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革命、農民造反與中國共產黨

下卷　共產革命、農民造反與中國共產黨

第一章　中共參加、破壞和背叛中國民主革命

一　　蘇俄指使中共“參加”國民黨和國民革命

　　猶如本書上卷第三章所論述，中國共產革命的主要誘因絕不是來自本國，而是來自列寧和史達林發動世界共產革命的“東方戰略”。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成功後，鑒於它與新專制俄國“萬古常青”的兄弟友誼，曾對蘇俄的扶植、指使和指揮供認不諱。即便是在俄中兩黨發生內訌惡鬥，直至悖牆開打之後，中共的御用歷史學家們雖然常常要遵旨改史，卻也不得不承認，中共是由蘇俄扶植才誕生和發展起來的歷史本相。

　　第一、中國大陸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歷史教材“中國現代史”仍承認：“一九二零年初，上海、北京的共產主義知識份子陳獨秀、李大釗等開始醞釀成立共產黨組織。同年四月，共產國際遠東局派維津斯基來華瞭解中國的政治情況。維津斯基先後在北京、上海會見了李大釗、陳獨秀等人，討論了建立中國共產黨的問題。此後，共產黨組織便在各地出現。”01

　　第二、因維津斯基來華而開始在中國各地出現的共產黨組織，於一九二一年七月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由十三人代表五十七名共產主義信徒創建中國共產黨。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尼可爾斯基出席了會議。馬林就此便留在中國，開始直接領導剛剛墜地的中共，直至一九二二年三月他被第三國際召回。在此期間，馬林不僅要審查中共的建黨工作報告、組織發展計畫和活動經費預算，並且申明“共產國際有幫助各國共產黨的義務，全部經費應由共產國際支付”，同時發放了第一批中共職業革命家津貼。02 從此，中共中央的一應事權必須由他直接過問。馬林就此而扶植了中共，亦因此而獲得了對中共的指揮權和控制權，致使中共在建黨之初就不得不服從第三國際、實際就是蘇俄的直接領導和指揮。進而更在蘇俄的指示之下，於一九二二年九月召開的“二大”上發表宣言稱：“中國共產黨既然是代表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所以第二次代表大會決議加入第三國際，完全承認第三國際的加入條件二十一條，中國共產黨為國際共產黨之中國支部。”一九二八年中共“六大”通過的黨章，又專門寫下一章，規定“中共為共產國際之一部分，命名為‘中國共產黨’，為共產國際支部”。黨章另有十二處規定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領導與被領導關係。

　　第三、中共不僅在政治上、組織上成了國際共產專制勢力的一部分，由於它在經濟上要接受共產國際即蘇俄的全面支持、援助和控制，因而它又成了一個不得不接受境外顛覆勢力長期指使和指揮的党。中共“一大”召開以後，陳獨秀即在他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說：“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中央機關支出一七六五五圓，其中收入國際支持款項一六六六五圓，自行募款一零零零圓。”在中共的“三大”上，陳獨秀已公開承認：“党的經費，幾乎完全是從共產國際領來的。”據前蘇聯已經解密的有關史料顯示，至一九二八年底，中共中央向莫斯科提出的一九二九年預算，僅僅是特別費一項，就已經有一百萬圓。一九二八年中共莫斯科“六大”以後，直至中共中央受俄命撤入江西“蘇區”為止，僅蘇俄給予中共的日常開支，每年均已達六十萬圓以上。誠然，在這個世界上是“沒有白吃的午餐的”。中共自建黨就一直在蘇俄的命令下，並在發動中國共產革命的名義下，為誘逼中國國民革命和顛覆本國政府而盡心盡力，也就“理所當然”。03

　　第四、中共在建黨之初，因國中信三民主義的多，信共產主義的少；信國民黨的多，信共產黨的少；羽毛既難豐，力量又太小，革命經驗更無從談起；因而，蘇俄才會從自身的革命經驗、即“背叛與奪權”的經驗出發，在孫中山不同意將國民黨改名為共產黨，並拒絕將國民黨與共產黨合併，只同意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之後（參見上卷第三章第十條注釋），遂從命令部分中共黨員參加國民黨，直到命令全體中共黨員參加國民黨，直至“參加”由孫中山先生領導和奮鬥了近四十年的國民革命。年幼的中國共產黨，既不懂得這是蘇俄之所以能夠奪取俄國政權的寶貴經驗，更不明白這與蘇俄指使歐洲各國共產黨組織紛紛加入歐洲各國社會民主黨工會，是出於同樣的目的，甚至為自己是中國的無產階級政黨，卻要參加“資產階級政黨”國民黨而頗感委屈。正因為如此，中共才會在它的“二大”宣言中稱： “無產階級去幫助民主主義革命，不是無產階級降服資產階級的意義，這是不使封建制度延長生命和養成無產階級真實力量的必要步驟。”但是，中共“二大”之後不久，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馬林，就在一九二二年八月的中共西湖會議上，堅決反對中共某些人只同意建立黨外統一戰線的想法，一再堅持共產黨員必須加入國民黨，不僅聲稱“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既可以謀革命力量的團結，又可以使國民黨革命化；尤其可以影響國民黨所領導的大量工農群眾，將他們從國民黨手中奪取過來”；並且聲稱“這是共產國際已經決定的政策”04 。一九二三年五月中共“三大”召開前夕，共產國際除掉給中共送來四月訓令，又稱“特別訓令”，要求共產黨員必須全體加入國民黨以外，“三大”召開時，馬林又以威脅的口吻說：“陳先生（獨秀）的報告是否獲得通過，就是大會是否接受共產國際的訓令、抑或準備違反的證明。”05 中共“三大”遂決定全體加入國民黨，同時決定“積極領導工農運動，以成為國民革命中一個強大的左翼” 。06 是年十一月初維津斯基來華時又進一步向中共說明：“共產國際要中共加入國民黨，用意在使國民黨革命化，絕不贊成犧牲中共的獨立”，並為馬林解釋和向中共交底說：“中共加入到國民黨裏面去，不是遇事聽命於國民黨，或成為國民黨的左翼，而是要支持和團結國民黨內的革命派，反對國民黨中不革命的分子。”07 至此，必須服從蘇俄領導的中共，才真正明白了，蘇俄與第三國際命令中共全體黨員參加中國國民黨的底牌。中共不僅全面遵命執行，而且在鮑羅廷的直接指揮下，迅速地開始了打進國民黨以發展共產黨的陰謀，即所謂“借國民黨之軀殼，以發展其自身的組織。”（戴季陶語）更由此而迅速地發展成為對於國民黨党權和對國民革命領導權的迫切篡奪和全面篡奪，亟欲在蘇俄的直接指使和指揮下，迅速地將中國國民革命誘逼成為俄式共產革命，以移植共產專制制度於中國。

　　第五、中國共產黨終於在蘇俄的指使和命令下，打進了中國國民黨，蘇俄亦利用“俄援”和中共的“打入”，而進一步獲得了指揮中國共產黨直至指揮國民黨的權力。在孫中山先生逝世以前，蘇俄就派來了大批的俄國顧問，尤其是軍事顧問；更借重廖仲凱的幼稚病，而打進了國民黨的要害部門和最高部門（參見上卷第三章）。孫中山先生逝世後，只因蘇俄顧問鮑羅廷掌有“俄援”，又只對新沙皇史達林一個人負責，因而，他才在國民黨中“左派幼稚病”和“左派權力病”患者的大力配合下，劫奪了國民黨和國民革命陣營的最高權力，成為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國民革命的太上皇，以至在廣州竟有“一登鮑門即身價百倍”之語 。08 一如中共領袖張國燾在他的回憶中所說：“鮑羅廷是一個注重個人手腕的策略家……，一切均由他獨斷獨行。他的這種作風，大概與他的特殊地位有因果關係。他有點四不象，他雖不是蘇俄駐廣州的大使或專使，但卻是蘇俄政府非正式的代表，而且真能代表政府發言；他在國民黨中，既非黨員，又是外國人，職位也不過是政府顧問，但其發言卻具有決定性的力量；他是一個重要的共產黨員，但又不受共產國際在中國代表的指揮。他利用他的地位，左右逢源，發揮他一個人的手腕。他對中共廣東區委會的關係仍是老樣子，不僅遇事不與他們商量，事後甚至也不完全告訴他們……”09

二　　蘇俄指使中共分裂國民黨的三大陰謀手段

　　蘇俄為了將中國的國民革命誘逼為俄式共產革命，並移植共產專制制度於中國，除掉指使中國共產黨“借國民黨的軀殼，以發展自身的組織”（戴季陶語）以外，第二步就是分裂國民黨。

第一、製造國民黨內鬥

　　蘇俄和中共製造國民黨內鬥的主要手段，便是指國民黨內部有左派和右派之分，將國民黨劃分為左、中、右三派，以實行“團結左派，孤立中派，打擊右派”的陰謀策略。國民黨“一大”召開之前，曾一再向孫中山保證要獻身中國國民革命的蘇俄顧問鮑羅廷，就對幼稚病發作者廖仲凱挑撥說“國民黨裏有左派、右派之分”。國民黨“一大”召開後，維津斯基不僅在與陳獨秀、張國燾的談話中，甚至是在一九二四年五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都曾明確提出“共產黨人要在國民黨內 ‘支持左派，反對右派’”，以分裂國民黨。10 一九二四年五月，中共中央擴大會議甚至在“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工作問題議決案”中明白無誤地供稱：“所謂國民黨左右派之爭，其實是我們和國民黨右派之爭。所以假使我們現在因為鞏固擴大國民黨起見而取調和左右派的政策，那就是一種錯誤。”從此，自中國同盟會成立起，向來就沒有左派、右派之分的中國國民黨，便在蘇俄與中共的挑撥離間之下，以親俄親共和遠俄反共為劃分左右的界限，開始了左派對右派的反對和鬥爭，甚至將不親俄親共的國民黨人罵成了“反革命派”，直至將他們開除出黨。國民黨自身的分裂和內鬥已不能免（參見上卷第三章）。

第二、打進國民黨以反對國民黨

　　蘇俄與中共打進國民黨以反對國民黨的主要表現，就是無視孫中山先生所一再告誡的“共產黨參加國民黨，便應該服從紀律，不應該公開批評國民黨。共產黨若不服從國民黨，我便要開除他們；蘇俄若袒護共產黨，我便要反對蘇俄”這樣一個十分明確的原則，竟公然指使已經加入了國民黨的中共黨人，公然違背國民黨的立場，公開地、甚至是肆意地攻擊國民黨，從而將孫中山先生“聯俄容共”的做法，逼迫成為“忍俄捧共”的做法。一九二四年七月，蘇俄煽動外蒙獨立，連梁啟超、丁文江等人都因驚醒而高聲疾呼“共產主義也是我們的敵人，其危害我們中國的地方，更甚於帝國主義式的敵人。”然而加入了國民黨的共產黨，既無一人因蘇俄分裂我國土，而與國民黨同持應有的反對立場，相反，由於蘇俄與北京軍閥政府建交並訂立“中俄協定”，已參加國民黨的共產黨人李大釗等，竟在蘇俄指示下立即承認北京政府，公開違背參加國民黨時所發表的關於反對和不承認北京軍閥政府的聲明，支持蘇俄強行在外蒙駐軍，甚至在蘇俄的授意下，贊成外蒙古獨立，企圖出賣祖國對外蒙古的主權（參見下卷第六章）。當馮玉祥邀請孫中山北上時，只因蘇俄反對孫中山北上，中共即在廣東發動了一百個以上的團體反對與咒駡孫中山北上。待到蘇俄轉而又支持孫中山北上時，中共又纂文稱：“孫中山是受了共產黨的影響才決定北上的。”此外，加入了國民黨的中共黨員，還全然地不顧國民黨紀律，公開纂文攻擊國民黨的立場、方針和政策。在蘇俄的指令下，中共甚至違背自身“決不在國民黨中組織共產黨黨團”的公開聲明，在國民黨中組織地下黨團，在黃埔軍校建立地下組織“青年軍人聯合會”，發展地下共產黨員。由是可知，共產黨員雖然參加了國民黨，卻非但未以國民黨為本黨，甚至為聽命蘇俄，而不惜公開反對自身亦在其中的國民黨。難怪李宗仁在讚揚共產黨的“革命”熱情時，卻對他們“只顧目的、不擇手段”的黨性大為感歎。

第三、蒙蔽孫中山、拉攏廖仲凱、貶逐胡漢民、收買汪精衛、打倒蔣介石

一、蒙蔽孫中山

　　如前所說，蘇俄為煽動中國共產革命、移植共產專制制度于中國，曾於一九二零至一九二三年間十數次派人來中國謀合孫中山先生（參見上卷第三章第十條注釋）。于中共成立前，是想變中國國民黨為中國共產黨；于中共成立後，則要求國民黨和中共合併。逮孫不同意，而只容許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後，蘇俄乃一邊命令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一邊派代表與孫中山聯合發表宣言，謊稱“絕不移植共產制度於中國”，更在“聯俄”開始以後，一方面派顧問鮑羅廷一再地欺騙孫中山先生說，“我到這裏來是為了獻身中國國民革命。您的目標是反對帝國主義，這也是我們的目標。至於共產主義，中國還不具備實行的條件。”他還說，“比如在歐洲、在美洲是宣傳共產主義和推進階級戰爭。可是，在東方，特別是在中國，我們的政策是促進國民革命，我們已經指示中國共產黨去集中地搞國民革命，而不是共產主義”；11 另一方面蘇俄和中共卻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中國留學生中，公開批評、詆毀三民主義和孫中山先生本人。特別明顯的是，在國民黨“一大”上，當共產黨員跨党案遭到部分國民黨人的反對時，李大釗雖代表中共發表聲明稱：“本人原為第三國際共產黨員，此次偕諸同志加入本党（指國民黨），是為服從本黨主義，遵守本黨黨章，參加本黨革命事業，絕對不是想把國民黨化為共產黨，乃是以個人的第三國際共產黨員的資格，加入國民黨，從事國民的革命事業，並希望諸先輩指導一切。”但是，轉瞬之間，至一九二四年七月一日，李大釗本人居然又於莫斯科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第二十二次會議上，公然地反口宣言說：“根據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指示，我們党的黨員和共青團員個別地參加國民黨，目的在於改組它，改變綱領（按：指改變國民黨的綱領）……在國民黨中把‘左’翼拉到我們一邊……。北方的工人組織仍在我們手中。在南方，特別是在廣州，國民黨在工人中間有一定影響，而我們的策略在於掌握工人運動的領導權，以便把他們培養成革命先鋒隊（按：指共產革命先鋒隊）……”

　　由於身為國民黨人的共產黨員完全蔑視國民黨的綱領和紀律，公然地反對國民黨和公然地批判國民黨，國民黨員劉成禹、馮自由、謝英伯、許清和等人才在廣州召集華僑及各省代表五十余人，開會決議警告李大釗等不得利用跨党機會以攘奪國民黨黨統。警告書尚未發出，鮑羅廷、李大釗即向孫中山控告劉成禹等四人“不守黨紀，以挑撥國、共惡感”。劉等四人即以中共在其機關刊物上任意詆毀國民黨為證，孫乃宣佈四人無罪。其後，當中央監察委員張繼、謝持、鄧澤如等正式向孫中山及中執委提案，彈劾身為國民黨員的共產黨徒在國民黨內秘密建立黨團等一系列反對國民黨的行徑時，鮑羅廷又反訴蒙孫，將中共“三大”時即已於內部決定要在國民黨內成立黨團的事藏而不言，反稱“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三個月之後，見國民黨不振作，乃不得不建立黨團”。對此，國民黨中執委七月七日乃宣佈：“國民黨黨員的言論行動如不依據主義、綱領、政綱及黨章，必予嚴重制裁。”儘管如此，蘇俄和中共不僅繼續矇騙孫中山，甚至借孫同意建立大元帥府鐵甲隊而私建武裝，從而為來日的叛亂建立了一支重要的軍事力量（參見下文）。

　　自一九二三年九月發佈“孫文越飛宣言”始，至一九二五年三月孫中山先生逝世，短短一年半時間，蘇俄與中共為分裂國民黨、竊奪國民黨党權，早已從“蒙孫”走向了“騙孫”。所以，一旦孫中山先生逝世，其分裂國民黨和竊奪國民黨党權的膽量、欲望和手段，也就可想而知。


二、拉攏廖仲凱

　　如本書上卷第三章所論，廖仲凱既是三民主義的一個誠實信徒，又是國民黨“左派”幼稚病的最嚴重患者。他在國民黨中負責聯俄容共做法的重要地位，和作為孫中山先生“荷包”的特殊角色，以及他對國際共產革命、對蘇俄和對中共的天真與無知，乃使蘇俄與中共將他作為拉攏的最重要對象。“孫文越飛宣言”發表後，廖仲凱即攜女與越飛一起乘亞洲皇后號輪船離滬赴日。廖的目的，是要借此行向蘇俄要求援助。越飛的目的，則要借此行以拉攏廖。前者之所以達到了目的，12 全因後者拉攏的成功。天真、幼稚的廖仲凱竟完全相信蘇俄至少六十年後才會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的“許諾”，而決心為推進現在的中國國民革命，努力於“聯俄容共”的做法。此後，廖仲凱在不遺餘力地推進國民革命的同時，也不遺餘力地將蘇俄和中共的勢力，引渡到了國民黨和國民革命陣營內部，直至走火入魔，走向了事必奉俄和事必依共的地步。鮑羅廷亦因廖的忠誠，而將廖視為臂膀，視為“志同道合”者，更在孫逝世之後，為全面篡奪國民黨的党權，而授廖以更大和更多的權力。一九二五年夏成立國民政府時，因廖幫忙驅逐了胡漢民，收買了汪精衛，蘇俄顧問竟讓廖擔任了十三種職務，並使之實權和事權在握。若非廖不久即遭暗殺，蘇俄和中共對國民黨權力的篡奪，也許不會失敗得那麼快；而蔣介石和一批真正國民黨人救黨北伐的成功，也就不會成功得那樣快了（詳見上卷第三章）。

三、貶逐胡漢民

　　孫中山先生的逝世，使國民黨的領袖位置成為虛位。就當時的情形來看，可以接替孫先生者無非是胡漢民、汪精衛、廖仲凱和蔣介石四人。胡漢民是國民黨元老，向為孫中山所倚重，且為廣東大本營的“代帥”，政治會議主席。汪于辛亥之後去國良久，剛剛歸國，雖有名聲，了無實力。廖為鮮明的親俄親共派領袖，是蘇俄與中共屬意的人物。蔣則是被廣東革命政府視為“長城”的軍事實力派。因而，在實際上，最有權力或能夠順理成章地繼承這一領袖地位者，是胡漢民。但是蘇俄顧問鮑羅廷不喜歡胡漢民，因為他不親俄，更不捧共，既有反對“聯俄容共”做法的傾向，又絕不順從蘇俄和蘇俄的顧問們。由是，在孫中山逝世之後國民黨群龍無首這樣一個權力真空階段，由於廖仲凱的積極配合，手控俄援的鮑羅廷便趁機掌握了國民黨大權，並藉成立廣東國民政府，而與汪、廖密謀，將胡漢民從“代帥”的位子上拉了下來，先是讓胡僅僅做了一個幾是“空位”的外交部長（按：當時國際上承認的合法政府是北京政府，故廣東政府除掉與蘇俄有所謂外交事務以外，別無外交可言），後則利用廖案，公然地打擊甚至要逮捕胡，直至乾脆將胡逼離廣東，命他赴俄去“考察一切政治經濟問題。”由是，蘇俄和中共眼中最大的絆腳石乃被踢開，胡漢民在國民黨中的地位遂一落千丈。


四、收買汪精衛

　　如前所說，辛亥之後汪精衛曾去國良久，俟國民革命頗有起色之後才回國歸隊。以其歷史地位，是為國民黨革命元老；視其事功，則除掉謀炸清攝政王和參加《民報》對改良派的大論戰而殊獲名聲以外，並無其他建樹。但他儀錶堂堂，口才動人，頗引人佩服；卻又夙無主張，誇夫死權，領袖欲極強。由是，他的名聲和權欲，特別是他在國民革命陣營中了無實力的實際狀況，便為鮑羅廷所看中。在廖仲凱左派旗幟過於鮮明，蔣介石又被視為中派的情形下，為了貶逐胡漢民和打擊其他敢於分庭抗禮的國民黨元老，更為了在滿足了他的權欲之後，國民黨和國民革命的領導權能夠順利地為蘇俄顧問和中共所篡奪，鮑羅廷不失時機地抓住了孫中山先生逝世的機會，于北京蘇俄駐中國大使館找汪精衛談話，明白表示“孫後國民黨的領袖非汪而莫屬”（參見上卷第三章）。汪自此而與鮑羅廷勾結在一起，非但徹底改變了他原來反對“聯俄容共”做法的態度，而且事必以鮑為馬首瞻，甚至在鮑的策劃下與鮑、廖一起進行“黑箱作業”，背著當時仍然是大本營代帥和中央政治會議主席的胡漢民，私定和擅自公佈國民政府組成人員名單，私受鮑、廖所“贈於”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和國民政府主席職務，不久又擔任了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從此，汪不僅賣力地將國民黨“二大”開成了共產黨的“二大”，將國民黨的党權和對國民革命的領導權大部讓與蘇俄及中共，為蘇俄顧問和中共驅逐本黨的“右派”，開除本党的元老，貶抑直至迫害曾被廣東國民政府和廣東人民“倚為長城”的蔣介石。三個月後，汪雖因中山艦事敗而被黜出國十六個月，然而，他從此便在蘇俄和中共的“革命”需要之時，一再地充當了國民黨和國民革命陣營的分裂者和內訌、內鬥的製造者。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將武漢國民政府辦成了國民眼裏的“俄國政府”。直至他因親睹史達林給中共的命令而大懼時，13 才決定“驅俄和分共”。然而他為鮑羅廷和中共所陰謀煽動而更加膨脹起來的權欲，卻使他終生不能安于蔣氏之下，以至每逢叛黨壞國之亂，其必參加之，亦必策劃之，推波助瀾，幾起幾落，直至為了做成第一把手，竟走上了出賣祖國、甘當漢奸的不歸之路。


五、打倒蔣介石

　　當蘇俄和中共已經成功地蒙蔽了孫中山，拉攏了廖仲凱，貶逐了胡漢民，和收買了汪精衛之後，用中共御用歷史學家的話來說，就是國民黨的“二大”上，便終於“洋溢著一派樂觀的左傾氣氛了”！14

　　但是，當蘇俄與中共在國民黨幼稚病和權力病患者們的傾心支持下，因利令智昏而要變本加厲地加速他們誘逼國民革命的步伐時，被廣東國民政府和廣東人民“倚為長城”，並被中共黨魁陳獨秀稱為“中國民族革命柱石”的蔣介石，因保護國民黨反共元老，制止中共在黃埔軍校和國民革命軍中建立和發展地下組織，堅持提出和維護北伐打倒軍閥的國民革命方向，果斷利用“中山艦事件”以奮而救黨，率先提出“整理黨務案”以堅決護黨，提早發動北伐、並且不數月便解放了南半個中國，因而不僅迅速成為孫後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國民革命的新權威領袖，而且迅速成了全國人民心中的真正革命英雄。由是，蘇俄、中共和國民黨左派因日漸感到了由蔣介石的崛起所帶來的巨大壓力和恐慌，從而迅速地推起了一波又一波反蔣的高潮。此後，他們所有反對、破壞、背叛北伐的罪惡行徑，既沒有一件不與旨在打倒蔣介石相關；更沒有一件意在打倒蔣介石的行為，不與誘逼、破壞和背叛中國國民革命相連。用蔣介石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冀直接打倒蔣中正，間接打倒國民革命”。

　　蘇俄、中共以及國民黨“左派”亟欲打倒蔣介石的主要陰謀手段，一是由蘇俄軍事顧問團在黃埔軍校指責蔣介石“不革命”；二是反對蔣提出的北伐主張，宣揚北伐必敗論；三是指蔣為“新軍閥”，煽動其部下王懋功叛變，克扣和削減黃埔軍校及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費；四是既不允許蔣辭職，又不慰留，卻要遣蔣北上幫助馮玉祥練兵，暗示蔣出國，直至發動“中山艦事變”，試圖綁架蔣赴俄軟禁。目的均在逼蔣離開廣東，剝離蔣的軍權（參見上卷第四章第二節）。再就是于北伐勝利出師後，陰謀決策“迎汪複職、以與蔣分權”，始終推行“擁汪反蔣”的謀略，並一再挑起“遷都之爭”，擴大“遷都之爭”，再起國民黨分裂內鬥的風潮，以阻蔣繼續領導北伐（參見下文）。然後又製造北伐軍內亂，動搖北伐軍軍心，先後於南昌、武漢公然挑唆舊軍人出身的李宗仁和唐生智，于北伐軍勝利進軍途中“取蔣以代之”。15 甚至陰謀發動武漢政變，公然褫奪正在領導北伐的蔣介石於國民黨內所擔任的最高職務和重要職務，公開指罵領導北伐功勳卓著的蔣介石是“新軍閥”和國民黨“新右派”。直至因蔣介石已經決心“清黨”，而在“武漢俄國中央”將蔣介石開除出中國國民黨（參見下文）。

三　　蘇俄與中共竊奪國民黨領導權的四大陰謀舉措

　　如果蘇俄命令中共黨員參加國民黨，是蘇俄陰謀誘逼中國國民革命的第一步，分裂國民黨是第二步，則竊奪國民黨領導權便是第三步，是為實現其根本目標所採取的至關重要一步。一九二七年八月，在蘇俄和中共召開的“八七會議”上，就非但沒有回避他們竊奪國民黨領導權的事實，而且認為正是因為竊奪的不夠狠 —— 用他們欺世的語言來說，便是他們“放棄了對國民革命的領導權”，才招致了他們的失敗。多年以來，在中國大陸任何一本現代史教科書裏，御用歷史學家們都將這一強盜邏輯，視為當然的真理，而贅述得不厭其煩。他們不僅指責鮑羅廷和陳獨秀因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才給中國共產革命帶來了失敗與挫折；而且要一再地肯定，中共後來在蘇俄的命令下，公然武裝反叛國民革命和持續顛覆及分裂祖國的正確性。蘇俄和中共竊奪國民黨領導權的四大陰謀舉措是：

第一、 竊奪國民黨輿論權

　　應該說，早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即中國國民黨的“聯俄容共”做法剛剛開始實行的時候，《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關於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和國民黨問題的決議案》，就已經指明要將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進行重新解釋，以使國民黨成為一個“符合時代精神”的民族政黨。也就是說，若不經過共產國際的重新解釋，三民主義就非但不符合時代精神，而且國民黨也是一個不符合時代精神的政黨了。16 之後，在國民黨有“聯俄容共”做法的短短三年中，蘇俄顧問和中共除掉打進國民黨以反對國民黨，包括在思想輿論上反對國民黨的主義、理論和政綱以外，其竊奪國民黨權力的重要手段之一，便是在廖仲凱將國民黨“一大”四百餘份文件起草工作交由蘇俄顧問和中共包辦之後，蘇俄顧問和中共即開始了對於國民黨輿論權的竊奪，直至發展到強代孫中山和國民黨“立言”，試圖首先在思想理論上將中國的國民革命誘逼為共產革命。其中特別具有欺騙性的，便是借孫中山和國民黨有“聯俄容共”的做法，先是大肆宣傳孫中山有“聯俄容共”的政策，繼之又將“聯俄容共”擅自篡改為“聯俄容共扶助工農”的三大革命政策，為發動暴民革命、干擾和破壞國民革命製造理論根據。然後，更在國民黨和蔣介石領導的北伐勝利進軍途中，在他們反對、利用、破壞北伐就要失敗的日子裏，乾脆假造出所謂聯俄聯共扶助工農這個“孫中山手定”的三大政策，以打擊蔣介石和所謂的國民黨“新右派”，以繼續破壞北伐和國民革命，以妄圖改變他們即將失敗的命運，甚至將為他們所假造的“三大政策”，公然地鼓吹成孫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義”，並欺世惑眾達半個世紀以上。直到八十年代以後的中國大陸學者們，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將它們徹底揭穿。本書上卷第三章兼論所記述的，由中國大陸三位學者公開撰文所指出的，在國民黨的所有檔裏都沒有所謂“聯俄容共、聯俄聯共、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 和所謂新三民主義的記錄，而只有在中共的檔裏面才能找得到它們的歷史事實，實在將蘇俄和中共強代孫中山和國民黨“立言”以假造“聖旨”的行徑，揭露無餘。只需將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二日蘇俄顧問鮑羅廷竟敢在他創辦的那一份《人民日報》創刊號上，公然捏造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便是孫中山先生之新三民主義的做法，與同一時期中共製造三大政策的黨內檔稍作對照，其完全出於“一轍”的本相，也就將蘇俄和中共謊言惑眾的真相實情徹底地公之於世了。

第二、竊奪國民黨的組織權

　　蘇俄和中共竊奪國民黨組織權的第一個手段，自然是打進國民黨以發展共產黨，這原來就是蘇俄命令中共參加國民黨的首要原因。一九二三年八月印發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和青年團其他相應的決議案，均明確宣稱：“應努力協助中國共產黨，擴大國民黨中的共產黨于全中國……。”用中共歷史教材上的話來說，就是在共產黨幫助下，“各地的國民黨組織幾乎為共產黨所主持”。並且，即便是在國民黨“整理黨務案”生效之後，“各地的國民黨組織，為共產黨所主持者，仍然占三分之一以上”（參見上卷第四章）。

　　蘇俄和中共竊奪國民黨組織權的第二個手段，便是在孫中山先生逝世之後和汪精衛“左派”權力病發作之時，“包辦”國民黨“二大”，以全面竊奪國民黨中央党權。如上卷第四章第二、第三節所述，在國民黨“二大”召開之前中共已經決定：“共產黨身份的國民黨二大代表要占國民黨二大代表總數的三分之二以上，以造成在國民黨二大上的絕對優勢；共產黨要在二大上團結國民黨左派、孤立國民黨中派、打擊國民黨右派；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要在國民黨二大各項選舉結果中佔有絕對優勢的比例。”一句話，就是共產黨要全面竊奪國民黨的党權。中共的奪權陰謀確在國民黨的“二大”上完全得以實現。國民黨元老派中的反共派領袖鄒魯、謝持等被開除出了國民黨，國民黨元老中的另一些人林森、居正、沈玄廬、葉楚傖等十二人被警告，國民黨的中堅人物戴季陶等被斥以訓令，國民黨的骨幹力量在大會選舉中紛紛落選。國民黨中央常委、中央執委和中央委員中，共產黨身份者和國民黨親俄親共的“左派”領袖已分別占到了三分之一以上，剩下的三分之一被認為是中派，蔣介石則被壓到了共產黨員譚平山之下。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中，中共党人譚平山擔任組織部長，中共党人林祖涵擔任農民部長，中共党人毛澤東代汪精衛擔任宣傳部長，中共党人馮菊坡代被貶逐的胡漢民主持國民黨中央工人部，極“左”派彭澤民擔任國民黨中央海外部長，國民黨中央秘書處由中共党人譚平山和林祖涵掌控，權同國民黨中央秘書長。在共產黨人譚平山擔任部長的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總共二十九名工作人員中，共產黨員竟占了二十六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已經名副其實地成了“共產黨中央組織部”。由是，國民黨的“二大”實已被開成了共產黨的“二大”，國民黨中央的重要領導職務幾乎全部被共產黨所佔據，國民黨各級地方組織幾乎全部為“代國民黨建立黨部”的共產黨所把持（參見上卷第四章），國民黨已經成為一個被共產黨所架空的黨，所操縱的黨，徒剩下一具軀殼而已。所以，中共史家才會說，國民黨的“二大”上乃“洋溢著一片樂觀的左傾氣氛”。距孫先生辭世尚不足一年，他的三民主義在自己的黨代會上不僅已經無人問津，甚至到了誰要是再說什麼三民主義，便要遭人冷眼的地步。蘇俄和中共欲誘逼中國國民革命為俄式共產革命的陰謀似乎就要成功了（參見上卷第三、第四章）。

　　有必要重複指出的是，七十多年來，直到今天為止，中共何曾允許過任何一個他黨的人進入共產黨？何曾允許過任何一個他黨的人擔任過中共從中央到地方任何一級組織的委員、常委、部長，哪怕只是一個小小的科長、秘書或辦事員？就更不用說它竟能容許別人打進它的黨裏，去開除它的元老，警告它的領袖，訓令它的重要幹部，並任憑別人去把持它的各級黨組織了。如是而論，中共還有什麼理由來為他竊奪國民黨的權力辯護？又有什麼理由把將它清除出國民黨和國民革命陣營的正義行為，竟污蔑為“反革命政變”呢？

　　蘇俄和中共竊奪國民黨組織權的第三個手段，便是既奪党權，更奪政權。北伐之前，中共在廣東竊奪國民黨政權的情形姑且不論，特別是在北伐軍已經建立了國民革命政權的後方，共產黨則借幫助國民黨建立地方各級黨組織，以在實際上建立共產黨的地方各級黨組織，即對外是國民黨，對內則是共產黨，並藉此而力圖掌控新誕生的國民政府。同時，中共又以俄國二月民主革命後的蘇共為榜樣，借發動工農革命以煽動暴民運動，建立有槍、有權的非法“工農政權”即暴民政權，以與剛剛誕生的、中共尚未竊取到權力的國民革命政權相對抗，並在實際上造成國共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尤其突出的是，當北伐軍東路和中路兩支大軍已經逼近和包圍上海，上海的軍閥部隊已經決定向北伐軍投降，上海的解放指日可待之時，中共卻收買殘餘軍閥勢力在上海連續發動了三次武裝起義，並在武漢俄國政府的命令下，反對建立國民政府，堅持建立“上海市民政府”。如前所述，中共浙江區委就曾宣稱：“上海的市民政府就是無產階級的，就是蘇維埃、巴黎公社。”

第三、竊奪國民黨軍權

　　蘇俄與中共一是要求國民革命軍仿照蘇俄在軍隊中建立黨代表制。黨代表權力極大，既能監督所屬人事經費，又能監督同級軍事長官，並且無論什麼命令，非黨代表副署，一概不能生效。黨代表遇事還可以採取緊急措施。這些黨代表與其他政工人員，絕大多數由共產黨人擔任。直到中山艦事件之後，他們才被蔣介石解除了黨代表職務。二是仿照蘇俄在國民革命軍中建立政治部，以奪取國民黨在國民革命軍中的政治工作權力。國民革命軍改組後，六個軍當中就有五個軍的政治部主任由共產黨人擔任：第一軍為周恩來，第二軍為李富春，第三軍為朱克靖，第五軍為李朗如，第六軍為林祖涵，海軍政治部主任為李之龍。三是為竊奪黃埔軍校的權力，不僅在建校之初，即由廖仲凱引進了大批的俄國軍事顧問，而且引進了一批共產黨人擔任學校的重要職務，如政治部代理主任包惠僧，軍法處長周恩來 —— 後為政治部主任，教授部副主任葉劍英，政治教官鄆代英、高語罕等。同時又在軍校學生中組織共產黨的地下組織“青年軍人聯合會”，出版地下刊物，宣傳馬克思主義，反對三民主義，造成軍校中另一派學生組織“孫文主義學會”的成立，並與之對立，為嗣後國民革命軍內部的分歧、對抗和部分軍人的叛亂，埋下了重重危機。四是蒙蔽孫中山，以孫同意建立陸海軍大元帥府鐵甲隊為名義，抽調黃埔軍校共產黨員為骨幹，從廣東、廣西、湖南等地招兵，建成了一個兩千人的獨立團，任命共產黨員葉挺為團長，逐級設立共產黨組織，直接接受中共廣東區委領導，由是而在國民革命軍中建立了一支清一色的共產黨軍隊。它既是葉挺獨立團的由來，又是中共南昌暴動的“家底”，更是後來張發奎等人不斷製造兩廣叛亂和叛變的軍事基礎。

第四、發動政變、實行對國民黨領導權的再竊奪

　　國民黨“二大”之後，蔣介石新領袖地位的形成和北伐的勝利進軍，日益使蘇俄和中共惶惶而難安。因為北伐一旦成功，中國國民黨一旦統一了中國，則蘇俄的欲望和中共的革命，勢將如水東流，不復再來。由是，在作出了一連串反對、利用、破壞北伐的陰謀行徑之後，鮑羅廷終於利用已經遷都武漢、而蔣介石又駐節南昌的機會，一手導演了一場由中共和國民黨親俄親共派共同發動的政變，以全面反撲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全面否定“整理黨務案”，並試圖將他們在國民黨中已經失去的權力，全部搶奪回來。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三日第一批到達武漢的國民黨中常委和國民政府委員孫科、宋子文、徐謙、蔣作賓、柏文蔚、吳玉章、宋慶齡、陳友仁、唐生智、董必武等，即在鮑羅廷的主持下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撇開當時國民黨的最高領導人蔣介石和其他非左派的領導人，成立所謂“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聯席會議”，推極左派徐謙為主席，宣佈在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未在鄂開會之前執行最高權力。這便是武漢“俄國政府”的“前身和班底”。一九二七年三月七日，由鮑羅廷提議並決定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舉行預備會議。會上，因譚延悖提出應推遲會期以待國民黨中央常委會主席和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蔣介石參加會議，卻立即遭到共產黨人吳玉章、鄆代英和國民黨極左派彭澤民的堅決反對。因在出席會議的三十三人中，中共和左派占絕對優勢，譚延悖的提議遂被否決。由是，蘇俄顧問、中共和國民黨親俄親共派完全控制了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並在國民黨最高領導人蔣介石和其他領袖缺席的情況下，發動政變，決議廢除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委會主席一職，即等於撤銷了蔣介石中央常委會主席的職務；決議免去蔣介石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和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職務，組織部長職務虛位以待汪精衛歸國擔任，汪歸國前則由中共党人吳玉章代理；決議由中共党人重新擔任在國民黨二中全會以後所辭去的國民黨重要職務，從而推倒了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曾通過的“整理黨務案”；決議“提高党權、限制蔣介石獨裁”，以將領導北伐功勳卓著的國民黨新領袖，全國人民心中真正的革命英雄，並正在領導著北伐戰爭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誣定為“新軍閥和新右派”，並從此立為被打倒的物件。

四　　蘇俄指使中共反對、利用、破壞北伐，背叛國民革命

　　蘇俄顯然明白，中國共產黨，這個在它的扶植和教唆下，並在國民黨懷抱中尚未長大的中國共產政治集團，是無論如何也禁不起中國國民黨北伐成功所帶來的巨大衝擊的。因為，只要國民黨和蔣介石決心抽身北伐，就極有可能將中共這個包藏禍心的“政治寄生兒”甩到一邊去。因為在廣東，共產黨仍因國民黨的存在而存在。因此，只有把中國國民黨拖死在廣東，以將之逼迫在任其竊奪的境地，或將蔣介石徹底打倒，以從根本上阻斷北伐，等到中共羽翼已豐，氣候已成，到那時，便不是國民黨要甩掉共產黨，而是共產黨要消滅國民黨了。這才是蘇俄與中共要堅決反對北伐，並且反對不成便利用之，利用不成則破壞之，破壞不成就乾脆背叛之的根本原因。

第一、蘇俄與中共反對北伐

　　一九二六年元月，在國民黨“二大”上，蔣介石已正式提出了北伐的建議。蔣的北伐建議，立即遭到了全體蘇俄顧問的一致反對。鮑羅廷更以“黨的力量在前，革命的武力在後”為理由，堅決反對北伐。隨後，以季山嘉為首的俄國軍事顧問團所有成員，立即在黃埔軍校和國民革命軍中竭力鼓吹“北伐必敗論”，中共更于廣州市區到處散發傳單，廣貼標語，公開反對國民黨北伐，並散佈流言，首指主張北伐的蔣介石為“新軍閥”。三個月後，當奪回了相當權力的國民黨已經決定北伐，半年之後，當蔣介石已經領導北伐勝利出師，中共中央機關報《嚮導》雜誌仍然發表了“論國民政府之北伐”的文章，不僅猛烈攻擊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個人，而且公開反對北伐，並以所謂“革命的北伐時期尚未成熟。現在的實際問題，不是怎樣北伐，乃是怎樣防禦……”，以暗指由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領導的北伐，不是“革命的北伐，而是反革命的北伐”。李宗仁在《回憶錄》裏，就曾明確指證中共是反對國民革命軍北伐的。

第二、蘇俄與中共利用北伐

　　早在一九二六年二月，中共中央已在北京召開特別會議，以討論如何應變蔣介石和國民黨提出的北伐“難題”。在這次會議上，中共一方面決心反對北伐，一方面卻要“從各個方面以準備廣東政府的北伐”，並在史達林和共產國際的指示下（參見本卷第二章），明確指出“北伐的政綱，必須以解決農民問題為主幹，特別要注意組織農民，以建立工農革命聯合的基礎”。一九二六年七月，當國民革命軍剛剛勝利出師北伐，中共又召開了擴大會議，進一步認定“農民將成為民族解放運動中之主要勢力，我們的党要想領導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勝利地進行，就在於取得這項農民的勢力，取得對農民運動的領導權”。一九二六年九月，鮑羅廷又根據史達林和第三國際的一再指示（參見本卷第二章第一節），在國民黨中央党部發表了“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的演說，再一次強調“農民問題是革命的根基，土地問題是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蘇俄顧問和中共一再地要在中國國民革命軍準備北伐和北伐已經勝利進軍的最初日子裏，在反對北伐不成而只好順應北伐之時，一再地將農民運動和土地革命提高到如此重要的層次，其目的，無非一是要將全國人民期待已久的“北伐打倒軍閥”改變為發動工農革命、實際是煽動農民造反，以造成發動中國共產革命的基礎；二是要借用國民革命的名義，並以混淆兩種不同的革命為手段，偷換國民革命的內容，以奪取發動共產革命的成功。正是在這樣一個陰謀方針的明確指導下，蘇俄和中共才在反對國民黨北伐失敗之後，變反對北伐為利用北伐。由是，在北伐勝利進軍後的湖南，由中共煽動起來的農民運動不僅聲震全國，其“實績”，便是在“一切權力歸農會”的口號下，把軍閥已經打倒的湖南逼進了遍地暴民造反奪權的紅色恐怖之中。據北師大出版的《中國現代史》教材稱，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間，湖南農民運動已經發展到了要求解決土地問題的階段。四月十日，由中共操縱的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發表“告全省農民書”，提出農民運動不是減租減息，也不僅僅是要打倒土豪劣紳，而是解決土地問題。武漢國民黨中央遂由毛澤東和國民黨極左派鄧演達等成立了“土地委員會”，頒佈“解決土地問題決議草案”和“處分逆產條例”。規定“凡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即一切反革命者的財產，皆為逆產，一經合法發覺即行沒收”。這個決議草案，因譚延悖等的反對而未能于武漢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通過。但是，蓋因中共發動與建立的湖南各級農民協會不僅形同各級政府，有權有槍，而且自設公堂刑獄，動輒批判鬥爭，隨意逮捕殺人。中共領袖李立三的父親即為農民協會所槍決；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五軍軍長何健的父親，亦因農民協會將之遊街示眾、批判鬥爭而被整斃，北伐軍中許多出身于小地主的湖南籍中、下級軍官和士兵，其家人未能逃出者，亦多被批判、鬥爭、關押或捕殺。其慘毒之狀，實與四十年後毛澤東發動文革時人民橫遭荼毒的情景極為相似。

　　同樣，在建立了國民政府的湖北和武漢，工農運動亦鬧成了“如火如荼”的局面。據同一本中共《中國現代史》教科書稱：早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湖北省就已經成立農民協會三十四個，會員已有二十八萬七千人。一九二七年三月底，武漢登記的工會組織已有五百多個，會員達八十萬之多。武漢工人運動的聲勢之大，“適如北伐軍取得武漢、江西與福建之震動于全中國、影響於全世界一樣”。17 而武漢工人運動給武漢地區和武漢國民政府所帶來的破壞，更是令人觸目驚心。猶如這部《現代史》所“揭露”的那樣，由中共發動的武漢工人運動，“不僅隨意罷工，隨意要求增加工資，而且自組法庭監獄，隨便捕人施刑，動輒檢查火車輪船，隨便斷絕交通，隨意沒收分配工廠店鋪的現象，更是隨時可見……在北伐軍佔領武漢後的兩個月中，工人、店員罷工可考者達三十六次之多……頻繁的罷工，不僅加劇了勞資糾紛，而且為武漢國民政府帶來了重重困難：一是日本和英國關閉了在武漢的全部企業，二是民族工商業主因工人運動而不能聊生者紛紛抽逃資金，關廠罷業，舉家潛逃。至一九二七年五月中旬，武漢一百三十多家大商行經營者僅剩二十四家，五月二十日武漢商人罷市，各家商店全部關門謝業，拒絕售貨。三是工人大批失業，至四月底已達三十萬人之巨。四是武漢國民政府收入日拙，月收入僅一百五十萬圓，支出卻達一千三百萬圓，只能靠大量發行紙幣以熬度艱難……”。至此，為北伐軍勝利佔領並建立了國民革命政權的武漢，幾乎被蘇俄和中共一手煽動並操縱的工農運動，鬧成了一個死島。

　　武漢如此，上海亦無例外。如前所說，中共不僅為了奪權而搶在北伐軍前面發動了三次武裝暴動，以圖謀在建立“上海市民政府”的名義下，建立“中國無產階級的巴黎公社”，而且在北伐軍佔領上海後，擅自組織工人武裝以橫行滬上，甚至威脅稱：“如軍政首長有意解散者，即為反革命。”18 由是，整個上海禍心包藏，陰謀待發；世面混亂，人心不寧。上海商界更只能哀歎“自國軍臨滬以來，我商人乃處於憔悴呻吟之下”。19 北伐軍雖然能夠打倒軍閥，卻因為蘇俄和中共一意要乘北伐之機發動共產革命，煽動暴民運動，推倒國民革命，非但不能給人民帶來北伐打倒軍閥之後應有的和平安寧生活，卻反而只能陷人民於更大的“混亂、動亂和暴亂”之中。這個後果，實在是將北伐打倒軍閥的意義，抵消到了令人思之惘極的地步。對此，如果不是一個在中共“革命暴政”下生活過來的人，實在難以想像。其時，親共近俄、並得到了蘇俄好處的馮玉祥，正是因此才作出了“遠俄送共”的決定。他的名言，即指蘇俄與中共乃是“陽冒國民革命之名，陰布全國恐懼之毒”，實為此一階段蘇俄與中共所蓄謀製造的“共產革命”景象，提供了明確的證詞。

第三、蘇俄與中共破壞北伐

　　誠然，蘇俄與中共破壞北伐的第一個手段，就是利用北伐，以發動共產革命。

　　蘇俄與中共破壞北伐的第二個手段，則是陰謀挑起“遷都之爭”和決策“擁汪反蔣”。一九二六年十至十一月間，蔣介石曾數電廣州國民黨中央党部，稱：“武昌克後，中即須入贛督戰。武漢為政治中心，務請中央及政府委員先來主持一切，應付大局。否則遷延日久，政治恐受影響，請勿失機。”隨著北伐的勝利進軍，蔣介石電請遷都武漢，不僅合情，而且合理。當時負責廣州國民黨中央的張靜江，在屢接蔣介石電報後，遂決定召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及各省市党部代表聯席會議”，以討論遷都問題，並使之獲得通過。但中共卻認為：“召開此次大會用意，據我們觀察，乃在蔣欲遷都，轉移中央政府。”為不造成“得不著湖北，反失了廣東”的局面，為“萬一無法阻止，亦須盡力防止弊害”，中共遂決議“反對國民政府遷都武漢，並決定採取措施，努力使聯席會議延期舉行”。20 如前所說，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以後，因廣東各級國民黨黨部仍有三分之一以上為跨党的中共黨員所把持，再加上中共的陰謀決定和陰謀運作，因此，參加聯席會議的代表，便以中共身份的國民黨人占多數，由是而在聯席會議上擊敗了張靜江，否決了遷都案，並形成決議稱：“現在國民政府之工作，在鞏固各省革命勢力之基礎，而此種首要工作，應首先由廣東實施最為適宜，故國民政府仍暫設廣州。”蔣介石請求廣州中央和政府遷都的要求，遂因蘇俄顧問和中共的反對而失敗。一個多月後，當蘇俄和中共已經明確意識到，隨著北伐的勝利進軍，遷都武漢已成為勢所必然之時，鮑羅廷與中共中央又開會決策曰：

　　第一、迎汪速回，以與蔣分權。第二、盡力發展湖北革命力量（按：指共產黨力量）。第三、確定唐生智在政府中的一定地位（按：舊軍閥出身的唐早有圖據兩湖之心）。第四、鞏固左派在廣州省政府的政權。21

　　四個月後，當武漢已經成為工農革命的中心，鮑羅廷已經深信“我們已有充分的準備在武漢建立自己的中央”時，在“中共與國民黨左派已經對遷都武漢有了較為充分的準備”之後，22 為他們所把持的廣州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又作出了遷都武漢的決定，並在遷都武漢途中堅決反對蔣介石敦促國民黨中央委員和政府委員暫駐南昌，再一次借遷都挑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蔣運動，為重新奪取國民黨領導權做足了輿論準備。蔣介石由是而再一次遭遇了失敗，並迅疾迎來了蘇俄和中共對他發動政變的厄運。特別是汪精衛在蘇俄和中共“迎汪反蔣”陰謀下回國以後，他非但不聽取蔣介石和一批真正國民黨人的勸告，不僅大言“我是愛護工農的呀”，而且與中共黨魁陳獨秀發表了“聯合宣言”，隨後便赴武漢“俄國政府”去做第一把手去了。由是，中國國民黨的再一次分裂豈但不可免，北伐軍的分裂和內戰亦終於爆發。若不是蔣介石和一批真正的國民黨人在此關鍵時刻痛下了“清黨”的決心，則中國國民革命的失敗已經指日可待。

　　蘇俄和中共破壞北伐的第三個手段是製造南京事件。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即北伐軍攻下南京的當天，在共產黨人李富春和林祖涵擔任政治部主任的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和第六軍，有一些共產黨身份的士兵，竟以公開殺害外僑為手段，蓄意悖發國際事端，不僅引發美國軍艦向南京城內開炮，造成南京民眾死傷甚重，而且造成列強對中國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敵意和干涉。事後，李富春和林祖涵逃往江西，以弭其罪。後來，因軍閥張作霖在北京查抄了蘇俄駐北京大使館，繳獲了共產國際給蘇俄駐華使館武官的一份訓令，乃使罪證確鑿。該訓令稱：“必須設定一切辦法，激動國民群眾，排斥外國人……為引起各國干涉，應貫徹到底，不惜任何方法，甚至搶掠和多數殘殺……。”這份訓令不僅在口氣與內容上，與不久前史達林的“五月指示”如出一轍，而且與不久後共產國際代表羅明拉茲命令中共執行燒殺政策完全一致（詳見下卷第二章）。一九二七年五月九日，英國外相張伯倫在下院作證時曾明確指出：“計畫南京暴動者，似有意使西方強國與蔣介石為難。”雖然這一場以襲擊外國人為手段，意圖挑起列強干涉中國國民革命軍北伐的事件，乃不了了之，然而，蘇俄和中共為破壞北伐，已可謂心機用盡，更可謂手段用極。

第四、蘇俄與中共公然背叛北伐和國民革命

　　一九二七年春夏之交，蘇俄與中共反對、利用和破壞北伐實已發展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領導的北伐亦因此而走到了難以為繼的境地。北伐打倒軍閥的成功，嶄新國民革命政權的建立，不但沒有給北伐勝利後的中國帶來新的氣象，卻反而製造了無窮盡的亂象，將曾經一心嚮往北伐的無辜民眾，推向了痛苦和迷茫的深淵。

　　但是，正是這一切才最終逼出了國民黨“清党”和重建中華民國南京政權的決心，以將三年來借俄援和容共而誘逼中國國民革命，特別是破壞北伐的蘇俄和中共，清除出中國國民革命的陣營，清除出中國國民黨，並由真正的國民黨人來建立真正的國民革命政權，取代已經完全被蘇俄顧問所操縱的武漢“俄國政府”。但是，蘇俄與中共卻以為公開背叛北伐和國民革命的時機終於到來：蘇俄、中共和汪精衛的國民黨中央遂宣佈開除蔣介石的國民黨黨籍，褫奪他的一切職務；共產國際代表魯易則提出了“南伐”，要漢方的北伐軍打回廣東去；中共領袖周恩來竟堅決要求“東伐”即東進討蔣，以誘發北伐軍的內戰；蘇俄顧問鮑羅廷因以為“他的箱子中還有草”，23 仍妄想繼續破壞中國國民革命和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武漢的國民黨親俄親共派們，因出於良知未泯而要求繼續北伐。因為他們知道，也只有北伐，才能挽回軍心和民心。24 但是，漢方的國民革命軍已經嚴重不穩；夏鬥寅的“叛軍”已經順流而東下；25 “馬日事變”的槍聲更是震撼了武漢的國民黨親俄親共政權；26 曾為鮑羅廷誘惑的新舊兩栖軍閥唐生智已擅自還兵武漢，雖願反蔣，卻同樣要反共拒俄；27 連曾經近俄親共的馮玉祥也開始驅逐共產黨並與蘇俄疏遠，更在對是非、權力和利益的比較中，由武漢轉向了南京 …… 28 史達林給中共的一紙“訓令”，雖然推動了中共最後的背叛，但這一紙“訓令”對汪精衛所起的反面效應，卻是逼出了汪精衛“分共和驅俄”的決心。恰如汪精衛於是年十一月五日在廣州中山大學講演時所稱：“已經到了爭船的時候了，已經到了爭把舵的時候了。要將國民革命帶往共產主義那條路去的，不能不將國民黨變成共產黨，否則只有消滅國民黨之一法。”29 蘇俄顧問鮑羅廷終於“希望全絕”而待罪歸國；中共卻在史達林親自派來的又一個共產國際代表羅明拉茲的領導下，作出了於八月一日在南昌發動武裝叛亂的決定。中國共產黨由此而舉起了他們公開背叛中國國民革命的旗幟，並從此在史達林的命令下，和共產國際代表羅明拉茲的指揮下，在中國各大城市，尤其是在南中國落後、偏遠、貧窮的農村，到處煽起了“望岱叛亂”的火星，30 點燃了叛變的烽煙。中國的共產革命亦終於從俄式共產革命走向了“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傳統農民造反相結合的”道路，只不過他們要造反的，已不是中國的歷代封建專制王朝和綿延了數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而是歷盡艱難才推翻了專制王朝和專制制度，又歷盡艱難才奪取了十七年反復辟勝利的新中國 —— 中華民國。


兼 問　　誰是反動派？

　　在中國大陸，可謂無人不知“國民黨反動派”這樣一個特殊的政治聯詞。因為，在中國共產黨的每一本歷史教材裏，都指責國民黨是反動派。

　　中共指國民黨是反動派有兩層含義，一指國民黨就是反動派，二指國民黨中有一個反動派。前者固無需解釋，後者是指一九二四年後，國民黨內曾有過一個不親俄、不親共，或曰反俄、反共的“反動派”，即國民黨“右派”，有時亦乾脆被中共稱為“反革命派”。

　　但是，在中國大陸每一本為中共所欽定的歷史教科書裏，又都明明白白地寫著，當時，全國人民都極其地渴望著、並熱切地支持著國民革命軍北伐打倒軍閥，而國民黨蔣介石又恰恰領導國民革命軍北伐打倒了軍閥，初步統一了孫中山先生親手締造的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中華民國。非但沒有“反動”，而且是“順動”。因此，中共指國民黨是反動派，或指斥國民黨中有一個反動派，則意從何來？

　　相反，今天，當我們已經能夠明白當年反對、利用、破壞北伐和叛變中國國民革命者，和對全國人民所一心嚮往的“北伐打倒軍閥”的歷史願望施行“反動”者，竟恰恰是蘇俄和由蘇俄親自指使的中國共產黨時，至於誰才是真正的反動派，還有必要一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