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節 孫文之革命運動及其政治綱領

第二節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的興起

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是從孫中山開始的。孫中山（1866—1925年），名文，字逸仙，因留居日本期間曾變易姓名為中山樵，後來即以中山為號。他出生於廣東省香山縣（今中山市）翠亨村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裡，對中國農民的苦難遭遇有較深的感受，並懷著真摯的同情。青少年時代，他讀過三年私塾，1878年前往檀香山，在他哥哥、華僑資本家孫眉的資助下，先後在美、英等西方國家為殖民地開設的學校裡讀書。 1892年，畢業於香港西醫書院。

孫中山在學生時代便非常關心國家大事。 1884年中法戰爭後，嚴重的民族危機使他產生了反清思想。他經常和同學們討論時局，稱讚農民領袖洪秀全為“反清第一英雄”，對太平天國起義的失敗表示惋惜，並以“洪秀全第二”自居，願意和具有反清傳統的會黨分子及其他進步青年交朋友。 1892年，他在澳門行醫，因受澳門葡籍醫生排擠，翌年改赴廣州。在廣州行醫之餘，曾與陸皓東、鄭士良等集會，提議創設興中會，以“驅除韃虜，恢復華夏”為宗旨，但尚未建立組織機構；曾想結交康有為，未成。 1894年，孫中山自稱為“窺清廷之虛實”，北上京津，曾上書李鴻章，陳述“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的治國大計。同年秋冬間，孫中山由上海赴檀香山，聯合華僑人士20 餘人，組成興中會，並立即著手籌備回國發動反清起義。 1895年春，孫中山回到香港，和當地進步社團輔仁文社合作，成立興中會總部。興中會總部在會章中沉痛地指出了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嚴重危機，揭露了清朝統治的黑暗和腐敗，在會員入會的秘密誓詞中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的革命綱領，決心推翻清政府，建立資產階級政權。

興中會總部成立後，即聯絡廣東各地會黨、綠林和防營，密謀起義。經過半年的準備，預定於重陽節（10月26日）舉事，奪取廣州為根據地。起義前夕，因內部步調參差，消息洩漏，參加起義的群眾 70多人被捕，陸皓東等英勇犧牲，孫中山被迫流亡國外。這時，興中會的革命活動，主要是限於海外和廣東一隅，而且沒有進行廣泛的革命宣傳鼓動工作，對國內政治生活和廣大群眾還沒有產生重大影響。廣州起義密謀失敗後，孫中山逃往日本，在橫濱建立了興中會，接著前往美、英等國宣傳革命及考察西方社會。他在歐美接觸了當時頗為流行的各種資產階級社會政治學說，親眼看到西方資本主義的弊病，同時還受到工人運動的影響。他的民主主義革命思想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後來他自己回憶說：“兩年（按：1896至1897 年）之中，所見所聞，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國家富強，民權發達如歐洲列強者，猶未能登斯民於極樂之鄉也；是以歐洲志士，猶有社會革命之運動也。予欲為一勞永逸之計，乃採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此三民主義之主張所由完成也。”①

1897年，孫中山由英國赴加拿大轉赴日本，在東京、橫濱等地宣傳革命，結交同志，但成效不大。當時，國內正值維新運動高潮。戊戌政變後，康有為、梁啟超等逃亡海外，又在華僑中掀起了“尊皇攘後”熱。康有為前往加拿大等處建立“保救大清光緒皇帝會”（簡稱“保皇會”），得到廣泛的支持。梁啟超在橫濱創辦《清議報》、《新民叢報》，在歌頌光緒皇帝“聖德”的同時，大力抨擊清朝當權的“逆後賊臣”（指慈禧太后、榮祿、袁世凱等），並倡導“民族禦侮論”、“民權救國論”，深刻批判君主專制的權術、手段，提出“國民與奴隸”、“朝廷與國家”、“國民與國家”、“權利與義務”等新概念，強調人民的主權，否定君主專制制度，甚至說中國幾千年來只有奴隸、沒有國民，只有朝廷、沒有國家，聳人耳目，撼人心弦，大受知識分子歡迎。從1898到1903年，他先後發表了《愛國論》、《少年中國說》、《積弱溯源論》、《過渡時代論》、《新民說》等幾十篇思想新穎、文筆流暢的文章，成為當時思想、輿論界的“驕子”。

孫中山等就聯合反清問題多次和康、梁會談。康有為堅持“不能忘記'今上'”，拒絕合作。梁啟超一度認為“討滿為最適宜之主義”，① 和孫中山等往來密切，曾有過聯合立會的計劃，擬以孫中山為會長，梁啟超為副會長。因康有為強烈反對，計劃未能實現。

義和團運動爆發後，以唐才常為代表的原來維新派中比較激進的一些人準備在長江流域起事，得到孫中山、梁啟超兩派的一致支持。唐才常到上海，發起“正氣會”，後來根據康有為的指示，改稱“中國國會”，主張推翻清政府，“請光緒帝復辟”，建立君主立憲的“新自立國”。康有為在華僑中募集巨額軍費，但他卻把“勤王”計劃的重點擺在進行兩廣起事，對長江中游不甚倚重。唐才常利用會黨組織自立軍七軍，定於8月9日在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各路同時大舉。他自任諸軍督辦，駐漢口。由於等待康有為匯款接濟，舉事日期一再推遲。 8月下旬，張之洞捕殺唐才常等200餘人，自立軍失敗。

自立軍“勤王”起義的失敗，使一些受康有為影響、徘徊於革命和改良之間的進步人士如秦力山、畢永年等開始堅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當義和團運動在北方蓬勃發展，唐才常在華中策劃起事之時，孫中山決意加緊在廣東起義。他派鄭士良前往惠州，聯絡會黨以謀發動，並派史堅如至廣州策動響應。他自己則親往香港，準備潛入內地。抵港後受到英國殖民當局的監視，不得登岸，於是折回日本，轉渡台灣。

1900年10月，鄭士良率會黨600人在惠州三洲田起義，連敗清軍，佔領了清安、大鵬至惠州、平海一帶沿海地區，起義隊伍迅速擴展到2萬多人。為了取得海外接濟，起義軍向福建廈門方向進軍。日本帝國主義唯恐孫中山在台灣的活動危及它的殖民統治，便禁止軍火出口，破壞孫中山自海外接濟起義軍的計劃。起義軍血戰半月以後，彈盡援絕，被迫解散。惠州起義雖然失敗了，但博得了許多人的同情。孫中山回憶說：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後，“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詛謾罵之聲，不絕於耳”；而惠州起義失敗後，“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而有識之士且多為吾人扼腕嘆惜，恨其事不成矣。前後相較，差如天淵”。 ① 這說明民主革命事業逐漸得到較多的支持，開始呈現出新的局面。

為了抵制革命，1902年，康有為拋出《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祇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在這篇文章裡，他竭力為清王朝的反動統治辯護，把清政府對人民的殘酷壓迫和剝削，美化成為“唐虞至明之所無，大地各國所未有”的“至仁之政”。他認為中國人民愚昧無知，只能實行君主立憲，萬不可倡導共和。他攻擊革命不但不能挽救中國的危亡，反而將造成“天下大亂”和“亡國滅種”的後果。他臆想了革命所產生的種種危害，妄圖撲滅民主革命思想。梁啟超在1903年以後也“完全放棄”“從前所深信的破壞主義和革命排滿的主張”，②但又打出“名為保皇，實則革命”的幌子，以迷惑群眾，擴大保皇會陣地。為了推進革命，孫中山對康、樑的進攻作出了有力的反擊。 1904年，他發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在《敬告同鄉書》一文中，他強調革命與保皇是兩條截然不同的政治道路，絕無折衷調和的餘地：“革命、保皇二事，決分兩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東西之不能易位”，號召人們“劃清界限，不使混淆”；並揭露梁啟超所說的“名為保皇，實則革命”不過是一種宣傳騙術，“彼輩所言保皇為真保皇，所言革命為假革命”，勸告人們不要受騙上當。他又指出：康有為所著《最近政見書》（即《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祇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和《與同學諸子梁啟超等論印度亡國由於各省自立書》合刊）的要害，是要人們“不可行革命，不可談革命，不可思革命”，跟著他“死心踏地以圖保皇立憲”，其結果必然使廣大人民永遠處於被奴役的地位。在《駁保皇報》一文中，他揭露了清政府媚外賣國及充當帝國主義鷹犬的罪行，痛斥保皇派為清政府塗脂抹粉，歌功頌德，以及將“保皇”與“愛國”故意混為一談的狡詐伎倆，指出保皇派所說的“愛國”是愛清王朝，而不是愛“中華國”，他們所標榜的“愛國”，實際上是“害國”。他還批判了保皇派誣衊中國人民愚昧無知的反動論調，相信中國人民在推翻清朝統治之後，完全有能力建設一個民主共和的國家。孫中山的這些文章，有力地批駁了保皇派所散佈的謬論，對革命思想的傳播起了推動作用。

二、民主革命思想的傳播和革命團體的出現

《辛丑條約》的訂立，使許多進步的中國人對帝國主義侵略本性及中外反動勢力相互勾結的關係，開始有了新的認識。首先覺醒的是知識分子。上海和東京是當時青年知識分子與留學生最為集中的兩個地方。 1903年前後，在他們中間興起了一個創辦刊物、翻譯介紹西方民主政治學說和各國民主革命歷史的熱潮，二三年內，出版政治性刊物近20種，盧梭《民約論》、孟德斯鳩《萬法精理》以及《法蘭西革命史》等書近50部。大部分刊物都抨擊清政府喪權辱國，昏庸腐敗，認為只有努力學習西方，奮起自救，才能外禦列強，保護利權，挽救中國的危亡。早在1901年，個別刊物如《開智錄》、《國民報》等就曾著文指出，清政府既然甘心充當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工具，那麼，“恃今日之政府官吏以圖存”是不可能實現的幻想，“欲立新國乎？則必自亡舊始”。 ① 唯一的出路在於革命。

隨後，《遊學譯編》、《大陸》、《湖北學生界》、《浙江潮》、《童子世界》、《江蘇》等傾向革命的刊物陸續出版，上海一家原來偏於保守的報紙《蘇報》也轉而宣傳革命。 1903年拒俄運動發生後，又有一批新的革命報刊如《國民日日報》、《覺民》、《中國白話報》、《女子世界》等相繼問世。原來具有革命傾向的報刊，這時宗旨更加堅定，立論更加鮮明，文詞更加犀利。同時，還出版了一批宣傳革命的書籍。民主革命思想迅速傳播開來。革命書刊如雨後春筍般湧現，預告了中國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運動將蓬勃興起。這些革命書刊公開向人們宣傳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和主張，大造革命輿論，有的還分析了革命對象、革命動力和革命領導力量等問題。

當時的革命知識分子一般自認為是“中等社會”的政治代表，負有領導和教育“下等社會”，以打擊和破壞“上等社會”的責任；並提出了由“中等社會”的“豪傑之士”組成政黨，以領導群眾建立共和國的主張。他們所說的“上等社會”指大官僚、大地主、大買辦， “下等社會”指勞動人民，“中等社會”大致指中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把自己當作領導民主革命的“豪傑之士”，要由他們來承擔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國的歷史使命。在民主革命思想的宣傳品中，影響最大的是章炳麟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鄒容的《革命軍》和陳天華的《警世鐘》、《猛回頭》。 1905 年時的革命書刊章炳麟（1869—1936年），原名絳，號太炎，浙江餘杭人。他早年曾受改良思想的影響，參與了維新變法的宣傳活動。後來，他吸取戊戌變法失敗的教訓，轉變政治立場，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他寫了《客帝匡謬》一文，檢查自己過去主張擁戴清帝的錯誤，在當時知識分子中間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1903年，他在上海《蘇報》上發表了傳誦一時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全面、深刻地批駁康有為的“保皇”主張。他針對康有為散佈的中國人民“公理未明，舊俗俱在”，因而“不可行革命、的論點，指出“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他把保皇派大肆吹捧的光緒皇帝斥為“載湉小丑，未辨菽麥”，並指責康有為是一個利祿熏心、甘當奴才的市儈。他從當時風起雲湧的群眾反抗鬥爭中受到鼓舞，認為“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開之，而但恃革命以開之”。他歌頌革命為“啟迪民智，除舊佈新的良藥，並相信在革命之後中國人民完全有能力建立民主共和製度。鄒容（1885—1905年），字蔚丹，四川巴縣人，留日學生。 1903年，他從日本回到上海，發表了膾炙人口的《革命軍》，那時他還是一個不滿20歲的青年。他以滿腔的熱情歌頌革命，歌頌民主，論述中國進行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和正義性。他認為革命不僅可以使中國人民擺脫奴隸地位，而且可以使中國與世界列強並駕齊驅，獨立於20世紀的新時代。他大力讚揚和鼓吹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天賦人權、自由平等的學說，主張用革命手段“掃除數千年種種之專制政體”，恢復人民應當享有的民主權利。他提出了建立“中華共和國”的口號，反對帝國主義干涉中國的革命和獨立。他把推翻清朝專制統治與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聯繫起來，指出只有打倒帝國主義的“奴隸總管”清王朝，中國人民才能獲得民族的獨立和社會的進步。 《革命軍》出版後，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風行海內外，各地翻印時或改名《革命先鋒》，或改名《圖存篇》，或改名《救世真言》，銷售逾百萬冊，佔清末革命書刊銷數的第一位，對民主革命思想的傳播起了很大的作用。

陳天華（1875—1905年），字星台，湖南新化人。他同鄒容一樣，是留日的青年學生。 1903年，他懷著對祖國的無比熱愛和對帝國主義的深仇大恨，寫成了《警世鐘》和《猛回頭》兩本小冊子，以通俗流暢的文字，較透徹地闡明了中國必須進行民主革命的道理。他對帝國主義侵略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深重民族災難作了深刻的揭露，號召廣大人民立即行動起來，“改條約，复稅權，完全獨立；雪仇恥，驅外族，复我冠裳” ，為保衛祖國的獨立自主和民族的生存權利而鬥爭。他認識到清政府已經成為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馴服工具，指出：“這朝廷，原是個，名存實亡；替洋人，做一個，守土官長。”強調要抵抗帝國主義侵略，挽救民族危亡，必須進行革命，推翻清政府這個“洋人的朝廷”。他駁斥了保皇派打著“愛國”的幌子宣揚保皇的荒謬言論，認為：“要想拒洋人，只有講革命獨立，不能講勤王。”他還指出保皇派所鼓吹的“維新”、“立憲”，都是自欺欺人的鬼話。 《警世鐘》、《猛回頭》同《革命軍》一樣，很受讀者歡迎，人們爭相傳誦，成為當時資產階級革命派宣傳革命的銳利武器。革命派從民主主義立場出發，還對封建專制主義的政治和道德觀念進行了批判。他們駁斥了君權神聖不可侵犯的反動說教，宣稱國家的主人不是皇帝，而是“國民”。他們抨擊了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封建禮教，認為禮教並不是人類“固有之物”，而是“聖人”制訂出來的，歷代的“獨夫民賊”加以利用，作為奴役人民的精神枷鎖。他們控訴說：“禮之耗人血，消人氣，不致死亡不止。”① 譴責那滿口仁義道德的封建衛道士是一群殺人不見血的劊子手。革命派在批判封建禮教的過程中，提出了婦女解放的號召。

女革命家秋瑾以其對廣大婦女所受痛苦的深切感受指出：在封建禮教的壓迫下，婦女們“沉淪在十八層地獄”，成為“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馬”。 ②她把封建社會中宣揚的“男尊女卑”、“夫為妻綱”、 “女子無才便是德”等道德倫理觀念，一概斥為“胡說”，號召婦女們起來砸碎封建禮教的鎖鏈。她明確指出，婦女要獲得解放，必須獲得獨立的社會經濟地位，要做事，不可寄生；還必須和腐朽的舊社會決裂，投入民主革命的鬥爭，和男子並肩作戰。她大聲疾呼：“人權天賦原無別，男女還須一例擔”； “男和女同心協力方為美，四萬萬男女無分彼此焉”。 ①她為革命獻出了自己的生命，成為近代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先驅者。民主革命思想的傳播，引起了清朝統治者的惶恐。他們對鄒容的《革命軍》和章炳麟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尤為忌恨。 1903年6月，清政府勾結上海租界帝國主義所設的工部局，派巡捕到刊登介紹《革命軍》文章的《蘇報》館捕人，章炳麟和鄒容先後入獄，發生了震動一時的“蘇報案”。清政府要求工部局將章、鄒等引渡，解送南京審訊，借興大獄以鎮壓革命運動。帝國主義擔心這會影響他們在租界內的特權，拒絕引渡。最後由租界會審公廨判決，章炳麟監禁三年，鄒容監禁二年。後來，鄒容因不堪虐待死於獄中，為革命獻出了自己年輕的生命。國內外反動勢力的政治迫害不但未能製止革命思想的傳播，反而激起了人民群眾更大的憤怒。

 “蘇報案”發生後，革命分子將《革命軍》和《駁康有為論革命書》收集在一起，題名《章鄒合刊》，各地交相翻印，進一步擴大了革命思想的影響。隨著革命思想的傳播，國內出現了許多小的革命團體。 1903年拒俄運動前，留日學生中的激進分子秦毓鎏等組織了一個名為青年會的小團體，“以民族主義為宗旨，以破壞主義為目的”，② 參加者20餘人。拒俄運動中，青年會成員都參加了“拒俄義勇隊”。義勇隊旋改稱軍國民教育會，以“養成尚武精神，實行愛國主義”為宗旨，俾便於公開活動。秦毓鎏曾提議改宗旨為“養成尚武精神，實行民族主義”。隨後，一部分會員秘密組織了一個暗殺團，決定回國進行實際革命活動。暗殺團成員黃興、龔寶銓分別在長沙、上海組建了革命團體華興會、光復會。

黃興（1874—1916年），原名軫，號廑午，後因進行革命活動受到清政府的通緝，改名興，字克強，湖南善化人。少年時期受封建主義的教育，後來在武昌兩湖書院讀書，開始接觸資產階級社會政治學說，並參與了唐才常的自立軍起事。 1902年初，赴日本留學，就讀於東京弘文學院，受到革命思想的影響，轉向革命。他先後參與了《遊學譯編》和《湖北學生界》的創辦工作，積極參加了“拒俄義勇隊”、軍國民教育會及暗殺團的活動。 1903年夏回國，在長沙的明德、經正等學校擔任教員，秘密從事民主革命的宣傳、組織工作。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湖南革命分子陳天華、宋教仁、譚人鳳等20多人，於11月4日以慶賀黃興生日為名，舉行秘密會議，決定成立華興會，推舉黃興為會長，為避免清朝地方官吏的注意，“對外用辦礦名義，取名華興公司，發行華興票”。 ①1904 年2月15日，正式召開成立大會，先後參加華興會的兩湖革命知識分子有四五百人。另設同仇會為外圍組織，專門聯絡會黨。擁有會眾2萬多人的哥老會首領馬福益接受華興會的領導。黃興和馬福益商討起義計劃，取得了共同意見，決定趁農曆十月初十（11月16日）慈禧太后70歲生日那天，預埋炸彈於舉行祝壽典禮的皇殿，炸死全省高級文武官員，乘勢佔領長沙，並在岳州、常德、瀏陽、衡州、寶慶五路策動響應。同時，他們還聯絡外省革命人士，如期配合。這個起義計劃不幸臨期洩漏，清朝地方官員在各地搜捕革命黨人。馬福益被捕遇害。黃興化裝逃往上海，不久轉赴日本。 1904 年6月（一說7月），湖北革命志士劉敬安、張難先等在武昌成立科學補習所，暗中從事革命活動。他們認為，“革命非運動軍隊不可，運動軍隊非親身加入隊伍不可”。 ①在他們的宣傳鼓動下，有不少青年知識分子投筆從戎，在新軍中進行革命的宣傳和組織工作。科學補習所曾和華興會取得聯繫，準備響應華興會的起義。後來華興會起義計劃洩漏，科學補習所也受牽連，被迫停止活動。於是，劉敬安等利用有合法地位的教會閱覽室——日知會，繼續進行革命宣傳，暗中聯絡同志，於1906年春重新組織了秘密的革命團體，名稱也叫日知會。 1904 年10月，另一個重要革命團體光復會在上海正式成立。光復會的醞釀開始於1903年冬。當時，浙江留日學生陶成章、龔寶銓曾兩次密商，認為日俄戰爭即將爆發，是進行革命活動的大好機會，應組織革命團體回國發動起義。龔寶銓到上海設立“暗殺團”機關，陶成章回浙江聯絡各地會黨，並和華興會取得聯繫，準備在華興會發動長沙起義的同時，浙江、安徽起義響應。陶成章、龔寶銓等聯合江浙一帶革命知識分子四五十人，於1904年10月在上海組成光復會，推舉蔡元培為會長，章炳麟在獄中與聞其事。後來，光復會在日本成立分會，參加者達數百人。 1904年前後，各地還先後成立了其他一些革命小團體，如福建的漢族獨立會、安徽的岳王會、江甦的強國會、江西的自強會等等。

三、蓬勃發展的反帝愛國運動

1903年以後，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領導的愛國運動的興起，是社會政治生活具有重要意義的大事。它反映了這個時期中國社會階級關係的變化和階級鬥爭的新特點。

1903年的拒俄運動是愛國運動的第一聲。這一年，盤踞東北的沙俄軍隊拒絕按期撤退，並提出七項無理要求，全國人民感到無比憤慨。上海愛國人士舉行集會，抗議沙俄的侵略罪行，致電清政府外務部表示：俄國的七項要求，“我全國人民萬難承認”：並通電各國外交當局說：“即使政府承允，我全國國民萬不承認，倘從此民心激變，遍國之中，無論何地，再見仇洋之事，皆係俄國所致。”①北京、武昌等地學生部曾集會抗議，罷課示威。留日學生尤為激昂，召開了有500餘人參加的抗俄大會，通過組織“拒俄義勇隊”（後定名為“學生軍”），提出寧死“不為亡國人”的口號，每日操演不懈，並派代表回國活動，要求出兵抗俄，學生軍願作先鋒，表示要“為火砲之引線，喚起國民鐵血之氣節”，② 奔赴前敵，與沙俄進行血戰。在《學生軍緣起》中，他們沉痛地指出：東北三省的存亡，關係到祖國前途和民族命運，決不可等閒視之；高呼“頭可斷，血可流，軀殼可糜爛，此一點愛國心，雖經千尊炮、萬支槍之子彈炸破粉碎之，終不可以滅”，“寧為亡國鬼，不為亡國人”。 ③ 清朝駐日公使蔡鈞勾結日本政府強制解散“拒俄義勇隊”，壓制了運動。 1905年爆發的抵制美貨運動，是廣大人民為抗議美帝國主義虐待華工、迫害華僑、拒不廢除期滿的限制華工條約而發動的一次規模較大的群眾運動。鴉片戰爭後的幾十年間，美國資產階級為了開發其本國的西部，從中國陸續誘騙了大量華工。這些華工，擔負了開礦、墾荒、建造鐵路等最繁重的勞動，促成了美國西部的繁榮。 70年代後，美國不斷發生週期性的經濟危機，工人運動蓬勃興起，美國資產階級為了轉移群眾鬥爭視線，煽動排華。

1894年，美國強迫清政府訂立“限制來美華工”的條約，對赴美華工作了種種苛刻的限制。虐待華工、迫害華僑的罪行，愈演愈烈。 1904年，條約期滿，海外華僑和國內人民紛紛要求廢除這個苛約。清政府在輿論壓力下，為修改條約和美國政府磋商，但美國蠻不講理，一意孤行，因而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怒。檀香山《新中國報》提出不用美貨以謀抵制的辦法。上海《時報》發出“事關全國之榮辱，人人有切膚之痛，合群策群力以謀抵制”的“公啟”。 1905年5月10日，上海商務總會召開特別會議，會長曾鑄倡議“以兩月為期，如美國不允將苛例刪改而強我續約，則我華人當合全國誓不運銷美貨以為抵制”，① 獲得全體一致通過。隨即電告清政府拒簽續約，同時通電漢口、天津、廣州、香港等21處商務局，傳知各商相戒不用美貨。波瀾壯闊的抵制美貨運動，迅速在全國范圍內發動起來。自7月下旬起，運動進入了高潮。 7月20日，上海商務總會因多次和美國駐滬領事商談改約而沒有結果，遂即開會決議採取行動。許多行業的代表當場簽字不定美貨，各省會館、各業公所、各學堂、各工廠、婦女界、戲劇界，紛紛開會擁護。各行各業各階層人民都捲入了運動。全國各地幾十個主要城市先後熱烈響應。運動還得到了海外僑胞和留學生的大力聲援。各種社會團體開會演說，制訂措施，互相鼓勵，積極活動，並成立了拒約會、爭約處、拒約公所、抵制美約社等愛國團體。商號不定、不賣美貨，人們不買、不用美貨，碼頭工人不裝、不卸美貨。美國人辦的學堂，學生集體退學；美國人辦的企業，職工紛紛離職。廣州食品業工人拒用美國麵粉，決定如果店東強用美國麵粉，即罷工抵制。新加坡華僑拒不搭乘美國人經營的電車。中國人民同仇敵愾，顯示出群眾愛國運動的巨大威力。抵制美貨運動是民族資產階級領導的。運動的指導思想是“不可仰鼻息於政府，惟我民以自力抵制之”。 ①《廣東日報》曾提出“勿依賴政府而專恃民氣”的主張。 《時報》刊文進一步發揮說：“今日之事，萬不能忍，亦萬不容緩。我同胞其結以團體，持以毅力，勿依政府，勿懼外人，勿為威所劫，勿為害所動”；“禁用美貨，專在商民，務使與政府不著一絲牽掛”。

《時報》還刊文指出，開展抵制美貨運動有五利：一、 “可以鼓我之民氣”，二、“可以結我之民力”；三、“可以興我之商業”：四、 “因此廣開會議，聯絡全國，可為異日自治自立之基礎”；五、“可仿造美貨以圖暢銷，收回已失之利權”。 ②這些言論表明，民族資產階級已經有了新的覺醒，正在加緊努力為自己政治、經濟的發展開闢道路。抵制美貨運動興起以後，美國總統羅斯福在太平洋彼岸發言恫嚇；駐華公使柔克義奔走於京滬等地，威脅清政府出面壓制；駐滬領事極力活動，陰謀干涉破壞；一些美國傳教士也大放厥詞，造謠惑眾。在美帝國主義的壓力下，清政府於8月21日發布諭旨，說什麼禁用美貨“有礙邦交”，命令各省督撫“從嚴查究，以弭隱患”，併兩次電令兩江總督週馥嚴辦曾鑄等人。直隸總督袁世凱首先鎮壓了天津的愛國運動。福建、廣東等省的愛國運動也相繼遭到了禁止。曾鑄頂不住強大壓力，發表《留別天下同胞書》，表示不再參預運動。但廣大群眾繼續鬥爭，“抱定不用美貨四字，堅持到底”。群眾鬥爭的威力迫使美國和清朝統治者未敢簽訂限制華工的續約，鬥爭直到1906年才漸次平息。繼1905年抵制美貨運動後，1907年，江浙兩省人民在收回滬杭甬鐵路利權的鬥爭中，開展了抵制英貨運動。 1908年，山東發生抵制德貨運動；廣東、廣西等省掀起了抵制日貨運動。抵制日貨運動曾得到上海商民和南洋各埠華僑的聲援，堅持了半年多的時間，給予日本帝國主義以一定的打擊。從1903年起，各省人民反對帝國主義控制我國鐵路、礦山的收回利權運動，逐漸在全國開展起來。經過激烈的鬥爭，先後收回了黑龍江、山西、奉天、山東、安徽、四川、雲南、湖北等省被帝國主義侵占的部分礦區，取得了一定的勝利。收回鐵路利權的鬥爭尤為激烈。粵漢、川漢鐵路和蘇杭甬鐵路是當時鬥爭的焦點。粵漢鐵路是1898年由盛宣懷經手出賣給美國華美合興公司的，經勘測後於1900年訂立續約，規定借款總額為4000萬美元。由美國人承築，並不得轉讓給他國。後來，華美合興公司股票在市場上被比國商人買去了三分之二。湖北、湖南、廣東三省人民獲悉這個消息，紛紛揭露美國違約的事實，堅決主張廢除原訂合同。留日學生組織了鄂、湘、粵三省鐵路聯合會，電爭收回自辦。至1905年，終於以675萬美元“贖回已經築成的廣州——三水段，原訂合同作廢。粵漢鐵路的收回，開創了“贖路自辦”的先例，對其他各省人民收回鐵路利權的鬥爭起了推動和鼓舞作用。京漢、津鎮、道清、滬杭甬等路預定通過省份的愛國人士都提出了收迴路權、改歸“商辦”的要求。廣東潮汕、湖南、江西等商辦鐵路公司相繼成立，都以確保利權為宗旨。1905 年，江蘇人民收回滬寧鐵路的鬥爭失敗。浙江紳商成立商辦鐵路公司，奏准招股興築全浙鐵路，先築蘇杭段。1906年，江蘇紳商也組成商辦鐵路公司，與浙路公司相呼應。浙路的杭州至嘉興段和蘇路的上海至嘉興段先後開工。英國以1898年曾訂立借款代築蘇杭雨鐵路草約為理由，脅迫清政府改訂正約，並勒令蘇、浙停工。1907年10月，清政府下了一道“借款修築”蘇杭甬鐵路“以昭大信而全邦交”諭旨，把路權奉送給英國，只准兩省紳商搭股。這道諭旨立即激起了兩省人民的無比憤慨，把收迴路權的鬥爭推向了高潮。兩省紳商、兩路公司、上海等處商會、學會等函電交馳，抗議賣路諭旨。上海報紙紛紛發表評論，斥責清政府“寧令國人死，毋觸外人怒”的可恥行為。廣大群眾集會抗議，爭先認股，“眾情胥憤，力謀抵制，商賈則議停貿易，傭役則相約辭工，杭城鋪戶且有停繳捐款之議”。 ①

1908年3月，清政府和英國商定了一個變相賣路的辦法，由清政府郵傳部出面向英國貸款，然後由該部轉借給兩路公司，在藉款期內聘用英人為總工程師。但兩路公司相約不用“部撥存款”，不與英籍總工程師合作，繼續暗中抵制。到1909年夏，兩路公司又向清政府提出廢約、退款和撤回英國總工程師的要求。鬥爭延續到1911年春，清政府和英國協議，將蘇杭甬鐵路借款移作開封徐州鐵路借款，風潮才告一段落。蘇杭甬鐵路風波未平，粵漢、川漢鐵路風潮又起。粵漢路權在1905年已經收回，由湖北、湖南、廣東三省紳商分段集股自辦。 1908年，清政府突然任命張之洞為粵漢鐵路督辦大臣並兼督湖北境內的川漢鐵路。 1909年，張之洞和英、法、德三國銀行團（後加上美國為四國銀行團）議定湖廣鐵路借款。湖南紳商民眾首先掀起“拒債”、“集股”的保路運動。留日學生出版《湘路警鐘》（後改名《湘路危言》），號召抵制。湖南諮議局初選議員800餘人致函清政府：“鐵路借款，湘人決不承認。”紳商們還組織了湘省集股會，用抽股、認股等辦法，集資開始修築株洲——長沙段。湖北紳民接著行動起來，留日學生千餘人集會抗議，派張伯烈等回國內力爭，紳商學界聯合組成湖北鐵路協會，有組織地開展“拒債”、“集股”運動。鐵路協會公舉代表張伯烈等人入京抗爭，在郵傳部絕食七晝夜，消息傳回湖北，各界人士極為憤慨，醞釀採取進一步的行動。清政府玩弄欺騙手法，於1909年末和1910年初先後准許湖南境內粵漢鐵路和湖北境內粵漢、川漢鐵路商辦，但實際上並未廢除向各國銀行團借款的合同。湖廣鐵路風潮終於在1911年演成為爆發革命的導火線。拒俄運動、抵制外貨運動、收回利權運動等，顯示了廣大人民激昂的愛國熱情，也反映了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的政治積極性。但“愛國有罪”，運動無不遭到清朝統治者的破壞和鎮壓，許多人通過愛國運動的實踐，得出了要救亡必先推翻清朝統治的結論。於是，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運動迅速地廣泛發展起來。

四、中國同盟會的成立及其政治綱領

民生革命思想的廣泛傳播和國內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使孫中山十分欣慰。他積極支持海外華僑和廣大知識分子的革命活動，同他們建立了密切的聯繫，並在他們中間享有很高威望。自1902至1905年間，他作了一次環球旅行，從越南河內取道日本、檀香山，前往美洲和歐洲，到處在華僑中宣傳革命思想，發展革命組織，進一步擴大了革命的影響。 1903年，孫中山在東京建立革命軍事學校時，第一次提出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十六字為綱領。後來在檀香山改組興中會，在美洲實行洪門會會員總註冊，以及在布魯塞爾、柏林、巴黎等地建立革命組織時，都以此十六字綱領為號召。 1904年，孫中山發表了《中國問題的真解決》一文，滿懷信心地指出：清朝統治“正迅速地走向死亡”，“中國現今正處在一次偉大的民族運動的前夕，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勢”，對革命形勢的發展極為樂觀。 1905 年夏，孫中山從歐洲到達日本，受到中國留日學生和各革命團體的熱烈歡迎。由於國內革命形勢的發展，孫中山感到各革命團體分頭活動，力量分散，已經不能適應革命的需要。他在各革命團體領導人中間做了許多工作。宣傳“互相聯絡”的重要，倡議成立一個全國規模的統一的革命組織，以便領導全國的革命運動。 7月30 日，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等開會討論建立統一組織問題。孫中山提議定名為中國革命同盟會，討論結果，確定為中國同盟會。孫中山又提議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綱領，有些人對“平均地權”表示懷疑，經孫中山詳加解釋後通過。會上，黃興發表演說，慷慨陳述革命大義，支持孫中山的倡議，並被推舉為同盟會章程的起草者之一。 8月20日，中國同盟會在東京正式成立。

同盟會誓詞同盟會成立以前的各革命團體，基本上沒有脫離舊式會黨的組織形式和活動方式，而且帶有濃厚的地域色彩。同盟會具備了近代資產階級革命政黨的規模，並成為當時領導全國革命運動的中心。同盟會設計了一套比較完整、系統的組織方案。它設本部於東京，舉孫中山為總理，按“三權分立”原則，設執行、評議、司法三部。黃興主持執行部庶務科，總理外出時由庶務代理一切，相當於協理。國內分東、西、南、北、中五個支部，支部下按省設立分會，推定了各省分會的主盟人。海外華僑分南洋、歐洲、美洲、檀香山四個支部，支部下按國別、地區設立分會。同盟會的主要成員，是中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興中會是同盟會的組織基礎。同盟會成立後，香港、河內、檀香山等處興中會會員都是全體轉入同盟會的。興中會會員總數約300多人，成份可考的有279人，其中78％以上僑居國外（219人）。這279人的社會成份是：農業和商業資本家9人，中小商人124人，教員、職員、科技人員等31人，學生23人，官吏4人，工人54人，會黨活動分子34人，即中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佔全體會員的67％強。同盟會成立後，知識分子的比重大大增加。據統計，1905至1907年三年間加入的會員，出身可考的有379人，其中留學生和學生354人，官吏和有功名的知識分子10人，教員、醫生8人，資本家、商人6人，貪農1人，即98％以上都是中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以孫中山為首的中國同盟會所製定的革命綱領，是比較完整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綱領。在《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軍政府宣言》中，明確指出，這次革命於“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之外，國體民生，尚當與民變革，雖經緯萬端，要其一貫之精神，則為自由、平等、博愛”。它強調這是一次“國民革命”。 1905 年11月26日，同盟會創辦了機關刊物《民報》。

孫中山在《民報發刊詞》中，將同盟會的十六字綱領歸結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即所謂三民主義，並且宣布要將三民主義“灌輸於人心，而化為常識”。民族主義包括“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兩項內容，即推翻清王朝，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為獨立的中國。孫中山批判了革命黨內存在的片面的“反滿”思想，指出：“民族主義，並非是遇著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 “我們並不是恨滿洲人，是恨害漢人的滿洲人。假如我們實行革命的時候，那滿洲人不來阻害我們，決無尋仇之理”。 ① 從此以後，“反滿”的宣傳基本上是遵循這個原則的，連鼓吹“反滿”最為激烈的章炳麟也一再解釋說：“種族復仇者，本非外於政權而言”；“故排滿洲者，排其皇室也，排其官吏也”。 ②可見革命派所宣傳的“反滿”，實質上是反對清王朝反動統治。孫中山與當時一些激進的資產階級革命分子認識到，中國社會所以陷入“外邦逼之”的境地，主要原因就在於反動腐朽的猜政府是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工具。中國人民與清朝統治者之間的矛盾，成為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的矛盾的焦點。同盟會民族主義綱領的提出，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清朝統治者，大大加速了清王朝土崩瓦解的過程。民權主義的內容是號召推翻封建專制主義的統治，建立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 《軍政府宣言》中勾畫了一幅資產階級共和國的藍圖，規定國民應享有參政權，大總統由國民選舉產生，議會由國民選舉的議員組成，憲法由議會制定，人人共守。孫中山《在東京〈民報〉創刊週年慶祝大會的演說》著重說明了推翻封建專制制度的必要性，認為“中國數千年來都是君主專制政體，這種政體，不是平等自由的國民所堪受的”；“就算漢人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他把民族主義與民權主義緊密結合起來，指出：“我們推倒滿洲政府，從驅除滿人那一面說是民族革命，從顛覆君主政體那一面說是政治革命，並不是把來分作兩次去做。”他又特別強調，要廢除君主專制制度，不是專靠 “民族革命”可以成功的，必須進行“政治革命”。

民生主義的具體內容為“平均地權”。按孫中山的解釋，它包含著如下的幾項基本思想：（一）鑑於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弊病和勞資的尖銳對立，認為“歐美強矣，其民實困，觀大同盟罷工與無政府黨、社會黨之日熾，社會革命其將不遠”，因此，中國革命不能停留在“媲跡於歐美”上，而應“睹其禍害於未萌”，“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 ①（二）資本主義社會問題之所以產生，根據亨利·喬治 “單稅社會主義”的理論，是“因為沒有解決土地問題”。為了“預防”貧富的分化和對立，解決土地問題是中國革命後的迫切任務。 （三）解決土地問題的最好辦法，是“定地價的法子”，即約翰·穆勒在《經濟學原理》一書中所說的法子，“核定天下地價。其現有之地價，仍屬原主所有：其革命後社會改良進步之增價，則歸於國家，為國民所共享”。 ②（四）中國實行平均地權之後，“私人永遠不用納稅，但收地租一項，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國”。這樣，就能“肇造社會的國家，俾家給人足，四海之內無一夫不獲其所”。總之，民生主義或平均地權，是防止資本主義貪富分化的一種社會政策，它反映了孫中山對勞動群眾的懇切同情和對世界潮流的敏銳觀察。孫中山後來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或國家社會主義。在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同盟會的綱領確實是一個比較完整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綱領。它在與改良派的鬥爭中，在動員和組織群眾推翻清朝統治、建立共和國的鬥爭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它又是一個不徹底的民主革命綱領。它主張民族主義，但沒有明確提出反帝的號召；它主張民權主義，但又不敢依靠廣大工農群眾；它主張民生主義，但缺乏使農民獲得土地的內容。同盟會綱領中的這些弱點，反映了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此外，同盟會成員對綱領的態度並不一致。有的只接受民族主義，在籌備會上就曾有人提議定名為 “對滿同盟會”。有的不贊成或忽視土地綱領，只接受民族、民權“二民主義”。表示贊成三民主義綱領的，在具體解釋上也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同盟會所設計的組織系統，也始終沒有完備地建立起來。特別是支部一級，海外僅建立了南洋支部，國內僅建立了南方支部。本部和各地分會之間缺乏緊密聯繫的橋樑，各地分會實際上往往處於分散的、各自為戰、各行其是的狀態。同盟會雖然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弱點，但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民主派堅持通過武裝鬥爭推翻清朝統治、建立民主共和國的革命立場，從而團結和發展了革命力量，推動了革命形勢的向前發展，促進了革命高潮的到來。以同盟會成立為標誌，民主革命運動進入了新階段。

① 《建國方略》，《孫中山選集》第2版，第196頁。 ① 梁啟超：《與夫子大人書》，見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第286—287頁。 ① 《建國方略》，《孫中山選集》（第2版）第109頁。 ② 《梁啟超年譜長編》第334頁。 ① 《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1卷上冊，第67、92頁。 ① 《權利篇》，《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1卷上冊，第479頁。 ② 《秋瑾集》第14頁。 ①《秋瑾集》第130—131頁。 ②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102頁：中華書局 1982年版。 ① 黃一歐：《黃興與明德學堂》，《辛亥革命回憶錄》第2集，第134頁。 ① 張難先：《湖北革命知之錄》第55頁。 ① 《江蘇》第2期，《紀事》，《本省時評》。 ② 田野桔次：《最近支那革命運動》第179頁。 ③ 《湖北學生界》第4期，《留學紀錄》。 ① 和作輯：《1905年反美愛國運動》，《近代史資料》1956年第1期。 ① 《近代史資料》1958年第5期。 ② 《1905年反美愛國運動》，《近代史資料》1956年第1期。 ① 《光緒三十三年十月中國大事記》，《東方雜誌》第4卷第11期。 ① 《孫中山選集》（第2版）第80—81頁。 ② 《民報》第16號，第26頁；第21號，第11頁。 ① 《孫中山選集》（第2版）第76頁。 ② 《孫中山選集》（第2版）第7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