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中國的民主過渡在台灣首先走向成功

　　對於一九四九年後中華民國在臺灣的歷史，筆者作為一個中國大陸學人，僅在本章簡單地敍述一些淺近的認識，只因它頗不同於當前某些臺灣學者對於一九四九年後中華民國歷史的認知，所以誠請臺灣學者予以批評或批駁，並深信臺灣的學者們，一定能夠對這段歷史進行公正的分析和科學的總結，一定能夠在未來滿足海內外中國人的深情寄望。

—— 作者謹識

　　一九九四年十月，《紐約時報》曾發表文章，稱“國民黨也許輸掉了大陸，但臺灣已經贏得了大陸的民心”。

　　美國人是現實主義者，而所謂現實主義，即承認已成事實，或僅僅承認眼前的事實，有時亦只是表面的事實。國民黨輸掉大陸是歷史的事實，但今日臺灣已贏得了大陸的民心，又是現在的事實。所以，美國人承認不貸。

　　但是，承認事實者，未必就懂得事實之所由來，更未必懂得歷史的發展是如何地造就了這個事實的。就象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於中國大陸失敗的原因，美國人不僅把它看錯了，而且也做錯了一樣 —— 因為即便是對美國的利益而言，也是看錯了又做錯了。今天，美國人，還有其他一些人，雖然不得不承認臺灣的民主繁榮事實，卻又對民主與繁榮的由來，加上了甚為不確的解釋。除掉象費正清那樣，因一貫對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懷有不良的情緒，卻又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革命”懷有浪漫情調，才會找出種種理由來詆毀臺灣和貶低臺灣，歪曲造成這一進步的根本原因。至於其他即便是承認臺灣進步，並試圖尋找這一進步的原因者，亦不外乎認為：一是一九四九年的失敗者蔣介石和中國國民黨在退守臺灣之後，著手進行了一些政治經濟的改革；二是中華民國臺北政權在和平環境下抓住了經濟發展的有利時機，創造了經濟繁榮的奇跡；三是在經濟繁榮的前提下，開始了政治民主化進程。顯然，這都是一些客觀者的眼光，也是一些現實主義者的眼光，但還不是一個“歷史主義者”的眼光。因為這類看法，無非是 “從現象上獲取印象”的一個結果。而不是對當代中華民國臺灣的發展進行深入剖析所得出的結論。

一　　中華民國臺北政權 —— 承繼並堅守了中華民國的國統與法統

　　筆者認為臺灣之所以能夠走上今天這樣一個民主和繁榮的境界，首先是因為退守臺灣的中華民國政權能夠承繼並堅守中華民國的國統與法統，才為臺灣後來的歷史性進步與繁榮奠定了必須的政治基礎。因為，承認不承認中華民國的嶄新國統，繼承不繼承中華民國的共和法統，將決定臺北政權的根本性質，決定它是否劃開了自己與兩千餘年君主專制國統和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共大陸北京專制復辟政權的根本政治界限。

　　歷史的事實是，中華民國自一九一二年元旦于南京建國，直至一九四九年中共在大陸建政，除掉袁世凱復辟帝制的八十三天，張勳擁戴宣統公然復辟的十一天，和蘇俄指使中共在江西瑞金成立俄屬“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以及日本扶植遜清王室在東北建立偽滿州國以外，尚不曾有一個反叛者，敢於公然推翻或改變中華民國的國統與國號。北洋軍閥們亦只敢在維護中華民國國統與國號的前提下，“假共和之面孔，以行專制之實”，甚至常常利用恢復“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和恢復“國會”等擁護“共和法統”的手段來爭奪權力，以再造復辟。至於因一九四九年“革命勝利”，實質是“復辟成功”，而當真在中國大陸改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毛澤東，其晚年深自懊悔改了國號的心態，亦無非說明，他已經在擔心後人將以中華民國的“正統”來否定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邪統”，更因此而將他推倒在真正“亂臣賊子”的歷史地位之上。所以，因失敗而退守臺灣的中華民國臺北政權，能否承繼和堅守中華民國得之不易、更保之不易的國統與法統，將決定中華民國臺北政權的根本政治性質。

　　那麼，中華民國臺北政權又是如何承繼並堅守了中華民國國統與法統的呢？


第一、中華民國臺北政權堅持了中華民國民主建國的政治方向

　　在內戰中失敗了的中國國民黨和中華民國南京政權，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的臺灣，於政治上，一是承繼並堅守了孫中山先生所創建的中華民國國統，繼續遵循孫中山先生關於軍政、訓政和憲政的民主建國歷程，在失敗後的艱難時世之下，恢復國民黨一黨訓政，以維繫人心安定和社會穩定。二是承繼並堅守了已經初步建成的中華民國共和法統，即在有壓迫而無外患，有“異志”而未形成內亂的外部及內部條件下，在政治上維繫一九四九年前已經初步建立的憲政體制，堅定地推行地方自治，穩步地推動法制建設，逐步地擴大政治參預，以在憲政體制之內實施訓政，又在訓政逐步淡化的過程中推行憲政的建設，以期最終結束訓政，還政於民。

　　中華民國臺北政權，於一九五零年即頒佈了“臺灣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同時辦理省議員，縣、市長，縣、市議員和鄉、鎮、縣、轄市市民代表的選舉，並均以平等、普通、直接與無記名投票等最為民主的方式進行之。誠如一位大陸學者在他的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樣：“早在五十年代，就有非党人士高玉樹在臺北市的競選中擊敗國民黨人王名寧。非党人士黃順興當選為台東縣議員。六十年代，更多的非党人士當上了縣市行政長官，如臺北高玉樹、台南葉廷桂、高雄餘登發、台東黃順興。到了七十年代，黨外勢力有了更大發展。七二年三月國民黨政府公佈了《動員勘亂時期自由地區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額選舉辦法》。同年，增選出國大代表五十三人，增額立法委員三十一人。其中就有非党人士。在七七年的‘地方選舉’中，非党人士成立了‘臺灣黨外人士助選團’，舉辦民主餐會，彙聚一堂，發表演說，抨擊政局，聲勢相當浩大，終於在二十個縣市中拿下四個，七十七席省議員中佔據了二十一席。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國民黨在權力上一向是開放的。” 01 而在同時期的中國大陸卻是不能、也不敢想像的。

　　顯然，法制的建設勢必要與開放的權力亦步亦趨。一九四七年七月四日，內戰中的中華民國南京政府曾頒佈“動員勘亂完成憲政實施綱要”，並自翌年十二月十日於全國各省市一律宣佈戒嚴。在臺灣，“戒嚴”雖然在名義上實施了三十多年，直至一九八一年五月一日才宣佈“解嚴”，但實際上自從中華民國政府遷台，社會秩序輔以安定之後，一九五二年十月政府即已頒佈“臺灣地區戒嚴時期軍法及司法機關受理案件劃分辦法”。歷經五次修正，乃將軍法機關因戒嚴法第八條而得以自行審判之範圍，逐步縮小至最低限度 —— 除軍人犯罪、及違反懲治叛亂條例和違反勘亂時期檢索匪諜條例之罪，由軍事機關自行審判以外，其餘條例一律交由法院審判。一九六零年八月十五日又公佈了釋字第八十六號解釋，稱憲法第七十七條所定“司法院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掌理民事、刑事之審判，系指各級法院之民事、刑事訴訟審判而言。高級法院以下各級法院既分掌民事、刑事訴訟之審判，自亦應隸屬於司法院”。之後，司法院組織法，法務部組織法及法院組織法等條例修正案，遂於一九八零年六月二十九日公佈，並於次年七月一日施行。如是，既使司法權的運作走上了正軌，又使法制的建設能夠作為推進中華民國民主建國事業之至為重要的一環，即必要和重要的“配套”工程，為其後臺灣法制的倡行奠定了基礎。

　　如果說一九四九年遷台的國民黨臺北政權在臺灣重新恢復“訓政”，實出於艱難時世之下的迫不得已，那末，當生存和安全問題已經獲得解決之後，隨著中央政府和民意機構的增選和補選，言論自由的日漸開放，政治參預的日趨擴大和反對派政治的逐漸合法化，直至“解嚴”的實現，顯然為政治逐步走向自由化，亦即良性威權政治的最終結束，民主政治的全面推行，奠定了必要的社會政治基礎。自五十年代伊始即開始實行地方自治的民主政治實踐，在法制的配套建設之下，終於發展成為九十年代的全民直選省長和全民直選中華民國總統。由是，憲政得以全面實現。從而將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在二十世紀上半期，於外患頻仍、內亂叢生的中國大陸所無法推進的民主建國事業，在臺灣逐步地、並且是和平地推向了成功。這就在國統和法統的根本性質上，徹底地劃開了中華民國臺北政權與數千年君主專制國體和中共大陸專制復辟政權的鮮明政治界限，保證了中華民國自開國以來的共和國家性質和在後來初步建成的民主國體，沒有發生任何性質上的變化。


第二、中華民國臺北政權繼承和發展了中華民國的自由經濟體制

　　正因為中華民國臺北政權承繼並堅持了中華民國的國統與法統，所以才承繼、建設和發展了作為中華民國共和國統之重要特徵的，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自由經濟形態和市場經濟體制。中華民國臺北政權非但沒有採取過任何專制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即專制權力經濟體制，以壓迫甚至消滅自由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存在，相反，卻一再地和持續地保證、推動和加速了私營經濟的巨大發展和空前發展，從而將中國臺灣推向了史所未有的經濟繁榮境界。自一九四九至一九五四年間，中華民國臺北政權曾先後頒佈的“國營事業管理辦法”、“公營事業移轉條例”和“實施耕者有其田公營事業轉民營事業辦法”，以及一九五三年一月為對日本所遺留下來的四大公營公司轉民營，而公佈的“公營事業轉民營條例”等，皆因堅持了“凡可民營者，儘量鼓勵民營”的自由經濟方向，因而才有力地促進了市場經濟的繁榮。凡是高談臺灣經濟發展和繁榮者，如若忘卻了這個能夠保證和推動臺灣經濟發展和繁榮的根本經濟體制，實際是由政治制度所決定，忘卻了臺灣經濟賴以發展和繁榮的這一張 “政治底牌”，而以各種各樣的原因，來妄論和解釋臺灣經濟的發展和繁榮原因，都無非是捨本逐末而已。因為只要國民黨臺北政權如同中共北京政權那樣，將共和法統改變成為如中共一樣的專制一統，則由專制權力所全方位控制和霸佔的臺灣經濟，其發展究竟如何也就不難想像了。


第三、中華民國臺北政權進行了和平與成功的土地改革

　　中華民國臺北政權沒有忘記辛亥革命的綱領，沒有忘記平均地權的理想，沒有忘記沒有和來不及解決土地問題，竟成為國民政府和國民黨在內戰中失敗的重大社會原因，在失敗之後，乃堅持以“孫中山先生非以殺人奪地為手段，而以平均低價和保護地主與無地農民雙方利益的思想”為方針，以一九三零年頒佈的“進步土地改革綱領”為藍本，以歷年局部實驗和施行土地改革的經驗教訓為借鑒，面對臺灣因日本強佔經年，所早已形成的大地主兼併土地和大多數耕者無其田的嚴重局面，幾乎是與中共在中國大陸展開殺人土改運動的同時，和平地、並且是順利地在臺灣進行了至為成功的和平土地改革。由是，臺灣的土地改革，方本著共和國家的人權精神和法制精神，首先推行“三七五”減租，以平衡租佃雙方的利益；繼之採取“公地放領”的政策，以滿足部分無地農民對於土地的迫切要求；最後利用售出工業債券贖買大地主多餘土地，以貸給無地或少地農民的辦法，不僅未殺、未抓、未致死一條人命，更未造成任何的動亂和混亂，卻造就了土地改革的全面成功，為嗣後臺灣政治經濟的繁榮發展，奠定了穩定的農村基礎、社會基礎與經濟基礎。


第四、中華民國臺北政權一如既往地重視和發展教育

　　辛亥之後，特別是北伐之後，因為中華民國對教育的長期重視（如本卷第六章所述，包括血濺中華的抗戰時期），02 中國現代教育才得以蓬勃發展。遷台之初，中華民國政府雖有“一夕數驚”的外部政治壓迫和“承載過重”的內部經濟壓力，仍然堅持大幅度投資教育，興辦教育。此為中國大陸民眾所不能想像。一九四六年，臺灣的文盲占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二點一，至一九八八年，因適齡兒童就學率已經高達百分之九十九點八九，故文盲兒幾已絕跡。日據時期，日人為對臺灣實施奴化教育，特別限制臺灣同胞進入普通高中，最多只能進入初級職業學校。但一九八八年高職和高級中學學生數，已占全體中學生數的百分之六十一點九九。日據時期臺灣人進入大學者極少，並且限讀醫理工科，文法藝科則不准華人就讀。但一九八八年專科學生已達二五六六一零人，大學生已達一九二九三三人，碩士研究生已達一二四二六人，博士生已達二六九五人。出國留學者比比皆是，其雲不鮮。近十年來更是有所發展和提高，業已進入全世界高教育水準之列。其在科技、經濟和教育方面實為人才濟濟。華裔獲得諾貝爾科學獎者已有六人，但是，唯于中華民國（五人）、或於境外（一人）所培養的學人才有此榮譽的事實，實在不能不說與兩個不同的政治制度有著絕對的關係。臺灣教育的發展，對於近年來民主政治的全面推進，對於所謂技術官員隊伍的形成所起到的作用，亦早已為世界所有目共睹。


第五、中華民國臺北政權對人民公民權力的保障和發展

　　自中華民國創建伊始，人民即開始享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居住、教育、就業和遷徙等自由。即便是在三十年代前後的訓政時期，甚至是在袁、張和北洋軍閥假共和、真復辟時期，上述自由亦只有一定範圍的限制，因此才可能產生中國現代史上至今仍在遙領風騷的思想文化成就。

　　中華民國臺北政權在一九四九年後的特殊艱難歷史條件下，應該說除掉事關全島安全、即為防止中共顛覆，才在少數領域進行一定範圍和一定程度的限制以外，處於非常時期的臺灣人民，不僅擁有居住、遷徙和出國留學、移民的相當自由，而且擁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很大自由。誠如同一位大陸學者所指出的那樣，國民黨政權在臺灣給予黨外政治空間的第二個體現，就是允許非黨報刊的存在。“五十年代初，臺灣當局雖然制定了《戒嚴期間新聞雜誌圖書管理辦法》，但實際上黨外報刊雜誌仍然存在。《自由中國》、《文星雜誌》、《大學雜誌》及《臺灣政論》等刊物的思想筆觸，都完全獨立於國民黨之外。其中最老的《自由中國》於四九年十一月創刊，一向對國民黨政權的獨裁、腐敗發出尖銳的批評，甚至敢於反對蔣介石連任總統，對這一切，國民黨政權都予以容忍……七十年代中期之後，查禁報刊的尺度更有相當的放鬆。一般批評國民黨政權和其官員的文章常見於報端。這樣就給黨外反對勢力的存在、彙聚、集結提供了更大的空間。一九七九年五月，行政院新聞局解除了《停止雜誌登記》的禁令。僅一個月後，《美麗島》、《八十年代》等雜誌即行出版，在臺灣社會掀起了更大的波濤。辦民間報刊，參加地方選舉已經成為黨外反對勢力彙集力量，培養儲蓄人才，擴大其能量和影響面的犀利武器。一九八七年國民黨政權取消‘戒嚴令’，徹底開放了黨禁、報禁，歷史終於翻開了新的篇章。”03 至於後來臺灣民營報刊之多，私營出版事業之隆盛，民間報業鉅子之舉世聞名，就更為幅員遼闊的中國大陸，人才濟濟的中國大陸，民怨沸騰的中國大陸，所不能和不敢想像了。五十年代，一個年輕的出家女子，竟能在花蓮籌辦“慈濟功德會”，並廣收門人，興旺時，人數竟達上百萬之多，收入竟達數億萬之巨，這在絕對不容許人民有任何結社自由和信仰自由的中共大陸，無疑只能造成千千萬萬人人頭落地的悲慘結局。然而，在臺灣，甚至是發生了“高雄事件”那樣的大案，在蔣經國先生“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指示下，亦只有“軍警人員之傷亡，而無人民之被傷害”。04 尤其是近年來由民主政治的全面展開，所帶來的政黨、社團的蓬勃發展，就更是使得中國大陸人民，特別是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們，產生了無限的羡慕和追求之心。


二　　威權總統恢復訓政 —— 保證了臺灣的政治穩定與和平發展

　　一九四九年的蔣介石誠然是那一場大規模內戰的失敗者，是中華民國政權和中國國民黨在大陸遭遇失敗的代表人物，更是一九四九年中國那一場歷史性悲劇的主角。但是，蔣介石作為曾領導北伐成功的革命領袖，作為曾領導偉大衛國戰爭勝利的民族英雄，作為一位始終堅持保衛國家主權與獨立，一貫追求和平與統一的中華民國領袖，他雖然不象中外歷史上一些幸運的和不幸的英雄們那樣，既因其卓越的功勳而獲得了純潔的英名，亦未因其巨大的失敗而只能走上亡國甚至是亡命之途。作為一位堅強的民主戰士，他固因天性中缺少推行革命專制的殘酷力量，而沒有象羅伯斯庇爾那樣，被陰謀叛變者和陰謀復辟者送上斷頭臺；作為一個曾被一群真正的封建獨裁者所指罵的“獨裁者”，他因在實際上遠遠沒有做成一個革命的獨裁者，亦沒有在死後如同克倫威爾那樣，被復辟王朝開棺戮屍，或如拿破崙那樣被終身囚禁在大西洋的孤島上；作為一位在中國從專制向民主過渡的艱難歷史進程中，既領導了革命的成功、又遭遇了巨大失敗的歷史人物，他既無拿破崙敢於稱帝的革命君主式膽量，因而又保持了他作為一個民主革命家的純潔性。然而，他的智慧，他的膽略，他的堅定性，尤其是他作為一個失敗者而擁有的堅韌不拔精神，才使他深具一位悲劇英雄的美學意義。而他作為一個悲劇英雄的形象，無疑是他在臺灣作為威權總統的魅力之所在。

　　誠然，他在那一場內戰中遭遇了巨大的失敗，然而他卻在失敗之後，憑著他個人的信念和精神，既能夠死處求生，又能夠“苦撐發展”，並終於將孫中山的民主革命理想，與他自己一生對於民主建國的追求，實現在臺灣島上。不僅為全島的人民帶去了進步和繁榮，而且使中國大陸的人民重新看到了希望。不僅引導中國大陸人民糾正了“錯把復辟當革命”的歷史性錯失，又為中國大陸人民對於民主的萬難追求，提供了由歷史反思而得來的巨大力量。同時亦為他個人 —— 一個偉大的悲劇式的歷史人物，爭取到了被再認識、再肯定直至被再推崇的歷史條件。今日中國大陸社會所普遍存在和迅速發展著的“戀蔣情結”，固然是因為有了一個史無前例的獨夫民賊毛澤東做了他的陪襯人，但如若缺少了他自身的歷史魅力和歷史功績，則中國大陸人民也就不會在痛苦、並且是深沉的歷史反思過程中，予他這個曾被推倒的英雄以再認識、再肯定和再推崇了。

　　一九四九年之前，曾被形形色色專制勢力冠以獨裁罪名的蔣介石，唯其是真正的不獨裁，唯其沒有大膽地進行過充分的訓政，即特定歷史階段上的“良性獨裁”，才為一九四九年中國民主進程的巨大逆轉，埋下了失敗的先機。這無疑是一個歷史性的遺憾。但是，正是這個遺憾，卻使他在退守臺灣之後，才決心為保衛臺灣的政治安定與和平發展，甘冒“獨裁”之駡名而不諱。

　　然而，他甘冒駡名的“獨裁”統治，在形式上既是為保護臺灣安寧和推動臺灣進步的威權統治；在性質上，則更是為保衛臺灣安寧和推動臺灣進步的持續訓政。具體言之：第一、以其個人的威權在五十年代初一夕數驚的臺灣，于憲政體制之內恢復訓政，以及他個人的領袖地位。由是而果斷地消除了形形色色的叛變陰謀和叛亂事件，保衛了臺灣的安寧。再不似在中國大陸那樣，對於舊軍閥的叛亂和共產黨的叛國姑息養奸。

　　第二、以其個人的威權于思想、文化領域取締宣傳共產主義的自由，嚴禁為共產黨張目。在言論、出版、教育等各方面，對凡是散佈共產革命思想，或借所謂民主思想來鼓吹共產主義思想的種種思想行為，予以明確的限制，以徹底杜絕中共企圖製造臺灣內亂以一舉顛覆的任何可能。

　　第三、以其個人的威權來制止對臺灣安全與發展有害的種種過激民主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有過激民主要求者的自由直至法辦。不再象大陸時期那樣一再地姑息和遷就。以使得極少數雖有民主追求精神、更有私欲膨脹、直至有明確輸共之心的知識份子，不再擁有蠱惑人心的自由。

　　第四、以其個人的威權保證正確方針政策的決行和貫徹。諸如當土地改革遭遇大地主反對時，蓋因他的威權堅持，而使之順利達成；當十大建設橫遭物議之時，亦因他的威權堅持而得以拍板定案。

　　第五、以其個人威權，在選擇他自身的接班人時，面對種種輿論，雖經內心衝突，終能決意“內舉不避親”，以蔣經國續其重任。歷史已經證明了他選擇的正確。05

　　第六，以其個人威權，使臺灣在長達二十餘年的歲月裏處變而不驚，循序而發展。尤其是在七十年代初，當以美國為首者相繼與中共建交，甚至言歡，以至台島飄搖、人心懼禍之時，蓋因他的威權，才使得“莊敬而自強，處變而不驚；忍一時之痛，謀經濟之獨立”的精神貫遍全島。

　　…………

　　非知此便不能理解，一九七五年，當他辭世時，島上人人悲從中來，痛不欲生者比比皆是的原因。自然，其根本原因，還是因為他留下了一個與毛澤東的中國大陸所完全不同的中國臺灣，一個已經和正在走向繁榮和昌盛的“三民主義模範省”。

　　無庸諱言的是，正是蔣介石和他的威權，才為保證臺灣政治安定與和平發展帶來了政治上的巨大保險係數。反之如若沒有這樣一個威權總統，則臺灣豈只不會有今日的進步和繁榮，甚至連其存亡也難有定數了。因為連李登輝總統也不能不承認：“今天，我們所締造的發展成就，是建立在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先總統蔣公的保衛臺灣，以及經國先生的政經發展基礎之上。”（李登輝：《臺灣的主張》）筆者亦曾在臺灣問過一個反蔣的學人：“如果蔣先生于四九年敗守臺灣之後，便立即像今日的李登輝先生這樣，實現全面的民主政治，則閣下認為臺灣的命運又將若何？”這位學者乃不暇思索地對我說：“臺灣怕早已被中共‘解放’。”

　　必須指出的是，今天，被臺灣的某些朋友指責為“白色恐怖”的蔣介石威權統治時代，確有可能存在著少數“受委屈者和被迫害者”，但是，對於絕大多數臺灣人民來說，卻正是因為有了這個威權統治，才使得他們能夠走上自由、民主和繁榮的道路，或曰為臺灣今天的自由、民主和繁榮奠定了不可或缺的歷史基礎。如果誰不是這樣地看問題，誰就不是一個歷史主義者和客觀主義者。誰如果只是對蔣介石威權統治時代所出現過的缺失和錯誤，和當時為了臺灣的安全與發展而不得不實行的 “限制”，充滿怨懟和仇恨之心，誰就等於在實際上不承認“安全”在那個時代對於臺灣的特別重要性，誰就是根本不承認當時的臺灣唯有安全才能發展，誰就是根本不懂得什麼叫作專制，什麼叫做獨裁，什麼才叫做“白色恐怖”，誰就更不懂得他們自己所說的“寧靜革命”之所以能夠成功的根本原因。

　　必須指出的是，良性獨裁，在臺灣即所謂持續訓政，並非是把訓政當作目的，而僅僅是要把一定範圍內、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時期內的一黨訓政或一人獨裁，只當作建立、保衛和鞏固民主秩序和民主制度的手段，並隨著民主秩序的逐步建立和民主制度的逐步穩固，而必須逐漸地削弱直至取消之。就理論上而言，它無非是民主革命初造成功之後，面臨形形色色專制勢力的反撲和復辟之時，民主力量或新生民主政權所必須採取的革命手段。這才是訓政的本質。就歷史的發展而言，唯其在特定歷史階段上的存在，才能保證民主秩序得以最後的確認和確立。唯其在特定歷史階段上的不曾存在，則剛剛建立的民主秩序或民主制度，便極有可能有創而覆之的危險。近現代各國凡爆發過民主革命的國家，其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已經足以證明它在理論上的真理性和實踐上的重要性。而蔣介石作為一個成功者卻遭遇了失敗，又作為一個失敗者卻走向了成功，其根本的原因，即在他于北伐成功之後，曾為了體現民主，害怕被指為獨裁，而在相當程度上放棄了保衛民主的“獨裁權力”。在他失敗退守臺灣之後，蓋因他“前事之師，後事不忘”，敏銳地意識到若不實行威權統治或曰良性獨裁，便很難不再重蹈失敗的複轍。由是他才在一定範圍內和一定程度上實行了“威權的獨裁統治”，從而保證了臺灣的和平與發展，更在中國歷史上，首造了“身在邊陲，卻不僅有能力對奪取了中原的統治者予以持續的對立和抗衡；而且更因其進步與繁榮，而傲然于中原的專制統治者”這樣一個史所未有的先例。這在他個人，無疑既是教訓，又是經驗；既為所失，又為所得。在歷史，則因此而發展成為前後兩個完全不同的政治局面，實在不能等閒而視之。

三　　民生主義追求實現 —— 推進了臺灣全面民主化進程

　　中華民國臺北政權對於中華民國國統與法統的承繼和堅守，和蔣介石以其個人的威權對這一承繼和堅守所進行的保證，不僅帶來了臺灣的政治安定與和平發展，而且推動了民生主義理想在臺灣的追求和實現。“人民至上、民生第一”的思想，不僅成為失敗者 —— 中國國民黨人治島的原則和方向，同時更將“非實行民生主義，難以富國裕民；非實行民權主義，難以民主法治”作為重大失敗教訓的一種，以激勵中國國民黨人在臺灣勵精圖治。而勵精圖治的重心，便是推動民生主義在臺灣的發展和實現。

　　如前所說，是中華民國固有的自由經濟制度和市場經濟體制，才為臺灣的經濟發展奠定了政治基礎。而土地改革的全面成功，又為其“發展農業、培養工業”的方針，帶來了可行的社會基礎。同時，遷台之初，為穩定經濟而實行的一系列改革，如改革金融管理，改革財政稅制，實施貨幣改制，整頓公營事業，實施單一匯率，有效運用利率，抑制通貨膨脹，恢復和開創各項生產事業等等，則使因戰亂和“湧台”所造成的經濟恐慌景象，得以撫平。此後，政府不僅設立一系列經濟建設的綜合機構，一系列科學研究機構來制定經建計畫，以推動和實現經濟的發展，而且抓住歷史機遇以求經濟的高速發展。韓戰固然有助於臺灣人心的安定，六十年代世界經濟蕭條則為臺灣經濟的發展帶來了機遇，越戰又為臺灣中小工業的發展製造了契機。之後，十大建設既為臺灣現代經濟的發展，奠定了歷史性發展的基礎；嗣後進行的二十二項大規模經濟建設，又在交通、能源、造船、制鋼等重工業發展上建立了雄厚基石。並從此邁向已開發國家行列。五十年代初期對於教育的極大重視，不僅迅速地提高了教育水準，更為經濟發展造就了人才；對外貿易的迅疾擴張，則使全島經濟得以高速發展。八十年代英國著名的《歐元》雜誌，在它對世界作第五次經濟評估時，已將臺灣經濟對內對外表現評列為世界第六位，就發展中國家而論，則為第一。埃及作家德特亦在“臺灣能，為何埃及不能”一文中說：“如果日本經濟發展是奇跡，臺灣就更了不起。”美國專家顧柏克則在《中國現代：兩個中國的比較》一書中說：“臺灣沒有馬歇爾計畫協助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開發，但臺灣卻成長快速，現已成為美國第五大貿易夥伴。自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七七年，工業每年平均增長百分之十六，社會並能做到均富，私人企業繁盛，中產階級正快速興起。”美國史丹佛研究所發言人迪西納於一九八六年曾對美國議員和專家們說：“臺灣的成就，與其說是奇跡，不如說是合理的策略，勤奮的工作和耐心所至。”

　　臺灣 —— 一九五三年對外進出口貿易總額僅有三億二千萬美圓，一九八八年則增為一萬一千零二百四十一億美圓，三十六年間增加了三百四十四倍，成為世界貿易大“國”之一。

　　臺灣 —— 一九四九年人均收入尚不如中國大陸，一九五零年代人均收入還在一百美圓以下，一九六七年亦只有二百四十九美圓，但自一九六八年起即已快速增加，至一九九零年已達人均八千美圓的紀錄，四十一年間增加八百倍，超過大陸數十倍之巨。

　　臺灣 —— 一九五零年代，外匯存底尚不能進入世界排行榜，至一九八六年，外匯存底已達世界第二位。

　　臺灣 —— 以其居於世界第二的人口密度（第一為孟加拉），在數十年間的經濟發展成就，將中共專制復辟統治之下的中國大陸，遠遠地拋到了後面。這裏沒有任何特殊的原因，有的只是“社會制度不同所帶來的巨大、而且是本質的差異”。臺灣的經驗顯然有力地證明了：沒有一個基本的民主政治體制，和由這個民主政治體制所決定的自由經濟形態，其現代經濟的真正發展，遲早都只能成為一句空話和假話。在此，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共曾一再地向中國大陸人民“解釋”說，臺灣人民今天的好日子，主要是因為“國民黨反動派”從大陸卷走了二百萬兩黃金所致，和“美帝國主義”曾給了臺灣以極大的支持。前者誠屬可笑，因為大陸地下埋藏著的黃金，又豈止二百萬兩；更何況中國向有一句古話，叫做“坐吃山空”呢。至於後者，如果“美帝國主義”當真能夠對“國民黨反動派”予以極大的支持，大約“國民黨反動派”的大陸江山也就不見得會失去了。況且臺灣根本就沒有馬歇爾計畫協助其在二次大戰後的開發。因此，直言之，臺灣如若不能自強以度艱難，如若沒有前文所說的那一張“政治底牌”，如若沒有韓戰的爆發而使美國又有了對於“國民黨反動派”的需要，則美國的所謂支持，只怕仍舊是“千呼萬喚難來台”了。

　　隨著孫中山先生民生主義理想的實現，臺灣又全面地推開了政治民主化進程。鑒於臺灣人民對於自身信念的持續增強，和參預社會政治願望的不斷增強，隨著增選、補選中央政府和民意機構、保證言論自由和反對派政治合法化等一系列民主改革的次第實現，八十年代後，中華民國政府決定宣佈“解嚴”，決策開放大陸探親，全面放開輿論，給予人民出版、集會、結社及組党的完全自由，並終於從五十年代初全體人民直接選舉縣、市長，走向了全民直接選舉省長，特別是在中共飛彈威脅下，堅持全民直接選舉中華民國總統，並獲得了舉世讚歎的成功。中華民國臺北政權乃以此作為訓政的全面及徹底結束和憲政的全面及輝煌開始。由是，辛亥革命的民主政治目標已經達成，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理想終於實現，民主主義的政治制度終於在中華民國臺灣得以確認和確立。如果沒有中共的武力顛覆，專制復辟在臺灣已經永無可能實現。以辛亥革命為勝利發端的中國民主革命，中國自近代開始的由專制向民主的過渡，終於在我們偉大祖國的一個地區 —— 臺灣，首先走向了最後的成功，從而為實現中國的民主統一，而不是專制一統，打開了現實的通途，帶來了歷史的希望。

　　今日，雖然臺灣在其民主政治的全面拓展與迅速實現中還存在著、並出現了形形色色的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甚至出現了台獨的傾向，但是，前者固因民主制度的確認和確立，而完全可以將之視為歷史遺留的問題和前進中產生的問題，而期望在民主政治的體制內，用改革或改良的辦法逐步加以解決。後者，說到底，無非是對於中共大陸專制政權的一種挑戰式逃避而已。並且，即便它另有圖謀和另有企求，它亦一定會隨著中國大陸人民推倒專制政治、建設民主政治的實現，以及中華民國國統在全中國的重續，中華民國法統在全中國的重建，而成為一個過時的“政治誤區”。誠然，這是一個值得同情的政治誤區，但又是一個必須引導和一定能夠得以解決的政治誤區。歷史的發展將會證明，在這個世界上將只會存在著一個包括臺灣在內的、統一而且是民主的新中國 —— 中華民國。一百年來，東方強國為其侵略的野心，一直致力於中國的分裂而不是統一；西方列強為了一己的利益，同樣希望中國不是統一而是分裂。近百年來，中國在從專制向民主的艱難過渡中，因民主和專制反復較量的歷程，又一再地造成了中國的分裂與分治，誠所謂“專制僕而統一成，民主敗而分裂生”。然而，隨著全中國的民主過渡必然要走向它最後的成功；隨著形形色色的專制復辟，特別是中共在革命名義下的全方位專制復辟，一定要走向敗亡；隨著中國大陸人民對於歷史的持久反思和深入反思，必將使他們重新認定新中國就是中華民國；中國的民主統一不僅一定要實現，而且一定能夠實現。一個由孫中山先生所親手締造的，由蔣介石先生曾堅定捍衛過的，並必將為台海兩岸人民所共同建設起來的民主、統一、強大的新中國 —— 中華民國，將一定會治癒它自身的創傷和裂痕，帶著它古老的文明和文化，和今日的進取與進步，屹立在這個世界之上，為促進這個世界更新一輪的進步和繁榮而盡心盡力。

　　作者願為臺灣人民五十年來因“堅守民主國體、致力民生發展”而得以“全面推進民主、實現還政於民”的偉大成功，予以最為深沉的祝福。


兼 論　　護國護法的歷史重任

　　中華民國南京政權在內戰中的失敗，招致了中國國民黨數十年護國護法的慘痛失敗和最大失敗。但是，一九四九年後，由中華民國臺北政權在臺灣堅守國統、法統，並致力民生發展的結果，卻最終地帶來了孫中山先生民主建國理想在中華民國臺灣的實現。

　　應該說，除掉臺灣人民於半個世紀以來的艱難奮鬥之外，蓋因蔣介石先生能夠堅守中華民國的國統和法統，才奠定了臺灣和平發展的基石；亦因蔣經國先生對經濟建設的傾心推動和對民主政治的有心推進，才把臺灣推向了經濟全面繁榮和民主政治迅速發展的境界；同樣，也正是李登輝總統的努力，才推開了臺灣全面民主化的歷史性進程，在臺灣完成了向民主的全面過渡。

　　特別應該指出的是，李登輝總統當政時期，正值中共因表面的繁榮掩蓋不了內在的恐懼，對臺灣由統轉壓，由和轉嚇，打壓越來越甚的時期。由於李登輝總統在這一特殊而又複雜的歷史階段，一方面保持了經濟的持續發展而使國際更為讚賞；一方面又因不低頭，不示軟，並於中共飛彈之下，堅定地實行並完成了全民直接選舉總統，因而為全世界所推崇；從而使“利在大陸”的各國，仍然能夠“心在臺灣”。所謂“抗共有功”。近年來，歐洲議會及眾多世界進步人士對臺灣的推崇和對中共的厭絕，及其不斷呼籲“現在是好好瞭解臺灣的時候了”的話，以及一本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在它被承認的世界各國幾成“無效護照”，06 而一本中華民國護照，在它不被承認的國家裏卻能夠暢行無阻的事實，都實在地證明了今日臺灣在世界上的實際名聲和地位。

　　縱觀臺灣五十年來的巨大歷史變遷，前兩位已故的蔣總統，歷史功績自無庸諱言，歷史地位早已確定。但對於今天和今後的中華民國總統和中國國民黨領袖而言，其歷史的功績和地位卻尚難確定。這是因為，中國國民黨，孫中山先生和蔣介石先生曾為他們留下了一個“護國護法”的歷史重任。這個重任，孫先生曾為之奮鬥、拼搏過十數年；這個重任，雖為蔣介石先生所曾完成，卻因他在一九四九年內戰中的失敗，和兩位蔣先生相繼成為歷史人物，而將它留給了今天和今後的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領袖們。並且只要他們一天尚承認自己是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的領袖，他們就對繼續護國和護法的歷史重任，有著不容推卸的重大歷史責任。李登輝總統在中華民國第九任總統的就職演說中不僅宣稱：“中華民國本來就是一個主權國家。海峽兩岸沒有民族與文化認同的問題，有的只是制度與生活方式之爭。”而且明確指出：“中華民國要在未來國家統一的過程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李登輝總統確實言之不虛。因為對今天和今後的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領袖來說，他們既具有孫先生和兩位蔣先生所不曾具有的“護國護法”之大好歷史條件，又具有孫先生和兩位蔣總統所不曾欣遇過的重大歷史機遇。

　　第一、就歷史條件而言，首先，孫中山先生自一九一三年開始護國，一九一七年開始護法，直到他辭世，不僅幾波幾折，幾興幾衰，而且，陳炯明叛變時，孫先生護國護法的“本錢”，已徒剩一艘中山艦而已。蔣介石先生雖曾是奪取了護國護法成功的勝利者，但他又是一九四九年那一場護國護法巨大失敗的代表者。其後，他能在國際、尤其是中共大陸專制政權的強大壓力下，于臺灣堅守中華民國的國統與法統，直至其辭世，雖然功不可沒，但他畢竟未能完成在全中國護國護法成功的歷史重任。蔣經國先生為推動臺灣進步和發展的功勞自不待言，但他作為執掌中國國民黨党權和中華民國國政的過渡性人物，卻無幸在他的有生之年，擁有在全中國奪取護國護法勝利的國際和國內條件。

　　第二、就歷史的機遇而言，奪取全中國範圍內護國護法最後勝利的關鍵，乃在於中國大陸民心的全面覺醒。誠如一九九四年十月《紐約時報》所指出的那樣，“國民黨也許失掉了大陸，但是，臺灣已經贏得了大陸的民心”。尤其是近十餘年來，在中國大陸社會因廣泛深入的歷史反思運動而出現的，對於國民黨時代和蔣介石先生之普遍懷念情結；以及“認三民主義之祖、歸中華民國之宗”的理念在中國大陸知識界和普通民眾當中的應運而生；特別是中共大陸政權在中國大陸人民心中已經敗亡的事實和在實際上必將敗亡的前景；就更是為今天和今後的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領袖們完成護國護法的歷史重任，提供了絕好的歷史機遇。套用一九零四年孫中山先生的一句話來說，就是：“今日之中國大陸，正處在一場偉大民主變革的前夜，中共專制復辟統治正在迅速地走向滅亡，只要星星之火就能燃成燎原之勢。”07

　　今天和今後的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領袖們，一是擁有一個富強的臺灣，她在經濟上和軍事上的實力及潛力，實為孫先生及兩位蔣先生所不能比，更為北伐前已在廣東一隅立足的革命政府所不堪比。二是如前所說，她雖然迭遭中共打壓，但世界各國乃“利在大陸”、卻“心在臺灣”的複雜國際心態，又是一百年來孫、蔣三代領袖護國護法所從來不曾擁有過的有利國際條件。世界各國蠻橫干涉中國民主進步的時代，畢竟已經一去不返；孫、蔣所曾遭遇的東西方列強一味支援、甚至以武力支援中國反動勢力的時代，畢竟不會再來。

　　由是，今天和今後的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領袖們，應基於三種境界而為後人鑒：

　　第一、面對難得的條件和機遇完成護國護法的歷史重任，其必將功在中華民族和功在千秋。

　　第二、保住臺灣，發展臺灣，使臺灣成為中共不能咬、不敢咬也咬不動的一塊鐵牛筋，為中國人民有資格、有能力實現和實行民主政治作證，為中國大陸人民留下一片希望的陽光，則他們今日的現實地位就是他們來日的歷史地位。誠然，一根火柴就能燃遍大陸的現實機遇，一隻“悼念”鄧小平的花圈便能叫統治者心驚肉跳的中共統治現狀，一陣組黨風潮就能逼迫中共重開殺戒的恐怖現實，倘若今天和今後的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領袖們，能夠敏銳地抓取之，促進之，發展之和成功之，以完成孫中山先生和兩位蔣先生所交付的護國護法重任，則他們作為二十世紀中華民族之第三位、第四位和第五位偉大人物的歷史地位，又何需再論之與再辯之。

　　第三、或因苟安而為中共所專制一統，或為一念之差而脫離中國。其結果因只能造成助紂為虐或亡台裂國的局面，則非但不是功在歷史，而只能是罪在歷史；非但不能功在千秋，而只能是罪在萬古了。

結論　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 兼述國民黨的哀與榮


　　現在已經可以為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作一個客觀的歷史結論了。這個歷史的結論就是：

　　第一、由孫中山先生所創建的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 中華民國，才是真正的新中國。

　　第二、國際國內凡是要顛覆中華民國者，無一不是真正的專制勢力或真正的專制復辟勢力，並且不管它們是在何種名義之下，包括“以革命的名義”。辛亥之後八十餘年的歷史已經對此作出了確證。

　　第三、中國國民黨是一個民主性質的政黨，而不是一個專制性質的政黨；是發動了中國民主革命、推進了中國民主過渡的政黨，而不是反對中國民主革命、阻斷了中國民主過渡的政黨。雖然她有過形形色色的錯失，有著各色各樣的缺陷，並遭遇過慘痛的失敗，但這些都不能掩蓋她本質上乃是一個民主政黨的政治光輝和歷史光輝。因為，一百年來，中國國民黨一共做了六件大事：一是推翻滿清，結束帝制，創立了民主共和的嶄新國家制度。二是堅持反對形形色色的專制復辟，領導了北伐成功，初步統一了中華民國，贏得了護國護法的勝利。三是領導全國人民堅持長期抗戰直至勝利，並因此而廢除了近百年來壓在中華民族頭上的不平等條約，成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領袖國之一，和聯合國創始會員國。四是在內憂外患長期交相煎迫之下，歷經軍政、訓政，在長達二十年的時間裏，初步建立、建成了中華民國的憲政體制，頒佈了一部真正民主的“中華民國憲法”。五是長期堅持反對中共在蘇俄指使下發動共產革命以反撲中國國民革命、顛覆中華民國，並數度獲得成功，卻於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的內戰中慘遭失敗，致使中國大陸重蹈專制復辟統治。六是失敗後仍能在臺灣堅守中華民國的國統和法統，從而“將臺灣推向了中國五千年所未有的民主繁榮境界”。一個政黨，在百年中做了六件大事，五件正確而且成功，一件失敗但並非錯誤，那麼，這個政黨還是反動的嗎？還是一定要打倒的嗎？

　　第五、中國國民黨不會亡。因為在臺灣執政的中國國民黨將只有落選之敗，而無亡命之虞；因為即便是因落選而不再在臺灣執政，亦應該是哀榮並至；因為雖然“哀”在落選，但卻“榮”在她百餘年來民主理念和民主追求的最終實現。

　　第六、中國國民黨的前途在大陸，而不在臺灣。因為今天中國大陸人民正在重新認識中國國民黨的性質和歷史，已經認識到了中華民國國統與法統的歷史合法性，甚至已經初步認識到，唯有“認祖歸宗”，才能夠為在將來造就一個“民主統一”、而非“專制一統”的中國，帶來光明的前景。由是，中國國民黨一定會在中國大陸重新崛起，對推動中國大陸最後的民主進程和祖國的民主統一，作出她應有的歷史貢獻。不論今日臺灣的中國國民黨是否還有這樣一份雄心和壯志，中國國民黨真正的前途都是在中國大陸，而不是在中國臺灣。


上卷總注釋

第一章：
0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二頁。北京，人民出版社。
02、陳振江：《簡明中國現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一版。
03、陳真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三輯第十九頁。
04、《庸盦全集》第一卷第十四頁。
05、清《時務報》一八九六年八月一日。
06、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三卷第一八三頁。
07、英文版《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雙周評論》〔一一六〕第四三八頁。
08、《孫文學說》，卷一，《行易知難》第八章。
09、10、11、12、13、14，同上。
15、觀雲：“人人皆革命党，人人非革命黨”，《政論》第一號第七八頁。
16、一民：“改革之動機安在”。《政論》第一號第三九頁。
17、李建龍：《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第一二零頁。
18、參見〔美〕史扶鄰著《孫中山和中國革命的起源》一書。
19、孫中山：《中國革命史》。《申報》五十周年紀念專刊。
20、21、22、23、24、25，同上。
26、27、28、29、30，同08。
31、孫中山：“於民報發刊大會上的講演”
32、中國同盟會成立大會通過的“軍政府宣言”。
33、孫中山：“敬告同鄉書”。一九零四。
34、精衛：“民族的國民”。《民報》第一號第二六頁。
35、第一條：《民報》主共和，《新民叢報》主專制；第二條：《民報》望國民以民權立憲，《新民叢報》望政府以開明專制；第三條：《民報》以政府惡劣、故望國民之革命，《新民叢報》以國民惡劣、故望政府以專制；第五條：《民報》主張政治革命，同時主張種族革命；《新民叢報》主張政府開明專制，不知如何方副其希望；第七條：《民報》以為政治革命必須以實力，《新民叢報》以為政治革命只須要求。第十一條：《民報》以為革命所以求共和，《新民叢報》以為革命反以得專制等。
36、精衛：“駁新民叢報最近之非革命論”。《民報》第四號第二八至三十頁。
37、精衛：“再駁新民叢報之政治革命論”，《民報》第七號第五四頁；“駁新民叢報最近之非革命論”，《民報》第四號第二八頁。
38、精衛：“再駁新民叢報之政治革命論”。《民報》第七號第五十、五四頁。
39、精衛；“駁革命可以生內亂說”。《民報》第九號第四六、四九頁。
40、胡漢民：“民報之六大主義”。汪東：“支那立憲必先以革命”。
41、皮生：“策國民之前途”。《夏聲》第五期。
42、不白：“警告同胞勿受要求立憲者之毒論”。《河南》第五期。
43、明民：“預備立憲之矛盾”。《河南》第三期。
44、征軒：“專制君主又將去其一”。一九零九年四月二七日《中興日報》。
45、《民報》第五號第一四零至一四一頁。
46、一九一零年四月十四日新加坡《星洲日報》。
47、 孫中山：《中國革命史》。
48、49、50、51，《辛亥資料叢刊》。
52、高爾品：長篇小說《少夫人達琳》第三二一頁。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一九八九年七月第一版。
53、《中國近代史》第四二八頁。中華書局，北京，一九八三年四月第三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近代史編寫組”編。
54、 同上，第四八二至四八八頁。
55、同54，以及 陳真編《中國近代史工業資料》等。
56、〔法〕米涅：《法國革命史》。
57、〔俄〕謝•尤•維特：《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北京，新華出版社。
58、同56。
59、飲冰（梁啟超）：“現政府與革命黨”。《新民叢報》第八九號。

第二章：
01、中國元、清兩朝均是落後的北方民族入主中原所建立的王朝。因此，其對於中原漢民族已在走下坡路的中央集權式專制制度，就非以變革而盡其功，反為保守而盡其害。因而才在相當程度上延緩了中國專制制度消亡的歷程。
02、專制改良型經濟在性質上既未脫專制權力經濟的本質，在形式上亦只是局部允許自由經濟的發生和存在，並使這一存在以不對其專制政治造成威脅為前提。是故晚清改良型經濟才只有發生而難有發展，更遑論成形。
03、芮德：《清帝退位與列強》第四零九至四一零頁。
04、參見《中國近代史》，中華書局版，一九八三，北京。
05、武昌起義爆發後，清政府才在列強的建議下重新起用曾被黜退的袁世凱，先授以湖廣總督，後授以欽差大臣，因均為袁拒絕，乃在袁的逼迫下授以總理大臣，並由其組閣。
06、三都督為：江西李烈鈞，安徽柏文蔚，廣東胡漢民。
07、“籌安會”是在袁世凱授意下，由楊度、孫毓筠、嚴複、劉師培、李孿和、胡瑛等六人籌備復辟帝制的組織，並曾在北京石駙馬大街掛出招牌，後因梁士詒又在袁的授意下成立了“全國請願聯合會”，籌安會乃改名為“憲法促進會”，完成鼓吹帝制後，即被袁冷落。
08、孫中山：《中國革命史》。參見《革命尚未成功》一書，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09、戴季陶：《今日之政治觀》。《中國現代史料叢書》第一集。
10、《蔡鍔致梁啟超書》。
11、一八五八年四國“天津條約”簽訂之後清廷於上海設南洋大臣，由兩江總督兼；于天津設北洋大臣，由直隸總督兼。李鴻章任北洋大臣時代（一八七零至一八九五）曾於一八八五年建天津武備學堂，培養了一批新式陸軍人才，如段祺瑞、馮國璋、曹錕、盧永祥等，後均為袁得力人物。一八九五年袁世凱署直隸總督，次年正式真除，奉命接淮軍將領胡燏芬在天津小站練定武軍，名新式陸軍，從此成為北洋軍始祖。一八九八年北洋大臣榮祿將袁世凱新式陸軍、董福祥甘軍和聶士成武毅軍合稱 “北洋三軍”。一八九九年榮祿又將北洋各軍編為“武衛軍”，分前、後、左、右、中五軍，袁新式陸軍為武衛右軍。是年，袁帶武衛右軍赴山東巡撫任，因鎮壓義和團而大肆擴編，適一九零零年八國聯軍之役，因董福祥甘軍和聶士成武毅軍瓦解，北洋軍乃以袁武衛右軍獨存。一九零一年李鴻章死，袁接署直隸總督，翌年正職。袁乃移武衛右軍於小站，改名“北洋常備軍”共二鎮，每鎮一萬二千人，分以段祺瑞、馮國璋、王士珍為參謀、教練、兵備三處總辦。一九零三年清廷設練兵處，以慶親王奕匡為總理，袁為會辦。一九零三至一九零五年，北洋軍編練完成共六鎮，僅第一鎮由滿人鐵良控制，余皆由袁親信段祺瑞、曹錕等任統制，為全國軍隊之精華。清廷以袁勢大，於一九零六年建陸軍部，將一、三、五、六各鎮劃歸陸軍部，袁僅保存二、四兩鎮。是年袁系徐世昌任東三省總督，袁北洋勢力遂達直隸、山東、河南、江蘇和東北。一九零八年袁為清廷所忌而被解職。武昌事發，清庭為抓住北洋六鎮，乃被迫起用袁。袁乃用此六鎮之兵，北逼清廷，南迫革命軍。
12、一九一八年五月段祺瑞政府與日本簽訂“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和“中日海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日本由是而獲得了在我國東北和內蒙駐軍的特權。
13、因黎元洪是被選上的總統，因此，恢復黎的總統，就是恢復中華民國的法統。俟法統恢復，再迫黎自己下臺以選曹錕，便是“依法統”而行事了。
14、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段祺瑞政府為抵制“國民會議”，乃公佈“善後會議”條例，規定該會應由四種人組成：有大功勞於國家者，此次討伐賄選制止內亂各軍最高首領，各省區及蒙、藏軍民長官，有特殊資望學術經驗由臨時執政聘請和派充者，但不得逾三十人。
15、第二次直奉戰爭後，張作霖部將郭松齡因未得到任何好處，乃與馮玉祥及張作霖另一部將李景林結成“三角聯盟”，於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底發動軍事倒張事變。後因李景林中途變卦，馮亦求之不得，郭乃失敗被殺。
16、曹錕賄選當上總統後，曾頒佈反動的“中華民國憲法”，是為曹錕法統。
17、參見注12。
18、曹汝霖為交通總長，訂立“二十一條時”為外交次長；陸宗輿為幣制局總裁，訂立“二十一條”時為駐日公使；章宗祥為駐日公使。
19、參見注13。
20、《努力週報》第二期。
21、胡適：“聯省自治與軍閥割據”。《努力週報》第十九期，一九二二年九月。
22、其時《改造雜誌》曾發表長篇“裁兵計畫書”。曾倡省憲的梁啟超又倡“裁兵或廢兵”。上海全國中華工商協會、中華國貨維持會等二十多個團體曾聯合發表過“廢督裁兵宣言”。全國商會聯合會曾發表“築路養兵意見書”。《孤軍》雜誌一卷四、五兩期合刊曾發表“推倒軍閥的具體辦法”。孫中山也曾是裁兵的積極倡議者，曾先後發表“工兵計畫宣言”，“和平統一宣言”，“化兵為工和平統一裁兵宣言”等。
23、就在吳佩孚於洛陽召開軍事會議公開提出武力統一之後，各地方軍閥為抵制大軍閥以自保，乃大倡省自治和聯省自治。一九二零年七月湘軍總司令譚延闓曾號召“湘人治湘”。是年十一月譚又通電主張“聯省自治”。同月，譚去職，趙恒錫任湘軍總司令，乃正式宣告自治。一九二二年十二月，甚至公佈省憲法，稱“湖南為中華民國自治省”。一九二一年內，四川曾宣告“四川完全自治”，並曾趕走在川滇軍。是年四月，貴州盧濤亦主張“由省自治進而為聯省自治”。同年六月，浙江盧永祥則通電主張“省制憲”，以行自治，再組織聯省自治政府。湖南趙恒錫、貴州盧濤、廣東陳炯明、四川劉湘、雲南顧品珍、廣西議會、湖北議會、山東議會皆通電回應。陝西更成立“籌制省憲自治處”。江西省議會遂召開省憲會議。河南省議會乃通過“制定省憲案”。湖南公佈“省憲法”後，浙江、廣西、四川皆公佈。張作霖打敗仗退回東北之後也宣佈自治。於一九二零至一九二三年間，各地方及其軍閥的自治和立憲活動，實曾喧鬧一時。
24、孫中山逝世和國民會議流產後，段政府曾與法國訂立“中法協定”，同意一九二二年法國政府提出的中國對法庚子賠款用金法郎計算，使中國多付關銀六二零零多萬兩，因而遭到全國反對。
25、一九二六年三月八日，因奉艦由大沽口襲北塘，國民軍遂封鎖大沽口，日乃派驅逐艦護衛奉艦駛入大沽口，並炮擊大沽口炮臺，被國民軍擊退。三月十六日，日遂糾合英等八國公使，以維護“辛丑合約”為由，向段政府發出最後通牒，提出北京至海口交通不得發生障礙，奉、國兩軍立即停止交戰及國民軍立即撤去水雷等要求，並限三月十八日前答復。各列強軍艦二十餘艘遂群集大沽口，以作威脅。是為“大沽口事件”。
26、“帝國主義”一語，為蘇俄在一九二三年於莫斯科召開的“遠東勞苦人民代表大會”所提出。蘇俄提出這一概念的目的是為策動世界共產革命，以擺脫世界列強對它的干涉，以保護在蘇俄剛剛建立的共產專制制度。帝國主義一詞遂由中共引入我國，並給中國的國民革命製造了思想、理論和目標的極大混亂。
27、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駐北京的國民軍鹿仲麟部驅逐了段祺瑞，推倒了段祺瑞政府，恢復了曹錕的自由，雖欲聯吳抗奉，卻為吳所拒絕。
28、一九一四年，全國陸軍只有四五•七萬人，至一九一九年已達一三八萬人。一九一零年清政府開支只有一億零二百萬兩，至一九一六年袁世凱稱帝之時，政府開支已達一億五千三百萬兩，一九一八年更猛增至二億零三百萬兩。在中央政府，軍費已占國庫開支的百分之七十；在地方政府，軍費竟占百分之九十。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九年鹽稅、煙酒稅增加了三倍，印花稅增加了六倍。農民，以江蘇昆山為例，一九零五年自耕者占百分之二十六，佃耕者占百分之五十七點四；一九一四年，自耕農已減少為百分之十一點五，佃農則增至百分之七十一點六。
29、陳獨秀：“本志罪案之答辯書”。《新青年》六卷一號。
30、李大釗：“民彝與政治”。一九一六年五月號《新青年》。
31、一九一五年“胡適致梅覲莊信”。
32、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燎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33、五四運動之後不久，北京政府教育部曾通令全國，要求各級學校的教材要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
34、中華民國成立前第一次南北議和，唐紹儀曾為袁世凱代表，赴南京談判。
35、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日《國民日報》。
36、任建樹、唐寶林：《陳獨秀傳》（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第三章：
01、《史達林全集》第十卷第四七至四八頁。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五四年版。
02、一九一三年三月列寧即已發表“馬克思學說的歷史命運”一文，指出“到歐洲去的捷徑是經過北京和加爾各答”。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史達林發表了“勿忘東方”一文，主張聯合東方民族力量以推動共產革命。因列寧認為“遠水救不了近火”而決定直接進攻歐洲，顛覆歐洲各國的資本主義政府。又因失敗，再轉謀中國，遂有共產國際“二大”的召開。對共產國際“二大”策定“東方路線”的有關評價，參見向青著《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關係史稿》第十七頁，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03、一九一八年七月四日，蘇俄外交人民委員會委員長契契林曾在第五屆蘇維埃代表會議上宣佈“蘇俄政府自動放棄沙皇政府在滿州所有的掠奪品，恢復中國這些地區的主權”，並稱：“蘇聯同意放棄俄人在中國、蒙古、波斯一切的土地權，並放棄一切賠償”。北洋政府未予理會。
04、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和一九一九年四月七日，匈牙利和德國共產黨曾在蘇聯策動下發動武裝政變，並分別成立蘇維埃共和國以作為蘇聯附庸國，瞬間敗亡。
05、實際上，這只是俄國欲圖謀中國和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的幌子。一九二零年三月十六日，北京外交部接到該宣言時，該宣言已將放棄滿州權益及庚子賠款等條刪去。其他各條亦均未兌現。一九二九年當統一後的中華民國決定收回中東路的管理權時，蘇俄立即出兵攻打我國，成為中華民國成立後第一個對我國發動大規模武裝侵略的敵國（參見本書下卷第二章）。
06、當時，中國民間有許多組織曾在蘇俄的誘惑下，準備置南北兩個政府於不顧地自動與蘇聯修好，甚至發起民眾運動以推動之。
07、當時國中不瞭解俄國革命的人，都以為沙俄乃為列寧的共產革命所推翻，不知道它是俄國二月民主革命的成果，而列寧的十月革命反而是對於二月民主革命的背叛。
08、中共一大代表中的幾位中學生，是指濟南代表鄧恩銘和王盡美。
09、張玉法：《中國現代史》第三八三頁。
10、蘇俄主動上門聯絡孫中山的情形，主要有：一九二零年三月，蘇俄派波波夫赴上海拜見孫。一九二零年六月，列寧又派莫斯科中國工會主席劉澤榮代表他邀請孫中山訪俄。是年秋，蘇俄派代表吳庭康赴上海見孫。一九二一年中共成立後，蘇俄又派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赴廣州與國民黨談國共合併問題。是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國民黨人張繼又陪馬林赴桂林見孫談國共合併問題，均為孫所拒絕。孫僅表示願在道義上聯絡。一九二二年五月，馬林又往廣州見孫，建議國、共建立聯合戰線，孫僅允許共產黨員可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蘇俄遂以為這是中共打入中國國民黨的極好機會，乃強令中共執行之。
11、蔣介石：《蘇俄在中國》第二四至二五頁。
12、《孫逸仙全集》第二集第八四頁。
13、孫中山：《三民主義》第二六一頁。民族主義第二講。一九二四年講于廣州。
14、〔俄〕斯捷潘若夫：《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
15、孫中山對第三國際代表馬林的談話。一九二二。
16、謝幼田：《謝慧生先生事蹟記傳》。臺灣近代中國出版社印行。作者為中國大陸現代史專家，謝持先生嫡孫。
17、周興良：《廖仲凱與何香凝》。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一版。
18、陳公博：“我與共產黨”。《寒風集》第二八零頁。
19、何香凝：“我的回憶”。《辛亥革命回憶錄》第一集第四五頁。
20、“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代表譚平山的講話”，《人民日報》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21、廖仲凱：“消費合作社縱談”和“各派社會主義與中國序”。
22、參見〔俄〕斯捷潘若夫：《中國國民革命軍北伐》。
23、同17。
24、同上。
25、指孫中山先生逝世以後，國民黨中執委第七十次會議在廖仲凱主持下，曾決議將反俄、反共的國民黨老黨員馮自由、馬素、江偉藩開除黨籍。會前，廖已一再聲稱要對他們進行嚴肅處理。參見大陸版《廖仲凱與和何香凝》一書。另外，孫逝世後，廖仲凱尤秉俄顧問鮑羅廷旨意，以“黑箱作業”驅胡（漢民）並擁汪上臺。
26、蔣永敬：《國民黨滄桑史》第九十頁，臺灣《傳記文學》雜誌社，一九九三。
27、同上。
28、據鄒魯《回憶錄》記載：“廖仲凱先生被刺案發生，中央派蔣先生，許崇智和汪兆銘三人組織特別委員會來查辦這一件事，鮑羅廷認為這是陷害我和其他忠實同志的極好機會。廖先生被害的第二天，他開了一張名單，叫特別委員會拿辦我和胡漢民、鄧澤如、謝持諸先生……特別委員會看了這張名單，就問鮑羅廷說，毫無證據，怎麼拿辦？鮑竟說，政治上只問政見同不同，不問證據有沒有。幸蔣先生和許崇智竭力反對，我和胡、鄧、鄒、謝諸先生才免膏虎口。”廖被殺一案至今仍為疑案。
29、孫中山先生逝世以後，因鮑羅廷利用廖案打擊國民黨中非親俄親共派，結果，被驅離廣東的反俄反共派元老鄒魯、謝持等，便集合北京西山召開黨的會議，意在恢復被蘇俄和中共已經謀奪的黨統和党權，並在上海另立中央，後被蘇俄和中共掌控的廣東國民黨中央“二大”開除出黨。是為“西山會議派”的由來。
30、周恩來語。一九五七年四月宋慶齡提出要參加中共，劉少奇和周恩來去看她時曾說：“你暫時留在黨外，對革命所起的作用更大些。你雖然沒有入黨，我們黨的一切大事，我們都隨時告訴你，你都可以參預”。周恩來還說：“在中國，有幾百萬共產黨員，但只有一個宋慶齡。”參見愛潑斯坦著《二十世紀的偉大女性》，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
31、中共在大陸奪取政權以後，曾一再自稱他們在第一次“國共合作”中對國民黨採取的是“挖心戰術”。這在中國大陸

第四章：
01、參見楊樹標著《蔣介石傳》，北京團結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另，除上述兩計畫外，還有：一九一八年三月十日呈孫的《今後南北兩軍行動之判斷》，和同日呈孫的《粵軍第二次作戰計畫》。
02、一九二三年，孫即派蔣率“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俄考察。
03、是時，孫先生為安全計，收電人是蔣緯國。參見蔣緯國自傳《千山獨行》。
04、日本古屋奎二著《中日八十年關係之證言》第一三五七頁。
05、蔣永敬：《國民黨滄桑史》。傳記文學社印行。
06、周興良著《廖仲凱與何香凝》第三章第四節。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07、同上，第二一二頁。
08、同01，第五十頁。
09、同01，第六十頁。
10、同01，第七五頁。
11、一九九六年八月，中國大陸查禁了一批被中共指責為“在政治上有嚴重問題”的歷史研究著作。中共指責這些著作“過度美化”了三十年代蔣介石和國民黨領導下的中國，並“對中共黨史上的一些重大歷史事件進行了不正確的評論，擅自公開了一些不應公開的歷史資料”。中共甚至對一些出版社作出了停止營業的處分。
12、《周恩來選集》。
13、陳立夫：《成敗之監》第五十三頁。
14、北京師範大學：《中國現代史》。一九八六年版第一七一頁。
15、張玉法：《中國現代史》。臺灣東華書局一九八八年版。
16、同14，第一七二頁。
17、史全生、高維良、朱劍：《南京國民政府的建立》第二五頁。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18、中共機關刊物《嚮導》第一四八期。
19、同01，另見《陳獨秀傳》，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版。
20、同14，第一七二頁。
21、同13，第五七頁。
22、同17，第二七頁。
23、同05。
24、同04，第一四零二頁。
25、同01，第七八頁。
26、同14，第一六七、一六八頁。
27、同05。
28、具體名單參見下卷第一章第三八七頁。
29、參見本書下卷第一章第五節。
30、同01，第八十、八一、八五頁。
31、同05，第十三、十四頁。
32、同13，第五一頁。
33、一九二四年三月蔣介石給廖仲凱的信。另參見本書上卷第二章第三節。
34、同13，第五一、五二頁。
35、一九二六年四月九日蔣介石致汪精衛函。
36、一九二六年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通過的《整理黨務第一決議案》。
37、《革命文獻》第九輯第九四至九五頁。
38、楊樹標：《蔣介石傳》。
39、中共機關刊物《嚮導》第一五七期。
40、陳立夫：《成敗之監》第六四頁。
41、《南京國民政府的建立》第三十至三一頁。
42、參見蔣介石著《蘇俄在中國》。
43、楊著《蔣介石傳》第九三頁。參見本書下卷第一章第五節。
44、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三日，蔣介石“辭職宣言”。
45、蔣介石：“國民革命與經濟的關係”。一九二七。
46、蔣介石：《蘇俄在中國》。
47、《蔣總統密錄》第一四五四頁。
48、一九二八年四月，汪精衛歸國抵上海後曾對吳稚輝等人說過：“共產黨向來不輕變更所定政策，共產黨實以國民黨為利用品，本人亦不贊成共產黨之階級革命及勞農專政。且據本人觀察：國民黨與共產黨亦不易繼續相安；但本人希望暫能維持合作，自己願負調和之責。”（《證言》第一四五三至一四五四頁）
49、《蔣總統密錄》第一四五三頁。
50、著名學者、“五四”時期北大校長蔡元培是國民黨實行“清黨”的重要決策人之一。他對“清黨”的態度影響了一大批不解內情的知識份子，使他們認為蔡先生亦決心“清黨”，說明國民黨實行“清黨”一定是有十分正當理由的，從而對國民黨“清黨”起到了十分有利的作用。
51、中共江浙區委對“上海市民政府”的說明。
52、《陳獨秀傳》第三五六頁。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
53、一九二七年三月二九日，上海商業聯合會派王一亭、王曉籟等二九名代表往見蔣介石，希望蔣介石對商業有維護辦法，並訴說“國軍臨滬以來，我商人處於憔悴呻吟之下……”。蔣乃保證說：“決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漢態度”。
54、同01，第六四頁。
55、同上，第六六頁。
56、同上。
57、同上。
58、《紀念蔣公專輯》第一三八頁。臺灣青山出版社。
59、同上。
60、同01。
61、同上。
62、同01，第六九頁。
63、同上。
64、《北伐戰史》第五七零至五七一頁。
65、《自反錄》第二集卷六。
66、同01，第七一頁。
67、同上，第七二、七三頁。
68、同上，第七一頁。
69、70、71同上。
72、江左軍由鄂東進入皖西後，安慶守敵陳調元及王普等部均向北伐軍投降，遂改編為北路軍，集結巢縣附近，接受向津浦路進擊以策應北伐軍主力的作戰任務。
73、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二日，在南京國民黨執監委會議上，受汪精衛誘使的李宗仁曾向蔣說：“請總司令自決出處。”
74、《北伐戰史》第一二三九至一二四零頁。
75、楊樹標：《蔣介石傳》第一二七至一二九頁。參見《北伐戰史》。
76、《北伐戰史》第一一六七頁。
77、蔣介石《致後方將士書》。一九二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78、蔣介石曾在《誓雪五•三國恥》中說：“日本人那重野蠻行動，簡直就是禽獸……這次日軍暴虐的行為，就是世界各國，也都曉得他們是一種最野蠻的軍閥。”
79、李宗仁在他的《回憶錄》中稱：第二集團軍防區並無強敵，本可兼程而進，惟馮部卻稽延不進，並撤回原駐博野、安國一帶部隊，僅留置少數騎兵警戒前線地區…… 五月中旬，閻部幾陷於三面包圍之中，閻錫山見形勢危急，乃電請馮玉祥北上解圍，孰知馮玉祥不但不派兵赴援，反而通令所部，略謂“不遵命令擅自退卻者，槍決；不遵命令擅自前進者，槍決。”馮玉祥行徑可見一般。
80、楊樹標：《蔣介石傳》第一三三頁。
81、同上，第七三頁。

第五章：
01、陳公博曾在他的《回憶錄》中說，當他勸汪精衛拖蔣一道投日時，汪夫人陳碧君曾對他斥責道：“難道汪主席當漢奸也只能做第二把手嗎？”
02、蔣介石：“北伐成功後最緊要的工作”。一九二八年十二月。
03、蔣介石曾在《國軍編遣會議》上說：“日本的軍人，在六十年前，已經是能打破封建制度的軍人；中國的軍人，反充滿了封建思想。已往帶兵的都是想擴私兵、拓地盤，有了一省地盤，又想兼轄數省；有了數省地盤，又想武力統一中國，把持中央；等到把持中央後，便扶植一人一派之勢力，想用武力來剪除異己。這是北洋軍閥老祖宗袁世凱的先例，段祺瑞、吳佩孚等承受他的衣缽……所以每次政變之後，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忙於地盤的分配，把中華民國當作私產分贓……這就是我國已往軍人所走的路了。”他還說：“日本的長州、薩摩、土佐、肥前諸藩，於討幕之後功成不居，不再設幕府，反將他祖上傳下來的封土奉還政府……他們也能勉求新知，善應潮流，簡直與日本國家結成一片，共存共榮。我們該把日本雄藩作一面鏡子……。”
04、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通過《全國編遣會議條例》。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編遣會議預備會議在南京召開。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國軍編遣委員會在南京舉行成立典禮，吳稚輝代表國民黨中央致訓詞，此即蔣介石以國軍編遣委員會會長身份所作的答詞。
05、因魯滌平將湖南年稅收入逕報中央政府。
06、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張發奎曾發動廣州事變，擁汪精衛另立中央，自任臨時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是為第一次叛變。其後，遂為擁汪屢生叛變。
07、馮玉祥當時被閻錫山軟禁在山西。
08、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唐生智曾密與吳、孫聯繫，企圖顛覆南京政權。是為唐的第一次叛變。
09、據說閻錫山要在民國十九年九月九日九時九分舉行就任“國民政府”主席大典。
10、當中華民國政府討伐閻、馮、李大規模叛亂的中原大戰就要勝利結束時，一直對之持觀望態度的張學良乃發表此通電，以表示他“擁護中央政府”。
11、前為蔣介石一九二九年一月五日日記，後為蔣介石一九二九年十月八日日記。
12、《中日關係八十年之證言》第一六九五、一六九六頁。
13、中原大戰正式打響後，蔣介石曾親赴前線指揮，因叛軍鄭大章的騎兵突襲歸德機場，蔣險被所乘。
14、參見文聿著《中國左禍》一書，一九九四年香港天地圖書公司出版。
15、“十倍於鹹同之世”一語，乃指清王朝咸豐、同治時代的太平天國造反。
16、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蔣介石致陳誠電。
17、因在討伐張發奎時曾有積極表現而掌握了廣東兵權的陳濟棠，突然叛離中央，糾結張發奎及李宗仁餘黨，以及汪精衛、陳友仁等聯合發動叛亂，在廣州自組偽國民政府，並與江西中共暗通款曲。對此，中華民國政府軍在第三次剿匪中，因截獲毛澤東給彭德懷電報，才知道內情。此電報稱：“兩個月內出兵湘贛，接濟子彈五十萬發，即可解來；我軍務需固守寧都半月，待粵軍入贛，即可解圍反攻。”參見一九三一年七月蔣介石“告全國同胞一致安內攘外書”。
18、蔣介石：“告全國同胞一致安內攘外書”。
19、同上。
20、蔣介石：“剿匪的意義與做人的道理”。
21、楊樹標：《蔣介石傳》第二三七頁。
22、黃紹竤：《五十回憶》。
23、蔣介石：《剿匪手本》。
24、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蔣介石致曹浩森電。
25、參見本書下卷第二章。
26、孫中山：《中國革命史》，一九二三。
27、28，同上。
29、孫中山：《 建國大綱》第十六條。
30、孫中山：《建國大綱》第二十三條。
31、孫中山：《建國大綱》第二十五條。
32、《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彙編》上冊第六五八頁。
33、董霖：《中國政府》上冊，第四七九頁。
34、蔣介石：“出發剿匪告全國將士書”，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三日。
35、蔣介石：《中國之命運》。
36、若按孫中山先生之《建國大綱》，五院制當在憲政實現後建之。
37、指蔣介石被逼第二次下野前後。
38、英國思想家威爾士所言。
39、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之後和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運動期間，北方學生曾數度南下請願、示威，更數度長時間包圍國民政府，衝擊政府機關和國民黨中央機關，蔣介石並沒有動用武力以鎮壓，先是親自接見學生，解釋政府堅決抗戰的決心，後又堅持以和平方式解決之，從而多次化解了由中共為自救而陰謀發動的學潮。
40、重光奎：《外交回憶錄》。
41、一九二四年《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42、美國駐中國大使魏德邁所言。
43、河南人民出版社：《南京國民政府的建立》。一九八七。
44、一九九八年底，中共召開出版會議，將“散佈顛覆國家思想”等莫須有的罪名列為重罪，可判無期徒刑甚至死刑，以威脅日漸高漲的人民反抗運動。
45、張玉發：《中國現代史》，臺灣東華書局一九八八年版。
46、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大陸民謠甚多，如“十等人”、“革命老酒天天醉”等等，數不勝數。雖不能發表，卻暢行國中，為中共所不能阻（參見下卷第七章注釋）。
47、本節前後所列數字均得自中國大陸出版的《南京國民政府的建立》一書，並於兩岸所存歷史資料中獲得查證。
48、同上。
49、國民黨“一大”宣言曾根據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思想，對“平均地權”作了如下的解釋：“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價呈報政府，國家就價徵稅，並于必要時依報價收買之，此則平均地權之要旨也。”
50、參見張玉發《中國現代史》第五一八至五二零頁。
51、同上，第五七三頁。
52、費正清：《中國新史》。臺灣正中書局，一九九四。
53、《社會主義月刊》第一卷第七期，第十一期。

第六章：
01、〔美〕易勞逸：《毀滅的種子》第一六九頁。美國史坦福大學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一年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翻譯出版時，書名改為《蔣介石與蔣經國》。
02、據聞中國大陸已經有資料證明中共北方局曾令中共武裝人員在蘆溝橋兩岸打槍，策動“蘆溝橋事變”，以誘發日本的進一步侵略行動，目的仍然是在趁亂“圖存”。因作者並未親自看到該資料，故仍按原歷史定論予以闡述。可供參考者，是曾任日本關東軍參謀的田中隆吉在東京國際軍事法庭上的一段證詞稱：七月八日，我由內蒙化德乘飛機到天津。晚間在芙蓉館辟室與茂川秀和（天津特務機關長）對酌，他說：“放槍的事是共產黨幹的……。”我和茂川曾在參謀部共過事，瞭解他一向和北平共產黨方面學生交往密切，所以追問他一句：“那末，教唆他們幹的元兇就是你嗎？”他滿臉通紅地點頭承認。後來因茂川害怕承擔“第一槍”挑起戰爭、作為禍首的責任，又否認過隆吉的證詞，所以，僅在注中予以說明。
03、毛澤東曾在接見日本政客佐佐木更三時說過此話。周恩來則在很多公開場合下說過此話。大清攝政王多爾袞對降清的明大臣說過：“大清的江山非得自於大明，乃得自於闖賊。”
04、一九三六年兩廣“六一”叛變時，國民黨將軍、中共地下党、時任白崇禧參謀長的劉斐，曾對陳濟棠如此說。
05、一九三三年陳濟棠拒絕中央調兵赴贛剿共時所說的話。
06、蔣緯國：《蔣委員長十四年抗戰指導》，八十二年講于國家統一建設促進會。
07、即“塘沽協定”。
08、詳見下卷第五章。
09、參見前章注39。
10、參見楊樹標“蔣介石傳”。
11、同10，第三二四頁。
12、蔣介石：“廬山講演”。一九三七。
13、同十，第二六三頁。
14、摘自一九三一年底蔣介石在南京國民政府接見請願學生時的講話。《蔣公紀念專輯》，臺灣青山出版社。
15、同10。
16、《陳佈雷回憶錄》第二集第三十一至三十二頁。
17、同上。
18、參見楊樹標“蔣介石傳”。
19、一九三六年蔣介石親赴廣州和平解決兩廣“六一”事變，陳佈雷有日記稱：“李總司令德鄰欲親謁蔣公于廣州，歸還軍權，完成統一。蔣公聞其來粵，不等來謁，親往訪晤，謂不使其有屈就之感。中又與李同攝一影，消息傳播，薄海歡躍。”
20、同10，第三二九頁。
21、同上。
22、一九三五年，中共江西中央紅軍向西南逃亡時，雲、貴、川等半獨立省份遂向中央求援，至此，中央軍才算是“應邀進入西南”。但因蔣考慮到戰事不論勝負，對地方總不是好事，必造成騷擾，所以才派遣中央軍“左右護送”地將中共逃亡紅軍驅逐至陝北人煙稀少處，以圖包圍殲滅。如是，方使西南諸半獨立省份即地方軍事勢力，認為中央政府並無圖西南之心，從而才同意將大西南作為持久抗戰的根據地。中共黨史教本和中共拍攝的電影也都有嘲弄“蔣介石曾左右護送他們長征”的“笑話”。
23、魏萼、謝幼田著：《中國政治文化史論》第一五七頁。臺北五南出版公司。另見《紀念蔣公專輯》，臺北青山出版社。謝為中國大陸歷史學家，參見前注。
24、一九二七年秋蔣介石訪日時對日本朝野的講話。主要是希望日本能反省辛 亥以
來的對華政策。
25、蔣介石：“革命軍的責任是安內與攘外”。一九三三年五月。
26、［日〕古屋奎二：《中日關係八十年之證言》第八冊第五二頁。
27、張其均：《黨史綱要》第二章第九一三至九一四頁。
28、同01。
29、蔣介石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九日日記。
30、同06。
31、後來緬北劃為西太平洋戰區，受美、英參謀長聯席會議管制。中國戰區遂權責獨立，歸蔣指揮。
32、一九三七年十月二九日，蔣介石在淞滬前線軍事會議上的講話。
33、〔日〕：《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第一卷第一分冊。
34、《李宗仁回憶錄》第七四九頁。
35、《中國革命史研究薈萃》，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36、同28，第一七零頁。
37、《紀念蔣公專輯》，臺北青山出版社。
38、同35。
39、何應欽：“對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軍事報告”。見楊樹標《蔣介石傳》。另外，中共參加平型關戰鬥情形詳見下卷第四章。
40、參閱一九三七年八月七日中華民國“最高國防會議”文件。
41、〔日〕《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第一卷第一分冊。
42、同34，第七六八頁。
43、同上。
44、蔣介石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六至二十九日日記。
45、楊樹標：《蔣介石傳》第四十頁。
46、《國民黨抗戰殉國將領》，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九三八頁。
47、同01。
48、同45。
49、同45。
50、馮玉祥：《我所知道的蔣介石》。
51、《李宗仁回憶錄》第七七零頁。
52、馮治安巧電。參見何應欽在國民黨五屆七中全會上的軍事報告。
53、同28。
54、55、56同上，第一八五頁。
57、楊德均著：《中國抗日戰爭大畫史》。北開文化事業出版公司。
58、日本陸軍省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公佈的傷亡數字。
59、同47，第三三八、三五二、三八八頁。
60、何應欽：“在中國國民黨五屆十中全會上的軍事報告”。
61、揚樹標：《蔣介石傳》第三八八頁。
62、《羅斯福秘聞錄》。新群出版社，一九四九。
63、參見本書上卷第七章第二條注釋。
64、《國民政府重慶陪都史》第二四零頁。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三。
65、同上，第三四一至三四三頁。
66、蔣介石於國民黨五屆七中全會上的講話。一九四零年七月六日。
67、同64，第四零零頁。
68、同上，第四零一頁。
69、“市府秘書長談限價後的物價”。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新華日報》。
70、《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下冊，第七四四頁。
71、同60，第四零五頁。
72、同上。
73、同上，第四零七、四零八頁。
74、同上。
75、《中日戰時學術》第一頁。重慶天地出版社，一九四五年五月版。
76、同60，第三六零頁。
77、據大陸版《陪都史》稱：戰時教授月薪最高達六百圓，最低三六零圓；副教授最低二四零圓。另有教育部給的學術研究費五零零至一三零圓不等。
78、“慰勵歸國文化人”。《中央日報》社論，一九四二年五月三日。
79、《文化先鋒》創刊號第四頁。
80、僅一九四二年十月至四三年六月第二次霧都公演，即演出了“祖國在召喚”、“家”等二十二台大型話劇。
81、轉引自大陸版《陪都史》第二一一頁。
82、同64，第二一七頁。
83、參見一九九三年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國民黨—— 一九三七》一書。該書對蔣介石歷次親赴前線領導和指揮抗戰，以及數曆驚險的史實有詳盡的敍述，更有高度的評價。
84、85、86，參見北京師範大學等編寫的《中國現代史》和近年來中國大陸各種版本的現代史著作。
87、魏萼、謝幼田：《中國政治文化史論》第一四七頁。
88、同上。
89、同上，第一四六、一四八頁。
90、指東北軍元老楊宇庭因親日而反對“易幟”，被張學良用計所殺。
91、同88，第一四九頁。
92、張國燾：《我的回憶》。香港《明報月刊》出版社，一九七三年版。
93、同上。
94、參見《尼克森回憶錄》。
95、西安事變爆發，時全國一致反對和譴責張、楊。北大、清華的著名教授幾乎一致反對軍閥禍國，連後來成為中共戰利品的聞一多、朱自清等都發表宣言，憤怒譴責張學良“武裝劫持國家元首”，為張、楊所始料不及。唯有青島紡織工人聯名致書表示支持，顯為中共策劃。事變和平解決後，全國更是一片歡騰，國民自動放爆竹歡呼蔣介石平安回到南京。
96、蔣介石日記。
97、參見本書上卷第三章注釋。

第七章：
01、“走上憲政民主不歸路的中國政治反對派”。《中國政局觀察》第八期，美國海外中國民運組織“中國戰略研究所”出版。
02、張君勱，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民初留學英國和德國，曾于國內外任教授，一九三三年創國社黨，于上海辦《新路》雜誌，批評政府，曾被捕，不久獲釋，後赴德講學，抗戰末期回國，因政治嫌疑，在渝被軟禁，抗戰勝利後被釋，建立民盟並被政府邀請主持起草“憲法修訂案”。于時，曾與中共周恩來、陸定一、董必武、秦邦憲一起相商，不邀請國民黨代表一起討論修改，只在審議時才邀請各黨派代表參加。
03、在立法委員選舉中，政府曾給青年党八十個席位，民社黨七十個席位，但選舉結果，兩黨只得二十二個席位。兩黨不滿，國民黨欲讓出席位，黨內也不滿。後經政府做工作，兩党才於七月四日先後發表申明，決定參加政府及立法院。
04、一九四八年春，在國、共兩黨的最後一次和談中，毛澤東提出的第一個條件，就是要作廢“中華民國憲法”。
05、抗戰全面開始後，中共對內曾有“一分抗戰、兩分宣傳和七分發展”的決策。
06、日本一九四四年一號作戰命令。
07、一九四五年五月蔣介石日記。
08、美國中國問題專家易勞逸教授曾在《毀滅的種子》一書中指一九三零年中華民國政府公佈的“土地法”，是一個十分進步的綱領。後來，臺灣的土改即以其為藍本。
09、十九名著名叛將中，馬鴻賓、陶峙岳、盧漢、劉文輝、鄧錫候、潘文化等六人原就是有名的地方軍閥。高樹勳、吳化文、黃僬松、傅作義、鄧寶珊、張軫、董其武等七人，皆為舊軍閥部隊出身，其中六人為馮玉祥部下，吳化文則是漢奸。余者除一貫反蔣的程潛及其部下陳明仁屬於武漢政府時期的左派軍人外，郭汝槐自黃埔起即為暗藏在國民黨中的中共地下党，羅廣文之弟為重慶地下党重要人物羅廣斌，即小說《紅岩》的作者之一。曾澤生乃因鄭洞國被迫投降才被迫“起義”。參見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國民黨起義將領》一書。
10、陳敬之：《三十年代文壇和左翼作家聯盟》，臺北成文出版社，一九七零。
11、《尼克森回憶錄》。中國大陸版。
12、顧柏克著、陳國雋譯：《遠東是怎樣失去的》。第四三二頁。
13、大批中共地下党曾通過兩度容共滲透進國民黨高層實行“挖心”，以至連最高軍事指揮機關也為中共所打入。一九三六年兩廣六一事變中，曾策動李宗仁叛亂的中共地下黨員劉斐，即在內戰中擔任國民黨的作戰部副部長，專管國民黨軍隊的調動。所以，中共對國民黨軍事行動瞭若指掌。一九五六年，毛澤東在為中共元帥、將領授勳儀式上曾說：“劉斐才是我們真正的大功臣”（詳見下卷第五章）。
14、在國民黨“前賢”當中，汪精衛為做第一把手，曾不斷挑動反蔣，或每遇反蔣則必參加之，最後竟為做第一把手墮落為漢奸；胡漢民雖為功勞卓著的國民黨人，但中原大戰結束後，亦以為“馬上可以打天下，但馬上卻不可以治天下”，因而，想勸蔣介石退享“醇酒美人之樂”，將國家大事交給他們文人來管，被蔣軟禁。後來蔣雖賠禮，但他已生反蔣之心，並參預反蔣運動。西山會議派的國民黨元老們，雖為最早的反共先覺，但後來卻因為“不讓後賢”，先于馮、閻、李叛亂中參加擴大會議，後於粵變中參加非常會議，以參預反蔣運動。
15、一九三零年六月，于閻、馮、李大規模叛亂中，改組派、西山會議派曾與晉軍和西北軍初步達成協議，於北京懷仁堂召開“國民黨中央党部擴大會議”以聯合反蔣。七月三十一日發表“擴大會議反蔣滅共宣言”。八月七日，因汪精衛參加，閻同意汪掌党權，擴大會議遂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正式成立大會，發佈宣言，並重組“國民黨中央”。九月九日，擴大會議又在北平重組“國民政府”，選閻錫山為“國民政府主席”。不過旬日，因閻、馮、李兵敗，叛亂削平，擴大會議和由擴大會議成立的“國民黨中央及國民政府”，包括各派反蔣者，皆如鳥獸散。
16、一九三一年四月底粵方的四個國民黨監察委員鄧澤如、林森、蕭佛成、古應芬發表通電，以蔣介石軟禁胡漢民事公開彈劾蔣介石。五月下旬，孫科率領一批人潛離南京赴廣東，與胡漢民派、汪精衛派、西山會議派及兩廣軍人陳濟棠、李宗仁等會聚一堂，在廣州聯合召開中央執、監委員會非常會議，發表宣言，指責蔣介石“假訓政之名，行個人獨裁之實”。同時成立國民政府，以與南京政府相對抗。是為 “粵變”。其間，胡漢民、孫科，蔣介石，以及汪精衛曾分別于廣州、南京和上海召開了國民黨“四大”。後蔣被逼下野，孫科組閣。因日本戰事緊逼，孫科擔待不了，再請蔣介石出山，蔣乃回南京視事，出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並請汪精衛任行政院長。反蔣各派再作鳥獸散，並一蹶而難起。其後的零星叛亂，皆被蔣次第解決。
17、參見中國大陸學者編纂的《國民黨派系鬥爭史》一書。臺灣桂冠公司再版。
18、史達林在與宋子文和蔣經國談判中曾親口說道：“條約是靠不住的。”參見古屋奎二的《中日關係八十年之證言》。
19、司徒雷登：《在中國五十年》第十一章。
20、一九九五年二月十一日，陳立夫先生曾于臺北家中與作者談及抗戰相持階段，因中共制亂，他曾數次勸說屯軍西北的胡宗南一舉解決中共，胡不敢。後與蔣言，蔣亦不同意。一九四三年九月蔣介石甚至對內亦改變決策，說服黨人，要以“政治方法”解決中共問題。其原因，是由於史迪威聽信了中共及周恩來指蔣若消滅中共打內戰，將於美國對日本的戰事不利，從而造成美國的一再反對。參見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一日蔣介石和國民黨中央“對於中共問題的談話記錄”，以及陳立夫《成敗之監》一書。
21、一九九七年三月九日北美《世界週刊》曾發表黃雨川先生的批評文章：“千秋功過誰人能與評說”。該文指責海外華人中的某些知名學者，數年來一直媚共，捧共，並恃共以自捧，甚至將六四大屠殺的罪責完全歸咎于無辜的學生和民眾，為常人所不齒。
22、魏萼、謝幼田：《中國政治文化史論》。
23、費正清：《中國新史》。是為一九八九年之後，費正清所纂寫的最後一本中國現代史研究著作，並且一改他過去對中共的一貫肯定，從而否定了自己一生的中國現代史觀，雖然錯識仍多。該書為作者死前兩天親自送達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中譯本書名為：《費正清論中國》，臺北正中書局一九九四年出版。
24、郭沫若曾於一九五七年陪同毛澤東赴蘇，在圖一零四飛機上寫作了“機內和機外有著兩個太陽”這樣一首令人肉麻的阿諛之詩。從此，歌頌毛為紅太陽的詩歌便在中共文人中盛行。哪怕是在六零年那個“萬戶蕭簌鬼唱歌”的歲月裏。一九五八年，郭又創作了歌頌毛澤東的詩，曰：“主席走遍全國，山也樂來水也樂……”並親書該詩以配畫出版，為中共令銷全國。
25、文革之後，周揚複職，每會必作檢查，承認自己過去整錯了許多人，並親自對作者說過：“任何時候，都不要整人。”其悔悟之心誠為真實。一九七九年二月，人民文學出版社《新文學史料》雜誌第二期發表他回憶三十年代左聯的文章，文章中曾寫有“魯迅若是死他日，天安門前等殺頭”之語。

第八章：
01、劉國凱：“關於臺灣民進黨的崛起與大陸民運的受挫之思索”。
02、一九九四年，在中國大陸歷史反思運動持續深入的狀態下，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國民政府重慶陪都史》，其中對抗戰期間中華民國政府辦教育之可歌可歎的成就，予以了全面的介紹，表達了深刻的感佩之情。
03、同01。
04、華松年著：《臺灣經濟奇跡探源》第三二頁。臺灣恒學出版社。
05、據蔣介石總統晚年的侍衛長孔令晟將軍親自告知筆者，蔣介石對是否讓蔣經國承襲重任，心中曾有長期的衝突，並曾認為這樣做，將“無法對歷史作交代”。
06、一九九一年，中國大陸作家譚元亨在應邀赴加拿大等國訪問回國後，曾著有中篇小說《無效護照》”，發表在北京《十月》雜誌上，以自己在國外訪問的親身經歷，指責“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乃為“無效護照”。
07、孫中山：“中國問題的真解決”。一九零四年發表。其原話是：“中國正處在一場偉大民族運動的前夕，清王朝的統治正在迅速地走向滅亡，只要星星之火，便能燃成燎原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