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學術著述

第二节 学术著述


　　明朝強化專制統治，學術研究很不發達。明初，編纂《永樂大典》，是罕見的盛業。萬曆以後，明朝統治日漸衰落，文史等學術領域陸續出現一些新著。清朝爲鞏固其統治，不能不提倡漢文化，乾隆時編纂《四庫全書》，蔚爲曆代著述的總彙。漢學的興起，以訓诂名物爲依歸，帶動了曆史學、地理學、金石學、語言文字學及目錄學等學科的發展。乾嘉年間，學者著作如林，成爲宋代以後又一個學術繁榮時期。本節介紹的隻是若幹領域裏關系學術發展趨向的一些重要著述。

　　

　　（一）類書與叢書　　

　　明清時期繼承宋元官修類書的傳統，又發展爲編纂叢書，私家編修的叢書和類書，也層出不窮，構成這一時期學術著作編纂刊刻的顯著特色。

　　《永樂大典》——明成祖于永樂元年（一四○三年），命翰林學士解缙聚集古籍，編輯類書。第二年，解缙以《文獻大成》進呈。明成祖嫌其簡陋，又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禮部尚書鄭賜與解缙重修。因南京文淵閣藏書不足，又命鄭賜到各地收購圖書，以備應用。姚廣孝、解缙等集中二千餘名文士編輯、校訂，于永樂六年謄錄竣工，共計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七卷（目錄六十卷），合裝成一萬一千零九十五冊，約有三億七千萬字，明成祖親自作序，定名《永樂大典》。大典包括經、史、子、集，天文、地理、醫蔔、釋道、戲曲、平話、工藝、農藝共約七、八千種古文獻中輯錄的資料，編輯方法是“用韻以統字，用字以系事”（《永樂大典·凡例》），按照《洪武正韻》韻目字序排列事目。如天文志即載在天字下，地理志即載在地字下。諸書所載有關紀錄，均收入本目之内，以期“因字以求事，開卷而古今之事，一覽可見”（《大典·凡例》）。此書卷帙浩繁，未能刻印，成書後隻有謄錄清本，後世稱作“永樂鈔本”，到嘉靖年間又過錄一部，稱“嘉靖鈔本”。永樂本大約毀于明清之際，嘉靖本清朝修輯《四庫全書》時曾予利用，但已有一千多冊的缺失，後由于管理不善和近代外國侵略軍的焚燒、掠奪，嘉靖本散失迨盡。現存于國内外各地的殘卷，僅有八百一十卷，約爲原書的百分之三、四。《永樂大典》是古代規模最大的一部類書，後人曾從中輯錄佚書五百九十種。現存《東觀漢紀》、《舊五代史》、《續資治通鑒長編》、《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等重要史籍，都自《大典》中輯出。

　　《古今圖書集成》——康熙三十七年（一六九八年），原翰林院編修，因涉及耿精忠案而貶戍遼東的陳夢雷，被赦還京，侍皇三子允祉，爲王府詞臣。奉命類纂古今圖書，至康熙四十五年編成三千六百卷，名《古今圖書集成》。雍正帝嗣位，複命戶部尚書蔣廷錫主持重編，至雍正四年（一七二六年）告成，全書共一萬卷。武英殿修書處以銅活字印刷六十四部，每部五千零二十冊。本書從古代文獻選輯資料，分類編錄，全書分六編、三十二典、六千一百零九部。每部所錄資料，依文獻時間順序，逐條著錄，注明出處。起自上古，止于康熙朝。本書以類相從，較之《永樂大典》的依字韻編排，更便于檢索。古今圖書，收羅詳備，是現存最大的類書，也可說是中國古代的一部大百科全書。

　　《四庫全書》——乾隆帝廣泛征求天下圖書， “寓禁于征”（見前），征得的圖書，不再因襲舊例，分類編纂。乾隆帝認爲《古今圖書集成》式的類書，限于體裁，不能将書籍原文全部載入，難免割裂。因而主張将所有圖書，分別收入經、史、子、集四庫，編纂成大型的叢書，定名《四庫全書》。乾隆三十八年，正式開設《四庫全書》館，由郡王永瑢、大學士劉統勳、于敏中任總裁，兵部侍郎紀昀、大理寺卿陸錫熊爲總纂官，主持編務，一時著名學者陸費墀、戴震、邵晉涵、王念孫、姚鼐、翁方綱、周永年、朱筠、任大椿、金簡、程晉芳等都曾入館，分任編務。先後參加編校工作的人員近四千人。至乾隆五十二年，編輯繕寫完竣。收入全書的圖書來自不同的途徑。各地征集者稱“采進本”，私家送呈者爲“進獻本”，宮中所藏稱“内府本”，清帝敕令編纂者稱“敕撰本”，從《永樂大典》輯出者爲“永樂大典本”。共收先秦至乾隆間的圖籍三千四百六十一種，七萬九千三百零九卷，分裝三萬六千三百零四冊。先後抄成七部，分藏于皇宮文淵閣、圓明園文源閣、盛京（今沈陽）故宮文溯閣、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鎮江金山寺文宗閣、揚州大觀堂文彙閣和杭州聖因寺文瀾閣。南方三閣的藏書可供士人閱讀。現仍有四部流存，分別藏于北京、蘭州、杭州（原缺者補抄）及台北。乾隆帝因編纂《四庫全書》而使許多圖書遭到禁毀，但收入全書的大量圖書都因而得以保存和流傳，仍是對學術文化的一大貢獻。

　　明清兩代，私家編纂叢書或類書，也漸成風氣，爲學術著述的流傳，作出了貢獻。明沈節甫編輯叢書《紀錄彙編》，收書一百二十三種；毛晉編輯《津逮秘書》，收書一百三十九種，宋元以來掌故雜記之書，多藉以保存。清初，曹溶輯《學海類編》，後經陶樾增訂，收書四百三十一種。乾嘉時期，漢學昌盛，搜集佚著、編輯叢書尤爲風行。盧文弨刊《抱經堂叢書》、鮑廷博輯《知不足齋叢書》、孫星衍輯《平津館叢書》、張海鵬輯《學津讨源》等，都搜羅宏富，有功士林。清代還出現一些別開新境的類書。如陳元龍編《格緻鏡原》一百卷，自古今文獻，分類輯錄宮室、冠服、飲食、器物，以至蔬木花果、鳥獸等有關資料，別爲三十類。王初桐編《奁史》一百卷，分類輯錄有關婦女及家庭生活有關資料，分爲三十六門。這些類書的編纂，說明學者的眼界，已從經史擴展到社會生活及動植物等許多方面，開拓了研究領域。

　　

　　（二）歷史學著作　　

　　明代史學，不甚發達。但紀錄當代史事的私家著述，多有佳作，形成顯著的特點。清初諸帝提倡理學以加強思想統治，也提倡史學，并加強對史學觀點的控制。漢學家緻力于考訂訓诂，多兼通經史，或由經入史。曆史考據學蔚爲專學，影響了一代學風。明清兩代，史學著述繁多，下面介紹的隻是若幹方面有代表性的名著。

　　前代史的編修 明清兩代繼承官修前朝史的傳統，先後完成了《元史》和《明史》的編修。乾隆時期，與曆代紀傳體史書合刊爲“二十四史”，構成中國古代史完整的基本著述。編年體史書則承襲《資治通鑒》體例，編撰了《國榷》、《續資治通鑒》等書。

　　《元史》——明太祖即位後，在洪武元年十二月即下诏設局，編修元史。次年二月，命左丞相李善長監修，翰林學士宋濂、待制王祎爲總裁，至當年八月，編成元太祖至甯宗朝一百餘卷進呈。此後，又搜訪順帝時史事文獻，于洪武三年二月，重新開局續修，至七月成書。全書依紀傳體，分編紀、志、表、傳，共二百一十卷。明太祖初即位，即下诏修史，意在宣告元朝的滅亡，瓦解北元的統治，但《元史》倉促成書，不免粗略。史局館臣，多出浙東，不習蒙古語及諸族語，書中歧譯重出，随處可見。但本紀、志、表保存了今已失傳的元十三朝實錄及《經世大典》的大量内容，而且大體上保持原貌，史料學的價值勝于編纂學的水平。

　　《國榷》——明天啓間，浙江海甯人談遷開始編撰元明間的編年史，清初，書稿一度被盜，又發憤重編，至順治十三年完成。全書原分爲一百卷，起自元文宗天曆元年（一三二八年），止于南明弘光元年（一六四五年）。黃宗羲爲談遷撰墓表，說他編撰此書，“汰十五朝之實錄，正其是非；訪崇祯十五年之邸報，補其阙文。”本書以明代官修實錄及邸報等爲依據，但又廣泛搜覽官私著述，訂正官書的隐諱失實。書名《國榷》，自撰《義例》說是“事辭道法，句榷而字衡之”，紀事經考訂榷衡，文字也力求簡樸，“大抵甯潔勿靡，甯塞勿猥，甯裁勿贅”（《義例》）。談遷生平不仕，以布衣著國史，得以擺脫官方觀點的束縛，較之明修《實錄》、清修《明史》更能無所避忌，接近史實。本書在清代隻有抄本流傳，近年始得刊印問世。

　　《明史紀事本末》——清初谷應泰著。直隸豐潤人谷應泰，順治四年進士，曾在戶部任職。順治十三年，提督浙江學政佥事。在任期間，邀集學者張岱、陸圻等撰成此書。全書分爲八十卷，每卷各紀一事。起于“太祖起兵”，終于崇祯帝“甲申殉難”。本書當是廣泛參據明人記述當代史的著述，自稱是“泛瀾衆家，編撰是書”，叙事之法是“首尾畢具，分部就班”（《自序》）。順治十五年書成，刊刻行世（築益堂本），是清代刊刻最早的一部明史。八十卷不及明清之際史事，世傳抄本《補遺》六卷，記述清朝滅明戰事。或謂也出谷應泰手，因避忌未刊。近年補刊于本書，合爲完璧。本書成書早于清朝官修《明史》約八十餘年，記事之詳确，往往長于《明史》。

　　《罪惟錄》——是明清之際又一部私修明史。浙江海甯人查繼佐曾随南明抗清，南明亡後，家居著述。清康熙時，曾因莊廷■案入獄獲釋，所著《明書》改題爲《罪惟錄》。全書采紀傳體，分編本紀、志、傳。帝紀不止于崇祯帝而止于南明弘光帝，并将南明諸王附入，以示尊崇明朝的帝統。著者于晚明及南明史事，多經廣泛搜訪或曾親曆，記述詳于他書。清代隻有抄本流傳。

　　《明史》——清朝官修的“正史”。清順治時，即曾開局，編修明史。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史局三開三辍。自初開史局，至最後成書，經九十餘年之久。清初，黃宗羲曾自撰《明史案》二百四十卷。弟子萬斯同據以擴充，編爲《明史稿》五百卷。康熙十八年重開明史館，以翰林院掌院學士徐元文爲總裁。徐元文延聘黃宗羲入館，被黃拒絕。萬斯同被邀請爲徐家儒師，審修史稿。二十一年，翰林院侍讀王鴻緒繼任明史總裁。四十八年因請立太子事得罪免官，以戶部尚書原品休緻。五十三年，王鴻緒将所藏萬斯同書稿略事增删，進呈明史列傳二百另五卷，請付史館，說是歸田五載，據自編舊稿增訂。雍正元年又進呈本紀、志、表共一百另五卷。後題爲《明史稿》刊行（今存），署王鴻緒著，其實基本上是萬斯同的書稿。雍正元年，禮部尚書張廷玉爲明史總裁。張廷玉即以王鴻緒之書稿爲底稿，經館臣考訂編修，成紀傳體《明史》三百三十六卷。乾隆帝即位，張廷玉以大學士受命輔政。乾隆四年七月，将《明史》刊刻進呈，說明“舊臣王鴻緒之史稿”，“用爲初稿”。《明史》成書，曆有年所，幾經增删。書例仍依舊制，分爲紀、志、表、傳，但從明朝的實際出發，編修《七卿表》、《閹黨傳》、《土司傳》等篇，是前史所未有的創例。清初因私修明史，屢興大獄。館臣多所避忌，叙萬曆以來涉及清朝先世的史事，隐諱删汰，簡而不周。本紀止于崇祯（清谥莊烈帝）。南明諸王事，尤多避諱。

　　《續資治通鑒》——司馬光著《資治通鑒》，至于後周。明人多仿其體例，續編宋元史事，陳■著《通鑒續編》、王宗沐著《宋元資治通鑒》、薛應旗也著《宋元資治通鑒》，但都不免失于疏略，不餍人意。清康熙時，徐乾學邀集一時名家萬斯同、閻若璩、胡渭等編成《資治通鑒後編》一百八十四卷，起于宋初，止于元亡，以年系事。乾隆二十五年狀元畢沅，曾入爲翰林院侍讀，後出任陝西、河南巡撫，湖廣總督。畢氏博通經史金石，勤于著述。徐乾學等未及寓目的宋遼史籍，乾隆時已陸續被發現或輯錄。畢沅以徐書爲底本，補以新出史料，參考古籍百餘種，重加修訂，成《續資治通鑒》二百二十卷。乾隆末年修訂成書，嘉慶間刊行。全書起于宋太祖建隆元年（九六○年），止于元順帝至正三十年（一三七○年），于宋遼金元四朝史事，均予編錄，改變了前人以宋爲正統，輕視三朝的舊例。本書繼承了《通鑒》的編年體例，也繼承了《通鑒》“辭約而事豐”的傳統，叙事簡晐條貫，取舍得宜，不能因爲所據史料現多流存而低估它的著作價值。

　　實錄與國史明太祖初即位，依前朝舊制，設起居注官。洪武六年九月，诏修《日曆》（逐日記政事），命宋濂爲總裁。明成祖時，命勳臣監修《太祖實錄》，以殿閣大學士充總裁。曆朝相沿，至明末完成太祖至熹宗十三朝實錄，共三千零四十五卷，建文朝、景泰朝無實錄，事迹分別附于《太祖實錄》、《英宗實錄》之後。曆朝實錄修成後藏于皇宮，嘉靖以後，藏于皇家的石築檔案館皇史宬，另有副本藏于内閣。實錄依朝紀事，保存了大量史料。重要人物并附有小傳，便于檢閱。清初，補成《崇祯實錄》十七卷。

　　清沿明制，曆朝均編修實錄，設實錄館鑒修，依據上谕及檔案文冊， “發秘府之藏，檢諸司之牍”（《清世祖實錄·康熙帝序》），依年月編錄。史官編錄過程中，皇帝不時檢閱，可指示修改或重寫。定稿後用滿、漢、蒙古三種文字各抄五份，分藏乾請宮、皇史宬、内閣實錄庫和盛京崇谟閣。太祖朝實錄在太宗崇德元年初修，康熙時重修一次，雍正時再次修訂。太宗朝實錄，順治初年初修，康熙及雍正時，也先後修兩次。世祖朝實錄，康熙時編修，雍正時重修。三朝實錄的重修本都在乾隆四年校訂。三朝實錄的一再修改，事實上是依據漢人的傳統觀念，删改滿洲的史事風習，隐諱文飾，不免失真。清朝官修的實錄，計有太祖、太宗、世祖、聖祖、世宗、高宗、仁宗、宣宗、文宗、穆宗十朝，總計三千七百五十八卷。曆朝實錄取材廣泛，多将上谕原文載入。原來隻有抄本儲存，現有影印本傳世。清亡後，清室遺臣續成《清德宗實錄》五百九十七卷和《宣統政紀》四十三卷。

　　編修實錄依據的“起居注”，自康熙十年開始編纂，康熙後期一度停修，後又恢複，直至宣統三年清朝滅亡。清曆朝起居注共三千八百六十三冊，今存曆史檔案館等處。

　　清朝自康熙時開設國史館，乾隆間成爲常設機構，編寫國史和人物傳記。撰有《大臣列傳》和《大臣列傳稿本》，共三千多個大臣傳記，隻有抄本未刊。但有據傳抄稿編輯的列傳數種刊印行世。乾隆時刊“依國史抄錄”的《滿漢名臣傳》八十卷，清亡後刊《國史列傳》（《滿漢大臣列傳》）八十卷。又《清史列傳》八十卷，也約有半數的内容出自清國史館的稿本。乾隆時，國史館還撰有《宗室王公功績表傳》、《蒙古王公功績表傳》等書。

　　清朝官修紀錄重大事件的“方略”，幾成定制，康熙至嘉慶間編撰的方略不下二十種，有《平定三逆方略》、《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後編、續編》、《三省教匪紀略》等等。這些方略均采編年體記述事件本末，最爲詳備。

　　私修當代史明代學者私修當代史，蔚爲風氣。嘉靖間，兵部尚書鄭曉著《吾學編》六十九卷，以紀傳體寫法，記洪武至正德間政事，爲當時人所珍視。高岱撰著《鴻猶錄》十六卷，以紀事本末體記明朝開國至嘉靖間的曆次戰争。天啓間，通政使何喬遠著《名山藏》，用紀傳體叙述明代十三朝史事，于崇祯十三年（一六四○年）刊行。大學士朱國祯著《皇明史概》一百二十卷，内含《皇明大政記》三十六卷。陳仁錫纂《皇明世法錄》九十二卷。兩書都在崇祯時刊刻。

　　明代還有一些以筆記體裁記述當代史事的著述。張萱著《西園聞見錄》一百零六卷，雜記洪武至萬曆間事，朝廷政務、官員作風以至方伎活動，皆在記述之内。萬曆間王世貞，号鳳州，又号弇州山人，曆官按察使、布政使、巡撫、副都禦史、尚書，爲一代文壇盟主，撰作《弇州史料》前集三十卷、後集七十卷刊行，有關典章制度、朝野掌故、禮儀風俗等記述頗豐。另有《鳳州雜編》，被收入《紀錄彙編》刊印。萬曆間舉人沈德符，随父祖在京，見聞廣博，寫成《萬曆野獲編》三十四卷，内容涉及到萬曆朝政、典章制度、帝王家史以至下層社會活動、風土人情、歲時節日、戲曲小說等等，内容極爲廣泛。

　　明清之際，時人著史以寄亡國之痛。清人全望祖稱，當時野史不下千家。吳偉業著《綏寇紀略》；彭孫贻撰《平寇志》；計六奇作《明季北略》、《明季南略》；戴笠、吳殳合編《懷陵流寇始終錄》等書，詳細記載了張獻忠、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的過程。王夫之著《永曆實錄》、顧炎武作《聖安本紀》（《聖安紀事》）、查繼佐撰《國壽錄》、黃宗羲作《行朝錄》以及屈大均輯《皇明四朝成仁錄》、邵廷采編著《東南紀事》及《西南紀事》、馮夢龍撰《中興實錄》等，記述南明史事，多爲清修《明史》所不載。

　　浙江鄞縣人全祖望（一七○四——一七五五年），乾隆時進士，曾任知縣，辭官著述。繼承浙東學派由經入史。因感明末文獻流失，殉明志士之事迹，多淹沒無聞，廣泛搜集史料及故老遺聞，以碑志墓表傳記等形式，撰述殉明抗清人士事迹，自張煌言、顧炎武等文士以至市人歌伎，分別予以表彰，并及清初的廉吏和文士。全祖望所撰志傳遺稿，編入《鲒埼亭集》及外編（今共存一百八卷，内含詩集十卷），實際上是一部明清之際的史傳彙編。

　　清人私家纂史，當首推蔣良骐《東華錄》。乾隆中，蔣良骐任國史館纂修官，摘抄清太祖至清世宗的五帝實錄，增入所見檔案資料，彙編成《東華錄》三十二卷（史館在皇城東華門内，故名）。清初幾朝實錄屢有修改，蔣氏私家修錄，未經官方删改，保存了不少不見于官修實錄的文獻。清末王先謙曾予增補，又續修乾隆帝至同治帝《東華續錄》，合爲《十一朝東華錄》六百二十五卷行世。乾隆中宗室弘旺著《皇朝通志綱要》五卷，以編年體叙述清太祖至乾隆前朝史事。乾隆十七年蕭奭（蕭奭齡？）撰《永憲錄》并續編，記述康雍之際的政事和典制，取材于邸鈔、朝報、诏谕、奏折等原始資料，可糾正官書的誤失。

　　清三通與續三通唐杜祐著《通典》，宋鄭樵著《通志》，元馬端臨著《文獻通考》，習稱“三通”，創立了記述曆代名物制度的史學體裁。乾隆中開三通館，仿照“三通”體例，編寫《皇朝通典》、《皇朝通志》、《皇朝文獻通考》，于乾隆五十一、二年間修成。《清通典》一百卷，依舊例分爲九門，記述清代典章制度。《清通志》一百二十六卷，省去《通志》的紀傳年譜，隻取二十略，其中不免與《清通典》重複。《清文獻通考》卷帙最繁，多至三百卷，依舊例增爲二十六門，分記清代行政制度與經濟制度，頗爲詳備。清三通纂輯後，當即由武英殿刊刻行世。

　　三通館編修三通，原意是續修《通典》、《通志》、《文獻通考》，止于乾隆朝，但在編寫過程中，對前代與清代制度的行文格式，難予處理，于是将清朝的與前代的分編。因而在皇朝三通即清三通之外，又有續三通的編纂。《續通典》一百四十四卷，叙事銜接《通典》，自唐代中葉迄于明代；《續通志》六百四十卷，銜接《通志》，起唐代止明代；《續文獻通考》二百五十二卷，叙事銜接《文獻通考》，起自南宋後期，止于明代。續三通記述前代制度，詳于明代，明以前較爲疏略。但三通體裁，卻由此得以貫通今古，彙爲完帙。

　　曆史考據學漢學治經學，緻力于名物訓诂，辨僞輯佚，一些學者因而由經入史，也影響了曆史學的發展。史學家把漢學治經的方法應用于研治史學，從而使曆史考據學成爲乾嘉時期風行的學術，取得了顯著的成績。漢學原義是指經學，以漢學家求實的方法研治經史，又被稱爲“樸學”。

　　疏證——對儒家經典注釋疏證是經學的傳統方法，清代漢學家注經則基于對古制、古義的考訂和遺文、佚注的搜補。史學家繼承前代注史的傳統，又參用此類方法疏證史籍，出現了不少名著。吳派創始人惠棟仿裴松之《三國志注》，著《後漢書補注》二十四卷，搜補三國至南朝諸家所著後漢史書，分卷輯注，以求詳備。沈欽韓（一七七五——一八三二年）著《後漢書疏證》三十卷，旨在考訂名物，正誤補遺。又著《漢書疏正》三十六卷，糾補唐顔師古舊注；《三國志補注》十六卷，訓诂名物，考釋地理。杭世駿（一六九五——一七七二年）亦著《三國志補注》，趙一清又有《三國志注補》，前者在于補遺，後者重在考證。錢大昭有《兩漢書辨疑》，又有《三國志辨疑》，均爲考訂駁辯之作。厲鹗著《遼史拾遺》，實爲諸書有關遼代記載的輯錄。汪輝祖著《元史本證》，則以本書互證前後之歧誤。曆代 “正史”以外，于古代史籍，如《逸周書》、《戰國策》、《國語》、《山海經》等書，也多有疏證之作。大抵這一時期，依舊史成新作，名爲注疏，實爲補遺和考據。著述繁多，不需備舉。

　　考異——司馬光著《資治通鑒》，別成《資治通鑒考異》三十卷，考訂諸書記事之異同，以爲編著《通鑒》之依據。乾嘉學者則依漢學家治經之例，考訂舊史記事之同異，獨立成篇，彙爲巨著。錢大昕著《廿二史考異》一百卷，對《史記》至《元史》二十二部史籍（不包括《舊五代史》），依卷次記事，詳加考訂，涉及制度典章、年代、譯語等廣泛内容。曾從惠棟問學的江蘇嘉定人王鳴盛（一七二二——一七九七年），著《十七史商榷》一百卷，對宋人所稱十七史（《史記》至《五代史》），分別考校疏解。趙翼（一七二七——一八一四年）著《廾二史劄記》（《史記》至《明史》），于考訂史籍之外，義及史事及典制之述評。三書并駕于一時，體例互有同異，但都被視爲乾嘉曆史考據學的著作典型，影響了一代學風。

　　校勘——漢學家治經，校勘經文，極爲精密。廣泛利用曆代不同版本、諸書引文以至石刻經文，考訂古音古義，核以史事典制，校勘方法日趨完善，校勘之學蔚爲專門的學問。前述“正史”的疏證及錢、趙、王三家之書，包含着以校勘學的方法校訂“正史”文字的訛誤脫衍，做出有益的貢獻。此外，如《逸周書》、《國語》、《戰國策》、《竹書紀年》、《呂氏春秋》、《山海經》、《華陽國志》等古代史籍，也都在乾嘉時期經過學者們的校訂，使異文駁雜的古籍足資利用，成績是顯著的。

　　輯佚——輯佚的方法也由經學移用于史學。宋以後失傳的古史《世本》、《竹書紀年》，有多家輯錄考證。失傳的幾家《後漢書》、《晉書》、《晉陽秋》等，也自群書輯錄佚文，得見一斑。編纂《四庫全書》時，輯佚之法，更施用于《永樂大典》，自《大典》輯出宋元史籍、文獻多種，爲宋元史研究提供了前人未加利用的重要史料。

　　志表——自《史記》創制志、表體例，曆代修史，或因或革，間有缺略。關于志、表體之意義，評論也有所不同。黃宗羲弟子萬斯同力倡志、表，乾嘉學者緻力于志、表者甚多。其成績一爲舊史志、表之考證，一爲缺略志、表之纂補。兩者又都以《疆域志》（《地理志》）和《藝文志》（《經籍志》）成績最爲顯著，從而推動了曆史地理學與目錄學的發展。錢大昕研治天文曆法，曾撰《宋遼金元四史朔閏表》，又爲《元史》作《氏族表》，以考訂蒙古族系，是獨辟新境的創舉。

　　史論與史學 在曆史考據學風靡的時期，出現幾部史論與史學的著作，顯得格外引人注目。

　　《讀通鑒論》——曆來紀傳體正史，隻在本紀及部分列傳之末，附書論贊。司馬光著《通鑒》，附出“臣光曰”以申論議，但全書也隻寥寥數見。王夫之兼治經史，著《讀通鑒論》三十卷，又續成《宋論》十五卷，于秦漢以來曆代重大史事及人物行止，依時代先後，分別著論，評議得失功過，探究治亂之源。所論雖屬一家之言，但以論史獨立成書，卻是史學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創。

　　《考信錄》——直隸大名人進士崔述（一七四○——一八一六年），嘉慶初曾在福建任知縣。後辭官著述，兼及經史，撰《考信錄》三十二卷，曆考上古三代至孔孟事迹。自稱撰著此書是因爲“文人學士多好議論古人得失，而不考其事之虛實”（《考信錄·提要》）。漢學家的辨僞，重在考訂古籍之真僞，《考信錄》則在考辨記事之有無，在治學方法上是一個發展。《考信錄》在考據史事的基礎上，提出獨立的判斷，認爲：“大抵戰國秦漢之書，皆難征信，而其所記上古之事，尤多荒謬。”“今爲《考信錄》，不敢以戰國秦漢之書爲實事，不敢以東漢魏晉諸儒之所注釋者悉信以爲實言”（同上書）。清代漢學家笃寫東漢魏晉諸家的舊注，崇信上古。崔述此書，明确提出戰國秦漢之書不可信，唐堯以前遠古傳說莫須有，所論雖不無偏頗，但由崇古轉爲疑古，則是史學觀念上的一個突破。崔述所論與時人多不合，因而在當時不甚受到重視，但他的史學觀念與方法，卻對後世曆史學的發展産生了影響。

　　《文史通義》—— 浙江會稽人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一年），字實齋，乾隆四十四年進士。曾從浙東諸儒問學，因而被視爲浙東學派的傳人。後從畢沅，助修《續資治通鑒》，編纂《湖北通志》。《文史通義》是章氏關于經學、史學及文學的論稿。在這部著作中，章學誠提出“六經皆史也”的著名論點。認爲“經”原來并非尊稱，六經不過是“三代盛時典章法度”，是周公的政典。漢儒以六經爲儒家基本經典，具有不可動搖的獨尊地位。清代漢學家，特別是吳派諸家，不談義理而着意于考訂經書的名物制度，事實上也是把經書當作史籍來研考。如果說，宋代理學家是把經學哲學化，清代漢學家已是把經學史學化。但是，清代漢學家仍奉六經爲最高經典，不敢觸犯它的尊嚴。章學誠明确提出“六經皆史”，也就是揭穿了漢儒的以史爲經，從根本上動搖了六經的思想統治地位，意義是重大的。

　　《文史通義》以讨論史學爲主旨，因而時人曾比之于劉知幾的《史通》。但章學誠本人卻并不以爲然。他說：“而人乃拟吾于劉知幾，不知劉言史法，吾言史意，劉議館局纂修，吾議一家著述，截然兩途，不相入也。”章氏稱館局纂修之史爲“史纂”；以議論言史爲“史評”；曆史考據學“記誦名數，搜剔遺逸，排纂門類，考訂異同”，可稱爲“史考”。史纂、史評、史考，都還不能稱爲“史學”。他譏諷考據家是“疲勞精神于經傳子史，而終身無得于學者”。他以爲“史學”應是 “學有宗旨”、“成一家言”的著作之學。因而他又将曆代曆史學者分爲“著述”與“比類”兩家。“比類”即整理考訂史料。“著述”是指不同于“纂輯之史”的 “著作之史”，如班固的《漢書》、司馬光的《資治通鑒》才可稱爲“一家著述”。章氏認爲劉知幾的“才、學、識”之說仍未完善，他提出一家著述的史學應具備義、事、文三個要素。事是基礎，“非學無以練其事”。他認爲，與史考、史評相比，“叙事最難”。比類考證是叙事的依據，但在體例上又有所不同，如“考證之體，一字片言，必标所出”，“著作之體，援引古義，襲用成文，不标所出，非爲掠美，體勢有所不暇及也。”著作在于“其志識之足以自立，而無所借重于所引之言。”“文”指文辭體例。著述之文不同于文人之文，選詞要“純而不雜”，力求簡潔，“未有不潔而可以言史文者”。他又提出“臨文主敬”之說，叙史應當嚴肅冷靜，謹防情深氣冒，一往不收。體例不應拘泥，體例文詞應做到“圓而神”。三者之中最重要的是“義”。他說“史所最貴者，義也”。因爲“史學所以經世”，一部著作應有自己的宗旨和獨立的見解。但著作不同于“史評”，史義不是憑議論來表達，而是通過叙事的“決斷去取，成一家言”。他說：“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後微茫杪忽之際，有以獨斷于一心。” 他拈出“獨斷”一詞，又稱爲“孤行其意”，以強調著述必須有自己的獨立思想，“雖使同侪争之而不疑，舉世非之而不顧”。章氏評判前代著作，贊許通史體和紀事本末體，極力推崇鄭樵的《通志》，說：“鄭樵生千載而後，慨然有見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詞采爲文，考據爲學也。于是遂欲匡正史遷，益以博雅，貶損班固，譏其因襲，而獨取三千年來遺文故冊，運以別識心裁。蓋承通史家風，而自爲經緯，成一家言者也。”（引文俱見《文史通義》）章氏《文史通義》中的這些創見，在乾嘉文壇，獨樹一幟，與當時考據盛行的學風，顯然全不相合。因而本書在當時并不爲人們所重視，卻爲後世史家所推許，影響了近代曆史學的發展。

　　《文史通義》在章氏生前，并未完稿。遺存内篇六卷，由蕭山王宗炎校訂，又将序跋書說等文編爲外篇三卷，刊入《章氏遺書》。章氏次子華绂另在開封編刊内篇五卷本，以論述方志之文編爲外篇三卷，通稱大梁本。兩本互有異同。

　　

　　（三）地理著述與方志

　　地理學著作 明末以來，地理學成爲較發達的學科。自然地理與人文地理的實地考察，沿革地理的曆史考訂，都完成了具有學術水平的巨著。

　　《徐霞客遊記》——作者徐宏祖（一五八七——一六四一年），江蘇江陰人，字振之，号霞客。出身江南富家，自幼研習地理輿圖。曾從陳繼儒爲學，與名儒黃道周友善。萬曆三十五年，始遊太湖，此後三十餘年間，曆遊今江蘇、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福建、陝西、山西、河南、河北、山東、安徽、廣東、廣西、貴州、雲南等十六省區，沿途考察地理形勢、山川地貌，逐日予記。後人以遺存日記編爲《徐霞客遊記》十卷，刻印傳世。《遊記》并不隻是對山川風物的簡單的記遊，而且是科學考察的紀錄。徐宏祖對各地地形的變化及相互聯系，經過觀察、測量并參據曆史記載，以考察其整體特征，進而對某些地貌的成因做出推斷。特別是晚年遊曆貴州、雲南等地，第一次發現并考察了石灰岩地貌（喀斯特地貌）。在《滇遊日記》中說：“粵山多石，滇山多土，黔山介于兩者之間。”又從而推斷說：“粵西山多石，故多分行獨挺，水流澄清，多穿穴之流；滇南山多土，故地多環窪，水流混濁，多壅流成海（湖泊）。”黔南水流則介于二者之間。這與近世地理學家對喀斯特地貌的認識，已很接近。《遊記》還記述了徐宏祖的一些地理發現。如提出金沙江爲長江正源說；元江、瀾滄江、潞江等各自入海，并不是長江支流等等，都糾正了《禹貢》以至《明一統志》中的錯誤。《徐霞客遊記》的科學價值，經近世地理學家丁文江的闡發而得到廣泛承認，列于世界地理學名著之林。

　　《肇域志》與《天下郡國利病書》——顧炎武所著兩部相輔相成的著述。崇祯時開始草創，至康熙初年編成。自序稱：“曆覽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國志書，一代名公文集，問及章奏文冊之類，有得即錄，共成四十餘帙。一爲輿地之記，一爲利病之書”。《肇域志》是“輿地之記”，共一百卷。記述各地地理形勢，水利交通。《天下郡國利病書》一百二十卷，依明代行政區劃，分別記述各司府州縣的山川關隘、戶口田賦、政事民事以至邊疆形域、海外鄰國關系等等，包括自然地理、人文地理以及明代社會經濟等廣泛内容。

　　《讀史方輿紀要》——江蘇無錫人顧祖禹（一六三一——一六九二年）著。父柔謙，明亡不仕，偕子隐居，長于音韻學及史學。祖禹承父志，發憤著書，積二十年之力，成《讀史方輿紀要》一百三十卷，包括《曆代州域形勢》九卷，詳考唐虞三代以來曆代行政建置沿革；《南北直隸十三省》一百十四卷，依明代建置，分別記述明兩京十三布政司各州縣的城鎮、山川、關隘以至橋梁、驿站情況；《州凟異同》六卷，據曆代史籍，輯錄山川、江河記載之異同；另《天文分野》一卷，論述史志中關于星宿分野與地理之關系。著者因明亡之痛，書中記述山川險易，着眼于“古今用兵戰守攻取之宜，興亡成敗得失之迹”，但對曆史記載，考證詳審，是一部傑出的曆史地理學巨著。

　　一統志與地方志明清兩代承襲元朝編修《大元一統志》（今佚，隻存輯本）之例，修纂本朝一統志。地方志的編修也由于官方的提倡，普及于全國。現存明代地方志書約一千種，清代志書多至五千六百種。地方志書的一再編修，紀錄了各地大量的曆史、地理和社會狀況的資料，是對學術文化的一大貢獻。

　　一統志——明天順五年（一四六一年），戶部尚書、翰林學士李賢等奉敕纂成《大明一統志》九十卷。清乾隆八年（一七四三年）敕修《大清一統志》三百四十卷；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年）又修成《一統志》五百卷；嘉慶十六年（一八一一年）敕令重修，至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完成，記事止于嘉慶二十五年，故名《嘉慶一統志》。一統志彙載全國各地建置沿革、疆界、地理形勢、山水、戶口賦役、物産、風俗、宦績、人物資料，以省區爲紀錄單位。明代一統志分南北兩京和十三布政司，清代分京師、盛京和十八行省以及特別地區（蒙古、回部），省下設《統部》，概述全省基本情況，次則分述各府州縣。

　　省志——明人多稱“總志”，清人習稱“通志”，由朝廷敕令編纂，各省長官主持修纂之事。通志的體例，曆朝大體相同。嘉慶間謝啓昆主修《廣西通志》二百八十卷，分五大類二十二小類，即（一）典訓；（二）四表：郡縣沿革、職官、選舉、封建；（三）九略：輿地、山川、關隘、建置、經政、前事、藝文、金石、勝迹；（四）二錄：宦績、谪官；（五）列傳：人物、土司、列女、流寓、仙釋、其他。別省的通志大體上也包括這些項目，隻是因爲地方的特點有所增減。如雍正間李衛等修《浙江通志》，有經籍、碑碣二目，表現出浙江文化的發達。同時期田文鏡等編《河南通志》，無此二目，而有禮樂一門，反映出中原地區重視禮樂的傳統。《衛藏通志》十六卷，詳載藏族地區的政教制度和經濟文化。《澳門紀略》作爲澳門的方志，着重于當地的管理制度和居民特點。明末何喬遠據府縣志書，撰成《閩書》一百五十四卷，是私家纂修的福建省志。

　　府州縣志——府州縣志也爲官修。明代方志，多經續修。清朝明确規定：每六十年，由地方官員主持重新編寫一次，編成之後，送交學政審查付梓。續修的辦法，使地方志得以不斷增補創新。如《蘇州府志》，明洪武間初修，正德間、嘉靖間兩次續撰，清代康熙、雍正、乾隆、道光四朝又先後續修，遞有增補。府縣志的體例，明代尚無定制，清代逐漸程式化。乾嘉時期，學者修志，也提倡注重考據。洪亮吉主纂《泾縣志》，主張“信載籍而不信傳聞，博考旁稽”（《序言》），《泾縣志》就成爲考據的範本。錢大昕主修《鄞縣志》，戴震編《汾州府志》，李兆洛撰《鳳台縣志》，章學誠撰《和州志》、《永清志》、《荊州府志》，都是方志中的名作。府縣志的編寫，各地不平衡，經濟文化發達地區多于邊疆地區。明正統間畢恭纂《遼東志》九卷，嘉靖間李輔續輯《重修遼東志》十二卷，是東北地區修志的起始。

　　專志——志書的編修，普及各地，成爲人們習用的體制。以行政區劃爲基礎的地方志而外，名山大川、寺觀書院也由學者分別編修專志。各類專志中，尤以市鎮志、民族志和邊防志，頗具時代特點，引人注意。

　　明萬曆以來，在城市商品經濟發展的地區，陸續出現一些市鎮。萬曆時，李樂爲湖州府歸安（今屬浙江湖州市）的烏青鎮撰《烏青鎮志》，清乾隆間董世甯重修。乾隆間範來庚又爲同縣之南浔撰《南浔鎮志》。楊謙等撰浙江嘉興秀水的《梅裏志》，楊樹本撰嘉興桐鄉的《濮院瑣志》等。這些志書，深入到市鎮闾閻，爲基層社會經濟的實況留下了可貴的紀錄。

　　清朝統一全國，民族衆多。蒙、回（維）、藏三大族，屹立邊陲，于清朝的統治關系甚钜。乾隆間進士山西壽陽人祁韻士，曾入翰林院，充國史館纂修官。奉旨創立《蒙古王公表傳》，又據所見内閣大庫紅本及理藩院檔冊，撰《藩部要略》十八卷，于嘉慶初完成，内分内蒙古、外蒙喀爾喀部及厄魯特部、回部、西藏等五“要略”，分別記述各部的歸附、叛服、封爵等事迹。事實上是一部民族志。嘉慶九年（一八○四年），祁韻士因得罪遣戍伊犁，又編纂《伊犁總統事略》，後經同被遣戍的進士徐松（一七八一——一八四八年）據以增修，由伊犁将軍松筠進呈，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年）賜名《新疆識略》

　　明代邊防，主要在防禦蒙古。陸續出現一些私家編修的研究北方邊防的志書。魏煥撰《九邊（長城九邊鎮）通考》、劉效祖撰《四鎮三關志》、楊守謙撰《大甯考》、張雨纂《全陝邊鎮志》、詹榮著《山海關志》。東南海防的專志則有王在晉編《海防纂要》、胡宗憲《籌海圖編》、謝廷傑《兩浙海防類考》等書。清人編纂的海防著述，有杜臻《海防述略》、俞昌會《防海輯要》、嚴如煜《洋防輯要》等書。這些專門志書的編纂表明：面對外國勢力的來侵，人們已日益感到加強海防的重要了。

　　

　　（四）金石學

　　宋代學者注意于古器物銘文的研究，始有“金石”之稱。明代學術不很發達，但學者留意于石刻文字的搜集，開拓了研究領域。清代乾嘉時期爲考訂經史而廣泛搜考金石文字，金石之學成爲專學。研究領域日益擴展，收集文物的範圍也日益擴大，爲近代文物學與考古學的發展，奠立了基礎。

　　石刻文字——宋人着重于銅器銘文的研究，隻有少數著作如趙明誠《金石錄》，兼及石刻文字。元末潘昂霄著《金石例》十卷，最先注意到碑志文字義例。明初，陶宗儀纂《石刻叢鈔》，輯錄碑銘原文。《明史》舉爲有明一代“記誦之博，著作之富”推爲第一的楊慎，在嘉靖時撰《金石古文》十四卷，彙編漢代以前的金石文字，力求無遺漏，但不免有“真僞錯雜”之譏（《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二）。陳有《吳中金石新編》八卷，收錄當代碑文，不取前代，不錄頌德谀墓之作。所收碑記多涉及倉儲、水利等有關民生的記事，獨具心裁。都穆撰《金薤琳瑯》二十卷，仿宋人洪适《隸釋》例，編輯石刻文字，并加考辨，所載碑文均錄全文，完整地保存了許多可貴的資料。萬曆間，陝西盩厔縣（今周至縣）人趙崡在家鄉廣拓碑刻，又托友人四處搜求，積存碑文二百五十三種，一一撰寫跋尾，因無力全文刻印，編成《石墨鐫華》六卷，收錄碑目并附跋尾。

　　明清之際，顧炎武周遊各地，每見銘刻，必行抄錄，又得友人贈送碑文拓本，其中不見于宋人金石書者約三百餘種，分別寫出跋文，編成《金石文字記》六卷。又以不見著錄并無拓本流傳的碑文五十六種，彙爲《求古錄》一卷。顧氏搜羅石刻文字，旨在用以輔證經史，“闡幽表微，補阙正誤”（《顧亭林文集·金石文字記序》），不同于前人的注重書體。

　　畢沅也以爲金石可證經史，曆官所至，注意搜集金石文字。任陝撫時，與錢坫、孫星衍等輯《關中金石志》八卷；改任豫撫，編錄《中州金石記》五卷；撫魯時，又與學政阮元合編《山左金石志》二十四卷。這些金石志詳載碑石廣闊尺寸、字徑大小，行數多少，使讀者明了原石形制。諸志均著錄碑銘全文，并對其碑文有所考釋。

　　錢大昕博學多聞，尤其注意金石文字的搜羅研究。撰有《金石文字目錄》八卷，又撰《潛研堂金石文字跋尾》二十五卷，以金石證史，多有創獲。錢氏曾認爲宋以來治金石文字者凡有兩途，一是“考稽史傳，證事迹之異同”；一是“研讨書法，辨源流之升降”（《潛研堂文集·郭龍伯金石史序》）。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中說，錢大昕等人“開乾隆已後諸儒以金石之學印證經史之一派”（卷三），所論是恰當的。

　　嘉慶初，孫星衍編成《寰宇訪碑錄》十二卷，依時代順序，編列秦漢以來至元末的碑目，共收七千五百餘通，各碑分注書體、年月、撰人、書人及所在地點，是當時收碑最多的綜合目錄。乾隆時，邵晉涵在三通館爲續補《通志·金石略》，編錄内廷所藏各地進呈的碑拓，以副本贈孫星衍。此後二十餘年間，孫星衍曆遊各地，據親見碑石，拓摹增補。又得錢大昕、阮元、武億及江蘇邢澍等饋贈的碑拓，乃與邢澍共刊此書。

　　乾隆時進士王昶曆任各地考官，笃好金石，勤于搜訪，積五十年之力，得先秦至宋，遼、金、大理時代的金石文字一千五百餘通，嘉慶十年（一八○五年）編成《金石萃編》一百六十卷，自序中說，金石内容廣泛，研究石刻文字，“經史小學暨于山經地志叢書別集，皆當參稽”。他參稽群書，對器物及碑石形制作出說明，并加考釋。書中收錄碑銘全文，自信“欲論金石，取足于此，不煩他索也。”以石刻而言，本書确是當時收錄碑文最多的集大成之作。王昶另收有元代碑文約八十通，未及刊入本書。近人羅振玉編爲《金石萃編未刻稿》刊行。

　　《西清古鑒》——乾隆十四年（一七九四年），吏部尚書梁詩正等奉敕撰修《西清古鑒》，凡四十卷，另附錢錄十六卷。本書彙編清宮廷所藏自商周至唐代的酒器、禮器、祭器等銅器及銅鏡共一千五百二十九件，各卷圖繪器物形狀，摹寫銘文并加說解。編者利用文獻資料分析古器物，糾正了前人研究的某些誤失，因而被《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舉爲“有裨于經史之學”。乾隆三十年内府刻本，印制極精，隻是某些器物花紋的摹繪難免失真，銘文考釋也間有錯誤。但作爲宮廷所藏古器物的綜錄，是規模空前的巨著。乾隆末又續纂《西清續鑒甲編》二十卷，收錄宮廷續得的唐以前古銅器九百四十四件，附唐代以後的銅器、印玺等三十一件。又成《西清續鑒乙編》二十卷，收錄盛京皇宮所藏古銅器九百件。此外又編成《甯壽鑒古》十六卷，收銅器六百件，銅鏡一百另一件。四書合稱“西清四鑒”。

　　《積古齋鍾鼎彜器款識》——清阮元編著，凡十卷。阮元認爲，三代時鍾鼎彜器與土地同等貴重，編錄曆年收集的自商周至晉代的鍾鼎等銅器銘文五百五十種，與幕友朱爲弼共撰釋文，補正經史，于嘉慶十年（一八○五年）自刊行世。自序稱：“稽考古籍國邑大夫之名，有可補經傳所未備者。偏旁傳籀之字，有可補說文所未及者。”對曆史學和古文字學都有所貢獻，是學術價值較高的一部金文綜錄。本書又錄有阮氏所著《商周銅器說》上、下兩篇，對商周以來鍾鼎彜器等各類銅器的性質、曆史價值以及漢代以來古銅器出土、著錄情況，加以考訂、論說，爲此後古器物及銘文的研究奠立了基礎，并在研究方法上開辟了途徑。

　　

　　（五）語言文字學

　　明代學者已注意音韻文字之學。清代漢學家以音韻訓诂治經學，從而使音韻學、文字學及訓诂學得到空前的發展，著述如林。下面介紹的，隻是各時期最有影響的一些著作。

　　音韻學 明太祖初即位，即命翰林侍講學士樂韶鳳與宋濂纂修《洪武正韻》十六卷，洪武八年（一三七五年）書成，頒行天下。本書歸并《廣韻》二百零六韻爲七十六韻，是音韻學上的一大變化。但書中雜有南方方言，字義音切不全合于中原雅音，因而不便使用，實際上并未通行。

　　楊慎兼通音韻、訓诂、字書，著《古音叢目》、《古音借要》、《轉注古音略》、《古音餘》各五卷，在分韻歸字上，以今韻分部，把古音相同的字隸屬于一部。陳第著《毛詩古音考》四卷，開經學研究之新徑，也是明人研究古韻的代表作。陳氏認爲古人的讀音，本不同于今音。凡稱爲葉韻的，原爲古音，不是随意改讀。他的研究方法是以經證經，排比《詩經》上的經文，作爲證據，稱爲“本證”，又用秦漢詩作與《詩經》對照研究，以爲旁證。這樣依據古文獻推究古韻，爲音韻學研究開辟了道路。

　　顧炎武著《音學五書》。其中《音論》三卷，爲顧氏音韻學的綱領，論述古今音的變化及其原因。《詩本音》十卷，研究方法大體同于陳第《毛詩古音考》，以《詩經》用韻，互相考證，又以其他文獻驗證，以獲知古音的韻讀，故名“本音”。《易音》三卷，是據《周易》識別古音。顧氏又據古音指出唐韻的失誤之處，錄爲《唐韻正》二十卷。《古音表》二卷将古音分爲十部列出字表。顧氏自信有他的“五書”，“六經之文乃可讀”（《顧亭林文集》卷二）。清人推崇他“最精韻學”（《國朝先正事略》卷二十七），所論多爲後學所遵從。

　　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年），大學士李光地、王蘭生（一六七九——一七三七年）等奉敕纂修《音韻闡微》，雍正四年（一七二六年）成書。凡十八卷，首列韻譜，以今韻爲目，同韻字，依聲類、韻等排列。各字備載《廣韻》以下諸讀音的異同，對不妥者予以糾正，再以反切注明今音，便于利用。

　　皖派學者江永，撰著韻書三種：《古韻标準》五卷，《四聲切韻表》四卷、《音學辨微》一卷。《古音标準》繼承陳第、顧炎武的成就，補正他們的失誤，以《詩經》的韻律爲詩韻，漢魏六朝的爲補韻，這樣區分标準，便進一步糾正了前人以今音爲古韻、以漢魏六朝音爲上古音的錯誤。《四聲切韻表》首先探讨等韻，以圖表顯示切韻聲、韻、調系統，實際上是一部等韻圖。《音學辨微》也對等韻學做了進一步的說明。戴震是江永的弟子，在音韻學方面師承江永，著《聲韻考》四卷、《聲類表》九卷，提出古音九類二十五部之說及陰、陽、入對轉的理論，對音韻學也有所貢獻。

　　文字學金石學與音韻學、訓诂學，都不能不兼及文字學的研究。明人已開始編撰文字學的專書。明初趙謙曾參預編纂《洪武正韻》，自撰《六書本義》十二卷，把漢字分爲三百六十個部首，在各部之下詳細辨別六書字體。梅膺祚修纂《字彙》十四卷，定部首二百十四個，收錄單字三萬三千多個，以反切字及同音字注音，據許慎《說文解字》解釋字義。在編排上，依地支分爲十二集，各集首列部首表，附錄檢字表。這些編輯體例，爲清代學者所沿用。

　　清代學者文字學的成就，集中表現于《說文解字》的研究。代表作是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三十卷。段玉裁（一七三五——一八一五年），字若膺，江蘇金壇人，是戴震的弟子。皖派學人從音韻訓诂入手，研治經學。段氏則以爲究明構成文字的“六書”，才能通曉音韻訓诂。曾繼承江永、戴震之學，著《六書音韻表》，分古韻爲十七部，被戴震譽爲唐以來所未有的成就。段氏以古韻十七部爲依據，考察《說文解字》形聲字和“讀若”字的古音，進而考察《說文》所收形聲字與轉注、假借字的關系，條貫六書。再據經書及前人的經注，以訓诂字義，考辨字形，是一部兼及形、音、義的綜合性著述。嘉慶時，訓诂學家王念孫爲段氏的《說文解字注》作序，盛贊本書是：“訓诂聲音明而小學明，小學明而經學明，蓋千七百年來無此作矣。”王念孫将段注與許書并重，并非有意溢美。段氏注《說文》，猶如漢學家的注經書，實際上是憑依《說文》，以申述自己的研究成果和獨立見解。許氏《說文》的研究也由此蔚爲專學“許學”，成爲文字學的基石。

　　與段氏約略同時的山東曲阜人，進士桂馥（一七三六——一八○五年），著《說文解字義證》五十卷，博引群書，以解說許書的字義，一時與段注并稱。此後，朱駿聲著《說文通訓定聲》、王筠著《說文句讀》。有清一代，研究《說文》的著述，先後近二百種，使許學的研究達到了高峰。

　　訓诂學 訓诂學與音韻學、文字學息息相通，也與經學關系密切。明朱謀■研治《周易》，又著《骈雅》七卷。仿《爾雅》體例，收編古籍文句，自語詞文義至蟲魚鳥獸，類編爲二十篇，分別作出解釋。朱氏博覽群書，征引文獻極爲廣泛，并多收奇文僻字，對訓诂學作出了貢獻。

　　清代訓诂學發展到極盛。漢學家注疏經書，考校以外，多是訓诂。《經籍籑诂》則是訓诂經義的總集。訓诂學專著中，成就最大的當推江蘇高郵王念孫、王引之父子。王念孫（一七四四——一八三二年），字懷祖，乾隆四十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曾任陝西道禦史，嘉慶初，上疏彈劾和珅，後受命督治黃河。子引之（一七六六——一八三四年），嘉慶四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曆任各地鄉試考官、實錄館副總裁。道光時，擢任吏、戶、禮、工各部尚書。王念孫原來受學于戴震，治音韻文字之學，著《讀書雜志》八十三卷，校正諸子及史漢誤字，廣征群書，以證古義，号爲精審。訓诂專著是《廣雅疏正》二十卷。曹魏時張揖所著《廣雅》，明刻本多有誤字。王書詳爲校正，并上溯《爾雅》、《說文》，因古音以求古義，就同音之字，破假借以求本字。全書積十年之力寫定，實際上，是憑依《廣雅》編著的一部綜合性訓诂學巨著。原編爲十卷，每卷又各分上下。第十卷由王引之續成。王引之又繼承父學，著《經傳釋詞》十卷，搜輯先秦至兩漢經傳中之語詞虛字一百六十例，博引例證，究明本義及演變，多有發明。

　　與王念孫同時治《爾雅》者，有邵晉涵的《爾雅正義》、郝懿行的《爾雅義疏》。邵晉涵（一七四三——一七九六年），字二雲，浙江餘姚人。乾隆時曾入四庫館，授翰林院編修。曾從畢沅編修《續資治通鑒》，又從阮元編修《經籍籑诂》，所著《爾雅正義》二十卷，自諸書中彙輯漢魏以來各家注釋，成爲研究《爾雅》的總集。郝懿行（一七五五——一八二三年）著《爾雅義疏》二十卷，旨在彌補邵書的不足，着力于字借聲轉之故。其中草木蟲魚之名，多經目驗而後疏釋。書稿曾經王念孫點閱，寄阮元刊行。

　　史家杭世駿著《續方言》三卷，采集《說文》、《釋名》及經疏諸書，以續補揚雄《方言》。翟灏著《通俗篇》三十八卷，采摘經史以至民間流傳的方言俗語五千餘條，分別探源釋義。語言訓诂之學，逐漸擺脫了經學的束縛，開拓了廣闊的領域。

　　字典 清代字典的編纂，是語言文字學的劃時代的成就。

　　康熙四十九年（一七一○年），康熙帝命大學士張玉書、禮部侍郎淩紹雯纂修字書，前後經曆六年，于康熙五十五年告成，名爲《字典》。通稱《康熙字典》。 “字典”一詞也由此用爲字書的通稱。本書依仿明梅膺祚《字彙》的體例，立二百十四個部首，分十二集，收字四萬七千零三十五個，是收字最多、應用最廣的字書。所收之字，注明音切和不同的意義。釋義時，舉出古籍中的例證，附釋詞語，從而兼有詞典作用。書末附錄生僻字及不可施用之別字，以便檢索。道光時，王引之等奉敕考證，訂正誤失二千五百多條，撰成《字典考正》。近世刊本，附錄于字典備考。

　　清朝以滿文爲“國書”，又稱“清文”。康熙帝敕修《清文鑒》二十五卷，分門別類，用滿文注釋滿洲語義，是滿文的基本字典，無漢字釋義。雍正間修成《音漢清文鑒》。乾隆三十六年（一七七一年），敕纂《增訂清文鑒》三十六卷、《補編》四卷，分三十五部，二百九十二個子目，釋文滿漢對照。由于滿文書寫格式是直行，由左向右，與漢文的由右向左的習慣相反，所以左書滿文，右書漢文，同時在滿文的左側注上漢音，在漢文的右側則注以滿文字母。乾隆四十四年（一七七九年），又修成《滿洲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鑒》。以後增補爲滿、漢、蒙、藏合璧的《四體清文鑒》，以及補入維文的《五體清文鑒》。

　　

　　（六）目錄學

　　宋元時代目錄學漸成專學。明清兩代，大規模編纂類書和叢書，目錄之學遂成顯學。随着清代漢學的發展，輯佚校勘及版本之學受到學者的注意，目錄學也因而提高到新水平。全祖望、章學誠等人譏諷目錄隻供談助，不能與校勘學相比，所論不免偏頗。乾嘉時期目錄學專著之多，遠超前代，爲書籍的保存流傳和學術信息的傳播，作出了重大貢獻。

　　官修書目明宣宗時文淵閣藏書二萬餘種，近百萬卷，英宗正統間大學士楊士奇、學士馬愉等清點藏書，編成《文淵閣書目》四卷，以《千字文》字序排次，著錄圖籍七千多部，因考訂不足，解題不免缺漏，但仍是一部重要的目錄學著作。萬曆間，中書舍人張萱奉命編纂《内閣藏書目錄》八卷，著錄著者及各書的完缺狀況，間有題解，比《文淵閣書目》更爲完善。清乾隆間編成《天祿琳琅書目》十卷，著錄秘府收藏的善本，分經史子集四類，各類按金元明版本時代排次，各書有解題、版本及收藏家題識印記、著者姓名、時代、籍貫、爵職，并有乾隆帝的詩文題識。清敕修《四庫全書》時，乾隆帝命紀昀等編寫所收書籍（存書）和存目書籍的學術性提要。紀昀認真從事，以“一生精力，備注于四庫提要及目錄”（《國朝先正事略》卷二十），纂成《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著錄圖書一萬零二百五十四種，分類一如《四庫全書》：經史子集四大類，類下區分爲若幹項，或再分子目。每項先錄存書，次及存目。各書提要包括書目、卷數、收藏、著者時代、簡曆以及本書的優缺點等評論。每一大類和小類的前面各有小序，說明這一類圖書的源流以及分類的依據。書成後有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年）武英殿印本。它是清代最重要的綜合性的圖籍目錄，也是前所未有的規模最大的書目。

　　私家書目明清兩代，私家藏書之風日盛，多編有書目傳世。明成化初，昆山葉盛撰《■竹堂書目》，著錄家藏書四千六百餘冊，二萬二千七百餘卷，藏書之富爲前人所不及。嘉靖時高儒撰《百川書志》，著錄家藏書，于經史子集四部之外，兼收戲曲、小說，是一創舉。萬曆時，徐■編《紅雨樓書目》收錄家藏書五萬三千餘卷，内含元明雜劇傳奇多至一百四十種。嘉靖末年，鄞縣人範欽在家鄉建天一閣藏書，自編書目。後人範懋注在清乾隆時正式編成《天一閣書目》十卷，著錄三千四百四十八種，詳載各書卷數、著者、版本并錄出序跋，所藏書多有他處未見的善本。清初晁瑮《寶文堂分類書目》著錄家藏書六千餘種，書目分編三卷五十一目。錢謙益編《绛雲樓書目》收錄家藏圖籍，绛雲樓後毀于火，書目所載，尤足珍貴。毛扆《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徐乾學《傳是樓書目》，孫星衍《平津館鑒賞書籍記》和《孫氏祠堂書目》，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等，都是清代學者的著名書目。虞山錢曾藏書繁富，有《也是園藏書目》及《述古堂書目》，又将善本題記編爲《讀書敏求記》傳世。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三十二卷，詳錄明人著述，爲《明史·藝文志》所本。

　　專修書目私家書目限于私藏。學者依據所知所見，編修綜合的或專科的書目，成爲目錄學的專書。明成化間學士錢溥纂《秘閣書目》，著錄在東閣所見圖書。萬曆間焦竑纂輯《國史經籍志》五卷，首列禦制及敕修諸書，著錄明人著述。其中間有沿襲舊目，未及詳考。末附“糾缪”，議論《漢書·藝文志》以來目錄分類之得失，可視爲目錄學的專論。專科目錄有明萬曆間呂天成著《曲品》，專錄明代傳奇。明殷仲著《醫藏書目》，編集醫學書目，爲前此所未有；清初朱彜尊撰《經義考》三百卷，編錄曆代經學及有關石刻目錄。康熙時梅文鼎著《勿庵曆算書目》，是所撰曆算學著作的提要。書目的編撰，呈現出多種新創的體裁。目錄學家或将編目考訂所得，寫成題記，彙爲專書。著名的著作有清人黃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吳壽旸《解經樓藏書題跋記》，李富孫《校經廄題跋》，顧千裏作《思适齋題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