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國民主革命被誘逼為俄式共產革命的巨大危險

一　　中國共產革命的外在誘因 —— 惡鄰沙俄與陰謀推行“東方路線”的蘇俄

　　要瞭解中國共產革命的真正誘因，就必須瞭解蘇俄推行“東方路線”的陰謀。而要瞭解這一陰謀，就不能不首先弄明白沙俄與蘇俄在本質上的一致性，和它們對我國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特別是蘇俄共產革命的目標及其成功經驗，對於誘發中國共產革命的意義。

第一、惡鄰沙俄對我國犯下的滔天罪行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初，清政府在鴉片戰爭中的失敗，不僅使我們老化和積弱的祖國從此被洋人的堅船利炮打開了國門，而且從此遭遇了東西方列強欺辱和宰割的命運。沙皇俄國雖然也是一個老化的專制國家，但因它正處在為挽救君主制度，特別是為預防革命而施行專制改良的歷史時期，雖然敗亡的命運無例外地在等待著它，但專制改良短暫的正面效應，主要是宗法制農村的破產和自由經濟的產生，卻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時期內，不僅增強了它的國力，而且迸發了它的野心。所以，中國在鴉片戰爭中的失敗，和隨之而來的喪權辱國處境，也就很快地誘發了它對中國領土和資源的欲望。由是，沙皇俄國不僅作為一個專制“列強”，更作為一個專制 “惡鄰”，從此對中國和中國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一、第一次鴉片戰爭誘發了沙俄掠奪我國黑龍江流域領土的野心

　　一八四七年九月六日，沙皇為加緊侵佔我國黑龍江流域，任命大臣穆拉維約夫為東西伯利亞總督。

　　一八四九年，沙俄海軍乘炮艇由海上侵入我國黑龍江和庫頁島地區。

　　一八五零年八月十三日，沙皇俄國強佔了中國黑龍江省的口廟街，並將之改名為尼古拉也夫斯克。

　　一八五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沙皇尼古拉一世命令侵佔中國的庫頁島。

　　一八五四年五月二十六日，沙皇俄國東西伯利亞總督穆拉維約夫親自率軍闖入黑龍江建立村屯、炮臺和兵站。

　　一八五五年五月中旬，沙俄再次侵入黑龍江並遷來大批“移民”。

　　一八五六年底，沙俄強佔黑龍江省下游地區，並設立了“濱海省”。


二、沙俄繼續強佔我國領土，強迫我國簽訂不平等條約

　　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後，沙皇俄國立即利用第二次鴉片戰爭，並利用“調停者身份”暴取強奪，從而成為我國的一個真正惡鄰。

　　一八五八年四月，俄國公使與英、法、美公使一道，率領海軍艦隊陸續抵達天津白河口，以進逼津、京。

　　一八五八年五月二十二日，乘英法聯軍進攻天津，沙俄東西伯利亞總督穆拉維約夫率軍抵達我國黑龍江省璦輝縣，並于次日向我黑龍江將軍奕山提出了領土要求。

　　一八五八年五月二十八日，黑龍江將軍奕山被迫與穆拉維約夫簽訂了《中俄璦輝條約》，即俄國強迫清政府簽訂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其主要內容有：中國割讓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嶺以南六十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予俄國，僅將璦輝對岸精奇裏江以南六十多平方公里的地區留給中國人居住（按：即江東六十四屯）；將烏蘇里江以東的中國領土劃為中俄共管；規定黑龍江、烏蘇里江只准許中俄兩國船隻航行……

　　因清政府拒絕批准該條約，所以直至一八六零年《中俄北京條約》簽訂，《中俄璦輝條約》才被清政府認可。

　　一八五八年六月十二日，沙俄霸佔我國烏蘇里江口伯力，將之改名為哈巴羅夫卡，一八九三年又改稱哈巴羅夫斯克。

　　一八五八年六月十三日，沙俄乘英法聯軍攻陷大沽、進逼天津之際，以調停為名，誘迫清政府訂立《中俄天津條約》。其主要內容有：俄國得在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廣州、臺灣（台南）、瓊州等七處通商口岸通商，並停泊兵船，若別國在中國沿海增開口岸，准俄國一律照辦；俄國得在原定中國陸路通商地擴大貿易，對“俄國商人數目即所帶貨物並本銀多少不得限制”；俄國得在中國各通商口岸設領事館，在華俄人享有領事裁判權；俄國東正教士得入中國內地自由傳教；俄國在中國享有片面最惠國待遇；中俄兩國派員查勘“從前未定明邊界”（按：意在進一步強佔中國領土）……

　　一八六零年十一月十四日，沙俄又乘英法聯軍攻佔北京之際，藉口對英法“斡旋有功”，並以“兵端不難屢悖”相威脅，開始大面積強佔我國領土，強迫清政府簽訂《中俄北京條約》，即《中俄續增條約》，其主要內容有：迫使清政府確認《中俄璦輝條約》；將烏蘇里江以東約四十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劃給俄國；規定中俄兩段自沙賓達巴哈起經栽桑著爾、特莫爾圖淖爾（今伊塞克湖）至浩罕邊界，“順山嶺、大河之流及中國現在常駐、卡倫等處為中俄邊界”……

　　一八六四年十月七日，為繼續強佔我國西部領土，沙俄逼迫清政府簽訂《勘分西北界約記》，其主要內容有：將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和栽桑著爾南北四十多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割讓給俄國；增開喀什葛爾（今喀什市）為商埠；兩國邊民免稅自由貿易；准許俄國商人在庫倫（外蒙烏蘭巴托）、張家口零星貿易；重申在華俄人享有領事裁判權……

　　一八七一年六、七月間，沙俄乘阿古伯侵佔烏魯木齊並向東進犯之際出兵強佔伊犁。經交涉，因沙俄拒不交還，清政府乃於一八七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命左宗棠西進。至一八七七年五月，左宗棠率軍相繼克達阪城、魯克必、吐魯藩等地，阿古伯敗逃自殺。之後，清政府派崇厚使俄談判歸還伊犁事，崇厚卻在沙俄脅迫下，于克裏米亞半島的裏瓦基亞與沙俄代理外交大臣吉米斯擅訂《裏瓦基亞條約》共十八款。另有《璦輝專條》，《兵費及恤款專條》和《陸路通商章程》十七條。《裏瓦基亞條約》和《陸路通商章程》的主要內容有：中國收回伊犁城。沙俄割去中國伊犁西面霍爾果斯河以西、伊犁南面特克斯河流域和塔爾巴哈爾地區栽桑湖以東土地；沙俄可在蒙古和新疆全境免稅進行貿易；開放松花江；俄得在嘉峪關、烏魯木齊等七處增設領事；中國賠償兵費五百萬盧布（約合白銀二百八十萬兩）……

　　因國內輿論譁然，紛指崇厚誤國，清政府拒絕批准並將崇厚治罪。一八八零年，清政府命駐英、駐法公使曾紀澤兼駐俄公使，赴俄談判《裏瓦基亞條約》。曾於次年在聖•彼得堡簽訂《中俄改訂條約》即《中俄伊犁條約》，雖爭回伊犁南境特克斯河流域，卻通過此約與一八八二年至一八八四年訂立的五個《勘界議定書》，將七萬多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併入俄國，又將兵費賠償增至九百萬盧布。


三、沙俄侵略我國東北，殘害我國人民，繼續強迫我簽訂不平等條約

　　中日甲午戰爭之後，由於俄、德、法諸國擔心日本在中國東北勢力形成，遂於一八九五年四月二十三日由三國駐日公使照會日本外務省，要求日本放棄遼東半島。特別是對我國東北懷有極大野心的沙俄，更利用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並以“願與中國共同防禦日本侵略”為藉口，於一八九六年六月三日誘使清政府於莫斯科簽訂了《禦敵互相援助條約》，即《中俄密約》，法文本稱為《防禦同盟條約》。其主要內容有：戰爭期間，中國所有口岸均應對俄國軍艦開放，中國地方官應盡力供應俄國軍隊需要；允許俄國在黑龍江、吉林修築鐵路直達海參威，無論戰時或平時，俄國均有權通過此路運送軍隊和軍需品……通過這一“密約”，俄國終於將它的侵略勢力伸向了我國東北。

　　嗣後，德國於一八九七年強佔了我國的膠州灣。同年十二月十五日沙俄乃緊步其後塵，迅速地強佔了我國的大連灣，並於翌年強迫清政府訂立了《續定旅大租借條約》。

　　一九零零年八國聯軍侵略我國。為乘機大規模侵佔我國東北，沙皇尼古拉二世於一九零零年七月六日親任總司令，下動員令先後調集十八萬軍隊分六路侵入我國東北，並製造了海蘭泡慘案和江東六十四屯慘案。海蘭泡原名孟家屯，位於璦輝縣黑龍江北岸，一八五八年為沙俄強佔，改名布拉戈維申斯克。一九零零年七月十五日海蘭泡俄軍突然封鎖江面，十七日強令中國居民及商人五千人集聚江邊，施以大屠殺，致使“骸骨漂溢，蔽滿江岸”，僅數十名落水者遊至對岸璦輝被救起。七月十八日沙俄軍隊又於博多至精奇裏江口一帶，全然不顧江東六十四屯的中國居民擁有永久居住權，竟將其所有房舍毀劫一空，前後共殺害中國人兩千余。消息傳出，舉世憤慨。七月三十日，俄軍侵佔我海拉爾、琿春和三姓。八月三日，俄軍侵佔哈爾濱，次日佔領璦輝和營口，至是年十月三十一日，俄軍已經佔領齊齊哈爾、吉林、遼陽、瀋陽和錦州。

　　一九零零年十一月十八日，沙俄又以談判交還東北為名，強迫盛京將軍增祺的代表周冕，在旅順簽訂為他們所擬好的《奉天交地暫且章程》。其主要內容有：瀋陽設俄總管一員，盛京將軍置於俄國總管的監督之下。凡是盛京將軍所要辦的事情，該總管應當明晰；奉天省的軍隊一律解散，軍械一律收繳，各處未經俄軍駐紮的炮臺，營壘和火藥庫，全部撤毀；留俄軍駐防；奉天省各處設立馬、步各隊，轉請俄帶兵官盡力幫助辦理……沙俄以交還奉天為名，企圖完全控制我國東三省。一九零一年一月沙俄逼迫增祺擅訂“章程”事敗露，清政府將增祺革職，並宣佈“章程”作廢。

　　雖然東北人民開始了武裝抗俄鬥爭，英、美、日等國亦因各自的利害關係而出面干涉，沙俄仍於一九零二年四月八日逼迫清政府訂立了《交收東三省條約》，即《俄國撤兵條約》。其主要內容有：俄國撤兵後，中國駐東北的軍隊人數，應添應減，應隨時知照俄國；規定交還山海關、營口和新民廳沿線鐵路後，清政府應給予賠償等。

　　一九零三年四月，由於沙俄在第二期撤兵期滿時，不僅違約不撤，反而增兵，更向清政府提出了七項新的侵略條件，從而激發了中國的拒俄運動，日俄爭奪中國東北的矛盾也隨之激化。由是，一九零四年二月，在中國的領土上爆發了日俄戰爭。

　　老大的舊專制俄國終於在日俄戰爭中敗給了日本，隨之迎來了國內革命的次第爆發。舊沙皇俄國雖然已經不再有力量成為一個瘋狂的侵略者，但是，它對中國領土的野心，特別是對中國外蒙的野心，卻始終沒有“冷卻”。乘我辛亥之後的歷史動亂，一九一一年，沙俄策動外蒙封建王公宣佈自治，並奉博克多格爾為大汗活佛。一九一二年沙俄又強迫庫倫傀儡當局簽訂了《俄蒙協定》。一九一三年，沙俄迫使袁世凱同意外蒙自治，簽訂了《中俄蒙協定》（袁堅持領土主權仍屬於中國）。一九一四年六月，沙俄侵佔了我國外蒙古唐努烏梁海地區。一九一七年，舊沙皇俄國雖然被革命推翻，但是，它對我國領土的野心卻為列寧和史達林的新沙皇俄國，將之迅速地轉變成為對於辛亥之後的新中國 —— 中華民國的蓄意顛覆和長期顛覆。俄國這個惡鄰確如蔣介石先生所言，實為“我國的世仇大敵”。也難怪我國著名學者和政治家蔡元培，早在一九零三年就創辦了《俄事警聞》報，提醒國人要警惕惡鄰俄國的野心。


第二、惡鄰蘇俄的東方路線、陰謀手段和奪權經驗

一、俄國共產革命的目標和列寧的東方路線

　　如導論所述，由馬克思主義號召和發動起來的共產革命，因聲稱“工人階級沒有祖國”，所以，它才以在全世界範圍內的成功，即要“得到整個世界”，來作為它明確的最終目標。酷似中世紀羅馬教廷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共產國際，其宗旨，一是為了統一世界共產革命的組織，二是為了發動和指揮世界各國的共產革命，三是保有對於共產革命理論的權威解釋權，以衛護正宗，反對異端。第一、第二國際雖然在不要祖國和祖國也不要他們的馬克思及恩格斯領導下，在歐洲並企圖在全世界發動共產革命；第三國際則在列寧和史達林的建立和把持下，將世界共產革命變成了既要忠於蘇俄又要保衛蘇俄的，沒有祖國和不要祖國的革命。一九二九年史達林在派兵大舉侵略中國時，就曾對中共指示稱：“誰決心 —— 絕對地、無條件地、公開地和忠誠地捍衛蘇聯、保衛蘇聯，誰就是革命者”；“誰決心絕對地、毫不動搖地、無條件地捍衛蘇聯，誰就是國際主義者。”01

　　共產國際，至此乃成為一國之私，成了為維護蘇俄的利益，而在全球煽動“革命”、實際是進行顛覆活動的巢穴。自二十年代後半期直至全面抗戰開始，在中國由共產黨所發動的長期叛亂和叛國，就全為第三國際所直接指揮。二戰末期，第三國際即已解散，但戰後所謂社會主義國家間的內訌和內鬥，均愈演愈烈。儘管如此，在要“得到整個世界”的“共產革命”目標上，他們卻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繼承了列寧和史達林的遺教及手段，外則對不信共產主義新宗教的國家竭盡顛覆之能事，內則對不服共產教規的人民敢於斬盡而殺絕。這無疑是一樁世界性的新宗教血案。只要你的祖國還沒有被納入“共產國際”、蘇俄帝國或所謂社會主義陣營的版圖，或僅僅是沒有去莫斯科教廷“認宗”或“歸宗”，世界共產革命的領袖，即有冕或無冕的紅色沙皇們，就會千方百計地煽動那些不要祖國的“革命者們”造反，或將你排斥在異端的地位之上。而東方第一大國 —— 中國，作為舊沙俄專制帝國一直對之懷有領土野心、並對她犯下過滔天罪行的近鄰，就更成了蘇俄新沙皇專制帝國，用蔣介石先生的話說就是“赤色帝國主義”，用後來中共的話說就是“蘇修社會帝國主義”，一心垂涎之所在。中國由此而成為他們要發動共產革命、進行紅色顛覆的最主要國家。換言之，即不論中國自身正處在何種歷史狀態之中，亦不論中國是否爆發過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或五四愛國民主運動，新蘇俄專制帝國都不會對中國等閒視之。何況，其時中國不僅已經爆發過民主革命，而且正處在革命與復辟反復較量的“歷史混亂”中呢？這就更加刺激了蘇俄要在中國乘亂髮動共產革命的“革命主動性”。更何況，中國已經爆發的民主革命及其初造成功，又與俄國的二月民主革命性質相同，因而也就如是地不合新沙皇列寧的口味。加之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在歐洲的疊遭失敗，又令列寧早在一九一三年就提出了到歐洲去的捷徑是經過北京和加爾各答這樣一條“東方路線”。至於史達林所一再警告的“勿忘東方”，就更是說明“東方路線”早已成為蘇俄要“顛覆新中國 —— 中華民國”的一條陰謀路線罷了。一九二零年七月十九日至八月七日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其目的和內容，就是“要號召、組織和領導東方革命”。猶如中共黨史專家所說，共產國際，“因此而成為中國共產黨創建的偉大指導力量”。02 共產國際“二大”後，新沙皇俄國便立即從中國的外蒙開始推行它的“東方路線”了。在蘇俄的“説明”下，外蒙的蘇哈巴托爾和喬巴山終於開始了“革命”。一九二一年三月一日，蘇俄又幫助他們成立了蒙古人民黨（一九二五年改名為蒙古人民革命黨）。同年六月，蘇俄遠東共和國軍隊借追剿逃往外蒙的溫琴白衛軍人而“進軍”外蒙古。七月，蒙古人民軍和蘇俄紅軍聯合攻打並佔領了庫倫（烏蘭巴托）。“人民革命”取得勝利。七月十一日，外蒙在蘇俄的導演下成立了君主立憲政府。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蘇俄又“幫助”外蒙廢除了君主制，成立了蘇俄的紅色附庸國“蒙古人民共和國”。舊沙皇俄國對中國外蒙古的侵略野心，終於由新沙皇俄國“在革命的名義下”如願以償。


二、新專制俄國對中國推行東方路線的陰謀手段

　　共產革命在俄國的勝利，一方面膨脹了新沙皇俄國的極大野心，一方面則誘發了東方馬克思主義信徒要發動共產革命的熱望。然而，俄國共產革命前列寧雖有“莫斯科 —— 北京 —— 加爾各答”之發動歐洲共產革命的迂回戰略，但俄國共產革命後，當列寧疊遭歐洲列強威脅，並在對東方、主要是中國稍作誘惑而不得之後，03 乃立即轉手，企圖西向，乾脆直接進攻歐洲。為此，列寧不僅於一九一九年三月建立了第三國際，重建國際共產主義教廷，建立美、英、法、德、奧、捷克、義大利、芬蘭、匈牙利、瑞典和俄羅斯等國支部，而且直接策動並指揮了匈牙利和德國的“共產革命”，謀立由蘇俄直接控制的蘇維埃共和國。只因為轉瞬敗亡，才使蘇俄要直接在歐洲各國發動共產革命的熾烈欲望，不得不再作收斂，04 而將推動世界共產革命之“莫斯科 —— 北京—— 加爾各答”的舊戰略，重新放到了發動世界共產革命之刻不容緩的日程表上，尤將革命後的中國及其遼闊版圖，當成了他首要的和主要的進攻目標。

　　這一次，蘇俄非但沒有再淺嘗輒止，而且是鍥而不捨了。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蘇俄外交人民委員會代理委員長加拉罕發表對華宣言，聲稱放棄帝俄時代與中國所訂的一切侵害中國之條約，即放棄俄人在華之領事裁判權與庚子賠款，租界與租借地，中東鐵路與外蒙以及一切特權。一九二零年九月二十七日蘇俄又發表了第二次對華宣言，希望與中國訂約，以肯定第一次宣言中宣佈放棄的各條，藉以獵取中國人民的好感。05 然後又以“革命的兩手”，一面積極與中國北洋政府修好，一面又謀與中國革命力量聯合以進行顛覆。即，一邊派伏林為代表到北京與北洋政府建交，一邊則派第三國際代表維辛斯基、馬林、越飛等數次來華，一再主動聯絡孫中山先生和中國當時的一些著名知識份子，將反復辟連遭挫折、正處於困境中的孫中山先生，作為他們一心要爭取和聯合的對象（參見下卷第一章），一邊又積極策劃在中國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共產革命在俄國的勝利經驗，以直接扶植建立中國共產黨。由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伊始，即已成為國際共產專制復辟勢力的一個組成部分；孫中山“聯俄容共”的做法尚未開始，新沙皇俄國就已經將之納入了它要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的陰謀策略之中。


三、俄國共產革命的奪權經驗對於策動中國共產革命的意義

　　由共產革命在俄國的成功所提供的一系列重大“革命經驗”中，其最為主要的兩條，一是世界共產革命可以在資本主義發展的薄弱環節、即封建落後的傳統農業國家或地區首先發動成功。二是以分階段革命理論來代替馬克思連續革命的理論，即在民主革命初造成功之後，立即發動無產階級共產主義革命，並在革命的名義下，顛覆剛剛誕生的民主共和政體，全面建立教政合一的共產專制極權制度。這兩條，前者固然在表面上違背了馬克思所謂“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只能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才能發動成功”的共產革命理論，但在實際上卻倡明瞭“馬克思主義復辟哲學恰恰是來源於傳統農業社會的思想意識形態，因而只能夠為封建專制落後的國家和地區所接受” 這樣一個歷史的本質。後者則對於在民主革命初造成功，並正處於革命與復辟較量中的落後農業國家或地區，帶來了發動共產革命以背叛民主革命的完全可能性。而不論是前者還是後者，又都能夠在辛亥之後的中國，找到它廣闊的社會基礎和同樣的時代條件。這自然是蘇俄要推行“東方路線”，並首先要在中國策動共產革命的最重要原因。



二　　中國共產革命的內在誘因

第一、共產革命思潮在辛亥之後的中國獲得了自由傳播的時代條件

　　蘇俄意圖推行“東方路線”，即意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之時，辛亥之後的中國思想文化界正呈現空前自由和空前活躍的狀態。一方面，自晚清即已傳入中國的西方各種思想、思潮，在中國獲得了更大的文化市場；另一方面，中國思想界仍承襲晚清以來將種種西學都當作“科學”的傳統，亟欲將他們在中國發揚光大，卻既不問其正確與否，亦無能力判斷其是否正確。可以說，“一聲炮響”之前既無人重視馬克思主義；“一聲炮響”之後亦無人去制止馬克思主義。待到蘇俄有心要來中國宣傳它時，則既有欣賞者，亦有反對者，無非是把它當作一種思想或思潮而已。這就為馬克思學說，共產革命思潮，更為蘇俄要向中國傳播俄式共產革命的經驗，造就了天賜良機。

第二、辛亥革命失敗了的錯覺導致了對俄國共產革命成功的羡慕和讚賞

　　辛亥之後專制復辟勢力對於辛亥革命的反撲及其數度得逞，使得許多身臨其境者頗有辛亥革命已經失敗的遺憾和痛苦。猶如孫中山所言：“夫去一滿州之痛苦，轉生出無數強暴之專制，其為毒之烈，較前尤甚。於是而民愈不聊生矣。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國救種為志，欲出斯民於水火之中，而登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熱，與革命初衷大相違背……”這種遺憾和痛苦，既然連孫中山本人也不能免，則其影響之深，壓力之重，也就可想而知。因此，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尤其是它兩度偽稱“廢除不平等條約”，便在相當程度上激起了中國革命家的羡慕甚至讚賞，直至激發了他們對於俄國“嶄新革命道路”的探索和嚮往之心。一九一八年元旦，孫中山即在其宣言中稱：“吾對於此近鄰之大改革，不勝其希望也。”同年底，他乾脆致電蘇俄政府稱：“中國革命黨對於貴國革命黨員之艱苦卓絕的奮鬥，表示極大的敬意，而且更希望中俄兩國革命黨團結一致，共同奮鬥。”其時，孫中山尚因不瞭解俄國共產革命的本相而出此險招，則一般的知識份子就更把俄國的革命當成了一場新式的、甚至是理想化了的革命。中國民間團體不僅強烈表示要接受蘇俄“廢除不平等條約”，而且還要置南、北兩政府於不顧地，企圖直接與俄國攜手結好。06 《新青年》就曾於一九一九年五月出版《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以宣傳馬克思的共產革命學說。陳獨秀、李大釗等終於成為蘇俄青睞和扶植的中國第一代共產黨領袖。共產革命因此而在中國獲得了它“真正的開端”。列寧的“東方路線”由是“初戰而告捷”。自晚清以來，因歐風美雨而崇尚與追求西方民主和科學的中國思想界，亦從此開始了自身分裂的悲劇。

第三、中國部分知識份子對於俄國共產革命性質的雙重誤解

　　首先，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先進知識份子因崇尚西方民主，效法歐美革命而推動起來的政治革命，蓋因民主列強們對內民主卻對外強權，而飽受“歐風吹之、美雨淋之” 的痛苦。中國的革命非但沒有獲得歐美民主列強的幫助，歐美民主列強甚至反而支持和助長了中國的形形色色專制復辟勢力，尤其是反動軍閥的長期混亂和混戰。所以，因俄國共產革命的成功而為之一振的中國部分知識份子，對內固然缺少對於革命與復辟較量的深切認識，從而認為辛亥革命已經失敗；對外則天真地認為，俄國共產革命的成功不僅為俄國開闢了“天下大同”的新境界，而且已在國際上推行著一種嶄新的“平等國風”。特別是蘇俄數度偽稱要對我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宣示”，就更加使得他們因不瞭解其陰謀手段，尤不瞭解其革命的性質和本相，而自己為俄國共產革命畫上了一道美麗的光環。

　　其次，已在思想文化上堅持數年反復辟的中國先進知識份子，彼時，他們在國內所追求的革命目標，一為反對封建，即反對封建軍閥的復辟與混戰；二是反對列強，即反對東西方專制列強和民主列強對我國的欺淩和侵略。前者是謂反封建和爭民主；後者則謂反列強和爭獨立。因此，對於俄國共產革命反對沙皇專制統治成功的誤解，07 和蘇俄共產專制政權反對西方列強的政策，也就不僅與當時中國知識份子的追求完全吻合，而且起碼在表面上與目標上，符合推動中國民族獨立與民主革命的方向。這就為中國部分知識份子錯認共產革命也是民族民主革命，因而中國革命亦應該與俄國共產革命攜手共進，帶來了認識上的絕對錯失。

第四、中國傳統知識份子的桃花源夢促成了共產革命在中國的誘發

　　馬克思主義的復辟哲學因自稱是“科學”的共產主義 —— 即“科學”的大同主義，並且又是對於“資本主義”政治、經濟、思想和文化的全面批判和徹底否定，特別是它對於“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批判，又足以打動人心。因此，這個用十九世紀的科學包裝起來的歐洲大同主義思潮，也就帶著近代西方科學的色彩與魅力，迷惑了視西方一切均為科學的中國知識界，尤其是迷惑了那些土生土長的中國知識份子，和那些並不曾真正瞭解西方文化及其發展的“假洋鬼子們”。再加上他們既憎恨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對中國革命的干涉和破壞，又不瞭解俄國和俄國共產革命的真情及本相，特別是俄國十月共產革命和俄國二月民主革命的政治關係，因而竟簡單地認為，只需拋棄歐風美雨，進而把儒家大同思想和馬克思的科學共產主義，以及俄國共產革命的成功劃上等號，即將中國傳統知識份子對於“桃花源夢”的永恆追求，與馬克思所構造的西方共產主義天堂，以及它在俄國的“實現”混為一談，便不僅算是真正找到了中國革命的方向，而且其自身亦只要轉身一變，也就成為“共產主義的知識份子”了。

　　然而，這些剛剛脫下了長衫、換上了西裝，剛剛剪下了辮子、梳出了洋妝的中國知識份子，由於洋裝之下所包裹的仍可能是一顆傳統知識份子的靈魂，即雖已“新其貌”，而並未“新其心”，所以，他們才會從對民主與科學的理性追求，轉眼之間就能轉變成為對於現代西方共產大同思想的本能追求。應該說，這既是當時一些先進的中國知識份子，轉身一變就成了共產主義者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國共產革命，之所以能夠由那些剛剛還在高喊科學和民主的少數先進者們所發起的根本緣由。

　　必須指出的是，中國現代部分先進知識份子與共產主義思潮的一拍即合，在實際上僅僅是中國知識份子中的極少數。或曰，在轉身即已經成為共產主義追求者的人當中，稱得上是學有所成的知識份子、尤其是大知識份子者就更少。其中真正接受過西方教育者幾乎沒有。周恩來、鄧小平等所謂赴法國 “勤工儉學”，無非是在短暫的打工糊口之餘，去抄了幾條巴黎公社造反的口號罷了。相反，一大批在後來為共產主義思潮所誘惑者，絕大多數是小知識份子即知識青年，尤其是小知識份子中的失意者，或農村中沒有出路的知識青年。他們不僅與歷代農民造反中，專事出謀劃策和制定口號綱領的小地主階級不仕子們一脈相承，而且更為共產革命在中國的發動和擴張，尤其是共產革命與中國傳統農民造反的結合和發展，帶來了一批組織者和領導者。中國共產黨的十三位創始人中，便無一在歐美國家留過學。陳獨秀、李大釗雖為一時之俊彥，前者也只在日本留過學；張國燾、陳公博雖為北大畢業，李達乃陳獨秀學生，但他們不是後期中國共產革命的迷途知返者，便是它的背叛者和失意倒楣者；其餘八位則不是輟學的農村知識青年，如毛澤東；就是由中國的舊學培養出來的鄉村秀才，如董必武、何叔衡以及幾位中學生。08 這樣一個結構，無疑使中國共產黨在其建黨之初，就已經具備了中國傳統農民造反力量在“知識結構”上的基本特徵。倘使說一九二七年前，中國共產黨還是由一兩個大知識份子為領袖的小知識份子的党，一九二七年之後，其不僅在思想上，尤其在組織上，則迅速蛻變成了一個由一群失意的農村知識青年所領導的農民造反党了。中共後來的“革命”歷史，特別是它在知識和知識份子問題上所表現出來的，種種反知識和反文化的農民造反特徵，不過是把這一場由國際共產革命思潮所誘發起來的中國共產革命，合情合理地轉變成了一場傳統型現代農民造反而已。毛澤東遵照史達林的旨意曾一再告誡他黨人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就是農民革命，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戰爭就是農民戰爭”這樣一類“最高指示”，就是它最本質的說明（參見下卷）。

第五、中國共產革命誘發的社會基礎和歷史經驗

　　中國共產革命之所以能夠在中國被誘發，最根本的內部條件，乃是中國傳統農業社會的性質和形態，在辛亥之後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因而，傳統中國農民革命造反的思想和方式，才能與國際共產革命思潮順途而同歸。這才給代表了傳統農業社會復辟願望的歐洲共產主義思潮，和俄國共產專制復辟勢力企圖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奠定了社會基礎，也是中國共產黨之所以于建黨伊始，其黨內就能夠迅速形成一個專事鼓吹農民運動派別的根本緣由（參見下卷第二章）。此其一。其二，一九二七年之後，正是這個派別，才在俄式中國共產革命慘敗，中共被清除出國民革命陣營之後，能夠借鑒洪秀全借用和改造西方宗教以造反的歷史經驗，進一步“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即乾脆將馬克思所鼓吹的共產主義革命的大同信條與暴力形式，與中國傳統農民造反的大同目標和暴力手段一拍即合，以在革命與復辟迭呈反復較量、內憂和外患交相煎迫的中國，重新開啟一場旨在“建立新王朝和復辟舊制度”的傳統型現代農民戰爭，並乘機在祖國遭受瘋狂侵略的特殊歷史條件下，打下了江山，坐成了天下，實現了專制制度的全面復辟。


三　　孫中山聯俄容共做法的性質和由來、原則和失誤

第一、孫中山聯俄容共做法的性質和由來

　　一、公平地說，一九二六至一九二八年間的國民革命軍兩度北伐，之所以能夠迅速奪取十七年反復辟的歷史性勝利，功雖在中國國民黨、國民革命軍和蔣介石先生，其功，亦在國中一切民主革命力量，包括具有一定共和進步意識的舊軍人、舊軍隊，直至一些地方軍事勢力的大聯合。它無疑是辛亥之後十七年反復辟統一戰線的勝利結果。而這個統一戰線的一再策劃者和實行者，便是孫中山先生。

　　辛亥之前，孫中山先生為推動國民革命在中國的成功，“任何國家的援助他都想爭取，也都接受；任何派別的革命黨人，只要目的在推翻清王朝，他都吸收。興中會雖以廣東人為基礎，但同盟會成立時，便吸收了兩湖的華興會分子。華興會的黃興原主張各省搞各省的革命，經他勸說，才決心與他合而為一，共同革滿清的命。在他團結世界各地的中國留學生成立同盟會之後，他又吸收了江浙一帶光復會的勢力。雖然光復會人只想推翻滿人的政權，尚有些無政府主義者，如吳敬恒等，但孫中山亦均予以優容”。09 辛亥之後成立的國民黨，雖然以中國同盟會為核心，但因它在相當程度上乃是一個統一戰線式的普通政黨，因而，才使它成了中國第一大黨，並在國會占絕對優勢。如前所述，若不是袁世凱暗殺了宋教仁，解散了國民黨，則中國政黨政治的道路，亦未始沒有一個良好的開端。雖然在一定條件下，聯合各種革命力量，甚至是非革命力量，包括各路軍閥和地方勢力，為一定的目標而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難免不會出現魚龍混雜的情形，有時亦會出現目標一經達成即如鳥獸散，或目標尚未實現即已鳥獸散的狀況，甚至造成統戰未成反遭其害的局面，但是，孫中山先生在與軍閥的長期較量中，仍利用各派軍閥“南與南不合，北與北不合，南與北複不合”的複雜分裂狀況，甚至不惜利用聯合甲軍閥打乙軍閥等手段，在各個不同的歷史階段，利用不同的歷史事件，以組成短暫的統一戰線，以達成反對軍閥首惡，削弱軍閥力量，和防止大小軍閥聯手以共同對付革命的目的。有時，甚至亦能將反復辟的鬥爭擴張到軍閥勢力的內部，以起到分化瓦解專制復辟勢力的作用。然而，自二次革命始，直至一九二四年中國國民黨“一大”召開，歷次由孫中山建立的反復辟統一戰線，雖也有過成功，卻迄無重大之告成者（參見本卷第二章第五節）。尤其是一九二二年陳炯明的叛變，所給予孫中山及南方革命政府的沉重打擊，不單使他對軍閥們的背信棄義深感絕望，更使他因痛感沒有自己的武力，而深懷企求之心。由是，孫中山才在反復辟“計無所出”的艱難時勢之下，不得不與一心要向中國輸出共產革命的俄國“聯手”，以建立新一輪反對中國軍閥復辟的統一戰線，並由此而導致了“聯俄容共做法”、而非“聯俄、聯共、扶助工農政策”的出現。因為孫中山和中國國民黨從來就不曾有過一個所謂的“三大政策”，那不過是蘇俄和中國共產黨的一番“創作”罷了（參見本章兼論）。

　　二、孫中山之所以要有“聯俄容共”的做法，還有一個更為根本的原因，就是西方列強一貫地不支持中國革命，一貫地站在支持專制政體和復辟政權的一邊，一貫地支持和操縱中國的軍閥混戰及割據，以至每一個軍閥背後都有一個或數個列強作為其支持者。而反對中國統一、阻礙中國強大、和意在使中國永遠處於一種分裂和貧弱的狀況，又幾乎是所有列強對中國的共同願望。一九二三年七月，孫中山就因尋求美國支持不得，而向《紐約時報》記者表達了他強烈的不滿。同年十二月，孫中山更因要截留廣東海關關餘，又遭遇英、美、法、日、意、葡等國派軍艦赴廣州向他示威。孫中山終於忿然宣佈：“我們已不依賴西方，我們將聯合俄國。”

　　三、孫中山之所以要向西方宣稱“我們將聯合俄國”，還因為列寧偽稱要廢除沙俄對中國的不平等條約，終止沙俄在中國的特權，甚至偽言要幫助孫中山的國民革命，特別是答應他“絕不移植共產制度於中國” ——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發表的《孫中山、越飛上海宣言》即稱：“孫逸仙博士以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意，且以為中國最緊要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關於此項大業，越飛君並確告孫博士，中國……可以俄國為依賴。”

　　四、其時，俄國不僅已經在與北京軍閥政府進行建交談判，而且在決定“支持”孫中山之前，就已經通過剛剛成立不久的中共，謀求與北方軍閥吳佩孚和南方軍閥陳炯明的聯合。陳炯明和中共的關係更是相當密切，他甚至被中共某些成員認為是一個社會主義者。而中共與他的關係，直至他叛變廣東革命政府之後才被迫終止。這就使得一再遭遇國內專制勢力頑強反撲和西方列強蓄意阻撓的中國國民革命，極有可能面臨著“既要增加一個外部敵人、又要增加一個內部敵人”這樣一個更加嚴峻的局面。所以才迫使孫中山只能採取“寧肯多一友、而不能多一敵”的統戰策略，準備推行“聯俄容共”的做法。

　　五、“聯俄容共”的做法，實際上是蘇俄對孫中山千呼萬喚的一個結果。因為歷史的事實便是蘇俄九番十次地上門找孫中山，而不是孫中山三番五次地要去找蘇俄。10 否則，就不能理解，為何自一九二零年至一九二三年，蘇俄雖萬里尋孫十數度，都未能辦成“聯俄容共”的陰謀大業，直到鮑羅廷帶來大批軍用物資和每年二百萬墨西哥圓的俄援，方使得孫中山同意“聯俄容共”了。而所謂容共，也只是容許中共黨員參加國民黨，並服從國民黨的主義、綱領和紀律。因為孫中山認為，“中共只有在國民黨的領導下，受國民黨的指揮，才能防止中共製造階級鬥爭，妨害國民革命進行”。11

　　六、如果說上述諸因素才是孫中山有“聯俄容共”做法的外部原因，那麼，孫中山之所以會同意“聯俄容共”，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內在原因，這就是孫中山有一個願意“聯俄容共”的思想基礎。尤其是在有“聯俄容共”做法之前，當他還沒有象後來那樣，對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對俄國共產革命有了深刻的認識和批判之時。這個思想基礎，就是他因自身革命的倍加坎坷，而特別羡慕列寧“革命的成功”，羡慕俄黨在組織上的“嚴密和堅強”。因為他認為俄黨的經驗將有助於自己改組國民黨的工作。雖然他當時還並不真正瞭解俄國的“革命”和俄共的性質。此其一。

　　其二、如前所說，一九零五年後的數度考察歐美，雖然使孫中山認識到革命乃是歷史的一個普遍變革進程，但同時又使他對歐洲革命和美國革命尚未能解決“民生”問題，產生了自己的看法。尤如他所自述的那樣：“兩年之中，所見所聞，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國家富強，民權發達如歐美列強者，尤未能登斯民極樂之鄉也；是以歐洲志士尤有社會革命運動也。予欲為一勞永逸計，乃採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此三民主義主張所由完成也。”12

　　這一段話固然道明瞭民生主義思想之所由來，但這一段話裏的“斯民極樂之鄉”和“社會革命”兩語，前者既道出了他本人思想中並未絕根的“傳統大同思想”，為他後來視共產主義即是他的民生主義埋下了伏筆；後者則表現了他對當時歐洲社會革命認識的含糊不清。因此，他才一方面錯把馬克思的共產主義革命看成為一個“合理的社會革命”；一方面又把從專制向民主過渡時期所必有的艱難時勢，看成為“即使是民族、民權革命成功如歐美列強者，亦因無法解決民生問題”，因而才“導致了社會革命的發生”。並由此而下結論說，“歐美雖強，而其民實困”，因而“觀世界大同盟罷工與無政府黨、社會黨之日熾，社會革命其將不遠”。這就為他將列寧的“十月革命”，實質是“十月背叛”，視為“歐美為解決民生而進行的合理社會革命”，並由此而傾注“同情”，產生“讚賞”，奠定了錯誤的認識基礎。

　　孫中山先生身處十九與二十世紀之交 —— 革命與復辟開始出現複雜較量狀態的時代，而難於看清十月革命對於俄國二月民主革命背叛的本質，錯把復辟當成了革命，固不足怪，亦無可指責。但是，正是這一錯看，才導致了“聯俄容共”做法的產生。然而，孫先生沒有料到的，恰恰是這個將中共“容”進了中國國民黨內，和將中國共產革命“統”進了中國國民革命陣營的新一輪統戰做法，竟從此為中國國民革命的勝利進程和現代中國由專制向民主的艱難過渡，誘發了巨大的混亂，帶來了巨大的麻煩，埋下了巨大的危機。


第二、孫中山聯俄容共做法的原則和失誤

　　孫中山畢竟是一個偉大的民主革命家和一位睿智的革命策略家。當他在外部環境和內在思想的交相作用之下，決策“聯俄容共”的新統戰做法之時，特別是之後，他曾堅持了如下的原則：

一、堅持三民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

　　一九二三年一月，即在孫中山先生與蘇俄代表越飛共同發表“上海宣言”前夕，中國國民黨即在其事先發表的“宣言”中，強調“要以三民主義為立國之本原，五權憲法為制度之綱領”。同時公佈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的現行政策。國民黨“一大”召開之際，亦即“聯俄容共”做法開始之時，孫中山立即開始系統講演三民主義。其民族主義六講，民權主義六講，民生主義四講，集數十萬言，非但無一言一語將他的三民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列為同類，而且明確地、科學地和系統地闡明了馬克思主義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他不僅指出民生主義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同時指出，共產主義是理想，民生主義才是實現這一理想的方法。而且對馬克思主義賴以實現共產主義的手段 —— 錯誤的物質決定論，荒謬的剩餘價值論，暴力的階級鬥爭輪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逐一地進行了深刻的理論批判，並由是而得出了“師馬克思之意則可，師馬克思之法則不可”，即“照馬克思主義黨徒、用馬克思的方法來解決中國社會問題，是不可能的”科學結論。更以“俄國革命的結果和所希望的恰恰相反”，來證明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必將失敗。宣告“在中國實行三民主義，才是最恰當的”。13

二、堅持中國國民革命，反對世界共產革命

　　首先，“聯俄容共”的做法實行之後，孫中山對馬克思主義的系統批判，不但已經在理論上明確地表明瞭他要堅持三民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原則，而且當蘇俄顧問鮑羅廷要求孫中山和國民黨，將中國國民革命和俄國共產革命結成“反對帝國主義同盟”，實際上就是要將中國國民革命誘變成世界共產革命的一部分時，又為孫中山所堅決拒絕。再者，孫中山更在“聯俄容共”做法實現之後，一再堅持不奪人地產以解決土地問題，而是要通過平均地價以實現平均地權的方法，來解決土地和農民問題，以避免工農革命，反對暴民運動，更反對蘇俄顧問鮑羅庭借陳炯明叛亂所提出的，“立即發動工農革命”的要求，和鮑羅廷所一再要求的，“應該沒收地主土地交給現耕的農民”這一所謂的“社會主義政黨的最低綱領”，從而堅持了中國國民革命的民主革命方向。14

三、堅持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反對共產專制制度

　　首先，“聯俄容共”做法實行之前，“孫文、越飛上海宣言”就已經明白宣稱絕不移植共產制度於中國。其後，孫中山先生更不斷強調“三民主義為立國之本原，五權憲法為制度之綱領”，並在國民黨“一大”後系統講演三民主義時，鮮明地反對階級鬥爭和階級專政，明確地反對在中國建立共產制度。其次，“聯俄容共”做法實行後，中國國民黨又正式發表宣言，公佈政綱，稱：“對外要廢除不平等條約，償還外債；對內要實行均權主義，普選制度，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和信仰的完全自由權。”（“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一九二四年一月）這就從根本上劃開了中國國民革命和蘇俄共產革命在目標上和實踐上的根本區別，標明了中國國民革命志在建立“新民主共和制度”而非“新共產專制制度”的高度民主主義品質。

四、堅持國民黨黨性和党權，反對破壞國民黨黨性和党權

　　“聯俄容共”做法在實施前，孫中山曾屢次對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等申明：“共產黨參加國民黨，便應該服從國民黨紀律，不應該公開批評國民黨。共產黨不服從國民黨，我便要開除他們，蘇俄要袒護共產黨，我就要反對蘇俄。”15 “聯俄容共”做法在實施後，當國民黨中的共產黨員違反規定，公開纂文批評國民黨，公然反對國民黨的政策，而且於國民黨中製造矛盾、打擊揭發他們的四名國民黨員時，孫中山則宣佈四名國民黨員無罪。而當共產黨違反規定，在國民黨中自組共產黨秘密黨團的陰謀和公開支持北方軍閥政府的“陽謀”被揭露之後，孫中山則指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於是年七月七日作出決定，宣佈黨員的言論行動如不依據主義（即三民主義），必予嚴重制裁（參見下卷第一章）。

　　由是可知，“聯俄容共”的做法，既不是在性質上與俄式共產革命的合一，亦不是在形式上與中國共產革命勢力的合流。它在統一戰線的意義上無非是一種有限的聯合，而作為爭取俄援的做法，亦僅僅是一種策略而已。就孫中山本人而言，他雖然內有對俄党革命成功的羡慕之心，外有逼迫他不得不建立新一輪統一戰線的種種不得已因素，但是，正因為他建立統一戰線的目的，是意在推進中國國民革命，是為了反對軍閥復辟，是為了捍衛中華民國的國統和法統，所以，“聯俄容共”的做法才在本質上具有“政治策略”的意義，即聯俄是為了俄援，容共是為獲取俄援的交換條件。而在聯俄容共開始實行之日，孫中山即開始了他對馬克思主義和俄國共產革命的系統批判，無非說明孫中山先生要對聯俄容共做法作原則上的把握。如果孫中山和他的中國國民黨，在為推動中國國民革命而建立的新一輪統一戰線中，確實貫徹了這一正確的政治策略，如果蘇俄是要真心地幫助中國的國民革命，中共又是真心地要參加孫中山所領導的中國國民革命，前者不是志在改變中國國民革命的方向，並竭盡陰謀地企圖竊奪中國國民革命的領導權，後者亦不願在蘇俄的指使下實行“挖心戰術”，坐國民黨之懷而結共產黨之大，如果當時的廣東革命政府，不是處在東江有陳炯明盤踞，廣州有英國支持的商團在密謀叛亂，前方正與皖、奉聯合以對抗曹、吳這樣一個亟需援助的險惡環境之下，如果孫中山對蘇俄指使中共顛覆國民黨和誘變國民革命的陰謀和野心，既懷警惕又有預防，則新一輪“聯俄容共”的統一戰線，也確乎能夠起到反復辟和推進中國國民革命的作用。然而事與願違的是，不僅蘇俄與中共對孫中山和中國國民黨從一開始就採取了“革命的兩面政策”，于陽謀之下使盡了陰謀手段，而且，孫中山本人亦在貫徹這一政治策略的一些具體做法上，出現了嚴重的失誤。

　　失誤之一，是身為中國國民革命領袖的孫中山先生，在決策“聯俄容共”的做法之前，就未能認清列寧共產革命的性質和惡果，更對蘇俄推行“東方路線”的陰謀不甚了了，以至不但對蘇俄完全放鬆警惕，甚至反而欣賞列寧革命，羡慕列寧革命的成功，尤想學習俄共建黨的經驗，從而既予蘇俄企圖誘變中國國民革命以“天賜良機”，又予國民黨“左派”幼稚病的發作以適時的政治條件。因為以廖仲凱為首的國民黨“左派”幼稚病患者們，正因為孫中山先生委託他們為聯俄容共而“籌畫一切”，他們才為自己“幼稚病”的發作，找到了一張可以作大旗的“虎皮”。16

　　失誤之二，是身為中國國民革命領袖的孫中山先生，在聯俄問題上有“重權宜之計，而輕國民革命大計”的傾向。當蔣介石銜命訪俄歸來，即於口頭和書面向他報告了蘇俄“革命”的實際情形，和中共在蘇俄如何詆毀中國國民革命以及孫中山本人，並斷言蘇俄“主義與事實”有別時，孫中山先生非但未能予以足夠的重視，反視為“小題大作”。其根本原因，無非是他過於重視俄援這個“權宜之計”，從而放鬆了他對蘇俄應有的警惕和防範之心。

　　失誤之三，是孫中山視中國國民黨乃是一個曾推翻滿清、結束帝制、創建中華民國、並堅持過十數年反復辟的“老大革命黨”，在中國既有威望，又有影響和力量，因而看不起一九二三年底才有四百三十二個黨員的中國共產黨。所以當蘇俄、中共要與他實行兩党聯合以“推動國民革命”時，他非但拒絕“平等聯合”，反而只准許“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如是，他一是忘記了中共雖小，蘇俄卻大；中共雖幼稚，蘇俄卻老辣；中共雖只有幾百個黨員，玩不轉；卻有蘇俄親自扶植、直接指揮，中共乃是“第三國際的一個支部”。二是未能意識到，蘇俄與中共在革命目標、革命理論、革命性質和革命手段上，都與中國國民黨完全不同。因而，叫共產黨參加進來的結果，只能造成意在推動中國民主革命的中國國民黨，在思想、綱領、目標、方法和組織上的嚴重混亂，直至造成國民黨分裂和國民革命陣營分裂等一系列痛苦政治效應的產生。

　　失誤之四，是孫中山先生以己心度人心，以為蘇俄及中共和他一樣，乃是“言行一致”的君子。殊不知專靠陰謀背叛發家的列寧和史達林，在“聯俄容共”的做法尚未開場之時，就已經派第三國際代表馬林向中共挑明，“要把信仰三民主義和國民黨的工農群眾爭取過來……更要將國民黨劃為左、中、右三派，並要支持左派、孤立中派、打擊右派”了（參見下卷第一章）。後來，蘇俄的這個陰謀終於得逞，實在不能不說是孫中山先生“大意失荊州”所致。

　　失誤之五，是孫中山雖有“聯俄容共”做法，卻從未有所謂“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但是，他的“聯俄容共”做法和他一心欲借重俄黨建黨經驗的用心，尤其是他將國民黨“一大”包括黨綱在內
　　的四百餘份文件起草工作交由廖仲凱，並由廖仲凱交付俄國顧問鮑羅廷、中共以及所謂左派去草擬的種種做法，一方面雖使“聯俄”有了“靠俄”之嫌，一方面卻向蘇俄顧問與中共提供了“代國民黨立言”的大好歷史機遇。自此之後，蘇俄與中共不僅開始大肆鼓吹孫中山先生有所謂聯俄聯共的政策，而且開始鼓吹與發動工農革命，倡行暴民運動。特別是在一九二六年上半年至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間，當蘇俄顧問鮑羅廷和中共破壞北伐和背叛中國國民革命的陰謀就要全面破產之際，他們竟進一步將“聯俄容共”的做法，逕自篡改成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並將之偽稱為孫中山“手定的三大政策”，以“代孫立言”—— 實際是要公然推倒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以為他們公開的背叛製造理論根據，和為他們要在蘇俄指使下，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打倒孫後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國國民黨人，顛覆孫中山先生親手締造的新中國 —— 中華民國，製造“最高藉口”。這不僅為在國民革命獲得重大勝利的時代，蓄意製造革命的大混亂，起到了極大的作用；而且在相當程度上造成了對孫後蔣介石、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國民革命歷程的重大誤解；更使得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中國大陸人民，在中共的長期控制和欺騙之下，竟對孫中山先生究竟有無“新、舊兩個三民主義”，迷惑和惶惑了近半個世紀之久（參見本章兼論和下卷第一章）。

　　失誤之六，因聯俄幾成“靠俄”，因而，容共也就成了“捧共”。在國民黨“一大”所選的二十五名中央執行委員中，中共黨員竟占了十一名（一名候補）。中共黨人譚平山更擔任了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毛澤東成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部長。大批年輕的中共黨人初出茅廬，便在國民黨內擔任了許多高級職務。這無疑為中共背靠蘇俄，公然竊奪國民黨的党權和國民革命領導權，創造了條件，膨脹了野心，更為國民黨和國民革命陣營的分裂，帶來了日益沉重的危機。由是，孫中山先生期望建立一個堅強的國民黨組織的願望，不僅瞬間落空；孫中山先生一心要推進的中國國民革命，亦從此被逼向了就要被誘變為中國共產革命的危險之途；中國共產黨在蘇俄直接策劃和指使下，陽冒國民革命、陰懷發動共產革命的欲望，亦終於有了一個“勝利的開端”。

　　失誤之七，因孫中山先生一意要為“俄援”而“聯俄容共”，從而使黨中持不同意見者不能申張己見，或申張己見而不得，從而招致了部分國民黨員的不滿。“一大”上“跨黨案”的強行通過，誠已留下了國民黨分裂的基因。“一大”之後，中共跨党成員在蘇俄指使下蓄意分裂國民黨，劫奪國民黨權力，甚至公開反對國民黨主義、綱領、政策的種種行為，在被國民黨員揭露並上告給孫中山先生之後，孫中山為俄援而不願過分開罪蘇俄的讓步做法，又為他逝世之後國民黨的分裂埋下了不幸的種子。

　　顯而易見的是，如果孫中山先生不是在有“聯俄容共”做法一年之後即劇然而逝，則，一是有他在，蘇俄及中共尚不敢迅速和全面地竊奪國民黨党權與國民革命領導權，以煽動和發動共產革命；二是如果蘇俄和中共在孫中山健在之時，就膽敢加速他們的陰謀，並對國民黨和國民革命造成重大危害或威脅，那麼，孫中山先生一定會根據決策“聯俄容共”做法的原則，從國民革命的大業計，迅速並果斷地根絕“俄禍”。孫先生所說的“有我在，他們還不敢”的話，便是這個意思。但是，他的過早辭世，卻使他來不及糾正這些失誤，甚至由親俄護共的“左”派們，將他的失誤引向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此後，若不是蔣介石等一批真正國民黨人起而保護了國民黨，捍衛了國民革命，堅持了北伐打倒軍閥的國民革命大方向，則孫先生和他的國民黨人決心將反復辟進行到底的歷史願望，也就無由達成了。


四　　國民黨“左派”的幼稚病、權力病及其巨大危害

　　必須事先說明的是，論者指國民黨有所謂“左派”幼稚病和“左派”權力病一說，並非指國民黨中向來就存在著左、中、右三派。誠如本書下卷第一章所論，國民黨的左、中、右三派，無非是在國民黨有了“聯俄容共”做法之後，蘇俄為指使中共分裂國民黨，才按照“親俄、遠俄以及反俄”為界限，對國民黨進行政治分割的一個惡性結果，或曰國民黨為蘇俄和中共所分裂。只有明白了這個問題，我們才能對國民黨“左派”的性質和“左派幼稚病及左派權力病”的來由及發展，有一個清晰的認知和準確的論述。

　　再者，指國民黨既有“左派”幼稚病，又有“左派”權力病，是因為自一九二四年國民黨始有“聯俄容共”做法，到一九二七年甯方國民黨決心“絕俄清共”，漢方國民黨決心“別俄分共”，其間三、四年，國民黨“左派”的發病，實際上應分為廖仲凱的“左派幼稚病”和汪精衛的“左派權力病”這樣兩個階段。

第一、廖仲凱的“左派”幼稚病及其危害

一、廖仲凱的“左派”幼稚病

　　由於孫中山先生將“聯俄容共”的一檔子大事全部交由廖仲凱去辦，由於廖作為孫中山先生的“荷包”而擔負了爭取俄援的重要任務和艱難角色，因而，廖才成為代表國民黨與蘇俄及中共進行“聯、容”工作的關鍵人物。唯因這個關鍵人物在具體從事“聯俄容共”的過程中，一方面堅定地貫徹了孫中山先生的要求，一方面則不僅將孫中山本人的失誤“貫徹不誤”，甚至將之推向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實際上，早在有“聯俄容共”做法之前，廖仲凱與中共黨魁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就建立了良好的關係。17 一九二三年二月，當廖仲凱於日本熱海會見蘇俄代表越飛時，就曾對越飛所言“在中國實行共產主義是遙遠的事”，感到很“放心”。當時在場的陳公博，後來曾回憶說：“越飛告訴我，蘇俄命令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實為完成中國的國民革命。而且越飛更鄭重地說，中國只能實行孫先生的三民主義，絕不能實行共產主義。我問越飛，蘇聯希望共產主義何時能在中國實現，越飛倒很老實，說還是一個疑問。廖先生很滑稽地笑著說，公博，你還有什麼話說？我們要作革命黨，就要作現在的革命黨，不要做一百年後的革命黨。我們努力實行三民主義，不必再討論了！” 18

　　由於廖仲凱在這裏表現了可愛的幼稚，即當真相信蘇俄不會向中國輸出共產革命，而只是要幫助中國進行國民革命，所以，當戴季陶寫信給廖仲凱，批評他的左傾狂熱，並對廖說，“叫共產黨參加進來，只能把他們當作醬油和醋，不能把他們當作正菜”時，廖仲凱立即斥責戴季陶：“哪里懂得革命是什麼東西！”19 廖仲凱對蘇俄的信賴，與對本黨反對“聯俄容共”同志的反感，已經溢於言表。

　　由於廖對蘇俄已有這樣的崇信之心，因而當國民黨 “一大”通過“跨黨案”受阻時，廖乃慷慨激昂地擁護中共“跨黨案”，深惡痛絕地反對自己黨人關於“本党黨員不得加入他黨”的提案。誠如中共党人譚平山后來所誇獎的那樣：“廖仲凱先生堅決促成和推動革命的‘三大政策’，在中國國民黨進行改組的激烈鬥爭中，廖仲凱先生竭力協助孫中山先生，擊敗了‘反動分子’的阻撓和破壞……”（單引號為引者所加，上下同）20


二、廖仲凱“左派”幼稚病的危害

　　應該說廖仲凱推行“聯俄容共”的早期做法雖已過分，尚情有可原。但是，當他終於將“聯俄容共”做法推向了“崇俄親共”之極端、即走火入魔時，則對國民黨與國民革命，包括對他自身，都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首先，是使他偏離了孫中山三民主義思想和中國國民革命的道路。他頌揚蘇俄說，“俄國革命以來，私有廢除，生產分配之前，掌諸國家機關和人民合作社，空前之舉，震撼全球，前途曙光，必能出人類於黑暗”。由是，他“認定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有著強大的生命力”，並多次聲稱“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蘇聯，是中國革命的榜樣”，甚至宣稱“蘇俄開闢的社會主義道路，也是中國革命之最終出路所在。如果中國不能聯俄，就沒有出路”。21 如是，他就在革命思想和革命策略上，違背了孫中山先生“堅持三民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堅持中國國民革命、反對世界共產革命”的堅定立場；違背了孫中山先生為了不使中國國民革命招致列強的更大反對，而制定和堅持的“不加入蘇俄所謂世界革命的戰略和策略”的正確決策。22

　　其次，是使他因“崇俄”而必然“護共”。就事實而言，一是在一九二四年一月三十一日國民黨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廖仲凱就曾主動將自己擔任的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一職，讓給共產黨人譚平山擔任，從此造成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幾成“中共中央組織部”，甚至成為“以共亂國”的禍源（參見下卷第一章）。二是他自任工人部長，又將工人部秘書一職交由共產黨人馮菊坡擔任，並由馮全權處理部務，從而為中共策劃工人運動，擾亂國民革命，造成先決條件。三是推薦共產黨員林祖涵出任農民部長，推薦澎湃在農民部創辦農民運動講習所及開展其他農運工作，從而為中共廣泛煽動農民革命和暴民運動，以破壞北伐、背叛國民革命造就了基礎。四是黃埔軍校初建，他除掉聘請一批蘇俄軍事顧問到校工作，並推薦共產黨人張申府擔任軍校政治部第一任副主任以外，一次就推薦了十五名中共黨人進入軍校，甚至力薦剛剛回國的共產黨人周恩來擔任軍校政治部主任。一九二五年一月，廖又推薦政治部主任周恩來兼任軍法處處長，並將大批共產黨人推薦入軍校擔任政治教官，而軍校的首批教職人員，又是由他和蘇俄顧問鮑羅廷一同商定的。嗣後，他還邀請一批共產黨人擔任國民革命軍的各級黨代表，並將黨代表的權力擴張到“無黨代表附署，一切命令均不能生效”的地步。為中共在軍校宣傳共產革命，爭奪槍桿子，製造軍校學生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分裂，提供了條件。並為來日中共對北伐和國民革命軍的軍事叛變埋下了禍因。

　　再就是他為蘇俄和中共陰謀分裂中國國民黨，起到了別人所不能取代的作用。因為蘇俄和中共要將國民黨分裂為左、中、右三派，並推行支持“左派”、孤立“中派”、打擊“右派”，即支持親俄派和打擊反俄派的陰謀策略，不僅因他而構患于國民黨領導層，張揚于普通黨員當中，並且得以“運作”。甚至因他本人的立場，而在國民黨中形成了鮮明的分裂與對立關係，從而為國民黨和國民革命陣營的分裂製造了先機。孫中山逝世前，廖對本黨那些要求“防俄、抵共以維護本黨利益”的同志，還僅僅是採取壓制的態度，對身為國民黨員的共產黨人破壞國民黨綱領、立場和法統的行為，亦只予以維護與包庇。孫中山逝世之後，他竟以自己在黨中的地位和權力，將那些為維護本黨利益而揭露共產黨不軌行為的本党同志，“試圖清除出黨”，23 甚至完全站到蘇俄和中共一邊，不僅按照蘇俄顧問鮑羅廷的旨意，公開指本党有“左、中、右”之分，而且在中共刊物《革命週刊》上發表了“革命派與反革命派” 一文，聲稱：“替工農階級打消壓迫他們的力量，便是‘革命派’；反而言之……壓抑農工的人們，便是‘反革命派’……我們不獨要革軍閥帝國主義的命，我們並要革‘反革命派’的命！”竟將黨中所有不贊成“聯俄容共”、或是揭露與反對蘇俄及中共陰謀的同志，不僅統統打成“右派”，並且還要打成“反革命派”，甚至要“革他們的命”。他的幼稚病，終於走火入魔到了已經完全背離孫中山三民主義和中國國民革命的立場，從而在實際上已經成為中共黨組織以外的一個極“左”的共產黨員了。中共之所以稱他為“國民黨左派的旗幟，忠實執行三大政策的楷模，無產階級的好朋友，農民運動的貼心人”等等，實是由此而來。24

　　最後，則是他聽命蘇俄而“擁汪倒胡”等做法，實為蘇俄和中共誘逼中國國民革命為俄式共產革命，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因為在孫中山逝世之前即擔任國民黨政治會議主席和大本營代帥的胡漢民先生，一向為孫中山先生所倚重，孫後也已成為實際上的國民黨領袖。然而，作為胡副手的廖仲凱先生，只因胡一向“遠俄遠共”，為蘇俄顧問鮑羅廷及中共所嫉恨，於是，他便按照蘇俄顧問的旨意，賣力地促成了一場“擁汪倒胡”的陰謀政變，將汪精衛 —— 這個“夙無主張、誇夫死權”的權慾薰心之徒捧上了國民黨總裁、國民政府主席和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寶座，從而將國民黨和國民革命推向了就要失敗的危險深淵，並因此而葬送了他自己的性命，作成了他雖盡忠于孫中山先生和中國國民黨，卻因為幼稚而更盡忠于蘇俄和中共的“最後一功。”25


第二、汪精衛的“左派”權力病及其危害

　　如果說廖仲凱在“聯俄容共”做法上患的是幼稚病，廖死之後，汪精衛發作的便是“左派”權力病。這是因為汪精衛原來不是“左派”，他曾清清楚楚地說過： “共產黨徒如果摻入本黨，本黨的生命定要有危險。比如西遊記上所說的，孫行者跳進了豬精的腹內打筋斗，使金箍棒，豬精如何受得了？”26 但是，只因孫中山在北京病危時，鮑羅廷曾找他去蘇俄駐華使館，對他有心有意地說了一句“孫先生的病已經絕望了，今後中國國民黨的領袖，除了你更有誰敢繼承”的話，27 從此，他便在鮑羅廷的策劃與廖仲凱的幫助下，不僅“取胡漢民而代之”，而且，非做成國民黨的最高領袖不可了。

　　汪精衛在做成中國國民黨最高領袖之後，一是高喊“黨要左傾”，高唱“誰是左派，我將夢寐以求之，旁徨以覓之”，從而“使整個廣東上空彌漫著一股透骨的左傾氣氛”，使得身為國民黨黨員的中共党人們，已敢公開地攻擊國民黨“右派”和國民黨本身。二是推鮑羅廷為審查廖案之特別委員會最高顧問，“有黨政軍一切大權”，並遵循鮑羅廷“政治上只問政見同不同，不問證據有沒有”28 這一共產專制政治的標準，按照鮑羅廷于廖案發生後第二天就擬好的名單，要逮捕胡漢民、鄧澤如、鄒魯等國民黨重要領導人。幸得蔣介石和許崇智的竭力反對，上述諸人才免於遭難。三是僅僅在半年之後，即一九二六年一月國民黨召開“二大”之際，他一方面同意國民黨“二大”代表五分之三以上為共產黨跨党分子，從而使蘇俄和中共得以控制國民黨“二大”（參見下章和下卷第一章）；一方面則將“西山會議派”、29 即著名老國民黨人中的“反共抗俄派”打成非法，施以處分，直至開除黨籍，並對傾向“西山會議派”反共立場的戴季陶等人教以訓令，幾乎將反對蘇俄及中共陰謀劫奪國民黨党權的本党志士一網打盡。

　　由是，鮑羅廷成了國民黨的太上皇，汪精衛則成了孫中山死後的“孫中山”。國民黨自中央到地方的党權以及國民黨對於國民革命的領導權，已大部為蘇俄和中共所篡奪（參見下章和下卷第一章）。汪精為終於將廖仲凱的“左派”幼稚病發作成了“左派” 權力病。從此，他處處秉承蘇俄顧問鮑羅廷旨意，處處以中共的要求為要求。鮑羅廷和蘇俄軍事顧問團反對蔣介石北伐提案，他便反對蔣提議北伐；中共要進一步把 “扶助工農”變成工農革命，他就處處高喊“我是愛護工農的呀”；蘇俄與中共要打倒蔣介石，他就想出種種辦法來壓制、排斥和驅逐蔣介石（參見下章）。直至 “中山艦事件”發生，蔣介石起而護黨，他已無力完成史達林要他“懲辦國民黨右派和國民黨中反革命的任務”時，他才在自己家中召開的國民黨政治會議上，被本黨會議決議“汪主席患病應予暫時休假”，從此赴歐養病十六個月之久。此後，直到蔣介石領導的北伐已經打下南半個中國，蘇俄和中共唯恐中國國民黨北伐成功統一中國，中國共產革命將“計無所出”之時，他又在蘇俄和中共的陰謀策劃之下趕回國中，發作了又一場更加厲害的“左派”權力病，為勝利進軍中的中國國民革命製造了新的困境和亂局（參見下章）。


第三、孫中山先生的失誤和國民黨親俄、親共派的嚴重歷史過失

　　一、是孫中山先生在聯俄容共做法上的失誤和他的劇然而逝、不及糾正，才為蘇俄在中國施展“分階段革命”的謀略，企圖誘變中國國民革命為俄式共產革命，提供了歷史契機和政治條件。

　　二、是以廖仲凱為代表的“左派”幼稚病，才為蘇俄及中共陰謀誘變中國國民革命打下了危險的基礎，為中國國民革命及其進程埋下了巨大的隱患。

　　三、是汪精衛“左派”權力病的發作，才將中國國民革命推向了被誘逼為俄式共產革命的巨大危險境地，並為來日中國國民革命的艱難歷程製造了一個巨大的“亂源”。

　　四、在蘇俄、中共和國民黨“左派”所留下的歷史隱患中，其最具破壞力和影響力的，便是孫夫人宋慶齡對三民主義、中國國民革命和中華民國的背叛。宋因早已成為共產革命理念的同情者和支持者，還因為中共對她統戰成功，而使她起到了“百萬共產黨員都起不到的作用”。30 由是，宋乃成為中共共產革命花瓶中一支開不敗的“國民黨‘左派’之花”。其危害之深重，實為一紙之書所難言盡。宋氏垂死之際，稱自己無臉躺到孫中山先生身邊，並絕不睡到中共的八寶山去，而堅持要睡到曾被中共挖墳曝屍的“資產階級父母”身邊，其真正的內在情由，怕是她對自己背叛孫中山先生、背叛中國國民革命和“助共為虐”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罪孽，終於有了覺醒所致。

　　總之，國民黨“左派”，即親俄、親共派們，不論他們患的是幼稚病還是權力病，抑或是宋慶齡的無知病，他們對於中國國民革命和中國國民黨的危害都是巨大的。因為，他們不僅為二十年代中國國民黨反復辟的艱難鬥爭製造過極大的困境和危險，更為中國共產革命在中國大陸的成功立下了“豐功和偉績”，為中國大陸人民反對共產專制復辟的艱苦鬥爭，和澄清中國現代歷史的重大是非問題，帶來了極大的困惑、困擾和困難。


兼 論　　何謂“國共合作”，何為“新”三民主義

第一、何謂國共合作

　　長期以來，由於中共一再地、反復地強調它與中國國民黨曾有過兩度“合作”的歷史關係；尤其是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中國大陸，因只有共產黨的說話的“權威”，而絕不予任何人說話的權力；還因為長期以來“國共合作”一語已經“約定俗成”，連國民黨本身也將“國共合作”一詞當成了“口頭禪”，而不再予以甄別；加之國民黨的“左派”們，因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奪權的成功，就更要將他們與共產黨“合作”過的光榮歷史記在心頭，掛在嘴上；再加上海內外一些學人，有的是被迫不敢，有的則是“共雲亦雲”，只相信“歷史乃是勝利者的歷史”，並無心去拆穿這個歷史的謊言；因此，“國共合作”一語，也就在它被重複了一千遍、一萬遍之後，而成為兩度“歷史的真實”，為老幼婦儒耳熟能“詳”。

　　然而，歷史的事實卻是，中國國民黨非但向來未與中共有過所謂的合作，而且所謂兩度，前者不過是中共受命蘇俄，藉參加國民黨為手段，而要對國民黨施以“挖心戰術”31 ；後者則是中共自己在四面楚歌、乞降求命之時，對於中華民國政府的表面投降和虛假歸順。

　　首先，就前者而言：

　　一、在國民黨有“聯俄容共”做法之前，中共就在“第一次對時局的主張”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均提出了聯合戰線的策略，特別強調“無產階級去幫助民主主義革命，不是無產階級降服資產階級的意義，這是不使封建制度延長生命和養成無產階級真實力量的必要步驟”。由是可知，他們不僅把孫中山的民主革命力量看成是資產階級，而且認為參加民主革命乃是發動共產革命的必要步驟，這無非是列寧“分階段革命理論”在中共手中的再版。再加上第三國際代表馬林，一是要求中共必須學習共產國際在西歐工會運動中所推行的“各國共產黨員要加入社會民主黨工會的經驗”，二是指明“共產黨員參加國民黨，既可以謀革命勢力的團結，又可以使國民黨革命化，尤其可以影響國民黨所領導的大量工人群眾，將他們從國民黨手中奪取過來”。由是可知，中共黨員在蘇俄命令下參加國民黨，乃是陰謀，而非合作（引文參見本書下卷第一章注）。

　　二、按理，既然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參加了國民黨，就必須服從國民黨的信仰、綱領、黨章和紀律。更何況孫先生對此有言在先。因此，在國民黨“一大”上，參加了國民黨的李大釗，才會面對國民黨代表提出的質詢，代表參加了國民黨的所有共產黨員于大會公開發表宣言稱：“環顧中國，有歷史、有主義、有領袖的革命党，只有國民黨；只有國民黨可以造成一個偉大而普遍的國民革命党，能負解放民族、恢復民權、奠定民生的重任，所以毅然加入本黨來……本人原為第三國際共產黨員，此次偕諸同志加入本党，是為本黨主義（指國民黨主義），遵守本黨黨章，參加本黨的革命事業，絕對不是想把國民黨化為共產黨，乃是以個人的第三國際共產黨員資格加入國民黨，從事國民的革命事業，並望諸先輩指導一切。”李大釗的書面保證，無非說明他們既然參加了國民黨，就願意並應該遵守國民黨的主義、綱領、章程和紀律，因為他們與國民黨的關係，已是黨員與党的關係。這就不但不是國、共兩黨的“合作”，而且更不可能是一個國民黨員和國民黨的“合作”了。就中國共產黨而言，迄今為止，又有哪一個黨員敢說它參加中共是與中共的“合作”呢？

　　三、既然共產黨員參加國民黨，是為了實現國民黨的主義，“負解放民族、恢復民權、奠定民生的重任”，那麼，參加了國民黨的共產黨員，也就只能是參加國民革命，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但是，在蘇俄的陰謀指使下，共產黨人在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後，不僅違反規定，暗組黨中之黨，而且分裂國民黨，破壞國民黨，竊奪國民黨党權，以一步步實現將中國國民革命誘逼為俄式共產革命的目標（參見下卷）。他們非但沒有成為“服從本黨主義和紀律”的國民黨員，而且成為國民黨和國民革命的破壞者和背叛者。天下既無這樣的黨員，亦更無這樣的“合作”。更何況其中的一個“合作”者，猶如混戰中的大軍閥一樣，還需要一家外國勢力來作成它的後臺和太上皇，並且事事聽命於它，直至連後來的武漢國民政府也被辦成了“俄國的政府”呢（參見下章和下卷第一章）。由是可知，這就非但不是合作，沒有合作，而是如同中共黨人自己說的那樣，不過是中共在蘇俄的命令下，對國民黨所施行的一場“挖心戰術”罷了。

　　四、中共所謂的二度國共合作，即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的“國共合作”，就更是對歷史的公然篡改了。歷史的事實是：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到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王明在蘇俄遵命發表八一宣言，中共在蘇俄的指揮下，為幫助蘇俄顛覆中華民國，不僅鼓吹共產革命，煽動農民造反，大搞建立“俄屬”蘇維埃政權的運動，而且從未有“抗日救國”之一言以獻給國人（詳見下卷第二章）。唯因叛亂失敗，逃至陝北，三十萬紅軍僅存二萬不足之時，因王明接受蘇俄為保護自己而要求各國共產黨“建立反帝統一戰線”的指令，發表八一宣言，中共才要求中華民國政府不要再圍剿紅軍，並要共同結成“反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後，中共雖一邊屢屢發表 “抗日”通電、“抗日”宣言，製造輿論，謀劃學運，以一再向國民政府求和；一邊卻置國家民族危亡於不顧，陰謀策動西安事變，企圖亂中求存。前者固無濟於事，後者卻陰謀達成。由是，中共便在西安事變之後和蘆溝橋事變發生之後，兩度向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提出了“保證抗日和不再作亂”的著名“四項保證”。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為團結全國抗日救國計，決定接受中共“輸誠”（參見下卷第三章）。在中共，此為歸順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國民政府，則為收編中共。因此，中華民國中央政府及國民革命軍與中共地方政府及中共軍隊的關係，也就是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因此，何有“合作”可言？今日中共口口聲聲稱 “一個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北京才是中國的中央政府，臺北只是地方政府”，無非是要說明它與臺北的關係，乃是中央和地方、領導和被領導的從屬關係。而臺灣若想以“平等”之心與中共論合作，中共便連飛彈也打了出去的事實，無非道明瞭它絕不容許臺灣與它有任何平等合作的關係罷了。至於共產黨在被它稱之為“二度國共合作”的“合作”中，究竟是如何“合作”的，和借“合作”又做了那些“反民族、害國家和出賣祖國人民利益”的勾當，本書下卷將自有一番論述，此處就不再一一作出證明了。


第二、何為“新”三民主義

　　如果說中共黨員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間，于蘇俄指令下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並“參加”國民革命，和中共於一九三七年被迫歸順中華民國政府這兩件事，均被中共稱之為“國共合作”，不過是中共撒下的彌天大謊，那麼，蘇俄和中共竟敢將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公然篡改成為“舊的和新的兩個三民主義”，甚至敢用所謂 “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之所謂三大政策，來掉包式地作成“新”三民主義的內容，就實在是對孫中山先生和天下人的公開背叛和欺騙了。歷史的事實是：

　　一、孫中山先生自提出三民主義思想，並在一九零五年《民報》創刊號上正式闡釋三民主義的精義，直至他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辭世，就從未說過他曾有過“新、舊”兩個三民主義，更未說過他有了“新”的三民主義，已不再要“舊”的三民主義了。

　　二、查遍《孫文全集》和中國國民黨文獻，亦從來沒有新、舊三民主義之任何提法與說法。一九二四年元月，自國民黨“一大”召開，“聯俄容共”做法付諸實行始，直至該年七月孫中山先生在廣州系統講演三民主義 —— 民族主義六講，民權主義六講，民生主義四講，後成書出版凡數十萬字，他講的仍然是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非但沒有所謂“新”，亦更沒有所謂“舊”，自然也就不可能稱那個由蘇俄顧問和中共一起製造的“三大政策”，竟是他的“新”三民主義了。如果要有什麼“新”，那就是“新”在他曾於民生主義第四講中，系統地批判了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和俄國的共產革命—— 這才是孫中山先生于民主革命理論建設中，最後、也是極為重要的貢獻。因為正是這個貢獻，才在民主革命理論上劃清了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中國國民革命和俄國共產革命的根本界限。

　　三、所謂“新三民主義”，即被蘇俄和中共解釋為“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純屬捏造。近年來中國大陸歷史反思的結果，已一再證明它們不過是共產黨的“創作”。中國大陸學者陳錫其早已在他的論文“孫中山與國民黨一大”中指出：“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這是日後‘總結’的提法。”至於日後是誰總結的，他顯然不敢說。另一位中國大陸學者黃彥則進一步於論文中指出：“如果有人看了某些文章上面說的，國民黨一大宣言確定了三大革命政策以後再去查閱宣言的話，肯定會感到失望，因為它的二十三條（一作二十二條）對內對外政策都沒有這樣的條文。”如果說這兩位大陸學者已經論證，所謂國民黨“制定了三大政策”純屬“虛構”，則中國大陸學者魯振群尤在他的論文“三大政策研究中的幾個問題”裏面，進一步地證明說：“三大政策是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及十二月間由陳獨秀和中共中央所提出。”因為為了拖延、反對和破壞中國國民黨與蔣介石所領導的北伐迅速走向成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曾作出決議謂“迎汪（精衛）複職，以與蔣分權，繼續總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這個目前所見到的第一次完整提出三大政策概念的檔，竟是共產黨的檔。是因為孫中山先生逝世，蔣介石護黨，北伐就要走向成功，才逼迫著中共為再度分裂國民黨，破壞國民黨北伐和意在打倒國民黨新領袖蔣介石，而使用的陰謀策略。並且，直至一九二七年春天，才由蘇俄顧問鮑羅廷在武漢創辦的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上，首次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並首次公開稱這個所謂的三大政策就是“孫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義”（參見下卷第一章）。然而，此時，孫中山先生已經逝世兩年有餘。然而，十年之後，在毛澤東和中共曾數次發表的“抗日”宣言和決議中，竟又將由他們所“創作”的“新”三民主義，“還原”成了“舊”三民主義，並一再地表白他們願意為實現孫中山先生“民族獨立、民權自由和民生幸福”的三民主義而堅決奮鬥了（詳見下卷第三章第二節）。

　　由是可知，“新三民主義”既為中共所捏造；三大政策亦是蘇俄和中共的“政策”。因而，指孫中山先生有“新三民主義”，並且指三大政策就是“新三民主義”，更借宋慶齡之口，妄指它們竟是孫中山先生所“手定”的主義和政策，則只能證明中共既要拉孫中山三民主義的大旗，以為正統；又要毀孫中山三民主義，以進行謀篡、背叛和欺騙。

　　在中國大陸，有許多小學生，包括少年時的作者，都曾問過他們的歷史老師：“新三民主義裏面怎麼連一個‘民’字也沒有呢？”

　　這個問題的簡單性，自然令人一目了然；但這個問題的複雜性和可怕性，卻使得所有的歷史教授、歷史教師們不能回答和不敢回答。其中的奧妙，只能令味之者無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