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革命運動

第20章　共和革命運動

前言

1911年秋和1912年春這期間中國發生了一系列事件，人們稱之為辛亥革命。它最突出的特點是清王朝被推翻，帝制改成了共和。雖然分析家們對許多問題有見仁見智之不同，但是直到最近這次革命的重要性才引起人們的懷疑。一位蜚聲壇坫的學者曾經認為它沒有實現什麼社會改革，所以這次革命是一場“假革命”；另一位學者認為，舊的統治階級仍象在過去易代之際那樣保存了下來，所以辛亥革命只是又一次“改朝換代式的革命”。由於對舊說提出了這樣一些挑戰性言論，辛亥革命的性質就成了一個熱烈辯論的題目。

在近年爭論中不斷湧現的大量新觀點中，有兩種是我們這一章的出發點。第一，辛亥革命不僅完成了從王朝到共和國的政治變革，它也完成了種種社會變革，例如出現了新的社會集團和改變了舊的社會集團。因此，最好是把辛亥革命理解為二十世紀社會革命中的1900—1913年階段，不應僅僅看做是整個政治變化的1911—1912年階段。其次，根據這種廣義的概念，革命者的重要性遠遠不是象舊說法所認為的那樣。這是一場大於它所有的領袖的革命，是“ 一次沒有真正領導者的革命”。根據這種看法，辛亥革命運動對1900—1913年事件所作的貢獻，不如它所創造的革命傳統那樣重要。總之，我們目前的解說傾向於兩個與以往不同的論點：辛亥革命是比通常所認為的更大的一個非常事件，但它的實際成就比通常認為的要小。

最近，學術界提出的問題是要探明：它是多大程度的一種革命？誰應對所發生的事負責？這段時期在整個中國革命史中占什麼地位？有一種嘗試性的答案以下面這種認識開始：即在1911—1912年，種種抗議運動臨時湊合在一起了。其中有些是革命的，有些則不是革命的，但綜合我們試圖加以闡釋的種種理由，不妨認為：在那個時候，所有這一切抗議運動都認為，在當時應該擁護以共和國取代清王朝，或者至少對此應該表示接受。由志趣各異、利益和社會背景各不相同的成員所組成的一個脆弱的聯合，產生於一個處於大變動狀態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有些舊紐帶已經斷裂，另一些紐帶反而有所加強；有些新的方式方法正象盛開的花朵，另一些方式方法只是在不同程度上在萌芽和成長。換言之，到了1911年中國已經不再是一個統一的中國了。那些彼此齟齬的意見可能模糊了這一事實：在中國的某些部分是有社會革命的，但在另外一些部分則又看到傳統的權威和階級關係恢復了力量，而且在這兩者之間又有許多程度不等的情況。事實不僅僅是每一種說法都具有一部分真理，而且是中國社會在1900—1913年時期已經分裂，並且開始沿著新路線重新組合起來。1911年不是象某些舊說法所認為的那樣是現代民主運動史上的主要轉捩點，它是中國將近二十年大動盪的頂點；這二十年中國發生的變化比以往許多世紀的任何二十年都要急劇。可是，這種變化的發展很不平衡，其部分原因是因為革命者只是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到1913年之間許多活動力量中的一股力量。革命運動促使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以來維新派和反維新派紳士之間早已存在的比較溫和的分裂變成勢不兩立的鴻溝，結果使前者發現自己與革命派之間的共同點多於同反維新的紳士之間的共同點。至少暫時看來，紳士地位與其說是表示一種團結統一的力量，倒不如說是表示政治態度和思想意識的標誌。新的鴻溝分裂了主要已經西洋化的都市中國和傳統的大部分農村中國，並且它促進了開始超越舊有親屬、階級和鄉土紐帶的新結合和新結盟；商會和政黨就是這種組合的例子。這些革命運動形成的分裂、組合、利害關係和思想感情，又形成了中國以後幾十年的生活。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1900—1913年時期代表了中國革命的第一階段。


第01節 早期的聯盟：1905年以前的革命運動

中國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基本上還是統一的。產生最深刻分歧的問題——即應向西方學習多少以抗拒西方的問題——並未使一些人產生推翻傳統制度的認真打算，甚至沒有產生這種傾向。人們普遍設想，學習國外技術是為了保衛中國文化。這一共同的想法綽綽有餘地彌縫了所有的不同意見。

在九十年代的中葉，這種共同的意見被第一次革命的刺耳之聲打開了缺口。在孫中山的宣導下，一個小組織成立了起來，它以推翻清廷、建立民國為職志。它促成了1895年的起事，雖然遭到失敗，卻標誌著武裝革命的開始。

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末期，從傳統陣營內部泛起的另一股思潮也匯合到革命運動中來。日本在甲午戰爭中的勝利使許多維新之士相信：自強運動已告失敗，需要進行更加深遠的努力。1898年的維新運動失敗之後，有一翼變得更加激進，而且自此以後，主要在梁啟超領導下，它搖擺於革命和改良之間。

共和派革命分子與激進維新派這兩個集團都在海外留學生中間尋找支持。從1902到1905年，留學生人數增至約八千人，足以引起政府及其政敵的注意，足以在一切中國革命者中間構成人數最多、喊聲最高和行動最活躍的一支力量。

這二者都不是組織完善的，或緊密結合的集團，但它們共同地都希望喚起和保衛中華民族，使它富強，即令為此目的而要大大地犧牲傳統的文明也在所不惜。偶爾他們也想合作共事一番。但大部分時間他們卻是各走各的道路，同時清政府卻保持著政治主動權。因此，革命運動在它的頭十年只是一棵幼苗，對事件沒有決定性的影響。

孫中山是創建中國最早一個公開以革命為宗旨的團體的主要負責人。他1866年生於澳門附近的廣東香山縣，1879年去檀香山，而在檀香山和香港的華僑中間和西洋學堂中度過了他的性格形成的年代。海外環境給了他決定性的影響。相比之下，他在鄉下的兒童時代對他性格的形成影響較小。他是一位西方化了的中國人：說英語；信基督教；得了醫學學位；他生平多半或者住在中國的外國人邊緣區——即住在香港或上海等通商口岸，或者住在外國的中國人邊緣區 ——如美國、日本和東南亞的華人社會。孫中山自十三歲到四十五歲期間只有約四年是在中國。在他最親密的夥伴和支持者中有外國人士。孫中山很早就贊羨西方和日本，特別贊羨它們政府的力量和效率、它們的科技水準和經濟發展以及洋溢在它們社會之中的幹勁和活動意識。

基於他與外國生活的接觸和對十九世紀中國維新派思想的瞭解，孫中山起草了一個改革的建議，企圖在1894年給李鴻章上書。建議書的內容只不過是當時的老生常談。他強調需要發展西式教育，促進商業，鼓勵科學技術的發展，特別是要想法使科學技術用到農業上去。孫中山這時所寫的內容大多是中國改良派三十年或三十多年來所說的東西，並無一項可以稱得上有革命性。但它令人感興趣的是：首先，孫中山1894年年中的這一溫和的常人之見不久就變成了革命的想法；其次，他認為那位在中國最當權的官員應該親自傾聽一下一個剛畢業兩年的青年醫生的呼聲。對孫中山思想的急劇轉變尚未見有清晰的解釋，但他試圖把他的思想直接捅到最上層去，這表明不管他的思想多麼溫和，他無意在行動上也溫良恭儉讓。當一次訴諸極峰當局的努力宣告失敗，孫中山就下定決心再搞一次。不管他在1894年的急劇轉變有什麼原因，這一事件表明他意識到了他個人的使命，而這正是他整個一生的特點。

孫中山未能使李鴻章聽一聽他的陳述，經過這一挫折之後他決定返回檀香山。他在那裏組織了中國第一個現代的革命團體——興中會。兩個月以後，即1895年1月，他去香港，糾集幾位舊友和老相識建立了興中會分會。這個分會代表著孫中山和楊衢雲之間的聯盟；楊衢雲也是一位革命者，他甚至比孫中山更洋化，此時是香港分會名義上的會長。根據現有的材料，不能證明興中會從一開始就馬上公開宣佈以反對清王朝和擁護共和為己任；但是有力的材料證明，孫中山和檀香山二十幾個入會者中的至少幾位受過較高教育的人，立志要搞共和革命。可是，這個組織的章程當時只是強調了外國對中國的威脅，以及清廷的軟弱腐敗使它不能抵禦帝國主義。這一愛國主義的呼聲至少在未來的九、十年內一直是他們革命觀點的核心。

檀香山和香港的這兩個組織又小又弱。經費不足常使它們大傷腦筋。原來的會員總計不過幾十或百把個人，從未超過幾百人。除了很少的例外，會員都是廣州地區的人，而且幾乎三分之二是住在中國本部以外的地方，他們與四億同胞的聯繫差不多只限于親屬關係和跟秘密會社的一些鬆散聯繫。它們的組織鬆弛，彼此之間也只是偶有聯繫。它們不是訓練有素和組織完善的精英集團，並不象我們在現代革命中所見到的那樣。但他們是中國政治中的新元素。會員幾乎都是窮苦而未受過教育的人。差不多半數是商人，約四分之一是勞工。那少數幾位有影響有文化的人中大多受過現代教育。有幾個人（包括孫中山在內）學過中國的經典書籍，但沒有一個人可以被認為是傳統的文人。反之，興中會代表了仍然被普遍認為是下層階級人民中的典型人物。

在甲午戰爭仍在進行的1895年3月，就有人開始擬訂一次起義的計畫了。雖然和約已在4月間簽署，但幾個月後形勢仍然有利於搞暴亂。和約條款對中國非常不利，所以在廣州地區，人們特別為之憤懣不平。大量遣散的士兵在鄉里遊蕩，有些人就流為盜寇。從紳士到農民，社會各階層人民都心懷不滿。入秘密會社的人數增加了，小規模起事變得更加頻繁了。

基督教傳教士及其中國信徒，是孫中山的支持者中間表現很突出的人們。在幾個小規模的公開組織（一個廣州的“農學會”和一個長老會會堂）的掩護下，興中會置辦武器，在散兵游勇中招募兵員，與秘密會社及地方民團的人員接關係。孫中山至少早在1886年就與秘密會社串聯過，它們大規模反政府行動的潛力一直吸引著他的注意。它們的吸引力恐怕多半得力於它們擁有廣泛的分支網路，同時也由於這樣的事實：象孫中山自己的追隨者一樣，那些人主要代表了中國社會中的“局外人”或“無權無勢的一群”。秘密會黨的會員包括流浪的勞工、喪失了土地的農民、被遣散了的士兵以及喪失生計的人們，另外加上土匪、海盜、小偷、走私販子和其他一些更不體面或更易鋌而走險的人。但特別在困難年代，他們還吸引著科場失意的士子，甚至還吸引著某些紳商人物及其他個別家道殷實或體面的人士。這些人往往當上了秘密會社的頭子。恰恰是這些頭頭們參加了興中會。因此，孫中山與秘密會社的聯繫使他能接觸形形色色社會背景的人們，雖然他並未羅致到大量的追隨者。

孫中山的追隨者人數太少，並且他們缺乏組織，在中國的根基又太淺，但這些都沒有使孫中山感到苦惱。他認為反清思想是如此強烈和普遍，以致大有一觸即發之勢。他的戰略是想在大陸贏得一個立足點，建立一塊飛地，使革命志士能由此點燃一個地區性的或全國範圍的熊熊起義烈焰。但是，國內的盟友人數太少而不可靠，同時，把人員和物資供應從香港等鄰近地區運進國內的問題也不能解決。1895年的準備工作落後於形勢，舉事被推遲下來，一艘運軍火的船隻被攔截，計畫被廣州當局察覺，香港來的軍隊被拘捕，因此，未發一彈（至少在革命黨人方面是如此），起事計畫就偃旗息鼓了。

孫中山倖免一死，最初藏匿在一位基督教傳教士家裏，後來取道香港，最後到了日本。他在那裏割掉了辮子以示與滿人的中國決裂，並裝扮成一個日本人。（這一行動只是象徵性的，這點他雖有所認識，但並不深刻。他長期在國外的經驗已經大大地改變了他先人的傳統，孫中山以後十六年中再沒有踏足過中國的土地，只有一次例外，即他在1907年12月某日曾視察過東京—廣西邊境的一次叛亂。）孫中山和他的兩位助手——陳少白與鄭士良——一起在橫濱建立了一個小小的興中會分會。孫中山讓陳少白負責日本的事務（在日本，他得到一位他在檀香山結識的日本基督徒的幫助），讓鄭士良回香港發展與秘密會社的聯繫，然後他自己出發去檀香山、美國和歐洲。由於他在中國受挫，他希望在海外發動革命。

1896年在倫敦發生了一件奇遇，它足以顯示孫中山向外國人求助的本領和他適宜於做驚天動地大事業的品質。孫中山走進了中國駐倫敦公使館，其原因至今沒有完全弄清楚，不過有足夠的理由假定，他是經反復權衡才冒此風險的。他被監禁了十二天，已經準備好把他解送回中國，要使他落得個悲慘的下場。在危急時刻，兩個當過孫中山的老師的英國人來搭救了他，他在眾目睽睽之下獲釋。孫中山馬上抓住這個機會，接見如饑似渴的新聞記者，然後寫信給英國的主要報紙，對它們以及英國公眾和政府感謝。他給新聞界寫的信顯示了他一生事業的特點，即他相信應訴諸西方人士的純良秉性，應努力說服西方人士知道他正在盡力為他的國家做好事，如果那些好心的西方人士與他易地而處，也會這樣做的。他寫道，這整個事件又一次證明了“盛行於英國的慷慨的熱心為公的精神，證明了它的人民卓然不群地表現的對正義的熱愛……我現在更加強烈地知道和感到一個憲政政府和一個文明的民族意味著什麼，這使我以後要更積極地為我自己可愛而備受壓迫的國家尋求走上進步、教育和文明的道路。”

孫中山還寫了一篇短短的自傳和一本小冊子《倫敦被難記》，這本書是用英文寫的，但他後來又不予承認。它在1912年才用中文發表。孫中山對外國公眾的重視再也沒有比在這次事件中表現得更加清楚了。他幾乎立刻成了國際聞人，儘量利用由此產生的每一點每一滴公開的名聲。他不論做什麼，哪怕是上教堂，也盡可能著眼於影響輿論。他發展了很廣泛的個人聯繫，從俄國的革命者到英國的傳教士，他都有交往。他發表了好多文章（其中的一篇發表在《雙周論壇》），呼籲必須“完全打倒目前極其腐敗的統治，而建立一個漢人的賢良政府和清明吏治，最初可用歐洲人的建議，在若干年內還希望得到歐洲人的行政幫助。” 在他從中國駐倫敦使館轟動一時的獲釋之後的八個月期間，他儼然以一位世俗傳教士或運動領袖這類人物自居——這一運動會使中國身受現代西方政治文明之益，也能鋪平走向西方商業發展的道路。

因此孫中山的要求只是英國准許他返回香港，而列強應保持“善意的中立”。他的要求被拒絕了。英國仍然認為，它的利益所在最好是堅持香港總督在孫中山1895年密謀舉事之後不久所頒發的五年驅逐令。孫中山絲毫沒有表示氣餒，因為倫敦的經驗和正在贏得的有利的公眾影響使他興奮異常，這只會使他感到樂觀。為了使他能擔負未來的重任，他把以後五個月的大部分時間用在在英國博物館讀書。孫中山可能是在這幾個月接觸了大部分西方思想，後來他就想把這些思想融合到他的中國革命綱領中去。特別是他強烈地被亨利•喬治的思想所吸引，因為亨利•喬治的思想在英國知識份子——例如費邊社會主義者——中間風靡一時。同時，他在倫敦的歷險使他在日本和其他地方的潛在盟友之中出了名。孫中山的聲譽日隆，這有助於他在1897年夏回日本途中在加拿大的華僑中間籌集款項。當他到達日本的時候，他得到了從未有過的最有利的同情；這一次同情是來自一批日本的擴張主義分子冒險家。他通過他們會見了日本重要的政界人物，從此他就認為日本可以成為中國的“天然盟友”。孫氏取了一個日本名字“中山”，其音讀為Nakayama。他致力於學習日文，廣泛交結新朋友。由於歐洲未能給他以幫助，他就只好求助於另一個外國緊鄰了（見第六章）。

孫中山和他的新同志們一起投入了極其廣泛的活動。由於有日本人做居間人，他想通過恢復和康有為、梁啟超及其他維新人士的合作來開始他的活動。這些努力早在1895年初就已開始，斷斷續續進行了約一年半時間。未能合作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康有為已經青雲直上，而且康有為相信，一位效法彼得大帝和明治時代日本的中國維新皇帝所能取得的成就，將要比孫中山這些革命黨人的成就更大。可是到了1898年，孫中山似是人望稍崇，而康有為則大不如昔。由於康有為現在已被清廷褫奪公民權，似乎在戊戌變法結束之後又有新的合作的可能性了。

變法運動把許多觀點不同的人糾合在一起，並且使傳統的思想發揮到了它的極限。有一派，也許可以譚嗣同為最好的代表，主張“全盤西化”，沖決了傳統思想的一切樊籬。1895年幾乎只有譚嗣同持“全盤西化”這類思想，但那一年他遇難後不久，其他維新分子都逐漸接受了他的遺志。有一個科第出身的畢永年馬上加入了孫中山一派。梁啟超在1898年以前已經聲言，稱許可以通過代議制度實現“人民政治權威”和“民治”。直到戊戌變法失敗以前，他一直相信能自上而下地實現這種民主改革。到1898年底，他在日本東京辦了一種報紙。他馬上用人民“權利”的字眼代替了僅僅是人民“權威”的字眼，他認為“權利” 不能等待著朝廷賜予，“權利只能由每個公民寸步不讓地奮力爭取到手”。梁啟超已變成了一位革命家，他是那些年輕士紳的主要代言人；這此青年人因戊戌變法失敗而亡命海外，所以他們開始相信傳統是一潭死水，必須搞劇烈的政治變革。

孫中山認清了有擴大革命運動的機會，並熱切期待它的來臨。孫中山與梁啟超在1899年底合作辦了一個反滿的報刊，當那一年12月梁啟超去檀香山的時候，孫中山給了他一封介紹信，把他介紹給他的哥哥。對孫中山來說，不幸的是，梁啟超去檀香山是帶了康有為的指示，銜命去執行康有為已于7月建立的保皇會的任務。梁啟超被弄得左右兩難，一方面是他與康有為及其一切教導的親密關係和他本人對孫中山潛勢力的疑慮，另一方面是他的激進的思想傾向。他試圖向孫中山表白：儘管他相信排滿思想，但當前最好是追求有皇帝名義的民眾政府的目標；他說，一旦除掉了慈禧太后，皇帝就可以當共和國的總統。

現在尚無材料表明孫中山曾答復過他的這一建議。梁啟超繼續走著搖擺的道路。他寫了許許多多東西，參加了檀香山的一個秘密會社以便設法更好地啟迪海外華僑的民智，1900年發表演說贊成暗殺行為，甚至遲至1904年10月還稱譽俄國的恐怖分子說：“大哉刀劍！聖哉炸彈！”當1900年春義和團運動興起的時候，保皇會決定乘機救出被囚禁的君主。他們狂熱地開始準備一次起事，企圖擁立光緒帝在南方成立政府。對孫中山來說，這形勢似乎再一次給了他以聯合反滿力量的機會，而且儘管他對梁啟超的幻想已經破滅，他又一次尋求與康有為合作的可能性。但是康有為表現得很冷淡，致使孫中山的努力不見成效。8月份在漢口爆發了一次起事，由唐才常領導，有康有為的支持，但它也被鎮壓了下去。保皇會此後在流亡狀態下繼續它的工作，大大地侵害了孫中山在海外華僑中所得到的支持。

孫中山重新開始了他的努力。他仍然保有畢永年和史堅如等原來的紳士改革派的支持，他還儘量同下述這樣一些人合作共事：例如廣州的紳士、華中和華南的秘密會黨、李鴻章及其他大員，以及象香港總督，甚至象菲律賓的叛亂分子這些外國人。雖然所有這些努力都遠不足以達到他們的目標，而且有些努力很不切實際，跡近幻想，但它們仍使北京當局感到震驚。孫中山全力以赴的努力，是與義和團起事、外國的入侵以及康梁所支持的漢口舉事同時交錯著進行的。清政府被所有它的敵人可能結成聯盟的前景所震驚，更因它的上層階級正開始同情叛亂分子而感到苦惱，所以被迫實行一些比先前設想的更劇烈得多的改革。因此，孫中山旋風似的革命活動的間接結果要遠遠大於它的直接結果。

直接結果是微不足道的。1900年年中，孫中山弄到了足夠的支持，使他敢於發動另一次起事。他再次想奪取廣州，但這次他決定首先在東面開始進行這場戰役，即在惠州建立行動基地，然後向廣州前進。在其他方面，這次舉事倒很象1895年的那一次：參加者主要是秘密會黨的成員，也有許多中國基督教徒（可能有百分之三十是孫中山原來的人馬），以及一小批日本人和西洋人；戰略是用一支小部隊發動一場大起義；最大的障礙是如何獲得武器並把它們運進內地交給戰士；一再推延起義日期和更改起義計畫使行動走漏了風聲，從而使政府有時間從容準備對付這次起義。在10月份開始打響的戰鬥後的兩個星期內，清政府就已占了上風。幾天以後孫中山下令解散革命部隊，再一次首途赴日，在那裏檢討第二次失敗的原因。

孫中山感到可以增強信心，因為他的戰略的主要之點似乎是很正確的。惠州之役表明，一小股起義戰士能迅速發展成為一支大規模的部隊。廣東的居民在開始時只是不支持政府，但他們的中立馬上變成了給予叛亂者以積極的支持。成千人參加了戰鬥，同時由於農民壯大了革命隊伍，所以能容易地弄到糧食和軍需供應並獲取情報，並更易伏擊打援和打敗大得多而裝備精良的敵人部隊。可是，這還是尚待加以發展的萌芽狀態的遊擊戰術。地方上給予革命軍的支持大部分是為了地方上的問題，孫中山的人馬只是進行了最低限度的、短期的意識形態和組織上的努力。他們沒有反反復複地試圖詳細說明地方問題的原委，沒有培養潛在的反滿或反帝意識，沒有傳佈新的政治思想，也沒有開始成立獨立于或不同于現存秘密會社之類的新組織。據說，孫中山在1897年在英國的研究中大量吸收的政治思想，在1900年尚沒有明顯的表現。革命在這個階段中只是一種傳統的紮克雷起義或盲動主義式的暴動，還不是二十世紀的革命。

因此，對一個比孫中山更加客觀的觀察家來說，他的運動在1900年的失利以後，前景看來是頗為暗淡的。回顧一下，暴亂給人們深刻印象的是它勃然而興，忽然而亡。考慮到1900年的局勢不穩，同時應注意到這種不穩乃是國內一百多年動亂和外國數十年來對中國剝削的結果，那麼，革命黨人的成就比起他們擁有的廣泛機會來說就相形見絀了。要麼就是學者們誇大了清王朝衰落的程度，要麼就是1900年的革命確是一場很軟弱的運動。

孫中山的名望這時一落千丈，致使其餘革命黨人給他諡以種種惡名，例如稱他為“不學無術的亡命之徒”，“膽大妄為的寇盜”，或胸無點墨的“ 莽漢”，等等。年輕的領袖湖南人宋教仁說出了大家共同的看法：孫中山只能大聲嚷嚷而已。可是，孫中山自己卻回憶說，1900年失敗以後，人們不再這樣貶損我了；“進步分子實際上同情我的不幸遭遇”。

孫中山有幾年很少改變他的戰略。他仍和從前一樣，非常喜歡把他的運動的基礎放在討好秘密會社、海外華僑、日本人和西洋人士方面。直到 1903年9月以前，孫中山把他的總部設在日本，但他本人卻從一個華僑社會旅遊到另一個華僑社會去籌款，去徵募追隨者和探索外國支持的可能性。他在河內創辦了一個小小的興中會支部，而且會見了法國當局以研究是否有可能獲得法國的援助。法國人曾對孫中山一度感到興趣。惠州舉事之前四個月，他會見了法國駐日本東京的公使，請求後者協助他弄到武器和軍官。按照這位法國公使的說法，孫中山答應“給予我們所可能要求的一切”作為報答。據說，孫中山在1900年6月曾經說過：“我們不是外國人的敵人。遠遠不是。相反，我們呼籲他們理解我們祖國的新生和變化。”法國人繼續密切注視孫中山的活動。1903年他們又一次會見了他，並且他們向法國殖民部長報告說，孫中山曾答應給予法國以“最誘人的經濟利益和一種保護國的地位，以對他夢想建立的新國家實行保護”。但是，法國仍未給予援助。

到了1903年後期，孫中山甚至未能組成一個象1900年舉事時所擁有的那種軟弱的組織。秘密會黨、海外華僑和外國人合在一起只能結成脆弱的聯盟，當然不足以構成一次革命的堅實基礎。孫中山注意到了農村中可能存在群眾的支持；但他的模模糊糊的政綱不能引起農村人民的興趣，他除了和不甚可靠的秘密會社有聯繫之外，和鄉下居民並未建立聯繫。孫中山的幾次失敗，再加上幾位親密合作者的死亡或變節，使他平日昂揚的精神受到暫時的打擊。他給一個朋友寫信說道：“時〔1903年7月〕我在日本，財力甚窘，運掉不靈。”他在東京逗留了幾個星期，在灰心之余啟程去檀香山，重新周遊海外去尋求華僑的支持。

到1901年，除了蓄謀未遂的叛亂和1900年的外國入侵之外，清廷又面臨著中國上層階級迅速擴展的離心離德的傾向。自1895年以來，對傳統思想的忠誠心已大大動搖，致使某些嚮往西化的人甚至準備接受西方的殖民化統治，以期促進中國的變化。與對清政府的嚴厲批評和官員明目張膽地不遵從北京詔旨的情況相比，這種失望和聽天由命的情緒還不是那麼普遍的。清廷在1900年動員戰爭的號召在中國大部分地區都未被理睬。與此同時，甚至在1898— 1900年的反動年代，某些省份的當局還悄悄地繼續搞維新，如派留學生出國等。

1901年以後清廷搞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產生了那些在後來將有助於推翻清王朝的社會集團和組織。這些集團和組織包括新近紛紛成立了商會的新興商人階級、一個新的軍人集團和一個新的知識階層。這個新的知識階層首先形成並逐漸活躍起來。它是1895年出現的維新派紳士的旁支。和這些紳士一樣，新興知識份子階層主要也出身於上層階級，至少也曾經受過一定的傳統教育。這兩種知識份子都把外國帝國主義者和反動官僚當做他們的敵人。這兩者都深切地關懷中國的命運，都決心引導中國走上復興的道路。但是，這個新知識階層還比較年輕，又因遊學外國而懷有新的世界觀。

二十世紀頭十年初期的一個短時期內，有一個人在發展維新派紳士和發展新知識份子的過程中同時起著重要的作用。腳踏兩隻船的梁啟超是一個活生生的證明，表明改良派知識份子和激進知識份子是靠得多麼攏。戊戌變法失敗之後梁啟超逃往東京，他辦的一種報紙開始介紹各種新思想。梁啟超一方面貪饞地吞嚼著西方和日本的各種各樣著作，一方面馬上用一種生動活潑而吸引人的文體把它們傳達給讀者。他還辦了幾所學校。他的著作燃起了整整一代人的希望。到 1903年，梁啟超提倡實行最激烈的社會、文化和政治上的變革，使知識青年大大受到他的影響。

其他年輕的中國人也起而仿效梁啟超的榜樣。早在1900年，與梁啟超的報紙相似的刊物中就已譯載了西方和日本的著作，並且開始登載關於中國問題及其解決之道的社論。中國學生心目中的英雄是美國和法國革命中的人物——華盛頓、丹東、羅伯斯庇爾、拿破崙，但他們也把革命的思想追本求源到了盧梭和孟德斯鳩那裏；他們有時甚至上溯到希臘人那裏，但不久就主要轉向盧梭和十九世紀的著作家，如達爾文、穆勒，最後轉向了斯賓塞。“進化論”、“物競天擇 ”、“適者生存”這些思想開始統治著學生們的頭腦。

日本的變革和發展的氣氛也有助於越來越激進的中國知識份子集團的出現。日本的榜樣告訴人們，擺脫外國的統治和贏得列強的尊敬是能夠辦得到的。1902年，英國甚至接受日本為盟國。中國學生在一個戰爭狂熱日益高漲的時期紛紛湧入日本。學生們被日俄戰爭的景象弄得異常激動，因為戰爭是為了決定哪個帝國主義強國將統治這部分特定的中國土地而在中國國土上進行的，而中國政府只好坐觀勝敗，毫無辦法。由於日本打贏了甲午戰爭和對中國在庚子之役的屈辱記憶猶新，學生們對日本的成功的敬佩和對中國的無能及恥辱的憤怒交織在一起。學生的各種刊物充滿了攻擊帝國主義和攻擊滿人屈從帝國主義的言論，充滿了提倡尚武和愛國精神的言論：他們認為日本人在這方面是令人佩服得五體投地的。他們譴責本國人民的懶散、自私和愚昧無知，所以他們呼籲萬眾一心，呼籲為了國家的利益和把所有外國人趕出中國領土而犧牲個人。

在學生這些要求的背後存在著一種新的、又有些自相矛盾的民族意識。它把對中國過去的驕傲感和這樣一種信念揉合在一起：中國人民應該根本地加以改造，以便肇造一個強大的、現代化的中華民族。因此，梁啟超的論“新民族”的一系列論文是當時最風靡一時的文章，因為他的這些文章中的基調是給過去以適當的評價，但也應該向前看，展望一個新的未來。這樣便巧妙地作了外國人對中國作過的批評，而且這種批評是以保存中國人自尊心的方式作出的。

梁啟超發現中國文化中有一種獨立的精神，它確是民族性的根本。他說，中國的特殊品質是偉大、崇高而完美的，迥然不同於其他民族，它應以能夠自新的方式予以保存。他又說，它象一棵樹：除非每年抽出某些新芽，其枯萎將指日可待。進一步使民族返老還童的辦法，在於從其他變成獨立的民族所遵循的方法中挑選我們本來缺少的品質。梁啟超自居於十九世紀改良家之外，因為後者只襲取西方文明表面的東西。他們只想嫁接樹枝到我們的枯樹幹上來，而不理會其根本，如人民的品質、人民的智慧和人民的活力。根本之根本的東西就是梁啟超所稱的“公德”，此即凡有利於群者即為善，反乎群之利益者為惡的原則。中國最大的缺點即是“在吾國民中竟無人視國事為己事者”。

梁啟超在論述了他那一代人的思想矛盾——即他們與中國文化的聯繫和他們決定激烈地改變中國文化這兩者之間的衝突——以後，他還指出了第二個矛盾。使中國人對國事不感興趣的主要因素是他們對本鄉本土有特殊感情。學生們也不例外地存在這一矛盾，但他們力求解決這個矛盾。

去日本的中國學生或者由他們的省府出資，或者由中央政府出錢，或者由私人擔負。其中最常見的是省政府出資。當學生到達日本後，他們分別組成各該省同鄉會，而且主要也是與同省的鄉親們交往。他們住在一起，出刊物，如《浙江潮》、《湖北學生界》和《江蘇》等。有些集團甚至組織該省的獨立運動或“ 自治”運動（見第六章）。

學生們的同鄉觀念雖然仍很強烈，可是，他們也認為他們的同鄉會組織是建設新中國的積木。學生們悲歎，中國之所以缺乏團結統一，主要是因為他們的國家正處於一個國際的“物競天擇”的環境中，湖北學生就是這樣說的。江蘇的青年則認為，在現代國家中，“主要的不是依靠個人的才智和勇敢，而是靠整個國家的才智和勇敢……所以中國人沒有贏得戰爭和商戰，一直處於貧困，這是毫不奇怪的”。中國的積弱是由於缺少舉國一致的大合作，所以一份湖北學生雜誌在創刊上就寫道，全國的合作必須逐步予以實現，必須建立在較小單位的合作的基礎上。因此，愛國必須從愛本省開始。湖南的學生們一致認為，如果要規劃中國，必須先規劃湖南。

由於要投身於民族統一的大業，並且認識到傳統的鄉土觀念會產生分裂情緒，學生們便迅速著手組成一些全國性的團體，實行各省組織之間的大聯合。早在1900年，勵志會等社團就成立了，其目的是促進各省組織之間的聯繫。另外一些社團象青年會等，則致力於“民族主義”或恢復“國權”的活動。其中有些組織幾乎完全是某一個省的人組成的，但到了1903年，學生中間企圖建立跨省的全國性組織的情緒卻日益高漲起來。

在以後兩年內，這種情緒沒有產生什麼重大結果。例如1903年春在抗議俄國侵佔滿洲的時候，青年會會員組成了拒俄義勇隊。上海的革命志士出版了《俄事警聞》和《警鐘日報》，以抗議俄國的政策，批評清廷無力抵抗。在一位正在日本士官學校學習的義勇隊隊員的主持下，兩百名隊員每天進行操練；同時，有兩位領袖前往天津請求直隸總督袁世凱抗禦俄國，並且請求接受他們在抗拒俄國方面的幫助。當這些路子都走不通了時，最激進的學生便轉入地下，繼續企圖推動一種有戰鬥精神的愛國主義。新出版物採用了諸如《二十世紀之支那》和《漢幟》的刊頭，而不用原來的省份名稱。老刊物則徹底改換門庭，例如《湖北學生界》改成了《漢聲》。新社團取了華興會或愛國會等名稱，表明它們全國團結的大方向，而且它們的綱領也提出了全國性的目標。

在日本呆了一年剛剛返回中國的湖南人黃興建立了華興會，它是試圖衝破省界的第一個最重要的革命組織。華興會的大多數會員雖然是湖南人，而且其目標按照黃興的話說是以奪取湖南省作為革命的基地，但他著重指出，一省不能與全國其餘部分相敵對。因此只要可能的話，他準備尋求與其他省份人士的合作，以便在時機成熟時能夠發動舉國一致的行動。除湖南省以外，會員還來自至少其他八個省，而且華興會還同五個省（廣西、四川、湖北、江西及浙江）及兩大市（上海與南京）的一些組織取得了聯繫。它最初的會員幾乎全部是學生，但是經過緊張的努力，它也著手吸收駐紮在湖南及其鄰省的一些士兵。它還贊助建立一個輔助性組織，其明確的目的是要迅速與哥老會等秘密會社接上頭。有意思的是，這個輔助性組織取名為同仇會；華興會除了反滿以外，沒有什麼綱領給予它的秘密會黨盟友。黃興和幾位友人辦了一所日語學校以掩護他們的活動（這活動在1904年大部分時間裏不斷取得勢頭）。

中國其他地區也同時在進行這種努力。在湖北，一位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的學生革命家吳祿貞，回湖北後在政府的新軍中服役。他便利用他的勢力在陸軍中安插了幾位同志，並且在士兵中搞宣傳鼓動工作。他的朋友們在湖北省各地方的學校舉行集會，宣傳革命，並散發激進的刊物和傳單。到1904年夏，他們有了一個欣欣向榮的組織，取名為科學補習所，以此冒充一個學術團體。這個組織獲悉黃興正計畫在1904年秋發動叛亂，就在湖北作了安排以配合黃興在湖南的行動。

他們計畫了一個雄心勃勃的方案，打算同時在湖南的六個城市起事，還希望能在湖北、四川、江西、南京和上海得到回應。現在不能確切知道這個計畫搞到了什麼程度，不過他們至少是已確定了起事的日期（慈禧太后的七十歲生日，即1904年11月16日）；但在10月後期政府的耳目偵破了這一密謀，迅即予以撲滅。在幾次小規模起事的零星嘗試和倖免一死的厄運之後，黃興和其他幾位領袖四散逃命，他們多數人逃到了日本。這時，黃興等人只有準備考慮另圖良策來實現中國的革命了。

在1903到1905年之間，其他許多革命團體也有興旺起來的，也有衰落下去的。某些留日學生回到了中國。在上海，一批學生參加了罷課，並且組織了軍國民教育會。它的秘密宣言的宗旨表現出這樣的耽心：如果清廷繼續統治下去，中國人“會亡國滅種”。在表達當時盛行于學生作品中的絕望情緒和行動主義時，這宣言說道：寧可奮鬥而死，不可一事莫為。軍國民教育會忠於自己的宗旨，於是組織暗殺隊，開始製造炸彈，派出會員去與秘密會黨及其他組織——例如華興會——掛鈎。

經過這些努力，在這些為數不多的組織中產生了一個倖存到1912年的組織，這就是光復會。和別的組織一樣，它也想聯合知識份子和秘密會黨分子一起反滿，而且它也是想打破自己省界的一個省的組織。光復會雖由浙江的學生和幾位老名流知識份子所創辦，但它也招收安徽和江蘇籍的會員，並把最初的基地設在上海。它受無政府思想的影響很深，所以它組織不善，領導不力。學生想動員一個可靠的秘密會社的戰鬥部隊，其努力迄無多大成效；而光復會之所以獲致聲譽主要是因為它蠻幹，它至少搞了兩次轟動一時的暗殺計畫和幾次流產的起事。

在日本遊學的留學生從1901年的約一百人增加到1905年的約八千人。一小組一小組的學生在中國很活躍，特別是在比較安全的大城市中更是如此，因為象上海這樣的城市更有外國租界為他們提供了額外的保護。還有另外一些人則有歐洲和美國。雖然學生的幾十個小規模組織互相之間有聯繫，而且學生們也彼此互相閱讀出版物，但沒有什麼成功的協調活動。他們想沖出各該省組織的界限並把革命推向全國，可是未獲成果。清政府的警惕性和力量，比他們所預料的要大得多。象孫中山那樣，他們也已認識到需要盟友，或至少需要比現有追隨者能提供的更多得多的人數，而且他們也確曾想法利用秘密會黨似乎能夠提供的潛力來滿足這種需要；但是也象孫中山那樣，他們的努力盡付東流。學生們只能在遠處進行辱駡，在自己隊伍內部鬧不團結，並把自己同別的革命組織和全國人民隔離開來。由於遭受挫折，他們更加乞靈於印發印刷品而不是真槍實彈地披掛上陣，但是他們的著作則呼籲應恢復並立即投入暴力行動。例如，在一份當時最膾炙人口的小冊子中，陳天華寫道：

殺呀！殺呀！殺呀！……萬眾直前，殺那洋鬼子，殺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滿人若是幫助洋人殺我們，便先把滿人殺盡；那些賊官若是幫助洋人殺我們，便先把賊官殺盡……向前去，殺！向前去，殺！向前去，殺！

中國政府的反應迫使狂熱的反帝學生們考慮做出某些困難的抉擇。北京希望用乞靈於民族主義和內政改革的辦法，來誘使革命意識離開它的軌道。清廷又一次採取比它1900年支持義和團時更富於幻想的形式，試圖把國內的不滿引向反對外國帝國主義，而不使它反對自己。政府通過創辦一些武備學堂和派遣更多的學生去日本接受進一步軍事訓練（這一切的目的都是為了建立新軍）的辦法，來支持反帝的恢復利權運動。1904年1月的一道上諭批准成立商會，它的目的顯然是在抗拒外國的經濟統治。批評政府的人要重新考慮他們的立場了。梁啟超1903年在美國旅行時已開始認為，革命和共和政制未必能治癒中國的痼疾。他深深地有感於清廷改革的氣勢，在1905年斷言說：中國人民只有經過一個“開明專制”的時期之後才能實行自治。康梁二人現在認定，帝國主義是中國最直接的威脅，所有的人必須團結起來支持清廷的政策，以反對帝國主義。

雖然，所有這一切對學生究竟有何影響現在還不能確切知道，但顯而易見，學生們的意見是分裂的，而且只有一小部分人贊成排滿的革命。對大多數人來說，反帝是首要任務，而如果他們反對清廷，那可能是因為它姑息西方和日本。可是在1903至1905年之間，學生中有越來越多的人靠近孫中山的立場：反帝的口號聲減弱了；西方式的改革被強調起來；排滿情緒愈來愈強烈。

年輕人的排滿文章中最突出的例子，是十九歲的四川青年鄒容寫的《革命軍》，它由著名的國學大師章炳麟作序（章氏對滿人的仇恨深深地植根於他的忠於明室的思想）。鄒容和章炳麟的合作，表明了革命運動怎樣使人們結成了出乎意外的聯盟。

鄒容小冊子的內容包括了對清朝統治的廣泛的指控，並且用最富煽動性的語言號召進行革命，以“誅絕五百萬有奇披毛戴角之滿洲種，洗盡二百六十年殘慘虐酷之大恥辱，使中國大陸成幹淨土”。雖然他明言中國備受列強和滿人的“雙重奴役”，但他的憤怒幾乎全部傾注在後者身上。除此之外，鄒容的小冊子還充滿了對法國和美國的革命、德國和義大利的統一，以及對華盛頓和馬志尼等領袖人物及盧梭等思想家表示敬佩的言論。在結論中他給中國的未來開了處方，他坦白地承認：“嗟予小子，……模擬美國革命獨立之義。”

鄒容言詞激烈的散文和章炳麟的序，觸怒了清朝當局。經過幾個月的緊張努力，他們未能說服上海公共租界的官員們引渡作者們，因為鄒容的文章是在公共租界發表的。在清廷的盛怒之下被外國人包庇起來的章炳麟和鄒容最後受中西混合法庭的審理，而使滿人受到劇烈挫折的是，1904年5月該庭判決章炳麟三年監禁，但只判了鄒容兩年的監禁。對於中國政府來說這是一場徒有虛名的勝利，它本來是想從嚴懲處作者的，卻不料被外國的干涉所羞辱，但是，這場官司也暫時使上海革命運動受到挫折。

日本東京的中國學生越來越多，此地馬上變成了革命宣傳的中心。這裏宣傳排滿比宣傳反帝要安全一些，所以學生們的寫作逐漸改變了重點。學生們不是集中力量於反帝，或重點攻擊清廷姑息外洋的政策，或致力於倡議需要建立一個新的、更加尚武的中華民族，而是不憚其煩地縷述滿人的缺點。中國百孔千瘡的弊端都被大部分歸咎于這個異族王朝的統治。排滿宣傳正是在不團結成為學生的主要問題的時候加緊進行的。從策略上看，這種宣傳變化的原因之一就是需要有一個廣泛的革命運動，使之包括秘密會黨成員和華僑，以及年輕的知識份子、士兵、勞工和人數雖少但在日益增多的商人——特別是通商口岸的商人。問題在於怎樣能使一個主要是政治性的革命運動適應這一驚人的事實，即中國也正在開始一場社會革命。新的社會集團和階級正在產生，舊的社會集團和階級正在演變。排滿是一種大家都能夠基本上或毫無保留地加以接受的思想，而對於反帝，有人持首鼠兩端態度，有人則根本漠不關心。這種種情況的出現，部分原因是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滲透是不平衡的。在通商口岸身受外國歧視政策之害的商人和被傳教士或外國士兵破壞了其生活的農村居民，自然比秘密會黨的會員更熱衷於反帝，因為會黨成員有長期的反滿傳統，而很少或完全不接觸外國人；我們曾經以為秘密會黨是反西方的，其實它們基本上是排外的，有時甚至被中國的基督教徒慫恿著去反對滿人。華僑對西方帝國主義有所認識，但同樣至少也感到滿人無能，不能保護他們免受香港、新加坡、河內和三藩市的歧視政策之害；無論如何，他們喊出排滿的口號比批評英國人、法國人或美國人要更加安全。

總之，許多人多半責怪中國的困境是由於滿人的軟弱無能，而不大歸咎於外國的侵略。所有中國人都能夠看到滿人的顢頇無能，而且所有人都身受其害。反帝激情不能取得這種舉國一致的支持，特別是不能取得激進的知識份子和商人的支持，因為這兩種人對帝國主義的敵視心理中還摻和著敬佩和嫉妒的心情，而他們對滿人的敵視感情則是純而又純的。

另外，西方帝國主義在1904—1905年似乎也有所收斂。英法兩國忙於歐洲事務，俄國則正在被日本弄得威風掃地。日本帝國主義此時已構成了比西方的統治更大的威脅，但是自從日本變成了學生們的主要避難所以來，他們也不能把日本當做一個問題來展開爭論。在東京的革命者們會儘量縮小外國對於中國內部起義事件進行干預的可能性，所以他們寧可討論共和政府的優點，而姑置帝國主義的劣跡於不論。他們希望用突出排滿而不是用突出反帝的辦法來避免激怒列強，甚至希望盡可能地贏得它們的同情，——這種態度是與孫中山的態度不謀而合的。

到1905年時，革命運動同時面臨著兩種情況：又是前景光明，又是危機四伏。革命派仍然害怕外國的侵略，但使他們更擔憂的仍是清政府日益增強的活力。雖然北京的所作所為是瑕瑜互見，但總的說來它表現的活力大大出乎任何人在1900年的預料，而且毫無衰退的跡象。清廷有時對帝國主義者也小心翼翼地表現出堅定的立場，同時它的國內改革甚至超出了它在1898年拒不容忍的那些事物之外。清王朝正在取得新支持，甚至得到了象梁啟超這樣一些有現代頭腦的愛國人士的支持。

這種趨勢是危及革命運動的生存的，但另一些趨勢則為它提供了希望。幸虧有了清廷的維新，學生運動才得以發展，才有新的機會使得受教育的人們能在創功立業的同時去推動革命；例如，他們可以一方面在維新派官僚和新軍中工作，一方面又搞顛覆活動。出現了從事教育和新聞這樣的職業，這在幾年以前是幾乎不存在的。教育改革需要具有某些外國知識的教師。在日本的學生雜誌上初露頭角的年輕作者們回到中國之後參加了迅速發展的中國新聞業。他們在許多城市發現，在內政改革上群情日益激昂，比如開展禁煙和禁賭運動，開辦新學堂，進行市政實驗，舉行排外的遊行示威等。受過教育的年輕人當上了教師和新聞記者並宣傳激進思想，而且發現在商會中，在地方官員、員警和士兵中有志同道合的人。總之，學生們能夠找到許多潛在的朋友。他們過去未能在自己中間實現聯合，也未能團結內地的秘密會社和其他組織，這個教訓使他們懂得需要有一個更廣闊的運動。就象一位學生領袖在1905年所說的那樣，革命思潮就象已經變成大江大河的一條支渠。最初由人力開鑿的支渠已變成一條自然的江河。現在正需要作進一步的努力，要劈山開嶺，到達泉源，取出水來。 他們仍然保持著樂觀態度和決心。


第02節 革命的聯盟，1905—1908年

1905年夏是中國的轉捩點。事態變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日本戰勝了俄國，這件事正發生在中國政府及其革命的反對派都想探索未曾經歷過的道路的時候。對每一方來說，日本的經驗指出的是截然不同的道路。

在中國人和其他亞洲人看來，日本瞬息之間已變成了一個現代化國家和世界強國。它令人注目地改變了國際關係（特別是亞洲的國際關係），因此它贏得了全世界的欽仰。清廷看到日本人在取得這些舉世矚目的成就的同時，實行了立憲和創建了議會，但卻沒有完全摒棄他們的傳統。的確有理由相信，日本人之得以加強國家團結是因為復蘇了代表國家的古代天皇制度。北京對研究日本的立憲政體非常感興趣，準備如法炮製。

革命黨人則從日本的經驗中學到了更多的東西。亞洲人可以戰勝西洋人，贏得他們的尊敬，甚至可以激勵他們奮起革命。革命黨人現在對外部世界充滿了好奇心，中國學生到處尋找思想和資料。他們意識到世界上有一股新潮流，並且從俄國、波蘭、土耳其和許多其他地方以及日本找到了證據。給學生們印象最深的是其他民族的戰鬥性，特別是日本人的尚武精神。（同樣地，梁啟超對日本團結性的觀察促使他發出了要注意“公德”的號召。）看來，強烈的舉國一致的共同意識可以彌補缺少自然資源之不足，也可以彌補現代化起步晚的缺點。中國學生感到，國民萬眾一心地投身於國家目標的精神恰恰是中國國民所缺少的，而沒有這種精神，中國就仍然會是比它更加統一的國家的刀俎之肉。團結又恰恰是他們自己運動所缺乏的東西。他們受到新的希望和信心的鼓舞，再一次走向聯合。1905年 8月，經過十年零星的和不協作的行動之後，運動的各個山頭都聯合組成一個單一的反清組織——中國同盟會。它變成了在以後兩三年間使革命派被認為是真正奪權對手的工具。

同盟會所代表的企圖是，首先聯合學生組織，其次再把它們團結到孫中山及其追隨者周圍。雖然這一點成就是有限的和暫時的，但它是革命運動中令人注目的前所未有的大統一。該組織成立的頭一年內約有一千人入會，大多數是來自學生團體。創建人希望進一步發展到第三階段，即實現全國性反清聯合，但沒有成功。聯合從一開始就是脆弱的，到1907年就開始破裂了。同盟會在1908年實際上停止了活動。雖然它在1910 年重新恢復起來，但在1911年各地起義推翻清王朝時，同盟會會員不足一萬人。在該組織活動的高潮時，它可能有更多的會員，而且它肯定還有許多的同情者，但是甚至一位革命領袖也估計說，大多數在日本的學生都是擁護君主立憲政體的。

1905年建立的同盟會把革命運動帶到一個新階段，但同盟會此時與其說是推進的力量，不如說是一個象徵。對於一個運動來說它是一個傘形組織，這把傘容納不下這個過於多樣和過於廣泛的運動。當一個廣泛的反清聯合在1911年迅速成為事實時，同盟會是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還可能不是最重要的部分。但是，至少在1905—1908年期間，它是革命者的武器、錢財和思想的主要來源，它也是清廷進行反擊和外國人感興趣的重要目標。不論是友方或敵方，經常都把同盟會直指為“革命黨”。

在日本的中國學生開始承認需要實行更大聯合的時候，孫中山已經在檀香山和美國的華人社會遊歷。在尋求秘密會社支持的過程中，他甚至在 1904年參加了美國的三合會分會。他籌措的錢只夠開銷旅行費用。他受到中國基督教徒和西方人士——特別是傳教士——的鼓舞，但大多數華僑傾向康梁的保皇會，不那麼贊助孫中山和其他革命者。

1905年初，孫中山原已渺茫的希望突然又有了實現的可能。他在返回日本的路途中會見了在歐洲的中國學生。經過與他們的激烈辯論之後孫中山承認，他過去忽視了學生，過於信任秘密會黨了。他公開表示他已被說服：學生——特別是滲入新軍中去的學生——可以扭轉形勢而有利於革命。學生和孫中山同意要組織一個新的革命政黨，學生和秘密會黨在其中處於半斤八兩的地位。由於孫中山改變了對學生的態度，一位興高采烈的學生說：我們興奮地給東京寫了一封信報告這件事情，要求我們每一個同志在孫中山到達日本時熱烈地加入他的組織。至於孫中山，他的興奮情緒可能因這一事實而減弱了：他在歐洲五個半月期間所吸收的六十名學生，在他離去時紛紛退出了組織，只剩下了十四人。

在日本的留學生中間雖有尖銳的分歧，但很少人強烈反對追隨孫中山來實現大聯合的思想。儘管孫中山屢遭失利，他仍享有任何個別領袖應有的最高威信。孫中山的主要本錢是他精通外國的情形。當學生們擔憂外國可能要對一場革命進行干預的時候，他們要尋找一位能使他們的革命運動為外國人所接受的領袖。孫中山所受的西方教育以及他的廣泛經驗和聯繫（特別是在西方和日本的聯繫），是其他革命者所不能望其項背的。外國領袖們認真地看待孫中山，密切地注視著他的業跡，有些人偶爾還破格地要見他一面。他沒有象康梁那樣受到美國總統和國務卿的接見，但他和他的兩位政敵康梁一樣引人注目，他們是被排除在慈禧太后七十壽誕（ 1904年）之際滿人實行的大赦之外的僅有的幾個“叛逆”。因此，他是中國三名天字第一號的公敵之一，而且他在三人中是唯一的倡言無忌的革命者。他為人正直無私，全心全意獻身于共和政制和現代化，這種種都是沒有疑問的。在華僑中間籌集款項方面，沒有任何其他革命者有他這樣大的能耐。學生們在中國內地比孫中山有更多的聯繫，但1904年起事的失敗表明他們還做得不夠。必須在國外做大量工作，而國外的工作又必須與中國大陸的工作相配合。孫中山同秘密會黨的聯繫可能補充國內學生組織之不足。總的說來，他是能夠指望把一個高度分散而廣闊的運動聯合起來追隨他的唯一人物。（有一位學生說過一句有趣的話，即孫中山的鼎鼎大名足以分散視力，使人們不去注意那些真正幹革命工作的革命者。現在還不能肯定有多少人持這種看法：把孫中山看成是船頭裝飾像和避雷針的混合物。）

孫中山在1905年7月19日在日本登陸，他發現他的日本朋友們（見第六章）已經與黃興、宋教仁、陳天華及華興會的其他湖南領袖們建立了密切的聯繫。可是，爭論仍然存在，而且因為別的組織將要被囊括進這個聯盟之中，所以談判變得複雜了。基本的爭論是，孫中山主張小規模而嚴密的組織，學生們卻主張建立其基礎更廣泛而比較鬆散的組織。這個有爭議問題的部分內容是，象華興會等原來的舊團體是否還要在同盟會之外獨立地繼續存在。另一部分內容是會黨和新軍將起什麼作用，以及它們與知識份子將維持什麼關係。象他在歐洲與學生們討論時所說的那樣，孫中山仍然強調會黨所具有的革命潛力和他與它們保持聯繫的意義。宋教仁等學生領袖則認為，知識份子乃是革命陣線內最重要的集團。孫中山同意會黨需要由學生領導，否則只會使革命瀕於毀滅，但他堅持，學生的領導權只有通過會黨的力量才能實現。可是，學生似乎同意他們在歐洲的朋友們的意見；後者相信，知識份子應該集中力量在新軍中搞策反工作，因為新軍中的許多軍官曾留學日本，並且是同情革命的。孫中山再一次承認他被說服。最後達成了這樣的協議，即不論是會黨或新軍對革命都是重要的，但這種妥協並不嚴格地指導政策。雖然革命黨人想對會黨和新軍二者都做工作，但1905年以後的幾年中會黨仍繼續給反清運動提供人力。只是在會黨舉事幾經失敗之後，新軍才大大地受到了革命黨人的注意。

孫中山和學生們還辯論權力應該怎樣構成和分配的問題。最後，孫中山滿足於落得個“總理”頭銜和集權領袖制的門面，同盟會則採納了複雜的正式結構，以美國政府為模式。為了搞一套聯邦制，使之互相制約和平衡而又有分權，孫中山及其同志們甚至創立了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門，但這只是象徵他們忠於現代的共和政制而已。在這種民主結構和密謀行為的奇怪結合中，西方形式不過是門面裝飾。那些職能部門馬上變成了各省的支部和其他派別及小組。

除了一個省外，各省在同盟會中都有代表，已知最初大約四分之三的會員是日本留學生。約有一百名會員——其中許多人是學生——都是在國外入會的。所以同盟會很不同於孫中山的第一個革命團體；那第一個團體絕大多數是廣東人（其中逾半數住在國外），而且最大的職業成分是商人（42％）和手工業者（18％）。在同盟會的會員中，廣東人仍比其他省的人多，但湖南緊列第二，這兩省共占會員總人數的三分之一。另外兩個大隊伍是湖北人和四川人；其餘會員分屬其他十三個省籍，其中五個省只有十名或不足十名會員。

從現有的會員花名冊來看，它可能誇大了學生在同盟會中佔優勢的程度。在同盟會存在的七年內學生會員是它的骨幹分子，而且也是它最大的組成部分，但同盟會實質上是一個聯合組織，其中沒有一種成分——甚至也沒有哪一個省的學生組織——是占統治地位的。至少比起初期的中國革命團體來說，它的品類的龐雜，還不只是由於它所代表的省份比較廣泛。學生組織中包括蔡元培、吳稚暉、章炳麟和劉師培等年歲較大的知識份子，他們許多人有國學修養，甚至還擁有傳統的功名。他們代表著極其紛紜繁雜的思想，有時彼此嚴重地形成對立。有些人，例如吳稚暉和章炳麟之間，還有很深的個人宿怨。有些人對孫中山抱猜疑態度，有些人又對他很親近。有些人與秘密會黨的頭頭緊密合作，有些人卻與西洋人和日本人密切協作，還有些人則主要與學生配合工作。各省同鄉會兼備了這些分歧，會員中間大部分出自上層社會的人也是如此，從這方面來說同盟會也決不是一個和諧一致的組織。比如孫中山的追隨者中間主要是海外華僑，他們大多數是小業主，也包括某些大企業家和各式各樣的勞動人民。他們許多人和中國國內有聯繫，特別是在會黨中間有聯繫。孫中山的追隨者比起學生及其同盟者來雖然人數很少，但卻有舉足輕重之勢。同盟會的經費來源主要是孫中山籌集的款項，特別是他從華僑中間籌集的款項。這一點使孫中山的追隨者的發言有了分量，他的個人影響也因華僑的財政支持而得到加強。除了許多小的捐助者外，還有幾位富戶也捐助了鉅款：其中有些人是孫中山的朋友，有些人是學生們的親戚或朋友，還有些人是不屬於任何派系的。但重要的問題是它沒有統一的指揮和嚴格的紀律。這個聯合中的各個團體雖然經常合作，但它們並不能融為一體。每個小團體都有它的門戶之見。因此，學生人數雖多，但並不表明他們掌握了同盟會的實權。

1905年革命黨人實現的團結雖然還很不完全，很不穩定，但它已達成了這個運動十年來空前未有的程度，它的粘合劑是意識形態，但這只是說，革命黨人在意識形態中的分歧多少比在其他方面少一些而已。在共和革命運動中還沒有一個被廣泛接受的主義。勿寧說，一個活躍而強烈的思想酵素是他們都公認滿人無能，天命當改。在這個問題上大家詢謀僉同，但當涉及共和政制、土地、其他經濟政策、社會變革和一些更具體的政策問題時，革命運動中的意見又形成互相鑿枘之勢了。

一方面是意見的一致在日益擴大，一方面是思想的交鋒也愈演愈烈，這二者都有助於使我們瞭解共和革命運動的性質及其在中國近代史中的地位。意見日漸一致的人士包括許多所謂“改良派”及革命黨人。雖然雙方爭持激烈，甚至有些不懷好意，但他們之間的交鋒表明，他們在不少方面有共同見地，甚至還有一些令人矚目的共同設想。這些思想交鋒也顯示了革命黨人之間的分歧，其嚴重程度也不下於梁啟超和孫中山之間的分歧。辯論的雙方，特別是革命黨人方面（因為梁啟超在1905年僅三十二歲，他實際上是單槍匹馬作為辯論的一方），提出了極不相同的見解，這些見解在激烈的爭論漩渦中又往往變得更加形同冰炭。不論哪一方。確實可以說也許是不論哪一個人，都沒有始終一貫的立場。相反，這個時期的思想家們由於近乎發狂地要尋求、吸收、博采和運用新觀點，他們的特點是高度折衷主義的、自相矛盾的、模棱兩可和變化無常的。雖然如此，從1905至1911年雜亂無章的著作中還是出現了這樣一些思想，其力量足以開展近代中國知識界的革命，其內聚性足以為政治和社會革命提供意識形態方面的基礎。

革命意識形態的主要輪廓是孫中山提出來的。孫中山作為一位思想家來說可能缺乏深度，但他在觀察別人的情緒、調和他自己和別人的思想以及生動簡明地表達自己意見等方面的能力，往往能補自己思想之不足。由於孫中山不耐心搞枝枝節節的問題，同時又陷於種種複雜的事務之中，更因為他把絕大部分精力放在籌款和搞革命的實際工作方面，所以他便把詳盡闡述革命思想體系的工作交給別人去做。他們填充著他的思想輪廓，還加進了他們自己的意見，這樣其中有些人便遠遠超過了他。自然，也有人從一開始就部分地或全部地反對孫中山的思想框框。同樣地，整個運動因發展了很大一批人員和組織而使孫中山難以掌握，運動的各種思想也超過了三民主義的內容。可是，孫中山在不斷的失敗和挫折中仍能重獲運動的主導地位，而且在以下幾個方面——即在革命運動的排滿主義或共和思想方面，在它的戰略或戰術（特別是它的密謀方式）方面，以及在它力求調和又要反對外國統治又要尋求外國幫助及支持這二者之間的矛盾方面——處處明顯地留下了他個人的烙印。孫中山的社會和經濟政策的思想是最招物議，也最少被共和派陣營所接受的，但即使在這方面他的影響仍然是巨大的。不管是同情者還是批評者，哪怕他們各持己見互不相下，但仍然要圍繞著孫中山所說的和所想的內容來爭辯，仍然要討論他提出過的問題，仍然要使用他創造出來的術語。

革命思想的精髓表現在孫中山所擬定並為同盟會全體會員所接受的誓詞中：“驅除撻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從1905年起，由於數十位作者在發行于全世界的報刊和小冊子上的勞動，這副空骨骼架子就變得有血有肉了。東京仍然是中心，稿件則紛紛來自香港、新加坡、巴黎、三藩市、溫哥華、檀香山，以及當清朝控制稍松時的中國國內地方。最重要的出版物是同盟會的機關刊物《民報》。它在1905年11月創刊于東京，共發行了二十四期，直到三年以後被迫停刊為止；1910年又增印了兩期。它的編輯部改組了幾次，報紙一直對各種各樣的觀點都開放。特別在1905至1907年期間，其他報刊也很活躍，雖然《民報》辦的時間最長，也吸引著更多知名的革命黨人給他寫稿，但它從不是運動中唯一的聲音。這些報刊彼此之間也有很多聯繫，例如相互轉載文章，相互宣傳文章的要旨等，但大多數情況還是各走各的道路。有些出版物採取了與同盟會政策針鋒相對的立場，其中最著名的有在巴黎出版的《新世紀》雜誌和在東京發行的《天義報》；前者宣傳克魯泡特金和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後者宣傳自己的種種無階級、無國家的社會的觀點以及關於維護女權的論點。除此之外有一種革命刊物重在宣傳排滿和保存中國的傳統文化，有一種著重介紹外國的思想，有一種則注意宣傳保衛中國邊境使之不受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犯。

可是在1905年時，主旨是統一和民族主義。學生們和孫中山都對他們國家的前途有一種高度的緊迫感。西方和日本是他們用以衡量中國進步的標準，比起西方和日本來，中國青年為國家的落後感到羞愧難當。現在，1905年8月13日孫中山在東京的學生群眾集會上告訴學生們說，中國甚至可能進步得比日本更快。

在中國學生看來，日本的速度是令人目眩神移的；現在親聆中國革命領袖說中國可以進步得甚至更快，這使他們象觸電似地震動。孫中山告訴他們，中國得天獨厚地有許多有利條件綜合在一起：有令人崇敬的歷史遺產，有無與倫比的人力和物質資源，有日本和美國可資借鑒，有日本朋友和象他本人那樣的一些中國領袖——他們懂得日本和西方因而在借鑒時知道如何取捨。據他的觀察，日本的現代化是由一小批人指導的。幸虧有一批留學生正在獲得建設新中國所需要的知識，所以他們的國家馬上會得到與日本一樣的領導者。只要中國的革命者保持團結，沒有辦不到的事情。他們能夠創建最現代化和最有效率的政府，就象他們能夠製造出最現代化和最有效率的機車那樣容易。他們能夠應用亨利•喬治的原則使他們的經濟現代化。他們能夠擺脫外國的統治而獲致完全的主權，其辦法是建立一個共和國，以此向外國人證明中國是強大的、堅定的和進步的。

孫中山所強調的主題——統一、主權和國家強盛——是很適合學生們的胃口的。他們接受他，主要是因為他懂得外國人的威脅，不僅知道怎樣去消除它，而且知道怎樣把它變成對中國革命的支援。他滿懷信心地說出了學生們所感到的特殊使命感，他說：“每一件事都能被有決心的人安排好。常人所不懂者，一定會被〔這些〕人介紹明白……如果我們能在一種變革中打動人們的心，文明就會立刻來到，不出十年則‘獨立’必將深入人心。”

孫中山呼籲學生們要起而領導一場救國的十字軍運動。這個呼籲是未來革命領袖們在以後數十年內要一再發出而學生們要不斷聽取的呼聲。在這種情況下，它使運動的其他目的大大地相形見絀，甚至與其他目的發生了衝突。例如，同盟會誓詞中所說的共和政制和平均地權這樣一些目標，相當於三民主義中的第二、三項，即民權主義和社會主義（中文即民生主義）。三民主義中的民粹主義和平權主義與學生們的習慣和感情完全對立，而且也許是與他們的上層階級的出身背道而馳的。雖然他們被民主和社會正義的新思想所強烈地吸引著，但他們甚至更強烈地嚮往民族主義，這或許是因為民族主義既能喚起愛國主義的新感情，又能喚起團結一致和文化優越感的以往的意識吧。

不管出於什麼理由，孫中山三民主義中的第二、三項所得到的支持，要比第一項（民族主義）少得多。誠然，孫中山本人無論怎樣喜歡把他的三民主義同自由、平等、博愛，以及同民有、民治、民享相提並論，卻顯然有一種超人論的色彩；和學生們一樣，他之重視人民參政卻不如他之重視強有力的領導。另外，他和學生們一樣的是，他把民主和社會正義的理想擺在迅速改變中國成為富強國家的目標之下。民主在一定程度上是目的，對人民權利、制約與平衡以及聯邦制，中國的革命志士並沒有漠然置之。但是，他們之所以珍視民主更多地是由於它似乎能與國家的強大聯繫起來。最強大的國家是民主制國家，而且最快地富強起來的國家美國就是個共和制國家。民主共和政制主要是能藉以建成一個強盛中國的手段。社會正義同樣也既是目的又是手段，而以手段成分居多：中國人相信，社會主義意味著要終止貧富懸殊，終止特權的存在，但它也意味著全國的統一。當第二或第三個主義可能危及第一個主義的實現時，第二或第三個主義應該讓路，或者放鬆要求。例如，有幾次“平均地權”被悄悄地收了起來，以便安撫地主集團或其他人等，因為他們的支援這時被認為是“國民革命”之所需。

中國人在擬定這些觀點時一方面著眼於外國的威脅，同樣也注視著外國的楷模。在1911年以前約十年間的中國精神生活中，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外國的影響。中國人對外國生活懷著好奇心理並且傾向於採用外國思想，這種情緒自從1860年前後已在慢慢增長，到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以後又加速發展了，而在 1905年以後達到了近乎發狂的程度。有時中國青年在狂熱地學習西方和日本的時候，忽視了把他們的所學應用於中國的問題。革命的作者們更注意土耳其、波蘭和葡萄牙的愛國運動，而不大注意廣州和上海的愛國運動。當他們熱烈地討論民主和社會正義的時候，通常是用外國思想家們的名詞——這些名詞更適用於外國的問題，而不是中國的問題。例如，他們主要根據德國的政治理論和日本的實際來討論立憲政制。他們寫到俄國的革命黨人，寫到他們使用恐怖和政治暗殺的問題，但很少提及俄國和中國之間的區別，以及他們自己和俄國革命人士之間的區別。他們勁頭十足地討論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其志趣在於用以解釋西方的思想和政治問題（如英國工黨的前途），而不是討論怎樣發展中國的社會主義的問題。偶然有一位作者探究對中國來說是極關重要的問題，例如土地國有化問題、土地政策與稅收政策之間的關係問題，但就是這類討論也往往旨在反映西方問題，而不是反映中國問題。例如，這些問題大部分產生於對國家社會主義是否可取的探討中，而且中國的社會主義者是把它們當作德國的和日本的政治問題來加以討論的。

中國人不僅僅是羡慕別人的模仿者。他們看到了西方生活有許多可資批判的東西，他們也預見到工業化國家孕育著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危機。他們以令人歎為觀止的手法把馬克思的話顛倒過來，預言中國社會比工業化國家更容易建立社會主義，因為在工業化國家中階級分化是太明顯了。因此，他們勾畫出一幅比較和平地過渡到適中形式的中國社會主義的圖景。有些人——最著名的是孫中山——也提出修改西方的民主實踐的問題，如果中國也要實現共和政體，這是勢在必行的。但總的說來，他們仍是無批判地吸收外國的觀點，囫圇吞棗，而不經過充分的咀嚼。這就引起了知識上的消化不良，這樣，當他們建立新的政府的時機到來時，它又轉而造成了政治規劃不周和執行不當的情況。

中國的革命黨人感到與“進步的”外國人有手足之情。鑒於他們自認為是民主派、社會主義者以及民族主義者，所以他們感到自己是全世界先鋒力量的一部分。這就是他們為什麼如此地注意外國革命人士的一個原因。關於共和制和社會主義正在席捲全世界的信念，使中國人對這兩個主義大感興趣；中國人認為它們是最新的和最“先進的”思想，它們會給國家的強大、政治的統一和秩序以及社會福利準備條件。在他們尋求新的和進步的東西的時候，中國知識份子往往抱住一個觀點又捨棄一個觀點，或者把那些很難共存的觀點相容並收在一起。他們的思想意識把他們的個性弄得嚴重分裂，其中主要的矛盾是對外國人的難以言喻的態度。他們對外國革命者有親切感，可是他們也妒忌外國的富強；他們反對西方的和日本的帝國主義，但他們又同時向西方和日本求助。這種進退維谷的狀態淵源於帝國主義對中國的部分統治，它在很大程度上增強了革命運動及其意識形態的不穩定性。在革命人物中間，有的掉隊了，有的變節了，有的改信別的思想了，並且在自己隊伍中間出現了爭吵。章炳麟對共和制的價值及其是否適合中國國情表示異議；主張社會主義的人爭論國有化應該實行到什麼程度；無政府主義者攻擊一切形式的有組織的權威；《民報》則悉心推敲在涉及多數人意見與“普遍民意”時的少數人和個人的權利問題。到了1907年，這些意見分歧爆發為宗派主義和公開的爭吵。可是，有一個重大的、政治方面多於思想意識方面的問題仍對同盟會的思想意識有影響。孫中山被章炳麟等人指控從日本人方面接受了一筆鉅款，另外他又因忽視中國同志和偏袒日本支持者而受到指責。另外一個問題主要也是章炳麟挑起來的，而且明白無誤地涉及一人政治問題，即革命是否過於洋化而有損於中國自己的文化和傳統。同盟會從來沒有用一個聲音講話，而從1907年起它的宗旨是不和諧的，主要分歧之點是關於中國與外部世界之間的關係的問題。

應該從同盟會意識形態上的狂熱、活躍、成長、混亂和政見分歧這樣一個背景，來看待改良派和革命派之間的爭論。這場辯論主要是1905至 1907年在梁啟超的《新民報》和在《民報》上展開的。1907年10月以後當梁啟超的報紙停刊以後，論戰在中國國內和國外的出版物上繼續進行，但其爭論點已不那麼集中，其方式不那麼系統了。

梁啟超為清廷大力引進立憲政府而積極地作辯護，同時他激勵北京更快地走向比它的維新所企圖達到的更扎實的民主。他以更強烈的筆觸嚴厲地抨擊革命黨人，但是他的攻擊題目是經過挑選的。梁啟超在民主和人民主權、國力、工業化和社會主義等等問題上的觀點，很接近許多革命派人士的觀點；在這些問題上他們通常只爭論細節或方法，而不是爭論根本目標和價值。1905—1907年辯論的關鍵問題是，不首先推翻滿人能不能達到這些目標；這些目標能不能很快地達到；反滿革命會不會招致——或防止——外國人的干預和接管。雖然他們也辯論不同的社會主義形式的問題和中國應該實行立憲君主制或實現共和制的問題，但他們討論這些問題就不如爭論應否容忍滿人繼續統治的問題那麼火氣大了。

梁啟超的根本立場是，反滿革命是危險的和不必要的。說它危險，是因為它可能引起混亂，勢必招致外國的干涉。說它不必要，是因為滿人已經開始進行的改良本身會逐漸消除他們的專制統治於無形。梁啟超這些看法的基礎是他對中國能否取得很快的根本改變抱著極端悲觀的態度。他是一個敏感而變化莫測的人物，受到當代動亂的猛烈衝擊，所以他不能始終如一地堅持這些看法，但這些是他信念中最執著的一部分，在1905—1907年期間他頑強地為它們戰鬥著。

革命黨人的觀點則認為，國事已經混亂不堪，而且外國勢力已出現在中國，這一切都得由滿人負責。正是這些本身就是異族統治者的滿人，他們縱容了列強進入中國，而且又沒有能力把它們趕出去。的確，清廷已經默許西方對中國的統治，以便維護它的寶座。中國之所以喪失了它從前在世界上的煊赫地位，不是墨守傳統、或者人口過多、或者任何歷史事件之過，而是清政府喪師失地的結果。因此，革命黨人責怪入侵的帝國主義列強少於責怪中國的那些不能大力抵抗入侵者的人。《民報》的作者們極力縮小外國的侵略性，一方面用來駁斥梁啟超，一方面用來支持革命者的論點，即儘管列強由於中國軟弱和清廷的姑息而獲得好處，但它們現在也會歡迎北京有一個穩定而進步的政府。

梁啟超猛烈攻擊說，外國的統治已迫在眉睫，因為他堅持列強貪婪成性，會迫不及待地利用機會瓜分中國。他甚至反對爭取獲致外國資本。孫中山則堅決認為，西方和日本的援助在努力推翻滿人的時候就可取得，從而把中國推向前進。他無休止地想方設法要弄到這種援助，他一直深信，如果沒有外國人的幫忙，中國革命是不可能勝利的。支持他的人，象《民報》的主要執筆者胡漢民，都是捍衛孫中山的觀點的，所以同盟會公開呼籲外國給予援助。

清政府在排外運動中曾於1900年促使秘密會社“殺盡洋人”，現在仍在起勁地強調“恢復國權”。它的維新派擁護者們認為，它的努力即使還不充分，但也比革命黨人的姑息政策可取。的確，當1908年的事件使民族感情需要集中起來反對日本時，革命黨人並未帶頭。相反，一隻日本船為革命黨人運送走私槍支，政府對它的拘留卻得到了群眾熱烈的支持。雖然許多人對政府未能堅持抗拒帝國主義而感到憤怒，但至少在1909年以前他們寧願敦促它多做點事，而不是想到去推翻它。

同盟會的一些發言人堅決認為，推翻滿人的統治是有效地抗禦帝國主義和建設一個現代國家所必不可少的第一步。希夫林敏銳地注意到，當時革命的民族主義由反帝暫時轉向反滿，主要是在策略上轉移了重點：“不是年輕的民族主義者忘記了他們的反帝冤仇，而是他們感到沒有希望贏得這場衝突，因此他們在對外關係方面安於表現出克制的態度。”還得補充一點，革命黨人不願直接攻擊外國列強，這並不妨礙他們間接地宣傳反帝論點；當他們發誓要結束滿人統治時，他們也保證要恢復漢人統治下的中國。

在火熱的意識形態爭論中，排滿思潮沸沸揚揚，掩蓋了其他問題。《民報》宣稱：“所謂惡劣之〔滿人〕政府，謂以惡劣之民族而篡據我政府，其為惡也根源於種性，無可剪除，無可增飾，不指一二端之弊政而雲然。”這樣喧囂的種族主義喊聲可能主要只是一個宣傳策略口號，而不是意識形態的原則，但是它創造了一種辱駡和仇恨的氣氛，使得講道理的討論受到干擾。因此可笑的是，當知識份子在革命中越來越起重要的作用時，理性反而被感情所壓倒。一位學生後來在總結1905年前後他們那一代聽到各種主張作何反應時寫道：“當我們從梁啟超那裏獲得精神食糧時，我們從孫中山先生及其同情者那裏得到感情上的營養。一般說來，當決定性時刻到來時，感情導致行動；當這一時刻在中國到來時，孫先生這位夢想家兼實幹家在對擁護憲制政體〔即立憲君主制〕的新式文人的論戰中贏得了決定性的勝利。”革命黨人重視的是要贏得這場辯論，不大重視解決有關共和政體、土地政策和外國人在中國現代化中的作用等棘手問題，所以他們得不償失：打贏了意識形態上的一場小遭遇戰，卻丟掉了爭取對新中國的領導權。後來，當清廷已倒而排滿思想已達目的時，他們就再也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提供給國家了。合起來看是個笑話，在1911年以前忽視了他們的共同目標、利害關係和價值而且彼此視同切齒之仇的改良派和革命派，即將在 1911—1912年攜手並肩地推翻清廷。因此，這些辯論表明了1911年以前對反清運動是多麼沒有準備。

1905—1908年的思想戰線大辯論令人奇怪地脫離了中國的生活。辯論的內容不但忽視了百分之八十住在農村的人口，而且也脫離了城市新興的運動。除了經常發生的、有時還是規模巨大的排外示威之外，還有許多從事形形色色改革的組織，其中有些組織從純粹地方性的活動發展成為省一級的、甚至全國規模的運動。這些運動包括從禁賭、禁煙、禁纏足運動等常見的改革計畫，到組織學聯、勞工聯合、鐵路建設和公共工程等。在所有這些活動中，有從未在公共生活中一顯身手的人們——特別是婦女、青年和商人——開始參加。1905—1908年革命運動領袖們的觀點幾乎沒有涉及這些可能的支持者所關心的事情。革命領袖們關於政治和經濟問題的想法同排外的示威者和社會改革者的行動相去甚遠：後兩種人的喊聲越來越高，要求清廷應該快些採取更果斷的行動。只是在革命知識份子指責清廷的改良辦法主要是為了加強滿人政府的騙術時，他們才能與群眾的抗議活動取得了有效的聯繫。一方面是革命黨人揚言要致力於民族主義、民主與社會福利，一方面是公眾越來越要求國家的尊嚴、自治和社會改革，但這二者之間存在的可能的結合並未得到加強。沒有建立任何組織紐帶。如果說有什麼聯繫，那只是改良派和革命派都已經同意了的觀點上的聯繫。梁啟超及其《民報》上的反對者所爭辯的東西，同廣州自治商會和南昌自治協會這些活躍的組織沒有多大關係。甚至同盟會會員自己辦的地方團體，例如江西省的九江讀書會和贛州學社，也把改良派和革命派都拉在一起進行非意識形態方面的合作。對江西省的革命運動加以研究之後發現，這兩派在東京是水火不相容的，但它們的分歧在江西就不明顯了。

在中國，那些積極推動實實在在的變革和那些不這樣做的人之間的分歧，卻是更為重要的。在推動變革方面，革命派和改良派都做了同樣的貢獻。他們的辯論在上層知識界中傳佈了新觀念和發展了一套新語彙。觀點集中在國家的團結統一問題上，公民權、平等、權利、代議制、國有化和公共輿論等等概念豐富了語言辭彙。這些詞的意思和含義還需要充分地加以界說和消化，但在1911年以前的十年間它們是整整一代人共同創造的精神產品。1905—1908年的大辯論差不多使所有傳統觀點和思想家受到冷落（只有幾個除外），使整個一代新知識份子顯露了頭角。他們的著作滿足了對急劇變革的日益增長的要求。1910年以後，當清廷終於證明它無力滿足這種要求時，革命和共和制思想便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了。

同盟會幾乎沒有改變1905年以前已經失敗的策略。它依然深深地依靠秘密會社來補充其兵員，並且希望在象廣東那樣的單獨一個省發動武裝起義，以推動全國的革命。

軍事勝利後隨之而來的將是建立共和國的三個階段。隨著每個縣在清統治下被解放出來，將實施軍事管制法。最多在三年之內，貪污、不公正、行政不當以及象纏足等有害的舊風俗的“積弊”都要被消滅。隨後將廢除軍事管制法，並在每個地方實施臨時憲法。在以後六年實施這些臨時憲法的時期，地方自治的權力將轉給每個縣的人民，而軍政府則仍管理全國的政務。最後一步是實施全國憲法和進行全國選舉，最後，軍事管制法將被取消，由憲法產生的共和政府將治理國家。

學者們頌揚孫中山樹立了“中國近代政治革命的中心思想，其內容是由一個臨時政府實施訓政，以訓練政治上麻木的中國人民，使之最後參加立憲民主政制”。但是，如果說孫中山創立了訓政的思想，其他許多人則接受了這個思想的基本前提。梁啟超也堅持，中國人民還沒有作好治理自己的準備。他號召應有一個在清朝監管下的“開明的專制主義”的過渡時期。本質的區別並不是訓政的觀念，而是究竟由誰來充當訓政者。孫中山的主要貢獻是建立臨時政府的思想。沒有人能說清楚民主制導師的資格是什麼，也不能說清楚如何去取得這種資格。知識份子簡單地認為他們最有條件在中國走向民主制的過渡期中進行管理。孫中山主張迅速但有步驟地向立憲政府過渡，這個觀念深為與梁啟超打筆墨官司的同盟會會員所依賴。兩個主要論戰者汪精衛和胡漢民認為訓政是對梁啟超論點的答復，因為梁啟超認為革命會導致由一個軍事鐵腕人物控制的獨裁制。

孫中山的軍事戰略證明是難以執行的。同盟會沒有自身的內地根據地，只能對國內事態作出反應而不能採取主動行動。它與行動的地方相隔太遠，而且其內地的盟友在它對他們進行支援和補給之前，力量太弱，因而不能堅持戰鬥。如在1907年春季，在廣東西南遭受政府沉重壓力的農民造反者派兩名代表到孫中山那裏要求援助。經過助手的調查後，孫中山派黃興和一個姓王的三合會領袖去監督這次行動。王某到9月初才組成一支農民和秘密會社成員的大隊伍，並且安排它與兩支叛軍合作。王某很快奪取了一座重要城市，並繼續前往攻打府城所在地，而黃興在這時也已在設法打入府城的守軍。但當黃興的計謀未成時，他們內外協同攻擊的企圖失敗了。王某隨即離去，臨時組織一次單獨的行動，這次行動使他的兵力從五百人增加到三四千人；但戰鬥持續了幾天後，他彈藥告罄，不得不撤退。孫中山的總部因在離戰鬥現場二百英里的河內，他不能向其戰鬥人員提供給養和增援。廣東西南的起義在開始後約四個月就全部歸於失敗。在1906至1908年之間，至少有五次起義，也許多達十二次以上，都以同樣的原因失敗了。

原因究竟何在？很明顯，連綿不斷的崎嶇地形給孫中山從外部支援的策略造成了巨大的障礙，單是地理條件就使他的策略不能實行。但在日本、香港、河內和上海的革命者與他們在中國的潛在的盟友和支持者之間，不只存在著距離、高山、敵軍和員警的障礙，還存在著非常大的社會距離。同盟會的成員雖然比以往的任何組織更加複雜，但仍基本上由知識份子組成。要組織一次全國性的革命，他們必須逾越階級的界線。孫中山的策略是把秘密會社當作橋樑。但是秘密會社難以負此重任。

在某些方面，革命派和秘密會社是天然盟友。兩者都被宣佈為亡命之徒，都由進不了傳統社會等級的人組成，都憎恨外國人的統治。

同盟會之與秘密會社合作，主要是為了接近對當局不滿的、有叛逆精神的和最具有潛在革命力量的農民。在此方針下，十九世紀已經普遍出現的農民起義在二十世紀的頭十年更有所發展。大部分起義開始時只是地方問題占主要地位的小運動，但缺糧、通貨膨脹和高稅額（常常是為興辦新學堂等改革而支付）成了許許多多地方上的問題，因而也幾乎成為全國性的問題。因此，地方性的叛亂可以發展成為更廣泛的運動。只有擁有地方組織和有一定數量農民參加的秘密會社才得天獨厚地處於直接指導這類運動的地位。尋求秘密會社為盟友的革命派，“是在尋找接近地方勢力的捷徑”。他們沒有想出獲取民眾支持的其他手段。秘密會社並不是一種理想的手段，但也不是毫無希望的手段。它們在二十世紀的頭十年發展到農村，並且在各方面表現出具有日益加強的內聚力。至少在1906年，它們是中國境內最活躍和最強大的反政府力量。

到1906年，起義在華中和華南全面爆發。其中一次是1906年12月沿湖南江西兩省交界處的起義，它的規模如此之大，以致必須從四個省份派軍隊去進行鎮壓。礦工和其他工人也參加了方圓約八百平方英里的萍瀏醴地區（即江西的萍鄉和湖南的瀏陽和醴陵）的農民隊伍，起義者的目標是各種各樣的。在江西，有幾個革命學生在不知道東京有同盟會總部的情況下，企圖網羅知識份子和秘密會社成員于一個組織，來發動一次群眾運動。在兩省交界的湖南一側，革命派捲入的程度較輕。經濟要求是整個運動的中心，但在其他方面目標就不那樣一致了。在江西，滿洲人被攻擊，因為他們向洋人獻媚。在湖南，有一些象“滅清護洋 ”和“鏟富濟貧”的老口號。有一個自稱“新中華大帝國南部起義恢復軍”的集團有著明顯的傳統，另一個集團卻號稱“中華共和國政府”，它許諾給予自由和平均地權。各地起義仍由地方領導，主要由地方問題引起；學生仍不能與秘密會社建立持久的關係。

同盟會約用了兩年時間致力於加強它與秘密會社的關係，並通過它們去加強與中國人民的關係。但是迄無成效。爆發了無數次起義，只有少數是由同盟會指導的，較多的起義由秘密會社領導，但絕大多數起義則沒有明確的上級組織。江西的經驗是典型的。雖然在1911年前的十年中，經濟苦難的加深造成了饑饉、盜匪和大量湧現的起義，但革命派根本不能把他們的運動與農民聯繫起來。相反，農民的不滿找到了反抗的傳統形式。在浙江，農民起義“幾乎總是完全脫離革命運動的”。

學生激進分子所以不能與秘密會社結成同盟，並通過它們與群眾結成同盟，原因並不簡單地在於階級偏見。馬克思主義學者們證實，不論是學生中的激進分子或是秘密會社，都不代表某個單獨的階級或某種單一的觀點。有些秘密會社並不是一貫反滿的，也不是一貫排外或反帝的，有的由小紳士、商人、地主或官員領導。的確，在解釋秘密會社與知識份子不能在一起有效地活動時，學術界的意見著重指出，秘密會社的虛弱與知識份子的清高態度至少是同樣重要的原因。

秘密會社和革命派既代表著廣泛的社會背景和社會分歧，也有著共同利益。問題是它（他）們都不代表群眾。

這時期的激進知識份子要求擁有特殊身分，因為他們受過國外的教育。他們贊成由“有大決斷的人”對老百姓進行“訓導”，這本身就是他們有此要求的明證；但很少革命派深入群眾。大部分人留在國外大城市，當他們在中國時，就麇集在大通商口岸的外國租界。不象傳統的上層紳士那樣，現代的知識份子在農村和縣城沒有根據地。他們可能比傳統的知識份子更加脫離群眾。例如，紳士經常與秘密會社發生關係，這說明傳統的社會精英與平民建立關係時困難要比近代社會精英少，因為後者發現自己與城市商人、華僑和外國人的共同點多於與中國農民或遊民的共同點。傳統和近代、農村和城市之間的界線正在變得比紳士精英和群眾之間的界線更加分明。

這種情況可從廣州地區得到證明，對四川、湖南、河北、江西、上海和浙江的研究也證實了這一點。在廣州三角洲，革命出現了兩個運動；一個湧現在農村，其根源基本上是自發的和傳統性質的；另一個則是大城鎮的秘密會社。例如，三合會把它的活動限制在集市中心及其周圍，並不擴大到農村的農民那裏。 “民軍”首先在農村地區、村落和小城鎮組成。它們最初的形式是民團、氏族武裝和村社自衛團。它們逐漸地合併成更大的部隊，並與官軍交戰。當它們超越農村和集鎮而向較大的城市中心發展時（因此容易被動員起來搞超過地方性的大目標），秘密會社提供了進行組織、聯絡和協調的必要手段。最後，有些“民軍”終於與同盟會接觸，並且在廣州（也許還在其他重要城市）與它合作。但到那個時候，許多農村青年已經回轉家鄉了。

總之，在廣東省，伴隨著革命運動的是農村的嚴重動亂，而革命派與這種動亂只能建立暫時的、鬆散的、脆弱的和一般來說是最低限度的聯繫。在有些情況下，這些聯繫是由前往偏僻地區發展新組織的革命派，或是由到城市參加現有組織的農村青年建立的，但秘密會社提供的聯繫則要多得多。同盟會提不出能吸引農民的堅定的土地政策。的確，它贊成的是農民不願意資助的那種現代化綱領。它還缺乏組織能力，以使它所能搜集到的有限的意識形態吸引力發揮最大的效用。因此，革命派從來未能充分利用秘密會社已經創造的接近群眾的機會，也從來未能找到一個比秘密會社更好的中間人。它更不能直接與群眾聯繫。

當革命派真與一個秘密會社聯繫上了時，他們又往往不能與普通會員接觸。在運動初期，參加孫中山的興中會並積極參與最初幾次暴動的秘密會社會員與其說是一般會員，不如說是會黨領袖，這些人“受過教育，相當富裕”。在浙江，與革命派緊密地在一起活動的兩個秘密會社都由小紳士領導，其中一個會社甚至發行了一種報紙。蘭金的說法相當恰切：在諸如此類事例中可以看出，革命派對待群眾，“與其說象對待信徒，不如說象對待軍隊”。

象紳士階層多少世紀以來已經做過的那樣，紳士和革命派這時都設法為自己的目的而去利用秘密會社。最能說明問題的例子是1907年（約在4 月）成立于東京的共進會，其目的是要團結長江中游一大片地區的秘密會社。它代表了同盟會中人數相當多的一個抗議派，一方面反對孫中山把力量集中在華南，一方面也反對共進會領袖們認為的那種過分關心理論和知識份子影響太大的現象。該會最初的成員中大約有九十名同盟會會員，其內部組織則仿效同盟會。創辦人是強烈反滿的，對同盟會綱領中的其他部分則不很熱心，特別是對它的土地政策更不熱心。共進會會章採用了同盟會的前三點，但把第四點“平均地權”改成“平均人權 ”——這個明顯例子說明同盟會的思想意識為什麼不能流入內地和被群眾所接受。該會的領袖們聲稱，“地權”之所以被改為“人權”，是因為“人權”對秘密會社成員更有吸引力。但農民則發現“人權”二字神秘莫測。一個參加者的回憶說：“共進會放棄了‘平均地權’的主張，終於使它無力去發動廣大的農民群眾。”

這一改變，更多地想討好地主，而不是為了吸引農民。許多共進會領袖出身地主家庭，他們對“人權”不象對哪怕是意義含糊的“地權”那樣感到不舒服。此外，他們心目中的“人權”與同盟會知識份子理解的“人權”意義不同。例如，共進會江西分會採納了儒家的準則：“‘平均人權’指的是按照傳統公認的社會規範確定的正確行為。”

因此，共和革命派想挖掘在中國的潛力來進行民眾起義的努力，並沒有使它與一般民眾建立牢固的關係。共和派還發現，他們必須與紳耆妥協，後者對革命則有他們自己的看法。共進會是第一個明顯的暗示，它表明了哪一類組織後來會發展成為一個範圍廣大的嘗試，以把反滿的共和革命與保存傳統的社會、經濟秩序結合起來。

到1908年初，同盟會已經花去了它的大部分精力。大約在一年中，它一次又一次地發動或參加了起義——根據不同的說法，總共至少五次，也許多達八次；但沒有任何明顯的成就。政府在鎮壓這些起義時不很費勁。沒有一次有希望觸發革命派夢寐以求的連鎖反應。隨著失敗的升級，同盟會會員內部發生了爭吵。曾經在1905年被掩蓋的分歧這時把團結的門面搞得粉碎。在敵視孫中山的新編輯的主持下，《民報》發表了批評共和主義的文章，論調也很悲觀。同時，清政府又取得了革命派在1905—1906年已經奪走的主動權，逐步增加對外國當局的壓力，要求它們取締或限制革命派在日本、香港、印度支那、上海公共租界和其他外國庇護所的活動。在國內，它鎮壓持不同政見的人。革命活動仍在繼續，但協同行動變得更加困難了。學生、秘密會社、老的革命知識份子和反滿的紳士在以後的兩年中各行其是，直到1910年才開始組成新的隊伍。同時，在1907年被逐出日本和在1908年1月被逐出河內的孫中山在新加坡避難。從那裏，他又恢復旅行，去訪問全世界的華僑界，這時他仍在繼續實施十三年前自己已經制訂的策略。


第03節 清王朝的滅亡，1908—1912年

到1908年時，清政權已經在一個多世紀的叛亂和外國壓力中倖存了下來。與白蓮教、太平天國和撚軍等規模宏大的運動的情況相比，1895—1908年的一些小規模的分散的起義似乎就微不足道了。清政府輕而易舉地把它們鎮壓了下去。與此相反，表面上與1895—1908年一系列事件沒有什麼不同的1911年的一些事件，卻導致了王朝的覆滅。對清朝的支持在從前一些起義中很少動搖，但這時卻冰消瓦解。幾次小規模事件迅速發展成新形式的大運動，最後出現了一個共和國。

很明顯，在1908至1911年間發生了決定性的變化。但是那些變化只是一個很長的衰敗過程的最後階段呢，還是朝著新方向的急轉彎呢？

總的說是傳統，具體地說是清朝政制，在1911年前一段漫長時期中已經在衰落，但不時出現復蘇的跡象。即使清朝在諸如自強運動和1898年維新運動中失敗了，但仍表現出一種傳統適應能力的頑強韌性。1901年以後的幾次改革是又一個例子。清朝在它的最後的十年中，可能是1949年前一百五十年或二百年內中國出現的最有力的政府和最有生氣的社會。清朝的歷史並不單純表現為漫長的衰敗過程。

按照這個觀點，則1911年前後確有一個突變。清朝已經容許甚至鼓勵新利益集團的發展。它已經在形成新風氣和創立新制度方面作出了貢獻。它已經放寬了參與公共事務的途徑，並把公共事務交給公眾討論。至少在1908年前，它能夠完全控制新思潮，以防止它們對原有的秩序構成任何嚴重的威脅。大部分商會、學習會、自治會和其他新的組織的成員依然是忠誠的臣民。但是他們正在開始把自己看成公民。他們對清朝的要求增加了。到1908年，他們的期望驚人地發展了。例如，只在十二年前，大部分文人感到康有為過於激烈，不得不支持慈禧太后去反對他。但同樣是這個清朝的領導集團自己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並且超過了康有為曾經打算做的一切，“新紳士”們卻立刻斷言朝廷還走得不夠遠，不夠快。在1910—1911年他們堅持新的要求，當他們不能得到滿足時，這些要求就引起了普遍的不滿和更廣泛的反清大聯合。

不妨引用列寧的話，可以說1908年至1911年之間發生的一切是上層階級中較活躍的一部分人不再需要舊的方式，而上層階級的其餘部分人變得不能再按舊方式行事了。根據列寧關於革命形勢的公式，所缺少的是各“下層階級”的成員。下層階級在最後的反清聯合中雖然不是完全缺如，但其數量還不足以產生一次群眾革命。1911年反清聯合中的決定性因素是士兵（特別是新軍中的士兵）和“新紳士”（特別是在諮議局、自治會和投資者集團中的“新紳士 ”）。“下層階級”在聯合中主要是通過新軍進行活動，但也在聯合以外的各種運動中活動。革命學生也在新軍中起最直接的作用，還可能在“新紳士”中起作用。他們的宣傳品（包括舊《民報》和其他雜誌）在發行後幾年仍在內地流傳。有的學生還在1911年與其他革命派結合在一起，以便把自己重新組織起來，並參加他們曾經大力贊助的聯合。

多年來迂回曲折的事態發展進程突然起了變化，並且集結了力量。反對派過去被清朝的改革打亂了步驟，因這些改革和自身內部矛盾而四分五裂，同時他們各處一方而社會背景又各不相同；但是他們已經設法保存了下來，最後，一場全國性的危機終於把他們糾集到一起來了。


第04節 大聯合的出現

清代的軍事現代化已在1894—1895年前後造就了第一批新軍。到二十世紀頭十年之初，清朝的維新措施正在對中國軍隊的社會成分和總的面貌產生影響（見第七章）。例如湖北在1905年制訂了一套通過筆試徵募士兵的新制度。同時，大部分文盲士兵被遣散。因此，湖北軍多半是從上層階級徵集兵員的。在其他省份，新軍中受教育的人的比例要比舊軍中的比例高得多。受教育的青年更願意從事戎馬生涯，這是最重要的變化。一名中共領導人回憶說，在1910—1911 年，當他還是萍瀏醴區的一個十來歲的青年時，“我的許多同學甚至敢於打破‘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的傳統觀念。他們終於接受了……戰死疆場，雖死猶榮的新思想。他們以參加新軍為榮。”許多人出逃去參軍，其中有的不夠年齡，就偽造證件，以參加入伍考試。

新軍大力進行教育（特別是減少文盲）工作，這同樣是新事物。士兵們歡迎進學習會學習的機會，學習成了普遍的活動。一名湖北士兵回憶說，在他的部隊中，每人的閱讀能力大約達到了小學水準，班長們都會寫字。

與某些舊軍隊不同，新軍在它們駐防地的各界人士中招兵。徵募比較謹慎，其措施包括地方要人的推薦和保證等安全手續，以確保入伍者品端行正。這樣就傾向于更多地向上層階級徵兵。但是大部分士兵、軍士、甚至下級軍官可能仍繼續來自農民家庭。對遊民和盜匪分子則堅決加以清除。與過去中國軍隊明顯不同的是，新軍與地方老百姓關係良好。許多中國人與革命運動的唯一接觸是通過新軍進行的。

留學日本歸國的軍官明顯地促進了這些傾向。從一開始，到日本軍校留學就蔚然成風。當1905年通過仕途發跡的舊門路已堵死之後，行伍生涯在人們心目中有了威信。對那些既關心國家又關心自己前途的人來說，軍事訓練可以滿足這兩方面的要求。許多青年感到，中國人最需要而日本人最善於傳授的就是武士道精神。同盟會會員在這些軍校留學生中大力進行宣傳。儘管政府瘋狂地大力把現代軍事訓練限制在政治上可靠的人的範圍內，但日本軍校的學生名冊中充斥著年輕的中國激進分子的名字。他們回國在新軍服役時，就擴大了革命的宣傳。

湖北發生的事件值得特別的注意，因為新軍是在那裏開始1911年的起義的。張之洞總督曾在該省花大力氣建立了一支新軍。但張之洞在甄別革命分子這方面，卻不如其他官員——例如直隸的袁世凱——那樣有力。湖北至少在1905年前的五年已是革命活動的溫床，而士官生很早就已捲入。例如，吳祿貞曾被湖北省的一所武備學堂派往日本進修。他在參加唐才常1900年的未遂起義時輟學了一小段時間，然後在1902年從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到那時，他已是孫中山之友，又是一個隱藏的革命積極分子。他曾升任新軍中的幾個要職。其中即有北京的一個要職，其他的湖北學生也早在1904年就認為，軍隊支持革命是必不可少的；其中有的人（後來包括同盟會會員）有意識地參軍，為革命秘密工作。1904年6月在湖北成立的科學補習所可能是企圖聯合學生、士兵和秘密會社的第一個革命組織。

1904年與黃興合搞一次起義的企圖失敗後，湖北的學生花了一年多時間才重新組織起來。從1906年初起，一共大約有三十個革命組織有記錄可查。這些組織與軍隊的關係密切（但與同盟會關係不密切，雖然組織名稱相似），這可以從“軍隊同盟會”和“振武學社”等名稱中看出。早在1906年，一名清政府的高級官員提出了警告，說同盟會在新軍中的活動日益頻繁，活動中包括利用革命歌曲和白話文來煽動士兵。據說有一個日知會，在組織普通士兵方面特別成功，雖然它存在的時間不到一年（從1906年初到1907年1月）。這樣就開始了1907至1910年時期擺脫專門吸收軍官的傾向，直到1911年，新軍中的主要革命集團幾乎全部由士兵組成。

1908年秋季，湖北的革命活動幾乎停止，因為它的領袖（一名新軍士兵）被調往四川。這件事說明組織是多麼脆弱。但湖北的革命派很快重新組織起來。共進會起了主要作用。1908年後期，其創始人孫武從日本歸國。他很快對秘密會社喪失信心，便轉向新軍徵集會員和盟友。同時，共進會最合理的潛在同盟者“軍隊同盟會”被“群治學社”接替。新名稱是能說明問題的。1908年夏秋，政府已經鎮壓了一批聲稱有權為民主公開集會的集團。甚至梁啟超的溫和的政聞社也被鎮壓。清政府在宣佈自己的憲政計畫的同時，不能容忍那些想加快或改變這些計畫的活動。就在這個過程中，湖北群治學社的成立可被視作對當局的一種公開和對抗的挑戰。

這種挑戰是在皇太后逝世不到一個月以後出現的。隨著她對政權控制的消失，湖北的革命派看到了可以更加放手和更大規模地進行政治活動的機會。群治學社的三個成員開始發行一種報紙，它廣泛流傳，並把革命的要義傳到軍界和武漢三鎮以外的地方。當群治學社在1910年9月被振武學社代替時，後者也發行了一種報紙。大量的報紙宣傳與鄒容的《革命軍》等革命文獻一起，都是面向普通士兵的。歸國學生在盡可能靠近兵營的地方開設店鋪、客棧、茶館、雜貨店和其他鋪號。許多這樣的店鋪成了革命組織的前線。陸軍部長委託一位美國武官管理的大部分新軍已經趨向反滿。

在1910年，時機仍未成熟，軍隊不能單獨行動，連試一下的準備也沒有充分做好。在湖北，象共進會和振武學社等組織發現還不可能進行合作。在其他省份，革命派在新軍中取得的成績並不一樣。在1909年前，他們在北方爭取到的擁護者比南方少；但從那時起，同盟會會員開始擔任北洋軍中的要職。即使在革命工作已在長期進行的廣州，準備仍不充分。例如，同盟會企圖組織新軍兵變的一次最有名的行動現在真相大白，它不過是一次地方暴動，而不是一次革命起義。這就是地方官員顢頇無能所引起的1910年2月的廣州暴動；革命派當時無非想利用（但沒有成功）一次不是自己搞的事件。他們在廣東的問題是，他們在士兵中沒有組織，雖然在中下級軍官中有大批同盟會會員。

在1910年，革命派又加倍努力活動，政府開始驚慌失措。革命派是否取得了象官方所認為的那種成就，這還不清楚，但到1910年底，新軍的不滿情緒急劇加強，而清當局幾乎是瘋狂般地作出反應。部隊來回調動頻繁，有時甚至被解散；軍官經常被替換或解職；監視工作逐步加強；宵禁實施了，各項規定普遍從嚴執行。振武學社決定更深地轉入地下和尋找盟友。1911年1月底，該社的領導人在武昌聚集，企圖成立一個新的前沿組織，並為該組織起了一個無礙時局的名稱——文學社。在一個月內即已有約四百名新成員入社。該區幾乎每個營都有人入社。其領導人決定繼續發行一種報紙，給每個部隊單位分發一份。武漢三鎮各設一支部，並派代表到湖北省的其他地方以及有湖北軍駐防的另外幾個省裏去。有的人甚至遠去東北。

當文學社在加強其招募和宣傳活動時，它發現自己在這些活動方面正與共進會進行競爭。雖然湖北的有些革命派都參加了這兩個組織，但他們不能協調他們的活動。文學社領導人的幾名話說明，為湖北省新軍提出的社會變化的要求還根本不夠：“我們是下等士兵；他們不是身穿西服的上等人，就是又聰明又有聲望、身穿長袍馬褂的官員。他們從不屑看我們一眼，依靠他們，我們會一無所得。”需要有一些調解人的幫助和一種危機感的氣氛，這樣這些集團間的摩擦最後才能緩和到能夠進行某種合作的程度。調解人可由上海同盟會會員中的一個小派別出面充當。而危機則政府自己已在製造之中。

1910年與日、俄、英、法等國的邊界爭端，又使北京因其態度軟弱而受到攻擊，諮議局中的立憲派也變得更加直言無忌了（見第七章）。十六個省立憲派中的五十一人聚集在上海，組成諮議局聯合會。該會隨即派一個三十二人組成的代表團前往北京，要求迅速召開國會。這次行動贏得了政府的幾個讓步，其中包括設立臨時的資政院，把完成完全立憲制的過渡期縮短三年。在1910年1月、7月和10月的三次請願後，11月4日的上諭答應在1913年召開國會（原定在1917年），在國會召開前公佈憲法。省議員仍不滿意，他們堅持要組織對他們負責的內閣。但政府態度變得強硬了，改良派沒有再贏得讓步。結果，有的人對和平過渡到民主制的希望喪失了信心，少數人甚至想到了革命。

11月4日的上諭命令請願者解散，但是在臨時的資政院議員的領導下，許多人留在北京，又討論了兩個月。因此，到1911年初，請願運動進行了整整一年，並且從要求溫和地變革的恭謹請願態度轉變為爭取更大變革的迫切要求。這些請願自始至終強調同樣的一些問題，即外國對中國統一和主權的威脅、經濟危機的危險和革命以及不負責任的行政等；但其措詞一次比一次強烈。在1910年初期，他們曾經向當局請求動員民眾的支持以防止叛亂。但時隔一年以後，他們開始接受了革命的思想。在1910年7月，一份立憲派報紙的社論認為，當歐洲人為成立議會而流血時，中國人卻在浪費墨水，這就是歐洲人成功而“我們的墨水付諸東流”的原因。六個月以後，隨著要求立憲派“不應把寶貴時間浪費在空洞的口舌之戰”，上述要求暴力行動的含蓄號召就更加清楚了。1911年3月，立憲派的主要發言人梁啟超號召所有中國人“並力以圖推翻此惡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

梁啟超自知不可能參加過去與之激烈鬥爭了八年的革命派隊伍，但他這時卻接受了以前拒絕過的那些觀點。他甚至爭辯說，革命不會給中國帶來外國干涉和被瓜分的危險；對這個問題，他與《民報》的作者們過去爭論得最為激烈。他的許多改良派追隨者也發現自己站在同一立場上。“立憲派人的君憲美夢已經覺醒……此後的行動，已不如請願時的心平氣和，而往往公然與清廷對抗。”清政府所持的拒不妥協的態度正在把各反對派團結起來。它們雖然不能領導革命，但差不多都能馬上準備接受革命。在改良派領袖人士中，只有江蘇省的張謇還沒有轉變原來的立場。但當革命一旦爆發，他在促使清王朝覆滅這方面將起極為重要的作用。

到1911年春，力量的對比起了變化而有利於“新紳士”一方。雖然反對派力量仍然過於分裂，還不能向政府提出挑戰，但組成一個強有力的反清大聯合的因素這時已存在了。在幾支新軍中，百分之七十的士兵屬於革命組織。其他的新軍中有許多同情者和騎牆派，但反革命士兵則少而又少。省議員滿懷著怒火回到本省。那些在臨時的資政院中供職的人（他們比一般的諮議局議員年輕，並且更傾向於西方）特別有戰鬥性。商人曾經參加領導反洋人的示威和抵制洋貨活動，他們既支持過立憲運動，也支持過革命運動。許多商人在1910年的請願行動中特別積極，當請願失敗，他們具有省議員們同樣的情緒，並且與省議員一樣，也準備參加反清運動，雖然他們不能發起這個運動。他們又象省議員那樣，有了商會那樣的新的地方組織，這些組織開始合併成省聯合會甚至全國聯合會。甚至還有一種新型的“商紳”，他們感興趣的是中國的經濟發展，有效的行政管理，不受外國控制，以及諸如發展鐵路之類的洋改革。

這個潛在聯合中的促進因素是革命組織，它們在1911年4月的關鍵時刻發揮了作用。對在華南尋求基地的策略的不滿已經鬱積了好幾年，而在 1910年更有所加劇。同盟會已經有兩年未進行多少活動。它最後一次起義的時間是在1908年，《民報》在那一年10月被封。自1907年以來有激烈的內部爭吵，有幾次嚴重的資金不足，甚至有倒向政府一邊的情況。有些領導人則鋌而走險。例如汪精衛策劃暗殺一名高級滿洲官員，在1910年初期被關進監獄。大約就在此時，另一次廣州的暴動失敗了。同盟會的有些會員終於想出了一個較有成效的計畫，他們建議同盟會要重新審查它的整個策略，把它的主要活動範圍轉向長江中游。抱有這種想法已有好幾年之久的湖北的同志們熱烈響應。有幾位會員在1910年夏季沒能說服孫中山召開一次改組同盟會的會議，決定脫離孫中山單獨行動，成立了一個新機構以指導長江一帶的活動。這項計畫激怒了胡漢民，從而又挑起了革命派內部新的爭吵。

在此期間，孫中山一派仍堅持按老方式行事。經過了五個多月的周密準備，他們在1911年4月在廣州的黃花崗發動了另一次起義。這次起義在幾小時內就失敗了，死了八十六名革命派，使華南的組織受到嚴重破壞，士氣進一步低落。但是這次失敗雖然結束了南方的運動，反而激勵了那些決心在華中集中開展活動的人。就在這個時刻，清政權自己卻觸發了一場危機，使分裂的革命派及其潛在的、即溫和的革命盟友都聚集到了一起。


第05節 民國的誕生

經過了將近十年的改良，北京已經陷入難以自拔的困境。它在1908年設法重新取得的主動權又從手中滑掉了。各方面都來對它的權威進行挑戰。它的舊軍隊是虛弱的，而新軍又不可靠。它的官僚機器中一批幹練和獻身效忠的人正在失勢而讓位於謹小慎微和腐化墮落的人。中國受過教育而最有才能的人都致力於新事業，把舊的一套留給最貪婪的人去幹。政府的改革為地方官員培植地方勢力提供了機會。政府壓制批評的企圖反而激起了更多的批評。分裂其對手的努力只是使他們分散活動，但沒有消滅他們。它在4月底輕而易舉地粉碎了同盟會發動的廣州起義，但這次成功更多地是由於革命派自己的貽誤，而不是因為清朝的強大。至於革命派的思想就不那麼容易對付，它正在對舊的和新的有教養的社會精英施加影響。總之，清政府終於發現它的種種改革正在失去控制——它愈改革，權威愈少；但它改革愈少，它要求保持正統地位的可能也愈小。它在開始時企圖有選擇地遏制這種趨勢，在1910年對某些要求加以拒絕，對另一些要求則作出妥協。在1911年，它決定需要採取嶄新的主動行動，這樣就決定了它的末日的來臨。

清政府所選擇的主動行動是愚不可及的。在1911年5月的兩個星期中，清廷宣告成立新內閣，宣佈川漢鐵路和粵漢鐵路國有化，並商談一筆外國貸款來築這兩條鐵路。內閣是一個由十三個庸碌之輩組成的集團，其中只有四名漢人；集團中占大多數的滿人又被五名無能的皇族成員所控制。它很快被指責為“ 御用的”或“皇族的”內閣，進而激起了普遍的憤怒和失望。革命派這時能夠宣稱，內閣證實了革命派言論的正確，即滿洲人執行的是為自己服務的反漢人政策。對立憲派來說，這個內閣對於他們呼籲成立一個向國會負責的內閣的要求，是一個明確的拒絕。甚至張謇也持公開批評的態度；他說國家此時在迅速瓦解。最後，內閣還激起了一個到那時為止比較不受人注意的對手袁世凱的不滿，因為它以他的一個主要對手接替其密友擔任交通部長。這個職務還職掌鐵路管理；另外，內閣的組成與袁世凱也不贊成的新國有化政策有密切關係。其他許多人出於同樣的原因也予以反對，他們對以犧牲地方利益來加強中央政府的行動抱有戒心。但是政治上反對鐵路國有化的意見，幾乎被那些已在私營鐵路公司投資的人的一片抗議聲所淹沒。這些憤怒的投資者主要是地方紳士和商人，當北京在一個月以後透露，計畫以大部分政府債券償還他們時，這些人被激怒了。革命派始終堅持，清政府的改革只是為了加強王朝；這時他們又有新的彈藥和新的目標了。北京在這個爭議問題上愈來愈容易遭到攻擊，因為它的1910年軍事預算幾乎是1905年的八倍。外債正用來支付清政府大規模擴軍的費用。

正象第八章指出的那樣，雖然對外債的普遍憤怒情緒常常是別有用心的，但恢復利權的運動仍是真正的群眾運動，那些反對清政府借債的人可能也反對各省借外債。更重要的是，抗議與其說是反對借款，倒不如說是反對締結借款協定的方式。例如，對許多議員來說，骨子裏面的問題是沒有與他們商量。這就是問題的中心。清政府一切主動行動的共同特點就是自行其是。1911年的借款並不是清政府締約借的第一筆外債，但這筆外債正發生在各反清黨派已經不能再忍受政府的不負責任的行為之時。

暴政已在三個不同方面同時表現了出來，一下子觸犯了種族意識和愛國心，觸犯了對民主的感情和經濟利益。（令人驚奇的是，這三方面的行動等於是違反了三民主義。）我們在對清朝蓋棺論定時，可以從這個角度評價革命派的作用。人們發現清政權是不夠格的，這主要是它自身的錯誤；但是這個定論是根據革命派盡了最大的力量制定出來的三民主義作出的。三民主義並不完全明確和前後一致，有些捍衛它們的人只是口頭上效勞，而同時卻準備違反它們；但在1911 年，它們是中國出現的最接近於全國一致的事物。結果，革命派又成了事態發展的中心，因為各個不同集團只贊成三民主義中這一主義或那一主義，只有革命派贊成其全部內容。因此，他們在最後的反清大聯合的一切派別中，最能夠調解利益衝突和把各敵對集團糾合在一起。他們在立憲主義的改良派中找到了最接近的盟友。

對清政府1911年5月行動的最初反應是立憲派作出的。他們有的人自第一次選舉以來一直在醞釀，企圖組織一個政黨。在請願運動期間，特別自梁啟超在議員中散發了一份概述應如何管理一個政黨的想法的建議後，組織政黨的主張得到了支持。已成為請願者領袖的直隸省諮議局議員孫洪伊進一步促進了這個主張。1911年3月，他邀請各省諮議局議長來北京商討對策，以便“一、破政府輕視國民之習見，二、動外人尊重我國民之觀念，三、充吾民最後自立之方針 ”。就是在這種氣氛下，立憲派才得知“皇族內閣”和鐵路國有化之事。不到十天，代表十六個省的四十名立憲黨人已在北京集合，名義上是召開第二次諮議局聯合會，實際上是組織政黨。十六天以後，在1911年6月4日，憲友會宣告成立。

憲友會旨在統一立憲運動，以迫使政府立即召開國會和組成更有代表性的內閣。它並不希望推翻政府，而是要擴大它的民眾支持的基礎。其綱領是一個妥協綱領；其中的詞句，如“尊重君主立憲”，清楚地說明在運動中張謇這一派的力量仍是強大的。會章中即使有了這樣的讓步，張謇還是不願意參加，雖然他的幾個同仁入了會。張謇不但是一個堅定的立憲派，而且是一個立場稍遜的保皇黨人，這是“新紳士”的一個突出例子。在新紳士的身上，近代主義和傳統主義兼備，但兩者決不是半斤八兩的，其進步主義和保守主義也是一團混亂，難以分清。具有這類思想的人普遍受到尊敬，因為他們有能力，為人正直，並且集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思想於一身；但正是他們，最後感到被清朝出賣了。他們成了半心半意的革命派，一方面把革命打扮得十分體面，但又保證使它成為最低限度的革命。

張謇緩和了立憲派活躍分子的行動，但不能制止他們。象梁啟超、孫洪伊、蒲殿俊（四川省諮議局議長）、湯化龍（湖北省議長）和譚延闓（湖南省議長和憲友會會長）不但在清政府讓步是否充分的問題上，而且在鐵路國有化和外債方案的問題上與張謇發生尖銳的分歧。除了張謇這一派外，立憲派中各派別對統一採取了一些重大的步驟。其中有些人，特別是這個新政黨中較年輕的成員與革命派接觸密切。最重要的是，新成立的憲友會已經形成了一個全國性政治組織的核心。它的總部設在北京，除黑龍江、雲南、甘肅和新疆四省外，各省都設有分支組織，因而比其他組織更能發起和進行協調的行動。它致力於統一行動的潛力更因其成員在中國人生活中的崇高地位而得到加強。它的措詞謹慎的綱領使它能夠公開活動。它的領導層繼續受到公眾的尊敬並保有合法地位。各分會會長都是各省諮議局的正、副議長，這些與舊的社會精英一起享有崇高地位的成員還可以聲稱他們的權力是通過選舉任職而取得的。憲友會中的幹部也是省諮議局的或臨時的資政院的議員。他們都受過一些現代教育，同時也有傳統的學識。他們有著共同的價值觀念、對待事物的態度以及利益（包括對象鐵路那樣的近代企業的投資）。到1911年春末，他們已經一起協同行動至少有一年半了，當他們在6月初回到本省時，都情緒高漲，準備在國事中大顯身手。

清政府採取這些行動的時機對革命派來說幾乎沒有更合適的了。在1911年4月廣州起義失敗以後，灰心喪氣的革命派正在摸索新的策略。內部分裂折磨著他們已有三年之久，還看不到分裂的盡頭。在關鍵的武漢地區，文學社和共進會之間的不合作，使它們不可能進行有效的行動。但在政府第一次頒佈鐵路國有化命令後的兩天，這兩個組織便會談，以尋求減少它們之間競爭的辦法。同盟會的代表試圖誘導這次會談。各派代理人僕僕風塵，來回于東京、上海、武漢和香港之間，為統一革命運動重新作出努力。6月1日，這兩個湖北集團同意合作。雖然經過三個多月才制訂出合作的細節和成立一個聯合指揮部，但主張在華中起義的人士在湖南湖北學生領導下，加強了他們的努力。

可是，孫中山的支持者依然反對在長江起義的想法，他們認為還需五年時間才能發動一次有效的起義。至於孫中山本人，由於他再次周遊全球去籌集資金和要求承諾，所以沒有捲進爭論。從1910年年中直到1911年2月17日到達紐約之前，孫中山的足跡遍於檀香山、日本、馬來亞和歐洲。湖南、湖北的活動分子對尋求孫中山一派支持的活動感到厭倦，並以嘲諷的語氣談論他的“漫遊”，他們決定自行其是。沿長江上下，他們把革命組織集合起來，同時還召集了象湖南的宋教仁（他曾在1905年協助成立同盟會）等早期學生運動領袖，象陳其美（1900—1902年在日本留學，1906年加入同盟會）等後來的會員，以及更後期的參加者（包括長江下游各省和遠至山西省的人）。1911年的改組從5月到7月取得了勢頭，最後產生了又一個新的組織來統一日益蔓延的革命運動。

新組織雖名為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但它的成立卻直接違反了同盟會會章。它無視新分會的領導必須由同盟會最高領導指派以及分會章程須經其母體組織領導人物批准的規定（中部總會沒有領導人，只一個“臨時”的五人總務會來指導它的活動）；章程中有一條明確規定了集體領導，行動須取得五人的一致同意；避而不談“平均地權”，以便團結湖北的各個集團，特別是共進會。由於華中的一些領導人曾反對孫中山大權獨攬的領導，所以這幾條表明了他們要獨立於孫中山的意志。中部總會雖然公開表明與同盟會有關，但它顯然保持行動的自由。它在8、9兩個月的活動集中在以下幾方面：加強文學社和共進會之間的關係；制定共同的策略；在長江流域散發革命印刷品。

宋教仁說服了中部總會領導中的同志們，準備再花兩年時間在1913年發動大起義。一個複雜的計畫被制定出來，以保證華中能進行革命；計畫以湖北為行動中心，並往北向陝西、山西，往東向南京、上海，往南向湖南，往西向四川等地發展。代表們被派往這些地方進行工作。宋教仁等人在上海總部象發射機關槍似地在報章上發表一篇篇文章。1910年的麻木狀態消失了，使1913年立刻開始變得為期太遠了。兩個湖北集團一旦成立了聯合指揮部並且安排了分工，要求立刻行動的壓力立刻增強了。

四川的紳士對清政府5月的行動及時地提出了大量的、但措詞謹慎的抗議。但這些抗議一再被漠然置之。當國有化和外債計畫的細節公開後，抗議變本加厲起來。清廷宣佈的償付條件激怒了四川的投資者，他們有理由認為提供給他們的償付條件是有關四省中最不能令人滿意的。北京頑固地拒絕談判。請願和集會並不能使省當局轉變，相反，它甚至對投資者的相互通信也進行了干涉。

在這種氣氛下，在四川“普遍被稱為‘民黨’”的憲友會休會，並派它的領袖們各回本省。四川省諮議局議長蒲殿俊立刻啟程回川。在他的領導下，6月17日在成都一次兩千多人的集會上組成了保路同志會。該會很快就在這個大省的許多地方成立分會，並與從行會、商會直到農會和秘密會社等等地方集團進行接觸。它建議在北京召開“國民大會”，以便“仿照外國的做法”，對政府直接施加壓力。它辦了三種報紙。簡而言之，它指揮了一次出色的活動，把廣大的民眾團結在開始時是完全和平的和比較溫和的抗議之中。

北京絲毫不為所動。它的不妥協的態度可以用一句話為代表，即如果北京接受了四川的要求，“各人將就各種問題而與政府爭論不休，詔令將不得遵行”。北京靠詔令而不是通過協商或妥協進行統治的決心促使保路同志會採取更為激進的步驟。衝突逐步升級，最後鐵路投資者在9月1日作出了抗稅的決定。對抗再也不能避免了。

因此，在1911年夏季，廣泛的群眾抗議運動席捲四川。運動逐漸集中在清政府的專橫和外國的滲透方面。領導人是新紳士，特別是省議員。北京曾經樂觀地希望四川省諮議局動員上層階級支持政府的政策，但諮議局不但沒有這樣做，反而成了戰鬥的中心。它的一百二十七名議員屬於上層階級（三十五名有高級功名，另外七十四名有低級功名），相當年輕（平均年齡約四十二歲），具有積極的改革思想。只有四人已知為同盟會會員，但可能還有其他人傾向於革命，許多人是梁啟超的追隨者。其中不少人有商業投資，他們不但在商業活動方面，而且在地方事務的一般管理方面與商人合作（鐵路公司的十三名董事中，有七人是蒲殿俊的親密合夥人）。這些有事業心的年輕紳士這時與商人、學生一起要求在政治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便利用諮議局作為他們的活動舞臺。北京嚴厲地警告說，諮議局 “只能向最高君主統治下的地方官員提出建議”。但四川省議員則堅持要求廣泛得多的活動範圍。他們要求取得對地方稅賦政策的發言權和對地方學堂的視察權，並要求召開資政院會議。他們甚至發行了一種報紙，它由四川省工商學界以及議員資助，並由蒲殿俊親自編輯。它的主要宗旨是宣傳憲政和省政改革的必要性，但它還登載有關政治改革各方面的範圍廣泛的文章。

乍一看，人們可能會認為四川危機主要是經濟問題。四川省最近單獨被挑出繳納新的田賦，以援助他省的開支。在對北京應採取什麼立場的早期爭論中，大部分集中在作為償付用的政府債券是否足額，以及在要求較滿意的賠償還是堅持本省自辦鐵路等問題上。議員在開始時並不反對政府借外債為鐵路提供資金的計畫；有的人還真心歡迎額外的資金作為建設的刺激。但除了這種似乎對經濟問題的壓倒一切的關心外，還有同樣重要的政治關心。例如，借外債受到了批判，因為朝廷在商借時沒有先與資政院協商。後來，又指責“出賣給洋人”，這才使政治問題壓倒了經濟問題。鐵路之爭顯示出，它是中央和地方當局之間更深的政治對抗的一部分。保路同志會把經濟目的和政治目的合在一起，這可從“鐵路准歸商辦”和“庶政公諸輿論”等口號中得到證明。這些口號取自1898年光緒帝的變法上諭，它們表明抗議者遵循傳統，竟然到了乞靈於帝王靈光的地步。在成都，全城都設祭壇和焚香祭奠光緒。據認為，口號暴露了保路同志會會員具有光緒帝的維新傾向。他們並不想推翻清王朝，但他們尋求的是新的政治權力配和新的代議制度。

這些政治目標在一份匿名的印刷品《川人自保之商榷書》中得到詳細的闡述，但卻被總督用作把柄；他打電報給北京，說鐵路問題只是一個藉口，後面隱藏著獨立運動。他隨即把蒲殿俊和其他九名保路會會員投入監獄。當天（1911年9月7日）在省府激起了群眾示威。抗議和起義隨即遍及全省。一批縣城宣佈獨立，有的甚至成立革命政府。

那麼多暴動突然地爆發，總的說來，似乎主要歸因於與四川紳士有聯繫的秘密會社；具體地說，主要歸因於保路同志會。一小批同盟會的代表也可能起了作用。

不到一個星期，四川一片混亂，當局也處於不知所措的狀態之中。朝廷答應給鐵路投資以全部賠償，但為時已晚，示威活動仍在繼續。北京從湖北調軍隊歸欽差大臣端方指揮，命令他必要時以武力恢復秩序。端方的行動過於遲緩，而他的深受革命派影響的軍隊卻無論如何也幫不了他的忙了。到9月底，事態的發展使當局或原來的抗議運動領袖都無法控制了。

吸收了憤怒的農民入伍的地方民團搗毀了員警所和稅務所，開監劫倉，並切斷電報線。在這類事件中不乏命運的嘲弄和引人憐憫的因素，因為農民本來會成為四川建路者稅賦計畫中受害最深的人。貧窮困苦的農民突然起來反對附近的當局。他們有著自己的苦難，不久又有了自己的領袖。同盟會和秘密會社的人領導了一些民團組織，但他們不久就被農民、土匪和走私者撇在一邊。被指派維持秩序的舊式巡防隊也參加了騷亂。多達十萬人的各種武裝集團打垮了政府軍，後者到10月初只能集中防守省會和少數城市了。

這樣，當湖北省在10月爆發騷亂時，四川處於憤怒的火焰之中已有數星期之久了。但武昌起義在傳統上被認為是中國辛亥革命的火種。新的革命省政府就是首先在武昌宣佈成立的，隨之在10月10日至11月27日又有另外十四個新的革命省政府宣佈成立。四川省的抗議就成了僅次於武昌起義的反清王朝的運動。

從湖北調軍入川之舉在武漢的革命派內部造成了緊迫感。如果要進一步調走人馬，將會抽空他們指望成為起義骨幹的人。同盟會的領袖們現在願意忘掉1913年起義的老計畫，並且願意加快行動，但還不能象文學社和共進會所希望的那樣快。當10月9日的一個事件迫使他們行動時，他們正在決定行動方針。他們剛剛懊喪地得知，同盟會的領導人黃興（當時在香港）和宋教仁（在上海）都要他們等待時機。黃興希望在10月底幾省同時起義，而宋教仁對只在武漢發難能否立即成功也持悲觀態度。當時旅行在美國的孫中山對計畫毫無所知。當湖北的領袖們由於這一失望而聚集在武昌修正他們的計畫時，突然得知他們在漢口的一處彈藥站發生了爆炸。員警正在步步進逼。經過了一段猶豫不決和驚慌失措的時間以後，武昌的秘密會議決定出擊。但它發出武裝行動的號召為時已晚，因為它的追隨者或已逃散，或已被捕。武昌的活動站本身在許多領導人得以逃走以前遭到襲擊。似乎到處都是忠於政府的軍隊和特務。革命派內部出現了叛徒。各個部隊中的文學社成員這時在瘋狂激動的情緒中試圖集結他們的力量。經過10月10日一個下午的不顧一切的協商，一小批士兵匆忙地臨時訂出了當天晚上的計畫，然後堅決地出擊。他們殺死了軍官，直趨附近最大的彈藥庫，那裏由同營的一個連在駐守。該連也參加其戰友的行動，據說已經同情共和主義的該連連長被說服起而帶領約三百人的這一小股造反隊伍。在他的領導下，起義者重新組合，並把隊伍擴大到約四千名新軍，進而攻擊了總督已在那裏集結其部隊的當地司令部。戰鬥在颳風的、時斷時續的雨夜激烈進行。到淩晨，武昌的清政府已被打垮。當天下午，革命派組成湖北的軍政府，並且大膽地代表全中國宣佈成立共和國。他們還採用新的曆法，改宣統三年為中華4609年。

這些事件使其他省行動起來，結果在以後的四個月中結束了清朝的統治，成立了中華民國。就在這四個月的過程中，在10月10日下午首先發難的那些人卻把權力交給當晚與他們交戰的人。在10月10日集結其部隊的正目熊秉坤和在關鍵性的當晚帶領部隊的隊官吳兆麟，讓位于黎元洪和湯化龍等人，這些人既代表著新秩序，也同樣代表著舊制度。

黎元洪是指揮武漢一個混成協的統領，受過現代的訓練。他自1896年駐守武漢以來，不斷企圖肅清附近的革命活動。儘管他作了種種努力，他部下的一些人仍參加了雙十起義。黎元洪在開始時進行反擊，據說他甚至殺害了一個勸他倒戈的革命黨人。當事態急轉直下變得有利於起義者時，他打算躲藏起來，但革命派找到了他。他們認識到需要有一個其姓名能使中外人士都有深刻印象的領袖人物，所以只好求助於黎元洪，因為他是能物色到的最高級軍官。他們要求的另一個資格只是候選人必須是漢人，而不是滿人。10月11日上午，黎元洪被領出了躲藏的地點，並被委為新政體中的都督。還留著辮子的黎元洪答復說，革命派闖的禍已經夠大了，應在清朝援軍粉碎他們之前收兵回營。眾人隨即把他架到諮議局，在那裏以他的名義組織政府和發表宣言。但他仍不讓步。部隊對他威脅利誘達兩天之久。至少在他們內部有兩次對他的所謂殺害被有力地制住了。新政府向湖北省地方官員、其他各省和外國領事致電，宣告他們已採取的步驟，上面簽署了黎元洪的名字。同時，他們鞏固了對武漢三鎮的控制。黎元洪的態度最後軟化了下來。他一方面對革命派的成就有了深刻的印象，一方面這時又面臨著不擔任都督就要作為賣國賊而被處決的抉擇，所以只得勉為其難。當包括黃興和宋教仁在內的同盟會領袖約在兩星期後到達武漢時，黎元洪並未被撤換下來。

反對替換黎元洪的一個決定性的論點是，政府領導的更替會使外國人懷疑新政體的穩定性。湖北革命派深切地關心列強的態度，因而他們迅速作出了妥協的姿態。他們作出的早期決定之一就是尊重清朝與外國締結的一切條約和履行這些條約中的一切義務。有關這一內容的照會於10月13日分送給所有的領事館，不過革命派規定，他們將不承認自即日起與清朝訂立的任何協定。照會還保證保護外國人的權利和財產，並且表示了希望列強友邦為了世界和平與人類幸福的利益而與中國合作的意願。

湖北的革命派急於要表現穩定性和延續性的熱情，有助於說明湖北諮議局及其議長湯化龍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當軍隊把黎元洪帶到諮議局以組織他們的政府，選出他們的領導人和決定他們的政策時，實際上他們承認諮議局具有使他們的行動合法化的權力。出於同樣的原因，他們又求助於議長。當委任黎元洪當都督時，湯化龍被選主持民政。湯化龍與四川省議長蒲殿俊和湖南省議長譚延闓是同科進士。他與後兩人一樣，曾在日本留學，是梁啟超的追隨者，並活躍于憲友會等團體。他不但是最富戰鬥性的立憲派，也是最早支持革命的人士之一。他與黎元洪不同，不用人去說服他；的確，他自稱在1911年10月以前很久就已經是一個革命者。湖北的其他人比湯化龍有更深的革命資歷，但卻讓他擔任最高的文職，這可能是他的社會地位所致，而推選黎元洪的決定也是出於同樣的原因。

因此情況似乎是，為了儘量減少新政府的革命外貌（特別在外國列強面前），不革命的領袖人物在新政府中擢升高位。湯化龍一事說明了革命派 ——特別是在新軍中對政治生疏、對自己的政治勢力和社會地位沒有信心的革命派——急於要顯示他們的慎重和責任感，以及他們對代議制和立憲政制的信仰。他們認為，任命一位以忠於這些原則聞名的紳士擔任高級職務便能做到這兩點。在中國政治天翻地覆的鬥爭中，湯化龍幫助革命派保持了延續性和一個穩定性的面貌。這樣，革命後的政治領導權便大半落到了原來掌握這種領導權的人的手中。其他省份對湖北革命未能產生新領導之事深為失望，但是在那些失望的人們當中，許多人很快就發現，他們本省的事態也在沿著湖北的路子亦步亦趨地發展。

我們的敍述已經到了辛亥革命的歷史中這場革命似乎吞沒了革命派的時刻。在這個時期，有關革命的各種關鍵問題非常尖銳地被提了出來。不幸的是，這個時期的資料又剛剛開始在搜集、選擇和分析，論據仍然是最薄弱和互相矛盾的。在這裏，似乎最好先確定問題，然後提出闡釋問題的可能的路數，而不是作出不可變動的結論。

從10月10日的湖北省的行動開始起，在隨後的七個星期中有十五個省宣佈獨立。在這些省份中，許多省的較小的政治單位（如市和縣）已先於省當局宣佈自治。在10月份第一批獨立至1912年2月12日清帝遜位這段時期，地方一級和省一級的政權興替無常。在新軍官⊙議局領袖、前清官員、商人、秘密會社領袖、同盟會會員以及其他革命党領袖之間，形成了多種多樣的權力關係。這些關係很少能在長時期保持穩定。執政的權力在中國有了新的含義，並且以新的方式來行使。社會地位和政治勢力都要重新加以衡量。許多新的和互相衝突的利害關係已經相當迅速地形成，特別是私人利益倍蓰增加，同時又出現了一個 1900年以前尚未存在的公益觀念。1911年的清朝政策把這些日益發展中的利害關係捏成一個對當局持批判態度的質體。但它們的多樣性造成了無數不同組合的可能性。在分析1911年時期及以後不久的中國事件時，中心問題是這種複雜的相互作用。

最普遍的相互影響可從新軍發動的起義中見到：新軍已受同盟會宣傳的影響，但他們與紳士和諮議局議員協同行動，並得到後兩者的支持。最普遍的結果是出現一種省政權，它由都督夥同紳士和諮議局控制的文官政府一起領導。但軍政和民政之間的關係各省頗不一樣。在某些省份，商人成為軍人-紳士-諮議局的權力結構的組成部分。在另外一些省份，前清官員或同盟會會員則側身于新統治精英的各界人士集團之中。在此期間，廣大農村的農民起義在消失，而舊式的政權又很快地重新建立起來。

1911—1913年的這種混亂和多樣化成了當時的重要特點。晚至十九世紀九十年代，還存在著限制人民思想和行動的各種清規戒律。到了 1911年，那些束縛被打破了。1911年以來的中國歷史圍繞在思想和行動的新基礎是如何形成的這一問題上。1911—1913年間，由於宗旨不同和組織不穩定而出現的變化無常的組合，是革命性變化的象徵。新的勢力數量過多，政見又是那麼不同，因而互相難以調和，也難以與舊秩序的許多殘餘勢力妥協。但是沒有回頭路可走了。當張謇接受清帝國的滅亡這個事實時，他說，各人都自作主張，世上無物能限制這種力量。一個與二十世紀以前的中國不同的國家正在誕生。

中國長期存在的中央-地方關係的問題依然存在，但有跡象表明，人們在沿著新的路線尋找解決辦法。早在1911年11月，各省政府採取了步驟，要召開一次國民議會和成立國民政府。湖北的領導人宣佈成立漢族政府，並呼籲其他省與湖北省一起起來行動。此後不到一個月，湖北呼籲其他革命政府派代表到武漢商討組織臨時中央政府之事。同樣，浙江和江蘇兩省宣佈獨立後不久，它們的都督要求在上海召開一次全國性會議（“仿效北美大陸會議”）。因此到11月初，已有兩個要求召開全國“獨立”省份大會的活動，一個在湖北，緊接著另一個在上海。

各省分離主義的力量依然強大，但討論繼續進行，直到1912年3月一個新的國民政府產生。1911年後期和1912年初所議論的是清帝退位的條件、新首都的地點、內閣和國會的作用以及憲法和聯邦制的性質等問題。這些是壓倒一切的全國性問題。它們是在參加中國政治生活的公眾中進行討論，其範圍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廣泛。

這樣，似乎已經吞沒革命的“傳統”勢力也許根本不是那麼傳統性的。的確，舊的社會精英在1900年以後仍表現了明顯的韌性，但根據許多世紀中他們長期保持的力量來衡量，這股勢力也迅速地開始起了變化。從1911年起在諮議局、省一級和全國性政權中非常突出的新紳士，可能真正代表了一次社會革命的開始。由於新軍同意與他們合作，它可能已經發現新紳士比我們通常想像的要更加激進。可以這樣來假定：發生了一次真正的革命，其領導人是溫和派中較激進的人（“進步的立憲派”）和激進派中較溫和的人（“保守的革命派”）。這樣來探討，可能證明是最有成果的路子。

同盟會會員和其他公開宣稱革命的革命組織成員，除了對新軍的起義作過貢獻和在1911年後期參加地方和省級政權外，1911—1912年又在全國範圍內活動得特別積極。例如，黃興在10月28日到達漢口指揮革命軍。其他人在導致清帝退位和成立新的國民政府的重要談判中擔任了主要角色。甚至孫中山在1911年底也重露鋒芒，不過他的關於向共和主義過渡的三階段論的思想已被遺忘。總之，如果與他們在1908至1911年期間的相對靜止狀態相比，革命派在1911年10月至1912年3月這段時期中國所發生的一切事件中，似乎起了更大的作用。使他們地位突出起來的一個原因是，他們在所有反清力量中具有最廣泛的吸引力和最全面的全國綱領。他們的接觸面最廣，因而最適宜於集結各種力量和從中互通聲氣。

可是，革命派的顯赫是短命的——只是從1911年10—11月各省獨立運動至1912年3月袁世凱為首的新政府成立之間的這段短暫時期。在那幾個月中，未經他們的同意就不能作出影響全國的決定，但他們缺乏實行政策的力量。沒有革命派不行，但是他們不能左右全國政局，就象不能控制地方或各省的政治那樣。當解決全國性基本問題的時機來臨時，他們不得不讓位于袁世凱，這又與熊秉坤和吳兆麟連長不得不讓位于黎元洪將軍和湖北的湯化龍議長的情況一樣。

1911—1912年討論國家事務的主要的參與者是革命派和袁世凱。武昌起義後不過四天，清廷就轉而向袁世凱求助。雖然他花了一個月時間才得到讓他擔任擁有大權的總理的滿意條件，但他約在11月初就派一名僚佐與武漢的革命派商談。這位僚佐彙報說，他的君主立憲制的主張根本沒有使革命派改變立場，但他們一致盛讚袁世凱。

大約從11月8日起，革命派領導人一個接一個地表示支持袁世凱。問題不在於他是否將擔任總統，而在於他是否將支持革命。他是否會迫使滿洲人退位，從民國的當選代表而不是從清政府那裏接受統治的委任，並且在他擔任總統期間尊重共和制？在漢口集會的各省代表肯定地表示，如果袁世凱保證支持民國，他可以擔任總統。談判和時斷時續的戰鬥同時持續到12月2日實行停戰時為止。

反對選舉袁世凱的力量相對地小，但仍足以推遲一項協定的達成。反對主要來自上海的一批議員，他們反對與漢口人士合作，並且堅持要一個革命的總統。此時表示願意接受革命派的條件的袁世凱，不得不在他們解決內部分歧的時候等待時機。他們終於在12月29日選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從而解決了內部分歧。

與袁世凱的協定直到2月初才達成。按照習慣的說法，這次拖延應歸因於袁世凱的背信棄義的陰謀。有人堅決認為，袁世凱已經牢牢地掌握了滿洲人的命運，所以他只要接受革命派讓他擔任總統的提議就可定局，但他寧願繼續搞權術，直到他把總統的職務抬高到比靈斯于皇位時為止。他希望依靠自己的武力、洋人的支持以及靈活的政治權術來操縱一切，以使滿洲人喪失權力，並把革命派打入冷宮。可是這種意見又指出，孫中山被選為臨時大總統之舉是把袁世凱當作背信者來打擊的。因此袁世凱才勉強接受孫中山作出的保證，即一旦滿洲人退位，孫中山將聽從他。

最近的研究表明，袁世凱在華北的地位遠不如通常想像的那樣穩定。他在朝廷有許多敵人，所以他必須非常謹慎地從事一切談判，特別是那些涉及遜位的談判。中國國內軍事上的力量對比實際上是對他不利的。革命軍在南方實力雄厚，在北方有潛在的支持，而袁世凱自己的部隊則不完全可靠。他的地位之不穩定還歸因於列強的意圖捉摸不透。所有的人很快就清楚地認識到，英國的作用是決定性的，可是，英國人寧願選擇隨波逐流的路線。他們尊重袁世凱，樂於見他恢復職務，但他們對革命派如此迅速地擁有廣泛的支持也印象很深。他們寧可要滿人名義上統治的君主立憲制，但也不準備進行干預去促使它實現。同時，反清力量所控制的那些地方恰好也是英國人的利益所在。雖然英國人沒有直接干預，但很顯然，如果他們要幫助什麼人（哪怕是無意識的），那麼幫助的物件就會是革命派。袁世凱本人後來抱怨說，英國的干預要對建立共和國的潮流負完全責任。雖然袁世凱可能誇大了英國的作用，但顯然倫敦除了促使他擔任民國的總統以外，沒有另外幫助他什麼，而他任總統也是革命派所需要的。這條路線也是立憲派中的老朋友，象有影響的江蘇省諮議局議長張謇等人，一直在敦促袁世凱所採取的。張謇在1911 年11月終於採取了反清的立場。他當時對袁世凱說，君主立憲制適合於象日本那樣的小國，不適合於象中國這樣大而複雜的國家。

因此，袁世凱發現自己為時勢所迫而設法與革命派妥協。一切跡象表明，他正是這樣做的。他自己的文官顧問們都同情革命；他派往南京的代表團不但由唐紹儀率領（此人公開贊成成立一個由袁世凱任總統的民國），而且甚至由革命派領袖汪精衛任代表團顧問。同時雙方的軍事代表還進行了非正式的和談；12月20日，政治談判小組和軍事談判小組分別擬出了協定。每個協定的要點都是要成立一個民國。北方代表團團長同意成立民國，只是說他必須把協定提交袁世凱和內閣最後批准，於是暫時休會。他隨即向袁世凱建議應由資政院作出決定。袁世凱接受這一意見，經過朝廷的詳細討論後，他在12月28日取得召開資政院的詔令。有一位學者曾經指出，12月20日的協定“本質上與北方和南方最後一致公開同意的協議是一樣的”。那麼，為什麼又拖了兩個月之久才作出妥協呢？

可能孫中山及其追隨者比袁世凱更加拖延了這次解決。如果袁世凱的地位象上面所說的那樣不穩定，如果列強追隨英國也贊成成立民國，革命派到12月中可能已發現自己處於比預料中更加有利的討價還價地位。當武昌起義爆發時，正在美國旅行的孫中山從一份丹佛的報紙上得知此事，就毅然承擔與西方領導人談判的重任。他反省了中國的國際地位，得出了英國是中國取得國際地位的關鍵，這不但是因為它的國力和在中國的利益，而且還因為它是日本的盟國。因此，倫敦是他的第一站。他在10月末到達倫敦，一直逗留至11月21日。不知確切與否，他從外交大臣愛德華•格雷爵士那裏得到了如下的印象：即英國以贊助的目光看待革命和孫中山本人；此外，如果孫中山回中國建立正式的政府，他可以就貸款事項與倫敦商談。孫中山自己的記述也指出，他對新政府取得英國援助的前景非常樂觀。

當孫中山於12月21日到達香港時，他與其他同盟會領袖們討論了策略。胡漢民堅持，清政府早已失去了統治權，革命派此時的主要問題是打敗袁世凱的軍隊。因此，孫中山的上策是不去南京（如果他在那裏會發現自己缺乏向袁世凱挑戰的軍事實力），而是留在廣州建設他的軍隊。但孫中山需要滿人正式退位，因此，他認為袁世凱可能有用。他還寧願取政治解決，而不取軍事解決。他急於要防止外來干涉，同時他還要使國內外的觀察家們得到這樣的印象，即權力的轉移是和平的和明確無誤的。孫中山還相信，他進行干預和行使個人領導的時機已經來臨。他要利用袁世凱推翻清王朝，但他向胡漢民重申，他仍不信任袁世凱。他對胡漢民的這一席談話似乎意味著，他打算向袁世凱挑戰，以爭取政治領導權。

根據孫中山以後的行動來看，這一說法有了說服力。他隨即前往上海，在那裏與革命領袖們進行了熱烈的討論；他堅決主張實行總統制，反對那些贊成內閣議會制的人。孫中山認為，議會制不適合中國當前的非常情況，因為它將過分限制領袖的權力。“吾人不能對於唯一置信推舉之人，而複設防制之法度。” 兩天以後，孫中山讓自己當選為南京臨時政府的大總統。

共和派人士決定組織臨時政府和選擇一位總統不過是為了對袁世凱增加壓力，這是完全可能的。但選舉的時間選擇在12月20日協定以後的九天和袁世凱取得朝廷同意召開資政院以後的一天，內中還有更多意義。總之，袁有一定的根據把孫中山12月29日的當選看成是“對諾言的一個背叛，也是使國家走向長期分裂的一種傾向”。如果袁世凱有錯誤，他的錯誤可能是低估了共和派。在1月，共和派迅速行動，舉行臨時大總統就職典禮，組織政府，與外國列強聯繫，暫定國旗（最後決定需待民選議會作出），甚至在袁世凱的後院進行打擊。

上面最後的一手需要再談一下。有一些被打敗的滿族革命者已經聚集在山東，正準備進行反攻。孫中山讚揚這一行動，任命一個領袖（藍天蔚）為滿洲都督，並協助他裝備一支力量可觀的部隊，其中包括四艘兵船。1月末，藍天蔚奉命北上在滿洲重新展開鬥爭。2月初他取得了一些小勝利，然後就處於僵持狀態。當清朝在2月12日宣佈退位時即行停火。

所以孫中山在他擔任中華民國臨時總統的短暫時期中並不是無所作為的。共和派雖然繼續堅持與袁世凱談判，而且從未全力對他進行軍事行動，但也不會甘心讓自己上當受騙。他們之中有許多人從一開始就需要袁世凱，如果他們後來確實情不自禁地去考驗自己對付袁世凱的實力，他們也不容許把這種考驗做得太過分。當袁世凱在快到1月底時接受了他們的條件，並在三個星期後滿洲人終於退位時，共和派就滿意地接受了他。

似乎可以這樣合理地作出結論：革命派已在推行各方面的事務，直到他們發現自己的力量有限為止。他們取得了過渡政府的領導權，進行了使袁世凱統治的國家和新共和國重新統一的談判。他們試圖謀求更大的權力，但暴露出他們缺少本錢。這時他們別無其他選擇，只有在這一方面碰碰運氣，即他們一直堅持創立的新共和制度也許會使他們在政治事務中起一定的作用。在1912和1913年，他們憑藉技能和勇氣爭取使民國能夠運轉。西式的民主制度馬上證明太洋化、太新型和太軟弱，難以負擔革命派託付的重任。當袁世凱這樣一個野心勃勃和無情的總統打算顛覆民國時，民國的捍衛者除了戰鬥外別無其他選擇。“二次革命 ”（這個時期是反袁）爆發於1913年。但它不費勁地被鎮壓了，從而標誌著中國革命第一階段的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