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中國民主進程的巨大逆轉

　　誠如前述，中華民國以一弱國，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贏得了崇高的國際地位。如果她也象二戰後的其他國家一樣，能夠迎來一個和平建設的新時代，她的前程將無疑是十分光明的。然而，悲劇卻是，在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的當夜，於八年抗戰中“養在深山人未識”的中共軍隊，就已經發動了旨在奪權打天下的內戰。中華民國要在戰後的廢墟上期圖和平建國的希望，不但因之而破滅，而且，中國國民黨志在戰後迅速推行憲政、即還政於民的歷史願望，雖經慘澹努力，亦因之而灰飛煙滅。辛亥以來中國民主過渡的艱難進程，由是而發生了一個巨大的逆轉。

　　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的中國內戰，從中共一面來看，是一場旨在“打天下”的戰爭，因為中共數十年在蘇俄指使下造反的目的，就是要顛覆新中國 —— 中華民國，移植共產專制制度於中國。從中國國民黨一面來看，則是中華民國第三度統一中國的戰爭。因為，一度為北伐成功統一中華民國，二度為統一後蕩平新舊軍閥叛亂的餘波。從結局上看，則是中國國民黨護國護法的慘痛失敗。這是因為，中華民國的嶄新國統在中國大陸既已被中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所顛覆，中華民國的共和法統更已為中共的“共產專制制度”所復辟。而中共農民造反只能“建立新王朝和復辟舊制度”的歷史特質，中共所謂敵後抗日根據地之農村獨裁政權的性質（按：費正清死前對中共的最後用語），和中共從專制理念到復辟實踐都與民主政治風馬牛不相及的政治本質，自然又決定了這一場內戰的根本性質，乃是民主進步與專制倒退的一場殘酷歷史較量。

一　　民主進步和專制倒退的一場殘酷較量

　　本節冠以“民主進步和專制倒退的一場殘酷較量”這樣一個標題，歷史若倒退半個世紀，讀者一定會認為題中所指的專制倒退，必是中國國民黨及其失敗的政權無疑。而題中所指的民主進步，又一定會被誤解為奪取了大陸政權的中國共產黨。

　　然而，這是在五十年之後。因而這個認指非但已不可能，而且在中國大陸民間更無人會產生這樣一個歷史的錯覺。因為中國大陸民眾在半個世紀的痛苦和流血之中，已經知道了什麼是專制，誰才是專制。但是這又並不等於說，在中國大陸每一個人都已經懂得了，於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的內戰中被打敗的那個國家、政黨和政權，恰恰才是真正的新中國，才是一個真正民主進步的政黨和政權。歷史的悲劇在於，它失敗了，如同克倫威爾、羅伯斯庇爾與克倫斯基及其革命政權一樣地失敗了；如同她領導長期衛國戰爭直至勝利的光輝竟被全世界勢利的歷史學家們掩滅罄盡一樣。數十年來她為了推進中國由專制向民主艱難過渡的種種功績和實績，早已被忘卻，被掩蓋，甚至被誣衊和栽贓。

　　然而，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五十年的專制復辟統治，終於使中國大陸人民自己從反思那個 “失敗了的政黨和政權”為始，進而對那一場內戰中的失敗者，以及她在失敗前的最後幾年中，曾如何迅速推進中國民主化進程的歷史事實進行了再認識。而這一再認識的結論，便是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的中國內戰，乃是民主進步與專制倒退的一場殘酷較量，更是中國民主革命與以革命名義下的專制復辟進行長期較量的繼續。而所謂民主進步者，非但不是那個勝利了的中共，恰恰是那個失敗了的中國國民黨，和由孫中山先生親手締造的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 中華民國。顯然，歷史和現實的發展已經證明這一認識是正確的，而非錯誤的。


第一、訓政的結束和雙十協定的簽立

　　一、一九三七年前，中國國民黨因外患內憂而未能如期結束訓政，但已經準備結束訓政和籌備憲政。一九三七年後，國民黨不僅於艱苦抗戰之中，仍在推動著民主憲政的準備，而且，隨著再度“容共”和黨禁的實際開放，中國已經再一次出現了多黨政治的形態。當時的中國，除掉執政的中國國民黨以外，不僅還有一個有地盤、有軍隊的中國共產黨已經合法存在和獨立存在，並能參預國是，而且在原來就有的新聞、輿論、集會、結社等自由的基礎上，已經逐漸地和迅速地形成了一大批政治社團，直至其他在野黨派的出現。抗戰即將勝利結束時，就在這些社團當中，由國社黨和數家小党所結合而成的中國民主聯盟、中國青年黨等，非但已經應運而生，而且在國家政治上，已經愈來愈有了言權，甚至是事權。再加上法統原來就是共和的，執政的中國國民黨實行訓政的目的，又是要還政於民，實現多黨政治，因而，抗戰勝利之日，即已成為民主憲政大步推進之時。中國國民黨亦由訓政而開始了向憲政的實際過渡。

　　二、正因為法統是共和的，執政黨是要實行民主的，戰前和戰時亦已經為戰後的民主政治作了準備和鋪墊，戰爭遠未結束，中華民國政府就已宣佈將于戰爭勝利後一年召開“制憲國大”，然後召開“行憲國大”，實現“還政於民”。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即日本投降的當日，蔣介石便在中共已經借“受降”而挑起內戰之時，三次電請毛澤東赴重慶談判，並敦請美國大使赴延安斡旋，請求史達林敦促毛澤東參加和談，以消彌內亂和內戰，共同和平建設這個歷盡戰爭創傷的新中國。由是，毛澤東才在美國大使的 “護送”下來到重慶。國共兩黨歷經四十日的會談，於是年十月十日發表了“雙十協定”，其主要內容是：

　　（一）關於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
　　一、一致認為，中國抗日戰爭業已勝利結束，和平建國的新階段即將開始，必須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為基礎，並在蔣主席領導下長期合作，堅決避免內戰，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徹底實行三民主義。

　　二、蔣主席所宣導的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及黨派平等合法，為達到和平建國必由的途徑。

　　（二）關於政治民主化問題
　　一致認為，應迅速結束訓政，實施憲政，由國民政府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邀集各黨派代表及社會賢達協商國是，討論和平建國方案及召開國民大會等各項問題。

　　（四）關於人民自由問題
　　一致認為，政府應保證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國家人民在平時應享受的全部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

　　（五）關於黨派合法問題
　　政府承認國民黨、共產黨及一切黨派在法律之前平等，並皆有合法的地位。

　　（七）關於釋放政治犯問題
　　中共方面提出，除漢奸以外的政治犯，政府應一律釋放，政府方面表示：政府準備自動辦理，中共可將應釋放之人提出名單。

　　（八）關於地方自治問題
　　雙方同意積極推行地方自治，實行由下而上的普選。
　　…………

　　首先，這個協定之所以能夠簽訂，是因為中華民國政府與中國國民黨提供了一個“能夠與反對黨進行平等對話和平等談判的政治體制，或曰民主體制。”中共及其政權從來就沒有、也絕不允許存在這樣一個“政治體制和民主體制”。

　　其次，這個協定之所以能夠充滿平等和民主的精神，是因為執政黨及其政權，在本質上便是一個民主性質的政黨和政權。因為，執政黨首先已經承認了中共這個反對黨和其他政治黨派的合法存在，即承認了多党存在的現實，又決心要結束訓政，實現憲政，實行多黨民主政治。這對於一九四九年以後直至今天的中共政權則是不能想像的。01


第二、政協會議、制憲國大的召開和中華民國憲法的誕生

　　一、毫無疑問的是， “雙十協定”的主要內容確實充滿了民主建國和多党治國的民主精神。這個民主精神迅速而又具體的表現，便是三個月後即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這才是中國人民真正的政治協商會議。首先，從這個會議的三十六名組成人員來看，國民黨僅占八人，中共占七人，中國民主同盟占九人（中共為拉攏民盟送其兩票），中國青年黨五人，各界社會賢達九人。除國民黨八人外，其餘各黨派共二十八人均為本黨本派所推選，而非執政黨各級黨的組織部自己提名、自己審查和自己批准。他們才是真正的各黨派代表，與今日中國大陸那個“假政協”不可同日而語。其次，政治協商會議由協商而敲定的內容，基本上便是“雙十協定”的內容。它所擁有的民主內容與民主品質，基本上都體現在後來“制憲國大”所頒佈的“中華民國憲法”之中。

　　二、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於“制憲國大”上三讀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確是一部相當民主的憲法。她不僅以孫中山先生的“五權”思想彌補了“三權”的缺陷，以人民的直接選舉權填補了因間接選舉而產生的代議制度的缺失，而且賦予人民在直接民權行使中享有創制、罷免、複決的權力，無疑是對民主政治和民主制度的一個發展與完善，從而顯示了全民政治即民治、民有、民享的根本精神。特別是她所提出的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各黨派合法平等的原則，和各級法官及考試官員必須超越黨派的明確要求，既是對“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重大發展與完備，又充分體現了一個現代民主國家的政治原則，是“臨時約法”誕生後三十年間，中國憲政歷史艱難進步的政治結晶，是中華民國臺北政權之所以能夠逐步走上全面民主化道路的歷史根據，也是毛澤東和他的中國共產黨一定要否定和推倒“中華民國憲法”的根本緣由所在。難怪胡適之先生說“這部中華民國憲法比美國憲法還要民主”。若將之與鄧小平改革時代，有人僅僅說了一句“要政治民主化”就能被判刑十四年的中共“惡法”相比，誰是真正的民主，誰才是真正的專制，也就一目了然。

　　必須指出的是，這部“中華民國憲法”的誕生過程，不僅記錄了中國人民外患內憂的艱難時世，記錄了“民主與專制反復較量”的艱難進程，還紀錄了中國國民黨作為一個民主政黨的本質，和中華民國擁有一個共和法統的民主國家性質。“中華民國憲法”於訓政時期的一九三三年受命起草，於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公佈草案（即五五憲草），於艱苦抗戰時期和抗戰剛剛勝利結束的歲月裏，由各黨派及無黨派（包括中共）進行了四次大的修改。所以，它非但不是一黨一派的產物，而是多黨多派和無党無派人士共同努力的一個成果。第一次修改是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戰時最高民意機構國民參政會成立的憲政期成會在召開第二次會議時，就決定廣泛徵求對“五五憲草”的意見。一九四零年三月二十日，憲政期成會又召開第三次會議，根據各方意見，經過綜合整理，提出了“國民參政會憲政期成會提出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之修正草案”。第二次由部分國民參政會議員和部分國民黨中央委員，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二日組成“憲政實施協進會”，以“發動全國人民研究中華民國憲法”。一年後收到各方意見二百六十九條，經討論提出三十二項建議，題名“國民參政會憲政實施協進會對五五憲草的意見”。第三次是國共“雙十會談”曾決定由即將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予憲法以修改。而由政治協商會議所決定的憲法修改原則，其最為重要者，便是“關於人民自由，如用法律規定，需出自于保障自由之精神，非以限制為目的（第五條）”。而參加起草憲法修正案的中共人員即有董必武、秦邦憲、周恩來、陸定一等。負責起草者為當時親共的反對黨領袖張君勱，以及罵國民黨罵出了名的民盟領導成員羅隆基、章伯鈞、沈鈞儒等。張甚至在起草改組中，蓄意籠絡中共代表，常常排斥和不邀請國民黨代表參加。02 第四次修改是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八、十九兩日，即在制憲國大進行中。其間，一是由國民政府與青年黨代表左舜生、民盟代表張君勱、以及社會賢達代表吳經熊等兩次會商，根據修正案加以整理、補充和悖定，完成修正案；二是經最高國防委員會通過後，於十一月二十二日在立法院完成立法程式，然後再由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交由行憲國民大會連續召開六次大會，進行廣泛討論，並組成有二百人參加的八個審查委員會，分別對憲草內容進行審查；三是於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三讀通過。由是，“中華民國憲法”終於誕生。

　　“中華民國憲法”的誕生，標誌著制憲國民大會和制憲的成功，標誌著由孫中山先生所締造的新中國 —— 中華民國，歷經外患內憂和民主與專制的反復較量，終於由軍政、訓政而走向了實行憲政的歷史進程，標誌著中華民國之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由此而被確認。

　　制憲的成功，迅速地推動了行憲的實現。一九四七年元月一日，“中華民國憲法”正式公佈後，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立即開始了行憲的準備。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公佈《行憲國民大會組織法》，《行憲國民大會代表選舉罷免法》，《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立法委員選舉罷免法》，《監察委員選舉罷免法》和《五院組織法》。一九四七年四月六日，國民黨領袖蔣介石又與民社黨領袖張君勱，青年党領袖曾琦，以及社會賢達代表莫德惠、王雲五等，于南京為籌備憲政政府簽署了一項協商施政方針（十二條）。主要有：改組後之國民政府，由參加之各黨各派即社會賢達共同負責；二、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為合作基礎；中共問題仍以政治解決為基本方針；行政院長人選，應先徵求各黨之同意；凡因訓政而頒設之法制及機關應予廢止或裁撤；嚴格保障人民之各種自由；各省、市、縣參議會，儘量由各黨派人士參加……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全國舉行國大代表選舉。參加選舉者約二億五千萬人，共選出代表三零四五人。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各省市議會開始選舉監察委員。原定於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立法委員選舉，因各黨派代表名額問題而延至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一日。03

　　行憲國民大會于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召開。根據憲法，總統、副總統選舉不由黨派提名，而由代表自由組合一百人連署提名候選人。蔣介石以一次選舉所得二四三零票當選中華民國總統（當日出席會議人數二七六五人）；副總統選舉出現六人公開競選狀態，會內會外，輿情起伏，競爭激烈，曆選數次，最後由李宗仁當選。由是，雖然行憲後的國民政府仍由中國國民黨執政，但是，中國國民黨已經是經過民選的執政黨，已不具有原來一黨訓政的意義。

　　上述事實證明了戰後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已在真誠地和迅速地推進著整個國家的民主政治建設，其由軍政、訓政而憲政的建國、治國目標，也終於在內戰的烽火中得以實現。如果此時的中國沒有內戰，即沒有中共為奪取政權所發動的戰爭；如果此時的中共能夠遵守自己親自參預和通過的“雙十協定”與“政治協商會議”各項條約，包括它親自參預修改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如果中共在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不僅一再為它保留龐大的席位和一再敦請、等待它出席的情況下，能夠為了國家和人民的福祉，停止內戰，參加國大，遵循而非堅決推倒由它親自參加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04 則戰後的中華民國，不僅因此而能夠迅速地走上全面民主政治的道路，而且一定能夠象戰後的其他國家一樣，在戰爭的廢墟上重新建設發展起一個美好的戰後中國（詳見下卷第五章）。由是，中國大陸人民非但不會再度歷經殘酷的內戰，而且更不會在嗣後半個世紀既無外患、更無內憂的和平環境下，只因中共專制統治集團的迫害和蹂躪而橫死八千萬之數，超過日本侵略者殺害我同胞的數倍以上。以至今日，中國大陸人民仍只能“苟全性命”於中共專制復辟政權之下。然而，也正是中共五十年的專制復辟統治，才又為全體中國人民補上了誰是專制、誰非專制的歷史一課。雖然，中國人民為此所付出的代價實在是太大了。由是而論，稱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的中國內戰，乃是一場民主進步與專制倒退的殘酷較量，難道還不是正確的嗎？


二　　國民黨政權在內戰中失敗的原因

第一、日本侵華戰爭是國民黨失敗的根本歷史原因

　　中國國民黨在內戰中的失敗，蓋其根本的原因，為日本帝國對我國的十四年瘋狂侵略。這是因為：

　　一、正是日本帝國長達十四年的侵略，不僅給剛剛統一的中華民國帶來了無窮外患，更為中共在蘇俄指使下的持續叛亂造就了“天賜良機”，尤使因陰謀策動“西安武裝政變”而絕處逢生的中共，終因全面抗戰的爆發，而獲得了圖存和擴張的大好歷史條件，從而導致了國、共兩黨力量的相消長。中華民國幾為抗戰而將“國底掏空”，相反，中共卻在“一分抗戰，兩分宣傳和十分發展”中“成長壯大”起來了。05

　　其一、在軍事上，國民黨軍隊的慘重傷亡已如前述（參見第六章）。相反，中共卻在決策“日蔣火拼”和乘國難以擴張的“抗日”總方針下，從不足二萬人馬發展成了擁有一百二十萬正規軍隊和二百萬民兵的農民造反力量。所謂戰爭的“創傷”和戰爭的損失，在中共只是一句笑談而已。加之中共既不打日本，日本也就不打中共，雙方甚至暗通款曲，互相默契（參見下卷第四章）。由是，日本只對遠在重慶的蔣介石黃山官邸進行輪番轟炸，一再發動大舉攻勢以叩重慶門戶，卻從不對近在咫尺的延安稍作進攻；只將國民黨軍隊、主要是中央軍當作他們狠狠打擊的對象，甚至咬牙切齒地叫囂“務必鷹懲蔣政權，不達目的決不甘休”，叫喊“集中火力消滅國民黨中央嫡系部隊”，卻聲稱“對地方雜牌軍則不必理會”。06 整個抗戰中，日軍共擊潰中華民國政府軍七十五個師，中央軍即占三十五個師。所以，一九四五年國民黨軍隊與中共軍隊的比例雖是四：一，但國民黨軍隊已主要是 “地方雜牌”。

　　其二、在經濟上，八年抗戰龐大的軍費開支和長時期的戰爭破壞，造成了中華民國政府在經濟上的極大損傷。一九三七年政府收入為八七零百萬圓，軍費開支卻為一一六七百萬圓；一九四一年政府收入為二零二四百萬圓，戰爭費用為一九三三百萬圓；一九四五年政府收入為二一六五一九百萬圓，戰爭費用為一二六八零三一百萬圓。這種情況，除掉逼迫政府借外債和內債以外，只好大量發行鈔票，如此又為戰後的通貨膨脹和經濟的惡化帶來了最重要和最直接的原因。相反，中共既無對國家的責任，又因不打日本而無戰費的巨大負擔；既能不斷要求擴編軍隊而獲得國民政府所給予的軍費，又能自己開展 “大生產運動”，即種鴉片、賣鴉片以買槍、買炮準備內戰；既不需要維持和發展戰時國家經濟，卻能依靠劫奪地主土地、財物和強迫農民交物納糧，而獲得相當可觀的收入。戰後，中共既無通貨膨脹經濟恐慌之虞，卻有蘇俄的大量軍援和經援之獲。因此，中共的“窮家”，也就實在比國民黨的“窮國”要容易對付得多（參見下卷第五章）。

　　其三、在統治區域上，中華民國政府雖然因為堅持八年抗戰而付出了極大的犧牲，亦獲得了最後的光榮勝利，但是，勝利後的中華民國卻迎來了所謂“國統區”和“解放區”之分。在八年抗戰中，被中共到敵人後方去開闢的“抗日”根據地，竟已成為從中華民國政府手中“解放”出來的“解放區”。在中華民國，非但“一國已有二主”，而且中華民國政權竟已變成了僅僅是“國民黨統治區”的國家政權，統轄的人口不僅比戰前少了四分之一，統轄的地區亦比戰前少了四分之一強。由是，因抗戰，而使中國成了一個破碎的中國，更使中華民國政府成為一個破碎的政權，其力量之大大被削弱，也就可想而知。相反，在戰前，僅剩下二萬乞降人馬和僅“統轄”了數十萬人口的中國共產黨，卻在抗戰伊始便擁有了陝甘寧和晉察冀這兩個合法的和獨立的邊區政府，戰後更擁有了面積達一百余萬平方公里、人口達一億以上的統治區域。至一九四四年，中共從一九三七年發展起來的敵後“抗日”根據地，已在全國發展到了十六個活動基地，其中五個有各級政府，八個設立了行政委員會，三個為軍事區域。其勢力已遠遠超過一九一一年以後任何一家持槍稱亂的大軍閥。

　　其四、在政治上，由於中共使盡了“宣傳”的伎倆，因而，在中華民國有輿論自由，而在延安卻絕不容許有任何言論自由的前提下，中共才不僅騙取了包括美國在內的不明真相者的同情，而且它的在野黨地位，和它有槍、有地盤、有實力、更有“共產主義美好理想”作為欺騙的旗號，又使許多不明真相者和深懷野心者與之相互勾連，狼狽為奸，並利用它來要脅政府和反對政府，甚至恃共產黨以挾國民黨。就前者而言，國民黨在明處，共產黨在暗處，故國民黨有錯，舉國皆知，甚至舉國皆反；相反，若共產黨有錯，則舉國無知，也就更不可能反了。是時，姑不論共產黨在實際上不抗日，假抗日，甚至做出了種種“聯日反蔣”的賣國行為，單就延安的“整風運動”，“搶救失足者運動”和“深挖國民黨特務的運動”，及其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殺人如麻的情形，在“國統區”就非但無人揭露，甚至連知道的人也沒有。但這些事情若發生在“國統區”，為國民黨所為，則不知要給共產黨和所謂的民主人士們鬧到怎樣的地步。蘇軍在東北不知蹂躪了我多少同胞女子的慘事，竟不為人所知，更無人敢講，但由中共一手製造的所謂美軍強暴中國女學生沈崇案，卻能把全國鬧得天翻地覆。就後者而言，即那些曾擁共產黨自重，而敢於大罵國民黨、大罵中華民國政府和蔣介石的所謂民主人士們，他們雖然認共產黨為民主，指國民黨為獨裁，為共產黨做盡了幫兇、幫忙和幫閒的勾當，但他們在一九四九年以後不是被共產黨送掉性命，就是被共產黨強迫勞教、勞改、流放，或終於成為巴兒狗的悲慘命運，實在將當年他們敢於大罵和橫罵國民黨和中華民國政府的“勇氣與風采”，拋到了九霄雲外，從而成為今日中國大陸人民所極端不齒的形象。因而，在國民黨統治區乃是民主的和開放的，在共產黨統治區卻是專制的和封閉的這樣一個極不相同的歷史狀態下，中共的輿論欺騙實在是欺騙了成千上萬的中國人民和無數的國際人士，尤其影響了戰後美國的對華政策。而輿論作為一種積極有用的武器，再加上為所謂的民主人士們操之在手，它就在促成國、共兩黨政治力量的消長上起到了極端重要的作用。嗣後，嘗足了製造輿論甜頭的中共一旦奪取了政權，也就絕不容許任何輿論的存在了，直至連人民說話的自由也全部為他們所剝奪悖盡。

　　二、八年抗戰雖然使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獲得了戰勝日本法西斯的輝煌勝利，但是，卻使它立即面臨了內戰爆發的巨大內憂，更使她立即處於“戰、和兩難”的極端困境。因為中共在長期不抗戰中種種圖謀反叛中華民國的表現，尤其是它在日本投降之日就立即製造種種赤裸裸軍事行動以發動內戰的行徑，早已將它要奪權的野心，訴諸在不可遏止的欲望之中。但是，剛剛結束了長期外患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面對共產黨逞之不及的全國性叛亂，不打則勢將被中共所顛覆，打則不僅要頂內戰的罪名，而且，因八年全面抗戰的勝利而剛剛得以喘息的軍隊和人民勢必厭戰。再加上內戰一開，長期戰爭的創傷非但來不及平復，特別是經濟上的創傷就更是沒有可能迅速撫平，此無疑又為國民黨政權增加了一個至為重大的罪名。如前所說，國民黨在陽面，共產黨在陰面，國民黨稍有戰爭動作，則全國反對之，為共產黨在“國統區”所一再策動的“反內戰”示威遊行，便會隨時隨處爆發；相反、共產黨早已發動了內戰，甚至已經大打特打在前，卻無人知其真相。即便是你美國來的調停人要視察，它也只給你看它願意給你看的，或將那些早已做好了樣子的給你看。因此，國民黨在此被動局面之下，一方面只能主動地和一再地邀請共產黨和談，提出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邀請美國人來調停，留下龐大席位以敦請共產黨參加兩個“國大”，從而對和平存僥倖心理；另一方面又在中共從來就沒有停止過的內戰行動面前，不打不甘，打又不敢，捆手搏腳，羞羞答答，以至一再詒誤戰機，坐失良機。這就給共產黨的一個黨、一家軍隊和一心一意地要打內戰、打江山，帶來了對於對手的絕對優越性。

　　三、僅僅在三年半之前、即太平洋戰爭爆發時曾致電蔣介石，對中國人民在蔣領導下獨立堅持四年半抗戰尤表敬佩的美國總統羅斯福，居然就能為了敦促蘇聯對遠東用兵，以使自己能夠及早地退出戰爭，便能輕易地將戰勝國中國對東北的主權，當作“賄賂的禮品”，悄悄地送給了新沙皇史達林。這個賄賂的“禮單”就是“雅爾達密約”。它的主要內容是：

　　（一）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現狀必須維持（即繼續逼迫中國放棄對外蒙的主權）。

　　（二）將一九零四年由於日本背信棄義攻擊（即指一九零四年日俄戰爭）所受侵害的帝俄舊有權利予以恢復：一、庫頁島南部及其鄰近的一切島嶼，都必須還給蘇聯。二、保護蘇聯在大連商港的優先利益，並應該使該港國際化；以及恢復作為俄國海軍基地的旅順港租借權。三、東清鐵路（滿州裏 ——綏紛河之間的橫貫線）、南滿鐵路（長春 —— 大連之間的蹤貫線）應由中蘇設立合辦公司，共同經營，但須保障蘇聯的優先利益。同時，則使“中華民國在滿州保有完整的主權”（引號為作者所加）。

　　中華民國雖因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作出了巨大貢獻，才獲以廢除不平等條約，然而，此刻，一紙“雅爾達密約”，竟又使她重蹈了晚清時代喪權辱國的境地。無怪乎蔣介石在得悉“雅爾達密約”的部分內容後，曾痛徹心脾地說道：“就只是這些問題，已經是足以置我們中華民族於萬劫不復的境地。不僅此也，就連美國本身而論，在今後百年之間，也將很難探尋到在亞洲安全與和平的日子”。“未來的世界情勢，又在重蹈第一次大戰後霸道競爭的歷史覆轍了。”07 斯言之痛，世界歷史的發展已經給予了最為確鑿的證明。

　　史達林正是手拿著這樣一分“密約”，以所謂五項先決條件（雅爾達密約的數條內容）作為前提，才願意對日宣戰，更以消滅日本關東軍為誘餌，來迫使同為戰勝國的中華民國政府與之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然而，直到美國投下兩顆原子彈之後才對日本開戰的史達林，不僅由此而在我國東北撈到了無數的戰利品，而且如其所願地將整個東北交給了中國共產黨（參見下卷第五章）。這就在國、共兩黨的整個戰略態勢上，決定了中華民國政府完全可能失敗的命運。

　　總而言之，僅從上述三個方面看來，我們就可以確鑿無疑地認定，如果沒有日本帝國的侵略，則既不可能有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中國內戰的爆發，也就沒有中華民國政府第三度統一中國戰爭的失敗。中國人民既不會因此而遭受較之日本侵略更為漫長與痛苦的共產專制復辟，亞洲亦不會在戰後成為蘇美“冷戰”的戰場，而世界也決然不會是今天的這副模樣了。追根究底，二十世紀上半期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實為造成中國人民痛苦歷史的萬惡之源。今日中國大陸老少婦儒皆能道的一句話，恰恰就是：如果沒有日本的侵略，哪有共產黨。


第二、 蘇俄蓄意顛覆是國民黨失敗的重大外在原因

　　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在內戰中失敗的另一個重大外在原因，誠如胡適之先生所言，便是“蘇俄對中華民國長達二十八年的蓄意顛覆”。本書上卷第三、第四及第五章已經指證了蘇俄誘逼中國國民革命為俄式共產革命的陰謀，和它持續命令中共武裝顛覆中華民國的罪行。本書下卷還將進一步揭開上述陰謀罪行的事實，以及二戰結束、內戰開始以後，蘇俄支持中共發動內戰以武裝顛覆中華民國的陰謀行徑，藉以說明新沙皇俄國的蓄意顛覆，乃是國民黨失敗的重大外在原因。此處不再贅述。


第三、土地問題未能解決是國民黨失敗的根本現實原因

　　國民黨之所以在內戰中失敗，有一個根本的現實原因，就是未能實現“平均地權”的理想。她雖然在一九三零年就頒佈了一個十分進步的“土地法”，並且，即便是在艱苦抗戰的歲月裏，也始終在摸索著和實驗著對於土地問題的解決辦法。但是，一因內亂頻仍，二因外患連連，三因重視不夠，才造成了只有土地改革的進步綱領，08 而不能向廣大農民兌現。然而，辛亥以來直至抗戰勝利的三十四年間，年年戰爭所給中國農民帶來的痛苦和負擔，非但未能稍減，卻常常是急劇加深。這既是北伐時期中共就能夠煽動農民造反的最重要原因，又是抗戰時期中共能夠於敵後奪地擴張的最重要條件，更是中共能夠在共產革命的名義下，發動起一場傳統型中國農民戰爭的重要社會基礎，特別是中國國民黨在內戰中之所以遭遇巨大失敗的最直接、也是最根本的現實原因（參見下卷有關章節）。


第四、中華民國從未真正統一是國民黨失敗的重大內在原因

　　國民黨之所以會在內戰中失敗，還有一個重大的內在原因，便是中華民國在實際上只獲得過形式上的統一，卻從來不曾獲得過內在的統一。

　　一、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重建中華民國南京政權，到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東北“易幟”初獲統一，直至一九三七年七七蘆溝橋事變爆發，其間十年，內有包括西安事變在內的新、舊地方軍事勢力十三次公開武裝叛亂，外有日本帝國對於中國侵略的逐步擴張和東北等地的先後淪陷，以及淞滬抗戰和長城抗戰的相繼爆發。雖然內部的武裝叛亂，在性質上為殘餘專制勢力對於民主革命再造成功的再反撲，並且次第被中華民國政府所平息、所蕩平，但他們的叛亂對於中華民國的統一和中華民國在政治、經濟及各方面的建設和發展，都起到了十分嚴重的破壞作用。至於外部敵人 —— 日本帝國對我國的侵略和擴張政策，不僅造成了對中華民國統一與和平的最大破壞，更為國內殘餘封建軍事勢力的反叛，帶來了“假國難以謀亂”的天賜良機。

　　二、一九二七年七月，在汪精衛的武漢“俄國政府”亦實現“分共”以後，中共在蘇俄直接策劃下，欲變中國國民革命為俄式共產革命的陰謀雖遭失敗，但是，在蘇俄的直接命令、策劃與指揮下，中共遂在南方農村持續了十年的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並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俄屬“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嗣後，雖經中華民國政府軍的歷次圍剿而慘遭失敗，但是，中共又因策動西安事變成功和全面抗戰爆發而絕處逢生，從而導致兩個政權並存局面的形成。這不僅是對中華民國統一與和平的持續破壞，並且終因對日抗戰的長期性和艱苦性，而使之成為對中華民國的致命威脅。
　　三、雖然中華民國南京政權的重建是北伐打倒軍閥的成果，次第蕩平李、馮、閻等新舊軍閥的大規模叛亂又鞏固了中華民國南京政權，然而兩度由武力征討所得到的統一，雖然使政權獲得了較為穩固的基礎，但十七年軍閥混戰的影響，不僅帶來了小型叛亂的繼續發生，而且埋下了殘餘軍閥們朝附夕叛的重重危機，從而帶來了以所謂“和平手段實現和平統一”的後遺症。並且，正是這些朝附夕叛的地方新舊軍事勢力，才會在內亂必定分裂的定數之下，為保存一己的勢力，因時適勢地製造了一系列對於中華民國的反叛。八九年後中國大陸出版的現代史研究著作已經指出，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內戰中反叛中華民國的十九位著名“國民黨叛將”中，除極個別有特殊背景者外，幾乎均為殘餘軍閥及其勢力這一特質，實在不能不說是國民黨遭遇失敗的又一重要原因（具體名單見本章注釋）。09

　　四、正因為在名義上歸順中華民國的新舊地方軍事勢力，乃是以槍桿子來維持實力和維護其一姓統治的地方封建勢力，所以，凡是由新舊地方軍事勢力所統治和控制的地區，其社會狀態非但與民主無涉，甚至較之正常的和統一的專制王朝更壞。這種狀況，不僅是對中華民國共和國體的諷刺，而且造成這些地區的人民對於中華民國政權的不滿和不信任。這就給口稱革命和民主、高喊共產主義理想的中國共產黨在內戰中的勝利，和國民黨在內戰中的失敗，奠定了又一個重要的社會基礎。


三　　國民黨和蔣介石的重大歷史錯失

第一、以傳統思想文化對抗現代共產思潮 —— 思想陣地先敗

　　倘使要追究國民黨和蔣介石在內戰中失敗的自身原因，首當其衝者，便是國民黨和蔣介石在思想文化戰線上的首先失敗。

　　一、歷史的事實是，幾乎在中華民國政府軍於江西剿共取得成功的同時，中華民國卻在思想文化戰線上被共產黨所戰敗。特別是在上海等一些大都市，在一大批失意和失路的小知識份子心靈深處，在那些“左翼作家和左翼文化人所馳騁的文化戰場上”。究其根本原因，一是中國國民黨只意在剿除拿槍的中共黨人，卻為了在一個非常時期內能夠堅持自身的民主理念，竟給了那些叛亂者以“新聞、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結盟的充分自由”。著名的“左聯”，這個以收買魯迅為旗號，為中共配備有黨組書記的純共產黨組織，在內憂外患交相煎迫的時代條件下，不僅曾橫行滬上，囂張於整個中國文壇，並且“拿起筆、作刀槍”，肉麻地歌頌新沙皇史達林，無情地指罵正在艱難推行著民主進程的中華民國政府，瘋狂地號召中國的第四階級起來“革命”，從而成為中共在南方落後農村進行大規模叛亂、叛國的“文化支隊”。有必要指出的是，所謂左聯五烈士，他們之被處決，並非因為他們是詩人和作家 —— 實際上他們也只是幾個文學青年而已，而是因為，他們是在國難當頭時為中共武裝叛亂、叛國而效命的“中共地下工作者”，是打著文學旗號，或曰在文學的掩護下以實行叛亂和叛國者。否則，我們就不能理解，那些天天都在寫詩作文罵著國民黨和蔣介石，天天都在作文寫詩歌頌著新沙皇史達林的“無產階級”的詩人和作家們，為何均未遭遇被處決，甚至都未遭遇過僅僅是被批判、被鬥爭的厄運呢？更何況，作為文學青年，他們那些一再號召發動共產革命的所謂“文學作品”，在當時就能出版和傳播的事實，恰恰證明他們已在思想文化上享有著充分的創作自由和充分的反政府自由。因此，我們只能憐惜他們作為文學青年的死，卻無論如何不能憐惜他們作為叛亂和叛國者的被處決，更不能因為他們的被處決，而指罵那個已經給了他們創作自由的時代（雖然處決本身非為必須）。因為，如果他們在革命名義下的叛亂和叛國一旦成功，則任何創作的自由都將會被他們絞殺得乾乾淨淨；因為，無數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下被處決和被迫害的文學家和藝術家的鮮血，於今早已將他們這些“前驅”推到了歷史罪人的地位之上（作者按：魯迅曾著文稱他們是無產階級文學的前驅）。

　　二、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面對著共產主義思潮，面對著來自蘇俄的共產文化入侵，不僅沒有予以堅決地批判和取締，竟只想簡單地依靠傳統儒家思想文化，來對抗這個為“科學”所包裝的、東西方傳統大同思想的“變種”。從而不僅中斷了新文化運動對於傳統思想文化的批判，甚至不是肯定新文化運動的思想成就，辨析它後期的錯誤支流，引導它走向對於傳統文化中專制思想文化體系的批判，並在此基礎上建設和發展民主主義的新思想和新文化，卻一味地和簡單地用被新文化運動所批判過的傳統文化和固有道德，來抵抗這個“被現代化了的傳統大同思潮”，更要以“禮儀廉恥忠孝節義”為基本口號和基本精神，來公然地提倡舊道德和舊文化，以抵禦、抵抗和批判那個被舊帽翻新了的“共產牌思想文化”。這在一些共產派知識份子和一大批失意和失路的小知識份子心裏，無異是復古、復舊和倒退，是與“袁世凱及他的北洋軍閥們同唱了一台老戲”。而由戴季陶先生等所提出的，“要以倫理的固有美德，來感化人心，增長人性”，亦同樣只能為那些已經“經歷過二十年代思想解放運動的知識青年們嗤之以鼻”。因為他們寧肯相信甚至追求被十九世紀西方人文科學所包裝過的西方傳統大同思潮，也決不願意相信和重奉“東方的固有文化和美德”，甚至只會走向它的反面。實際上，也恰恰是那個被現代科學包裝的西方大同思想和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的結合，才使得一大批“失意和失路的小知識份子”與之一拍即合。猶如一位文藝史家所論，共產主義思潮“對當時的那些由於時代的動盪不安才失學、失戀和失業的青年來說，則尤足以迎合他們的反常心理，和挑撥他們的偏激情緒，而為他們所欣然聽從和樂於接受。於是他們受其蠱惑和煽動，就好象飛蛾撲火似的紛紛投向了赤色的魔陣裏去，甚至為之賣命效死而心甘情願”。10 其實，只要稍稍考察一下一九二七年之後，中共領袖集團成員和一大批共產革命狂熱參加者的“出身和成份”，便不難明白這個立論的正確了（參見下卷第二章）。

　　三、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人，之所以會在思想文化戰線持軟弱態度，取錯誤做法，其根本原因，一方面是他們自身受到了傳統倫理道德的約束和自由民主理念的制約，一方面則是他們尚缺少對於民主主義思想文化的深刻認知，從而才會在思想理論上顯得貧弱無力，缺少建樹，缺乏批判的精神和力量。一九三九年五月七日，蔣介石在中央訓練團黨政班上發表“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其實現程式”的演講時，就曾說出了“共產主義只重經濟、近於民生主義，卻不重視民族與民權主義；共產黨人宣導民主、亦只重視一個階級的利益，而不兼顧全民的利益；法西斯主義注重民族主義、卻不重視民權與民生主義”這樣一些對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均有著明顯錯誤認識的話。至於他一生都將“禮儀廉恥忠孝節義”作為做人準則和教導原則的做法，就更是凸顯了儒家傳統思想文化對他的影響之深。如前所說，蔣介石不愧為一位卓越的民主革命家，一位有著堅定民主理念的民主戰士，但是，正是在民主革命思想與民主革命理論的建樹上，他才與他最為敬佩的孫中山先生，具有著相當的差異。在他堅定地保衛和推進中國國民革命的艱難歷程中，憑心而論，亦有相當的力量，不是來自于他對現代民主自由思想的深刻認識，而是來自於他對孫中山先生本人，和對於孫中山先生所交付的國民革命事業的一片赤膽與忠心。


第二、權威領袖不威，民主橫遭利用 —— 反被指為獨裁

　　蔣介石作為孫後中國民主革命的新權威人物，不僅是歷史造就的，亦是當時絕大多數黨人和民眾所承認的。在一個外患內憂交相煎迫的歷史環境下，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正因為有了這樣一個新權威，才有可能外抗侵略，內平叛亂，使護國、護法的歷史重任能夠次第完成，更使得民主建國能夠獲得醒目的成就。但是，也正是這個被承認的新權威，蓋因他“重然諾，儒氣太深”，11 矜名節而重恕道，因而，他才在歷史的關鍵時刻和非常時刻，不敢以其權威之心和威權之行來保衛新秩序和新制度。這既是當時訓政舉措不力的根本原因，更為日後中國國民黨在內戰中的失敗，深藏下了種種危機。

　　一、如前所說，自一九二七年中華民國南京政權重建，直至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戰爆發，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雖然對中共的武裝叛亂和武裝割據採取了征剿的政策，但對中國共產黨不拿槍的反叛，即中共對共產主義的戮力宣傳和對中華民國的惡意攻擊，非但沒有給予堅決的反擊，甚至為了民主的理念，而給了他們新聞、出版、言論、結社、集會的種種自由。這就不僅使初獲統一的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的訓政措施，遭到共產輿論的一再歪曲和圍攻，而且予共產主義思想文化勢力在中國的滋長、發展、甚至橫行，直至予中共爭取知識青年、統戰知識份子、騙取民眾輿論，帶來了過分自由的時代條件。這個條件無疑為中共的發展帶來了極大的優勢，因而也就為自身的失敗埋下了不幸的種子。

　　二、自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中華民國政權雖然對於舊、新地方軍事勢力的次第反叛採取了平息和平叛的方針，並且獲得了勝利，但對於屢屢發動叛亂的殘餘軍閥，以及某些對中華民國政權名歸暗抗的地方封建軍事勢力，手段過於軟弱。非但沒有及時剪除，甚至任其再興、再起和再叛。這就為中華民國來日的失敗，在自己的內部埋下了再度分裂的禍根。如前所說，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的中國內戰中，從國民黨陣營裏反叛出去的叛將們，幾乎全是地方封建軍事殘餘勢力的歷史事實，便是國民黨對這些“逆子貳臣”過於寬容的一個直接惡果。

　　三、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變既是由中共和地方軍閥聯合謀叛的武裝政變，策略上雖應該予以和平解決，原則上卻無論如何不應該就此而將“八年剿匪之功”毀於一旦。只要能夠保證民主國體不再被顛覆，民主革命不再遭遇專制復辟，寧可被人指為“獨裁”，甚至是“背信棄義”，卻不可僅僅為了“重然諾”，而置祖國的命運和人民的禍福於不顧。然而，蔣介石這位權威的國民革命領袖，雖有民主理念，卻更有儒家傳統，因而才在應該以權威的力量來保衛新制度和新秩序的關鍵歷史時刻，卻“不願和不敢獨裁”。設想一下，正因為西安事變才更加瞭解自己極負民望的蔣介石先生，如果能在西安事變之後，一邊向全國人民示以抗戰的決心，一邊則決心剿滅中共，以堅持執行“安內攘外”的正確國策，則二萬中共殘餘既難逃覆滅的下場，中華民國政權亦從此避免了後來的內戰和失敗，中國大陸人民更不會在中共專制統治之下痛苦地輾轉至今。如是，則“一時之駡名”與“千秋之功績”又何能相比。一九四九年以前，一些所謂的民主人士，曾利用國民政府所給予他們的言論、出版自由，公開地奚落和嘲笑蔣介石“獨裁無膽、民主無量”，但在實際上，訓政時期的蔣介石先生乃是“獨裁不願和民主過量”。因為我們只要從反面拿他與毛澤東的獨裁和殘暴稍作對照，或從正面將他與英國的克倫威爾、法國的羅伯斯比爾和拿破崙稍作比較，他的崇尚民主理念、注重個人名節和深恐被指為獨裁之種種表現，就恰恰是造成他和國民黨失敗的又一個重要原因。當年的美國駐華大使魏德邁將軍，不僅認為“大陸剿共的失敗，是因為國民政府沒有獲得強有力的威權，以使得政府的政令有效實行”，而且認為，“國民政府被攻擊獨裁，是顛倒事實”。他說，“這個政府對於個人的干涉太少，而不是干涉太多。它最後失敗的原因，是未做應做之事，而不是做了不應做之事”。12 魏德邁的話，便是指國民黨政府絕非獨裁的政府，蔣介石亦絕非是一個獨裁的領袖。今日中國大陸人民常說“國民黨和蔣介石要是有共產黨和毛澤東萬分之一的獨裁和專制，那麼，中國早就沒有共產黨了”。歷史是無情的，卻也是公正的。


第三、數度容降容叛，黨爭內興外連 —— 困惑党人民心

　　國民黨在內戰中的失敗，還有一個值得重視的自身原因，這就是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因為數度容降容叛而造成了自身的高度不純，以及由此而造成了党爭連連，從而造成了党人和民心的困惑。

一、中國國民黨在思想和組織上均遭到了中共的長期滲透和嚴重滲透

　　如前所說，中國國民黨從理論到實踐都是一個民主革命政黨。但是，如果說它的前身中國同盟會乃是一個有著高純度的民主革命同盟的話，則於一九一二年擴大成立的國民黨，其組織的純潔性，已遠不如辛亥之前的中國同盟會了。孫中山正是鑒於此，才要學習俄黨組織嚴密的經驗。但是聯俄容共的結果，非但沒有嚴密國民黨，卻反而使中國國民黨陷於嚴重不純，直至公開的分裂之中。一九二七年，如果沒有蔣介石和一批真正的國民黨人起而救黨，並在北伐中果斷清黨，中國國民黨怕早已成為歷史的骨董。雖如此，共產主義的幽靈，不僅從此遊蕩在中國國民黨之中；中共的潛藏勢力，更從此在國民黨中起著分化和瓦解的作用；國民黨原來的幼稚病和權力病患者們，亦只要時機一到，便會立即發病，以禍害本黨，禍害中國的國民革命。尤其是全面抗戰開始，在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竟接受了中共的“輸誠”即 “投降”之後，中共“打進去和拉出來”的挖心戰術，亦從此打得更歡和挖得更深。被中共收買和統戰的國民黨官僚及其子女，更是層出而不窮。在後來的國共兩黨內戰中，中共深入到國民黨核心層次，直至是最高軍事指揮機關以竊取作戰機密的情形，之所以不斷發生，無非是中共能夠在思想和組織上進行長期滲透所造成（參見下卷第五章）。13

二、中國國民黨在組織上魚龍混雜、良莠不齊

　　一九二七年的國民黨清黨，雖然清了中共，卻並沒有使中國國民黨從此成為一個思想統一、組織純潔的黨。除掉共產主義的幽靈還在國民黨內時有徘徊，中共的暗中滲透仍在繼續以外，蓋因中國國民黨要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軍事力量以北伐打倒北方軍閥，因此，其又在相當程度上，將一些舊軍人和舊軍事力量的代表人物招進了黨內。更有甚者，則是在北伐勝利進軍中，一大批投機革命的舊軍閥和舊軍人，不僅參加了北伐，而且也參加了國民黨，軍閥馮玉祥率全體參加國民黨便是一例。而一大批在北伐成功後被迫歸附中華民國的大小軍閥，竟也被接納到了黨中。這就使得國民黨變得更加蕪雜。中國國民黨不僅因此而成為一個“統一戰線”的党，甚至成了一個“招降納叛”的黨。國民黨的革命信念、革命思想、革命目標和革命綱領，在實際上從來就沒有為這些被招降納叛者所接受。這不僅使得國中民眾困惑不已，而且極易產生對國民黨的不信任感，同時更為國民黨自身的分裂，和黨中異己者在內戰中對“本黨”的倒戈，埋藏下了極大的危機。

三、中國國民黨的內部黨爭及其惡劣影響

　　在有聯俄容共做法之前，中國國民黨從未有過明顯的黨爭，更沒有鮮明的對立派別。但是，自有聯俄容共做法之後，中國國民黨黨爭遂起，甚至一發而不可收拾。它們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相互錯雜，互相影響。概而言之，一是因聯俄容共才造成了黨內反俄反共派即“右派”，和奉俄親共派即“左派”的出現和對立。二是在孫中山先生逝世之後因蘇俄顧問、中共與國民黨中的親俄派聯手爭奪最高權力，遂使國民黨党權大部落入蘇俄顧問、中共和國民黨親俄派手中。三是北伐之爭導致蘇俄顧問、中共和黨中以汪精衛為首的“左派”，排擠、打擊以蔣介石為首的軍事實力派，結果反為蔣介石為代表的軍事實力派乘機反擊並獲勝算，由是才有北伐的勝利出師。四是蘇俄與中共唯恐國民黨北伐成功統一中國，乃陰謀挑起國民黨更大的黨爭。此舉雖然造成國民黨寧、漢兩個政權分裂的局面，卻最終造成了國民黨先後一致絕俄清黨，由是而有北伐的最後成功和中華民國初步統一的告成。其後，中國國民黨在擺脫了蘇俄與中共的分裂和破壞以後，其黨爭又出現了兩種新的局面：

　　第一種局面是在蔣介石因功勳卓著而成為孫後的新權威以後，國民黨中以汪精衛為代表的某些“前賢”，他們有的為了爭奪最高權力，而忘記了党、國的存亡；有的則為了自己昔日的功勞，便絕然地要“前賢不讓後賢”；有的僅僅為了一己的權位，竟能接過蘇俄顧問與中共的“法寶”，指罵蔣介石是新軍閥和獨裁者。14 從第一次渡江北伐時的逼蔣下野，到北伐成功、中華民國統一之後的三大軍閥叛亂；從大小軍閥聯合叛亂，到各派反蔣勢力聯合召開擴大會議，以另立中央和另組國民政府；15 從各派反蔣勢力借機召開非常會議到三個國民黨“四大”的同時召開 16 —— 上述種種不顧大局、不識大體的行為，實在是極大地減弱了國民黨作為一個革命政黨的光彩，更在一般黨人和國人面前留下了對國民黨認知的困惑。特別是為中共和企圖顛覆中華民國的境內外形形色色敵對勢力，指責國民黨不是一個革命政黨，甚至指罵她是一個反革命政黨，帶來了藉口。

　　第二種局面，是在中華民國初步獲得統一之後，蓋因新舊軍閥不論大小都已經參加了國民黨，因而，以李、馮、閻為代表的所有大小軍閥的叛亂，以及後來出現過的多次小規模反叛，都變成了“國民黨的內戰”。這不僅使國民黨陷於有嘴說不清的窘境，而且使外界，尤其為中共將新舊大小軍閥對於中華民國政府的連續叛亂，均指罵成“國民黨新軍閥混戰”，找到了頂頂合適的藉口。這一指罵乃極其有效地詆毀了國民黨作為一個民主革命政黨的形象，不僅為她在內戰中的失敗預留了影響，而且，更使得這一詆毀的效應，延留在文學創作和歷史研究的領域，至今仍為一些不識真相的作家和研究家們所津津樂道。17

第四、蔣介石在戰後外交和戰略上的重大失誤

一、從“以德報怨”到“全力返俘”的錯失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深夜，日本終於宣佈無條件投降。翌日中午，蔣介石即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向全世界作了“以德報怨”的廣播講話，聲稱“不念舊惡和與人為善是我們民族傳統的至高至貴的德性，中國將對日本帝國的八年侵略戰爭以德報怨”。這個以傳統的中國恕道，和西方基督教所謂寬容精神為藍本的“以德報怨”政策，雖然從亞洲的長遠利益和戰後亞洲的形勢來看，並非沒有它積極的意義，但是，若將它與美國總統杜魯門于同年九月二日為《日本投降文書》簽字所發表的演說相比，我們就能看見兩者之間的絕然不同了。杜魯門說：“我們不會忘記珍珠港。日本軍閥的罪惡絕不能滌清，也絕對不會被忘記。如果和在恐怖戰爭中犧牲的美國男女性命比較，任何勝利都是渺小的。”然而，正是這個“以德報怨”政策的影響，才使得何應欽在外戰剛結、內戰立起的險峻形勢下，竟將遣返日本戰俘置放到了頭等大事的地位。不僅調集全國百分之八十的車船，於兩個月之內即將日本戰俘全部安全送歸日本，而且每一個俘虜還奉送大米三十斤，作為臨別的安撫。當此國共正在爭奪東北的緊接關頭，在國共兩黨的大規模內戰已經迫在眉睫、運兵尚嫌十分困難的情形之下，竟如此地來實施“以德報怨”的精神，說輕了，是謂本末倒置；說重了，豈非有討好之嫌；說白了，如此寬待日俘的國民黨，因很快就要被迫應付內戰，又將使不知內情的民眾產生怎樣的聯想？更何況我以德報怨，善待日本，戰時、特別是戰後的日本，又何嘗曾以德還德於我呢？七十年代伊始，搶在美國前面與中共建交的是日本；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大屠殺後，第一個與中共握手言歡的還是日本。日本甚至至今都不願承認它對我國發動侵略戰爭的罪行。所以，因以德報怨而在遣返戰俘中所犯下的錯失，實在不能不說是一個負面影響遠遠超過正面影響的錯誤決策。

二、甘奉“弱國外交”的嚴重錯失

　　如前所說，在一九四五年二月的雅爾達會議上，羅斯福曾將中華民國對東北的主權悄悄地當作“禮物”送給了史達林。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三日，獲悉了《雅爾達密約》部分內容的蔣介石曾立即電令在三藩市的宋子文拜詣杜魯門總統，反對《雅爾達密約》中有關“租借”的措辭。是年六月十五日，當赫爾利大使送來《雅爾達密約》的全文時，蔣已深感“此約將使亞洲永無寧日”，更意識到“史達林獲東北權益後必對於中華民國造成極大的威脅”。但是，僅僅為了順從美國的意見，蔣竟於是年六月至八月，兩次派宋子文與蔣經國赴莫斯科談判，並終於在八月十四日、即美國已經對廣島和長琦投下兩顆原子彈，日本已經宣佈無條件投降之夜，與蘇聯簽下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這無疑又是一個嚴重的錯失。因為，一是日本強佔東北和蘇聯進佔東北，在我國同為對東北主權的喪失。因此，被迫同意羅斯福的叛賣而與史達林簽約，其結果不過是“攆走了老虎又迎來了狼”而已。二是當時日本成為戰敗國，已是定數，敗軍之師關東軍無論如何強悍，也只能是“強弩之末而不能穿魯縞”了。即便想負隅頑抗，在其國家已經投降並已經被美國控制以後，其動盪的軍心亦不容其不降。所以，推遲對關東軍的受降，既能外擋蘇俄，又能內抵中共，豈非以逸待勞？換言之，寧肯讓敗國之軍暫駐東北，亦比讓剛剛在西線戰場上打贏了德國的蘇俄驕兵佔領東北為強。因為前者侵略心理已經崩潰，後者卻因戰爭的勝利而野心正熾。史達林之所以一直延遲到日本宣佈投降的八月八日夜、即遲至美國投下兩顆原子彈以後才正式對日宣戰，也就是在等待著關東軍整個心理防線的崩潰。而關東軍之所以兩日之內即被蘇聯軍隊摧枯拉朽似地“打敗”，皆因敗國敗軍不堪一戰而已，絕非中共向中國大陸人民所吹噓的那樣。三是蘇軍對東北的佔領必有助於中共發動內戰。然而，時至八月八日之後，中華民國政府仍然委曲求全地希望能夠與蘇聯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其結果無非是為蘇聯出兵東北、佔領東北、掠奪和破壞東北資源，特別是支持中共發動內戰，送去了一個 “合法而又合時”的藉口。更何況史達林早就在談判中明言“條約是靠不住的”呢 ！18 歷史的事實是，蘇聯軍隊在佔領我國東北以後亟欲長期侵佔和大肆掠奪的罪行，特別是它將中共秘密放進東北和把東北讓給中共的做法，實將它要繼續顛覆中華民國、並移植共產專制制度於中國的罪行昭然而若揭（詳見下卷第五章）。

　　也許，在羅斯福已經秘密將中國出賣之後，企圖阻止蘇聯以對日宣戰為藉口乘機出兵我國東北，是當時的中國所阻攔不住的。但是，如果中華民國拒不與其簽署“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它對我國東北的出兵，就屬於不合法，世界輿情就會指蘇聯為侵略。此尤罷了。如果蔣介石先生在五月已確知《雅爾達密約》部分內容後，就能對蘇聯出兵東北可能產生的後果周詳考慮，更在六月赫爾利送來《密約》之後，一方面公開抗議美國出賣中國主權予蘇俄，一方面絕對不承認《雅爾達密約》，一方面則因預計到蘇聯佔領東北後，一定會幫助中共出關佔領東北，因而在策略上採取一邊與蘇聯談判以拖延時間，一邊積極謀劃于蘇聯強行出兵東北之前，先在軍事上完成切斷中共北進關外的部署，以造成未來“關內打狗”、即“關門打狗”的局面，則國民黨在內戰中的勝負，亦有可能走向它的反面，或起碼不至於輸得那麼慘。如是而論，雖然都是事後諸葛亮的聰明，或僅僅是 “非親臨其境者”的妄論，但是，無論如何，本“弱國外交”之委曲求全的心理，而受制於人，或被迫於人，其敗北的成數自然便會大得多。這也是古今戰事的一個普遍道理。孫子所謂“怒而撓之，卑而驕之，未戰而廟其勝算，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便是這個道理。況我之卑，必助敵之驕；我之廟算不勝，則必助敵廟算之勝。實非妄言也。


三、“美國夢”的幻滅

　　國民黨在內戰中的失敗，還是中華民國政府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感激美國，追隨美國，依賴美國，始終受制於美國和對美國抱有幻想的一個悲劇結局。中華民國之所以如是，一方面固為二戰結盟所使然，一方面亦為中華民國的民主國體所決定，一方面則是因為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曾得到過美國的支持和援助。

　　但是，中華民國在對美國關係上的第一個錯失，是認美國是一個強大的民主國家，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主將，卻忘記了美國對內雖擁有一個最為民主自由的社會制度，對外卻是一個為了自身國家利益，而能夠不惜背棄和犧牲盟友的“列強之一”。忘記了在戰爭中，中國和美國是互有支持，即：你雖支持了我的對日抗戰，我也支持了你的對日太平洋戰爭。更忘記了是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才造成了美國對我國的需要和美國對我國的援助。否則就不能解釋，直至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美國還在將煉好的石油和鋼鐵運送給日本打中國。因此，任何高於自身國家主權和利益的知遇之心和報償之想，都只能使自己國家的主權和利益遭受極大的損害。中華民國政府正是在這個至為重要的國際關係原則上，犯下了嚴重的錯失。

　　中華民國政府對美國關係上的第二個錯失，是她對美國認識的偏差，才造成了對美國的過多依賴，即在相當程度上，因誇大了美國處理世界事務的能力和智慧，從而為自己的失敗製造了不應有的前因與後果。近百年來，美國在對東方國家的關係上，正是因為在政治、思想、文化、語言上的種種隔閡和障礙，加上自以為老大先進，又無應有的虛心，因而，才由其對東方國家、民族認識的淺薄和無知，而迭出錯誤的東方政策。就其對中國的關係而言，正是美國對辛亥之後的中國缺乏正確的認知，所以，它才會在前期與其他列強一起，對中國國民革命的艱難進程橫加干擾；在後期，又對中共的所謂革命抱有浪漫式的同情，卻對在內憂與外患交相煎迫之下，仍然堅持民主進步的中華民國政權和中國國民黨，抱著不應有的反感心態。甚至錯誤地認為中共才是民主力量，而國民黨卻反而具有封建性質（費正清語）。特別是當中國內戰已成顯局，蘇俄正在千方百計地支持中共打內戰之時，美國不僅斷絕了對於中華民國的援助，卻聲稱“對中華民國統一中國的內戰，不可鼓勵，也不可在任何方式下予以幫助，以組成一個包括共產黨在內的聯合政府”。19 這就不僅令人有背信棄義的感覺，而且令人有反臉無情之恨了。何況美國總統羅斯福對中華民國的叛賣，乃是中華民國在內戰中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更何況一九四一年之後，中華民國明明有無數的機會足以置中共以死命，卻都是因為“美國不同意”而坐失良機。20 但是國共內戰開始前後，中華民國政府卻處處仰仗美國，不僅請求美國大使赫爾利赴延安為國共調停，而且在內戰被迫開打之後又屢屢請美國幫助實現停戰，直至造成中華民國的國內政治與國內戰爭竟需要以美國的意見為意見。可惜的是，中華民國政府處處唯美國意見是從，卻失敗了；可歎的是，中共卻根本不聽美國那一套，甚至公然發動反對美帝國主義的運動，卻勝利了（參見下卷第五章）。

　　中華民國政府終於失去了大陸，美國也失去了中華民國這個亞州最重要的盟友。直至一九七二年，美國總統尼克森又在中共專制統治極其殘暴黑暗的文革時期親赴北京，親謁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專制獨裁者毛澤東。美國隨後竟與臺灣斷交，甚至將聯合國的創始會員國和已經實現了民主和繁榮的中華民國，驅逐出聯合國。直至今日，美國仍在為了它和中共的共同利益，而一再地打壓民主繁榮的中華民國臺灣。矗不知歷史的教訓何時才能夠被記取。


四　　國民黨的腐敗和國民黨非因腐敗而失敗

　　在中國大陸，指戰後的中國國民黨和中華民國政府是因腐敗而失敗，既是勝利者中共的刻意宣傳，亦為毫無言論自由的中國大陸民眾所接受。因為腐敗召人痛恨，因腐敗而亡國就更是咎由自取。只是今日的中國大陸人民，不僅已經認識到國民黨戰後腐敗的來由和性質乃與中共完全不同，而且認識到，國民黨“非因腐敗而失敗”。一個最簡單的理由就是，自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前後才腐敗起來的中國國民黨政權，既然短短幾年的腐敗就能夠導致它的失敗，那麼，不僅在程度上，尤其在時間上，其腐敗和腐爛只能使國民黨政權望洋興嘆的中共政權，卻為何至今仍不見其亡黨亡國，甚至一再為海外的某些華人學者們所美言、所親近呢？21 因此，指國民黨因腐敗而失敗，誠不足信。此其一。

　　其二、戰後的國民黨日漸腐敗了下去，這是事實。但是，戰後國民黨的腐敗，其集中表現和主要表現，乃是通貨的急劇膨脹。而通貨的急劇膨脹和由通貨膨脹所導致的“政權腐敗和社會腐敗”現象，乃為二次大戰各交戰國所共有的歷史現象和社會現象。但以通貨膨脹為主要腐敗表現的國民黨政權竟失敗了，其他國家非但沒有失敗之虞，卻都能在戰後的廢墟上重建家園，甚至迅速地走向了民主、繁榮和富強。可見，國民黨在戰後的腐敗，亦不是它必然要失敗的根本原因。因為，如果戰後的中華民國也能夠象其他國家一樣，不再立即經受內戰的煎熬和痛苦，不再因內戰而加劇經濟的惡化，同樣能夠克服通貨膨脹並制止腐敗，從而獲得戰後政治經濟的進步和發展，則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的失敗，也就非為“定數”。

　　其三、國民黨政權的腐敗，始于抗戰勝利的前夕，發展於戰後內戰全面爆發之時，加劇在國民黨最後失敗的時刻。因此，首先是因為戰爭，才使得中華民國國家經濟遭到全面破壞，國力被掏空；同樣因為是戰爭，才使得戰時經濟出現了“高權力和高集中”現象；還是因為戰爭，不僅使得人民的生活水準急劇下降，而且使得一部分不法官僚始有可乘之機。據一九八九年後中國大陸史家統計，戰時中國沿海大城市均被日本佔領，因而作為過去重要收入的關稅，三年內即損失百分之七十七，鹽稅減少百分之五十六，抗戰時期後方工業的成長率自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五年，雖以百分之二十七的平均增長率得以增長，但一九三七年財政赤字僅占國家財政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七，一九四一年赤字已達百分之八十一。軍事上，軍費的支出占國家財政的比重，從一九三七年的百分之六十六點五，已上升到一九四七年的百分之八十七點三。工業上，僅在“八一三”上海抗戰的三個月內，被毀工廠即達二二七零家之多，損失資產八個億。農業上，據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統計，全國十一億四千萬畝耕地，有六億畝遭到破壞；全國原有耕牛兩千三百萬頭，戰時損失八百萬頭。猶如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的《大公報》所指出的那樣：“就現在這樣的農村經濟形勢看來，再過兩代恐怕也無法重建……最終將是農村經濟的枯竭和農村的崩潰！這將是敵人投降後的一個最可怕的敵人。”

　　正是長期戰爭的破壞，才造成了如下這樣一個結局：在抗戰結束時，重慶主要日用品的價格已經上升到戰前的一七六三倍。後方有些地區，主要消費品價格則上升到三七八三倍。其重要的影響是：“文官于如此情形之下，極難抵禦貪污的誘惑，軍官要不吃空軍饗，也必須作超人的克制。銀行的存款簿成了一張廢紙，中產階級已經從中國的社會消失。”22 因此為填飽肚子和斂財預後而使官倒滋生，投機成風，國民黨政權才迅速地形成了自身的腐敗局面。尤其是恰當其時的“勝利接收”，更使一大批“餓極了、讒極了、也貪極了”的官員，猶如餓虎撲食，不擇手段。在中國大陸，凡是從中共文革期間走過來的人，只要稍稍回顧一下在文革中挨過整的中共各級官僚，于四人幫垮臺後又上臺時，所迅速表現出來的極度貪婪景象，便能夠領會出其中的“奧妙”來。正是這個奧妙，才揭示出了，前者乃因長期的衛國戰爭所造成，後者卻為中共的內訌、內鬥、主要是極權制度所造就。

　　至於在戰爭的廢墟上又爆發的那一場殘酷內戰，對於承擔了八年全面抗戰重任的中華民國政府來說，自然只能帶來通貨的急劇膨脹，腐敗的迅速擴張，和党心民心的日趨渙散罷了。這對於一個剛剛經歷了長期外戰、又在被迫進行內戰的政權來說，腐敗雖不是它失敗的原因，但腐敗卻成了它走向失敗的必然夥伴。這是任何一家政權在走向失敗時都不可避免的。中共官場於八九年前後，特別是八九年後開始的“人人搞錢留後路、個個及時行樂”的腐爛現實，便是它的明證。

　　其四、在我們闡釋了國民黨戰後腐敗的成因，和國民黨非因腐敗而失敗之後，我們就可以再來論及為何國民黨腐敗就要迅速失敗，而共產黨千倍萬倍的腐敗卻至今未敗的原因了。

　　首先，國民黨及其政權失敗的決定性因素，乃是那一場內戰本身。如果我們設想一下，在今日超過千倍、萬倍於國民黨腐敗的中共大陸，如果存在著一支在外國勢力的支持下欲奪取中共政權的強大武裝力量，並且正在攻城掠地，席捲萬里關山，則中共的迅速敗亡，怕早已成為“史話”。

　　其次，一方面要看到國民黨於內戰中腐敗加劇這一事實，一方面則更要看到正是八年抗戰所帶來的嚴重戰爭創傷，才在經濟上將國民黨政權拖到了面臨崩潰的地步，也才導致了通貨膨脹及政權腐敗狀況的出現。加之勝利接收中的腐敗行為和接收後在經濟政策上的措置不當，以及內戰本身對於通貨膨脹惡化的強刺激，和共產黨在國統區煽動學潮、工潮，用中共今日的話來說，就是到處製造混亂、動亂、暴亂所造成的惡果，這一切加起來，也就普遍地導致了人民對內戰中之國民黨政權的強烈不滿，並由是而加速了國民黨在內戰中的失敗。這自然是“非人力、殆天數”的一個結果。而這個“天數”，便是三十八年來從未間斷過的外患和內憂對於中華民國政權的交相進攻，以及國際國內形形色色專制勢力內外勾結，合縱連橫，旨在阻斷中國民主進程和顛覆中華民國，所共同造就的一個悲慘歷史結局。如果我們再設想一下，抗戰勝利後，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發動的那一場殘酷內戰，中華民國也如同戰後的其他國家一樣，得以休養生息，一邊治理戰爭所留下來的創傷，一邊從事新的和平建設，則縱使腐敗一時難靖，亦不至於轉瞬即已走向敗亡。更何況其民主國體的迅速建設，所必然要造就的民主進步與經濟發展，又勢必會促使我們的祖國走上政治民主化和經濟現代化的道路之上呢。這自然不是臆想。因為失敗後的中華民國臺北政權既已經提供了它的證明，中共大陸政權亦早已從反面提供了它的證據。如前所說，更是一生偏袒中共、一生指斥中國國民黨的美國中國問題“權威”費正清先生，在臨死前才得出的唯一正確結論。他說：“如果沒有日本的侵略，中國國民黨是能夠將中國領向現代化的道路上去的。”23


兼 論　　二十至四十年代中國民主派知識份子的弱點、錯失和教訓

　　在近現代中國由專制向民主過渡的艱難反復進程中，中國的傳統知識份子們亦如這個過渡期的中國社會一樣，自身也發生了巨大的轉變甚至是裂變。他們當中有些人為建立一個民主共和國不惜犧牲了自己的生命；有的卻在知識文化上乃至修養上，都在為自己進行著艱難的更新；有的因屬幼稚，而不能對革命時代的複雜和反復狀況深所理解，至於灰心喪氣；有的則由於傳統知識份子的本相未變，而與十九世紀歐洲共產主義思潮一拍即合，從而走上了俄式共產革命和傳統農民造反的道路。尤其是在本世紀二十至四十年代，即從辛亥之後到中共在大陸復辟專制成功，中國的傳統知識份子，恰恰是在這樣一個革命與“革命”不分，進步與反動不明，科學與愚昧糾纏，民主與專制從理論到實踐都令人真假莫辨的時代，發生了巨大的裂變和重大的分化。由於上述種種的原因，他們當中的一些人乃迅速地從傳統型知識份子轉身一變就成了共產派知識份子 —— 陳獨秀、李大釗是他們在政治上的先驅，魯迅、茅盾、郭沫若是他們在文化上的代表，范文瀾、翦伯贊等則是他們的繼承人。他們全盤否定傳統，又全盤接受馬列；全面批判祖國正在艱難推進的民主過渡，又肉麻地歌頌新沙皇史達林的專制俄國。尤其是在二十至四十年代，他們不僅吸引了一批傳統型的小知識份子，更吸引了一批失意和失路的知識青年，從而造成了一股強大的“共產派思想文化潮流”，充當了中共在蘇俄命令下奪權造反以顛覆中華民國的喉舌，和在思想文化上要絕傳統、滅民主、求共產的急先鋒，直接為中共於中國大陸復辟專制的成功，立下了汗馬功勞。他們雖然曾高喊著民主和自由的口號，以反對正在艱難中推進民主和自由的中華民國，但他們在本質上與實際上，卻是一些穿著共產主義思想外衣的、失意和失路的傳統型小知識份子，與真正的民主派知識份子絕然無緣。其歷史的過失，已經不言而喻。此其一。

　　其二、正是在這一歷史時期，處於轉型期的中國傳統知識份子，其中亦有一批人由真正的傳統派逐步地完成了向民主派知識份子的過渡。五四時期對學生“采思想自由原則、取相容並包主義”的北大校長蔡元培，五四時期曾推動了白話文運動和提倡了新思想、新文學的胡適之，以及後來從西方留學歸來的儲安平等，便是他們在思想和文化上的先驅者和代表人物。他們大都是在西方留過學的知識份子，既有對民主政治與現代科學的體驗，又有學術上的專長。他們的特點乃是毫不含糊地期望中國能夠走上與西方一樣的民主與科學道路，因而才會不遺餘力地與土生土長的共產派知識份子相抗衡；缺點，則是因目睹已經走上了成形和成熟期的西方民主社會，因而又對中華民國向民主的艱難過渡，以及這一過渡的速度、範圍和程度，常常懷有不滿。猶如今日某些臺灣背景的美國華僑，特別是其中的某些學者們，所表現出來的對臺灣的不能滿足和不斷指責一樣。雖然出於好心，但是，在形形色色的專制勢力亟欲顛覆新國家和新制度的艱難時代，便極有可能因與敵人同唱了一支歌，從而為共產派所利用，所分化，所誘變。其中亦有一些人，因其在西方留學求職的辛酸而終生懷有對西方民主社會的怨懟之心，甚至因此而走上了反對西方民主制度和擁護東方專制制度的道路。這在實際上與把西方看成是天堂的錯失乃事同一理。對於沒有在西方生活過的人來說，尤其是沒有在美國生活過的人來說，是誠難理解透徹的。聞一多由是而從反對現實的“不民主”走上了為中共所利用的不歸之路；朱自清則以所謂“不食美國麵粉”的叔夷伯齊之風，竟成了中共的戰利品和宣傳品。

　　其三、辛亥之後的中國，一方面雖然處在由專制向民主過渡的艱難反復歷程中，一方面又因為惡鄰蘇俄的蓄意顛覆和日本帝國的公然侵略，因而，愛國主義的理念、情操和情緒，便承襲著我們民族最為源遠流長的內在凝聚力，使得一批正在思想文化上處於轉變期的知識份子，力圖超然在黨派與政治觀念之上，而以“愛國”相號召，相激勵。他們當中有些人是忠貞激烈的愛國人士，有些人卻是不分青紅皂白的愛國者。因此，當有人只因奄奄待斃，才以高喊“一致抗日”來謀其一党的生存時，這些不分青紅皂白的愛國者們，便立即與之一拍即合，甚至結伴為伍，直至為其奔走呼喊，製造社會對他們的錯覺。所謂七君子在上海文化界掀起的“不打內戰、一致對外”的反政府高潮，不僅為中共所一手策劃，並在實際上為中共一黨的“救亡圖存”起到了難以估量的作用。相反，也正是因為知識界的這些愛國者們不解國情，又不分青紅皂白地指責蔣介石“不抗日和不抵抗”，才在根本上混淆和顛倒了真假抗日者的界限。

　　其四、中國現代知識份子在從傳統走向現代的歷史轉變過程中，還有一批知識份子，因“求仕進”的孽根未除，因而，他們才明為要民主，實為求官做。如若做成了官，便不再罵政府不民主；如若做不成官，便要罵政府是專制和獨裁。羅隆基、章伯均之流便是這一派的典型。因此，他們的民主，是要打折扣的；他們心裏的民主，無非成了要由他們來“作主”的代名詞。由是，他們才會對民主和專制缺少真正的是非之心，也就極容易為中華民國在政治上的敵人所拉攏、所利用、所操縱。羅隆基為做官而退出民社黨，並不再罵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又因未做成官，而立即在政協會議上幫中共橫罵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事實，實在是這樣一些所謂民主派知識份子靈魂的活生生寫照。至於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內戰時期，戰爭形勢利於中共時，就喊“延期召開國大”，戰爭形勢不利於中共時，就喊“和談”的所謂民主派人士史良等，在實際上早已成為披著民主人士外衣的共產黨了。

　　二十至四十年代的中國民主派知識份子，于中國由專制向民主之艱難反復的過渡進程中，由於自身亦處在轉變期和分化期，因此，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在享受了太多的自由和民主時，非但不知珍惜，甚至反對、謾駡給了他們種種罵政府、罵執政黨和罵領袖自由的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而當他們在一九四九年之後已經完全喪失了上述種種自由時，他們當中的許多人，不僅一去做人的尊嚴，甚至甘當專制統治的奴才和幫兇。因早已與毛澤東暗通款曲，並為了與中共演雙簧、“要民主”而天天罵國民黨、罵蔣介石的梁漱溟，“解放”後連一次“發言”的權力都沒有爭到，便永不再爭了，就更不用說罵。一心一意要做官的羅隆基， “解放”後只做了幾天的部長便被打為大右派，遂橫遭批鬥打擊而不能善終。“解放”前時時都敢公開辱駡蔣介石是獨夫民賊的郭沫若，“解放”後最大的本事，就是一再地將那個中國歷史上史無前例的專制魔王毛澤東歌頌成了他和全中國直至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陽。24 至於一生為國民政府所養，晚年乃用著“紹興師爺”的尖刻文風，天天指罵國民黨、國民政府和蔣介石先生，日日要追求“下個世紀曙光”、即“共產主義曙光”的魯迅，則正如文革之後的周揚所為他悲歎的那樣：“魯迅若是死他日”，也只能是“天安門前等殺頭。”25

　　在二十至四十年代，正是這樣一些“民主”派知識份子，他們或已成為共產派知識份子；或暗中早已是共產黨；或因懷有過激的民主要求，而成了共產黨的統戰物件。非但懷共坐大，而且擁共作亂。但是，等到真正的專制和獨裁已經復辟時，他們有的僅為全一己之身價而助紂為虐，直至成為一批無恥之徒，即今日中國大陸人民口中的“老賊”，如費孝通、周穀城、史良這一夥至死都仍然要“梳妝作秀”，為中共打扮民主的“民主人士”們。這裏面固然有時代的重大原因，共產主義思潮的侵擾與欺騙，和處於轉變期因思想混亂、時代混亂所造成的個人悲劇，但是，其作為一種弱點、錯失和教訓，是否也應該使我們新一代知識份子們，能夠“悟已往之不諫”，而“知來者之可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