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變化和維新運動，1890—1898年

第16章　思想的變化和維新運動，1890—1898年

第01節 背景——西方衝擊的形勢

在中國，十九世紀九十年代開始了思想的風雲激蕩過程，這不僅產生了變法維新運動，也預示了一個社會文化變化的新時代的到來。誠然，這種激蕩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因於十九世紀後期中國文化傳統自身的發展。在儒教中，反對流行的漢學學風的反作用繼續在中國學者中存在，對佛教和古代非儒家的各種哲學思想的興趣也重新出現了。然而，所有這些發展都或多或少地是十九世紀初期已經開始的思想界變化的結果。而使這些本國固有的發展轉變成思想激蕩的原因，則是西方的擴張引起的變化。

這有兩個主要的方面。帝國主義侵略是顯而易見的一面，它表現為西方國家強加給中國的壓迫和剝削。另一個方面則是改造性質的，它表現為在與西方接觸時帶給中國的多種多樣的變化。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可以看到這兩個方面都有新的發展。

在1890年前的半個世紀中，中國不得不面對帝國主義的擴張，但到1890年帝國主義侵略進入了新的關鍵階段。在中國蒙受被日本擊敗的羞辱後不久，1895年初夏法國帶頭聲稱華南和西南為其“勢力範圍”，西方列強開始了“爭奪租借地”的狂潮。在這一爭奪的高潮中，德國占了膠州灣，俄國占了旅順口，這些行徑使中國面臨立即被分割的危險。一種前所未有的危機氣氛形成了，全國彌漫著被瓜分的恐懼。

這種情況是與西方對華的改造的影響（它自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起即已不斷地在起作用）的新發展同時出現的。在十九世紀後期，它的最明顯後果無疑是發生在主要通商口岸的社會經濟變化。首先，西方的擴張在那裏引起了持續的累積的經濟增長，結果，在那些和外部世界市場有密切關係的城市的經濟中產生了程度不同的“現代”部分。和這種經濟發展有關的是，社會發生了變化，產生了諸如買辦、工資勞動者和城市無產階級這樣一些新的集團。而且，由於各種西方制度的“示範影響”以及和外部世界交往的增長，社會變動的過程必然在本地居民中發生，它逐漸破壞了他們傳統的態度和信仰，同時提出了新的價值觀、新的希望和新的行動方式。

儘管有這樣地區性的變革，在整個十九世紀末期，經濟發展和社會變化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局限在通商口岸。在這些小而孤立的土地之外，中國傳統的社會經濟結構所受的影響甚少。中國的紳士照樣享有他們傳統的上流社會地位，仍是帝國中占支配地位的社會集團。簡言之，雖然西方的擴張在通商口岸創造了一種新社會，但卻不能把其改造的影響擴展到中國內地去。

然而，就西方文化對中國的衝擊來說，情況卻是不一樣的。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是轉捩點，當時西方的思想和價值觀念首次從通商口岸大規模地向外擴展，為九十年代中期在士紳文人中間發生的思想激蕩提供了決定性的推動力。為了理解這些重要變化的意義，我們必須放眼縱觀前此數十年內西方文化對中國的衝擊。

在1840年後的將近半個世紀以內西學的輸入是緩慢的，它對中國士大夫的影響是表面的，特別是和西方文化在十九世紀日本的迅速發展及其改造影響相比就更加明顯，這是重要的然而經常被忽略了的事實。這個世紀中葉以後，當西學在日本迅速成為全民族注意的中心之際，它在中國卻於數十年中被限制在通商口岸範圍之內和數量有限的辦理所謂“洋務”的官員（見第三章）之中。在1860年以後的數十年間，基督教傳教士向中國內地的滲透，就思想的交流而言，收效甚少；但事實上，這種滲透引起了社會文化的衝突，擴大了中國和西方之間心理上的隔閡。中國大多數的士大夫仍然生活在他們自己傳統的精神世界裏。

當人們回想起，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以前，士大夫所受的教育仍然面向科舉制度和面向成為該制度基礎的儒學時，那麼他們不接受西方文明就不足為奇了。西方長期未能對這樣一種重要的文化制度產生影響，這件事本身既深刻地反映了大多數中國士大夫思想上與外部世界隔絕的情況，而且也是造成這種情況的重要內在原因。

中國士大夫對西方文化的冷淡態度能從幾處看出來。1865年江南製造局建成後，它的譯局翻譯的出版物銷路是很有限的。據有人估計，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譯局賣出約13，000部譯著。中國公眾對讀物的冷淡態度和明治時代日本的情況形成鮮明的對比，在那裏，福澤諭吉的《西洋事情》自1866年出版後幾乎立即賣掉250，000冊（包括私印本）。這種冷淡態度還可以從清朝中央政府和各省在1861到1894年之間開設的現代學堂缺乏成績一事得到證明，這些學堂原本計畫提供西方語言、工藝知識、軍事訓練和軍事組織等方面的教育。但是，它們之中沒有一個發生過大的影響，這主要是因為中國的文人不願進這些學堂。

對這種思想上的隔絕狀態，再也沒有比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以前西學在書院課程中沒有地位的情況更能說明問題的了。這種狀況也和十九世紀後期的日本有明顯的區別。一個在1870年到日本一所普通學校從事教學的美國人，對於西學所佔有的顯著地位以及學校收集西方書籍的規模有深刻的印象。但如果他甚至在二十年後訪問一所典型的中國書院時，他也幾乎不能發現任何表明西方影響的證據。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後期，梁啟超曾在廣州兩所著名大書院學習過。無論在哪一個書院，他都未能發現西學的蹤影；課程中傳統的儒學仍占統治地位。這是廣州的情況，而廣州可能是西方影響比其他地區更深的通商口岸城市。雖然有關研究清季書院的專著甚少，但已有的材料可以證明，在1895年開始的教育改革以前，西學在書院的課程中總的說來是被禁止的。

更多的證據可以在一本教育書目中找到，此書是與張之洞同樣傑出的一位官僚學者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中葉出版的，在十九世紀後期很流行。它根本沒有提及西學。當我們翻閱一下這個時期受尊敬的儒學學者如朱次琦、陳澧、朱一新和王闓運等人的著作時，也會驚異地發現，他們的注意力幾乎全都集中在傳統的儒家學術上。所有這些記述在分散時可能不足以說明問題，但是加在一起就可以說明，在十九世紀的絕大部分時間裏，在西方化了的通商口岸和中國士大夫知識界之間存在著巨大的文化鴻溝。

然而，經過數十年時間，這個鴻溝由於西方思想的緩慢滲透而開始被填平了，結果使西方觀念和價值標準在十九世紀末在中國士大夫中間得到了廣泛的傳播。更重要的是，伴隨著西方思想的傳播而來的是士大夫對這種傳播的態度的重大變化。直到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以前，中國人對於西學僅有的一點興趣大部分集中在技術知識（“藝”）上。但在該世紀末，如果我們可以用當時流行的一本有關西學的中文文獻目錄來作判斷的話，那末，中國學者的注意力已轉向西方政治經驗和政治知識（“政”）以及西方宗教思想（“教”）等方面了。

士紳文人日益接受西方的知識和價值標準，這使西方思想從中國文化的週邊向其中心滲透。這種滲透引起了西方思想和本國思想傾向的大融合，最後產生了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思想的風雲激蕩。當然，這種激蕩之勢只有從普遍要求改變現狀的迫切願望的背景中才能理解，而這種願望都是由帝國主義不斷增長的侵略所激起的。但是1895年以後的民族危機氣氛只不過是一種觸媒劑，它促進的變化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初就開始了。

這類的發展之一是基督教傳教士們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的知識傳播活動。在1860到1900年之間，新教和天主教這兩種基督教教會的傳教活動很少成功。事實上，從中國士紳文人在十九世紀後期經常發生的反洋教事件中扮演領導角色這一點看，基督教教士在填補他們與中國社會精英之間的文化裂縫上似乎收效甚小。但是有些傳教士並非單純從事傳播基督教福音的宗教代表，他們也扮演費維愷恰切地稱之為“文化掮客”的角色，為受教育的中國人提供西方的非宗教思想和知識。在這非宗教的活動方面，他們主要依靠三種機構：學堂、民間團體和報紙。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後兩種機構作為他們的文化活動工具，是特別重要的。

在1887年這幾方面的工作進展很大，這一年建立了一個在中國人中間普遍稱它為廣學會的組織。雖則廣學會不完全是傳教士創辦的，但他們是創立該會的發起人。在促進該機構的活動方面傳教士提供了推動力，特別是在1891年精力旺盛的威爾士傳教士李提摩太擔任它的總幹事之後。在他有力的和富於想像力的領導下，這個組織不但大大擴展了自己的活動，而且採用了新的方法，首先致力於勸說中國的社會精英相信西方文化的價值。這種做法被證明很有成效，對中國的社會精英的影響程度是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大規模傳教活動在中國開始以來所未曾有過的。廣學會在中國政府官員和士大夫中的影響表現於兩個方面。首先，作為一個兼有知識和政治目標的自願聯合機構，廣學會提供了一種組織的樣板，對有意於改革的許多文人來說，它是很合心意的。其次，廣學會的知識影響體現在它的數量很大、內容多樣的論述西學和世界新近形勢的譯著中，其中包括如麥肯齊的《泰西新史攬要》和《中東戰紀本末》這樣一些很著名的作品。

在廣學會的出版物中，最流行的是《萬國公報》。這種月刊的前身是美國傳教士林樂知在1868年創辦的《教會新報》。1874年改稱《萬國公報》以後，這個雜誌不但變成傳播基督教信仰和西方非宗教知識的工具，而且成了社會批評和公共建議的論壇。《教會新報》以它的傾向性和版式在當時中國存在的報紙中獨樹一幟，因為那些報紙不是適合於通商口岸的商業界，就是適合於教會的通訊交流。《萬國公報》在1883年停刊，1889年由廣學會接辦時復刊。林樂知仍是它的主筆，雜誌仍然保持它原先的傾向性和版式，致力於用文言文介紹西學和有關世界事務的最新情況。它的發行額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迅速增加，高達四千份左右。作為文化掮客，基督教傳教士終於能夠使士林普遍受到他們的影響，其成績是他們直到1890年為止在傳教活動中從未能取得的。

《萬國公報》對於維新時期思想激蕩的貢獻，應由它對當時中國文人的影響的性質來加以估量。首先，使用報紙和雜誌作評論社會與討論公共事務的工具，無疑為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後期將要出現的、新型的社會政治性的中國報業樹立了榜樣。其次，《萬國公報》和廣學會的其他出版物對於激發新思想和新價值標準來說，也證明是一種強有力的酵素。當時的一份權威西學書目列入了許多廣學會出版物，特別把《萬國公報》作為新知識的源泉加以介紹。誠然，傳教士的思想影響並非自始至終都是明確的和直接的。因為在《萬國公報》和其他刊物提出關於公共事務的建議和開展社會評論時，傳教士通常都還沒有以任何公開的方式向中國的各種帝國制度提出挑戰。可是，他們在自己著作中介紹的社會政治消息和理想，經常隱含激進的東西，使有志於改革的中國讀者非常樂於引用和吸收。這樣，傳教士的出版物鼓動政治改革的理想多於提供政治改革的內容。

另一發展是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初一些有志改革的中國學者所出版的政治著作，他們當中最著名的是宋育仁、陳虯、湯震、鄭觀應、陳熾和何啟。他們的改革思想在許多方面和前此三十年的思想相比並無新意。他們對國家富強的關心以及他們關於行政和教育改革、關於商業和工業的思想，要末與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以來多少流行過的類似思想相呼應，要末就是這些思想的進一步發揮。即使是他們那些最大膽的，例如要求對科舉制度大加改革的建議，都早已在傳教士的著作中概乎言之了。

然而，在政治思想領域，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初期維新派的著作有其特色，他們和在此以前數十年中的那些人有肯定的區別。幾乎所有維新派思想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逐漸接受了西方的國民參政觀念。這在他們提倡的議會制以及他們中有些人所稱的“君民共主”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來；這些主張在十九世紀七十與八十年代的改良派思想中只是很膚淺地、含糊其詞地被提了出來，而現在卻成了頭等重要的問題。誠然，他們所設想的參政仍是有限的。宋育仁仍然模糊地設想以傳統的方式來擴大皇帝與官員之間的聯繫。湯震、陳熾和陳虯認為，“議院”成員應來自官員以及身為社會精英的士紳文人中間。鄭觀應，特別是何啟和胡禮垣，設想過一個有更廣泛的人們參加的議院。他們的參政思想仍然不是充分民主的，因為參政有地位和財產的限制；此外，皇帝在制定所有政策時仍然是擁有大權的。這些改良主義思想家之所以為參政劃定框框，是因為他們多少都持有一種認識，即中國並不具備完全實行民主的社會條件。

而且，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認為，在君主立憲下的參政，與其說是目的，不如說是一種手段，因為他們壓倒一切的關心之事是在倡狂的帝國主義時代如何能夠實現國家的富強。當他們研究西方國家強盛的秘密時，他們已不再象過去那樣著眼於技藝精巧和工商繁盛。此時他們發現，西方國家發展的關鍵主要在於它們消除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壁壘，從而取得了共同意志和集體行動的能力。據陳熾說，這種能力在西方的特殊發展應該歸功於無與倫比的議會制度，它能“合君民為一體，通上下為一心”。這樣，隨著這些早期改良主義者的出現，便開始形成了一種傾向，即把民主融化於民族主義之中，並把民主僅僅看成民族主義的一個組成部分；這種傾向在後來的近代中國知識份子中間變得十分明顯。

然而，並非所有要求改良的知識份子都是被這種把參政作為手段的觀念所左右的。例如，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後期其著作在通商口岸廣泛流行的何啟和胡禮垣，不但傾向于把民主看成是推動國家富強的手段，而且也就其內在的意義來看待它的價值。在他們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孟軻式的反對專制主義的道德說教已發展成為對民權統治作為施政普遍原則的讚揚。按照這種觀點，傳統的政治秩序之所以受譴責，不但是由於缺乏政治上的效率，而且還由於缺少道德方面的合法性。無論是以道德為理由，或是以政治為理由，重要的事實是，所有這些早期的改良主義者在不同程度上都願意看到對中國的政體朝著非正統的方向進行改組。

對於晚清的改良主義者來說，這種願望是一個重要新起點的標誌；在此以前改良主義的思想都是以以下兩個想法為依據的：一是假定傳統政體具有合法性；一是先假定只有在傳統政治體制內才能實現適當的改革。現在它的合法性受到了懷疑，那麼就要在另外的基礎上考慮組織政體的可能性了。用當時的話來說，西學不僅是技藝之學，而且也是政治學的知識源泉。

和他們對傳統國家制度的廣泛批評相比，這些改良者一般還沒有批評舊秩序的信仰-思想基礎（即儒學），這是很有趣的。事實上，他們中間有些人，如陳熾、陳虯，特別是宋育仁，不憚其煩地以保衛儒家和維護綱常名教的正當性為己任。如陳熾就認為，在中國，和一種有缺陷的政治制度結合在一起的是健全的道德思想體系。對於大多數改良派來說，他們的政治改良主義的激進性中隱藏著道德-思想方面的保守主義，因而使改良主義的激進程度有所緩和。

在這裏何啟和胡禮垣又可作為突出的例外。他們在香港寫作，何啟在那裏是一個兼有英國的法律和醫學學位的頭等公民，娶有英國妻子。許多改良主義者對西方立憲制度和議會制度的嚮往受到他們忠於儒學的感情的束縛，而何、胡二人卻不同，他們站在西方自由主義立場上對傳統的政體進行無情的攻擊，這反映了他們道德和思想意識方面的激進程度。在他們的出版於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後期的論戰著作中，他們不但批評了獨尊儒術的傾向，而且對整個儒家經書是否適合中國這個國家的實際需要也表示疑問。他們的激進觀點幾乎點名攻擊儒家，並且到了公開向神聖化了的儒家“三綱”學說進行挑戰的程度。“三綱”學說要求人們必須遵行權威主義，把它當作國和家的組織原則，這和他們所承認的平等信仰背道而馳，因此，它作為國家和社會的一個傳於後世的意識形態基礎，是必須予以摒棄的。顯然，按照他們的觀點，中國所背上的道德觀念體系的包袱是有缺陷的，正如它的政治制度、工藝文化也是有缺陷的一樣。

在所有這些方面對中國傳統的批評，意味著改良者感覺到，在中國所面臨的三個主要問題（即“藝”、“政”和“教”）上都需要向西方文明學習。西學價值概念的擴大，確實表示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只注重工商技藝的老路子，這種路子在自強運動的提倡者的西學觀點中曾經流行過一時。現在由於西學威望的提高，對西學和中國文化傳統之間的關係，不可避免地會產生新的看法了。

必須記住，正統理學的形而上學二元論世界觀認為，世界上每樣東西，無論生物或非生物，一律都是原則和物質的融合。後者從前者那裏接受它的本質特徵，而前者則以後者為其具體形式。因此，兩者被認為是不可分的。理學用不同的公式來表達這種本體論的二元論，其中通行的一對概念範疇是“道”與“器 ”，或是“體”與“用”。

在理學的理論體系中，雖則從邏輯上說道在器先，但這種優先地位並不包含具有較高價值之意。然而在十九世紀比較流行的論述中，道和器這對範疇有意無意地被賦予了價值的含意。有些中國學者在試圖說明西學而運用這對概念時就有這種情況。1860年以後，那些按照道與器這對概念來看待西學意義的人往往稱西學為器，中學為道。這樣，賦予西學的價值只是工具的價值，是第二位的，而傳統的儒學仍被視為高高在上，具有本質的和基本的價值。但到了現在，在承認西方政治理想和制度的價值的同時，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初期的某些改良派的著作中出現了強調器不能與道分離的明顯傾向。如果西學被發現有器的價值，其中必有道，因為在任何事物的器中必然有道。顯然，這種思想路線所暗示的傾向是，頌揚西方不但產生了工具的、第二位的價值，而且也產生了本質的和主要的價值。

儘管這些改良派思想家都認識到中國的主要政治制度需要改變，但是他們的共同政治理想並非任何協同一致的思想活動的結果。他們互不來往，卻不謀而合。雖則他們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初出版的著作有助於改變這十年間的學界氣氛，但是他們的影響加起來也遠遠比不上當時以康有為為其領袖的一群年輕廣州士子所發起的思想政治運動的影響。


第02節 康有為和新思想的風雲激蕩

康有為（1858—1927年）是一名廣州士子，他的書香門第出身在當時也是很不一般的。他出生在一個有理學傳統的士大夫家庭中，他想像自己應作一個聖人，因此早在童年時代就開始有一種道德使命的強烈意識。後來在青年時代，他的使命感在他老師朱次琦的深刻影響之下被賦予了一種增強了的社會傾向性；朱次琦是廣東的一位著名儒學家，他強調的是儒家學說中道德-政治這一主旨。

與此同時，康有為通過廣泛閱讀儒家之外的哲學和宗教著作，深受其他方面知識的影響。大乘佛教給他留下的印象特別強烈。大乘佛教的菩薩作為受難的救世主形象是和儒家聖哲的典型一致的，這使他的使命感和對社會的關心更為強烈，而大乘佛教的宗教教義加深了他的存在主義意識。

當康有為到香港和上海旅行並被西學吸引時，他的思想境界進一步開闊了。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初，他開始閱讀能找到的所有有關西方的書籍。在此期間，因為他住在廣州附近和香港，他自然強烈地感覺到了十九世紀中國再三遭受的西方國家的侵略。在1884年中法戰爭開始時，他正在廣州，親身體會到迫在眉睫的外國襲擊所造成的緊張和恐懼。對西方國家力量和好戰精神的直接感受，必然使他特別迫切地要求學習西學。他對西學的特殊興趣立即引導他去發現將促使他的思想發生變化的新的知識世界。

由此可見，到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初，康有為已經在家傳的理學之外受到多種知識的陶冶，即受到非儒家的中國古典哲學、大乘佛教和西方思想（基督教的和世俗的）的影響。到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這些影響開始具體化為支配他全部生活的兩個關注的中心，一是憑經驗產生的對新世界的渴望，在這個新世界裏，他到處看到的混亂、痛苦和不公正將為道德的和諧與心靈的愉快所代替。這種“普”渡眾生的宏願明顯是受到他所研究的儒家、道家、大乘佛教和基督教等宗教經典的影響，並促使他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斷斷續續地致力於形成有時混亂、有時矛盾，但卻始終是大膽而嚴肅的世界觀，用以瞭解展現在他面前的新世界的意義。

除了精神上普濟眾生的宏願之外，他還有一種由於中國民族危機的增長而產生的更加具體的關心。這從他對非宗教的西學，特別是對西方政府的形式所表現的強烈興趣中可以看出來；1886年他向當時駐廣州的總督張之洞上書，提議翻譯西方有關政治的書籍，這也反映了他的志趣。康有為的愛國心最終導致他採取大膽的政治行動。1888年秋末在北京應試時，他不顧朝廷禁止非官員的士子直接向朝廷上書的為時已久的規定，向皇帝呈遞一份轟動一時的條陳，請求“ 變成法”。除了這個大膽的請求之外，他對改革的具體方法的主意是含糊的和一般化的。但是在該條陳中，一種國家完整受到西方侵略威脅的強烈感覺是情見乎詞的。

從一開始，康有為就看到西方擴張的威脅不僅僅在社會政治方面，而且也在文化和宗教方面。除了民族危機之外，中國又因受西方基督教吞沒的威脅而陷入一場精神危機。因此，處於危險關頭的不僅是作為“國”的中國，而且還有作為“教”的儒家。為了對付西方擴張的挑戰，“保教”和“保國”同樣重要。這雙重目標終於構成了康有為改革綱領的核心，這綱領在他於1895年到1898年之間向光緒皇帝呈送的一系列條陳和政治著作中詳細地提了出來。

康有為政治綱領的目標是一系列制度改革，這些改革如果付諸實施的話，等於一場“來自上面的革命”。這個綱領的第一步是建立制度局，直接置於皇帝領導之下，由有志于變法維新的官員組成。這個局負有規劃和實施制度改革的責任。綱領的一個重要部分是建設現代的海軍和陸軍。為了這個目的，以考察弓、刀武藝為主的傳統武舉制應予廢除，並按照普魯士和日本軍事學校的模式來設立現代化的軍事學堂。這些軍事學堂應提供能成為新型常備軍核心的專業軍官，這種常備軍則準備取代當時清政府的無能的軍隊。

在康有為的政府改組綱領中，比軍事改革更為重要的是發展經濟的計畫和使財政合理化的措施。制度局下的十二個衙署中有一半是處理這兩方面的事務的。強調國家有責任促進工、商、農、礦和現代化運輸事業，是康有為的改革綱領中一個萬變不離其宗的主題。

這些改制的思想基礎是康有為所接受的尋求國家富強的政治理想。他向清廷推薦俄國的彼得革新和日本的明治維新作為中國的榜樣，這就最清楚不過地反映了他所致力的目標何在了。

康有為的另一部分改革建議是主張對文教制度進行果斷的革新。這些建議提出，中國政府應採取特殊措施以確定儒學為國教，用以抵制外來的信仰 ——特別是西方基督教——的輸入中國。在這方面康氏主張在政府中成立教部，負責建立和管理全國範圍內的孔廟，並以孔子誕生之年紀年，來取代傳統的王朝和年號計年之法。

按照康有為的意見，在進行這種信仰-意識形態的保衛戰的同時，應該在文化上加強對西方世俗知識和觀念的瞭解。後一個目標可以部分地由大規模翻譯日本有關西方的書籍來完成，部分地則用派留學生到國外學習西方知識的辦法來完成。但是，吸收西方文化最重要的步驟是實行果斷的教育改革，先從取消傳統的八股文和舊式武科這類傳統科舉考試制度中的重要科目做起，以專門的西學為基礎的考試來取而代之。康氏希望這些革新將最終廢除科舉制和建立全國性的學堂制度。

這種教育改革的部分目的無疑是為國家發展提供不可缺少的有文化的和有技術的公民。另一部分目的必須從康氏所接受的民治和立憲政府的西方理想中去尋找。康氏和其他早期的政治改革者都認為，君主立憲的一項重要職能是要增加政府之外的人民的參政機會，從而加強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聯繫。關於這一點，民主被稱頌為能達到民族團結和政治統一的有效工具。但是，康氏的立憲和議會政體的概念不僅僅被設想為功利主義的東西。他也把民主看成是將來所有人類社會必定會實現的政治理想。為了這個目的以及為了舉國人人富強的目的，受教育的公民是必不可少的。

就康有為的政治綱領而言，君主立憲和國家富強是他的兩個指導性理想。在他的兩個壓倒一切的目標——保國和保教——的後面，就隱藏著這兩個理想以及他對提倡儒教的關心。他的維新思想的依據是他對儒教所作的激進解釋的全面的思想體系，康有為之所以這樣解釋，主要是他與清代後期的一種主要思想流派——即今文學派——接觸的結果。在1890—1898年之間，他在一系列著作中寫出了他的動搖儒家學者精神世界基礎的解釋。

他對儒學思想所作激進解釋的第一部主要作品是《新學偽經考》，它出版於1891年。這本書企圖懷疑當時稱為漢學的考證學派；漢學自十七世紀以來就在儒家學者中很流行。康有為並非致力於這方面工作的第一人；從十八世紀後期以來，若干儒家學者已以各種校勘和訓詁的理由，試圖討論考證學是否配得上久受崇敬的漢學這一名稱。他們認為，“真正的”漢學不是考證學（後者的思想淵源可以追溯到東漢儒學中佔優勢的潮流，即古文學派）；而應是今文學派，即早在西漢流行的儒家思想形式。這樣，始於漢代而久已被人遺忘的知識領域的論爭，在清代後期又在儒家學者中間恢復了起來（見上卷第三章）。

康有為的一個挑起爭論的論點是在晚清今文學派學者——特別是當時該學派的一位學者廖平——所奠定的基礎上提出來的，這個論點的內容是，考證學（儒家的古文學派）的知識源泉，都可以通過文字校勘來證明它是偽造的；因此，真正的漢學——即可信的儒家學說——是今文學派所獨有的。

康有為的目的是要力斥漢學之非，因為它對社會道德的冷淡態度可悲地偏離了孔子教導的本意；更重要的是，他要重新肯定關心政治和政制改革是儒家的主要宗旨，他相信這就是今文注疏的精髓。1898年，他在他的維新思想的第二本主要著作《孔子改制考》中提出了這一解釋。

按照康有為的觀點，孔子尤其是一位偉大的革新者，他不但是儒教的先知般的創立者，而且也是建制之“王”。依據今文學派一些神秘的說法，他認為孔子在死前不久受天之命，要為即將到來的新王朝設計新制。用康氏的話說，孔子是一位“聖王”或“素王”，是以改制為務的。但是，在康氏的圖式中，改制意味著什麼呢？在今文學派原來的文獻中，“改制”是一個廣泛而含糊的概念，帶有宗教神秘色彩，它更多地是暗示禮儀的改變，而不是現代意義的制度革新。但是，康有為的“改制”理想卻有改變制度的全部現代涵義，就象在他的改革綱領中所清楚地反映的那樣。通過他對儒教教義的解釋，他設法為自己改革傳統中國政體的基礎尋求文化上的支持。

在康有為看來，改制不但可取，事實上也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他把歷史的變化看做直線的進步。這種觀念表現在他對孔子的描繪中，因為他把孔子描繪成救世主式的、有遠見的“聖王”，這位“聖王”認為歷史是通過若干特定的階段向理想的未來作直線的發展。儘管康有為的直線歷史觀顯然主要來自他所讀過的西方思想的著作，但他是根據今文學派的三世說來闡述這個道理的。按照他對這一種學說的解釋，孔子認為人類歷史不可抗拒地從據亂世通過升平世發展到最後的太平世，或如他以後在另一圖式中提出的那樣，經過小康世到達大同世。每一世都有與它相當的政治制度：據亂世為專制君主制，升平世為君主立憲制，太平世為共和政體制。隨著歷史通過三世向前發展，改制是不可避免的。簡而言之，制度的變化是歷史進程中固有的現象。

康有為把歷史看成經過各特定階段向前直線發展的進程，他的這一概念也包含了歷史進程最後將在理想的大同社會趨於完成的信念。他思想中的這種千年至福世界的理想，是他自青年時代即已專注的普救眾生的宏願的反映。從“大同”理想中的明確表達看來，這一宏願發自兩個方面，一是追求理想的人類共同體的強烈道德感，一是對於他認為的人類社會到處都充滿的苦難所引起的深刻而自覺的反抗精神。結果就使他產生幻想：在道德高尚的共同體中，苦難將消失，幸福無處不在。按照康有為的觀點，人類的苦難雖然形形色色，但都出於一源，即來自人們根深蒂固的自私心，和隨之而來的自己高於他人的習性。因為有了這些習性，社會到處出現了不平等現象，這種種不平等束縛著人們生活的各個方面。在他所描述的未來普遍幸福的人類共同體中，康有為強調消除社會的不平等和任何歧視。這種激進的社會平等思想將涉及廢除幾乎全部現存的人類制度，包括國家、私有財產和家庭。在這個意義上，康有為的烏托邦“大同世界”充滿著激進的平等主義和普濟眾生的思想。這表明康氏的世界觀是揉合了諸家之說的。

所謂“大同”，是康有為從儒家的烏托邦思想推導出來的。內容上它很象儒家的“仁”的理想，因為這二者都象徵著對人人具有高尚道德的完整的共同體的渴望。然而康氏對社會道德的激進主義超越了儒家所能接受的限度。例如，家庭在儒家思想中佔有中心地位，所以仁的最終實現將導致產生道德共同體，但這種共同體只是家庭的擴大，而不是超越於家庭之上的。大同理想甚至含有超越象家庭這樣的主要社會機體之意，由此可見，康有為的社會烏托邦理想吸收的大乘佛教、基督教和墨家學說的思想，至少與吸收的儒家思想一樣多。

康有為的這種世界上人人具有高尚道德的烏托邦理想，雖然已為他的門人和親密合作者所知，但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並未公開發表。而且，在他的歷史發展觀點的體系中，這種人人幸福的理想只是與遙遠的將來有關。這樣，他的壓倒一切的目標仍是一個富強的國家。他的思想體系中起作用的部分仍是他對儒家的激進解釋，其核心是有關改制的思想。簡言之，雖則康有為把實現普遍幸福的共同體作為他最終的目標，因此不能把他視為民族主義者，但他的思想明顯地包括了民族主義這一大因素。

總之，他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公諸於世的那部分思想對士大夫有重大的影響。他的思想中包括一整套西方的政治價值觀，這是康有為與其他同時代維新派思想家全都具有的，所不同的是康氏用一種思想體系來闡明這些價值：這個體系不但把它們納入對儒家總的解釋之中，而且將它們和清末國內的重要思潮聯繫在一起。由於康有為以人們熟悉的傳統形式提出問題，因而西方的政治價值觀發揮的號召力比以往用其他形式所發揮的要大得多。儘管他對儒家思想的激進解釋使他的許多同時代人感到憤慨，新思想仍取得了不可忽視的影響。雖然許多中國士大夫仍然討厭西學，但他們不能對它置之不理。由於康有為的思想吸引了大批中國文人官僚對西方思想的注意，西方思想為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學風的改變提供了有力的刺激。

康有為的維新思想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都有著重大的意義。政治上，它要求改制，這意味著懷疑政府的政治效率。更重要的是，他主張的民眾統治、參政和立憲政府等西方政治觀念都和其他政治維新派多少有相通的地方，這樣就一起向傳統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戰。隨著這些新政治價值觀對公眾意識的影響日益擴大，中國不但面臨著行政管理崩潰的現實，而且開始了以辛亥革命為結果的政治瓦解的進程。

思想上的意義也同樣重要，這是康氏對儒家進行激進解釋的結果。誠然，儒家在其漫長的發展過程中曾有過各種不同的解釋，但對儒家基本的社會 -政治價值觀和信仰，卻是很少被准許各抒己見的。康氏已經使人對這些主要的價值觀和信仰產生疑問，這一事實即意味著作為中國信仰核心的儒家正日趨衰微。當康有為在改變長期被公認的孔子形象和孔子學說的價值觀的內核方面走得如此之遠時，其含意就更加嚴重了。任何讀過康有為的富於煽動性解釋的人必然產生一個感到煩惱的問題：儒家的本來面目和特徵何在？這個問題的出現預示著這樣一種後果：使儒家學說從一直是無可懷疑的信仰中心，變成了其基本特徵是可疑的和有爭論的一種思想體系。對於許多人來說，這個問題的出現必然是一大震動。它衝擊著中國士大夫的精神世界，用梁啟超的話來說，就象火山爆發和地震一樣。


第03節 維新運動

康有為發表他的維新思想體系無疑對思想界的變化是一種強有力的刺激。當他以此激起和組織一場維新運動時，衝擊就更大了。這個運動的基礎在康有為于廣州創立私塾長興學舍（他在那裏教著一小批勤奮好學之士）時就已奠定。它的課程已有所革新，不過仍維持著儒家的格式，儘管如此，它實際上已與當時的儒塾背道而馳了。課程中基本上包括康氏對儒家學說的激進解釋，著重研究大乘佛教教義、中國的非儒家思潮和西學；其主要目的之一是向學生灌注康氏的政治意識和維新理想。因此，這些學生中有許多人後來都致力於政治活動，就不足為奇了。其中，梁啟超成了康有為在改制運動中的主要助手。

儘管康有為在1888年已上書朝廷倡言變法，但是他推動變革的活動直到1895年才以持久的大規模運動的形式出現。他重新開展這一運動的直接原因是中國在中日戰爭中的敗北，此事對公眾意識所產生的刺激比以往任何一次對外戰爭的失敗都要大。首先，這場災難使中國遭受的物質損失比以往的挫折都要大得多。除了被迫開放更多的通商口岸和支付令人吃驚的賠款之外，它還喪失了對最後的重要屬國朝鮮的宗主權，而且向日本割讓了自己的大片領土——臺灣和遼東半島。這樣巨大的犧牲出現在二十餘年大聲疾呼的“自強”改革之後，似乎是特別令人震驚和感到不吉利的。最後，由於中國歷來輕視日本，把它看成在文化和力量上都不如自己的落後國家，所以，深深的喪師辱國之感特別具有辛辣意味。

在1895年春天，康有為及其弟子梁啟超同到北京參加會試。當中國被迫於這一年4月和日本在下關簽訂屈辱的和約時，康有為立即抓住這個機會鼓動和他一起應試的士子堅決反對和約，並向朝廷請願要求變法維新。結果引起了一場戲劇性的反對和約的請願。一千三百名士子簽署了由康有為起草的激動人心的奏摺，敦促朝廷拒絕和約，著手改革。所有這些主張和請願都沒有受到理睬。然而公眾關心國事的氣氛已經造成，從而激勵著康氏進一步開展他的運動。

這次維新運動比起康有為在1888年單獨首先發動的那一次，範圍要大得多。在那時，他的努力沒有超出向皇帝上書言事和向朝廷大臣遊說的範圍。而這時康有為繼續進行新的嘗試，即在1895年初夏繼驚人的群眾請願之後，又向朝廷提出兩個大膽的變法請求，企圖從上面首先開展改革。與此同時，康有為和他的追隨者作出一個重要的戰略決策：他們在向朝廷請願的同時努力爭取來自下面的支持。這些嘗試的基礎是維新派長期夢寐以求的目標：在中國建立立憲政府和國民參政制度。為了達到這些目的，單純上面的改革是遠遠不夠的，必須輔之以“開民智”。

為了促進這個運動，康有為和他的合作者創立了新的組織和新的宣傳工具。最重要的組織是學會，它起兩個重要的作用。首先，它執行促進思想一致和組織團結的最重要的一體化功能，沒有這些，要形成一個現代國家是不可能的。其次，它的更特殊的任務是教育和動員文人士紳。康有為及其朋友雖然希望看到 “開民智”的良好形勢，但他們也同樣地知道中國民眾普遍缺乏教育，還沒有為承擔這樣一種任務作好準備。在普遍教育和群眾啟蒙實現以前，許多地方有賴於中國社會“中產階級”——有功名的紳士——的領導。一方面，這個階級構成地方上的社會精英力量，比人民群眾受過較好的教育，能力也較強。另一方面，和官僚們比較，紳士更適合於領導民眾，因為他們的社會地位比較接近民眾，與民眾的關係也較密切。由此可以看出紳士在中國社會中的特殊重要性，正如梁啟超所說，紳士“ 以其於民之情形熟悉，可以通上下之氣”。

但不幸的是，紳士們還沒有作好扮演中間人角色的準備，也沒有作好充當廣大群眾的啟蒙領導的準備，因為他們既沒有政治動力，又不省察國內外大勢。而且，就他們的教養而言，他們很少有公民精神和組織才能。為了克服這些缺陷，年青的維新派把學會看作對他們進行教育和動員的最有效的工具。

這些學會是根據地區和專門化知識這兩個原則組織起來的。它們首先在北京和上海開始創立，接著在各省、府、縣、鎮成立分會。同時，為了用新知識教育官、紳人士，各種專業學科的學會紛紛成立，遍及全國。維新派期望用這種方法組成全國範圍的學會網，以促進“民智”。

康梁集團用來推進運動的另一個新手段是報紙，他們認識到了這是在民眾中間傳播新知識、新觀念以及促進思想一致的有力工具。雖然康有為向朝廷籲請變法的努力歸於失敗，但他不顧官方的壓迫和社會的阻撓，利用學會和報紙來推進“開民智”的工作，這一努力是近代中國社會和文化發展的里程碑。

康有為在組織學會方面的第一次嘗試是1895年8月在北京建立強學會。儘管康有為是該會背後的動力，但當時中央政府一位地位不高的官員陳熾卻被推為正式負責人。起先，學會辦得很成功，不但將首都許多有志改革的學者官僚集合在一起，而且有一些西方人士參加，如英國公使歐格納，傳教士李提摩太和李佳白。更重要的是，它的會員名冊中包括一些清朝政府中的高級官員，其中有張之洞、王文韶和劉坤一等幾位總督，有翁同龢、孫家鼐和李鴻章等幾位朝廷命官。許多捐款使學會的財政也很充裕，會員們每十天定期集會一次，聽取有關時事的公開講演。

梁啟超被委任為書記員。當日報《中外公報》由學會主辦出版時，梁啟超和麥孟華（康有為的另一個學生）成為該報編輯。該報通常只有一篇由梁啟超或麥孟華撰寫的時事述評文章，但偶爾也轉載一些廣學會出版物中的作品。為了促進它在北京的學者官僚中間的傳播，採取了免費和京報一起分送的辦法。最盛時它在北京發行三千份。

在此期間，康有為認為上海是“南北之匯，為士大夫所走集”，便於1895年秋天在當地成立強學會分會。分會從當時在南京代理總督職務的張之洞那裏接受許多經費，經辦自己的報紙《強學報》，和《中外公報》一樣免費散發。這樣，在多事的1895年春天以後的幾個月裏，在學者官僚中間出現了若干新的和重要的動盪，它們不但喚起普遍的民族危機感，而且將這種危機感納入要求變法的直接的和協調的運動中去。

然而，這些組織的努力立即遇到了政府方面的壓制。張之洞撤回了他對上海分會的財政支持，而且封閉了報紙，因為報紙用孔子生辰紀年而不用清朝年號紀年而觸怒了省當局。顯而易見，張之洞從這件事中看出了它對清朝不忠的不祥傾向。同時，北京的學會也受到政府的打擊，儘管它在上層得到相當大的支持。1896年2月，一位禦史指控強學會非法組織了一個團體，這個團體可能會在士子中間助長無節制地討論政治和公開批評時政的危險舉動。這次彈劾一經提出，不可能不為朝廷所注意。自1862年以來，清朝的既定政策就已經是禁止私人針對政府的政策提出建議和請願，以及禁止私人結社。政府按照禦史的指控取締了該學會，從而使它建立僅僅五個月就關了門。

雖然解散強學會和取締北京、上海兩地主張變法的報紙之事對於正在成長中的維新運動是一個挫折，但是新的機會立即又在別處出現了。在 1896年春天，緊接著上海分會被封閉之後，它剩餘的經費和另外的私人資金被用來創辦一份報紙。汪康年任經理，梁啟超被邀請任主筆。這就是著名的《時務報》的開端，它於1896年8月起在上海發行。第二年春天，在澳門創辦了一份附屬報紙。該報開始時稱為《廣時務報》，後來改名《知新報》。這兩份報紙使變法運動在長江下游流域和東南沿海地區保持著生氣。

《時務報》的精華是梁啟超寫的文章。他是康有為的忠實弟子，因此，他的許多寫作不用說是受到康有為的強烈影響的。然而，細心地閱讀就可以發現，梁啟超的作品並不是簡單地宣傳康有為的思想，而是有所發展，使民族主義和民主化在變法綱領中更為集中突出。

象康有為和當時其他有志于變法的學者們一樣，梁啟超強烈地反對自強運動中的技術決定論。由於學習了日本明治維新的經驗，他堅定地認為，為了使中國復興，政治的改革比西方技術的輸入更為重要。如果政治改革成功，軍事和技術的革新將自然而然地會實現，而沒有政治變革伴同的單純的技術革新，其結果只是浪費精力，這在自強運動中已經充分證明了。換句話說，梁啟超的變法綱領斷言，政治改革與技術革新相比，應占首要地位。

梁啟超堅持，中國政治改革的關鍵是徹底改革教育制度。從根本上說，這包括廢除科舉制度和建立全國的學校系統。這種新途徑的首要目的是在民眾中間普及識字和有用的知識，而同樣重要的是，也要提供以中國文化傳統和西方政治理想及經驗這兩方面的知識為基礎的政治教育。梁啟超希望，從這些新學堂裏將會產生有知識的和有政治覺悟的公民。

梁啟超的教育方法的核心是兩個主要的概念，即變和群。在康有為的歷史哲學和當時傳入中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影響之下，梁啟超首先設想變應分階段發展。然而在梁氏的思想中，這種變是由一種新的政治意識——即被歸納為群這一多種意義的概念——所支配的。這個名詞表示需要在士大夫中間建立聯合，以便動員和組織他們開展社會和政治的活動。意義深遠的是，除了聯合的理想之外，群還包含著深刻地貶低中國傳統政治制度價值的某些更廣泛的政治理想。根據梁氏的意見，古代君主制主要適合於維護統治王朝的政體，因此經常是純粹壓迫人的。這樣一種壓迫人的制度，在帝國主義侵略和國際競爭的現代世界中，是不能維持中國生存的。首先，它將妨礙在民眾中間產生力量和朝氣，而集體的活力對於國家的生存和發展來說又是必不可少的。其次，壓迫人的君主制阻礙人們的交往：不但阻礙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交往，而且也阻礙社會的不同方面之間的交往。缺乏這種交往，傳統的中國社會就象缺乏民族生氣那樣缺乏民族團結。

隱藏在這種對傳統政治秩序的指控下面的思想，顯然是一種新的政治共同體概念，它受到民族主義和達爾文派關於世界為無情的國際競爭和鬥爭所支配之說的強烈影響。在這個時期梁啟超從來沒有明確將這個概念和民族主義等同起來。事實上，作為康有為的親密追隨者，他仍然聲言信仰康氏的普濟眾生的理想。然而潛藏在他的政論作品表面之下的，正是民族主義的思想。

但是，民族主義在梁啟超的新政治共同體夢想中雖屬重要，卻非唯一的決定因素，因為一方面他對傳統政治秩序作了實用主義的估價，一方面他又關心道德上的合法性。傳統的王權制度不但在政治上是無能的，它在道德上也應受譴責。梁啟超把國家看作應該屬於共同體全體成員的一個共同實體，即不但屬於統治者，而且也應屬於被統治者。因此這個共同體應該是它的全體成員的利益和願望的綜合。民眾由某一個統治者或統治家族來加以統治，這就是道德上自私的醜惡表現，因此其結果只能使共同體蛻化變質。這種新的共同體的概念表明要在道德上信奉類似盧梭的民權和公意的理想。簡單地說，梁氏把新的政治共同體看作政治變法的最終目的，其中不僅有活力和團結，而且也體現了民主主義。

梁啟超的變法主張集中到這種新的政治共同體理想上，其最終目的在於使中國的傳統政治秩序發生根本的變化。這些激進觀念的傳播立即使政治變法論成為風起雲湧中的思想激蕩的焦點。當這種風雲激蕩擴展開來時，變法運動逐漸失去了它開始時在康有為單獨領導下那種明確的一元性。確實，康有為的變法綱領和思想體系仍然代表運動中最公開和最明顯的部分。然而，在運動下面的其他思潮則和康有為的思想大不相同。這樣，維新變法作為思想運動看起來可能最象一種帶有各種顏色的光譜。在較溫和的一端往往可以發現在陳寶箴和黃遵憲等士大夫所代表的思想類型，他們也同意康有為的需要改制的主張，但是未必同意他對儒家學說所作的激進解釋。在這個溫和派別中，某些思想狀況本質上和自強運動提倡者張之洞及李鴻章等人的態度基本上並無二致。可是，在比較激進的一派，其觀點和同時代的革命運動很難區別，某些方面甚至更加激進。在這種背景下，有兩個人物應該特別受到注意，因為他們在圍繞著變法運動發展起來的日益擴展和日益複雜的思想激蕩中扮演著領袖群倫的角色。

其一是嚴複，他在青年時代曾在英國留學兩年，因此屬於不但懂得西方語言而且也直接觀察過西方的少數中國人之列。在1895—1898年間，他在天津報紙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表達他自己關於中國民族危機和需要改革的觀點。1897年，他是傳播新知識和發表維新觀點的天津一家新型報紙《國聞報》（它很快成為華北的最重要報紙）和週刊《國聞彙編》的創辦人之一。在那些年，他還開始了他的翻譯事業，完成了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的譯注，此書取名為《天演論》。嚴複的著作和翻譯立即對讀者發生了重要的影響。他的《天演論》在1898年出版後取得了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效果，甚至在出版以前已有影響，因為康有為和梁啟超讀過原稿，在它出版以前已經對嚴複佩服得五體投地。

按照當時的標準，嚴複的政治態度是非常溫和的，因為他提出的僅僅是漸進的制度改革和政治革新。但是，這是和預期未來中國文化將經歷一場徹底的改造這樣一種思想上的激進態度聯繫在一起的。他在政治上的漸進主義和在思想上的激進主義二者都產生於他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基本觀點，而這主要是他研究斯賓塞哲學的成績。

斯賓塞的思想認為，進化必然是緩慢的和累積的，不能飛躍地前進，這使嚴複不相信任何激烈變化的奇跡。實際上，這是說，在中國人民作好準備以前，不應進行制度改革；為了在體質、知識和道德上改造他們，需要漫長的教育過程。嚴複的目標也同樣是在將來徹底改變價值觀。

嚴複的文化激進主義發端於他對國家的熱切關注，即如何實現共同富強從而使中國能夠在一個猖獗的帝國主義世界上生存下去。嚴複那種以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思想體系表達出來的對集體的關注使他相信，集體富強只能求之於一種截然不同的西方的天地之學。這種天地之學把天地描繪成為質和力所會之寶，它處於從“始于一氣”向“演成萬物”的持久進化過程之中。整個宇宙如此，人類世界也如此，在人類世界中，活力產生于生存競爭，進化由生存競爭推動。在這個意義上說，生存競爭在人類之間不但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地球的資源有限，生命卻大量增加；而且它作為動力和發展的源泉，對於世界來說也是一種幸事。

對現實的這種看法鼓舞和吸引了嚴複，因為它突出了他所重視的關於鬥爭、活力和進展的思想。達爾文主義的這些基本的價值觀和世界觀也使他嚮往西方的自由理想。在嚴複看來，現代西方奇跡般的成就在於，在西方，個人的力量不但得到解放，而且還能被融合而產生集體的活力。現代西方的社會精神是公眾精神和原始力的獨特而和諧的結合。根據嚴複對西方思想的研究和他對英國的觀察，這種結合只能在自由社會和民主制度的環境中產生。他對自由和民主的信仰是他所接受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集體活力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因此，就世界觀和基本的價值觀而言，嚴複是一個西方文明的十足的崇拜者：這導致他對中國的傳統進行無情的批判。在他看到集體力量充溢現代西方的同時，他在中國傳統中只看到活力和公益心的萎縮。他在把中國與現代西方進行對比後著重指出，中國是軟弱的，因為過去中國的聖賢在培養民眾的力量和能力方面做得很少，而歷代王朝統治者的所作所為，卻都是在壓制他們的力量和能力。因此，他幾乎是全面地、徹底地駁斥當時思想界唯中國之法是舉的傾向，不但攻擊科舉制度的機械死板的要求，而且籠統地把當時全部儒家學派都視為思想的廢物而不屑一顧，這就不足為奇了。醫治中國的弊病只能利用西方的思想和價值觀。

另一個有影響的人物是年青的湖南學者譚嗣同，他屬於迥然不同的另一種知識份子類型。作為高級政府官員之子和中國士大夫的一個成員，譚嗣同深受儒家教育。後來，在他成年的初期，通過對知識的探索，他受到西學、基督教和大乘佛教的影響，同時他也受到在十九世紀末年重又流行起來的古代非儒家哲學 ——特別是墨家學說——的影響。這些多樣化的思想影響使他形成了一種折衷主義的觀點，1896—1897年，他將這一觀點正式寫在一本有煽動性的小冊子《仁學》中。雖則這本小冊子直到二十世紀初才出版，但其內容在出版前已為他的親密朋友所熟知，包括梁啟超在內。

《仁學》的核心是渴望在地球上出現一個大同社會。這樣一種社會將充滿生氣和活力，不斷向更美好的未來發展。它也是以激進的平等主義和自由地表達感情為特徵的道德高尚的共同體。這種烏托邦幻想既來自宗教的普濟眾生主義以及大乘佛教、理學、基督教和墨家的道德理想主義，也來自現代西方工商社會的生氣勃勃的時代精神。然而，在《仁學》中明顯地沒有流露出民族主義意識，而這在譚嗣同的許多同時代人思想中已開始成為突出的特徵。

從對世界的這樣一種幻想出發，譚嗣同發表了對中國傳統的過激的批評。他象嚴複一樣攻擊傳統的君主制，將它描述為一種最黑暗的專制主義，壓抑人類的能力和感情。但和嚴複對傳統制度的攻擊範圍僅限於政治秩序不同，譚氏的抨擊還擴大到傳統中國的主要社會制度——家庭。這從他對傳統的道德和社會秩序的核心（儒家的三綱教義）的毫無保留的詰責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人類全部關係中最神聖的是君臣、父子和夫妻。三者都是以一方絕對統治的權威原則為基礎的。譚嗣同認為，父子、夫妻這兩種家庭關係和君臣這種政治關係一樣，都是腐敗的和壓制性的。在譚嗣同看來，這三者構成了單一的乖張和壓迫的秩序，在它的下面，傳統的世界只能日就枯萎和墮落。

為了在地球上建立一個能生存的人類共同體，譚嗣同呼籲沖決三綱這一令人窒息的羅網，進而消滅中國的整個傳統社會政治秩序。和康有為或嚴複不同，譚並未提出有步驟的改革綱領，他的《仁學》也未指出如何用具體而明確的步驟去實現他的幻想。可是，在這整本小冊子中他都用熱情洋溢的語言鮮明地表達了完全否定和徹底解放這兩個如影隨形的主題。在這些語言中產生了一種革命的朦朧概念。

從上述情況我們已經看到，儘管變法維新運動中的思想激蕩之勢包含各種各樣很不相同的思想，但它主要是以一種激進的傾向為特徵，這種特徵反映了對兩個主要問題的關注。一個是對國家富強的廣泛要求。另一個是對宗教道德意義的探索，這主要表現在康有為和譚嗣同的思想中。激進思想是由對這兩方面的關注助長而成的，它打擊了傳統政治秩序的思想基礎。這樣，在1895年之後的數年中，思想衝突不但發生在激進的維新派與保守的士大夫之間，而且也發生在激進的與溫和的維新派之間，這就不足為奇了。1897年下半年，這種思想衝突終於在湖南趨於公開化。


第04節 湖南的維新運動

當1896年初康有為的運動在北京受到清朝的壓制以後，維新運動不得不將它的活動限制在上海和澳門從事思想宣傳，以取得公眾的支持。但與此同時，新的發展也在湖南進行，省府長沙立即成為維新運動的中心，這樣就使它有在省一級獲得成功的機會。

這時湖南的維新必須在十九世紀後半期中國國家和社會發生的兩大變化這一背景下來加以理解。第一大變化是督撫的權力增加了，這是十九世紀中葉的各種叛亂，以及這些省級官員們為了應付中國面臨的國際危機在自己轄區內各自在經濟技術發展和制度變革方面所作種種努力的結果。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初以後三十餘年中的這些革新努力，構成了所謂自強運動的大部分活動。

第二大變化是地方名流勢力的增加。庫恩已經說明了他們的力量在十九世紀中葉叛亂的年代中是如何通過組織地方自衛武裝而發展起來的。還有種種跡象表明，這種力量的增長也導致紳士們進一步插手非軍事的公共事務。在大多數場合下，這無非是他們的傳統公務活動在政府軟弱時期的擴張而已。但在某些省份，這也同在與西方接觸時因受到直接和間接的刺激而產生的商業化有關。這些本鄉本土的發展的綜合力量使紳士在他們出生的城鎮和本省的政治中起了更為重要的作用。

因而，十九世紀下半期，在各省官員勢力增長的同時，紳士的政治地位也提高了。兩者活動的結合，導致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湖南開始的一場維新運動。首光，湖南所幸的是從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初起相繼有兩位能幹的開明學者官僚在省內當政。1892至1895年吳大澂任巡撫期間已經開始在教育、經濟和軍事方面進行過若干革新。當陳寶箴在1895年末接任巡撫時，改革被有力地推向更大的規模。他在致力於促進省政改革時，得到了他的有遠見的兒子陳三立的幫助，後者在年青一代有志于維新的文人學士中間有許多朋友。陳寶箴還得到管理省政的兩名高級官員黃遵憲和江標的協助。

黃遵憲是一位廣東的學者-詩人和歷練的外交官，曾到日本、美國、英國和東南亞任過職。在長期的海外經歷中，他形成了強烈要求變法維新的傾向，並且成了外交事務（特別是日本事務）的權威。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他的《日本國志》和關於日本的歷史詩篇是中國文人瞭解明治維新情況的一個重要來源。從 1895年起，他積極從事改革政治的活動。他是康有為的強學會上海分會的會員。在上海分會被解散之後，他是贊助創辦《時務報》的少數人之一，梁啟超是該報主筆。1897年夏天起，他任湖南鹽法道，隨後並曾一度代理過按察使。他不僅僅是熱心於在這些職掌範圍內進行改革的鬥士，他對於外部世界的第一手知識，特別是他對明治時期日本興起的理解，也是1895年以後在湖南開始制度革新的靈感和思想的主要源泉之一。

江標在1895到1897年間任湖南學政。雖然他是通過正規考試進入官場的，但是他的一套思想觀點並不受傳統儒家學術的束縛。在經過會試之後，江標在北京同文館學習，後來訪問過日本。他在1895年參加北京的強學會，去湖南以後成為新學的一個積極發動者。

除了一個有志于維新的省署之外，湖南還是在湖廣總督張之洞的治下；張之洞是技藝和制度革新的強有力的和堅定的發起者，對於維新運動的重要方面如報紙、學會等，他都給予有力的支持；同樣重要的是，這時省內許多有影響的紳士領袖對維新有著熱情。他們不僅對政府的改革努力給以熱烈的支持。事實上，他們在許多重要方面是採取主動行動的。因此，當1895年維新運動在湖南認真開始時，它是政府和省內名流的共同事業。鑒於十九世紀後期湖南是眾所周知的紳士保守主義的堡壘，湖南紳士提供的合作確實是值得注意的。甚至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初，還可以看到以湖南為基地的席捲長江流域的排外浪潮。晚至1892年在湖南建造電報線路的一次嘗試，在當地民眾中間引起了一場騷動。隨著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的流逝，變革之風顯然在湖南強烈地刮起來了。

從一開始，技藝和經濟的革新就是維新運動的一個引人注意的方面。在巡撫宣導下，長沙有了電燈，建成了碎石馬路。在省署設立了採礦局，一條連接長沙和漢口的電報線路也得以建立。比這些政府主辦的項目更為重要的，是著名的地方紳士自己創辦的企業。1895年後期，兩位紳士領袖王先謙和張祖同在巡撫鼓勵下建立了一個火柴廠。1896年，王先謙、熊希齡和省內其他紳士在本地普遍支持下，募資開闢一條旨在聯繫湖南湖北的輪船航線。在同一年冬天，王、熊二人從政府得到一筆貸款開設寶善成公司。他們甚至向巡撫申請建造一條經過湖南將漢口和廣州聯結起來的鐵路。

當隨後數年維新運動繼續在工商界鼓勵新的努力時，其他方面也在著手改革。首先，在長沙出現了組織鄉勇的活動，並將一座地方書院改為新型的軍事學堂，作為進一步軍事改革的基礎。然而，更為重要的是若干制度方面的革新，它們大部分是在黃遵憲指導下進行的。其中包括制訂一項專門的官員訓練計畫，以便授予他們專業技能和時事知識。訓練的目的是使政府官員能在省內的維新運動中起帶頭作用。黃遵憲也起草了若干旨在改進司法程式和監獄制度的新章程。黃氏的法律和行政改革的核心是建立保衛局，它模仿他在日本和西方國家看見過的警察局。附屬於保衛局的是一所新感化院，其目的不僅是處罰罪犯，而且也對地方社會的渣滓進行再教育。這兩種機構都被打算用來改進傳統的保甲制度，以便加強地方社會最基層的組織和秩序。然而，按照黃遵憲的計畫，保衛局不完全是一個政府組織，而又是一項共同事業，由政府官員和紳士名流雙方參加的管理機構來監督它的工作。

在湖南維新運動中最重要的和決定性的，是一系列文化教育的革新。在這方面帶頭的是學政江標。在學校課程方面他強調新的西學的價值，主張在西學與研究中國文化傳統方面保持平衡。為了執行這一政策，在府一級舉行的各種考試中，除了傳統的儒學題目之外，還要求加試世界時事的知識。這樣就使《萬國公報》、麥肯齊的《泰西新史攬要》譯本和廣學會的其他出版物成為應試士子的必讀書刊。

對新學的重視還導致江標在一所地方上的儒學堡壘——長沙的校經書院——進行修改課程的試驗。他推薦在課程內設地理學、數學和外語這三門新學科目，來補充理學課程中的兩門基本科目——經義和治事。

江標還提出創辦第一份湖南的報紙，在他贊助下該報在校經書院辦了起來。從1897年春天開始，每十天出版一次，名為《湘學新報》或《湘學報》，它後來發展成為宣傳維新運動和傳播新知識的主要的地區性工具。

江標在1897年秋天辭職。他所進行的教育革新基本上沒有越出自強運動的思想範圍，但是在他離職時，文化和教育的改革已經在朝比較激進的方向發展了。

在這方面第一個重要的發展是1897年秋天一所新式學校——時務學堂——的創立。該學堂是由紳士和省署共同發起的另一個專案。辦校的建議和基金來自紳士方面，而學堂的提調和會辦則由巡撫指派。這種新式學堂的出現顯然受到當地人民普遍的熱情關注，因為據說有多達四千名年青人來到長沙報名參加入學考試。結果第一年只有四十人被錄取入學。

雖然該校的格調企圖鮮明地擺脫傳統書院的影響，但它的課程基本上是被安排得四平八穩的。西學占突出地位，包括自然科學、歷史直至法律學和政治學，但同時又有大量儒家經書和中國傳統文化的課程。事實上，在宣佈該校入學考試的公告中，巡撫陳寶箴仍然強調中學為主是教育的指導原則。因此，在最初規劃時，該校仍然不過是另一個自強運動的事業。

然而，當選擇國學部分的教員時，學校開始表現出激進的性質。經過黃遵憲的又一次推薦，梁啟超被聘為總教習。其他三名廣州青年學者葉覺邁、韓文舉和歐榘甲被聘為梁氏的助理，他們全都是康有為的學生。梁啟超和他的助理們在1897年秋到達長沙。

那一年引人注意的事情是，在湖南又有一批思想上同情梁黨的人物嶄露頭角。該年春天，年青的湖南學者唐才常擔任《湘學報》主筆，他是西學和今文學派的熱情的學者。秋末，唐才常的密友譚嗣同從南京回來，也投身于維新運動。在梁啟超到達長沙在新辦學校擔任教職後，唐、譚協助他向學生講課。與此同時，著名的湖南今文學派學者皮錫瑞也從江西回來支持正在興起的維新運動。必須記住，這些人之雲集湖南，正是在康有為今文學的一位熱情擁護者徐仁鑄繼江標任學政之際。人文在湖南薈萃，必將使這裏的維新運動局面一新。

新局面是從梁啟超及其助手們在時務學堂講課開始的。為了符合他所強調的政學至上的觀點，梁氏的講課主要是依據西方的民權和平等這樣一些政治思想對儒家典籍《春秋》和《孟子》加以闡發。梁啟超不但通過講課，而且通過在要求學生定期交來的劄記上寫評語的辦法，試圖向學生灌輸這種政治激進主義。評語中的一個主旨是將中華帝國的政治傳統說成是道德淪喪和政治上巧取豪奪的可恥記錄。

梁啟超和他的同事們不但嘗試在校內學生中間宣傳這些激進的思想，而且通過秘密重印和散發數以千計的黃宗羲在十七世紀所寫的反對專制主義的《明夷待訪錄》一書的節本（有梁和他的友人們的評注），企圖向校外傳播這些思想。

梁啟超和他的同事們的政治激進主義還含有排滿種族主義的鮮明色彩。在他為學生劄記所寫的評語中，有時直言不諱地提到懸為嚴禁而不許涉及的事實，即在十七世紀征服中國過程中滿人犯下的可怕的屠殺暴行。而且，他和同事們還傳印和散發了成千本王秀楚的《揚州十日記》，這是據說有關滿人在揚州所犯暴行的驚人的、但禁止傳播的記述。就做這件事而言，維新派和同時代的革命派事實上很難加以區別，因為在二十世紀初革命派自己撰寫的革命小冊子出版以前若干年內，這種反滿記述和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也是被他們用來作為主要宣傳品的。

梁啟超的激進政治態度在一次大膽的上書中得到進一步的證實，緊接著1897年冬天德國佔領膠州之後他向巡撫陳寶箴提議，如果必要，湖南應宣佈脫離北京的中央政府而獨立。這個建議反映了梁啟超對清廷的憤慨，因為這個政府在面對威脅要瓜分中國的外國列強的侵略時，表現得愚昧無能。梁氏堅持，如果不能推動中央政府去實行變法維新，那麼，阻止外國列強征服中國的唯一途徑是效法日本德川後期薩摩和長州的榜樣，和中央政府分離。

梁氏引證日本的經驗不是偶然的。這反映出他來到湖南參加維新運動時念念不忘薩摩和長州的榜樣。在一篇發表於《湘報》的文章中，他公開鼓動湖南紳士應學習日本德川晚期的經驗。梁氏注意到，明治維新的成功，主要由於首先在薩摩、長州、土佐和肥前四處封建領地成功地實現了變革，然後推廣到日本其餘地方。由於中國有著廣闊的國土和長期存在的問題，這個經驗對它來說極有借鑒意義。梁氏強調說，按照日本的榜樣，首先應限制在數省範圍內實現變革，然後在全國推行。按照梁啟超的看法，湖南的環境在當時最適合這種地區性的維新。為了實現這個目的，湖南人甚至應考慮採取脫離中央政府的革命行動的可能性。梁氏顯然從日本的事例中得出教訓：地方自治可以用來為民族主義的目標服務。張這些革命思想的宣傳，立刻在這所新學堂中造成了有助於維新運動激進化的政治氣氛。當 1897年冬天南學會成立時，這種情況進一步發展。這時維新集團似乎已分成兩派：激進派與保守-溫和派。新學會的領袖們，除了少數省署中表示同情的官員之外，大多數是在較晚時期參加維新運動的那些年青的廣東和湖南的士大夫。引人注意的是，參加者名單中沒有那些迄今與維新運動中重大工藝革新有關的地方士大夫的名字，如王先謙和張祖同。因此，南學會不同于開明的地方官員與溫和的維新派紳士共同創辦的時務學堂，它從一開始就主要是維新派士大夫中的激進派在某些省級官員的支持下創立的。

根據這些激進的青年維新人士的設想，南學會在促進省內改革方面所起的作用應比時務學堂更為重要。他們之所以重視南學會，是因為他們認為，總的說來，學會的重要職能就是教育和組織紳士。簡言之，南學會被看作是在湖南和其他南方省分增進紳權的一個必需的工具。後一目的現在在激進維新派的政治綱領中佔據了主要位置。因為第一，紳權被看成逐步達到民眾參政和取得主權的必不可少的踏腳石。第二，鑒於紳士在中國社會中的領導作用，增進紳權也被視為使中國國家強盛的第一步。由於激進的維新派有這樣一種政治綱領，所以南學會必然在他們的議事日程上佔有最優先的地位。

賦予南學會的這些重要職能無疑說明了這時湖南士大夫建立學會為什麼會具有這樣高的熱情。當時在天津出版的《國聞報》于1898年夏初報導說，全省“講堂之場林立”。這可能是新聞報導的誇張，但是除了南學會之外，這些年能夠查明的學會至少有十三個之多。論規模，沒有一個可與南學會相比；最盛時它的會員可能超過一千二百人。

南學會雖然有大量會員，但更重要的是該會的組織方法和它打算活動的廣泛範圍。理論上它是一種個人自願聯合的組織，但因為政府參與了它的建立和活動，所以它具有半官方的性質。其重要標誌是它的會員享有政治特權。例如，如果覺得某些地方公共事務是正當和有用的，他們可以通過該會向巡撫和其他省內高級官員建議施行。而且，會員們在研究新問題時，能向政府要求查閱公共檔案。所有這些都表明，南學會與其說是私人組織，不如說是公共組織，即使不是政府的一個正式組成部分，也至少緊密地依附於政府。

該會的半官方性質及其活動表明，在參加者的心目中，它不僅僅是一個自願的組織。正如常在該會集會上講話的傑出演說家皮錫瑞在他的日記中所記的那樣，精心推敲的該會章程是想用來為地方紳士控制的省議會奠定基礎的。這種可能性由梁啟超在該會關閉後不久所作的評論中得到了證實，他說南學會“雖名為學會，實兼地方議會之規模”。事實上，梁啟超認為南學會是湖南全部維新運動的關鍵。王

除了起自治政府的預備性組織的作用外，南學會也從事諸如建立圖書館和辦日報《湘報》（1898年1月開始發行）等文化活動。《湘報》和《湘學報》一起，成了主要的媒介物，湖南維新運動的思想和活動就是通過它們公開宣傳的。唐才常、譚嗣同、易鼐和樊錐等激進派控制了這兩份報紙。特別是唐才常，他在兩報的編輯部中是舉足輕重的人物。

在思想觀點方面，唐才常和康有為、譚嗣同二人是接近的。象康有為那樣，他公開聲稱是今文學派的信徒，相信儒家的中心思想是歷史進步和制度變革的理想。雖則在表述思想上不如譚嗣同那樣有系統，他在對待中國傳統，特別是中國的政治秩序方面，和譚嗣同有許多共同的看法，持同樣的批判態度。他象譚嗣同一樣，譴責君主制是人類自私心理的最赤裸裸的表現，歡呼民主制應該是未來的秩序。正與康有為和譚嗣同的情況一樣，唐才常的道德的和政治的激進主義的思想基礎是兼收並蓄的，不但受各種傳統思想影響，而且也帶有西方的深刻烙印。唐才常由於有這種吸收各家之說的背景和激進的觀點，所以能和譚嗣同以及其他年青的湖南學者一起，把《湘學報》和《湘報》變成促使新思想萌發的肥沃園地。

隨著這些新的文化機構在1897年末和1898年初的出現，維新運動變得更加激進起來。這既使保守派，也使紳士-官員感到驚慌，雖然後者前此一直是許多維新計畫的強有力的支持者。結果是維新者的隊伍產生了分裂。溫和派此時和保守的紳士-官員合力攻擊激進派，並且試圖向他們潑冷水。分裂最後在1898年春天爆發成一場激烈的思想鬥爭。

由保守派和溫和派聯合發起的攻擊在夏初達到頂點，當時王先謙和省內紳士的其他領袖組織長沙三個書院的學生起草湘省學約。在學約中他們試圖提出共同的思想立場，來反對他們認為的當時正風靡全省的危險的異端。對於他們來說，中國文化的基本價值和信仰正處在危急關頭。為了保衛這些價值和信仰並反對日益猖獗的異端，他們認為自己正在遵循孟子和韓愈的受人尊敬的道統。正象孟子拒楊墨和韓愈辟佛老來保衛儒家那樣，他們現在決心要反對康梁集團的異端以保衛儒家。

按照這些湖南紳士的意見，這些異端中最主要的危險，總的來說是對中國政治傳統的公開批判，具體地說是對清政權的赤裸裸的攻擊。同樣使他們感到驚駭的是康有為對儒家思想的激進的解釋。湖南紳士們對所有這些情況的反應是強烈的。有些人進行全面的譴責；其他象葉德輝等人則逐點加以批駁。所有這些反應的特點就是情緒激昂，這和儒家傳統中進行學說之爭時一般所持的寬容態度截然不同。

這種不同不是偶然的。傳統的學說之爭之所以容易持寬容態度是基於這樣的事實：若干世紀以來在儒家學者中間的思想分歧通常是在共同信仰傳統的主要價值和制度的基礎上出現的。湖南的紳士發現，康梁集團的思想正在向他們的基本信念挑戰。首先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一口氣同時否認了理學正統和流行的漢學學派二者的正當性。況且在康氏的《孔子改制考》中，他進一步斷言，在儒家思想體制中改變君主政體這個神聖的政治制度，不僅是正當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為了進一步證實康有為的這些解釋隱含政治顛覆之意，湖南人指出，在康梁集團的書信和著作中普遍以孔子出生紀年來代替當時在位的清帝年號紀年。在大多數湖南士大夫看來，這等於是否認了清王朝的合法性。

更加令人驚駭的是，激進的維新派公開鼓吹西方的民權和平等理想。對於大多數紳士來說，宣傳這些理想，是對他們的價值觀和信仰的神聖核心 ——儒家三綱學說——的正面挑戰。三綱說有兩個明顯的性質：一是獨裁主義，因為三綱是無條件的統治；一是不可違抗性。正統的儒家世界觀認為，人類秩序是和宇宙秩序不可分地融合在一起的；因此，作為人類秩序核心的三綱被看作是宇宙秩序和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道所固有的。這種儒家宇宙觀的神話仍然支配著大多數中國士大夫的道德觀和社會思想。

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的新思想間接和直接地向這種學說挑戰。當西方的自然科學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傳入使越來越多的人接受自然主義世界觀時便出現了間接的挑戰。這就不可避免地逐步破壞了儒家所主張的人類社會秩序寓於宇宙秩序之中的宇宙觀的神話。一旦沒有這種神話的支持，三綱之說必然會喪失它的大部分傳統的神聖性和說服力。

新思想還直接破壞了三綱的道德合法性。譚嗣同的哲學坦率地攻擊三綱學說，但是他的《仁學》直到1900年後才出版，而且其影響只限於他的親密友人的有限範圍之內。正面對三綱學說的挑戰，只是在宣傳有關人權和社會平等的西方自由理想時才趨於公開的。

這些自由的理想和三綱學說的矛盾衝突是顯而易見的。當人權否定君臣之間的獨裁主義關係時，社會平等理想便和整個這個學說的獨裁主義要旨發生了衝突。因此，許多湖南士大夫斥責平等理想是對集團特權的倫理觀和上下隸屬原則的徹底否定，就不足為奇了，因為他們認為這兩者是古老的社會和道德秩序的中心。這種斥責在一個保守的湖南人曾廉寫給朋友的信中說得最為簡明扼要：“變夷之議，始於言技，繼之以言政，益之以言教，而君臣父子夫婦之綱，蕩然盡矣。君臣父子夫婦之綱廢，於是天下之人視其親長亦不啻水中之萍，泛然相值而已……悍然忘君臣父子之義，於是乎憂先起于蕭牆……而隸卒優倡儼然臨於簪纓巾卷之上。 ”

曾廉與他的許多同伴都認為，接受社會平等理想簡直是意味著顛倒了乾坤。儘管激進的維新之士從來沒有全面而公開地攻擊三綱學說，可是幾乎所有斥責新思想的湖南紳士都大聲疾呼反對這些理想，這也沒有什麼可以奇怪的。因為對於大多數紳士學者來說，已不是某個儒家價值觀或某個傳統制度處於危險之中的問題，而是危及全部道德和社會秩序的神聖核心的問題。對於他們來說，西方思想的傳入正在威脅著儒家思想體系與中國人之所以為中國人這二者的本質。

對於康梁新思想的理論上的攻擊並不是一個孤立的運動。當1898年春夏這種攻擊在湖南展開時，反對激進派的運動也在其他地方進行著。禦史們向朝廷提出彈章，揭發康有為的異端學說和變法活動，一個官僚學者王仁俊在上海的《實學報》上批駁康有為的變法思想。但是湖南之外最有力的反擊來自以張之洞為中心的一群著名的官僚學者。

1898年春，張之洞出版了他的《勸學篇》，他同意湖南紳士的基本論點，但是發揮得更加深刻。從春末到仲夏，此書在《湘學報》上分期刊載，給反對激進派的十字軍運動以有力的思想支持。

按照張之洞的觀點，康有為的思想可以用他提出的作為運動目標的三句口號來概括：保國、保教、保種。但是張之洞認為，把這些目標割裂開來作為獨立的目標，則是錯誤的。應該只有一個目標，即保國；達到這個目標，就自然而然地會達到其他兩個目標。

張之洞認為保種有賴於保國，其原因是很容易瞭解的；但是他為什麼認為保教可以歸結為保國，這就有必要探究一下他所使用的“國家”概念了。必須記住，張之洞所確定的保國思想，主要是為了反駁康有為的思想。在康有為的思想中，至少如在保國會的序言和指導章程中所反映的那樣，“國”很清楚地指包括中國版圖內全體人民的共同的實體。在梁啟超的政治著作中，特別是在他的“群”的思想中，“國”是在一個有明確界限的地理區域中全體人民的集合體，這一定義就表述得更為清楚了。然而，這種“國”的總概念在張之洞的政治思想中是沒有位置的，他把中國完全等同於具體的清王朝的皇室。保國，首先是要保清朝。因此在他論及忠時，他列舉清朝過去執行的十五項政策作為它的仁政的表現，以此強調清朝是人民效忠的當然物件。這些仁政使清朝有別於歐洲國家，也有別于包括漢唐在內的以前的中國王朝，所以它完全有理由要求人民效忠。張之洞的思想中有一種寓意，即象康梁那樣只泛講忠於中國而不具體地講應忠於清朝，這是本末倒置，是很危險的。

張之洞所謂的忠，歸根到底，仍然取決於他對儒家三綱學說的信仰。這種學說長期以來一直被尊為至高無上的儒學的核心，它與君主及家庭的制度緊密連結在一起。從這裏便可看出中國文化和政治傳統的顯著的特徵，即政教融為一體；用張之洞的話來說，就是“以君兼師”，或“政教相維”。從這一觀點出發，張之洞自然拒不承認保教可以脫離保國。康有為試圖在既定的政治體制之外提倡儒學，當然就會被他認為是異端行為。因為張之洞認為，且不談康有為解釋的儒教的主旨，他的那種保教的努力就有使宗教和國家相脫離從而破壞神聖的三綱學說的危險。

還因為張之洞批駁康有為關於保國的根本之途是變法的思想，這使得兩人的分歧更加深刻化了。表面上張之洞是變法的熱烈鼓吹者，並自認為是西政的崇拜者。在外表上他同意康梁關於學習西政應先於西藝的主張。但在事實上，張之洞理解的政與法有很不相同的涵義。他認為政在本質上意味著官僚的管理，而法是指政府的政策和管理章程。張氏的變法思想可以歸結為不過是進一步發展了自強運動和經世致用傳統的行政改革的主張而已。張之洞論點的前提是：從基本政治價值或制度的意義上來理解的“政”也是在神聖不可侵犯的三綱學說的範圍之內，所以它也是聖道的一部分。至於道，用著名的儒家格言來說，是“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

張之洞的這種信奉儒家的基本社會政治價值的思想，不但形成了他在政治變革中的態度，也決定了他對西方思想的總的態度。他曾經是西學的熱誠擁護者，他的《勸學篇》用大量篇幅論證西方知識的重要性。然而他的全部論證都是建立在“循序”的基礎上的，按照“循序”之說，研究西方知識不論多麼重要，都必須放在研習中學及其核心——經書——之下。因為中學之中含有傳統的道德和制度的指導原則，這些原則不僅使人能認識到中國作為國家與民族的特性和方向，而且也是人之所以為人所必須據以生活的真理。

因此，張之洞一方面鼓勵中國人對西學要“知通”，另一方面又力主他們把“知通”和對儒家學說的“知本”結合起來。這樣二者就能夠互相補充。這一認識便是張之洞的著名格言“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基礎。

在本質上，張之洞無非是重新肯定自強運動的思想地位，外表上則在激進派和保守派之間採取中間立場，因為他感到這兩者你死我活的鬥爭正在使國家分裂。但是他的中間立場事實上是反對激進派要更甚于反對保守派。因為他所持立場的目標，是不但在湖南，而且在中國的其他許多地方捍衛中國傳統的價值和制度，以反對勃興的激進派的猛烈攻擊。

因此，張之洞的《勸學篇》在湖南的思想辯論的氣氛中出版，這標誌著中國思想鬥爭新階段的開始。首先，鬥爭的中心原在自強運動的提倡者和保守派之間進行，現在轉到了前者和激進的維新派之間。其次，思想鬥爭過去往往採取在政府內部展開政策辯論的形式。但是現在新的辯論擴展到政府之外，普遍在士大夫中間如火如荼地進行。最後，在1890年以前的政策辯論，無論是在六十年代的恭親王與倭仁之間，還是在七十和八十年代的自強運動提倡者和清流黨之間，一般地是在所有參與者的基本價值觀一致的基礎上進行的。然而，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後期的論戰，就不再有這樣的一致性了。事實上，恰恰是對某些基本的價值觀產生了分歧。因此，維新時代的思想辯論在深度和廣度上標誌著與過去斷絕關係，並預示了1900年以後席捲中國的思想衝突。

在1898年春，湖南是政治風暴的中心。快到春末時，方興未艾的思想衝突最後發展成為政治鬥爭和社會衝突。許多湖南省紳士這時響應王先謙和葉德輝等領袖的號召，麇集其後，在地方上煽起反對激進派的情緒。為了對省署施加社會壓力，他們有些人個人寫信給巡撫和學政表示抗議；還有些人則集體進行活動。1898年夏季，有人以全體湖南紳士名義向巡撫送上一份公呈。它把激進的維新派斥為危險的異端，要求把梁啟超和他的朋友們革出時務學堂。同情年青維新派的紳士學者進行反擊，稟請省署改組保守派控制的地方書院，而王先謙和他的夥伴也在一些書院中動員學生加強他們的攻擊。

湖南紳士除了組織抗議之外，還向民眾宣傳，並公開在社會上排斥激進派。例如，一所地方書院的學生印刷和散發揭帖，對時務學堂痛加醜詆。湖南的一名激進維新派，即南學會會員中的活躍分子、《湘報》撰稿人樊錐，被地方人士趕出家鄉。在攻擊風暴的高潮時，據報導有反對激進維新派的騷亂發生。反對新思想的運動現在所表現的性質，不禁使人想起十九世紀後期一些教案的情景。

在此期間，支持湖南反激進運動的政治壓力還來自武昌的總督衙門。在1898年春季以前，張之洞曾命令全湖北的官署和書院訂閱湖南的維新報紙。但此時由於對遍及湖南的激進思想和行動感到恐懼，他下令停止訂閱，他還和他的親密顧問梁鼎棻馳書警告湖南官員，要他們注意這些激進的傾向。與此同時，有些湖南紳士也試圖使北京出面來制服激進派。禦史們根據來自湖南的報告，向朝廷陳奏，要求對康梁一黨採取強硬的手段。保守的紳士-學者曾廉引用梁啟超在湖南的激進言論和行動作為悖逆的證據，甚至要求朝廷將康梁處以死刑。

這樣，從1898年春季到夏季，由於反對維新運動激進化的壓力的加強，大多數維新派被迫離開了該省。8月初，巡撫陳寶箴在壓力下奏請朝廷燒毀康有為的有煽動性的《孔子改制考》一書的木板，並禁止再版。激進的維新派學者的有些活動雖則在夏季仍舊繼續進行，但他們在湖南實現文化革新的嘗試結果以完全的失敗告終。

湖南維新的失敗當歸因於運動後期的激進化表現。運動自始至終得到省署當局的充分支援。這種特殊順利的環境鼓舞了年青的激進分子，使他們產生了強烈的希望，即首先在某地區、然後在全國實現劇烈的變法。激進化的推動力是這種從省到中央的改革方式，它的榜樣就是日本明治維新的經驗，當時象長州和薩摩等封建領地在整個政治發展中起了帶頭作用，領導了日本的民族復興。然而，應用日本榜樣的想法證明是考慮不周的。湖南省當局沒有象日本的長州和薩摩封建領主那樣的獨立力量。他們不能獨立於中央政府之外來實現廣泛的地方改革。激進的維新派在沒有自治的地區政權的支援下，在地方上與強大的保守勢力發生了衝突，結果使運動陷於停頓。

之所以產生兩種不同的結果，其源蓋出於清代的中國和德川時期的日本在社會和政治結構上的不同。在德川時期的社會和政治形態中，封建主義給予日本的許多封建領地以很大的自治權，這就使它們有可能在遠離中心的地區成功地實行地區性的改革，作為以後全國規模政治改革的基礎。然而，從地區發展到中央的這種方式在中央集權官僚體制的清帝國，幾乎是不可能的。誠然，十九世紀後期中國的政治結構通常被看作實行地方分權，這大部分是因為在各省出現了所謂地方主義。然而，這種狀況是被強調得過了頭。首先，新近的研究表明，甚至在“地方主義”最盛的時候，清廷仍然保持了許多體制方面的控制權，督撫與其說擁有地方自治的權力，不如說只有有限的活動餘地。

其次，地方權力受到中央政府仍然原封不動的思想領域的權威地位的限制，直到1895年中期，西方影響尚未能對士大夫的精神世界進行任何重大的滲透。儒家的價值觀和信仰，至少以理學的正統形式，反復地向人們灌輸無限忠於皇帝和相信帝制神聖不可動搖性的思想，因此，中央政府在思想上的權威地位對於地方權力和自行其是的革新仍是一個重要的障礙。

除了來自上面的這些制度和思想上的限制之外，來自下面的紳士這股強大的社會力量也限制著地方革新。在清代，紳士是社會的精英人物，也是地方上掌權的精英。在他們本縣或本省，他們獲得政府的許可，承擔著重要的公共事務。事實上，地方的行政管理如果沒有他們參與就會癱瘓。

這些地方的掌權的精英人物構成強大的向心力，因為基於實際的和意識形態的考慮，他們和朝廷是休戚相關的。首先，他們的精英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仰賴中央政府的科舉制度。此外，帝國的官僚制度提供了一種組織體制，使他們能有獲得權力和財富的機會。這樣，顯赫的地位、經濟利益和權力猶如繩索圍繞著帝國的政治中心把紳士綁在一起，他們雖然和地方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但仍掙脫不開這根繩索。

這種利害關係的聯結，由於有以三綱之說為中心的正統儒家的思想紐帶而得到加強。除了要求個人忠於皇帝之外，這種學說還在人們思想中樹立了一種宗教式的天道觀，即相信王權有制度上的神聖性。在這些思想束縛的約束下，紳士不但成為支持帝國政治統一的強大社會力量，而且也充當著傳統社會政治秩序的堅決保衛者的角色。

如前所述，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地方精英的力量是與督撫的力量一起增長的。這就使清末的所謂地方主義具有不容忽視的二元性質。只要紳士象上面所說那樣仍然效忠不變，督撫的地方勢力是不能過分越軌的。保守的紳士能夠制約地方官員的自治，他們也能削弱官員們的革新能力。這就是1895年以後三年中間湖南省發生的事情。

十九世紀後期的許多時間內，湖南紳士和其他地方的紳士一樣，仍然是保守的和向心的社會力量。因此，他們再三地與威脅著要急劇改變中國社會的運動發生衝突，就不足為奇了。在十九世紀的五十和六十年代，湖南紳士為了保存傳統的秩序，組織了強大的軍事力量以保衛中央政府和反對太平軍。在1860 年以後的三十年中，最激烈地抵制基督教傳教士向內地發展的也是湖南的紳士。確實，在1895年以後的幾年裏，湖南發生了某些重要的變化。但是，對於大多數與維新運動有牽連的士大夫來說，這僅僅意味著他們開始接受許多督撫已經倡議了幾十年的事物：自強式的變革。同時不應忘記，大多數士大夫還具有自強運動提倡者所持有的變革概念的另一面，即認為變革應在中國傳統的主要價值和制度永遠不變而且神聖不可侵犯的基礎上進行。因此，當維新派從事於威脅這些主要價值和制度的變革活動時，湖南的紳士立即撤銷合作，並對維新人士發起無情的攻擊。湖南維新派的失敗說明，雖然到十九世紀末變革已經開始，但變革的程度遠不足以象二十世紀頭十年進行的改革那樣改變紳士的基本社會政治傾向性。中國的政治秩序仍是由儒家的文化力量以及地方精英的社會力量在支撐著。各省占統治地位的社會和文化力量與國家的制度基礎的一致性，使得在地方上進行激進的改革非常困難，而且使受到日本啟發的由省到中央變法維新的路子幾乎沒有希望。


第05節 1898年的災難

當維新運動在湖南失敗時，1898年初春它卻在北京又時興起來。這次復活的直接原因是中國在外交戰線上再次發生了深刻的危機。1897年11月德國人進入山東佔領膠州灣和青島港口。俄國人緊接著在12月派遣炮艦進入旅順港。他們把控制山東和滿洲作為各自“勢力範圍”的努力，觸發了1898年初列強普遍爭奪租借地的活動。這一陣掠奪領土的行動使中國有被瓜分為外國殖民地的危險。在迫在眉睫的瓜分陰影籠罩下，全國陷入一片驚慌恐懼的氣氛之中。

國家命運危在旦夕的意識驅使康有為回到北京，在1897年冬天重新開始他的變法活動。1898年初，康有為再次向清廷上書請求變法。和以前的上書不同，新的請求立刻得到朝廷肯定的答復，並在1898年春夏引起了一系列始料所不及的和決定性的發展，使康有為密邇政柄，使他的變法運動幾乎獲得成功。這些發展之所以發生，是因為中央政府內部圍繞著慈禧太后和光緒帝這兩個主要人物出現了權力的新組合。

慈禧在1889年正式宣告引退，但她繼續在幕後操縱。所有奏摺仍須送到皇太后居住的儀鑾殿，供她批閱。她也准許光緒帝處理日常政務，但是對諸如指派軍機處和六部等大臣這樣的大事，她仍保留決定權。據翁同龢的日記記載，在象中日甲午戰爭和爭奪租借地等危機事件期間，當他入宮接受指示時，經常不是皇帝一人而是皇帝和皇太后一起接見，皇太后對外交和國內的事務往往說得很多很多。

引退中的慈禧的權威依靠著這樣幾個因素。作為皇太后，她是皇帝的正式的母親。在以孝治天下的王朝傳統中，她以尊親的地位行使權力，皇帝是很難加以抵制的。和慈禧權力有關的另一個事實是，光緒帝與同治帝不同，同治是從父親（咸豐帝）那裏合法繼承皇位的，光緒並不是同治的法定繼承人，他的地位完全是由於慈禧的意願和權術才取得的。在她的保護下長大成人的光緒，不可避免地產生恐懼的心理，即皇太后可能作成他於先，也可能廢黜他於後。

更重要的是，慈禧的力量還來自這樣的事實：朝廷中大多數高級官員的位置都出自她的恩賜並效忠於她。從光緒名義上開始親政的1889年起到他失去政權的1898年為止這段時期，軍機處的組成可以作為一個例證。對清朝歷史的簡短回顧就足以看出，幾乎每個新皇帝上臺時，軍機處都要進行大改組。而光緒帝在1889年執政時卻沒有這樣的大改組，這是意味深長的。事實上，在1889年以後四年，五名軍機大臣仍是慈禧攝政的最後幾年中指派的。從1893 年起，新增了幾名軍機大臣。從那一年到1898年9月總共委派了十名新軍機大臣。有的是在這整個期間始終其事，有的只是暫時的。大多數官員是通過慈禧的恩典而上來的，除了作為老師和心腹顧問的翁同龢之外，沒有一個人是親光緒帝的。但即使是翁同龢的顯宦地位也得主要歸功於皇太后，1889年他說過，如果沒有太后，如何能升到如此高的地位？簡言之，協助皇帝作出重要決策的高級官員如果不是全部的話，至少大部分是皇太后的人。這就是慈禧在所謂引退時仍然掌握實權的真正原因。

在迫使光緒忠順和服從時，慈禧的權力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不滿，因此產生了緊張和衝突，這些又因兩人之間的其他差別而加劇。首先在年齡上，1895年光緒二十四歲，慈禧則為六十。另一個差別存在於思想背景和觀點方面。確實，光緒接受了大量的傳統教育，但是1889年當他開始“親政”時，他首先基本上在翁同龢的影響下接受新的思想。例如，那一年在翁氏的推薦下，年青的皇帝對《校邠廬抗議》很感興趣，這是1860年前後馮桂芬寫的關於改革的論文集，他強調“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接受有用的西學知識。然而，光緒對新學的興趣馬上超出了翁同龢所能贊同的範圍。在1891到1894的三年中，他在宮中跟同文館的教師學習外國語言。1894年，他閱讀陳熾和湯震等變法維新派的一些著作。1895年，他的另一個師傅孫家鼐說，皇帝和他一起講論了李提摩太所翻譯的麥肯齊的《泰西新史攬要》一書。

也許部分地出於皇太后對光緒日益醉心於新思想的驚恐，她於1895年決定，除了傳統的中學之外，停止他在師傅指導下的學習。但是這一禁令事實上不能阻止他對西學的強烈興趣。皇帝的思想觀點必然與皇太后有很大的差別。

由於1889年以後在兩宮之間逐步發生的不和，在宮廷內和政府中出現了派系鬥爭。其大部分發展情況仍籠罩著神秘的氣氛，因此歷史學家很容易曲解它的意義和性質。首先必須記住，在受派系支配的宮廷政治大漩渦中，帝后之間的對峙只是一股成長中的潮流。在研究這時期的宮廷政治時，必須防止只用這種對峙來解釋所有的派系鬥爭。也必須反對簡單地把兩宮之間的派系鬥爭同保守派與維新派之間的思想衝突等同起來。事實是，慈禧太后作為朝廷中的實權人物，自然博得大多數官員的效忠。因此，在她的派系中也有各種政治觀點和信仰的人物，包括保守派和溫和派都在內。確實，站在皇帝一邊的大多數官員是傾向維新的。但是諸如翁同龢和汪鳴鑾等帝党人士，並不一定比通常認為是太后一派的重要成員李鴻章和榮祿更具有維新的思想。事實上，直到1898年初，帝后之間的對峙才發展成為意識形態之爭。

而且，在那時之前，所謂帝黨只是一個未定型的小集團，代表分散的親帝的情緒。他們中的一些人，如以同情皇帝聞名的文廷式和汪鳴鑾，雖然和翁同龢很密切，但是這些人的相互關係既不總是那麼密切，也沒有作出深思熟慮的努力去結成一個有組織的派系。加之，當時兩個派系之間的界限並不象1898年春天以後那樣涇渭分明。例如，翁同龢雖然被普遍認為是帝党中領袖群倫的人物，但從未反對過皇太后。直到1898年夏他任職的末期，他仍認為自己的主要目的是調和而不是製造兩宮之間的不和。從他的例子可以看出，親帝並不一定反對皇太后。

然而，當康有為在1897年冬回來再度開展變法維新運動時，局面開始變化。在1898年春夏，分散的親帝情緒逐步具體化為羽毛豐滿的一派，派系衝突充滿了意識形態的鬥爭，最後使朝廷因激進的與溫和的改革問題的爭吵而發生兩極分化。雖然康有為因1895年的大膽和激動人心的上書要求變法而成了一個有爭論的人物，但在朝廷內還有幾個官員對他的愛國熱忱和豐富知識仍有深刻印象，因此將他薦舉給皇帝。而將康有為引入帝黨過程中起作用最大的高級官員卻是翁同龢。

翁同龢早年在朝時的政治觀點和大多數保守派並無不同。然而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後期，他對西方事務產生了興趣，並傾向維新。這種觀點方面的重大變化對年青的皇帝有決定性的影響。1894年中國被日本擊敗更增強了翁同龢的看法，使他成為維新的熱烈提倡者。

翁同龢的強烈的維新傾向不可避免地使他注意到康有為所發起的運動。翁氏對於維新雖是熱情的，但他的觀點或多或少仍是自強運動的路數，和康有為信奉的激進的維新變法主張有很大的距離。這就是為什麼當他首次看到康有為在《新學偽經考》中發表的非正統和挑戰性的觀點時表示了重重疑慮。但是正如蕭公權所指出的那樣，翁氏對康有為感到興趣以及後來將他舉薦給皇帝，可能不完全出於思想意識上的考慮。他畢竟是一個有一番雄心壯志的高級官僚，與其他一些著名的有志維新的官員（如李鴻章和張之洞）在進行著權力鬥爭。所以對於翁同龢來說，維新不僅是一種理想，而且也是值得爭取的具有高度權力價值的東西。有著淵博的維新思想的康有為可以作為翁氏有用的夥伴，能夠想方設法幫助翁同龢以從事維新的名義在朝廷中戰勝他的對手。

此外，康有為的儒家異端思想和激進的改制思想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是逐步為人們所知的。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康有為並不象1898年那樣表現得激進。事實上，他的“越軌的”觀點只是在1898年春夏才公諸於世。在此以前，他的變法綱領看上去仍可以被翁同龢、孫家鼐和張之洞等溫和的維新派所容忍；這些人對康有為所掌握的知識和大膽的政治主張有很深的印象。當康有為的激進主義的全部內容揭曉時，翁同龢和其他一些人都感到驚恐，於是與康的立場分道揚鑣。但是翁同龢已將康有為舉薦給皇帝，他們早已有了直接的接觸。

在康有為於1897年冬到達北京以後不久，但在他重新向皇帝上條陳要求變法以前，皇帝下令在總理衙門安排康氏與李鴻章、榮祿以及翁同龢等高級官員進行一次晤談。在1898年1月24日舉行的這次晤談中，康有為大膽地宣稱，“祖宗之法”需要改變，中國的“法律官制”應予廢除。甚至連翁同龢對康有為的此番談話也感到驚愕，以致在他的日記中稱之為“狂甚”。

同時，康有為連向皇帝送上三道奏章，繼續發揮他在1895年提出的變法建議。和以前不一樣，這三本奏章都送到了皇帝手裏。這些奏章公開提議頒佈憲法和建立國會。更重要的是，這些奏章清楚地說明了關於貫徹他的改制理想所必需的政策革新的具體想法。首先，政府必須自覺地以明治時代的日本和彼得統治下的俄國作榜樣。為了學習這些榜樣，皇帝應採取三個重要步驟。第一，他應大誓群臣，表明咸與維新之意。其次，在午門設上書處，旨在縮短緩慢的官僚機構途徑，從下層直接發現人才，瞭解思想。最後，為了繞過全部現存的官僚機構，應在內廷設立制度局，詳細制訂制度上的應興應革的計畫，並付諸實施。總起來說，康有為的策略是一個大膽的號召，它要剝奪宮廷和官僚機構的權力，並將權力集中到皇帝及其維新派助手們的手中。實際上，這是對整個清朝官僚體制宣戰。

光緒帝對康有為的奏章的反應顯然是很熱烈的；當第一份奏章送到他那裏時，他命令總理衙門將康氏論維新的作品送呈上來。此後，康有為在送呈他的變法條陳的同時，還附上了他的《日本明治變政考》和《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以及其他有關現代歐洲各國政治歷史的著作。這樣，1898年初春，早在康有為首次被召見以前，他的思想輪廓已為光緒帝所瞭解了。

與此同時，康有為繼續用組織學會的辦法將士大夫動員起來，以貫徹他的主張。1898年1月5日，他在北京的廣東同鄉中間創立粵學會。兩個月以後，建立了閩學會、蜀學會和關學會，它們都是由各省有志于維新的士大夫組成的。同時，康有為和他的朋友組織了兩個其他團體：經濟學會和知恥學會。

當康、梁及其同伴們重振變法維新運動的旗鼓時，與1895年的情況一樣，正好遇上三年一度的會試。數千名士子麇集在北京。由於德國和俄國分別侵略山東和滿洲，京師充滿了緊張和義憤。康有為又想到發動這些舉子和紳士官員在京“成一大會，以伸國憤”。於是便和有志于維新的禦史李盛鐸一起，組織了保國會，在4月12日首次集會。在它的影響下，三個同樣性質但規模較小的其他學會也在北京建立了起來，它們是保浙會、保滇會和保川會。

保國會打算按照強學會的模式，成為全國性的而不是地區性的組織，在北京和上海都設立總會，最終在全國各省、府、縣設立分會。保國會不同于強學會之處在於表達學會宗旨的新的民族主義的動人辭藻。強學會後面的推動力是開始覺醒的民族主義意識。然而這種意識由於使用老一套的愛國主義語言而有所削弱，成立強學會的宣言以及此後的各種宣言就包含有這樣的語言。例如，學會的目的仍是“自強”，這是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以來流行的名詞。但在成立保國會的宣言中，這些老一套的愛國主義語言已為新的動聽的言辭所代替。該會的目的是保全國權、國地和國教。這些新名詞的出現清楚地表明，自1895年以後的三年中，民族主義在中國有了顯著的發展。

可是保國會比起它的先行者來證明並沒有更多的成就，儘管在會員方面它看起來給人的印象要深刻得多。強學會只有三十名會員，而保國會有一百八十六人。但是它沒有得到強學會曾從政府上層得到的那種支持。沒有顯赫的姓名出現在它的花名冊上。而且，當保守派開始進行攻擊時，它幾乎還沒有開始活動。康有為強調民族國家的利益而不強調清朝的利益，這使許多人害怕它包藏顛覆的禍心。很快，一份題為《駁保國會議》的小冊子得以流傳開來。禦史們倡議彈劾該會。一場反對保國會的運動被組織起來了。在這種攻擊下，甚至最早和康有為聯合倡議的李盛鐸也變了卦，也參與了彈劾以保護自己。在此期間，大多數舉子在4月中旬的會試結果揭曉後已離開京師。這樣，只舉行了三次會議，維持了大約一個月之後，保國會很快便銷聲匿跡了。

這個團體的命運表明了1898年春末夏初圍繞著康有為在北京的變法維新運動發展起來的敵視和猜疑的程度。如上所述，在康有為的追隨者及其敵對者之間的激烈的意識形態的鬥爭，此時在湖南也達到頂點；對手們的一個主要策略是上訴中央政府，根據他們提出的關於維新派在湖南種種活動的報告，對維新派提出這樣那樣的控訴。結果是，對於中央政府的許多官員來說，康有為和他的夥伴們現已被證明是一個危險的集團。當康有為帶著他的全部非正統觀點和激進的政治思想突然得以接近皇帝並且被捲入宮廷內的權力鬥爭時，氣氛確實變得越來越緊張了。

康梁集團關於變法的條陳突然有了成果，6月11日，光緒帝發佈上諭，宣佈以變法為國是。6月16日，康有為被召至宮廷，首次陛見。在這次長達幾小時的陛見中，他強調中國需要進行全面的制度改革。他向皇帝許諾：“變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後則蒸蒸日上，富強可駕萬國。”緊接著陛見之後，皇帝給予康有為在總理衙門一個特殊職務，並且享有不用經過原有途徑而直接向皇帝上書言事的特權。由於皇帝和康有為之間建立了直接的聯繫，變法運動進入了被稱為“ 百日維新”的新階段。

從6月11日到9月21日這一百天中，皇帝迅速地接連發佈了一百多道上諭，試圖以空前規模大力推行變法維新。在8月底前，大多數法令涉及經濟、軍事和文教領域。在經濟和軍事兩個領域中，詔令體現了自強運動的強化。在經濟領域中，國家以更大的力量促進農、工、商業。為此目的頒佈了許多改革法令：在首都建立農工商總局，各省設立分局；在中央政府設立礦務鐵路總局；制訂獎勵技術發明的章程；在首都和其他商業中心設立郵政局；按月上報預算，使政府財政合理化。至於軍事改革方面，著重於訓練現代化的陸軍，加強海軍，組織保甲和團練：所有這些都由各省當局負責。

文化教育方面的革新已經大大超出了自強運動的成就，表現出自1861年以來以點滴方式進行的教育改革已到達登峰造極的地步。兩個最重要的有計劃的改革是：徹底修改科舉制度，包括以時事和實學的策論為考試的新標準，來取代以書法和刻板的八股文為取捨的舊標準；在首都建立京師大學堂，在各省設立各種高等和初級學堂，外加軍事的和工藝的學堂。

8月後期起，清帝進一步加緊了他推動改革的活動，開始改造政府機構。一些中央政府的衙門和幾個督撫所轄的地方衙門都被廢除。中央政府的重要部署也都得到了要它們刪汰舊例和編定新則的命令。在政府中決策的新顧問被指定了。9月13日光緒帝宣佈他的決定，準備“開懋勤殿以議制度”。

在百日維新期間頒佈的政策改革，都是以有志于改革的溫和派和激進派紳士-官僚提出的建議為基礎的。這些建議的大部分思想直接或間接來源於康有為，他不但在6月11日以前提交了一系列關於變法的總的方向和方法的條陳，而且於此後上呈皇帝的二十一件奏摺中提出的具體政策建議也繼續闡述了他的思想。

不過在1898年夏天公佈的變法詔書並沒有把康有為的建議全部付諸實施。他關於軍事和文化教育改革的意見幾乎全被採用。他關於經濟革新的大多數建議，除了廢除漕運和厘金制之外，也都在改革的詔書中得到了體現。但是他關於政治制度改革的建議，如頒佈憲法、建立國會和宣佈君民合治，上諭中均未提出。然而，光緒在9月中宣佈準備討論對政治制度進行根本改革一事，表明有可能接受這些建議。這樣，當夏季消逝時，光緒的改革運動日趨激進，並預示了最後要對帝國全部政治機構進行激烈改造的前景。

這種激進的傾向不但與大多數政府官員的意識形態立場背道而馳，而且也同幾乎整個官場的既得利益發生衝突。修改考試制度之舉使帝國廣大文人有失去晉身機會的危險。廢除許多衙門和改變官僚政治的現有管理則例之舉，威脅了許多在任官員的直接利益。軍事改革會涉及裁汰許多現存的軍隊。指派年青的維新派進入軍機處和總理衙門等重要政府機關擔任雖然低級但很關鍵的職務，再加上新條例規定士人和官員均可越過正規的官僚制度管道而直接向皇帝上書：所有這些都趨向於破壞宮廷中高級官員的權力地位。變法方案的最厲害的一招莫過於蔑視皇太后的權威，直接威脅她的權力和她最寵信的太監的命運。最後，變法運動的驚人速度和它日益增長的激進傾向造成了普遍的憂慮和不安氣氛，致使變法維新運動很容易被看成要無區別地摧毀一切現成秩序。這樣，百日維新使整個朝廷分裂成勢不兩立的敵對雙方，一方是皇帝和少數激進的少壯維新派，另一方是太后和整個官場。

雙方之間的矛盾衝突幾乎在百日維新剛進行時就趨向於表面化。6月15日，在維新被宣佈為國是後的四天，幫助皇帝起草詔令的翁同龢在後黨的壓力下被黜退。從此開始，當皇帝和激進的維新派忙於發佈詔令時，皇太后和她的強大的黨羽則悄悄地在鞏固他們的力量。在翁同龢被黜退的那一天，她最親信的寵臣榮祿被指派署理直隸總督，統率華北的全部軍隊。與此同時，發佈了一道詔令，規定政府中接受新任命的任何高級官員必須親身覲見皇太后，以表示謝恩和保證忠誠。

在接著而來的兩個月中矛盾衝突繼續升級。9月初，皇帝甚至一舉下令黜退了禮部的兩名尚書和四名侍郎。同時，四名具有強烈變法傾向的青年學者楊銳、林旭、劉光第和譚嗣同被指派到軍機處任章京，參預審議和革新政策。由於以這樣大膽的行動來維護權威和奪取權力，最後攤牌的階段終於到來。

9月21日，慈禧太后成功地發動了政變，剝奪了光緒帝的權力，並把他幽禁起來。同一天，她還宣佈重新當權“訓政”，開始了她的第三次攝政，這一次繼續了十年，直到她死去為止。與此同時，在9月末她發起一場清洗，廢黜和逮捕了許多直接或間接參與康有為運動的文人和官員。六名年青的維新派被處死，其中包括激進的湖南學者譚嗣同和康有為的兄弟康廣仁。康有為本人在英國官員幫助下逃往香港，得以躲過清洗；梁啟超則乘日本軍艦逃往日本。 9月26日，西太后廢除了光緒帝在百日維新期間頒佈的所有重要的革新政策。


第06節 維新時代的遺產

維新運動在京師證明是一次失敗，如同以前在各省進行的那樣。自相矛盾的是，雖然帝國的中央集權程度足以阻止地方上的激進變革，但是帝國政府最高層的權力集中程度卻不足以採取一致的行動來進行全面的制度變革。可是維新運動的失敗說明了一個事實，即它不僅僅暴露了中國的政治制度對於全面改革的驚人無能，而且也反映出政治領導是多麼沒有能力使制度恢復生氣和經受中國危機時代所必需的自我改造。

但是維新運動決不能算作是完全的失敗。從一開始，它的下面便是一陣思想的巨浪。當1895年以後政治的活動展開時，它所喚起的感情和注意力反過來又加深和擴大了這陣巨浪。結果，儘管維新運動沒有能達到它的政治目標，但它所引起的思想變化卻對中國的社會和文化有著長期的和全國規模的影響。

首先，這一思想變化開創了中國文化的新階段，即新的思想意識時代。正如上面所看到的那樣，維新的時代出現了由於西方思想大規模湧進中國士大夫世界而造成的思想激蕩。這便引起了原有的世界觀和制度化了的價值觀兩者的崩潰，從而揭開了二十世紀文化危機的帷幕。從一開始，文化危機便伴隨著狂熱的探索，使得許多中國知識份子深刻地觀察過去，並且超越他們的文化局限去重新尋求思想的新方向。其結果是從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末起充斥於中國的各種思想氾濫成災。這些新思想的出現以及隨之而來的史無前例的思想變化，主要應歸因於1895年以後雨後春筍般產生的新的變革工具。其中的一種工具的產生方式是改造傳統的書院以創立新的學堂。幾乎從十世紀書院首次出現起，它們就成為士大夫思想活動的中心。在隨後的幾個世紀中理學主要在書院中盛行和保持它的思想活力。明代末期，書院還起了提供獨立中心的重要政治作用，使儒家學者在這些中心裏面能集體地對朝廷提出政治抗議和批評。

清代初期以後，書院被置於政府的財政控制之下，並被禁止進行社會政治性質的講學和討論，所以它們就失去了思想活力和政治上的重要性。但是它們作為培育社會精英的教育機構仍是重要的，這從書院林立的情況中可以看出，有一種估計認為，在十九世紀，書院約有四千五百所。據另一個估計僅廣東一地清代有書院四百十一所。然而，它們的教育職能被縮減到主要為科舉考試作準備的程度。從少數在十九世紀初建立的書院，如廣州的學海堂和杭州的詁經精舍，可以看到儒家學術某些復興的跡象。

但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以後在通商口岸刮得很猛烈的變革之風，差不多沒有觸及大多數書院中長期不變的知識生活。

只是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才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士大夫開始改組書院和創辦新學堂，起初是零星的，在1895年以後數目日漸增加。這種教育改革的宣導者是一些省級官員，如張之洞、盛宣懷、廖壽豐和江標。比起這些地方的努力更為重要的是1896年清朝官員送呈的一批要求普遍建立新學堂的奏摺。最突出的是與康梁有密切關係的朝廷命官李端棻的奏摺，他提出，通過修改課程來改造傳統的書院是開辦新學堂的最切實可行的方法。這個建議為朝廷所接受，並作為政府的政策加以頒行。在回應這一政策的過程中，據說全帝國許多地區的舊式書院已按建議作了改變，對於開辦新學堂的工作也作出了重大的努力。這樣，在1896 到1898年的兩年中，教育改革之風席捲全國，最後體現在百日維新期間修改考試制度和建立全國的學校體系的全面努力中。由於西太后的政變，教育改革停止了，但是對已經進行的改革並不想加以糾正。就這方面而言，1900年以後教育的根本改革和1905年科舉制度的廢除都是從1895年以後開始的。

教育改革的核心在於修改課程。它的主要目標當然是接納西學，而修改過程中突出的趨勢是在“實學”名義下接受西方知識。實學在儒家的思想文化中曾經是一個重要的範疇，它指的是對儒家主要的道德和社會關注有實用意義的學問。在若干世紀中，實學曾被儒家學者反復用來作為劃分界線的支配性概念範疇，凡是他們斷定為不“實”之學都概被貶斥，認為無價值。西方知識在實學的名義下得以在新課程中佔有突出地位，這件事表明西方思想在傳統的思想價值領域中已被承認佔有一席之地。

許多有名望的古老書院所進行的課程改革，便導致了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後期西學的重大發展。確實，在大多數情況下改革是非政治的和技術方面的（包括數學、科學、世界地理和歷史，也許還有西方語言）。但是，康梁集團對於西方政治經驗和理想的重視超過了對專門技術知識的重視。康梁二人自己也直接致力於教育改革。1891年康有為在廣州建立了一所小規模的私立學校，名叫長興學舍，其教學的基本部分是將儒家中的社會義務思想和西方的政治價值觀融合在一起，旨在培養學生的政治覺悟。

這種適應政治需要的教育綱領後來為梁啟超所繼承，他在變法宣傳中強調西方政治理想和經驗的重要性，以區別於西方的技術知識。由於心中有這種政治教育的理想，他力勸在杭州和陝西地方書院從事改革的友人們要以政治學院的模式辦學。當1896—1897年在上海從事私人教學時，他追求的也是這種理想。後來在湖南，他的政治教育計畫主要是要在時務學堂內製造激進思想的氣氛。那個學堂的許多學生後來成為政治活動家，並在1900年以後的改革和革命中嶄露頭角。

象學會這樣的自願組合並不是完全新鮮的工具。在許多世紀中，學者之間出於文學的目的結社已司空見慣。明朝末年，某些學者官員組成的“社” 對時政提出批評和進行黨爭。但是從十七世紀後期起，出現了堅決反對社團活動的傾向，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清政府嚴厲禁止士大夫結社幹政。當強學會在 1895年突然興辦學會活動時，對宋明時期儒生中間自願結社的追憶肯定是鼓舞力量的一個源泉。但是直接的動力主要來自西方。廣學會在文人官員中間的積極活動，必然給他們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們認識到這樣一種團體具有作為革新工具的潛力。同時由於有了西方的知識，他們知道自願聯合的團體對於西方的進步是作過重要貢獻的。當時一次普遍的有關學會職能的討論認為，它是現代歐洲文化迅速發展的關鍵所在，這種認識是頗有典型意義的。

從1895到1898的三年中，一共報導過七十六個學會。大約三分之二的學會是由士大夫建立的。重要的是，這些出色的學會並非全都集中在少數沿海大城市。它們分設在十個省和三十一個不同的城市，其中二十五個在內地。可見這些學會大部分是由紳士發起的，而且是分佈於全國的。它們雖然分散各地，但在傳播新思想方面卻成為補充新式學堂和改頭換面的書院之不足的重要組織手段。學會主要對成年人起作用，而學堂和書院則在出身于士大夫的許多年青人中間傳播新的價值觀和知識。

按照這些學會宣佈的目標而對它們進行的粗略的分類也很說明問題。其中一個學會致力於提倡儒家的教義；三十多個學會或是按照新的實用精神研究傳統的儒學，或是研究西方科學和翻譯西方書籍；十五個提倡社會改革（如反對吸鴉片，反對纏足或提倡婦女教育）；二十三個試圖喚起士大夫的愛國主義熱情和政治覺悟。確實，在最後一類學會中，只有象保國會和其他在1898年春天建立於北京的少數幾個學會，才以民族主義的動聽語言明確地闡明了它們的目的。但是這二十三個學會全都是由於尖銳的民族危機感而成立的。即使是那些致力於引入西方知識和改革社會習慣的非政治性的學會，也越來越認識到其活動是國家的需要，這是促使它們成立的主要因素。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這些學會的出現顯然是民族主義在上層階級中間傳播的一個標誌。

數量不斷增加的學者們聯合在學術團體中，這件事還證明了在中國社會中，除出現民族意識之外，還有其他一些範圍更廣的趨勢。中國的社會傳統總的說是離解性質的，即除親屬紐帶之外，人們彼此互不信任，一般避免公開的聯合。然而，士大夫此時在親屬或官僚體系之外採取了有組織的活動。他們組成了小型的、自願而自治的、有具體目標的團體，這很象西方以聯合為宗旨的社團一樣。在這個意義上，士大夫之間的學術組織打破了晚期中華帝國的離解性質的傳統，開始出現了一種成為二十世紀中國許多社會團體特點的新趨向。

許多學會是為了政治活動而組織起來的，因此它們還體現了更多的人參與政治的趨勢。士大夫們所信奉的儒家為公益的理想以及他們作為社會精英的地位經常促使他們參預政治，但是其活動都被限制在官僚政治的框框之內。然而，1895年以後的學會完全跳出了官僚政治的圈子。象強學會、南學會和保國會等少數團體是明確地按照西方的民主參政理想組織起來的。即使其他不是有意識地以民主參政為主要目標的學會，也表現了學者們越來越願意採取集體行動，從而也被捲進了政治之中。

作為改革的工具，在維新運動年頭裏出現的報紙和雜誌比新式學堂和學會更為重要。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現代化的報刊在中國已不是新穎之物。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在主要的口岸城市大約已出版了十二份報紙，多數在香港和上海。而從1895年起，在中國公開發行的報刊有了驚人的增加和新的發展。在1895至1898年期間，出現了約六十種報紙。這樣一種發展是前所未有的，預示著在國家的發展中出現一個新的轉變。重要的是，這時許多報紙已見之於通商口岸以外的地方，不但出現在長江下游的蘇州、無錫和杭州，而且也出現在漢口、長沙、桂林、重慶、成都和西安等內地城市。

還沒有說明這些報紙發行情況的確切數位。它們大多數是小型報紙，而且可能只限於在地方或地區內發行。只有五種報紙——即《時務報》、《知新報》、《湘報》、《湘學報》和《國聞報》——是由和維新運動密切有關的人士辦的，它們號稱能在大地區之內或在全國範圍之內大量發行。規模最大的是《時務報》，最盛時銷路有萬餘份。《時務報》在全國的影響能夠從它的分銷處數目來加以估量。當該報於1896年秋天出版時，它在九個省的十九個城市有分銷處。最後其數目增加到六十七個，遍佈在十五省以及東南亞和日本的華僑界。甚至在西安、蘭州、成都和重慶等內地城市，它也有二、三個分銷處。簡而言之，它幾乎遍及中國本部的所有省份。

《時務報》和其他維新派報紙的廣泛發行，應部分歸功於各省、府級的官方贊助。據報導，至少有十一省的官員命令所屬衙門和機構購買並研究主要的維新報紙。但是，報紙普遍受到重視的最主要原因是，和早期通商口岸報刊的撰稿人不同，這些維新派撰稿者中的許多人本身就是士大夫。由於他們處於社會精英的地位，這些新出的報紙不但在一般受過教育的公眾中間，而且特別是在士大夫成員中間，比通商口岸的報刊有著更大的影響。張之洞向他的下屬推薦《時務報》的理由是，由紳官創辦的這份維新報紙，“實為中國創始第一種有益之報”，這可能表達了當時的總的態度。在張之洞看來，紳官的參與其事是維新派報紙與由外國商人主辦並以獲利為目的的通商口岸報紙的主要區別所在，後者十分自然地為紳官所輕視。正如張之洞的態度所表明的那樣，維新運動時期出現的報紙顯然是一種新型報刊的開端，即一種與早期通商口岸報刊不同而屬於社會精英的報刊的開端。

這種屬於社會精英的報刊，仿效教會的《萬國公報》的樣式，在版式和內容兩個方面都和通商口岸的報刊有明顯的不同。通商口岸的報刊一般用大部分篇幅來報導地方的和商業的新聞，至於教會主辦的報刊，主要則報導基督教的活動。即使象王韜的《迴圈日報》這樣一種進步的通商口岸報紙，廣州和廣東省的地方新聞仍佔有重要地位，商業版一般是其他版的兩倍。反之，維新派報紙有兩個主要版面。一版專用於報導新聞，包括有關重要政策的詔令、全國其他地區的地方新聞以及重要的國際事件。另一版專用於社論，主要是關於國事的社會政治文章。通商口岸報紙中占很突出地位的商業和地方消息，在維新派報紙中卻明顯地缺乏。這些社會精英的報紙傾向於關心國家大事的報導，關心與其他國家的對比以尋求立國之道。這種類型的報紙表現了一種明顯的民族主義的傾向。

這種民族主義也許確實是正在蓬勃興起的社會精英報刊的最主要特徵。幾乎每一種大報都在發刊詞中公開宣稱，它的出版發行主要是對民族危機的反應。甚至象《無錫白話報》這樣一種專門化的小報，也宣佈它的目的是為了國家富強而推進白話。正如梁啟超所說，報紙的目的首先是促進思想的交流，以實現國家的一體化。

這些報紙的興起標誌著可以稱之為中國社會精英的民族主義的開始。單就民族主義而言，它作為一種精神狀態當然可以上溯數十年。象王韜、郭嵩燾和馬建忠等人，都有民族主義的思想形態，但是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思想運動和廣泛的意識，很清楚只是在1895年以後才出現的；因為有了學堂、學會，尤其是有了社會精英的報刊，才使它的出現成為可能。

作為傳播民族主義思想感情的工具，社會精英的報刊充滿著一種需要參政和有責任參政的新認識。結論是通過參政，中國作為一個國家能夠朝新方向發展和變得富強起來。以商業利益為目標並為外國人所有的條約口岸的舊式報刊，一般都避免刊登有社會政治意義的爭論性文章，而在1895年以後，社會精英的新式報紙則和新學堂及學會一起，變成了傳播新政治意識的有力工具。

這三種工具和機構互相支持。一方面，主要的維新派報紙報導關於創立象報紙、新式學堂和學會這些新工具和機構的消息，另一方面，在新式學堂和學會中，報紙被閱讀和討論。例如，在長沙的嶽麓書院，山長王先謙鼓勵學生閱讀《時務報》。有一個公法學會，以研究國內外的報紙為主要宗旨。再如，另一個校經學會則是在校經書院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與此同時，南學會則宣稱它的宗旨之一是促進教育改革。三者之間的這種相互促進大大增強了它們的總的影響。它們創造了一種引起思想激動的氣氛，這在受過教育的中國人中間廣泛地起著作用。

這就是現代的公共輿論在中國的開端。儘管儒家一向提倡社會責任感，但儒家的道德理想主義並不是總能引起人們對國事的實際興趣的，何況當時清政府已經禁止公開議政。這樣一種政治意識只是偶然存在于士大夫之間，而相互交流卻不容易。因此，這些新的管道體系一經溝通，能夠很快地把分散的個人觀點集中起來並加以鼓吹，創造了類似現代的社會輿論的事物——這是1895年以後的重要的新發展。

維新時代的另一重要遺產，是中國知識份子這一新社會集團的誕生。

中國知識份子的突出特點與其說是他們的階級背景或社會地位，倒不如說是他們所共同具有的新異觀點和行為準則，以及他們在中國現代社會變革中所起的獨特作用。關於這方面的情況，只要把新型知識份子和舊式士大夫進行比較就可以一目了然。首先，絕大部分士大夫是紮根于他們鄉土的社會精英，他們在地方社會中履行著重要的職責。反之，新式知識份子階層大都是自由流動的知識份子，他們趨向于集中在都市中心，很少和他們自己的家鄉或祖籍有聯繫。典型的例子是，康梁和他們的許多同事都是廣東人，但是他們的主要活動場所都在北京、上海和長沙等地。

其次，即使士大夫已經在從事政治組織活動，這些活動也只限于政府官僚機構中或地方社會中。確實，在進入西元十一世紀以來的許多世紀中，士大夫有時曾被捲入其他政治組織活動之中：例如在宋、明兩代，私立書院成了這種活動的中心；又如在士大夫中間組成了自願結合的團體，特別是組成了那些與十七世紀一度興盛的著名的東林和複社運動有關的團體。然而所有這些社會動向均已消失。可以肯定，在十九世紀末以前，中國士大夫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很少從事這類活動。反之，現代知識份子的政治組織活動大部分發生在官場或地方社會的範圍之外。在城市中，他們的活動集中在學堂、報紙和自願結合的團體內，從而為後代樹立了榜樣。中國的知識階層人數很少，分佈在大城市中，並且和他們家鄉的社會斷絕了往來，因此當他們最初產生于維新變法的時代時，當然是中國社會中的無足輕重的人物。然崦，中國與現代世界其他地方的情況一樣，這類人物往往對變革特別敏感，而且經常成為變革的代理人。

知識階層還由於他們同政府之間關係的性質而與士大夫不同。士大夫和傳統的中國國家之間存在一種互相依賴的關係。儘管經常存在緊張和矛盾，兩者的利益和思想信仰的牢固聯繫通常使士大夫依附于國家。一般來說，中國的社會精英往往未必是政府的批評者，反而是它的支持者。可是，在中國的知識階層和現代政府之間則不存在這樣的關係。總的來說，他們對政府提出的政治要求要比士大夫多，而他們的政治支持則遠不如士大夫可靠。因此，他們與國家的關係常常是一種緊張的、而不是同命運的關係。在這裏，中國第一代知識階層又證明了它的典型性。康有為、梁啟超、嚴複等等知識份子並不一定都是政府的革命派政敵，然而他們的基本政治態度是與政府離心離德和對它抱有批判的意識。

新、舊知識份子集團與中國文化傳統的關係，也是大異其趣的。中國士大夫對自己的文化傳統感到自滿。對他們來說，這種傳統是天地間知識的唯一源泉。它能提供指導人類心靈和社會活動的智慧和準則。因此，他們對自己的文化遺產十分自豪，對從過去延續下來的思想源流有一種特別強烈的意識。如果士大夫有時為自己和秉政當局之間的關係感到煩惱的話，那末，他們之間的文化一體感卻是不大會出現問題的。然而，當維新時代開始時，和西方文化的五十年接觸已經大大開拓了許多受過教育的中國人的文化視野，同時使他們與自己的傳統產生了疏遠感。由於各種各樣的文化信仰從外部紛紛湧進中國，中國的知識份子在現代世界中迷失了他們的精神方向。因此，在產生中國知識階層的同時，其成員不但有了開拓的文化視野，而且還經受著怎樣與自己文化打成一片這一深深令人苦惱的問題，而這個問題是過去士大夫幾乎聞所未聞的。

從所有這些與社會、國家以及文化傳統發生的關係中，可以看到維新時代產生了新的社會類型的人，這些人和舊式士大夫截然不同。他們的出現，與新穎的思想風氣、新的變革的組織工具以及正在成長的社會輿論一起，構成了維新時代的主要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