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節 辛亥革命時期的文化

20世紀初年的中國，處於所謂”學問飢荒”年代。為了拯救災難深重的祖國，人們以無比的熱情向西方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 “日本每一新書出，譯者動數家。新思潮之輸入，如火如茶，然則皆'啟超式'的輸入，無組織，無選擇，本末不具，派別不明，惟以多為貴，而社會亦歡迎之。”① 各種思想、理論，和各種社會政治勢力相結合，於是湧現出各種思潮，諸如民族解放思潮、民主共和思潮、君主立憲思潮、地方自治思潮、社會主義思潮、無政府主義思潮、國粹主義思潮、教育救國思潮、實業救國思潮，等等。孫中山從民族主義、民主主義、社會主義思潮中汲取營養，把這些思想集中起來，制訂出簡單明確的革命綱領，“三民主義”遂成為革命黨人的指導思想。君主立憲、地方自治、教育救國、實業救國等思想多為改良派人士所倡導，並成為他們政治實踐和社會實踐的思想動力。

國粹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則是革命陣營所派生的兩個別具特色的支流。 1905年2月，《國粹學報》月刊在上海創刊，標誌著國粹主義思潮的出現。章炳麟、劉師培、鄧實、黃節、陳去病、黃侃、馬敘倫等是《國粹學報》的主要撰稿人。他們大多是“國學” 根抵較深的革命黨人。 《國粹學報》在《發刊辭》中聲明：“本報以發明國學、保存國粹為宗旨，不存門戶之見，不涉黨派之私。”從創刊到武昌起義後停刊，七年共出82期，是革命報刊中生命最長的一種，在同封建文化聯繫較深的愛國知識分子中有較大的影響，並得到一些改良派人士如鄭孝胥、張謇等的讚揚，對於一些守舊而又有點反滿情緒的文士也有相當的吸引力。除《國粹學報》外，他們還在上海設立了“國學保存會” 和藏書樓，出版“國粹叢編”、“國粹叢書”。 1906 年。章炳麟到日本東京主編《民報》，又把大量國粹主義的文章塞進《民報》，還在《民報》社內設立“國學振起社”的事務所，主講“國學”，發行講義，號稱“國學泰斗”，一時聲勢頗盛。什麼是“國粹”？國粹派認為，“國粹”就是“我們漢種的歷史”，包括 “語言文學”、“典章制度”、“人物事蹟”。 ①

為什麼要提倡“國粹”？主要目的有二：一是“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鼓吹“排滿光復”。他們從所謂“夷夏之辨”的封建傳統思想出發，認為中國理應由漢族統治，從而把包括滿族在內的歷代少數民族統治者入主中原一律稱之為“亡國”，藉此激動人們的“排滿”情緒，獻身於“光復故國”的大業。二是從古代的“良法美意”中尋找某些可以克服或避免資本主義弊端的對策，反對“醉心歐化”。他們對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有所懷疑，對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缺乏信心，企圖從中國古代的典章制度中去尋找救時的藥方。國粹派繼承了明末清初地主階級反滿派的思想，但注入了新的內容。除強調“排滿”是反對“滿洲政府”而不是一般滿族平民外，還把“排滿”與政體改革、社會進步聯繫起來，從而使之獲得了新的階級和時代的特色。不過，他們對古代歷史、民族起源和民族關係作了許多錯誤的論述，並散發著濃厚的大漢族主義的氣息，具有消極作用。國粹派也不是封建的複古主義者。他們鄭重聲明，“國學”不是“君學”，不是“孔學”。他們認為孔子的學說和其他諸子的學說一樣，“僅列周季學派之一”，否定了“聖人”和“聖學”的絕對地位。他們倡導的“古學復興”，是以西歐早期的文藝復興為藍本的，力圖從古代文化中發掘出民主的乃至社會主義的內容。作為對國故的整理，國粹派從經籍中擷採關於民族鬥爭、民主思想的材料，在“保存文獻”、“會通學術”、“創定義例”等方面，也確實作了一些有益的嘗試。不過，他們對傳統文化的眷戀太深，往往沉溺於故紙堆中而難以自拔，他們對資產階級政治和社會制度的理解太少，用以比附古代典章，往往不倫不類，沒有也不可能找到超越資產階級制度的可行方案。國粹派總是引導人們向後看，從而乾擾了民主主義思想的傳播。

國粹主義思潮的出現，反映了在中西古今文化衝突融彙的過程中，如何清理傳統文化的精華與糟粕，把保存和發揚傳統文化與吸取和改造西方文化結合起來，建立有中國特色的近代民族文化，已經成為需要解決的歷史課題。國粹派沒有能夠解決這個課題。關於無政府主義的消息傳入中國，可以上溯到19世紀 80年代。 20世紀初年，包括《蘇報》、《政藝通報》、《浙江潮》、《江蘇》、《民報》在內的許多報刊，都發表過介紹和讚揚無政府主義的文章，並出版了一些譯著。 1907年夏，張繼、劉師培、何震（劉師培妻）等在日本東京設立“社會主義講習會”和“女子復權會”，出版《天義報》半月刊，李石曾、吳敬恆（稚暉）等在法國巴黎出版《新世紀》周刊。他們各以所據刊物為陣地，鼓吹無政府主義，標榜“傾覆一切強權”，從而在資產階級革命隊伍中形成了一個無政府主義派別，在留日、留法學生中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天義報》為“女子復權會”的機關刊物，主編為何震，主要撰稿人為劉師牆、汪公權等，以鼓吹廢棄人治、廢兵、廢財、廢除政府，“人類均力”，婦女解放、破除家庭為特色。 “人類均力”是其理論核心。劉師培在《人類均力說》中認為，平等是人類的最高理想，要實現人與人平等，就必須消除分工，使“人人為工，人人為農，人人為士，權力相等，義務相均”。

為此，他設計了一個“均力主義”方案；以鄉為社會的基本自治單位，設老幼棲息所以撫老育幼，20歲以前學習語言文字、科學及器械製造，21至36歲從事重體力勞動，如農耕、築路、開礦、建房等，37至50 歲從事輕體力勞動，如烹飪、運輸貨物等，或擔任技師、醫師等工作，除農忙外，每人每日勞動僅二小時，所餘時間，“均可各擇其性之所近”，“從事於學”。很明顯，這是一個以小生產為基礎、農業與手工業相結合、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王國。在他們激烈反對一切強權的掩蓋下，包藏的卻是小生產者對大工業發展的恐懼，這就使以《天義報》為代表的無政府主義具有民粹主義的特色。 《天義報》刊行時間不長，但無政府主義——民粹主義對一部分同盟會員如章炳麟、陶成章等有很深的影響，直到1910年重建光復會，仍可覺察到這種影響是導致同盟會分裂的因素之一。 《新世紀》和同盟會保持著較好的關係。它的主編是李石曾、褚民誼、吳敬恆，由張靜江出資創辦。他們雖然把無政府主義作為終極目標，反對強權、特權；反對軍備，反對法律，反對賦稅，反對財產，但承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呈社會進化的“過渡物”，承認資產階級共和國是“過渡”到無政府主義的必經階段，這就使得以《新世紀》為代表的無政府主義者同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有了共同的語言，主義雖“稍有異同”，並不妨礙“同為革命黨”，並不妨礙“協力以圖”反清的革命。此外，他們在宣揚無政府主義的同時，也努力揭露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清朝的腐朽統治，主張“三綱革命”、“祖宗革命”、“破除迷信”、“革孔丘的命”，批判儒學和封建的倫理道德，不失為革命民主主義的一支友軍。自然，他們出於宣傳無政府主義的需要，攻擊民族主義是 “不憑公道真理”的複仇主義，指責民權主義實際上是“富權”，是自利主義，詆毀革命民主派都是“為功名利祿”，“不脫乎自私自利”等等，以偏概全，混淆視聽，也起了惡劣的消極影響。有的無政府主義者實際上是把無政府主義當作時髦的外衣，藉以標新立異，譁眾取寵，“挾甚高之主義，以抵制他人之實行”，在當時就曾遭到革命民主派的嚴正批判。

二、史學、文學藝術和新聞出版的新面貌

20 世紀初年，資產階級改良派和革命派為了政治鬥爭的需要，都提出建立新史學的主張。梁啟超在《中國史敘論》和《新史學》兩篇文章中，強調了史學的社會作用，認為“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他用進化論的觀點，對中國過去的歷史書進行批評，指出二十四史不過是二十四姓帝王的家譜，不能說明社會進化的趨勢和歷史事件的因果關係。他提出建立資產階級“新史學”的主張，要求歷史學應該 “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章炳麟在同時期也提出類似的見解。用這種觀點來編寫中國歷史的第一部著作，是夏曾佑在 1904年出版的《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後改名《中國古代史》；稍後，劉師培也出版了《中國歷史教科書》。資產階級革命黨人還對外國歷史作了不少翻譯介紹，主要是介紹英、法等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史，美國、意大利等國的獨立史，以宣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

辛亥革命時期文學藝術的最大特色是強調它的社會教育功能，從而推動了小說的繁榮和戲劇的革新。小說，在中國的文人學士眼裡，向來是“街談巷語”、 “君子弗為”的。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於小說別為敘述雜事、記錄異聞和綴輯瑣語三派，“甄錄其近雅馴者”，至於宋代的平話，元明的演義，包括《三國志演義》、《水滸傳》等等，雖然盛行於民間，但被認為“狠鄙荒誕，徒亂耳目”，皆“黜不載”。維新運動期間，維新派從啟蒙的角度開始認識到小說的重要性並闡述其價值。 1902年，梁啟超創刊《新小說》，發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認為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足以支配人的心理，改變社會風氣，從而把小說提到“文學之最上乘”的崇高地位，提出“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的主張。梁啟超的觀點得到許多人的讚同，不少有志者為抨擊清政府，提倡維新、提倡革命而揮毫創作小說，蓬勃興起的報紙、期刊也竟相刊登小說以吸引讀者，還湧現了一批專刊小說的雜誌，繼《新小說》之後，有《繡像小說》、《新新小說》、《月月小說》、《小說林》、《小說月報》、《小說時報》、《小說世界》等，盛極一時。據估計，當時創作的成冊的小說，至少在1000種以上。 ①

這時期創作的小說，不僅數量多，而且題材廣泛，社會的方方面面，各色人等，從官場到商場，從內政到外交，從學界到工界，從維新人士到革命黨人，幾乎都有所反映。一般作者有意識地用小說作武器，對清政府和一切社會醜惡現象進行抨擊，魯迅稱之為“譴責小說”：“命意在於匡世”，“揭發伏藏，顯其弊惡，而於時政，嚴加糾彈，或更擴充，並及風俗”。 ①體裁上最普遍採用的是一段一段沒有總結構的類似《儒林外史》的形式，拆開來每段各自成篇，合攏來可以長至無窮，這是為適應報紙雜誌連續發表的需要和容納繁雜多樣的題材所決定的。寫作上則大都採取直接暴露、批判的手法，藝術性較低， “不重含蓄”，口號化，論文化。 “辭氣浮露，筆無藏鋒，甚且過甚其辭，以合時人嗜好”。因此，傳世之作較少。最著名的作家有李寶嘉（伯元）、吳沃堯（研人）等。李寶嘉的《官場現形記》、《文明小史》，吳沃堯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以及曾樸的《孽海花》、劉鶚的《老殘遊記》等，最為人所稱道。清末小說的繁榮，還應包括翻譯小說的日興月盛。由於社會對小說的需求殷切，而翻譯畢竟比創作省時、省力，翻譯小說在數量上佔據壓倒的優勢。首屈一指的大家當推林紓（琴南），他一生翻譯的小說達 171部，其中50部左右是在民國以前出版的。以《巴黎茶花女遺事》（小仲馬）、《黑奴籲天錄》（斯托夫人）等最受推崇。不過，林紓本人不懂外文，他是靠別人口譯，再由他筆述的，在原本選擇和忠實於原著等方面都受到很大的限制。除林紓外，吳儔、陳冷血、包天笑等都是著名的翻譯家。他們介紹了大批世界名著，擴大了中國人的視野，為清末的小說園地增添了絢麗的異國風采。從小說的社會教育功能很容易聯想到戲劇的社會教育功能。但傳統的劇目及其表演程式，距離現實生活太遠，於是有戲劇的革新。 1904年柳亞子、陳去病創辦的《二十世紀大舞台》，是我國最早的專業戲劇雜誌。在柳亞子的《發刊詞》和陳去病的《論戲劇之有益》等論文裡，指齣戲劇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為廣大人民所喜聞樂見，而且對觀眾有很強烈的感染力，主張重視戲劇的社會作用，提高戲劇及藝人的社會地位，並著眼於戲劇革新。首先是劇本問題。要編演有利於反清革命的歷史劇和時事劇，以喚醒國民，激勵士氣。其次在語言和表演藝術上也要有所改革，使觀眾能夠接受。在這種理論指導下，劇作家們費了很大力氣，取得了可觀的成績。截至1911年，創作各類戲曲劇本達160多種，包括傳奇54種，雜劇40種，地方戲51種，話劇16種。 ①其中，“引古鑑今，明夷辨夏，激動種族之觀念”以及鼓吹“推翻這專制政府，掃滅那無道昏君”的中外歷史劇佔了很大的比重，也有一些反映現實生活和歌頌革命黨人英勇事蹟的作品。在京劇舞台上，編演時事新劇和歷史新劇逐漸流行。

主要倡導者是被稱為“劇班第一革命鉅子”的汪笑依，夏月珊、夏月潤弟兄和潘月樵等京劇藝人對新劇的編演也起了推動作用。他們在春仙、丹桂、新舞台等戲院，演出了《波蘭亡國慘》、《縷金箱》等直接諷刺和抨擊清政府的新戲，受到群眾歡迎。在編演時事新劇的過程中，產生了新內容和舊形式的矛盾。穿西裝唱皮黃，觀眾總覺得不自然，難以接受。有些人認為還不如改為純用話白演出。於是，一個新的劇種——話劇應運而生。話劇在當時稱為“新劇”或“文明戲”，創始於1907 年。這一年，以留日學生曾孝谷、李息霜（叔同）、歐陽予情為骨幹的春柳社，在東京演出了用同名小說改編的話劇《黑奴籲天錄》，以其強烈的反對民族壓迫的思想，使觀眾深受感動，取得了成功。不久，王鍾聲在上海組織春陽社，也演出了該劇。隨後，王鍾聲還演出了《秋瑾》、《徐錫麟》、《官場現形記》等新劇，並在1908年到北京、天津演出，和劉藝舟等將新劇播及於北方。此外，1910年，任天知在上海成立的職業新劇團進化團，對初期話劇運動也有較大貢獻。這個劇團除在上海演出外，還到南京、蕪湖、漢口、寧波等地演出。所演劇目多半是反映當時的政治問題，宣傳革命和愛國思想的。

綜觀20世紀初年小說、戲劇所表現的文藝觀，著眼的是文藝的社會教育作用，實際上是把小說和戲劇作為從屬於政治需要的一種工具，忽視了它們作為文藝的本質特徵，即具體形像地反映社會生活。它起了啟迪、振奮人心的作用，但藝術質量不高，突出地表現在沒有塑造出性格鮮明的藝術形象。人物大都比較概念化，缺乏豐滿的有血有肉的性格，因而不能給讀者和觀眾以深刻的印象。當政治上失去需要之後，也就為人們所逐漸淡忘。這時期，很有影響的文學團體是“南社”。南社於1909年底在蘇州成立，是由柳亞子、陳去病、高旭等發起的。翌年，出版《南社》雜誌，為專刊詩文的集刊。最初入社的只有17人，多屬同盟會員，後來發展到 1000餘人。南社通過文學活動，提倡民族氣節，宣傳革命反滿。魯迅說：南社“是鼓吹革命的文學團體，他們嘆漢族的被壓制，憤滿人的凶橫，渴望著光復舊物”。在詩歌創作上，南社反對擬古主義和形式主義的宋詩派、同光體等詩派，改變了詩壇風氣。

20 世紀初年，新聞出版也呈現出興旺的景象。中國的報紙，如果從《邱報》算起，可以上推到漢唐，但歷時千餘年沒有什麼發展。清代的《京報》，也仍是每日內閣所發抄的內容：宮門抄、上諭、奏摺等。 1851年，有人奏請刊刻《邱報》發文各省，奉諭嚴行申斥。 1886年，強學書局改歸官辦，刊行《官書局報》，形式和內容都和《京報》相似，只是增加了若干“新事、新藝”的介紹。 1901年，直隸總督袁世凱首創《北洋官報》，內容除諭、摺、公牘外，還有本省時政、外省新聞和各國新聞等，為地方政府辦報的先導。 1903年後，各省紛紛仿效，《南洋官報》、《安徽官報》、《湖北官報》、《江西日日官報》、《豫省中外官報》等接踵問世。 1907年，清政府推出《政治官報》（後改為《內閣官報》）。在此之前，農工商部還刊行了《商務官報》，學部刊行了《學務官報》。宮辦報紙一時稱盛。民辦報紙不僅在時間上早於官辦報紙，在數量和影響上更遠遠超過官辦報紙。早在19世紀70年代，受來華外國人辦的中外文報紙的 “刺激”，武漢、香港、上海就有民辦報紙出現，80年代，廣州也出現了民辦報紙，但多銷路不暢，或受地方官員禁阻，先後停辦。進入20世紀，民辦報紙蓬勃興起。沿海、沿江的十幾個省的省城及其他十幾個大中城市都辦起了報紙，總數在150種以上。上海、廣州的民辦報紙都超過了30種，而且約三分之一是由革命黨人創辦的。 《蘇報》、《時報》、《民立報》等都受到社會的歡迎。

 維新運動期間，辦雜誌曾一度成為時髦，因戊戌政變而頓挫。 20世紀初年，辦雜誌之風再度興起，並超過了前此的勢頭。革命派、改良派競相通過雜誌以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日本東京和上海是兩個刊行雜誌最多的地方。據有關著錄統計：上海有雜誌46種，其中鼓吹革命的為 14種；東京有雜誌34種，鼓吹革命的為24 種。 ①報紙、雜誌的興盛和印刷技術的進步有密切關係。石印、鉛印取代了雕版印刷，大大推動了出版事業的發展。繼商務印書館（1897年）之後，文明書局（1902 年）、集成圖書公司（由集成圖書局、點石齋石印書局、申昌書局和開明書店在1906年合併組成）、中國圖書公司（1908年）相繼開辦。商務印書館的發展最為突出，它在1900 年開始採用紙型，1901年出版《外交報》，1904年創刊《東方雜誌》，1905年開始採用雕刻銅版，1909年刊行《小說月報》、創制正楷鉛字，可說是獨步一時，書業的營業額約佔全國的三分之一。 1912年中華書局創設後，商務印書館才遇到一個強勁的競爭對手。

三、新式教育的推廣和科學技術新成就

19 世紀中葉以來，外國傳教士、洋務派官員和維新人士，都辦過一些新式學堂，不過為數不多，新式教育還沒有形成完整的體系，也沒有統一的製度和規格。進入20 世紀以後，為了救亡，為了發展工商業，廣興學堂以培育人才，成為舉國上下普遍、強烈的呼聲，清政府也採取了從“變通科學”到“廢除科舉”和倡辦學堂、獎勵留學的一些措施，新式教育於是得到了迅速的推廣。以上海為例。據統計，除創辦年份不詳者外，1900年以前，上海各類學堂共18所，其中小學堂3所，中等以上學堂7所，女學堂1所，教會學堂7所；1901至1905年，新辦學堂53所，其中小學堂34所，中等以上學堂13 所，女學堂3所，教會學堂3所；1906至1911年，新辦學堂猛增為153所，其中小學堂120所，中等以上學堂16 所，女學堂14所，教會學堂3所。加上年份不詳者，截至1911年，上海已有各類學堂 242所（不包括幼兒園）。再以1907年直隸為例。據記載，除初等小學堂、兩等小學堂、高等小學堂、中學堂外，還辦有工業、農業、商務等職業學堂，師範學堂及師範傳習所，法政、工業、農業等專門高等學堂和北洋大學堂，此外還有圖算、測繪、軍醫、警務、電報等各類培訓班。從小學堂、中學堂到高等學堂和大學堂，旁及師範學堂、職業學堂等，體系和門類已經相當齊備。到1910年，全國學堂總數為42696所，其中各省 42444所，京師252所；全國學生總數為1300739人，其中各省1284965人，京師15774人。 ①科舉制的廢除和新式學堂的推廣，使教育擺脫了從屬於科舉的附庸地位，有利於教育的獨立和教育的社會化、普及化。

傳統的私塾、書院採取授徒的方式，背誦《三字經》、《千字文》、儒家經典，目的在於獵取功名，登上仕途。新式學堂採用課堂講授和分專業分課程教學，內容除保留部分“讀經”課程外，增加了較系統的自然科學知識和西方社會政治學說以及圖畫、音樂、體育、手工等課程，有利於學生的全面發展和智力開發。據統計，在清末的普通學堂（含初小、高小、中學和師範）裡，平均“讀經”課程只佔27.1％，數、理、化、外語等課程佔38.2％，圖畫、音樂、體育、手工等課程佔34.7％，從而大大改變了私塾、書院生徒知識結構單調而狹窄的狀況。在高等學堂裡，屬於西方新知識的課程更多。 1903年《奏定學堂章程》就規定21種理、工、農、醫專業中，開設西方自然科學課程465種。文、法專業中，新設課程包括政治、法律、經濟、財政、文學、歷史、教育、商業、銀行、哲學等等。相對於八股詩賦、四書五經來說，真可說是琳瑯滿目，完全是一個新世界。

當時，新式教育的推廣，最大的困難在於師資缺乏。因此，各省都辦了不少師範學堂和師範傳習所，許多人還到日本入師範速成學校，學習幾個月後便回國任教。合格師資的缺乏自然會影響課程的質量，而有些地方，特別是比較偏僻的各府州縣的小學堂，由於根本找不到合格的教師，往往不得不仍由私塾先生督誦童蒙讀本，僅僅是掛了個新式學堂的招牌而已。其次的困難是缺乏教材。高等學堂多選擇外國教材講授，於是譯書蔚為風氣，如山西大學堂就專門在上海設立譯書局，就地翻譯西方書籍。普通學堂則多仿照外國體例自編各科課本。文明書局就是為印行《蒙學讀本》而創辦的。

1903年，商務印書館聘張元濟等主持，以日本教科書為藍本，編印小學教科書，隨後又編印《女子小學教科書》、《最新中學教科書》，很受社會歡迎。學部成立後，也曾擬訂教科書，但內容和體例基本上仿商務本，而“太深、太多、欠聯絡、欠銜接”，更甚於商務本。從教學內容看，新式教育的推廣可說是一場全國規模的西方知識的大普及運動。學習西方知識的最直接方式自然是到國外去留學。日本在東方的崛起，激發了許多中國人負笈東渡以探求究竟的意願。到日本留學還有許多優越性，如張之洞所說的：“路近省費，可多遣；去華近，易考察；東文近於中文，易通曉；西書甚繁，凡西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而酌改之；中東情勢風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①加上清政府的提倡，日本朝野的招徠，20世紀初年，興起了一個留學日本的熱潮。

從1901年起，每年到日本留學的人數以一倍或一倍以上的速度猛增。據統計，1901年為280 名，1902年9月為614名，1903年11月為1242名，1904年11月為2557名，1905年11月猛增至8000名，1906年初為 8000名，全年估計為一萬二三千人，達到最高峰。 ①1905 年發生“反對取締規則事件”，不少留日學生輟學歸國。清政府鑑於留日學生中革命思想的高漲，對留學日本採取了限制政策。 1907年，留日學生人數比上年減少了一半，往後逐年遞減，到1911年在學人數仍達3000多名。這些留日學生，有中央政府選派的，有地方政府選派的，有社會團體等公派的，也有自費留學的。據梁啟超1902年的統計，自費生幾乎佔了一半。留日學生隊伍極為龐雜，從十二三歲的少年到年逾花甲的宿儒，從青年學生到舉人、進士，乃至有品第、有官階的候補官員以及王公貴冑，幾乎應有盡有，而以青年學生為主體，他們學習的科目非常廣泛，包括理科、工科、外語、師範、政法、軍事、史地、醫藥、音樂、體育等，學文科的居多。據1903年的一份報告稱，該年留日學生1300多人，學文科的達1100人。為適應國內“預備立憲”和廣興學堂的需要，許多人畢業於政法速成科和師範速成科，記載說：“習速成者居60％。”在留日學生中，湧現了一大批中國民主革命運動的領導人和立憲運動的骨幹分子。

1907年以後，留學歐、美的人數逐漸增加，特別是 1909年清政府正式決定接受美國所退部分庚子賠款作為留美學生經費後，出現了留學美國的熱潮。到1910年，留美學生已有500多人，到辛亥革命前，增至650人。歐美留學生以學習自然科學為主，其中有些人如竺可楨等後來成為馳名中外的科學家。當時，中國的科學技術還很幼稚，基本上屬於“引進”階段。但處於“引進”階段的中國科技人士仍有不少值得稱道的成就，最受中外矚目的是鐵路工程師詹天佑。詹天佑（1861—1919年），廣東南海縣人。 1872年作為宮費生被派往美國留學。 1881年畢業於耶魯大學，獲得土木工科學士學位，同年回國。 1890年，他擔任關內段鐵路工程師，在中國鐵路建築史上首次採用壓氣沉箱法維修灤河大橋，獲得成功。 1902年，他受命主持修建京漢鐵路新（城）易（縣）支線，初次負起一段路工的全責。當時，英、俄兩國為爭奪華北鐵路修築權相持不下。 1904年，清政府決定修建從北京到張家口的鐵路，公開宣布該路由國家籌款修築，派詹天佑為總工程師，主持該線的築路工程，京張路全長約360裡，“中隔高山峻嶺，石工最多”，“路險工艱，為他處所未有”。外國人幾乎眾口一詞，預言此路絕難完成，甚至諷刺說： “中國能開鑿關溝的工程師尚未誕生。”詹天佑以熾熱的愛國主義精神主持京張鐵路工程，精心勘測設計，在國內築路工程上首次使用炸藥開鑿石方。八達嶺隧道長達1000多米，山腹石質堅硬，山勢欹斜，日進只二尺許。為避免耽誤全路工程，詹天佑決定在隧道線上山坡開鑿兩個豎井，下達軌線，使能分從六處同時施工。當隧道貫通時，“測見南北直線及水平高低”，“未差秒黍”。 1909年全線告成，比原計劃提前半個月，節餘工款銀 35萬餘兩。京張鐵路的建成，在華外國工程技術人員都深表欽佩，為我國工程界贏得了榮譽，並在一定程度上振奮了民族的自信心。

①粱啟超，《清代學術概論》第72頁。 ① 章太炎，《演說錄》，《民報》第6號。 ① 阿英：《晚清小說史》第1頁。 ①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298頁。 ① 阿英：《晚清戲曲錄》，見《晚清戲曲小說目》。 ①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第114、118頁；馮自由：《開國前海內外革命書報一覽》，《革命逸史》第3集。 ① 劉錦藻編：《清朝續文獻通考》第8634頁。 ① 張之洞：《遊學》，《勸學篇》外篇。 ① 董守義：《清代留學運動史》第196—19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