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卷 辛亥革命、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

第一章　中國民主革命的勝利發端

一 清王朝的改革開放運動

第一、王朝統治的末世與君主制度的末路

　　清王朝自一六四四年、即清順治元年入據北京始，至一八四零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前後近二百年，歷經康乾盛世，早已由盛而衰，危機四伏。政治上恰如乾隆所言，“乾綱獨斷，乃本朝家法”，專制的統治與壓迫有增無減。吏治上則“九卿無一人陳時事之得失，司道無一人摺地方之利病”，“官以賄得，刑以錢免”，官場一片腐敗現象。軍事上曾稱雄一時的二十二萬八旗兵與六十六萬綠營兵，也早已“軍器視為具文，操演視為兒戲”。尤其是在農村，“有田者什一，無田者什九”，農民因失田敗家，流離失所，而成為“盲流”者，比比皆是。鴉片毒患的氾濫，致使全國有數百萬人吸食鴉片，其中“以衙門中人吸食者最多，差役食鴉片者十之八九”。誠如林則徐所言：“羌尤泄泄視之，是使數十年之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顯然，清王朝猶如中國歷代君主王朝一樣，已經無可避免地走上了王朝統治的末世。

　　然而，清王朝較之歷代王朝還要悲哀與淒涼的是，它更處在中國兩千餘年君主專制制度的末路之上。是時，不僅由明王朝所加固的君主專制制度，在歷經清王朝的由興及衰之後，終於走向了它最後的衰亡期，並且自明代就已經萌發的，中國知識界對於君權神聖的懷疑和批評，亦因清代君主權力的再度加固，而進一步引起了中國知識界對於神聖君權的大膽批判甚至否定。換言之，即中國知識界亦已從維護君權出發的民本主義思想，開始了向維護民權出發的民主主義思想的過渡。另外，在中國，已經存在和緩慢發展了數千年的商品交換即市場經濟的初級形式，亦在擺脫了元、清兩家蠻族入侵對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發展所產生的落後影響之後，正在期待著其高級形式即自由經濟的孕育和形成。特別是民主制度和自由經濟在歐洲的初獲成功，所帶來的近代世界政治經濟環境的迅速改變，及其對中國的影響和刺激，這一切無不從內部和外部，為中國傳統農業社會的就要走向解體，和君主專制制度的開始走向消亡，帶來了有利的條件。然而，這個有利條件對於已經延續了二百年君主專制統治的清王朝來說，卻是以外患和內亂這樣一個特別悲慘的形式，風霜雨劍緊相逼地表現出來了。


第二、清政府改革開放運動的起因和目的

　　清政府決心發起改革開放運動的直接原因，是源於外患和內憂的相繼爆發。

　　就外患而言，因民主革命的局部成功和工業革命的迅猛發展，而迅速強大起來的西方列強，因尚未完全“新其貌”，更未完全“新其心”，在國際間，其對民主主義的追求乃遠遜於對自身國家利益的考量，所以，他們雖然對內追求民主，對外卻仍恃強權，必要時，亦不惜用武力侵略的辦法，即用堅船利炮來達到征服它國和發展自身的目的。如果說，英國將鴉片輸入中國，已經說明它不擇手段，一八四零後的兩次鴉片戰爭，及其逼迫清政府與它簽訂不平等條約，就更是將落後的中國和向來自視泱泱大國的清王朝，從此逼上了“賠銀求和、割地求和、乃至開門揖盜以求和”的悲慘境地。

　　就內亂而論，因清王朝正處於王朝統治的末世和君主制度的末路，加之以鴉片戰爭為表症的外敵駸駸內向，又使得整個王朝統治日益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因此，由內虛所引起的外患，和由外患所加深的內亂，也就在王朝統治的末世此起彼伏而不能終。其代表者，便是中英鴉片戰爭之後的太平天國造反。這一場天國之亂，不僅席捲萬里關山，使清王朝的統治者們“中宵念起、夢魂屢驚”（曾國藩語），甚至能在大清朝的江山社稷之間“立國”十數年之久，非曾國藩練湘軍已不能平，實已使清王朝處在大廈將傾、朝難保夕的深深恐懼之中。

　　然而，外患內憂交相煎迫的艱難時世，卻使得一批有思想，有見地，恨國之不強、己之不爭的中國近代先進知識份子，如龔自珍、林則徐、魏源等，不僅發出了“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之長空一鳴；而且開始批判“封關禁海”，提倡“藏富於民”，追求“知己知彼”以圖強禦侮。傑出的思想家魏源，為富國強兵，不僅編出了我國第一部“百科全書” ——《海國圖志》，以期國人能夠睜開眼睛看世界，而且喊出了“天下無數百年不蔽之法，無不除蔽而能興利之法”的變法呼聲，進而提出了以“師夷長技以制夷” 為主體思想的一整套改革開放理論。既要求清政府學習西方，創辦軍事工業，制長艦、造火器及養兵練兵之法，以禦侮；又要求清政府學習西方，創辦民用工業，允許私人設廠局，以製造輪船、機械、及各種國用和民用產品，以富國。為清王朝發起一場改革開放運動奠定了先決的思想條件。

　　由是，面對著“外敵駸駸內向，內亂此起彼伏”，面對著“清王朝的聲威一遇到不列顛的槍炮就掃地以盡，天朝萬世長存的迷信便立即受到致命打擊”01 這樣一個艱難時世，面對著歷經慘澹才削平天國之亂、並暫時獲得了喘息的政治局面，清王朝從中國近代知識份子追求“富國強兵和圖強禦侮”的歷史願望中，終於意識到了“變法”即改革的重要。為了平外患和治內亂，即為了抵禦外侮，更為了維護大清朝的統治，針對頑固派反對“變而從夷”、即“西化”的腐朽立場，不僅由漢員大吏李鴻章提出了“外需和戎、內需變法”的變革主張，而且由皇室宗親、總理大臣奕誆提出了“治國之道，在於自強。而審時度勢，則自強以練兵為要，練兵又以治器為先”這樣一種改革思想。於是，一場由清王朝發起的改革開放運動即“洋務運動”，也就在滿清專制王朝和整個專制制度都在走向衰亡的中國大地上，被有聲有色地推動開來了。


第三、清王朝前三十年經濟改革運動的內容和成效

　　這一場由清政府發動的經濟改革運動，一是從圖強禦侮和平息內亂出發，努力創辦近代軍事工業；二是從求富圖強出發，大力開辦民用工業；三是對內搞活，為開掘民間資金，而採用官督商辦、官商合辦和純粹商辦即民辦的辦法，以振興實業，開創和發展民族自由經濟；四是對外開放，取消封關禁海，開放通商口岸，開闢經濟特區上海，為補己之不足而吸引外資，允許獨資和合資。五是局部允許結社和辦學，宣導當代西方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以為清王朝的改革開放運動鳴鑼開道。

　　由是，清政府的這一場經濟改革運動，自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始，不僅使得槍炮、船艦、鐵路、電報、採礦、紡織、機器、磨坊等官辦和民辦的實業競相出現，而且使得形形色色的學館、學會和學社交相並起。因此改革開放運動不僅勢已有成，向西方學習亦漸成風氣。如果我們就事論事，則清王朝的前三十年經濟改革，即自太平天國敗亡直至戊戌維新止，應該說，已經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中國的面貌。就那個時代而言，起碼已經使古代的中國急劇地開始了向近代中國的過渡，更使那個古代化的大清朝，開始實現近代化。中國從沒有火車輪船到有了火車輪船，從沒有電報電話到有了電報電話，從沒有機器電力到有了機器電力，從沒有高樓大廈到高樓大廈始布沿海沿江的各個通商口岸。尤其是大上海的出現，使它不僅作為清王朝推行經濟改革的“特區”，至今仍可以睥睨於鄧小平的深圳和珠海，使人有小巫見大巫之慨；而且它作為清政府在推動經濟改革的短暫歲月裏才興建起來的大都市，竟能迅疾地贏得“東方明珠”的美稱，從而躋身世界最繁華著名的大都市行列。要是用中共吹捧深圳之語以形容之，便實在不能不說它是清王朝改革開放運動的最偉大成就之一。誠如九十年代中國大陸的近代史學者們所指，清王朝的這一場改革開放運動“不僅為圖強禦侮和維護大清朝的統治，進一步打開了向西方學習的風氣，而且為中國近代工交企業的創立和發展打下了基礎，為西學的傳播和中國近代科技事業的發展開創了條件，從而加速了傳統農業經濟、即小農經濟的解體，促進了中國商品市場和商品經濟的形成和發展”。02


第四、清王朝前三十年經濟改革運動的性質與結局

　　清王朝歷經三十餘年的改革開放運動雖然獲得了驚人的成就，使一個末世王朝在經濟上開始了從古代化向近代化的過渡，使得“一部分人先富了起來”，從而創造了一片“繁榮”的歷史景象。但是，蓋因清王朝前三十年改革開放運動的性質，乃是從自救、即維護“大清朝統治和挽救君主制度”出發，“一手欲取新器，一手仍握舊物”，“只想新其貌、而不想新其心”，非但不許改革腐朽的專制制度，甚至只想在專制政治的母體上嫁接西方自由主義生產經營方式的枝芽，即只想在經濟上 “西學為用”，所以，清王朝意在“禦外侮、平內亂”，以求“王朝長治、人民久安”的目的，非但全然沒有達到，其結局反而是王朝統治危機和君主制度危機的被迫加深和迅速加深，直至昭示了它必然覆亡的歷史命運。

　　由於不改革舊專制政治，清王朝那些倡行改革開放的洋務派大吏們，才能因權傾當朝或權傾一方，而能夠得心應手地控制著因改革開放才創辦起來的“國營”企業，既謀取暴利，又貪污鉅款，然後“買地、捐官和濫肆揮霍”。

　　由於不變革舊專制制度，寄身在舊制度軀殼中的改革家和企業家們，“不僅用人唯親，冗工濫食，貪污中飽，營私舞弊”，而且“大者偷料減工，小者束手閑處，糜餉玩公”。甚至“花天酒地，一任遨遊，視公司之財一如內庫之藏，所辦未就而資本已虧”。03 如此，自然只能造成“福州船廠製造的船艦運貨不逮商船之多，戰陣不如兵船之勁，是欲求兩便而適以兩誤”這樣一些不幸事實層出而不窮。04

　　同樣是因為不改革舊專制政治，不變革舊專制制度，舊專制統治集團中的舊貴族和舊官僚，新貴族和新官僚，和一切因舊政治和舊制度而享有特權者，包括反對改革的頑固派在內，才都會以其所擁有的權力、地位和關係，借改革以肥己，脅改革以利身，從而使改革非但不能起到限制特權和分利於民的作用，卻反而造成了擴張特權和奪民之利的結果。

　　自然，更是因為不改革舊專制政治，不變革舊專制制度，層層級級的為官者才會既在經濟改革的“大好” 形勢下，“謀圖中飽，上下相欺”，對上“以偽飾為能，以敷衍為工，以趨避委卸為巧”，對下則“以欺嚇為主，無複有誠意相與者”。05 重稅盤剝既有增無減，厘金屢抽更是習以為常。致使清王朝改革期間“民間之困苦流離，殊有蹙然不可終日之勢”。清政府派大員剛毅南下以“整頓地方稅收、增加國庫收入”，剛毅雖得意而歸，卻同時得到了“搜刮大王”的稱號，僅為西太后一人便弄回上百萬兩白銀，以致連外國評論都說“剛毅之行，無疑是為這不幸的帝國增加苦難，差不多就像是西太后急欲把那些經常燃點的叛亂火星煽成烈焰”。06

　　既然清王朝的前三十年經濟改革運動，其更重要的“成就”，乃是迅疾地加深和加速了王朝統治的腐敗和腐爛，乃是“增加了這不幸帝國的苦難”，乃是“要將那些經常燃點的叛亂火星煽成烈焰”，特別是北洋水師在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海戰中的全軍覆沒，和中國在一八九七年被德國和俄國分別強佔膠州灣及大連灣的丟臉事實，也就徹底宣佈了這一場長達三十年的改革開放運動，其旨在圖強禦侮和長治久安願望的瀕於破滅。

　　無情的歷史，終於沒有因為上海的高樓大廈而給予清王朝以絲毫的憐憫。清政府必然衰亡的歷史命運，似乎就在它推動改革開放的笙歌燕舞之間，就被註定了。


二　　改良派的失敗、革命派的勝利和清王朝的覆亡

　　歷史的事實是，政治改良派的失敗、民主革命派的勝利和清王朝的衰亡，均歷經了三個重要的歷史階段。

第一階段（一八八八 —— 一八九八）

第一、政治改良的轟然興起與專制改良的初級階段

　　如前所說，由於清王朝的改革開放運動非但沒有治癒它的腐敗，卻反而使它的腐敗歧生歧長，變本而加厲，因而，由經濟改革運動所給清王朝帶來的“表面繁榮和虛假繁榮”，也就不可能真正起到富國強兵的作用。特別是北洋海軍在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海戰中的全軍覆滅，以及一八九七年德國與俄國分別強佔膠州灣及大連灣所給予國人的強刺激，終於使中國人民，尤其是中國的先進知識份子們有了痛徹心脾的感覺。由痛定思痛而引起的，對於清政府前三十年改革開放運動的反思，終於使他們認識到僅僅是實行經濟改革，而不實行政治改革，就不可能實現“圖強禦侮”的歷史願望。由是而將三十年來主要是向西方學習科學技術的風氣，逐漸地，並且是猛烈地發展成為對於西方新思想、新文化和新政治的新追求。而作為近代中國政治改良運動之發動者和代表者的康有為，猶鑒於“觀萬國之變，能變則存，不變乃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和“及今而不思變，恐數年之後，大局更不堪設想”，乃懷著對“祖宗之法莫敢言變”的深刻不滿，把東漢以來為歷代帝王奉為經典的“古文尚書、今文尚書、逸禮和左氏春秋”統統說成是湮滅了孔子“托古改制”原意的“偽經”，企圖突破清政府把“西學為用”只用在經濟改革上的限制，要借孔子之名在政治上實行“中學為體和西學為用”，即要求清政府實行政治改革。康有為繼一八八八年上書光緒帝不得之後，先於一八九一年在廣州開辦萬木草堂，授徒講學，以倡政治變法；後於一八九五年在京聯合千名舉人第二次上皇帝書，即“公車上書”，以求政治改良。

　　要求政治改良的呼聲，不僅迅速地獲得了天下共擁，激勵了一大批有志於推動清王朝進行政治改良的知識份子，並且觸動了“深恐將來求長安布衣而不可得”的光緒皇帝。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諸要求變法維新人物，亦因光緒皇帝的寵倖而從清王朝專制統治“體制外”，一躍而成為清王朝專制統治“體制內”的改良派官員。於是，在他們的建議和要求下，光緒遂頒佈“定國是詔”，決心變法；上諭十條新政，決意維新。主要是在政治上取消滿族貴族的特權；在言論上准許辦報辦刊和上書言事；在法制和官制上改革律例，取消重疊的行政機構；在經濟上改革財政、編制國家預算和決算；在實業發展上設立農工商局以保護和獎勵農工商業及發明創造，發展鐵路與採礦業，舉辦郵政，裁撤驛站；在軍事上，統一制度，裁撤綠營，力行保甲，改練洋操，使用洋槍，訓練海陸軍；在文教上，改革科舉制度，廢八股，改試策論，廣設學堂，提倡西學，創辦京師大學堂並選派留學生出國留學。

　　戊戌變法的主要內容雖然多為君主政體之下政治行為的改良，故亦稱為 “新政”，但其所以被稱為“維新”，就是新在要搞政治上的改革，它相對於前三十年只改經濟不改政治的改革開放，無疑具有相當的進步性。尤其是它允許民間辦報辦刊以倡西方的精神文明，和提出要廢除滿族特權等變法內容，相對於百年之後，中共在改革開放期間仍然要反對“西方資產階級文化”，不僅堅持不予人民以辦報辦刊自由，甚至反而乘改革之機以一再擴大其層層統治集團特權等倒行逆施而言，其歷史的進步性，更是顯而易見。但是，這個政治變法，因仍舊要保留君主制度，並要在保留君主制度、即在維護大清朝統治的前提下，推行專制政治行為的局部改革即維新，因而，這個變法，才非變制，才僅僅是專制政治行為的改良，屬於專制改良的初級階段。


第二、戊戌變法的失敗原因和西太后的四個不能變

　　歷史的無情事實是，戊戌變法僅僅只推行了“百日”，便被腰斬在西太后的皇權之下。光緒帝從此在幽禁中度完了他短暫淒慘的一生，力倡力行變法的六君子則命亡京師，康有為、梁啟超等二十二名被通輯的變法人士卻亡命海外。一場轟轟烈烈的變法維新運動，雖就此而魂斷中國，但它失敗的原因，還是足以為後人鑒。

　　就變法失敗的原因而論：一是以慈禧為首的頑固派們，絕不甘心讓出絲毫的權利。他們不僅決意維護大清朝的君主統治本身，而且更要借維護這個統治來維護自身的特殊權益。所以，以湖南為先的百日維新運動，固使朝野震動，天下共擁，但因它觸動了、更觸痛了頑固派和一切守舊勢力的利害和神經，而招致朝野上下物議洶洶。特別是西太后一再地要在明裏堅持三個不能變，即“堅持三綱五常不能變，堅持大清朝的統治不能變，堅持祖宗之法不能變”，暗裏卻要堅持四個不能變，即要再加上一個“西太后垂廉聽政的最高權力不能變”，所以，西太后仍以其無上的權力，將為光緒皇帝所支持的第一度政治改良運動，腰斬在滿清專制王朝的龍陛之下。

　　二是變法排斥了真正皇權在手的西太后。實事求是地論之，大清朝是西太后的大清朝，皇權也是西太后的皇權。在帝黨絕非後黨所堪比的情形之下，不能爭取到西太后的支持，甚至只能遭到西太后的反對，直至變法竟被看成是對她最高權力的挑釁，變法失敗的命運已不能免。西太后那一句 “康有為要變法，為什麼不來找我”的話，實已道出了她的“心白”。

　　三是作為變法的制度局。制度局為康有為所設計，為變法改良志士所組成，更為轟轟烈烈變法的策源地。雖然，無制度局，變法便失去了它睿智的思想庫和強幹的班底，但是，唯因制度局被認為將樞密院之權、六部之權和督撫將軍之權“奪盡”，使“百官皆廢”，幾已代替了整個朝廷，因此，變法就必然要遭遇朝廷上下幾乎所有舊官僚的反對。這就為保守官僚與後党同氣相求，與康梁為敵，直至群起而反對變法，製造了藉口。而這個反對力量，非但是康梁所戰勝不了的，也是光緒皇帝所無力戰勝的。

　　四是戊戌變法的理論根據，僅是“祖宗之法可以變”。作為變法主要提倡者的康有為，非但要借孔子之名以倡變法，甚至要從“西洋有教、而我無教”的巨大遺憾出發，要“撫聖教以塞異端”，直至將“亟立道學”當作變法的重要思想內容和強國的根本辦法。康有為不僅不懂得西方在近代之所以能夠走向進步的前提，恰恰是思想解放，即反對天主教思想統治和宗教改革的結果，卻反而將張揚和獨尊孔子之學，當成了這一場變法的思想基礎和根本追求。這就不僅還了康有為作為一個傳統儒家知識份子的本相，使他拿不出真正的新思想來指導自己所提倡的變法，從而只能導致變法的失敗，直至為他在辛亥之後，一意獨尊孔教以倡君主制度的復辟，作成了他在思想和人格上的鋪墊。

　　五是變法未能欣遇一個可以造就其成功的時代條件。這個時代條件就是“只有民主革命才能帶來王朝的妥協，和只有民主革命才能為在根本上改變專制制度帶來可能”。雖然民主革命有著各種各樣的形式，並非只有暴力形式而已。英國等歐洲君主立憲的國家，在民主革命逼迫下走上君主立憲直至虛君共和的歷史，便是明證。誠如孫中山先生所言，“君主憲政乃為革命之所賜”。然而，戊戌變法的時代，孫中山的革命正遭遇天下共棄，八國聯軍尚未兵臨城下，變法又是由一批走進了清王朝體制內的知識份子和一個年輕無權皇帝的“自覺變法”。因此，僅僅依靠他們來“自我更新”，其之不可能，也就可想而知。這也是一九零零年之後，當王朝命運飄搖之時，西太后雖仍拒絕康梁變法，卻又要推行康梁新政的主要原因（參見下文）。

　　六是變法的失敗乃為時為勢所決。如本章開篇所述，清王朝在歷經鴉片戰爭和天國之亂以後，國勢早已由盛而衰，不僅已經走上了一個君主王朝的末世，而且正 “運交”整個君主制度的末路。因此，一場意在變法而非變制的政治改良運動，即仍然要在君主制度之下，以推行專制政治行為改良的變法，也就失去了它獲得成功的歷史依靠和時代條件。這既是清王朝力行改革開放運動已不能救其命的根本緣由，又是一場只想在舊專制體制內改革政治弊端、倡行新政的變法無以成功的基本原因。由是，一場要求專制政體自己實行政治改良的運動，只能“折戟而沉沙”。


第三、革命的悄然發生與天下共棄

一、革命的悄然發生

　　一八九五年，幾與康有為率領千名舉人“公車上書”、以求政治改良的同時，孫中山不僅將一八九四年在檀香山成立的“興中會”與“香港輔仁文社”合併，確立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的民族民主革命目標，而且密謀廣州起義未遂。

　　孫中山，這個廣東香山農民的兒子，一方面因自小就聽夠了洪秀全反清的農民革命故事；另一方面因少年時曾隨兄赴美國夏威夷讀書，而在西方受到了民主和自由的教育及薰陶。後來，這個既未與傳統的中國文化斷了源頭和聯繫、又飽受過西方文化影響的年輕人，也就在漢族受滿清專制之苦和中國受列強欺淩之甚的時代，既深藏排滿知心，又初萌民主之志。再加上清政府的前三十年改革開放運動，在他的眼裏，又無非是“單單是引進鐵路、火車、電報、電話等歐洲現代物質文明的任何這類措施，由於它們打開了新的敲詐勒索和貪汙盜竊的門路，反而只會使事情更壞”，07 所以，他“自乙酉中法戰敗後”，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並且“以學堂為鼓吹之地，借醫術為入世之媒，……數年之間，每於學課餘暇，皆致力於革命之鼓吹，常往來於香港、澳門之間，大放闕詞，無所忌諱……所談者莫不為革命之言論，所懷者莫不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為革命之問題”。其“生平所志，以革命為唯一天職”。08

　　由是，“自甲午中日戰起”，孫因“時機可乘，乃赴檀島”，聯合華僑二十余人成立“興中會”，確立了推翻滿清王朝的民族民主革命目標。中國的民主革命，這個幾乎與名噪一時的康有為所發動的政治改良運動同時而起，卻又在一開始就成了政治改良派對立面的革命，就是這樣地因為一位傑出青年知識份子的覺醒與立志，而悄然地發生了。


二、革命為天下共棄

　　第一次廣州起義的失敗，卻使孫中山發動的革命遭遇了天下共棄。用孫中山自己的話說，就是：“當初次之失敗也，舉國莫不目予輩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詛謾駡之聲不絕於耳；吾人足跡所到，凡認識者，幾視為洪水猛獸，而莫敢與吾人交遊也。”09

　　革命初起，不單遭遇國人的唾駡，而且遭到海外華僑，特別是美、日華僑的冷遇。孫中山雖於中日戰起，即赴檀島創立興中會，“欲糾合海外華僑一收臂助，不圖風氣未開，人心錮塞，應者寥寥”。而美洲華僑之風氣蔽塞，較檀島尤甚。他說：“予由太平洋東岸之三藩市登陸，橫過美洲大陸至太平洋西岸紐約市，沿途所過多處，或留數日，或十數日，所至皆說以祖國危亡，清政腐敗，非從民族根本改革無以救亡，而改革之任人人有責。然而勸者諄諄，聽者終歸邈邈，其歡迎革命主義者，每埠不過數人或十餘人而已。”10 至於萬餘日本華僑，“聞革命而生畏者，則與它處華僑無異也。吾党同人有往返於橫濱、神戶之間鼓吹革命主義者，數年之中而慕義來歸者，不過百數十人而已。以日本華僑之數較之，不及百分之一也。向海外華僑傳播革命主義也，其難固已如此……”。11

　　斯時，革命一難於國人未醒，二難於華僑風氣未開，三難於“由乙未初敗至於庚子，此五年間……適於其時有保皇黨發生，為虎作倀，其反對革命、反對共和比之清庭為尤甚”。12 雖然，“當此之時，革命前途，黑暗無似，希望全絕，而同志尚不盡灰心者，蓋正朝氣初發之時代也！”13


第二階段（一八九八 —— 一九零零）

　　本階段自戊戌政變至一九零零年孫中山發動惠州起義失敗，是為政治改良的低潮期，王朝命運的飄搖期和民主革命的鬆綁期。

　　本階段，在清王朝，因百日維新失敗，以大阿哥溥儁為首的清王朝頑固派因以而得勢，志在改革開放的洋務派因以而失勢，政治上既重現專制王權的全面強化，經濟上則使得持續了三十年的改革開放運動裹足難前。然而，空前喪權辱國的辛醜合約，已經使清王朝在經濟上走到了崩潰的邊緣，曾想利用義和團“扶清滅洋”的西太后，更招致了八國聯軍的侵佔北京，西太后本人亦只能逃往西安。清王朝的命運，似乎在菜市口的刀光劍影之間，就已經走上了王朝命運的飄搖期。

　　本階段，以康有為為代表的政治改良派已逃到海外。康有為等於一八九九年在加拿大成立了“保救大清光緒皇帝會”，簡稱為“保皇會”。梁啟超等也在日本創辦了“清議報”，鼓吹保皇。唐才常等則于上海成立了“正氣會”，後改為“中國國會”，謀請光緒皇帝復辟，以建立君主立憲的“新自立國”。一九零零年，康有為在海外華僑、特別是北美華僑的經濟援助下，支持唐才常建立自立軍即“勤王軍”七個軍，決于長江中下游數省同時起兵勤王。八月，因被清王朝改革派大吏張之洞於一日之內即捕殺二百余人，唐本人亦遇難，遂使康、梁、唐為代表的保皇改良事業慘遭失敗。由是，一場意在專制改良的政治運動，雖然不惜發動大規模武裝起義以進行武裝改良，甚至並不在意這一場武裝改良所可能造成的動亂、暴亂、混亂、直至國家分裂的結果，但因它僅僅是少數人要保救大清皇帝所致，所以，它才必然會遭遇徹底的失敗。由是，政治改良乃陷入了它的低潮期。

　　然而，本階段在民主革命派，卻因為政治改良的慘敗和王朝命運的飄搖，而使得孫中山所發動的民主革命走上了它的鬆綁期。一九零零年，由孫中山親自發動的惠州起義雖然仍舊失敗了，但是，國人不僅不再罵民主革命派為亂臣賊子，不僅不再指責民主革命派為大逆不道，相反，如孫中山自己所說，則是：“庚子失敗之後，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而有識之士多為吾人扼腕歎息，恨其事之不成。前後相較，差如天淵。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狀，知國人之迷夢已有漸醒之兆。”14

　　辛亥前中國社會在政治改良力量和民主革命力量興起之後，所形成的三大政治力量，終於在各自的力量上和前景上發生了一個根本的變化。這個變化，特別是在政治改良派和民主革命派的力量對比和民心所向上，開始產生了一個歷史性的轉折，即，以革命思想代替改良思想的時代終於來臨。誠所謂“此一時也，彼一時也”。雖然，這個轉折，也還會出現一波三折，但是，這個轉折的方向卻難以改變了。


第三階段（一九零零 —— 一九一一）

第一、立憲改良的興起和失敗

一、保皇改良的沒落與立憲改良的興起

　　逃亡海外的前政治改良派們，雖然將一場意在推動清王朝進行專制政治改良的政治運動，變成了少數人要保救大清皇帝的個人願望，並再一次遭遇了慘敗，但是，以康、梁為首的前政治改良派們，因仍然要把保皇改良當作他們的天職，把能否救出光緒皇帝和能否保住光緒皇帝的帝位，當作政治改良能否成功和他們個人的身家性命能否重見光明的前提及保證，所以，他們才會將孫中山領導的民族民主革命視為仇敵。為了攻擊革命，為了保衛光緒皇帝及其帝位，更為了他們自身的政治前途，康有為於一九零二年發表《答南北美洲諸華商只可行改良不可行革命書》，堅決反對革命，誓言保護大清朝。梁啟超亦在日本纂文鼓吹“與其共和，不如君主立憲，與其君主立憲，不如開明專制”。用孫中山的話來說，便是他們“為虎作倀，反對革命，反對共和比之清庭為尤勝”。然而，光緒皇帝之不救既為“命定”，保皇改良的不通亦已成為事實。由是，保皇改良便只能成為康、梁等人的一個夢幻。一九零三年，一批新興的民間改良人士，已開始公開拋棄保皇改良，要求君主立憲，即將要求清政府進行專制政治行為的改良，改變和發展成為要求清政府用立憲的方法進行專制政治制度的改良，即要求從變法走向變制。這便是立憲改良派的歷史由來和政治要求。

二、立憲改良的發展和失敗

　　一九零四年，因老大的專制俄國敗給了蕞爾之邦的日本，民間的立憲改良派遂以日本改良成功為藉口（指日本為改良成功的誤識參見上卷第六章第一節 —— 作者），聯合清政府體制內出現的立憲改良派官僚，相繼奏請“變更政體，實行立憲”。一九零六年因清政府詔告“預備立憲”，著名改良派人士張謇、湯壽潛、鄭孝胥等遂于上海成立“預備立憲公會”。一九零七年康有為被迫順時勢改“保皇會”為“中華帝國憲政會”，梁啟超則於日本組建“政聞社”。戊戌之後的政治改良派們至此乃步調一致，為推動政治改良，實現君主立憲，更自覺地和拼命地反對孫中山的民主革命。他們甚至將立憲改良當作撲滅革命的良藥來勸進清政府說：“若夫政治日益暴惡，雖日取革命黨而殺之，而革命黨之發生如故。傳曰：敵可盡乎？此之謂也。以其無術靖革命黨也。”15 因此，唯有“改革之機真動，其革命党何由生存？”16

　　一九零七年至一九零八年，因清政府亟需敷衍改良以撲滅革命，才一再許諾君主立憲。一九零九年，清政府更以成立各省諮議局為名，第二度將一批改良派人士從清王朝體制外接納入清王朝體制內。體制內外的政治改良派們遂趁機頻繁上書，要求從速立憲，雖然規模日大，卻一無所得，四次請願立憲，均遭清政府藉故壓迫。改良派雖迫切期待成立責任內閣，臨了卻出現一個皇族內閣（參見下文）。由是，改良派自覺顏面丟盡，乃發表“宣告全國書”，痛哭流涕地宣佈“希望全絕”。及至武昌事起，改良派始大部匯入革命洪流，竟從助清政府滅革命，一變而為助革命滅清政府。至此，中國的第一代政治改良派們，終於走完了他們兩興兩衰的歷史之路。嗣後除曾進身復辟政權內之冥頑不化者，或利益既得者，或銜恩舊主者，或投降反間者，在辛亥之後乃成為臭名昭著、危害非淺的專制復辟派以外，改良派亦因辛亥的成功，大都匯入了保衛民主革命成果即護國、護法的洪流，而名亡實亡。著名的政治改良派人士梁啟超，從他變改良而贊革命，棄專制而擁共和，甚至因此而與乃師復辟派康有為分手，直至他絕袁氏之誘嚇，導蔡鍔之護國，堅決地反對專制復辟，都說明從改良走向革命的完全可能性，從而彰示了政治改良之作為革命 —— 這個普遍歷史進程的初級階段，而並非只能與革命形成絕對對抗的理論內涵。然而，歷史的明監是，改良非敗於革命，實敗於清庭。其悲劇的癥結，是在於政治改良派只能要求、請求、甚至哀求清政府改良，而不能自己進行改良。如是清庭改，則改良成，清庭不改，則改良敗。因此，政治改良派們縱有最美最好的政治改良藍圖，別人不識，不受，不改，其也只能是徒喚奈何。


第二、清王朝誘以立憲改良、旨在撲滅革命、直至一朝崩亡

一、西太后退守三個不能變

　　戊戌之後兩年，清王朝的飄搖命運，終於迫使西太后不僅重倡改革開放，而且要推行曾被她腰斬的部分戊戌新政，以挽救她的大清朝，以再造“大清長治，人民久安”的社會政治局面。一九零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慈禧在西安發表了她的“變法上諭”，稱：“世有萬古不變之常經，無一成不變之成法……蓋不易者三綱五常，昭然如日月之照世。而可變者令甲令乙，不仿如琴瑟之改鉉……”“上諭”明確表示：三綱五常不能易。這就等於是說，君為臣綱不能變，因而君主專制制度和滿清君主的統治就不能變，唯不再堅持祖宗之法不能變而已。由是，西太后雖從三個不能變退守兩個不能變，但實際上仍是從四個不能變退守到了三個不能變，因為西太后的“垂廉聽政”還是不能變。於是，政治上，西太后乃黜退以大阿哥溥儁為首的頑固派，重新起用洋務派，並由自己來推行部分康梁新政，雖然為時已晚。經濟上，則迅速推起第二度改革開放運動，振興商務，獎勵實業（甚至以官獎商），大量引進外資，雖意在解救財政困難，卻再造貪汙公行和腐敗益深的社會政治局面。軍事上，計畫練新軍三十六鎮，並非為強國，而是為強權，藉以維繫王朝統治，卻為袁世凱練成私家之軍，構患于辛亥之後。在對外關係上，竟循“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的賣國路線，藉以獲得國際間的支持和援助，對內以鞏固王朝統治，對外以絕革命之助力。此外，早期雖允許局部開放言論，後期則苛以限制言論。唯 “廢科舉、興學堂、派留學”的做法，為後來的知識份子們反叛滿清和投身革命，在客觀上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這便是清王朝第二度改革開放的內容和成效。這個內容和成效只能說明，清王朝的垮臺已然是不可避免的了。


二、誘以立憲改良、旨在撲滅革命

　　清王朝的二度改革既然只能再造腐敗公行，腐爛益深，危機加劇，則一心只想維護大清朝統治的清政府，面對著革命風雲四起，君主立憲的呼聲日熾和整個社會的動盪不安，乃決心抓兩手，即：一邊誘以立憲改良，一邊決心撲滅革命。前者，是為利用；後者，才為本心。當時的法國報紙就公開地譏笑說：“清政府之立憲，實清太后愚民之術也。”17

　　就前者論之，一九零五年，清政府決派出五大臣赴歐美考察憲政。因五大臣考察歸國，帶回者乃是“皇權永固、外患漸輕和內亂可弭”這樣一些“立憲的好處”，一九零六年，清政府方在“尊崇國體、鞏固君權”的本意之下，宣佈“預備仿行憲政”，即預備立憲，要旨卻是“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並將立憲日期定於九年之後。一九零七年，清政府又宣佈改革官制，卻借機“黜漢員、擢滿臣”，造成大權、實權大部為滿族貴族“掌控和接班”的政治局面。一九零八年，清政府迫於民主革命派和政治改良派來自兩個不同方面的逼迫，為進一步誘改良以滅革命，乃宣佈“欽定憲法大綱”，卻以“君上大權”為大綱的核心；宣佈“議院選舉法要領”，竟使作為民意機構的“議院”成為皇帝一人的諮詢機構；詔告“逐年籌備憲政清單”，所列條目竟全然與憲政無涉。一九零八年西太后和光緒皇帝先後崩殂，於時因革命風潮大張，其勢已不可遏，攝政王載灃才一邊假意敷衍改良，詔令辦理立憲事宜，成立各省諮議局，將九年立憲改為六年，意在收買改良人士，以共同撲殺革命；一邊再度集權力于滿人和皇族一身，以鞏固皇權和滿權。載灃本人除以監國攝政王身份代理大元帥、親統近衛軍以外，又命其弟載洵任海軍大臣，弟載濤任軍咨大臣，皇族蔭昌任陸軍大臣，更黜退袁世凱等漢員大吏，將軍政大權集于滿族皇族一身。同時，面對著體制內政治改良派 —— 各省諮議局議員日益高漲的立憲要求和四次請願行動，清政府或以國民知識不齊等藉口以拒絕之，或以橫議幹政為由革職查辦體制內官員以壓迫之，或乾脆以押送赴京請願的議員回籍以絕立憲之要求。一九一一年四月，清政府在革命形勢的節節逼迫下和政治改良派的步步要求下，被迫成立責任內閣，但十四名閣員中竟有九人為皇親國戚，乃得“皇族內閣”之稱。至此，所謂政治改良，所謂預備立憲，已全然翻作一篇篇假話，終於逼使許多改良派人士哭于窮途而轉向革命。

　　就後者論之，簡單地說，清王朝所實行的便是一個“殺”字，即殺革命黨。自一八九五年第一次廣州起義起，至一九一一年三月廣州起義失敗止，清政府對革命派起義的鎮壓是不遺餘力的，也是極端殘酷的。一九零七年黃岡起義失敗後，清政府因得到了同盟會的花名冊，乃按圖索驥，殘殺革命黨二百多人。一九零八年安慶新軍起義失敗後，因清方大事搜查，革命黨人範傳甲、張勁夫、田激揚等都被捕被害，連起義中的臨陣畏縮者薛哲，在為人告發後亦遭殺害。安徽一省因牽連而被殺害者達三百餘人。徐錫麟在刺殺恩銘被捕之後，竟被挖心以祭恩銘。至於非起義狀態下的革命黨人，之被抓、被殺、被嚴刑拷打折磨和遊街示眾，實屢見而不鮮。著名民主鬥士、湖南商會會長禹之謨，在獄中就曾以血作書曰：“要知清政府下詔立憲，專制的兇暴卻有進無已。”

　　歷史的明鑒是，清王朝只推行經濟改革，放縱經濟改革，不但拒絕專制政治行為的改良，尤其是拒絕專制政治制度的改良，特別是它瘋狂地和殘酷地殺害革命黨人以撲滅革命的所有做法，不僅彰明瞭專制改良此路不通，而且昭示了其自取滅亡的歷史過程，從反面證明瞭民主革命派的堅定和清醒，證明瞭孫中山堅持民主革命、反對專制改良和志在建立中華民國的政治科學性和歷史正確性。


第三、孫中山堅持革命、反對改良、志在建立民國，“于斯竟成”

一、孫中山三民主義革命理論體系的形成

　　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後，孫中山曾亡命海外，開始了他的第一度考察歐美。他要以一個有過失敗經歷的革命者身份，去考察、研究歐美的民權革命和獨立革命，探索發動中國革命的科學理論，追尋中國革命的成功道路。這一次歐美之行，雖然使他在英國冒了風險，幾為滿清所困，但是，脫險後，他卻在對歐美的實地考察中，得出了一些革命的“真經”。這些真經，一是來自於他對歐美革命經驗的學習，二是來自於他對歐美革命得失的思考，三是來自於他將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和西方近代政治科學的融會和貫通。其成果具體表現在：（一）認識到“革命 —— 無論採取任何形式，都是歷史的一個普遍變革進程”。18 這裏所指的革命，自然是他所親自考察和深入思考過的“歐洲民主革命與美國獨立革命”。

　　（二）認識到君主立憲既“為革命之所賜”，亦是革命的一個“不完不備”的結果。他說：“革命之名詞，創於孔子。中國歷史，湯武之後，革命之事實，已數見之不鮮矣。其在歐洲，則十七、十八世紀以後，革命風潮遂磅礴於世界，不獨民主國惟然，即君主國之所以立憲者，亦革命之所賜也。”19 同時，他還從歐洲一些國家歷經革命與復辟反復較量才得以實現“君主立憲”的歷史中，得出了革命與改良關係的科學結論。他說：“世界之真立憲，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稱為真立憲。”因此，“同一流血，何不為直截了當之共和，卻為此不完不備之立憲乎！”20

　　（三）從少年起即親身感受過歐美民主政治和自由制度的孫中山，終於在對歐美革命歷史和現實社會的深入考察中，形成了嶄新的三民主義理論體系，從而為中國國民革命奠定了科學的理論基礎和實際的行動綱領。

　　這個新理論體系就民族主義而論，則是：“餘之民族主義……不以復仇滿清為事，而務與之平等共處於中國之內，此為以民族主義對國內之諸民族也。對於世界諸民族，務保持民族之獨立地位，發揚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文化而光大之，以期與諸民族並驅於世界，以訓致於大同，此為以民族主義對世界之諸民族也。” 21

　　這個新理論體系就民權主義而論，則是：“餘之民權主義，第一決定者為民主，而第二之決定者則以為民主專制必不可行，必立憲然後可以圖治。”22

　　這個新理論體系就民生主義而論，則是：“歐美自機器發明，而貧富不均之現象隨以呈露；橫流所激，經濟革命之焰，乃較政治革命尤烈……餘欲為一勞永逸計，乃採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以塞經濟革命之源……此三民主義之主張所由完成也。”23

　　（四）“五權憲法”思想形成。孫中山先生說：“歐洲立憲之精義，發于孟德斯鳩，所謂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是已。歐洲立憲之國莫不行之。然餘遊歐美，深究其政治、法律之得失，知選舉之弊，決不可無以救之，而中國相傳考試之制、糾察之制，實有其精義足以濟歐美法律、政治之窮，固主張以考試、糾察二權，與立法、司法、行政之權並立，合為五權憲法；更采直接民權之制，以現主權在民之實。如是餘之民權主義，遂圓滿而無憾。”24

　　顯然，一個真正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理論體系和民主體制建設藍圖，由是而成。所以，孫中山先生自己也說：“餘之革命主義內容，概括言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是已。苟明乎世界之趨勢與中國之情狀者，則知餘之主張，實為必要而可行也。”25


二、中國民主革命迎來了她的發展期

　　孫中山先生發動的中國革命，雖然於悄然發生之際，就遭遇了失敗，遭遇了“天下共棄”，遭遇了國人的謾駡和華僑的冷遇，甚至連他本人也只能夠亡命海外，然而，“不以挫抑而灰心”的孫中山先生，卻于亡命之途，考察歐美，采東西方革命之長，集古今政治文化之優，建立並完成了他“以民權革命為中心、以民族革命為助力、以民生發展為方向和以五權憲法為制度”的嶄新理論體系，從而為在艱難中推動和發展由他所領導的民主革命，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論基礎，凝聚了巨大的思想理論力量。其後，隨著清王朝的一再拒絕政治改良和政治改良派的兩興兩衰，孫中山所致力的革命終於迎來了她的發展期。自一九零零年至一九零五年，一是革命 “已多為有識之士恨其事之不成”，於民間已漸成風潮，“自惠州起義失敗以至同盟會之間，在粵則有李紀堂、洪全福之事，在湘則有黃克強、馬福益之事，其事雖不成，人多壯之”。26 二是開始吸引部分原改良派人士走向革命，如曾追隨改良的章炳麟和青年壯士吳樾等。三是清王朝“廢科舉、興學堂、派留學”的新政，不僅使知識份子失去了讀書取士之途，從而不再以王朝政治為依靠，使留學生數目大增，而且使東京、上海等主要由留學生及知識界所創辦的民間刊物，竟如雨後春筍般蓬勃興起。“留東學生提倡於先，內地學生附和於後，各省風潮從此漸作。在上海則有章太炎，吳稚暉、鄒容等借《蘇報》以鼓吹革命……”。27 一時間宣傳歐洲革命、鼓吹美國獨立、號召排滿興漢的聲浪，始大張於中國。四是海外華僑漸受東京留學界及內地革命風潮之影響。“鄒容的《革命軍》一書，為排滿之最激烈言論，華僑極為歡迎，其開導華僑之風氣，為力甚大”，孫中山再赴海外，“凡有華僑處，莫不表示歡迎，較之往昔大不同矣”。28

　　一九零三年，孫中山正式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平均地權、創立民國的十六字綱領，中華民國的國名，從此載入中國國民革命的史籍。

　　一九零四年，孫中山發表了“中國問題的真解決”一文，滿懷信心地指出：“中國正處在一場偉大的民族運動的前夕，清王朝的統治正在迅速地走向死亡……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勢。”

　　一九零五年，孫中山在二度考察歐美的過程中，不僅因三民主義思想體系的成熟，而吸引了一批志在中國民主革命的歐美留學生，而且在他輾轉抵達日本後，更受到了數百名留日學生的熱烈歡迎，開始了他與留學生的歷史性結合，為嗣後的中國國民革命，準備了以優秀青年知識份子為主體的民主革命力量，極大地提高了革命的品質。對此，孫中山先生自己也說道：“時（按：指一九零零年以後）適各省派留學生至日本之初，赴東求學之士，類多頭腦新潔，志氣不凡，對於革命理想感受極速，轉瞬成為風氣。故其時東京留學界之思想言論，皆集中於革命問題……乙巳春間，予重至歐洲，則其地之留學生已多數贊成革命。蓋彼輩皆新從內地或日本來歐，近一二年已深受革命思潮之陶冶，已漸由言論而達至實行矣。予於是乃揭櫫吾平生所懷抱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之號召力，而組織革命團體焉。於是開第一會於比京，加盟者三十餘人；開第二會于柏林，加盟者十餘人；開第三會於巴黎，加盟者亦十餘人；開第四會於東京，加盟者數百人；中國十七省之人皆與焉……因當時尚多諱言革命二字，故只以同盟會見稱，後亦以此名著矣。”29

　　一九零五年八月二十日，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成立，標誌著中國國民革命力量的大聚集，及其在政治上和組織上開始走向成熟。是年十一月《民報》創刊，由孫中山正式在《發刊詞》上闡釋三民主義精義，標誌著中國國民革命從此擁有了正確的和科學的思想理論基礎。中國的國民革命亦從此走向了她的高潮期。對此，孫中山自己也說：“及乙巳之秋，集全國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會於東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業可及身而成矣。於是乃敢定立‘中華民國’之名稱而公佈於黨員，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義，而傳佈中華民國之思想焉。不期年而加盟者已逾萬人，支部則亦先後成立於各省。從此革命風潮一日千丈，其進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同盟會成立未久，發刊《民報》鼓吹三民主義，遂使革命思想彌漫全國，自有雜誌以來可謂成功最著者。其時慕義之士，聞風興起，當仁不讓，獨樹一幟以建義者，徐錫麟、熊成基、秋瑾等是也。”30

　　有必要指出的是，三民主義之民主革命理論體系和五權憲法之民主建國方略的成熟及傳播，使得中國的國民革命從此更加具有了民主革命的根本性質，從而將推翻滿清專制統治、結束數千年君主專制制度與創建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 中華民國，定奪為中國國民革命的根本方向。孫中山說：“中國數千年都是君主專制政體。這種政體，不是平等自由的國民所堪忍受的。就算漢人當君主，也不能不革命……要廢除君主制度，不是專靠民族革命，必須進行政治革命” 。31 他還說：“這次革命除‘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之外，國體民生，尚當與民變等，雖經緯萬端，要其一貫之精神，則為自由、平等、博愛。”32

　　從此，由孫中山先生所發動的“中國國民革命”，亦在上述之根本意義上，與中國民主革命獲得了“同一”。只是就範圍而言，中國國民革命才較作為其本體內容的中國民主革命，更具有革命內容的廣泛性，即外反列強欺凌和內反滿族專制統治之民族革命內容的加入。本書為標明中國民主革命乃為中國國民革命的本體和本質，故在全書的章節標題上，決用中國民主革命這一概念，以使中國民主革命獲得她在革命性質上的明確性。但又在全書的內文裏面，部分地沿用中國國民革命的概念，以求在行文之中，表現她歷史過程和歷史內容的真實性。

三、革命與改良的兩場大論戰

第一場大論戰發生於中國同盟會成立之前

　　如果說，自龔自珍、林則徐、魏源始的中國近代優秀知識份子，為追求富國強兵而推動起來的思想解放運動，歷經清政府數十年的經濟改革，和康、梁等對於政治改良的追求、實踐及失敗，而終於從正反兩個方面為共和主義思潮的興起及民主革命目標的確立，奠定了必要歷史基礎的話，那麼，戊戌之後，恰恰是在民主革命的理念和目標已經愈來愈成為中國人民的嶄新歷史追求時，一九零二年，由康有為發表《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改良不可行革命書》，所公開挑起的保皇改良派對民主革命派的大論戰，卻遭遇了以孫中山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對於保皇改良派的第一次大反擊。

　　在這一場大論戰中，因康有為將大清朝吹捧成“唐虞至明之所無、大地各國所未有”，更歌頌光緒皇帝為“至仁至德”，誣衊中國人民“愚昧無知，只可行改良，不可行革命”，因而不可宣導民主共和，否則只能造成 “天下大亂和亡國滅種”的後果，尤言“彼之保皇才是真正的革命，否則無非是殺人放火而已”，所以，孫中山首先指出“革命、保皇二事，決分兩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東西之不能易位。事理相反，背道而馳，互相衝突，互相水火”。33 其後，章太炎不僅寫出了《客帝匡謬》一文，以自責曾經追隨改良的思想和行為，而且寫出了著名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針對康有為指責中國人民“公理未明，舊俗具在”，因而“只可行改良不可行革命”的荒謬主張，乃有力地指出，“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之具在，即以革命去之”。更歌頌革命為“啟迪民智、除舊佈新的良藥”。同時指責康有為已經墮落成為一個“利祿熏心、甘當奴隸、為一時之富貴甘冒萬億不韙而不辭的封建市儈”。年輕的民主革命家吳樾不僅暢言“反枝葉改革、倡非常改革”，更以謀炸出洋考察五大臣來表明他與改良思想徹底決裂的精神，不惜犧牲了自己年輕的生命。另一個年輕的革命家鄒容則著有《革命軍》遺書，竭力讚揚“天賦人權，自由平等”的共和主義思想，主張“掃除千年種種之專制政體的積弊”。又一個年輕的革命家陳天華則以“壯夫躍海”的英雄行為，用年輕的生命敲響了他的《驚世鐘》，希望追隨專制改良者們能夠《猛回頭》。

　　在這一場對保皇改良派的反擊戰中，民主革命派除掉揭穿了前政治改良派“彼之愛國，無非是愛專制政體”的本質，尤其批判了“君權不可侵犯”的君主專制法統，和旨在維護這一法統的封建禮教道統，指出了 “禮之耗人血、消人氣不至死亡不止”的殘酷專制本質。不僅有力地轟擊了宋明以來意在維護君主專制統治的理學基礎；而且為中國同盟會成立後革命與改良的那一場更加廣泛和深入的大論戰，鋪墊了共和主義的思想基石；更為辛亥以後中國知識界發動那一場反復辟的思想文化革命，及其對孔孟思想文化體系中專制思想文化成份的批判和清算，埋下了歷史性的伏筆。


第二場大論戰始於中國同盟會成立之初

　　一九零五年底，面對著清政府誘改良以滅革命的陰險手段，和政治改良派要君主立憲不要民主立憲的頑固立場，民主革命派早在《民報》創刊伊始，即指名道姓地指責康有為、梁啟超是為滿清政府製造“欲使吾民族誠心歸化之立憲改良論的禍水”。34

　　一九零六年初，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先後發表了“開明專制論”和“申論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得失”兩篇長文，並將兩文合刊出版，題名為《中國存亡之大問題》，對革命派展開全面反駁。大論戰勢在必發。

　　梁啟超主張改良和反對革命的重要論點，一是“中國人未有共和國民之資格”；二是“只能經過開明專制以移於立憲”；三是為“不至助長衝突”，只能“相率以要求立憲”，並“必須為彼（指清政府 —— 作者按）所能行”，才是“唯一正當之手段”，“若為彼所不能行，則是宣戰而非要求”；四是革命“只能導致流血、內亂”等。

　　一九零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民報》印行《第三號號外》，刊出“《民報》與《新民叢報》辯駁之綱領”，首先列出兩報辯論的主要條目，35 然後針對其第一種重要論點批駁曰：“自由、平等、博愛三者，人類之通行也……夫我國民既有此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而民權立憲則本乎此精神之制度也。故此制度精神必適合吾國民，而絕無虞其格格不入也。”是故，“我國民必有民權立憲之能力”。同時，為國民能夠達到民權立憲之能力，又提出應以“革命和教育來促成中國人民做共和國民的資格”。就革命言之，則“若在實行時代，去專制之苦，嘗自由之樂，夷階級之制，立平等之域。國民主義，民族主義，昔存於理想，今現於實際。心理之感孚，速於置郵而傳命也”。就教育而言，則“教育無論於革命前，革命後或革命時，均極為重要……更對浚發國民自由、平等、博愛的天性有大助力”。36

　　針對其第二種重要論點，《民報》首先指出：“即以君主立憲而論，亦由國民革命之結果。未有國民不革命，而政府自能立憲者也。政府怵於國民之革命而讓步焉。君權民權，相與調劑，乃為君主立憲。若該報專望政府開明專制，而國民舍勸告以外無他事，其結果只能成野蠻專制政體，若望君主立憲，真羝羊生乳之類耳。”由是，民報乃批駁徒望清政府由實行“開明專制而至君主立憲”的論點說，清政府“所處之地位，只能與國民為敵，不能與國民為助明矣。故吾不以改革之能事望諸政府，而望之於國民。國民既能改革矣，則民權立憲當然之結果也”。37

　　正因為如此，針對改良派“只能要求清政府立憲”的論點，《民報》則乾脆批駁說：“彼政府之所以能專擅者，以其權力足以束縛人民也。人民苟不能脫其束縛，則其發言懸於政府之聽否，無絲毫自主之權也。不汲汲養成民力，而惟望其要求，各國政治革命之成例恐無此兒戲也”。更何況，“今日之政府，豈惟已絕無可望，直國民之仇讎而已”。38

　　就改良派所稱的“革命只能導致流血內亂”之說，民報首則慷慨言之曰：“為國而死，不愛其生，此國民之天職也。胡乃以殺人流血相怵？”繼則直言批駁曰：“革命不免於殺人流血固矣，然不革命、殺人流血之禍可以免乎？”39

　　此後，各家民主革命派刊物，乃於中國本土和新加坡、檀香山、三藩市、香港等地參加了這一場大論戰。他們以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為綱領，遵循孫中山先生“必須進行政治革命”的民主革命思想，圍繞著“要不要推翻清王朝的統治和要不要建立一個主張民權的民主共和國”等大是大非問題，對立憲改良派“只要改良、不要革命”，“只想哀求清王朝立憲、不想推倒清王朝君主專制政體”等錯誤思潮，特別是針對清王朝“虛以敷衍改良、實為撲滅革命，立憲為假、專制為真”的維護專制手段，予以了廣泛而又深刻的批駁。胡漢民在為《民報》纂文時便寫道：“舊日為異族政府所有者，固當傾覆之；而數千年君主專制之政府，亦必同時改造而後可以保存而竟存。”同盟會員汪東亦發表文章呼應說：“單純的殺人放火，根本談不上是革命，烏可以辱我莊嚴、寶貴之革命二字。”40《夏聲》與《河南》兩家雜誌，更從清王朝四十年來推行改革開放和空喊立憲入手，駁斥立憲改良派們說：“四十年來，言新法者，非今日之政府乎？無日不為之，而究其所為者何事？新法之收效於今日者安在？有能舉起大者示之於人乎？……夫以如是之政府，而日日言立憲，五年，十年，十五年之預備期限，常視吾民之舉動如何以為伸縮。而又於立憲預備之時期，宣佈言論集會之苛虐條件，以為摧抑吾民之具。”41 而且，“以預備立憲時代即演出如許慘禍，吾不知實行立憲，則民禍將伊于胡底也！”42 “國民之普通自由，彼不能於預備立憲時代保護之，乃反於預備立憲時代剝奪之。國民政治上的權力，彼不能於預備立憲時代促進之，反於預備立憲時代限制之。非喪心病狂，奚為行動不倫，一至此極！”43

　　由是，革命派乃對改良黨人批駁曰：“彼保皇立憲黨人，不按以往之事實，不衡方來之時勢，終日抱乞求、哀求之目的，甚而泣婦其行者，更何異癡子愚蒙。對兇猛之獸，曰是可以笑容親猛獸也，是可以嫵媚近猛獸也。”44 鼓吹共和的《醒獅雜誌》在《醒後的中國》一文中，就曾指責一心追求君主立憲的政治改良派為“野老不知亡國恨，喃喃尤頌聖朝恩”。《二十世紀支那雜誌》則以 “不到臨崖絕命時，強權政治有誰知”的沉痛呼喊，期望改良派能夠在強權統治的迫害中猛省過來。徐錫麟在刺殺恩銘的《光復文告》中更揭穿清政府的立憲說， “今則名為立憲，實乃集權中央，玩我股掌，禁止自由，殺戮志士，苛虐無道，暴政橫生”，因而號召“重建新國，圖共和之幸福，報往日之深仇”。名聲卓著的《河南》雜誌尤對清政府的“預備立憲”大膽駁斥道：“嗟夫，預備立憲者，尚不如直其名曰預備殺人流血之直接了當也！”

　　這一場大論戰，因革命派據理力爭，民眾擁護，改良派因“大清朝不改”，非但窮于應付，而且益不堪擊。故時有論者稱“《民報》出現，國民主義和民族主義，漸浸溢同胞之腦海，向之與《新民叢報》有關係者，莫不倒戈相向而敵國之……數月以來之《新民叢報》，已為梁啟超一人之《新民叢報》，黨派之機關雜誌，忽變而為獨夫之機關雜誌，此真千古未有之慘狀也！”45 而它最為積極的效果，便是促成了共和主義思想的大普及。嗣後，廣西會黨領袖王和順即在《告粵省同胞書》中宣稱“接受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並號召“建民主憲政之政體，行土地國有之制度”。而在江西萍、瀏、豐起義中，龔春台部的洪江會眾也已在文告中自稱：“奉中華民國政府命……不但驅除韃虜，不使少數之異族專其權利，且必須破除千年專制之政體，不使君主一人獨享特權於其上，建立共和民國，與四萬萬同胞，共用平等之利益。”

　　這一場大論戰，雖然在圍繞著“土地國有”等問題的爭論中，革命派因受到西方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而表現出一些不盡正確的思想，梁啟超亦表現了一些未必是錯誤的觀點，但因這一場大論戰真正的論戰重心，是在要共和還是要專制和要革命還是要改良的根本問題上面，並使得共和的思想戰勝了專制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戰勝了改良的思想，所以，它的積極意義也就無庸贅述。


四、中國民主革命迎來了她的高潮期、並且“于斯竟成”

　　上述的兩場大論戰，特別是後一場由革命派挑起的，對改良派的大批判，不僅使康、梁為代表的保皇改良派鋒芒失盡，而且使立憲改良派在對革命派和清政府的兩面作戰中，痛苦地迎來了它們最終的失敗和分裂。由是，革命風潮乃愈起愈猛，革命派更以“軀殼雖死、我志長存”的精神，前僕後繼、萬難不辭的意志，連續發動了萍、瀏、豐起義，饒平、黃岡起義，惠州七女湖起義，九月防城起義，鎮南關起義，欽州起義，雲南河口起義，以及光復會於浙、皖的兩次起義，直至一九一零年十月和一九一一年四月的兩次廣州起義。其間，一是安慶新軍的起義，乃為革命之重要轉折，時論曾贊之曰：“安徽之役，事雖未成，然霹雷一聲，革命黨運動軍界起事之聲浪，已足以寒一般清吏之膽……安徽一役頸血未乾，廣東軍界之事又層見疊出……夫軍人者，彼專制君主平日所恃為心腹，而藉以壓抑平民保全皇位者也。為大勢所驅趨，雖恃為心腹者，畢竟亦不可恃如是。至是而一般以專制治其民者，遂不得不聲顫氣喘，手足無措矣！”46 辛亥革命終以武昌新軍起義而為其端緒，便是明證。二是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的廣州黃花崗起義，誠如孫中山所言：“是役也，集各省之革命党精英，與彼虜為最後之一搏，事雖不成，而黃花崗七十二烈士轟轟烈烈之概已震動全球，而國內革命之時勢實已造成矣！”47

　　特別應該指出的是，自一九零五年以後，在中國同盟會包括其他革命團體所發動的歷次起義中，革命志士們萬難不辭、前僕後繼、英勇奮戰、一懷壯烈的犧牲精神，實為我中華民族千秋萬代之楷模。著名革命志士熊成基在失敗被捕“招供”時所說的話，尤代表了千萬革命烈士的心聲。他說：“各國革命之歷史，皆流血多次，而後成功。我此次失敗也，普通社會中人不知附和也。推其不能附和之原因，蓋因自由之血尚未足耳。比如草木，不得雨露，必不能發達。我們之自由樹，不得多血灌溉之，又焉能期其茂盛？”48 安慶講武堂學生、革命烈士張勁夫在起義失敗後被捕“招供”時，曾直呼堂審的清吏曰：“爾速拿筆來，將我為漢族復仇之大意錄下，裨人人皆知殺滿人復仇為任務”。49 安慶新軍起義烈士周振豐，在被捕審問時亦從容笑曰：“我死之後，當化生千百萬之革命黨……以後須多派偵探，嚴密防範，否則有不堪設想之一日，爾細思之！” 50 著名女革命家秋瑾在被捕前得知徐錫麟失敗的消息時，非但不逃，反而對勸她離開的人說：“我怕死就不會出來革命，革命要流血才會成功……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51 青年革命志士、黃花崗烈士林覺民，給妻子所留下的著名遺書，豈止摧人淚下，實能給人以無盡的勇氣。他在遺書中曾這樣寫道：“……吾至愛汝，即此愛汝之一念，使吾勇於就死也。吾自遇汝以來，常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然遍地腥雲，滿街狼犬，稱心快意，幾家能夠？……天下人人不當死而死與不願離而離者不可數計，鍾情如我輩者，能忍之乎？此吾敢率性就死不顧汝也……”當時的中國，正是因為有了吳樾、徐錫麟、熊成基、秋瑾、禹之模、佘英、劉慎終、喻培倫、宋玉琳、陳可君、李文甫等一大批視死如歸的民主革命志士，方才能夠在黃花崗七十二烈士魂牽革命不足半歲之日，乃有武昌事發，即偉大辛亥革命的爆發。由是而使清王朝一僕而難起，瓦解崩垮於不數月之間。

　　應該說，清王朝的迅疾覆亡，既功在革命，亦功在改良，更“功”在清王朝自身一意拒絕政治改良的反動行徑上。因為無革命，清王朝便能苟延而殘喘；無改良，則不知清王朝堅拒改良以從善；而若無清王朝一再拒絕改良和一再撲滅革命，革命和改良又何能匯而合之，以一朝推翻之與瓦解之？甚至使中國數千年的君主專制政體，即帝制，亦終於隨著大清朝的滅亡而永劫不復了。


三　　辛亥革命作為中國民主革命勝利發端的偉大歷史意義

　　辛亥之後，確有部分知識份子，部分國人，甚至部分同盟會人自己，都曾說過“辛亥革命失敗了”的話。然而，他們與毛澤東對辛亥革命別有用心的責難與否定，卻有著根本的區別。他們無非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從不同的現實感覺或個人感觸出發，或因一時判斷錯誤、或由一時憤激所致。說到底，不過是對辛亥之後革命與復辟反復較量的必然出現，缺少應有的認識。這個應有的認識就是：在民主革命初造成功、共和國體初獲創建之後，將仍然存在著民主革命與專制復辟的反復較量、持續較量和殘酷較量這樣一個艱難的歷史進程。在這個歷史進程中，由民主革命初造成功而創建的共和國體，完全有可能為形形色色的專制復辟勢力所推倒，從而在一定歷史時期內，甚至是在革命的名義之下，實現王位、王權、王朝和專制制度的公然復辟、變相復辟、或全面復辟。直至能因復辟的成功，而將整個專制統治推向極端……

　　由是可知，只有對這樣一個艱難歷程和主體歷程有了清醒的認識，我們才能夠認識到辛亥革命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勝利發端，才能夠識別革命事件和革命歷程的關係，從而界定民主革命的歷史範疇，並將民主制度的最後確認和確立當作民主革命最後成功的標誌。這樣，我們才不至因 “一葉障目”，而將辛亥之後民主進程的曲折發展和專制復辟的暫時得手，誤認為辛亥民主革命的徹底失敗；更不會僅僅因為專制復辟者以革命的名義，或打著共產主義革命的旗號來推動專制制度的復辟，而產生對於革命性質的錯識，直至造成“錯把復辟當革命和錯把專制當民主”這樣一類重大歷史錯誤的發生。這對於堅定民主革命必勝、專制向民主過渡必成的信念，堅信形形色色專制復辟勢力必將遭遇最終失敗，無疑有著重要的認識價值和理論價值。由是，我們也才能夠真正認識到辛亥革命作為中國民主革命勝利發端的偉大意義所在。這個偉大意義就是：

第一、辛亥革命是勝利的民主革命

　　指辛亥革命是一場勝利而非失敗的民主革命，首先是因為：“看一場革命的成敗與否，關鍵是要看這一場革命與其物件關係的變化。如果革命戰勝了她的物件，她便勝利而無疑；如果革命被她的物件所打倒，她便失敗而無疑。辛亥革命的對像是君主專制政體的清王朝。這個王朝不僅被這個革命打垮了，而且就此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即帝制。據此，我們還能說她是失敗的、而不是勝利的革命嗎？”52

　　其次，由於辛亥革命所創建的嶄新共和國統，與滿清王朝及其專制國統劃清了鮮明歷史界限；由於中華民國初次和初步實現的民主憲政，又與立憲改良派所追求的君主憲政，劃清了憲政性質的鮮明政治界限；所以，辛亥革命才是勝利的民主革命。而中華民國民主憲政的第一個象徵，便是“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制定。它一是中華民國當時的最高法律，具有憲法的意義，二是體現了“主權在民”的政治理想，三是依照三權分立的原則規定了中央制度，四是規定了對“約法”的嚴格修訂程式。中華民國民主憲政的第二個象徵是國會和參眾兩院的創立。中華民國民主憲政的第三個象徵是“天壇憲草”的起草。二次革命失敗後，一九一三年四月，第一屆國會開幕，為防止袁氏實行獨裁和復辟專制，參、眾兩院曾決定選出同等人數的委員來起草“中華民國憲法”，因起草委員會設在天壇，故又有“天壇憲草”之稱。“天壇憲草”繼承了“臨時約法”的民主建國精神，艱難地排除了袁氏的幹擾。第一章即明確規定：“中華民國永遠為統一之民主國。”第一百十一條更專門規定，中華民國共和民主的“國體不得為修正之議題”。


第二、辛亥革命創建了真正的新中國 —— 中華民國

一、新中國在政治上的標誌 —— 包括思想和文化

　　辛亥之後的中國，連中共禦制的教科書都稱之為：民主空氣濃厚，民主潮流高漲，民主憲政在實驗中。僅一九一二年，即中華民國元年，中國出現的新政黨，已註冊者即達八十五個，政治團體二十二個。各種政黨合法並存，和平競爭，三權分立的國家體制基本上得以維繫，各類法政學校遍佈全國。以宋教仁為代表的民主革命家，力圖通過合法鬥爭的手段發展政黨政治，組織政黨內閣，獲得了很大成就……。53 是時，民主共和的理念不僅深入人心，而且已經成為時代的標識，使整個社會出現了“敢有言帝制自為者，全國人民必將共擊之”的感人政治局面。其後，如果沒有袁世凱恃手中之權，擁遺朝之兵，謀殺宋教仁，解散國民黨，廢除國會，尊孔祭天，復辟帝制，可以相信，民主憲政是完全可能逐步地走上軌道的。

　　顯然，政治思想的自由必然要帶來“新聞輿論”的自由。辛亥之後，全國民辦報刊的出現，一時蔚為大觀。僅一九一三年七月前，各種民辦報紙已達五百餘家。它們以監督政府為己任，頻頻議論時政得失，評說政府官員，報導民間疾苦，上敢於指責批駁總統，下能夠匡正救助時弊，無論國家大事，社會新聞，均在他們的關心和指評之下。專制輿論的一言堂，瞬間即被民主輿論的多元化所代替。非如此，也就不能理解，宋教仁之被刺，全國不僅輿論譁然，而且追緝兇手的輿情逼迫，足可教袁世凱無所措手足。非如此，也就不能理解，何以袁氏稱帝之日，即為“全國人民共擊之”之時。袁世凱之所以只做了八十三天的中華帝國皇帝便一命嗚呼，說到底，就是因為人民擁有“新聞言論自由”所致。因為如若沒有新聞言論自由，則反袁的聲浪既不會震撼全國，護國戰爭的發起和勝利也就更難想像。

　　政治、思想、新聞和言論的自由，亦必然要帶來文化的蓬勃發展。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之所以爆發在辛亥之後，中國的白話文運動之所以成功在辛亥之後，中國的新文學在歷經晚清改良文學的“自將洗磨”之後，卻成熟、成形在辛亥之後的歷史事實，除去它們要在思想文化上自覺擔負起反復辟的歷史責任之外，其根本的原因，也正是因為辛亥革命給當時的中國開拓了自由發展和砥礪拼搏的時代條件。回首中國一部新文學史，迄今竟沒有對於辛亥之後直至三十年代的超越之作，其內在根由，盡在其中。


二、新中國在經濟上的標誌

　　誠然，正是辛亥革命的成功和中華民國共和國統的創建，才徹底地打破了皇朝權力政治和專制改良型經濟，對於自由經濟發生和發展的種種鉗制和壓迫，從而自根本上打開了真正自由經濟發展的廣闊道路。連中共的《中國近代史》教科書都說辛亥之後的中國“扭轉了革命前民族工商業的蕭條局面，各種實業團體紛紛建立，各類私營企業競相出現”，中國的民族工業在清政府近五十年改革的基礎上，不僅從此獲得了突破性發展，而且迎來了它發展的第一個黃金時代。54 該書還稱“自辛亥前四十年中國民族、民間工業誕生至一九一一年止，資本萬圓以上的廠礦僅七百家，資本總額僅一億三千萬圓。然而，自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九年的八年間，廠礦即建成四百七十多個，投資近一億圓，加上原有企業的擴建，新增資本達一億三千萬圓以上，相當於辛亥前四十年投資的總額。一九一二年資本百萬圓以上者約二十五個，一九一九年即增至四十三個，並出現了擁有資本一千二百萬圓以上的茂新、福新、申新等大公司多家，使工業落後的中國，一時出現了被冠以麵粉大王、火柴大王等稱號的民族工業钜子。鋼鐵、採煤、運輸、電力等重工業，和皮革、造紙、捲煙等一應輕工業，以及金融等，均獲得重大發展。其中僅一九一四年即建成大冶鐵廠等六個鋼鐵廠，一九一六年建立龍關（龍煙）鐵礦公司，一九一七年建成上海和興鋼鐵公司。一九一二年全國採煤八十萬噸，一九一九年即已增至三百三十萬噸。一九一三年採煤使用動力約四百至六百個，一九二一年已達兩千以上。一九一三年船運為十三萬三千二百三十噸，一九一九年即增至二十八萬七千五百九十二噸。一九一三年全國共有銀行十五家，資本一萬一千四百八十八萬圓，至一九一九年，已增至四十二家，新增加資本一萬零二百七十六萬圓。……手工業方面，辛亥之前，廠戶多用木機、鐵機以製造綢貨。至民國四年，即一九一五年，物華廠裝置電力織機，出品精良，營業大振，於是繼之者如雨後春筍……一九一四年三月十五日，由民間籌備的中華全國商會聯合會成立……”。55 上述一切，無不標誌著中國民族、民間工業力量在辛亥之後的迅猛發展，和中國現代自由經濟形態，即社會化大生產與自由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從它艱難的開拓期迅速地走向了它的開始成形期。將之作為新中國的標幟之一，自是理所當然。


第三、辛亥革命是檢驗中國現代革命和中國現代歷史的標準

一、辛亥革命是檢驗中國現代革命的重要革命標準

　　其一、從革命的性質來看，辛亥革命的鮮明民主革命性質，既使她不同於中國的傳統農民革命，又使她不同於俄國的共產革命。因為中國傳統農民革命只能“建立新王朝、復辟舊制度”的歷史本質，註定了任何一場農民革命的勝利，都只可能建立起一個“嶄新的舊中國 ”、即復辟了舊專制制度的“新王朝”。同時，由於俄國共產革命的歷史本質，乃是共產革命名義下重建專制制度的復辟，所以，新沙皇專制俄國才是在革命名義下對於舊沙皇專制俄國的複歸。因此，只需將辛亥革命作為檢驗的標準，我們就能夠對中共“革命”既具有傳統農民造反、又具有俄國共產革命之雙重復辟性質的歷史本質，一目了然。

　　其二、從革命的內容來看，辛亥之後，在中國發生的任何革命，只要它倡行民主，實現民權，推行自由經濟，消滅權力經濟，反對任何名義之下的專制和專政，保衛和發展了辛亥革命的偉大民主成果，它就一定為民主革命而無疑。反之，則任何一個否定、反對、破壞甚至推倒了辛亥革命民主成果的“革命”，都在其根本內容上走向了民主革命的對立面。

　　其三、從革命的任務來看，辛亥之前，中國民主革命的歷史任務就是堅持民主革命、反對專制改良、志在創建民主共和國 ——中華民國。辛亥之後，中國民主革命的歷史任務，則是堅持民主建國，反對專制復辟，以使共和的新中國，不遭遇國際國內形形色色專制復辟勢力的閹割和顛覆。所以，革命成功前堅定地反對專制改良，革命成功後則頑強地反對專制復辟，乃是辛亥革命作為重要革命檢驗標準的又一“明示”。其對於中國大陸人民之追求民主，再造共和，將具有何等重大的意義。

　　由是可知，失去了辛亥革命這個檢驗標準，就失去了檢驗中國現代歷史上形形色色革命是否民主革命的試金石；否定了這個標準，就極有可能混淆各種各樣革命的不同性質，從而造成民主革命在方向、理論、方式、力量、直至革命歷程本身的極大混亂。中國共產黨就正是用混淆兩類不同性質革命為手段，以所謂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來否定、反對和推倒孫中山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即中國民主革命的。但是，中共雖因師法蘇俄而達到了製造革命混亂和發動共產革命的目的，卻又迅速地暴露了它反對中國民主革命和旨在全面復辟專制制度的本質。


二、辛亥革命是檢驗中國現代歷史的重要政治標準

　　由於辛亥革命是一場推動了巨大歷史進步的革命，因此，辛亥之後的一切社會力量，所有政黨集團，只要它保護或發展了辛亥革命的偉大民主成果，推進了以辛亥為勝利發端的中國民主過渡歷程，它便是進步的和革命的；反之，則不論它信奉過怎樣的“革命真理”，鼓蕩過怎樣的“革命激情”，懷揣過怎樣的“革命法寶”，又獲得過怎樣的“革命成功”，只要它否定民主，強行專制，甚至將我們的祖國復辟到了較之滿清王朝更加專制極權、更加腐敗腐爛的境地，它都只能是真正的倒退而無疑。顯然，正是在究竟“誰是進步、誰是倒退”這樣一個最為根本的問題上，辛亥革命才成了檢驗中國現代歷史發展的重要政治標準。

　　必須指出的是，由於辛亥革命劃清了新、舊中國的鮮明歷史界限，開創了中國歷史發展的新紀元，所以，辛亥革命又必然地會成為分界中國近代歷史和現代歷史的 “分水嶺”。但是，近五十年來，因毛澤東的旨意，和毛氏所發明的“新、舊民主主義革命”的荒唐理論，中共史學界也就不得不將中國現代歷史的開啟年代，強行劃定在爆發了五四運動的一九一九年。毛澤東的用心，一是指俄國一九一七年的那一聲“炮響”，才為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參見下卷第三章）；二是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曾將中國的工人階級喊上了歷史舞臺，從而才使中國共產黨獲得了它誕生的背景和藉口；三是毛氏所謂“新舊”兩個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既將辛亥革命劃歸為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又將中國共產革命視為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因此，為了發動中國共產革命，他就必須在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階級鬥爭理論”的指導下，學習列寧對於俄國二月民主革命背叛的歷史經驗，肯定“新”民主主義革命，否定“舊”民主主義革命。四是因為辛亥革命在推翻滿清之後建立了新中國 —— 中華民國，而他在共產革命名義下所發動的那一場中國現代農民造反，卻在中國大陸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因而，他為了在“革命與共和”的名義下維護專制復辟政權的合法性，並標明他已經“改朝換代”，也就必須推倒孫中山所締造的新中國 —— 中華民國的國統和法統。所以，他才一定要推倒辛亥革命，並且絕不允許將中國現代歷史的開啟年代，歸宗於爆發了辛亥革命、創建了中華民國的一九一一年。

　　今天，當我們在對中國近、現代歷史的反思中，已經能夠明白毛氏這一劃分的“用心”時，重新將光輝的一九一一年、即偉大辛亥革命爆發和勝利的年頭，當作我國現代歷史的起點，就不僅是在學術上對於歷史的一個澄清，而且關係到我們對祖國前途的歷史性追求。所以，它才是我們必須認真對待的重大歷史問題和重大政治問題。


第四、辛亥革命交待了“護國、護法”的歷史重任

　　辛亥革命，對上雖是孫中山發動中國國民革命、並進行長期奮鬥的一個勝利結果，對下則交待了“護國和護法”的歷史重任。所謂護國，就是要保護新中國 —— 中華民國的嶄新國統不被顛覆；所謂護法，就是要保護新中國 —— 中華民國的共和法統，不遭閹割。所謂反袁護國，就是反對袁世凱顛覆民國復辟帝制；所謂反北洋而護法，就是反對北洋軍閥頂著中華民國的嶄新國統，行閹割中華民國共和法統之實；所謂“蕩平新舊軍閥的叛亂是護法的繼續”，就是指北伐成功和中華民國統一後，新舊軍閥叛亂的本質乃是意在繼續閹割中華民國的共和法統；所謂“圍剿中共在蘇俄命令下的叛亂和叛國為護國所必須”，即是指中共在蘇俄指使下旨在顛覆中華民國國統和法統的叛亂和叛國，必須予以剿滅。因此，是護國還是反護國，是護法還是反護法，是保衛和建設中華民國，還是閹割和顛覆中華民國，便成為辛亥革命所交代的兩個極為重大的歷史任務。可以說，自辛亥以來的八十餘年歷史，既是國際、國內形形色色專制勢力旨在顛覆中華民國嶄新國統與共和法統的歷史，又是中國人民志在保衛中華民國嶄新國統與共和法統之勝利、失敗、艱難、甚至是慘澹的歷程。並且，偉大而又艱巨的護國、護法歷史任務，不僅至今仍擺在全中國人民的面前，更是海內外每一個追求民主共和的中國人所推卸不了的。

　　偉大的辛亥革命，這顆曾從漫長黑夜裏升騰起來的燦爛星辰，勢將衝破歷史的重重陰霾，將她廣闊的輻射之光重新照亮我們祖國的角角落落，照亮在每一個中國大陸人民的心頭，指引著我們追求歷史進步的方向。


兼 論　　近現代專制改良無不以預防革命為始、誘發革命為終

第一、近現代專制改良無不以“預防革命為始”

　　在近現代世界從專制向民主過渡的歷史進程中，由於民主革命在歐洲的日漸勝利，既推動了民主政治與自由經濟的蓬勃發展，又誘發和催動了不同性質革命的普遍興起。不僅引起了現存專制統治者的反對和反撲，而且導致了他們要用改良的手段以自救。但是，這個改良，一是因為它處於整個專制制度和專制統治的歷史消亡期，而非發展期，所以它才不是對專制制度的改良與發展。二是因為它意在維護將傾的專制統治大廈，所以它才不可能改變專制制度本身，更不可能改到民主政治和民主制度的軌道之上。三是它無非要在一定範圍內和一定程度上停止專制暴政，改行專制仁政，即在特定時期內，專制殘暴的程度有可能減弱，範圍有可能縮小，但專制統治和專制制度的本質卻無真正的改變。所以，它就不可能順應人民要以民主政治和民主制度來取代專制政治和專制制度的歷史要求。因此，這個改革從目的到手段，充其量也只能是在它的衰亡期，為預防革命變革所實行的“自保或自救”。路易十四時代的法國，一方面是專制主義的聲威遠震歐洲，一方面又只能將國家和人民的創傷，掩蓋在路易十四的皇冠之下和專制政體的凱歌聲中。路易十四雖然要在冠蓋如雲的專制沉船上笙鼓喧天，然而，面對著即將到來的革命，他亦只能悲哀地狂言道：“我死後，哪怕它洪水滔天”。其後，路易十六雖然為挽救專制沉船而試圖用專制改良的辦法，來延續專制法國的壽命，“然而，正如一個拒絕改革的君主必然要遭到毀滅那樣，他由於嘗試改革而同樣招致了毀滅的下場。他的朝代一直到三級會議期間，都是一個在長期改革而迄無結果的時代”。56 也許，路易十六直至走上斷頭臺，都不會明白，他的專制法國為何會與他同歸於盡；更不明白他於在位的十數年間，曾遍選良臣，力行改革，為何仍落到如此的下場。歷經了亞歷山大一世改革和亞歷山大二世改革的俄國末代君臣們，因深諳先帝先臣們的改革與布加喬夫革命及歐洲民主革命的關係，所以，他們才能說出“改革就是為了預防革命。革命如不發生，改革照常進行；革命如若發生，改革必須終止”這樣的話。57 由是，他們才會在一九零五年流血的星期日之後，採取一邊厲行鎮壓、一邊進行改革的兩手，來維護他們即將崩潰的專制統治。如前所述，大清朝的改革固然是中國近代先進知識份子，也是清政府要圖強禦侮和長治久安的歷史產物，然而，在清王朝先後兩度長達五十年有聲、有色、有血、有淚的改革中，曾使它只要“中宵念起”便“夢魂屢驚”的太平天國造反，不但是它決行經濟改革的重大政治動因，而且正是孫中山的革命，才又使它萌生了誘改良以滅革命的罪惡念頭。

　　然而，不論是溫和的路易十六，還是兇狠的尼古拉二世，抑或是兩手兼能的慈禧太后和她的繼承人們，也不論他們是真心或假意於改革，甚或是鎮壓革命與實行改革並舉，蓋因他們都對改革是為自救這一目的燎然於胸，因而，他們才決然不會同意革掉他們的王位、王權、王朝，特別是為這一切所依賴的專制制度本身。因而，為維護王位、王權、王朝和專制制度的專制改良，其目的，也就只能是為了“預防革命而已”。


第二、近現代專制改良無不以“誘發革命為終”

　　顯然，改行仁政與繼行暴政是同樣的困難。這是因為：其一、要施行仁政，就必須讓步於民和讓利於民，如是，就必然要遭到統治集團內部頑固守舊勢力的反對甚至破壞。為了不使他們阻擋改革，統治集團中的改革者們，就不得不在改革中給予他們更多的好處和利益，直至當權的改革者本身也要利用改革以自肥。由是，改革非但不能制止特權，反而擴大了特權，從而使人民痛感自己在改革中所獲，乃與舊權力集團中人不成比例。這無疑只能引起人民新的和更大的不滿。再加上要保護特權和持續漁利改革，就必須壓制人民的普遍不滿。這樣，“在有人享受特權和人民受到壓制的前提下，任何為公眾利益所施行的改革便都是行不通的了”。58

　　其二、因為改革非但沒有制止特權，反而擴大了特權，而特權的擴大又勢必導致腐敗的加深，誠如孫中山所指出的，“單單是引進鐵路或歐洲物質文明的任何這類措施，由於它們打開了新的敲詐勒索、貪污盜竊的門路，反而會使事情更壞”。這個更壞的事情，無疑要使原來渴望改革的人民，由渴望改革而變成痛恨改革，並要求實行真正的改革，即革掉專制特權和專制政治。於是，希望從根本上改革專制制度的要求，也就會日漸地高漲起來，其最終便是革命的爆發。誠如梁啟超所言： “革命黨何以生，生於政治腐敗”。59

　　其三、專制末世的改革，原是要維護專制統治的。所謂改革，說到底亦無非是停止暴政、改行仁政而已。但仁政仍屬專制政治的一種，即所謂“開明專制”，並非脫離了專制政治本身，更非改變了專制制度。但人民既然連對仁政也不能滿意，甚至要求改行仁政以外的政治改革，特別是專制制度的改革，並且要求改到民主的政治道路上去，這無疑是向王位、王權、專制權力以及整個專制制度的挑戰。此時拒絕人民的政治改革要求，就會引發革命；同意人民的政治改革要求，又意味著專制權力和專制統治的自我消亡。對整個專制制度而言，誠所謂“搞民主就是自殺，不搞民主則必遭他殺”。於是，專制統治者就會出於既要制止前者、又要預防後者的需要，而只好連改革也一同終止。由是，一場為預防革命而發動的改革即專制改良，最終便不得不走向了“引發革命”這樣一個結局。

　　其四、歷史是不可逆轉的。古人所謂“此一時也彼一時也”的話，其意義即在於此。當人民身處專制壓迫的痛苦中時，有時，痛苦會使他們變得麻木。但是，一旦專制君主“因害怕麻木中的暴醒和暴力”，而期望用改革的方式來維護其統治不致一朝傾覆時，人民又會因為改革而迅速地從麻木中蘇醒過來。這種正常的蘇醒，正因為伴隨著理性的願望，才不會有爆發暴力的危險；但也正因為其覺醒帶有理性復蘇的意義，因此，一旦於再度失望中徹底地覺醒了過來，其理性的力量，就將是任何力量所難以重新壓服的了。更何況專制統治者既要宣導改革，就要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範圍內宣導思想解放的運動。一為他們的改革鳴鑼開道，二為他們的改革歌功頌德。但是，既要提倡思想解放運動，就會為人民提出指責創造了條件；既要人民歌功頌德，就要準備著人民要求辯論是非。同時，既已提倡思想解放，再要禁止人民去思考，特別是禁止人民去思考對自己不利的事情，也就不可能辦到。因此，一旦改革被終止，專制統治者也就不可能不重新強化專制統治，尤其是強化專制的思想統治。那末，由對改革的失望而倍生痛苦和真正覺醒了的人民，面對著捲土重來的專制暴政，也就不可能不在絕望之下形成一種反抗的決心了。特別是這個反抗的決心，又萌生在對專制暴政和專制仁政都有了深刻的領教之後。更何況由改革所導致的特權的日趨擴大和腐敗的日益加深，再加上掌權者已經借改革聚斂了太多的財富，因而也就必然要導致整個社會、尤其是普通人民生活的更加貧窮化。這就只能為革命做好了思想與人心、政治與經濟等各個方面的準備。如是，不論是捲土重來的專制暴政，還是捲土重來的專制改良，更遑論專制統治者是要抽刀斷水，還是要橫刀奪命，都既不可能再壓服人民，更不可能再欺騙人民，而只能招來人民對於整個專制制度的徹底反叛。革命作為歷史的一個普遍變革進程，亦終於因為專制統治者們要推行專制改良，而及時地到來了。近代歐洲諸國的專制改良，就導致了民主革命的發生。這既是清王朝的專制改良必然要失敗的基本政治原因，更是辛亥革命未能避免和不可避免的根本歷史緣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