我們的空子，變非法為合法，利用合法鬥爭形式同我們鬥。要讓他們登記無門，一律取締。”15 由是可知，正在高喊改革的中共，在政治上對人民言論自由的剝奪，雖與毛澤東時代並無兩樣，卻與“國民黨反動派”統治的年代大相徑庭。

　　然而，鄧小平和他的中共為了叫人歌頌他們的三中全會路線，並為他們的改革開放政策鳴鑼開道，不僅對人民思想解放的要求採取堅決鎮壓的手段，而且還蓄意將那一場思想解放運動逼向了由他們所誘導的“思想解放軌道”之上，將知識份子中一些真心想助中共進行政治改革和振興中華者，一些傾心中共經濟改革者，某些民主意識薄弱者和利慾熏心者，吸收進中共專制體制內，以在黨內造就一支專門歌頌三中全會路線，既能為中共的改革開放鳴鑼開道，又能為中共的改革開放出謀劃策的上層知識份子隊伍。特別是在思想文化界，中共一是以四項原則直接約束和嚴密控制思想、理論和學術等領域的繼續思想解放。二是以堅持四項原則為藉口，重新加強黨對文藝界、特別是對官方作家協會的領導，三番五次明令作家們“不准寫文革”，明確指出文學只能從“正面”積極地干預生活，建立官方評獎制度以提倡黨所需要的文學，壓制黨所厭惡的文學，極力引導文學走形式主義的道路，阻止現實主義文學的複歸與發展。以將剛剛開始出現的真文學，大面積地重新逼回到假的、或半真半假的文學歧途之上。16 從此，一大批優秀的作品被壓在陰山之下，只能在民間流傳；一大批真正有良知的優秀作家，有的被壓迫，有的則被壓殺；少數敢於抗爭的作家及其作品，有的因為被批判和被處分，反而於民間獲得了很大影響，有的則因為連發表都沒有可能，或即使發表了也被明令給予冷遇，直至明令不准宣傳和評介，而不能起到應有的社會作用。鄧小平和他的中國共產黨，甚至在四項原則的幌子下，仍然堅持“黨的組織和党的文學”的原則，絕不容許任何民間出版物的存在，絕不允許任何民間文學團體的出現，有則扣以反革命組織和反動刊物的帽子，捕之、刑之，絕不手軟。對文藝界如此，對其他各界也就不難想像，從而將促成了他們奪權成功和改革開放局面的文學解放運動與思想解放運動，利用起來又壓迫下去了。

三、人民思想解放運動的艱難發展與巨大成果

　　但是，“頌歌唱完了，人民就要辯論是非了。要想人民不去思考對自己不利的東西，則是任何專制暴虐的君主也做不到的事情。”17 鄧小平及其黨人對這一場思想解放運動的壓迫、鎮壓和誘導，實際上，只是造成了這一場思想解放運動的分裂而已。

　　為中共誘導而走進了中共專制體制內的上層知識份子，從此成為中共的一個部分。他們雖然構成複雜，有一些人確有改革政治的理想和追求，有一些人卻從此走上了效命中共專制統治和背離人民歷史要求的道路。相反，由堅持真正的思想解放，要求實行真正政治改革和民主變革的廣大普通知識份子與普通民眾，卻從此構成了屬於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運動。七十至八十年代興起的當代思想解放運動，從此一分為二，分道揚鑣，造成了當代中國大陸思想解放的特有現象和複雜現象。

　　屬於中共黨內的改革派，其方向，一是歌頌鄧小平的改革路線，反對黨中頑固派的反改革路線；二是為中共的改革找根據、出主意、想辦法。其性質，是在不得不維護中共一黨專制統治的前提下，意在推動中共專制統治行為的改良。其特徵，一是被迫將一切改革的思想與理論，都規約在中共的四項原則之內，即中共的專制制度之內，亦即他們所自稱的“體制內”。二是他們既然已經獲得了在體制內推動“思想解放”的正宗性，因而，他們就不得不對屬於人民自身思想解放的任何“越界”與“越軌”思想，或思潮，授以“偏激與激進”的理由來壓迫之、反對之，或化解之、“引導之”。從而在客觀上便越來越脫離了人民對政治變革的要求。

　　相反，屬於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運動，雖在中共的打壓下步履維艱，卻又發展迅猛。這是因為﹕其一、屬於人民的思想解放運動，一是在艱難中繼續遵循了一條從反思文革和揭露文革，而走向反思和揭露文革前十七年更加黑暗專制統治這樣一條思想解放的路線。二是伴隨著中共改革的興起、滑坡與嚴重受阻，而遵循了一條深入揭露改革弊端，明確要求政治改革，意在要求政治變革，即要求以民主取代專制的思想解放路線，從而認識到中共改革意在自救的專制改良本質，和它不僅不能自救，反而只能促成其自垮的歷史結局。

　　其二、體現了人民自身思想解放運動的上述軌跡，無疑凸現了它反對專制改良和追求民主變革的根本歷史要求。因此，它才可能造成五四之前的思想啟蒙運動、即新文化運動，在民間的艱難複歸，產生了對中國民主革命歷程和中國現代歷史發展進行再認識和再評價的嶄新訴求。這個再認識和再評價，雖然發端於對國民黨抗戰的研究，卻迅速地擴展到了對清政府改革、孫中山革命和中華民國歷史，以及對蔣介石個人的重新認識和認知，從而逐步地和悄然地形成了中國大陸民間的巨大歷史反思浪潮。

　　其三、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運動，正因為一要受到中共專制政權的禁止和鎮壓，二是只有思想解放的自我自由，而無言論出版的環境自由，並且，隨著中共改革的嚴重滑坡和敗局的迅速形成，只能愈來愈遭受到更大的壓迫甚至迫害。因此，人民的思想解放運動也就迅速地形成了它的兩個重要歷史特徵。第一個特徵，是它只能在無形中發展，在無形中壯大，因而不可能產生自己鮮明的代表人物。但它的無形和無領袖，反而造就了它別具的特色，這就是“十億人民九億侃”，即全國人民人人評政治，人人談改革，人人想變革和人人指責中共“只圖推行經濟改革而絕不願意進行政治改革”。顯然，非有如此社會局面的形成，則八六年的學潮既不會發生，八九年的民主運動也就不可能出現。因此，恰恰是具有無形特徵的人民思想解放運動，才在沒有“出口、管道和領袖”，即沒有發言權、發表權、出版權和號召權的社會狀況下，既推動了人心的迅猛覺醒，又造成了覺醒人心的超負荷積壓。這自然為人民民主運動的一觸即發和橫流潰決，奠於了社會情緒的廣闊基礎。

　　第二個特徵是它既不能公開地要求思想解放，又不能公開地推動其自身思想解放運動的發展，因此，它就不能不被迫採取其他形式與方式來表現這一要求和推動這一發展。由是，一批真正有責任感的作家和社會科學工作者，特別是民間的歷史學者們，乃採取種種“包裝”，將他們要講的和要寫的“暗渡陳倉”。八十年代中期，自改革滑坡始即已興起的報告文學，便在真假擁護中共改革的幌子下揭露社會現狀和改革真相，實為喚醒民心和激發人民對於真正政治改革、即民主變革的要求，起到了震聾發聵的作用。再就是大量介紹近現代西方思想、思潮之社會科學叢書的出版，諸如《走出中世紀》等一批隱喻中共教政合一黑暗統治著述的問世，其對啟迪民智、教育青年、拋開幻想和認清現實，作用十分巨大。特別是由歷史學界和大量民間歷史學者，包括作家、記者和軍隊中的中青年知識份子軍官們，所出版的大量歷史研究著作和紀實歷史文學作品，實為中國的未來變革與發展，奠於了難以估量的思想基礎和政治基礎。而由這一民間歷史反思所迅速造就的，對於晚清改革和中共改革的比較，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比較，蔣介石和毛澤東的比較，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比較，臺灣和大陸的比較，特別是孫中山三民主義和馬克思共產主義的比較，就更加使得當代中國大陸人民對現代中國“革命與革命名義下復辟”的歷史較量過程，逐漸地有了清醒的認識。一九八八和一九八九年在北京出版的兩部長篇小說，竟借小說而對辛亥以來的中國歷史發展和當代中共改革，提出了大膽的、並且是正確的體系性認識，無非說明這一場誕生和發展在人民思想解放運動之中的歷史反思運動，確已成果昭彰。18 應該說，如若沒有上述種種推動人民思想解放的作為和努力，八十年代末中國大陸人民民主運動的狂飆突起與迅猛發展，也就是不可想像的了。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社會科學界為推動人民思想解放運動所做出的種種貢獻中，一批中共黨內的改革派知識份子，包括一些黨內知識官僚，亦在譯介和編纂人文科學叢書方面作出了相當的貢獻，如前面所提及的，出版“走向新世紀叢書”等。

　　必須指出的是，當代中國大陸的思想解放運動，還有一個與近代中國及其它國家的思想解放運動所完全不同的特徵。這個特徵就是﹕不論是中共專制體制內的思想解放運動，還是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運動，它們所表現出來的思想解放程度，均遠不及他們所沒有表現出來的思想解放深度。或曰，他們已經達到的思想解放層次不是沒有表現出來，就是根本不能表現。就體制內而言，改革派知識官僚們不是強制自己不要繼續解放和深化解放，就是不敢將解放了的思想公開出來；就體制外而言，就更只能飾以種種的偽裝，或只能打著紅旗反紅旗。蓋其原因，無非是中共的專制統治和專制的思想統治，其不論是對內還是對外，都是中國歷史上和人類歷史上少有的專制所致，亦為近現代任何一個專制國家，於改革時代對言論自由的鉗制所不能比。這個悲哀的事實，既造成了中共黨內改革派不能盡其心，更不能盡其責，又造成了人民的思想解放運動，暗潮愈烈，則偽裝愈嚴，其表現出來的人民思想解放程度與實際上人民已經達到的思想解放程度，距離甚遠。它雖然為中共的最終敗局埋下了更加可怕的突發性原因，卻又為一切不知情者和難以知情者，企圖瞭解和認知中國大陸人民、包括黨內一批改革派人士的真實思想，帶來了困難，曲解，甚至造成體制內外在思想解放上的互相對抗。

四、中共專制體制內的政治改革派與人民思想解放運動的兩個結合點

　　顯然，一九八五年中共經濟改革的迅速滑坡和嚴重滑坡，官倒腐敗的轟然而起，特別是政治改革的決然不行，不僅造成了黨內改革派與頑固派的巨大政治衝突和激烈的權力角逐，而且，也使得將身家性命系於中共改革派權力人物的黨內改革派知識官僚，鑒於“改革存則他們存；改革亡則他們亡”這樣一個性命攸關的局面，從而使他們萌生了一是反對官倒腐敗以救經濟改革，二是要求實現體制內政治改革以推動經濟改革的願望。正是上述兩個願望，才為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和體制外屬於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找到了兩個臨時的結合點”。然而，也正是這兩個臨時的結合點，才使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在一九八六年的學生運動之後與胡耀邦一起倒了台；更使他們當中的另外一些人，於一九八九年空前壯闊的人民民主運動中，興奮、支持，卻又徘徊、流連甚至游離在這個運動的某些發展過程當中，從而造成了他們自身的政治困境。他們當中的一些人，終因有了最後的覺醒，而開始走上追求祖國民主變革的道路，有的卻因為掙不脫那個千絲萬縷的聯繫或關係，而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第三、八九民主運動的爆發與中共天安門大屠殺

一、八九民主運動爆發的原因

　　“八九民運”的爆發，實為一九八五年以後官倒腐敗的橫行和中共反對實行政治改革所造成。此其一。

　　其二、“八九民運”的爆發，又是人民思想解放運動被迫深入發展的一個結果。因為，人民正是在歷經了專制暴政之後，才會對部分人曾一度傾心的專制政體感到失望；然而，人們也正因為對專制仁政即改革，複又感到了希望的破滅，他們才會最終地從失望走向絕望。當然，絕望了的人民，之對於專制統治和專制制度的反抗，也就是勢所使然的了。如果不瞭解中國大陸人民心靈狀態的這一巨大轉變，就沒有可能瞭解為什麼竟會釀成如是民主風暴的根本原因。

　　其三、中共在一九八七年初借追究學潮的責任，而發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和迫使胡耀邦下臺等行徑，所引起的人心激烈反彈，亦是它爆發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四、一九八七年之後，鄧小平對頑固派的讓步，因造成了黨內另一個改革派領袖趙紫陽如履薄冰的艱難處境，黨內鬥爭又伺機待發，所以，民主運動興起後，趙紫陽以及一些黨內改革派知識份子官僚，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階段內對運動的支持，也是民主運動得以迅速發展的原因之一。

　　其五、鄧小平的兩重性，或曰兩面性，即推行改革的明智性和要借改革以維護中共專制統治的頑固性，既是造成六四民主運動爆發的最重大原因，又是中共大屠殺的根本禍因。

二、八九民運發展的四階段和中共天安門大屠殺

　　第一階段﹕自胡耀邦死和借悼胡而形成學生運動，直至中共《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將其定性為“反革命動亂”。此為運動的發動期。於發動期，運動在構成上以北京和全國各地的大學生為主體，性質上出現了多重性﹕一是反官倒和反腐敗；二是如同一八九五年康有為在京率領千名舉人上書要求清政府實行政治改革一樣，北京學生亦派代表在人民大會堂前跪求中共當權總理的接見。三是要求運動的“高度純潔性”，即絕對不允許任何“政治上有問題的人”介入運動，不允許任何有可能觸怒中共的“過激”言論與行為發生。幾位湖南青年因“蛋汙”天安門上毛澤東畫像，竟被學生領袖扭送公安，因而遭遇中共嚴厲鎮壓的事件，實為其鮮明的例證。指它為八九民運的重大錯失亦不為過。因為在近現代世界各國的學生運動和民主運動中，它實在是絕無僅有的現象。四是重複一九八六年學潮中已經提出的 “新聞自由”要求。前三條雖使運動在發動期明顯帶有改良主義性質，但若考慮到長期以來中共專制政權的殘酷性在人民心中所產生的影響，和人民不得不採用“打著紅旗反紅旗”的手段以進行反抗的政治特點，則其明顯的改良主義性質，實不如稱之為鮮明的改良主義形式更為確切。而上述第四條實已標誌了在改良主義形式之下所寄託的民主要求。這一民主要求，無疑已經表現了運動自一開始就已經具有的民主運動方向。

　　第二階段，自《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將運動定性為“反革命動亂”，直至五月二十日中共宣佈戒嚴和大規模調集軍隊進京“勤共”，即鎮壓運動。此為運動的發展期。在發展期之初，由於中共對運動的“定性”激起了學生的強烈不滿，因而造成了運動的迅猛發展。其波瀾橫空之狀，既使中共最高統治集團處以互不相守、幾至癱瘓的境地；又使黨中改革派的另一個領袖人物 —— 主管意識形態的中共中央常委胡啟立，因錯看形勢，以為運動將有助於黨中改革派力量，因而突然放鬆了中共向來不曾放鬆過的“輿論控制權”，從而造成《人民日報》和中共各級黨報強烈的“自由化”傾向。各級黨報爭相報導運動，特別是《人民日報》的積極行動，實為運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巨大作用。這個在後來被中共稱為“新聞誤導”的“極端錯誤做法”，一是使運動迅速演變成為全國和全民的民主運動，聲勢大增。二是造成了運動本身的勝利感，即以為新聞自由的要求已經實現，進而提出要與中共最高專制統治集團平等對話，並要求向全國人民直播。三是造成中共黨中某些改革派知識官僚錯看前景，因而，他們有的開始勇敢地聲援運動，有的終於一懷壯烈地參加了運動，有的乾脆為了推行體制內的政治改革而決心利用運動，有的甚至立即成了運動的幕後力量、即成為出謀劃策者。他們一方面支援了運動，一方面又企圖借運動支持改革和支持他們自己。四是使中共各級政權幾乎處於群龍無首、茫然不知所向的癱瘓境地。少數中共黨政幹部和一般黨員，甚至是那些長期以來專為中共“表演”民主的各“民主黨派”領袖們，有的為正義衝動感所驅使，有的僅因為看錯了時勢，竟也走上街頭去聲援學生，從而造成全國各地運動的蓬勃發展和所向披靡。應該說，這既是民主運動的發展期，又是民主運動的極盛期。因為它使人民在既有的社會情緒基礎上一致起來，團結起來，共同展開了向中共及其政權“爭平等、要民主”的鬥爭。雖然處在發展期和極盛期的運動，始終堅持和平與非暴力，而且不在表面上和形式上做出任何可以激怒中共、或假中共以藉口的事情，但是，它的堅持要求平等對話，堅持要求中共懲辦官倒，堅持要求剷除腐敗，堅持矛頭直指鄧氏家族和中共權貴及其太子党的做法，特別是建立在這一切之上的、明確的政治變革要求，則表明了運動在民主要求上的發展和在民主性質上的深入，從而改變了運動發動期的改良主義傾向。

　　第三階段，自“五•二零”中共宣佈戒嚴，軍隊進京，直至六月三日夜中共公然施行大屠殺。此為運動的對抗期。對抗期在性質上顯然是發展期的繼續和強化。因為，一是人民於運動發展期的民主要求並未因“大軍壓民”而有任何改變，所以它是發展期的繼續；二是中共蠻橫的姿態非但沒有壓制住運動，反而激起了民心的極大反感，直至造成強烈反抗意識的產生，即情緒和要求的升級。北京學生的絕食，以及全國人民對絕食學生既愛、又憐、更要支持的強烈表現，便是它的明證。所以它才是發展期的強化。至此，運動的中心雖然在北京，在天安門廣場上，但運動的聲勢卻開始外延到全國各地、直至海外。尤其是中共北京當局對絕食學生不問生死的態度，所引起的全國和全世界的震怒和關注，更加激發了全國人民長時期以來對於中共的深惡痛絕之心和憤怒反抗之情。由是，在運動的發動期所顯示、又在運動的發展期所深化了的民主運動性質，到了本階段，已日益演進為“民主精神對於專制暴政的鮮明對抗”。六四運動，終於發展成為“全國性的民主抗爭運動”，從而開始了由改良向革命演變、轉換與推進的偉大進程，中國大陸人民亦因此而在運動中開始走向徹底覺醒。

　　八九民主運動在對抗期所表現出來的這一性質變化，自然帶來了它在構成上的變化。廣場上的絕食學生，雖然仍是運動的中心和尖兵，但運動的主體與主力，卻變成了北京和全國各地的人民群眾，尤其是廣大的中下層知識份子、普通市民、個體戶和部分的工人及農民。北京一位老太太挺身坦克車下，欲以老命來保護學生的感人場面，足以說明民心的立場和方向。但是，也正是在運動的對抗期，一批曾在運動的發展期捲入運動的少數黨政幹部和少數中下級官僚，已開始迅速地退出運動；至於某些曾在運動發展期參加、或聲援過運動的中共黨內改革派知識官僚，中共“民主黨派”的部分代表人物，包括某些曾在發展期長袖善舞的“名人”、即“上層知識份子”，卻開始游離在運動內外，直至脫離運動，有的甚至因為看不清形勢的發展和摸不准中共燭影斧聲的內鬥變局，而只能痛苦、旁惶，心中支持學生，膽中害怕中共。於是他們只好反轉來用“同情”的姿態，去“勸說”學生和“勸阻”這一場民主運動。即既要向絕食學生表示同情，又要與學生及其運動劃清界限，以在兩邊都留下後路。一九九五年六四紀念日前後，在由他們當中的某些人於海外所掀起的，批判六四民主運動和圍剿六四學生領袖的浪潮裏，他們亦已經明白無諱地承認自己介入運動的目的，不過是要“代表政府”去勸說學生罷了。而他們對於絕食學生的指責，就更是表明了他們在感情和立場上，與人民民主運動的差距竟然如是之大。當然，他們這樣做，說穿了，亦無非是要向中共表示自己當年的無辜和今天的委屈而已。

　　處以對抗期的運動，不僅是對民主運動本身的一次大考驗，也是對所有介入了這一場偉大民主運動者的大鑒別。人民因此而純潔和發展了自己民主抗爭的隊伍，中共因此而暴露與表演了他們極端專制強權的本性，中共黨內的某些知識“精英們”亦終於在冰、炭不能相容的衝突情境下，作著極其痛苦的選擇。然而，已經太晚了。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向來“嫉善如仇”的中共和一向視他們為政敵的的党中頑固派，自然不會原諒他們。但是，他們當中的某些人，雖然只是在特定歷史時期和特定政治事件上的中共黨內政治異見者，而絕非中共專制政體的真正反對者，如若慘言之，乃是“中共不要者，而非不要中共者”，然而，他們當中一定也會有一些人，將隨著中共的持續倒行逆施，持續地拒絕哪怕是最起碼的政治改革，而陷入不斷的絕望，從而日益地清醒起來，不僅能夠完成理性的覺醒，甚至能夠完成感情的覺悟，而最終地走上與中共決裂、並與人民民主要求真正結合的正確道路，為中國大陸來日的民主變革盡智、盡才和盡力。

　　第四階段，自六月三日夜中共在北京屠城始，歷經中共鎮壓和人民暴動，直至運動的最後失敗和結束。此為運動的最後階段，亦為民主運動的暴動期。因為正是中共的大屠殺才導致了全國人民的英勇反抗。八九民主運動，由此而從對抗期的民主抗爭走向了暴動期的大規模人民暴動。“六四”之夜，當北京人民于血與火之中驚醒過來時，當他們對中共專制政權最後的那一點期望，終於被中共用人民的鮮血撲滅時，北京人民立即進行了英勇壯烈的反抗，即暴動。特別是“六四”之後十餘日，全國各地、各大中城市為反對中共北京屠城所爆發的公開反抗，不單使山嶽為之變色，而且其情之烈，其景之壯，其規模之闊大，其置熱血和生命於不顧的曠世景象，乃極大地表達了中國大陸人民對於中共專制統治的徹底覺醒之心和公然反叛之為。中國大陸人民終於將他們數十年來在中共殘暴統治下的積怨、積恨和積仇，統統地爆發開來了。在全國各地，到處是火車停駛、飛機停飛和公車橫路；到處是工廠罷工、農村罷耕、學生罷課和商店罷市；到處是傾城而出和望不斷的人民抗暴遊行隊伍；到處是氣壯山河、悲憤難抑的口號聲和哭泣聲；到處都飄舞著祭奠“六四”英魂的白旌、白旗和白色的頭飾及胸花……中國大陸人民在中共高舉的屠刀之下，冒死披麻戴孝以公祭北京“六四”英烈，實在是中華民族歷史上迄今僅有的 “以命祭命和以血祭血”的壯烈景象，亦為人類歷史上所從未有過的奇情和奇景。在重慶，一位大半生都如履薄冰的老教授，終於和妻子一起走上街頭，走進了抗暴隊伍，振臂高喊了一句他這一輩子連想也不敢想的口號﹕“打倒共產黨！”在武漢街頭，一位婦女淚水滂沱地講演說﹕“你們說，四十年來共產黨殺了我們多少無辜的同胞？你們說，四十年來共產黨可為中國人幹過一件好事？”聽眾回報她的，竟是一片山呼海嘯般的歡呼聲。在安徽某縣的一所鄉間小學校裏，當一位女教師流著眼淚問孩子們說，“北京的大學生們被共產黨開槍打死了，我們應該怎麼辦”時，這些鄉間的孩子們居然和淚跟著一個孩子高呼﹕“大學生死了，中學生上！中學生死了，我們上！”事後，這兩句話，又被天真無邪的孩子們將它書寫在那一塊小小的黑板上，好幾天內，上堂講課的老師們都不忍心將它們擦去。

　　中國大陸人民覺醒了，中華民族真的醒過來了。歷史終於將自己“錯把復辟當革命”的過失，推倒在“六四”的血泊之中。偉大的八九民主運動，雖然在中共血腥的和大規模的武力鎮壓下失敗了，但是，它卻為推動中國大陸人民由追隨專制改良向追求民主變革的迅速過渡，豎立了不朽的歷史豐碑。它無疑標誌著中國大陸人民的民主覺醒和民主追求，從此走上了一個嶄新的歷史階段。

　　必須指出的是，一九八九年後，在海外，由於種種為中國大陸人民所難以瞭解的原因，曾數度掀起過批評“六四”、批判“六四”和否定“六四”直至圍剿“六四”學生領袖的風潮。甚至直到今日，這種對“六四”民主運動不公正、不正確和不懷好意的批判和否定，不僅在海外佔有相當的市場，而且已經形成為一種思潮。這些批判者和否定者的武器，固然不值一駁，但是，它們的影響所及，卻對當前中國大陸人民對於民主與自由的追求，帶來了許多的障礙與困難，更使得海外華僑對於祖國的民主進步產生了許多的懷疑和錯識。筆者在此僅想說的是，中國的八九民主運動，她所面對的雖然是人類歷史上一個最為殘酷的專制政權，但她在迄今為止的中國歷史上和在迄今為止的世界歷史上，卻是一次和平與非暴力民主運動的楷模與奇跡。如果批判者們和否定者們要站在和平與非暴力、甚或是所謂理性的立場上，來批判和否定中國的六四民主運動，那我們只能說，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民主運動，也就必然要遭到更為徹底的批判和否定。只要稍稍閱讀一點人類進步的歷史，特別是近現代人類民主進步的歷史，我們自然就能夠得出這樣一個至為正確的結論。反之，所謂人類的民主進步，尤其是近現代世界的發展與繁榮，也就無所由來與無從談起了。

　　似乎應該指出的是，僅僅證明了“八九”是一場民主運動，還不能說明它的全貌，更不能將它爆發的政治意義和歷史意義予以進一步的深刻說明。因為，我們如果不能將相距了七十個年頭的五四運動和八九民運，進行一番認真的比較，我們便不能看出“六四”和“五四”的區別，便不能對我們所處的時代有一個更為清晰的認識，更不能對八九民運與中國民主過渡艱難反復歷程的關係，有一個更加明確的認知。

　　歷史已經告訴我們，五四運動不僅爆發在辛亥之後革命與復辟、即民主和專制正處於公開較量的時代，而且還處在一場偉大的反復辟的思想革命、即新文化運動已經取得了重大成功的年頭。而八九民運卻爆發在中國大陸已經遭遇專制復辟整整四十個年頭，中共專制政權為了自救而正在推行經濟改革、卻決然不願施行政治改革之時。所以，五四運動才欣遇了一個人民已經擁有新聞、言論、集會、結社之相當自由的革命時代；相反，八九民運卻遭遇了一個人民的上述自由早已經被剝奪罊盡的復辟歲月。此其一。

　　其二、“五四”正處於一個能夠高舉科學和民主大旗的時代，因而能夠公然地反對軍閥政府“假共和之名，以行專制之實”。相反，“八九”卻處於人民不能、也不敢高舉民主與科學大旗的復辟時代，因而才不能公開地反對中國共產黨“假革命之名，以全面重建專制制度和全面復辟專制統治”。所以，前者才敢於高喊著“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口號，以公開地、甚至是激烈地反對軍閥政府，而後者卻只能夠聲稱是“要求新聞自由、反對官倒腐敗和期求政治改革”，以曲折地反對專制統治。

　　其三、正是由於上述原因，五四愛國民主運動才在對軍閥政府鎮壓的猛烈抗爭中成功了，獲得了“外爭主權和內除國賊”的勝利。軍閥政府雖然企圖鎮壓，卻不敢鎮壓，更不敢施以大規模的血腥鎮壓，甚至只能以讓步、認錯和“拒絕簽字、懲辦國賊”為告終。由是，中國人民才終於迎來了護法運動和北伐戰爭的偉大勝利。八九民主運動卻在中共專制極權統治者們殘酷的和血腥的鎮壓下，讓腥風血雨灑遍了整個神州。從而使得中國大陸甚至是海外的中國民主運動，都開始陷入了它的低潮期。

　　由是可知，兩個民主運動雖然在時代條件、思想基礎、政治立場和勝敗結果上存在著上述重大的差別，但是，同作為偉大的民主運動，它們根本的相同之處，還是在於，它們均爆發在中國民主過渡的艱難反復歷程之中；而它們根本的不同之處，則是一個爆發在革命與復辟正處在公開較量的時代，一個正處於已經實現了全面專制倒退的“復辟歲月”。雖然這個復辟及其成功，乃是在“革命的名義之下”，猶如北洋軍閥們的企圖復辟和實現復辟乃是在“共和的旗號之下”一樣。雖然中共的專制復辟乃為北洋軍閥們的專制復辟所不能比、也不該比。

四　　清王朝改革、鄧小平改良與偉大民主變革的前夜

第一、清王朝改革與鄧小平改良的簡單對比

　　本節標題之所以稱清政府是為改革，鄧小平是為改良，乃是從他們在專制改良的層次上所表現出來的深與淺而言。下文將從兩者的相同點和不同點試以說明之。

一、清政府改革和鄧小平改良的相同點

　　其一、兩者在本質上均不許改革腐朽的專制制度，都只想在專制政治的母體上嫁接西方自由主義生產經營方式的枝芽，即只想在經濟上西學為用，旨在維護專制統治，即“自救”而已。

　　其二、兩者在理論上的相同之處，是均沒有一個真正近代或現代的民主政治思想，作為其改革的思想理論基礎，卻都有一個維繫和維護專制統治的思想做為他們改革的桎梏。前者為孔孟儒教、三綱五常，後者則是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所以，他們才一個要空喊“富國強兵”，一個假喊“振興中華”。然而，兩個真正要喊的和真正在喊的都是“長治久安”，即“專制長治和人民久安”。

　　其三、兩者在改革上的共同之處，一是均以經改為主，二是經改均歷經兩度，三是都搞的是對外開放、吸引外資、允許獨資和合資，四是都搞的是對內搞活、允許個體經營的存在和發展（中共乃是局部允許），五是均設立經濟改革的特區 —— 只不過一個成了“帝國主義冒險家的樂園”，一個卻成了“中共高官及其子女的富貴風流鄉”。其四、兩者都反對過政治改革，特別是都反對專制制度的改革。只不過清政府曾從堅持四個不能變退守到三個不能變（參見上卷第一章），而中共卻自始至終都在堅持“四個堅持”。二是均血腥地鎮壓過要求進行政治改革的政治改良派，或逼迫他們逃往國外。三是均在鎮壓政治改良派兩年以後，因統治危機迅速加深，只好重新祭起改革的大旗，再度推起經濟改革運動，以挽救日益危殆的政治經濟局面。四是在二度經濟改革中，與近現代各國曾推行改良的專制政體一樣，一手抓經濟改革，一手抓政治鎮壓，企圖以此維護正在江河日下的專制統治。只不過中共對民主人士、異議人士和革命志士的鎮壓更加廣泛、更加殘酷而已。五是都曾在高喊立憲改良或政治改革的二度經改中，高度集中權力，強化專制統治，一個將權力集中至滿族貴族、直至皇族一身，一個則將党權集中到企圖與毛澤東並駕齊驅的地步。六是儘管如此，卻同樣造成了專制權力的被迫削弱、迅速削弱和層層削弱，其專制權力的瓦解和崩潰同樣勢不可免。

二、清政府改革與鄧小平改良的不同點

　　其一、就改革動因的不同面而言，一是清政府改革尚屬於王朝統治和君主制度正在走向自然消亡階段的“自救”行為。鄧小平的改良卻屬於一個專制復辟政體“為維護其復辟統治而進行自救”的行為。二是清政府於歷史消亡期的一切敗症，雖是專制統治和專制制度處於歷史消亡期的必然表現，卻也是外患內憂交相煎迫下的現實反映。但中共的種種敗症，除為復辟的專制政體所共有之外，卻是它在“既無外患、更無內憂”的和平局面之下，長期地和一再地要“鬥天、鬥地和鬥人”的一個政治惡果。是故大清朝雖為外族統治，又運交專制制度的末路，卻能夠綿延二百餘年，才在外患內憂的交相煎迫之下，被迫為自救而實行改革；而中共作為一個未曾統一的復辟政權，雖運交國際共產專制復辟的興盛之日，卻只撐持了二十餘年，便不得已要靠改良來自救了。

　　其二、就經濟改革的不同面而言，清政府雖然垮臺了，但是，清政府長達五十年的兩度經改，卻“為中國近代工交企業的創立和發展打下了基礎，為西學的傳播和中國科技事業的發展提供了一定的條件，為我國近代工業的發展積累了科技資料，加速了封建自然經濟、即小農經濟的解體，促進了中國商品市場和商品經濟的初步形成”（參見上卷第一章注釋）。然而，中共的經濟改革，充其量也只是將為它所破壞殆盡的的中國商品市場和商品經濟，進行了遠沒有到位的重建和恢復。中共以恢復農民的小生產來救社會主義的命，以恢復個體戶的歷史性正常存在作為城市經濟改革的主要成就；以羞羞答答、百般限制地恢復“舊中國”已有的自由經濟和市場經濟作為它二度經改的標誌；其表現和成效又如何能夠與晚清相比。

　　其三、與清政府畢竟實行了“百日維新”的一度政治改革，和曾允諾君主立憲的二度改革相比，鄧小平和它的中共，一是除掉在改革早期曾廢止過農村人民公社制度、即共產農奴制，和發出過政治改革的數度空喊之外，至今竟一無政治改革的實踐可言。二是清政府殺人是在政治改革、即 “百日維新”之後，中共開槍和開坦克車殺人，卻在人民要求政治改革、卻根本沒有推行政治改革之前。三是與清政府頑固派對政治改良派的鎮壓相比，中共殺人者，不僅有頑固派，而且它的殺人主凶恰恰是發動了改革和領導了改革的改良派領袖鄧小平。四是中共對僅僅是自發地要求實行政治改革的學生和人民進行鎮壓的極端殘酷，及其殺人之多，不僅為慈禧太后、而且為近現代任何一個正處於改革期的專制政權所不敢比。

　　其四、與清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範圍內，允許人民擁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和不僅允許知識份子宣傳近代西方物質文明，而且允許宣傳近代西方精神文明相比，處於高喊改革中的鄧小平和它的中共，卻隨著經濟改革的推行，不僅不給人民以應有的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自由，不僅一再地要反對、限制和打擊宣傳現代西方的精神文明，並名之為“資產階級自由化”，而亟欲撲滅之，而且將其一黨獨霸的“新聞和言論自由”，監控得愈來愈緊。

　　其五、與清政府用上諭詔告天下願意“廢除滿族特權”相比，正處在改革期的中共權力集團及其“老幹部和接班人”，所擁有的特權之愈來愈多及其越來越貪，則為中國整個封建、君主專制社會的歷史所望洋興嘆。

　　兩相比較之下，稱清政府是為改革，中共是為改良，也就言之不差。之所以如此，其根本原因，無非清政府只為一家之政府，而中共大陸政權以及中國大陸的所有社會機構，竟全然是中共一黨之機器。中國歷代封建王朝和君主王朝除政權之外，皇冠上並無一個君臨一切的党權，即教權；而中共教政合一的專制極權統治，卻將教權、即党權淩駕在政權及一切權力之上。而党權的至高無上，之不讓與不放，更被視作天經地義。再者，党權的基礎與核心便是定於一尊的黨義，即教義。如同歐洲中世紀黑暗的宗教統治一樣，其作為精神支柱、思想桎梏與心理障礙，之絕不可以觸動的極端專制本質，自然也就使屬於政權範疇的改革難於上青天。這既是鄧小平改革在理論上和實踐上之所以遠遜於清政府的內在情由，更是鄧小平改革一觸及政治改革，便連經濟改革也要迅速滑坡的根本緣由，和清政府殺人是在政治改革已經付諸實行之後，而鄧小平殺人卻是在人民僅僅要求實行政治改革之初的最終原因所在。更何況清政府是一個大一統的正宗王朝，中共卻是一個未能統一的短命復辟政權，其於改革上的脆弱性，也就與它作為復辟統治的更加頑固性相反相成。

第二、偉大民主變革的前夜

一、從理論、歷史和當代的事實來看

　　其一、從理論上來看，近現代各國專制政體的改革，不論它推行的僅僅是經濟的改革，還是摻有政治的改良，只要它僅是為了苟延專制統治，都一再地和最終地誘發了革命。

　　其二、從滿清王朝同樣是意在自救的經濟政治改革運動來看，雖然經改和政改交錯，甚至有血有淚，但它無非是將自身改革的歷史，孕育成了偉大民主變革的前夜罷了。

　　其三、從當代蘇聯、東歐共產專制制度崩潰的歷程來看，可以說，它們個個都是改革在先，垮臺在後。有的雖然改革伊始，就因意識到了政治改革的重要性，而破釜沉舟地推行了政治改革，如蘇聯，然而，它卻迅速地導致了自己以及東歐整個共產專制制度的崩潰。因為，只要共產專制制度不徹底崩解，任何的民主政治改革，都會有改不下去的那一天。所以，一場偉大民主變革就必然地會及時到來。雖然，它會引發較大、較強的陣痛，但因根本制度已經解決，所以，陣痛過後，勢將迎來一個能夠真正迅速發展的時代。東歐一些原共產國家近年來在社會政治、經濟上的明顯發展和進步都是明證。雖然俄國由於共產專制復辟的時間過長，並且，新政權由於種種政治的和感情的原因，又使得俄國的共產黨雖然亡國卻沒有亡黨，所以，它因“過渡”所帶來的陣痛，就較之東歐其他共產國家更為長久，甚至更為痛苦。但是，俄國人民的選擇卻是明確的，其民主過渡將必然會走向它最後的成功。

二、就中共專制統治的現實來看

　　其一、由於共產主義信仰在中國大陸早已崩潰和徹底崩潰，中共賴以控制和強化思想統治的基礎早已不存，因此，中共專制政權已經失去了統治的思想依據和理論基礎。由是，人民已經否定了中共專制統治的現實合法性。

　　其二、由於中共最高統治集團數十年來的倒行逆施，以及自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之後，其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只能掛羊頭賣狗肉的做法，和共產主義運動在全世界的崩潰和消亡，亦早已將中共黨人的共產主義信仰掃蕩罄盡。猶如有近六十年黨齡的中共老幹部、前香港《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先生所痛言﹕“我少年時相信共產主義，那是患的少年幻想症；如果我今天還相信共產主義，那就患的是老年癡呆症了。”19 因此，完全依靠意識形態來立黨和建政的中共，其政權已經被“釜底抽薪”。

　　其三、由於中共在思想上已經走上了無路可走和無路可追的境地，已經自信全無，所以中共才會高喊“穩定壓倒一切”，鄧小平才會嘶叫“殺二十萬、保二十年”和“改也要垮、不改也要垮，不改垮得更快”，中共才會消極接受蘇、東、波的教訓，中共層層官僚才會紛紛搞錢“留後路”和個個“及時行樂”。這就為中共的必然垮臺和自己垮臺做好了至為重要的準備。

　　其四、從中共八九年後的二度經改來看，其內容只是在決不改革政治的前提下放縱經濟改革，實際是放縱“人欲”，結果則是在一片虛假繁榮的表面之下，正在使整個社會日益走向貧窮、不公和腐爛。因為沒有政治改革配套的“向市場經濟轉型”，因它缺少了“自由競爭”這樣一個根本的社會政治條件，所以，它才不僅要造成種種敗症的出現，而且必然會造成在中共專制政治體制下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最後失敗。中共整個專制統治和專制制度的垮臺也就勢所必然。

　　有必要指出的是，一個被蓄意製造出來的“理論”竟然指出，在由中央計劃經濟、即專制權力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一是由於一部分人必然地要先富起來，所以，另一部分才會必然地要貧窮下去；二是由於“原始資本主義積累”的殘酷性，所以社會才要承受轉型的陣痛，一部分人的利益才會必然地被剝奪。這個希望被剝奪者不要怨天尤人，甚至甘受犧牲的所謂理論，顯然是在依據馬克思主義所謂“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錯誤思想，既要告訴剝奪者，他們的瘋狂剝奪乃是理所當然；又要警告被剝奪者，此乃歷史發展的必然，只能逆來順受。但是，它卻違背了一個最起碼的歷史事實，即在所謂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過程中，正在走向沒落的封建貴族是在一天一天地貧窮下去，而非一天一天地富裕起來。只要看一看被馬、恩所推崇的現實主義小說家巴爾扎克所描寫的“貴族們的日益貧窮化”，和他們在新生資產階級面前的可憐相，我們就能夠相信，今日中共權力人物及其子弟們的超級貪婪化和超級富裕化，與那個所謂的殘酷的資本積累理論該是多麼地不能相稱。必須明確的是，近代自由主義經濟形態的形成和發展，是和近代民主主義政治制度的形成和發展相生相成的。唯有舊專制權力的逐步消亡，才能帶來自由經濟的逐步發展。而也只有在專制權力走向消亡的時代，才能為社會財富的積累帶來它先決的政治條件和時代條件。然而，由於中共的專制政治權力非但沒有消亡，而且還在強制地進行著加固，所以，它才為自己權力階層和貴族子弟們的殘酷積累，製造了黑暗的政治條件和時代條件。當然，這根本就不是什麼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而是中共專制統治集團及其權力的附庸者們，對全體人民的最後掠奪和瘋狂掠奪罷了。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們，今天居然要用馬克思意在揭露和進攻資本主義原始積累“不合法”的理論，來為中共進行所謂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合法性”進行辯護，如若馬克思先生在天有靈，豈不是要喊冤叫屈而不能終？

　　其五、從中共二度經濟改革所一手製造出來的高度官場腐爛和高度社會腐敗來看，整個中國大陸社會所迅速呈現出來的，已是一片亡國之象。而一九八九年之後中共拒不推行政治改革的行徑，甚至為挽救專制統治的命運而一再推出種種倒行逆施的做法，才是今日中國大陸一片亡國之象的真正來由。只要稍稍聽一聽中國大陸遍地流傳的民間歌謠，我們就能體會得到，如同清政府一樣，中共的改革非但沒有治癒腐敗，反而使腐敗歧生歧長。而不可治癒的制度性腐敗，便是前夜來臨的前奏。

三、就人民渴望變革的歷史要求來看

　　其一、因現實的痛苦喚醒了歷史的痛苦，人民才會渴望一場偉大的民主變革。應該承認的是，由於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確實適應了彼時國家和人民亟需喘息和生存的需要，所以，人民才希望中共真地能夠“學好、改好”。人民確實是寬宏大量的。但由於中共拒絕實行政治改革並保護官倒腐敗的橫行，從而使人民很快就看穿了鄧小平“專制仁政”的本質，仍是為了維護中共一黨專制政權。特別是在一九八九年，中共竟向僅僅是要求他們實行政治改革的人民進行了殘酷的鎮壓，鄧小平與毛澤東一樣的專制暴君本質也就因此而暴露無遺。由是，經歷過毛澤東長期專制暴政統治的人民，也就在一九八九年的刀光血影之間，因“新仇”喚醒了“舊恨”而走向了最終的覺醒。這個覺醒的實質，就是對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共專制暴政、專制仁政和中共專制權力現實合法性的全面否定。於是，前夜的到來，已經不可避免。

　　其二、因現實的覺醒導致了歷史的覺悟，人民更要渴望一場偉大的民主變革。如本章前文所述，毛澤東死後和華國鋒垮臺之際，中國大陸人民和鄧小平曾先後“共同”發起過一場思想解放運動。在這場思想解放運動中，屬於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運動曾艱難地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批判和否定文革。第二階段是批判和否定文革前的中共專制暴政。第三階段則是以深入研究和全面肯定國民黨抗戰為發端，開始了對於中國現代歷史的再反思、即再認識。如果說前兩個階段因伴隨著中共改革的推動、發展、滑坡、停滯和二度改革的被迫推行，尚屬於對中共權力現實合法性的批判和否定，那麼，第三個階段，則是中國大陸人民正在從根本上對中共的 “革命”，中共“革命”的性質，和中共“革命”與中國現代歷史發展的關係，進行了再認識，產生了真認知。由是，作為中共對立面的中國國民黨，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新中國”對立面的“舊中國” —— 中華民國，和作為被毛澤東與共產黨在實際上早已批判、否定和推倒的孫中山的民主革命，及其三民主義理論體系，直至蔣介石先生的歷史功績和歷史地位，也就不可避免地被放到了必須進行再研究、再認識和再肯定的歷史地位之上。

　　這一場歷史反思運動之迅速、迅猛、廣泛和深刻，這一場歷史反思運動已經在中國大陸民間所造成的廣闊而且深遠的影響，這一場歷史反思運動在歷史事實的澄清和理論研究上的成就，這一場歷史反思運動所已代表的中國大陸社會政治思潮的歷史性轉折，實已使得中國大陸人民在對中共權力的現實合法性進行否定之後，已經對中共權力的歷史合法性產生了全面質疑，直至走向了徹底否定。

　　中國大陸人民終於在被中共統治、欺騙和折磨了近半個世紀之後，認識到中共的“革命”不過是對孫中山民主革命和民主建國的反撲和反動，是對辛亥之前中國專制制度的一場空前復辟，是在共產革命的名義下，以中世紀歐洲教政合一這一專制統治的最高形式，對於中國數千年專制歷史和專制政治的血腥“補課”。它不僅強行地阻斷了現代中國由專制向民主過渡的歷史進程，而且將二十世紀下半葉的中國大陸強行拖拽在反動與倒退的死港之中。由是，中國大陸人民不僅在感情上，而且在理性上走向了最終的覺醒。由是，如同清政府那一場改革的結局，便是一場偉大民主變革的來臨一樣，中共這一場改良的結果，亦同樣會迎來一場偉大的民主變革。只不過這一場偉大的民主變革既是對前一場偉大民主變革的繼承，又是對前一場偉大民主變革的完成。偉大的中國民主革命，或曰偉大的中國民主運動，如同近現代一些先進國家一樣，終於在歷經了革命與復辟、民主和專制之慘澹較量的主體歷程之後，就要迎來她從專制向民主過渡的最後成功了。前夜已經來臨，變革必將成功。孫中山先生民主建國的偉大理想一定能夠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