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中共在革命的名義下發動內戰打江山

一　　中共借搶奪受降權發動內戰
第一、唯有中華民國政府才擁有對日受降權和對日受降的指揮權

　　毫無疑問的是，唯有中華民國政府才有對日受降權和對日受降的指揮權。因為﹕一是依照盟軍最高統帥麥克亞瑟所劃受降地區的規定，中國戰區受降範圍為中華民國、中國臺灣和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中國東北由蘇俄受降。二是中華民國是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因而只有中華民國政府才擁有對日受降權。凡屬於中華民國之任何地方政府和軍隊，均只能在中華民國政府的統一指揮下才擁有對日受降的權力。三是中華民國政府領導了全中國人民的對日持久抗戰，是中華民國所領導的軍隊及其國民（不包括假抗日、真擴張的中共及其軍隊），才為抗戰付出了重大的犧牲，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因此，中華民國政府及其所隸屬的抗日軍隊不僅在名義上，而且在實際上，擁有代表全體中國人民對日本的受降權。四是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戰開始後，中共即已宣佈其政權是中華民國中央政府管轄下的“地方政府”，並為中華民國政府所接受。其軍隊亦為國民革命軍之一部，番號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和“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因此，中共雖然擁有在中華民國政府及其國家軍事委員會領導與指揮下的對日受降權，卻絕不應該擁有非中華民國政府及其軍事委員會指揮下的對日受降權。就不說中共在八年全面抗戰中堅持失敗主義和賣國主義的路線，堅持假抗戰和真擴張的陰謀抗戰策略，早已使他們在道義上和在實際上，完全喪失了自己原來所具有的，在中華民國政府及其軍事委員會指揮下的對日受降權了。

　　正因為如此，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一宣佈投降，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先生因立即考慮到中共勢將乘機謀亂，甚至乘機叛亂，故特別在他有關對日受降的命令中，“警告轄區敵軍，除接受（中國）政府指定之軍事長官的命令之外，不得向任何人投降繳械”，同時向全國各部隊發出了“應就原地駐防待命”的命令。八月十一日，蔣介石委員長還就此項命令致電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稱﹕“在今作戰地區境內之部隊，並應接受各該戰區司令長官之管轄。”

　　顯然，中華民國作為一個戰勝國，中華民國政府作為一個領導人民堅持了八年全面抗戰，並獲得了最終勝利的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其對敵受降的權力既不容否定，其指揮對敵受降的權力，亦同樣具有完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第二、中共借搶奪受降權首開內戰端緒

　　然而，中共及其“養在深山、長在敵後”的百萬農民軍隊，卻將“對日受降”視作他們走出深山、蓆卷敵後、直至打江山和奪政權的“非常歷史機遇”。八年來，他們寧願不抗日、假抗日、陰謀擴張直至陰謀賣國，亦就是在等待著這一天的到來。八月九日夜，當延安意外獲悉日本投降和蘇俄對日宣戰的消息後，毛澤東在延安立即向中共軍隊發出了對日本“實行廣泛進軍”的命令。這個自八年抗戰開始以來，由毛澤東對自己軍隊發出的第一個“抗日”命令，其重心，乃是命令他的軍隊 “擴大解放區和縮小淪陷區”。01 八月十日夜至八月十一日下午的十八小時內，毛澤東向他的軍隊連續發出了七道命令，其用心竟是“立即發動二十萬大軍以奪取中原”。為此，毛澤東命令各地中共軍隊，要強行對日受降，強行阻撓政府軍受降，強行“佔據及破壞全國各地交通要道”，“收繳日軍武裝”，並“將反抗的中國人當漢奸處分”，同時以“中國解放區抗日軍總司令”的名義，擅自指定受降地點，命令日軍司令岡村甯次向中共軍隊投降”。02 中共中央華東局在接到毛澤東命令的當晚，連夜召開會議宣佈，決定派遣張執一以中共中央華東局和新四軍代表名義，首先化裝潛入上海，負責組織上海人民武裝起義，接應新四軍解放上海。後因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為全力搶進東北而電令停止進攻，保存力量，以便將來發動“民主運動”才作罷。03

　　八月十一日，朱德在接到蔣介石關於由政府統一籌畫受降的命令後，竟公然回電反駁，稱蔣的命令是“完全錯誤”的，甚至威脅說﹕“如果你不公開承認你犯的錯誤，並公開撤回你這個錯誤的命令，我便徹底反對你的命令。”其囂張氣焰可見一斑。與中共及他本人在抗戰初期對蔣的歌頌相比，實為天差地別。

　　八月十三日，毛澤東又在為新華社所寫的社論中顛倒黑白地說﹕“我們要向全國同胞和全世界人民宣佈﹕重慶統帥部，不能代表中國人民和中國真正抗日的軍隊。中國解放軍抗日軍隊有在朱德總司令指揮之下，直接派遣他的代表參加四大盟國接受日本投降和軍事管理日本的權利。要不是這樣做，中國人民將認為是很不恰當的。”正是在毛澤東的命令下，八年來養在深山、長在敵後、養精蓄銳、旨在打內戰奪江山的中共軍隊，遂如猛虎出山般地開始了對受降權的瘋狂爭奪。同時，又因爭奪受降權而開始了它的“全面抗戰”和“發動內戰”。中共除于察哈爾、河北、山西、山東、蘇北等地強行對日受降以外，還曾對三萬拒絕向中共投降的日軍實行進攻、包圍和繳械，對日寇打了一場八年來從來沒有打過的“大戰和運動仗”，獲得了八年抗戰以來從未有過的“抗日戰果”。同時，華北綏遠的集甯、清水二縣為政府軍受降不過五日，即被八月十二日自河北、山西一帶急行軍而來的三萬中共軍隊所攻陷。九月十一日，抗日名將馬占山的東北挺進軍由綏遠進至察哈爾受降時，竟被中共軍隊圍殲三千餘人。十月十七日，中共又開始調動軍隊，對歸綏的傅作義部展開包圍……。

　　日本投降之際，中共開始“全面抗戰”和發動內戰的成果是驚人的。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即日本投降僅兩個星期，毛澤東就在他起草的對黨內通知中得意地和赤裸裸地說﹕“日寇迅速投降，改變了整個形勢。蔣介石壟斷了受降權利，大城要道暫時（一個階段內）不能屬於我們。但是華北方面，我們還要力爭，凡能爭得者應用全力爭之。兩星期來，我軍收復五十九個城市和廣大鄉村，連以前所有，共有城市一百七十五個，獲得了偉大的勝利。華北方面，收復了威海衛、煙臺、龍口、益都、淄川、楊柳青、畢克齊、博愛、張家口、集甯、豐城等處，我軍威鎮華北，配合蘇軍和蒙古軍進抵長城之聲勢，造成了我黨的有利地位。今後一時期內仍應繼續攻勢，以期盡可能奪取平綏線、同蒲北段、正太路、德石路、白晉路、道清路，切斷北甯、平漢、津浦、膠濟、隴海、滬甯各路，凡能控制者均控制之，哪怕暫時也好。同時以必要力量，儘量廣占鄉村和府城縣城小市鎮。例如新四軍佔領了南京、太湖、天目山之間許多縣城和江淮許多縣城，山東佔領了整個膠東半島，晉綏佔領了平綏路南北許多城市，就造成了極好的形勢。再有一時期攻勢，我黨可能控制江北、淮北、山東、河北、山西、綏遠的絕對大部分，熱察兩個全省和遼寧一部。”04

　　兩天以後，毛澤東就帶著這一“開始全面抗戰和立即發動內戰”的巨大成果，赴重慶談判“建設一個和平民主的新中國”去了。然而，他交下的“今後一時期內仍應繼續攻勢”的發動內戰的命令，卻沒有因為他的赴重慶談判而終止，甚至是變本而加厲。有統計顯示，從八月十日日本投降到十月五日的兩個月間，包括毛澤東在重慶“談判”的四十天，中共軍隊一共搶佔了三百座縣城。另一個統計顯示，從九月十一日到十月十一日的一個月內，即至毛澤東回到延安的那一天止，各地共軍所佔據的城市已達二百座。在膠濟、津浦、隴海一帶，平綏、北甯、德石、平漢、道清各鐵路沿線，中共軍隊均控制了一些據點，以蓄意阻撓華北和華中的鐵路交通要道，並威脅自山海關到杭州灣的海岸線，自垣曲到武涉的黃河沿岸，以及蘇皖兩省的長江沿岸和運河線。05

　　遵照毛澤東臨赴重慶談判前所發出的指示，為切斷鐵路幹線，搶奪要道，奪取“府城縣城小市鎮”，阻止政府軍受降，中共甚至還成立了“交通控制隊”，在華北與華中破壞鐵路與公路。據統計，僅一九四五年十月一個月內，平漢鐵路即被中共破壞十七次，津浦路被破壞十八次，膠濟路被破壞十次。一九四六年一至八月份，津浦、平漢、膠濟、北寧、正太、隴海、同蒲、平綏等鐵路均遭嚴重破壞，各線被撤毀車站一百四十餘處，被炸毀的橋樑達二百零八座，被撤除的鐵軌五萬七千餘節，被毀掉的枕木達二十三萬餘根，被剪掉的電線十三萬餘公尺，被毀掉的車輛八十餘輛。一九四五年十月間，中共軍隊甚至於河南決黃河，于江蘇、山東決運河，在河北決永定河、子牙河，同時破壞工廠和礦山。06 由是，中共借爭奪受降權所發動的叛亂實已首開內戰的端緒。


二　　中共在蘇軍的陰謀配合下迅速搶佔東北

第一、中共覬覦於北和中共借受降企圖搶佔東北

　　顯然，不論是從大清朝亡明的歷史教訓而言，還是就日本侵華的現實教訓而論，白山黑水、沃野千里的東三省，都是侵略者和異志者們的必爭之地和必儲之地。一九四五年六月十日，一心要打江山的毛澤東，就曾在中共“七大”上建議將東北籍的同志選入中央委員會，理由就是“從我們黨、從中國革命的最近和將來的前途看，如果我們把現在的一切根據地都丟了，只要我們有了東北，那麼，中國革命就有了鞏固的基礎。”誠然，東北大地對於一個一心想逐鹿中原、再建專制王朝的毛澤東來說，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由於不抗日的毛澤東錯誤地估計了戰爭形勢，再加上第三國際解散後，處在衛國戰爭中的蘇聯已無心和無力來關注中共，所以，直至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四日，即離日本投降不足兩個月，毛澤東仍然認為“現在距日寇崩潰只應估計尚有一年半的時間”。一九四五年六月下旬，毛澤東和他的中共仍然在考慮如何向華東和江西發展，對搶佔東北尚未做研究。不過，一九四四年以後，中共在冀、熱、遼根據地的軍隊已經進入遼寧西北山區建立了遊擊區，為嗣後搶佔東北創造了有利的條件。日本宣佈投降後，一是蘇美有約，由蘇聯受降東北的日軍；二是中蘇亦有約，由蘇聯支持中華民國政府赴東北接管行政；三是蘇聯在國際條約的限制下，既不宜立即和公開違背國際公約，又不宜立即和公開撕毀“中蘇同盟條約”。所以，一方面蘇共不能公開傳遞資訊與中共，另一方面中共也就對戰後搶佔東北缺少足夠的政情和軍情資訊。特別是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蘇共又曾致電中共中央，要求毛澤東赴重慶談判，並指出中共不能打內戰，否則民族會遭到災難，國家有毀滅的危險。由是，蘇共這種真假莫辨的態度，也就逼使中共和毛澤東要在東北的問題上小心運籌。

　　毛澤東和中共在搶佔東北問題上小心運籌的手段之一，便是毛澤東在以延安總部名義所發出的七個命令中，曾公開地發出了第二、三、六號命令，並均以“為配合蘇軍進入中國境內作戰和準備接受滿州敵偽軍投降”的名義，命令原東北呂正操部“由山西綏遠現地向察哈爾、熱河進發”，原東北軍張學詩部“由河北、察哈爾現地向熱河、遼寧進發”，原東北軍萬毅部“由山東、河北向遼寧進發”，現駐河北、熱河、遼寧邊境之李運昌部“即日向遼寧、吉林進發”，賀龍所部“由綏遠現地向北行動”，聶榮臻所部“由察哈爾、熱河現地向北行動”，現駐華北的朝鮮義勇隊司令武亭等“立即統帥所部隨同八路軍和原東北軍各部向東北進軍，並組織東北朝鮮人民解放朝鮮”。由於這些命令只是為了宣傳中共願意與蘇軍配合作戰，積極參加受降，所以，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毛澤東在發出第六號命令之後，又向內部發出指示說﹕“這個命令為對外宣傳、搶先取得優先地位而發。”

　　毛澤東和中共在搶佔東北問題上小心運籌的手段之二，是在摸不清軍事行動能否得到蘇軍當局支持的前提下，決定立即派出大量中共幹部進入東北，以造成思想、政治和群眾工作先行的局面。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毛澤東在不得不赴重慶談判前夕，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同國民黨進行談判的通知”。毛在該通知中稱﹕“東北三省在中蘇條約規定的範圍之內，行政權在國民黨手裏，我黨能否派軍隊前去活動，現在還不敢斷定，但是派幹部去是沒有問題的……派千余幹部由林楓率領去東北，萬毅所率軍隊仍需進至熱河邊境待命，可去則去，不可去則不去，在熱河發展，造成強大的熱河根據地。”毛澤東顯然已經擬定了“幹部先行，軍隊後行，以建立熱河根據地為軍隊大舉進入東北作準備”的策略。

　　毛澤東和中共在搶佔東北問題上小心運籌的手段之三，則是在派遣林楓率領千余幹部迅速進入東北之後，中共中央又命令李運昌部以配合蘇軍作戰為名，相機進入東北，然後命令冀、熱、遼軍區十六軍分區司令員曾克林配合蘇軍進攻山海關，更於八月二十六日命令山東軍區派出一個營的部隊，由呂其恩、鄒大鵬率領乘船從煙臺渡海，以試探武裝搶佔東北的可能性。毛澤東和他的中共為搶佔東北已經機關算盡，文武兼用。此時，就看蘇軍對中共的態度了，就看蘇俄是否依然會為了亞洲的共產革命，和自己在遠東的勢力，而敢於兩面三刀，甚至陰謀置國際公約和“中蘇同盟條約”於不顧了。

第二、中共軍隊在蘇軍陰謀配合下迅速搶佔東北

一、蘇軍對中共搶佔東北的暗中支持和積極支持

　　其一、中共軍隊呂其恩和鄒大鵬部於八月二十九日在遼東半島的莊河上岸，佔領莊河縣城，並向大連進發，于大連附近與蘇軍相遇。一位蘇軍少將表示﹕“蘇軍在東北只佔領城市，至於其他地區八路軍只要不打出公開旗號，可以自由活動。”07

　　其二、中共冀東李運昌、曾克林部在配合蘇軍消滅了拒不向蘇軍和中共投降，而只願意向國民政府投降的山海關日、偽軍守敵後，在蘇軍默許下，已於九月三日乘火車出關東進，於九月四日進入錦州。六日進入瀋陽後，即與蘇軍取得了聯繫。蘇軍遠東司令部為正式與中共“通氣”，於九月十四日派出烏茲別克上校在中共冀、熱、遼軍區第十六軍分區司令曾克林陪同下飛赴延安。

　　其三、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四日晚至十五日上午，烏茲別克上校在與以劉少奇為主角的中共中央的會談中，一方面轉達了蘇軍元帥馬林諾夫斯基所提出的，為不影響蘇聯外交聲譽而要求中共軍隊退出東北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同意中共不用共產黨和八路軍的名義進入東北，並同意將山海關至錦州一線交給中共和八路軍，同時希望中共中央馬上派同志赴東北，以便協調蘇軍與中共出關部隊的行動。並在會談之後，立即讓中共派赴關外的軍政首腦與他同機飛往東北。顯然，一名蘇軍上校是絕無權力作出這種涉及重大國際問題的決定的，即便是作為方面軍司令員的馬林諾夫斯基元帥本人，也沒有這種權力。因為有關中國的任何問題，包括後來蘇聯援華專家的薪水，史達林都必須親自過問。因此，這不過是共產沙皇史達林所慣用的兩面三刀手段罷了。08

　　其四、一九四五年十月上旬，當中華民國政府按照中蘇雙方的協議，決定派出政府官員進駐東北時，十月四日，中共東北當局曾密電中共中央稱，蘇軍向他們表示“已下最後決心，此間家務全部交我”，09 即把蘇軍在東北繳獲的所有日軍裝備全部交給中共。至十一月下旬，中共出關軍隊已經從蘇軍佔領的原日軍倉庫中，取出了十萬枝槍和三百門炮。雖然蘇軍在表面上對中共軍隊並不熱情，卻默許中共在夜間去原日軍倉庫“開倉取械”。一九四六年春蘇軍撤退時，又為中共留下了相當數量的日軍裝備。

二、蘇軍對中華民國政府的背信棄義

　　其一、由於中華民國政府軍的主力部隊遠在西南，加上中共曾借爭奪受降權奪取中原，並破壞了津浦和平漢兩條鐵路大動脈的交通，所以，政府軍對東北日軍的受降乃阻力重重。遲至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三日，當中華民國政府代表要求蘇軍允許中華民國政府軍在大連登陸時，駐東北蘇軍雖已讓進了十數萬中共軍隊，卻“根據中蘇條約”，竟以“大連是商港，是運輸貨物而不是運輸軍隊的港口”為藉口，明確加以拒絕，更不同意中國政府軍乘美艦上岸。中國政府軍進駐東北由是而受阻。

　　其二、當中華民國政府遲到的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在長春掛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東北行營”的牌子時，同樣，已經讓進了十數萬中共軍隊的蘇軍遠東司令部卻蠻橫地抗議稱﹕“我們只同意你們的行政人員來接管，不允許軍事人員出面。”10

　　其三、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八日，當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飛長春與蘇軍馬林諾夫斯基元帥談判國民政府進入東北接收事宜時，馬林諾夫斯基雖然“熱情允諾” 中國政府軍於營口登陸，但是，等到返回上海的杜聿明複於十一月七日率領一個軍乘美艦駛向營口港外時，非但發現蘇軍不知去向，而且發現營口海灘上滿是正在修築防禦登陸作戰工事的中共軍隊。原來蘇軍早已通知中共“接防”。杜聿明只好率軍轉赴美軍佔領的秦皇島登陸。這是美軍在東北佔領的唯一港口。自此，中華民國政府軍進入東北接收已經沒有希望，政府軍派駐東北的第十三和第五十二軍只好從門外打起，節節打退中共軍隊的阻擊，先攻佔山海關，後攻佔錦州，至十一月下旬，才“攻入”東北接收。由於蘇軍支持中共陰謀搶佔東北和武力搶佔東北，中國的內戰實際上已經在東北公開爆發。

　　其四、在中華民國政府知道蘇軍已經將中共軍隊讓進東北，依照《中蘇同盟條約》對蘇方提出指責時，蘇軍卻解釋說﹕“東北各地的抗日武裝和抗日政權，都是東北人民自己建立起來的，是自治的軍隊和團體，與蘇軍無關，蘇軍並不想干涉中國內政。”11 當中華民國政府接受東北的官員在蘇軍不准帶軍隊的條件下赴東北接收時，蘇軍雖然在表面上要求中共軍隊不得對他們進行傷害，但是，一旦接收事宜完畢，蘇軍便立即撤走，而把當地國民政府的文職官員留在中共軍隊的包圍之中。特別是在東北的一些中小城市，蘇軍的做法遂使得中華民國政府赴東北接收的地方官員不能存身。而當中華民國政府接收人員對蘇軍的這種做法表示抗議時，蘇軍便將《中蘇同盟條約》在換文時曾寫有的，“所有中國軍民，都歸中國方面管轄”的條款拿出來進行辯解。因為，不合法搶進東北的中共和中共軍隊，也是中國人和中國軍隊。中華民國政府自然沒有想到，這竟成為蘇軍陰謀支持中共槍占東北的條約“根據”。

　　其五、當蘇軍陰謀違背國際條約，暗中支持和積極支持中共軍隊搶佔東北成功的消息已被確證，美國乃支持中華民國政府立場，開始幫助中華民國政府軍空降東北進行接收。蘇聯因在表面上怯於國際輿論和美國的壓力，而公開要求中共軍隊退出大城市，但在實際上只要求中共軍隊退至離開瀋陽、長春、哈爾濱沿線二十公里之外。此舉遂促成中共制定“讓開大路、佔領兩廂”的策略，為中共在東北執行農村包圍城市的農民戰爭大開了方便之門。

　　顯然，史達林的愛憎是分明的，史達林的共產擴張計畫並沒有因為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結束而消失，他一心要顛覆和赤化周邊國家的陰謀更沒有停止。只不過礙於墨蹟未乾的國際條約和比它強大的美國，才顯得有些羞羞答答罷了。所以，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蘇美英三國在莫斯科發表的有關中國問題的公報雖然重申“不干涉中國內政的政策”，“要求內戰必須停止”，並要求“建立一個團結民主的新中國”，但在蘇俄，無非又是放了一顆煙幕彈而已。


三、中共企圖搶佔東北的陰謀終於在蘇俄的支持下達成

　　其一、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一日，當中共中央接到呂其恩的報告時，劉少奇主持下的中共中央就立即作出了第一個派兵進入東北的決定。該決定要求中共山東軍區立即派出四個師十二個團二萬五千到三萬兵力，分散經海道進入東北，並派蕭華統一指揮。中共搶佔東北遂正式拉開序幕。

　　其二、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五日，當劉少奇在與蘇軍上校會談後，因突然明白蘇軍只是要求他們“不要以中共和八路軍的名義搶進東北”時，當天，劉少奇連向正在重慶談判的毛澤東都沒有請示，就立即抓住這個“千秋一時”的歷史機遇，決定派遣彭真、陳雲、葉季壯、伍修權、段子俊與莫春和立即乘坐蘇聯上校的飛機飛赴東北，並由彭真擔任東北局書記。同時，為便與蘇軍打交道，還特別授予彭真中將軍銜，伍修權少將軍銜，段子俊及莫春和為上校軍銜。當晚毛澤東同意的電報拍來時，彭真等已經上路。

　　其三、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九日，中共中央遂將“要以二十萬大軍藉受降而爭奪中原”的計畫，立刻轉變成為“向北發展和向南防禦以全力搶佔東北”的計畫，並決定將長江以南的部隊撤往江北，將江北的部隊撤向山東，將山東、蘇北的部隊主力和晉、察、冀部隊一部立即派進東北。這才是毛澤東願意在“雙十協定”裏寫上“中共同意撤出南方八個解放區”的“底牌”。中共十幾萬主力部隊與兩萬多幹部，遂立即改稱“東北人民自治軍”，穿便衣，走小路，水陸兼途，馬步兼程地開始了強佔東北的急行軍。至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底，中共軍隊已有十一萬多人搶進了東北。先後搶進東北的中共中央委員，包括候補委員就有二十餘人。林彪遂被任命為東北地區的軍事指揮員。

　　其四、一九四六年六月，已經搶進東北的中共軍隊又改名為“東北民主聯軍”，總兵力已達二十七萬多人。他們在蘇聯的支持下，不但接受了大量的現代軍事裝備，而且收編了數十萬原漢奸軍隊，還留下了八千侵華日軍，以補充他們這支旨在中國打天下的隊伍。12 這對於提高中共農民造反軍隊的現代化水準和增強中共農民造反大軍的現代化作戰能力，均起到了巨大作用。

　　內戰早已開場，大戰更無可避免。在對日抗戰中養精蓄銳八年的中共賣國軍隊，終於懷著他們早已鐵定的打天下決心，在蘇俄的陰謀支持下，搶奪了祖國的東北“寶地”。一場由史達林改寫的“由蘇軍引兵出關”而奪取中華民國江山的新編歷史劇，就要在萬里狼煙中上演了。

三　　中共蓄意阻撓與破壞戰後中國民主憲政的進程

第一、中華民國於戰後積極推行民主憲政的目的之一就是為了避免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對人類的破壞是空前的。尤其是戰後歐洲和亞洲的一些國家幾乎已成廢墟。處處是斷壁殘垣，處處是窮困與饑餓，童無所養、叟無所歸和啼饑號寒的淒慘景象，隨時隨處可見。雖然我們是一個大國，而未陷入“覆巢之下無完卵”的境地，但是，日本長達十四年的侵略，尤其是八年全面侵華戰爭所帶來的極大破壞，亦同樣使她滿臉是淚，渾身是血，遍體鱗傷。當是之時，任何一個愛國者，愛民者，或曰任何一個有著起碼的良知者，都不會、也不願意在這一場人類浩劫剛剛結束之時，為了一己的私欲而立即開啟一場內戰，使得正在痛定思痛的人民又陷入痛上加痛的更加悲慘境地。

　　如前所說，當政的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本人，由於在抗戰前期就已經在實際上開放了黨禁，在抗戰期間又開始了對戰後民主憲政的準備，並宣佈要在戰後一年召開“制憲國民代表大會”；由於在戰時即已徵求意見，並曾組織包括共產黨在內的各黨各派力量以數度修改“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由於上述一切“民主進步”的景象，在二次大戰期間的各國中實為絕無而僅有；因此，如無其他特殊的原因，戰後中華民國的民主憲政建設非但應該能夠順利進行，而且中華民國民主憲政建設的成功，即軍政、訓政的結束，和還政於民的實現，也就完全是可能的。
　　不可否認的是，由於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本人，對中共持續八年假抗日、真擴張的賣國行徑知之甚深，又對中共在日本宣佈投降期間就已經立即表現出來的內戰欲望和內戰行徑有所了然，因此，倘使說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本人竟絲毫沒有一舉解決中共叛逆的願望，非但不符合事實，而且也不盡乎情理。其在不得不打的情勢之下，也只好打打談談，甚至在忍無可忍之時，亦想一舉殲滅中共以“絕我民族大患”的事實，恰是這種心態的說明。但是，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本人，基於國家人民最基本的福祉，為了避免內戰和利於戰後恢復，曾對中共一再地作出了讓步。之主動地和一再地邀請中共和談、協商，主動地和一再地籲請國際社會調停和幫助，甚至數度對中共虛位以待，直至做出種種過分的讓步，雖已表明了她的真誠，但是，最能說明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本人之真誠希望避免內戰的，卻是戰後立即開始的民主憲政建設。其根本目的，固然是在結束訓政，走向憲政，還政於民，以完成民主建國的歷史性目標，同時，亦在相當程度上，表現了她期待中共參預戰後中國民主憲政建設的願望，更希望借此來避免內戰的發生和擴大。

第二、中共為發動內戰和打贏內戰而竭力破壞戰後中國民主憲政的進程

　　中華民國、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本人力圖中共能夠參加戰後中華民國憲政建設的願望，實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因為，一是由蘇俄扶植的中共，其意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和移植共產制度於中國的目的，從來就不曾改變。二是中共在蘇俄指使下一心要顛覆中華民國的目的，從來沒有變更。三是由於毛澤東曾一再地告訴他的黨人，“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戰爭就是農民戰爭”。所以，毛澤東和他的中國共產黨，意在中國發動一場農民戰爭以打天下的欲望，早已是根深蒂固。四是中共決策日蔣火拼和一心一意借抗日以擴張的陰謀，其根本目的就是在為內戰作準備。五是在抗戰結束時中共已經擁有了打一場內戰的本錢。六是毛澤東借搶奪受降權而已經開打的內戰，和它在蘇軍陰謀配合下迅速搶佔東北的行徑，都已經證明了中共要搶天下的決心。

　　也許有人會說，中共也曾在抗戰勝利後高喊過“和平民主新階段”的口號；也許還有人會說，中共曾經反對過內戰，要求過和平，甚至於有過要求建立“聯合政府”的願望和設想。或許，這都是“事實”。但是，真正的事實是，它們不過是中共所慣用的“革命的兩手策略”罷了。因為，中共如果是真心要和平與反內戰，是真心要在中國實現民主的話，那它就非但不會反對和破壞戰後中華民國民主憲政的建設，而且只會積極投身這一建設。因為，倘若戰後中國民主憲政得以順利推進和實現，則毛澤東旨在“打江山” 的目的，也就只能是付諸東流了。後來，中共在中國大陸全面復辟專制制度的歷史與現實，自然已經證明了它對戰後中國民主憲政建設進行阻撓和破壞的目的。

一、中共破壞雙十會談和雙十協定
　　中共在用武力奪取了中國大陸政權之後，曾一再地向人民宣稱，中共是要和平的，是國民黨才要打內戰。其最重要的理由之一，就是毛澤東曾“不顧個人安危，大義凜然”地赴重慶與國民黨、蔣介石進行和平談判。然而，歷史的事實卻是﹕毛澤東主動是假，被動是真；和談是假，內戰是真。

　　首先，雙十會談的起因來自國民政府和蔣介石本人。因蔣曾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一日之內，就連續向毛澤東發出了三次和談的邀請。二是蔣介石因毛澤東“顧慮安全問題”，而親自敦請美國大使赫爾利親赴延安陪同毛澤東同機往返渝、延。三是史達林亦因蔣介石的請求，而於八月二十日致電毛澤東，要他赴重慶談判。如果說上述三條原因使毛澤東沒有了不赴重慶談判的理由，那麼，最根本的理由是，如果毛澤東仍然拒絕赴重慶談判，則毛澤東和他的中共，就在全國人民面前完全喪失了他們“要和平”的欺騙性。再加上彼時的毛澤東，一因沒有得到史達林對中共發動內戰的明確支援，二因企圖搶佔東北尚未得手，三因發動內戰尚不能穩操勝券，因此，為得到史達林的支援，亦為大打內戰作準備，更為在全國人民面前表示他與中共對和平的“誠意”，毛澤東才在向他的軍隊和黨人發出了“繼續發動攻勢”的指示之後（前文），“不顧個人安危地和大義凜然地”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去了。誠如毛澤東自己後來所說，“這一次我們去得好，擊破了國民黨說共產黨不要和平、不要團結的謠言”。13

　　其次，如前所說，毛澤東曾於八月十日夜至八月十一日午後，為爭奪受降權和為“配合”蘇軍進軍東北，而向養在深山的中共軍隊發出了七道命令，要求他的軍隊一要奪取中原，二要探詢蘇軍可否同意他們配合進軍東北，並在赴重慶談判前兩天又向黨內發出了“繼續發動攻勢”的指示。因此，毛澤東是否有“和平談判與談判和平的願望”，也就可想而知。同時，正因為在和談期間，毛澤東已得知蘇軍決定陰謀支持中共搶佔東北，所以，在決策“改變搶奪中原而為搶奪東北”之後，和談中的毛澤東才會“大度”地同意從江南八個“解放區”撤兵，以表現他“希望和平”的誠意。這個陰謀，在當時，非但世人不知，而且國民政府、國民黨和蔣介石亦同樣不知。因此，所謂毛澤東在和談中的誠意表現，亦無非是毛澤東在和談時所耍的的陰謀手段罷了。

　　再者，從表面上來看，雙十和談既是國民政府、國民黨和中共在戰後的第一次談判，又是一次在表面上產生了積極效果的談判。因為，從和談的結果“雙十協定” 所達成的十二方面協議來看，起碼，關於“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和“承認國民黨、共產黨及一切黨派在法律面前同有平等合法地位”的協定條文，在事實上乃具有巨大的進步意義。因為上述條文於嗣後被寫進了政協會議的決議、特別是“中華民國憲法”之中，無疑是中國民主憲政建設的具體成就和重大成就，亦是一個民主國家所必須遵循的政治原則。然而，在協定簽訂僅僅三天之後，剛剛回到延安的毛澤東即下達了對“蔣管區”進行全面進攻的命令。就不用說，當上述政治協議、政治原則和憲法條文在今天的臺灣已經全部得以實現之後，在中共統治的中國大陸，又有何人敢再言上述協議、原則和條文。如有，便有殺頭和坐牢的危險。由是可知，中共對於戰後中國民主憲政的阻撓和破壞，實是從破壞《雙十協定》始。

二、中共破壞政治協商會議
　　由於毛澤東“打天下”的決心不可能改變，由於毛澤東赴重慶談判僅僅是為了證明“中共是要和平、要團結的”，由於重慶和談成功之日就是毛澤東再一次命令“發動攻勢”之時，所以，由雙十會談所決定下來的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的“協定”，在中共，就無非是一場“政治作秀”罷了。其目的除掉仍然要攻擊國民黨說共產黨不要和平、只要內戰是“謠言”以外，更重要的是，政治協商會議前後，正值中共搶佔東北和必須鞏固東北之時，毛澤東和中共需要時間來穩定他們剛剛搶奪到手的東北根據地。因為，也只有穩定和鞏固了剛剛搶奪到手的東北根據地，他們才不僅擁有了打內戰的本錢，而且擁有了進可以打江山，退可以繼續實行武裝割據，敗了也可以逃往蘇聯境內尋求庇護的保證。顯然，只有明白了這個至關重要的癥結，我們才能夠瞭解毛澤東與中共之所以同意召開、並參加政協會議的根本原因，才能夠理解毛澤東為何要在政治協商會議召開前夕，即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為中共中央起草了對東北局的指示信。該信指示說﹕“我黨現時在東北的根本任務，是建立根據地，是在東滿、北滿、西滿建立鞏固的軍事政治的根據地。”該指示信甚至一再地強調說﹕“建立這種根據地不是輕而易舉的事，必須經過艱苦奮鬥。建立這種根據地的時間需要三四年。但是在一九四六年內，必須完成初步的可靠的創建工作。否則，我們就有可能站不住腳。”毛澤東為建立鞏固的東北軍事政治根據地，還向他的黨人和軍隊發出了七條具體的指示，並將它們規定為中共在一九四六年的根本任務。由是可知，中共參加政協會議是假，而建立鞏固的東北軍事政治根據地才是真。也就是說，中共有心參預戰後中國民主憲政建設是假，而積極地和堅定不移地破壞憲政和發動內戰為真。

　　歷史的事實完全證明了上述結論的正確。因為政治協商會議不僅達成了諸項完全有利於戰後中國民主憲政建設的協議（參見上卷第七章），而且提出了“用政治方法解決政治糾紛和禁止一切黨派在軍隊裏有公開或秘密黨團活動”的條款，議定了“關於軍隊整編及統編中共軍隊為國軍之基本方案”，成立了以馬歇爾為主、和以張群及周恩來為輔的“軍事調停小組”，拿出了整軍方案，達成了停火協定。顯然，這對於解決戰後各派政治力量間，特別是政府和中共之間的政治問題和軍事問題，消彌內戰和推進民主憲政的進程，實有極為重要的意義。然而，由於上述一切不可能適應中共建立鞏固的東北軍事政治根據地以發動內戰打天下的需要，所以，政治協商會議尚未結束，中共就為了建立和鞏固它的東北軍事根據地，而於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單方面提出了四條要求。其中關鍵的兩條，一是第三條﹕要求政府承認並整編剛剛偽裝搶佔東北的十數萬中共軍隊——即改名換姓的“東北民主聯軍”。二是第四條，要求政府承認剛剛由他們搶佔東北才建立的中共根據地“自治政府”為合法的地方政府。

　　這關鍵的兩條雖然是中共的真要求，因為對他們建立和鞏固東北內戰根據地有利，但也不過是他們要存心設計一個發動內戰的藉口罷了。因為承認與不承認，對已經搶佔東北成功，並在東北擁有了十數萬軍隊的中共來說，都沒有太大的關係。所以，在他們的要求不能達成之時，並在馬歇爾回國述職之後，中共就立即將剛剛召開的政協會議和它的“和平建國綱領”扔到了一邊，為建立和鞏固他們的東北根據地而立即發動攻勢，大打出手，並於三月中旬陷四平、下長春，奪取了哈爾濱和齊齊哈爾。由是，一場真正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遂只能以中共在東北所發動的大規模內戰，作為它痛苦的歸結。

三、中共破壞制憲國民大會
　　雖然中共在雙十會談和政治協商會議之後，均按照既定方針立即將上述民主成果焚於內戰的戰火之中，但是，由於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本人對中共採取了一條“和平未到最後絕望時期，仍不放棄和平”的抗日式決策，所以，按照政協會議的決議，中華民國政府仍決定於一九四六年五月五日首先召開“制憲國民代表大會”。

　　然而，在本階段，由於中共在東北的內戰中打得“順手”，所以，它便要求于國民大會召開前就按照它的意願先改組政府，後召開“國大”，並且沒有達到滿足就拒不交出代表名單。由是，國民政府只好將制憲國民大會延期半年。

　　嗣後，為打破僵局，順利召開制憲國民大會，蔣介石於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四日抗戰勝利周年紀念日發表文告，提出六項主張，既表示對於“擴大政府基礎、邀請各黨派、無黨派人士參加政府”的要求，“務求迅速實現”；又再次提議“關於政治紛爭，採取政治解決辦法”；並接受馬歇爾建議，於三人小組之外再成立五人小組，商談政府改組及國民大會問題。此時，中共雖然要求在會前改組政府的目的已經基本達到，但為了進一步刁難政府和破壞制憲國民大會的召開，又提出必須在四十名政府委員中，由中共占十席，民盟占四席，然後再將一名無黨無派者的席位撥給中共推薦，以求穩獲三分之一票以奪取否決權，藉以阻礙制憲國民大會的召開。同時，中共還在張家口集結重兵，明確表示對蔣介石所提出的“政治問題採取政治解決辦法”不屑一顧，企圖將東北的內戰烽火燒向華北，以威脅召開在即的制憲國民大會。

　　由於國民政府沒有接受中共的無理要求，政府軍又在張家口挫敗了中共的軍事攻勢，中共才在戰況不利的情形下，提出了參加制憲國民大會的名單，以行緩兵之計。但是，當政府為召開國民大會而單方面宣佈張家口停戰十日，中共於張家口的不利戰況已得以解除時，中共又為奪取否決權而重提“非在政府委員中占十四名不可”，並要求政府軍於關內恢復一月十四日（第一次停戰令生效之日）以前的位置，同時要求馬歇爾轉告美國政府，不要支持中華民國政府並從中國撤兵。

　　最後，當為中共延期半年的制憲國民代表大會已達開會期限，中華民國政府為促使中共四百名代表參加會議，不僅於十一月八日再次頒佈全國性的停戰命令，而且再次將會議延後三天，專門以待中共，甚至於大會五十四名主席團成員席位中留下九名，對中共虛位以待。然而，直至三天后會議已經開幕，中共非但仍然不參加會議，並且於十一月十一日以延安總部名義正式發表聲明，一是要求政府停止“一黨包辦”的制憲國大，二是要求將“侵入解放區”的政府軍撤走，三是於十二月三日由周恩來致電馬歇爾，要求“立即解散正在召開的制憲國民大會”，四是以“國民大會既已經召開，政協會議已被破壞”為藉口，宣佈要籌開“解放區人民代表大會”。十二月十六日，即在制憲國民大會召開之時，中共在南京的發言人已經宣稱﹕“我軍已於各地先發制人，並準備奮鬥到底！”14

　　歷史的嘲弄在於，中共在大陸奪取政權後所召開的歷次“人民代表大會”和歷次“政協會議”，又有哪一次會議不是由中共一黨絕對包辦？又有哪一次會議的代表和委員——不論屬於“何党何派”，都必須由中共的各級組織部所“選定”呢？由是，只要稍加比較，我們就能夠十二萬分地清楚，究竟誰才是“包辦”，究竟誰才是真正的獨裁了。

　　歷史的悲劇是，中共雖然沒有成功地破壞制憲國民大會的召開，但由於它的蓄意阻撓和破壞，而使得中共及其軍隊成為中華民國制憲國民大會之外的政治反對力量和軍事破壞力量。所以，中國民主憲政的進程，也就必不可免地陷入了隨時都可能因為內戰而灰飛煙滅的境地。歷史的結局正是如此。


四、中共與中華民國憲法的關係
　　如果說於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在制憲國民大會上三讀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乃是集三十四年（一九一二至一九四六）的艱難奮鬥才獲得的巨大民主成果，並成為現代中國民主憲政建設的歷史性豐碑，那麼，這一部說明了中華民國國家性質和標誌了中國民主憲政進程的“憲法”，這一部曾于衛國戰爭的戰火中由包括中共在內的中國各黨各派共同修改和制定的“憲法”，這一部在五十年前就已經明確地寫入了“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各黨派平等合法和各級監察、考試委員必須超越黨派”等條文的真正民主憲法，卻遭遇了中共的鄙視、否定和徹底推倒。首先，中共不顧自己曾派遣周恩來、秦邦憲、董必武、陸定一等重要領袖，于戰時和戰後曾兩度參加“中華民國憲法”修改及制定這樣一個歷史的事實，而無視“中華民國憲法”的通過和頒佈；並且，正因為“中華民國憲法”是自辛亥以來中國民主憲政建設的巨大成果和真正結晶，具有真正民主憲法的性質，所以，中共才會在最後一次與中華民國政府進行虛假的停戰談判、即中共渡江前的談判時，由毛澤東提出了“必須廢除‘中華民國憲法’”的蠻橫要求。戰後中國民主憲政的建設和進程，終於毀滅在中共所發動的內戰戰火之中。


四　　中共打贏內戰的五個關鍵手段

第一、假談真打與中共利用美國又反對美國

　　首先，如前所說，中共參預“和談”，從來都是假談。但是，中共確實又參加過“和談”，更參預了美國領銜的和平調停工作。但它的前提，一是在它還沒有做好發動內戰的準備之時，如它還沒有在東北立住腳的時候。二是在戰況對它不利，如它在張家口吃了敗仗時。它與國民政府的談判，基於此；它接受美國的調停，同樣基於此。所以，在美國派遣馬歇爾來中國調停有利於它時，它便使用陰陽兩謀，明談暗打，敷衍美國和利用美國；而在美國調停不利於它時，它就根據自己發動內戰的需要，反對美國和咒駡美國，甚至不惜製造事端來發動一場反對美帝國主義的運動，以踢開它發動內戰和大打內戰的絆腳石。因為“美帝國主義”從來就是蘇聯的敵人，也就是共產革命和中共的敵人。雖然中共並不輕視美國對中共的“好感和無知”，甚至大大地利用了這一“好感和無知”。

　　由是，就中共利用美國而言，正處於戰況不利的中共，為鞏固東北內戰根據地，乃利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由美國、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共所達成的第一個停戰令，既在停戰前大肆擴張，又在停戰令發佈的當天，於各地發動攻勢，在山東進攻韓莊，棗莊、利國驛、臨城等八地，在河南進攻汲縣、修武、經扶等六地，在江蘇進攻泰縣、薑堰等五地，在山西進攻榆次、汾陽、曲沃等地。其中被佔領者達十二處之多。此其一。15

　　其二、中共在搶了停戰的便宜之後，因軍調處四處檢查停戰實況而被迫停戰。但是，鑒於鞏固東北內戰根據地的重要，中共又於馬歇爾歸國述職之後，于東北突然發動了大規模的攻勢，並於三月二十日攻陷四平街，四月十八日攻陷長春，四月二十三日攻陷齊齊哈爾，四月二十五日攻陷哈爾濱。中共利用停戰令第二次討得了便宜。

　　其三、由於中共單方面破壞停戰協定，在東北大肆進攻，造成了停戰令的名存實亡，為解決東北問題，中華民國政府決派孫立人率軍北上，並於五月三日收復本溪，五月十九日收復四平街，五月二十三日收復長春，五月二十八日收復永吉。就在中共于東北的戰況複又不利之時，馬歇爾因中國內戰重開而回到了中國。中共代表周恩來遂代表中共要求立即停戰，並以“如不停戰中共即展開全面攻勢”為條件，對馬歇爾進行威脅。

　　其四、在馬歇爾的努力和政府軍的配合下，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第二次停戰令下達，規定兩軍自六月七日中午十二時起就地停戰至二十二日中午，旋又延長至三十日中午。但在停戰令下達三小時後，即七日下午三時，東北中共軍隊又分兵四路向政府軍進攻，一向法拉，一向陶賴昭，一向五棵樹，一向烏拉。政府軍為遵守停戰令未作抵抗並退守松花江以西。在關內，中共軍隊則於六月九日及十九日于河南堰城、修武兩地，陰謀擊殺了軍調小組的雷奮強少校與郭子祺少校。

　　由於中共不遵守停戰協定，並利用停戰的契機發動大舉攻勢，直至公然擊殺軍調小組的政府方面成員，因此，馬歇爾立即召開三人小組會議，決定“兩軍恢復六月七日正午狀態”，並要追究兩少校被擊殺的責任。自此，因中共一方面感到馬歇爾的調停已經成為它發動內戰的嚴重阻礙，另一方面又因為東北內戰根據地已經基本鞏固，毛澤東已經決策要發動大規模的內戰，所以，再接受和參預美國的調停，將會對中共打內戰搶天下的行徑產生嚴重妨礙。由是，中共乃決定反對美國調停，並決心利用戰後國人對美國駐軍的反感，陰謀發動反美運動，以杜絕美國再作任何和平調停的可能。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共第五十四軍五十三團曹志福部始在河北香河縣安平鎮召開“反美運動大會”，高呼反對與打倒美帝國主義的口號，要求馬歇爾滾回美國去。

　　七月二十九日，中共曹志福部又襲擊路過安平的美國海軍陸戰隊三十餘人，當場打死美軍三人，傷十二人。這就是著名的“安平事件”。事後共軍再次襲擊塘沽附近美軍軍火庫，美軍死五人，傷十六人。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晚，中共竟派其地下黨員、職業學生沈崇勾引一美軍士兵于北平跑馬場野合，並由事先埋伏的中共地下人員“當場捉姦”，在全中國製造了一場人盡皆知的“美國士兵強姦中國女學生案”，“激發”了民眾強烈的反美情緒，更為中共發動反對美國“支持反動政府打內戰”的反美運動，製造了有利的輿論條件。然而，必須指出的是，自一九四五年八月蘇軍進佔我國東北始，直至一九四六年一月被迫撤離，其間，俄軍官兵在東北不知強暴了多少中國女子。然而，當時曾在東北境內“與俄共舞”、更“與俄同謀”的中共及其軍隊，卻為何不為我國東北眾多慘遭蘇軍強暴的同胞女子鳴冤叫屈和伸張正義呢？甚至直到今天，我們都沒有看到中共對此有所覺悟和有所懺悔。

　　這一場由中共陰謀發動的反美運動，終於造成了美國調停的失敗，亦終於造成了中共在內戰中的大打出手和大獲全勝，更造成了中國大陸人民在中共的欺騙、驅使和強迫下，反美整整反了二十餘年，直至中共再一次需要美國，和美國總統尼克森也需要中國來對抗蘇聯，因而赴北京朝拜那個殘暴的農民造反領袖毛澤東之時，方才告一段落。


第二、毛澤東的兩條戰線﹕發動軍隊“打內戰”與策動學潮“反內戰”

　　中共雖然在日本投降當天就已經藉爭奪受降權發動了內戰，但直至他們在內戰中獲勝，竟自始自終地在“國統區”堅持策動不知真相的民眾、特別是青年學生“反內戰”。這就是毛澤東的“人民解放戰爭的第二條戰線”。

　　如前所述，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在對上海局的指示中，就已經交待任務說﹕“要保存力量，以便將來進行民主運動。”中共党人張執一在他後來的《回憶錄》中亦說﹕“中共中央上海局成立之後，一方面繼續根據黨中央和周恩來同志的指示，作隱蔽精幹、長期堅持地下鬥爭的打算，一方面繼續領導蔣管區人民要求和平、要求民主、反對內戰、反對美帝的鬥爭。”16 然而，實事求是地說，並不是“蔣管區”人民在“要求和平、反對內戰”，而是中共為了打贏內戰才要發動“蔣管區”的人民反對內戰，並且絕不敢發動“毛管區” 的人民反對內戰，相反，而是強迫他們必須參加或支持內戰。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三日，當中共在內戰中戰況不利時，中共上海局就在中共中央上述指示下，策動和組織了上海“各界人民團體”聯合赴南京請願，“要求和平、反對內戰和要求民主、反對獨裁”。這個運動的總指揮，就是中共上海局的負責人和後來的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張執一。17

　　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毛澤東曾在題為“三個月總結”的對黨內指示中，一方面指示說，“今後數月，是一個重要而困難的時期，必須實行全黨緊張的動員和精心計畫的作戰，從根本上轉變軍事形勢”，“要再殲滅敵人二十五個旅”。對發動內戰和狠打內戰供認不諱；另一方面毛又指示說，“全黨必須加強國民黨統治區內的群眾鬥爭的領導”。而加強對國民黨統治區內的群眾鬥爭的領導，其重心就是策動和發動群眾“反內戰”。因為，就在雙十協定剛剛簽訂、毛澤東剛剛回到延安就向中共軍隊發出了全面進攻的命令時，中共又同時命令它的地下党策動和策劃了一九四五年年底的昆明學生運動。它的口號就是“反內戰與要和平”。嗣後的一二一學生反內戰運動乃是這場運動的高潮。用中共黨史專家們的話來說，即﹕“一二一運動，就是為開闢這條戰線而吹響的第一聲號角和點燃的第一堆烈火。”18 此後自一九四六年底到一九四七年初，中共由蓄意策劃沈崇事件所發動起來的學生“抗議美軍暴行運動”，則在“性質、規模、影響和作用方面與歷次學生運動相比，不僅有了提高”，而且它的作用，“在反美、反蔣鬥爭中，僅次於人民解放軍”。19 至於一九四七年由中共一手策劃和領導的“紅五月”學生運動，因喊出了“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口號，特別是一九四七年的“五二零”學生運動，又把“經濟鬥爭、生活鬥爭上升到了政治鬥爭，規模也從小型的分散的鬥爭集中為全國性的反美、反蔣的鬥爭”，從而成為“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第二條戰線的新起點”。 20

　　誠然，這些“學生運動”都是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和有黑手的。借用中共黨史專家們的話來說，就是“它都是在黨中央、上海局的指導之下，由中共南京市委具體領導的”。更有黨史專家們說，“它們是由周恩來直接領導的”。21

　　誠然，這樣的學生運動自然使中共興奮不已。因為，後來曾用機關槍和坦克車來屠殺北京學生運動的中共，在那個時候卻把有背景、有組織、有計劃、有陰謀和真正“有黑手”的“反內戰”學生運動，當作了他們發動內戰的“第二條戰線”。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央關於蔣管區的鬥爭方針的指示電”就曾指示說﹕“使一切群眾鬥爭都為著開闢蔣管區的第二戰場，把人民的愛國和平民主運動大大地向前推進。”一九四七年五月三十日，毛澤東更在題為 “蔣介石政府已處在全民的包圍中”的文章中稱﹕“中國境內已有了兩條戰線。蔣介石進犯軍和人民解放軍的戰爭，這是第一條戰線。現在又出現了第二條戰線，這就是偉大的正義的學生運動和蔣介石反動政府之間的鬥爭。……學生運動是整個人民運動的一部分。學生運動的高漲不可避免地促進整個人民運動的高漲。”對此，《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一千一百二十頁的注釋，則這樣地評述道﹕“從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起，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發展，國民黨統治區廣大學生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民主愛國運動，有了新的高漲，逐步形成為反對蔣介石反動統治的第二條戰線。”

　　於是，中共黨史專家乃對中共發動內戰的 “第二條戰線”的作用，興奮地評價說﹕“一是從政治上打敗了蔣介石。二是從軍事上間接配合了第一條戰線作戰。三是從組織上為革命和建設準備了大批骨幹。四是配合解放軍接管城市、迎接了解放。五是直接配合了三大戰役的軍事鬥爭。”22

　　由毛澤東、周恩來和中共的領袖們編劇導演，和由單純的青年學生們上演的“第二條戰線”，就是這樣地為中共發動內戰和打內戰，打江山和坐江山，立下了如此的汗馬功勞。一九八九年當中共用坦克車和機關槍在北京屠城之後，一位北京大學畢業的老教授曾痛苦地對他的後人說﹕“當年，我們這些北大的學生天天四菜一湯吃得飽飽的，可是吃飽了便跟著地下黨上街去‘反饑餓、反內戰和反迫害’，國民黨也不曾開槍打我們。今天想起來，實在是令我無地自容。”

　　有必要指出的是，毛澤東指學生運動是他的 “第二條戰線”，其實是謙虛了。因為，實事求是地說，學生運動只是他的“第三條戰線”。因為國統區學生運動的直接領導者，就是中共的地下工作者們。而這些地下工作者們的“工作”，才是真正的“第二條戰線”。這個真正的“第二條戰線”，既是學生運動的“黑手”，又是群眾運動的“黑手”，特別是中共第四條戰線 ——“民主黨派”戰線的“黑手”。用中共黨史專家們的話來說，就是“在民主黨派中還有少數共產黨人。在他們之中，一種人是以民主人士身份參加民主黨派，從事革命鬥爭的共產黨員；一部分是民主黨派中的先進分子，在鬥爭實踐中先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一部分是早年曾參加中共、由於種種原因脫離了中共而轉入了民主黨派、後來又恢復了中共黨籍者”。中共的黨史專家們一語便道破了當代中國大陸“民主黨派”們的來歷和本相，道出了為什麼他們當中的相當一部分人，在死的時候一定要蓋上中國共產黨黨旗的原因，23 道出了他們當年是怎樣以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的身份，為中共發動那一場內戰盡力和賣命的實情，道出了他們為何在中共奪取政權之後，竟能心甘情願地為中共表演民主的根本緣由。


第三、決策運動戰及人海戰術以打內戰，利用土改以發動農民參加內戰

一、毛澤東決策運動仗戰略和人海戰術以打內戰

　　本卷第三、四兩章，曾詳細地敍述了毛澤東在八年抗戰中堅決反對中共軍隊對日本侵略者“打運動戰、打大仗和打硬仗”的歷史事實。但是，“養在深山人難識” 的中共軍隊卻必須長期接受運動戰的訓練，尤其是在一九三九年之後，即當中共已經自稱擁有五十萬大軍之後。這個秘密終於在抗戰勝利之夜才被突然地揭開了。因為一直養在深山的中共軍隊，從借爭奪受降權以發動內戰之時起，即開始打起了他們在中國人民抗戰期間從來沒有打過的運動戰和大仗。毛澤東終於一再地和迫不及待地向他的軍隊發出了“打運動戰”和“打大仗”的指示，甚至是一再地和迫不及待地向他的那些正在打內戰和正在準備打內戰的軍隊，發出了“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指示。雖然，在八年抗戰中毛澤東從來不曾對他的軍隊說過一次要“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日寇”。對此，只需稍稍“學習”一下毛澤東選集第三卷（“抗日”部分），就會一目了然。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毛澤東向他的軍隊指示說﹕“戰勝蔣介石的方法，一般的是運動戰。”24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六日，毛澤東又對根據他的指示，正在用運動戰大打內戰的軍隊，進一步發出了“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指示。這個建立在運動仗戰略基礎上的指示說﹕“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敵人的作戰方法，不但必須應用於作戰的部署方面，而且必須應用於戰術的部署方面……我軍必須集中絕對優勢的兵力，即集中六倍、或五倍、或四倍於敵的兵力，至少也要由三倍於敵的兵力，於適當時機，首先包圍殲滅敵軍的一個旅（或一個團）。”（按﹕八年抗戰中，中共軍隊從來沒有主動地集中優勢兵力殲滅過日寇的一個班，更不用說是一個團、一個旅。）25

　　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毛澤東在他的軍隊已經“集中優勢兵力”殲滅了政府軍二十五個旅之後，又進一步指示﹕“必須在今後一個時期，再殲滅敵人的二十五個旅。”毛甚至更加強調地指示﹕“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是過去三個月殲敵二十五個旅所採用的唯一正確的作戰方法。我們集中的兵力，必須六倍、五倍、四倍、至少三倍于敵，方能有效地殲敵。不論在戰略上，戰術上，都是如此。不論是高級指揮員，或中下級指揮員，都須學會此種作戰方法。”26 （按﹕八年抗戰中，毛澤東從來就沒有命令他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必須學會此種方法以抗日殺敵。）

　　然而，毛澤東所謂的“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運動仗戰略戰術，說穿了便是人海戰術。特別是毛澤東所提出的，所指示的，不論是在戰略上還是在戰術上都“必須用六倍、五倍、四倍、至少是三倍以上的兵力”以執行他的作戰方法的指示，其實質就是殘酷的“人肉戰略和人肉戰術”。中共著名的三大戰役就用的是這一殘酷的戰略和戰術。淮海戰役以政府軍死一人、中共軍死五人為中共所贏得的勝利，早已證明了這種視人命為兒戲的殘酷戰略戰術，實際上乃是最原始、最野蠻和最不人道的戰略戰術，早已為現代戰爭所不取。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內作家所纂寫的《雪白血紅》一書，不僅將這種殘酷的作戰方法予以了最早的揭露，而且將這種極端滅絕人性的作戰方法，所造成的對普通人民性命的殘害，予以了最為驚人的揭穿。中共為了徹底殲滅長春守城敵軍，與為了逼迫敵軍投降而不惜餓死十數萬長春人民，並且連逃出城來的老百姓也要將之堵回去“餓死”的“戰略和戰術”，中共在內戰期間用槍口逼迫地主、富農及其子女打衝鋒，甚至逼迫地主、富農家的婦女裸體打頭陣的“戰略和戰術”，雖然為他自己的後輩軍人所不齒，但是，中共卻正是依靠這樣的“戰略和戰術”，才打贏了那一場內戰。在中國大陸，隨著歷史反思的迅速、廣泛和深入，不論中共採取怎樣的禁錮，上述驚心動魄的史料都正在利用各種方法和管道重見天日。


二、中共利用土改以發動農民參加內戰

　　誠然，毛澤東的人海戰術是要以人命來作成他勝利的基礎的。然而，人命何來？答曰﹕從農村中來。因為，毛澤東早就將他的革命定義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農民戰爭”了。雖然歷史並非如共產黨所表達的那樣，它的“革命”從來就得到了中國農民的最積極支援和最廣泛參加，但是，中共一手高舉著西方的“均貧賤、等富貴”思想，一手又採取了“實行分田分地”的傳統欺騙策略，因而才獲得了農民、特別是農村中流氓無產者的支持。由是，毛澤東旨在打天下的農民戰爭，便獲得了他所需要的廣大兵源。

　　於是，為了打內戰，為了打運動戰和打大仗，為了“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毛澤東才在內戰已經開打和剛剛大打的時候，不僅曾於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出過“五四指示”，要求各地立即進行土地改革工作，並且一再地命令和告誡他的黨人和軍隊說 ﹕“三個月的經驗證明，凡堅決地迅速地執行了中央五月四日指示，深入和徹底地解決了土地問題的地方，農民即和我黨我軍站在一道反對蔣軍進攻，凡對五四指示執行得不堅決……，農民即站在觀望地位。各地必須在今後幾個月內，不論戰爭如何忙，都要堅決地領導農民解決土地問題。”27

　　同時，為了打贏這一場內戰，毛澤東還一改過去一定要殺死地主、富農全家的“德性”，對地主、富農這樣一些階級敵人，採取了“臨時性的統一戰線政策”。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日，毛澤東就曾明確指示說﹕“在農村中，一方面應堅定地解決土地問題，緊緊地依靠貧農、雇農、團結中農；另一方面，在進行解決土地問題時，應將一般富農、中小地主分子和漢奸、豪紳、惡霸分子，加以區別……在一切土地問題已經解決的地方，除少數反動分子外，應對整個地主階級取緩和態度。……藉以減少敵對分子。”29 由是，毛澤東既解決了發動農民戰爭打內戰的兵源問題，又解決了地主富農對中共發動內戰“必然要進行破壞”的問題，中共意在打江山的這一場農民戰爭，也就勝券在握了。然而，參加了和支持了中共發動內戰的中國農民，他們究竟得到了什麼呢？那些因中共要打內戰才“欣遇”過中共“緩和態度”的地主富農們，命運又將如何呢？前者以其成為共產農奴和被餓死數千萬人命的歷史命運，作了最為痛切的回答；後者則於轉瞬之間便被鎮壓了二百余萬的歷史慘劇，為毛澤東和中共在中國大陸全面復辟和建立專制極權統治，而作成了最早的一批慘死者和犧牲品。


第四、為打贏內戰不惜出賣祖國權益以爭取俄援

　　中共的發動內戰和大打內戰雖然獲得了蘇軍的陰謀配合和物資援助，但蘇俄所援助的軍用物資，畢竟是以東北的礦山、工廠、大量的工業設備和器材，即我國東北的原有資產、資源和日本戰敗前在東北的二十億美圓投資作為交換代價的。後來，當中共的內戰狀況不利時，或中共內戰眼看就要勝券在握時，中共或是為扭轉戰局，或是為了爭取內戰的早日勝利，便以滿足蘇聯對我國國土的野心和對我國資源的貪心，而出賣祖國的權益和東北的資源，以爭取蘇聯的繼續支持。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中共代表林彪、高崗、彭真、謝覺哉、李富春和蘇聯代表米高揚、康斯諾夫、高爾金、哈爾更、巴布諾夫曾就軍事援助中共一事，於哈爾濱簽訂了《哈爾濱協定》。

　　中共獲得的主要援助，一是蘇聯允諾在外交軍事上全面支持中共。二是蘇聯承諾經常供給中共軍用飛機五十架。三是蘇聯承諾將收繳的日軍武器分兩期全部給予中共。四是蘇聯承諾將現在東北由蘇俄控制之彈藥及軍用物資全部平價售予中共。五是蘇聯同意中共紅軍在東北局勢緊張時可取道北韓退入俄境。六是國民黨軍隊一旦發動對東北兩栖登陸攻勢時，蘇聯軍隊願意秘密協助中共軍隊作戰。七是蘇聯允許中共紅軍在北韓建立空軍訓練站。八是蘇聯願意協助中共奪取對新疆的控制權等。由是，中共獲得了足可以裝備五十萬軍隊的武器，林彪在黑龍江訓練的四十萬新軍，以及原三十萬漢奸軍隊和八千侵華日軍，其主要武器便是從蘇聯所得。

　　中共出賣祖國權利和資源的主要條款，一是中共承諾蘇聯對我國東北陸路和空中交通享有特殊權益。二是中共應對蘇聯提供有關中華民國政府和美軍在中國行動之情報。三是中共應以東北物產包括綿花、大豆及其它戰略物資，除去本地所需用者外，全部供應蘇聯。中共允諾中國遼寧、安東等省特別規定區域，劃歸北韓軍隊駐紮，並在將來適當時期併入朝鮮。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共又在莫斯科與蘇聯簽訂了《莫斯科協定》。在該協定的主要條款中，中共所出賣的祖國權益和資源，一是蘇聯有優先開採中國境內礦產的權力。二是蘇聯有權在中國東北和新疆駐紮軍隊。三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中國軍隊應依靠蘇聯軍隊作戰。四是蘇聯可將遠東情報局設於中國。五是如果歐洲爆發包括蘇聯在內的戰爭，中共應派遣遠征軍十萬人及勞工二百萬人支援蘇聯參戰。

　　中共所得到的，一是蘇聯承擔建立蘇聯與中共聯合的空軍力量。二是蘇聯允諾盡速裝備並訓練中共軍隊十一個師。三是蘇聯在條約簽訂後即將美國在二次大戰中援助它的一百零三億美圓武器的三分之一運入東北。

　　由是，中共開始有了整師的坦克部隊和炮兵部隊。由是，中共才絕不是小米加步槍便打垮了的它的敵人，而是以現代化的軍事力量，並在共產主義革命的旗號下打贏了那一場內戰。

　　顯然，應該作為對比的是，一方面，中共是在對祖國資源和權力的不斷出賣和蘇聯的不斷支援下打贏了這一場內戰。另一方面，中華民國政府卻在美國一再削減援助直至停止援助的情形下，打敗了這一場內戰。這便是所謂美、蘇要共同“制止”中國內戰的經過和結果。


第五、中共數度“挖心戰術”的重大歷史效應

　　中共建黨後曾四度打入中國國民黨和中華民國政府。兩度公開兩度隱蔽。第一度是作為第三國際的一個支部，即俄黨的附庸，在蘇俄命令和指使下直接加入中國國民黨，公開參加廣州國民政府，竊據了國民黨和廣東革命政府許多高級職位，把持了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大部分各級地方組織。這就是中共對國民黨的第一度“挖心戰術”。第一度挖心戰術實為後來中共再度進行挖心，奠於了關係和思想的重要基礎。第二度是在國民黨清党和蘇俄在中國直接領導的共產革命失敗後。基於一度打入國民黨所留下的關係和影響，中共曾採取不斷滲透和潛入地下的辦法，打進甚至掌握了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一些要害部門，尤其是特工部門，從而為中共發動武裝暴動，即在蘇俄的命令下發動武裝叛亂，特別是為保護中共地下組織及其領袖人物，起到了難以想像的作用。在中共的第二度“挖心戰術”中，中共有所謂地下工作的 “前三傑”，即錢壯飛、李克農和胡北風。還有他們的實際領導者，中共中央特務二科科長陳賡。錢壯飛曾打入國民黨中央調查科擔任主任徐于曾的機要秘書和親信隨從，直至負責人事和中央調查科各地組織的建立。同在國民黨中央調查科的還有胡北風。由是，國民黨中央調查科所有機密全為錢、胡所掌握。中華民國政府軍第一、第二次對江西的圍剿決策和情報，就由錢用國民黨中央組織部信函，經李克農親自送至周恩來手中。一九三零年四月，錢壯飛曾受命赴東北調查東北軍事，錢即與陳賡、胡北風組成三人小組，表面上由錢率領，實際上由陳賡領導，用國民黨中央調查科的證件和經費，在中共地下組織的協助下，于東北建立了一整套明屬國民黨、暗屬共產黨的雙重特務組織。是時，李克農亦曾打入中華民國海陸空軍總司令部擔任譯電員，中共保密局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叛變的急電就是被李翻譯後由錢壯飛送給周恩來的，從而使得中共中央各重要機關和主要負責人及周恩來本人，免除了被一網打盡的“悲劇”。30 彼時，還有一個原來既親共又親國民黨的人物楊登羸。楊在擔任國民黨中央調查科上海特派員時，曾為中共所左右，因而為中共做了大量的情報工作，其中特別是中共的重要人物如任弼時、關向應等人都因他的保護而安全脫險。而中共認為不可靠的黨員，中共便讓他去逮捕和處決。於此期間，極為突出者是地下黨員劉鼎，因宋慶齡的介紹而被送到張學良的身邊，從此為策反東北軍、特別是策動西安事變立下了汗馬功勞。西安事變發生後，毛澤東即表揚他說﹕“西安事變，劉鼎是有功的。”31

　　第三度是在抗戰時期。在本時期內，中共重新開始合法地進入各級國民政府和國民黨軍隊，布下了重重關係，並在毛澤東的一再指示和周恩來的長期佈置下，“隱蔽精幹和長期埋伏”（毛澤東語）。當毛澤東在延安大抓國民黨特務，幾乎將延安變成了一座恐怖血腥之地時，在後方，即在被共產黨稱之為“國統區”的重慶等地，成千上萬有身份和無身份的中共地下黨人，卻始終地活躍在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各級機構和場所，並在根本不用擔心蔣介石和國民黨會發動“抓特務運動”的安全條件下，為共產黨進行“挖心”。工商學政各界風雲人物中的親共人物，如閻寶航（閻明複之父）等人的家，就是中共在重慶的聯絡中心。國民黨上將胡宗南的親信隨從和機要秘書熊向暉早在一九三八年就被周恩來秘密安插到了胡的身邊。32 一大批朝附夕叛的前地方軍閥亦大多數在共產黨那裏留下了後路。更有許多少不更事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大人物的公子小姐，亦因共產主義理想的巨大誘惑而被秘密地拉進了共產黨內，或很快就成了共產黨所能控制的“進步青年”。這一次長達八年的“挖心”，實為嗣後中共發動那一場殘酷的內戰，為促使中華民國政府在內戰中的失敗，暗結了一條特殊的並且是有決定意義的“戰線”。

　　第四度即中共所謂的“解放戰爭”時期。由於中共於前三度已經在敵人內部建立了一條“看不見的戰線”，而這一條戰線，既能直達蔣介石身邊，如擔任國防部作戰次長、掌握了國民黨調動軍隊大權的中共地下党劉斐中將。由是，當政府軍被調動的軍隊連自己還不知道時，延安就已經得到了情報，並據此而擬好了必勝的作戰計畫。所以，“解放”後，毛澤東才會表揚劉斐是解放戰爭的真正功臣。又如胡宗南的機要秘書和親信隨從熊向輝，因能將胡宗南大軍決策進攻延安的計畫，準時地通報周恩來和中共中央，所以，胡宗南打進延安時，所得到的才是一座空城。為此，周恩來曾經欣然地說道﹕“蔣介石的作戰命令還沒有下達到軍長，毛主席就已經看到了”。33 長期擔任中共中央保密局長的楊尚昆，在一九八九年九月十四日《人民日報》上發表題為“紀念李克農誕生九十周年”的文章時，曾坦白地承認﹕“為配合解放戰爭在全國的順利，我情工人員深入到國民黨的機密決策指揮層內，及時準確地供給了黨中央和軍委及各地區戰略性及動向性的重要軍事情報，為黨中央和毛主席研究戰局，制定解放戰爭的戰略方針提供了重要的依據。使我軍在解放戰爭中對敵人的主要情況瞭若指掌，始終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

　　這一條“看不見的戰線”，因它早在抗戰時期，甚至更早，就已經被不抗戰而有充分時間從事“挖心”的中共將它佈置妥貼，所以，當中華民國政府在內戰中一旦陷於窘境時，政府軍中形形色色的原地方軍事勢力，就叛變的叛變，反戈的反戈，“起義”的“起義”，逃跑的逃跑。看上去都是臨極而生變，實際上早已暗通款曲，只等時機罷了。由是而終於造成中華民國在內戰中的失敗，和中國共產黨在內戰中的勝利。

　　最後，似乎仍然值得一提的是，除掉蘇俄的指使、中共的陰謀運作和日本的侵略以外，實際上，也正因為中國國民黨是一個具有民主理念和性質的政黨，中華民國政府治理下的中國社會又基本上是一個開放的和相當自由的社會，所以，才會為境外顛覆勢力的思想入侵和直接指使，中共的陰謀運作和公然造反，提供了太好的社會條件和歷史機遇。

　
兼 問 勝利者都是正確的嗎？

　　一九四九年七月，在中共已經打贏那一場內戰，就要粉墨登場，在北平建政、建國之時，為了再一次獲得蘇聯的支持，劉少奇曾率領中共代表團鄭重地訪問了蘇聯，恭敬地拜謁了共產沙皇史達林，傾心地表示了他們將在國際社會採取“一邊倒”的政策，決心成為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一員。

　　史達林對於中共的朝拜，自是滿心欣然。興奮之餘，竟對劉少奇說﹕“勝利者都是正確的，你們勝利了，你們就是正確的……”

　　然而，當真“勝利者都是正確的嗎？”反之失敗者便都是錯誤的了？如果是，則一個彬彬有禮的書生被一夥小流氓打倒在地，一架飛機為劫匪所持，則勝利的小流氓和劫匪便必定是正確的了？如果是，凡弱國之敗，弱民之亡，便一定是、和全部是因為自己的錯誤造成的了？如果是，則長江大河的奔流，人類歷史的發展，各國家、民族和地區的進步，便不能有失敗和曲折了？若有之，便一定是、和全部是錯在自身了？

　　相反的是，長江大河的奔流，人類歷史的進步，各民族、國家、地區的發展，竟大多要歷盡曲折和艱辛，甚至要歷經反復失敗和倒退的命運，才會達到它們最後成功的境界。反之，新沙皇列寧和史達林在革命的名義之下，靠陰謀和殺戮才獲得奪權成功的歷史；毛澤東、金日成、齊奧塞斯庫、波爾布特等等歷史上鮮有的獨夫民賊，同樣是在革命的名義下，做盡壞事以獲得成功的事實——恰恰證明，它們的成功，非但不是“正確”的一個結果，卻是邪惡戰勝正義的一種“倒退”。因此，侈談“勝利者都是正確的”，無非是一個不正確者在為自己的“勝利”喬裝打扮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