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新文化運動

第五節　新文化運動

一、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和中西文化問題的論爭

辛亥革命時期，資產階級文化同封建文化進行了一定的鬥爭，但是它沒有能夠震撼封建文化的根基。革命失敗後，反動政治勢力猖狂反撲，在思想文化方面出現了一股尊孔復古逆流。袁世凱政府公開命令尊孔讀經，企圖在“保存國粹”的幌子下，加強對人民的思想控制。從1912年起，各地紛紛成立各種名目的尊孔復古組織，如孔教會、孔道會、孔社、宗聖會、尊崇孔道會、尊孔文社、經學會、讀經會等等。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康有為的孔教會。康有為儼然以當代孔聖人自居，對辛亥革命後廢除尊孔讀經深感不滿，說什麼“亙古未有之變，俎豆廢祀，弦誦絕聲，大驚深憂”；① “滅國不足計”，而滅孔教“是與滅種同其慘禍”。康有為及孔教會還掀起請願活動，要求中國當“以孔教為國教”，“編入憲法”。

在康有為主辦的《不忍》雜誌（1913年2月創辦）上，連篇累牘地攻擊共和製，鼓吹非孔教、非複闢不能救中國。袁世凱反動政府嚴重摧殘了一度興起的資產階級新文化思想。如新聞事業，民國建立時，全國約有500家左右的報紙，“二次革命”後進步報刊遭到封閉，主筆、記者被逮捕或槍殺，報紙數目大大減少。還能繼續出版的報紙，報導的內容大多充滿反動落後的東西。但是，經過一場全國性革命運動所出現的民主思潮，畢竟是不可扼止的。同時，由於辛亥革命的影響，民族資本主義經濟有所發展，使得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有一定增長，知識分子和工人階級的隊伍也有所擴大。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雖然屢遭挫折，但仍繼續奮鬥。因此，在北洋軍閥集團黑暗統治下，激迸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文化思想領域裡發動了一場新的鬥爭。新的文化運動開始興起。

1914至1915年間，中華革命黨辦的東京《民國雜誌》、上海《民國日報》，“專對袁攻擊”，反抗袁世凱集團的反動統治，反對專制，鼓吹建立真正的民國。 1914年5月創辦於東京的《甲寅》雜誌，章士釗任主筆，成為歐事研究會的喉舌。李大釗、陳獨秀在《甲寅》雜誌上發表文章，揭露帝國主義侵略，軍閥官僚的黑暗統治，批評知識分子中的悲觀思想，起了積極的影響。同時，上海出現了專門介紹自然科學知識的刊物《科學》月刊和具有重大影響的《青年雜誌》。 《新青年》封面1915年9月5日陳獨秀創辦的《青年雜誌》，是新文化運動興起的標誌。

《青年雜誌》從第二捲起改名為《新青年》。陳獨秀（1880—1942年），字仲甫，安徽懷寧人，留學日本，辛亥革命時任安徽都督府秘書長。 1917年1月，他應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的聘請，任文科學長。 《新青年》編輯部也從上海遷到北京。其時，在北京大學任教的新文化界人士李大釗、胡適、錢玄同、劉半農等參加了《新青年》的編輯或撰稿，魯迅也從1918年第4捲起開始寫稿。 《新青年》與北京大學結合，擴大了陣地與影響，形成了一個以《新青年》為核心的新文化陣營。在《新青年》的影響下，大大小小的民主性刊物如雨後春筍一般湧現出來。新文化運動的基本內容是提倡“民主” 與“科學”。陳獨秀在《青年雜誌》創刊號上發表了《敬告青年》一文，痛數了當時中國社會的黑暗，號召青年向陳腐的封建思想意識展開鬥爭，說：“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在“人權”與“科學”的基礎上，發展成為“民主”與“科學”兩大口號，公開向傳統的封建思想文化挑戰，舉起了新文化運動的大旗。當時提倡的民主，就是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以法國為榜樣，反對君主專制和軍閥獨裁，反對為專制獨裁政治服務的封建舊倫理道德。 1916年2月，陳獨秀在《吾人最後之覺悟》一文中指出，中國欲求生存，必須拋棄數千年相傳的“官僚的專制的個人政治”，實行“自由的自治的國民政治”。他認為要真正實現民主政治，必須依靠全國大多數人民有政治覺悟，而不能希望於“善良政府，賢人政治”。 ①

1916年5月，李大釗發表《民彝與政治》一文，大聲疾呼：“民與君不兩立，自由與專制不並存，是故君主生則國民死，專制活則自由亡。”②李大釗（1889 —1927年），字守常，河北樂亭人。曾留學日本。 1916年回國，曾任北京《晨鐘報》編輯，積極參加新文化運動。他還在《新青年》上發表《青春》、《今》等文章，鼓勵青年們不斷追求進步，不怕團難，頑強戰鬥，衝決歷史上一切網羅，催促青春之中國的誕生。當時提倡的科學，就是指自然科學和科學態度、科學方法，反對迷信、盲從和武斷，樹立起積極、進取的科學的精神。陳獨秀認為，“科學之興，其功不在人權說下，若舟車之有兩輪”，表明提倡人權、民主，必須同時提倡科學。他號召人們用科學態度來對待傳統觀念和一切社會問題，破除迷信，堅持真理，打破“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傳的虛榮、欺人、不合理的信仰”，樹立“真實的合理的”信仰。 ①魯迅也積極宣傳科學思想，指出“科學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主張用“科學”這味藥來醫治思想上迷信、愚昧、不改現狀、不思變革的病。 ②

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們在提倡民主、科學，反對專制、迷信的鬥爭中，對以孔子和儒家學說為代表的維護封建專制制度的舊禮教、舊道德，發動了猛烈的攻擊，揭起了“打倒孔家店”的大旗。這一斗爭，是同當時的現實緊密相聯的，是由於袁世凱和北洋軍閥的尊孔復辟，由於康有為等人的鼓吹將孔教編入憲法，以封建綱常禮教為“立國精神”而引起的，陳獨秀、李大釗、吳虞、易白沙等人都撰文給予尖銳地抨擊。他們以進化論的觀點來闡明孔子之道不適應於現代生活，以民權、平等的思想來揭示維護專制制度的孔教與之背道而馳，反對將孔教定為國教、編入憲法。李大釗指出：“孔子之道，施於今日之社會為不適於生存”；③ “孔子者，數千年前之殘骸枯骨也。憲法者，現代國民之血氣精神也。以數千年前之殘骸枯骨，入於現代國民之血氣精神的結晶之憲法，則其憲法將為陳腐死人之憲法，非我輩生人之憲法也；……孔子者，歷代帝王專制之護符也。憲法者，現代國民自由之證券也。專制不能容於自由，則孔子不當存於憲法”。 ① 陳獨秀也強調說，民主共和國重在平等精神，孔教重在尊卑階級，“若一方面承認共和國體，一方面又要保存孔教，理論上實在是不通，事實上實在是做不到”。 ② 他還指出，尊孔是為了復辟，“蓋主張尊孔，勢必立君；主張立君，勢必復闢”。 ③從抨擊孔教出發他們還集中批判綱常禮教，認為孔教的精華是禮教，是別尊卑明貴賤的等級制度，是對人的束縛和壓抑，“儒者以綱常立教，為人子為人妻者，既失個人之獨立人格，复無個人獨立之財產”。 ④

魯迅的《狂人日記》、《我之節烈觀》，吳虞的《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根據論》、《儒家主張階級制度之害》、《吃人與禮教》等，也都是揭露封建禮教的罪惡，尖銳地批判忠、孝、節倫理道德的危害性。在對舊禮教、舊道德的批判中，《新青年》還對婦女解放問題、家庭問題、婚姻戀愛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宣傳了男女平等、個性解放的思想。新文化運動的另一個重要內容是“文學革命”，即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

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一文。胡適（1891—1962年），字適之，安徽績溪人。曾留學美國。 1917年加入新文化運動行列。他在文章中提出“文學改良”的口號，主張以白話文為 “中國文學之正宗”，以及一些文學形式上和內容上的改革，如“不用典”、“不用陳套語”、“不作無病之呻吟”、“不摹仿古人”等。 2月，陳獨秀也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革命論》，明確地提出了“文學革命”的口號，把文學的革新與政治的革新聯繫在一起，認為“欲革新政治，勢不得不革新我國據於運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學”。他主張“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翻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翻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成為文學革命的綱領。關於文學的形式問題，當時主要是白話文與文言文之爭。

用白話文寫作品由來已久，清末還出版過一批白話文報紙。但是，白話文成為一種運動，則是《新青年》發動的。 《新青年》從第5卷第1號（1918年1月）起改用白話文，採用新式標點符號，開始刊登一些新詩，這對革命思想的傳播，文學創作的發展，以及國民教育的推廣有著積極的作用。

魯迅在這場文學革命中主要是通過他的創作實踐，在自己的作品中，出色地將反封建的革命內容與白話文的形式結合起來。魯迅（1881—1936年），原名周樹人，字豫才，浙江紹興人。清末曾留學日本，回國後在紹興、杭州等地任教。辛亥革命後，曾在南京臨時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任部員和全事等職。 1918年4 月起，他陸續在《新青年》上發表了《狂人日記》等白話小說，對文學革命作出了極其重要的貢獻。

新文化運動得到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的支持。蔡元培（1868—1940年），字鶴卿，號子民，浙江紹興人。辛亥革命後就任過南京臨時政府的教育總長，1916 年底任北京大學校長。他主持北京大學時，主張“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允許各種學派自由發展。但是，新文化運動的發展，引起了封建勢力的極端仇視和恐懼，反動軍閥誣衊新文化運動是“異端邪說”、“洪水猛獸”，企圖用強力辦法來壓制它。一些守舊派和封建文人也對新文化運動進行攻擊。劉師培等於1919年1月組織《國故》月刊社，鼓吹以 “昌明中國固有之學術為宗旨”，反對新文化運動。 3月間，林紓（琴南）在《新申報》發表影射小說《荊生》、《妖夢》，攻擊陳獨秀、錢玄同、胡適等人，煽動軍閥以強力壓制新文化運動。同時又在《公言報》發表《致蔡鶴卿太史書》，攻擊新文化運動是“覆孔孟，鏟倫常”， “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是“叛親蔑倫”，“人頭畜鳴”。蔡元培公開發表《致〈公言報〉函並附答林琴南君函》，強調了“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有力地維護了新文化運動。

新文化運動是辛亥革命在文化思想領域中的延續，是資產階級新文化和封建階級舊文化的一次激烈鬥爭。它在政治和思想上給封建主義以空前的沉重打擊，破除了封建教條對人們思想的束縛，對中國人民，特別是知識青年的覺醒起了巨大作用。這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又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它促使人們更迫切追求救國救民的真理，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五四”前的新文化運動，就其內容來看，仍然屬於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性質，有著階級的和時代的局限性。運動的倡導者忽視人民群眾，沒有把新文化運動同廣大群眾相結合，使文化運動局限在知識分子的圈子裡，新文化新思想沒有普及到工農群眾中去。

新文化運動的某些領導人物不能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看待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認為中國文化一切皆壞，西方文化一切皆好。例如，錢玄同為了反孔而主張“唯有將中國書籍一概束之高閣一法”，才能避免“中毒”，甚至要“廢滅漢文”，採用世界語。 ①這種絕對化、簡單化的態度，從思想方法上說是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的；從實踐上說，則是脫離實際，不能解決批判繼承和吸收的問題，對後來產生了不良影響。新文化運動對中國固有文化的勇敢挑戰和它自身的蓬勃發展，引發了一場關於中西文化問題的論爭。從1916年起，《東方雜誌》的主編杜亞泉，以傖父為筆名，連續發表文章抨擊新文化運動，與陳獨秀等人進行論戰。他認為中國文明是“靜的文明”，西方文明是“動的文明”，而“動的文明”要“以靜為基礎”。 “西洋文明與吾國固有之文明，乃性質之異，而非程度之差；而吾國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濟西洋文明之窮”。 ① 他指責新思想、新文化自西方輸入，“直與猩紅熱、梅毒等之輸入無異”，破壞了以儒家思想為舉國上下衡量是非的統一標準，造成“人心迷亂”、“國是喪失”、 “精神破產”。要結束這種“混亂的局面”，只有以儒家思想來加以“統整”，使西洋學說“融合於吾固有文明之中”，“融合西洋思想以統整世界之文明，則非特吾人之自身得賴以救濟，全世界之救濟亦在於是”。 ②不難看出，杜亞泉對中西文化的主張是保守的，實質上仍然是“中體西用”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再現。

杜亞泉對新文化運動的抨擊，在知識界產生頗大的影響，因而不能不引起陳獨秀、李大剖等人的重視，並給予認真的反駁。 1918年，李大釗發表了《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 ③他和杜亞泉一樣，也將中西文化的特性概括為“靜的文明”和“動的文明”，這是不科學的。但是，李大釗畢竟不同於杜亞泉，他反復指出西方文明比東方文明“實居優越之域”，批評如杜亞泉等人那種只會指摘“西方物質文明之疲窮，不自認東洋精神文明之頹廢”的虛驕心理，主張應當下決心“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長，濟吾靜止文明之窮”。

陳獨秀更是嚴厲地批駁了杜亞泉所謂輸入西方文明引起 “精神破產”、“人心迷亂”的論調，他指出：文藝復興以後的歐洲文明，顯然已勝過中國文明，不輸入歐洲文化，固有的文明能保民族競存於20世紀嗎？在共和政體之下，提倡保存“國是”，當作何解？ “謂之違亂，謂之謀叛共和民國，不亦宜乎”。 ① 陳獨秀還斷然主張：“若是決計革新，一切都應該採取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麼國粹、什麼國情的鬼話來搗亂。”② 這雖然表現了反對封建文化的革命精神，但卻失之偏激、絕對，開“全盤西化”論之端。

五四運動後，中西文化問題的論爭更廣泛展開。 1919年9月，章士釗鼓吹“新舊調和”論。 1920年，梁啟超旅遊歐洲回國，發表了《歐遊心影錄》一書，認為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以民主、科學為基礎的西方文明已“破產”，中國不應該盲目仿效“病態”的西方物質文明，而應該發揚光大本國固有的精神文化，以擔當起重建世界文明的使命，從而提出了中西文化“化合”說。同年，梁漱溟在濟南講演“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並將講演辭付梓刊行。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從理論上反對新文化運動，維護儒家文化。他認為中國文化不僅在精神上優於西洋文化，就其終極發展而言，也無悖於現代的要求，全世界都將走“中國的路，孔家的路”，未來文化就是“中國文化之復興”。梁漱溟是第一位有系統有理論地維護儒家文化的學者，他的主張在五四運動後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在這場中西文化問題的論爭中，新文化運動倡導者宣傳新思想、新文化，批判舊思想、舊文化，主流無疑是正確的，體現了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方向；而杜亞泉等保守派站在對立面加以反對，維護儒家的文化傳統，從根本上說是錯誤的，是逆潮流而動的。但是，如前所述，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也存在著絕對化、簡單化的缺點和錯誤。他們強調文化的時代性和不同社會發展程度的差異性，但忽視甚至否認文化的傳承性和民族性。杜亞泉等人看到了文化的傳承性和民族性，但忽視甚至否認文化的時代性和不同社會發展程度的差異性。這都是缺乏科學的分析態度，因此，激烈的爭論並沒有真正解決問題。二、思想文化發展的新局面在新文化運動的推動和影響下，思想文化的發展出現了新局面。首先是各地出現一些進步社團，宣傳新思想、新文化的刊物也日漸增多。 1917年10月，惲代英在武昌發起組織了“互助社”，注重個人品格的修養，提倡服務社會。 1918年4月，毛澤東、蔡和森、何叔衡等在長沙發起成立了“新民學會”。它是五四時期影響較大的社團之一，曾發起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同年7月，李大釗、王光祈、曾琦等在北京發起成立“少年中國學會”。它是五四時期人數最多、分佈最廣、存在時間最長的一個社團，會員成份複雜，思想傾向極不相同。 1918年10月，以北京大學學生鄧中夏、黃日葵、許德珩為骨幹的“國民社”成立，於次年1月出版了《國民》雜誌。

1918年11月，北京大學學生傅斯年、羅家倫等發起成立了新潮社，次年1月創辦了《新潮》雜誌，提倡白話文，反對舊禮教，對新文化運動的發展起了推動作用。 1918年12月，陳獨秀、李大釗、胡適創辦了《每週評論》雜誌。 1919年2月，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學生匡互生、週予同等發起成立工學會，主張學生學會做工，並幫助勞動者求學。同年3月，北京大學學生鄧中夏、廖書倉等發起組織平民教育講演團，不定期在街頭等處講演，宣傳反日愛國、民主自治，反對封建家族制度，破除迷信等。

新文化運動高舉的旗幟之一是“科學”。這時成立了一些科學團體，如中國天文學會、中華醫學會、中國藥學會、中華農學會，其中最有影響的是中國科學社。 1914年6月，美國康乃爾大學的中國留學生任鴻雋、胡適、趙元任、楊銓、秉誌等人發起組織中國科學社。次年，中國科學社正式成立，並創辦《科學》雜誌。 1918年，中國科學社遷回上海。它的社員發展很快，1914年只有35名，到1919 年已發展到435名。中國科學社開展了許多科學活動，在它影響下相繼成立了各種科學技術的分科學會，對推動中國科學事業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它所創辦的《科學》月刊，在宣傳普及自然科學技術知識方面，起了很突出的作用。當時提倡科學不僅是傳播自然科學知識，而且具有鮮明的針對性和戰鬥性。首先是用自然科學知識來批判宗教迷信，打擊鬼神論。辛亥革命後，反動統治者一面鼓吹尊孔讀經，一面大力宣揚鬼神迷信。在一些知識分子中，也流行“祀天，信鬼，修仙，扶乩” 等封建迷信活動，上海還設立“靈學會”，編印《靈學》雜誌。新文化的倡導者、傳播者針對這種現象，撰寫文章、發表演講來加以批駁。

蔡元培在北京信教自由會的演講中宣傳科學，否定上帝創造世界。他說：“人智日開，科學發達，以星雲說明天地之始，以進化論明人類的由來，以引力說原子論明自然界之秩序，而上帝創造世界之說破；以歸納法組織倫理學、社會學等，而上帝監理人類行為之說破。於是舊宗教之主義不足以博信仰。”① 陳獨秀更是明確主張“以科學代宗教”，他認為一切宗教所尊重的崇拜的神佛仙鬼都是無用的騙人的偶像，都應該破壞。在《有鬼論質疑》一文中，陳獨秀指出“靈學”完全是奸民作偽，用以欺人牟利的騙人之談，提倡“靈學”的人完全是一群妖孽，號召青年“趕緊鼓起你的勇氣，奮發你的毅力，剿滅這種最野蠻的邪教和這班興妖作怪胡說八道的妖魔”。 ①魯迅也指出：“現在有一班好講鬼話的人，最恨科學，因為科學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許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講鬼話人的對頭。”②在批判宗教迷信的同時，《新青年》等報刊還反對偶像崇拜，主張崇拜真理。陳獨秀在《偶像破壞論》一文中指出：不僅鬼神偶像要反對，而且人間的君權偶像也要反對，“其實君主也是一種偶像。他本身沒有什麼神聖出奇的作用，全靠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夠號令全國，稱做元首，一旦亡了國，像此時清朝皇帝溥儀，俄羅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尋常人還要可憐。這等一國的君主，好像一座泥塑的偶像，拋在糞缸裡，看他到底有什麼神奇出眾的地方呢！”因此，他呼籲：“破壞！破壞偶像！破壞虛偽的偶像！吾人信仰，當以真實的合理的為標準。”③李大釗也在《晨鐘報》上發表了《培根之偶像說》，介紹17世紀英國哲學家培根曾提出：“欲得真理之奧”，必先破壞“岩窟之偶像”、“劇場之偶像”、“市場之偶像”和“種性之偶像”四類。他的目的在於以此啟發人們反對中國的偶像崇拜，使“舉國昏昏皆為崇拜偶像之人，聞培氏說，其亦知所感奮乎”。 ④

新文化運動的文學革命，在批判舊的文學時，對新文學的創作進行了探索，在小說、詩歌、散文等方面都取得了成就，在中國文學史上誕生了新文學。 1918 年5月，魯迅在《新青年》上發表了《狂人日記》，這是中國新文學運動中第一篇白話小說，其“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小說中塑造了肩負著因襲的重擔但又覺醒、勇敢地否定封建宗法禮教制度的“狂人”形象，有力地暴露了所謂“仁義道德”封建舊禮教“吃人”的本質，號召人們奮起打倒“吃人”的封建禮教。小說寓意深刻，題材新穎，在思想上和藝術上都是創新。它是新文學的開山之作，標誌著新文學的誕生。

隨後，1919年4、5月間，魯迅又連續在《新青年》上發表了《孔乙己》和《藥》兩篇小說。在《孔乙己》中，魯迅通過對受封建文化毒害的知識分子的刻畫，深刻揭露、諷刺了腐朽的封建八股教條和封建教育，又藉孔乙己的悲慘命運揭露了封建制度統治下的炎涼世態。在《藥》中，魯迅以1907年民主革命女英雄秋瑾就義為背景，描寫了革命者為群眾奮鬥犧牲而不為群眾理解的悲劇，批判了被統治階級愚弄得麻痺了的“國民性” 。到1921年，魯迅共發表9篇小說。這9篇小說，是他的小說集《吶喊》的最重要組成部分。魯迅在新時代前夕的“吶喊”，不僅“慰藉那在寂寞裡奔馳的猛士”，而且也確實喚醒了“鐵屋”裡“熟睡”的人們。 ①

當時較有成就的小說作者還有汪敬熙、楊振聲、俞平伯、葉紹鈞（聖陶）等。他們把小說當作思想啟蒙的工具，有所為而發，目的是表現和批評人生，改良社會。在文學革命浪潮中，詩歌也發生變化。中國舊體詩專講格律，不論是五、七言律詩還是絕旬，每句都拘執著平仄，束縛著人們的思想和語言的表達。為了打破這種局面，《新青年》開闢了白話新詩的園地，從1917年2月的第2卷第6號到1919年5月的第5卷第5號，共刊登新詩83首，還翻譯外國名詩30多篇。倡導並最先創作白話新詩的是胡適，他的八首白話詩即發表於《新青年》第2卷第6號。

隨後，魯迅、劉半農、沈尹默、陳獨秀、李大釗等都相繼發表新詩。繼《新青年》之後，《新潮》、《每週評論》等刊物也發表新詩。真正成為新詩奠基之作的是郭沫若的《女神》。郭沫若（1892—1978年），原名開貞，號鼎堂，四川樂山人。曾留學日本。 《女神》成書於1921年，輯入詩人的57篇作品，其中大多數詩篇寫於1919年至1921年的三年中。這是郭沫若 “詩的創作爆發期”。他在這一時期所寫的詩體現出追求自由、平等，反對束縛個性的封建倫理道德的精神。聞一多曾評論說：“若講新詩，郭沫若君的詩才配稱新呢，不獨藝術上他的作品與舊詩詞相去最遠，最緊要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時代的精神—20世紀底時代的精神。有人講文藝作品是時代底產兒，《女神》真不愧為時代底一個肖子。”①新的散文是直接與桐城派古文對立的。在新的散文中，佔有重要地位的是針對現實的議論文、雜文。議論性散文是在新文化運動抨擊舊思想、舊文學的聲浪中最早問世的文學樣式，說理明透，文字流暢。

《新青年》從第4卷第4號起，開闢了“隨感錄”欄目。當時在“隨感錄”發表文章的，主要有陳獨秀、魯迅、李大釗、錢玄同等人。這些雜感在內容上大多起著開啟民智、廓清愚昧、揭露痼疾的作用，而且短小精悍，鋒芒銳利，在新文化運動中充當了衝鋒陷陣的尖兵。戲劇方面，新文化的倡導者主要做了兩方面的工作：一是掀起戲劇改革的討論，批判傳統戲曲。他們在鼓吹戲劇觀念的更新，倡導面向社會人生，以改造社會和教育人民為目的，是有積極意義的。但他們大部鄙視傳統戲曲，給予全盤否定，缺乏科學的態度。另一面是譯介西方的戲劇理論和作品，如英國莎士比亞和挪威易卜生的戲劇，得到廣泛傳播。 《新青年》還出刊“易卜生專號”，掀起了一股“易卜生熱”。易卜生的作品表現出對舊社會制度虛偽、腐敗的鄙視，提出種種社會問題，對中國的反封建鬥爭有積極意義。

三、馬克思主義開始在中國傳播

當新文化運動興起的時候，1917年，俄國爆發了十月革命。這場革命和由它引起的世界革命高潮，對中國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影響。十月革命後的第三天，即1917年11月10日，上海《民國日報》上即以《突如其來之俄國大政變》為題，報導了這一消息。接著，在報刊上不斷報導俄國革命的消息。由於消息大多來自帝國主義國家的通訊社，因此，中國報紙報導的情況是比較混亂的。很快俄國革命局勢得到勝利發展，中國輿論逐漸明朗起來。 1918年2月，《申報》上登載了列寧領導的蘇維埃政府宣布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消息，中國人民熱情歡迎並關註十月革命的勝利發展。孫中山為首的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對十月革命採取真誠歡迎的態度。在他指導下的上海《民國日報》，於1918年元旦發表了“吾人對於此近鄰之大改革，不勝其希望也”的社論。同年，孫中山致電蘇維埃政府說：“中國革命黨對於貴國革命黨員之艱苦卓絕的奮鬥，表示極大的敬意；而且更希望中俄兩國革命黨團結一致，共同奮鬥。” ①

這份電報表達了孫中山對俄國人民的友好和祝賀的心情，也表明他的進步。十月革命對中國最大最深刻的影響是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使中國的先進分子開始用無產階級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中國的問題。十月革命以前，中國人學習的榜樣是西方國家，效法的是舊式的資產階級革命，結果失敗了。那時，也有人知道馬克思和他的一些主張。 1899年4月出刊的《萬國公報》（基督教廣學會辦），登載李提摩太節譯《大同學》一文，即提到馬克思的名字，譯為“馬克偲”。

1902年以後，梁啟超、馬君武都曾在他們的文章中介紹過馬克思及其主張。而對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們的學說介紹較詳細的是朱執信。他在《民報》上發表了一些文章，其中如《德意志革命家小傳》一文，介紹了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並評述了《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宣傳無政府主義的《天義報》，刊登過恩格斯1888年為《共產黨宣言》英文版所寫的序言譯文，還譯載過《共產黨宣言》第一章《資產者與無產者》。孫中山在1912年也曾稱讚馬克思學說，認為“麥氏（按即馬克思）之資本公有，其學說得社會主義之真髓”。 ① 但是，他們都沒有把馬克思主義作為解決中國問題的思想武器。中國的真正出路在哪裡？始終是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十月革命促進了中國人民的覺醒，中國的先進分子受到十月革命勝利的鼓舞，從十月革命的勝利看到了中國的新出路，於是由向西方學習轉向研究和宣傳俄國十月革命和馬克思列寧主義，開始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來觀察中國的問題。這樣，就使1915年開始發展起來的新文化運動發生根本的變化，由一個資產階級文化革命運動轉變為一個廣泛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運動，《新青年》也逐漸變成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刊物。

李大釗和陳獨秀等開始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 1918年12月創刊的《每週評論》，專門介紹馬克思主義。李大釗於1918年7月在《言治季刊》上發表了《法俄革命的比較觀》，指出十月革命的社會主義性質，希望中國人民迎接新的革命潮流。 11月，北京群眾在天安門舉行慶祝歐戰勝利大會，李大釗在會上發表了題為《庶民的勝利》的演說，讚揚十月革命的勝利。同年出版的《新青年》第5卷第5號上，發表了這篇演說詞和他的更詳盡的論文《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歡呼“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這兩篇文章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文獻。李大釗把他主編的《新青年》第6卷第5號（1919年 5月）編成了“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並發表了他寫的長篇論文《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指出歷史唯物論、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革命理論三者是不可分的，而階級鬥爭學說恰是把三大原理聯絡起來的“一條金線”。他寫道：“馬克思主義是世界改造原動力的學說”，“現在世界改造的機運已經從俄、德諸國閃出了一道曙光”。 ①儘管他對馬克思主義的介紹還是不完整的，也有錯誤，但正如魯迅在《守常文集序》一文中所說：“他的遺文卻將永在，因為這是先驅者的遺產，革命史上的豐碑。”李大劊還組織了“馬客士主義研究會”，團結一些進步青年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和俄國革命。 1919年4月出版的《每週評論》第16號，摘譯了《共產黨宣言》中的一段。文前的按語說：“這個宣言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最重大的意見，……其要旨在主張階級戰爭，要求各地勞工聯合。是表示新時代的文書。”

1919 年5月，在李大釗主持下，《晨報副刊》開闢了馬克思研究專欄，陸續刊載馬克思的《僱傭勞動與資本》和一些關於馬克思主義的譯文。 《晨報副刊》“名人小史” 欄中，也曾刊登了《近世社會主義鼻祖——馬克思奮鬥生涯》等文章，介紹了馬克思的生平事蹟。 1919年7月在長沙創刊由毛澤東主編的《湘江評論》，對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也起了重要作用。這樣，馬克思列寧主義開始在中國傳播開來。 “中國人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中國的面目就起了變化。”

①馬克思列寧主義傳入中國後，同時存在的還有其他種種主義，如民主主義、實用主義、改良主義、無政府主義等等。尤其是無政府主義在當時很有影響，無政府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往往混在一起。馬克思列寧主義只是其中的一種思潮，人們對科學社會主義的認識還不很清楚。瞿秋白的話反映出實際情況：“社會主義的討論，常常引起我們無限的興味，然而究竟如俄國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響，隔著窗紗看曉霧，社會主義流派，社會主義意義，都是紛亂，不十分清晰的。”②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傳播，並不是一帆風順的，而是經歷了嚴重的鬥爭和艱辛的歷程，才最終成為中國革命的指導思想。 1919 年的五四運動是中國革命的歷史轉折點。它標誌著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終結和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始。在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傳播過程中，中國產生了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並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準備了條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使中國的革命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走上勝利的道路。

①《致北京孔教會電》，《康有為政論集》下冊，第 921頁。 ① 《新青年》第1卷，第6號。 ② 《李大釗文集》上冊，第175頁。 ① 《偶像破壞論》，《新青年》第5卷，第2號。 ② 《隨感錄》三十三、三十八，《新青年》第5卷，第4、5號。 ③ 《自然的倫理觀與孔子》，《李大釗文集》上冊，第264頁。 ① 《孔子與憲法》，《李大釗文集》上冊，第258頁。 ② 《舊思想與國體問題》，《新青年》第3卷，第3號。 ③ 《復辟與尊孔》，《新青年》第3卷，第6號。 ④ 陳獨秀：《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號。 ① 《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新青年》第4卷，第4號。 ① 《靜的文明與動的文明》，《東方雜誌》第13卷，第10號。 ② 《迷亂之現代人心》，《東方雜誌》第15卷，第4號。 ③ 《言治季刊》第3期，1918年7月。 ① 《質問〈東方雜誌〉記者》，《新青年》第5卷，第3號。 ② 《今日中國之政治問題》，《新青年》第5卷，第1號。 ① 《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490—491頁。 ① 《新青年》第4卷，第5號。 ②《隨感錄》，《新青年》第5卷，第4號。 ③ 《新青年》第5卷，第2號。 ④ 《李大釗文集》上冊，第193頁。 ① 《吶喊自序》，《魯迅全集》第1卷，第7—8頁，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① 《〈女神〉之時代精神》，《創造週報》第4號，1923年6月8日。 ① 見《政治週報》第2卷，第5期。 ① 《在上海中國社會黨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518頁。 ① 《新青年》第6卷，第5、6號。 ① 《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740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② 《餓鄉紀程》，《瞿秋白文集》（一），第23—2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