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戰後十年間的中國社會

1840年的鴉片戰爭，是中國由封建社會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一個歷史轉折點。它使中國社會性質開始發生根本的變化。鴉片故爭前，中國在政治上是一個獨立自主、統一的國家；戰後，中國的領土開始被割裂，主權的完整遭到破壞，中國已經喪失獨立自主的地位。戰前，中國在經濟上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佔統治地位的國家；戰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不斷向中國傾銷商品，掠奪原料，逐漸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中國逐漸被納入世界殖民主義體系，日益成為世界資本主義的附庸。

《南京條約》簽訂後，西方資產階級興奮得“好像全部發了瘋似的”。璞鼎查回國後，告訴英國資本家說，他“已為他們的生意打開了一個新的世界，這個世界是這樣的廣闊，傾蘭開廈全部工廠的出產也不夠供給她一省的衣料的” 。 ①美國總統泰雷在給國會的咨文中說：“今若能將數個連貫該帝國各部分的口岸，為過去歐美人士所未曾進入者，予以開放，對於美國產品的需求之擴大，必無疑義。”② 他們把大量棉紡織品和其他商品運到中國來銷售，甚至把中國人根本不使用的餐具刀叉和鋼琴之類的商品也大批運進來。據統計，英國輸華商品總值，1837年為90多萬英鎊，1843年增加到145.6萬多英鎊，1845年竟達239.4萬多英鎊。在英國輸華商品中，棉紡織品佔有較大的比重，從 1842年的70 多萬英鎊增加到1845年的173萬英鎊。與此同時，美國輸華商品也有顯著增加。但是，英、美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華傾銷商品的情景，並沒有像他們所幻想的那樣美好。

由於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對外國商品仍然具有頑強的抵抗作用，像潮水一般湧進來的西方工業產品在中國市場上得不到廣泛的銷路。英國下院一個調查中英貿易狀況的委員會的報告承認： “近來同這個國家的貿易處於十分不能令人滿意的狀態。”①1846 年以後，英國對華的商品輸出開始大幅度下降，每年停留在150萬英鎊左右。西方資產階級又把商品滯銷的原因歸咎於中國的門戶開放不夠，於是他們便叫囂再次發動侵略戰爭，進一步打開中國市場。鴉片走私仍是西方侵略者對華進行經濟掠奪的重要手段。戰後，清政府既不敢再談“禁煙”，又不便宣布“弛禁”，鴉片走私實際上變成為一種公開的、暢行無阻的貿易。據英國公佈的《1849年中國各口貿易報告》說：“目前中國每年鴉片銷費量約為五萬箱，……其中以上海為中心的北方（按：當時英國人稱廣州以北地方為北方）消費量佔五分之二，以廣州為主要市場的南方消費量佔五分之三。”②鴉片輸入量的激增，進一步激化了中國因白銀外流所引起的一系列矛盾，加劇了農業和手工業的破產，勞動人民生活更加痛苦不堪。 19世紀40年代，外國商品雖然在中國不能獲得廣泛的銷路，但在遭受外國商品衝擊嚴重的五口通商地區，小農業與家庭手工業密切結合的傳統自然經濟開始發生解體。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向中國輸出的商品主要是棉紡織品，而中國手工業的最重要的部門也正是紡織業。因此，最早遭受外國商品衝擊的，便是五口通商地區的手工紡織業。在上海及其附近的松江、太倉一帶，手工紡織業素稱發達，但隨著上海的開埠，外國棉紗棉布的源源輸入，這裡的手工紡織業受到沉重的打擊。據時人記載： “松、太利在梭布，較稻田倍蓰。……近日洋布大行，價才當梭布三分之一。吾村專以紡織為業，近聞已無紗可紡。松、太布市，消減大半。”① 在福建廈門一帶，原來這裡的商人將漳州、同安的土產棉布運往寧波、上海、天津、遼寧及台灣一帶銷售，又在寧波等地購買江浙的棉布及其他貨物運回廈門銷售，生意十分興隆。但自英國在廈門開市通商後，“該夷除販運洋貨外，兼運洋布洋棉，其物充積於廈口，內地之商販，皆在廈門運入各府銷變，其質既美，其價复廉，民間之買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由是江浙之棉布不復暢銷，商人多不販運；而閩產之土布土棉，遂亦因之壅滯不能出口” 。 ②在廣州附近，“（順德縣）自西洋以風火水牛運機成布，舶至賤售，女工幾停其半”；“（佛山）1854年後……紡業停頓”。 ③鴉片戰爭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從中國輸出的茶、絲等農產品的數量增加很快。從19世紀40年代開始，中國絲、茶的出口額迅速增長。茶的出口由1843年的1300多萬斤增加到 1855年的8400萬斤；絲的出口從1843年的1000多包增加到1855年的56000多包，由於絲、茶等農產品的大量出口，一些地區的農民放棄糧食生產轉而種桑植茶，與商品市場的聯繫日益密切。如浙江的南潯鎮輯裡絲開始大量出口。湖南、福建的農民開始大量種植茶葉。他們將茶葉“賣與收購商販，收購商販或將茶運到通商口岸去出賣，或在當地賣與茶商，洋商又從茶商之手購買”。 ① 中國絲、茶等的生產和出口貿易，開始走上了依附外國資本的道路。與自然經濟開始解體的緩慢過程相比較，東南沿海的一些城市（主要是五個通商口岸）卻於戰後迅速畸形繁榮起來，其中以上海發展最快。上海地處長江出海口，交通便利，又距絲、茶產地很近。因此，外國資本主義列強在戰後就開始將經濟侵略的重心轉向上海。自50年代中期起，上海的出口貿易占全國出口的一半以上，取代廣州而成為全國對外貿易的中心。

1845年11月，英國駐上海領事巴富爾強迫清政府地方官吏議定土地章程，在上海劃定一個區域作為英國人居留地。這是外國侵略者在中國設立租界的開端。 1848年和1849年，美、法兩國也相繼在上海強行劃分了租界。後來，租界制度逐漸推廣到其他通商口岸。最初，中國政府對租界內行政、司法還保有乾預權，後來外國侵略者逐漸排斥中國的主權，實行獨立於中國的行政系統和法律制度，使租界成為“國中之國”，成為他們進行政治和經濟侵略的基地。在通商口岸，外國侵略者開設洋行，強劃租界，享有治外法權，鴉片販子、投機商、流氓、騙子等等蜂擁而至，成為冒險家的樂園。一個曾在中國海關任職的英國人說，上海“已經變成了無法無天的外國人們的一個真正黃金國。……其中許多人都是屬於這樣一種類型的：只要有利可圖，那麼走私犯禁，一切都不顧忌，就是行凶殺人，也在所不惜”。 ①外國侵略者在中國通商口岸還肆無忌憚地進行掠奪華工的罪惡勾當，英國人稱之為“苦力貿易”。實際上，它與資本原始積累時期殖民主義者的奴隸貿易是同樣性質的。外國侵略者以拐騙和武裝綁架等卑劣手段，掠獲華工，在其胸部烙上印記。他們在運往美洲各地的途中，被鎖在狹小而又擁擠的船艙裡，死亡率很高，倖存下來的，到國外後被強迫從事繁重的奴隸勞動，過著牛馬不如的悲慘生活。從1845年在中國出現第一批契約華工起，十年之中，出口華工達15萬人以上。自1850年以後的二十五年間，猛增到228萬人。這項滅絕人性的罪惡貿易，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怒。 1852年11月，在人口販子較為集中的廈門，爆發了一次規模較大的反抗掠賣華工的鬥爭。另外，華工在船上暴動的事件也時有發生。鴉片戰爭後，在通商口岸出現了一批為外國商行推銷商品和收購土貨的買辦商人，其中有不少是原來在廣州的行商和鴉片販子。 40年代，買辦商人的人數還不很多，但他們已經在社會上初露頭角。由於他們與外國侵略者有密切的聯繫和共同的利害關係，同時他們在經濟上又有相當的實力，因此開始受到清朝地方大吏的器重。如上海美商旗昌洋行的買辦吳健彰，原是廣州同順行的行商，略諳英語，與外國人交往甚密，五口通商後到上海，出資捐得候補道，1848年3月奉清政府的命令協同上海道咸齡鎮壓青浦人民的抗英鬥爭。 1851年，他署理上海道，成為中外反動勢力相互勾結的牽線人物之一。另一個由廣州同孚行出身的買辦潘仕成，以白銀八萬兩捐得候補道，後來由兩廣總督眷英委派幫同廣東巡撫黃恩彤辦理“夷務”，很受重視。這些情況說明，有些買辦商人已開始在政治舞台上顯露頭角。

鴉片戰爭後不久，英、法、美等資本主義國家在五口通商地區開始投資開辦為其商品輸出和宗教文化侵略服務的企業。 1843年，英國傳教士在上海開辦墨海書館；1845 年，英人在廣州黃埔開辦柯拜船塢，美國傳教士在寧波開辦美華書館；1850年英人在上海創辦《字林西報》；此後。英、美又在上海、廈門接連開辦幾個船舶修理廠、印刷廠、藥房、打包廠等。這些企業僱傭了中國工人，中國最早的一批近代產業工人出現了。這個時期，中國產業工人雖然剛剛出現，人數不多，但卻是中國新的生產力的代表者，顯示了中國社會階級關係的新變化。鴉片戰爭後，隨著外國資本主義勢力的侵入，在廣大人民群眾中間，反對外來侵略的愛國熱情更加高漲。廣東人民在戰後十年間，對英國侵略者進行了不懈的鬥爭。其中規模較大的有反對英國在廣州強行租地的鬥爭，以及反對英人進入廣州城的鬥爭。他們提出了與英國侵略者“不共戴天，誓滅英夷”的豪言壯語，十分痛恨官僚賣國，“贓官誤國，甘喪廉恥，從夷所欲，天實厭之”。 ①他們認識到：“惜身家亦惜土地”，“保土地即保身家”，②決心依靠自己的力量保家衛國。在侵略者面前，人民群眾崇高的愛國思想同清朝統治者妥協媚外的投降思想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鴉片戰爭以前，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矛盾，反對地主階級的封建統治是農民戰爭的主要任務。戰後，由於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人民身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成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而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種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從此，中國人民肩負反帝反封建的雙重任務。中國歷史進入了民族民主革命時期。

二、思想與學風的轉變

鴉片戰爭以後，隨著社會經濟的變化，在思想文化領域也發生了相應的轉變。在封建士大夫集團中，一些有識之士繼承並發展了明清之際講求“經世致用”的傳統，反對脫離實際，反對崇尚空疏，注意研究現實問題，主張向西方學習，倡言改革，以達到強國禦侮的目的。他們的思想和主張，代表了鴉片戰爭後中國社會的新思潮。著名代表人物除林則徐外，還有魏源、姚瑩、徐繼畬、粱廷枏等。魏源（1794—1857年），字默深，湖南邵陽人。 1844年中進士，歷任知縣、知州。 1814年到北京從劉逢祿學習公羊春秋，後與龔自珍齊名。他講求經世致用，對當時思想界中佔統治地位的宋學（理學）和漢學（考據學）進行了批判。魏源曾受江蘇布政使賀長齡延聘，編輯《皇朝經世文編》，又助兩江總督陶澍、江蘇巡撫林則徐籌儀漕運、水利、鹽政諸事。他在鴉片戰爭前即認為鴉片貿易是使中國民窮財盡的重要原因，主張嚴禁鴉片輸入。鴉片戰爭期間，他在兩江總督裕謙幕府中，參與籌劃浙東的抗英鬥爭。 《南京條約》訂立後，他撰《聖武記》，歷述清王朝過去武功上的勝利，用意在與當時軍事上的頹勢相對照。又根據《四洲志》及其他中外文獻資料，綜述各國歷史、地理及中國應採取的對外政策，編寫成《海國圖誌》一書，初版50卷，後增為100卷。魏源和龔自珍一樣，主張變法革新，認為“天下無數百年不弊之法，無窮極不變之法”，① “變古愈盡，便民愈甚”。 ②在對外國侵略的問題上，魏源反對當權派的閉塞無知和盲目自大，批判他們拒絕吸取西方國家的“長技”和把機器看作“奇技淫巧”的頑固保守思想。從抵抗外國侵略、維護民族獨立的願望出發，魏源提出了有名的“師夷長技以製夷”的主張，即向西方學習的新課題。

魏源認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之所以富強，除因為擁有裝備精良的軍隊外，更重要的是由於建立了一套近代化的工業。中國要想強盛起來，不僅要學習西方的養兵練兵之法，也應當著手建立近代工業。因此，他建議設立造船廠和火器局，製造各種輪船和機器，並允許民間自由設廠。他強調在發展近代工業時，應“盡得西洋之長技，為中國之長技”，並相信中國人完全有能力把祖國建設成為一個富強興盛的國家。在《海國圖誌》中，魏源還介紹和評說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他認為西方政治制度的優點在於：廢除了世襲制和終身製，打破了封建的家天下的局面，議員和總統皆自下而上地由民眾選舉，議會對於來自民間的意見，“眾可可之，眾否否之，……三佔從二，舍獨循同”。 ③ 這在當時是很有膽識的。魏源編寫《海國圖誌》，是前人沒有做過的事情，正如他自己所說，是“創榛闢莽，前驅先路”，對以後的中國思想界產生了較大影響。 《海國圖誌》傳入日本後，對日本的學術和政治也產生過不小影響。姚瑩（1785—1853年），字石甫，安徽桐城人。嘉慶進士。道光初年，他結識了林則徐、魏源等人，私交頗厚。鴉片戰爭期間，他任台灣道員，嚴禁鴉片入口，積極組織抗英鬥爭。 《南京條約》簽訂後，他的抗英活動被誣告為“冒功欺罔”，被貶官四川。早在鴉片戰爭前夕，姚瑩即已註意時事與世界大勢。戰爭的失敗，使姚瑩在思想上產生了巨大的震動。他說：“失人心，傷國體，竟至不可收拾，是不能無恨耳。”① 懷著悲憤的心情，他努力尋求抵抗外國便略之策。 1845年，姚瑩撰寫的《康紀行》一書問世。該書不僅對西藏的地理、歷史、政治、宗教、風俗習慣等作了考察，而且對英、俄等國的情況作了探討。書中揭露了英、俄侵略中國的野心，建議清政府加強沿海與邊疆防務，以反抗外國侵略。他認為要抵抗外國侵略者，就必須了解敵情，知已知彼，以立於不敗之地。因此，他多年致力於研究世界各國情況，“欲吾中國童叟皆習見習聞，知彼虛實，然後徐圖制夷，是誠喋血飲恨而為此書，冀雪中國之恥，重邊海之防，免胥淪於鬼域”。 ②他很強調學習西方的自然科學，還介紹了英國的資產階級議會政治。雖然他對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了解很膚淺，然而他向西方學習的思想和主張，在當時是先進的。徐繼畬（1795—1873年），號松龕，山西五台人。道光進士，歷任按察使、巡撫等職。由於在廣東、福建做官多年，徐繼畬有機會接觸一些外國人，廣泛蒐集西方書籍，“於域外諸國地形時勢，稍稍得其涯略”。 ③1848年，他撰成《瀛環志略》10卷。與《海國圖誌》一樣，《瀛環志略》也是近代中國人系統介紹世界史地知識的名著。其中對亞洲、歐洲和北美洲的介紹尤為詳細，對中國人很少了解的南美洲、大洋洲和非洲也都有所記述。徐繼畬還在書中對歐美民主政治制度作了比較系統的介紹，並給予稱讚，他說：“米利堅合眾國以為國，幅員萬里，不設王侯之號，不循世及之規，公器付之公論，創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華盛頓為稱首哉！”①這在當時是難得的進步思想。梁廷枏（1796—1861年），字章冉，廣東順德人。曾任澄海縣訓導等職。鴉片戰爭期間，他熱情支持林則徐領導的禁煙運動和抗英鬥爭。梁廷枏在鴉片戰爭前即註意“採集海外舊聞”，探究西方國家“島嶼強弱，古今分合之由”。 ②

1844年後，他陸續撰成《耶穌教難入中國說》、《合省國說》、《蘭偶說》、《粵道貢國說》，1846年合刊為《海國四說》。合省國即美利堅合眾國，蘭即英國首都倫敦，此處泛指英國。 《合省國說》和《蘭偶說》就是對美國和英國的歷史、地理、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情況的簡要記敘，而於美國的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制度介紹尤多。這有助於當時中國人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社會面貌的了解，開闊人們的視野。鴉片戰爭前後，清朝國勢日衰，邊疆局勢趨於嚴重，於是主張經世致用的學者，多究心邊疆歷史、地理的研究，寫出專門的著述。張穆、何秋濤在這方面作出了貢獻。張穆（1805—1849年），字石洲，山西平定人。他研究了蒙古各部的地理位置和前代在這一地區的設施，寫出有名的《蒙古游牧記》一書。他死的時候，書尚未定稿，由何秋濤補輯校印，共16 卷。何秋濤（1824—1862年），字願船，福建光澤人。道光進士，授刑部主事。他認為中國跟俄國接壤，一直缺乏有關這一廣大地區的專書。他研究了中國蒙古、新疆、東北地區的歷史和地理，並註意了中俄關係問題，編成《北徼彙編》（即《朔方備乘》）80卷。鴉片戰爭的失敗，激發了許多學者來記述這次戰爭的經過，探討清政府在戰爭中失敗的經驗教訓，以喚醒人們抵抗外國侵略的意志。魏源的《道光洋艘徵撫記》是系統記述鴉片戰爭史實最早的一部著作。梁廷枏的《夷氛聞記》五卷，也是記載這次戰爭經過的，尤詳於三元里人民抗英鬥爭和《南京條約》簽訂後廣東等地人民繼續堅持反英侵略鬥爭的事蹟。此後，夏樊編撰了《中西紀事》一書。夏燮（1800—1875年），字謙甫，安徽當塗人。鴉片戰爭後，出於對國家命運的關心，遂編撰是書。這些著作都表現了反對外國殖民主義侵略，揭露清政府的腐敗和對外妥協投降，稱頌中國軍民的反侵略鬥爭的愛國主義思想。林則徐、魏源等人的工作，開創了新的研究風氣，開拓了新的研究領域，是時代變動在文化領域裡的反映。在文學方面，鴉片戰爭後的愛國主義作品是豐富的。如詩歌，著名的作者有魏源、張維屏、張際亮等。魏源的《寰海》詩，歌頌三元里人民“同仇敵愾”反抗英國侵略軍，斥責清政府官僚的妥協投降。張維屏（1780—1859年），字南山，廣東番禺（今廣州市）人。道光進士，歷官知縣、知府等。以善詩聞名。他的《三元里》詩，描寫了三元里群眾抗英鬥爭的雄偉聲勢，英國侵略者在英勇的中國人民面前喪魂落魄的醜態；《三將軍歌》則歌頌了葛雲飛、陳連升、陳化成“捐軀報國” 的英雄人物。張際亮（1797—1843年），字亨甫，福建建寧人。以詩名於時。他的《東陽縣》詩，譴責英國侵略軍在寧波姦淫擄掠的殘暴罪行，揭示人民群眾所遭受的災難和痛苦。民間的揭帖和歌謠，以通俗樸素的語言和尖銳鮮明的思想，痛斥外國侵略者和清朝統治者，鼓舞人民起來反抗，富有戰鬥性和鼓動性。在科學技術方面，吳其浚、鄒伯奇和鄭復光都是有成就的。吳其浚（1789—1847年），字渝齋，河南固始人。他匯集古代有關植物的文獻，成《植物名實圖考長編》 22卷，共收植物838種。又根據自己的觀察和訪問，成《植物名實圖考》38卷，共收植物1714種。這是我國近代植物學上的重要著作。鄒伯奇（1819—1869年），字特夫，廣東南海人。精於天文、曆算及地理、測量之學。他在總結中國關於幾何光學成就的基礎上，成《格術補》一書，進一步用數學方法，表述了關於反射鏡、透鏡、透鏡組等成像規律，以及關於眼鏡、望遠鏡、顯微鏡等光學儀器的基本原理。鄭復光（？—1846年），字元甫，安徽歙縣人。他著有《鏡鏡訡痴》一書，把我國和西方的光學知識系統起來，闡明瞭望遠鏡、放大鏡和各種透鏡的製造及應用原理。他又著文說明蒸汽輪船的結構原理，並附有詳細的圖樣，這是中國人研究近代輪船的開始。魏源在《海國圖誌》中也介紹了蒸汽機、火輪船等西方新式器物的原理和製造方法。

①《英國資產階級紡織利益集團與兩次鴉片戰爭史料》，《鴉片戰爭史論文專集》第71頁。 ② 轉引自卿汝楫：《美國侵華史》第1卷，第51頁。 ① 轉引自馬克思：《鴉片貿易史》，《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585頁。 ② 《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料》第1冊，第420頁。 ① 包世臣：《答族子孟開書》，《安吳四種》卷26。 ② 道光二十五年福州將軍兼管閩海關敬■奏，《歷史研究》1954年第3期。 ③ 《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1卷，第496頁。 ① 《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輯，第451頁。 ① 萊特著，姚曾廙譯：《中國關稅沿革史》第86頁。 ① 《中國通史參考資料》（近代部分）上冊，第76頁。 ② 《廣州鄉民於十三行口曉諭英夷示》，《鴉片戰爭》第4冊，第16頁。 ① 《籌嵯篇》，《魏源集》下冊，第432頁。 ② 《默觚下·治篇五》，《魏源集》上冊，第48頁。 ③ 《外大西洋墨利加洲總敘》，《海國圖誌》（百卷本）卷59。 ①② 姚瑩：《東溟文後集》卷8，第4、11頁。 ③ 《瀛環志略》自序。 ①《北亞墨利加米利堅合眾國》，《瀛環志略》卷9。 ② 梁廷枏：《合省國說》序，《海國四說》第5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