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蔣介石保衛民主革命、推進祖國統一的歷史功勳

　　偉大的中華民族，從來就對失敗的英雄懷有特別的崇敬之心，一曲兩千年久唱不衰的“霸王別姬”，古往今來曾催動了多少人深情而又痛惜的淚水。

　　然而，令人痛心的是，近半個世紀以來，我們面對著一位曾保存了我們偉大民族血脈的民族英雄，一位曾保衛了中國國民革命、推進了祖國民主統一的革命領袖，一位曾預言共產革命只能使我們的民族與人民陷於萬劫不復的悲慘境地，因而自始至終堅持要反對和剷除共產革命勢力的偉大人物，只因他是一九四九年那一場巨大失敗的代表者，因而才不僅被他的敵人糟蹋得不成樣子，甚至被他的背叛者、某些追隨者和新一代不解歷史者，否定並諱言至今。這一歷史的極不公正，隨著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大陸民間歷史反思運動的深入發展，中國大陸人民對蔣介石先生的認識，也就日益地在擺脫著中共種種謊言和欺騙的桎梏，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歷史，確實已經走到了能夠還蔣介石先生原貌的這一天。

　　本書上卷將從本章起，在辨析中國現代歷史發展的同時，兼為蔣介石先生辯。因為缺少了對他的正確認知，也就失去了對中國現代歷史進行真正認知的可能。


一　　建成革命武力以“底定廣東”、準備北伐

　　應該說，孫中山先生和中國國民黨，在為“竟辛亥之功”而艱難奮鬥的十數年反復辟歲月裏，蓋因袁世凱、張勳能擁遺朝之兵以求公然復辟，北洋軍閥能據私家之兵“假共和以復辟”，地方封建軍事勢力則因“有槍便是草頭王”而割據一方，唯革命黨人無槍無炮無軍隊，反復辟才至於屢興屢衰，甚至屢遭叛賣。孫中山和中國國民黨因痛感沒有革命武力，才不能在那個恃武力以復辟的時代，奪取反復辟的勝利，更不能實現北伐打倒軍閥的歷史願望，因而決心建立革命之武力，以反對復辟之武力。由是，陳炯明叛變之後，重建廣州革命政府，尤其是建立革命武裝，便成為孫中山先生一心相與的重大事業。而這個重大事業的關鍵一步，便是建立黃埔陸軍軍官學校，以召收、訓練、培養一支革命的軍事力量，以期能夠依靠這支力量，達成反復辟 —— 即北伐打倒軍閥的國民革命目標。


第一、孫中山信任、重用並寄希望於蔣介石

　　據一九八九年後中國大陸歷史學家證實，蔣介石自一九零七年赴日本留學，即參加了中國同盟會，開始追隨孫中山先生從事國民革命，並成為名副其實的革命黨人。一九一一年四川保路風潮起，他曾“托故假歸”，在上海和陳其美密商起義計畫，設法營救了同盟會員張恭。辛亥革命爆發後，他又與張群秘密離日，回浙江參加領導起義，並獲成功。嗣後，在反對袁世凱復辟、北洋軍閥“假共和以復辟”的歲月裏，他始終追隨孫中山先生，參加孫先生所組建的中華革命黨，堅持在上海、東北和日本等地從事反復辟的鬥爭，雖然遭袁通緝，但革命志向不改。一九一七年孫中山首舉“護法”旗幟，他即向孫中山先生四呈對軍閥作戰計畫，尤其是“對北軍作戰計畫”和“滇粵兩軍對閩浙單獨作戰計畫”，竟成為十年後北伐作戰方略的藍本。他的軍事才能由是而得到了孫中山先生的很大賞識。01 一九二零年十月二十九日，孫中山先生在給蔣介石的信中已稱：“計吾黨中知兵事而能肝膽照人者，今已不多得。唯兄之勇敢誠篤，與執信比，而知兵尤過之。”

　　一九二一年六月十四日蔣母去世，孫親纂祭文曰：“文與郎君介石遊十年，共曆艱險，出生入死，如身之臂，如驂之靳，朝夕未嘗離失……其介石也，慈愛異常母，篤責如嚴師，裁其跅弛，以全其昂昂千里之姿，雖夷險不測，成敗無定，而守經達變，如江河之自適，山嶽之不移。”

　　一九二一年，當蘇俄與第三國際派代表馬林赴中國廣西拜見孫中山先生時，孫曾宣佈“他願意派一個最能幹的人去莫斯科。”02 這個“最能幹的人”蔣介石先生，後來在赴俄考察中曾當面反對蘇俄支持外蒙古獨立，公開申明中國對外蒙古的主權不容劫奪，憤怒反擊了中共留學生對孫中山先生和三民主義的惡意攻擊。為他從此視蘇俄的“主義與事實”有別，並對蘇俄“欲染指中國及其滿蒙的赤色帝國主義野心”產生警惕，奠定了直接認識的重要基礎。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因陳炯明叛變，蒙難中的孫中山先生曾急電蔣介石“事緊急盼速來。”蔣立即銜命赴難。對此，孫中山先生稱：“陳逆之變，介石赴難來粵，入艦日侍餘側；而籌策多中，樂與予及海軍將領共生死。”甚至稱“蔣君一人來此，不啻增二萬援軍。”03 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孫中山先生甚至托廖仲凱捎親筆信，謂蔣“兄能在軍中多待一日，則我之信用可加多一日。”

　　孫中山先生的日本密友，梅屋莊吉先生的長女國方千世就曾在回憶中說：“孫先生說過，蔣介石是可以繼承我的一位青年。”04

　　即便是曾守侍孫先生病塌，為孫先生記遺囑，後十數年竟以蔣為嫉、為敵的汪精衛，也曾一再對蔣說：“孫先生臨終前，曾一再呼喚介石，介石……”05

　　一九二三年二月，孫中山先生決任蔣為大本營參謀長。

　　一九二四年五月二日，黃埔軍校創建，孫特任蔣為黃埔軍校校長，以期蔣能夠培訓一支北伐的黨軍。其時，雖因廖仲凱向軍校延進大批蘇俄軍事顧問和中共黨員， 06 從而使蔣痛感事事制肘，曾忿而還鄉。但是，孫先生對他的一再敦請，和他對孫中山先生本人及國民革命的忠誠，還是使他接受了這個光榮而且重大的任命。蔣從此為培養一支革命的武裝，進而用這支“專打軍閥，絕不擾民”的党軍（陳獨秀語）保衛廣東革命政府，開拓國民革命大業，底定和統一廣東，直至領導北伐打倒軍閥，曾竭盡其一身之功。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日黃埔軍校開學，蔣介石為軍校題“親愛精誠”四字。八九年前中國大陸史家已稱： “他要求學生極為嚴格，經常召集學生訓話……日常事務一一過問，所以，黃埔軍校辦得虎虎有生氣，很快就培養出一批合格的軍事人才。”07 一九二六年北伐出師時黃埔軍校已召收學生五期，共七千四百餘人，為未來的國民革命軍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青年軍官。一九二四年十月至十二月，蔣即以軍校畢業生為骨幹建立了兩個教導團。一九二五年第一次東征後又建立了第三教導團，並擴充成師。是年四月正式更名為“党軍”，蔣任司令。八月，組成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蔣親任軍長。


第二、蔣介石用革命武力底定廣東，被“倚為長城”

　　一九二四年十月，廣州商團頭目陳廉伯在英國支持下糾合武裝，密謀叛亂，妄圖推倒革命政府。國慶日，商團竟實行總罷市，于西關各處遍貼“打倒孫政府”的標語，並于西關各街道嚴密封鎖交通，試圖阻止廣州群眾及軍校學生的國慶遊行，不得，遂于太平路西豪口開槍射擊遊行隊伍，當場打死十餘人，傷百餘。蔣接孫中山命令後，立即率領軍校學生隊赴廣州，並督率其他部隊，向西瓜園、太平門、普濟橋一帶警戒。十五日晨，商團來犯，蔣率學生軍堅決還擊，其他各軍亦沿途夾擊，遂大敗商團。陳廉伯逃港，商團叛亂亦告敗亡。蔣與黃埔學生軍建立了保衛南方革命政權的第一功。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因孫中山北上，叛將陳炯明遂乘機自封為“救粵軍總司令”，準備進攻廣州。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廣州政府命蔣率黃埔軍校教導團、學生軍和粵軍第二師張民達部、第七旅許濟部出發東征。是為第一次東征。東征軍在蔣指揮下，連下東莞、石龍、常平、深圳，十四日與陳炯明血戰淡水兩晝夜，消滅大量叛軍，克淡水後，又次第攻佔平山（今惠東）、海豐、陸豐、普甯、揭陽、汕東、湖安等州縣。三月二十日叛軍以一萬餘眾攻擊東征軍，蔣乃命何應欽率教導團及學生軍死拼，並令教導二團及粵軍第七旅支援，始將頑敵擊退，並乘勝擊潰陳炯明主力，東征軍又占阿婆（今揭西）、玉華、光甯、梅縣，餘逆遂退至江西境內。八九年後，中國大陸歷史學家曾寫道：“在第一次東征中，蔣介石都是親臨前線，先後發出命令、手諭、電報、訓話、告誡、及所作的緊急處置達六十多次。”08

　　一九二五年四 —— 六月間，當蔣介石東征之時，滇、桂軍楊希閔和劉震寰已在勾結謀叛。而當東征軍底定潮、梅，進行修整之際，楊、劉因陰謀敗露，遂公然叛變，武裝佔領廣州省長公署和財政廳各機關。被迫遷往廣州河南辦公的大本營，急令蔣率東征軍回師廣州平叛。蔣回廣州後，遂兵分三路，於龍眼洞、瘦狗嶺、廣九路火車站迅速擊敗滇桂軍，斃滇軍師長趙成梁，俘桂軍師長陳天泰。劉、楊遂無心戀戰，逃往香港，叛亂歸於失敗。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二日，大本營任命蔣介石為廣州衛戌司令。

　　一九二五年十月初，因陳炯明叛軍主力垮而未亡，仍為重大威脅，大本營命令蔣介石率軍第二次東征，蔣即兵分三路向東江地區進發。在蔣指揮下，東征軍一部與陳部激戰三日，克惠州。東征軍另一部僅以兩個營的兵力，與叛軍洪兆麟、謝文炳部八千人激戰于海豐，十月二十二日收復海豐，生俘大批敵軍。東征軍又一部，乃於十月二十七日與叛軍一萬余人激戰于華陽，先為敵所困，後因蔣驅援軍趕到，而擊退叛軍。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五日，蔣介石終於率軍收復東江，將陳炯明叛軍全數消滅，取得了第二次東征的勝利。為此，八九年後的中國大陸史家又寫道：“在第二次東征的具體戰鬥過程中，蔣介石親臨前線指揮，有關作戰的命令與電文來往頻繁。”09

　　一九二五年十至十一月，即第二次東征期間，蔣介石在隨軍指揮潮、梅戰鬥時，因得知粵南軍閥鄧本殷進窺廣州，陽江、羅定、雲溪各縣亦已被占。蔣當機立斷，令李濟深率獨立第一旅及第三十四團回援，並命第十一師待命。當東征軍平定北江後，蔣又立即增兵南路，命第三軍軍長朱培德任南路總指揮，分兵四路，會攻南陽。十一月七日克陽江，二十三日克廉江，鄧本殷退瓊州。蔣即命李濟深所屬第十一、第十二兩師負責肅清瓊州之敵，李部遂渡海作戰，瓊州終克，鄧本殷被消滅。

　　因蔣介石上述一系列軍事勝利，使革命政府“底定廣東”的願望迅速達成，蔣從此被政府與民眾“倚為長城”。對此，中共黨魁陳獨秀曾於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二日在中共機關刊物《嚮導》雜誌上發表文章說：“現在蔣介石先生手創了有力的黨軍，用這包打軍閥絕不擾民的黨軍，不顧成敗利鈍地肅清了那些拉夫開賭、苛稅苛捐、各霸一方，歷年擾害廣東人民的滇、桂、粵各派小軍閥，以圖廣東軍政財政之統一，這不但為國民黨建立了驚人的勳勞，並且為已死的中山先生出了多年力不從心的怨氣。中山先生及他手創的中國國民黨，倘若沒有這幾個月國民政府一面肅清內部惡勢力，一面反抗外部惡勢力的堅決舉動，幾乎使人民懷疑到什麼三民主義，什麼革命事業，都不過是欺騙人民的鬼話了！”10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日和三十日，陳獨秀又在《嚮導》週刊上發表文章，稱“蔣介石是實行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實行三民主義的革命派。”

　　歷史的事實已經證明，蔣介石迅速底定廣東，既對中國國民革命之廣東根據地的真正建立功莫大焉；更為其後領導北伐打倒軍閥的大業，奠定了至為重要的政治和軍事基礎。


二　　利用“中山艦事件”以反擊蘇俄僭權、限制中共篡權

　　“中山艦事件”是國共兩黨第一次公開的大衝突，也是孫中山先生逝世後，國民黨對蘇俄與中共“挖心戰術”的第一次公開大反擊。由此國民黨乃得救，由是共產黨則註定了它在一九二七年失敗的命運。是故，國民黨稱之為“蔣中正救黨”，共產黨則從此對蔣介石恨之入骨。

　　七十餘年來，國共兩黨對“中山艦事件”各執一說，中外史家更是莫衷一是。用相互指責的辦法既不能誠服眾心；用索引與考據的研究亦難使雙方黨人悅服。在中國大陸，中共歷史學家乃眾口一辭，以党言為立言。即便是八六年後，大陸新一代歷史學者已經越來越走上了“過度美化”11 蔣介石和國民黨的道路，但對該事件的評價，仍因中共領袖曾明言欽定，所以至今尚無人敢公開推翻中共定論。至於暗中、私下或在民間，自然早已是“各抒己見”。在中國臺灣，隨著言論由小限制走向大開放，對這一歷史事件早已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但不論是國民黨的鐵杆忠臣，還是某些要“淡化歷史”的史家，他們對該事件的研究與判斷，仍然和中國大陸頗多區別。為此，筆者將根據國共雙方和兩岸史家對中山艦事件的看法，並從中山艦事件發生的歷史背景和歷史後果出發，以尋求歷史的公正結論。


第一、國共兩党及兩岸學者對中山艦事件的看法

　　一、中共領袖周恩來指“中山艦事件是蔣介石一手製造。”12

　　二、國民黨元老陳立夫稱：“三月二十日所發生的中山艦事件，是一次陰謀，完全是針對蔣先生而來的。”13

　　三、一九八六年於中國大陸出版的《中國現代史》是這樣敍述“中山艦事件”的：三二零事件發生前，蔣介石支持下的孫文主義學會分子到處散佈謠言說共產黨要暴動，推翻國民政府，組織工農政府，以惑亂人心，煽動反共。三月十八日，黃埔軍校駐省辦事處通知海軍局，謂奉蔣介石命令，調派得力兵艦二艘開赴黃埔，聽候差遣。海軍代理局長李之龍（按：青年軍人聯合會負責人，共產黨員）即派出中山、寶璧二艦前往。但十九日晨軍艦到達黃埔後，蔣卻聲稱並無調艦命令，隨後因蘇聯參觀團要參觀兵艦，李之龍經請示蔣，又將中山艦調回，十九日下午六時半該艦駛抵廣州。中山艦得往返開動，本是奉命行事，但蔣介石卻說這是“無故生火達旦”，是“擾亂政府之舉”，亦即誣衊共產黨要暴動。蔣以此為藉口，於三月二十日淩晨擅自宣佈戒嚴，調動大批軍警，斷絕廣州市內外交通，逮捕了李之龍，佔領了中山艦和海軍局，扣捕了黃埔軍校和第一軍中做黨代表及政治工作的共產黨員，並包圍了蘇聯顧問團住宅和省港罷工委員會，收繳了兩處衛隊的槍械。14

　　四、一九八八年臺灣出版的《中國現代史》，則對該事件做了另一番敍述：三月十八日晚代理海軍局長李之龍（共產黨員），令蔣校長座艦中山艦由廣州駛回黃埔，準備劫持蔣中正直駛海參威，送往俄國。三月二十日，蔣採取斷然措施，拘捕李之龍，扣留中山艦，包圍俄國顧問住宅及共黨機關，收繳共党分子所操縱的罷工委員會槍械，是為“中山艦事件”。中山艦的調動，系聽從俄國顧問的命令。事發之後，俄國顧問季山嘉等被遣送回國，共黨同意解除中共分子在軍校中擔任的職務，並解散“青年軍人聯合會”，軍校教務長鄧演達的職務亦被解除。15


第二、“中山艦事件”發生後中共與蘇俄的態度

一、中共態度

　　其一、中國大陸出版的《中國現代史》云：中共中央和蘇聯顧問對蔣介石採取了妥協退讓的方針。張國燾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廣州。他一面動員中共廣東區委執行妥協方針，一面對蔣進行所謂親善訪問，表明中共繼續支持蔣的態度。16

　　其二、一九八九年前的中共歷史學家在其專著中亦云：陳獨秀主張妥協退讓，對蔣介石的這一背叛行為非但不予指責，反而表示“抱歉”，批評共產黨人“太急進”，不應“包辦”太多。17

　　其三、一九八九年後的中共歷史學家在其著述中稱：一九二六年四月三日，陳獨秀在《嚮導》上發表了“中國革命勢力統一政策與廣州事變”一文，說：“蔣介石是中國民族革命運動中的一根柱石，共產黨若不是帝國主義的工具，絕不會採用這種破壞中國革命勢力統一的政策。”18

　　其四、該歷史學家又稱：進而，在六月四日，陳獨秀寫了三封信發表在《嚮導》上。信中寫道，“從建立黃埔軍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蔣介石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動”，而且表示，“中國共產黨若陰謀倒蔣，就應該起來打倒共產黨，共產黨員若陰謀倒蔣，就應該槍斃”。19


二、蘇俄及其顧問態度

　　其一、中國大陸史書云：四月底，蘇聯顧問鮑羅廷在回國三個月後返回廣州，他主張對蔣作最大的讓步，承認蔣於三月二十日以來所取得的權力。20

　　其二、《陳立夫回憶錄》稱：那時（指中山艦事件發生時），俄國方面也不願意和蔣先生關係惡化。後來在北平大使館的檔中，發現當時俄國顧問（指季山嘉），受莫斯科的責備，稱他們輕舉妄動。……他們明白如果國民黨一旦在廣東失敗，那共產黨也將無法生存。 21

　　其三、中共黨史專家引述：中山艦事件後不久，蘇俄駐廣州領事館，即派人拜詣蔣介石，詢問中山艦事件是針對某些個別人還是針對整個中俄關係？蔣當即回答是“對人”。不久，蘇俄乃令季山嘉等回國，中俄關係仍舊。22

　　其四、臺灣歷史學家云：俄顧問看汪精衛不行，只好棄車保帥。經過協議，給汪留點面子。三月二十二日，大家齊集汪公館開政治會議，其中有一項決議說：“汪主席患病，應予暫時休假。”從此一直休到十六年四月。即一九二七年四月。23

　　其五、日本《產經新聞》曾連載的《中日關係八十年之證言》稱：事後（指中山艦事件後）蘇聯顧問團成員曾經自行檢討，承認失敗而有如下的自責：一是俄國人對中國風俗習慣不注意，引起中國人反感；二是中國共產黨不知盡力於組織國民黨，默然轉移，只知以顯明地擴充共產黨為工作總方針，欲在各處把持一切指揮之權，招致國民黨員之反擊。季山嘉等一部分人，於二十四日自廣州處分歸國；國民政府複於四月二十四日解除俄國顧問十余人的聘約。這才削弱了俄國人的控制力。 24

　　應該說，中共與蘇俄在事件發生後的“態度”，已能表明這個事件的“蹊蹺”所在，亦已經能夠揭示這個事件的事實性真相。


第三、中山艦事件發生的歷史背景與歷史後果

一、歷史背景

　　重大歷史背景之一：中山艦事件發生在國民黨“二大”之後。就國民黨一方而言，是孫中山先生在“聯俄容共”做法上的失誤，才留下了蘇俄與中共對國民黨施行 “挖心戰術”的歷史契機；是廖仲凱的“左派”幼稚病，才使得大批共產黨員能夠在國民黨內攫取權力，並造成了汪精衛的上臺；是汪精衛為代表的“左派”權力病，又使得蘇聯顧問成了國民黨“左派”的太上皇，使蘇俄與中共竊奪了國民黨和國民革命的領導權，更將國民革命逼向了共產革命的危險邊緣。就中共一方而言，其突出的表現，據中國大陸史家稱：在國民黨二大以前，在廣東工作的共產黨人毛澤東、周恩來、陳延年等（均是參加了國民黨的共產黨員），曾決定對國民黨採取打擊右派、孤立中派、擴大左派的政策，計畫在大會上（按：即國民黨二大）公開開除戴季陶、孫科等人的黨籍，爭取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名額中共黨員占到三分之一，少選中派，多選左派，使左派占絕對優勢。25

　　中共《中國現代史》亦云：國民黨“二大”於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至十九日在廣州舉行。到會代表二百五十六人。其中加入了國民黨的共產黨員代表約占五分之三。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在大會上占了壓倒的優勢，從而保證了大會的正確方向。……大會駁斥了國民黨右派對共產黨的攻擊誣衊，進行了反擊右派的鬥爭。大會作出了“彈劾西山會議派”和“處分違反本党紀律黨員的決議”，對西山會議首要分子鄒魯、謝持“永遠開除黨籍”，居正、石青陽等因列名“國民黨同志俱樂部”（由國民黨老黨員馮自由、馬素等組織的團體）“予以除名”；其他分子被書面警告，限期悔改，對戴季陶也發出了“促其猛醒、不可再誤”的警告。大會選舉中央委員三十六人。……在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中，各有共產黨員七人，會後譚平山、林祖涵（兩人均是共產黨員）繼續擔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和農民部長，毛澤東為宣傳部代理部長。各部做實際工作的秘書均為共產黨員。同時，各地方黨部（國民黨黨部）大多數由共產黨員主持。26

　　中共史學家的上述文字，無疑是蘇俄與中共如何對國民黨進行“挖心戰術”的一份 “自白書”。對此，臺灣史家的證詞雲：所選出的三十六名第二屆中央執委，絕大多數屬於汪系和共派的人馬。再由三十六名委員，選出九名常務委員，他們的名次是汪兆銘（精衛），譚延闓，譚平山，蔣中正，林祖涵，胡漢民，陳公博，甘乃光，楊匏安。上列九名中，汪系三名，即汪、陳、甘；共派三名，即譚、林、楊；其餘三名無所屬。譚延闓與汪較近，胡在莫斯科，蔣被孤立起來。這個名單使人們有“黃鍾毀棄，瓦缶雷鳴”之感。27

　　上述事實已經十分清楚地證明：正是在國民黨的“二大”上，即“中山艦事件”發生三個月之前，中共已經在蘇俄的指使和汪精衛的配合下，基本上達成了對國民黨和國民革命領導權的竊奪。更何況歷史早已證明：七十餘年來中共從不曾允許過任何一個其他黨派的人入它的黨，做它的秘書，任他的委員、部長、常委，更不曾將各級地方黨委都交由它党人士去把持，也不可能任由它黨的人在共產黨內開除共產黨的元老，訓令共產黨的骨幹，奪取共產黨的權力……。

　　重大歷史背景之二，是在國民黨“二大”之後。此時，中共與親共派即“左派”，已如其願望地在國民黨內佔據了絕對優勢；反共派與遠共派即右派和中派，已被打擊和孤立；國民黨中央的党權，已基本上被共產黨人所纂奪；國民黨各地方黨部，亦已大部分為共產黨人所把持；國民革命軍六個軍的軍政治部主任，有五位由共產黨員擔任，28 海軍局政治部主任是共產黨員李之龍……。是時，因底定了廣東、鞏固了廣東革命根據地，而被倚為“長城”和“柱石”的蔣介石先生，如能夠俯首貼耳地聽命于蘇俄，又能夠甘當“左派”，並與中共聯手，一起來把中國國民革命徹底變成為俄國的共產革命，把國民黨也徹底地變成共產黨，或乾脆將國民黨徹底消滅，則蘇俄與中共大約也就不會把蔣介石先生視為眼中釘、肉中刺，而非打倒他不可了。

　　但是，蔣介石既于廖案發生時，保護了國民黨元老不受蘇俄顧問的逮捕；又於“二大”召開之際，主張對國民黨中的元老派、即反共派從寬；在黃埔軍校，又不支援中共地下組織“青年軍人聯合會”進行陰謀地下活動；（按：中山艦事件後，蔣將其解散）；尤其是在國民黨“二大”和二屆一中全會上，他又數次提出了北伐的建議，堅持要求提前北伐；特別是他握有實權、即軍權；這就使得蘇俄、中共和汪精衛不僅對他疑忌重重，而且深感他的威脅。因此，如何使蔣手中的軍權變成汪精衛手中的實權，並能為蘇俄顧問所指揮，便成為“二大” 以後，蘇俄、中共和汪精衛所一心要謀求的了。此其一。

　　其二、國民黨“二大”前，如果說蔣介石的某些作為，還未能及時引起蘇俄對他的足夠警惕，蘇俄軍事顧問團還僅僅將他認做“中派”，只孤立他而未打擊他，那麼，待到蔣介石在“二大”和二屆一中全會上一再堅持提議北伐，卻犯了蘇聯顧問的大忌。蘇俄認為，一是中共剛剛在廣東依靠國民黨而立足，既未立穩，更未獨立；二是其影響與勢力，尚遠未及華中與華北地區，倉促北伐，只可能使他們有“得不著湖北，反失了廣東”之虞（參見下卷第一章）。因此，繼續發展與鞏固中共在廣東的力量與地位，以在北伐前能夠于華中及華北地區建立蘇俄與中共的社會基礎，這才是蘇俄顧問與中共雖深知全中國人民正在翹首盼望北伐，卻決心反對北伐的真正原因。而要反對北伐，就必須打擊堅持提出北伐，並且已經享有威望和擁有實力的蔣介石。由是，在汪想擠蔣、俄想壓蔣、中共想倒蔣的局面之下，則汪、俄、共合流以打蔣，也就勢所使然。自國民黨“二大”召開直至“中山艦事件” 發生，蘇俄、中共以及汪精衛用以對付蔣介石的手段，一是針對蔣提出北伐，鮑羅廷立即率蘇俄軍事顧問團全體成員反對，鮑於會上即聲稱：“黨的力量在前，革命的武力在後。”29 二是會下和會後，蘇俄立即聯合中共、汪精衛和左派發動倒蔣運動，既在廣州市區到處張貼反對北伐的傳單，又開始攻擊蔣介石是“新軍閥”，蘇俄軍事顧問團團長季山嘉更在黃埔軍校竭力宣揚“北伐必敗論”，宣揚校長蔣中正“不革命”，30 進而聯合汪精衛煽動第一軍第二師師長王懋功叛變。31 三是汪精衛想免除蔣的職務又不敢，故先暗示蔣離開廣東北上幫助馮玉祥練兵，後又暗示蔣出國赴俄考察，實際是想把他扣留在俄國。四是蔣鑒於此種處境，乃向汪提出辭呈，但汪既不批准又不慰留，置蔣於進退兩難境地。32 由此可以想見，此時的蔣介石如果還要硬頂下去，則蘇俄、中共和汪精衛下一步“打蔣”的辦法，又將是什麼呢？

　　重大的歷史背景之三，乃是蔣介石個人的思想基礎與國民黨及他本人在“二大”後的處境。一九二三年，孫中山先生雖派了一個“最能幹”的人率領“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俄考察，但是，這個最能幹的人蔣介石赴俄考察歸來，不僅撰寫報告書給孫中山先生和國民黨中常委，如實呈述蘇俄的“主義與事實”有別，要求孫中山和國民黨警惕蘇俄的目的和野心，而且，他還專門寫信給傾心蘇俄的廖仲凱，敦勸說：“以弟觀察，俄黨殊無誠意可言。即對兄言俄人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過信俄人而不能盡掃兄之興趣之言也……其對中國之政策專在滿、蒙、回、藏諸部皆為其蘇維埃之一，而對中國本部未始無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專求於人而能成者，絕無此道…… 所謂英、俄、法、美、日者，以弟視之，其利於本國而損害他國之心，則五十步與百步之分耳。”33 可以說，正是赴俄考察，才奠定了他一生作為“反共先覺”的思想基礎。並且，他的正確也已為歷史的發展所完全證明。然而，蔣介石鑒於他對孫中山先生和國民黨的忠誠，和他對孫中山重視“俄援”的理解，他才一方面為顧全大局而赴粵任職，一方面則用韜誨之計以存身、建軍和助黨。然而，孫中山逝世後，面對著蘇俄、中共對國民黨所加劇的種種分裂和竊奪手段，他雖然在盡其所能地回護著本黨的利益，保護著本党的人士，發展著本黨的革命軍事事業，但是國民黨在自己“二大”上被人“挖心”的慘劇，和他本人在“二大”後日漸成為蘇俄、中共和汪精衛眼中釘的處境，終於使他有了護黨的強烈願望和本能的自衛要求。尤其是當他身處“辭職既不獲准，赴俄心又不甘”的境地時，34 他“內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35 此時此刻，如果再有人唆使他的部下對他操槍叛變，並且當真要劫持他赴海參威而予以軟禁時，他作為一名軍人的責任心、自尊心與榮譽心，自然決定了他“反擊” 的完全可能性。而作為一位忠於孫中山、忠於中國的國民革命，曾因“底定廣東”而被倚為“長城”，更一心嚮往北伐，以求實行孫中山遺志與全國人民願望者，他終於借機挺身救党和保衛國民革命，雖則是“逼上梁山”，卻更是“責之所在、義之所存、使命之所然”了。


二、歷史後果

　　其實，當我們已經明白“中山艦事件”發生的歷史背景之後，我們對“中山艦事件”的真相也就應該有所“真知”了。不論稱它是蘇俄與中共要倒蔣的“陰謀”，或是稱它為蔣介石要護黨或自衛的“製造”，我們都已經有了這個“陰謀”和“製造”的“背景根據”。概而言之，它若不是蘇俄、中共與汪精衛“倒蔣”的必然一著，便是蔣為“護黨和自衛”而被迫予蘇俄、中共和汪精衛的第一次大反擊。至於汪精衛本人因中山艦事敗乃為俄所棄，和蘇俄同意將軍事顧問團連團長季山嘉在內的十幾位軍官撤回國中，尤其是中共黨魁陳獨秀和張國燾等人的一再道歉、賠禮和自責，也就更能說明它的“根由”與“底蘊”。但是這一切還不能說明“中山艦事件”的根本性質。因為我們只有看清了“中山艦事件”所產生的歷史後果，我們才能真正明白“中山艦事件”的本質。那麼，“中山艦事件”的歷史後果又是什麼？

　　其一、它是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人，趁機對蘇俄與中共借國民黨“聯俄容共”而分裂和竊奪國民黨党權，誘逼中國國民革命為俄式共產革命的第一次大反擊，並且獲得了成功。

　　其二、它是中國國民黨自有“聯俄容共”做法以來，第一次對黨內的“親俄護共派”危害本党、危害國民革命、阻礙中國國民革命進程之錯誤和罪惡的第一次沉重打擊，並從此於國民黨中凝聚起一股反擊蘇俄和中共的正義力量，為蘇俄與中共的嗣後反撲，打下了反擊的基礎。

　　其三、正是中山艦事件的發生，才使得大部分國民黨人重新認識了本黨的目標、理論、綱領和路線，從而開始意識到國民黨的國民革命和共產黨的共產革命之本質區別，意識到“聯俄容共”做法的重大失誤和“走火入魔”，已經使中國的國民革命陷入了怎樣的困境。

　　其四、也正是中山艦事件，才在孫中山先生逝世之後，當中國國民革命就要被誘逼成俄式共產革命的歷史關頭，中國國民黨卻在自身隊伍中，崛起了一個要堅決保護中國國民黨和推進中國國民革命的新領袖 —— 蔣介石先生，從而使蘇俄與中共要繼續誘逼中國國民革命為俄式共產革命的陰謀，遭遇到了強有力的抵制和反擊。

　　總而言之，如果中山艦事件純屬蘇俄、中共和汪氏要“倒蔣”的共同陰謀，則這個陰謀卻逼出了一個“中國國民革命的正面效應”，達到了蔣介石能夠借機反擊蘇俄僭權和中共篡權的目的；退一萬步而言，如果中山艦事件完全為蔣介石一手製造，則它無非是蔣介石在萬般兇險之下，為自衛救黨和保衛中國國民革命而厲行的一個手段，則同樣達到了反擊蘇俄僭權和中共篡權的目的。因此，不論中山艦事件事出何因，何人，它發生的背景與後果，都證明了這個事件的歷史效應是正面的，而非反面的；是正確的，而非錯誤的；是前進的，而非倒退的，是革命的，而非反動的；是中國國民革命抵制和反擊蘇俄及中共對它實行誘逼的第一次大成功。由是蔣氏的功績才理應為之一贊。


三　　提出整理黨務案、通過刻期北伐案以堅持民主革命方向

　　中山艦事件之後，蘇俄與中共的退讓，一是出於不得已 —— 因為蔣有軍權和實力；二是準備伺機反擊 —— 為了牽制和阻止蔣北伐。蔣介石因既知分裂國民黨、篡奪國民黨党權和誘變中國國民革命，乃是蘇俄與中共的一心所想，所以，為了保護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國民革命，並為了顧全國民革命的大局，乃提議召開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從“改善中國國民黨和共產黨間關係，糾正兩党黨員妨礙兩党合作之行動及言論，保障中國國民黨黨綱黨章的統一權威，確立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地位及其意義出發”，提出了“整理黨務案”：36

　　一、凡他黨黨員加入本党者，各該黨應訓令其黨員，明瞭國民黨之基礎為總理之三民主義。對於總理及三民主義，不得加以批評和懷疑。二、凡他党黨員加入本党者，各該党應將其加入本党黨員之名單，交本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保存。三、凡他党黨員加入本党者，在高級黨部（中央黨部、省黨部、特別市党部）任執行委員時，其數額不得超過各該党部執行委員總額之三分之一。四、凡他党黨員之加入本黨者，不得充任本黨中央機關之部長。五、凡屬於國民黨黨籍者，不得在黨部許可以外，有任何以國民黨名義召集之會議。六、凡屬於國民黨黨籍者，非得有最高黨部之許可，不得另有政治關係之組織及行動。七、對於加入本黨之他党黨員，各該黨所發之一切訓令，應該先交聯席會議通過，如有特別緊急事故，不及提交通過時，應該將此項訓令，請求聯席會議通過。八、本党黨員未受准予脫離黨籍以前不得加入其他黨籍。如既脫離本黨黨籍而加入他黨者，不得再加入本黨。九、黨員違反以上各項時，應即取消其黨籍，或以所犯之程度，加以懲處。37

　　同時，為解決兩黨與兩党黨員糾紛，國民黨又於五月十七日提出並通過了“聯席會議組織大綱案”八條。38

　　蘇俄顧問鮑羅廷鑒於中山艦事件之後的國共兩黨態勢，對國民黨二中全會通過的“整理黨務案”，事前事後均未表示反對態度。陳獨秀則以中共中央名義寫信給國民黨中央，表示“整理黨務案是貴黨內部問題，無論如何決定，他黨都無權贊否”。39 並於“告全黨（共產黨）同志書”中，稱“國民黨中央決議共產黨分子退出國民黨最高黨部，禁止共產黨員（指加入了國民黨的共產黨員）批評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共產黨及青年團須將參加國民黨的黨員、團員名單繳存國民黨，我們都接受了”。實際上“加入國民黨之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的名單，中共始終拒絕交出”。40

　　中共黨員毛澤東、林祖涵、譚平山，根據國民黨“整理黨務案”，被迫於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辭去所任各部部長職務。

　　國民黨於會後新設立了中央執行委員會和軍人部。蔣介石推薦張人傑（靜江）代自己為中執委主席，推薦陳果夫代他任組織部長，改邵元沖為青年部長，蔣自任軍人部長。中執委下設黨務會議和政治會議，由張人傑和譚延闓分任主席。國民政府主席一職由譚代理（原由汪精衛擔任）。七月六日，蔣被推選為國民黨中常委主席。

　　“整理黨務案”提出後，據一九八九年前中國大陸史家稱：“原來，在國民黨中央党部和各級地方黨部之中，共產黨員占很大比重，如中央組織部，最多時，在二十九名部員中，就有二十六名共產黨員。在二屆二中全會以後，對各級黨部進行了新的整理與改組，到一九二七年一月，共產黨員在各級党部中，最多不過占三分之一。”41

　　蔣介石提出並獲通過的“整理黨務案”，其巨大意義在於：首先是奪回了國民黨自身的最高權力，和“一大”以來為共產黨所迅速竊奪的組織部權力，以及部分地方黨部的權力，使國民黨重新獲得了自己的大部分党權，從而保證了領導國民革命的決策權，特別是決定北伐的權力。雖然蘇俄與中共為逞其私欲，仍然堅持反對北伐，卻已不再能改變國民黨志在領導與推進中國國民革命、特別是發動和領導北伐的決心。

　　六月四日，中國國民黨在蘇俄與中共的一片反對聲中，召開中央臨時全體會議，通過了“刻期北伐案”。七月一日，蔣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主席名義，頒發“北伐部隊動員令”，宣佈戰鬥序列和集中湖南計畫。七月四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中國國民黨為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宣言”，莊嚴宣告：“中國人民一切困苦之總根源，在帝國主義之侵略，及其工具軍閥之暴虐……本黨為實現中國人民之唯一需要，統一政府之建設，為鞏固國民革命之根據地，不能不出師以剿除賣國軍閥之勢力……”

　　七月九日，北伐軍正式出師。

　　應該說，自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以來，孫中山先生志在北伐的歷史願望，終於在蔣介石和中國國民黨人的推動和決策下，以自己訓練出來的革命軍隊作主幹，開始付諸實行了。歷史的事實是，自中山艦事件至七•九北伐出師，短短的三個餘月間，如果沒有蔣介石和一批真正的國民黨人，為保護國民黨的党權，為堅持國民革命方向，為決心發動北伐，而反擊了蘇俄和中共的僭權和篡權，則孫中山先生的歷史遺願和全國民眾所一心嚮往的北伐，非但不可能於短短的十個月之間，就能夠解放南半個中國，而且不知要拖到何年何月，更不知會改變成什麼樣的性質。這無疑是蔣介石保衛、領導和推進中國國民革命的又一巨大歷史功績。


四　　決心“清党”和重建南京政權以將北伐進行到底

　　自北伐出師到國民革命軍解放南半個中國的短短十個月內，因為蘇俄與中共曾施展種種陰謀和手段以反對、利用和破壞北伐，並造成了嚴重後果，由是，蔣介石與一大批真正的國民黨人，乃不得不于北伐勝利進軍之中堅持“兩面作戰”，才能保衛北伐和堅持北伐。


第一、蔣介石洞察其奸

　　如前所說，蔣介石瞭解蘇俄的“主義與事實有別”，燎解蘇俄的赤色帝國主義性質及其欲染指中國的野心，因此，在孫中山逝世之後，當他眼見蘇俄與中共不僅公然竊奪國民黨党權，而且公開要誘逼中國國民革命為俄式共產革命，甚至已經將廣東國民革命根據地煽變成所謂工農運動、即“共產暴民運動”的中心時，如果說，他堅持提議北伐，並要求及早實現北伐的根本目的，乃是要完成孫中山先生的未竟之志 —— 打倒軍閥，統一中國，以“竟辛亥之功”，那麼，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要用北伐來擺脫廣東國民革命正在被誘逼成共產革命的“困境”，用全國人民一心嚮往的北伐，將國民革命推向全國去，從而造成國民革命的成功。這與他後來在北伐進程中，先建議遷都武漢，後建議暫駐南昌，最後為不使武漢的悲劇在上海重演而決心“清黨”，都是出自同樣的苦衷。此外，由於蘇俄與中共為反對北伐，又施以種種陰謀和手段來反對他、陷害他，所以，他對於蘇俄與中共反對不成則加以利用，利用不成則加以破壞，破壞不成則乾脆決以公開背叛的邏輯，應該說已經燎然於胸。

　　由是，他既不會不明白，蘇俄顧問鮑羅廷堅決反對他要求遷都武漢的緣由；更不可能不明白，蘇俄顧問鮑羅廷竟於四個月後又堅決要求遷都武漢的原因；和鮑竟敢以一個外國顧問的身份，於遷都的空隙在武漢突然宣佈成立“部分國民黨中央委員和國府委員聯席會議”、並執行最高權力的陰謀，“顯然是莫斯科指使下對本黨的分裂行動”。42 誠如中國大陸一位歷史學家所指出的，“遷都武漢，出乎蔣 介石的無奈，而他深知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在起關鍵作用”。43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一日，他在南昌第十四次總理紀念周講演中就曾指明說：“現在武漢的本党一部分同志，有一種運動，有一種宣傳，所謂要提高党權，集中党權，……他們不過是拿一個口號來排除異己的同志，做他們真正想把持党權的武器罷了……”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他在國民政府建都南京典禮的講演中乃進一步明確指出：“自從總理死了之後，中國共產黨差不多沒有一天不是想消滅我們國民黨，想破壞國民革命，想搗亂國民革命軍，想推倒我們國民政府，要把他的共產黨來代替我們國民黨……現在我們國民黨的同志，實在不能再容忍了，再不能讓共產黨用陰謀、盜竊、挑撥等下流行為來消滅我們國民黨，來破壞我們國民革命的事業……”至於蘇俄與中共為反對、利用、破壞北伐，而從陰謀反蔣走向公開倒蔣的行徑，他早已洞若觀火，並對蘇俄和中共強加在他身上的“軍閥獨裁”等等罪名亦曾公開揭穿說：“何圖包孕本黨之共產黨徒，奉鮑羅廷發縱指示，造成種種流言蜚語，提出軍閥、獨裁等口號，冀直接打倒中正，間接打倒國民革命。而本党本軍一部分同志，不悟其奸，反為所惑，遂以為中正真有所謂企圖軍閥及個人獨裁的傾向……。”44 其間，他還從共產革命與國民革命之根本理論分歧出發，對蘇俄與中共要“直接打倒蔣中正，間接打倒國民革命”的根本緣由，於理論上進行了深刻的剖析。他說： “國民革命軍自去年（一九二六年）北伐以來，共產黨人對於中正個人早有不滿的表示，早有不少的批評和攻擊。其中最大的一點是什麼呢？就是說蔣中正將來一定要造成一個資本主義政府；並且說，蔣中正已商人化，非防止他、打倒他不可。這些話是共產黨人攻擊中正個人唯一的焦點……我深知商界的痛苦，並沒有比農工差的地方；並且更明白在國民革命期間，也不能離開商人而專使一個階級來統治中國……我們國民黨是本著三民主義、建國方略來革命的，完全承認個人的私有財產；共產黨是要取消私有財產的，兩黨不同的最大一點就在於此……我們為什麼要革命？我們完全是求經濟獨立而來革命的。我們完全是要脫離帝國主義者的壓迫，解除民眾的疾苦而來革命的……再明白些說，我們之所以要革命，就是要求農、工、商、學、兵各界的經濟有良好的狀況，也就是為我們全國四萬萬同胞有良好的結果，這是我們革命的最後目的。”45


第二、蔣介石針鋒相對

　　蔣介石深知蘇俄才是中共的靠山，蘇俄顧問鮑羅廷又是中共一切篡奪與破壞行為的具體策劃者和指揮者。因此，當鮑羅廷囂張一時，竟在一九二七年元月十一日歡迎他赴漢的宴會上，突然公開襲擊他說：“蔣介石同志，我們三年來共事在患難之中，所做的事情，應該曉得，如果有壓迫工農、反對cp（共產黨）的這種事情，我們無論如何要想法子來打倒的。” 當時，蔣因親共派徐謙“宣佈立即散會”，才沒有機會當場反擊他，但第二天，蔣即抓住機會公開指斥鮑羅廷說：“你所說的話，完全沒有根據。你講出來哪一個軍人是壓迫工農？哪一個領袖在摧殘党權？”因鮑答不上來，蔣介石即義正辭嚴地指責他說：“你不能說這種沒有根據的話。你是一個蘇俄的代表，你就不能這樣破壞本黨。並且你們蘇俄不比前三年的蘇俄；現在的蘇俄，各國看起來是個強國，並且還有人在世界上說你蘇俄也是一個赤色帝國主義者。你如果這樣跋扈專行，如昨晚在宴會中間所講的話，我可以說，凡真正的國民黨員乃至中國人民，沒有一個不痛恨你的。你欺騙中國國民黨，就是壓迫我們中國人民；這樣並不是我們放棄總理的聯俄政策，完全是你來破壞阻撓我們總理的聯俄政策。”46


第三、蔣介石致力團結本黨，力勸汪精衛不要為蘇俄與中共所利用

　　因蔣介石深知蘇俄與中共乃是中國國民革命的蠹蟲和敵人，因此，為團結本黨，他既堅持原則，又能忍讓和退讓。當鮑羅廷於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三日陰謀成立 “聯席會議”時，蔣介石雖然深悟其奸，但為了保持本黨的團結和軍事的統一，他不但極力容忍，而且於十二月十九日及二十日兩電武漢，對於武漢聯席會議的決議案皆表同意，並且敦勸當時留駐南昌的中央委員和國府委員遷移武漢，使三中全會得以進行。而當汪精衛在中共“迎汪複職，以與蔣分權”的陰謀策劃之下，終於回國到達上海之後，蔣雖深知汪回國乃是蘇俄與中共的陰謀，但仍懷衷以報，既以總司令名義公開向全軍將士發表歡迎汪精衛歸國的通電，稱：“自汪主席歸來以後，所有軍政、民政、財政、外交諸端，皆需在汪主席指揮之下，完全統一於中央；中正唯有統帥各軍，一致服從……同心同德，完成革命。”同時，他還在數次私下晤談中，向汪陳述黨情與國情，懇切告以為謀自共產主義者手中挽救國民黨，而必須“清黨”。並要求汪留在上海。而當汪支吾其詞、曖昧不爽時，蔣又堅決地和一針見血地要求他說：“你切不要到武漢去。你去了，一定不能回來，那時，你不想做共產黨的工具亦不能了。你如果真正為本黨，那就要到南京去，然後再請一班中央執行委員過來。如果你到武漢去，國民黨還是不能團結，你還是要做本黨的罪人。”47

　　汪精衛雖然早已認識到“共產黨實以國民黨為利用品”，48 但他是為“與蔣分權”而歸，而非為國民黨和國民革命而回。所以，幾天後，汪還是突然在上海公開發表了“汪精衛、陳獨秀聯合聲明”，從反面公開回答了蔣介石要他團結本黨、而非破壞本黨的勸告及警告，帶著蘇俄與中共交給他分裂國民黨的“任務”，去武漢“俄國政府”做他的“第一把手”去了。


第四、蔣介石決心清党以保衛國民革命

　　一、一九二七年四月二日，當鮑羅廷指揮的武漢“俄國政府”依據所謂“四月一日中央政治委員會”的決議，通過免除蔣介石擔任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務時，蔣介石鑒於“如果只是一個人的進退出處，不可介意；但這是關係到黨和國家的問題”，因而他才向全國鄭重發表申明稱：“革命責任，不容推委，誓必自責，完成北伐。”49

　　二、因汪精衛置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國民革命的命運於不顧，決與蘇俄顧問及中共同流合污，蔣介石鑒於孫中山先生“堅持三民主義、反對共產主義，推進國民革命、反對共產革命，主張人民民權，反對共產專政，建立共和國家、反對移植共產制度於中國”之聯俄容共做法的根本原則，已為蘇俄與中共所毀；鑒於國民黨再度分裂、國民革命陣營內亂頻生，叛亂將至，北伐已經無以為繼；鑒於需要一個真正的國民革命政權和一個真正中國人的政府，來領導國民革命和完成北伐；蔣決心以中流砥柱之姿，與憤而要求清除共產黨的蔡元培、吳稚輝等一批真正的國民黨人一起，50 實行“清党”，並重建中華民國南京政權，以瓦解武漢的“親俄派”國民黨中央，推倒武漢的“俄國政府”，堅持北伐打倒軍閥的國民革命方向。

　　三、遵照孫中山“共產黨要反對國民黨，我就要開除共產黨；蘇俄要支持共產黨，我就要反對蘇俄”這一聯俄容共的原則，一九二七月四月二日，即共產黨員朱德率眾洗劫南昌江西省國民黨黨部，公開高喊打倒三民主義，公然踐踏孫中山先生畫象和撕毀中華民國國旗的同一天，在蔣介石支持下，國民黨中央監委在上海接受吳稚輝的請求，備文送國民黨員身份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要求一致“清黨”。吳稚暉的報告稱：《共產黨敬告同志宣言》曰：“……我們根據最近決議的精神，以黨團監督政治，以政治監督軍事方案，切實督責想做新軍閥的人。倘若還要難為我們，那就用快刀斬亂麻的手段，痛痛快快地來解決他。”本委員（吳稚暉）按： “亂麻即指國民黨，快刀必是指無產階級……。請大家注意……他們常用借乙打甲、借丙打乙的辦法……現在擁汪倒蔣，過些時又必擁鮑倒汪，再過些時又必擁列寧倒孫文……這種無產階級的人們，又是他們的貓腳爪，最後打盡了中國的大部分人，就實現清一色的共產世界……”

　　會後，蔣介石即以總司令名義，解散東路軍為共產黨所把持的第一、第二兩師政治部。四月六日，蔣介石鑒於上海共產黨已於五日決議由工人糾察隊發起暴動，為防止第二次南京事件的發生，蔣乃命令東路軍前敵總指揮白崇禧查封由“左派”和中共把持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駐上海辦事處。九日，蔣又發佈上海戒嚴令，任命白崇禧為戒嚴司令，然後迅速切斷與南京交通，使中共掌握的國民革命軍第三師陷於孤立，清除其抵抗分子，解除其武裝。南京事件主謀者共產黨員林祖涵逃往九江。南京市孫文主義學會成員遂包圍了為中共所把持的國民黨江蘇省黨部，逮捕了隱藏在國民黨中的共產黨分子。

　　四、由於中共為奪取上海政權，一是在軍閥駐滬軍隊已經表示向北伐軍投降、上海即將和平解放之時，曾搶前發動三次暴動，並自組“上海市民政府”，更宣佈這個市民政府“就是無產階級的，就是蘇維埃、巴黎公社。”；51 二是決由陳獨秀、羅亦農等推動“武力進攻蔣軍”，並驅使工人糾察隊襲擊租界，以再造南京事件，意在激怒列強，挑起國際事端，並認為“此一決鬥，實比對直魯軍閥還有更重要的意義”（當第三國際為保存中共實力來電制止這一行動時，中共領袖羅亦農曾狂憤地將電報摔在地上 ）；52 三是煽動工人罷工鬧市，無了無休，使滬上商人“自國軍臨滬以來即處於憔悴呻吟之下”，53 而中共在上海的各級工會不僅自持武裝，並且擁有一支兩千人的武裝力量，實際上已造成另有一個上海政權的存在；因而，在國民黨中央監委已一致決定“清黨”以後，四月十二日晨，駐滬的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軍即在白崇禧指揮下，解除了上海各處工人糾察隊武裝，逮捕了中共上海總工會主席汪壽華。十三日，中共上海總工會召開市民大會，發表“全面罷工”宣言，並於會後持槍武裝集合進攻寶山路第二十六軍第二師師部，迅為第二師彈壓。中共叛亂武裝當場被逮捕九十多人，其中竟有四十多人身藏直魯匪軍特遣證章。隨後，國民革命軍又接收了中共在上海的總指揮部 —— 上海總工會。化名伍豪的中共領袖周恩來被捕後，因在兩家大報發表“伍豪脫離共產黨啟示”而被開釋。此即為中共恨之入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歷史的事實是，中共明明要政變北伐成功後的國民革命新政權，卻將國民革命軍為保衛新政權而撲滅政變的不得已手段，不僅垢之為“政變”，甚至反汙為“反革命”，此亦無非是中共一己的“邏輯”，即政治的謊言罷了。

　　五、當南京、上海已經進行“清黨”之時，國民黨中央委員、中央監察委員遂聚首南京，在蔣介石主持下於四月十五日舉行談話會，議決“以南京為國都，取消不合法之中央黨部（即武漢黨部），取消漢口偽政府，取消跨党分子黨籍等八項方針”。後又於四月十七日舉行中央政治會議，議決“國民政府於本月十八日開始在南京辦公”，推舉胡漢民為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和國民政府主席。

　　六、四月十八日，國民政府在原江蘇省議會舉行成立大典。由蔡元培代表國民黨中央党部向代表國民政府的胡漢民授印。胡漢民發表演講，呼籲“一致擁護蔣總司令，以鞏固國民革命陣營”。同日，由國民政府發表“告國民革命軍將士文”，要求為完成北伐而“猛進”，並表彰蔣介石領導北伐的歷史功績。蔣介石遂發表“告全體將士書”，稱“中正身負党、國重任，自當率我國民革命軍全體將士，一致效死，擁護我們南京建都的真正國民政府，並且要消滅漢口共產黨所操縱的偽國民政府”，並於五月再度宣誓出師北伐。

　　七、南京國民政府為清除反對國民革命的蘇俄和中共勢力，乃發表對共產黨幹部及附共分子的通緝令，通緝陳獨秀等共產黨員一百九十七人。並于五月十日成立“清黨”委員會。由是，浙江、福建、廣東、廣西、安徽、四川各省遂同時實行清黨。中國國民黨、中華民國南京政府欲將蘇俄和中共驅逐出國民革命陣營的“清黨”決策，終於在蔣介石的堅決發動和堅持下，付諸實行了。

　　應該提及的是，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之所以能夠取得迅速的勝利，中國國民黨的清党和中華民國南京政權的重建之所以能夠順利進行，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戴季陶先生曾在思想上和理論上對之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孫中山先生逝世後，面對著蘇俄和中共大肆宣傳俄國的共產革命，加速誘逼中國的國民革命，大張旗鼓地搶奪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國民革命的領導權，甚至公然地反對北伐、破壞北伐和背叛北伐，戴季陶先生為捍衛三民主義而批判馬克思主義、肯定中國國民革命而否定俄國共產革命、保護國民黨而反對共產黨，曾在一系列重大思想理論問題上，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批判、澄清和建樹。這對於捍衛中國國民革命的三民主義思想基礎和民主建國的根本目標，以堅持北伐打倒軍閥的國民革命大方向，並在“共信”的基礎上建立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國民革命軍內部的“互信”，凝聚全國北伐打倒軍閥的革命武裝力量，反擊蘇俄與中共對中國國民黨、中國國民革命、特別是對偉大北伐戰爭的反對、誘逼、離間、破壞和背叛，直至決心將蘇俄和中共的勢力清除出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國民革命陣營，均起到了極為重大的作用。確實功不可沒。


第五、蔣介石發動清党和重建中華民國南京政權的巨大歷史意義

　　一、于中國國民革命存亡絕續的歷史關頭，在國民革命軍北伐打倒軍閥、以“竟辛亥之功”就要功虧一簣的危局之下，是“清黨”的決策和行動，才挽救了北伐，挽救了國民革命，消除了中國國民革命再一次被誘逼為共產革命的巨大危險。

　　二、清党與重建中華民國南京政權，不僅有力地恢復了中華民國的國統與法統，而且使得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國民革命有了新的和自己的領導中堅，中國人民從此有了自己的國民政府，從而引發了漢方真正國民黨人與國民革命軍將士對於蘇俄、中共和國民黨親俄護共派，特別是對“俄國政府”的反對、反叛，直至分共的實現。從而為推倒武漢“俄國政府”，結束寧、漢分裂局面，贏得護國、護法的勝利，繼續北伐打倒軍閥，起到了巨大的歷史推動作用。

　　三、在相當程度上清除了乘“聯俄容共”而寄身于國民革命陣營的中共黨人，驅除了淩駕在中國國民政府、中國國民黨和中國人民之上，欲變中國國民革命為俄式共產革命，欲移植俄式共產專制制度於中國，並已給中國國民革命製造了巨大危害的蘇俄顧問，從而揭穿了赤色帝國蘇俄欲把中國變為其附庸和奴隸的野心，為其後十年公開剿除蘇俄指揮中共武裝叛亂和叛國，留下了思想和行動的有力根據。


五　　領導北伐成功、贏得護國護法勝利 —— 統一新中國

第一、蔣介石及時提議北伐、堅決主張北伐、決心揮師北伐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即“底定廣東”以後，蔣立即向軍事委員會呈“軍政改革計畫”稱：“統一廣東，以統一革命根據地之目的，今日定可實現矣。然此乃為國民革命之第一步也。廣東既定，全國人士期望于政府者愈殷；北伐實行，我革命軍所需之戰鬥力亦愈大。勝利不可幸至，北洋軍閥固有必敗之道，然其軍隊之抵抗力量，實非陳、林、洪、鄧諸部所能比擬，我必於軍政之統一，軍事之訓練，軍事之準備，切實注意，盡革前弊，而後能完成國民革命之準備也。”八九年後中國大陸史家對此亦稱：“據此，蔣介石就六個方面，即軍長職銜應急撤廢，全省軍制應速確定，軍需獨立應即實行，軍事教育應謀統一，兵工廠應積極整理，改編軍隊應加以限制，向軍委作出了改革的建議。”54

　　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蔣介石在廣東國民政府公宴上首次公開講演主張北伐。他說：“我對於今日中國全國的局勢，以及本黨的前途，都曾仔細考察，深信我們中國國民黨必能統一中國……本黨今年再加努力，即可將軍閥一概打倒，收復北京，奉迎總理靈櫬到南京紫金山安葬。”

　　一九二六年一月六日，蔣介石於國民黨“二大”作軍事報告，認為北伐條件已經成熟：“……現在的國民革命軍，完全在政府管轄之下，一個命令出來，可以動員的人數有八萬五千人，槍械也有六萬杆；兵士的餉額有一定的預算，兵士的生活也已較有改善；又有各軍校陸軍學生六千人，足抵一師之數……我們的政府，已經確實有了力量，來向外發展了……”

　　一九二六年四月三日，即中山艦事件後十數日，蔣根據大沽口事件以後各路軍閥和列強各國企圖繼續分裂中國的態勢，正式向國民黨中央提出了立即出師北伐的要求。他說：“北方國民軍退出京、津之後，中國形勢會有迅速而重大的變化。如奉軍佔領京、津，則日本在華之勢力，愈加鞏固；吳佩孚在鄂、豫之勢力，英必竭力助長之；孫傳芳盤踞江浙，英必逼孫與吳聯；美國近且有聯孫以牽制日本之傾向；法國恐俄在華之勢力的擴張，故意欲與英、日聯合戰線，在滇助唐（繼堯），以牽制廣東北伐……總之，列強在華，對於北方國民軍處置既畢之後，其必轉移視線，注全力於兩廣革命根據地於無疑；目其期限，不出於三月至半年內也。”蔣由此一分析而認為，“北伐出師，必須要在上述所料狀態之前，也就是必須在六月底之前，見諸實行。”

　　“整理黨務案”通過後，國民黨中央決採納此議，並於四月十六日舉蔣為軍委主席，六月五日通過“刻期北伐案”，由國民政府任蔣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具體籌畫北伐。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國民政府舉行蔣介石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兼北伐誓師典禮，于時，蔣發表北伐誓詞稱：“國民痛苦，水深火熱；土匪軍閥，為虎作倀；帝國主義，以梟以張。本軍興師，救國救民；總理遺命，炳若晨星。弔民伐罪，遷厥凶酋；複我平等，還我自由。嗟我將士，為民前鋒，有進無退，為國效忠；實行主義，犧牲個人；丹心碧血，革命精神……”

　　蔣同時宣告：“中正今此就職，僅以三事為國人告：第一，必與帝國主義者及其工具為不斷之決戰，絕無妥協調和之餘地。第二，求與全國軍人一致對外，共同革命，以期三民主義早日實現。第三，必使我全軍與國民深相結合，以為人民之軍隊，進而要求全國人民共負革命之責任。”

　　孫先生留給中國國民黨“北伐打倒軍閥”的遺命，終於因蔣介石先生以及一大批真正國民黨人的堅決推動，而付諸實行了。


第二、蔣介石指揮一期北伐作戰、解放南中國

　　眾所周知，北伐是辛亥之後南方革命軍事力量北進打垮軍閥武力，推倒北方軍閥政府，結束軍閥復辟混戰，初步統一中華民國，奪取“護法”成功的偉大戰役。這一偉大戰役，初始如疾風暴雨，迅速地掃蕩了南方的軍閥勢力，不足十月，便打到了長江南岸，解放了南半個中國。其間，蓋因蘇俄和中共的一意破壞，才使得二期北伐被延後了整整八個月之久。然後，又由蔣介石親自揮師渡江北伐，不足四個月便席捲黃河兩岸，光復華北、西北，克定舊都。北伐獲得決定性勝利。由是北伐乃分兩期：一九二六年七月至一九二七年五月為第一期，一九二八年三月至一九二八年六月為第二期。兩期北伐作戰和數次戰役，國民革命軍之所以能夠勢如破竹，除掉它是一場正義的戰爭，為全國民眾所渴望、所支持以外，還有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因，這就是蔣介石先生的敢於堅持與親自指揮。因為如若沒有他的敢於堅持，則北伐必半途而廢；沒有他的親自指揮，亦不可能戰略正確，軍令統一。而他的軍事指揮才能和他以身效行、不畏艱險的精神，亦因北伐而得到了證明。

　　如前所說，蔣介石於一九一七年就曾數呈孫中山先生“對北軍作戰計畫”，十年後，除北方國民軍已退據秦、晉，而不再需要“先取四川、略取秦、晉”以外，第一期北伐總戰略，與十年前蔣的“對北軍作戰計畫”幾無大的變動。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蔣為第一期北伐制定的總體戰略方針略謂：“爰調大軍，先肅清湖南，然後再會師武漢，進而與我北方國民軍聯合，以期統一中國，完成國民革命的使命。”針對當時三大軍閥割據中國的整體態勢，為不使吳、張、孫聯合以對付南方革命軍北伐，蔣又為國民革命軍第一期北伐策定了“打倒吳佩俘，聯絡孫傳芳，不理張作霖”的策略。北伐出師後的八月十二日，蔣還親自發給孫傳芳“希望歸順革命陣營電”，以圖集中力量首先滅吳，再絕孫、張。具體戰略決策則是：除以第一軍主力在潮、梅方面鞏固粵邊，第五軍擔任粵省後防外，首先派遣第四、第七兩軍分由粵、桂出發，協力第八軍消滅湘境之敵。北伐的戰略進程是：


一、北伐出師與湖南之役

　　國民革命軍於七月九日在廣州誓師，七月十一日攻佔長沙，北伐出師與湖南之役首獲大勝。七月十二日淩晨三時，長沙五萬人秉燭夜迎蔣介石總司令駐節長沙。此後肅清湘境的後期湖南戰役，便伴隨著武漢戰役的展開而迅疾獲得成功。

二、武漢戰役

　　此役是北伐軍能否飲馬長江的關鍵之戰。作戰物件是驕悍成性、赫然有名的大軍閥吳佩孚；戰力對比則敵軍數倍於我；作戰環境乃關隘處處，易守難攻。據八九年後中國大陸史家稱：蔣於八月三日赴郴州，八月四日召開軍事會議，為避免孫、吳聯合行動，蔣否定了唐生智和李宗仁等主張對鄂、贛同時進攻的意見，肯定了胡宗鐸主張先攻武漢的戰略，並於八月十二日在長沙親自策定了攻略武漢計畫，略謂：“北伐軍以先行佔領武漢為目的，對江西暫取守勢，以主力軍直取武漢，並以一部進出荊、沙，使主力軍爾後作戰容易。”此外，蔣還對作戰要領，作戰目標，軍隊區分及各部隊行動任務，兵站設施，通訊設施等都作了明確規定。55 然後，蔣於八月十四日下達作戰命令稱：“一、立即以主力沿長沙通往湖北武昌的鐵路幹線緊迫敵軍；二、另以一部兵力，繞道長江上游，渡過長江迂回略取漢陽和漢口；三、命令第六軍直向通城，渡江以攻敵後方黃陂；四、命令由歸降之黔軍改編的第八、第十兩軍從西側攻入荊門和沙市，與第六軍會師，沿京漢鐵路西側，夾擊敵後方主戰略線上之武勝關，以斷吳佩孚北歸之退路，逼迫吳不得不於長江南岸不利形勢下與北伐軍作戰，以一舉殲滅吳軍。”56

　　戰略決策既定，武漢戰役立即展開。第一階段為肅清湘境的汨羅江會戰。八月十九日拂曉，北伐各軍受命於平江以東強渡各河口，驅逐汨羅江南岸天嶽山一帶敵人。八月二十二日，又分路攻克嶽州、雲溪、五裏牌和通城，再強渡汨羅江，自湖南進入湖北，從而結束湖南之役，直指武昌。武漢戰役於焉正式打響。

　　此時，蔣為抓住攻略武漢之戰機，使敗軍無整頓之機會，乃下令曰：“一、右縱隊沿長武鐵路急進，直逼武昌；二、左縱隊以主力于武昌上游渡江，攻取漢陽、漢口；三、第一軍以一部掩護左縱隊過江，一部由長沙推進嶽州；四、第六軍隨右縱隊推進，掩護右側背。”57 於是，武漢戰役第二階段全面展開，各軍奮發，勇往直前，第四軍已於二十六日拂曉攻抵汀泗橋鐵道橋頭。

　　汀泗橋位於武昌南八十公里處，一面背山，三面環水，沼澤連連，僅有一鐵路橋孔為北進武昌的唯一通道。吳佩孚因視其為險關，而命令陳德鄰、劉玉坤兩將所部勁旅二萬人守橋，且於二十六日設前線司令部於汀泗橋後之賀勝橋，以便吳本人親自指揮。由此可知，若武漢之役乃北伐之第一大戰役，則汀泗橋一戰便為第一大硬仗。此橋不破，武昌不克，則華中不得，西北難期，西南不保，東南無望，所謂北伐，頓成空談。

　　汀泗橋攻堅戰由第四軍於二十六日拂曉打響，卻為敵熾烈火力所阻，援軍一師乃抵洛家灣，以加強鐵道兩頭、兩翼攻擊的火力。二十六日晚因汀泗橋正面河水暴漲，北伐軍乃作右翼迂回，企圖于古塘角包圍敵軍。二十六日午夜十二時，北伐軍更以三個團的兵力，肉搏三小時突破敵軍，始佔領汀泗橋東側一帶高地。二十七日拂曉，北伐軍全線總攻擊，激戰二小時，又攻克汀泗橋東南一帶高地，敵守橋主力沿鐵路向咸寧潰退，另一部則乘船逃命。二十七日晨七時三十分，北伐軍又以一團兵力，強襲通過汀泗橋，且戰且進，一克汀泗橋市，二克咸寧。吳敵退守賀勝橋。同日吳佩孚親抵賀勝橋，先槍決旅、團、營長九人，後派大刀隊督陣，於是日晚反撲汀泗橋，北伐軍不得已撤出。二十八日晨汀泗橋再為北伐軍所奪，旋又為敵馬濟部奪回，兩軍激烈拉鋸，直至國民革命軍總預備隊第一軍參加戰鬥，方於二十九日攻克汀泗橋。當之汀泗橋戰鬥激烈進行時，蔣於二十八日抵蒲圻，親赴前線。因戰況慘烈，又有將領請求暫停進攻，蔣乃堅決答道：“北伐成敗關鍵，在此一戰，如果稍一洩氣，以後就再也沒有爭取勝利的機會。吳佩孚的軍隊，已經是孤注一擲，只要我們能堅決堅持到最後一分鍾，我們一定能獲得勝利。”58 對此，吳佩孚日後曾贊蔣曰：“其用兵之妙和堅定撐持，我自愧不是對手。”59

　　多少年來，中共各版本教科書皆稱汀泗橋為共產黨員葉挺獨立團一個團一舉攻下的神話，無非是一個若大的謊言。這大約也是八九年後一些大陸歷史學家言汀泗橋之戰時，已不再言葉挺獨立團之緣由。

　　武漢戰役的第三階段即第二大硬戰，是攻克武昌城。北伐軍二十九日克汀泗橋後，又於三十日克賀勝橋。九月一日吳佩孚退守武昌城，一是增派兩個師于武昌炮臺為第一線，二是增設秀山炮台火力，使其遠勝於洪山炮台，以作第二線，欲死守武昌。北伐軍因左縱隊六日克漢陽，七日克漢口，並自九月三日發起第一次攻擊後，圍武昌城計四十天，發動攻擊凡六次，終於十月十日辛亥革命紀念日克武昌城，生擒頑敵劉玉春部三萬人。武漢之役至此結束，北伐軍由是而獲得能夠西守、東進、北防和南保的戰略地位。蔣于武昌攻堅戰中曾數次親臨前線指揮，雖身置敵秀山炮台射程之內，亦為左右將官所不能阻。

三、南昌戰役

　　吳軍在汀泗橋的失敗和北伐軍直逼武漢，既使吳佩俘主力遭遇重創，又使東南軍閥、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有唇亡齒寒之感。因此，孫乃乘北伐軍兵進武漢，與吳軍相持不下之際，冒險西犯，於八月三十一日，派第三方面軍總司令盧香亭任援贛總司令，驅大軍於江西，一欲牽制北伐軍攻擊武昌，二欲抵禦北伐軍東進以自保。由是，一期北伐的南昌之役，便在武漢之役未果之時便拉開了戰幕。

　　南昌之役共分三階段。第一階段，因北伐軍正值攻擊武漢時期，蔣為除武漢攻略的右側翼威脅，乃急調右翼第二、第三各軍所部開赴江西，乘孫軍集結未緒，於九月六日展開對江西的總攻擊。當日下萍鄉，迅疾控制贛南，十九日在南昌學生及民眾幫助下，第一次攻克南昌城。第二階段，因孫軍全力反攻，北伐諸軍既不能分身武昌以渡南昌，又不能不禦南昌而殃及武昌，蔣乃決定北伐軍於九月二十一日退出南昌。蔣本人及總司令部亦于九月二十三日移節江西宜春，為確保武昌攻略而策定江西收復計畫，並於二十四日向各部下達攻擊孫軍命令，二十五日分別命第二軍等攻擊當面之敵，三十日又令第二軍先滅新贛、永修方面之敵，再進擊樟樹，至九月底，基本掃蕩贛江上游及贛西、鄂南東部地區之敵。十月二日，破敵于萬壽宮，蔣遂移節高安，親臨南昌城下督戰，險為敵人所乘，曾親自指揮衛隊殺敵以脫險。四日，蔣又於奉新行營命令各軍克樟樹、豐城，肅清南昌四周之敵，始圍攻南昌，激戰數日不下，因慮及城中居民，不得已而撤圍。第三階段，因武昌終克，南昌已成主戰場，蔣於十月十三日再定攻略南昌作戰方針為：“我軍為肅清江西，完成本階段之作戰任務，決以主力集中于南潯路以西地區整頓，並先以一部肅清撫州方面之敵，爾後再求南潯路之敵主力攻擊而殲滅之。”60 二十七日，蔣又于高安行營下達向南潯路總攻擊令，要求各軍“於十月二十九日開始行動，務於十月三十一日前驅逐當面之敵，向前推進，完成攻擊準備，依時向所擔任目標攻擊”。61 同時，為激勵士氣，乃發佈陣前之訓令稱：“國內軍閥，冀圖苟延殘喘，遂合力以謀我，複勾結帝國主義者，陰謀援助，狡焉思逞。孫傳芳尤為現時軍閥重心，党、國前途之障礙。故我軍此次之總攻擊，務將孫賊勢力迅速撲滅，使軍閥餘孽不致蔓延，即帝國主義者，亦必震懾而不敢發，則時局方可逆轉，革命方可成功。凡我革命軍人，需知我不殺賊，賊必殺我，寧可玉碎，毋為瓦全。能抱最後之犧牲，方博最後之勝利。若縱寇長亂，功敗垂成，不獨遺羞天下，死且無葬身之地矣！”

　　十一月一日，蔣命令北伐軍對南昌發起總攻，右翼圍敵於南昌，中央與敵鏖戰于劉行、樂化，左翼與敵血戰于德安、馬回嶺，不數日便擊潰南潯路敵主力，七日攻佔南昌城。至此孫援贛之師殆盡，北伐軍遂定江西，蔣亦於十一月九日進駐南昌。南昌之役雖一波三折，終宣告勝利結束。

四、福建之役

　　當北伐軍進攻武漢、孫傳芳大舉援贛、北伐軍分兵討贛之時，閩敵周蔭人又受孫傳芳之命，由閩西起兵犯粵，欲一舉而下潮、汕，圖襲擊廣東革命根據地，牽制贛南北伐軍北進，策應南潯路方面守勢。對此，蔣同意第一軍遵“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實行攻擊乃最佳防禦”之戰術，並致電何應欽稱：“知粵東情勢，非進攻無以制敵，乃同意何軍長意見，電令率軍如閩，擊破閩敵，以平定福建，解救閩民。”62

　　十月下旬蔣斷然下令第一軍攻擊閩、粵邊境之敵，恰周蔭人第二軍曹萬順、杜起德兩個旅輸誠，何應欽遂親赴三河霸與乞降軍談判後受降，然後於十月六日率第一軍離粵攻閩，連克永定、漳州、長汀、同安、泉州、永安、南平等地，後因敵海軍投誠而使敵全線瓦解。十二月十八日北伐軍進佔福州城，收容建民軍。周僅率殘部逃往浙東，閩局遂定。

五、東南戰役

　　北伐軍下長沙、克武漢、占南昌、定福建的戰勢，既已席捲整個南中國，此時，孫傳芳亦只能求助奉張的庇護了。十二月一日，張作霖自組安國軍，自任總司令，並任孫傳芳和張宗昌為副司令，總司令部設天津，裨能進退兩宜。同時聯絡吳佩孚，以圖與北伐軍相峙相抗，退可據守關外，進則逞統一北方之心。

　　面對此一局面，蔣介石在閩局未定之時，即于致何應欽電中道明瞭他對於整個局勢的分析：“一、奉張就安國軍事，全系寧孫赴津促成，思引為後援，以保其地位，而奉亦欲假統一北方之名義，為總統過渡之張本。二、西北軍迫近潼關，奉張吃驚，比對南軍更急，必先制裁西北軍之如豫而後才能對南。惟西北軍無急如豫取攻勢之可能。三、在鄂軍隊，現已從事肅清鄂西一方，囑西北軍收拾陝南，以圖兩軍在鄂北聯絡後，再定入豫之期。四、東南方面，先定閩、浙，閩平後，應即以全力入浙，一俟浙局統一，再圖蘇、皖，暫以劃江而守，以待時局之變遷。總之，上海不得，則長江形勢閉塞，而海內外交通亦難自如。故南京與皖南亦應急謀收復。河南不得，則中原難定，西北軍不能與我聯絡，閻錫山亦不能表明態度。閻已派代表正式聲明，一俟我軍入豫或至津浦路，彼必回應也。中意如北占河南，南得南京，晉必回應，則奉軍雖出關而不可得。否則，攻亦可自如，北伐乃可告一段落。”63

　　基於這一正確分析，一九二七年一月六日蔣在南昌召開軍事會議，確定下一階段北伐的基本戰略謂：“我軍攻克南昌後……以先攻略杭、滬，擊潰孫傳芳之主力，會師南京為目的……以主力由贛東、閩北入浙，進攻杭、滬，並各以一部分由長江南北進取皖南與皖西；京漢線方面，另以一部由鄂東進入豫南，以牽制河南與皖北方面，策應長江下游主力之作戰。並電西北軍由隴海路進出洛陽、鄭州，與我豫南部隊呼應，相機擊破吳佩孚主力，以利爾後之作戰。64 同時改編北伐軍為東路、中央和西路三個方面軍。東路軍何應欽為總指揮，進軍滬、杭、寧；中央軍蔣親任總指揮，轄程潛江右軍、李宗仁江左軍，分沿長江兩岸進取南京；西路軍唐生智任總指揮，以聯絡陝西馮玉祥國民軍，伺機以取河南。”

　　戰略既定，東南戰役遂以展開。八九年後中國大陸史家稱：“根據作戰總方略和蔣介石的一份又一份電報指示，東路軍即擊破龍遊附近之敵，二月上旬進佔金華、蘭溪，爾後連續驅逐桐廬、富陽之敵，乘勝於十八日攻佔杭州，三月上旬分兩路續向淞、滬及滬甯路進擊。左翼經由太湖以西蘇、皖邊境，擊破蜀山、張堵、戴埠一帶之敵，二十日進佔常州，丹陽，滬甯路敵之交通線被北伐軍完全切斷。右翼于二十一日連克淞江、蘇州、上海。孫傳芳主力及直魯軍一部被殲大半，殘敵紛向江北逃竄，滬杭地區被北伐軍全部蕩平。”65 除此之外，一九八九年後的大陸史家又稱：“在東路軍的進軍過程中，蔣下達的電報指示有三十多件，對許多戰事均作了具體指示”。66 如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當福建殘敵竄浙時，蔣曾電何“北軍殘部如不解決，必有後患，入浙與孫聯絡更堪顧慮。或引其至入浙途中，根本解決，萬勿姑容”。67 是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當北伐軍有四個軍由贛入浙，定於一月十五日前集中衢嚴一帶時，蔣又電何：“由閩入浙部隊，亦應於此期內，到達衢處一帶。我軍第一軍除獨立第四師外，再留三團于福州，餘皆入浙，如能由海道運輸，可在台州之海門登陸，因寧波太近杭州也。否則，餘第十四或十七軍由浦城經處州到蘭溪或溫州，消滅周蔭人部，並與衢州部隊聯絡。而兄則先到衢州本部指揮為要。兄未入浙之前，令白參謀長為東路軍前敵總指揮，而受東路總指揮命。兄從速入浙。”68 翌日，蔣又為東路軍親定攻浙策略：“入浙部隊，最好能派一部由閩東直入溫州，撲滅周逆，由閩北進處州部隊之主力，即可迅速向蘭溪或浦城前進，加入本戰。” 69

　　東路軍攻浙途中，因閻錫山密報“奉軍已動員，決於刪日前渡江，魯軍主力已向隴海移動，奉魯聯軍企圖解決豫局”，蔣乃立即電令何應欽、白崇禧、程潛：“於此期間，我東路及中央軍以先定東南為唯一任務。東南定，則海軍必可歸來，武漢當可鞏固。東路軍與江右軍應於刪日以前照預定計劃齊頭並進，切勿遲緩。”70 為不誤戰機，蔣亦一再電何、白，請他們隨時決策，並稱“中不遙制”。

　　對於蔣介石親自指揮東南戰役中之江右軍作戰，八九年後的大陸史家亦稱：在江右軍的進軍過程中，蔣介石曾給江右軍諸將領發了十幾件關於窺取浙皖的電報指示（在《自反錄》中編入）。蔣先明確指出：“耖前進皖南，佔領祈門、徽州，直入嚴州，截敵側背，一面威脅蕪、寧，使正面進展容易。”後又電令程潛：“在直魯軍尚未渡江之前，從速猛進，確實佔領南京為要。”71 在蔣的直接指揮下，因江左軍與北路軍 72 自皖中向津浦路突進，以阻止直魯軍南下，從而造成了東路軍與江右軍合攻南京的屏障，江右軍遂於三月六日克蕪湖，十七日克當塗，二十三日克南京。在蔣的周密指揮之下，勢如破竹的東南戰役由此而勝利結束。


六、一期北伐的尾聲 —— 第一次渡江北伐

　　北伐軍克南京後，雖然南中國已定，然而，由於寧漢分裂，實際是武漢“俄國政府”與南京中國政府之嚴重對峙局面的出現，不但使國民革命軍隨之出現了大分裂，北伐亦出現勝利出師以來從未有過的危局。當是之時，重建的中華民國南京政府，雖然已經揮師渡江北伐，並曾勝利完成揚州、儀征之戰，安徽明、蚌、徐之戰，不僅肅清了皖、蘇兩省長江北岸，包括寧、滬北岸的軍閥，而且已將敵人追逼至魯南地區。其間，如果寧、漢不曾分裂，國民革命軍仍為一體，北伐軍依然為蔣統一指揮；如果一年來乘國民革命軍北伐已西出陝甘、進佔中原、平定襄樊的馮玉祥國民軍，亦能同心協力、共同北伐；如果漢方的唐生智不因蘇俄顧問挑唆、武漢政府不寧、中共叫嚷要南伐廣東和東進討蔣，竟卒然于河南還師湖北，並命第三十五、三十六兩軍東下進窺安徽與江蘇，謀圖顛覆南京政府；特別是在汪精衛已因懼共而“分共”，鮑羅廷亦被驅逐回國，寧、漢亦由分裂而走向漢向甯合之時，誇夫死權的汪精衛，如果不唆使懷有“取而代之”野心的李宗仁，對蔣演出了一場“請總司令自決去處”73 的逼宮戲，造成了蔣的“立決下野”；直至造成蔣介石下野後僅五日，軍閥敗將孫傳芳即從浦口以東渡過長江，佔領南京近郊龍潭和棲霞山，對北伐軍施以“南伐” 與“倒算”，使京畿頓成危局；則第一期北伐的尾聲勢將成為第二期北伐的真正序幕。雖然北伐諸軍死戰以守南京，並獲勝利，然而，它卻成為北伐進軍中唯一的一場“保衛戰”。第一期北伐亦由此一頗具悲劇意味的勝利而宣告結束。


第三、蔣介石指揮二期北伐告成，贏得護國護法勝利 —— 統一新中國

　　二期北伐勝利的前提，是蔣介石複職。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三日，蔣曾發表下野宣言，八月十四日，中國各地報紙即開始滿載著各地民眾、各種團體、各軍政首長等一致要求蔣總司令複職的電文；各地民眾甚至公開集會，要求蔣總司令打消辭意。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亦只好先行通告全國各軍，稱“此次蔣介石總司令辭職，中央已議決慰留”。蔣辭退後，因軍閥威脅日漸，中共叛亂日亟，由寧、漢、滬三方拼湊的“中央特委會”擔待不了，各方函電交馳，競相要求蔣複職，蔣自日本還滬後，各黨政要員，連閻錫山、馮玉祥都紛紛赴上海促駕，十二月十日，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乃齊集上海，召開第四次全會預備會議，一致議決蔣複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遂於一月五日宣告複職。複職後的蔣介石除立即頒佈文告，申明國民政府將本“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以決定對內對外政策外，並召開四屆二中全會，通過了《集中革命勢力限期完成北伐案》。

　　此後，一是重新劃編軍隊，任命何應欽為國民革命軍總參謀長，蔣自兼新第一集團軍總司令，任馮玉祥為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閻錫山為第三集團軍總司令，任楊樹莊為海軍總司令。五月十六日魯南會戰結束後，又成立第四集團軍，任李宗仁為總司令。

　　二是針對張作霖安國軍“以守為主，以進為輔；期先下山西，然後向南拓進；進若不達，則一退德州，二退保定，三退懷來，四退關外自守”的分步戰略，蔣介石為二期北伐作出了正確的戰略分析：……在敵方，則以山西位於其右側背，牽制其南進之師，不得不以解決山西為要著。在我方，則因山東向我突出，抵制蘇、皖之師，我非攻取山東，無法使一、二集團軍取得緊密聯繫，從津浦、京漢兩路並肩前進，解三晉之危。……故總方略在先以主力取山東，使我一、二集團軍戰線，推進至膠濟路高唐、南宮、石家莊之線，以與晉軍取得聯絡，形成合圍之勢。……此誠無異將敵軍加以包圍……敵若同時應付各路，則戰線漫長，兵力必感不敷；若欲集中專攻一點，又殊非易事。故我第一步先取各路合攻之方略，使敵陷於內線作戰之不利……複次，我軍在曹州、濟寧、大名同時發展，可以橫截津浦路敵直、魯軍為三段，而將其各個擊破。74

　　三是基於這一戰略分析，蔣於一九二八年三月十六日發佈“二期北伐全軍總方略”謂：國民革命軍為消滅奉、魯軍閥，即行肅清直、魯、熱、察、綏境內反動軍隊之目的，決命第一、第二、第三集團軍參戰各部隊於四月某日（日期另電決定）開始攻擊。本北伐前、後兩期，前期需進展至膠濟路亙高唐 —— 清河南宮 —— 石家莊之線；後期需進展至山海關 —— 承德 —— 多倫之線。第一階段，…… 首先攻佔濟南 …… 佔領日照、臨沂、兗州之線；第二階段，迅速北渡黃河，沿京漢路猛攻河北，進取石家莊；第三階段，各軍分沿京漢線、津浦線及兩線東南地區急進至京綏路，會師京、津，同時向榆關（山海關）、承德、多倫進擊。75

　　各集團軍作戰任務亦明確為：第一集團軍擔任津浦線作戰，第二集團軍擔任京漢線作戰，第三集團軍擔任京綏、京漢線西面作戰，第四集團軍建制後則西上平定湘、鄂之叛軍，然後沿京漢線北上，經鄭州向正定、望都一帶集中，與第三集團軍協同作戰，以會攻北京為總目標。76

　　四是為奪取二期北伐的勝利，蔣還於北伐渡江出師前後，發表了《渡江北伐誓師通電》、《致後方將士書》、《渡江北伐告北方同胞》、《渡江北伐告北方將士文》、《渡江北伐告全國民眾文》和《告友邦人士書》等，不僅宣告：“中正受党、國委託，統帥國民革命軍，繼續總理遺教，完成北伐大業；第一、第二、第三各集團軍已整軍前方，待命進攻，中國統一之期已近，國民革命成功不遠。”77 而且號召：“全軍同志，萬眾一心，嚴守紀律，服從命令，不惜犧牲，竭盡責任，發揚精神，達成使命，誓除奉魯軍閥，完成國民革命，實行三民主義，不愧愛國愛民，毋負民眾希望，慰我總理已死諸將士在天之靈。”《告友邦人士書》還特別宣稱：“中國革命終必達成功境界，有以友誼匡持扶助者，中國人將永感之，若以無理之干涉，障礙其革命，則必徒召中國國民之怨恨而已。”

　　五是一九二八年四月，自蔣介石率軍揮師渡江北伐，北伐軍遂連克台兒莊、鄆城、韓莊、棗莊、兗州、泰安。五月一日克濟南。因日本軍隊圖阻我北伐，再次藉口護僑而出兵佔領膠濟路和濟南，蔣一面令北伐軍嚴守紀律，原地待命，一面派蔡公時等與日軍交涉，未料日軍竟殘殺蔡公時以辱我。蔣乃含悲忍憤，痛申“誓雪五•三國恥”，78 同時命令軍隊“繞道黃河”，繼續北伐。由於各軍銜命協同作戰，79 直魯軍乃潰不成軍，張學良十萬奉軍更是卷席而逃。六月三日，孫傳芳通電下野；六月四日，張作霖退守東北，于皇姑屯被日軍炸死；六月八日，北伐軍終克舊都，二期北伐告成。八九年後的中國大陸史家稱：“二期北伐在各路大軍齊頭並進的進程中，蔣介石給四個集團軍分頭髮了許多作戰指令。僅據《自反錄》上載《渡江北伐令第一集團軍諸將領電》就有七十三件，《渡江北伐與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閻錫山電》有十四件，《渡江北伐與第四集團軍前敵總指揮白崇禧電》有八件。這些電令，主要是緊密根據當時軍事態勢，具體部署部隊北進，同時調節各個集團軍協同作戰等。”80

　　一九二八年七月六日，蔣於北京率領北伐重要將領赴香山碧雲寺孫中山靈前舉行祭告典禮，其時曾灑淚祭告孫中山先生曰：“……溯自我總理溘死，於今已三年矣。中正昔待總理親承提命之殷，寄以非常之任，教誨拳拳，所以期望於中正者，願在造成革命之武力，剷除革命之障礙，以早脫人民於水火。乃荏苒歲時，迄於今日，始得克復舊都，謁展遺體，俯首靈堂，不自知百感而紛集也……英士即死，吾師期我以英士。執信既死，吾師並付以執信之重責，而責我一人……今惟教養學子，訓練党軍，繼續遺命，澄清中原，實行主義，保存正氣……以助黨、軍革命之成。”

　　蔣介石確實沒有辜負孫中山對他的殷切期望。孫後的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國民革命因有了他這個中流砥柱，而終於完成了北伐大業，贏得了十一年“護法”、即反對軍閥“假共和、真復辟”的勝利。更在北伐進軍中，堅持兩面作戰，粉碎了蘇俄指使中共反對、利用、破壞和背叛北伐，欲變中國國民革命為俄式共產革命，欲移植共產專制制度於中國的陰謀，奪取了新一輪“護國”的初步勝利。並於北伐告成不足半年，促成東北易幟，使由孫中山先生所締造的中華民國，始獲初步的統一與和平。蔣介石先生之功在歷史，千秋而不能諱。八九年後的一位中國大陸史家，在他“表面罵蔣、暗中頌蔣”的《蔣介石傳》一書中，不僅小心翼翼地說：“不能否認作為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的作用。在當時人們的心中，蔣介石的威信很高。”同時，他還特別引用了當時一位女性寫給胡適之先生的信，讚頌蔣介石先生說：“胡先生，我近來心目中只有兩個英雄（你知道婦女的心目中總不能沒有英雄的），一文，一武，文英雄不待言是胡適，武的不待言是蔣介石。這兩個好漢是維持我們民族命運的棟樑！我的靜坐的時候頗不多，然而一得之，則默祝這兩個人的福壽與成功。”81


兼 論　　蔣介石背叛了誰家的革命？

　　迄今為止，在中國大陸出版的任何一本中國現代史教科書書目上，都印著“蔣介石背叛革命”這樣一個赫然的標題。而任何一本中國現代史教科書亦都在這個標題之下，稱“中共領導北伐成功，大革命卻失敗了。”失敗的原因，便是蔣介石“背叛”了革命。

　　然而，這卻是一個彌天大謊和欲加之罪。因為：

　　第一、既然北伐成功，國民革命就沒有失敗。第二、如果國民革命失敗，便沒有中共領導北伐的成功。因為大革命就是國民革命，北伐就是國民革命的具體內容和勝利進程。第三、中共之所以要稱國民革命失敗，無非是要以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革命為手段，妄稱國民革命失敗以掩飾共產革命的失敗，由是它才需要製造一個蔣介石背叛革命的謊言，來充當自己失敗的原因，以遮羞它破壞和背叛國民革命的敗績。

　　當我們對中共已經重複了千次萬次的“歷史性謊言”，在邏輯上稍加清理之後，我們對蔣介石究否背叛過革命， 和究竟有沒有背叛過某一家的革命，就容易論證得多了。

　　第一、本章伊始，即已將蔣介石追隨孫中山參加國民革命的歷史作了一個簡約的介紹。然而，正是這一份極為簡單、又極為明燎的“履歷”，一是證明蔣介石投身的乃是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革命，二是證明他非但從來不曾背叛過自己一心相與的中國國民革命，而且正因自己的豐功偉績而作成了她的領袖。所以，指蔣介石背叛革命，即背叛了他自己曾參加和推進的中國國民革命，自然只能是一樁赤裸裸的栽贓。

　　第二、蔣介石除參加由孫先生創建的中國同盟會 —— 中華革命黨 —— 中國國民黨以外，就不曾參加過其他任何黨派，尤其是作為第三國際一個支部的中國共產黨。而且，如前所說，蔣介石作為一個同盟會員，一個國民黨人，他忠於信仰，堅於職守，功勳卓著，更無背叛之可言。蔣介石作為一個反對共產主義、反對共產黨、反對共產革命者，則同樣是在忠於自身信仰、堅於自身職守的前提下，為堅持三民主義而反對共產主義，為保衛國民革命而反對共產革命，為保護國民黨而反對共產黨，是舉世所知的反共先覺之一。由是可知，蔣介石作為共產黨和共產革命的敵人，卻被共產黨指為“背叛”，則“叛”從何來？

　　第三、中共指蔣介石“背叛”革命，還有一層惑人的地方，即是指蔣介石背叛了孫先生的“三大政策”。然而，所謂三大政策，乃為蘇俄與中共所造，本書已有證明，這裏不再贅述。單就孫先生“聯俄容共”的做法而言，孫先生亦向有採取這一做法的原則。孫先生一再申明的“共產黨要反對國民黨，我就要開除共產黨；蘇俄要支持共產黨，我就要反對蘇俄”的話，以及孫先生在實行“聯俄容共”做法之後，曾一再堅持表明的“堅持三民主義、反對共產主義；堅持民權革命，反對階級專政”和他“堅決反對移植共產制度於中國”的態度，便是“聯俄容共”做法的根本原則。在這些原則下，蘇俄若真心助我國民革命，則聯俄；蘇俄若違背了此一原則，要將中國的國民革命誘逼為俄國的共產革命，則必須抗俄。同樣，中共若真心參加國民革命，則容共；反之，中共若借參加國民革命，以行共產革命，直至公然反對和公開背叛國民革命，則非但不能容，而且還要反對之，清除之。孫中山先生逝世以後，蘇俄與中共為誘逼中國國民革命為俄式共產革命，為移植共產制度於中國，已經從竊奪國民黨党權、竊奪國民革命領導權走向了反對、利用、破壞、直至公然背叛北伐的地步，此倒不是背叛？相反，蔣介石本孫先生的遺教，因蘇俄和中共對孫先生的背叛而決心抗俄和清黨，倒反而是“背叛”了？

　　第四、再就蔣介石對“聯俄容共”的態度而言，應該說，他從來就是“聯俄容共”的反對者。但因他深知孫中山先生是為“俄援”而聯俄，雖不便公開反對，但卻數度“托故假歸”，消極待之。及至孫中山要派他這個最能幹的人率“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蘇俄考察，他考察歸來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既在口頭上，又在書面上，向孫中山及國民黨中央彙報了他對蘇俄“主義與事實”有別的看法，明言蘇俄有對中國的赤色帝國主義野心，揭露了中共党人在蘇俄對三民主義以及孫中山本人的攻擊和誣衊，並明確認為俄人是要借中國的國民革命，來達到它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移植共產專制制度的目的。這既是他考察歸來即“托故假歸”的原因，更是他幾度赴粵，又幾度離粵，連黃埔軍校校長也不想做的根本緣由所在。若不是孫中山對他的器重，和他對孫中山與國民革命事業的忠誠，這個校長大約也就不是他的了。此後的蔣介石，一是于孫先生在世時，為忠於先生，而自行韜誨，努力辦好軍校，盡力培養黨軍，儘量使之不受蘇俄的過度鉗制和中共的過分操縱，從而使俄國軍事顧問團團長季山嘉視他為眼中之釘。二是在孫先生逝世之後，于蘇俄僭權、中共篡權、國民黨和國民革命危在旦夕之時，堅定地起而護党，捍衛國民革命，直至走向決心抗俄清党的道路。由是可知，正因他“心中明而眸子燎焉”，他才既不象廖仲凱那樣發作過“左派幼稚病”，更不象汪精衛那樣發作過“左派權力病”。他無非是在無可奈何時，虛與委蛇；被迫還擊時，則旗幟鮮明；事關國民革命大業時，乃義不肯讓。由是，“蔣介石背叛革命”之一語究從何來？而真正背叛了孫先生的國民革命、即中國民主革命者，又為阿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