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對外關係，1866—1905年

第13章　晚清的對外關係，1866—1905年

第01節 對外關係發生變化的背景

1861年以後，在中國的對外關係中開始出現了一個新時代。西方的好戰性已有所節制，而中國的反抗也為和好所代替。在兩次戰爭中遭受到的失敗以及英法聯軍於1860年佔領北京竟至焚燒圓明園的事實，都使得清廷比較講求實際的官員們在震驚之餘認識到一種新的國際形勢已經開始，並認識到現代的西方人與早先騷擾中國的外夷是根本不同的。當時，越來越感到“西風東漸”以及此風的勢不可遏。因此，中國接受這種現實乃是當務之急，儘管這樣做是不愉快的。一些先進的學者和政治家們決心履行中國的條約義務，使它的外交活動現代化，建立起西式的工礦企業，並且聘用外國人協助他們處理這一新的形勢。其結果是，1861年設立了一個類似外事署的機構，1864年翻譯出版了一本關於國際法的教科書，1873年清帝接見一批外國外交官時准予免行叩拜禮，並且在1876年以後還向國外派駐了外交使團。到1880年時，中國已在國際大家庭中取得了它的地位，並且也象所有其他國家一樣，學會了在一個根據社會達爾文主義行事的世界中搞生存競爭。從形式上看，儒家的“天下”已經演變成“國家”，但是在精神上，昔日的“中央帝國”的世界觀依舊沿襲未改。在傳統與現代化之間被弄得進退維谷的情況下，中國於十九世紀八十和九十年代投入了保衛越南和朝鮮的戰爭，其原因部分是為了履行它對藩屬的義務，部分則是向西方殖民列強效尤執行宗主權。由於戰爭連遭失敗，藩屬制度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實踐上也被粉碎，這標誌著帝國與外國交往的傳統的徹底崩潰。

從西方來說，一些大國之間也出現了態度、政策和力量對比等方面的變化。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初期，外國政府和商人對新訂條約中規定的特權，總的來說還是滿意的。特別是英國，它這時已經斷然要制止住其國民的冒險性和擴張主義的傾向，因為擔心它會陷入管理一個搖搖欲墜的清帝國的境地。1857年印度的大暴動說明統治印度人和穆斯林是極其困難的，這個教訓足以使倫敦認識到，英國不應再在東方追求領土。今後的側重點應該是在不增加取得一個殖民地所需的負擔和費用的情況下發揮政治影響，以取得經濟特權和戰略上的安全保障。因此，1861年以後英國的政策是用和平的方式支援中國的政治穩定和保持英國在商業上的優越地位；這就明顯地擺脫了早先的以對抗狀態為特徵的強硬作法。這一溫和政策，再加上其他列強不斷抬頭的自信力以及別國駐北京外交官們日益增加的獨立行動，標誌著英國在西方對華關係中的統治地位逐漸衰落的開始，儘管這個變化是難以覺察的。雖然英國在十九世紀末以前仍然居領先地位，但是它已逐漸失去一度享有的那種無可爭議的領袖地位。在1870年以後的約一代人時期中，英國的利益實際上受到了種種威脅，其中有日本勢力向臺灣擴張以及它獲得琉球群島和小笠原群島，俄國在新疆活動，法國併吞印度支那，最後，還有日本使朝鮮脫離〔中國〕——所有這一切都為1898年在中國“爭奪租借地”之舉打開了門戶。

研究晚清的對外關係必須從兩方面加以考察，這就是既要根據帝國主義力量的加強以及西方主要國家和日本之間勢力結構的改變這一全球背景來看，又要根據滿洲統治日就衰微和清帝國對外交往的舊傳統徹底破產這一背景來看。


第02節 1866—1875年的對外關係

當中國在外交上開始實行現代化時，擔任海關總稅務司的年輕的赫德和供職於英國公使館的代辦威妥瑪提出了“進步”的主張，並且在他們的影響下，中國向外國派出了第一個外交使團。

1865年11月6日，赫德向總理衙門提交了一份題為《局外旁觀論》的備忘錄，他著重說明了鐵路、輪船、電報、礦業以及西方外交活動的種種好處。他機智地暗示，他的勸告如果得到採納，中國將會變強，而如果不加理會，中國就要淪落到在國際上被奴役的地位。“旁觀所論，並非恐嚇之輕語。而外國日後必行之事，並非欲害中國。各國所欲，惟願中國能守和睦。”赫德認為委派大臣駐紮外國，於中國“有大益處”，因為它可以使中國越過駐在北京的那些剛愎自用的外交官們，而和比較沒有偏見的那些外國政府直接打交道。這一步驟將有助於中國的獨立，有助於“使中國和西方建立起一種十分牢固的聯繫和使它能信心十足地從事革新事業，而不致有倒退之虞”。恭親王覺得赫德“于中外情況尚能留心體察”，但覺得他的主意“亦非急切能辦之事”。

繼赫德備忘錄之後，威妥瑪於1866年也向總理衙門提交了題為《新義略論》的建議書，闡述興辦鐵路、電報、礦業、辦學、西法練兵以及派駐外交代表的好處。威妥瑪告誡說，今日之外國人與昔日諸如匈奴等夷狄迥然不同，所以中國若不承認這一事實並按照西方的道路尋求進步，那末它的前途肯定多災多難。特別是，在國外派駐外交代表會帶來許多好處，因為相互交往可以使政府之間感情融洽，還能預防發生糾紛。“抑或適與某國因事較論，中華果為有理，其餘各國必須幫同，若非用力相助，亦可用言解勸”。威妥瑪敦勸中國在尋求指導時，不應向過去看，而要向將來看。

由於這些推動，總理衙門決定于1866年派遣一個由正在休假的赫德為嚮導的、非正式的赴歐考察團。該團由斌椿率領；六十三歲的斌椿曾擔任過知府，又是赫德的中文秘書。雖然斌椿被授予臨時三品文官銜以提高考察團的身價，但恭親王毫不含糊地表示，該團不是正式外交使團，而只是派往西方搜集情報的一個公費觀光團體。由於是非官方的，它可以避免一些棘手的外交禮儀上的問題，同時也無需象正式使團那樣花很多費用。該團遍遊了倫敦、哥本哈根、斯德哥爾摩、聖彼德堡、柏林、布魯塞爾和巴黎，它的新穎面貌使它到處受到了有禮貌的歡迎。考察團回國以後不久，團員們詳細記述了他們的所見所聞。不幸的是，他們的觀察主要以西方的社會風俗習慣、高樓大廈、煤氣燈、電梯和機器為限；對於政治制度只是一筆帶過。雖然如此，該考察團仍然體現了中國第一次向國外派遣外交使團的努力，不過正式的公使館必須等到1877年才予設置。

當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西方各國政府在北京執行一項“合作政策”之際，駐在條約口岸的外國商人和中國通們卻日益喧囂地要求執行一項更具有侵略性的政策，即開放中國全境以與西方通商，並通過修築鐵路，設置電報，興辦礦業和其他現代企業來促進“進步”。他們的表現以及赫德和威妥瑪的備忘錄引起了總理衙門的恐慌，使它以為英國人在定於1868年進行的修約過程中就要提出新要求了。總理衙門焦灼地就這些可能會發生的爭端徵詢一些權勢督撫們的看法。

著名的政治家、駐南京的總督曾國藩主張中國應當委婉而又堅定地拒絕外國人在修築鐵路、設置電報、內地通航、在中國水域運鹽以及建立貨棧等方面所提出的一切要求，因為這些活動將有損于中國國民的生計。不過，礦業卻是潛在的利源，中國在草創階段可以利用外國的開採工具。他認為中國在得到適當人選和資金的時候，應在國外設立外交使團，但是他並不關心外交使團的活動內容，因為他認為，它們的活動有時成功有時失敗——這取決於所得經費的多少——的情況使它們相對地說既無用也無害。當時和曾國藩保持聯繫的湖廣總督李鴻章也表示了類似的看法。李鴻章為了消除朝廷的憂慮，他指出修訂條約與和平談判有所不同：前者意味著相互討論，而不是將一國的要求強加給另一國；意見不能取得一致時也不會招致戰爭，而在後一種情況下，談判失敗就有戰爭的可能。因此，在快要進行的修訂條約過程中可以心平氣和地交換觀點，而不會冒戰爭的風險。

其實，總理衙門的擔心是沒有根據的，因為倫敦當局並不贊成中國通們力圖在中國倉促實現“進步”的做法。1867年8月，外交大臣斯丹立勳爵要駐北京的阿禮國公使確信：“我們決不要對中國人——無論是中國政府或是中國人民——抱這樣的希望，以為他們會和我們用同樣的眼光看待事物；……我們必須引導中國人，而不是迫使中國人採用優越的制度。”

總理衙門在倫敦沒有外交代表，因此對英國的政策一無所知，但是常識告訴他們仍須用以夷制夷的老一套辦法。恭親王和文祥邀請美國退休公使蒲安臣參加一個巡迴外交使團去歐美勸說各國政府不要催迫中國加快西化速度。蒲安臣過去曾表示在有需要時願意充任中國的使節，於是他立即接受了這個邀請。他說：“當世界上占人類三分之一人口的最古老國家破天荒第一次要和西方建立關係，並請求一個最年輕的國家（通過它的代表）在這一變革中起中間人的作用時，我認為這樣的任務是義不容辭的”。

1868年5月，蒲安臣和隨行的滿、漢副使各一名率領使團來到美國。他的口才和魅力感染了美國人；在和安德魯•詹森總統作了一次討好的會談以後，他和西華德國務卿于1868年7月28日簽署了一項條約。條約使美國保證對中國的發展執行不干涉政策，規定中國派使領人員和勞工前往美國，同時保證彼此有權在對方國家居住、傳教和留學。雖然蒲安臣是自作主張，事先並未征得中國政府的同意，但是北京當局對此很滿意，並沒有否認這個條約的合法性。

在倫敦，維多利亞女王接見了使團。外交大臣克拉蘭頓勳爵于1868年12月28日向蒲安臣保證：只要中國恪守各項條約義務，它“可以指望得到外國方面的克制”；英國“既不願也不打算不友好地對中國施加壓力去促使它的政府加速發展它和外國的關係，倒是願意促使它持續穩妥地來發展，並且在發展時英國願意適當而且合情合理地尊重該國臣民的情緒”。當時曾將這項保證通知了阿禮國，而且還訓令他在即將進行的修約談判中本此精神行事。

在取得英國方面的承諾以後，蒲安臣前往柏林。在柏林他取得俾斯麥的一項保證，即北日爾曼聯邦將根據北京所認為的最高利益來處理與中國的關係。在取得這些成就後，蒲安臣在聖彼德堡患了肺炎，於1869年2月23日去世。但是，該使團繼續前往布魯塞爾和羅馬，於1870年10月回到中國。

蒲安臣使團完成了出使的直接目的，因為它的確促使西方列強允諾在即將舉行的修約談判中執行一項克制的政策；可是，從長遠來看，這一成就卻助長了中國的保守主義。為這次出使花費了十六萬兩銀子的滿洲官員，結果卻認為外國人是可以用高價來進行控制的，於是他們變得更加自負，對外界刺激的反應更加遲緩了。

在就修約問題進行漫長的談判時，英國商界人士卻不遺餘力地鼓吹開放全中國，並要求在設電報、修鐵路、開礦、內河航行以及居住等方面取得更多的特權。阿禮國堅決頂住了他們所施加的壓力，以溫和及和解的精神進行談判。在這件事情上，阿禮國曾得到克拉蘭頓和有影響的貿易部常務次長馬萊特的有力的支持；後者在他於1869年5月19日提出的一份冗長意見書中，表示擁護在中國執行一條“穩妥的路線”，以便鞏固業已取得的地位，同時採取道義上的影響和溫和克制的態度以求得將來的發展。1869年6月4日，克拉蘭頓實際上授權阿禮國接受中國當局感到滿意的無論什麼樣的協定，而等到將來“再對各項條約進行一次更有利和更徹底的修訂”。指令說：“你同意接受目前你能得到的東西，女王陛下政府對此表示滿意。”

雙方以對等的地位進行實際的談判，沒有軍事威脅，這是鴉片戰爭以來的第一次。根據談判結果，1869年10月23日簽訂了阿禮國協定：它准許中國在香港設立領事館；鴉片的進口稅按價提高2.5％，生絲的出口稅提高1％強；並且確定了最惠國待遇的規定，這樣英國就必須同意，如果其他列強希望取得某些權利的利益，那麼就可把這些權利授予它們。其他條款包括開放溫州和蕪湖，同時關閉海南島沒有用處的瓊州；在進口港對從英國進口的紡織品增收 2.5％的通行稅；外國人可用自備的中國式木船在內河航行；准許汽輪船在鄱陽湖航行；外國人有條件和有限制地在中國內地有臨時居住權；中國方面同意採用一項成文的商業法法規。總而言之，該協定的各條條款表現出彼此都有所讓步。

總理衙門對於這樣一個最先出現的平等的協定當然很得意，並且以為只要雙方簽了字就成為定局了。倫敦的批准被看作一種形式，因為它與外國列強前此訂立的條約從來沒有不被批准的。所以，總理衙門竭力促使朝廷迅速通過該協定，特別是由於英國商界反對該協定的情緒在日益增長。

阿禮國本人對於他所取得的成果十分滿意。他在致克拉蘭頓的信中自豪地說：“我相信人們將會發現它〔該協定〕所帶來的好處遠遠超過條約第二十七款（或修訂款）中所追求的那些目標”。阿禮國承認他之所以能取得這些成果，在不小程度上應歸功於赫德的斡旋，他說：“我認為主要是由於他的積極干預才終於使得他們〔總理衙門的大臣們〕認識到，他們放棄以前堅持的許多條款和向我提出我認為可以接受的那些條款，這樣做即使沒有好處，至少也是一種可行的權宜之計。”阿禮國得意地聲稱：“我們不再是將和平的條件強加於人，而是在平等的基礎上為相互的利益進行談判。”

可是，英國的商界，不管是國內的還是在香港和中國的，都對阿禮國的外交政策抱藐視的態度，嘲笑他關於把中國“當成一個有資格享受文明國家權利和特權的國家”的思想。他們竭力反對協定中的各項條款，特別反對在香港派駐被認為是一名稅務官和密探的中國領事。國會收到無數的備忘錄，說明反對批准該協定的理由。④外國所採取的不贊成態度更加強了商界的反對立場。除了美國的代辦衛三畏博士讚揚該協定是“和平的勝利”外，絕大多數其他外交官們都表示冷淡，不置可否。

即使在這樣不利的條件下，阿禮國還是竭盡全力地維護這個協定，他指出，“在此以前，沒有一個國家或是西方政府在對外貿易中作出過這樣慷慨的讓步”，同時指出，中國給予的宗教信仰自由比大多數歐洲國家都要多，所徵收的關稅也較輕。然而，這些論證所起的作用都敵不過商界強有力的反對立場和外國的冷淡態度聯合起來的力量。繼克拉蘭頓擔任外相的格蘭維爾勳爵斷定：批准該協定將會擴大而不是減少誤會和摩擦，因此於1870年7月25日將它否決。毫無疑問，這一行動對中國和外國雙方的利益都有損害。

總理衙門覺得，它對外國的善意和對友好的國際關係這兩方面的信任被出賣了。參加談判的人普遍感到，外國人只取而不給，談判的條約稍不如意就立刻不認帳。繼阿禮國為公使的威妥瑪認為，文祥“渴望著報復，因為我國否決協定一事使他丟了臉和帶來不便，……由於1869年的協定被推翻，使館的困難大大地增加了”。然而，總理衙門在報告英方推翻協定一事的奏摺中，措詞卻出人意料的溫和，毫無怨恨之意：

“而外國政令，國家柄輕，商人勢重，亦其實情……隨由臣等盡情駁複，仍告以如此項新約不行，則今後辦事，中外商民均不信服等語，峻詞直斥……窺其用心，只以彼所注意要求之款，如銅線、鐵路、運鹽、挖礦諸大端，中國已經拒絕。即已允之條，複覺得不償失，藉此遲回。”

總理衙門表現出的這種克制顯然是它一箭雙雕策略的一部分。對於中國人，這樣做便貶低了拒絕批准協定的重要意義除，對外國人，則宣揚了英方背信棄義的嚴重後果。顯而易見，總理衙門對它在國際上奉行和解政策的失敗是不會大事宣揚的，而對外國人表示失望則是為了使他們處於守勢。

認為拒絕批准阿禮國協定之事使中國和外國列強間十年來的親善關係毀於一旦，從而引起了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一場排外主義浪潮，這是誇大其詞。排外的騷亂早在1869年以前就已經出現，中國方面對英方拒絕批准協定而表示失望的只限於一小批官吏，絕大部分民眾並不知情。講求實際的官員，如曾國藩、李鴻章在處理對外交往事務中，仍表現得認真負責。排外的暴亂主要是由那些對英方拒絕批准協定一事不知底細的小士紳們煽動起來的。因此，很難把英方拒絕批准協定之事和排外主義直接聯繫起來；不過英方的行為肯定加深了中國人關於外國人本性貪婪、行動捉摸不定的看法。如果說，蒲安臣的出使助長了中國方面的自滿，那麼，拒絕批准阿禮國協定則又一次加深了中國人對外國人可信賴的程度的猜疑。這兩件事對中西關係同樣都造成了不利的影響。

甚至在蒲安臣正在美國遊歷並邀請傳教士“把光輝的十字架插到中國的每個山頭上”時，反基督教的活動已在全中國境內爆發了。作為一種異端信仰的基督教是和儒家學說相對立的，它讓男女教徒混雜集會禮拜的作法又和中國的習俗背道而馳，因此關於教堂傷風敗俗的謠言四起（見上卷第十一章）。教會偏袒中國教徒以及建築教堂時不顧歷來尊崇的風水觀念，這都激起了中國人的反感。反基督教的小冊子屢見不鮮，而由紳士們煽動的反教活動也時有所聞。這些活動招來了外國外交代表們即時的報復。他們（包括阿禮國）覺得，如果不採取行動，其後果必然是“嚴重喪失在東方不得不賴以辦事的威信和影響”。於是在1868年8 月，當揚州的一群暴民搶劫並焚毀了中華內地會新建成的佈道所後，阿禮國便派領事麥華佗和四艘兵船前往南京，迫使總督曾國藩將揚州的地方官撤職，並賠償損失。此外，1868年11月當臺灣暴民蓄意打破外國商人對樟腦的壟斷而對他們發起攻擊時，英國的譯員吉必勳和海軍上尉格登便炸毀了中國設在安平的一座軍事設施，並索取賠款四萬兩白銀。這類行動奏效迅速，但總是更加激起公眾的情緒，引起仇外心理。就連倫敦當局也認為阿禮國-麥華佗的行動違背了英國的政策，宣稱吉必勳-格登的行為“應受指摘”，是“輕率的和不可原諒的”。

1870年，天津是一次重大的反基督教暴亂的發難地。天津成為這次事件爆發的現場並不偶然，因為它曾兩次為外國軍隊所佔領：一次為 1858年談判天津條約時，另一次為1860年談判北京條約時。甚至在和約簽訂之後，一部分英法軍隊仍駐紮在大沽，一直到1865年才撤走。外國軍隊的存在總是引起憤激的原因，加上法國方面又火上添油，在1860年佔據了天津的皇家離宮作為領事館。1869年，在一座破廟的舊址上建立了維多利亞聖母院的教堂和育嬰堂。由於中國人很少把孤兒送到這所外國人辦的機構，修女們便訂出辦法，為每名收養兒童付出一筆獎金，這樣就鼓勵那些稱為“兒童販子”的壞蛋去拐騙兒童。這種獎金規定以及高死亡率（因為修女們特別願意為生病和垂死兒童行洗禮），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人們的猜疑。謠言廣為傳播，說外國人在他們的深宅大院內對兒童施行魔法，砍掉他們的四肢，並將他們的心臟和眼睛挖去制藥。

1870年，北洋通商大臣崇厚對該育嬰堂進行了調查，查明這些不著邊際的指控並非事實。後來，好鬥的法國公使豐大業和他的一等秘書突然持槍而至，要求為修女們平反。當他看到暴徒而地方官竟無力驅散時，他一怒之下開了一槍，雖未擊中該地方官，卻擊斃了他的侍役。這群暴徒為了報復便殺死豐大業和他的助手，焚燒了教堂和育嬰堂。被殺死的有十名修女、兩名牧師、兩名法國官員和三名俄國商人，還有四座英、美教堂被搗毀。這次危機使十年來的親善和合作頃刻付諸東流。外國炮艦迅速開到天津，同時七個國家的公使聯名向總理衙門提出強烈抗議，要求賠償損失和懲凶。

清廷委派它德高望重的臣僕、那時擔任直隸總督的曾國藩徹查這一案件。年邁多病的曾國藩接受這項艱巨任務後，不料發現形勢遠比他所預期的更棘手。法國代辦要求將仇外最凶的陳國瑞將軍以及天津知府和知縣都處死，而保守的中國官員和士子文人則吵嚷著反對作任何讓步或安撫。在這種緊急情況下，曾國藩表現了非凡的正直和膽略。他不是一心求穩以迎合公眾的情緒，而是甘冒政治風險提出一個必須弄清該案是非的無所偏袒的意見，他勸說清廷必須首先對英、美、俄三國進行賠償，使它們不致被捲入到法國的案件中去。曾國藩旋即親赴育嬰堂直接向兒童進行瞭解，結果弄清他們並非拐騙而來，而是由他們的家庭自願送來的。他請求清廷發佈闢謠聲明，證明並無虐待兒童之事，以此恢復修女們的名譽。

為了解決這一糾紛，曾國藩建議將道台和天津的知府、知縣撤職；將十五名元兇處死，另外二十一人流放。曾國藩主張，如果法方仍不滿意，還可考慮加重處罰。

保守派當即譴責曾國藩賣國，北京的湖南會館將裝飾在牆壁上的曾國藩手書對聯付之一炬；大學士倭仁嘲笑曾國藩在處刑問題上和法方討價還價的思想。清廷也認為曾國藩的建議難以接受。正當這時，駐武昌總督李鴻章提出了一個比較合意的解決辦法，即建議將八人處死，十二人充軍。李鴻章被調來天津接辦此案，曾國藩則被派為駐南京總督。曾國藩深感個人不稱職，同時又不斷受到保守派的譴責，因而灰心喪氣。他在致友人書中說，他“外慚清議，內疚神明”。

幸運的是，法國在中國表現的好鬥精神因歐洲爆發了普法戰爭而得到緩和。李鴻章迅速將此事予以解決，他同意賠款四十萬兩；派一個使團前往法國道歉；將天津知府和知縣充軍；八名肇事者處以死刑，二十五名送往邊疆服苦役。崇厚率領的賠罪使團來到法國後，不料發現法國政府因忙於對普魯士的戰爭而顧不上接待該使團。總理衙門於是命令崇厚回國。可是，當他行抵紐約時又被召回法國，法國臨時總統梯也爾於1871年11月23日在凡爾賽宮接見他時宣稱：法國對處決幾名肇事者不感興趣，而是希望取得持久的和平和秩序。隨著梯也爾接受了中國皇帝的道歉信，這一事件便告正式結束。

雖然外國的外交使節1861年時駐在北京，但是他們仍被拒絕覲見幼帝。恭親王曾以半攝政者的資格接見他們，並表示皇帝尚在沖齡，不宜覲見。雖然外國代表們同意這樣一種看法，即沒有理由非要和一個年齡才五歲的皇帝見面不可，但他們仍爭辯說，一再推遲覲見乃是一種不友好的行為。當然，中國方面之所以拖延是由於外國人不肯行叩頭禮，而這是和中國之為天下共主的神話以及古已有之的納貢制格格不入的。

總理衙門的策略使覲見問題延了期，但還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因此，當1867年秘密討論修約問題時，總理衙門就該問題徵求過幾個主要封疆大吏的意見。絕大多數人主張在皇帝成年以前應回避這個問題。李鴻章聲稱，與恭親王接觸就足以上達天聽，直接覲見並不會使外交代表另有所獲。至於皇帝成年後的覲見儀禮問題，他主張可以允許外國公使沿用晉見本國統治者的禮節。曾國藩則堅持，康熙帝（1662—1722年）曾經把俄國看成是一個平等的敵國，而不是一個下屬附庸，所以朝廷也可以把外國公使看成是具有平等地位的敵國的使臣，使之免予遵守中國的習俗。可是，也有不少保守的官員爭辯說，中國不應為了外國人的方便而改變它的制度規矩。

1872年，皇帝已經成年大婚，但是外交官們都未被邀參與盛典；這便回避了禮賓問題。1873年2月新帝宣佈親政，外國代表又一次提出覲見的要求。總理衙門看到不能將這個問題再事拖延，便和外交官們專就履行適當禮節問題反復討論，最後同意外國代表入覲時可以行鞠躬禮而不必叩頭了。

1873年6月27日，星期日，外國的外交官們在這天上午五點三十分鐘就集合，但直到上午九點鐘才在紫光閣受到同治帝的接見。此時在北京交換1871年條約批准書的日本外務大臣副島種臣，乘機顯示了他掌握西方外交的才能，同時堅持他是大使級，接見時理應先于西方的公使，這樣才能維護日本和西方列強之間的平等地位。因此他第一個受到接見，隨後俄國、美國、英國、法國和荷蘭的公使以及德國的翻譯官按資歷依次晉見。他們都將本國的國書放置禦案上；皇帝通過恭親王之口對使臣們所代表的各國元首表達了他的敦睦之誼。西方外交官們等待了十二年之久的這次覲見禮的全部過程只用了半小時。這次覲見有負厚望，尤其是當外國代表們後來得知他們被接見的那個紫光閣就是接見貢使之地的時候，就更是大失所望了。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初期，歐洲部分地由於關稅戰而造成的大蕭條，給1872年以後一直衰退的對華貿易帶來了不利的影響。為了打開貿易局面，英國方面又重新提出了通過建築和開闢一條由緬甸通往雲南和長江上游的鐵路和貿易路線以打開通往中國內地的後門的老方案。

一位從印度軍隊中退休的軍官理查•斯普萊上尉曾于1858年首先提出這個主張，以抗衡俄國從西北及美國橫渡太平洋而來的競爭。倫敦方面反應冷淡，但是斯普萊不屈不撓地向每一屆新任外相提出這個建議。1859年任外相的魯塞爾勳爵指出，“斯普萊是一位喜歡胡思亂想的空想家，……他的計畫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人們的興趣，然而不切實際”。外交部門確信，這樣從後門闖入的作法只會製造麻煩，不會帶來商業上的好處。1874年，高級官員中唯一對該計畫抱有幻想的索耳茲伯裏勳爵執掌了狄斯累裏外交部中的印度部，他命令印度政府對提議的這條路線進行勘查，並請求外交部指示駐北京的公使爭取中國的許可，以便從緬甸派遣一個探路隊進入中國。

雖然採取這條路線進行通商的可能性令人懷疑，但是威妥瑪發現中國政府很痛快地同意其請求，並允許英方副領事、二十八歲的馬嘉理沿長江上溯，前往迎接該探路隊。馬嘉理雖然知道中緬邊界有一幫出沒不定的人對外國人懷有敵意，同時儘管有中國當地官員對他的警告，但他仍冒險前往邊境上的八莫，等待來自緬甸的探路隊。1875年2月21日，馬嘉理就在該地遭到伏擊而被殺害。

雖然根據國際法準則，一個外國人由於自己冒險而置身於危險之地，所在國是沒有責任的，但是英國政府卻執拗地要中國方面負責，並指令威妥瑪向中國索取賠償。奉令後勁頭十足的威妥瑪要求徹查這一謀殺案，撫恤死者家屬，另派一個勘路隊，並對署理雲貴總督（肇事地點即在他的治下）進行懲處。他還就覲見的程式、過境稅、對外國外交官的禮遇以及派使團前往英國道歉等問題提出了一些節外生枝的要求。北京答應調查此案並同意賠款，但對其他問題表示不能接受。於是威妥瑪急不可耐地將使館人員撤到上海；這時盛傳他已和俄國公使達成一項盟約，說英國要從印度調來軍隊，而俄國將從伊犁出兵，威妥瑪則在謠言聲中以斷絕外交關係相威脅。

為了避免關係破裂，1875年8月29日清廷下令派遣郭嵩燾率領使團去英國道歉，並派赫德前往上海勸說威妥瑪恢復談判。赫德機靈地嚇唬威妥瑪說，郭嵩燾可能在倫敦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從而取消威妥瑪一切邀功請賞的機會，這時英國公使才同意和李鴻章在煙臺的避暑地會晤。1876年9月13 日，煙臺條約的締結使馬嘉理事件獲得解決。條約的第一部分規定派遣一個使團前往英國道歉，並向死者家屬賠款二十萬兩白銀。第二部分規定應制定有關中國政府和外國外交官交往的禮節條款。第三部分規定開闢四個新的通商口岸，並限定通商口岸應為豁免厘金稅的區域。可是，由於各方面的反對，直到1885年英國政府才批准這個條約，反對來自以下幾方面：（1）美、德、法、俄各國，它們都批評英國採取單方面行動；（2）英國商界，它爭取全部取消厘金稅；（3）印度政府，它反對提高鴉片稅。

馬嘉理事件最重要的後果便是派遣使團赴英國道歉，使團變成了中國派駐海外的第一個中國使館。郭嵩燾是李鴻章的朋友，時年六十，思想開明，他在赴英國前，曾被授予兵部侍郎的官職。當他於1877年2月8日向維多利亞女王呈遞了清帝的道歉信以後，便在倫敦設立了中國公使館。兩年後，在巴黎、柏林、西班牙、華盛頓、東京和聖彼德堡也設立了使館。到1880年時，中國才姍姍來遲地進入了國際大家庭。

中國對西方實行的外交代表制度遲遲作出對等的反應，可以歸結為以下幾個原因。從制度上說，它從不向國外派遣永久性的常駐使團，而只派遣過負有特別使命的使團：它們在國勢強盛時出去宣揚天子的威德和接受外邦為朝貢國，而在國勢衰弱時出去向夷狄種姓求和或與之結盟。從心理上說，大多數滿洲官員都自抬身價，回避涉外事務，而把到國外任職視同流放。蒲安臣的兩名助手返國後的遭遇都不甚佳，一名被派往中國西部擔任很不足道的工作，另一名則被派往蒙古邊境任職，似乎他們都因為這次國外之行而受到了玷污。當一位大學士被問及“當今正直之士何人擅長辦理外務？”時，他回答說：“豈有正直之士熱心於外務者？”禦史、翰林以及保守的紳士和官吏們總是反復強調，歷史上總是用夏變夷，沒有用夷變夏的。他們鼓吹保守主義，反對現代化，指責對外交往為有失體統。這種保守的氣氛和心理上的惰性是如此強大，致使中國用了十五年以上的時間來克服這種障礙和對西方所實行的外交代表制度作出對等的反應。


第03節 帝國主義在邊疆地區和朝貢國擴張的加速

十九世紀的最後三十年是外國帝國主義在中國加緊擴張的時期。經歷了“實利主義的一代”的歐洲，受著民族主義、福音傳道派和資本主義的推動，在亞洲、非洲和中東更加活躍了。工業化引起了對原料和海外市場的需求，而社會達爾文主義又承認擴張是國與國之間的生存競爭。宗教熱情激發了信徒們向異教徒傳佈福音的神聖使命感。除了這一切，更有表現為“白種人的義務”的那種妄自尊大和自以為是的種族優越感。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一些劃時代事件——即美國內戰的結束、日本的明治維新、法國第三共和國的興起以及義大利和德國的統一——解放了向國外活動的能量。1869年蘇伊士運河的建成進一步助長了歐洲的擴張，新近實現現代化的國家——最突出的是日本和德國——加入了帝國主義的行列。與此相反，慈禧太后統治下的中國在自強和復興方面的進展甚小；經過同治朝（1862—1874年）的短暫的振興之後，清王朝的國勢則是江河日下。外國列強便利用中國的衰弱，對邊疆地區和朝貢國進行蠶食。

日本在明代（1368—1643年）曾做過中國的朝貢國，那時的將軍足利義滿為了通過經商來增加他的國庫收入，接受了朝貢國的地位。但在十六世紀中期以後，具有民族主義情緒的日本政治家們覺得這種關係不體面，便中斷了與中國的官方來往。1644年清王朝建立以後，官方關係仍未恢復；滿洲統治者與明代諸帝不一樣，從未想過要把日本納入朝貢制度中。

隨著十九世紀中期中國和日本的開放，日本商人搭乘英國和荷蘭的船隻來到上海。到了1870年，明治政府決定和清王朝之間建立官方關係，便派遣柳原前光來北京，要求訂約。總理衙門雖然有意通商，卻不願簽訂正式的條約。保守的官吏們反對與一個先前的朝貢國結成條約關係，因為這樣做會為朝鮮、安南等朝貢國開了先例。他們還引用日本人在中國沿海進行過海盜活動的歷史事實，以及日本人在天津教案期間的到來作為證據，說明他們想在中國撈取好處。與此相反，進步的官吏們如李鴻章和曾國藩贊同建立條約關係。李鴻章說，雖然日本是明代的朝貢國，但它從來不是清朝的朝貢國；因此，它的地位根本不同于朝鮮和安南。日本要求建立官方關係並未受某一個西方強國的指使或幫助，這就表明了它的獨立性和善良願望，所以中國不應當對它的要求置之不理。何況，在日本有眾多的華僑，中國每年要從日本進口大量的銅，而且日本又是近鄰：這些情況又促使李鴻章提出應與日本建立平等條約關係的建議。曾國藩贊同他的上述觀點，並且著重指出中日貿易的互利性質，它與中國-西洋之間大部分只是一方有利的貿易相反。他贊成建立條約關係，但是建議不要給予最惠國待遇。

在這些建議的推動下，清廷於1871年7月24日批准與日本締結一項通商章程，其中規定的部分內容是：（1）不侵犯對方領土；（2）在和第三國發生衝突時互相給予幫助；（3）彼此享有領事裁判權；（4）只准在通商口岸，根據海關稅則進行通商；（5）不任命日本商人在中國當領事。

1873年，日本外務大臣副島種臣來到北京，表面上是為了交換批准書，實際上是參加覲見同治的活動，並探測中國在臺灣事件上的態度。 1871年後期，有五十四名航行遇難的琉球水手被臺灣土著民殺害，日本想借機試圖維護它代表琉球人發言的獨佔權利。兩個半世紀以來一直懸而未決的琉球的地位問題，便這樣被提到了突出的地位。

自從1372年以來，琉球一直是中國的正式朝貢國。在清代，它每兩年納貢一次，與朝鮮和安南，同為最重要的朝貢國。1609年，日本的薩摩藩背著中國征服了琉球，將琉球北部置於它的直接管轄之下，南部則仍由琉球國王治理。琉球作為一個藩屬，每年向薩摩藩主納貢，還定期向設于江戶的幕府納貢。但是薩摩藩主渴望在與大陸的貿易中獲得好處，所以他還是讓琉球繼續當中國的朝貢國。薩摩藩主決定琉球的王位繼承權，但又允許中國派使去執行冊封典禮。清代共有八批這樣的使者出使琉球，最後一次是在1866年；當這些使者逗留琉球期間，薩摩藩主小心翼翼地不讓島上的日本人被發現。雖然中國使者也能覺察到有日本人影響的跡象，但清廷並未正式知道琉球的雙重地位，把它看作只是向中國朝貢的一個藩屬。

因此，當副島種臣在1873年說他有為琉球代言的權利時，總理衙門便直截了當地告訴他：由於琉球群島是中國的朝貢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所以琉球水手遭到臺灣土著民的殺害一事與日本毫無關係。何況，中國從來就不干涉土著民的內部事務，因此，中國不能對土著民的行為負責。副島種臣爭辯說，對某一領土的主權是以對這一領土的有效控制為根據的；既然中國未曾控制過臺灣的土著民，他們就不受中國管轄，日本懲罰他們的一切行動也就不會侵犯中國的管轄權。隨後，日本政府便決定派出遠征軍，並於1874年4月成立遠征軍統帥部，由大隈重信任統帥，西鄉從道為遠征軍總指揮。這一行動與效尤西方帝國主義路線的明治時代對外擴張的外交政策是緊密配合的，它轉移了國內提出要實行代議制議會的要求，並且滿足了原來的武士們吵嚷著要遠征朝鮮的要求。

面臨著日本的入侵，北京命令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防守臺灣。沈葆楨明白不可能進行有效的防守——例如，金陵製造局鑄造的大炮只能鳴禮炮，如果實彈射擊就會使炮身爆炸。起先曾試圖和平解決，但是由於西鄉從道拒不遵守協定，這一企圖失敗了；1874年9月10日，內相大久保利通抵達北京主持這項談判。

大久保一再爭辯說，中國在臺灣島上沒有實行有效的治理，這便證明中國沒有主權，因而日本人在臺灣登陸不能看作是侵犯中國的領土。恭親王堅持，中日關係不應以國際法的總的準則為依據，而應以規定彼此不得侵略對方擁有的領土的1871年條約為依據。大久保反駁說，1871年條約談到的只是中日關係，而不是不受中國管轄的臺灣土著民。接著外交上陷於僵局，英國公使威妥瑪表示願意出面調停。這事的最後解決辦法是中國同意賠款五十萬兩（合75萬美元），其中以十萬兩賠償琉球的受害者，以四十萬兩用來收買日方在臺灣島上構築的營房。此外，中國還同意對日本的行為不加譴責；這一讓步含蓄地承認日本對琉球的主權。駐日本的英國公使巴夏禮爵士對此事作了諷刺性的描述：中國心甘情願地對它受的侵犯付出報酬。這件事明顯暴露了中國的軟弱，並招致了外國的進一步侵略。1879年，日本併吞了琉球，將它更名為沖繩縣。

伊犁危機，1871—1881年伊犁，俄語稱作固勒紮，是中國的一個府，下轄與俄屬突厥斯坦邊界相鄰近的北部新疆境內的九個城市（參見上卷第二章）。伊黎河谷不僅農業發達，礦藏豐富，而且在戰略上有其重要性；它的木紮提山口是通往南疆的要津。取得了伊犁就便於控制整個新疆，因此，西方的軍事專家們將伊犁說成是中國突厥斯坦的堡壘。如此重要的地方自然會引起所有強鄰的注意。1851年，俄國人如願以償地締結了伊犁條約，他們獲准可以在伊犁以及蒙古邊境上的楚呼楚（塔爾巴哈台）建立領事館和進行免稅貿易。伊犁的商業迅速發展起來，同時俄國人在中亞的不斷擴張使他們日益向伊犁逼近。俄國人利用了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在新疆發生的一次回民暴亂，準備進入這一重要地區。

新疆回民之亂的根源在於清帝國地方行政當局的腐敗（參見第四章）。自1759年乾隆帝征服新疆以後，新疆便象一個軍事殖民地那樣由駐在伊犁的將軍統轄，輔以一些副將軍、皇室代理人以及駐在各重要據點的大約21 760名士兵。擔任高級文武官員的幾乎全是滿洲人和旗人，他們通過稱之為伯克的當地首領統治老百姓，這些老百姓大都是講突厥語和纏頭的維吾爾族穆斯林。滿洲征服者將這些穆斯林臣民看成是不開化的土著，對他們徵收重稅，強迫他們交納貢品以滿足自己驕奢淫逸的生活。穆斯林的不滿釀成了叛亂，而那些被清帝國驅趕到浩罕去的、原為世襲並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統治者（和卓）則一直熱中於恢復他們失去的地位。在清帝國征服以前，瑪赫杜姆家族的阿法其（白山派）系的和卓們曾一度統治過喀什噶爾（新疆南部）。他們慫恿新疆境內同一宗教的教民發動叛亂，他們自己則組織入侵。在清帝國征服以後的一個世紀，起義和入侵不下十二次之多。1864年，當清王朝衰落和中國西北部發生一次回民之亂之際，新疆境內的穆斯林再度發起了攻擊。清政府的地方當局過分軟弱，無力將它鎮壓下去，而北京的中央政府這時又正全力對付太平軍、撚軍和其他一些叛亂，騰不出手來採取懲罰性的措施（參見上卷有關章節以及本卷第四章）。徐

在這動亂之際，浩罕的一個將軍——阿古柏伯克（1820—1877年）——於1865年侵入新疆，經過一系列軍事政治活動後於1870年自立為喀什噶爾以及部分北疆的統治者。印度境內的英國人為了遏制俄國影響的擴張，便鼓勵他建立帝國，並派遣使團前往修好和提供武裝。

俄國人對這些事態的發展表示關切。他們認為阿古柏建立的帝國意味著英國勢力的擴張，而如果從英、俄在近東和東亞對抗的更廣泛的背景來看，這一擴張就具有更大的政治意義了。不僅如此，新疆境內的騷亂已經對俄國的商業活動帶來了不利，並在俄國的哈薩克人、吉爾吉斯人和其他少數民族中造成了動亂。俄國的軍人、官僚和資產階級報刊全都吵嚷著要求長期佔領伊犁，但是政府決定佔領它到中國在新疆恢復政權時為止，然後把它交還給中國，以換取通往中國西部的幾條新商路和某些“邊界的調整”1871年7月，俄屬突厥斯坦第一任總督考夫曼將軍派兵佔領了伊犁。

聖彼德堡試圖造成一種印象，似乎俄國人在這動亂之際監管伊犁是對中國的一種友好行動，但是，俄國顯然認為軟弱無能的清政府再也不會恢復它在新疆的統治了。為了使動亂持續下去，同時也為了使他們能無限期地佔領伊犁，俄國人於1872年和阿古柏簽訂了一項商約；一年後，英國人也起而效尤。俄、英兩國都承認了阿古柏的政權，由此換得了一些商業特權。

清政府必須先將陝、甘兩省回民之亂平定以後，才能過問阿古柏的問題。1866年，清廷特派左宗棠為陝甘總督以鎮壓陝、甘的叛亂者。可是在他率軍出征之前又被調去平定撚亂。1868年撚亂平定以後，左宗棠才真正負起了這項重任，並於1873年，以他幹練的領導、巧妙的戰略和艱苦的戰鬥撲滅了這兩省的叛亂。當左宗棠的軍隊正準備進擊新疆時，上面提到的與日本之間的臺灣危機突然爆發；中國從事變結果中暴露出來的弱點表明它亟需加強海防。中國這時面臨著一個傷腦筋的問題：它是否能夠既實行一項大膽的海軍計畫，同時又進行一場代價高昂的新疆戰事。緊接著便展開了一場大爭論。

經過了十年自強運動之後，恭親王和文祥首先對海防力量不足的狀況感到驚慌。他們發出警告說：“如果我們還是這樣隨波逐流，而不急起直追，則更難對付將來的麻煩。”沿海的高級官員們提議建立一支擁有四十八艘艦隻的海軍，編為三個海軍中隊，分駐在中國的北、中、南部海岸。他們認為日本的威脅比俄國的更為直接。這個集團的領袖人物李鴻章大膽地請求清廷取消新疆之役的計畫，將它的費用轉移到海防上來。

海防派的論據有五：（1）邊防不如海防重要和緊迫，因為北京距海岸近，而新疆則離京師遠；（2）由於財政拮据和新疆之役的勝算毫無把握，這就不得不重新考慮此役是否可行；（3）新疆土地貧瘠，不值得花這樣高的代價去收復它；（4）新疆的周圍都是強鄰，不能長期固守；（5）緩期收復新疆並不是要放棄這片列祖列宗經過百戰所得的土地，只不過是保存實力以待他日大舉的一項明智辦法。

另有許多官員雖對海防的重要性不表異議，但他們力主不應當用犧牲邊防的辦法來辦海軍。如果中國不能將新疆的叛亂者平定下去，俄國人就會繼續前進，西方列強也會從沿海進攻作為呼應。俄國與日本或西方列強相比，其威脅更大，因為俄國和中國有共同的邊界線：俄國既可由陸路，亦可由海路進入中國，而日本和西方國家卻只能由海上進入中國。他們將俄國的侵擾喻為心腹之患，而西方國家的威脅只是肢體之病。該集團的領袖人物左宗棠強調說，西方列強通常為了商業特權而開仗，而俄國除了追求商業的讓步外，還有領土要求。

邊防論者也提出了五點論據：（1）新疆是西北防務的第一線，它守衛著屏障北京的蒙古；（2）西方列強尚未造成直接入侵的危險，而俄國人在新疆的推進已經成為主要的威脅；（3）不應將邊防軍費轉用於沿海防務，因為對沿海防務已經撥給固定的軍費；（4）列祖列宗百戰經營的土地不應放棄；（5）象烏魯木齊和阿克蘇這樣的戰略要地應首先收復。左宗棠警告說，如果現在中輟此役，就會招致外國人對新疆的統治。

這兩個集團提出的論據都剴切中肯，言之成理。但是，此時沿海還未有直接的糾紛，新疆卻正在經歷著一場叛亂，同時伊犁為俄國人所佔據。因此，雖然沒有放棄辦海軍的計畫，清廷卻於1875年4月23日任命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

左宗棠為準備這次戰役而殫精竭力，最後採取了“緩進速戰”的策略。到1876年初他已作好了出擊的準備，3月間便移節肅州。劉錦棠將軍在猛攻之下迅速進入新疆，到11月便征服了北疆。這時還守在新疆南部的阿古柏越來越驚慌不安，便於1877年春末遣使前往倫敦以尋求英國的調停，同時表示願意接受中國屬國的地位。但是，左宗棠軍隊的前進速度比在倫敦進行的討論要快。阿古柏遭到了徹底失敗，於1877年5月29日自殺身死。他的兒子們繼續作戰，但是，鬩牆之爭使一切抵抗歸於無效。到1877年底，除了伊犁這塊小飛地仍為俄國人佔領外，整個新疆已被收復。

清帝國既然恢復了新疆的統治權，中國就具備了俄國所答應的歸還伊犁的條件。但是，由於駐北京的俄國公使一再拖延對這一問題的討論，總理衙門便責成它新近派駐在俄國的公使館就歸還伊犁問題進行交涉。率領使團的崇厚被授予一等欽差大臣銜，也就是說這個使節有便宜行事的權力。

俄國人決心要從伊犁局勢中撈取最大好處。俄國政府一直受到中部各省和烏拉爾的工、商業者的壓力，他們要求取得通往蒙古、甘肅和陝西的新商路；這些地方還沒有英、美的貨物和競爭。這種貿易前景以及在中國西部（這裏盛產貴重金屬）的採礦權，據說足以解除1873—1876年間業已明顯暴露的俄國經濟危機。在陸軍大臣的指導下，一個制定俄國對華政策的特別委員會組成。它決定提出下列要求作為交還伊犁的代價：俄國商隊有權進入中國的內地；割讓特克斯河流域和木紮提山口給俄國；大赦固勒紮居民；以及其他幾條要求。不過考夫曼將軍索賠一筆鉅款以抵償中亞鐵路建築費用的建議還是被否決了。納

崇厚（1826—1893年）是一個顢頇無能的滿洲貴族，他對於這次出使全然沒有準備。他抵達聖彼德堡時對國際外交上的錯綜複雜情況和伊犁的地理狀況一無所知，而這裏的俄國人的澳逢迎顯然把他弄得暈頭轉向，失去了戒備。此外，他看來還有點畏懼那些可怕的俄國人，並且急於回國以料理緊迫的家務。崇厚匆匆地就締結了裏瓦幾亞條約，名義上是將伊犁交還中國，實際上卻將十分之七的土地割給了俄國，其中包括具有戰略意義的特克斯河流域和木紮提山口。它使俄國得到五百萬盧布賠款，有權在七個重要地點設置領事館，並且可以沿松花江航行直至滿洲的伯都訥。當這些條款電告北京時，驚訝的總理衙門電令崇厚不要在條約上簽字。崇厚荒謬地回電說該條約已經締結，文本業已謄清；改訂或重新談判條約已不可能。1879年10月2日他擅自在條約上簽了字，未經奉旨就擅自回國。

這消息使中國官場驚愕莫名。總理衙門認定，用這種方式將伊犁交還中國還不如不交還為好。左宗棠則擔心他辛苦經營新疆的戰果會因崇厚的愚蠢行為而付諸東流。他竭力說服朝廷：“就事勢次第而言，先之以議論，委婉而用機，次決之以戰陣，堅忍而求勝”。另一方面，李鴻章無論是對新疆的戰事，或是對迫使俄方交還伊犁的政策，都不支持；他只是表面上批評一下這一條約，但並不主張將它撤銷，他說：“惟此次崇厚出使系奉旨給與全權便宜行事之諭，不可謂無立約定議之權。若先允後翻，其曲在我。”

李鴻章當時是少數派，不得人心。士大夫中都有求戰雪恥之心，毫不計及國家是否有備。無數奏疏象雪片飛來，要求嚴懲締約人和撤銷條約。這些奏議中的佳作是年輕的詹事府洗馬張之洞（1837—1909年）所呈，他奏稱：“俄人索之，可為至貪至橫；崇厚允之，可謂至謬至愚……然臣以為不足懼也。必改此議，未必有事；不改此議，不可為國。”他要求將崇厚處斬，以示中國拒不承認該約的決心，縱然訴諸戰爭亦在所不惜。因為張之洞說出了士子文人和官員們心裏的話，他馬上便出了名。

清廷任命曾國藩的兒子、當時駐英駐法公使毅勇侯曾紀澤，作為第二次出使俄國重新商訂條約的首席代表。與此同時，判處崇厚死刑的事遭到了英、法、德、美各國外交代表們的強烈反對，他們認為對這樣一位外交官同事受到的不人道的待遇不能置若罔聞。後來維多利亞女王親自給慈禧太后寫信求情，這才於1880年6月26日宣佈崇厚的死刑暫緩執行，不過在第二次出使未獲結果以前仍予囚禁。俄國對這局部的讓步仍表不滿，聲稱只要崇厚未得到完全赦免，就不與曾侯談判。

被中國的行動所激怒的俄國派了二十三艘戰艦駛往中國炫耀海軍威力。戰爭有一觸即發之勢；人們耽心俄國海軍在沿海發動進攻，來配合從西伯利亞派兵通過滿洲直逼北京的行動。清廷並不想加劇衝突，但是在士大夫的激情的推動下，只好違心地採取了強硬立場。為了預防萬一發生戰爭，清廷起用了幾名有平定太平軍戰功的湘軍軍官充任要職，另外又通過赫德請戈登來中國幫助禦敵。

戈登曾擔任過前常勝軍的首領，自1880年春一直擔任印度總督的秘書；但是他發現文牘生涯是“活受罪”，便辭去該職，不料兩天以後就收到赫德的邀請電。戈登抓住了這一機會；他在天津和李鴻章會見以後表示同意李的看法，認為中國不應輕啟戰釁。他提出警告說，只要政府設在北京，中國就不能和任何頭等強國開戰，因為大沽炮臺很容易失陷，使北京門戶洞開。他說，如果中國一定要打仗，朝廷就應當遷往內地，準備進行長期的消耗戰。這種直言無隱的勸告在充滿好戰氣氛的北京是不受歡迎的，但戈登卻立論有據，認為戰爭不可取。李鴻章則利用他一方面向主戰派潑冷水，要他們不要自取咎殃，另一方面又向俄方顯示，中國在危難時刻並不是沒有朋友的。

當戈登勸告中國採取和平解決辦法時，曾侯則在為出使聖彼德堡進行準備。為了避免重犯他的前任的錯誤，他通盤地籌畫了這次出使的外交策略，並詳盡地研究了伊犁的地圖。他決定在邊界爭端上絲毫不讓，在貿易問題上討價還價，在賠款方面妥協；曾侯啟程赴俄時，又從英國外交部取得非官方協助的保證，倫敦還指令英國駐聖彼德堡的大使幫助他出主意。

俄國人內心裏實在也害怕在此時引起戰爭，但表面上拒絕在聖彼德堡開談判，而堅持將談判地點移到北京，作為對中國好戰態度的懲罰。清廷命令曾侯無論如何要使談判在俄國進行。俄方終於默許，但談判進展緩慢。由於1876—1877年土耳其戰爭後的經濟困難和1878年柏林會議以後俄國在國際上的孤立地位，俄方無力進行一次遠距離戰爭。聖彼德堡政府還害怕國內會爆發革命，同時耽心戰爭對貿易帶來的不利後果可能促使歐美站在中國一邊，因而更有所克制。此外，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報刊以及一批漢學家都主張採取和平解決的辦法。政府願意和平解決，但是未能從困境中找到一個體面的出路。經過近半年的毫無效果的談判以後，沙皇終於決定同意將伊犁全部交還中國以結束這場糾紛：交還中國的土地包括特克斯河流域和木紮提山口，只是西部的幾個村莊因收容不肯回中國的穆斯林難民，才不在此限。俄國領事館減為兩個（設在吐魯番和肅州），而賠款則美其名曰“兵費”，增為九百萬盧布（約合五百萬兩白銀）。這些條款全都載於 1881年2月24日簽訂的新條約——即聖彼德堡條約中。

這次和平解決通常都被說成是中國的外交勝利，其重大後果有二：首先，儘管曾侯曾警告不要自滿、樂觀和傲慢，但是，從西方一個強國那裏贏得第一回合的勝利的想法激發了中國的自信心和保守性。那些妄發清議的文人更加相信，這項勝利是靠他們的戰爭喊聲得來的，因而對他們解決中國對外關係問題的能力產生了過分的自信。

第二個重要後果是新疆的地位發生了變化。新疆歷來被看成西域，從來不是中國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一直是邊疆地區，當中國隆盛時便領有它，衰落時便喪失它。聖彼德堡條約以後清廷採納左宗棠的建議，於1884年將新疆改為行省，並任命在收復新疆中功績卓著的年輕傑出將領劉錦棠為第一任巡撫。這一制度革新成了中國邊疆史上的里程碑。

伊犁危機解決之後接著出現了法國侵略朝貢國安南的問題。安南古稱越南，它最早受到中國影響的時期是在西元前三世紀，它的北部在西元前 111年——即漢武帝時（西元前140—87年）——已被征服。它的中文名來源於唐代（西元618—907年）所設的安南都護府。雖然唐王朝滅亡後越南獲得了獨立，但它仍然受到強大的中國文化和政治的影響，而在明清時期它是一個重要的朝貢國。

西方的影響是1615年由耶穌會士帶進越南的，但是在這個以儒教為主的國家裏，教會的活動進展緩慢。法國東印度公司企圖與越南進行貿易的嘗試失敗了，但是到十八世紀末法國的影響開始抬頭，因為阮福映（1788年舊制度被推翻後的唯一倖存者）那時在法國軍官的幫助下，重新控制了這個國家。他被立為阮朝的嘉隆帝（阮朝的統治從1802年起到1945年止）。

嘉隆帝及後繼諸帝都是保守的儒家，他們支持仇洋暴亂，以反對傳教士和本國教徒。路易•拿破崙因急於要建立一個法屬印度支那帝國和把自己打扮成在海外傳播天主教的旗手，便在1859年派軍前往西貢去懲罰反教會的越軌之徒。1862年強使越南接受的條約使法國獲得賠款四百萬美元，同時獲得貿易權、傳教權和控制越南對外關係權，另外還獲得了稱為交趾支那的南部三個省。1874年簽訂的新約又確認法國對交趾支那的佔領和對越南（這時已稱為法屬安南）對外關係的指導，並批准法國在北部東京的紅河的航行權。這項條約表面上承認安南獨立，實際上已把它降為法國的保護國。這時中國正全力對付臺灣危機和處理馬嘉理謀殺案，沒有採取積極措施阻止法國前進，只是根據安南是中國的附屬國這一理由，拒絕承認1874年的條約。

法方在安南加緊其活動，到1880年已在河內和海防港駐上了軍隊，並在紅河沿岸建立了一些要塞。安南政府為了抗拒法方的推進便加強同中國的聯繫，既向中國進貢，又請求駐在中國和安南邊界上的非正規中國軍隊——黑旗軍——給予援助。到1882年黑旗軍已開始與法軍作戰，次年，清廷又悄悄地派遣正規軍進入東京。

這時天津總督李鴻章反對在完成中國海軍建設和沿海防務計畫以前和法國開戰。他極力主張中國只有在遭到進攻時才可應戰，而且即使如此，其為害也不可勝言，因此他主張以談判促解決。當時還是總理衙門首席大臣和首輔軍機大臣的恭親王也表示同意，認為中國不應在時機未至時向一個西方頭等強國挑戰。

李鴻章和恭親王的審慎態度遭到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年輕官吏的攻擊和嘲笑，這些人雖然是些優秀的學者，但在外事和軍事上既無實際經驗，也無真知灼見。他們在奏疏中慷慨陳詞力主好戰的行動路線，因而博得了公眾的擁戴和皇帝的注意。他們自稱為清流黨，藐視法國為“強弩之末”，譴責姑息的態度會縱容貪得無厭的敵人提出日益眾多的要求。他們堅持說，戰爭的勝負主要取決於人在勇敢和美德方面的素質，而不是取決於武器，因而將李鴻章鄙夷地比作臭名昭著的宋代奸臣秦檜（西元 1090—1155年）。

清流党強調中國的道義力量，李鴻章卻著重指出了它的物質上的弱點。而曾侯則表現出他全面瞭解當時的形勢的能力。他根據對法國國內政治和國際地位的瞭解得出結論說，法國是經受不住一場勞師遠襲的戰爭的。他提醒李鴻章和法國人打交道時不能示之以弱，因為：（一）他們欺軟怕硬。中國備戰的決心越大，爭取和平的可能性也越大。優柔寡斷、拖延不決以及妥協退讓都只會給法國人帶來好處，並使中國在以後難以收回這些利益；（二）法國垂涎於廣東的煤礦和雲南的金礦；放棄安南並不能滿足它的胃口，反而會削弱中國南部的邊防；（三）喪失東京會縱容英、俄兩國覬覦西藏和朝鮮；（四）法國國內的政治不穩以及在歐洲政治中的孤立地位不允許它對外作戰。根據這種種理由，曾侯告誡他不要過分謹小慎微，而力主採取強硬態度。

清廷在和、戰之間舉棋不定。榮譽要求捍衛一個朝貢國，可是畏懼心理卻不允許它去和一個西方頭等強國打仗。赫德駐倫敦的代理人金登幹發來的一份報告使清廷相信，安南的法國軍隊不會貿然投入大規模戰爭，只要開放河內和紅河的貿易和航行便可消除爭端的根本原因。於是清廷指令李鴻章和法國公使進行談判。第一次達成的協議規定安南為中、法兩國的共同保護國，但巴黎反對，接著法國便派遠征軍來安南。由於中國軍隊在東京吃了敗仗，同時又害怕法國進攻中國本土，慈禧太后一怒之下免去了恭親王和其他四名軍機大臣之職，並命令李鴻章尋求解決辦法。隨後，李鴻章與法國海軍上校福祿諾于1884年達成協議，它要求中國承認法國和安南所簽訂的全部條約，撤退中國在東京的駐軍；而法國則應允不要求賠款，不侵犯中國，並同意在將來與安南締結任何條約時不使用有損于中國威望的字眼。這一協定激起了清流黨的忿懣，朝廷收到四十七份要求追究李鴻章的責任的奏疏。處於困境的李鴻章因此不敢將李-福協定中關於中國軍隊撤離安南的日期奏報朝廷。

駐東京的中國軍隊未奉到撤退命令，因此拒絕了法國要他們撤離的要求，於是重新爆發敵對行動。巴黎譴責中國失信，在1884年7月12日發出最後通諜，索償大筆賠款，並要求立即執行李-福協定。清廷由於害怕法國發動進攻，將清流黨的兩位領袖張之洞和張佩綸分別調往防禦要地：張之洞調任兩廣總督，張佩綸會辦福建海防。8月23日，法國海軍將領孤拔率船艦襲擊福州，在一小時內沉毀十一艘中國兵船，將1866年以後由法國幫助建造的福州馬尾船廠全部摧毀，張佩綸率先脫逃。他向朝廷謊報軍情，致使北京還以為中國曾在這場海戰中取勝，可是後來弄清真相後張佩綸被充邊，清廷則向法國正式宣戰。

慈禧太后從1884年8月至11月，支持了三個月的戰爭，到12月份她由於以下幾件事而心煩意亂，最後又產生了動搖：東京戰局的勝負難料，法國對臺灣的封鎖，以及法國有阻撓中國南方漕運的企圖。預期英、德兩國的援助並未兌現；同時還出現了俄國在北部邊疆捲土重來和日本在朝鮮發動侵略的威脅。法國也同樣希冀和平，因為法國的政局的不穩和打遠距離戰爭的困難，也開始使法國政府不勝負擔。赫德駐倫敦的代表金登幹秘密在巴黎斡旋和平，加上法國在諒山大敗，這些事實給北京提供了一個體面的爭取和平的機會，也對法國的好戰精神潑了一瓢冷水。1885年6月，李鴻章和法方駐中國公使簽訂了一項正式條約：中國承認法國和安南締結的一切條約，法國則將撤走在臺灣和澎湖的軍隊。中國不付賠款，但它為戰爭花費了一億多兩白銀，並欠債約兩千萬兩。

事實證明，清廷的優柔寡斷和舉棋不定造成了災難。堅定的作戰政策本來可能制止法國的侵略；如果堅持和平政策，本來也可以保住福建艦隊和馬尾船塢。可是，庸碌無能的領導層卻毀了這二者，而且還喪失了安南這一朝貢國。清流党意氣用事，無補於實際，因此它對這些後果應負大部分責任。

安南的喪失標誌著經營了二十年之久的自強運動的失敗。外交、政治和技術上有限的現代化，未能使這個國家強盛得足以抵禦外國帝國主義。中國的軟弱無力誘使英國起而效尤法國，於1885年入侵緬甸，使緬甸脫離了中國。1886年它迫使中國訂約讓緬甸淪為自己的保護國，不過條約允許緬甸繼續向北京每十年納貢一次。隨著南方的這些朝貢國的喪失，中國東北的主要屬國朝鮮的命運，現在也跟著處於千鈞一髮之勢。


第04節 日本對朝鮮的侵略

朝鮮被中國人看成中國北部極重要的“外藩”，它在明、清兩代又是中國的頭等朝貢國。朝鮮李朝（1392—1910年）每年派三次正式貢使前往明廷，派四次正式貢使前往清廷，另外還有許多小規模的遣使。從1637至1894年，有507個朝鮮使團到過北京，也有169個中國使團出使到朝鮮。由於受中國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影響，朝鮮人模仿中國人的各種制度和生活方式，並且把與中國的關係說成是“事大”，以區別於與日本之間的較為平等的“交鄰”關係。實際上，自 1637年以來，朝鮮除了和中國有藩屬關係以及偶爾和日本交換使臣外，它和其餘國家並無交往；西方人稱它為“隱士的王國”。

隨著中國和日本的開放，朝鮮日益受到西方國家要求貿易、傳教和建立外交關係的壓力。但是，朝鮮宮廷曾於1786年把基督教當作邪教加以禁止；除了對航船遇難給予方便外，宮廷拒絕與西方建立任何聯繫，這一毫不通融的立場，在幼王高宗的父親大院君于1864年攝政以後變得更加僵硬。1866年 2月，大院君又對基督教徒進行迫害，並造成了對外國教士們的一場屠殺。10月份，法國駐華公使未獲巴黎批准，逕自派討伐隊前往朝鮮。法國軍隊佔領了漢城南面江口的江華島，可是在城外戰敗而退去。同年8月，一艘美國商船“謝爾曼將軍號”駛抵平壤，以炮轟相威脅，要求通商。這艘船的行徑如同海盜，它在退潮擱淺後被焚毀，水手也被殺。1871年，美國國務院命令駐華公使鏤斐迪調查此案。他隨帶五艘兵船前往。美國討伐隊要求在江華島附近進行談判被拒絕後，就強行駛入通往漢城的漢江。當朝鮮的海岸炮臺開火轟擊時，美國人也還擊，大肆轟擊江華島。美國人由於沒有受權作戰而隨即撤離。朝鮮人由此得出結論：他們既打贏了法國人，也打贏了美國人。

總理衙門自知中國無力保衛朝鮮，在1867年開始勸告朝鮮和西方國家和解。到了1879—1880年時，中國人力促朝鮮和西方國家建立條約關係，以抗衡日益增長的日本的影響。日本對朝鮮的關係在德川時期（1603—1867年）由對馬地方的封建領主處理，自1868年明治維新以後，便改由東京直接掌管了。日本為了宣佈這些政治變化和修訂雙方關係而派往朝鮮的使團，都被大院君拒之門外，因為他藐視日本所實行的現代化，而且認為日本天皇僭越“ 天皇殿下”的稱號是不合體統的。

為了報復這次冷遇，日本領袖們決定于1873年派一討伐隊前往朝鮮。這一行動將起到這些作用：（一）為心懷不滿的武士提供泄忿的機會，轉移他們對國內問題的注意；（二）對中國在朝鮮的君臨地位進行有利的挑戰，以謀取日本在亞洲的領袖地位；（三）阻止英國和俄國的前進；（四）為1592和 1597年豐臣秀吉入侵朝鮮的失敗雪恥。但是從西洋回國的日本領導人取消了這個決定，他們認為日本國內的落後狀況不允許進行一次對外冒險。

不過，在1875年還是派遣了一支配備有炮艇的巡邏隊。當日本人在江華灣遭到襲擊時，他們便進行還擊，並摧毀了朝鮮的防守要塞。這次勝利以後東京又增派了六艘兵船前往朝鮮，同時派了一個使者前往北京探聽中國的反應。這時，總理衙門正窮于應付馬嘉理事件，遂小心翼翼地答復說，朝鮮雖是中國的藩屬，但其內政外事從來悉聽自為。日本受此鼓舞，力促開放朝鮮，清廷因一心避免衝突，便指令朝鮮進行談判。1876年2月24日，日-朝江華島條約簽字。條約載明：（一）承認朝鮮為自主之邦，享有與日本平等之權；（二）互派使節；（三）開放三口對日通商；（四）日方在這些口岸享有領事裁判權。由於不能維護朝鮮的獨立，中國沒有履行其宗主國的權利。

日本繼在朝鮮的行動之後又於1879年併吞琉球群島，這更使中國決心向西方國家開放朝鮮，以抵消日本的影響。北京責令李鴻章主管朝鮮事務，以便在商業上和外交上著手對西方開放朝鮮。1882年，他派遣馬建忠和海軍提督丁汝昌前往朝鮮，目的是介紹美國海軍準將舒斐爾特進行締約談判。 1882年5月22日簽訂了美-朝條約：兩國同意互派外交官；在通商港口設領事；彼此平等相待。美國承認朝鮮獨立，但是朝鮮另發單獨的聲明，自稱為中國屬邦。此後數年朝鮮和英、法、德各國都簽訂了協定，並且它也按照中國模式著手進行了一些現代化的工作，儘管步子很慢。

高宗于1873年開始親政以後，他的“閔妃”（出身於有影響的閔氏家族）取得了越來越大的權力，她借此權力實行改革，而且還雇用了一些日本軍官來訓練朝鮮軍隊。大院君決心削弱她的影響，利用一些被遣散士兵的不滿情緒，於1882年煽動他們攻打王宮和襲擊日本使館。閔妃倖免一死，日本使館則被焚，七名日本軍官被殺，日本公使逃回本國；大院君重新掌權。丁汝昌提督和馬建忠到朝鮮調查此案；為了防止日方採取懲罰性行動，他們迅速採取措施逮捕了大院君，並將他送往中國監禁。按照馬建忠的勸告，朝鮮國王同意向日本賠款五十五萬美元，派使團道歉，並允許日方在使館內駐軍和築兵營。日本取得了向朝鮮派兵的權利，這標誌著日本外交的重大勝利。

1882年暴動以後，李鴻章率先積極行動，以加強中國在朝鮮的地位。中國和朝鮮締結了一項商約：朝鮮給予中國以治外法權，中國人則提供貸款，並送給朝鮮政府一批洋槍。李鴻章任命一名中國的商務代辦以監督朝鮮的貿易，並指令袁世凱負責訓練朝鮮軍隊。原在中國海關任職、後又充當德國駐天津領事的穆麟德擔任了朝鮮的海關稅務司和外交顧問。中國的六個營軍隊駐在朝鮮以維持治安和防備日本的侵略。

1882年以後，朝鮮人中的親華派和親日派之間的鬥爭愈演愈烈。袁世凱和親華派掌握了政府，而日本駐朝鮮公使竹添進一郎卻竭力鼓吹朝-日友誼，並操縱金玉均所領導的親日派。1884年，中國因中法戰爭從朝鮮撤回了三個營的兵力，親日派便試圖在12月4日發動政變。他們的軍隊突然沖進王宮，逮住了國王，並殺死了一些親華的官員。袁世凱的軍隊當即平定了叛亂並救出了朝鮮國王，但是主要煽動者金玉均卻逃往日本。

東京方面立即派一支討伐部隊和一名特使（井上馨）前往朝鮮索取賠款，要求道歉和索資重建日本使館。與此同時，另一位專使伊藤博文也前來和李鴻章商談，當時李鴻章正忙於中法戰爭，因此迅即妥協，於1885年4月18日同意締訂中日天津會議專條，此約規定：（一）中、日兩國應於四個月之內各將軍隊盡數撤出朝鮮；（二）雙方應勸朝鮮聘請別國人為教練，中、日兩國人員均不得訓練朝鮮軍隊；（三）任何一國如欲派兵前往朝鮮平亂，應先行文知照對方，一俟事定，應即撤兵，不得留防。這一協定實際上使朝鮮變成了中、日兩國的共同保護國，取消了中國聲稱它為唯一宗主國的權利，並且確認了日本具有向朝鮮派兵之權。

與此同時，俄國佔領了朝鮮東北海岸的元山港，英國奪得了朝鮮南部的巨文島，國際紛爭因而加劇。日本看出了西方國家對它在朝鮮利益的威脅，便採取了鼓勵中國加強控制的政策，借此來抵消別國的影響和確保日本在將來的朝鮮事務中只與中國打交道的局面。李鴻章不懂得日本的這一用心，果然通過任命袁世凱為全面掌握朝鮮的商業和外交事務和監督其內政的駐朝鮮大臣，來加強中國的控制。袁世凱很快控制了朝鮮的宮廷、海關、貿易和電報業務，在1885— 1893年期間成了朝鮮國內權力最大的人物。正當中國在朝鮮盛極一時時，日本的經濟和軍事也獲得了長足的進展，而到1894年時，日本的現代化程度已足以與中國角逐了。

使原已緊張的局勢更為加劇的是：1894年3月，朝鮮的親日派領袖金玉均在上海被另一朝鮮人刺殺；死者的屍體運回朝鮮淩遲示眾以為叛國者戒。日本人認為這一事件是直接的冒犯；雖然外相陸奧宗光聲辯說，一名朝鮮人在中國被另一名朝鮮人殺害，在法理上與日本無關，但是仍然群情激昂，而玄洋社等秘密組織則為戰爭推波助瀾。這些組織慫恿東學黨叛亂，使之成為向朝鮮派兵的藉口。

東學黨運動本來是宗教性質的，由於官方的迫害才變成了政治運動。東學党的創始人崔濟愚（1824—1864年）是一個不得志的士子，他有感於官方的壓迫和基督教的擴張，創立了號稱集儒、道、釋精髓而為一的“東學”信仰。朝鮮政府視它為邪教而加以取締，並於1864年將崔濟愚逮捕、論罪和斬首。這一教派被迫轉入地下活動後，逐漸吸引了一些胸懷政治野心的人士。1892年，東學黨人要求開禁，但被拒絕，他們的組織奉令解散。

此後不久，在玄洋社日本人的幫助下，東學党人利用群眾性抗議官僚貪污的機會，策劃了一次暴亂。當朝鮮宮廷要求中國出面援助時，日本公使慫恿袁世凱採取積極行動，並暗示日本無意干預此事。李鴻章信以為真，認為日本不會進行戰爭；但東京卻作了充分行動的準備，因此中國人剛剛協助撲滅東學黨人，八千名日本兵馬上就出現於朝鮮。日本方面要求朝鮮改革內政，但是朝鮮政府根據李鴻章的指令答復說，只有在日本軍隊撤出朝鮮後，它才能進行改革。

李鴻章決心尋求外交解決，他希望爭得西方各國的同情，迫使日本同意和平解決。當俄國沒有遵守替中國調停的諒解時，李鴻章就轉而請求英國調停。倫敦事先未曾料及事態發展如此之快，所以沒有適當的對策而左右為難。3月間接替格蘭斯頓當政的羅斯貝利勳爵“很不願意看到遠東出現動盪局勢”。最後他提出了一項溫和的、雙方都不得罪的建議：呼籲中、日雙方同時撤軍，並在朝鮮京城周圍建立一個中立地帶。日本曾對美國的和平呼籲置之不理，現在又拒絕了英國的建議。李鴻章的外交努力使中國延誤了軍事方面的準備工作；直到和平解決的希望全告破滅時，他才下令向朝鮮增援。日本方面得知這一護送援軍的消息後，便在 1894年7月25日將中國向英國租用的“高升號”輪擊沉，使九百五十名中國士兵落水而死。8月1日，中、日雙方同時宣戰。

這場戰爭實際上成了兩個從事現代化曆一代人之久的國家所作的一次較量。在陸上，日方在平壤打敗了李鴻章的淮軍，成立了以大院君為首的傀儡政府，並宣佈朝鮮獨立。在海上，雖然中國誇耀它有一支較大的艦隊，但是並非所有船艦都被動員作戰。和日方作戰的只有李鴻章的北洋艦隊；南洋艦隊以及駐在廣東和福建的兩支地方海軍中隊則守“中立”以圖自保。不僅如此，中國艦隊雖然噸位超過日方，可是它們都陳舊過時，速度也較慢，無法與日方新式和快速的艦隊匹敵。這兩支海軍於1894年9月17日在鴨綠江口外的黃海海面上展開了激戰。戰鬥一開始，中國海軍就陷於混亂狀態，當時旗艦管帶取消了其上級——海軍提督丁汝昌——關於戰鬥隊形的命令。當旗艦因第一發炮將飛橋震塌而使丁汝昌及其英國顧問受傷時，艦隊便群龍無首，失去領導。一位當過陸軍軍官的德國顧問擔任指揮，可是很不得力。在五個小時的交火中，中國方面損失了四艘船艦，傷亡一千餘人。而日本方面只損失一艘船艦。

殘存的中國船艦撤退到旅順口，然後又撤到海軍基地威海衛。11月，日方由陸路攻佔了大連和旅順口，使要塞的大炮失去了作用。1895年2 月，當日方抄後路攻陷威海衛並用要塞的炮火轉而轟擊停泊在港內的中國船艦時，中國的失敗便已成定局。海軍提督丁汝昌自殺殉職，他的僚屬紛紛投降（見第四章）。

經過三十年自強運動，卻落得這場恥辱的失敗，這使李鴻章無法逃脫嚴厲的指責。他辯解說，單靠北洋艦隊和淮軍對抗日本全國的力量自然無法取勝，但是這種託辭未能使他免於撤職和丟面子。

1894年11月，重新主管總理衙門的恭親王首先採取和平行動，要求美國公使出面調停，提出中國願意賠款和承認朝鮮獨立。日方這時已佔領了旅順口和大連，正在威脅滿洲和遼東，覺得這樣的讓步尚嫌不足，但卻表示願意進行和談。清政府於1895年2月派總理衙門的大臣兼戶部左侍郎張蔭桓前往廣島，要求會見伊藤博文和陸奧宗光，但是日方拒絕接待，堅持說他無議和的“全權”。清政府在北洋海軍戰敗以後，求和心切，即派李鴻章為頭等全權大臣前往日本議和。

日本提出的議和條件包含日本國內各界人士的要求。陸軍堅持要割讓遼東半島；海軍要求將臺灣作為日本在南亞作戰的軍事基地。進步党主張日本應控制山東、江蘇、福建和廣東，自由黨人則力主割占滿洲。財政當局要求巨額賠款。最後提出的方案把重點放在朝鮮自主、賠款、割讓領土和取得通商通航特權這幾個方面。

在馬關議和期間，李鴻章強調中日兩國應該承認有同文同種的關係，作為西方帝國主義時代的亞洲人，他們也有相同的利害關係，因此不應互相拆臺。李鴻章想利用他七十三虛歲高齡這一點在他的年輕對手面前贏得某種心理優勢，但未能收效。就在這關鍵時刻，李鴻章遭到一個日本狂熱分子的狙擊。雖然傷勢不是致命的，但是這件事使日方很尷尬，因為日本政府耽心此事會促使西方列強進行干涉並站在中國一邊。日本天皇派御醫為李鴻章診治，日本政府主動宣佈休戰，並將賠款從所索取的三億兩減至二億兩。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指出，“李氏的不幸倒成了大清帝國之幸事。從現在起，議和條款的商定將較前容易了，中日戰爭亦將停止進行”。1895年4月17日馬關條約簽訂。條約規定：（一）清政府承認朝鮮國獨立自主，不再向中國朝貢；（二）向日本賠款二億兩；（三）割讓臺灣、澎湖列島和遼東半島；（四）開放重慶、蘇州、杭州和沙市為商埠；（五）日本臣民得在中國開設工廠，從事工業和各項製造業。

中國方面的反應十分強烈。李鴻章被指責為賣國。當時駐南京的總督張之洞反對批准條約，一些聚在北京應試的舉子幾次上書，要求清廷廢約，繼續戰鬥（見第五章）。但是清政府不顧這些反對意見，還是在1895年5月8日交換了條約的批准書。

臺灣島上的中國領導人強烈地抵制割讓他們的島嶼；這個島嶼自中法戰爭以後已改為行省，而且經過首任巡撫的努力經營已在現代化方面有了相當可觀的進展（見第四章）。5月25日，島上的領袖們宣告獨立，並宣佈臺灣為共和國，改現任巡撫為總統。在清政府的代表——李鴻章之子李經方——的壓力下，再加上日軍的行動，這一地方性運動終於在1895年10月被鎮壓下去，臺灣轉歸日本統治。

今天再來估計這場戰爭，不管怎麼說，中國的失敗是不可避免的。首先，戰爭的一方日本這時已成為一個現代國家，民族主義使它的政府和人民在共同的目標下團結起來對付中國，而作為另一方的中國，它的政府和人民基本上是各行其是的實體。日本的戰爭努力動員了舉國一致的力量，而中國人民幾乎沒有受衝突的影響，政府幾乎全部憑藉北洋水師和李鴻章的淮軍。其次，中國方面事權不明確，指揮不統一，沒有全國範圍的動員。總理衙門、地方當局以及不負責任的清流党官員各執一詞，主張互異，使得清廷難下決心。李鴻章掌管外交和朝鮮的軍務，卻無權決定政策性事宜，也無權控制他所轄範圍以外的艦隻和軍隊（見第十五章）。

第三，清廷的腐敗和北洋水師指揮的昏庸，從戰爭一開始就註定了中國的命運。慈禧太后挪用海軍軍費數百萬兩建造頤和園的行徑，她對太監的信任以及世風普遍敗壞，都是造成這次失敗的原因。李鴻章在北洋水師中選用僚屬只憑與他個人的親疏關係和是否為他私人效勞，而不管他們方正與否，因此在北洋水師指揮部中不正之風盛極一時。許多將領都向閹宦總管李蓮英討好，用貪污的公款給他送禮，李蓮英又轉而庇護他們的不法行為。儘管北洋水師貌似強大，實際上已不堪一擊了。李鴻章深知北洋水師的弱點，所以他在決心作戰以前曾使盡了外交手段。

第四，李鴻章的外交有它的局限性：他不懂國際上的政治形勢；迷信個人說服本領；想依靠那套陳舊的以夷制夷政策。當俄國沒有出面替中國斡旋時，李鴻章便轉向英、美求助，但是它們誰也不能有效地遏制日本。


第05節 “瓜分中國”的危險

1895年4月23日，俄、法、德三國聯合照會東京提出警告說，日本佔有遼東半島將直接威脅北京的安全，使朝鮮的獨立城為欺人之談，並且還威脅著整個遠東的和平。俄國對日本登上亞洲大陸存有戒心，它自己也在覬覦大連和旅順這兩個不凍港，所以就鼓動了這次干涉。俄國的財政大臣維特伯爵強調指出，“當務之急是制止日本滲入中國心臟和在遼東半島取得立足點”。因此，俄國決定要使遼東半島保持“戰前原狀”，並決定採取任何必要的行動——包括轟擊日方港口——以求取得日本同意。參加俄國這一行動的有它在俄法同盟中的盟友法國，還有很願俄國繼續忙於東方事務以期減緩它對歐洲的壓力的德國。為了使這項勸告更為有力，俄國召回了它駐在中國和日本港口內的艦隻，宣佈符拉迪沃斯托克為戰爭地帶，並在該地集結軍隊。英國執行不介入的政策，主要是因為遼東地區與英國沒有直接利害關係，而且英國首相羅斯貝利害怕對日本用兵。

早在和約簽訂以前，伊藤和陸奧宗光就已認為歐洲可能干涉，並且力主日本應克制對大陸的領土要求。然而日本的軍界卻堅持割地是戰爭勝利的主要標誌。這時，日本在三國干涉面前有三種選擇：（一）拒絕警告，不惜一戰；（二）就遼東問題召開一次國際會議；（三）接受三國提出的主張。1895年4月 24日，御前會議贊成第二項行動方案，但是外相陸奧宗光反對，因為他耽心西方列強可能乘開會之機改動和約的其他條款。最後，日本政府決定由中國付銀五千萬兩贖回遼東。列強將贖款減為三千萬兩，於是李鴻章便與日本駐中國公使林董于1895年11月4日簽訂了正式的贖遼協定。

俄國人由於進行這次干涉，並且應允在還債第一年借銀一億兩給中國償付對日賠款，因而贏得了中國人的感激。當時清政府的歲入為八千九百萬兩，在此情況下它幾乎不能償付這樣一筆巨額賠款。1895年，北京向俄-法銀行財團借款四億法郎，利息為四厘。隨後於1896和1898年，又向德-英銀行總會借款兩次，每次一千六百萬英鎊，利息分別為五厘和四厘五。

由於俄國表現的友誼給人留下了好感，中國的高級官員們紛紛贊成聯俄，以保證將來不致受日本和西方國家的侵略。在1874年的爭論和 1878—1881年的伊犁危機中已表現出親俄傾向的李鴻章，對英國在中日戰爭中沒有幫助中國頗感失望。此事促使他把聯俄看成未來中國外交的主要原則。結果，慈禧太后也同意聯俄方針。

就俄國來說，維特伯爵希望清政府同意俄國取道滿洲把西伯利亞大鐵路修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所以他是歡迎中俄結盟的。這條取道滿洲的線路可以使鐵路縮短三百五十英里，可以節省許多時間和金餞，還可以促進維特提出的向中國和平滲透的政策。維特遭到外交部亞洲司以及阿莫爾省省長的反對，反對者覺得這一計畫會引起其他列強的反對，同時可能加速對中國的瓜分。可是，維特因有沙皇的支援，便指令駐中國公使喀西尼向李鴻章解釋，說這條大鐵路將便於調動俄國軍隊以保衛中國。雖然進行了幾次討論，但是雙方並未形成正式條約，儘管英國的《字林西報》曾作過“喀西尼協定”的報導。

有關鐵路修築權以及中俄結盟的談判終於在1896年俄皇尼古拉二世加冕之際實現了。原先一名中級官員奉命參加加冕典禮，可是喀西尼私下表示不滿，認為換一位與李鴻章品級相當的人赴此盛典似更為合適。據說沙皇曾給慈禧太后發電，表示寧願中國派李鴻章前往。這位已經失寵的七十四虛歲的李鴻章便被任命為一等欽差大臣首次出使西方，去參加俄皇的加冕典禮和曆訪英、法、德、美各國的統治者。維特在他的回憶錄中曾就此事寫道：“……我希望在他到達俄國以前，勸阻他訪問其他歐洲國家，因為我很清楚，李鴻章在歐洲必然會成為歐洲政治家們施展種種陰謀的對象”。因此，沙皇派遣了他的親信大臣烏赫托姆斯基親王前往蘇伊士“邀截”李鴻章，並將他護送至敖得薩。

在聖彼德堡期間，維特竭力使李鴻章相信，為了在緊急情況時能向中國提供軍事援助，俄國需要有一條從歐俄部分直達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最短的鐵路線。這條鐵路線由於橫貫蒙古和滿洲北部，可以提高它所通過的土地的生產能力，也不會遭到日本反對，因為它能把日本和歐洲連接起來。李鴻章暗自欣賞這個計畫，他向北京奏報說，該計畫可阻止英國和日本日後的擴張，所以對中俄雙方都有利。維特和李鴻章就下列三項原則達成了一致意見：

（一）中國允許俄國自赤塔修築一條鐵路到達符拉迪沃斯托克，鐵路可交由一商辦的中東鐵路局管理。

（二）中國劃出一片土地足夠供鐵路建築房屋和管理之用，路局在該地區內擁有全權，包括設置員警權。滿三十六年後中國可用七億盧布贖回該鐵路；如滿八十年則可無償地交還中國。

（三）日本如進攻中國、朝鮮或俄國在遠東的土地，中、俄兩國應互相援助。

據傳說，李鴻章曾從俄國受賄一百五十萬美元，至少第一筆報酬似已付清。維特否認有此事，不過即使此事屬實，這筆賄賂在李鴻章思想中也不是決定性的，因為他來到俄國的明確目的就是要締結一項密約。李鴻章熱衷於以夷制夷的政策——這一次是利用俄國對付日本；他自鳴得意地宣稱，該條約將使中國二十年無事。但是，和平維持不到兩年。

在三國干涉以後，德國要求在中國取得一處海軍基地作為酬勞，它列舉了所有其他列強都在東亞擁有基地的事實，如英國之在香港，法國之在東京，俄國之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等。中國拒絕了這個要求。但在1897年德皇訪問俄國時，他得到沙皇含糊其詞的諾言，即讓德國佔領山東省的膠州。德國人隨後便以兩名德國傳教士在山東被殺害（在1897年11月）為理由佔領了膠州，迫使中國當局簽訂一項為期九十九年的租借條約，並取得了在山東境內建造兩條鐵路的特權。俄國外交大臣穆拉維約夫受此事鼓舞，爭取到沙皇對佔領旅順口和大連計畫的支持（維特對此舉持異議，但被駁回）。1897年12月，俄國藉口保護中國不受德國的侵

略，將這兩個港口強行佔領，又在次年3月迫使中國租出旅順和大連（為期二十五年），同時強迫中國讓它從中東鐵路修建一條南滿鐵路抵達這兩個港口，然後向西通至營口，向東通至鴨綠江。維特事後承認曾付給中國方面的談判人李鴻章和張蔭桓一筆酬金，以酬謝他們與俄國人的勾結。這時俄國人占了遼東半島，而這是三年前中國花了三千萬兩庫銀從日本贖回來的！

割地的狂潮這時正式開始了。英方租借了威海衛，為期二十五年；租借了展拓的香港新界，為期九十九年；還從清政府取得了不將長江流域讓與他國的諾言，使這一地區成了英國的利益範圍。日本則得到了不將福建省讓與其他國家的同樣保證。法國以九十九年為期租借廣州灣，並在兩廣和雲南建立了它的勢力範圍。只有義大利的要求被拒，沒有得到租借地；至於美國，當時正因對西班牙戰爭和菲律賓革命而忙得不可開交，因此未能採取任何行動。瓜分中國的危險加速了國內的戊戌變法運動（這本身是一個大題目，參見第五章），同時也導致美國宣佈其“門戶開放”的政策。

雖然英國聲稱它在中國有特殊利益範圍，但它還想提出在其他列強享有特殊勢力的地方進行貿易的門戶開放政策。由於英國是割地狂潮的參與者之一，不便單獨提出這一想法，於是轉而請求美國支持，因為美國在這方面是歷史“清白”的唯一大國。先在1898年，然後又在1899年，英國駐華盛頓公使提請美國國務院聯合發起一個在中國實現商業機會均等的運動。但是，美國人直到結束對西戰爭和兼併菲律賓後才對此事感到興趣。當時，中國海關的一位英籍稅務司賀璧理使他的美國朋友柔克義相信這個主意是明智的。美國前駐華公使柔克義是國務卿海約翰的遠東事務顧問。海約翰於1899年9月將柔克義起草的照會送交英、德、俄、法、意和日本，提出了在中國實行商業機會均等的主張。它包括三個要點，總而言之是要維護條約制度，其內容有如下述：

（一）一國在其利益範圍或租借地內，不得干涉任何通商口岸或任何其他國家的既得利益。

（二）一國在其勢力範圍內不得在港口稅或鐵路運費等方面歧視他國國民。

（三）在各國的勢力範圍內，僅由中國政府徵收關稅，並依照中國協定稅則辦理。

對於這個照會，沒有一個國家明確表態，每個國家都觀望著其他國家的態度，可是海約翰仍然於1900年3月20日宣稱，各國都已“斷然而明確地”同意了照會的內容。只有日本對這項聲明提出了異議。當義和團起事時期“門戶開放”原則似乎受到威脅時，美國在1900年7月3日發送了第二次照會，補充了包括保護中國的領土完整和行政權力完整的條款。這完全是一項表態的聲明，並不要求其他國家作出回應。

“門戶開放”只是關於一些原則的宣言，不是美國政府的正式政策；美國政府既不打算、也沒有力量強制推行它。可是在宣佈了這項政策之後，瓜分中國的趨勢確實緩和了下來，這倒不是因為列強回應了美國的呼籲，而是因為帝國主義者害怕他們之間會造成對抗和衝突。由此而形成的均勢挽救了清帝國，使它免遭立即覆亡的命運。


第06節 義和團起義

在百日維新的最後時期（參看第十六章），發生了1898年9月的宮廷政變，它一舉削弱了漢人激進派和穩健派，恢復了反動的滿人政權。榮祿和裕祿及啟秀等其他保守派都進入軍機處，大學士剛毅日益得到太后寵信。這些人主張搞強硬政策，太后在他們的影響下也決定不再向外國列強讓步。1899年2月當義大利人要求割讓福建省的三門灣時，太后命令拒絕這一要求；當10月份義大利人改變原意時，太后就把這項新政策看成是正確可行的。1899年11月21日，她訓令各省當局不要再抱任何和平幻想，她說：“各省督撫，必須同心協力……以中國地大物博……又何強敵之可懼。正不必化干戈為玉帛，專恃折沖尊俎也。”

1860年英法的入侵，使清宮廷逃到熱河，隨後又敗於法國人和日本人之手，在1897—1898年外國又競相向中國要求割地：這些都使太后有充分理由怨恨外國人。外國人同情1898年變法的嘗試，他們的干涉又使康、梁維新派得以脫逃，再加上他們在日本逃亡時仍在繼續搞維新活動：這一切都加深了她的反感。此時外國駐北京的公使們公開反對她廢黜光緒皇帝和立端王之子為大阿哥的計畫。太后和端王因無力反對外國對他們的計畫的干涉而感到丟臉和沮喪，便轉而支持義和團運動這一排外的大暴亂。

排外情緒不僅充滿朝廷，也滲入到學者、官員、紳士以及一般老百姓中。半個世紀的外國人的侮辱深深地傷害了他們的自豪感和自尊心。傲慢的外國公使、領事和咄咄逼人的傳教士及商人，經常使他們想起中國的不幸。日益增長的不平之感，再加上一些更大的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和宗教的因素，釀成了一場廣泛的排外運動。

1858年的天津條約和1860年的北京條約允許外國傳教士在中國內地自由傳教。但是他們很難在中國人中贏得信教者，因為中國人痛恨基督教在炮艦保護下的入侵。有些傳教士對中國皈依者提供金錢補助或其他舒適環境，甚至在訴訟中也為他們的教徒向縣官說情。總理衙門在一份奏章中將傳教士的保護權總括為這樣一句話：“數十年來總理衙門辦理教案，從未見有教士責罰教民之事。”

紳士是排外最烈的，他們把基督教看作敗壞社會的異端邪教。他們自封為儒家禮儀的衛道者，痛恨任何外國宗教或哲學的侵蝕，特別對中國教徒不舉行傳統儀式和不參加地方節日活動的行為感到忿恨。紳士往往就是那些仇教暴動的秘密煽動者。民間的傳說和謠言描繪外國人在教堂和女修道院的高牆深院內為非作歹，這更激起中國人的仇恨，於是基督教就成了挑起排外情緒的一個基本原因（參看上卷第11章）。

1897—1898年的割地浪潮，促使愛國的中國人意識到民族正瀕於滅亡的境地。康有為發出警告說，中國有成為第二個緬甸、安南、印度或波蘭的危險，進步分子則提出要通過根本的制度改革來拯救民族。然而，反動派和愚昧無知之流則主張消滅洋人。德國佔據膠州之後，山東發生的事件估計有上千起，國內其他地方爆發的事件更是不可計數；所有這一切表明了廣大民眾對外國侵略的無比憤怒。

外國進口貨的湧入和固定不變的海關稅率，看來已經使中國的經濟凋敝。隨著饑饉驅使許多人成為匪盜，十九世紀中葉的生活就更加艱難了。很多貧民最初把他們的不幸歸罪於太平軍，最後卻把怨恨轉到外國人身上，因為叛亂者是外國人用基督教的思想意識鼓動起來的。在太平天國以後的時期，外國貨在中國城市的市場上顯著增加，而到了自強運動時期（1861—1894年），洋式企業和工業以及外國資本都被引進了中國。

外國鐵路也威脅著傳統的運輸體系。運河和從漢口到北京的陸路不能與當時正在修建的鐵路競爭，成千上萬依靠這些運輸體系為生的人擔心失業。到十九世紀末，中國似乎被農村的貧困、日益嚴重的失業以及老百姓普遍艱苦的生活所困擾。很多中國人因把這一切歸咎於外國的影響及其經濟控制而對洋人產生刻骨的仇恨，這就不足為怪了。

經濟上的困難又伴隨著天災：1898年，黃河決口，淹沒了山東幾百個村莊；在四川、江西、江蘇和安徽也發生了水災。此後，1900年在華北又發生了嚴重的乾旱。自然災害的受害者和迷信的學者、官員們譴責外國人，他們堅決認為，這是洋人傳佈異端邪教觸犯神靈的結果。加給洋人的罪名不一而足：說他們在陸地上建造鐵路傷了“龍脈”；他們開礦放走了山中的“寶氣”；普遍地破壞了風水（雖然這很神秘），打亂了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在迷信、極端的經濟蕭條以及對外國人到來的普遍不滿的總氣氛下，一場排外的大運動在1900年爆發了。

英文的Boxers就是中國秘密會社“義和拳”，這種組織因其成員都練傳統的武術而得名。義和拳是與反清的秘密教派白蓮教（曾煽動 1796—1804年的起義）有聯繫的八卦教的一個分支。1808年的一道上諭首先提到了義和拳而使官府注意到它，但它不顧官府的禁止，仍然在山東、河南、江蘇、安徽和直隸各省繼續活動。十九世紀九十年代，這個傳統的反清組織也表現了排外性質，立誓要殺掉洋人及其中國的幫兇。

義和拳包括一些不相統屬的團體，諸如乾拳、坎拳和坤拳，每一團體都有它自己的頭目。這些團體一般被組成有25人的小隊，每小隊由一個具有十足權威的頭目領導。教練的方法各不相同，但是整個來說是簡短的，一天之內就可完功。義和拳稱頭目為“老祖師”，小頭目為“大師兄”和“二師兄”。稱洋人為“大毛子”，中國教徒或那些從事“洋務”的人為“二毛子”，那些用洋貨的為“三毛子”。所有的“毛子”都要被消滅乾淨。

義和拳信奉的眾神包括傳說的和歷史的人物。義和拳的綱領和最能吸引迷信的平民百姓的核心就是巫術。他們聲稱，通過巫術，符咒和儀式，他們能召喚超自然的力量，借此就能刀槍不入，飛簷走壁，且有神兵天將助戰。因為他們排外，他們寧可用舊式刀矛，而不要槍炮。

雖然在1899年秋天，有些義和團頭目變得親王朝了，但並不是它的所有組織都具有這種思想。有一個組織仍堅持“反清複明”的宗旨；而另一些組織則大部分是些歹徒，對此事並無一定的看法。當義和拳拳民于1900年夏被朝廷傳喚到北京時，親明的一隊人襲擊了外國使館，但又秘密地集結力量妄圖推翻滿洲朝廷。然而，在決心消滅洋人及其中國幫兇時，各派義和拳組織又結合在一起了。

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義和拳中的一支——“大刀會”——在山東巡撫李秉衡秘密鼓動下，在山東特別活躍。李秉衡認為，基督教徒要對義和團正在挑起的騷亂負責。他一直認為，基督教徒“倚仗教士，欺壓百姓”。他建議對拳民進行招撫而不要鎮壓。當兩名德國傳教士在1897年被殺害（德國人就以此為藉口佔領膠州）時，李秉衡便在外國人的壓力下被撤職。毓賢後來於1899年3月被任命為巡撫，他也是袒護義和拳和大刀會的：他命令他的下屬對傳教士及教民的申訴和控告置之不理。在他的庇護下，拳民遂打起了“扶清滅洋”的旗號。巡撫資助拳民，邀請他們來訓練士兵，而且將他們改名為義和團，作為官方支持的“團練 ”的一種形式。官府的支持給他們壯了膽，拳民對傳教士和教民的襲擊便日益頻繁起來，但毓賢卻繼續向朝廷奏報，說“斷無虐待教民之事”。朝廷接受了這一判斷，而且在它的多次聲明中排外的腔調愈唱愈高。

當1899年12月外國的壓力迫使朝廷撤換毓賢時，他前往北京勸說端王、莊王和大學士剛毅，以支持義和團的武裝為宜。這些反動之士把他們的思想稟告給慈禧太后，灰心喪氣的太后一拍即合。毓賢被調任山西巡撫，而繼任山東巡撫的袁世凱曾被告誡不要懲處拳民。但是袁世凱拒絕照辦，並成功地將山東的義和拳運動鎮壓了下去。

朝廷繼續偏袒拳民，並於1900年1月12日下令宣佈，練武自衛的百姓不得被視為歹徒。“各省鄉民設團自衛，保護身家，本古人守望相助之義。果能安分守法，原可聽其自便。”這道上諭和4月份另一同樣性質的上諭進一步助長了拳民的活動；5月，拳民在直隸省高洛村搞了一次大暴亂。總督裕祿得知太后暗中庇護拳民，就沒有要求懲罰他們，朝廷也未採取懲治措施。拳民越來越膽大，他們毀壞鐵路和電線，把這些東西當作外國人奴役中國的象徵。

1900年5月，朝廷考慮把義和拳辦成民團武裝，但遭到裕祿和袁世凱的阻撓。然而，慈禧太后對拳民具有神通的報告印象頗深，便把他們召到了北京。他對義和拳的頭目們嘉勉備至，並命令包括婦女在內的全體宮廷侍從學習他們的武藝。王公貴族當時都聘請拳民守衛住宅，而且有些正規軍也加入了義和拳。

高漲的排外主義浪潮，促使外國使節于5月28日從大沽口外的艦隻上調來軍隊。總理衙門企圖限定每個使館只能有三十名衛隊，但在6月1日和3日，到達北京的第一批隊伍卻包括了俄、英、法國人各75名，美國人50名，義大利人40名，以及日本人25名。

5月29日，朝廷再降旨嘉許，拳民受到鼓勵之餘，便在6月3日切斷了京津鐵路線。駐武昌的總督張之洞和掌管鐵路電報的盛宣懷奏請鎮壓這類活動，但未收效。當朝廷完全為反動人士所控制時，外國使節開始擔心在京外國人的安全。英國公使向天津的西摩爾海軍上將請求援助，於是一支有2，100人的各國聯軍在6月10日乘火車離津。在京津之間的中途，義和拳襲擊了外國遠征部隊，阻止他們向北京行進。京津兩市之間的電線被切斷，使北京的外國人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在同一天，拳民縱火燒了英國使館在西山的避暑山莊。6月11日，日本使館書記被反動的回族將軍董福祥的軍隊殺害。

6月13日朝廷聲明，各國公使已受到充分保護，在北京無需駐紮更多的外國軍隊。總督裕祿和提督聶士成奉命抵擋西摩爾海軍上將的推進。大沽炮臺的指揮官嚴陣以待，防止突然襲擊。從6月13日開始，大批拳民麇集於北京，放火燒教堂和外國人寓所，殺中國教民，把官員拖到大街上當眾侮辱。他們對已死的傳教士掘墓挖屍（甚至對早期耶穌會士的遺體也不例外），襲擊使館的衛隊，並於6月20日殺害了德國公使克林德。拳民們在天津全市區橫衝直撞；面臨如此混亂的局勢，外國軍隊在6月17日佔領了大沽炮臺。與此同時，西摩爾的遠征部隊又打回天津。

端王、剛毅和太后當時都同意，全力攻擊各國使館對洗雪半個世紀的屈辱來說是必要的。6月16日在就此問題進行第一次廷議（為此前後共舉行四次）時，太常寺卿袁昶反對策劃襲擊外國人，指出拳民所稱槍炮不入之不可信。太后反駁說：“法術不足恃，豈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國積弱已極，所仗者人心耳。”這次廷議並未作出決議，但發佈了召募“年力精壯”的拳民入伍的上諭。

在6月17日第二次廷議時，太后透露了列強提出的所謂四點要求：規定一特別地點供皇帝居住；允許外國公使徵集地方稅收；以及允許他們指導中國軍事。至於第四點，她秘而未宣，據說是要求“恢復皇帝的權力”。這四點要求，實際上是端王捏造的，目的是刺激太后宣佈中國應為反抗任何外國的行動而“ 決一死戰”。6月18日的第三次廷議仍未作出決議，但於6月19日傳來的消息說，外國人已要求大沽炮臺投降。6月19日太后召集第四次廷議宣佈斷絕外交關係。她決定要借助拳民同外國作戰，並駁回了光緒帝延緩執行此一決定的嘗試。6月21日，北京收到一份關於大沽和天津戰況的含糊不清的所謂捷報，於是清廷滿有把握地與各國宣戰了。

當時朝廷正式命令各省當局組織拳民反抗外國侵略。在北京，拳民公開受到官方資助，莊王、剛毅和端王擔任義和團各團隊的官方指揮。這些團隊和董福祥將軍指揮的官軍一起對各國使館和北堂（羅馬天主教）發起進攻。莊王懸賞捉拿外國俘虜，而剛毅則宣稱：使館一旦被攻克，則外夷不復有存身之所，國家亦將永享太平。反動人士企圖通過太后完全批准的這些攻擊，來達到以下目的：向外夷發洩憤怒；解除外國對京師的威脅；毀掉朝廷支持拳民的證據，並在百姓之中進行煽動以取得支持。在使館區，有450名衛隊、475名平民（包括12名外交使節）和2，300名中國的教民在頑強地抵抗拳民；拳民們卻衣著不整，披頭散髮，手執“法寶”，禹步而行，極象傳說中的巫師。北京完全成了一個妖魔鬼怪活動的活地獄。

列強被這種發展弄得驚慌失措，它們決定派遣軍隊到中國。英國尤其關切它的利益範圍——長江流域——的命運。在7月初，英國外交部就已收到許多主張採取適當的行動方針的建議。後來成為歷史學家的馬士便曾建議：“英、德兩國軍隊應在長江流域和叛亂地區之間設下一道屏障”。當時在倫敦休假的上海總領事璧利南就建議說，如果聯軍的干涉行動把朝廷逐出京師以後而使國家處於無政府狀態，那麼，孔子的後裔衍聖公可被選為皇位的繼承者。

甚至在正式宣戰之前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清廷正在沿著一條災難性的路線行動。當時駐廣州的總督李鴻章可能是唯一能夠力挽狂瀾的人，他拒絕行動，宣稱掌握大批軍隊的榮祿應該不讓反動派控制政局。各省當局雖然不能左右朝廷政策，卻急於要保護他們的轄境不受拳民的破壞和外國人的懲罰。

朝廷在6月21日宣戰時，主要的省級官員——如廣州的李鴻章、南京的劉坤一、武昌的張之洞和山東的袁世凱——都一致拒絕承認這個行動，堅決認為它是未經皇帝正當授權的“亂命”。他們封鎖了宣戰聲明的消息，另外夥同閩浙總督同各國駐上海的領事非正式地約定，他們願在管轄區內保護外國人的生命財產和鎮壓拳民，而列強則要制止其軍隊進入他們的地區。因此，整個中國東南半壁避免了義和團的災難和外國人的入侵。

這些督撫為他們的行動辯護的理由是：拳民和反動派已控制朝廷，所發純系亂命；與幾個外國列強同時開仗是件蠢事；各使館中的外國人生命必須予以救護。他們敦促朝廷指派紀律嚴明的軍隊護衛各國使館，並要繼續承認和如期支付外國債款。他們向榮祿發出呼籲，但後者拒絕給予合作。

盛宣懷建議袁世凱從山東調兵進京營救太后與皇帝，使之擺脫這些壞人的控制。袁世凱謝絕了這一建議，他說：“並未受命，若我率軍北上救護各國公使，恐願未遂已為匪挫敗於途中，故實難從命。”劉坤一打算為太后的罪過開脫，因此通知各國公使，說戰爭行動“並非朝廷本意”。而與此同時，朝廷在7月3 日的上諭中卻告誡說，各省當局不得擅言“和議”二字云云。

7月14日，外國軍隊攻佔了天津，並以進軍北京相威脅；同日，東南十三省當局敦促朝廷鎮壓拳民，保護外國人，賠償他們在騷亂中蒙受的損失，並就克林德之死致函德國道歉。在這種壓力之下，朝廷態度暫時有所緩和。總理衙門請外國使節及其家屬為了安全遷進總理衙門，以便安排他們回國。李鴻章奉命要中國駐外代表通知各該國政府，說它們駐北京的代表都平安無事。7月19日，總理衙門再次表示願意武裝護送外國使節去天津，但是外國人覺得總理衙門不能確保安全，所以寧可留在使館等待援救。在這短暫的緩和時期（7月14—26日），總理衙門向使館送去了生活供應品，攻擊也暫時停止了。

可是，當反動的李秉衡於7月26日到達北京時，開戰和消滅洋人的政策又被肯定下來。五位敢於勸告議和的高級官員被處死，袁世凱慨歎說，大局已告“無望”。

外國增援部隊於7月末到達大沽，但是由於互相猜忌和意見分歧，一直拖延到8月4日才向北京進發。這支聯軍有8，000名日本人，4，800 名俄國人，3，000名英國人，2，100名美國人，800名法國人，58名奧地利人和53名義大利人；他們徹底打敗了拳民和清政府軍，並於8月14日到達北京，解救了被圍困的各國公使館。這些使館堅守了將近兩個月，這主要應感謝北洋大臣榮祿，他不敢違抗太后的命令，卻只對使館區作了一次虛張聲勢而非實心實意的攻擊。

正當聯軍前進之際，太后、皇帝和一小部分侍從已逃出了北京。清帝曾想留下來談判解決，但是太后強迫他一起同行。經過長途的艱苦流亡之後，10月23日朝廷在西安重建起來了。席捲華北、內蒙古和滿洲，並使231名外國人和成千上萬中國教徒喪命的這場義和團災難這時終於結束了。

為了收拾義和團暴亂以後的局面，李鴻章應召去進行和談。在此以前，即1900年6月18日，朝廷即已召他進京，但是太后對拳民的庇護使他惶懼，所以遲遲未從廣州啟程。7月8日他被任命為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他曾從1870至1895年任過這兩個職務），只是到了此時，他才乘船前往上海。7月21日到達上海時，他對北京的形勢完全失去了信心，拒絕北上。8月7日，朝廷任命他為全權議和大臣與外國進行談判，但李鴻章仍對北京之行猶豫不決，因為他認為，朝廷是不會同意那些他認為實現和平所必需的措施的，這些措施就是鎮壓拳民和保護在北京的外國人。

李鴻章稍感寬慰的是，列強並未與中國宣戰，只是為了鎮壓叛亂才派了遠征軍。此外，這時俄國提出把它的軍隊和居民撤到天津以便準備談判，而且為了不讓其他國家提出過分的要求，它在會議上定下了比較溫和的調子，李鴻章這才同意北上。他要求委派慶親王和榮祿與他一起去進行談判，當朝廷同意照辦後，他便在俄國人的保護下北上，9月18日抵達天津。當列強聲明榮祿因參加過攻擊使館的行動而不能被接受為談判者時，李鴻章便請求讓榮祿去西安。李鴻章希望榮祿（他在11月11日參加了軍機處）將能遏制端王和剛毅當時仍然強大的影響。

與此同時，在北京的聯軍代表們提出，在“朝廷還都”以前——意即在“皇帝重掌朝政”以前——拒絕開始談判。他們希望利用此要求作為手段來滿足他們所提出的其他要求。然而，太后拒絕了，因為她擔心會把不能接受的條款強加於她；她還指出，只有在和平解決之後，朝廷才會還都北京。東南各省的督撫此時企圖把聯軍的注意轉到懲罰犯罪的大臣們的問題上來。他們對清廷施加壓力，要求它懲辦九名贊助義和團的大臣、巡撫毓賢和董福祥將軍。朝廷勉強地同意懲罰這些大臣，但未對董將軍審判。列強堅持必須懲辦董福祥，而劉坤一和袁世凱則迫使榮祿採取行動，他們強調明智的政治家“皆不愛一人以謝天下，尤不愛一人以救萬民”。1900年12月3日，清廷態度終於緩和了。當追究罪責時，卻沒有提到慈禧太后和榮祿這兩名主要罪犯。

在北京，聯軍的談判者內部很難磋商出一致的條件來。德國要求予以嚴厲懲治，德皇甚至揚言要踏平北京。他的目的是要“讓中國人再不敢對德國人側目而視”。由於克林德的被殺，德國陸軍元帥瓦德西伯爵被任命為在中國的聯軍總司令。英國支持德國以圖遏制俄國，而俄國正在討好中國，它希望把乘騷亂之機佔據的滿洲割讓給它。日本不甘落後，也想巴結中國人；法國聲明它對中國沒有什麼企圖，而美國發表了有關門戶開放政策的第二個照會，支持“中國領土和行政權的完整”。在經過長時間的爭論之後，在1900年12月24日公佈了一項有十二條款的聯合照會，照會在1901年1月16日被清廷勉強接受下來。最後的解決辦法包括下列主要各點：

（1）懲辦罪犯。聯軍最初要求定十二名官員死罪，包括莊王、端王、剛毅、毓賢、李秉衡、徐桐和董福祥將軍。最後解決的辦法是賜令莊王自裁；端王充軍新疆，終身監禁；毓賢即行正法。董將軍被革職；剛毅、徐桐和李秉衡已死，均追奪原官。在各省，從判處死刑直到僅僅加以譴責的官員共有119 名。

（2）賠款：賠款六千七百五十萬英鎊，合銀四億五千萬兩，在三十九年內償清，年利四厘，並以海關、厘金、地方關卡稅收及鹽務稅作保證。為了幫助籌措賠款，現行關稅應予提高，而且對在此以前的免稅貨物徵稅。賠款的分配如上表。

（3）其他重要條款：

（一）派代表團赴德國和日本道歉。

（二）各國設置常駐衛隊以保衛使館。

（三）拆毀大沽炮臺，以及北京與沿海之間的其他炮臺。

（四）兩年以內不得輸入武器。

（五）北京至沿海的關鍵地點駐紮外國軍隊。

（六）在拳民曾經肆虐過的四十五城鎮，停止考試五年。

這些內容具載於十二款的《辛醜各國和約》和十九件附件中，並由李鴻章、慶親王和十一國代表于1901年9月7日簽署。聯軍部隊於9月17日撤出北京，但清廷直到1902年1月7日才還都北京。

議定和平並未解決俄國人佔據滿洲的問題。在鎮壓“騷亂者”和恢復秩序的藉口下，二十萬俄國軍隊全面侵入滿洲； 1900年7月23日占璦琿，8月30日占齊齊哈爾，10月1日佔領瀋陽（清代的陪都盛京）。遼東半島的俄國軍事長官、海軍上將阿列克塞也夫強迫盛京將軍曾祺簽署一項“臨時協定”，實際上攫取了中國人在滿洲的統治權。清廷拒絕承認此項協定，它堅持曾祺無簽約權。後來雙方在聖彼德堡開始談判，並於1901年 2月16日，由俄國人建議締結一項有十二款的條約以代替阿列克塞也夫-曾祺協定，它名義上把滿洲歸還中國，但實際上，俄國軍隊在“保路兵”的掩飾下把佔領滿洲合法化了。協定規定，未經俄國人同意，中國人不得向滿洲運送武器或授予任何人在該地興建鐵路和開礦的特權。它規定中國擔負佔領費和賠償中東鐵路的損失，並允許俄國建築一條由中東線直達長城的鐵路。

俄國人的行動引起其他列強的憂慮。日本駐北京公使警告慶親王說，對俄國佔領滿洲作出的任何讓步都將導致對中國的瓜分。英國和德國告誡清廷，要求它在與聯軍在北京達成總的協定之前不得與俄國單獨締約；美國、奧地利和義大利力促中國反對俄國的要求。可是，維特伯爵此時威脅說，拒絕此建議將導致俄國人吞併滿洲。清廷由於幾位大員的意見相互抵牾而進退維谷。李鴻章的親俄傾向此時表現得明顯起來，他建議簽約以避免與俄國的關係發生危險的破裂，而張之洞和劉坤一則堅決反對這個條約。

清廷因這些互相對立的意見和各種國際壓力而左右為難，始終不能作出決斷。但是，由於中國駐倫敦和柏林的公使，尤其是駐東京的公使再三提出反對締約的勸告（駐日公使強調指出，在英國與日本的聯合反對下俄國不敢在滿洲採取行動）之後，清廷終於在3月23日拒絕了俄國的條約。面臨國際上的反對，俄國人沒有直接採取行動，僅發表聲明說，他們雖然很願意撤出滿洲，但是國際政治的現實不允許他們立即這樣做。李鴻章仍然主張，通過直接談判與俄國單獨解決，並打算給予俄國在滿洲的某些特許權以換取它撤軍，但維特伯爵拒絕了他的建議。在遭到這樣的拒絕以後，又老又弱和羞慚交加的李鴻章，突於1901年11 月7日死去，終年78歲。

李鴻章的工作由慶親王和軍機大臣王文韶接辦。由於國際局勢不利於俄國，它終於在1902年4月4日與中國簽約，答允分三個階段（每階段相隔六個月）從滿洲撤軍。至於中國方面，它同意保護俄國控制的中東鐵路。第一批撤軍按期執行，但到1903年4月該撤第二批俄軍時，俄國人又玩弄花招，把軍隊偽裝成“保路兵”而沒有撤離。此外，他們還要求取得一些新的壟斷權，並重新佔領了已撤出的城市瀋陽和牛莊，這便為對日戰爭播下了火種。

義和團運動是由反動的滿洲朝廷、保守的官員和紳士以及愚昧迷信的百姓的聯合力量發展起來的。它是反對外國帝國主義的情緒和怒火的非理性的爆發，本身具有愛國主義的因素。今天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其他歷史學家都認為它是一次原始形式的、愛國的農民起義，它具有正確的動機，但採取的方法卻是錯誤的。

義和團暴亂及其最後的解決有這樣一些意義重大的後果：

（1）聯軍之佔領北京和俄國之進犯滿洲加劇了國際對抗，使各國擔心它們之間會相互發生衝突，從而最後結束各國在中國經濟機會均等的局面。國際間普遍出現了一種願望，即寧願緩和緊張局勢和維持中國現狀。1900年7月3日美國發表第二個“門戶開放”政策的照會，目的即在力圖“保持中國的領土和行政權的完整，並維護在中華帝國全境實行貿易均沾原則”。接著，英國與德國於10月16日簽訂了一項協定（其他列強被要求支持），規定署約國不得攫取中國的領土。帝國主義活動的這種對峙局面使清帝國免於立即被瓜分，但是它的國際地位卻下降到前所未有的地步。

（2）《辛醜各國和約》嚴重地侵犯了中國的主權。武器輸入被禁止，大沽及其他炮臺被拆毀，外國在使館區內駐紮軍隊，外國有權從北京到沿海派駐軍隊：所有這一切都損害了中國的自衛力量。有關中國國內許多地方暫停科舉考試的條款，則是對中國內政的公然干涉。

（3）四億五千萬兩賠款加上利息，如要全部付清，總數達982，283，150兩，比原數多出一倍以上。由於支付必須用外國貨幣，尤其在銀價猛跌的那幾年，中國在折算中又遭受額外的損失。這樣大量資本的外流即使不致使中國的經濟完全不能增長，也使它受到了抑制。

（4）駐北京的外國公使們從此組成一個有力的外交使團，有時其作用超過了滿洲朝廷而成為太上皇政府。

（5）義和團的野蠻行徑使世界認為中國不是文明國家，而外國列強的殘暴表現卻造成了一種不可戰勝和高人一等的形象，因此損害了中國人的自信和自尊心。中國人對外國人原來抱有的輕蔑和敵視態度，現在往往一變而為恐懼和奉承的態度。

（6）儘管清廷為了苟延殘喘，企圖在實現立憲政治方面作一些三心二意的改革，但是，許多中國人看到滿族的力量在崩潰，便轉而嚮往革命。孫中山主張用暴力推翻清朝的活動日益得到同情和支持。隨著革命脈搏的加速，他的形象也從一名大逆不道的叛亂者一變而為一個愛國的革命家，從而在1911年最終促使滿洲王朝覆滅。


第07節 英日聯盟的影響與俄日戰爭

俄國人佔領滿洲及它所帶來的一切嚴重國際後果，必須從更廣泛的歐洲強權政治的背景來加以考察。在剛剛進入本世紀時，隨著英國執行“光榮的孤立”政策，歐洲在三國同盟（德、奧匈和義大利）和俄法同盟之間保持著一種不穩定的均勢。由於這兩大陣營之間的競爭造成緊張狀態，以及害怕這兩個防禦性同盟會聯合成一個大陸聯盟來反對英國，於是強國之間形成了僵持局面，這種形勢促使它們把注意力指向亞洲和非洲。從這種觀點看，俄國侵佔滿洲並不僅僅是侵犯中國主權的一個孤立事件，而且是對現存國際秩序的嚴重破壞。尤其是日本，它關心自己在朝鮮和滿洲的地位，而美國則擔心中國門戶開放的前途。英國感到它在北京的影響和在長城以南的地位受到了威脅。另一方面，法國支持俄國前進，德國也暗中鼓勵俄國向東擴張，以使俄國的注意力從歐洲轉移出去。顯然，一個國際關係的新世紀展現於世，從而使歷史上一個前所未有的東-西方結盟得以形成。

英國處在十字路口。它的“光榮的孤立”政策使它找不到盟友，布林戰爭又牽制了二十五萬名英國士兵達兩年半之久（1899年10月— 1902年5月），這暴露出英國防禦力量的薄弱和它的孤立政策的危險。為了保護它的帝國和保存它在世界上的領先地位，英國被迫放棄孤立政策，拼命尋找同盟者。最初它選了德國。倫敦曾希望1900年10月的英德協定（它曾保證維持中國現狀）會阻止俄國向滿洲推進，但德國後來把滿洲排除在協定之外，此舉顯然是為了避免開罪俄國。英國再三企圖與德國結盟而未獲成功，這便迫使倫敦另找新的同盟者。法國因它在法俄同盟中的地位而不可能追隨英國；美國則堅持傳統的“不介入同盟”的政策，而且它剛打過西班牙戰爭，所以它無心在海外進行冒險活動去保衛“門戶開放”政策。這樣一來，日本就成了唯一可能的新同盟者，而且更吸引人的是它的海軍力量和人所共知的仇俄情緒。

1901年，根據英國海軍部計算，“中國海域”上的俄法聯合海軍力量，在戰艦數量上以九比四超過英國，但英國若與日本結盟便會使它在戰艦數量上以十一比九占上風，而在巡洋艦方面也佔有優勢：這就無需從它的歐洲艦隊調來艦隻了。除軍事考慮之外，英國人還關切俄國人可能通過他們控制滿洲來支配北京，關切俄國的經濟影響（通過比利時的資金興建京漢鐵路）滲入長江流域——這裏卻是傳統的英國的利益範圍！再有一點使人不安的是，俄國在西藏活動的加強導致達賴喇嘛在1901—1902年派遣了兩個使團前往俄國。如果不加制止，俄國人的南進可能威脅印度的安全。因此傳統的恐懼心理又再次閃現，英國人覺得當務之急是與日本人結成聯盟以阻止俄國人前進並維持英國在亞洲的優勢。英國是個遼闊的帝國，孤立於歐洲政治之外，現在又面臨著俄國人的新威脅，所以它是舍此別無其他辦法了。為了阻止日本與俄國可能達成將會嚴重危害英國在亞洲利益的任何協定，英國與日本駐倫敦公使的談判進行得很快。

至於日本，自從1895年三國干涉以來，它對俄國一直抱有強烈的敵對情緒。與英國這個最重要的西方大國結盟是一件夢寐以求的事情，因為這將頓時提高日本的國際地位，意味著它作為一個大國的時代的來臨，而且可以用這作為對付俄國的一面有效的盾牌。由首相桂太郎（山縣有朋的一位門生）、外相加藤高明及其繼任小村壽太郎、駐英國公使林董領導的一個強有力的集團堅決贊成這一行動方針，而他們又有政界元老山縣、西鄉從道和松方正義的支持。但是，頗有影響的前首相和政界元老伊藤博文則懷疑英國在拋棄傳統孤立政策方面的誠意，並害怕日英結盟會使日本在對俄作戰中充當先鋒（他認為這對他的國家來說是力難勝任的）。所以他寧願與俄國修好，因為朝鮮與滿洲的問題主要關係到日本與俄國，並不涉及英國。他的論點得到另一位元老井上馨的同情，但是山縣和他的軍事集團認為，與俄國修好只能是暫時之策，而勢所必然的是日本必須為爭奪在朝鮮和滿洲的霸權而與它作戰。不用說，日本領導層在外交事務中的對立觀點是與國內政治的傾軋有關的：伊藤想阻止軍界支配國家事務，軍界則不願讓伊藤有機會重新秉政。

由於伊藤反對內閣的立場，所以桂太郎討厭伊藤。桂太郎急於除掉他的政敵，而在1901年10月恰好出現了這個機會：當時上值耶魯大學二百周年校慶，伊藤應邀前去接受名譽法學博士學位。事畢之後，伊藤在井上的鼓勵下，前往歐洲企圖以私人身分訪問俄國，倡議談判。在伊藤出國時，桂太郎命令林董在倫敦儘快進行結盟談判。當伊藤到達巴黎時，林董也帶了結盟草約露面了。伊藤十分沮喪，甚至想回國；但最後還是決定按計劃前往俄國。他要求林董在倫敦的活動稍事拖延。但他在柏林時接到東京傳來的消息，說結盟的談判已進展得使日本無後退餘地。但伊藤沒有畏縮，仍繼續他的俄國旅行。到達俄國後，他提議：（1）互相保證朝鮮的獨立；（2）雙方約定，不得出於戰略目的使用自己的領土反對對方；（3）俄國承認日本在朝鮮有權自由行動，日本則承認俄國在滿洲擁有最高利益。俄國政府不願接受這些條件。它不同意日本可在朝鮮自由行動，但卻堅持俄國在滿洲及中國其他地方有行動的自由。伊藤離開俄國時並未達成協定，但他仍未放棄日俄修好的思想。他在回國途中在柏林打電報給東京，再次警告說英國不可靠，並建議在進一步與俄國談判之前應對盟約簽署再事拖延。然而，內閣無意冒險喪失與英國確有把握的結盟去換取與俄國和解的不可靠的機會。1901年12月在樞密院的建議下，天皇批准了英日聯盟。伊藤很得體地接受了這一決定，但竭力主張不要利用這個聯盟對抗俄國，而要用它對俄國施加壓力，以便達成以“滿韓交換”的原則為基礎的協定：日本同意俄國在滿洲的支配地位，與此相對應，俄國則承認日本支配朝鮮。簡言之，這就是“滿韓交換”。

1902年1月30日，英日盟約正式簽訂。在前言中，締約雙方要求通過維護中國與朝鮮的獨立和領土完整以及一切國家在此兩國機會均等，來維持東亞的現狀和全面和平。締約國聲明，在滿洲和朝鮮受到外國侵略或國內騷亂的威脅時，它們應採取必要手段以保護雙方在此兩國之利益。它們保證，如果一方與其他國家發生戰事，另一方要保持中立，並同意用它們的影響阻止其他列強加入戰爭；但如果其他某一國家加入反對一締約國的戰爭，另一締約國應給予援助。這樣一來，日本便可以放手對俄國作戰；如果法國要插手援助俄國，英國就要援助日本。

俄國和法國的第一個反應就是擴大俄法同盟的範圍，使之適用于東亞，但這僅僅是一個象徵性的行動。美國同情日本。希歐多爾•羅斯福總統認為日本是門戶開放和中國領土完整的一個保衛者，甚至把日本完全控制朝鮮看作是符合東亞和平的最大利益。他認為中國人軟弱無能，頭腦不清醒，易被強者欺淩，日本人則是東方正在崛起的新興力量的象徵。“要說中國人和日本人是同種，是多麼荒唐可笑啊！”羅斯福總統指望日本來阻止俄國人在滿洲的擴張，並且滿意地看到它的地位因與英國的聯合而加強了。

中國的反應是寬慰、羞辱和恐懼，真是百感交集。最初是感到寬慰，因為聯盟直接反對俄國，有利於維護中國和朝鮮。接著是感到羞辱，因為由外國人約定來保證它的獨立和領土完整，這是把它和朝鮮等量齊觀，並且突出了這樣一個事實，即中國的命運並非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是掌握在它的那些所謂保護人的手中。最後是感到恐懼，因為害怕日本會最後取代俄國而成為在滿洲的主要帝國主義者。湖廣總督張之洞和兩江總督劉坤一這兩位政界元老的1902年2月16日的聯名奏疏表達了這種又寬慰又焦慮的心情，他們奏報說：由於俄國人在滿洲的活動已經引起日本和英國的不滿，這才促使它們結成聯盟，因此，“近日英日聯盟，專為東三省事”。可是，他們又告誡說：“我能從彼（指英、日）力持，即與三省有益。若墮俄計，日英權利必損，必取償於我。”兩天以後，張之洞在給劉坤一和直隸總督袁世凱的電報中，對英日同盟的真實意向表示了極大的關注。當提到它第一款中關於英國和日本宣稱要對中國和朝鮮國內的騷亂進行干涉時，他對“騷亂” 二字之所指提出了疑問。這是否意味著象日本在東學黨之亂中在朝鮮的所作所為那樣，它們也能隨意派軍隊到中國來？他很痛心地聲稱：“至賴人保全，清韓並列，令人痛心。國勢微弱至此，更無可說矣。”

袁世凱在分析該同盟時甚至更加強調了這一點。據他所奏，在東方沒有一個國家的陸軍出日本之右，在西方沒有一個國家的海軍勝過英國。這兩個國家的結合產生了一個新的強國集團，它不僅影響東亞的均勢，也影響整個世界；但他們之所以這樣做是為了維護它們自己的民族利益，並不是真心想維護中國和朝鮮。袁世凱問道：難道英國和日本真會付出很大代價來為中國的利益盡力？因此中國不要期待英日同盟會帶來任何好處。相反，只要中國一放鬆警惕，該同盟就會給中國帶來麻煩。所以他冷靜地告誡人們說：“然欲保全本國疆土而仰望於別國聯盟之餘力，則一國之恥，孰有過於此者！”面對此恥辱，袁世凱敦請朝廷立即進行制度改革，加速訓練軍隊，開發資源和創辦近代教育，以加強國力。

在中國官員中普遍存在絕望情緒，因為國家對於這種形勢完全無能為力。很清楚，如果英日同盟導致日俄之間的諒解，中國將是受害者；但如果導致戰爭，中國領土將成為戰場，中國也就要聽憑勝利者擺佈。還有一種日漸增長的恐懼，就是害怕日本的興起會成為對中國主要的威脅。張之洞發現日本人越來越傲慢，用盡了“口蜜腹劍”的心機。他看穿了英日同盟中關於“門戶開放”的虛偽性，所以非常關切日本人的最終目的。但他仍然認為日本的為害比俄國為輕，因為中國應“以結近援禦遠患為歸宿。”

英國曾希望該同盟會穩住日本，使它對俄國既不是太好戰，也不是太遷就，以便減少戰爭的可能性。它並不反對日俄兩國達成協定，但是它應隨時被告知談判的內容，而且協定不得侵犯英日同盟規定的條款。日本政府相信，與俄國訂約比戰爭更為可取，但軍界人物卻不相信有簽訂任何持久的協定的可能，他們害怕在西伯利亞大鐵路和中東鐵路完成之後，俄國在東方的軍事力量會穩步增強。

在俄國，1902年11月至1903年4月期間舉行了一系列會議，仔細地研討了東亞的政策。財政大臣維特遭到以沙皇心腹貝佐布拉佐夫為首的有影響的集團的攻擊，因為維特沒有適當地預防中國的敵意或外國的干涉，便要在滿洲貿然興建耗資巨大的鐵路。貝佐布拉佐夫集團在北朝鮮取得一項森林採伐特許權，他們建議利用這項特權來營利和為戰略目的服務，即利用它作為軍事盾牌去防止日本人滲入南滿。維特在沙皇面前很快失去了影響，他的和平滲入滿洲的政策也被拋棄。沙皇決定俄國應利用森林採伐特許權，並停止將軍隊撤出滿洲，直到中國接受新條件時為止。為了把滿洲變成一個“黃色俄國”，聖彼德堡決定要求中國同意：不把滿洲的土地割讓或租借給任何其他強國；未經與俄國協商，也不得開放任何新地區進行對外貿易或作為外國領事館駐地；除俄國人外，不得雇用其他外國人在滿洲擔任行政職務；華俄道勝銀行得在牛莊繼續收取關稅稅款；俄國居民應保有他們在滿洲已取得的一切權利。

1903年4月18日，這些要求被提交給中國政府，中國政府立即通報有關各外國。在英、日、美主張拒絕這些要求的鼓勵下，中國政府通知聖彼德堡，在俄國軍隊根據1902年4月的協定全部撤出滿洲以前，不可能商討任何新的條件。俄國在9月份提出的一套經過修改的條件也被拒絕了；而且在 1903年10月8日（這一天原定為俄國從滿洲撤軍的最後日期），中國與美國和日本分別訂立了《通商行船續約》，開放瀋陽、安東和大東溝給外國人貿易和作居留地。為了對直接駁回他們要求的行動進行報復，俄國人重新佔領了瀋陽。前此在1903年8月，沙皇建立了一個遠東總督管轄區，畀以戰爭和外交全權，就象把這些許可權給予1845年建立的高加索總督區那樣，這樣他就把滿洲視作高加索那樣的被併吞的領土了。

與此同時，日本已開始與俄國進行談判。它所提出的總條款如下：（1）保持中國和朝鮮的獨立和領土完整；（2）在此兩國中維持商業機會均等；（3）彼此承認俄國和日本在滿洲和朝鮮的既存的合法權利，彼此承認有派遣軍隊保護這些利益和對付滿洲和朝鮮內部騷亂的權利；（4）承認日本在建議和幫助朝鮮實施內部改革方面有獨佔的權利。顯然，此時日本已對滿洲擺出了一副干預者的架勢了。

1903年7月28日俄國政府同意進行討論，日本即於8月12日提出了建議。在俄國於10月3日提出的反提案中，俄國人堅持滿洲不在討論範圍之內。至於朝鮮，雖然俄國承認日本在該地有最高利益，但他們也要求：共同尊重朝鮮的獨立和領土完整；在北緯39度北設中立區；不在南部海岸設防。簡言之，俄國不承認日本有干涉滿洲的權利，同時不給予日本全面控制朝鮮的權利。雖然俄國後來放棄了中立區的要求，終因雙方差距太大而無法調和。日本人已斷定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了。

經過對兩國的幅員、軍事準備和財力資源作了認真的估計之後，東京作出了戰爭的決定。人們認為，日本將贏得頭幾個戰役，在取得實力地位之後再著手和平解決。參謀總長兒玉源太郎向天皇奏報說：“這是一次日本在戰場上將十戰六勝的良機。果真如此，我們就能指望某個國家會為和平談判而出面幫忙。” 這個國家是指美國，羅斯福總統很同情日本，因為它在與俄國交戰時打頭陣和在維護滿洲的門戶開放政策這兩方面都起了作用，而這些中國人自己是做不到的，也是美國由於公眾的漠不關心而不願去做的。為了充分利用總統的好意，日本特派總統的前哈佛同學金子堅太郎去華盛頓。1904年2月6日，日本中斷了與俄國的談判，隔了一天便開始敵對行動。2月10日，俄國和日本互相宣戰。

戰爭是在滿洲進行的，中國在戰爭中所處的地位使清廷陷於進退兩難的境地。甚至在出現外交僵局之前，袁世凱就在1903年12月27日向清廷提出勸告說：“附俄則日以海軍擾我東南，附日則俄分陸軍擾我西北。不但中國立危，且恐牽動全球。日俄果決裂，我當守局外。”1904年1月7日，日本駐中國公使通知北京說，他的政府希望中國在日俄戰爭中嚴守中立。1月22日袁世凱再次向清廷強調了中立的重要性，因為中國沒有能力阻止戰爭在它的領土上進行。他指出，保衛滿洲將需要數十萬人，即使保衛幾個重要據點也需要六至十萬人，可是中國那時至多也只能動員二、三萬名士兵，而且他們的彈藥不足，因為《辛醜各國和約》禁止輸入武器。而兩廣總督岑春煊等官員則主張聯合日本反對俄國，以圖規複滿洲。⑤但是這個意見顯然是行不通的。戰爭一爆發，袁世凱就再次催促朝廷宣佈中立，“以定人心”。⑥在這個時候清廷才發表聲明，同時呼籲交戰雙方要尊重在瀋陽和盛京的陵寢，並不得僭奪中國在滿洲的主權：“三省疆土，無論兩國勝負如何，應歸中國主權，兩國均不得侵佔。”日本同意尊重中國的中立，並否認在戰後有任何領土野心，但俄國卻拒絕視滿洲為中立地區，也不願討論它的未來地位。中國輿論切齒痛恨俄國的驕縱，也批評清廷的懦弱。

在此以前，即在2月6日，德國駐華盛頓大使曾建議羅斯福總統，由美國建議各大國通力合作維持長城以南中國領土的中立。羅斯福表示反對，認為這樣的提議會使俄國在蒙古及新疆自由行動；另外，派遣國際軍隊去保衛華北，還可能引起中國人的敵意。但是華盛頓當局還是給各國發出了照會，要求它們敦促日俄兩國“尊重中國的中立，並以一切可行之方法尊重它的行政統一”。中立各國以及日本和俄國都同意這個意見，不過卻認為滿洲不在此限。

戰爭本身在這裏不用贅述了，只要說說以下情況就夠了：到1905年春天，日本已佔領了旅順口；把俄國人趕出了南滿；在庫頁島登陸；並徹底摧毀了俄國的海軍，甚至使波羅的海艦隊在對馬海峽幾乎全軍覆沒。日本在軍事上和財政上都已疲敝不堪，於是要求羅斯福大力幫忙實現和談。和談在新罕布什爾州的樸資茅斯舉行。

中國人對和約條款以及它們將如何影響他們國家的未來表示深切的關心。駐柏林公使孫寶琦建議由中國主動開放滿洲、蒙古和新疆對外通商，作為保存中國主權和防止俄國未來圖謀的手段。朝廷徵求各省的意見，張之洞於1905年7月24日的複奏代表了大部分官員的相同的意見，他說：“總之，此次日本若於東三省所占最優權利，慨然送還中國，斷無此事。然所得過奢則既失前言又招歐忌，彼亦不為。日本為中國正所以自為；然欲強日本則不能不存中國。俄專欲愚中國，吞中國，純乎損我益彼……故無論如何定議，日本在東方得何權利，皆勝於俄人遠甚。”很清楚，中國已經從中日戰爭之後的“反日親俄”的立場，改變為俄日戰爭之後的“親日反俄”的立場了。

張之洞還建議把滿洲完全開放給外國人通商和居住，引進英、美的影響以對付日本人，並雇用包括日本人在內的外國顧問來管理該地區。他的結論是：滿洲有了這些外國人，它就不致保持舊日的統治方式，它的特殊地位也得以結束。

1905年9月5日締結的和約規定：俄國承認日本在朝鮮的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優勢地位；雙方在十八個月內從滿洲撤出軍隊；把滿洲歸還中國，但俄國同意，經中國的認可，將遼東租借地和南滿鐵路轉讓給日本。俄國同意將庫頁島南半部及其毗連島嶼割讓給日本。日、俄兩國均有權在滿洲駐軍以保護它們各自的鐵路，但每公里不得多於15名士兵。1905年12月23日，中國和日本在北京簽訂《會議東三省事宜正約和附約》，批准了把遼東租借地和南滿鐵路轉讓給日本。此外，此約規定開放十六個港口，並同意在鴨綠江南岸由中、日共同開發森林。日本的所得遠遠超過樸資茅斯條約中所規定的一切，作為日本對俄國所提條件“並不苛刻”的補償。實際上，日本已代替俄國而成為滿洲的主要帝國主義者了。

日本作為一個大國的出現以及1905年它與英國重訂更密切的盟約，為東亞的國際關係揭開了新的一章。這一情況並沒有結束列強在中國的競爭，但確實消除了垂死的清帝國擔心領土被瓜分的恐懼，而這種危險自1895年以來一直在威脅著它。如果俄國勝利了，它非常可能吞併滿洲，甚至蒙古，從而激發其他列強提出領土要求作為補償。但是俄國失敗了，它便把注意力轉向巴爾幹，在那裏與奧匈帝國及德國傾軋不已，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舞臺忙於佈景。日本此時在南滿站穩了腳跟，最後將能威脅中國的獨立和領土完整。不過在1905年，把滿洲的行政管理權歸還中國（雖然有日本和俄國的特權的約束）這件事仍使中國保住了滿洲。1907年4月20日，清廷採取措施以結束滿洲——滿洲人的邊疆故鄉——的特殊政治地位，在該地建立了正規的行省制：以徐世昌為總督，兼欽差大臣，協助他的有三位巡撫，他們代替了原奉天、吉林和黑龍江的將軍。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在俄日戰爭的衝擊下中國興起了立憲運動。後來成為實業家的著名學者張謇曾宣稱：日本之勝利與俄國之失敗，實乃立憲政體之勝利與君主政體之失敗。1906年9月1日，清廷被迫宣佈它建立立憲政府的企圖，但是它缺乏誠意的表現卻更加疏遠了百姓，使革命運動得到了新的推動力。自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以來，中國在對外關係方面的不幸遭遇一直隨著清朝的衰落而每下愈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