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中共假言抗日以圖存，藉口抗日以擴張（下）

一　　中共對外保證擁蔣抗日、對內決策日蔣火拼

　　當我們已經對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口號、策略和理論的陰謀本質，有了一個清晰的認識之後，我們就能夠將中共假抗日和真擴張的行徑，以及中共乘國難以一意準備奪取政權的事實認識清楚了。

第一、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共對內的兩個秘密指示

　　一九三七年五月，劉少奇曾在中共“白區”黨的代表大會上作了“關於白區黨的群眾工作的報告，指出“各地黨組織應該在中央幫助下迅速地恢復起來，並且謹慎地認真地發展黨員；要訓練出大批幹部分配到各條戰線上去，這是黨的中心工作……”蘆溝橋事變發生後，中共雖然於七月十五日即發表了“國共合作、共同抗日宣言”，同一天，朱德又發表了“七一五對日進行抗戰”講話，然而，事不過半月，當國民黨軍隊在平津對日寇的節節抵抗，已經打得十分地壯烈與殘酷，第二次松滬抗戰就要爆發之時，中共中央卻對內秘密發出了“關於南方各遊擊區工作的指示”。這個內部指示的前言，稱發出這個指示的目的，是為了“開展統一戰線工作，保存與擴大革命的支援點。”這個秘密指示的主要內容是：

　　（一）政權問題第三條：在鄰近遊擊區域周圍的國民黨區域，我們必須利用一切舊關係打進舊政權中，去充當保甲長或區長及職員等等。

　　（二）土地問題第三條：要利用國民黨舊有的組織，如農村復興會、合作社等等，到裏面去工作，在真正為群眾謀利益的過程中去取代領導。

　　（三）武裝問題：在保證與鞏固革命武裝、保障党的絕對領導的原則下，一、較大的紅色部隊可與國民黨附近駐軍或地方政權進行談判，改變番號與編制以取得合法地位……。二、改變番號與編制後，部隊中可成立隊長或副隊長、政治部主任或總支部書記的党的秘密委員會，領導部隊中的一切工作。三、脫離生產的小的地方性遊擊隊，遊擊小組，原則上可一律變為民團，以取得合法地位，不可能時，仍可非法存在。四、赤衛隊取消，有計劃有組織地改變番號，用抗日義勇軍或抗日遊擊隊名義，根據黨的新政策，進行獨立的活動，以靈活的遊擊行動，去發動組織人民，建立黨的秘密組織……。

　　（四）群眾工作問題：二、在順利的條件下，如果革命的群眾團體還不能公開存在時，黨應當根據當地的實際環境，利用一切合法的組織形式去進行組織群眾的運動。三、黨必須及時注意與糾正左傾關門主義與盲動主義以及右傾的尾巴主義與失掉階級立場的投降主義的錯誤。四、必須有計劃地去開展四周國民黨區域的群眾工作。

　　（五）國民革命軍工作：二、利用一切機會去接近下級的官佐和士兵……建立党的秘密組織（按：中共在之後歷次對國民黨、國民政府和國民革命軍的公開宣言中，均聲稱絕不在國民革命軍中建立中共的秘密組織）三、頑固的反動的民團與土匪的堅持者與我們作對者，爭取不可能時，可以以政治瓦解與軍事進攻消滅之。

　　（六）黨的組織：一、普遍建立黨的秘密組織。無論是蘇區，還是遊擊區，黨的組織必須全部變為秘密的組織，不必公開的幹部和黨員，不應在群眾中以共產黨員的面目出頭。對於黨員，要注意秘密工作的教育和執行。對於在政權中工作的黨員和左派分子，絕不要他們直接作黨和群眾的工作，僅能做群眾工作的掩護者，只能在他們的地位上作他們能做的工作……。二、……要真正建立黨團工作，一切工作經過黨團。三、有組織、有計劃地以馬克思列寧主義重新訓練党的幹部和黨員，瞭解党的新政策。要有計劃地有系統地舉辦黨校與訓練班。

　　（七）解釋工作：必須在黨內外解釋，同國民黨求得和平妥協，需要我們長期忍耐與不屈不撓的艱苦鬥爭……我們仍應保持過去十年來艱苦卓絕的革命傳統，在新的條件下為執行黨的路線而奮鬥。01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又對內發出了“關於抗戰中地方工作的原則指示”。

　　這個原則指示的第六條稱：共產黨員應該以抗日積極分子的面目，參加到政府與軍隊中去，並取得其中的領導位置。

　　第七條稱：在抗戰中，應該爭取民主權利的鬥爭。利用一切機會組織工人、農民學生、市民自己的合法的群眾團體。或加入到已有的國民黨所控制的機關（如黃色工會、農會、學生自治會等）中去工作，轉變他們為這類的群眾團體。利用一切方法動員群眾爭取民主權利，擴大政府所謂允許民主的範圍，一直到言論、集會、結社、出版自由之完全取得。

　　第十一條稱：同各黨各派的政治鬥爭，是任何時候不能放棄的。但如何爭取抗戰順利的問題，應該成為鬥爭的中心。應該到處提出黨對於保證抗戰順利的具體主張與辦法，批評其他黨派的不徹底不堅決，以動員全國人民，環繞在我黨主張與口號的周圍。

　　第十二條稱：用一切方法爭取黨的公開與半公開。但同時應該鞏固與擴大黨的秘密組織。

　　…………… 02

　　應該說，這兩份發出在七七事變剛剛發生之後的內部指示信，不僅是對“四項保證”的立即背叛和徹底背叛，而且已經將中共欲在抗日的名義下，恢復和擴張一己力量的陰謀謀略，表現的淋漓盡致。在這裏，抗日，已經完全成為一個幌子。抗戰和如何抗戰，已經完全被拋到了九霄雲外。而利用抗戰的名義，利用抗戰的形勢，利用民眾的抗戰要求，利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口號，和利用國民政府所給予的合法地位，所幹的，或曰一心想要幹的，無非是既要擴大中共抗戰的虛假名聲，又要詆毀其他真正抗戰力量的影響，更要乘機打擊正在艱難領導全民族抗戰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而這一切都無非是要乘機擴張和準備奪權罷了。二十年代中期，中共在蘇俄的命令下對國民黨施行挖心戰術，以求發展與擴張的手段和經驗，又被施展到了全民族奮起抗戰的日子裏。只不過此時的中共，剛剛絕處逢生，“合法”伊始，力量尚薄，無力張狂。因而不喊抗日，便不能合法和存在；不喊統戰，便不能捲土重來。由是，中華民族為保存自己血脈的偉大衛國戰爭，便在中國共產黨的手裏，全然變成了營造和擴張中共一黨之私欲的時機、藉口和手段。

第二、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共洛川會議的由來及其對外和對內的兩面政策

　　國民政府軍 —— 國民黨軍隊在平津節節血戰日寇的壯烈犧牲景象，不僅震撼了全國人民；第二次上海抗戰、即八一三松滬抗戰的爆發和慘烈，更是揪住了全國的人心。這就使得“七七”以來僅僅是對外大言抗日的中共及其軍隊，面臨著一個十分尷尬的局面。誠如張國燾在他的《回憶錄》中所敍述的那樣，“八月上旬，日軍向平津進攻，山西已受到威脅；南京急電八路軍，催促即開赴前線，受閻錫山指揮，阻止日軍前進。周恩來也由南京來電，要求八路軍遵命迅速開往，表示抗日的積極態度。毛澤東代朱德草擬複電，老是藉故推脫，不是說補給尚待充實，就是說編制工作尚未完竣，要求暫緩出發。……八月十三日，日軍進攻上海，戰事大規模進行，八路軍出發山西前線的事，似乎不好再拖延了。毛澤東提議中共中央立即舉行一次擴大會議，以便在八路軍出發前，決定中共在抗戰時期的全盤政策。”03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日左右，中共中央擴大會議在延安南九十公里洛川縣城附近的一個村莊舉行。參加會議者，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各部首腦外，重要軍政幹部和重要軍事將領朱德、彭德懷、賀龍、林彪、劉伯承等都參加了會議。

一、中共洛川會議的對外宣言 —— 陽謀

　　其一、《毛澤東選集》一九六七年版第三六六頁注釋載：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陝北洛川通過了“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該宣言第八條稱：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民眾和武裝力量，應該最積極地站在鬥爭的最前線，應該使自己成為全國抗戰的核心，應該用極大的力量發展抗日的群眾運動。不放鬆一刻功夫一個機會去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只要真能組織千百萬群眾進入民族統一戰線，抗日戰爭的勝利是毫無疑義的。

　　其二、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洛川會議通過並發佈了“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鬥爭”的《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雖然該綱領包藏禍心，卻宣誓曰：
　　為保衛華北和沿海各地而血戰到底。
　　為收復平津與東北而血戰到底。
　　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
　　反對任何的動搖和妥協。

　　其三、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第十八集團軍正副總指揮朱德、彭德懷發表就職通電稱：……日寇進攻，民族危急，敝軍請纓殺敵，義無反顧！……德等願竭至誠，擁護蔣委員長，追隨全國友軍之後，效命疆場，誓除日寇，收復失地，為中國之獨立自由幸福而奮鬥到底。

　　然而，這都是表面文章。是喊給國民黨、國民政府和全國人民聽的。

二、中共洛川會議的對內決策 —— 陰謀

　　其一、決策失敗主義的“日蔣火拼”。在洛川會議上，張聞天作為當時名義上党的最高負責人，曾在他的開場白中說：“以往中共的方針是推動國民黨抗戰（按：國民黨的抗戰豈是中共推動的），現在抗戰既已成為事實，就應從根本上考慮中共在抗戰中的任務。”04 張國燾在《回憶錄》中指證說：“他（張聞天）引證列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是採取使沙皇政府失敗的政策為根據，認為中共在抗戰中的基本策略應該一箭雙雕，使日本和蔣介石和一切反動勢力相繼失敗……強調中共的抗日政策是十足的失敗主義策略，因此肯定必須使蔣介石失敗，使日本和蔣介石都因戰爭而瓦解。他還說，國民黨抗戰不會有好結果，不是在戰爭中一敗塗地，便會在中途妥協（按：所以中共才要“推動”國民黨抗戰）。”05 張國燾繼續指證說：“毛澤東繼張聞天之後發言，表明支持張聞天的見解。他認為日本的軍事勢力遠勝中國，抗戰絕無僥倖之理。前此中共強調武力抵抗日本，並不是認為就可以打贏，而是為解決國內矛盾所必須。他警告不要為愛國主義所迷惑，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知道日本的飛機大炮所能給予我們的傷害，將遠過於蔣介石以前所給予我們的危害。”06

　　其二、決策“獨立自主”的陰謀“抗日”策略。張國燾指證：“毛澤東接著強調中共和八路軍應該絕對地維持獨立自主。他說明八路軍此後應完全遵照中共中央軍委會的指示行事，南京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和各戰區司令長官對八路軍有任何命令，都應先報告延安，聽候處斷。凡不利於八路軍的任何命令，一概應用任何藉口，予以推脫……紅軍改稱八路軍，但其內部體系，一仍舊慣，不得有任何變更；尤其要嚴防國民黨滲透到紅軍裏來。中共所發展起來的抗日根據地的一切，都鬚根據延安的指示處理，自成體系。在國民黨區域裏的中共組織，除少數人可以露面外，仍須保持地下組織的特性，展開對國民黨的批評。尤其要反對漢奸和妥協活動，以期達到爭取群眾的目的。……八路軍應堅持遊擊戰爭，避開與日軍的正面衝突，避實就虛，繞到日軍後方去打遊擊，主要任務是擴充八路軍的實力，並在敵人後方建立中共所領導的抗日根據地。”07

　　張國燾的指證沒有不準確的地方。因為，在此之前，中共的內部指示已經是它的證明；在此之後，毛與中共的做法更完全證明了張的誠實（參見下文）。尤其是毛澤東所提出的“獨立自主、遊擊戰爭和建立中共領導下的敵後抗日根據地”這三項假抗日、真擴張的陰謀策略，確實成了中共在整個抗戰期間的主要陰謀謀略。由是可知，這個由張聞天和毛澤東所制定的失敗主義與日蔣火拼的陰謀抗戰謀略，就不僅在實際上是對中共“四項保證”的徹底揭穿，而且，更是對他們自己對外高喊“抗日”的徹底背叛。難怪張國燾說：“我當場聽了張聞天、毛澤東的言論，覺得他們把底牌揭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遭到蹂躪，民族大義也不受重視，抗日烈火也並沒有改變這兩個自私的陰謀家的心腸。”08

　　其三、洛川會議的內部爭論與解決。應該承認的是，張聞天和毛澤東在洛川會議上所提出的陰謀抗戰策略，並沒有得到所有中共與會人員的贊成。不僅部分有著愛國情緒的軍事將領對此有看法，連周恩來也在一定程度上持保留態度。因為他需要與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周旋，需要“要槍、要錢、要編制和要地位的本錢”。而其他到會者也“或多或少地表示張聞天和毛澤東的意見，不能完全同意。有的說到我們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實行時不好變化得太快，有的說到仍應委曲求全，力爭抗戰勝利。有的說到絕對的獨立自主不易實行。有的說到八路軍將來在前線作戰，不能限於只打遊擊戰……”“毛澤東看形勢不對，於是提議休會三天……實際是停止討論，仍然按照他自己的主張行事。在休會三天裏，毛忙著與軍事幹部舉行各種會議……三天后復會，毛澤東首先報告，謂現在大家的看法大體歸於一致。”09 然後，洛川會議便作出了與會議的實際精神完全悖反的，高喊抗日、卻又深藏禍心的兩個對外檔，這就是前文已經提及的《中共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和《關於目前形勢和黨的任務的決議》。

　　然而，毛澤東絕不會改變他的陰謀抗戰策略。蘇聯《塔斯社》記者、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彼得•富拉基米若夫曾在他的《延安日記》中記述道：“據他看（指毛澤東）戰爭有利於奪取政權，因為戰爭能削弱和破壞重慶政府的力量。按照當前形勢看，應讓中央政府的軍隊去冒危險，而自己卻要避免對日本進行積極的鬥爭。這樣就能建立起自己的權勢來。毛澤東認為，敵人的勝利是削弱蔣介石勢力的一個因素。因為中共領導把國民黨看成是主要的敵人，不遺餘力地要奪取中央政府所控制的地盤，用各種手段來達到目的。因此，中共軍隊只能在表面上服從南京，實際上必須服從延安指揮。南京任何命令，必須先報告延安，以保持獨立的黨，獨立的軍隊，獨立的指揮系統，並且主要是擴張地盤。”10

　　對此，中共的党史學家們也曾極為肯定地說道：“配合國民黨友軍作戰，是在我黨的絕對領導和直接指揮下進行的”。11

　　其四、中共洛川會議陰謀決策的貫徹和實行。由於山西的對日抗戰已經打得十分激烈，因而毛澤東已經不得不命令部隊開赴“前線”。但他不僅命令八路軍的三個主力師開赴“敵後”，不僅對八路軍主力部隊交代了“主要是作群眾工作以發展革命勢力”的指示，而且，當八路軍的個別將領在政府軍浴血抗戰的刺激之下，已存有“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心態時，毛澤東乃一日數電地命令，指示，甚至是軟硬兼施地要求八路軍“不得打大仗、硬仗和運動戰”，而只需到敵後去發動群眾，堅持所謂的山地遊擊“戰”和建立由中共領導的敵後“抗日”根據地。

　　歷史的事實是，洛川會議之後，毛澤東即命令林彪的一一五師潛入晉察冀山區，賀龍的一二零師潛入晉西北山區，劉伯承的一二九師向魯冀平原發展。其目的，均在繞到敵後，以謀擴張。

　　歷史的事實是，“毛澤東曾在九月十二日致彭德懷電；九月十六日致林彪電；九月二十一日致彭德懷電；九月二十五日致朱德、彭德懷、任弼時、周恩來電；同一天致周恩來、劉少奇、楊尚昆電等一系列指示中，反復強調了我軍必須堅持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不能採取運動戰的方針，應該把工作重心放在放手發動群眾，通過山地遊擊戰，深入敵後，建立根據地，獨立自主地發展和壯大革命勢力。”12

　　歷史的事實是：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平型關戰鬥發起前，毛澤東在給彭德懷的指示電中曾說：“只想以陳旅（按：即參加過平行關戰鬥的陳光旅）集中，相繼給敵以打擊，暫時不分散，這種一個旅的暫時集中當然是可以的。但如許久還無機可乘時，仍應適時把工作中心轉向群眾工作為宜。”13

　　這就是毛澤東制止八路軍抗日的“五封電報”，也是中共黨內、軍內曾盛傳八路軍參加平型關戰鬥是違背了中央指示的由來（參見下文）。而也正是這五封不准抗日的電報，才把毛澤東對內決策的假抗戰謀略，強行地予以貫徹和執行了；才將毛澤東命令八路軍 —— 這一支由國民政府武裝起來的正規軍，只能將做群眾工作當作中心工作，而不得將抗日作為主要任務的陰謀暴露無遺；更把中共高喊“抗日”的綱領和決議，自我地揭穿無遺。


第三、中共參加平型關戰鬥和發動“百團大戰”的真相

一、平型關戰鬥的真相

　　其一、平型關戰鬥是全面抗戰前期發生在長城沿線的一場大型戰鬥，是華北京漢、津浦、京綏三線諸大型戰鬥中的一次戰鬥，也是蔣介石命令在華北實行節節抵抗方針的一個具體戰鬥（參見上卷第六章）。這場戰鬥以國民黨軍隊為主力，消滅了敵阪垣師團二十一旅團的主力，對振奮人心起到了很大作用。然而，八路軍某部卻是在局部地抵制了毛澤東連續五次命令的前提下，才介入了這一場戰鬥，而不是“指揮和參加這一場戰鬥的領導和主力”。不過是極不情願的“配合”作戰，伏擊了敵人的輜重、即補給部隊而已。

　　其二、一九八六年，中國大陸學者就已經在“平型關伏擊戰所殲之敵非第二十一旅團主力”的論文中，論證了八路軍伏擊的“只是日軍預備隊一千餘人和輜重”，即一支補給部隊。其理由，一是從繳獲敵人的武器裝備來看，所殲之敵非主力編制。二是從繳獲敵人的軍用物資來看，軍用食品無數，單是日本軍大衣，就夠中共一一五師每人一件（一一五師當時有一萬五千人）。三是從當時敵人主力所處位置來看，敵二十一旅團主力于九月二十四日晚在平型關、團口即講堂村一帶陣地進攻國民黨軍隊，於二十五日佔領了該地附近長城正面約兩公里的地方。因此，九月二十五日從靈丘方面開出的，不是敵人主力。四是從有關資料來看，九月二十五日，“第一一五師向蔡家山谷、小寨村攻擊之部隊，于十二時左右於小寨村將敵兵站守備隊約一個大隊兵力全部殲滅”。五是日本方面記敍，“第一一五師在通往靈丘 —— 平型關的小路上伏擊日本補給部隊，使日軍遭受極大損失”。“中國軍在平型關陣前進行反攻，同時，共軍的一部，伏擊第五師團非戰鬥部隊的補給部隊，使該部受到極大損失”。14

　　其三、中共黨史專家們指出，“過去有一種觀點，認為平型關戰鬥意義很大，但存在嚴重錯誤，主要是違背了黨中央的戰略方針”。至於黨中央究竟有一個什麼樣的“戰略方針”，前文已經道盡，此處無需贅述。

二、百團大戰的真相

　　其一、百團大戰顯然不是一場大型的戰役或大型的會戰。臺灣一九八八年出版的《中國現代史》稱：潛入敵後的共軍，常分股破壞敵人的鐵路和公路交通，到一九四零年號稱“百團大戰”，廣事宣傳。15

　　八十年代的一些中共黨史專家稱：“百團大戰沒有超過敵後防禦階段的限度”，它基本是“遊擊戰中的運動戰，防禦戰中的進攻戰。”16

　　八十年代的另一些中共黨史專家稱：“百團大戰違背了黨中央規定的戰略相持階段的戰略方針，超過了戰略防禦的限度。”17

　　中共統計的百團大戰戰果稱：在三個月又十五天的戰鬥中，斃傷日軍

　　兩萬零六百四十五人，偽軍五千五百五十五人，俘日軍二百八十一人，偽軍一萬八千四百人，拔除日據點二千九百三十三個，繳獲步馬槍五千四百余支，輕重機槍二百餘挺及其它大量武器彈藥，破壞鐵路九百四十八裏，公路三千餘裏和橋樑、車站、隧道二百六十餘處，破壞煤礦五所……。18

　　上述研究成果，特別是中共自報的戰果，以及它的戰線之長、戰場之闊大，均足以說明，百團大戰決不可能是一場大型戰役或大型會戰。如果是，那它就一定是 “人類歷史上空前範圍的大型戰役或會戰”了。另外，它雖然“戰果輝煌”，但至今沒有傷亡數字的事實，和它在如此之大的戰役中，竟沒有一個中、高級軍官傷亡的事實，都只能說明它的真實性是需要考慮的。與國民黨軍隊在二十二次大型會戰和一千多次大型戰鬥中所犧牲的二百余位將官相比，誠屬不能想像。下文將提到的，共產國際駐延安代表彼得•弗拉基米若夫所指出的，“中共軍隊誇大戰果、以掩蓋準備內戰”的話，值得深思。

　　其二、蓋因毛澤東堅決不准對日寇打大仗、硬仗、運動戰，連平型關戰鬥那樣的“大戰”毛澤東都不准八路軍參戰，彭德懷才不敢擅自組織一場真正的戰役。因而，彭德懷只能懷著軍人的榮譽心以組織一系列對日寇的小規模襲擊，也就完全是可能的。但是，近半個世紀以來，它卻遭到了毛澤東和中共一些領導人物以及中共某些党史學家的一再批評甚至批判。彭為此而具有了歷史性的“反毛罪行”，文革中更因此而遭受過一再地批判和鬥爭，直至含冤而死。因為，至今仍有一些中共黨史專家在指責說： “這樣大的戰役行動，事先沒有報告中央，是背著中央擅自發動的。”19 也有一些黨史專家們說：“這樣重大的戰役，還沒有得到中央正式批准就進行，從組織上講是有缺點和錯誤的。但說根本沒有請示，那也是不符合事實的。”20 彭德懷本人在《自述》中說：“總部決定後，七月二十二日發出電報給各區，也報軍委”，“大概比預定時間早了十天，即在七月下旬開始的。故未得到軍委批准（這是不對的），就提早發起了戰鬥。”21 顯然，在連彭德懷也沒有言論自由的時代，即便是他的《自述》所敍述的“事實”是否是事實，也仍然需要甄別，就不用說中共的那些党史學們家了。然而，毛澤東，中共，以及他們的党史學家們、紅衛兵們批判甚至鬥爭彭德懷的根本原因，雖是“反對毛主席”，理由卻如中共某些黨史專家們所指出的那樣：“百團大戰給我敵後帶來了嚴重的困難，造成了極為不利的影響。”22 說穿了，無非是因為它暴露了中共已經得以擴張的軍事實力，從而給中共帶來了繼續實行假抗戰和真擴張的困難。

　　其三、彭德懷雖然為他的百團大戰遭受了難以想像的漫長痛苦，但是中共卻對外將百團大戰宣傳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中共中央曾在它一九三九年的文件中趾高氣昂地宣稱“我黨五十萬大軍積極行動於敵後，尤其是此次華北‘百團大戰’，則給了日寇以沉重打擊，給了全國人民以無窮的希望”。23 朱德、周恩來、鄧小平、賀龍等或致電祝賀，或纂文熱情鼓吹‘百團大戰’的勝利。《新中華報》、《新華日報》（中共在重慶辦的機關報）等大量刊登歡慶“百團大戰”勝利的報導和各界群眾的賀電，都指出“這一勝利振奮了士氣人心，提高了全國人民致力於抗戰勝利的堅定信念……各抗日根據地軍民紛紛舉行慶祝百團大戰勝利的大會”。24 然而，中共黨史專家們卻一語露盡天機：“國民黨蔣介石攻擊我軍是遊而不擊，專打友軍、不打敵軍。百團大戰粉碎了這些謠言和攻擊，從而提高了根據地與遊擊戰的地位。”25 也許，這才是中共雖要批判彭德懷、卻又要鼓吹百團大戰“偉大功績”的真正原因。此後，毛澤東和他的中共，在中國人民長期的艱苦抗戰中，非但再沒有打過一場像樣的戰鬥，並且從不曾出現過一個如董存瑞、黃繼光那樣的抗日英雄（如果有，那就不知道要吹到如何的地步了）。毛澤東在他的《選集》裏記載的所有作戰指示和作戰方針就全是打內戰，而不是打外戰，都是打國民黨，而不是打日寇。中共更沒有一個高級軍官戰死在抗日的疆場上，甚至至今連起碼的傷亡數字也無法公佈，在中國大陸廣闊的土地上也難得一見中共的抗日烈士紀念碑。一九三九年就自稱已經在敵後發展到五十萬大軍的中共，其只意在借抗日以招兵買馬，只求“打”影響以爭取群眾，只為保存實力便遊而不擊，只為給自己搶糧、搶物資、搶武器而小規模地襲擊日偽、主要是偽軍，只因為遭遇日寇而不得不打打遭遇戰，雖然擁有“農村包圍城市”的偉大戰略卻從不曾包圍過日寇所佔領之任何城市的等等“抗日”表現，實在將他們假抗日真擴張的本相暴露無遺。至於中共的八路軍和新四軍除掉參加平型關戰鬥和組織百團“大戰”以外，因再也沒有打過一場像樣的抗戰，便只能用電影、小說來表示他們是如何地用“地道戰”、“地雷戰”和“麻雀戰”打敗日本並發展壯大起來的了。在中共禦制的電影“平原遊擊隊”中，那一句“鬼子來掃蕩了，八路軍進山了”的著名道白，早已將八路軍養在深山不抗日的“真景與真情”，由他們自己作出了高度的藝術概括。對此，彼德•富拉基米若夫亦在他的《延安日記》中寫道：“中共部隊對目前日本掃蕩佔領的行動不作抵抗，他們撤上山去，或者渡過了黃河……八路軍的隊伍（當然還有新四軍），早已停止了對侵略者的出擊和反擊。……一比較材料，就令人十分沮喪。八路軍方面沒有採取任何積極的軍事行動！更有甚者，軍事行動都被嚴厲地禁止了。……我們下來和戰士一起抽起煙來，他們承認說，我們得到通知，叫我們不要去動他們。上頭說，我們不去碰人家，人家也就不來碰我們。”26

　　彼得•富拉基米若夫還寫道：“當然，中共對侵略者也消極應付，並不排除有一些戰鬥行動，但是，這種行動是有限的，而且只是被迫還擊而已，顯然同八路軍的實戰能力是不相稱的。提供給外界的有關八路軍和新四軍戰績的資料，蓄意誇大了戰果，這樣，就把準備內戰的事實掩蓋起來了。”27

　　這便是中共自稱“領導全國人民堅持八年抗戰直至最後勝利”的歷史真相。在整個抗戰中，如若僅僅將中共與那些在全面抗戰爆發前曾藉口抗日以陰謀自保、擴張、甚至反叛的地方軍閥相比，則全面抗戰爆發之後，民族大敵當前之時，這些地方軍閥們不顧一己的私利，而全身心投入浴血抗戰的史詩般英雄行為，無疑只能使得中國共產黨罔顧民族大義，一心只想擴張奪權的陰謀抗戰“策略”，為中華民族的永世子孫所不齒。

二　　中共“獨立自主原則”下的“三個堅持”陰謀

　　如前所說，中共在八年抗戰伊始，就決定不打大仗、硬仗和運動戰，目的即在保存中共的“革命”力量，以為將來打內戰、奪天下做準備。全面抗戰開始以後，當全中國的軍隊，包括昔日的地方軍閥都在中華民國政府和蔣介石的領導下浴血奮戰之時，毛澤東如果仍然要堅持這樣一個借抗日以營一黨之私的目的，不僅是對外，即便是對內，特別是對那些尚有一定抗日榮譽心的中共將領們而言，他都必需拿出一套言之成理的“抗日理論”，以解決內部歧見，以實現對外欺騙。

第一、毛澤東提出了打內戰須用運動戰、打外戰卻須用遊擊戰的理論

　　一、毛澤東首先承認抗日戰爭的命運取決於運動戰。他說：“在抗日戰爭的全體上來說，正規戰爭是主要的，遊擊戰爭是輔助的，因為，抗日戰爭的最後命運，只有正規戰爭才能解決……不懂得正規戰爭是解決戰爭最後命運的關鍵，不注意正規軍的建設和正規戰的研究和指導，就不能戰勝日本。”28

　　二、毛澤東承認中共在抗戰前的內戰中打的就是運動戰，並承認中共在抗戰中只能打遊擊戰是“倒退”。毛澤東說：“國內戰爭（按：即中共十年武裝叛亂和叛國）的過程，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個戰爭時期。在前期主要是遊擊戰爭，在後期主要是正規戰爭。但所謂正規戰爭是中國型的，只表現在集中兵力打運動戰和指揮上、組織上的某種程度的集中性與計劃性方面……抗日戰爭前期的遊擊戰爭……是用正規性（某種程度）的八路軍去分散執行遊擊任務……”他認為這是中共軍隊在抗戰中的第一個重要轉變。“第二個轉變是處於兩個不同戰爭過程之間的，這是一九三七年秋季（蘆溝橋事變後）的事情。這時，敵人是新的，即日本帝國主義，友軍是過去的國民黨（它對我們仍然懷著敵意）戰場是地域廣大的華北（暫時的我軍正面，但不久就會變成長期的敵人後方）。我們的戰略轉變是在這些特殊的情況之下，進行的一個極其嚴重的轉變。在這些特殊的情況下必須把過去的正規軍與運動戰，轉變為遊擊軍（以上說的是分散使用，不是說的組織性和紀律性）和遊擊戰，才能同敵情任務相符合。但是這樣一個轉變，便在現象上表現為一個倒退的轉變……這一轉變關係於整個抗日戰爭的前途，關係於中國共產黨的前途非常之大……”29

　　由是可知，既然毛澤東明知只有運動戰才能決定抗日戰爭的命運，那麼，中共從武裝叛亂中的運動戰倒退為抗日時期的遊擊戰，也就關係不到整個抗日戰爭的命運了。但是，正因為它關係於中國共產黨的前途非常之大，所以，毛澤東才一定要在抗日時期堅持遊擊戰，而不是運動戰。

　　三、毛澤東進一步指出“我黨的軍事戰略方針，由國內戰爭後期的正規戰爭轉變為抗日戰爭前期的遊擊戰爭，是何等的重要和必須”。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澤東在“戰爭和戰略問題”一文中，曾明確指出將內戰中的運動戰轉變成抗日時期的“遊擊戰”，有“十八條好處”。其中第二條：擴大了我軍根據地。第四條：相持階段，堅持敵後根據地有利於正面整軍（按：即為未來打內戰訓練正規軍）。第六條：能最迅速、最有效地擴大軍隊。第七條：能最普遍地發展共產黨，每個農村都可組織支部。第八條：能最普遍地發動民眾運動，全體敵後人民，除了敵人的據點以外都可組織起來。第九條：能最普遍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權（按：即建立中共敵後獨裁分裂政權）。第十七條：能最迅速最有效地創造出大批領導幹部（按：是領導革命而非領導抗日的中共幹部）。第十八條：最便利於解決給養問題（按：即以抗日的名義來取之於民，用之於共）。顯然，這許多“好處”，對於不打日本、卻要借抗日而擴張的中共及其軍隊來說，實在是好得“不同凡響”，但也將中共假抗日真擴張的陰謀伎倆暴露得一乾二淨。

　　四、毛澤東指出遊擊戰是中共革命武裝鬥爭的總概念和最好的鬥爭形式。一九三九年，當中國的抗日戰爭已經走向最為艱苦的相持階段時，毛澤東卻在《共產黨員》發刊詞上將中共的武裝鬥爭定性為：“中國共產黨的武裝鬥爭，就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農民戰爭。”接著，他在分析中共武裝鬥爭的歷史對於抗日階段中共革命武裝鬥爭的作用時又說道：“第一階段是參加北伐戰爭（按：是破壞和叛變北伐的戰爭）……第二階段是土地革命戰爭（按：是在蘇俄命令下的武裝叛亂和叛國）……第三階段就是現在的抗日戰爭。這個階段中，我們能夠運用過去第一階段中尤其是第二階段中的武裝鬥爭的經驗，能夠運用武裝鬥爭形式和其他必要的鬥爭形式互相配合的經驗，這種武裝鬥爭的總概念，在目前就是遊擊戰爭。”由是，毛澤東對中共武裝鬥爭和 “抗日遊擊戰爭”的性質及關係，作出了如是的分析：“遊擊戰爭是什麼呢？它就是在落後的國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國中，在長時期內，人民武裝隊伍為了戰勝武裝的敵人，創造自己陣地所必須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鬥爭形式。”毛澤東終於把利用抗日而進行革命武裝鬥爭的“底牌”亮出來了：“離開了武裝鬥爭，離開了遊擊戰爭，就不能瞭解我們的政治路線，也就不能瞭解我們党的建設。我們的政治路線的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武裝鬥爭。……在中國，離開了武裝鬥爭，就沒有無產階級的地位，就沒有人民的地位，就沒有共產黨的地位，就沒有革命的勝利。”

　　在這裏，我們聽不到任何抗日的意願，聽不到中共的武裝鬥爭與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還有什麼關係。我們所聽到的，只是震響在中國人民艱苦抗戰時期的，徹頭徹尾的革命陰謀、鬥爭陰謀和武裝鬥爭的陰謀。而這一切的陰謀，都不是針對日寇，都是針對著他們的內敵，即正在艱苦地領導著抗戰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也就是說，他們要在抗日這個國難當頭的歷史時期內，在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只能抗日、不能圍剿他們的“大好條件”下，繼續他們的十年叛亂和叛國的“革命業績”，並且要把這個“業績”發展和壯大起來。

　　難怪中共一位黨史專家曾這樣“略含羞答”地總結了中共在抗戰時期的遊擊戰爭。他說：“抗戰爆發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所做出的重大的理論貢獻，就是‘制定抗日遊擊戰略’。這一戰略從軍事上適應了抗戰形勢的發展，但最重要的是找到了爭取群眾、武裝群眾的戰爭戰略，使黨得以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堅持人民戰爭，‘堅持全面抗戰路線’（單引號為引者所加）。”30

　　中共的另一位党史學家則“名正言順”地指出：“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深刻揭示了抗日遊擊戰爭是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在民族戰爭條件下的具體體現這一本質，解決了在殖民地國家中的無產階級，在反對外國侵略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如何加強領導，發展革命力量，爭取人民勝利的重大課題。”31

　　這無疑是一個赤裸裸的不打自招。在此，只需要將“人民勝利”一類的大話和假話改正為“中共勝利”的實話，則中共利用所謂的遊擊戰戰略以假抗日、真擴張的本相，也就再清楚不過了。由此再反過來理解洛川會議以後，當某些中共領袖為抗日所“誘惑”之時，毛澤東在給周恩來、劉少奇、楊尚昆的指示信中所說的話，“要告訴全黨，今後沒有別的工作，唯一的就是遊擊戰爭”。32 我們也就能夠對毛澤東決意要堅持遊擊戰戰略的根本動機深刻領會了。

　　五、中共從運動戰向遊擊戰倒退的三階段。中共從運動戰向遊擊戰倒退的三階段，即是中共借抗戰而迅速形成其革命的武裝鬥爭策略 —— 遊擊戰的三階段。對此，中共的党史學家們已經有了明確和“正確”的認識：“第一階段，從八路軍出師到太原失陷……我軍的分散作戰還屬於正規軍按戰役需要所進行的分散，還不是具有很大獨立性的遊擊戰。第二階段，太原失陷後日寇深入，戰線拉長，在其佔領區內留下很多‘空隙’，為我軍進一步開展獨立自主的遊擊戰，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提拱了有利條件（按：即是在沒有敵寇的空隙裏‘堅持獨立自主的遊擊戰’，是為擴張而非為抗日）。第三階段，一九三八年六月，由於日寇在台兒莊敗仗後把主力集中徐州方向，暫時抽不出兵力加強山西，而且整個冀魯豫平原敵人兵力薄弱，而我軍已建立了以山西為中心的幾塊根據地，具備了向外發展的支點。我黨及時抓住這個機會（按：這個機會仍是在無敵可打的敵人薄弱地方‘堅持遊擊戰’），各主力部隊遂分兵向整個華北平原發展，並打破原有的正規編制和指揮系統，按作戰需要實行新的編組，把原來較集中使用的正規軍變成了若干分散獨立活動的遊擊支隊。至此，我軍才完成了從正規軍向遊擊部隊和遊擊戰爭的戰略轉變。”33

　　六、毛澤東聲稱對日寇堅決不打運動戰，對蔣介石卻要打運動戰。一個奇異的歷史事實是，毛澤東雖然在中國人民長達八年的衛國戰爭中，堅決地和一再地命令八路軍、新四軍只准打遊擊戰，而絕不容許打運動戰，但是抗戰剛剛勝利，內戰剛剛開始，毛澤東就在他“以自衛戰爭粉碎蔣介石進攻”的文章中，明確地指示中共軍隊說：“戰勝蔣介石的作戰方法，一般地是運動戰”。《毛澤東選集》第四卷裏所記錄的，毛澤東本人指揮運動戰以打內戰的一道道命令和指示，便是明證。其“謎底”，便是毛澤東在絕不准許他的軍隊對日寇打運動戰的同時，曾一再地命令他的軍隊，要“為了抗日的勝利”，而必須在敵後進行正規戰爭即打運動戰的長期訓練。毛澤東那個“十八條好處”裏的第四條，就曾明確地指出，堅持遊擊戰將“有利於整軍”，即有利於訓練不打日寇的中共正規軍。否則我們就不能懂得，在抗戰時期從來只談遊擊戰，而且從未准許中共軍隊打過一場抗日運動戰的毛澤東，以及他那個從來不曾用運動戰打過日寇的八路軍和新四軍，為何竟能在抗戰剛剛結束、內戰剛剛發動之際，就能夠用熟練的運動戰來發動內戰打天下的原因。

　　總之，中共的 “抗日”遊擊戰爭並不是抗日戰爭的一個組成部分，而是借抗日戰爭而進行的，中共革命武裝鬥爭的“總概念和最好形式”，是中共在抗戰爆發前十年叛亂和叛國的繼續，是中共假抗日的名義以志在準備內戰和奪權打天下的陰謀手段。這，才是中共“抗日”遊擊戰爭和戰略的歷史真相和政治本質。


第二、中共於抗戰中堅持遊擊戰的根本目的，是為了篡立敵後分裂政權

　　毛澤東之所以要如此地堅持不抗日的遊擊戰爭，其目的就是要趁抗日之機，運用遊擊戰爭這個“總概念和最好的形式”，深入敵後，即在日寇武力達不到的地方，或日寇佔領區的無數空隙地帶，去占地盤、搶地盤，發展中共武裝力量，建立中共農村獨裁政權。顯然，不瞭解這個事實，就不能瞭解中共“抗大”校歌“到敵人後方去”的真諦；不理解這個事實，就不能清楚為何八年抗戰結束時，中共竟擁有了如是之大的“解放區”，而打敗了日寇、贏得了反侵略戰爭勝利的中華民國政府，反而會落到山河破碎、政權分裂的淒涼境地。當然，不認清這個事實，也就不能認識到，中共只需在抗戰中堅持遊擊戰爭的謀略，就能“為解放戰爭的勝利，積累豐富的經驗、打下堅實的基礎。”

　　毛澤東運用敵後遊擊“戰”以篡立敵後分裂政權的主要策略是：

　　一、藉口以共產黨的遊擊戰來配合國民黨的正規戰，以達到在抗日名義下深入敵後的目的。對此毛澤東曾明確地說過：“就目前和一般的條件來說，國民黨擔任正面戰場的正規戰，共產黨擔任敵後的遊擊戰，是必須的，恰當的，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協助的。”34

　　二、在堅持抗日遊擊戰爭的名義之下，將中共主力部隊分散開來，深入敵後，以發動群眾建立分裂政權。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日，毛澤東即在他“關於鞏固與擴大晉察冀根據地的指示”中稱：“由於各種順利條件與你們領導和同志們的努力……根據地的建立已經大體成功，但在各方面都是不鞏固的。目前你們的任務中心是在各方面鞏固已得的勝利，並在鞏固的現有的基礎上去繼續發展。”彼時，《共產國際通訊》亦從“正面”為中共深入敵後搶地盤以建立根據地作了證明。這條《通訊》說：“八路軍是北方遊擊戰爭的核心和組織者。山西、河北、河南、察哈爾、綏遠所有的山脈邊界，八路軍應用這些山嶺作為集結處，遍佈遊擊小組。日本軍隊主要在山西，可是這個省的一百零五個縣只有十二個縣是在日本的佔領之下。”35 共產國際顯然是在天真地認為，這便是中共八路軍“用遊擊戰打日本”所得來的巨大戰果。

　　一九四零年三月，毛澤東終於高興地說道：“共產黨領導下的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進步力量，最近時期有一個大的發展，基本上已經奠定了抗日民主政權的根據地”36 ；幾乎是在同時，毛澤東已經公然地說道：“目前國民黨反共頑固派極力反對我們在華北、華中等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權，而我們則必須建立政權，並已經到了可能在各主要抗日根據地內建立這種政權的時候。”37 毛澤東甚至公開指出由中共所建立的敵後政權，就是與中華民國政府相分裂的政權。他說：“在抗日根據地內建立政權的問題上，必須確定這種政權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權，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則還沒有這種政權。”38 毛澤東甚至還要指明這一敵後分裂政權具有革命專政的性質，他說：“這種政權，即是一切贊成抗日和贊成民主的人們的政權；即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漢奸和反動派的民主專政，它是和地主資產階級相區別的，也和嚴格的工農民主專政有一些區別。”39 同時，毛澤東為使這個分裂政權既具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權的樣子，又要保證這個分裂政權乃是中共一黨的獨裁政權，並且能夠對漢奸和“反動派”實行專政，所以，他才既要求這個政權必須“根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原則，在人員的分配上，應規定共產黨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進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間派占三分之一”；又要指明這個政權“必須保證共產黨在政權中占領導地位，因此，必須使占三分之一的共產黨員在品質上具有優越條件。只要有了這個條件，就可以保證党的領導權……。”至於對中間派，他還特別加以了說明：“給中間派三分之一的位置，目的在於爭取中等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這些階層的爭取，是孤立頑固派的一個主要步驟。目前我們決不能不顧到這些階層的力量，我們必須謹慎地對待他們。”40

　　難怪中共党史學家們在總結中共抗日根據地的經驗和成就時，竟說了如下的大實話：“抗日民主根據地是黨總結了中國革命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的經驗，進一步認識中國革命的特點，在抗日民族解放戰爭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條件下建立的……抗日根據地是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理論和實踐的再發展和再創造。土地革命戰爭保存下來的革命理論，通過它才得以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發展和壯大”，“其規模大大超過了黨在十年內戰時的根據地”，為“解放戰爭的勝利提供了豐富的經驗和堅實的基礎”41

　　沒有比中共党史學家們的話說得再明白的了。中共深入敵後篡立敵後“抗日”民主根據地的手段、目的、性質和成就，實在已經被它的黨史專家們概括得準確、深刻和淋漓盡致。否則，我們就不會明白，為何中共的抗日根據地竟在長達數年的殘酷戰爭中，對日寇針對我西南半壁江山的十數度大規模進攻，毫未阻止和毫無牽制力量；否則，我們同樣不能明白，雖然中共既擁有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爭經驗，又在抗戰中決策了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爭策略，卻為何在長達八年的抗戰期間，竟沒有包圍過日寇所佔領的任何一座城市，更沒有用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以解放一座被日寇佔領的城市。因為，在中共，這個通過篡立敵後農村分裂政權而建立起來的農村包圍城市戰略，在戰時，既是為了搶劫中華民國的的農村，在戰後，就自然是為了奪取中華民國的天下。因為，中共早已經在八年抗戰之中就將它們“包圍”好了。所以，本書上卷指“中共的江山非得自于中華民國，而是得自於日本的侵略”，也就言之不差。

三　　中共持續分裂和破壞抗戰陣營的陰謀理論和行徑
—— 兼述新四軍的“抗日”行徑和皖南事變的由來及真相

　　中共的借抗日以擴張，是不擇手段的。而所謂借抗日以擴張，並不是說，中共乃是一邊抗日一邊擴張，倘若真是如此，倒也罷了。問題的關鍵是，中共為了擴張，非但不打敵軍，而且專打友軍，非但不向敵人佔領地區進攻，甚至向一切敵後地區和戰爭區域的己方進攻。一九四零年五月四日，毛澤東在向中共中央東南局寫出的指示信中，即要求“在一切敵後地區和戰爭區域，應強調同一性，不應強調特殊性……即均有敵人，均在抗戰。因此，我們均能夠發展，均應該發展。這種發展的方針，中央曾多次給你們指出來了。所謂發展，就是不受國民黨限制，超越國民黨所能允許的範圍，不要別人委託，不靠上級發餉，獨立自主地放手擴大軍隊，堅決地建立根據地，在這種根據地上獨立自主地發動群眾，建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權，向一切敵人佔領區域發展。例如在江蘇境內，應不顧顧祝同、冷欣、韓德勤等反共分子批評、限制和壓迫，西起南京，東至東海，南至杭州，北至徐州，盡可能迅速地、並有步驟有計劃地將一切可能控制的區域控制在我們手中，獨立自主地擴大軍隊，建立政權，設立財政機關，徵收抗日捐稅，設立經濟機關，發展工農商業，開辦各種學校，大批培養幹部。中央前要你們在一年內，在江浙兩省敵後地區，擴大武裝至十萬人和迅速建立政權等項，不知你們具體佈置如何？過去已經失去了時機，若再失去今年的時間，將來就更困難了。”42

　　對此，彼得•弗拉基米若夫曾在他的《延安日記》裏寫道：“中共軍隊放棄前線陣地，向與國民黨軍隊接界的地區調動，這種政治醜聞突然在重慶傳開了。中國的很多組織要求把特區和中共軍隊無條件地移交給中央政府主席管轄，重慶氣憤地談到了共產黨的出賣，把國土拱手讓給了侵略者。”43
　　中共借抗日以擴張，不僅不擇手段，而且，如前所說，當全面抗戰尚未開始，西安事變尚未策動成功，中共就已經藉口宣傳抗日來重建地下組織，再造共產革命。及至西安事發，全面抗戰開始後，中共就更加迫不及待地拾起它昔日的舊戰術，對國民黨、國民政府和國民國革命軍重新大加滲透和“挖心”。等到中共的擴張已經頗有成就，其實力已經大大增強，已經很有一副“你奈我何”的神氣時，中共在政治、軍事、思想、文化上對大後方的擴張，已經是無所不用其極。毛澤東在同一封指示信裏就曾指示說：“在國民黨統治區域的方針，則和戰爭區域、敵後區域不同。在那裏，是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反對急性和暴露……利用國民黨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會習慣所允許的範圍，穩紮穩打地進行鬥爭和積蓄力量。在黨員被國民黨強迫入黨時，即加入之；對於地方保甲團體、教育團體、經濟團體、軍事團體，應廣泛地打入之；在中央軍和雜牌軍中，應該廣泛地展開統一戰線的工作，即交朋友的工作。在一切國民黨區域，黨的基本方針，同樣是發展進步勢力（發展党的進步組織和民眾運動），爭取中間勢力（民族資產階級、開明士紳、雜牌軍隊、國民黨內的中間派，中央軍中的中間派，上層小資產階級和各小黨派，共七種），孤立頑固勢力。……在國民黨區域，党的機關應極端保密，東南局和各省委、各特委、各縣委、各區委的工作人員（從書記到伙夫）應該一個一個地加以嚴密的審查，決不允許稍有嫌疑的人留在各級領導機關之內。”（黑體為引者所加，上下同）44

　　在對所謂國統區的滲透和 “挖心”中，毛澤東和他的中共，不僅因利用了三十年代就已經培養和組織成功的“無產階級文藝戰士們”，而卓有建樹，並陰謀通過發展“抗戰文藝”的方式，以進行滲透和“挖心”，從而在相當程度上達到了中共在其他“戰場”上所達不到的，“打進去和拉出來”的巨大成效。一九三九年以後，在大後方，中共利用文藝對國民政府、國民黨的滲透、“挖心”和進攻，已愈來愈走向了成功。據中共黨史專家稱，當時，“周恩來出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使第三廳成為黨（按：指共產黨，下同）領導下的統一戰線機構……”45

　　一九三八年夏，中共中央甚至根據周恩來的建議，“確認郭沫若為魯迅的繼承者。他主持的第三廳、文工會成為党在文化方面公開工作的司令部”。46 “自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抗戰文藝轉入了一個新的方向，即暴露與諷刺國統區的黑暗……”47 “從一九四四年一月到一九四五年十月，其特點是文藝匯入了‘民主運動’。其一，廣大文藝工作者自覺地站在民主運動的前列；其二，對國民黨文藝政策進行了有理、有利、有節的抨擊；其三，創作了一批揭露國民黨黑暗統治區的作品；其四，毛澤東文藝思想得以傳播……”。48


　　中共種種志在擴張的陰謀製造了中國抗戰陣營的嚴重分裂。如果戰前的地方軍事勢力和各派軍事力量都起來紛紛效法中共假抗日、真擴張，互相大加滲透，大搞挖心，中國的抗戰將完全可能失敗在自身的分裂和內訌之中。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由是才被迫制定了“限制異黨活動辦法”，企圖限制中共假抗日和真擴張的行徑，雖是亡羊補牢，卻為時已晚。因為已經謀奪了巨大擴張成果的毛澤東和中共，已經不再害怕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限制異黨活動辦法”。雖然，為了以防萬一，以不使一九二七年被清除出國民革命陣營的“悲劇”重演，毛澤東乃窮思竭慮地設計了一整套繼續擴張和公然擴張的辦法 —— 包括理論、策略和種種手段，並在“反對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名義下，採取明暗兩手，以反擊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對他們假抗日、真擴張之陰謀賣國路線的揭露、反對和限制。

第一、毛澤東指罵揭露他們假抗日真擴張者為投降派和頑固派

　　一九三九年十月，毛澤東在“必須制裁反動派”一文中，指責國民黨“《限制異黨活動辦法》的內容全部是反動的，是幫助日本帝國主義的，是不利於抗戰、不利於團結、不利於進步的。”並指責在《限制異黨活動辦法》中所指出的“共產黨搗亂、八路軍、新四軍遊而不擊、不聽指揮、陝甘寧邊區實行割據、向外擴張、共產黨陰謀推翻政府等，均為假消息，假報導，假文件、假決議。”更指罵說，“現在偏偏有那些投降派、反動派、頑固派在抗戰的隊伍中鬧磨擦，鬧分裂……”，毛甚至還要反問一句“這種行為對不對呢？”49

　　雖然毛澤東利用“在野黨”的優勢對國民黨進行了反誣，但由於毛澤東深感中共假抗日和真擴張的陰謀賣國路線，已經引起了廣泛的警覺，為防止在群情憤怒之下，國民黨當真會暫時置抗日於不顧，重複“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集中兵力再來一次圍剿，於是，他才迫不及待地警告他的黨人說：“我黨各級領導和全體同志，應該提高對當前時局的警覺性，用全力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鞏固我們的黨，鞏固党所領導的軍隊和政權，以準備對付可能的危害中國革命（按：不是抗日）的突然風波，使黨和群眾在可能的突然事變中不致遭到意外的損失……在應付可能的全國性的突然事變的問題上，也只有採取鬥爭的方式，才能使全黨全軍在精神上有所準備，在工作上有所佈置。否則，就會再犯一九二七年的錯誤。”50

第二、毛澤東製造了反對“國民黨頑固派”的“革命理論”

　　為了“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為了在全國造成“國民黨反共、共產黨無辜”的輿論，為了拉攏一切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心懷異志者，為了能夠以進為退地將中共的假抗日、真擴張合法化和合理化，一言以蔽之，就是為了保住共產黨已有的擴張勢力和繼續擴張共產黨的勢力，毛澤東認為必須設計和製造出一整套理論、策略和軍事行動，以反擊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對他們的揭露、批評和限制。他說：“如果我們能夠提出正確的革命理論對於他們的反革命的理論給以堅決的打擊；如果我們能夠在政治上採取適合時宜的策略步驟，對於他們的反共反進步政策給以堅決的打擊；如果我們能夠採取適當的軍事步驟，對於他們的軍事進攻給以堅決的打擊；那末，就有可能限制他們實施反動政策的範圍，就有可能發展進步勢力，而使他們陷於孤立。”51

一、毛澤東製造了“國民黨頑固派”的概念

　　這個“革命理論”的製造，不過是二十年代中國國民黨有聯俄容共做法之時，蘇聯顧問鮑羅廷所使用過的伎倆，即再一次將國民黨直至其他社會成份劃為左、中、右三派，卻又將名稱改變為“進步派、中間派和頑固派”，並決策“發展進步派、團結中間派和打擊頑固派”。由是，毛澤東說：“頑固勢力目前就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勢力。這些階級，現在分為降日派和抗日派。目前大資產階級抗日派是和降日派有區別的。他們採取兩面政策，一面尚在主張抗日，一面又執行摧殘進步勢力的極端反動政策，作為將來準備投降的步驟。”52

　　在此，毛澤東提出了頑固派的階級概念（按：他早已“忘記”中共在“四項保證”裏所提出的“停止階級鬥爭的保證”了），又指出了頑固派的兩種不同類型，一是投降派，二是抗日派，並且“即便是抗日派，將來也要去投降，現在他們反共就是為了將來的投降”。實際上是要將正在抗日的國民黨也定性成為投降派。

　　毛澤東在得出了這樣一個與事實悖反的陰謀結論之後，又說道：“現在的國民黨中，頑固派還站在支配其政策的地位。”53 也就是說，正在領導著艱苦抗戰的國民政府和國民黨領袖們，就是他所指明的頑固派，即投降派，也就是“即使今天沒有投降，將來也會投降者”。

　　然而，歷史的事實是，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非但在當時不曾投降，而且在後來更沒有投降。同時，他們不僅領導全民族抗戰有功，而且因對反法西斯戰爭的卓越貢獻，而使我們的祖國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戰勝國和領袖國。所以，毛澤東指罵他們是正在投降和必將投降的頑固派，便是徹底的栽贓。

二、毛澤東炮製了“打擊頑固派、團結中間派和發展進步勢力”的理論

　　毛澤東雖指國民黨頑固派“現在還具有支配國民黨政策的地位”，但又說他們在“數量上只占少數，他的大多數黨員（很多是掛名黨員）並不是頑固派。”他還說 “這一點必須認識清楚，才能利用他們的矛盾，採取分別對待的政策，用極大力量去團結國民黨中的中間派和進步派。”54 此與當年鮑羅廷對國民黨實行挖心的政策如出一徹。此其一。

　　其二、毛澤東說：“發展進步勢力，就是發展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就是放手擴大八路軍新四軍，就是廣泛地創立抗日民主根據地，就是發展共產黨的組織到全中國，就是發展全國工人、農民、青年、婦女、兒童等等的民眾運動，就是爭取全國的知識份子，就是擴大爭民主的憲政運動到廣大人民中間去……發展進步勢力，是一個嚴重的鬥爭過程……須同頑固派做殘酷的鬥爭……”在此，毛澤東已經指明要和正在艱難領導抗日的“頑固派”做殘酷的鬥爭了。55

　　其三、對於中間勢力，毛澤東則明確指出：“爭取中間勢力，就是爭取中等資產階級，爭取開明士紳，爭取地方勢力派……地方勢力派包括有地盤的勢力派和無地盤的雜牌軍兩種力量在內。”他還說： “爭取中間勢力，是我們在抗日時期的極嚴重的任務，”56 這個“極嚴重”的任務，說穿了，就是如同一九二七年前後那樣，要再一次製造國民黨的內部分裂，以瓦解正在堅持領導抗戰的國民政府和國民黨。

　　時值抗戰進入艱苦的相持階段，時值日本侵略者正在對我大後方發動一次又一次的大規模進攻，時值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以及除中共以外的中國軍隊，正浴血拼搏在西北、華東、華中和華南戰場上，毛澤東和他的中共，非但無一言一語一行以倡抗日，而且為達到他們假抗日、不抗日和真擴張的目的，竟將對國民黨抗戰政策“具有支配地位”的蔣介石和“國民黨頑固派”，當作他們的死敵，處心積慮地建立製造抗戰陣營分裂的理論。如果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以及各派政治力量和各派軍事力量，也和他們一樣，則中國的抗戰非但不存，中國的滅亡也只能成為定數了。

第三、毛澤東制定了同“國民黨頑固派”作鬥爭的陰謀原則和手段

一、毛澤東提出了與“國民黨頑固派”作鬥爭的三個陰謀原則

　　由於中共軍隊在一九三九年八月至一九四零年二月共襲擊國民黨抗日軍隊九次，先後消滅了山東的秦啟榮部和河北的張蔭梧部，積累了“專打友軍、不打敵軍”的經驗，一九四零年春天，毛澤東在他後來題名為“目前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的指示中，竟提出了對國民黨頑固派進行殘酷鬥爭的三原則。他說：“同頑固派鬥爭必須注意下列幾項原則。第一是自衛原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這就是說，決不無故進攻人家，也不可在被人家攻擊時不予還擊。這就是鬥爭的防禦性。對於頑固派的軍事進攻，必須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之。第二是勝利原則，不鬥則已，鬥則必勝，決不可舉行無計畫、無準備、無把握的鬥爭。應懂得利用頑固派的矛盾，決不可同時打擊許多頑固派，應擇其最反動者首先打擊之。這就是鬥爭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戰原則，在一個時期內把頑固派的進攻打退之後，……決不可無止境地每日每時地鬥下去，決不可被勝利衝昏頭腦。這就是鬥爭的暫時性。”57

　　毛澤東的所謂三原則，第二條是真、第一條是假。因為既然是“決不可舉行無計畫、無準備、無把握的鬥爭”，並且要“利用頑固派的矛盾，應擇其最反動者打擊之”，那就決不可能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恰恰相反，而是“人不犯我，我也犯人，人若犯我，我更犯人”。再者，就是毛澤東所謂“不鬥則已，鬥則必勝”和 “對頑固派的進攻，必須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之”這樣一些“指示”，它不僅表現了毛澤東在打內戰上的“狠勁”，而且證明了毛澤東不抗日和假抗日的 “真情”。因為在整個抗戰的歷史中，毛澤東從來沒有對要亡我中華的日寇說過一句這樣的“狠話”，更沒有要求中共軍隊打過一場這樣的“狠仗”。至於毛澤東所言“絕不可無止境地每日每時的鬥下去，絕不可被勝利衝昏頭腦”的指示，無非是因為時候未到罷了。

二、毛澤東擬定了與“國民黨頑固派”作堅決鬥爭的三個陰謀手段

　　其一、毛澤東強調要在各方面對正在領導抗日的國民黨“頑固派”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毛澤東明確指出：“對於一切反共頑固派的防共、限共、反共的法律，命令、宣傳、批評，不論是理論上的、政治上的、軍事上的、原則上均應堅決地反抗之……我們應提出針鋒相對的辦法和他們作堅決的鬥爭。例如：他們要四、五支隊南下，我們則以無論如何不能南下的態度對付之；他們要葉、張兩部北上，我們則以請准徵調南下的態度對付之；他們說我們破壞兵役，我們就請他們擴大新軍的募兵區域；他們說我們的宣傳錯誤，我們就請他們取消一切反共宣傳、取消一切磨擦法令；他們要向我們舉行軍事進攻，我們就實行軍事反攻以破壞之……”58

　　其二、毛澤東強調要以軍事進攻及軍事發展來壓迫和打擊正在領導抗日的國民黨“頑固派”。在中共中央給東南局的同一封指示信裏，毛澤東還命令道：“四、五支隊反對韓德勤、李宗仁向皖東進攻的自衛戰爭，李先念反對頑固派向鄂中和鄂東進攻的自衛戰爭，彭雪楓支隊在淮北的堅決鬥爭，葉飛在江北的發展，以及八路軍二萬餘人南下淮北、皖東和蘇北，均不但是絕對必要和絕對正確的，而且是使頑固派不敢輕易地在皖南、蘇南向你們進攻的必要步驟。即是說，江北愈勝利，愈發展，則顧祝同在江南愈不敢輕動，你們在皖南、蘇南的文章就愈好做。同樣，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遊擊隊，在西北、華北、華南愈發展，共產黨在全國範圍內愈發展，則克服投降危險爭取時局好轉的可能性愈增加，我黨在全國的文章愈好做。”59

　　其三、毛澤東強調要以陰陽兩謀的慣技對外 “高喊團結抗戰”以欺騙輿論。早在一九三九年十月，當國民黨、國民政府和一些抗日軍隊揭露了中共假抗日、真擴張和專打友軍、不打敵軍的賣國行為之後，毛澤東就在對外發表的“目前形勢和黨的任務”一文中，開始高喊“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和“堅持抗戰、反對投降”的口號了。一九四零年五月，雖然毛澤東向東南局和全黨發出了陰謀重重的指示信，命令中共如何專門與“國民黨頑固派”作針鋒相對的堅決鬥爭，但同年七月，毛又對外發表了“團結到底”一文，慷慨激昂地宣稱：“抗日戰爭的三周年，正是中國共產黨的十九周年。我們共產黨人今天來紀念抗戰，更感到自己責任。中華民族的興亡，是一切抗日黨派的責任，但在我們共產黨人看來，我們的責任是更大的。我黨中央已經發表了對時局的宣言，這個宣言的中心是號召抗戰到底，團結到底……”面對一場關乎民族存亡的對外戰爭，毛澤東竟能如此地虛偽作態，言不由衷，大約在中國的歷史上也是僅有的。

第四、新四軍的“抗日”行徑與皖南事變的由來和真相

一、新四軍的“抗日”行徑和皖南事變的歷史背景及政治背景

　　前文已述，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即蘆溝橋事變後不久，中共中央就發出了“關於對南方各遊擊區的指示”。該指示曾明確指出，“紅軍遊擊隊在保存和改編革命武裝以及保證党的絕對領導的原則下，可以與當地國民黨進行談判，改變番號，以取得合法地位”。中共南方各地殘餘武裝和零散武裝人員，正是在中共中央這一指示下，開始接受國民政府改編而集結成為新四軍，並“接受最高軍事委員會統一指揮。”

　　但是，由於中共中央在它的八一指示和其他指示中，曾一再地和明確地指示，要保證中共對新四軍的絕對領導；一再地和明確地指示，新四軍只需圖擴張和發展；一再地和明確地指示，如有人妨礙和阻止新四軍的發展與擴張，能堅決消滅者則堅決地消滅之；一再地和明確地指示，新四軍只准相機襲擊偽軍和只在需要時才允許迎擊小股日軍 —— 由是，新四軍自成立以來，就從來只圖發展和擴張，從來只打友軍和不打敵軍。所謂著名的韋崗戰役、黃橋戰役，即所謂的七戰七捷，以及西路戰役等，便全部打的是內戰，即全部打的是國民黨正在抗日的“頑固派”，特別是曾血戰台兒莊的韓德勤等部。他們打贏了，便是打擊國民黨“頑固派”的勝利；打輸了，便是國民黨 “頑固派”打擊了“抗日”的新四軍。連嗣後由中共的編劇、導演和演員們所編纂演出的新四軍“英雄業績”，諸如名噪一時的“東進序曲”等，都歌頌的是新四軍打內戰。然而，近年來解放軍的一些軍史專家們，卻在他們對新四軍軍史的深入研究中感到了深深的痛苦。因為他們發現，如果說八路軍還勉強配合國民黨軍隊打了一場平型關戰鬥的話，還在彭德懷的指揮下勉強打過一場所謂的百團大戰的話，那末，新四軍非但沒有與日本侵略者打過一仗，而且純粹是打內戰的先鋒、主力與禍水，甚至是中共通敵賣國的主要執行者（詳見下文和中國大陸有關研究新四軍軍史的著作）。不瞭解這個癥結，就不能瞭解皖南事變發生的歷史背景，就不能瞭解皖南事變何以竟會發生的政治根由。

二、皖南事變發生的政治、軍事動因

　　其一、政治動因。在瞭解了皖南事變之所以發生的歷史背景和政治背景，便是新四軍一貫地不抗日和打內戰之後，我們就可以對誘發皖南事變的直接政治動因厘述清楚了。首先，皖南事變發生在毛澤東所掀起的“反對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高潮”之中，發生在毛澤東已經形成了一整套反對“國民黨頑固派”的理論、策略和陰謀之後，是毛澤東及其中共一系列“反頑”指示和決策所造成的直接後果。其次，皖南事變之所以發生，還因為毛澤東曾於一九四零年五月四日代表中共中央給東南局寫了一封指示信，並且這封指示信曾具體指示新四軍應該如何“打頑”。顯然，毛澤東的這些指示，不僅為屬於中華民國軍事委員會領導的新四軍絕對地不聽從軍事委員會的領導，而且還要堅決地反對這一領導，直至造成皖南事變的發生，製造了它的政治動因。

　　其二、軍事原因。由於毛澤東已經明確地向新四軍下達了絕對不許服從最高統帥部和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命令的命令，所以，新四軍才會絕對不服從最高軍事委員會和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關於新四軍調動的命令。豈但不服從，甚至還借調動擅自改變行軍路線，以屢屢大規模襲擊國民黨抗日軍隊。由是，新四軍才在對國民黨抗日軍隊的屢屢襲擊中，招致了它自己的殺身之禍。也就是說，國民黨的抗日軍隊終於反擊了他們。中共黨史研究家們已經承認了新四軍絕對不服從最高統帥部命令的事實。他們說：“在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三日和一九四一年一月三日，蔣介石曾兩次致電葉挺，提出：‘新四軍應在繁昌、銅陵渡江，在無為附近集中，然後按規定路線北上。’”然而，“皖南新四軍最後選定的行軍路線並沒有得到國民黨的同意”，因為“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軍委命令皖南部隊全部以戰備姿態繞道茂林、三溪、甯國、朗溪到溧陽，然後待機北渡。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又電項英，對他們一再拖延、遲遲不願北移提出了尖銳的批評。項英在收到批評後，於十二月二十八日召開了會議，決定北移路線為：向南繞道茂林、三溪、旌德、甯國，迂回天目山到溧陽。顯然，這是按照（中共）中央的命令提出的”。60

　　這顯然是對最高軍事委員會命令的徹底違背。

三、皖南事變的真相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曾有一定親共傾向並有相當影響的民營報紙《大公報》，曾對皖南事變的真相及其來龍去脈，經過與結果，有過較為公正、平實的報導：軍委會通令：據第三戰區長官顧祝同電稱：“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違抗命令，不遵調遣，自上月以來，在江南地區，集中全軍，蓄意擾亂戰局，破壞抗日陣線，複於本月四日襲擊第四十師，乃為緊急處置，將該軍解散編遣，軍長葉挺就擒，交軍法審判，副軍長項英在逃，通令嚴緝”云云。這一件事，甚使國人震驚，而尤恐牽動抗日大局。就我們所知，這一不幸事件的發生，並非突然而來。據何參謀總長白副總參謀長致朱彭葉項的皓（一九四零年十月十九日）電謂：“蘇北方面，新四軍陳毅管文蔚等部，於七月擅自由江南防區渡過江北，襲擊韓主席（德勤）所屬陳秦運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蔣霸等地後，又陷秦于黃橋及泰縣之蔣堰曲塘，到處設卡收稅，收繳民槍，繼更成立行政委員會，破壞行政系統，並截斷江南江北補給線。統帥部雖嚴令制止，仍悍不遵命，複於十月四日向蘇北韓主席部猛攻，韓部獨六旅十六團韓團長遇害；五日又攻擊八十九軍，計畫去該軍三十三師師長孫啟人，旅長苗端體以下官佐士兵數千人，五日晚又繼續襲擊，致李軍長守維翁旅長秦團長等被沖落水，生死不明，其他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計其數。現韓主席部已繼續撤至東台附近，而該軍尚進攻不已”云云。這種自亂陣線、襲攻友陣的行動，依軍紀，本應予以制裁，而統帥部初未採取斷然處置，在主要可謂已極寬大忍恕，若在一般軍隊必不能邀此寬典。統帥部之所以如此，據我們揣想，當然是為了顧念團結之局，不願以小不忍而亂大謀。新四軍北移之命，曾經延展一個月，迄最近展延之期亦已逾過，在中央規定的路線上曾有該部的輜重及政治工作人員渡江北移，而該部大隊則不北而南，更於途中襲擊四十師，因此乃有解散編遣的緊急處置。以上所述，是此次新四軍事件的綜合經過。這事實，至為不幸，而就軍紀軍令以言，統帥部的處置是無可置議的。

　　《大公報》的這篇報導，道出了事變的真相，也道出了事變的前因後果，但悲劇仍然在於，當總參謀部向延安反映新四軍的惡跡時，他們並不知道，新四軍執行的正是延安的命令。所以，《大公報》記者亦曾感慨說道：到二十五年冬西安事變以後，共產黨取消了建制，共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軍令統一了，最高統帥權確立了，國家的統一規模才算告成。我們必須切記，國家這點統一規模，是經過二十八年的內戰，流了無量的血，付了無數的犧牲，才產生出來的。我們更須切記，假使我們國家沒有這點統一的規模，我們根本就沒有發動這次民族自衛戰爭的資格。這樣艱難得來的國家統帥權，我們全體國民必然要堅持擁護，業已統一了的國家，我們全體國民必不讓它分裂！

　　但是，《大公報》記者亦曾更加悲哀地評論說：八路軍和新四軍成為華北、華中兩支獨立的軍隊，配著他們的邊區政府、抗幣、共產黨旗、國際歌……成為一個獨立的體系。若干友邦人士從重慶飛向延安，乃有“一個中國還是兩個中國”之感。

　　然而，善良的《大公報》記者並不知道，從中共向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提出“四項保證”的第一天起，中共就開始藉口抗日以擴張了，就開始利用抗日以再一次製造兩個中國了。並且，誰要是妨礙了它的擴張和分裂行為，誰就成了它的死敵，誰就要被毛澤東“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之”。皖南事變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逼迫出來的一場軍事事變和政治事變。只不過打夠了抗日軍隊、一再地不聽從抗日命令的新四軍，在這一場事變中吃了虧。所以，中共才借此大叫冤枉，才借重國民黨在陽面，共產黨在陰面，一般民眾、包括國際間難以瞭解共產黨所作所為這一先天優勢，將“千古奇冤、江南一葉”的天大謊言灑遍全國，並流毒至今。中共更借此一事變，將反對“國民黨頑固派”的行動推向了高潮，將分裂、擴張和賣國的罪行愈演愈烈。

　　一九六八年冬，當作者的一批中學同窗被毛澤東下放到皖南新四軍軍部所在地 —— 涇縣茂林地區“接受再教育”時，他們所聽到的話無疑曾叫他們、也叫作者大吃一驚。因為當地的老輩們在談到當年的皖南事變時，竟在私下裏對他們說：“哪里是國民黨打共產黨，是共產黨把國民黨打火了，才挨的打。”

　　歷史的真相是隱瞞不住的。


四　　中共堅持擴張、內鬥、種鴉片 和通敵賣國的“持久戰”

第一、毛澤東的“光輝著作”《論持久戰》

　　本書上卷雖然論述了蔣介石持久戰思想形成的過程、決策、貫徹和它對於堅持對日抗戰直至勝利的意義，但是，近半個世紀以來，在中國大陸非但沒有人知道蔣介石有所謂持久戰的思想，而且，凡知道有持久戰者，皆以為這一傑出的戰略思想，乃是毛澤東思想的“一個部分”。或曰，正是毛澤東“光輝的持久戰思想”，才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長期堅持和最後勝利，奠定了思想和理論的基礎。這又是一個天大的“歷史性謊言”。

一、毛澤東“論持久戰”發表的時間和背景

　　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發表於一九三八年五月的延安。其時，蔣介石的持久戰思想不僅早已形成，中華民國的持久戰大戰略不僅早已決策並得以貫徹，而且，國民黨將士的鮮血早已撒遍了華北戰場、淞滬戰場、南京戰場和徐淮戰場。其時，日本三月亡華的狂夢不僅已經破產，我國持久抗戰的局面已經初成定局，而且全國人民對於抗戰必至最後勝利的信心已經形成，國際上對我政府領導全民抗戰的觀感亦早已為之一新（參見上卷第六章）。

二、毛澤東“論持久戰”的要害

　　毫無疑問的是，毛澤東這篇“論持久戰”的要害，不在抗戰，更不在積極抗戰，而是在論述中共應該如何利用持久的衛國戰爭，以達到擴張和奪權的根本目的。雖然它是在抗日的包裝下、即在抗日這頂“大帽子”下進行論述的。中共的黨史研究家們，早已對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一針見血地作了這樣的歌頌和吹捧：“毛澤東……於一九三八年五月發表的‘抗日戰爭的戰略問題’和‘論持久戰’的著名演講，深刻地揭示了抗日戰爭是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在民族戰爭條件下的具體體現這一本質。解決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中的無產階級，在反對外國侵略的戰爭中，如何加強領導，發展革命，奪取人民革命勝利的重大課題。”61

　　這才是毛澤東“論持久戰”的本質。這個本質，無非是要把一場激烈持久的反侵略戰爭，在民族戰爭的偽裝下，變為一場為奪取政權而進行的隱形內戰和殘酷內戰而已。所以，一九三八年七月，當中共中央要求在武漢的王明等人於《新華日報》上發表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時，身為中共中央長江局負責人的王明、博古、項英、凱豐等，曾一致反對發表這篇文章，認為“該文的主要傾向是消極抵抗日本侵略，等待日本進攻蘇聯。這個方針既同中國人民的民族利益又同中共的國際主義相矛盾”。62 當然，王明們並沒有說透他們為何不登載該文的原因。因為他們瞭解，毛澤東要借日本侵略的“良機”，以達到他發展農民戰爭打天下的目的。

第二、毛澤東和中共是怎樣堅持“持久戰”的

一、堅持四年整風內鬥

　　應該說，在漫長的八年艱苦抗戰中，在蔣介石先生親赴抗日前線甚至屢死屢生之際，毛澤東只做了兩件事：一是苦心竭慮地為中共奪權製造了一整套“革命理論”，主要是不抗日，卻又要利用抗日以進行奪權擴張的理論；和不抗戰，卻又要利用抗戰以發展中共領導下的現代中國農民戰爭的理論。二是在全中國人民艱苦的抗戰之中，發動整風內鬥，清除異己，從而形成了以他為代表的、以農村小知識份子為主體的領袖集團在中國共產黨中的領導地位，為將中國的共產革命徹底地改變成為一場傳統型的旨在改朝換代的農民造反，起到了至為重要的作用。而將這兩件大事聯繫起來的，就是由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延安整風運動。

　　其一、中共党史學家為毛澤東在抗戰時期於延安發動的那一場整風運動，從“正面”作了如下的描述：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基本結束，抗日戰爭即將開始的時候，為了總結歷史的經驗，訓練幹部，毛澤東以極大的努力從事理論工作……一九三七年七、八月間，毛澤東寫了“矛盾論”和“實踐論”。抗日戰爭爆發以後，毛澤東又寫了《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這些著作……在關於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未來政權的性質、農民問題、土地問題、武裝問題等一系列問題上，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緊密地結合起來，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使毛澤東思想形成了比較完整的科學體系。

　　一九四一年五月，毛澤東在延安幹部會議上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同年九月黨中央舉行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決定發動全黨進行思想革命和解決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問題……

　　一九四二年開始的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次全黨整風運動是在毛澤東思想已經成為比較完整的科學體系的情況下進行的，是為了適應中國革命鬥爭實際需要而提出來的……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澤東在延安中央黨校的開學典禮上作了《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二月八日又在延安幹部會上作了《反對黨八股的報告》，中國共產黨的整風運動正式開始。

　　一九四二年四月三日黨中央宣傳部發佈了《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的報告的決定》。

　　一九四三年春轉入了審查幹部階段，陝甘寧邊區及華北、華中各解放區也先後於一九四三年夏季基本結束了整風運動，這些地方的整風運動多半是和審查幹部結合進行的。

　　一九四三和一九四四年党的領導機關和高級幹部又展開了黨史學習。這次黨史學習主要是路線問題學習，批評了建黨以來，特別是六屆四中全會以來的黨內“左”右傾錯誤。

　　一九四四年毛澤東作了《學習和時局》的報告，對黨史上的幾個主要問題作了結論，全黨實現了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上的統一，這一次偉大的整風運動才算是勝利結束。63

　　在這個簡單的敍述中，我們不難看到，毛澤東的“革命理論建設”，是在何時開始與何時形成的，毛澤東所發動的長期整風運動，又是在什麼樣的歷史時期發動、進行和結束的。中國抗戰的長期、殘酷和艱苦，世所盡知，然而，毛澤東卻有功夫來研究中國革命的道路，並解決了未來政權的性質以及等等方面的問題，更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形成了毛澤東思想的比較完整的科學體系”。

　　其二、八九年以後，中共的另一些党史學家們則從“反面”揭露了中共延安整風的真相：

　　一九四二年十月，延安的秋夜，已有幾許寒意，但是，窯洞裏卻燈火通明。……一批批外來的青年知識份子正在被搶救……歷史稍微複雜、社會關係又不甚清晰的懷疑物件，正在一批一批地集中起來，被送到反審機關審查……

　　一九四三年四月十日以後，審幹由內部轉為公開，開展了群眾性的坦白運動……特務一批一批地被查出來，真可謂已經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而外地來的同志也逐漸地人人自危了……有的單位對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成員進行搶救，使正常工作處於停頓狀態……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五日，康生在中央大禮堂召開的中央直屬機關幹部大會上，作了“搶救失足者”的報告。他在這個報告中號召：“無論青年人、老年人，無論男人、女人，無倫是自覺地為敵人服務，還是不自覺為敵人服務，我們共產黨中央號召你們趕快覺悟吧，號召你們不要再為敵人的第五縱隊服務了。”（按：康生在這裏所指的敵人和第五縱隊，是指國民黨而不是指日寇）他還告誡說：“不要放鬆一秒鍾的時間，失掉這個最寶貴的時機，將永遠陷於萬劫不復的境地。”

　　康生的這個報告曾被稱為恐怖的信號。這個報告把反奸鬥爭推向了高潮：從延安到各根據地，從黨政軍民學團體到市民群眾，從城鎮到農村，直至到監獄內，由此開始了全線進攻，大搞坦白檢舉……監獄的情況更為嚴重。根據當時被關押在邊區保安處的陝西省黨員朱子彤回憶說：“搶救運動開始，各窯洞都發了康生搶救失足者的報告，學習了這個檔就亂了套，窯洞內大搞車輪戰，都在公開案情、分析、規勸。”“徹夜地揭發、分析、規勸，不達目的，規勸不止，逼著大家交代問題…… 有時還押著被關押的人去參加機關的搶救大會……有時組織被關押的頑固分子到群眾大會上去坦白交代……”

　　在康生的搶救失足者報告影響下……開始出現嚴重的逼供信現象，並且手段繁多。手段之一：主觀臆斷，指鹿為馬；手段之二，欺騙恐嚇，詐騙口供；手段之三，酷刑折磨，刑訊逼供……據一個縣委擴大會議記錄記載，縣委書記、區委書記都打過人。縣委書記打人約十七人次，挨過縣、區領導打的有九十一人次，私自被關押的二十九人。…… 據當時任靖邊縣統戰部長的陳元方同志回憶說：“逼供有精神上的，肉體上的。精神和肉體的折磨有時交叉進行，有時同時並進。精神上的是找被審查者談話，施加種種壓力，威脅，甚至誘供。比如承認可以戴大紅花，吃好的，保留黨籍等等。肉體上的有車輪戰、坐小凳、五花捆綁、假槍斃等等……。”有一個從淪陷區到延安的進步女青年（當時只有十九歲），由於她的親屬中有一人是漢奸，這個女青年便被懷疑是日本特務，將她逮捕關押。審訊她時，三天三夜不給她睡覺，並且威脅她說，如果再不承認是特務，就放兩條大蛇到她的窯洞裏。她被嚇得按照小說《雙城記》裏的情節胡編了一套假口供……在搶救運動中，發生過為了逼出口供，對被審訊人員施以各種各樣的肉刑或變相肉刑、甚至把人打死的情況。據關中分區一個縣統計，他們採用過車輪戰、壓杠子、打耳光、舉空摔地等二十四種肉刑。延安青年劇院為了逼一個趕大車的人承認是特務，捆綁吊打，活活折磨致死……僅延安一地自殺身亡者就有五、六十人……不僅青年知識份子受到搶救，一些老幹部也受到迫害，例如陶鑄同志……，一些娃娃也被坦白為特務分子。據當時的《解放日報》報導，綏師已有一百六十餘人覺悟改悔，在大會上自動坦白者二百八十餘人，被揭發者一百九十餘人。一個十四歲的小女孩劉錦梅走上台，只比桌子高一點，坦白她參加了“復興社”。十六歲的小男孩——馬逢臣，手裏提著一大包石頭，坦白他是石頭隊的負責人，說這包石頭是他在特務組織指使下，謀殺人用的武器。綏師的控訴會一直開了九天，在這些十幾歲的小孩中，最後竟挖出了二百三十個特務，占該校人數的百分之七十三。經過搶救，延屬各縣共挖出二千四百六十三個特務，軍委三局電訊學校二百多人，竟挖出一百七十個特務，中央秘書處六十余人，也挖出了十幾個特務，西北公學五百多人，只有二十人沒有被搶救，百分之九十六的人是特務……

　　搶救運動造成很大危害……正常的工作秩序被打亂……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錯案……有些人經受不住冤枉折磨而自殺……造成互相猜疑，人人自危，在精神上留下了深重創傷………64

　　在中共延安整風運動中，毛澤東的異己者王明等，均遭到了迫害和清洗。還有象作家王實味那樣的冤假錯案，以及那些如王實味一樣被迫害、殺害致死者，中國大陸的許多刊物都已經有了揭露，這裏不再贅述。

　　顯然，凡是經過中共文革者，大約對抗戰時期在延安和各中共“解放區”早已發生過的“文革”，無疑能夠感同身受。王明在他的《中共五十年》一書中，就指延安的整風運動是文化大革命的“演習”。然而，相同的是，都是整風整人、製造冤假錯案和極端殘暴殘忍；不同的卻是，文革是處在毫無外患內憂的和平時期，而延安的整風則是處在全民抗戰、國家存亡絕續的關頭。如果國民黨、蔣介石在此國難當頭之時，也來了這樣一場整風運動，也大搞一場深挖共產黨特務或其他種種特務的運動，也製造了如是之多的冤假錯案，則中華民族大約只有亡國這一條路了。反之，中共之所以在國難當頭之時，膽敢如此整風整人，大興冤獄，歸根結底一句話，就是因為它不抗戰，假抗戰所致。

二、堅持六年大種鴉片

　　有一首歌頌中共開展大生產運動的著名歌曲 —— “花籃裏花兒香”，曾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歲月裏，唱徹中國大陸。然而，善良的人民卻根本不知道，那花籃裏飄出來的竟是罌粟的香味。因為八路軍第三五九旅的大生產運動不是種的糧食，而是種的罌粟，即鴉片。這對中國大陸人民來說，不啻有石破天驚之感。作者于一九九五年初訪問臺灣時，曾查證了這一說法。65 共產國際駐延安代表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尤在他的《延安日記》裏對它予以了徹底的揭露。彼得這樣寫道：“到處在做非法的鴉片交易。例如，在茶陵，遠在後方的一二零師部，撥出一間房子來加工原料，製成鴉片後就從這裏運往市場……政治局已經任命任弼時為鴉片問題專員。因為當尤任問及毛澤東‘特區的農民往往由於非法買賣鴉片受到懲辦，而現在甚至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與機關也在公開地生產鴉片 ——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毛澤東沒有吭聲。鄧發代毛澤東回答說：‘從前特區只是把鹽和堿運往國統區。我們一掛掛大車滿載著鹽出去，帶回來的錢袋卻是癟的，而且還只有一個錢袋！現在我們送出去一袋鴉片，就能夠帶回滿滿的一車錢。我們就用這些錢向國民黨買武器，回頭再用這些武器來收拾他們！’……中共政治局甚至批准，要加強發展公營的鴉片生產和貿易……要在一年內為中央政府所轄的各省的市場（叫作對外市場）至少提供一百二十萬兩的鴉片……鴉片的事情，就是說罌粟的種植與加工，大部分將由部隊來做管。賀龍的一二零師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鴉片的地區（這個師已長期做這項生意）……毛澤東同志認為，種植、加工和出售鴉片不是件太好的事情。可是，毛澤東同志說，在目前形勢下，鴉片是要起打先鋒的、革命的作用，忽視這點就錯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66 此外，彼得還憤怒地說道：“解放區出現了一片怪現象。中共的部隊同樣也出現了這種怪現象。他們全部在盡可能地與淪陷區的日軍做生意……實際上晉西北各縣都充斥著五花八門的日貨。這些日貨都是由淪陷區日軍倉庫所直接供應的……”67

　　這就是中共大生產運動的真正內容，就是那一曲“花籃裏花兒香”的創作源泉。

　　為了提高國民素質以準備抗戰，在抗戰之前，蔣介石曾提倡並推廣了新生活運動，中華民國政府則開始了嚴格的禁煙運動，此舉曾深招日本的忌恨。在抗戰中，日本侵略者欲亡我中華的另一番戰略，便是在敵佔區大肆出售鴉片，以麻醉和斷送我們民族自立與自強的精神。然而，中共卻為了賺取更多的錢買武器來收拾國民黨和準備內戰，竟將鴉片生產和貿易合法化，竟將鴉片源源地運往國統區和敵佔區去坑害他們的同胞，事後又將鴉片生產美化為“為了抗日而進行的大生產運動”，這在道德上和行為上都只能堪稱是“絕唱”。


三、堅持長期通敵賣國

　　塔斯社記者、莫斯科駐延安的特派員彼得，揭露了比中共種植和販賣鴉片更要嚴重的事實。這個事實，就是中共最高領導層曾長期通敵賣國。而這個驚人的事實，亦在中國大陸近年出版的《南京志史》一書中，得到了證明。首先，彼得這樣寫道：“我無意中看到一份新四軍總部的來電。這份總部的報告完全清楚地證實了：中共領導與日本派遣軍最高司令部之間，長期保存著聯繫……電報無疑還表明與日軍司令部聯繫的有關報告，是定期送到延安來的。”因為，“葉劍英告訴了毛澤東，我已經知道了新四軍發來的電報內容。中共中央主席跟我解釋了很久，說明共產黨領導人為什麼決定與日本佔領軍司令部建立聯繫。”“中共領導人中只有幾個人知道此事，毛的一個代理人，可以說一直隸屬於南京的岡村甯次大將總部的，什麼時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間諜機構的嚴密保護下，暢通無阻地往返于南京與新四軍總部之間。”然而，“中共領導人卻要做出打日本的樣子欺騙莫斯科。”68

　　其次，“大陸出版的《南京志史》披露了一則被封存了近半個世紀的醜聞。中共當年竟然背著國民政府，背著四萬萬浴血抗戰的同胞，私下裏透過秘密管道與日本最高軍政總部議和。這篇史料一見光，史學界為之譁然。該書揭露：一九四五年六月，設在南京的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來了一位神秘人物，此君自報家門：我是新四軍聯絡部長楊帆。衛兵們大驚失色，緊急通報上去，軍部的長官連忙出迎，殷勤接待……抗戰史上的一篇黑幕故事從此開始。事情是這樣的，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使日本陷於戰線過長的困境。中國戰場上，國軍仍頑強抵抗。為了挽救這種極其被動的局面，岡村甯次向新四軍軍部發出了議和資訊……新四軍接報，因事關重大，即由中共華東局請示中央。延安方面反應奇快，密電答復：可以和日方秘密接觸。六月初，日軍派出了以日本天皇的乾兒子，日軍總司令部參謀部對共工作組組長為首的使團，向中共提出了局部和平的方案，並建議中共方面派出負責官員前往南京與日軍總部首腦直接談判……經中共中央馳電批復，新四軍聯絡部長楊帆便啟程赴南京。抵寧次日，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副參謀長今井武夫和楊帆開始正式談判，並提出‘局部和平文本草案’，除雙方停止軍事行動以之外，日方還答應讓出八個縣城，新四軍保持中立，也可以將來和日方合作，共同對付蔣介石的國軍和美、英方面……這化敵為友的第一次正式談判自然未獲實質性成果，但已協商好保持秘密接觸的級別、方式、地點、時間，為進一步談判做好了準備工作。這一系列賣國勾當便是弗拉基米若夫在一九四五年八月發現的秘密。”69

　　難怪共產國際的特派員氣憤地指責說：“毛澤東在侵略者面前向後退縮，卻乘中央政府和日軍衝突之際為自己漁利。在民族遭受災難、人民備嘗艱辛並作出了不可估價犧牲的時刻，在國家受制于法西斯分子的時刻，採取這種策略，豈止是背信棄義而已……什麼國際主義政策，跟毛澤東哪能談得通，連他自己的人民也只不過是他在權力鬥爭中的工具罷了！千百萬人的流血和痛苦，災難和憂傷，對他來說，只是一種抽象的概念。啊，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啊！我們往往是過分地把它簡單化了！”70


第四、中共為“解放戰爭的勝利積累了豐富經驗，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本段標題上的引文，是中共党史學家們為中共的“抗日”所作的最為科學的總結71。歷史的事實是，一九三六年底，當毛澤東率領紅軍將領致蔣介石書，請求不要再攻打紅軍時，中共紅軍僅存不足二萬人馬，其勢力亦不足三縣之地。全面抗戰開始後至一九三七年底，中共已經擁有十萬軍隊，占地三萬五千平方公里，挾人口一百五十萬。至一九四三年，在敵後共一億八千三百萬的總人口中，中共已經能夠控制擁有五千四百萬人口的根據地。至一九四五年，中共已經在全國建立了十六個根據地，其中五個有各級政權，八個有行政委員會，三個為軍事區域，中共黨員既已達一百二十萬人，其軍隊也已達一百二十萬之數，所挾人口已達一億以上。與一九三六年的中共相比，僅在軍力上便是八年前的六十倍；與在八年全面抗戰中傷亡了數百萬官兵、陣亡了二百余位將官的國民黨軍隊相比，其反差之大，足以令人觸目而驚心。難怪中共党史學家們要說，中共正是在“八年抗戰”之中，才“為解放戰爭的勝利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兼 問　　是誰“摘了桃子”？

　　在中國大陸，幾乎人人皆知，毛澤東曾指罵蔣介石在抗戰剛剛勝利之時，便立即從峨嵋山上趕下來“摘桃子”了，意即下山“搶奪”抗戰的勝利果實了。然而，姑且不說蔣介石曾多少次親自下山指揮抗戰，也不說蔣介石在山上曾遭遇過日本飛機的多少次狂轟濫炸，單就整個的抗戰歷史而言，亦正是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才真正領導並堅持了抗戰，是國民黨軍隊才為保衛中華民族的血脈而浴血苦戰、壯烈犧牲。因此，抗戰勝利後，即便是蔣介石要走下山來“摘桃子”，也是理所當然。相反，恰恰是毛澤東和他的中共，才在八年抗戰中執行了一條賣國主義的假抗日和真擴張路線。而毛澤東既從來沒有走下黃土高原，更沒有命令和指揮過一次抗戰，更不用說上過一次前線。相反，他所有的電報指示，不是制止中共軍隊抗日，就是教導他們如何“專打友軍，不打敵軍”，直至命令他們“長期隱蔽、積蓄力量”，從而為戰後立即發動那一場殘酷的內戰，“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並終於奪取了中國大陸的政權。如是，中共江山“非得自於國民黨，而是得自於日本”的歷史事實，才真正揭穿了“摘了抗戰勝利這個大桃子的”，不是別人，恰恰是毛澤東和他的中國共產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