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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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到了該寫下這篇後記的時候了。
自一九九五年四月十八日到一九九八年四月十八日,我用了整整三年的時間,總算是完成了本書的寫作和修改工作。若再加上於國內早就開始的“前期工程”,主要是辨別真假資料、澄清基本概念、建立思想體系、設計全書架構、編寫“中華民國編年史綱”和寫出“導論”初稿等,前後已經整整十四年。其間,我曾一遍又一遍地寫出提綱,一次又一次地將它們付之一炬,為的是“以防萬一”。同時也是為了在沒有底稿的基礎上,能夠更加深入地調動自身思維的能動性,並希望在沒有可能帶出任何資料和手稿時,我能夠將它們默默地記在心中。後來,我甚至不得不將數萬字的提綱拆成了無數的“斷語殘句”,將它們當作“眉批註腳”,“零亂”地抄寫在幾本大書的“天頭地腳”,將數十萬字的資料分散開來,當成包裝禮物的廢紙,然後才帶著它們,走出了國門。扔掉了我在國中原本擁有的一切,丟開了曾與我相依為命數年的兒子,告別了不知底裏的朋友和親人,走向了一條“不歸之路”。雖然我知道我會回來,我不會不回去。
但是,儘管這本書在思想上和資料上的準備工作,幾乎全部在大陸做成;儘管我不是第一次出國,我對北美洲華裔社會的人情和世態亦早有瞭解;儘管我做好了承受一切艱難的準備,決心讓命運來支持我和支撐我;而自我“流放海外”的目的,僅僅是為了寫作,即期求獲得一個自由和安全的寫作環境,來將它完成和出版;然而,在寫作的過程中,我還是遇到了許多想像不到的問題和困難。雖然我漸漸將寫作的過程變成了進一步深入研究的過程,更因進一步的深入研究而獲得了艱難的進步和更加堅定的信念,但在海外這個特殊的社會生態之中,那種時常便會襲上心頭的失望和失據的感覺,那些時時刻刻都企圖在逼迫你改弦更張的威脅,特別是只能使你傷感、甚至竟能讓你感到絕望的某些力量和某種局面,實在是時時刻刻地都在摧折著你的信心和期望。
因此,如若沒有對祖國大陸真正血肉相連的感情,如若沒有對祖國大陸社會人心的真正瞭解和把握,如若沒有真正參加過祖國大陸的十數年民間歷史反思運動並堅持認同它的成果,如若沒有對包括臺灣在內的全中國前途所擁有的信心,所懷抱的期望,還有,就是如若沒有前此十數年在國內因自我磨礪而終於養成的淡泊心性,那麼,吾人雖能拋家去國,卻也並不見得就能在海外完成夙願,了卻這一份危險的情懷。
在此,我特別應該提出的是,來到海外之後,我確乎愈來愈痛切地認識到:千萬要尊重中國大陸專業和非專業的歷史學工作者們,尤其要精讀和細讀他們在無奈的包裝之下,所已經出版的研究著作和紀實文學著作,更應對近年來已經敢於掙斷“腳鐐手銬”,而公然呼籲要“糾正歷史”的史家們、作家們、記者們,特別是軍隊中的一大批中青年知識份子深懷敬重之心。因為,如果沒有他們在“腳鐐手銬”中的痛苦掙扎,如果沒有他們懷抱祖國的命運所作出的艱苦研究和大膽著述,不僅歷史反思運動只能成為一句空話,即便是我個人的研究和著述都是不敢想像的。這,也是我要在後來的寫作中,要盡可能地引證他們的研究成果,和儘量地要在他們的著作中去尋找證明的根本來由。
在此,我只想默默地對那些曾關心過我、鼓勵過我和幫助過我,並和我心心相印的大陸友人們,表示我最為深切的感謝。我會在祖國天光大開的時候,再公開地、好好地謝謝他們每一個人,謝謝他們那顆一直都在與我一起跳動著的心。因為只需他們那一句“一定要澄清誰才是歷史上真正亂臣賊子”的話,就足夠我堅持下來了。
在此,我自然要謝謝海外的許多朋友們,特別要謝謝那些曾給了我信心和決心的中國大陸留學生們,新老華僑們,以及台港理念相同的朋友和前輩們。謝謝他們不僅理解了我、聲援了我,還為這本書起了這樣一個好書名;謝謝他們對我提出過的許多寶貴意見,並給了我許多的啟發。初稿完成後,我正是在給他們的講演中,在和他們的討論、甚至是辯論中,才認真地、一次又一次地修改了我的著述。
我還要謝的是,沒有我的妻子唐若冰女士對我無怨無悔的愛,沒有她對我們共同追求的徹底忠誠和忘我奉獻,這本書的完成和出版將是難以想像的。
我還想說明的是,我的海外筆名辛灝年(取“辛亥年”之諧音),原來專為歷史著述而用,海內外鮮有人知道他的本名與“真相”。然而,一九九九年五月,因中共香港特區政府無理地拒絕了我 —— 一個從未參加過任何政治組織和政治活動的普通學者,應邀赴香港“紀念五四、六四,展望中國民主前途”國際學術研討會講演,作者的原名高爾品,及其中國大陸知名作家的身份,又為中共香港特區政府和海外某些媒體所著意公佈,我方才一改初衷,決意在本書中公開作者的原名及“原形”。因為,本書作者並非因“膽怯” 才在海外隱姓埋名了如許年頭的。
最後,懇請祖國大陸的學者們,祖國臺灣和香港的學者們,海外一切真正關心和熱愛自己祖國的人們,以及所有的前輩們和朋友們,都能對書中不可避免的錯失予以教正,並對本書提出批評甚至批判。即便是某些勢力要發動“圍剿”,哪怕是“聯合圍剿”,作者都將銘感於心。因為,本書就是於一再地接受批評意見,不斷地迎接形形色色的批判及挑戰,和持續地抵抗威逼利誘的艱難歲月之中寫成的。因為,當真“圍剿” 聲起,我們祖國的現代歷史,反只能會愈辯愈清。
我姑且抛磚引玉了。因為,許許多多不再需要“包裝”的,並真正具有高水準的中國現代史研究著作,在我們祖國大陸應運而生的時代,眼看就要來臨了。
一九九九年六月四日於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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