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國民主革命迎來了革命與復辟的反復較量

一　　中國民主革命戰勝專制復辟的特別艱難性和複雜性

　　誠如導論第二章所述，凡是爆發過民主革命的專制國家，都普遍存在著民主革命與專制復辟反復較量這樣一個艱難歷程。以辛亥革命為勝利發端的中國民主革命，于辛亥之後遭遇與專制復辟長期、反復、甚至是激烈的較量，也就勢所難免。但是，偉大的中國民主革命，要想戰勝形形色色專制勢力的復辟，卻有著特別的艱難性和複雜性。這是因為：

　　第一、農業社會與專制歷史過於漫長。顯然，漫長的傳統農業社會與悠久的中國專制制度，為歷代統治者所發展、加固、完善和強化起來的專制統治方式及手段，歷代統治者從未實行過教政合一、卻有某些君主實行過開明專制的影響，和“民本思想”、而非“民主思想”對於專制統治所起到的柔化作用，以及落後的蠻族兩度入主中原，對中國社會發展所產生的阻礙01 —— 這一切，既維繫了中國數千年的專制統治，又創造了燦爛的中國古代文化，亦阻扼了中國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各個方面由專制向民主過渡的應有進程，更為復辟的欲望和潛力，奠定了久遠而又廣闊的社會基礎。因此，既然君主專制制度不足千年的英國，其王冠之下民主政體的建立，尚需歷經四十八年革命與復辟反復較量的艱難歷程；經歷了一百年的思想啟蒙，近九十年反復較量，才使得君主專制歷史同樣不足千年的法國最終地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特別是君主專制的歷史不過數百年的俄國，其于革命名義下的專制復辟居然長達七十餘年，並且復辟的危險至今尤存 —— 那麼，由數千年的專制統治所孕育、所完善、所強化、所加固起來的中國君主專制制度，當真只需要八十餘年前武昌城頭的那一聲槍響，就可以使它頃刻消亡、灰飛煙滅嗎？

　　第二、傳統農業經濟形態遠未解體。應該說直至十九世紀上半期，中國傳統的農民小生產，即傳統的農業經濟形態，都從來未有改變。十九世紀下半期至辛亥前，清王朝歷經二度、歷時五十年的改革開放，雖然催生了中國的自由主義工商業，然而，一是改革開放的根本宗旨，乃在維護專制統治；二是窮國弱兵又不能抵禦列強對於中國自由經濟的壓迫和鉗制。因而，中國的自由經濟也只是處在發生階段，而遠未獲得發展和成形。02 辛亥之後，中國自由經濟雖然得到了相當迅速的發展，市場經濟亦開始走向成形，但它僅在沿海和沿江地區發展的區域限制，特別是軍閥復辟混戰的影響，不僅給它帶來了發展和成形的巨大困境，而且對傳統農村的觸動更是微乎其微，甚至連事關廣大農民切身利害的土地問題，也沒有和來不及予以解決。這就不僅為辛亥之後歷次專制復辟帶來了重要的農村社會條件，更為嗣後那一場要在共產革命名義下打天下的現代中國農民造反，既保存了復辟的社會基礎，又提供了造反的社會力量。

　　第三、專制的思想文化自成體系、源遠流長。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專制的思想文化體系，及其對於世道人心的鉗制力量，乃是造成反復辟歷史任務尤其艱難的重大原因之一。辛亥之前，共和主義的思想運動雖然借助兩度革命和改良的論戰而有所普及，但是，這個普及，也還沒有真正觸痛整個專制思想文化體系本身。辛亥之後，於革命與復辟的反復較量之中，形形色色的專制復辟勢力一再號召“尊孔讀經”，甚至要求“定孔教為國教”，即要藉“綱常名教”以推動復辟的種種倒行逆施，無非是要將孔孟思想文化中專制的思想文化體系，當成鼓吹專制復辟的思想力量和精神法寶。

　　第四、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的交相並作。猶如世界許多國家的民主革命曾伴隨著或交叉著民族、種族等革命一樣，雖然常常是“一損俱損”，卻也常常能“一榮俱榮”。其對民主革命而言，或損或榮，便要看這個國家民主革命爆發的歷史條件。如前所述，中國的辛亥民主革命，先天的弱勢固多，卻伴隨著民族革命的巨大推動力量。再加上這個民族革命又具有外反列強瓜分和內反少數民族專制統治的雙重意義，因而，這個民族革命的助力，也就在相當程度上，促成了辛亥民主革命的迅速成功，所謂一榮而俱榮者。但是，它加速了成功，也帶來了問題。

　　問題之一，是因清王朝垮得太快太易，從而渙散了革命派的銳氣，不僅造成了“革命軍起、革命黨消”的不利狀況，而且造成了“革命黨消、革命軍也消”的危險狀態。中華民國南京政府對於袁世凱的輕信和讓權，特別是革命派自撤南京留守府和主動裁撤革命軍隊的做法，實為嗣後反復辟的艱難鬥爭埋下了巨大的隱患。

　　問題之二，是因滿清王朝崩解過速，從而造成只垮了朝廷，而各級官僚集團、特別是舊王朝軍隊未垮這樣一個嚴重禍患的存在。一方面，因許多舊官僚只需喊一聲“擁護共和”，便能搖身一變而成為新官僚，所謂用“銀桃子”取代了頂戴花翎，換湯而未換藥；另一方面，因舊王朝的軍隊已立即裂變為中央和各地軍閥的私家軍隊，從而導致來日各路軍閥混戰的發生，更作成了袁世凱擁遺朝之兵以復辟帝制的先決條件。可以說，辛亥之後直至南方革命軍北伐之前，其間十數年，革命要想戰勝復辟之所以如是艱難，無非是因為遺朝有兵而革命無軍罷了。

　　問題之三，是因滿清王朝垮得過快，從而造成大部分政治改良者於轉瞬之間便完成了立場的大轉移。所以，不少人就只可能“新其貌”而不能“新其心”。特別是一些著名的改良人士，曾因滿清統治集團的“請進和趕出”，即抬舉和打擊，又造就了他們的名聲，所以，事當袁世凱再造帝制、張勳再造復辟和北洋軍閥再造“假共和、真復辟”之時，他們當中的一些人，便立即成了推動專制復辟的能臣大將，和一批在思想文化界鼓吹專制復辟的先鋒，如著名的康有為、楊度等。他們之要救滿清，和滿清雖已不救，卻仍然要救君主制度的言行，實為辛亥之後革命與復辟的痛苦較量，造成了極為不利的局面。

　　第五、專制列強和民主列強的聯合圍剿。辛亥革命雖因歐風美雨、即歐洲民主革命和美國獨立革命的影響，而確立了它鮮明的民主革命目標和明確的民族革命目標，並受到了極大的鼓舞，但是，中國的民主革命卻遭遇了一些專制列強和民主列強的聯合阻撓、反對、甚至是粗暴干涉。武昌起義後幾天，列強便在武漢江面集中了十餘艘軍艦，以監視中國革命勢力的活動。駐北京的外交使團則立即接受美國駐華公使嘉樂恒的建議，促使清政府重新起用已被罷黜兩年的袁世凱，以撲滅中國的革命。俄國駐華公使郭索維茨在對“四國銀行團”美國代表司戴德夫人的談話中，更是坦率地承認他“唯一的意見，就是要使中國衰弱不振，並始終反對中國能夠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政府”。03 一九一二年初，當中華民國南京政府接受孫中山的建議，決心北伐以反擊袁世凱對革命的軍事反撲，並在安徽、河南、湖北，尤其是戰略重鎮徐州屢敗和大敗清軍時，列強 —— 不分專制強國或是民主強國便又聯合起來，公然出面支持袁世凱。其各國軍艦不僅在長江遊弋以向中國的革命軍示威，而且於渤海灣阻止中國革命軍登陸。駐京各國外交使團甚至蠻橫宣佈：“不准革命軍在京奉鐵路兩側十裏內戰鬥”。俄、日兩國尤借機增兵東北與內蒙，然後又做出“中立”的姿態為南北和談“牽線搭橋”，終於逼迫南京臨時政府將剛剛誕生的共和政權，向假言“永不使君主政體再行于中國”的袁世凱拱手相讓。其後，德國皇弟亨利親王還曾親赴青島公然向溥偉表示， “他的皇帝陛下，及他本人，將竭力支持清王朝的復辟”。04

　　此後，當袁世凱復辟帝制的意圖愈趨明顯，中國人民反對袁氏復辟的鬥爭也日趨激烈之時，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竟於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公然向袁提出“二十一條”，並以“中國如欲改國體為復辟，則必贊成”作誘餌。袁世凱的法律顧問、日本人有賀長雄還公開發表了“共和憲法持久策”一文，鼓吹“中國應由袁世凱做皇帝，總攬大權，復辟帝制”。袁世凱的憲法顧問美國人古德諾，亦公開在《亞細亞報》上發表了“共和與君主論”，宣揚“中國如用君主制，較共和制為宜”。其後，不論是在北洋軍閥屢悖混戰的痛苦歲月裏，還是在南方國民革命軍北伐推倒軍閥統治的輝煌年頭，世界專制帝國和西方民主強國，無一不為了他們在華的利益，不是成為混戰中各派軍閥的支持者，便是公然地反對中國革命軍北伐統一中國。可以說，自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發直至一九二八年中國革命軍二度北伐成功，中華民國獲得初步的統一為止，世界一些專制帝國和一些民主強國，特別是日、俄兩個專制惡鄰，實無一家不是一貫地和賣力地反對中國革命和中國統一者。

　　第六、遭遇共產革命所造成的歷史混亂。辛亥革命成功之日，正值國際共產主義思潮東渡，俄國實現共產專制復辟的“革命異變期”。由列寧對俄國民主革命的背叛，所造成的民主政體向共產專制政體的倒退，不僅將以革命名義實現專制復辟的願望與手段，由它的“一聲炮響”便送到了中國，而且為正在堅持民主革命而反對專制復辟的中國，製造了由革命性質、革命理念、革命目標、革命主體和革命手段的不同，所帶來的極大思想混亂和革命混亂。由是，世界共產革命終於在尚未解體的中國傳統農業社會，尋找到了它絕好的“革命土壤”；中國的傳統農民革命更是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找到了它最為誘人的現代形式；形形色色正在向民主革命與共和國體實行瘋狂反撲的專制勢力，固已得到了它所需要的歷史混亂；而由民主革命初造成功所帶來的思想解放和輿論自由的局面，又為馬克思主義復辟哲學和共產革命思潮在中國的傳播，帶來了絕好的時代條件。再加上不論是世界專制帝國，還是西方民主強國，他們在對華利益關係基礎上所結成的，反對中國民主革命的“神聖同盟”，又一再地激怒了善良的中國人民。於是，馬克思主義旨在批判西方民主制度與西方自由經濟的思想和理論，也就在中國找到了它又一片廣闊的天空。由是，民主革命的理念被模糊了，民主革命的物件被轉移了，傳統農民“均貧賤、等富貴”的大同思想，輕而易舉地便與馬克思主義“人人有飯吃、個個有衣穿”的共產革命目標一拍即合。而以先進知識份子為主體的國民革命陣營遂產生了動搖，發生了分裂。其中一些人更為自身傳統知識份子的本能所決定，搖身一變就成了“共產主義的知識份子”，並且立即為蘇俄發現、青睞、支持和扶植。從此，中國國民革命在其與形形色色專制復辟的艱難較量歷程中，又遭遇了一個更加具有社會基礎，並且直接受到外國顛覆勢力數十年支持和指使的“紅色”專制勢力，在革命名義下對她的瘋狂反撲，從而為中國民主革命戰勝專制復辟，製造了一個更加艱難和痛苦、更加複雜和危險的時代環境。

　　第七、日本帝國的長期和瘋狂侵略。中國國民革命雖然遭遇了上述種種艱難較量，然而，給中國國民革命進程帶來了最大災難的，卻是日本帝國對中國長達十四年的侵略戰爭。這一場侵略戰爭在中國所造成的直接後果，便是在辛亥之後，當形形色色的專制復辟已經為中國人民所艱苦戰勝以後，卻為共產專制復辟在中國的成功，帶來了絕好的歷史契機和歷史條件。中國國民革命，因此而再一次遭遇了最為嚴重的挫折；辛亥革命的主要民主成果，由此而被徹底推倒；近現代中國由專制向民主的過渡，從此被阻扼在共產專制復辟的厄運之中；中國大陸人民更因此而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歲月裏，遭受了曠古未有的殘暴專制統治。從而使得中國國民革命即中國民主革命的最後成功和全面成功，被拖延了半個世紀以上。


二　　中國人民堅決反對袁世凱、張勳的公然復辟以“護國”

　　儘管以辛亥為勝利發端的中國國民革命，要想戰勝形形色色的專制復辟，乃有著特別的艱難性，但是由辛亥革命的勝利和中華民國的創建所開創的嶄新歷史條件，所蔚成的良好時代風氣，所普及的民主共和思想，所交待的“護國護法”重任，不但正在使得中國人民更加地“懂共和，解民主”，而且能夠義無反顧地堅決反擊和堅持反對清王室、特別是袁世凱和張勳的公然復辟，從而奪取了第一輪護國護法的歷史性勝利。

第一、袁世凱圖謀復辟帝制的由來和經過

　　清王朝固因積弱既久而崩解過速，但是，辛亥之後被逼退位的遜清王室所懷抱的復辟願望，卻持之以恆，曆久難泯。自滿清崩解直至滿州國建立，溥儀固然從未停止過他的復辟活動，而散落在南北各地的清宗室人等亦因深懷亡國之恨，而心心念念都在復辟之中。他們或是成立孔教會、孔道會、讀經會等，以宣傳“非復辟不能救中國”；或是以祖國的山林、土地、牧場、礦山作抵押，企求日、俄等外敵支持他們的復辟行動；甚至以允諾滿州獨立為條件，收買蒙古馬賊巴布如布的蒙古軍以發動武裝叛亂。曾參預張勳復辟的前陝甘總督升允，在失敗時就曾說過“一息尚存，此心不已，留身以待，後會有期”的決絕之詞。

　　雖然，清王朝因氣數已盡，時勢難逆，而復辟無望，然而，復辟的危險卻沒有因此而減弱。辛亥之後，復辟的最大危險，無疑來自那個既能夠權傾當朝，又能夠兵迫革命的袁世凱。由於日、俄、德、英、美、法等列強對他的支持，更因他擁有一支由他自己訓練出來的王朝軍隊，還因他出山之日，便是他心懷叵測之時，05 因此，自他銜命鎮壓武昌“叛亂”起，便一步一步地向著“帝制自為”的方向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直至黃袍加身、一朝覆亡而後已。他先是擁遺朝之兵，要求清廷與南京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同時解散，以由他來組織一個“共和政府”；後則假言“永不使君主政體再行于中國”，而借用國際國內支持力量，以逼迫南京政府讓權。及至民主憲政、政黨內閣和國會政治日倡，他竟暗殺宋教仁以廢除政黨內閣和全國大選。一旦陰謀入序，又立即逼迫國會先選他做正式總統，再制定憲法。隨即罷免三位革命都督 ，06 稱將軍、改官制。然後便下令解散國民黨，宣佈解散國會，廢除“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制定總統權即等於皇帝權的“中華民國約法”。既改責任內閣制為總統制，又撤銷國務院，設政事堂于總統府內……及至陰謀就緒，乃號令祀孔祭天，親率百官赴孔廟祭孔，以為他復辟帝制的“先聲”。陰使組織“籌安會”和“全國請願聯合會”，07 召開“一致恭戴他為中華帝國皇帝的全國代表大會”。直至他登帝位接受百官朝賀之日，竟成為雲南軍政府成立，全國“護國討袁運動”鋪天蓋地之時。


第二、中國人民堅決反擊袁氏復辟帝制的勝利

　　面對著袁世凱亦步亦趨、步步緊逼的復辟行徑，已經“懂共和、解民主”的中國人民，不僅將反對專制復辟、推進國民革命的歷史任務，義無反顧地擔當在自己的肩頭，而且反對公然復辟的成功、迅速和徹底，實為世界各國所不能相比。由袁刺殺宋教仁而猛醒的孫中山，因已經意識到袁氏復辟的危險，從而指出“非去袁不可”。由是，孫發動了二次革命（參見第五節）。二次革命雖然失敗，但以孫中山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卻絕“不因挫抑而灰心，不以失敗而退卻”，而是“日夕共謀”，旨在武裝倒袁。國中廣大民眾以及各派政治力量，亦要求“除惡務盡”。誠如孫中山所論，“自經此役（按 —— 指辛亥革命）中國民主政治已為國人所公認，此後復辟帝制諸幻想，皆為得罪於國人而不能存在”。08 中國人民因對袁世凱復辟帝制深惡痛絕，同仇共憤，絕不以袖手旁觀為己任，從而形成了“敢有帝制自為者，全國人民共擊之”的感人政治局面。知識份子中的先進者，固因“慧眼識天仇”，很早便識破了袁世凱妄圖帝制自為的野心，因而指責袁是“假共和之名而擁兵力以行專制的魔王”。09 《北京時報》更公開刊文，揭穿“袁世凱通令祀孔祭天無非是帝制復辟的先聲而已”。知識界和輿論界如此，廣大民間莫不如是。一九一四年三月十五日，河南寶豐人白朗在起義的佈告中就公開指出：“我國自改革以來，神奸主政，民氣不揚。雖託名共和，實厲行專制。本都督輟耕而太息者久之。因是糾集豪傑，為民請命。” 並提出要“逐走袁世凱，以設立完美之政府”。及至袁氏復辟帝制的行徑日趨公然，黃袍加身的日子指日可待之時，全國五百多家報紙遂以鋪天蓋地之響，與袁不共戴天，所謂袁氏乃被“氣死”之說，由是而來。

　　幸運的是，正是因為共和主義的理念，已經成為全中國人民的政治理念，中華民國的共和國統，已經成為全中國人民擁護的國統，所以，於此大勢之下，連曾力倡改良，反對革命，並曾為袁世凱鞠躬盡瘁的梁啟超，亦終於在不寒而慄之中翻然醒轉過來。梁不獨敢於《大中華》雜誌發表洋洋萬言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的大文，以對古德諾之流邪言中國“只能行專制、不能行共和”的助袁復辟謬論，予以堅決地反擊和揭穿，而且拒誘惑、蔑威脅，公然上書袁氏稱：“誠願我大總統以一身開中國將來新英雄之紀元，不願我大總統以一身作出中國過去大奸雄之結局；願我大總統之榮辱與中國以俱長，不願我中國之歷數隨我大總統而俱斬。”梁啟超以“先生所言，全國人人所欲言；全國人人所不敢言，抑非先生言之，固不足以動天地”的巨大魅力，10 揚反袁護國之正氣，斥袁氏復辟之反動，並親自護送蔡鍔秘密赴日轉滇，以發兵“護國”。蔡鍔抵滇後，遂宣佈雲南獨立，組“護國軍”，更在袁氏于北京新華宮接受百官朝賀之日，發佈討袁檄文，公佈袁氏罪狀，揭開了反袁護國戰爭的序幕。

　　蔡鍔決心反袁護國的消息傳出，昆明人民遂到處懸掛中華民國國旗，張貼“擁護共和萬歲”的標語，繳納捐款者爭先而恐後，要求參軍者涕泣而不能止。全國人民的支持使蔡鍔意氣風發。蔡遂以“不斬樓蘭誓不還” 的精神，既以二萬反袁之旅對陣袁氏三十八萬皇家軍隊，又以六千入川之軍與袁氏激戰于川南。由是而使海內外人心奮起，反袁的聲浪響徹神州，護國的勝利遂成定局。蔡鍔揮師出兵不過二旬，貴州與廣東已相繼宣佈獨立。山東居正起兵護國不數日即已克十餘城。當此情勢之下，國務卿徐世昌遂辭職而去，袁氏心腹大將段祺瑞與馮國璋 —— 前者抱病隱居西山，不願為袁一助；後者則以江蘇將軍之身，先擁兵南京以觀望時局，繼則與江西、浙江、山東、湖南等省將軍共同壓迫袁氏取消帝制。袁世凱被迫於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撤銷帝制，於三月二十三日廢除洪憲年號，複任總統。四月初，下令改組內閣。五月八日，因各獨立省份軍人已于廣東肇慶成立軍務院，宣佈指揮全國軍政，發表《十九省公民否認袁世凱冒充總統書》，並稱：“袁逆不死，大禍不止，養癰蓄疽，實為亂基。願國人速以決心再接再厲，撲殺此獠，以絕亂種。”五月九日，孫中山發表“討逆宣言”，號召“除惡務盡”，尤指出“保持民國，不徒以驅袁為畢事，決不使有謀危民國者複生於國內”。于時，曾一度支持過袁的海外華僑也紛紛致電國中，要求將袁“執行國法”。五月十九日，袁世凱發表“宣佈帝制始末案”，企圖嫁禍於人，並策劃由川湘向西南反攻。五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袁心腹愛將四川將軍陳悖、湖南將軍湯薌銘亦相繼宣佈獨立。六月六日，袁遂於全國人民同仇共憤、一致聲討中病死。袁世凱圖謀復辟帝制由此而告慘敗。


第三、中國人民反對張勳擁戴宣統復辟的迅疾成功

　　應該說，正因為辛亥革命之後，共和主義思想已經成為全國上下莫敢一辯的新思想，中華民國已經成為舉國上下共同體認的新國家，是故，在反袁護國之役中，連大大小小的軍閥，直至袁逆的親信愛將，都不得不在“護國”的旗幟下回應共和，反對帝制；維護民國，反對復辟。所以，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當張勳竟敢乘黎元洪、段祺瑞爭奪之際，率辮子軍赴京以公然擁戴宣統復位時，不僅北京十幾家報紙“一律停刊，表示抗議”，而且上海的印刷工人也拒不排印唯一鼓吹張勳復辟的《國是報》。上海商界更為反對張勳復辟而一體懸掛中華民國國旗，以示擁護中華民國共和國統的決心。其時，反對張勳復辟的通電，“一日之內不僅高可盈尺，更有血性男兒，多有不避鼎鑊者，乃執筆痛言”，以反對復辟。偽學部尚書沈增植在滬住所，既被“義憤之士”投擲炸彈，而參預張勳復辟的主要人物萬繩軾、劉廷琛，因南昌人和九江人“無不唾駡其人為禍胎與甘心從逆，其兩家人因不堪眾矢之集，只好舉家避去”。在廣東，因“張勳復辟，中斷共和，電報傳來，人心悲憤”，竟發起“國民哭靈大會”，後改名“國民護國後援會”，以表示他們反對張勳復辟的痛絕之心。輿情如此，國情如是，段祺瑞遂於馬場誓師，決驅張以推倒復辟，從而使這一場清王室的公然復辟，成為一場鬧劇，僅僅十一天就亡殂于人心共討之中。此後，一切欲擁遺朝之兵，據私家之軍，以覬覦復辟專制者，都不得不以維護中華民國的嶄新國統為旗號，卻又借閹割中華民國的共和法統為手段，來達到他們“假共和、真復辟”的目的了。


三　　中國人民堅持反對北洋軍閥假共和真復辟以“護法”
—— 兼述五四愛國民主運動

第一、北洋及各派軍閥假共和以復辟、混戰的緣由

　　中國人民在擊敗袁世凱和張勳的兩度公然復辟之後，一是袁、張的失敗，昭示了中華民國國統已為民心所確認。二是全國人民反袁、反張的同仇敵愾之氣，已使得任何有槍有勢而欲奪取中央政權或割據一方者，俱已深深明白，唯有頂起中華民國的國統，扛起共和的招牌，才有可能爭取民心，或擁有民心。但是，也正因為帝制已絕，無君可忠；袁氏已死，無人可服；民主共和，軍閥不通。加之大軍閥要仗武力以統獨江山，小軍閥要擁兵割據以稱雄自保，尤其是北洋派軍閥，11 一為遺朝之兵，二為袁家班底，三為實力雄厚，他們才將袁、張復辟失敗後的中國，推向了復辟和混戰的歷史大混亂之中。

第二、段祺瑞假造共和、意在專制、首開軍閥復辟混戰的端緒

　　一九一七年七月，段祺瑞因重掌國柄，遂于共和名義之下，一是拒絕恢復“臨時約法”與國會；二是藉對德參戰而一再擴大對日借款，藉以擴充皖系軍事力量；三是為借日款而與日本換文，欣然同意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並與日本簽訂軍事協定，12 同意日本在中國駐軍並將國家資源作抵押；四是組織安福俱樂部以成立段氏安福國會，使國會成為他專制權力暢行無阻的“通行證”；五是反對和平統一，高喊武力統一，對孫中山為“護法”而在廣東建立的南方革命政府實行武力討伐；六是一意擴張皖系，打擊直系，決以武力解決與直系的衝突，從而導致直、奉聯合和“八省反皖聯盟”的成立。一九二零年七月十四日爆發的直皖戰爭，遂成為北洋軍閥長期復辟混戰的端緒。

第三、各派軍閥的連年混戰

　　直皖戰爭雖以皖敗而直、奉勝以告結束，但由於直系吳佩孚被任命為兩湖巡閱使，直系齊孿元、陳光遠、蕭耀南又獲江蘇、江西和湖北督軍位置，並連續贏得對陝、鄂、川等省的軍事勝利，大大地擴充了地盤，從而引起奉系軍閥張作霖不滿。再者，於一九二零年八月組成的靳雲鵬內閣，始親奉，後又親直。張遂於一九二一年十二月抵京倒靳雲鵬內閣，組親日派梁士詒內閣。但梁內閣既釋放安福系戰犯，又任親日派曹汝霖要職，並參加“山東問題秘密談判”，以取日本借款，迭遭全國反對，吳佩孚遂與直系各督軍通電反梁，逼梁下臺。一九二二年一月梁下臺，顏惠慶組閣，奉軍遂入關備戰，直系亦調軍隊因應，從而造成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第一次直奉戰爭的爆發。

　　在第一次直奉戰爭中，因原馮國璋部下西線奉軍一部停止戰鬥，從而牽動整個西線（平漢）奉軍瓦解，加之東線（津浦）奉軍又敗，結果奉敗直勝。北京政府遂在吳佩孚指使下，免張作霖本兼各職，令其聽候查辦。張作霖卻在日本支持下，用東三省議會名義，宣佈東北閉關自治，自任東三省自治保安司令。其後，張因不甘，又於是年六月四日再派兵至秦皇島與直軍戰，卻又因先勝後敗，英、美出面調停，張只好簽立停戰條約。此後，奪取了北京政權的直系，尤為實力派吳佩孚，便一邊打出恢復“中華民國法統”的旗號，先擁黎元洪復位，以示法統；再迫黎元洪退位，以於法統之下，賄選曹錕。13 曹錕雖賄選總統成功，卻遭遇全國反對。吳佩孚遂以洛陽為大本營，如段祺瑞一樣，打出了“武力統一”的旗號，並且先發制人，首命孫傳芳為閩粵邊防督辦，南抗廣東孫中山，繼命周蔭人為福建督軍，北逼皖系浙江督軍盧永祥。第一次江浙戰爭遂於一九二四年九月三日開仗 —— 直系軍隊由閩、蘇、皖、贛夾擊盧永祥，孫傳芳則越仙霞嶺由閩入浙作戰。十月十二日盧永祥敗逃日本，直系齊孿元佔領上海。奉系於九月十五日入關討直，直系於九月十八日宣佈討張。吳佩孚親任討逆軍總司令攜軍北上，赴山海關督戰。第二次直奉大戰爆發。

　　第二次直奉戰爭雖是直奉兩系軍閥間又一次為爭奪中央政權的戰爭，但因直系第三軍討逆司令馮玉祥外接廣東，陰連奉張，暗叛直系，並在其部將鹿仲麟和北京警備副司令孫岳及直軍第二路軍司令胡景翼支持下，回師北京發動政變，呼籲和平，趕出遜帝，北京政府遂被迫下令停戰，並解除吳佩孚軍職。其時，適奉軍又在山海關大敗直軍，馮軍亦在楊村與北倉打敗吳佩孚，吳主力基本被消滅。第二次直奉戰爭便以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日曹錕辭職，即直敗奉勝為告終。

　　第二次直奉大戰期間的北京政變，它積極的一面，一是廢了溥儀滿清皇帝的稱號，並驅之出宮，僅年付五十萬圓以維持家用。二是馮玉祥在段祺瑞、張作霖同意下，決定邀請孫中山北上，從而在全國促成召開國民會議的運動，並由之而引發了“首都革命”、即一系列反對軍閥復辟混戰賣國的群眾運動。其消極的一面，一是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六日，馮玉祥、孫岳、胡景翼已發出擁護段祺瑞複職的電報，十一月又在天津會議上共舉段祺瑞為中華民國臨時執政，遂使段政權復活，並由此而產生段氏“善後會議”，14 使民眾所追求的國民會議不能召開。二是馮玉祥等以私家之兵組成中華民國國民軍，馮自任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胡景翼和孫岳為副司令兼第二、三軍軍長，從而在各系軍閥中不僅增添了一個“馮系軍閥”，迅疾地誘發了一場更大的內戰，而且為馮系謀得了“革命”的招牌，為北伐勝利後的中華民國埋下了又一場分裂與叛亂的巨大禍患。

　　因第二次直奉大戰的結果是奉皖兩系控制了北京政權，段祺瑞重新上臺，段政府遂於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任命皖系敗將盧永祥為蘇、皖宣撫使，免齊孿元江蘇督軍職務。盧永祥遂與山東軍閥張宗昌引奉軍佔領浦口、南京一帶，齊孿元乃與孫傳芳組織江浙聯軍，進攻北京政府委派的淞滬軍使張允明，交戰於無錫。後因孫傳芳突然宣佈撤兵，而使齊軍大敗。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八日，齊孿元通電下野。同日，奉軍進入上海。這便是第二次江浙戰爭及其結局。

　　在第二次江浙戰爭中，孫傳芳雖因背齊而使齊敗，奉軍就此而源源開往上海，卻因此而立即引起了其他軍閥的恐慌和反對。孫傳芳遂決定聯馮反奉，於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五日，以“浙、閩、蘇、皖、贛五省聯軍總司令”名義通電討奉，十月十六日攻佔上海，十月十九日占南京，十月二十三日占蚌埠，十一月十八日占徐州，逼使奉軍退守山東境內。孫傳芳遂建立東南五省聯軍，自命東南五省官員，從此于吳佩孚兵敗之後在武漢建立的十四省聯軍中脫穎而出，自成體系，不再聽吳指揮。

　　一九二五年在奉軍被孫傳芳趕出蘇、皖兩省後不久，其內部曾發生郭松齡倒戈張作霖的內戰。15 郭松齡因李景林的出賣而戰敗亡命。其先，因馮玉祥曾為救郭松齡而向李景林提出假道熱河，為李所絕，郭死後馮遂發兵攻李，占天津，李景林只好退兵山東，與張宗昌結成“直魯聯軍”。是年底，馮又試圖聯吳佩孚以制張作霖。未想吳未忘舊仇，非但拒絕，更致電張作霖，要聯奉討馮。一九二六年一月張學良複吳電表示諒解，由是直吳與奉張重結，並且聯合李景林、張宗昌的直魯聯軍，以攻打馮玉祥的國民軍。直吳軍由京漢線北上，直魯聯軍由津浦線北上，奉軍負責關外並助吳軍餉二百萬圓，議定將來北京政局由吳佩孚主之。此次大戰，吳佩孚、張作霖、李景林、張宗昌打勝，馮國民軍敗亡大半，後困於西北。大戰期間，一是導致日本軍隊炮擊大沽口和日、英等八國的蠻橫干涉，造成“大沽口事件”；二是引發“反奉倒段”運動和國民軍鹿仲麟部發動兵變推倒段政府；三是北京“三一八”慘案的發生。

　　一九二六年四月奉直、直魯軍進京，吳佩孚便提出恢復曹錕法統。16 張作霖則提出恢復“臨時約法”，同時召集國會開會，組織由他所控制的攝政內閣。其後，歷經顏惠慶、段錫矽和顧維鈞等內閣，直至一九二七年六月，張作霖自組安國軍政府，自任大元帥，掌控北京政權。

　　自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七年十一年間，除掉皖系、直系、奉系等大軍閥為爭奪北京政權而迭起的大型混戰以外，各地方軍閥為擁兵自保，同樣是長期混戰不止。其中省與省之間的混戰，和一省之內的混戰，可謂此起彼伏，連連不斷。其間，僅四川境內便有大小混戰四百三十九次之多。如前所說，這些混戰，在大軍閥雖為爭奪中央政權，以期武力統一和復辟天下；在小軍閥則為擁兵以自保，或奪地以稱王。但在名義上，他們不是假共和以興師，便是借自治或聯省自治以用武。中華民國的國統誰都要搶；中華民國的法統誰都要閹割；國會和“臨時約法” —— 這兩個中華民國國統和法統的標誌，更是成了各路軍閥或號令天下以稱王師，或奪地稱雄以做霸主的法寶。至於遍及數省，由軍閥標立與標榜“憲法和憲政”，以行封建割據之私的情形，乃事所不鮮。此亦足以證明，假共和之名以行專制之實，實已成為大小軍閥長期推行復辟混戰的一塊遮羞布。

第四、中國人民堅決反擊軍閥的復辟與混戰

　　誠然，袁、張之後的中國人民，蓋因“懂共和、解民主”，“厭絕專制，寶愛共和”（陳獨秀語），才始終堅持反對北洋軍閥的假共和與真復辟。同時，一是因軍閥混戰而不能在政治上造就專制一統的局面，從而為反對軍閥復辟混戰提供了政治上的自由條件。二是中華民國國統和法統的鉗制，又使得軍閥們不敢仿效袁、張以公然復辟，而只能假共和以行復辟之實。

這就給反復辟帶來了明確的立場，積聚了正義的力量。三是辛亥之後思想輿論的高度自由，乃予人民、尤予知識界以宣傳反對軍閥復辟混戰的廣大思想輿論陣地。四是兼以推廣白話文與文學革命、意在反復辟的新文化運動，以及其後的五四愛國民主運動，又在相當程度上普及了文化，提高了民智，迅疾提升了整個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質。因此，自一九一七年段祺瑞由再造共和的大英雄一變而為再造復辟的大軍閥起，中國人民反對軍閥復辟、混戰和賣國的鬥爭，直如長江後浪推前浪，浪浪相推，波峰疊起。中國人民反對軍閥假共和、真復辟的鬥爭，可分為三大階段：

第一階段：從反段護法、反段賣國到五四愛國民主運動的爆發

　　一、蓋因段祺瑞在成為“再造共和”的大英雄之後，轉身便要做拒絕恢復國會和“臨時約法”的大軍閥，孫中山立即在全國人民的反段聲中，於一九一七年七月高舉起“反段護法”的旗幟，公開揭穿了段祺瑞“假共和之面孔，行其專制之手段”的復辟本質。隨後，原國民黨議員中商榷系及政學系的一百五十名議員和海軍總長程璧光乃追隨孫中山南下，于廣州召開“非常國會”（因法定人數不夠），決議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選舉孫中山為大元帥，並即刻分兵湖南，以發動護法戰爭。

　　二、如果說一九一五年袁世凱因接受日本“二十一條”，就已引起過日本留學生和國內學生及民眾的堅決反對，那麼，一九一八年五月，當段祺瑞欲借參戰（指歐戰）向日本借款以圖擴充皖系，並不惜以國家資源作抵押，與日本簽訂軍事協定，同意日本在我國駐軍時，17 中國留日學生中的絕大多數人，遂立即在東京舉行示威遊行，表示抗議。其時，因日本政府毆打逮捕中國留學生，留學生乃宣佈罷課並組織救國團體，宣傳愛國反日，同時派遣兩千人急速回國，以聯繫國內各地高校發動反段愛國運動。由是，北京、天津、濟南、上海、福州等地相繼爆發反對段祺瑞賣國的學生運動，全國各地 “抵制日貨”的運動亦得以迅速展開，為五四運動的爆發奠定了基礎。所以，一九一九年春天，當中國人民得知“巴黎和會”將把戰敗國德國在戰勝國中國山東的 “特權”轉讓給日本時，一場以“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為中心內容的，反對軍閥復辟愛國的偉大群眾鬥爭 —— 五四愛國民主運動，便立即鋪天蓋地地席捲在中國的大地之上。

　　為了制止賣國政府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在校長蔡元培的支持下，北大學生即于五月三日晚議決“通電巴黎專使不得在和約上簽字”，並於翌日 —— 五月四日，聯合北京十三所大專學校的學生，齊集天安門舉行盛大遊行示威。當日下午四時許，學生火燒曹汝霖宅，痛打章宗祥，18 三十二名學生因此而被捕。于時，北大校長蔡元培固言“今日發生之事，乃屬愛國運動，此種愛國運動在各國是最平常的事，大家不必驚慌，我當負責營救”，國會亦有代表聲明，表示要贊助學生的行動。始未參預的清華大學代表隨即表示將與各校同時行動。警官學校代表更已出示“殺賣國賊”的血書。朝陽大學的代表則提出了發動抵制日貨的運動。五月六日，“北京中等以上學校聯合會”成立，並再一次致電巴黎拒絕簽字。學生的愛國行動和政府逮捕學生的行為，激勵和激怒了全國民眾。京師總商會召開緊急會議，決定聯合全國各商會一起援助學生。上海、天津各地，各團體或個人紛紛電請政府釋放學生。山東省議會正副議長等四人赴京與山東籍國會議員議決要求釋放學生，並為山東問題失敗彈劾內閣。於是國會提案，誓不承認“二十一條”和段祺瑞與日本簽訂的“順濟鐵路合同”（段託名修路以籌款擴兵），已未俱樂部甚至提出要彈劾總統袒護賣國賊的行為。由是，政府因蔡元培願以身家性命作保學生複課，而釋放學生。

　　然而，五月四日學生火燒趙家樓，痛打曹汝霖，雖迫使曹、章、陸三人辭職，但蔡元培因保護學生而遭到曹、章、陸謾駡，也被迫辭職。前者雖無人為其“鳴冤”，後者則受到廣大教職員工以全體辭職相同情。北京政府遂同時慰留蔡元培與三國賊，並更換教育部長，撤換高等學校校長多人。由是，北京中等以上學校聯合會遂再度決定罷課，並堅持提出“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口號，掀起了更大的運動高潮。然而，北京政府所採取的監控新聞、禁錮輿論、取締學生活動和為曹、章、陸辯護等做法，特別是總統徐世昌於六月一日下達責斥學生的命令，北京政府於六月三日逮捕演講學生一百七十八名，六月四日拘捕學生八百余人之等等倒行逆施，非但沒有將 “真理所在，死生以之；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學生運動鎮壓下去，反而激起了全國學生和各界民眾的一致反抗。孫中山遂領銜以廣州軍政府七總裁名義聯名通電，表示支持學生運動；廣東非常國會亦宣言痛詆曹、章、陸賣國；天津、武昌、杭州、青島、煙臺、蕪湖、保定、福州、南昌、常州、登州等各地學生紛紛成立組織以聲援首都學生；上海、天津、濟南、寧波、廈門、鎮江、漢口、蘇州、無錫、常州、揚州的工商界，亦公開聲明支持學生。自六月五日起，上海及各地工商界始共同宣言“不除國賊不開門”。上海商界還決定提倡國貨，不用日輪裝貨，不用日鈔，各著名大報亦聲明不登日商廣告。天津商界還將所訂日貨全部退還。長江流域商人亦同聲排斥日貨。自六月六日起，上海浦東工人率先罷工以聲援學生。“賣國賊存在一日，商學工界即輟業一日”的呼聲響遍國中。

　　在全國各地各界的巨大壓力下，六月五日，政府釋放學生；十日，政府免曹、章、陸職務；十三日，國務總理錢能訓辭職，大總統明令禁止鎮壓學生運動；六月二十八日，巴黎和會代表在全國人民七千多份函電和法國三萬多名華僑及留學生的逼迫下，拒絕在“和約”上簽字。五四運動，不僅獲得了反對軍閥政府賣國的勝利，而且獲得了反對軍閥政府鎮壓人民民主運動的勝利。正是這一雙重的勝利，才決定了五四運動作為愛國民主運動的性質。中國人民反對北洋軍閥及其北京政權“假共和以復辟”的鬥爭，亦因此而走完了第一個大階段。


第二階段：中國人民為捍衛中華民國國統和法統的種種奮鬥

　　這一階段，從時間上看，是在直皖戰爭與第一次直奉戰爭之後，直到第二次直奉戰爭的爆發。就事實上看，則從全國人民反對曹錕賄選，直到全國民眾提出種種“維護中華民國國統與法統”的要求。

　　一、因直系在直皖戰爭和第一次直奉戰爭中的勝利而擴大了地盤，充實了武力，劫奪了北京政權，因而，它才在恢復中華民國法統的虛假幌子下，導演了一場“擁黎上臺”、“迫黎下臺”19 和曹錕賄選總統的醜劇。這個醜劇，一方面將他們要恢復中華民國法統的假戲暴露無遺，一方面則將中華民國共和法統閹割得不成樣子，使得深受大軍閥混戰之苦的國民，又一次斷送了要求實現共和的希望。因此，自曹錕賄選一開張，不僅痛苦憤懣之情激蕩民心，而且頓足斥駡之聲震撼全國。上海有國民討曹遊行大會，杭州有討曹救國大會，各省學生再起學潮以討曹錕、誅議員。上海工商界還召開省區公民大會，決議將受賄議員由本省各法團抄沒其家產，削除其籍貫。浙、皖等地的學生，有的搗毀議員家庭，有的發起鋤奸會，擬將受賄議員鑄成鐵象，以留永世之罵形。雖然曹錕一系多方鎮壓 —— 如逮捕記者，封鎖輿論等，但全國人民的反賄選鬥爭仍然愈演愈烈。一百餘名旅滬拒選議員紛紛發表聲明，聲討賄選之罪。其他懷恨直系的大小軍閥，諸如雲南唐繼堯、浙江盧永祥、奉天張作霖、淞滬何豐林、四川熊克武等也先後通電反曹賄選。可以說，正是曹錕賄選和其後吳佩孚所叫喊的武力統一，才從反面促成了全國反直運動的發展，誘發了第二次直奉戰爭的爆發，促成了馮玉祥倒戈與北京政變的發生。

　　二、應該說，自直皖戰爭和第一次直奉戰爭起，全國民眾反對軍閥混戰的鬥爭，便從來沒有停止過。這個鬥爭，一方面因維護中華民國共和法統而帶有鮮明的反復辟性質；另一方面又因反對軍閥爭奪中央政權而具有揭穿軍閥“假共和真復辟”的作用。加上新文化運動蓬勃發展的影響，與五四運動勝利成功的激勵，在思想、文化、教育各界，直至在地方軍閥中間，都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擁憲立憲”和“自治聯治”的運動。這些運動的共同出發點，是要以制定國家的根本大法，來肯定、維護和發展中華民國共和國統；這些運動的共同要求，則是要用中華民國的共和法統，來遏止軍閥混戰、謀求祖國的和平與統一。雖然就地方軍閥而言，此亦無非是又一層次的“假共和”而已。一九二二年十一月《東方雜誌》曾出版兩期“憲法研究專號”，稱“民國已十一年，然兵連禍接，擾攘至今，根本大計，迄未公佈”，因而“吾國今後國民之責任，唯促成憲法之制定，裨政治入軌，絕亂源，定國基，然後徐圖興國之道而已”。一九二二年五月，胡適之、蔡元培、王寵惠等亦在“我們的政治主張中”，提出要組織一個好政府，即“一個憲政的政府，一個公開的政府，一個有計劃的政府”，更提出“組織一個好政府，是政改的唯一下手功夫”。20 並且，繼清末就有人提出要在中國建立一個聯邦制國家的思想，一九二零年十一月，章太炎在北京《益世報》上發表“聯省自治虛政府議”一文，以“近世所以致亂者，皆由中央政府權籍過高”為由，提出“中央政府只宜虛置”。一九二二年九月，胡適之則提出了“建立在省自治上面的聯邦的統一國家”之建議，等等。21 正是上述鮮明反對軍閥混戰的思想和輿論，才一方面導致了“廢督裁兵”等推倒軍閥具體辦法的出現，22 又導致了地方軍閥割據勢力為在大軍閥混戰中擁兵自保，而高唱“制省憲、省自治直至聯省自治”的高調，甚至“付諸實踐”。23 雖然他們的行不通乃為勢所使然，但是在同聲相求以反對大軍閥復辟混戰和小軍閥擁兵割據上面，應該說還是起到了一定的宣傳作用和發動作用，為嗣後第二次直奉戰爭中的“北京政變”和其後全國人民反對軍閥復辟混戰直至消滅這一混戰，統一中華民國，起到了不可低估的政治影響。


第三階段：從國民會議運動到三一八慘案

　　雖然在反曹錕賄選之後，一方面出現了群眾運動的低潮期，一方面知識界又提出了種種反對軍閥復辟混戰的思想和方略，然而，隨著第二次直奉大戰的爆發，尤其是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卻迎來了又一個更大的和更加持續的反對軍閥復辟混戰的群眾運動高潮。

　　一、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五日，馮玉祥在北京召集政治軍事會議，在段祺瑞和張作霖的表態歡迎下，決定電請孫中山北上共商時局。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日，孫中山遂以中國國民黨總理的名義發表“北上宣言”，重申國民革命的目的，主張召開國民會議以決國是。由是，全國立即出現促成召開“國民會議運動”的高潮。穗、京、滬、津、漢、濟、寧、徐州、張家口等地的人民團體紛紛通電，擁護召開國民會議；滬、粵、鄂、湘、浙等省均成立了“國民會議促成會”，北京還成立了“婦女界國民會議促成會”，以推動國民會議的召開。然而，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段祺瑞執政府卻公佈“善後會議”條例（參見注十四）。由於該條例凸顯了各派各地軍閥只想實行聯合執政，既未“新其貌”、更未“新其心”的特點，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國民黨遂通電首先反對召開善後會議。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日，廣東國民會議促成會組織十萬人遊行，以反對善後會議。一九二五年元月三十一日，孫中山指示國民黨員拒絕參加善後會議。一九二五年三月一日，於善後會議召開之際（二月一日至四月二十一日），社會各界聯合在北京召開了“國民會議促成會全國代表大會”，公開否認段政府的“善後會議”，重申打倒軍閥的主張，決議指出：“中國國民欲求恢復民族獨立與自由，即在以國民會議產生革命政府，宣佈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雖然孫中山先生的逝世和段政府拒絕召開國民會議，造成了國民會議的流產，但由於召開國民會議以決國是的要求已經深入人心，由於一九二五年四月段政府與法國簽立中法協定承認“金法郎案”，24 由於一九二五年五月“五卅血案”發生，由於一九二五年十月段政府雖然召集關稅特別會議卻無從實行關稅自主，首都國民遂連續地推起了反對段祺瑞執政府的高潮，並立即得到了全國民眾的回應。于時“打倒媚外政府”的呼聲此起彼落，各種倒段反奉的要求響遍全國，種種罷工、罷課、遊行、示威的行動紛至遝來。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首都群眾在天安門舉行國民大會，通過了“立即解散段政府、由國民制裁和解散關稅會議、召開國民會議”等一系列決議案。要求“組織國民政府臨時委員會和召開國民會議”的呼聲，由是響徹國中，從而形成“五四”以後全國民眾又一次反對軍閥復辟賣國的持續性高潮。尤其當日本軍艦炮擊我大沽口炮臺的消息傳來時，25 這一反對北京段祺瑞軍閥政府的群眾運動高潮，就更是形成了烈火烹油之勢。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七日，國民黨北京市黨部與北京學生總會、北京市總工會等發起北京各學校、各團體代表緊急會議，議決“嚴正駁斥日通牒，不許日艦攜奉軍入口，驅逐八國公使出京，請國民軍為廢除不平等條約而戰”。並於三月十八日在天安門召開了三萬餘人的“反對八國通牒國民示威大會”，誓言要用“五四”的精神，“五卅”的熱血，反對帝國主義之聯合進攻，26 反對軍閥之賣國行為，同時決議廢除辛丑合約及一切不平等條約，要求在津的外國兵艦立即撤退並懲辦大沽口戰爭禍首。會後又組織兩千多人請願團赴鐵獅子胡同向執政府和國務院請願。段祺瑞的執政府遂以“聚眾謀亂危害國家”為名，命令開槍射擊請願隊伍，製造了四十七人死亡和一百餘人受傷的三一八慘案。

　　三一八慘案立即引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怒。滬、津、穗、桂林、長沙、南昌等地群眾，包括海外留學生及華僑，立即發起了反段愛國的運動。首都民眾於三月十九日再次聚集天安門前舉行國民大會，並通過“即日解除段祺瑞一切政權，交由國民裁判；解散關稅會議，宣佈通過關稅自主；組織國民政府臨時委員會，召開國民會議”等決議案。從而將中國人民堅持了十一年的，反對北洋軍閥假共和以復辟、混戰、賣國的鬥爭，推向了最後的高潮期。正是在這一高潮期中，段祺瑞政府倒臺， 27 廣東革命政府乘勢吹響了北伐打倒軍閥的進軍號角，中華民國南京政府終於在北伐的勝利進軍中得以重建，中國人民亦終於迎來了十七年反復辟的歷史性勝利，更迎來了中華民國和平與統一的初步實現。

四　　中國人民反復辟的思想文化革命 —— 新文化運動

第一、新文化運動是在思想文化上反復辟的革命

　　如果說袁世凱、張勳的公然復辟，因全中國人民的“共擊之”而先後歸於敗亡，那麼，當之“再造共和”的大英雄，竟于馬場誓師到執掌國柄的轉瞬之間，就又成為再造假共和真復辟的大軍閥時，應該說，它給予國人的強刺激，實不亞于袁、張的公然復辟。尤其是北洋軍閥製造一系列混戰和混亂的行徑，不單使國人痛心疾首，特別使得中國的優秀知識份子們“寶愛共和之心，因以勃發；厭棄專制之心，因以明確”（陳獨秀語）。

　　再者，如前所說，辛亥之後清王室的宗親貴要就曾到處成立孔教會、孔道會、經學會等等，以宣傳“非復辟不能救中國”。而袁氏復辟帝制的先聲便是“通令學校祀孔，親率百官祭孔，下令所有衍聖公暨配禮賢哲後裔，膺受前代榮典，均仍其舊”，所謂“欲遏橫流，在尋正軌”，試圖以獨尊“孔教”，來改變所謂“波邪充塞、法守蕩然”的“共和現實”。康有為既在一九一六年九月上書北洋政府，要求“定孔教為國教”；又於一九一七年七月張勳復辟時，因身封“弼德院副院長”（院長徐世昌），而親擬宣佈復辟的上諭。並稱：“自今以往，以綱常名教為精神之憲法，以禮儀廉恥收潰決之人心”，實際是要在思想文化上首先實現復辟。至於滿清的遺老遺少們，不僅為推動復辟而大肆鼓吹尊孔讀經，意在“倡明周公孔子之學”，而且還“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地從辛亥前一直鬧到辛亥後，甚至從袁氏復辟一直鬧到北伐推倒軍閥乃止。由是，國中賢者便不難發現，凡復辟，必與獨尊孔教有關。孔教不僅是為專制復辟鳴鑼開道的精神法寶，而且是專制賴以復辟的政治法寶，更是專制已經實現復辟的一劑“思想保和湯”。因此，國中賢者們也就不論他們是提倡科學與民主的新型思想家，還是要反對文言文和舊文學的新型文學家，便都將孔教當作他們志在批判和打倒的對象。這，便是新文化運動狂飆伊始，就會喊出“打倒孔家店”的真正原由所在。它無疑是革命與復辟艱苦較量時代的思想產物，也是革命思想和復辟思潮的一場必有較量，更是辛亥前那兩場批判封建綱常名教和專制改良的共和主義思想運動，在辛亥後的繼續和深入。再加上共和國統之下的數度專制復辟，又給社會生活帶來了極大的混亂和痛苦，28 這就使得新思想、新文化和新文學的提倡者們，不僅能夠認識到批判專制思想文化的必要性，而且能夠理解到提高人民思想文化素質，進一步普及共和主義思想的重要性。特別是他們又在一個特殊的痛苦時代 —— 革命與復辟艱苦較量的歷史時期，獲得了思想靈感和文學創造的深厚生活基礎及豐富情感泉源，因此，在思想有了，生活有了，痛苦也有了，追求亦更明確和更堅決的反復辟時代條件下，思想革命和文學革命的先後兩聲呐喊，既開啟了對“孔家店”的大膽批判，又開始了對革命與復辟較量時代社會生活的文學表現。前者繼承辛亥前共和主義思想運動對封建綱常名教的批判，志在思想戰線上為反對專制復辟、推進民主革命而盡其功；後者則以晚清的文學革新為前瞻，繼承和發揚了它敢於批判現實的精神，勇敢地直面社會生活，以“引起療救的注意”。如是，一場在後來被託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文化革命，便在思想和文化兩個方面，並在革命與復辟正在艱難較量的中國大地上，被轟轟烈烈地推動開來了。

第二、新文化運動是以民主批判專制、科學批判愚昧的思想文化革命

　　作為新文化運動主體部分的思想革命，它萌動于袁氏復辟的歲月，呼喊于張勳復辟的前後，如潮如湧在軍閥復辟混戰的年頭，結果于北伐成功的輝煌年代。

　　一九一五年九月，陳獨秀已在《青年雜誌）創刊號上以“敬告青年”為題，為這一場反對復辟的思想革命，豎起了“科學和民主”兩面大旗。他說，“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一九一六年二月，他又在“吾人之最後覺悟”一文中，公開指出“中國欲求生存，必須拋棄官僚的專制的個人政治，實行自治的國民政治”。一九一九年一月，面對著復辟派非難《新青年》“破壞禮教、禮法、貞節、倫理”之等等罪名，他又發表了綱領性的“自辯書”，宣稱“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能不反對禮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塞先生，便不能不反對那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塞先生，便不能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並誓言“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才可以救治中國……若因為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駡、就是斷頭流血，都不能辭”。29

　　由是，面對著在辛亥之後已經墮落為復辟派的康有為，和他一再力倡“尊孔、復古、讀經”所推起的一波波逆流，陳獨秀則在“孔子之道德與現代生活”等文章中，嚴正標明了“封建禮教與民主政治不可兩立，孔子之道與共和制度直接對立”的思想立場，豎起了“打倒孔家店”的大旗。

　　由是，李大釗乃大聲疾呼“君與民不兩立，自由與專制不並存。是故君主生而國民死，專制活而自由亡”。30 吳虞則繼承了辛亥之前民主革命派對於綱常名教的批判，以在思想上和理論上進一步清算“維繫了二千年專制政治和家族制度之根本的孔子孝悌思想”，指出了禮教的吃人本質。

　　魯迅亦尖銳地抨擊了要借保存國粹而維護專制政治的“國粹派”們，指出“我們要保存國粹，須得國粹也能保存我們”。同時還鞭笞了仍然在叫喊“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偽革新派們，批判了他們“既說是應該革新、卻又主張復古”的兩重思想。

　　可以說，既高舉起民主的大旗，以反對專制政治和整個專制制度；又高舉起科學的大旗，以反對數千年來專制思想、專制觀念和專制文化所造成的種種愚昧 —— 這在革命與復辟、即民主與專制激烈較量的時代，不僅已經是名副其實的新文化運動，而且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反復辟思想文化革命了。


第三、新文化運動的成就和影響

　　顯然，由於新文化運動的先導部分和主體部分，乃是一場在政治上反對專制復辟的思想革命，這個革命在它一開場，便帶頭對於一切復舊、復辟的思潮和行為，進行了大膽的、並且是堅決的批判和清算，所以，作為新文化運動重要組成部分的白話文運動和文學革命，才有可能在一開場便生機勃勃地高舉起“反文以載道”的文學革命旗幟，更只在短短的幾年中便獲得了那樣大的成就。說到底，幾位留學生在美國關於“新潮之來不可擋，文學革命其時矣”的閒話，31 之所以能夠在國中誘發起“文學革命”的時代大潮，無非是這個關乎文學的“閒話”，適應了辛亥之後國人在思想文化上反對專制復辟的時代需要，它，才有可能因為“一點因由”，而被“著意點染”，從而在反復辟的思想革命已經蓬勃開展的時代條件下，推動起了一場真正的文化和文學革命，結出了白話文運動和文學革命的碩果。這也是胡適之先生所小心翼翼提出來的“文學改良芻議”，到了陳獨秀的手裏，便不僅還了胡適之先生“新潮之來不可擋，文學革命其時矣”的本意，而且能就此做成一篇“文學革命論”，並喊出了“三推倒和三建設”之文學革命主張的根本原因。32

　　新文化運動的第一個成就是白話文運動的勝利，即白話文的被正式公開提倡和被迅疾地推廣普及。33 這不僅對於文學革命和中國新文學的發展成形具有決定的意義，而且對於推動民主理念，普及科學知識，提倡革命精神，號召反對復辟，即在更為廣泛的規模上批判專制思想、專制政治和專制制度，推廣新思想、新觀念、新文化和新知識，直至推動北伐在全國的迅疾成功，均起到了無以低估的歷史作用。

　　新文化運動的第二個成就是文學革命的實績。首先，魯迅的小說“狂人日記”便是在批判“吃人禮教”的新文化運動中應運而生的。緊接著，魯迅又從批判專制政治的“上下”兩個方面入手，以對孔乙己命運的深刻描寫，猛烈地批判了專制統治之精神枷鎖 —— “科舉制度”的罪惡；又在對鄉村遊民 —— 阿Ｑ形象的塑造中，深刻地揭示了專制制度之所以能夠維繫其長期統治的社會基礎，即中國傳統農民無思想、無文化，卻有著根深蒂固之封建專制觀念的本相。胡適、劉半農、郭沫若開始以白話詩歌的形式詠歎社會的痛苦，人民的不幸，歌唱一個古老民族的方死和方生；以魯迅為代表的一批文學新人，則以重大的社會問題作為自己創作的主題，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中國的新小說、新詩歌、新戲劇終於爆發開來，其作為一場文學運動，不僅為白話文的迅疾推廣與普及起到了推波助瀾的巨大作用，為我們民族現代語言的形成建立了莫大的功勳，而且它開山之日便是結果之時，誕生了迄今為止，不僅在思想上，而且在藝術上都無愧於後人的不朽之作。尤其是它在革命與復辟公開較量的時代，作為那一場反復辟思想文化革命的一個部分，確乎揭出了病痛，也引起了療救的注意，引發並堅定了人民、特別是青年反對專制復辟、追求民主政治的信念。這一切無疑都是文學革命的重大成就。

　　新文化運動的第三個成就是它對於整個社會生活所產生的巨大影響。由於新文化運動是一場反復辟的思想文化革命，它雖由少數知識份子所宣導，卻又為廣大青年和普通民眾所參加。加上辛亥之後中國人民已經擁有相當的思想言論出版自由，分裂混戰中的軍閥又不可能在思想文化上再造專制一統，以強行取締這一自由，因而，這一場反復辟的思想文化革命，就不僅在思想上、文化上及文學上獲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獲得了廣泛的回應。其影響之深，之廣，之所向披靡和只進無退，實是將革命與復辟公開較量時代的整個社會生活氛圍，引向了一個空前的質變階段。不僅予舊思想、舊文化以重創，特別予剛剛誕生、還在鮮血和痛苦中掙扎的新中國，在思想文化以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注進了新鮮的歷史氣息，使之迅速地出現了推陳出新的思想文化局面。尤其是它所表現出來的“崇尚自由、反抗權威，排斥專制、追求民主，批評傳統、肯定現代，破除迷信、推崇科學，深懷理想、一意求新，和要積極、不要消極，要個人主義、不要專制主義”之種種嶄新的時代精神，不僅在迅疾地改變著那個時代的面貌，而且對中國社會的發展產生了巨大歷史影響。因而，在更加廣闊的社會生活與更為久遠的歷史範圍內，將它視作在各個方面均要推陳出新的一場 “思想啟蒙運動”，也就言之不過。

第四、新文化運動在文學革命和思想革命方面的負面影響

　　其一、文學革命方面。由於中國數千年傳統思想文化的重要成份 —— 專制的思想文化體系，絕非是一朝一夕所能批判、清算得了的；由於剛剛認同科學和民主理念的批判清算者本身，同樣背負著傳統文化根深蒂固的影響；由於辛亥之後的中國正處在革命與復辟反復較量的特殊歷史時期，他們既身置其時，又身在其中；因而，他們對於時代發展的本質，也就很難認識得十分清楚。由是，那一批在舊時代為舊文化所培養起來的新文化人，即“新青年”，就自然而然地會把由專制復辟所造就的社會災難，和由剛剛覆滅的專制王朝所遺留下來的社會痛苦，與辛亥革命是一場失敗的革命聯繫起來，甚至反轉過來認為，這一切都是辛亥革命沒有獲得成功所致。

這就使得魯迅等一批作家于文學革命後期，將對數千年專制社會的批判與辛亥革命所必然要引起的時代陣痛劃了等號，不僅混淆了辛亥前後中國社會發展的本質區別，而且混淆了民主革命和專制復辟的政治界限。從而為不僅要推倒專制制度，甚至要否定辛亥革命的錯誤思潮，作了文學上和心理上的鋪墊。比較一下法國波龐王朝復辟時代的巴爾扎克、福樓拜等偉大作家，重新認識一下他們在文學上一心要批判的復辟貴族，竟恰恰是他們在政治上一心要維護的心愛者 —— 這樣一個“根本矛盾”，我們就能明白，他們對復辟時代社會心理與時代風情的描寫，實在是對那個“革命與復辟正在艱難較量的”時代，作了相當本質、相當鮮明，即相當深刻和準確的文學概括。于連•索黑爾，包法利夫人，德•拉•木爾侯爵的女兒馬特爾小姐 —— 應該說，正是從這些不朽的文學形象身上，我們才看到了法國社會民主進步和專制倒退的激烈衝突，以及這個衝突之必然要解決和必然能夠解決的歷史前途，即“聖 •瑪麗街修道院裏的共和主義英雄們”一定能夠戰勝專制復辟的勝利前景。這固然是法國文學已經走向成熟的表現；同樣是法國民主革命前漫長的思想啟蒙運動，曾對專制主義實行過廣泛深入批判的一個積極成果；更是法國傳統農業社會已經並正在解體，民主與科學已經先走一步這一歷史進步性，所帶來的進步文學現象。

　　其二、思想革命方面。由於新文化運動在思想革命範圍內，沒有能夠積極地區分傳統思想文化與其中“專制思想文化成份”的界限，從而將所有的傳統思想文化都當成了批判和打倒的物件，這就不僅為對手的反擊帶來了可乘之“理”，而且表現了對於民族文化遺產的不公正態度，更為嗣後在共產革命思潮的侵擾下，不加鑒別地動輒便要否定和打倒傳統文化，甚至以批判和打倒傳統文化來取代對於當代共產專制思想文化的清算，提供了似是而非的理由。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在中國大陸出現的，某些人不能、不敢、甚至是不願批判共產專制政治，卻樂於批判、直至全面否定民族傳統文化，並堅持鼓吹民族虛無主義的奇異文化現象，雖然不過是一種改良主義的文化現象而已，但是，這一改良主義的文化現象，卻在維護共產專制制度，鼓吹共產專制體制內的政治改良，淡化共產專制制度的罪惡，特別是它在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上，對新一代青年所產生的惡劣影響，實在不能不說是新文化運動“負面影響”的一個至為悲哀的歷史效應。


五　　中國國民黨堅持反復辟以“竟辛亥之功”的艱辛歷程

一、中國國民黨的由來、性質、理論和綱領

　　在辛亥之後革命與復辟反復較量的艱難歷史進程中，要想明白中國國民黨堅持反復辟以“竟辛亥之功”的艱辛歷程，首先就要對中國國民黨作為一個政黨的由來、性質與發展，有一個清晰的認知。

　　“國民黨”，是發動辛亥革命成功的主要政治團體 —— 中國同盟會，在辛亥之後進行公開大發展的一個歷史結果。是民國初年中國形形色色政黨中最大的一個政黨。一九一二年八月，中國同盟會以“鞏固中華民國，實行民生主義”為綱領，聯合統一共和黨、國民公党、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以及全國聯合進行會成立了國民黨。持平而論，如果當時並不存在著一個“才足以帝制以自為、智足以壓服民黨、魄力足以借刀殺人”的袁世凱，作為中華民國的臨時大總統，則于民初共和主義思想頗為普及，國民黨已經在國會參、眾兩院獲得絕對多數席位，宋教仁亦在全國競選中深獲民眾擁護的歷史條件下，通過議會政治，組織政黨內閣，從而把中國建成一個民主、法制之共和國的目標，也就未嘗沒有實現的可能。但是一九一三年宋教仁在上海被袁暗殺這個悲慘而且黑暗的事實，卻阻斷了這個可能。宋教仁被刺後，孫中山發動的二次革命歸於失敗，袁世凱遂相繼宣佈解散了國民黨和國會。其時亡命日本的孫中山因痛感“國民黨的蕪雜”，而決心“正本清源”，因而，才于日本成立了中華革命黨。中華革命黨雖然對外仍沿用國民黨的名義相號召，對內則要求恢復中國同盟會時代的革命精神，在軍事上要以武裝討袁為目的，在思想上要堅持實行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在宗旨上要以創建“五權憲法”為目標，並接受袁世凱之所以能夠篡權復辟、革命黨之所以被迫讓權失敗的教訓，確定了“軍政、訓政和憲政”之重大革命方略。應該說，這實在是孫中山民主建國思想的一個重要發展，為嗣後中國民主革命反復辟的歷史進程，深化了理論，明確了綱領，規定了它的革命歷程。一九一六年六月袁世凱之死，因使倒袁目標實現，中華革命黨本部遂遷往上海，並通令海內外各支部一律恢復國民黨名義，但為別於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的普通政黨國民黨，本部初用中華國民黨之名，一九一八年八月始正式稱中國國民黨，一九一九年十月則正式公佈《中國國民黨規約》。中國國民黨在組織上一是確定中華革命党黨員即為中國國民黨黨員。二是規定民初的國民黨員須重新履行參加中國國民黨的手續。在性質上則宣稱自己是革命政黨，不惜以革命手段和武裝力量推倒反對共和的政敵，因而有別于民初的普通政黨國民黨。在革命目標上則進一步明確規定，中國國民黨要以“三民主義為立國之本原，五權憲法為制度之綱領”。在革命方略上亦明言必須堅持“軍政、訓政和憲政”的革命歷程。上述各項原則不僅明見於中國國民黨於一九二零年之後歷次修訂的黨章和發表的宣言，而且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而愈見完善。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由中國國民黨所發表的“宣言”，不僅全面地和系統地就民族、民權和民生三個方面闡述了民主革命的思想綱領，尤將人民直接投票行使創制、選舉、複決與罷免的權力，和人民擁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提到了相當的高度，並予以確認。從而具顯了她作為一個民主革命政黨的基本性質。


二、中國國民黨反復辟的艱辛歷程

　　應該說，中國國民黨（按 —— 為了敍述的方便，姑以此名稱總代中國同盟會、國民黨、中華革命党、中華國民黨和中國國民黨）于辛亥之後堅持民主革命、反對專制復辟的艱辛歷程，恰如孫中山本人所概括的那樣，可以分為“護國之役”和“護法之役”這樣兩個歷史階段。

一、護國之役

　　護國之役的第一階段是革命軍的第一次北伐。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臨時政府為“鞏固中華民國、實行三民主義”而陸續頒佈各項“民主建國法令”，推行各種民主政治舉措，雖然使全國民眾有了開天闢地之感，但是，卻使袁世凱一心要由他建立“新政府”的陰謀瀕於破產。於是，袁才一邊指使其部將馮國璋、段祺瑞等發出“誓死抵抗”的叫囂，一邊撤銷唐紹儀的議和代表資格，34 一邊發兵攻陷武昌，與革命軍隔江對峙，蓄意製造緊張態勢，以逼迫剛剛誕生的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由是，孫中山第一次提出了“北伐討袁”的主張。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三日，北伐的革命軍敗清軍於安徽宿州等地，戰略重鎮徐州亦不戰而下，安徽、湖北、河南各戰場革命軍均獲得相當勝利。如前所說，只因列強公然出面、出兵支持袁世凱，才再一次逼出了“南北議和”的局面。這便是中華民國成立之後，嶄新民主政權的第一次北伐，也是北伐一詞的由來。
　　護國之役的第二階段是二次革命。雖然袁世凱在各專制列強和民主列強的支持下，曾“誓言”“願竭盡其力量，發揚共和之精神，永不使君主政體再行于中國”，不僅騙取了民主革命派的信任，而且獲取了中華民國中央政權。但是，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袁氏謀殺宋教仁的槍聲，不僅使孫中山“猛醒”，而且使孫中山立即意識到，要推倒復辟，“非去袁不可”。由是，孫中山發動了二次革命。滬、皖、湘、鄂、閩、重慶等相繼宣佈獨立，江蘇都督程德全亦在黃興迫動下宣佈討袁。國民黨人江西都督李烈鈞遂組織討袁軍，發表討袁通電，並赴湖口督師。二次革命固然因北洋水陸兩軍夾擊湖口，陷南昌，占九江，和袁軍張勳部攻佔南京而失敗，但是，卻首開辛亥之後中國國民黨堅決反擊袁世凱復辟的端緒，拉開了反袁復辟的第一幕。其後，孫中山雖然被迫亡命日本，但他“不以挫抑而灰心，不因失敗而退卻”，“東渡以來，日夕共謀，非欲雪暌醜之恥，實欲竟辛亥之功”。正是為了竟辛亥之功，孫中山和他的中國國民黨 —— 中華革命黨，才在袁世凱復辟帝制的緊鑼密鼓中，一邊派胡漢民、鄧鏗、許崇智等先後往南洋籌款，以準備在國內發動武裝起義；一邊又於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十日派員刺殺袁世凱心腹 —— 上海鎮守使鄭汝成，於一九一五年十二月發動上海肇和艦起義；一邊派國民黨人李根源聯繫廣西陸榮廷、廣東陳炯明和時在雲南、四川、湖南、安徽的李烈鈞、熊克武、紐永健、柏文蔚等，以圖軍事討袁。從而為蔡鍔反袁護國的一舉成功，更為袁後張勳擁戴宣統復辟的迅疾敗亡，在全國範圍內作了準備。


二、護法之役

　　因孫中山先生在發表“討袁宣言”時就已經明確指出：“保持民國，不徒以去袁為畢事，決不有使謀危民國者複生於國內。”所以，當“再造共和”的大英雄段祺瑞轉身就又變成“再造專制”的大奸雄，北洋軍閥轉臉就從袁氏公然復辟走向了“假共和以復辟”時，孫中山和革命黨人已經進一步認識到，“袁世凱雖死，而袁世凱所留遺之制度，不隨以俱死……曾不期年，而毀約棄法，解散國會之禍再發，馴至廢帝復辟，民國不繼如屢。復辟之變，雖旬餘而定，而毀法之變，則愈演愈烈”。由是，為保護中華民國的共和法統不被閹割，為維護“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和國會不被廢棄，孫中山和他的革命黨人開始了長達六年的護法之役。

　　護法之役的第一階段 —— 第一次護法戰爭。因孫中山指斥段祺瑞“假共和之名義，以行專制之實”，並首先舉起了“護法”的大旗，一百五十名原國民黨議員遂隨孫南下，海軍總長程璧光亦率第一艦隊開赴廣州，然後召開“非常國會”，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任命孫中山為大元帥，並發動了第一次護法戰爭。但是，不久以後，蓋因唐繼堯、陸榮廷為首的南方軍閥與北方直、皖軍閥暗中勾結，並在廣州組成“西南自主各省護法聯合會”，以對孫中山的廣州中華民國軍政府釜底抽薪，方使得正在湖南作戰的北伐軍歸於敗北。為此，孫中山乃痛感“南與北如一丘之貉”，因此憤而離粵。第一次護法戰爭遂以失敗為告終。

　　護法之役的第二階段 —— 第二次護法戰爭。第二次護法戰爭在一個較長的時間裏曾獲得相當的勝利和發展。一九二零年，因陳炯明于福建彰州誓師後返兵歸粵，並請回了孫中山，廣州革命政府得以重建。翌年四月，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後即揮兵西進，並于同年七月十五日克南寧，八月一日占桂林，南方革命政府遂在形式上統一了兩廣。其後，孫中山於十一月十五日在桂林設立大本營，在政治上與皖系及奉系結成三角同盟，冀抵制掌握北京政權的直系軍閥；在軍事上則秣馬勵兵，準備北伐打倒北洋軍閥。一九二二年四月，北方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孫又設大本營於韶關，遣李烈鈞、許崇智北伐以攻江西。李、許於六月二十二日克贛州。直系為阻孫北伐，一面宣佈恢復舊國會，使廣州政府無護法之依據；一面陰使五百萬圓賄賂陳炯明叛變，陳遂以護法成功為由，迫孫下野，因不得，竟於六月十六日炮轟廣州觀音山總統府，從而造成孫中山二度護法的失敗。

　　護法之役的第三階段。二度護法的失敗因使孫中山有了“山窮水盡”之感，所以他才選擇了另一條反復辟的 “危險之路”，即在蘇俄數度謀劃請求之下，開始了“聯俄容共”的做法，雖給未來的中國國民革命埋下了天大的禍患（參見下章），卻為他重建南方革命政府、創建黃埔軍校和北上護法帶來了機會。雖然北上護法，因段祺瑞與各路軍閥的抵制和孫中山本人的逝世，而再一次夭折，然而，五年護國，六年護法，以反對袁氏復辟和北洋軍閥“假共和以復辟”的艱辛歷程，卻沒有白走。因為，正是護法之役，才為孫後蔣介石領導北伐勝利、實現中國國民黨“竟辛亥之功”的歷史願望，奠定了基礎。換言之，中國國民黨，也正是在十七年反復辟的艱辛歷程中才得以成長和發展，並迎來了她推進中國國民革命的輝煌歷史歲月。


兼論　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與中國共產革命誘發沒有因果關係

　　第一、新文化運動作為一場“寶愛共和，厭棄專制”的思想革命，標舉的是“民主與科學”，追求的是人權和民權，推崇的是科學和崇尚科學的精神，批判的是傳統思想文化中專制的思想文化成份及其體系，反對的是專制政治和專制制度的復辟。因而，新文化運動才既不是依據馬克思主義所發動的一場思想運動，更不是要標舉馬克思主義的一場共產革命。更何況早已在晚清民初就開始流入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學說，非但只是當時正在中國傳播的資本主義、功利主義、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直至杜威實證主義等形形色色“西學”中的一種，而且是這些並存西學中唯可顧影自憐者，即最無市場者。因而，它非但沒有條件，而且也根本沒有資格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思想旗幟和理論武器。

　　其次，新文化運動作為在思想革命前提下所發動的一場文化革命，亦有兩個組成部分。一為白話文運動，二為文學革命。前者固然與馬克思主義思潮沒有任何關係，後者，尤其是在它的發動期和發展期，則從理論到實踐都不曾有過馬克思主義的任何侵入。由魯迅小說“狂人日記”所代表的那一聲“呐喊”，要揭穿的無非是“中國數千年專制的歷史乃是吃人的歷史”這樣一個主題。以魯迅為首的作家所創作的其他文學作品，目的雖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卻根本沒有開出過任何一張“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革命”的藥方，來作為救中國的靈丹妙藥。他們身為作家，直面社會，表現生活，批判專制，渴望療救，固在本質上毫無錯處。即便是因為他們看不出辛亥之後革命與復辟的艱難反復較量，才是造成社會病苦的根本病因，我們亦不能因此而去苛求與責斥他們。至於一九二一年中共在蘇俄的直接扶植下成立之後，立即秉承列寧“黨的組織與党的文學”的專制政治要求，要把文學變成“共產革命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甚至於一九二二年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代表大會上，提出了要建設“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口號，無非是中共要師法蘇俄，將中國的新文學變為“遵命文學”，即遵蘇俄命，要在中國為發動共產革命而發起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而已。它，無非導致了“從文學要革命而向‘革命’要文學”的過渡，以及共產文學的興起和文學自身的消亡。在本質上，則是要將“文以載道”改變成“文以載共產革命之道”，因而才是對文學革命的變相反撲，和對中國新文學發展的一個根本反動。

　　第二、五四愛國民主運動以反對軍閥賣國為旗幟，以“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為目標，固無任何“主義”作為其後盾，才能激起社會各界和最廣大群眾共同起來以支持之，參加之。如果說工人罷工乃標明“中國的工人階級已經走上了政治舞臺”，那麼，早已在反袁、反張復辟中就已經罷過市，更於五四運動中先于工人罷工罷市的全國商人，即中國的“資產階級”，豈不是更有資格走上政治舞臺嗎？顯然，只有託名這一場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並給它強加上共產革命的色彩和性質，更標榜“中國的工人階級已經登上政治舞臺”，才能給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既帶來它的“光榮性和進步性”，又製造了它的“歷史必然性”。

　　第三、五四愛國民主運動和中國共產革命的誘發，之所以沒有因果關係，還因為，馬克思主義向中國的傳播乃始於晚清民初西學東漸之時，而非“五四”之後。一九零三年日人福井准造的“近代社會主義”一書，已由趙必振譯成中文出版，是向中國介紹馬克思主義的首批讀物之一。一九零六年的《民報》第二號和一九零八年的《天義報》第十五號及第十六號至十九號，亦已經擇譯發表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尤其是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因辛亥革命的成功與中華民國的建立，而在中國大地上造就了空前自由與解放的思想局面，一時間不僅各種學術觀點、學問思潮均相興相存，而且形形色色的政黨政團，均呈現風起雲湧之勢。然而在以各種思潮作為背景所組建的各種政治團體中，唯獨沒有一家自稱“共產黨”者。其間，徐企文的“中華民國工党”和江亢虎的“中國社會黨”雖有傾向勞工的意向，卻也不曾明確聲稱他們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更何況他們既沒有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又沒有宣誓要為不要祖國、甚至要出賣祖國的“世界共產革命”而奮鬥，尤其沒有接受“國際”、實際是蘇俄的親手扶植、嚴密控制和直接指揮。毛澤東聲稱“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非但是一句歷史的謊言 —— 因為馬克思主義早就送來過了，而且，指五四運動為中國共產革命之發端， 若不是有意地篡改歷史，起碼也是對歷史的曲解。

　　再者，一九一七年在中國首先報導俄國發動共產革命的新聞標題，竟是“突如其來的俄國大政變”35 尤其是由英、法留學生主辦的《太平洋雜誌》，其所用標題“革命後之俄國大政變”，就更是對“民主革命後的俄國政變”，表達了相當的疑問心理。一九一八年，在蘇俄一再假言宣稱對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以後〔參見下章），除李大釗等少數知識份子乃突然寫出了“庶民的勝利”和“布爾什維克的勝利”這樣一些文章，以歌頌俄國共產革命以外，大多數中國知識份子仍然對俄國的政變抱著觀望和研究的態度。一九一九年冬，胡漢民、戴季陶等就以研究者、介紹者而非信仰者的身份，纂文介紹唯物主義思潮。一九一二年十二月成立的“社會主義研究會”，則以被正宗馬克思主義所深惡痛絕的基爾特社會主義為研究物件。彼時，梁啟超和他的 “共學社”亦開始出版《馬克思主義研究叢書》，如《資本論解說》，《唯物史觀解說》，《馬克思派的社會主義》及《何謂馬克思社會理論體系》等等，但都是客觀介紹而已。同時，即便是於一九一九年五月出版的《新青年》雜誌《馬克思主義》專號，其不僅是《易樸生專號》等等專號中的一家專號而已，而且它的出版之日，雖為五四運動爆發之時，但它的編定之日，則無疑是在五四運動爆發之前。上述事實，足以說明五四運動既與“一聲炮響”沒有關係，更不是馬克思主義才將五四運動引向了共產革命的邪路之上。

　　第四、一方面，由於新文化運動為五四運動的一波驚起即巨瀾國中，作了思想文化上的準備；另一方面，也正因為五四運動的更加廣闊、更加猛烈、更加深入和更加具有群眾性，才能對新文化運動推波助瀾，直至將它推向了更加廣闊、持久與昇華的境界。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這一互動的關係，不僅使它們相映生輝，而它們的直接成果，便是在辛亥之後革命與復辟迭呈較量的中國，推動了一場更大的和更廣泛的群眾性思想啟蒙運動。在這一場思想啟蒙運動中，雖然也使得從晚清民初即已東漸的西學，包括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形成了一派百家爭鳴的態勢，卻在根本上為在中國傳播民主和科學的思想，特別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思想，而非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思想，造就了重大的社會效應。應該說，正是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交替影響和巨大影響，才帶來了對於科學與民主這一人類進步思潮的廣泛認知，和對孫中山三民主義思想的普遍瞭解及有心追求，從而使得由孫中山所領導的中國國民革命，和中國人民已經堅持了十數年的反復辟鬥爭，從此進入了它的第一個勝利時期。否則，我們就不能理解，雖然中共侈言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乃使中國工人階級走上了政治舞臺，並由此而建立了中國共產黨，但是，一九二一年七月，即在新文化運動已經獲得巨大成功，五四運動早已奪取了愛國民主勝利之後，中共在蘇俄直接扶植下召開 “一大”時，不僅只有代表十三人，其黨員總數只有五十七人。即便是到了一九二三年底，當中共在蘇俄命令下向國民黨謀求“容共”時，它的總人數也僅僅只有四百三十二人。其創党元年所得民間捐款的總數竟只有一千圓（參見下卷）。這才是共產國際代表既要對中共明言“共產黨參加國民黨就是要挖走那些崇拜國民黨的知識份子、學生、包括工人”的緣由（參見下卷），更是一九二四年後直至一九二七年，中國共產黨仍然只能借“幫助”國民黨，才能于暗中建立和發展中共組織的根本情由。這些無非證明，經過了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中國，實在是信三民主義的多，而信共產主義的少。至於李大釗在國民黨“一大”上代表中共所發表的那些歌頌三民主義和中國國民黨的話，及其代表中共向中國國民黨所作的種種保證（參見下章和下卷第一章），也就更加證明，只有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才是當時中國大多數人真正信仰的主義。因而，正確地說，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乃是對中國國民革命、即中國民主革命的巨大推動，而非誘發中國共產革命的原因。

　　第五、之所以會產生新文化運動和五四愛國民主運動“誘發”了中國共產革命的曲解，有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新文化運動的發動者和它的傑出領袖陳獨秀，後來竟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和中國共產革命的最早發動者。因為它明顯地造就了新文化運動的發動者，即是中國共產革命的發動者這樣一個“歷史事實”。然而，陳獨秀個人在政治追求上的轉變，不僅有其時代的條件，而且有其個人的原因；而他批判傳統的思想與文化，亦不等於他已經真的決裂了傳統的思想和文化。他作為一個在新舊交替時代曾奮力追求新思想和新知識、尤其是追求西方民主與科學的中國先進知識份子，亦同樣不能說明他已然是一個完全新型的現代知識份子。陳獨秀作為一個傳統型中國知識份子和一個先進的中國現代知識份子，其對於民主與科學的理性追求，和他對於儒家大同思想的本能追求，無非是在一定的誘因下，即在他眼裏乃是更高的和更科學的“共產主義理想”名義下，歸還了他作為一個傳統型中國知識份子的“本相”。如果說這是他一己的悲劇，毋寧說是新舊交替時代某些中國知識份子完全可能發生的若大悲劇罷了。其根由，無非是“俄國農民身上的共產主義本能”，不但俄國傳統型知識份子身上有之，而且中國傳統型知識份子身上更有之。更何況，中國傳統知識份子身上的那一整套儒家大同思想，又是俄國乃至其他國家的傳統型知識份子所不能稍比的呢。所以，陳獨秀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雖然能夠變成俄式共產革命的“中國發起人”，卻又在一九二七年之後，當他已經認識到俄國共產制度的專制本質和中國共產革命對於中國民主革命的破壞時，他又成了中國共產革命的取消派領袖，直至走向了共產革命的反面，成為中共黨內對俄國共產革命最早和最堅決的否定者，36 從而又未盡失一個民主與科學追求者的本色。應該說，正是從陳獨秀的身上，我們才看到了新舊交替時代，一個真正知識份子的痛苦和複雜追求，和他們為了這個追求所曾付出的代價。一言以蔽之，新文化運動和五四愛國民主運動與中國共產革命的誘發根本沒有因果關係。至於中國共產革命的誘發究為何因，這就是本書下一章所要詳細論述的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