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節 辛亥革命及二次革命

第五節 辛亥革命的勝利和失敗

一、武昌起義與全國各地的響應

1911 年10月10日，革命黨人發動武昌起義。這一天，後來被定為中華民國的國慶日。武漢向稱“九省通衢”，是當時國內僅次於上海的第二大城市。它是帝國主義侵略的重要據點和清朝反動統治的一個重心，也是資產階級革命力量發展迅速的地區和各省革命黨人聯繫的樞紐。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在這個地區格外激烈。自1904年武漢第一個革命團體科學補習所成立以來，湖北革命黨人便把新軍作為進行革命活動的主要對象。科學補習所設有專門負責新軍工作的干事，不斷將青年學生、會黨群眾輸送入伍，努力擴大新軍中的革命力量。雖然革命團體遭到幾次破壞，團體名稱一再變更，但從日知會、湖北軍隊同盟會、群治學社、振武學社，直到文學社以及共進會等革命團體，都有許多革命知識青年以當兵為掩護，長期潛伏在軍隊裡進行艱苦細緻的宣傳工作和組織工作，始終堅持不懈。

根據多年積累的秘密工作的經驗，革命黨人在湖北新軍的標（團）、營、隊（連）各級都推舉了他們的代表，組織網遍及湖北新軍各基層單位，參加革命組織的士兵群眾達五六千人，佔湖北新軍總數的三分之一左右，為武昌起義的發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11年的廣州起義和四川保路風潮，大大鼓舞了全國人民的鬥爭意志，革命形勢一派大好。湖北革命黨人決定利用這個大好時機，在武漢發動起義。為了加強對武漢地區革命力量的領導，共進會和文學社兩個革命團體在同盟會中部總會的斡旋下決定聯合行動，於9月24日組成統一的起義領導機構，推舉文學社領導人蔣翊武為湖北革命軍總指揮，共進會領導人孫武（即孫葆仁）為參謀長，兩團體的重要骨幹劉堯澂、彭楚藩等為軍事籌備員。他們擬定了起義的詳細計劃，推定了武裝起義後軍政府的負責人，草擬文告，派人到上海迎接同盟會領導人來鄂主持大計，同時和鄰近各省進行聯繫，策動響應。武昌起義之前，湖北革命黨人是作了比較周密的準備和部署的。這時，孫中山遠在海外籌款，以接濟國內的革命活動。黃興在香港接到有關湖北情況的報告後，即復函贊成在武漢發動起義：“邇者蜀中風雲激發，人心益憤，得公等規畫一切，長江上下自可聯貫一氣，更能爭取武漢。老謀深算，雖諸葛復生，不能易也。光復之基，即肇於此。”①

不過，他要湖北革命黨人等待孫中山籌措20萬元巨款和購買大批槍枝彈藥後發動。湖北革命黨人認為，起義時機已經成熟，“勢成騎虎”，不能等待。同時，他們看到清政府從湖北抽調大批新軍前往四川鎮壓保路運動，新軍中的革命骨干將隨軍離去，湖北革命力量有被削弱的危險。因此，他們堅決表示，即使“無外款接濟”，也“事在必行”。 ②湖北革命黨人原訂農曆八月十五日中秋節（10月6 日）舉行起義，由於準備不及而延期。 10月9日，孫武在漢口俄租界製造炸彈失慎爆炸，沙俄巡捕聞聲趕來，孫武逃匿醫院，而準備起義的旗幟、符號、文告、印信等全被搜去。第二天，設在武昌的指揮起義的秘密機關又遭破壞，彭楚藩、劉堯澂等被捕，蔣翊武逃脫。湖廣總督瑞澂下令殺害彭、劉及楊洪勝三人，全城戒嚴，按照查獲的名冊搜捕革命黨人。武昌形勢頓時緊張起來。革命面臨十分嚴峻的考驗，起義活動已成“群龍無首”的狀態。但革命黨人和新軍中的革命士兵群眾，沒有畏俱退縮，在失去指揮機關的緊急情況下，自行聯繫，堅決發動了起義。 10 月10日晚，新軍工程第八營的革命黨人打響了起義的第一槍。他們打死鎮壓起義的反革命軍官，幾十人衝往楚望台軍械庫奪取彈藥。軍械庫守軍中的革命士兵們聞風響應，一舉佔領了楚望台。接著，步、炮、輜重各營和軍事學堂學生約五營兵力，紛紛起義，齊集楚望台，臨則推舉原日知會員、隊官吳兆麟擔任指揮，向總督衙門發動攻擊。革命士兵們奮不顧身，血戰通宵，佔領了總督衙門、藩庫等重要機關，湖廣總督瑞澂倉皇逃往停泊長江的兵艦上。起義軍一夜之間佔領了武昌城，取得了首義的勝利。 11日晚和12日晨，駐漢陽、漢口的新軍先後起義，武漢三鎮完全為革命黨人所控制。

這時，革命所面臨的首要任務，是立即建立革命軍政府，擴大革命的成果，把革命繼續推向前進。湖北革命黨人是奉孫中山為領袖的，文學社和共進會都與同盟會有密切的聯繫，但孫中山遠在海外，至12日上午才獲悉武昌起義的消息，一時不可能趕回國內。黃興和同盟會其他重要領導人也分別在香港、上海等地。直接組織這次起義的文學社、共進會的領導者，在起義前，有的負傷，有的犧牲，有的被迫逃出武漢。 11日，經過一夜戰鬥的起義士兵群眾，聚集在湖北諮議局，準備推舉都督，建立革命軍政府，他們沒有意識到應當把軍政府的權力掌握在自己手裡，錯誤地以為需要社會上有名望地位的人出面以資號召，於是邀請諮議局議員和地方紳商舉行會議，推舉清朝高級軍官、二十一混成協（旅）的協統黎元洪為軍政府的都督。

黎元洪（1864— 1928年），字宋卿，湖北黃陂人。早年畢業於北洋水師學堂，後來在北洋海軍中任職。甲午戰爭後他投奔湖廣總督張之洞，頗受寵信，三次被派往日本學習，由管帶升至協統的職位。 10月10日晚，武昌起義的槍聲打響後，黎元洪仍堅持頑抗，親手殺死了響應起義的士兵2人。起義的迅速勝利，迫使他倉惶逃到一個營管帶家裡躲藏。由於他平時在漢族官僚中以“開明”著稱，起義前革命黨人就有過推他為都督的擬議。黎元洪並不願意順從革命，又不敢公然反對，他是被革命黨人用手槍逼上都督席位的。湖北軍政府設軍令、參謀兩部，軍政多由參謀部主持。至於政務、交涉等事務，革命黨人感到自己無能為力，願意讓湖北諮議局議長湯化龍擔任民政部長，主持有關工作。湯化龍原是立憲派首領，在立憲運動破產後對清廷絕望。他在11日推舉湖北軍政府都督的會議上表示：“革命事業，鄙人素表贊成”，“關於軍事，請諸位籌劃，兄弟無不盡力幫忙”。 ①過了幾天，他便公佈了一個冒稱同盟會東京本部草擬的《中華民國軍政府條例》，由都督兼總司令，改民政部為政事部，下設外交、內政、財政、司法、交通等七局，總攬政務。政事部由湯化龍任部長，下面七個局的正副局長“幾乎成了清一色的舊派人物”。 ②雖然這個條例不久即被革命黨人否定，各局一律改為部，只給湯化龍留下一個編制部長的閑職，其他各部都由革命黨人負責，湯化龍因而棄職東去。但首義的湖北軍政府，由新軍高級軍官、立憲派首領出面主持，卻具有“示範”的作用，為後來響應革命的許多省份所效法。

首先響應武昌起義的是湖南和陝西兩省。 10月22日，湖南革命黨人焦達峰、陳作新等發動會黨和新軍進攻長沙，巡撫余誠格逃遁，起義軍推舉焦、陳為正、副都督，建立湖南軍政府。湖南起義後，不僅鞏固了湖北的後方，而且派遣軍隊支援了武漢抗擊清軍的戰鬥。同一天，陝西同盟會會員景梅九、井勿幕等聯絡會黨和新軍起義，護理巡撫錢能訓逃走，陝西軍政府在西安建立，原日知會會員、新軍隊官張鳳翽為都督。井勿幕率領起義軍渡河攻入山西，從側面威脅南下的清軍，並切斷了清政府和西北地區的聯繫。 10月23日，駐江西九江的新軍響應武昌起義，擁標統馬毓寶宣布獨立，成立九江軍政分府。九江獨立，解除了長江下游清軍對武漢的威脅。 31日，同盟會員蔡公時聯合南昌各界在諮議局開會，準備擁清朝巡撫馮汝騤宣布獨立，馮拒絕接受。蔡公時發動新軍起義，建立了江西軍政府。後來，由同盟會員李烈鈞任都督。 10月29日，山西新軍中的革命黨人發動起義，殺死巡撫陸鐘琦，組成山西軍政府，由新軍協統閻錫山任都督。 10月30日，雲南同盟會員李根源、羅佩金聯合新軍協統蔡鍔以及管帶唐繼堯等發動起義，組成雲南軍政府，蔡鍔為都督。

11月3日，上海的同盟會員張承槱等發動工人、防營和會黨起義，次日攻克江南製造總局，佔領了上海，同盟會員陳其美被推舉為上海軍政府都督。上海起義直接推動了浙江、江甦的獨立。 11月4日，浙江革命黨人在上海的支援下，聯合新軍和防營佔領了杭州，立憲派首領湯壽潛出任浙江軍政府都督。上海起義的消息傳到蘇州，江蘇立憲派和紳商、官僚立即搶先一步，要求巡撫程德全宣布獨立。 5月，江蘇軍政府成立，程德全搖身一變，由巡撫成了都督。 11 月4日，貴州革命黨人發動新軍和陸軍學堂學生起義，佔領貴陽，成立貴州軍政府，新軍教練官楊藎誠為都督。 11 月5日，安徽同盟會員聯合團練發動起義，佔領壽州，連克潁上、毫州等地。 8日，立憲派勸說巡撫朱家寶宣布獨立，並推朱為都督。後來，起義軍內部發生武裝衝突，朱家寶感到形勢不穩，逃離安徽，同盟會員孫毓筠、柏文蔚先後任安徽軍政府都督。 11月6日，廣西諮議局議決與清政府脫離關係，推巡撫沈秉堃為都督。不久，前清軍提督陸榮廷發動兵變，攫取了都督職位。 11 月9日，福州同盟會員許崇智率軍起義，推第十鎮統制孫道仁為福建軍政府都督。同日，廣東宣布獨立，兩廣總督張鳴歧逃入租界，同盟會員胡漢民任都督。從武昌起義到11月9日，短短一個月內，全國已有湖北、湖南、陝西、江西、山西、雲南、浙江、江蘇、貴州、安徽、廣西、福建、廣東等13省和最大城市上海以及其他省許多州縣宣布起義，清朝的一部分海軍也投奔到革命方面來。至11月下旬，四川重慶革命黨人發動起義，川東南50 多州縣響應。在四川資州，一部分新軍起義，殺死了前來鎮壓保路運動的端方。河南信陽附近京漢鐵路工人和農民組成的民軍，拆毀鐵路，襲擊軍用列車，有力地支援了武漢革命軍。甚至在清王朝統治中心地區直隸，革命黨人也策動駐灤州的新軍第二十鎮和駐保定的新軍第六鎮舉事。革命在全國范圍內飛躍發展，有些地區的農民群眾在農村中也掀起反封建鬥爭的風暴。

江蘇常熟、江陰、無錫三縣交界地區爆發了農民武裝暴動，燒毀惡霸地主的房屋，豎立“革命大部督”的旗幟。上海附近各縣農民，普遍掀起了抗租鬥爭。據報載：“松江一帶，則各村莊鳴鑼齊會，相約不還；崑山正義鎮，則因催收田租，兵民互哄；青浦西鄉，則聚眾鬧事；南匯周浦，則拆毀紳董房屋。……抗租風潮，方日演日劇，蔓延而未已。”①湖南衡陽、醴陵等十幾個州縣農民起義，圍攻縣署，殺逐貪官污吏和上豪劣紳。陝西自咸陽到鳳翔、隴州的數百里地區內，到處發生戮官劫獄等暴動。四川農民反抗清軍和地主武裝的戰鬥，在各州縣如火如荼地猛烈開展。奉天遼陽、遼中、鳳凰、莊河、復州等地和山東的民軍都迅速發展，聲勢浩大，迫使東北三省和山東的清朝地方官吏不得不宣布半“獨立”，藉以應付岌岌可危的局面。幾乎全國各省無不發生規模大小不等的群眾起義或暴動。許多少數民族地區也發生了響應武昌起義、擁護共和製度的革命運動。內蒙地區一部分蒙古族和漢族的同盟會員，曾經在學校、軍隊、會黨和反清士紳中進行工作。武昌起義後，歸化（今呼和浩特）、陶林（今察哈爾右翼中旗）、包頭、豐鎮等地的革命黨人紛紛響應，組成革命軍，12月間一度攻克豐鎮。次年初，又配合山西革命軍佔領包頭，成立革命軍政府。 1911年12月下旬，在新疆烏魯木齊爆發了有哥老會和當地少數民族參加的武裝起義。起義的消息迅速傳到革命黨人活動的中心伊犁。 1912年1月，起義軍佔領伊犁，組織了“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會”，宣布“五族共和”，並成立了臨時政府。

武昌起義後，各省紛紛響應和席捲全國的群眾自發鬥爭，匯合成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巨大洪流。在這個革命洪流中，反動的清王朝土崩瓦解了。資產階級革命派在推動這次革命迅速走向高潮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分散在各地的同盟會員以及與同盟會有或多或少聯繫的各地革命組織，在武昌起義後積極策動響應，促進了革命形勢在全國蓬勃發展。但是，面臨著如此廣泛和迅猛的革命高潮，資產階級革命派卻沒有一個統一的堅強的領導核心。同盟會組織很不健全，缺乏一個徹底反帝反封建的鬥爭綱領和把革命推向前進的統一的革命步驟。他們十分害怕帝國主義出面乾涉，又非常恐懼農民群眾把反封建鬥爭深入開展下去，希望趕快推翻清朝，建立共和製度，盡量縮短革命的歷程，取得廉價的勝利。資產階級立憲派在革命形勢高漲的壓力下，轉到革命方面，利用自己在各省諮議局中所取得的地位，策動清朝官員“反正”，宣布“和平光復”，對清王朝的崩潰起了積極作用，但他們力圖維持舊秩序，防止革命的深入開展，並竊奪權位。

湖南起義後，曾一度設立籌餉局，按房地產和田產的多寡攤派捐款，以保證革命的需要。湖南紳商和立憲派激烈反對，把這個革命措施說成是“暗無天日”、“雞犬不寧”。他們唆使舊軍官在湖南起義後十天發動兵變，殺害都督焦達峰等人，推立憲派首領譚延闓為都督。就這樣，立憲派與舊官僚採用“和平”的乃至流血政變的手段，先後取得了湖北、湖南、江蘇、浙江、廣西、貴州等許多省軍政府的權力。另一些省區，如上海、廣東、安徽、江西等地，表面上權力掌握在資產階級革命派手中，但是，這些革命黨人掌權以後，由於地位發生了變化，很快地向右轉了，其中有些人已蛻化為新官僚政客。當時宣布起義的各省，無論是革命派掌權，還是立憲派、舊官僚掌權，幾乎一律壓制工農群眾的革命運動，解除群眾武裝，府縣基層政權基本上沒有觸動。四川的幾十萬保路同志軍被遣散，廣東的十幾萬民軍被裁撤，湖北軍政府通告全省各州縣官紳趕辦團練，防止農民暴動，並派軍隊鎮壓會黨武裝。資產階級革命黨人剛剛取得局部的政權，就同人民群眾對立起來，他們不可能把民主革命引向真正的勝利。

二、南京臨時政府的成立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

建立一個統一的共和政府，不僅是這次革命的目標，而且是當時起義各省共同對清王朝進行鬥爭的迫切需要。中央政權如何建立，由什麼人掌握，這是資產階級革命派和捲入革命營壘中的立憲派、舊官僚政客等各派政治力量最為關注的問題。此外，由於各派政治力量重新組合而出現的湖北、江浙等地方集團，也都力爭對中央政權的控制權。這就使得組織臨時中央政府的鬥爭更加尖銳複雜。 11月9日和11日，湖北和上海兩地先後發出建議成立臨時中央政府的通電。上海方面提出由各省諮議局和都督府各舉代表一人到上海 “集議”的方法。 15日，第一次各省代表會議在上海召開，定名為“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由於湖北方面力爭，24日，各省代表聯合會決定遷往武昌開會，各省留一人在上海以便聯絡。當時，湖北革命軍正與清軍處於緊張對峙狀態中。重新被清政府起用的袁世凱派他所掌握的北洋軍相繼攻陷了漢口和漢陽，武昌已處於清軍炮火的威脅之下。 11月30日，各省代表聯合會不得不由武昌改在漢口英租界舉行。各省代表聯合會的成份十分複雜，革命派與立憲派佔有幾乎相等的席位，另有少數舊官僚和封建士紳，甚至有清政府的密探在內。 12月2日，代表聯合會作出兩項重要決議：一是通過《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一是決定“虛臨時總統之席以待袁君反正來歸”。

從一開始，組織民國臨時政府就和期待袁世凱“反正”緊密聯結在一起，這充分反映了革命陣營對封建買辦勢力的妥協性和對袁世凱反動集團所寄予的深切期望。同一天，江浙聯軍攻克南京，江浙集團聲勢大振，決定在南京成立臨時中央政府，電催漢口代表迅速東下。 12月14日，漢口、上海兩地的各省代表齊集南京開會。代表名額由原來的23人增加到45人。同盟會員在其中所佔比例有所提高，約佔二分之一強，其餘為立憲黨人、舊官僚士紳和獨立活動的光復會員。代表們獲悉袁世凱的議和代表唐紹儀到達武漢以及袁世凱表示贊成“共和”的消息，決定暫緩選舉臨時總統，虛位待袁，而推舉大元帥、副元帥“專征北伐”。因人選問題爭執不下，臨時政府的組建陷於難產。

12月25日，孫中山自海外回國，到達上海。各省革命黨人大都同意推舉眾望所歸的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立憲派和舊官僚政客也認為在“爭取”袁世凱反正以前，這個“過渡”總統“非孫莫屬”。 29日，孫中山當選為臨時大總統，臨時政府才在難產中誕生。 1912 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職，宣告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以1912年為民國元年，改用公曆。南京臨時政府的行政首腦，由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副總統黎元洪和九名國務員（各部總長）組成。九名國務員名單由孫中山和黃興提出，1912年1月3 日在各省代表聯合會議上通過。其中，陸軍總長黃興、外交總長王寵惠、教育總長蔡元培為同盟會員，實業總長張謇、交通總長湯壽潛為江浙立憲派首領，內務總長程德全、司法總長伍廷芳為舊官僚，海軍總長黃鍾英是起義的艦長，財政總長陳錦濤是當時的所謂“理財專家”，曾在清政府任職。根據同盟會設計的“部長取名，次長取實” 的方案，由孫中山直接任命的各部次長、局長和總統府秘書長等，除海軍次長外，都是同盟會的重要骨幹。程德全、湯壽潛、張謇等人沒有到南京就職，各部幾乎都由次長代理，當時有“次長內閣”之稱。所以，實權是掌握在革命派手中的。 1月28日，臨時參議院在南京成立。作為立法機關，40餘名臨時參議員中，同盟會30人，立憲派不足10人。從漢口各省代表聯合會、南京各省代表聯合會到臨時參議院的成立，短短一個月內，出現了很大變化。

立憲派代表銳減（主要是北方未起義各省諮議局的代表），革命派代表激增，反映了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和同盟會在建立政權的角逐中取得了暫時的勝利。南京臨時政府參議院開幕典禮以孫中山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是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的產物。臨時政府中雖有立憲派和舊官僚參加，但資產階級革命派居於領導地位。 “臨時之政府，革命時代之政府也”，這是南京臨時政府發表的第一個文告《臨時大總統宣言書》中莊嚴宣布的。在這個宣言書中，對臨時政府的施政方針作瞭如下的規定：對內要實現民族、領土、軍政、內治、財政的統一，對外要將清政府“辱國之舉措與排外之心理，務一洗而去之，持和平主義，……循序以進”。 ① 對內強調統一，克服各省起義以後各自為政的現象，以利於推翻清朝反動政府，建立一個統一的資產階級共和國，這顯然是具有積極意義的。對外要洗雪清朝反動政府的“辱國舉措”，也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宣言書並沒有提出明確的革命任務和實現革命任務的步驟，顯得有些空泛。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在短短的三個月時間裡，頒布了不少有利於民族資本主義經濟、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和文化教育的法令。根據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天賦人權”的原則，它宣佈人民享有選舉、參政等“公權”和居住、言論、出版、集會、信教等“私權”；命令各級官廳焚毀刑具，停止刑訊：通令保護華僑，禁止販賣華工；嚴禁買賣人口，禁止蓄奴，解放“疍戶”、“惰民”等所謂“賤民”，允許他們享有“公權”和“私權”；革除歷代官廳“大人”、“老爺”等稱呼，以及禁止蓄辮、纏足、賭博，嚴禁種植和吸食鴉片，等等。在發展民族工業方面，它頒布了保護工商業的規章，廢除清代的一些苛捐雜稅，獎勵華僑在國內投資。在文化教育方面，它提倡以“自由平等博愛為綱”的“公民道德”；禁用清政府學部頒行的教科書，新編教科書必須合乎“共和民國宗旨”，廢止“有礙民國精神及非各學校應授之科目”，《皇朝掌故》、《大清會典》、《大清律例》等一律禁用，小學禁讀經科等等。所有這些法令，無不體現了民族資產階級的原則和利益。

南京臨時政府的各項法令，對資產階級利益表現了熱忱關切的態度，但對地主階級利益，沒有根本的觸動，對廣大農民的要求缺乏任何積極的反映。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於南北議和開始之後，革命黨人普遍地希望通過和平談判爭取袁世凱反正和清帝退位，以便盡快地結束革命。同時，他們把爭取獲得帝國主義國家的承認，作為臨時政府的首要目標。臨時政府在《宣告友邦書》中，重申承認清政府和帝國主義國家締結的一切不平等條約，承擔過去的外債和賠款，保護帝國主義在華的各種特權和利益。軟弱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天真地認為，主動承受清朝賣國政府的可恥“遺產”，就可以換取帝國主義對臨時政府的同情和承認。臨時政府外交總長根據《臨時大總統宣言書》中所規定的對外施政方針，僅僅怯懦地聲明：租界的行政警察權“應俟大局底定，再行設法收回”；侵害我國司法主權的上海會審公廨，“當向各領事交涉，使必爭回”。 ①臨時政府為取得列強承認，進行多次交涉，都毫無結果。帝國主義一直不承認臨時政府，使臨時政府的領導者們感到很大的壓力。

南京臨時政府從成立的時候起，便麵臨著十分嚴重的財政危機。清政府所課徵的許多苛捐雜稅已經宣布廢除；海關及部分常關、鹽厘的稅收被帝國主義者把持，拒絕交付臨時政府；各地的田賦和其他稅收也被各省軍政府截留，不上繳中央。軍需緊急而款項沒有著落，各處要錢的電報接踵而來，南京附近的民軍“嗷嗷待哺，日有嘩潰之虞”，每日前往陸軍部索餉者不下數十起，致使陸軍總長黃興“寢食俱廢，至於吐血”。 ②臨時政府一度準備命令各地商會認捐款項，以救燃眉之急。但是，各地商會大都操縱在資產階級上層及其政治代表立憲派手中，他們不肯從經濟上支援臨時政府，公開阻止募捐計劃的實現。在這種情況下，南京臨時政府不從發動群眾、爭取人民支持中尋找出路，而是乞求帝國主義國家的貸款，作為解決財政困難的主要途徑。孫中山在回國前後，親自進行過多次貸款活動，幾乎每天盼望外國銀行的複電，可是，直到他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為止，始終杳無音信。南京臨時政府還曾企圖以國內大企業（如輪船招商局、漢冶萍公司等）作抵押，向外國舉借幾筆貸款，又遭到立憲派的堅決抵制，臨時參議院內外一片反對鼓譟聲。南京臨時政府束手無策，始終沒能擺脫財政困難的處境。南京臨時政府的基礎是脆弱的。它名義上是一個全國性的中央政府，但是，它的權力並不能推行於被立憲派和舊官僚控制的省區。即使在革命派掌權的地方，也往往各自為政，不完全服從中央的號令。作為資產階級革命政黨的同盟會，早已處於十分渙散的狀態，內部“意見不相統屬，議論歧為萬途”，起不了革命政黨的領導作用。直到1912年2月，同盟會才在南京召開改組會議，議決由秘密轉為公開，並製訂了新總章。

這時，清帝退位已成定局，新總章遂以“鞏固中華民國，實行民生主義”為宗旨，具體政綱包括：完成行政統一，促進地方自治，實行“種族同化”，採用國家社會政策，普及義務教育，主張男女平等，厲行徵兵制度，整理財政，釐定稅制，力謀國際平等，注重移民墾殖事業等九條。新政綱保持著民主精神，但缺乏應付當時復雜政局的革命對策，起不了統一革命黨人思想和行動的作用。在組織上，根據宋教仁擴大招納會員的建議，把黎元洪拉入同盟會，並推舉他為協理，大批官僚、政客、豪紳紛紛混入黨內。許多同盟會員蛻化變質，和立憲派、舊官僚打得火熱，為獵取個人權位而組成了形形色色的政治團體。孫中山等少數堅持革命主張的革命黨人，被攻擊為“理想派”，在同盟會中處於孤立的地位。孫中山無力改變“過渡”政府與“過渡”總統的局面，在他當選為臨時大總統的當天，便不得不致電袁世凱，表示“暫時承乏”，“虛位以待”。 ①不過，以孫中山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儘管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弱點，但它堅持了民主共和的立場，在促成清朝覆滅和民國成立的革命大業上，仍有其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

三、袁世凱竊奪政權

武昌起義的消息傳到北京，中外反動勢力驚慌失措。清政府急忙派陸軍大臣廕昌率領北洋軍隊趕往武昌鎮壓革命。北洋軍隊是袁世凱一手培植起來的，大部分將領都是他的心腹爪牙，不聽從廕昌的調度。廕昌指揮不靈，清政府束手無策。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革命抱著敵視的態度，力圖阻止革命烈火的蔓延。武昌起義後幾天之內，它們便在武漢江面集中了十餘艘軍艦，對革命方面進行監視，並隨時準備武裝干涉。駐北京的各國外交使團連續舉行會議，共商如何維護他們在華的侵略利益。他們接受美國駐華公使嘉樂恒的建議，促使清政府立即起用兩年前被罷黜的袁世凱，叫嚷“非袁不可收拾”，企圖通過袁世凱出山，為清王朝穩住陣腳。 10月14日，清政府任命袁世凱為湖廣總督，要他統率北洋軍隊南下鎮壓革命。袁世凱野心勃勃，想乘機向清廷素取更大的權力，藉口 “足疾未痊”，留在河南彰德不肯出山。 27日，清政府因進攻武漢受挫，湖南、陝西、江西等省又相繼起義，不得不任命袁世凱為欽差大臣，節制湖北水陸各軍，袁世凱仍不滿意，提出召開國會，組織責任內閣，授與他軍事全權，保證供應充足軍餉等條件。清政府一時猶豫不決。

這時，起義的省份日益增多，革命形勢不斷高漲。資政院正在北京召開第二次年會，議員們齊聲吶喊，上奏要求立即召開國會，取消皇族內閣，赦免國事犯。在袁世凱策動下，駐直隸灤州的新軍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聯合第三鎮協統盧永祥等，電奏政綱十二條，要求速開國會，改定憲法，特赦國事犯，組織責任內閣。資政院的吶喊，張紹曾的“兵諫”，都和袁世凱的要求相呼應，給了清政府很大的壓力。以攝政王載灃為首的清朝統治者萬分惶恐，被迫屈服，連忙下“罪己沼”，頒布憲法“十九信條”，下令釋放政治犯，解散皇族內閣，任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組織“責任內閣”。這樣，清政府的軍政大權便實際上落入袁世凱手中。 11月1日，袁世凱南下視師，指揮北洋軍隊攻陷漢口。然後返回北京，於11月16日成立袁世凱“責任內閣”。帝國主義列強，特別是沙俄和日本政府，曾經企圖利用中國的動盪局勢，秘密策劃對華採取武裝干涉行動，以乘機擴大它們在華的侵略利益。英帝國主義在華的侵略利益主要集中在長江流域，它擔心公開站在清政府方面與革命軍為敵，勢必有喪失它的巨大利益的危險。美帝國主義不願意俄、日兩國在華勢力過分擴張，反對各國採取單獨行動。

由於帝國主義列強相互之間矛盾重重，它們正忙於準備重新瓜分世界殖民地的戰爭，或多或少地被牽住了手腳；而且革命形勢的飛躍發展和清朝統治的土崩瓦解，使它們感到公開進行武裝干涉已很難達到目的。於是，它們決定採取在“中立”的幌子下加緊扶植袁世凱，脅迫革命方面向袁世凱妥協的辦法，利用袁世凱取代清王朝作為它們統治中國的工具。 11月26日，經過英國公使朱爾典和袁世凱密謀後，由英國駐漢口領事出面，向湖北軍政府提出南北停戰議和的建議。武昌方面欣然接受。 12月初，南北雙方達成停戰協議。 12月18日，袁世凱的議和全權總代表唐紹儀和各省軍政府議和代表伍廷芳，開始在上海進行和平談判。 20日，當南北議和代表舉行第二次會議的時候，駐上海的俄、英、美、日、法、德等六國總領事向雙方代表提出照會，要他們“儘速成立和解，停止現行沖突”。這項照會雖向雙方代表同時提出，實際上是壓迫南方革命勢力向袁世凱勢力妥協。

在南北議和過程中，革命派不僅遭到帝國主義的干涉和壓迫，而且還受到捲入革命內部的立憲派施加的巨大壓力。立憲派害怕革命繼續發展將危及自己的既得利益，希望通過擁有北洋武裝而又受帝國主義寵信的袁世凱來維持社會“秩序”和“治安”，平息動蕩的局勢。立憲派首領張春早已和袁世凱達成了合作的默契。當唐紹儀到達上海後，張謇等人即展開了緊張的幕後活動。伍廷芳和唐紹儀分別代表南北兩方，“在議場時，板起面孔，十足官話”，① 而每天晚上卻在上海南陽路趙鳳昌②家中與立憲派密謀策劃，研究如何對付革命勢力。趙鳳昌的住宅“惜陰堂”成為南北議和代表和立憲派進行陰謀活動的場所。立憲派在革命內部極力散佈對袁世凱的幻想，製造妥協空氣，迫使革命派向袁世凱交出政權。

張春密電袁世凱說：“甲日滿退，乙日擁公，東南諸方一切通過”，“願公奮其英略，旦夕之間勘定大局”，③ 表達了立憲派結束革命的謀略和對袁世凱的期望與忠誠。在革命派內部，妥協思想也已佔上風。黃興早在11月9日就曾致函袁世凱，希望他“以拿破崙、華盛頓之資格，出而建拿破崙、華盛頓之事功”，並表示“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為拿破崙、華盛頓，即南北各省當亦無有不拱手聽命者”。 ④南北議和開始後，黃興等人主張“化敵為友”，害怕袁世凱“像曾國藩替清室出力把太平天國搞垮一樣來搞垮革命”，建議“給他一個民選的總統”。 ⑤ 同盟會重要骨幹、因刺殺載灃未遂而被監禁的汪精衛，出獄後立即投靠了袁世凱，配合袁世凱推行“南撫北剿”的反革命策略。他一面向袁世凱告密，出賣北方革命組織，一面為南北議和穿針引線，力勸南方革命黨人對袁妥協。他跑到上海，擔任南北各省議和參贊，暗中參與了“惜陰堂”的陰謀，極力為袁世凱疏通，並“惡意攻擊孫中山先生本人有權利思想”。 ①他是袁世凱安插在革命隊伍中的一個內奸。袁世凱也對南方革命勢力進行赤裸裸的武力威脅。當孫中山於1912年1月1日就任臨時大總統的時候，袁世凱指使他的部將馮國璋、段祺瑞等發出“誓死抵抗”的叫囂，並撤消唐紹儀議和代表資格，故意製造決裂的勢態，逼迫革命派就範。在北洋軍隊咄咄逼人的叫囂中，前線又趨緊張。一時頗為高漲的北伐聲浪，暫時壓倒了大多數革命黨人的妥協和遷就思想。南京臨時政府接受了孫中山提出的北伐建議。 1月11日，孫中山宣布自任北伐軍總指揮，派黃興為北伐陸軍參謀長，並製訂了六路北伐的計劃。 13日，在津湧鐵路線上，北伐軍敗清軍於宿州等地，戰略重鎮徐州不戰而下。

安徽、河南、湖北等戰場上，革命軍也取得了一些勝利。但是，北伐並沒有繼續下去。財政困難使南京臨時政府硬不起來，帝國主義干涉的陰霾更令革命黨人氣短。這時，各國軍艦在長江示威，並阻止革命軍在大連登陸。駐北京的各國外交使團蠻橫地宣布不准在京奉鐵路兩側十里內戰鬥。俄、日兩國分別增兵東北及內蒙。外國資產階級報紙竭力宣傳列強將要進行干涉，立憲派危言聳聽地宣揚帝國主義一旦干涉，中國便有亡國滅種的危險，大多數革命黨人也彷彿塌天大禍就在眼前，終於在帝國主義威脅下屈服。南北雙方達成了一項協議：革命黨人同意讓出政權，袁世凱則同意宣布贊成“共和”，並逼清帝退位。君主立憲與民主共和不再是南北談判的問題了。雙方爭議的中心，是如何結束南北兩個政權的對立局面，建立以袁世凱為總統的統一政權的問題。袁世凱主張清政府與南京臨時政府同時解散，由他另立統一的共和政府。南京臨時政府拒絕了這個無理要求。孫中山認為取消南京臨時政府“於理絕對不行”，但被迫同意在清帝退位後立即由袁世凱重組政府。

如何“處置”清朝皇帝，是雙方爭議的另一重要問題。袁世凱主張給清帝及皇室以特殊“優待”，並搞了個《優待條例》，規定：清帝稱號不變；每年由民國政府給予400萬元；清帝仍暫居皇宮，以後移居頤和園；原有私產由民國保護，等等。這個極端荒謬的優待條件，不僅使孫中山等感到是奇恥大辱，連主張對袁世凱妥協甚力的黃興也認為難以接受。黃興致電伍廷芳說：“議和愈出愈奇，殊為可笑。第一條仍保存下大清皇帝名稱及世世相承字樣，可謂無恥已極。”然而，伍廷芳、汪精衛等卻說保留的不過是“虛名”，“共和目的已達，其他枝節似可從寬”。 ①1912 年2月6日，南京臨時參議院竟正式通過了《優待條例》。袁世凱得到南方同意讓權的確切保證後，立即對清帝實行逼宮。他指使北洋軍將領段棋瑞等人聯名發表通電，要求清王朝立即同意共和，否則將率領軍隊直搗北京。 2月12日，清帝宣布接受優待條件，正式退位。第二天，袁世凱聲明贊成“共和”，孫中山嚮臨時參議院辭職。 2月15日，臨時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在宣布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時，為了防範袁世凱專制獨裁，以便把中國納入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軌道，提出奠都南京、新總統到南京就職和遵守《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等三項條件，並派蔡元培等為專使北上，迎接袁世凱南下。袁世凱表示願意南下就職，暗中卻密令他的嫡係部隊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製造暴亂，作為他不能南下的藉口。

孫中山等得知北京等地兵變的消息，決定出兵平亂，並由黃興等發出率兵北上的通電。這時，帝國主義又一次出面配合袁世凱，紛紛從各地增調軍隊前往北京，加劇緊張局勢。立憲派和舊官僚都反對孫中山提出的奠都南京的主張，許多革命黨人做了他們的應聲蟲。孫中山再次被迫退讓。 3月6日，臨時參議院議決允許袁世凱在北京宣誓就職。南京臨時政府頒布的《臨時約法》，是一個很重要的文件。它規定了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國家、政府組織機構以及人民享有的各項民主權利。它具有資產階級共和國憲法的性質。孫中山等企圖憑藉這部臨時約法來限制袁世凱的權力，束縛他專制獨裁的手腳。姦黠狡詐的袁世凱一方面表示他是《臨時約法》的擁護者，另一方面又說以後要對它進行“修改”。 4月1日，孫中山正式解除臨時大總統的職務。次日，臨時參議院決議將臨時政府遷往北京。孫中山的解職和臨時政府的北遷，標誌著革命遭到了嚴重的挫敗。資產階級革命派交出政權後，企圖依靠一紙約法以實現其資產階級議會政治，使中國走上民主的軌道。歷史證明，這是一個多麼幼稚的幻想。

四、臨時政府北遷後的政局和“二次革命”

南、北統一是袁世凱北洋軍閥集團、資產階級革命派和改良派等各種政治勢力相互妥協的結果。袁世凱取得臨時大總統的職位，但不得不信誓旦旦，表示 “永遠不使君主政體再行於中國”，“深願竭其能力，發揚共和之精神，滌蕩專制之瑕穢”。 ①革命派讓出了大總統，但控制著南方數省和臨時參議院，企圖以臨時參議院、《臨時約法》、“責任內閣制”限制袁世凱搞專制獨裁。 1912年3月，袁世凱提名唐紹儀為國務總理，在南京組織第一屆內閣。唐紹儀在清末是深得袁世凱信任的官僚，這時加入了同盟會，以“調和南北”自居。唐內閣的要害部門受袁世凱控制，如陸軍總長一職，袁世凱便堅決不肯交給黃興，而由他的親信段祺瑞充任；但宋教仁等四個同盟會員也分到了農林、工商、司法、教育等四個部門，連同唐紹儀在內的十個閣員中，同盟會員佔半數，被稱為“同盟會中心內閣”或“唐宋內閣”。 4月初，南京臨時參議院議決將臨時政府遷往北京。唐紹儀事事強調大總統發布命令須經國務員副署的“責任”，袁世凱感到不能指揮如意、獨斷專行，在6月間利用唐內閣任命非袁嫡系的王芝祥為直隸都督事，指使北洋將領通電反對，並不經內閣副署而發布了改王芝祥為南方軍宣慰使的命令。 “責任內閣制”遭到破壞，唐紹儀及同盟會的四個閣員被迫辭職，改良派的兩個閣員也不安於位而辭退。

唐內閣倒台，宋教仁主張積極從事民主政治的建設，通過全國民主選舉產生國會，制訂憲法，由國會中的多數黨組織內閣，實行“責任內閣制”，以保障憲法的貫徹執行。孫中山對政治抱悲觀情緒，希望袁世凱維持一個小康局面，自己則從事交通、實業建設，為民國謀長遠的利益。黃興在1912年6月間主動撤銷“南京留守府”，遣散南京臨時政府的軍隊，對政治也抱消極態度。李烈鈞、胡漢民等“地方實力派”主張地方自治，致力於鞏固自己的地盤，不大過問全國的形蟄與鬥爭。 “激烈分子”如戴天仇（季陶）、何海鳴等不信任袁世凱，不斷揭露、責罵，甚至鼓吹用武力推翻袁世凱的統治，但既無組織，又無核心，不能左右政局。為了議會鬥爭的需要，1912年8月，在徵得孫中山、黃興的同意後，宋教仁以同盟會為基礎，聯合統一共和黨等幾個小黨派，組成國民黨，推孫中山為理事長而由自己代理。

國民黨的革命精神比同盟會大為減退，拋棄了同盟會秘密時期的“平均地權”綱領，取消了同盟會公開時期的“男女平等”主張，並把原來的“力謀國際平等” 改為“維持國際和平”，但由於吸收了各方面人物參加，聲勢浩大，在臨時參議院中佔多數，成為第一大黨。和國民黨並立的還有以兩湖、江浙的原立憲派為核心的共和黨，以章炳麟為首的統一黨和以梁啟超為首的民主黨。這些黨派知道自己還沒有組閣的希望，便主張“超然內閣”，向袁世凱靠攏，但也要求分享政權。袁世凱提名無黨派而“馴順如羊”的陸徵祥為國務總理，但當陸徵祥向臨時參議院補提六個國務員時，全部遭到否決。袁世凱指使反動軍警通電、通函、召開會議，痛罵參議院，甚至叫嚷要用武力解散。陸徵祥再次提出六個國務員名單時，參議院在壓力下被迫通過了五人，但隨即提出彈劾陸徵祥失職案。陸徵祥從此稱病住進醫院，由袁世凱親信內務總長趙秉鈞代總理。為了穩定政局，袁世凱邀請孫中山、黃興北上會談，尊二人為“革命元勳”，“百般地曲意相從”，特授孫中山“籌劃鐵路全權”。孫、黃都落入圈套，對袁世凱表示信任。黃興代為疏通，使參議院通過趙秉鉤為國務總理，並把趙秉鈞及其他六個閣員拉入國民黨。趙內閣號稱“國民黨內閣”，實際上完全被袁世凱所控制。

從1912年12月到1913年2月，第一屆國會選舉在全國范圍內進行。宋教仁等全力投入競選，結果國民黨在參、眾兩院獲得了壓倒多數的席位。為了實現把中國建成一個獨立、富強、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抱負，宋教仁親自到長江流域各省宣傳遊說，宣布政見，力圖組織真正的國民黨內閣。他還擬訂了一系列內政和外交方面的政策，準備在他當政時施行。清朝的覆沒，帝制的廢除，民國的成立，使整個社會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經濟上，扭轉了革命前民族工商業的蕭條局面，出現了振興實業、提倡國貨的熱潮。各種實業團體如中華民國工業建設會、中華實業團、民生團以及西北（河南、山西、陝西）、安徽、蘇州、鎮江等地方實業協會紛紛成立，號召乘共和政體成立的“運會”，實行產業革命以建設新中國。工礦企業，特別是中小資本和工場手工業迅速增加，“幾乎每天都有新公司註冊”。 ①清朝專制政體設置的若干禁錮的解除，使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獲得了新的活力。政治上，民主空氣濃厚，民主潮流高漲，民主憲政在實驗中。言論、結社是自由的。 “一時報紙風起雲湧，蔚為大觀”，1913年7月前 “統計全國達五百家”。 ②許多報紙以監督政府為己任，議論時政得失，評說政府官員，乃至公開斥責大總統。政黨、社團如“雨後春筍，蓬勃興起”，1912年10 月，僅在民政部立案的團體就有85個，包括政治團體22個。 ③

眾多政黨合法並存，和平競爭。臨時參議院的存在，第一屬國會的選舉和成立，表明議會民主制仍然是革命派以及改良派努力爭取的目標。議員中的大多數為限制袁世凱專制獨裁也進行了一定的鬥爭。三權分立的國家體制基本上保持著。文化上，資產階級文化教育得到發展。 1912年大中小學學生總數超過1911年的一倍，其中女學生增加得更多。由於“社會對政治興味非常亢進”，政法學校和大學法科學生猛增，“一時法政學校遍於全國”。 ① 各種學術思想可以自由討論，所有這一切，表明形勢還大有可為。以宋教仁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政治家力圖通過合法的政治鬥爭重新掌握政權。有人推測，國會正式選舉大總統時，袁世凱未必能夠當選。但是，宋教仁等幼稚天真，忽視了北洋軍閥手中的武力。袁世凱決心用鐵血手段撲滅民主勢力。 1913年3月，宋教仁準備北上組閣，在上海車站遭暴徒槍擊，傷重逝世。袁世凱聽到宋教江被刺的消息，表示“愕然”，電令江蘇地方官吏“迅緝兇犯，窮究主名，務得確情，按法嚴辦”。然而，“窮究”的結果，主使行刺的正是袁世凱自己，而直接佈置暗殺的則是國務總理趙秉鈞。 “宋案”真相公佈，全國嘩然。孫中山從迷誤中猛醒，認為“非去袁不可”，主張立即興師討袁。但許多革命黨人對武裝討袁沒有信心，大部分國民黨議員則留戀名位，主張在北京聯合其他黨派，以國會的力量從事“法律倒袁”。在國民黨人爭論不休的時候，袁世凱已積極準備進行武力鎮壓。

為了籌集反革命戰爭經費，4月26日，他指派趙秉鉤等同英、法、德、日、俄五國銀行團談判，把交涉經年未定的2500萬英鎊的所謂善後大借款的合同簽訂下來。扣除折扣、到期的借款和賠款，袁世凱實際能拿到手的不過760萬英鎊，而規定47年還清的本利為6785萬英鎊。儘管條件如此苛刻，袁世凱為了發動反革命內戰的需要，不交國會審議，悍然簽訂了大借款合同。 “善後大借款”遭到國會中國民黨議員的反對。他們表示未經國會同意，此項借款為不合法，不能予以承認。袁世凱立即指使民主黨、共和黨、統一黨合併，組成以粱啟超為實際主持人的進步黨，以對抗國民黨；同時授意北方各省都督通電斥責國會反對借款為“不顧大體，無理取鬧”，在國會內外向國民黨議員施加壓力，把“法律倒袁”的微弱呼聲壓了下去。袁世凱得到國內外反動勢力的支持，凶相畢露。他攻擊孫中山、黃興“左又是搗亂，右又是搗亂”，無恥標榜自己是“受四萬萬人民付託之重，不能以四萬萬人之財產生命聽人搗亂”，揚言“彼等若敢另組政府，我即敢舉兵征伐之”。 ①6 月間，他藉口江西都督李烈鉤、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蔚曾通電反對善後大借款是不服從中央，下令免職。並派兵南下，進入江西，發動反革命內戰。國民黨人被迫應戰。他們一開始就不能統一行動，處於被動挨打的局面。 7月12日，李烈鈞在江西湖口誓師，組織討袁軍，發表討袁通電。黃興迫於形勢，也在南京逼使都督程德全宣布討袁。上海、安徽、湖南、廣東、福建、重慶等省區先後宣布獨立。這就是孫中山所說的“二次革命”。袁世凱以江西、南京為進攻重點。江西方面，湖口的討袁軍遭到了北洋軍的水陸夾攻，於7 月25日敗退。 8月18日，北洋軍攻陷南昌，佔領江西。南京方面，由於部分討袁軍被袁世凱用金錢收買，發生內變，被迫退守臨淮關。黃興於7月29日潛離南京，程德全便宣布取消討袁。 9月1日，袁軍張勛部佔領南京。上海的陳其美等在8月13日棄吳淞砲台而去。安徽的柏文蔚也被袁軍所逐。接著，其他各地相繼取消獨立。不到兩個月，南方各省的國民黨軍隊全被袁世凱打垮， “二次革命”遂歸於失敗。孫中山、黃興等被加以“亂黨”名目，嚴令通緝。他們被迫再次逃亡海外。

“二次革命”是辛亥革命的最後一戰。 “二次革命”失敗，標誌著辛亥革命無可挽回地最後失敗了。革命雖然取得了推翻清朝、結束帝制的偉大勝利，從而為中國人民實現徹底的民主革命開闢了道路；但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務沒有完成，歷史進入了袁世凱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時期。

① 《復同盟會中部總會書》，《黃興集》第63頁。 ② 《湖北革命知之錄》第246頁。 ① 《中國革命記》第2冊。 ②《辛亥首義回憶錄》第2輯，第170頁。 ①1912 年1月3日《申報》評論：《論鄉民抗租風潮》，《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選輯》第697頁。 ① 《南京臨時政府公報》，《近代史資料》總第25號。 ①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選輯》第476頁。 ②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第8冊，第55頁。 ① 《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576頁。 ① 《辛亥革命史料》第292頁。 ② 趙鳳昌原是湖廣總督張之洞的機要幕僚，總辦文案，後因被人參劾落職，在上海當寓公，和清朝官僚及立憲派交往甚密。 ③ 《張季子九錄·政聞錄》卷4，第1頁。 ④ 《黃興致袁世凱書》，《近代史資料》，1954年第1期。 ⑤ 李書城：《辛亥前後黃克強先生的革命活動》，《辛亥革命回憶錄》第1集，第200頁。 ① 李書城：《辛亥前後黃克強先生的革命活動》，《辛亥革命回憶錄》第1集，第200頁。 ① 《共和關鍵錄》第1編，第89、80頁。 ① 白蕉：《袁世凱與中華民國》第22頁；《袁大總統文牘類編》第2頁。 ① 《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輯下冊，第849頁。 ②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第181頁。 ③ 《遠生遺著》卷2，第24頁。 ① 舒新城；《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上冊，第369頁。 ① 《上海時報》，1913年5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