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節 戊戌變法

第二節 資產階級的維新運動

一、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

甲午戰後，有些愛國的民族企業和工商界人士，痛感戰敗之辱，發出了“實業救國”的呼聲，提出自辦鐵路，自開礦山，設立工廠以“抵制洋商洋廠”。當時，洋務派已無法壟斷近代工業，清政府也根本無力再投資興辦新式企業。同時，清政府既已允許外國人在華投資設廠開礦，如果再對本國民間投資設廠限製過嚴，也於理不合。因此只好放鬆限制，允許民間設廠。允許民間設廠，是清政府工商政策的一大改變。這個措施，進一步激發了一部分官僚、地主和商人投資新式企業的積極性。而帝國主義在這一時期爭先恐後地對華輸出資本，在商品市場上由於外資工廠紛紛建立，洋貨大量傾銷，造成了農村以紡紗織佈為主的家庭手工業急劇破產。機織棉紗、洋布和其他商品的需求量迅速上升，商品市場的不斷擴大，對中國民間投資設廠起到刺激作用。

隨著自然經濟的進一步解體，大量的農民和手工業者失業破產。津榆、京津、蘆保等鐵路相繼動工，鐵路沿線的土地被大量佔用，許多農民失去賴以生活的基本條件。沿江沿海輪船日益暢通，運河廢棄，使以往的許多運輸工人流離失所。郵電事業的興辦，又奪走了大批驛站人員的生計。再加上各種天災人禍，就造成了與日俱增的破產失業人群。這大量的破產失業人群，就給民族資本主義工業提供了充足而廉價的勞動力。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在甲午戰後的一段時間裡，出現了不少民辦的紡織、繅絲、麵粉、印刷等輕工業和採煤為主的工礦業。據1895年至1898年的不完全統計，這期間新創辦的商辦廠礦企業有58家，資本總額達1200萬元。官辦和官商合辦的企業，合計只有8家，資本總額不過 400多萬元。商辦企業的投資額幾乎相當於官辦、官商合辦企業投資額的三倍。以紡織工業為例，從1895 至1898年，在上海、寧波、無錫、福州、蘇州等地，就先後創辦了7家商辦企業，資本都在20萬元以上，其中投資額最大的蘇州蘇綸紗廠，資本達83.9萬多元。再以煤礦為例，從1895至1898年，共創辦商辦煤礦4家，其中規模最大的廣東北海煤礦，資本也達83.9萬元。在這些商辦企業中，比較重要的有：1895年，商人樓景暉在浙江蕭山縣創辦的合義和絲廠，華僑商人張振勳在山東煙台創辦購張裕釀酒廠；1896年，嚴信厚在寧波創辦的通久源紗廠；1897年，長蘆鹽運使楊宗濂等人在無錫創辦的業勤紗廠，四品京堂龐元濟在杭州創辦的通益公紗廠，夏粹芳等在上海創辦的商務印書館；1898年，朱幼鴻在上海創辦的裕通紗廠，祝大椿在上海創辦的源昌碾米廠，吳懋鼎在天津創辦的天津硝皮廠等等。

甲午戰後出現的民間設廠“高潮”並不止於1898年，直到義和團運動失敗前，一直保持看較快的發展勢頭。如著名的狀元資本家張謇於1899年創辦南通大生紗廠，孫多森於1900年在上海創立阜豐麵粉公司等企業。繅絲業是甲午以前發展最早和最多購民族資本工業，戰後又有了明顯的發展。中國的生絲，自外國絲業興起之後，在七八十年代出口比重雖然日漸下降，但出口的絕對值仍在增加。 1894年以後，出口價值已超過茶葉，在出口貿易中佔第一位。因為機器繅絲的質量優於土絲，出口量繼續增加，1895年以後，繅絲廠增加很快，成為民族工業資本最多的一個部門，並且從上海、廣東擴展到四川、湖北、遼寧各地。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在甲午戰後雖然有了初步發展，但力量仍然相當微弱，不但數量很少、規模小，而且在發展過程中又遇到重重困難和阻礙。首先，他根本沒有力量與雄厚的外國在華資本和廉價的商品競爭，隨時都有破產倒閉的危險。例如在甲午戰後的三四年時間裡，先後開設的10家紗廠，資本額共490餘萬元，一時形成了興辦紡織工業的“高潮”。與此同時，日本棉紗在華中、華北一帶大量傾銷；英、美、德等國紗廠也在上海相繼設立，資本額達580餘萬元。由於這些外資紗廠的競爭，上海及蘇、杭一帶的華資紗廠從1898年就開始虧損，很不景氣。其他各地紗廠也日漸難以支持，更無人再辦新廠。

本來就無力與外國資本主義在華經濟勢力競爭的民族工業，還要承受國內封建勢力的壓迫。 “民間辦廠”雖然得到了清政府的允許，但並沒有可靠的法律保護。苛捐雜稅、官吏勒索不但沒有減少，反而日益增加。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並沒有為中國資本主義的順利發展提供可能和有利的條件。但是，儘管道路艱難，社會環境惡劣，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還是緩慢地前進了，甲午以後幾年與戰前比較，確實也有了比較明顯的發展。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迫切要求掙脫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勢力的壓迫和束縛，為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開闢道路。甲午戰爭的慘敗，使他們意識到不但清政府不能為他們開闢這樣的道路，洋務派和洋務運動也不能開闢這條道路。而由甲午慘敗引發的割地賠款和瓜分危機，將把中國推進亡國滅種的深淵。深重的戾族危機，激發了新的民族覺醒。而站在救亡圖存前列的，正是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群體。他們不但要求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而且要求學習西方資本主義的政治社會制度，實行政治變革，為資本主義的發展開闢道路。甲午戰爭對中國近代來說，是一次重大的歷史轉折。

二、維新運動的發端和康有為的變法理論

由早期維新思想家發展而來的一批新式知識分子，在內憂外患的衝擊和中西文化的碰撞過程中，逐步形成了一個共同認識，要救國，只有維新，要維新，只有學外國。甲午戰後，他們作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新的政治力量的代表，開始登上政治舞台。 1898年的戊戌變法，就是中國資產階級第一次政治演出。 19 世紀90年代以後，帝國主義加緊了對中國的侵略，民族危機空前嚴重。與此同時，帝國主義為把中國變為它們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又與中國的封建主義相結合，竭力阻礙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經過甲午戰敗，早期維新思想家提出的“變法”主張，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速傳播，並且很快形成一股新的社會思潮。以資產階級維新派知識分子群體為代表的這股新的社會思潮的倡導者和鼓吹者，以新的姿態站在時代潮流的前面，向著傳統的封建專制制度和守舊的思想文化，進行了猛烈的抨擊。他們在痛斥封建頑固勢力的同時，也對洋務派和洋務運動的種種失誤和弊端，進行了尖銳的批評。

他們認為，要把中國從被帝國主義爪分的厄運中拯救出來，取得民族的生存和國家的獨立富強，只有實行維新變法，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道路。為此，他們從西方資產階級那裡借取了進化論和社會政治學說，作為思想武器，向恪守“祖宗成法”的封建頑固思想和只學西方技藝、反對西方政治制度的“中體西用”論調，展開激烈的批判。維新變法思想的傳播，很快形成了一種政治運動，經過幾年的思想醞釀、輿論宣傳和組織準備，終於在1898年（農曆戊戌年）發生了著名的戊戌變法。

這次維新變法的主要領導者是康有為。康有為（1858—1927年）.字廣廈，號長素，廣東南海縣人。出身於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少年時代受過嚴格的儒家傳統教育，從19歲開始又到廣州，在著名理學家朱次琦門下學習三年，致力於“濟人經世”之學。這使他對乾、嘉以來流行的“漢學”表示懷疑和反對。更為重要的是國家的貧弱和民族的危亡，使他對清朝統治的腐敗深感不滿。 1879年，他在家鄉西樵山“專講佛道之書”，與來游的同鄉京官張鼎華相晤。在與張的交談中，“盡知京朝風氣，近時人才，及各種新書”。同年，又到香港旅行，“覽西人宮室之瑰麗，道路之整潔，巡捕之嚴密，乃始知西人洽國有法度，不得以古舊之夷狄視之”。 ①l882 年，應順天鄉試不中，在歸途中，路經上海，“益知西人治術之有本”，“大購西書以歸”，開始講求西學，努力閱讀江南製造局和外國教會翻譯的西書及《海國圖誌》、《瀛寰志略》等介紹外國情況的著作。從此，他認識到西方國家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要比中國的封建社會制度進步得多，決心向西方尋找救國真理。

中法戰爭失敗之後，中國的情形更加惡化。志在救國救民的康有為強烈要求改變現狀，憤發圖強。 1888年，他趁入京參加順天鄉試的機會，第一次向光緒皇帝上書，陳述變法圖強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指出在面臨“強鄰四逼於外，奸民蓄亂於內”的嚴峻形勢下，“一旦有變，其何以支？”唯一的辦法就是改變成法，力求自強。他請皇帝下決心趕快“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以挽救危局。由於頑固派的阻撓，這封上書沒有遞到皇帝手裡。但它卻在一些具有愛國維新思想的人士中展轉傳誦，產生了不小的思想影響，也使康有為獲得了相當的聲譽。從此，康有為就開始了他倡導維新變法的政治活動。第一次上書不達，康有為於1890年1月返回廣東。同年春，晤見今文經學家廖平，受其啟發，將今文經的 “三統說”闡發為改制因革的理論；將今文經的“三世說”推演為“據亂世”、 “昇平世（小康）”、“太平世”（大同）人類社會進化的系統程序。這樣，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學說和自然科學知識，中國儒家的今文經學的“三統”、“三世”說，就成為康有為政治思想的兩個來源。他根據這個思想學說，構築自己的維新變法理論體系。 1891年，康有為講學於廣州長興里，表面上不談政治，實際上是在用他的政治理論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並積極培養維新變法運動的骨幹。

1896年，移學舍於廣州學宮萬木草堂。學生中除陳千秋、粱啟超之外，還有韓文舉、梁朝傑、曹泰、麥孟華、徐勤等。從1889年到1895年，他除先後出版了《長興學記》和《桂學答問》兩本講學記錄外，又在陳千秋、梁啟超等學生的協助下，撰寫了《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這兩部書是維新變法的重要理論根據。 《新學偽經考》於1891年8月刊行。在這本書裡，康有為以極大的勇氣對固守“祖宗之法，莫敢言變”的傳統守舊思想，表示強烈不滿。把自東漢以來歷代封建統治者和儒學人士奉為經典的《古文尚書》、《逸禮》、《左氏春秋》等古文經，統統說成是劉歆偽造事實，是王莽“新朝”之學，與孔子無涉，應稱“新學”。後來被稱為“漢學”的賈逵、馬融、許慎、鄭玄之學，也不是“漢學”，而是“新學”。宋人所尊崇的經書也多是“偽經”，而不是孔子之經。他的這種大膽言論，無疑是從根本上對“漢學”和“宋學”的嚴重打擊，在學術上是要推翻“古文經學”的“述而不作”，在政治上是要抨擊頑固派“恪守祖訓”、泥守古法的主張，為維新變法製造理論根據。康有為這種論斷，並不符合歷史事實。但是，它卻在沉寂的思想領域掀起一聲驚雷。

從來沒有什麼人敢這樣大膽地向長期以來佔統治地位的 “漢學”和“宋學”發起挑戰。此書一出，立即引起封建衛道者們的仇恨和攻擊，他們說康有為的“新學偽經之證，其本旨只欲黜君權、伸民力，以快其恣睢之志，以發擄其傺侘不遇之悲，而其言之謬妄，則固自知之也，於是藉一用周禮之王莽、附王莽之劉歆以痛詆之”。 ① 也有人驚呼，《新學偽經考》使“五經去其四，而《論語》猶在疑信之間，學者幾無可讀之書！”② 在頑固派的攻擊下，清朝統治者曾先後兩次下令嚴禁該書流傳。 《孔子改制考》是康有為另一部重要著作。他從1892年就在陳千秋和梁啟超等的協助下，精心撰寫此書，直到1898年才由上海大同譯書局刊行。在此書中，康有為用資產階級的政治思想附會《春秋》公羊派的學說，用“據亂”、“昇平”、“太平”三世說，來解釋歷史的演進。所謂“據亂世”，就是君主專制時代；“昇平世”就是君主立憲時代；“太平世”就是民主共和時代，儘管這種附會並不是科學的歷史觀，但他明確指出歷史是不斷發展進步的，君主專制肯定要被君主立憲所取代，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君主專制制度永遠不可更改的傳統說教，為維新變法提供了歷史理論依據。

《孔子改制考》認為孔子以前的歷史都茫無可考。孔子創立儒教，提出他自己創造的堯、舜、文、武的政教禮法，作為“六經”，假託古聖先王的言論，宣傳孔子自己“托古改制”的主張。康有為虛構出一個首倡“改制”的孔子，實際上是用西方近代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思想，把孔子改扮成變法改制的祖師，同時也把自己的維新變法主張說成是符合孔子道統的真諦。他打出孔子托古改制的旗號，就是要向人們證明，他的維新變法主張，就是繼承孔子的事業，完全合乎“聖人之道”。

《孔子改制考》的問世，立即遭到頑固守舊派更猛烈的仇視和攻擊。葉德輝說，康有為利用孔子宣傳托古改制的理論是“假素王之名號，行張角之秘謀”。 ① 御史文悌在嚴參康有為的奏摺中，說康有為在《孔子改制考》中所闡發的理論，是“滅聖經”、“亂成憲”的叛逆行為，要求將該書毀版，將康有為處死。頑固守舊派的這種攻擊，表現出他們列政治變革的極大恐懼，同時也反映了康有為的變法理論在統治階級中產主了重大反響。康有為在萬木草堂講學授徒期間，還繼續編著從1885 開始著手的《人類公理》。在這部書裡，他要求人類社會能夠實現“平等公同”，希望有一個“奉天合地，以合國、合種、合教統一地球，又推一統之後，人類語言、文字、飲食、衣服、宮室之變制，男女平等之法，人民通同公之法，務致諸生於極樂世界。”反映了康有為早期的大同思想。

《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是康有為宣傳變法的兩部理論著作，兩書的先後問世，在當時的思想界引起了強烈的震動。梁啟超曾說：如果把《新學偽經考》比做“思想界之一大颶風”，那麼《孔子改制考》便如同“火山噴發”。 ① 因為在此以前，思想界還從未有過這樣駭世震俗的新奇理論。康有為不論是指斥劉歆為新莽篡漢而製造“偽經”，還是藉用孔子宣揚“托古改制”，其目的均不在古而在今，都是利用古書古人宣傳西方資產階級社會政治學說，向西方尋找救國真理。同時，在頑固守舊勢力還很強大，封建傳統觀念在許多人的思想中還根深蒂固的情況下，借用儒家學說和孔子的偶像進行宣傳，還可以減少來自封建頑固勢力的阻撓和壓力。正如他自己說：“布衣改制，事大駭人，故不如與之先王，既不驚人，自可避禍。”②經過幾年的思想理論準備，又有了一批維新志士作為骨幹力量，一場以改革封建專制制度、仿效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維新變法運動，一俟有了適當的時機和條件，就將迅速興起。

三、維新運動的高漲

1895 年4月，康有為在北京參加會試期間，傳來了日本逼簽《馬關條約》的消息。對於這個嚴重喪權辱國的條約，全國各階層人士無不為之痛心疾首。在京參加會試的舉人也義憤填膺，以省籍為單位紛紛到都察院請願，表示反對。在全國上下一片憤怒聲中，康有為更是萬分憤慨，奔走呼號，發動了1300多名舉人於5月2日聯名上書清廷，痛切指出形勢的危殆，在上書中警告光緒皇帝：如按條約規定對日割地賠款，必將喪失民心，引起列強接踵而至、“瓜分豆剖”的嚴重後果，並提出“拒和、遷都、變法”的主張。請求皇帝“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即由皇帝下詔罪己，嚴厲處分喪權辱國的大臣；遷都西安，整軍再戰；將對日賠款移作軍費，加緊練兵；實行變法，採取“富國”、“養民”“教民”的各種有效措施，以改弦更張，轉弱為強。強調“今之為治，當以開創之勢治天下，不當以守成之勢治天下；當以列國並立之勢治天下，不當以一統垂裳之勢治天下。蓋開創則更新百度，守成則率由舊章；列國並立則爭雄角智，一統垂裳則拱手無為”。皇帝如果要“籌自強之策，計萬世之安，非變通舊法，無以為治”。 ①還提出以府縣為單位，每約十萬戶公舉一位“博古今、通中外、明政體、方正直言之士”為“議鬱”，“上駁詔書，下達民詞”，供皇帝諮詢，決定“內外興革大政”。

康有為認為“鼓氣”、“遷都”、“練兵”三項都是“權宜應敵之謀”，變法才是“立國自強”的根本大計。這是康有為繼1888年第一次上書皇帝之後的第二次上書皇帝。這次上書，不論在政治思想內容上和變法的政治主張上，都比第一次上書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也可以說，拉開了戊戌變法的序幕。這就是中國近代史上有名的“公車上書”。但是，這次上書，都察院卻以《馬關條約》已經簽字，無法挽回為由，拒絕接受，當然也就不可能到達光緒皇帝手裡。 “公車上書”雖然未能阻止《馬關條約》的簽訂，但大批舉人的這次上書請願，卻標誌著醞釀多年的資產階級維新變法思潮已經和愛國救亡運動有機地聯繫在一起，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 “公車上書”被傳抄印刷，不脛而走，流傳很廣。社會上要求變法的呼聲日益高漲，康有為也從此確立了維新變法運動領袖的地位。

“公車上書”後不久，康有為考中進士，授工部主事。同年5月29日、6月30日，他又兩次上書。第三次上書基本上是重申“公車上書”中的內容，請求皇帝“及時變法，富國養民，教士治兵，求人才而慎左右，通下情而求自強，以雪國恥，而保疆圉”。這次上書遞到了光緒皇帝手裡。光緒皇帝親政不久，即遭甲午之敗，他雖然想要有所振作，力求自強，但格於慈禧太后及後黨官僚的掣肘，無能為力。看到康有為的上書之後，感到所言痛切中肯，書中所提出的變法主張有利於挽救危局，因此頗為重視，下令謄抄，分送慈禧太后、軍機處和各省督撫。康有為在第四次上書中，提出了“設議院以通下情”的主張。為在設議院問題上避免頑固派的反對，也為了消除光緒皇帝的疑慮，他一再解釋設立議院並不損害“君上之權”。他說： “會議之士，仍取上裁，不過達聰明目，集思廣益，稍輸下情，以便籌餉，用人之權，本不屬是，乃使上德之宣，何有上權之損哉？”① 儘管如此，頑固派仍然拒絕代呈。不過，這時光緒皇帝已經對康有為的變法主張有所了解，並且內心表示贊同。康有為取得光緒皇帝的支持，不但使他本人感到振奮，更加信心十足地進行宣傳和組織工作，也給維新派其他人士帶來了很大的希望。

當時清朝統治集團內部，派系分立，矛盾重重。大體上分為“帝黨”和“後黨”兩大派，也有游移於帝、後兩黨之間的一些洋務派官僚。光緒皇帝和支持他的帝黨官僚，雖然傾向贊成變法，但並不掌握實權，中央軍政大權仍由慈禧太后及後黨官僚們把持。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翁同龢是光緒皇帝的師傅、親信重臣，他與康有為接觸較多，對康有為的才能和見識頗為讚賞。此外，支持變法的帝黨官僚還有署禮部右侍郎徐致靖、內閣學士闊普通武、翰林院侍讀學士文廷式等。為了爭取更多士大夫和知識分子支持和參加維新變法運動，康有為和一些維新志士還在北京、上海、湖南、廣東、天津等地創辦報刊，組織學會，開辦學堂，大力宣傳維新思想，製造變法輿論，訓練變法人才。維新變法很快成為社會思潮的主流，維新變法運動也逐漸高漲起來。 1895 年8月，康有為在北京創辦《萬國公報》雙日刊，由梁啟超等人撰稿，宣傳西學，鼓吹變法。開始每期印1000份，隨當時專門刊載詔書、奏章的 “邸報”分送給在京官員。隨著變法思想的傳播，《萬國公報》不久改名為《中外紀聞》，印數也很快增加到3000份，作為維新變法的宣傳媒介和輿論工具，在北京的一部分官員和士大夫中，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同年11月，在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積極活動和倡導之下，由文廷式出面組織北京強學會，推陳熾為提調，梁啟超為書記員。陳熾是早期維新思想家之一，當時任戶部郎中，有一定社會地位和影響。強學會每十天集會一次，每次集會都有人宣講“中國自強之學”。康有為撰寫的《強學會敘》指出：中國形勢的危急猶如在列強“磨牙涎舌”、宰割爪分的險境中，“孱臥於群雄之間，鼾寢於火薪之上”。他大聲疾呼：“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瞬，日東眈，處四強鄰之中而為中國，岌岌哉！” ①

在維新變法得到光緒皇帝支持、聲浪高漲之時，強學會的成立引起了不少官僚的興趣。當時在天津小站練兵的袁世凱也來參加，署兩江總督張之洞也為學會捐款，甚至李鴻章也想捐銀入會，只是由於名聲不好，而被拒絕。在維新變法運動蓬勃發展的時候，西方國家來華的一些著名傳教士，也表示贊同和支持中國的變法，並極力向中國的維新派施加影響。早在1887年，他們就在上海成立了“廣學會”，這個學會一方面作宗教宣傳，一方面向中國介紹一些有關西方近代知識的書籍，強學會成立後，英、美傳教士李提摩太、李佳白、林樂知等紛紛加入，甚至當時英國駐華公使歐格納也親自參加，並捐助圖書。這些傳教士都是長期住在中國的“中國通”，對中國的情況有相當的了解，並且極力要用西方的面貌改造中國。他們表示熱心支持中國變法，但是卻並不完全贊同康有為等人的變法方案。

李提摩太向光緒皇帝提出了名為《新政策》的長篇意見書，認為中國並不需要改變封建君主專制制度，也不必實行君主立憲制度，只要中央政府能實行“新政策”就行了。李佳白說：“中國立南北直省，環拱京師，外而督撫將軍，內而閣部大臣，俱有專司，以上承天子，意美法良，誠不必如泰西君民共主，政多紛更也。”①他們主張保持清朝原來的政治體制，其目的在於更進一步控制清朝中央政府。李提摩太在《新政策》最後《目前應辦之事》中，列舉九項具體方案，其中有八項都提出要在政府各部門中任用西人。還建議設立“新政部”，作為推行“新政”的領導機關。內設總管八人，其中四人要由赫德、艾迪斯、科士達、德魯等在華外國人擔任。由外國人指導中國的“新政”當然要符合外國的利益，顯然與以救亡圖存、變法自強為目的的維新宗旨相背。然而，當時的維新派人士對帝國主義的本質缺乏應有的認識，把這些外國傳教士引為同調，來往甚密，還希望同他們合作，推動維新運動。這些傳教士雖然要通過“傳教”來維護西方國家侵華的利益，但是他們也畢竟向中國介紹了一些西方近代文化科學知識。同時各人的具體情況也不盡相同，並不同樣都是帝國主義侵華分子。

強學會成立不久，就吸納了一批維新派人士和帝黨官僚，同時混進了一些首鼠兩端的利祿之徒。由於派系各異，政見不一，人員構成比較複雜。一些守舊頑固官僚就散佈流言，伺機破壞。 1895年10 月，康有為留梁啟超在北京堅持工作，自己離京南下，在南京會見張之洞，成立上海強學會，並於1896年1月創刊《強學報》。東南地區，特別是上海的維新運動也很快開展起來。維新變法的聲勢愈來愈大，反動勢力的反撲也日益加緊。李鴻章的親家、御史楊崇伊首先發難，於1896年1月上疏彈動，說強學會“專門販賣西學書籍”，“复藉口公費，函素外省大員，以毀譽為要挾，請飭嚴禁”。隨即奉諭：“著都察院查明封禁。”北京強學會被查封之後，上海強學會也隨之解散，《強學報》也只出了三期而終刊。 3月間，楊崇伊又奏劾文廷式“互相標榜，議論時政”，結果文廷式被革職。強學會被迫解散，固然是封建頑固勢力向維新派發動的一次反撲，但同時也與強學會內部組織龐雜、思想混亂有關，有些官僚入會並不是為了維新，而是觀望風色，甚至有的別有意圖。然而維新運動並沒有因為受挫而止步，維新派仍然繼續大力宣傳自己的變法主張，維新運動在全國許多地區不斷發展。經過翁同龢、李鴻藻等的策劃，在強學會舊址設立官書局，由孫家鼐主持，每月撥給經費1000兩，供購買、翻譯外國新書和報刊之用。上海強學會停辦後，由張之洞的親信幕僚汪康年於 1896年8月9日創辦《時務報》旬刊，邀請梁啟超為主筆，黃遵憲也參與了《時務報》的創辦工作。 《時務報》從創刊到1898年8月8日停刊，共出刊 96 冊。它以新穎的言論，流暢的文筆，風行海內，影響深遠，對維新運動的開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特別是粱啟超發表的一系列鼓吹維新變法的文章，更是勢如破竹，震聾發聵，顯示了他傑出的宣傳才能。

梁啟超（1873—1929年），字卓如，號任公，廣東新會人，是康有為的得意門生和得力助手。在他主編《時務報》期間，寫了著名的《變法通議》、《論中國積弱由於防弊》、《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說群》等重要文章，他在《變法通議》中指出：“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萬國蒸蒸，日趨於上，非可閼制。變亦變，不變亦變。變而變者，變之權操諸己，可以保國，可以保種，可以保教，不變而變者，變之權讓諸人，束縛之，馳驟之，鳴呼，則非吾之所敢言矣！”①明確提出中國要變法圖強，必須學習西方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教育制度。他大膽地宣傳“民權論”，駁斥“唯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的封建說教，把歷代帝王斥之為“民賊”，認為“君權日益尊，民權日益衰，為中國致弱之根原”。 ①呼籲“伸民權”、“設議院”，實行君主立憲制度。同時他還要求改變科舉制度，培養有用人才；主張實行 “工藝專利”，為發展民族資本主義創造有利條件。梁啟超宣傳變法圖強的政論文字，在當時的愛國知識分子和一部分開明官僚中，引起了強烈反響。

數月之間，《時務報》銷數增加到一方多份。連張之洞也一度對之大加讚賞，稱《時務報》“賣為中國創始第一種有益之報”。由於《時務報》的有力宣傳，不但大大加強了維新變法的聲勢，梁啟超的名聲也迅速提高，時人把他與康有為並稱為“康梁”。在北京、上海維新運動進入高潮的時候，湖南的維新志士也積極活動起來，成為當時全國最具有維新朝氣的一省。由於一方面有譚嗣同、唐才常等人的努力倡導，開通風氣！另一方面又有湖南巡撫陳寶箴、署按察使黃遵憲等的積極支持，湖南的維新運動進行得有聲有色。在湖南，最活躍、最激進的維新派代表人物是譚嗣同（1863—1898年）。

譚嗣同字復生，號壯飛，湖南瀏陽人，出身於官僚家庭。少年時代曾在瀏陽著名學者歐陽中鵠的指導下學習和鑽研王夫之和黃宗羲的著作，後來多次遊歷南北各省，不但眼界大開，還結交了不少維新志士；同時目睹國家的貧弱和人民的苦難，更激發了他的愛國熱情和對清朝封建統治的不滿。甲午慘敗，進一步堅定了他的救國信念，和當時的許多進步知識分子一樣，走上了救亡愛國的道路。在探索和追求救國救民真理的過程中，他逐漸對中國古代儒家經典中“三綱五常”和封建制度產生懷疑，並且由信奉“中學”轉變為熱衷“西學”。他努力學習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學知識和社會政治學說，熱烈地主張維新變法，成為維新運動的中堅骨乾和傑出的思想家、政治活動家。

1896年春，譚嗣同到北京結識了梁啟超等維新派人士，並志同道合地積極投入變法救亡運動。譚嗣同寫過不少宣傳變法的文章，作過許多鼓吹變法的講演，並於1897年1月完成他的重要著作《仁學》，系統地闡述了他的哲學思想和社會政治思想。在這部著作中，譚嗣同相當深刻地批判了封建制度和封建的倫理觀念，大膽提出要“衝決君主之網羅”、“衝決倫常之網羅”，痛切揭露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的綱常名教的虛偽性，指出：“俗學陋行，動言名教，敬若天命而不敢渝，畏若國憲而不敢議。嗟呼！以名為教，則其教已為實之賓，而決非實也。又況名者，由人創造，上以製其下，而不能不奉之，則數千年來，三綱五倫之慘禍烈毒，由是酷焉矣！”特別是對“三綱”中“君為臣綱”的抨擊尤為激烈。他說，“二千年來君臣一倫，尤為黑暗否塞，無復人理，沿及今茲，方愈劇矣！”①在這裡，譚嗣同不僅批判了二千年來的封建專制制度，也把批判的矛頭指向了清朝的封建統治。同時，譚嗣同表現了追求資產階級平等、自由的精神。他認為“五倫中於人生最無弊而有益”，只有“朋友”一倫，因而倫理關係就要像“朋友”那樣：“一曰'平等'；二曰'自由'；三曰'節宣惟意'。總括其義，日不失自主之權而已矣”。 ①

在《仁學》中，他雖然認為中國的危亡“唯變法可以救之”，但就思想深層而言，他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改良的範圍，而帶有民主革命的思想色彩。譚嗣同發出衝決封建網羅的呼喊，對封建專制制度和封建的倫理觀念進行猛烈的抨擊。雖然他的變法實踐與他反封建的民主思想表現出某種自我矛盾，但在當時的維新派知識群體中，他仍然是最堅定和最激進的變革者。在維新變法思潮日益高漲的形勢下，湖南省表現得最為活躍，最有聲勢。湖南巡撫陳寶箴是各督撫中最熱心支持變法的開明大吏。他周圍的一批重要官吏，如署按察史黃遵憲、督學江標及繼任徐仁鑄，都積極支持變法。譚嗣同的密友唐才常、老師歐陽中鵠以及經學家皮錫瑞等，也在湖南各地宣傳維新變法思想理論。

1897年4月，江標、唐才常等人在長沙創辦《湘學新報》（後改名《湘學報》），對維新變法進行了有力的宣傳。同年10月，陳寶箴又創辦時務學堂，任命熊希齡為提調，聘請梁啟超、李維格分任中、西學總教習，以唐才常、韓文舉、歐榘甲等為中學分教習。學堂為培養維新人才，不少有志青年紛紛入校學習。 1898年春，譚嗣同、唐才常又創立南學會，於長沙設總會，各縣設分會。總會每七天舉行講演會，聽者踴躍，每次都有近千人。主講人有譚嗣同、黃遵憲、皮錫瑞等，他們所講的內容包括世界形勢和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學說，以及變法維新、救亡圖存的政治主張。南學會與其他各學會的不同之處，在於它不但講學，而且積極參與推行新政，如倡導設立課吏堂、新政局、保衛局等新式機構，實際上南學會帶有地方議會的性質。隨著維新變法運動的蓬勃興起和新政的逐步推行，譚嗣同和唐才常於1898年3月又創辦了《湘報》（日報），作為南學會的機關報。

《湘報》創刊以後，對維新變法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宣傳，不但進一步推動了湖南的維新運動，並且對南方各省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除湖南之外，兩廣地區的維新運動也頗為可觀。 1897年2月，康有為在澳門創辦了《知新報》，由他的弟弟康廣仁和何廷光為經理，由他的學生徐勤擔任主筆，這是當時在中國南部沿海地區宣傳維新變法的重要報紙。同年春，康有為去廣西桂林講學，並與唐景崧、岑春煊發起組織“聖學會”，創辦了《廣仁報》。廣西的維新運動，也逐步開展起來。在天津，嚴復於1895年即在《直報》上相繼發表了《原強》、《闢韓》、《救亡決論》、《論世變之亟》等重要政論，大力宣傳西方資產階級的學術思想和政治觀點，痛切批判封建傳統觀念。這些文章理直氣壯，文筆犀利，是宣傳維新變法的有名力作。 1897年冬，他又創辦了《國聞報》（日報）和《國聞彙編》（旬刊），並介紹了《天演論》等西方資產階級的理論名著，影響深遠。

嚴復（1854—1921年），字又陵，號幾道，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少年時曾入福州船政學堂讀書，1877年被派往英國學習海軍，1879年回國後任福州船政學堂教習，次年調任天津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嚴復在英同留學期間，廣泛地接觸到西方近代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努力向西方尋求救國真理，深感西方資本主義制度遠遠優越於中國的封建制度。回國之後，特別是在甲午戰爭之後，目睹中國封建統治的腐敗落後，痛感民族危機嚴重，極力鼓吹維新變法，救亡圖存。他認為要使中國富強，必須維新，要維新，必須大倡“西學”。強調要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來達到民富國強的目的。嚴復除了撰寫鼓吹維新變法的政論之外，他的更大貢獻是把西方的一些社會政治學說介紹到中國，其中尤以《天演論》影響最大。 《天演論》原名《進化與倫理》，是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的論文集。嚴復在甲午戰後澤述其中的前兩篇，並以《天演論》為書名。

在譯述時，嚴復寫了序言並加了不少按語，認為“物競天擇”的法則也適用人類社會。他借用達爾文的進化論，闡明自己維新變法主張，認為實行變法，就會“自強保種”，符合“天演”和進化；否則就要亡國滅種，為“天演”所淘汰。康有為讀到《天演論》譯稿後，稱讚嚴復是精通西學的第一人，並在《孔子改制考》中吸收了進化論的歷史觀。梁啟超也根據進化論的觀點在《時務報》大作文章。進化論的介紹和傳播，是對近代早期知識分子的一次重要思想啟蒙，影響了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在近代中國的變革中起到了重大的推動作用。 《天演論》譯文手搞嚴復在倡導“西學”的同時，還對中國傳統的封建舊文化進行批判。他認為儒家的政教學說“少是而多非”，至於漢學、宋學和詞章之學更是“無實”、“無用”。他批評洋務派所標榜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盜西法之虛聲，而沿中土之實弊”，並提出了“自由為體，民主為用”的主張。他把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近代文化作了一番比較，得出的斷論是：前者親親，後者尚賢；前者尊主，後者隆民；前者誇多識，後者尊新知；前者委無數，後者恃人力。 ①這種對比，雖然不無偏頗之處，但是在當時卻是起到了解放思想、棄舊圖新的作用後來他又翻譯了孟德斯鳩的《法意》、斯賓塞的《群學肄言》等西方資產階級社會政治學說的多部名著。嚴復以他自己在思想理論上的貢獻，成為近代中國向西方尋求救國真理的先進人物、重要啟蒙思想家和最著名的翻譯家。由於資產階級維新變法思想的廣泛傳播，並且在思想上、理論上和組織上都有了一定的準備，從而為開創維新變法的政治實踐創造了條件。

四、變法維新與頑固守舊的爭論

維新運動的高漲，引起了封建頑固勢力的極大恐懼和仇恨。他們攻擊康有為等維新派人士是“名教罪人”、“士林敗類”，認為維新變法思想是“異端邪說”，叫囂“天下之禍，不在夷狄，而在奸黨（指維新派）”。 ②要求嚴懲康有為，撲滅維新派。這種變法與反變法的鬥爭，在湖南表現得尤其尖銳。岳麓書院山長王先謙糾集一批守舊士紳，向陳寶箴遞交《湘紳公呈》，攻擊梁啟超、譚嗣同、唐才常等人使時務學堂的學生“不復知忠孝節義為何事”，並要挾陳寶箴整頓時務學堂，摒退梁、唐。這一要求被採納，他又夥同豪紳兼舊式學者葉德輝、孔憲教等人煽動他控制的書院部分學生，制訂所謂《湘省學約》，規定了“正心術”、“尊聖教”、“闢異端”等條規，加強對學生的思想控制，抵制維新思想的影響。

他們著書撰文，攻擊平等、民權學說為大逆不道；逼走長沙南學會主講人之一的皮錫瑞；並給南學會邵陽分會負責人、維新派激進青年樊錐加上“首倡邪說，背叛聖教，敗滅倫常，惑世誣民”的罪名，①將其驅逐出境。他們糾集一些人到南學會哄鬧，毆打《湘報》主編，運動同鄉京官向清廷上奏，攻擊湖南維新派和支持變法的官員。湖南新舊兩派的鬥爭，是當時全國鬥爭的一個縮影。為抵制維新變法，湖廣總督張之洞也一改當初贊助強學會和稱讚《時務報》的態度，轉而與維新派為敵。 1898年3月，他寫了《勸學篇》，成為對抗維新變法的代表著作。這本書分為內、外篇，“內篇務本，以正人心；外篇務通，以開風氣”。 ②所謂本，指的是維護封建制度的綱常名教，這是不能改變的。所謂“通”，指的是要學習西方近代生產技術和堅船利炮，這是維護封建統治不可缺少的手段，可以變通興辦。但是對民權、自由、平等等西方資產階級的觀念，則力加排斥。全書宗旨，仍然是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為基調。由於張之洞在此書中採取了調和中西、折衷新舊的態度，因此給人以不偏不倚的假相，而且又帶有較多的“學術”色採。此書一出，立刻引起許多人的讚賞，並且受到光緒皇帝的重視，認為它“持論平正通達，於學術人心，大有裨益”；並發布上諭，指示各省督撫、學政，“廣為刊布，實力勸導，以重名教而社卮言”。 ③因此，《勸學篇》得以“挾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脛而遍於海內”。一些西方人士也對之大加稱讚，先後譯成英文、法文出版。 1900年紐約出版的英譯本，還加上了《中國唯一的希望》的標題。可見西方帝國主義勢力對中國封建勢力的支持，遠遠超過了對維新派的注意。維新派人士對《勸學篇》的刊行，深為反感。指出它“不特無益於時，而且大累於世”；指責張之洞作《勸學篇》是“保一官而亡一國”，“傾天下以顧一家”。 ①

在維新變法運動期間，洋務派由於甲午慘敗、洋務破產而暫時失勢，多數人對維新變法採取觀望態度。而張之洞則以貌似公正的面目，以封建衛道者自居，對維新派某些人提倡的興民權、開議院表示堅決反對，說什麼“民權之說，無一益而有百害”，“民權之說一倡，愚民必喜，亂民必作，紀綱不行，大亂四起”，認為“民主萬不可設，民權萬不可重，議院萬不可變通”，“君臣之義，與天無極”，堅決主張保持君主專制制度。不過，變法與反變法的爭論，主要不是在維新派與洋務派之間進行，而是在維新派與頑固勢力之間展開的。爭論的中心是要不要實行維新變法。針對維新派要求變法的主張，頑固勢力堅持“祖宗之法不能變”，宣稱祖宗之法是古聖先王留下來的治國之道，只能恪守，不能改變，否則就是違背天理，禍亂國家。維新派對這種觀點進行了反駁，他們指出事物的進化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法則，世間的萬事萬物“無時不變，無事不變”，因此“祖宗之法”也不可永遠不變，“不變一言，決非天運”。

維新派根據事物“新陳代謝”的法則，得出“法既積久，弊必叢生，故無百年不變之法”的結論，②認為“祖宗之法”必須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有所改變。他們以中國歷史上各朝典章制度的變化，特別是清朝自身從鴉片戰爭以後50年間，清朝軍隊的武器由“刀矛弓矢”變為“洋槍洋砲”，以及政府新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等事實，論證變法是不可抗拒的歷史必然。他們嘲笑頑固守舊的大臣們說：“古而可好，又何必為今人哉！”維新派在批駁頑固派的時候，把變法與救亡直接聯繫起來，認為中國積弊已深，又面臨被列強瓜分的嚴重危機，要挽救危亡，必須維新變法。康有為說：“觀大地諸國，皆以變法而強，守舊而亡”，中國的變法更是刻不容緩，不變法就只有滅亡。他們詰問頑固派：“且法者，所以守地者也。今祖宗之地既不守，何有於祖宗之法乎！夫使能守祖宗之法，而不能守祖宗之地，與稍變祖宗之法，而能守祖宗之地，孰得孰失，孰重孰輕？”① 這是對頑固派反對變法最有力的駁斥。維新派變法主張的一個基本內容，就是要改封建專制制度為君主立憲制度。而實行君主立憲，就要學習和仿效西方資本主義的議會制度，使他們得以參與政權。因此曾提出過開議院的主張，也有人提出過興民權的意見。而這些正是頑固勢力所不能容忍的。頑固派認為封建君主專制制度，是最完善最美好的政治制度，萬萬不可更改。維新派則指出封建君主專制制度正是中國貧弱的根源，中國祇有實行君主立憲，開設議會，才能使“國家無難決之疑，言路無壅蔽之患”，可以“解生民於倒懸之危，置國家於磐石之安”。 ②

為了從根本上論證封建君主專制的不合理性和君主立憲的合理性，他們根據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學說和中國古代的“重民”思想。對君主的起源和君民關係提出了新的觀念，指出國家是 “民之公產”，王侯將相不過是“通國之公僕隸”，而人民才是“天下之真主”。 ① 譚嗣同也指出“生民之初，本無所謂君臣，則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於是共舉一民為君”，既然君可以由民“共舉之，則且必可共廢之”，所以“君末也，民本也”。 ②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君權神授”和君主“受命於天” 的封建說教，為維新變法、實行君主立憲提出了理論根據。維新派的變法主張包括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等許多領域，並特別強調要改革封建的教育制度。他們認為要變法維新，挽救民族危亡，就必須廢除科舉，興辦學校，指出：“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學。”③頑固派則攻擊維新派興辦學校的主張是“名為培才，實則喪才”， “且貽人心風俗無窮之憂”，④ 認為尊孔讀經、八股取士的教育制度不可改變。維新派針鋒相對地指出，舊的教育制度和科舉制度是統治者“牢籠天下”的愚民政策，“為中國錮蔽文明之一大根源”。他們甚至說“覆中國，亡中國，必自科舉愚民不學始也”。 ⑤這場維新與守舊、變法與反變法的爭論，是新興的資產階級與沒落的封建地主階級在思想上的交鋒，也是中國有史以來作為新的經濟力量和新的政治力量代表的資產階級第一次向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的挑戰。這場爭論，比較集中地反映了近代中國在文化思想領域中學和西學、新學與舊學之爭。通過這場爭論，進一步開闊了知識分子的眼界，解放了思想，也開始改變了社會風氣。思想論爭，往往是政治鬥爭的輿論準備和思想前導，一場維新變法活劇的序幕已經拉開。

五、百日維新及其失敗

正在維新運動日趨高漲之時，1897年11月，預謀已久的德國侵略者悍然出兵強佔膠州灣。這一強盜行為，激起了全國上下的憤慨。康有為在上海聞訊後，急速趕赴北京，並於12月和第二年的1、2月連續三次向光緒皇帝上書（即上清帝第五、第六、第七書）。在這些上書中，分析了當時國際和國內形勢，指出民族危機的嚴重性和維新變法的緊迫性。他說，以德國強佔膠州灣為嚆矢，“萬國報館，議論沸騰，咸以瓜分中國為言。若箭在弦，省括即發”，“瓜分豆剖，漸露機牙”。中國的處境“譬猶地雷四伏，藥線交通，一處火燃，四面皆應”。國際環境已經險惡到了極點，而國內又是“亂民蠢動”， “姦宄生心”，“揭竿斬木，已可憂危”。他警告光緒皇帝，必須立下決心，“發憤維新”，否則 “皇上與諸臣，雖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與諸臣，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矣！”① 第五次上書遞到工部，工部尚書淞桂不肯代呈。這次上書雖然沒有送到光緒皇帝手裡，但因為內容痛切，在北京的一些官員和士大夫中輾轉傳抄，天津、上海的報紙公開刊載，因此流傳頗廣，影響甚大。都察院給事中高燮曾向光緒皇帝上奏摺，請求召見康有為，授以重任。恭親王奕䜣和一些守舊王公大臣以“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得召見”為藉口，從中阻攔。光緒皇帝只好下令，要王大臣傳康有為“問話”。

1898年1月24日，康有為被召到總理衙門，由李鴻章、翁同龢、榮祿以及刑部尚書廖壽恆、戶部侍郎張蔭桓五大臣“問話”。在這次問話中，康有為再次申明變法的主張，並提出了變法的步驟，同時回答和批駁了榮祿等人的詰問。康的主張得到了翁同龢的讚賞。在翁的推薦下，光緒皇帝諭令對康有為的條陳隨到隨送，不得阻攔扣壓，同時令總署呈送康有為所著的《日本變政考》、《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等書。 1 月29日，康有為上《應詔統籌全局摺》（第六次上書），請求光緒皇帝厲行變法，指出“變則能全，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他建議光緒皇帝，以“雷霆霹靂之氣”，“成造天立地之功”，取法日本，全面維新；當務之急，凡有三事：“一日大誓群臣以革舊維新，而採天下輿論，取萬里之良法；二曰開制度局於宮中，徵天下通才二十人為參與，將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日設待詔所許天下人上書。” ①
這是康有為第一次受皇帝之命提出的變法的具體措施。顯而易見，在“統籌全局”的上書中，康有為關於變法的主張比他以前的言論有所緩和，他把變法的希皇幾乎全部寄託在皇帝身上，而對原來的開議院、興民權等則避而不談，提出“以君權雷厲風行”，開制度局於官中“以參酌新政”。 ② 康有為變法主張的這種變化，主要是由於他深感頑固勢力對變法的阻力太大，為了減少阻力，只得收起“開議院”、“興民權”的旗幟，而以尊崇君權、依靠皇帝推行變法。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康有為在政治思想上還不可能完全擺脫封建傳統思想的束縛，這也是他後來政治倒退的思想根源。康有為的上書受到光緒皇帝的賞識，這對維新派人士是一個很大的鼓舞。他們聯絡和發動各省旅京人士組織地區性的各種學會，在北京相繼成立的就有粵學會、關學會、閩學會、蜀學會，接著又出現了保滇會、保川會、保浙會等。

1898年春，會試舉人從全國各地來到北京，經過康有為等維新派人士的奔走聯絡，由康有為發起並由御史李盛鐸出面成立了保國會。保國會以救亡保國相號召，在該會《章程》的第一條開宗明義地提出：“本會以國地日割，國權日削，國民日困，思維持振救之，故開斯會以冀保全。”它揭櫫“保國、保種、保教”三項宗旨，並決定在北京、上海各設總會，在各省、府、縣均設分會，以講求“內治變法之宜”和“外交之故”，“講求經濟之學，以助有司之治”。康有為撰寫的《保國會序》大聲疾呼：對瀕臨危亡的中國，“惟有合群以救之，惟有激恥以振之，惟有厲憤氣以張之，我四萬萬之人知身之不保，移其營私之心，以營一大公；知家之不存，移其保家之心，以保一大國”。 ① 十分明顯，保國會本是一個以保國救亡為宗旨的團體，而且得到了眾多愛國人士的讚同和參加。然而它卻遭到了封建頑固勢力的誹謗和攻擊，他們嗾使御史文悌上章彈劾，詆毀保國會“名為保國，勢必亂國”，“徒欲保四萬萬人，而置我大清國於度外”。 ② 把“四萬萬人”與“大清國”完全對立起來。由於文悌的奏摺無據無理，光緒皇帝拒不聽信，還為保國會辯護說：“會為保國，豈有不善”，下令將文悌革職。

由於保國會並不是一個嚴密的政治組織，它的成員參加動機也各有不同，因此，在頑固勢力的攻擊恫嚇之下，有一些人畏禍退出，而出面發起保國會的主持人李盛鐸，看到風頭不對，也轉而攻擊保國會。保國會連續召開了三次大會，由於出席會員大為減少，因而不得不停止集會。儘管它存在的時間很短，但它的宗旨和康、樑等人在會上發表的政治演說，卻被天津、上海、廣州各地的報紙刊載，影響甚大。變法與反變法，不但在維新派和頑固派之間，從始至終進行著劇烈的鬥爭，而且也同朝延內部帝后兩黨的鬥爭密切相關。 1898年春夏之交，支持變法的帝黨與反對變法的後黨之間爭奪統治權的鬥爭日趨激烈。光緒皇帝為了加快變法，推行新政，於6月11日頒布了 “明定國是”的詔書，宣布變法。從此日開始，到9月21日慈禧太后發動反動政變，共 103天，史稱“百日維新”。 6月16日，光緒皇帝第一次召見康有為，商討和確定變法的步驟和措施。康有為鑑於光緒皇帝受到慈禧太后的多方挾制，為了減少來自慈禧太后和後黨的壓力和阻力，建議“就皇上現在之權，行可變之事”，“勿去舊衙門，而惟增設新衙門；勿黜革舊大臣，而惟漸擢小臣；多召見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賞以卿銜，許其專摺奏事足矣”。 ① 召見之後，光緒皇帝特許康有為專摺奏事，並任命他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從此，康有為接連向光緒皇帝上奏摺、遞條陳，提出了一系列的新政建議。在政治方面，要求“假日本為嚮導，以日本為圖樣”， “開制度民政之局，拔天下通達之才，大誓群臣以雪國恥”。 ②

在經濟方面，要求振興商務、農務、工業，勸募工藝，獎勵創新，開礦築路，舉辦郵政，廢漕運，裁釐金，保護和促進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在文化教育方面，要求廢八股、改書院、興學校、廢淫祠、辦報館、禁纏足、廢髮辮、改制服，開通社會風氣。在軍事方面，要求裁舊軍，練新兵，整頓國防，創辦軍事學校，實行徵兵制，加強邊疆地區的防衛能力。從6月到9月，康有為本人或代其他官員起草的變法奏摺 50多件，大部分都被光緒皇帝採納，並以上諭形式發布全國。從6月11日到7月下旬，光緒皇帝頒布的新政主要是經濟、軍事、文教方面的改革。

經濟方面有：保護農工商業，設立農工商局，切實開墾荒地，提倡開辦實業，獎勵新發明、新創造；設立鐵路、礦產總局，修築鐵路，開採礦產；設立全國郵政局，裁撤驛站；改革財政，編制國家預算，等等。文教方面有：改革科學制度，廢八股，改試策論；設立學校，開辦京師大學堂；設立譯書局，翻譯外國新書：允許自由創立報館、學會；派人出國留學、遊歷，等等。軍事方面有：訓練海、陸軍，陸軍改練洋操，裁減舊軍，以及力行保甲，等等。從7月下旬到9月下旬，新政由經濟、文教、軍事方面擴展到政治方面。主要改革有：刪改則例，裁汰冗員，取消閒散重迭的機構；准許“旗人”自謀生計；准許百姓向朝廷上書，等等。至於維新派和康有為在過去多次提出的設議院、開國會、定憲法等政治主張，在百日維新期間康有為並未提出，光緒皇帝頒發的維新語令中也無此內容。康有為在此期間一再提醒光緒皇帝對國會、議院等不可操之過急，他說“日本亦至二十年始開議院，吾今於國會，尚非其則也”。原因是“民智不開，遽用民權，舉國聾瞽，守舊愈甚，取亂之道也”。 ①

新政明顯是要用西方和日本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製度模式，取代中國傳統的封建制度。變法和反變法，既然是封建頑固勢力與新興的資產階級之間的政治鬥爭，就不能不引起把持統治實權的頑固守舊勢力的強烈抵制和反對。對康有為的奏摺和光緒皇帝的一系列關於變法和新政的詔諭，除了手無實權的某些開明帝黨官員表示支持，湖南巡撫陳寶箴能認真執行，湖北巡撫曾鉌也比較熱心之外，其他各省督撫則觀望敷衍，甚至抵制。如兩江總督劉坤一和兩廣總督譚鍾麟，對變法期間“諭令籌辦之事，竟無一字復奏”，經電旨催問，劉坤一聲稱“部文未到”，譚鍾麟則“置若罔聞”。光緒皇帝雖然也諭令獎勵陳寶箴，斥責劉、譚二人，但新政在絕大多數省份仍然不能推行。因此，光緒皇帝關於變法的許多詔諭，大部成了一紙空文。而陰險狡詐的慈禧太后集團，從新政一開始，就加緊佈置，準備反撲。 “明定國是”詔書頒布後四天，6月15日，慈禧太后迫使光緒皇帝下令免去翁同龢的軍機大臣和一切職務，驅逐回籍。翁本系支持變法的帝黨首領，他的被罷黜，無疑是對光緒皇帝和變法的沉重打擊。

就在這同一天，慈禧太后又迫使光緒皇帝下令，授任新職的二品以上大臣，須到皇太后面前謝恩。已經“歸政”的慈禧太后，照例不再召見臣工，這一違反常例的規定，無疑是要重新控制光緒皇帝，抓住朝廷用人大權，使光緒皇帝無法重用維新派和支持變法的帝黨官員。同日，慈禧太后又強迫光緒皇帝任命她的親信榮祿署直隸總督，不久即實授，並加文淵閣大學士銜，統帥董福祥的甘軍、聶士成的武毅軍和袁世凱的新建陸軍。於是，榮祿身兼將相，權傾舉朝。同時，慈禧太后又廣布心腹，把北京城內外和頤和園的警衛權牢牢抓到自己手裡。這三道命令，為慈禧太后撲滅新政、發動政變完成了準備。變法與反變法的鬥爭加速表面化，有一觸即發之勢。面對慈禧太后的一連串打擊，光緒皇帝也試圖對抗。 9月4日，他下令將阻撓禮部主事王照上書的禮部尚書懷塔布、許應騤、侍郎堃岫、徐會灃、溥頲、曾廣漢等六人全部革職，並讚許王照“不畏強禦，勇猛可嘉”，“賞給三品頂戴，以四品京堂候補”。 ①

這一措施，顯然是對頑固勢力的示威和反變法的反擊，在朝廷內外引起很大震動。 9月5日，光緒皇帝又特別給譚嗣同、劉光第、楊銳、林旭等四人以四品卿銜，擔任軍機章京，加緊推行變法。光緒皇帝的這一系列措施，引起了慈禧太后更加惱恨，下決心要撲滅新政。於是加緊策劃政變，不斷派人去天津與榮祿密謀。榮祿突然調動聶士成的軍隊移駐天津陳家溝，調動董福樣的軍隊移駐北京南面的長辛店。軍隊的這種調動，顯然預示著政局即將發生變動。對於慈禧太后的反撲和新政面臨的危機，光緒皇帝和維新派都萬分驚恐。光緒皇帝既無實權，又無軍隊，維新派談起變法頭頭是道，而一遇武力威脅，就一籌莫展。在束手無策之中，便甘冒風險想拉攏掌握新建陸軍的袁世凱來對付慈禧太后和榮祿的武力威脅。袁世凱以小站練兵發跡，這時已掌握了7000餘人的新式陸軍，1895年又加入過強學會，表示支持維新。這就使維新派誤認為袁世凱可為己用。其實袁世凱早已受到榮祿的賞識，而且是一個狡詐多端的奸雄。

當康有為為了拯救光緒皇帝提出拉攏袁世凱的時候，維新派中有人認為袁不可信，但在走投無路的緊急關頭，仍向光緒皇帝推薦了袁世凱。 9月中旬，政變已有山雨欲來之勢，光緒皇帝在驚惶失措之中，於15日召見楊銳，並授以密詔。楊銳原是張之洞的門生，以新進官僚表示支持維新而得光緒皇帝的信任。密詔訴說慈禧太后及昏庸大臣反對變法及自己無權之苦，並表示“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則朕位且不保，何況其他”！他問楊銳是否可想一良策，既可打破維新變法的阻力，除舊佈新，使中國轉弱為強，“而又不致有拂聖意”。他要楊銳與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妥速籌商”。 ①16日，光緒皇帝召見袁世凱，賞以侍郎銜，專辦練兵事宜，可見他把希望完全寄託在袁世凱身上。林旭將密詔帶出，康有為、譚嗣同等看了之後相對痛哭，束手無策，除拉攏袁世凱之外，又幻想取得英、日帝國主義的支持，挽救敗局。 17日，光緒皇帝為保護康有為，並希望他能設法救援，詔令他去上海辦報。 18日，御史楊崇伊看到時機已到，遂上密摺，請慈禧太后“即日訓政”，歷數光緒皇帝和維新派“變更成法，斥逐老成”，“位置黨羽”等等“罪過”。 19日，慈禧太后即從頤和園回宮，密作政變準備。在政變發生之前，英、日等帝國主義為了和沙俄爭奪在華的霸權，曾表示願意幫助中國變法。

維新派輕信了他們的諾言，稱讚英國是“救人之國”，並奏請光緒皇帝聯合英、日對抗頑固勢力。英、日帝國主義也密切注視中國政局的發展。 9月14日，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來到北京。他原想博取光緒皇帝和維新派的信任，操縱中國政治，但當他發現維新派的敗局已定，遂無意支持光緒皇帝的維新變法，只對光緒皇帝和維新派虛表“同情”。康有為等人也曾到外國駐華使館要求支持，但毫無結果。此時，他們只有把自己和新政的命運交給袁世凱了。 9 月18日深夜，譚嗣同隻身前往袁世凱寓所，勸說袁世凱擁護光緒皇帝，誅殺榮祿。袁當面表示對光緒皇帝“忠誠”報效，同時又藉口事機緊迫，須立即回天津部署。 9月20日，袁世凱向光緒皇帝再次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的“忠心”。當晚，他急忙趕回天津，到總督衙門向榮祿告密，同時策劃鎮壓維新派。 21 日凌晨，慈禧太后經過周密佈置，先將光緒皇帝囚禁在中南海的瀛台，重新“訓政”，繼而大肆搜捕維新派。康有為已於政變前一日離京赴滬，在英國人的保護下逃往香港。梁啟超則在日本人的俺護下化裝出京，由天津逃往日本。譚嗣同拒絕了出走日本的勸告，表示：“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①他把自己所做的詩文和書稿交給準備逃亡日本的梁啟超，決心為變法而死。 28日，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康廣仁、楊深秀等六人被殺於北京菜市口，時人稱之為“六君子”。其他維新派人士和參與新政及傾向變法的官員，或被囚禁，或被罷黜，或被放逐。嚴復雖然也有人主張懲辦，但因並未參加維新活動而未被追究。政變之後，除京師大學堂被保留下來之外，其餘各種新政措施全被取消。 “戊戌變法”宣告失敗。

六、思想文化的更新及社會風氣的轉變

戊戌變法不但在政治變革上是一次歷史的超越，而且在思想文化上也是一次重大的歷史轉折。從此，中國古老的封建文化的統治地位，在“西學”和新學的衝擊下，從根本上發生了動搖。在新舊思想、新舊文化的撞擊中，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結構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維新派志士們在提倡資產階級新文化、反對封建主義舊文化的探索和鬥爭中，以大無畏的勇敢姿態，對陳舊腐朽的舊文化和頑固勢力愚昧守舊的思想狀態，進行了痛切的批判和鞭撻。梁啟超後來回顧當時思想文化的轉變情形說：“海禁既開，所謂'西學'者逐漸輸入，始則工藝，次則政制，學者若生息於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忽穴一牖外窺，則燦然者皆昔所未睹也。環顧室中，則皆沉黑積穢，於是對外求索之欲日熾，對內厭棄之情日烈。”“於是，以其極幼稚之西學知識，與清初啟蒙期所謂'經世之學'者相結合，別樹一派，向於正統派公然舉叛旗矣！”①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嚴復等許多人，都對封建舊文化舊思想進行過抨擊和批判。他們在反對舊學、提倡新學，批判“中學”、提倡“西學”的同時，以新的思想內容，新的形式風格，在許多思想和文化學術領域有所創新，有所建樹。

在社會思想政治學說方面，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嚴復等人的政論，以勢如破竹的說服力和感染力，吸引了大批的知識分子，而嚴復對《天演論》譯述和進化論的介紹，在思想學術界起了震聾發噴的作用。所有這些，都是早期維新思想家們所不可企及的。除了社會政治思想之外，在其他社會科學和文學藝術等領域，也開創了新的局面。在歷史學方面，1898 年黃遵憲在南學會的一次講演中，就抨擊了傳統史學觀點。他認為中國在周朝以前為“封建之世”，“封建之世，世爵、世祿、世官”，統治者“即至愚不道”， “驕淫昏昧至於不辨菽麥，亦靦然肆於民上，而舉國受治焉”。自秦以後，為“郡縣之世”，“郡縣之世，設官以治民”，久而久之，“官與民無一相信，浸假相怨、相謗、相疑、相誹”，貪官污吏，以權弄法，百弊叢生，民不堪命。因此，他認這都是封建專制制度造成的禍害，必須改變這種政治制度，“以公理求公益”。 ② 就在這一時期，梁啟超也開始對傳統史學提出了挑戰。他說，歷史“有君史、有國史、有民史。民史之著，盛於西國，而中土幾絕。中土二千年來，若正史、若編年、若載記、若傳記、若紀事本末、若詔令奏議，強半皆君史也”。他指出，這些舊式史書，“不過為一代之主作譜牒”， “至求其內玫之張弛，民俗之優絀”，以及製度政令之得失，“幾靡得而睹焉”。 ①梁啟超這種史學思想，是他後來提倡“史學革命”的先聲。在文學藝術方面，一些維新派人士也在進行新的開拓、探索、嘗試和創造。他們把開民智、鼓民力、新民德、學西方當作維新變法、救亡圖強的重要條件和手段，從而把文學藝術當作推動變法、宣傳維新的思想武器。黃遵憲首先提出“我手寫我口”的詩歌創作原則，以沖破舊體詩詞形式的束縛，並以自己詩歌創作的實踐，成為近代“詩界革命”的先驅。

在1896年到1898年期間，梁啟超、譚嗣同、夏曾佑等正式提出了“詩界革命”的口號。儘管這些新派詩人對詩歌的改革、創新還只是一種大膽的嘗試，他們往往把西方的一些政治名詞和自然科學名詞移用於詩歌創作，顯得生硬難解，但是卻在一定程度上抒發了愛國憂民的激情，反映時代的心聲，使得那些吟風弄月、堆砌詞藻、逃避現實、摹擬往古的所謂“宋詩派”和“同光體”詩大為遜色。在“詩界革命”的同時，小說的作用也引起了維新派人士的高度重視。梁啟超在《譯印政治小說序》中，雖然還對《紅樓夢》、《水滸》等文學名著抱有偏見，認為是海淫海盜之作，但他從維新變法的政治需要出發，把小說看成是最有力的宣傳工具。他借用康有為的話說：“六經不能教，當以小說教之；正史不能入，當以小說入之；語錄不能諭，當以小說諭之；律例不能治，當以小說治之。” ②把一向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說，看成是能夠起到“六經”、 “正史”、法令所不能起到的作用，卻是一種大膽而新穎的見解。由於維新派的提倡，變法失敗後不久，《新小說》等早期文藝刊物就出現了。

與詩歌、小說等改革創新的同時，散文的創作也有新的創造。長期統治清代文壇的桐城派古文，已經在新的文化浪潮衝擊下日益衰落，代之而起的是以康、樑等為代表所開創的新文體。他們以流暢、清新的文筆，表達新的政治思想，既富有說服力，也富有感染力，易於為人們所接受。特別是“筆鋒常帶感情”的梁啟超的大量政論，後來被稱為“新文體”，對中國近代思想文化界和文風的改造，起過廣泛而深遠的影響。此外，馬建忠的《馬氏文通》是中國漢語語法的第一部著作；宋恕首先提出了漢語拼音方案。所有這些，都是維新運動的產物。

戊戌變法的另一個重大功績，就是不但在道理上和言論上強調興學校、廢科學的重要性，而且由皇帝發布詔令實行教育改革。在1898年6月11日發布“詔定國是”詔書中，就要求“中外大小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都要“發憤為雄，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採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詔書中明確規定：“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尤應首先舉辦。”6月23日，又頒發上諭：“著自下科為始，鄉會試及生童歲科各試，向用四書文者，一律改試策論。”7月10日，又下令將 “各省府廳州縣現有之大小書院，一律改為兼習中學西學之學校”，“以省會之大書院為高等學，郡城之書院為中等學，州縣之書院為小學”。 ①直到8月19日光緒皇帝最後一道新政上諭，還決定撥出經費8500 兩，作為開辦京師大學堂之用。雖然由於變法很快失敗，普遍興辦學校的措施不可能實現，但是中國有了自己創辦的近代大學和比較普遍的有了新式中學、小學，則是戊戌變法開始的。

近代新聞出版事業的初步發展，也是戊戌時期的一個重要成果。在維新運動以前，中國人自己創辦的報紙，只有1858 年伍廷芳在香港創辦《中外新報》和1864年陳靄亭在香港創辦的《華字日報》，以及1874年王韜主編的《循環日報》。而到了甲午以後，康有為、梁啟超1895年在北京創辦了《中外紀聞》，嚴復、夏曾佑在天津創辦了《國聞報》，此外，還有梁啟超主編的《時務報》，徐勤、麥孟華等在澳門創辦的《知新報》，以及唐才常等在長沙創辦的《湘學報》和《湘報》等。據不完全統計，當時全國主要報刊有30多家。 ① 而在這個時期就已經開始有白話報刊出現。中國雖然是最早發明造紙術和印刷術的國家，但明清兩代在社會政治經濟和科學技術方面已遠遠落後於西方。到了洋務運動和維新變法時期，不得不向西方學習。而翻譯和出版“西書”，則是學習西方的重要手段。梁啟超說： “海禁既開，外侮日亟，曾文正開府江南，創製造局，首以澤西書為第一義。數年之間，成者百種。而同時同文館及西士之設教會於中國者，相繼譯錄，至今二十餘年，可讀之書略三百種。”②

洋務時期所譯的“西書”，“兵學幾居其半”，這是因為洋務派“震動於其屢敗之烈，怵然以西人兵法為可懼”，所以以翻譯兵書為主，而所譯之算學、電學、化學、水學等自然科學書籍，也“皆將資以製造，以為強兵之用”。他批評洋務派不知道西方國家“所以強者不在兵，不師其所以強，而欲師其所強，是由欲前而卻行也”。 ③ 這種狀況在戊戌時期有了改變，特別以上海為中心，在《強學報》、《時務報》創刊以後，介紹新思想、新學說的書刊相繼出版。僅上海一地除了維新派創辦的大同書局之外，還出現了新開設的多家書局，而著名的商務印書館亦於1897年創建。戊戌變法翻開了中國近代出版史嶄新的一頁。

戊戌變法不但在思想文化和教育等方面開闢了新的局面，在社會風氣和社會習俗方面也有了明顯的變化。維新派人士在倡導變法的同時，也特別注意移風易俗的工作。嚴復指出：“中國禮俗，其貽害民力而坐今其種日偷者，由法制學問之大，以至於飲食居處之微，幾於指不勝指，而沿習至深，害效最著者，莫若吸食鴉片、女子纏足二事。”他譴責統治者們對這種惡俗陋習熟視無睹，“以為無與國是民生之利病”，而不知道“種以之弱，國以之貧，兵以之窳，胥於此焉，階之厲耶！是鴉片、纏足二事不早為之所，則變法者，皆空言而已矣”。 ①在維新運動期間，維新派就把戒除婦女纏足作為一項社會革新，廣為宣傳組織。 1896年，廣東籍人士賴弼彤、陳默庵在順德縣倡立 “戒纏足會”。隨後梁啟超也在《時務報》上發表《戒纏足會敘》，宣傳男女平等，痛斥歧視、損害婦女的封建陋習。

1897年，梁啟超、譚嗣同、汪康年、麥孟華、康廣仁等又在上海發起“試辦不纏足會”。 1898年春，維新派人士集中於湖南，由“南學會”、時務學堂和《湘報》的核心人物梁啟超、譚嗣同、黃遵憲、唐才常、徐仁鑄、熊希齡、畢永年、樊錐等16人為董事，在長沙發起“湖南試辦不纏足會”，《簡明章程》規定：“凡入會人所生女子不得纏足”，“所生男子不得娶纏足之女”。 ② 於總會之外，有些縣還成立了分會，參加和捐助者十分踴躍。不纏足活動搞得有聲有色。在“湖南試辦不纏足會”成立的同時，熊希齡還在長沙成立了“延年會”。這個“延年會”是一個樹立新鳳、反對舊習、破除惡俗、講求效率的群眾團體。它的《章程》規定，會員要嚴格遵守作息時間，每天都要做體操，不搞無謂的社交應酬，婚喪嫁娶要從簡辦理，反對起居無節、酒食徵逐等等。實際上是提倡新的合理的生活方式，改變舊的腐朽的生活方式。維新派在提倡移風易俗的同時，還大膽地提出剪辮易服的主張，並且利用海外報紙的消息進行宣傳。 《湘報》第56號轉載《國聞報》來自新加坡的消息，稱新加坡華人相約剪辮，認為梳辮子既不雅觀、不衛生，且對機器生產有礙，對人身安全不利。戒纏足、禁鴉片、講文明、重衛生、講簡捷、重效率、剪髮辮、易服裝、反跪拜、重女權等等，都是反映新政治、新經濟的新文化的組成部分，都是除舊習、立新風的社會變革。戊戌變法既是近代中國一次重要的政治變革，也是近代中國最早的一次思想解放運動和新文化運動，對社會進步和思想文化的發展，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

戊戌變法以悲劇性的失敗而告終，但是作為一次重要政治變革，它將永遠載在史冊。它的失敗，既有客觀原因，也有主觀原因。客觀原因是舊的封建勢力雖然腐朽沒落，但是對於維新變法來說仍然具有強大的阻礙力量、破壞力量。而新興的資產階級維新派，雖然朝氣蓬勃，但卻缺乏實力。而且他們把維新變法看得過於容易簡單，以為有了皇帝的支持，就可輕易實現。對封建頑固勢力的估計不足，又嚴重地脫離了民眾。近代中國社會動盪劇烈，變化迅速。戊戌變法的活劇剛剛落幕，新的鬥爭和新的變革又接著開始。而資產階級維新派也隨著時代的前進，不可避免地發生了分化。

① 《康南海自編年譜》，“光緒己卯，二十二歲”。 ① 葉德輝：《<軒今語>評》，蘇輿：《翼教叢編》卷4，第9頁。 ② 《朱蓉生答康有為第四書》，《翼教叢編》卷1，第12頁。 ① 葉德輝：《《長興學記》駁議》，《翼教叢編》卷4.第35頁。 ① 《清代學術概論》，《飲冰室合集》專集三十四，第57頁。 ② 《孔子改制考》第267頁。 ① 《康有為上清帝第二書》，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第2冊，第133、140① 《康有為上清帝第四書》，《戊戌變法》第2冊，第176、187頁。 ① 康有為：《強學會敘》，《戊戌變法》第4冊，第384頁。 ① 李佳白：《新命論》，《戊戌變法》第3冊，第257頁。 ① 梁啟超：《變法通議》，《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8頁。 ① 梁啟超：《西學書目表後序》，《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28頁。 ① 《仁學》，《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下冊，第299、337頁。 ① 《仁學》，《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下冊，第349—350頁。 ① 嚴復：《論世變之亟》，《嚴復集》第1冊，第3頁。 ② 曾廉：《元書》卷102上，第8頁。 ① 《翼教叢編》卷5，第1頁。 ② 《戊戌變法》第3冊，第220頁。 ③ 《戊戌變法》第2冊，第43頁。 ① 何啟、胡禮垣：《勸學篇書後》，《新政真詮》五編，第1頁。 ② 《康有為上清帝第六書》，《戊戌變法》第2冊，第198頁。 ① 《康有為上清帝第六書》，《戊戌變法》第2冊，第197、198頁。 ② 趙而霖：《開議院論》，《戊戌變法》第3冊，第195頁。 ① 嚴復：《闢韓》，《戊戌變法》第3冊，第81頁。 ② 《仁學》，《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下冊，第339頁。 ③ 梁啟超：《變法通議》，《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0頁。 ④ 《賓鳳陽等上王益吾院長書》，《戊戌變法》第2冊，第639頁。 ⑤ 徐勤：《中國除害議》，《戊戌交法》第3冊，第131頁。 ① 《康有為上清帝第五書》，《戊戌變法》第2冊，第188、189、190頁。 ① ②《傑士上書匯錄》卷1，故宮博物院藏內府抄本。 ① 《戊戌變法》第4冊，第398頁。 ② 文悌：《嚴參康有為摺稿》，《戊戌變法》第2冊，第485頁。 ① 粱啟超《戊戌政變記》第16頁。 ② 《傑士上書匯錄》卷1。 ① 康有為為《日本變政考》所加按語，故宮博物院所藏戊戌進呈原本。 ① 《戊戌變法》第2冊，第73頁。 ① 趙炳麟：《柏岩集·光緒大事匯鑑》卷9。按：關於光緒皇帝密詔之說，在康有為、梁啟超著作中均有記載，但據有的學者考證，康、梁之說不確。 ① 梁啟超：《戊戌政變記》第109頁。 ① 粱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飲冰室合集》專集三十四，第52頁。 ② 《湘報》第5號。 ①梁啟超：《續譯列國歲計政要敘》，《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59—60頁。 ② 粱啟超：《譯印政治小說序》，《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34頁。 ① 《戊戌變法》第2冊，第17，24、34頁。 ① 參考湯志鈞著：《戊戌變法史》第231—248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② 梁啟超：《西學書目表序例》，《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22頁。 ③ 梁啟超：《變法通議》，《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68頁。 ① 嚴復：《原強（修訂稿）》，《嚴復集》第1冊，第28—29頁。 ② 《戊戌變法》第4冊，第43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