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反對英國侵略的戰爭

一、鴉片氾濫和中國的禁煙

18世紀中葉，英國已在西方各國的對華貿易中居首位。但是，在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壁壘面前，西方的工業品很難找到市場，屢屢虧損。同時，昧於世界大勢的清政府在對外關係方面採取“閉關”政策，使中國處於與世隔絕的狀態。清政府把對海外的貿易嚴格限制在廣州一口，規定外國商人銷售商品和購買土貨都必須通過少數特許的“行商”（即“十三行”）之手，進行嚴格控制。這種外貿政策也嚴重阻礙了西方工業品在中國的銷售。相反，中國的茶葉、生絲等土特產品的出口卻佔有很重要的地位。中國在對外貿易中一直是出超。以中英貿易為例，1781年至1790年，在中國銷往英國的商品中，僅茶葉一項就達9600萬元。而1781年至1793年，英國銷往中國的全部工業品只有1600萬元，僅及茶價的六分之一。所以，外國必須以白銀來抵付貿易差額。19世紀初，從廣州流入的白銀，每年約在100萬兩至400萬兩之間。直到19世紀二三十年代，每年仍舊出超二三百萬兩以上。①這種貿易狀況，與英國資本主義經濟擴張的需要是尖銳對立的。於是，英國商人便開始利用鴉片這種特殊商品，作為打開中國大門的重要手段。鴉片，學名罌粟，俗稱大煙。原產於南歐及小亞細亞，後傳到阿拉伯、印度及東南亞等地，最初是當作藥材傳入中國的。由於鴉片具有強烈的麻醉功能，吸食成癮，難以斷絕。

從18世紀初開始，英國商人向中國輸入鴉片，每年約200箱左右。1757年英國占領印度的鴉片產地孟加拉後，便竭力發展對華鴉片貿易。十年後，英國輸入中國的鴉片增加到每年1000箱（每箱鴉片重100或120斤）。1773年，英印殖民政府確立了大量種植及向中國大量輸入鴉片的政策，並給予東印度公司製造和專賣的特權。英國侵略者強迫印度農民種植罌粟，在加爾各答等地設立加工廠，製造適合中國吸食者口味的鴉片，由東印度公司以高於成本十倍的壟斷價格將鴉片賣給英國煙販，煙販又以50％以上的利率運到中國銷售。英國“飛鷹”號鴉片船自19世紀初開始，輸入中國的鴉片數量不斷增加。英國煙販無視中國政府的多次禁令，大肆進行非法的鴉片走私貿易。他們賄賂清朝官吏兵弁，勾結中國私販，用“快蟹”、“扒龍”等特製快艇，進行武裝走私。走私範圍逐漸從珠江口外擴大到東南沿海，甚至北及直隸和奉天海岸。據不完全統計，1800至1804年間，鴉片輸華量每年平均3500箱；1820至1824年間，每年平均增至7800餘箱。30年代迅速增加，到1838至1839年度，竟達35500箱。①罪惡的毒品貿易，給英國資產階級帶來了巨大的利益。它一方面擴展了英國在印度的市場，另一方面又開闢了英國在中國的市場。英國在印度大量銷售棉紡品及其他工業品，以購買印度的鴉片，然後再將鴉片輸入中國以換取中國的茶葉、生絲，運銷英國和世界各地。在英——印——中即棉紡織品——鴉片——茶、絲這個三角貿易中，鴉片起著重要作用。英國資產階級及其政府就是抓住鴉片貿易這個環節，把“三角貿易”的鏈條帶動起來，從而使自己獲取大利。由於鴉片輸入量的激增，中、英之間的貿易逐漸發生變化，英國由原來的入超變為出超，而且這種差額越來越大。30年代起，在英國輸華的貨物中，鴉片一項競佔了一半以上，英國通過鴉片，每年從中國掠走的白銀達數百萬元。②“使鴉片成為19世紀全世界最貴重的單項商品貿易”，③而英國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毒品走私犯。美國商人也從土耳其、波斯等地向中國販運鴉片。從19世紀30年代起，沙俄也由中亞向中國輸入鴉片。據不完全統計，鴉片戰爭前的四十年間，外國侵略者偷運至中國的鴉片不下42.7萬箱，總價值約3億元以上。

鴉片的氾濫，給中國社會帶來了嚴重的災難。吸食鴉片之風，由達官貴族殃及紳商百姓以及軍隊官兵，煙民人數越來越多。據1835年估計，全國吸食鴉片的人數達到200萬以上。戰前在浙江、福建、廣東、雲南等省，已開始種植土煙。吸食鴉片對於人的生理和心理都有極大的危害，對此魂源曾說：“今則蔓延中國，橫被海內，槁人形骸，蠱人心志，喪人身家，實生民以來未有之大患，其禍烈於洪水猛獸。”①英國人蒙哥馬利·馬丁也說：“同鴉片貿易比較起來，奴隸貿易是仁慈的；我們沒有摧殘非洲人的肉體，……沒有敗壞他們的品格，沒有腐蝕他們的思想，沒有扼殺他們的靈魂。可是鴉片販子在腐蝕、敗壞和毀滅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世界以後，還折磨他的肉體。”②鴉片氾濫還嚴重破壞中國的社會經濟。鴉片貿易改變了中國對外貿易的長期優勢，使白銀大量外流。1821至1840年間，中國白銀外流至少在一億元以上，相當於當時銀貨流通總額的五分之一。平均每年流出500萬兩自銀，相當於清政府每年總收入的十分之一。白銀外流造成銀貴錢賤，直接加重了勞動人民的負擔。

18世紀末，一兩白銀換銅錢一千文左右，到19世紀30年代後期，上漲到一千六七百文。按清政府規定，完糧納稅須用白銀，因而勞動人民實際要多交60％的賦稅。鴉片氾濫嚴重威脅著清朝的統治。大量的白銀外流，銀價上漲，各地稅收困難，拖欠的賦稅也就日益增多，國庫儲備越來越少，清政府的財政陷入困境。官吏、兵丁吸食鴉片和從鴉片走私中收受賄賂，使清政府的吏治更加腐敗，軍隊更加喪失戰鬥力。1831年刑部奏稱，“現今直省地方，俱有食鴉片煙之人，而各衙門為尤甚，約計督撫以下，文武衙門上下人等，絕無食鴉片煙者，甚屬寥寥”，①甚至清朝官廷內部也有吸食鴉片者。清政府雖三令五申查禁鴉片，但英國無視中國法令，賄賂清朝官員，進行武裝走私。1826年，兩廣總督設巡船查緝，結果是“巡船每月受規銀三萬六千兩，放私入口”。以水師積習不可挽，後栽巡船。1837年，兩廣總督鄧廷楨復設巡船，“而水師副將韓肇慶，專以護私漁利，與洋船約，每萬箱許送數百箱，與水師報功，甚或以師船代運進口。於是韓肇慶反以獲煙功保擢總兵，賞戴孔雀翎。水師兵人人充橐”。②正如馬克思所指出：“中國人在道義上抵制的直接後果是英國人腐蝕中國當局、海關職員和一般的官員。浸透了天朝的整個官僚體系和破壞了宗法制度支柱的營私舞弊行為，同鴉片煙箱一起從停泊在黃埔的英國躉船上偷偷運進了天朝。”③清政府久為鴉片問題所困擾，時禁時弛，痼疾難除。30年代後期，在清政府內部就鴉片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1836年6月，太常寺少卿許乃濟奏清清廷，以為“鴉片煙例禁愈嚴，流弊愈大”，“應變通辦理”。他提出取消鴉片輸入的禁令，“仍用舊制，准予夷商將鴉片照藥材納稅”；准許公開買賣，但要以貨易貨，不得以白銀購買；民間販賣、吸食，一律勿論，只禁文武員弁吸食；同時准許國內自由種植鴉片，“內地之種日多，夷人之利日減，迨至無利可牟，外洋之來者自不禁而絕”。④這種主張得到一部分廣東地方官吏和士紳的支持，但也遭到一些官吏的批駁和反對。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朱嶟、兵科給事中許球、江南道御史袁玉麟先後上奏批駁弛禁論，指出鴉片“削弱中原”、“毒害中華”，必須嚴禁。

1838年6月，鴻臚寺卿黃爵滋上書道光皇帝，痛陳鴉片的種種禍害，分析過去禁煙未獲實效的原因，是由於官吏的貪贓枉法，建議採取“重治吸食”的辦法，以抵制鴉片輸入，他指出：“耗銀之多，由於販煙之盛；販煙之盛，由於食煙之眾。無吸食，自無興販，無興販，則外夷之煙，自不來矣。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①他提出：廣傳戒菸藥方，限期一年戒絕；過期仍吸者，平民處以死刑，官吏加等治罪，其子孫不准參加科舉考試。嚴刑峻法，務期根絕煙患。道光皇帝命令盛京、吉林、黑龍江將軍及各省督撫人員复議。湖廣總督林則徐、兩江總督陶耐、四川總督蘇廷玉等在復奏中表示讚許。林則徐（1785—1850年），字少穆，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嘉慶進士。曾與龔自珍、魏源、黃爵滋等提倡經世之學。歷官道員、按察使、布政使、東河河道總督、巡撫，以乾練廉明名重於時。1838年7月，他遵旨籌議《嚴禁鴉片章程》六條，極力贊成黃爵滋的主張。他說：“（吸煙）論死之說，私相擬議者，未嘗乏人，而毅然上陳者，獨有此奏。然流毒至於已甚，斷非常法之所能防，力挽頹波，非嚴蔑濟。”②林則徐在兩湖地區厲行禁煙，成績斐然。同年9月，他再陳道光皇帝，痛切指出：鴉片“迨流毒於天下，則為害甚鉅，法當從嚴。若猶洩洩視之，是使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御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③林則徐的言行，使他成為主張禁煙的著名代表人物。道光皇帝感到鴉片輸入將造成軍隊瓦解、財源枯竭的嚴重威脅，10月，下令各省嚴禁鴉片，“務期淨盡根株”，“毋以虛怖圖功，毋以苟且貽患”；①並將許乃濟降級，勒令休致，以示其禁煙決心。11月，命令林則徐進京陛見，商計禁煙方略。12月31日，任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節制廣東水師，前往廣州查禁鴉片。廣大人民群眾深感鴉片之害，痛恨販賣鴉片的外國侵略者，支持地方官員的嚴禁措施。在鴉片走私最為猖獗的廣州，人民群眾曾多次掀起反對鴉片貿易的鬥爭。

1838年12月12日，廣州地方當局決定在外國商人居住的商館附近廣場處決一名中國販煙罪犯。英、美鴉片販子公然干涉中國內政，搗亂刑場，氣焰囂張。廣州市民近萬人聞訊趕來，舉行示威，包圍了商館，表現了中國人民對外國侵略者的極大憤慨，也反映了中國人民禁煙的強烈要求。林則徐於1839年3月10日抵達廣州。當時，廣州群眾反對鴉片走私的情緒和禁煙的正義呼聲十分高昂。林則徐“察看內地民情，皆動公憤，倘該夷不知改悔，惟利是圖，非但水陸官兵軍威壯盛，即號召民間丁壯已足制其命而有餘”。②他與兩廣總督鄧廷楨、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等人合作，積極整頓海防，防禦外國入侵；嚴拿煙販，懲辦不法官弁；嚴禁國人販賣、吸食鴉片，凡吸食者要立即呈繳煙土煙具，限期戒除；並於3月16同曉諭外國煙販，限期呈繳所有鴉片，並出具甘結，保證“嗣後來船永不敢夾帶鴉片，如有帶來，一經查出，貨盡沒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他毅然表示：“若鴉片一日未絕，本大臣一日不回，誓與此事相始終，斷無中止之理。”③林則徐的這些舉措，得到了廣州各界群眾的大力支持和擁護，城鄉各地紛紛呈繳煙膏煙具，揭發檢舉鴉片販子。特別是在鴉片走私的重要航道虎門，群眾自動組織起來，一發現走私鴉片商船，立刻遍吹螺號，集合漁船，前後攔截，順風縱火，將其燒毀。由此，禁煙運動在廣州迅速高漲。但是，中國正義的禁煙運動遭到了英國資產階級的抵制和破壞。3月24日，英國商務監督義律指使大鴉片販子顛地逃跑，並阻止英商呈繳鴉片、具結保證書。林則徐派兵包圍商館，斷絕廣州與澳門交通，並下令暫停中英貿易。義律即改換手法，命令英商繳煙，同時勸告美國商人繳煙，聲稱煙價一律由英國政府付給。義律以此為英國發動侵華戰爭製造藉口。在中國禁煙斗爭的威力下，4月下旬至5月中旬，英、美煙販被迫繳出鴉片19187箱（其中美國煙販1540箱），又2119麻袋，共計重237萬餘斤。

在林則徐主持下，自1839年6月3日起，在虎門“就海灘高處，周圍樹柵，開池漫鹵，投以石灰，頃刻湯沸，不爨自燃，夕啟涵洞，隨潮出海”，①將所繳獲的鴉片當眾銷毀。直到6月25日，全部銷毀乾淨。各地群眾聞訊趕來觀看，萬眾歡騰，無不稱快。虎門銷菸是中國禁煙運動的一個重大勝利。它打擊了外國侵略者的氣焰，鼓舞了中國人民的鬥志，表明了中國人良反抗外國侵略、維護民族尊嚴的堅強決心。

二、英國發動侵略中國的戰爭

1839年8月初，林則徐在廣東收繳和銷毀鴉片的消息傳到了英國，英國工商業資產階級及鴉片貿易集團立刻發出一片戰爭暄囂。他們紛紛致書英國政府，狂妄叫嚷：“中國方面的無理舉動，給了我們一個戰爭的機會。……這種機會也許不會再來，是不能輕易放過的”，“大不列顛現在極應以武力向中國要求'恢復名譽'了。”①有的甚至宣稱：“我們向中國政府提出的要求，只有表現充分的武力，才能有希望得到。”②9月30日，英國曼徹斯特與對華貿易有關的39家公司和廠商聯合致函外交大臣巴麥尊，聲稱：“希望政府能利用這個機會，將對華貿易置於安全的、穩固的、永久的基礎之上。”③實際上，是要用侵略戰爭把中國變成英國資產階級掠奪原料的基地和傾銷商品的市場。接著，倫敦、利物浦、里茲、利斯特等大城市的有關廠商也大叫大喊，主張立即發動侵華戰爭。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既是英國資本主義擴張發展的客觀要求，也是英國政府蓄謀已久的政策。

鴉片戰爭前的1837至1838年間，英國正處於第二次經濟危機之中。這一時期，英國工商業蕭條，大批企業倒閉，大量商品積壓，失業現象十分嚴重，英國國內的工人運動因而不斷高漲。英國資產階級為了擺脫困境，轉嫁危機，更加瘋狂地進行對外擴張。以武力打開中國這一廣闊的市場，進而掠奪中國的財富，成為其擴張政策的重要目標。1839年9月底，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召見逃回英國的鴉片販子查頓等人，商討擬定對中國發動戰爭的具體計劃，包括侵華艦艇的數量、陸軍人數及必要的運輸船隻等等。中國禁煙成為英國政府發動侵華戰爭的藉口。1839年10月1日，英國召開內閣會議，討論武裝侵略中國的問題。外交大臣已麥尊表示：對付中國的唯一辦法，“就是先揍它一頓，然後再作解釋”，①主張立即調遣軍艦封鎖中國沿海。陸軍大臣麥考萊也堅決主張對華採取軍事行動。於是，英內閣會議作出了“派遣一支艦隊到中國海去”的決定。②11月初，倫敦的“印度與中國協會”向巴麥尊提出了更為系統、詳盡的作戰方案，同時還提出了一系列侵華要求：開放與茶絲產地相近並盛銷英國呢絨、布匹、羽紗的廣州、廈門、福州、寧波、揚子江：協定關稅；割佔中國沿海島嶼等。

1840年2月，英國政府任命喬治·懿律和查理·義律作為同清政府交涉的正、副全權代表，並任命懿律為侵華英軍總司令。英國政府對於戰爭的決定和部署，一直嚴守秘密。遲至1840年4月，出兵中國的決定才在議會辯論，以微弱的多數通過支付軍費案，派兵侵略中國。虎門銷菸後，林則徐下令恢復中英之間的正常貿易，但嚴厲禁止鴉片輸入；要求進口貿易的外國商船一律出具不帶鴉片的甘結。義律繼續進行破壞活動，阻止英國商船具結。他曾兩次下令所有英國商船離開廣州前往澳門，不許到廣州貿易。1839年7月，英國水手在九龍尖沙咀行凶，毆打當地居民，其中林維喜因傷重於次日身死。林則徐多次要求義律交出兇犯，義律拒不交出。為了維護中國主權的尊嚴，林則徐下令停止供應英人柴米食物。義律發動武裝挑釁。9月，英艦在九龍襲擊中國水師，被擊退。11月，英艦又在穿鼻洋面向中國水師開砲，關天培率官兵奮力還擊，英艦受傷逃竄。此後，英軍在尖沙咀北面的官湧一帶接連發動六次進攻，均被擊退。

1840年1月，道光皇帝命林則徐斷絕中英一切貿易，並出示其罪狀，宣佈各國。面對英國的武裝挑釁，林則徐主張堅決抵抗。他在嚴禁鴉片的同時，積極備戰，會同鄧廷楨、關天培整飭水陸兩軍，督促官兵認真操練。他下令加強虎門一帶海面所安設的木排鐵鍊，添設砲台砲位，併購買西洋大砲布防於珠江口附近。在備戰中，林則徐看到了廣大人民群眾對外國侵略者的切齒痛恨，認為“民心可用”，積極倡導“由民間自行團練，以保村莊”，①並從漁民、疍戶、鹽工中招募壯丁數千人，編成水勇。林則徐還公開號召：“如英夷兵般一進內河，許以人人持刀痛殺。”②在此期間，林則徐還注意了解和研究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情況和動態。他組織幕僚翻譯英人慕瑞《地理大全》，經他潤色後，編成《四洲志》。根據所了解的情況，林則徐制定一套對付外國侵略者的策略。他主張嚴懲外國鴉片販子的非法活動，但不禁止外國商人進行正當的貿易，提出“奉法者來之，抗法者去之”的正確方針。③他在一定程度上看出了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並建議利用這種矛盾，以孤立英國。針對中英雙方軍事力量的特點，認為中國必須堅持“以守為戰”，“以逸待勞”的作成方針。這些都表明林則徐具有遠大眼光和務實精神。他不愧為偉大的愛國者和近代中國開眼看世界的先進人物。

1840年6月，喬治·懿律率領由兵船16艘、武裝汽船4艘、運輸般28艘、士兵4000餘人（後增至15000人）、大砲540門組成的“東方遠征軍”，相繼從印度、開普頓等地到達中國廣東海面，第一次鴉片戰爭正式開始。三、戰爭的三個階段第一次鴉片戰爭持續了兩年多的時間，經歷了三個階段。戰爭的第一個階段，自1840年6月下旬英軍封鎖珠江口至1841年1月下旬清政府對英宣戰之前，歷時約7個月。在這個階段，英軍實施封鎖珠江口、佔領定海、北上天津以武力逼迫清政府就範為主要內容的侵略方案；中國方面除廣東積極備戰外，總體上持消極抗戰的態度。由於道光皇帝採取“羈縻”政策，林則徐、鄧廷楨等抵抗派遭到打擊和排擠，妥協派琦善、伊里布等逐漸取得了對英交涉的大權，義律向琦善提出割地喪權的所謂“穿鼻草約”。英國侵略軍到達廣東海面後，對廣州實行封鎖。由於廣東軍民早有戒備，侵略者無隙可乘。6月30日，懿律和義律率英軍按其原定計劃北犯。7月，英軍進攻福建廈門，未能得逞。接著，又北犯浙江，攻陷防禦薄弱的定海。8月，英軍繼續北犯，抵達天津白河口，投遞巴麥尊給清政府的照會，提出賠款、割地、通商等無理要求。定海失陷，清政府大為震動。道光皇帝動搖了當初的禁煙和抵抗政策，他指示直隸總督琦善：“如該夷船駛至海口，果無桀傲情形，不必遽行開槍開砲。”①這種消極思想，在沿海各督撫身上表現尤為突出。事實上，當時沿海各省的督撫除林則徐（已任兩廣總督）、第一次鴉片戰爭形勢圖鄧廷楨（已調任閩浙總督）等少數人以外，在軍事上都沒有作任何部署。在京師重要門戶的天津，僅有守軍八百。山海關一帶，連一尊可用的大砲都沒有。琦善竟稱“水師不必設，砲台不必添”，甚至說：“夷船不來則已，夷船若來，則天津海口斷不能守。”①當英軍抵達天津海口後，清朝文武官員更是乎忙腳亂，不知所措。妥協派趁勢散佈流言蜚語，攻擊林則徐、鄧廷楨。他們把英軍發動侵略戰爭的責任歸罪於林則徐在廣東繳煙，“先許價買，而後負約，以至激變”。②

道光皇帝本無抗戰決心，加之妥協派在耳旁的鼓譟，便任命琦善前往天津海口與英軍談判。琦善宣揚失敗情緒，說英人“船堅砲利”，是無法戰勝的，即使是今年打勝了，明年還會再來，“邊釁一開，兵結莫釋。……而頻年防守，亦不免費餉勞師”。③在談判中，他向英國侵略者表示，林則徐等人在廣東查禁鴉片“操持過急”，實屬“辦理不善”，保證要“重治其罪”，要求英軍撤回廣東，等候清政府派遣欽差大臣“秉公查辦，定能代伸冤抑”。④懿律得此答复，認為實現了以武力要挾清政府談判的目標，又因北方天氣漸冷，海港即將封凍，遂於9月中旬率軍南下。道光皇帝於9月17日任命“退敵”有“功”的琦善為欽差大臣，赴廣東繼續辦理中英交涉；同時，以“辦理不善”的罪名將林則徐、鄧廷楨革職查辦。在道光皇帝的“羈縻”政策指導下，11月6日，兩江總督伊里布與懿律簽訂浙江停戰協定。道光皇帝旋又頒布開放煙禁上諭，以此向侵略者表明其謀求妥協的誠意。1840年11月29日，琦善到達廣州。他一反林則徐的做法，下令撤除珠江口附近的防禦設施，裁減水師，遣散鄉勇，排擠堅持抵抗的地方官員，以討好英國侵略者。12月，琦善與英軍開始談判，懿律因病回國，義律接任全權代表。談判主要集中在三個問題上：賠償煙價，割讓島嶼或增開口岸，交還定海。琦善同意賠煙價600萬元，但增開口岸只應在廣州之外再增設一處，不准寄居，應先交還定海後簽約。義律決定進一步施加壓力，迫使琦善完全屈服。1841年1月初，英軍發動突然襲擊，攻占大角、沙角砲台，副將陳述升、陳舉鵬父子（土家族）及土家、苗等族守台官兵600餘人全部壯烈殉國。在近代中國杭擊外國侵略者的戰爭中，陳連升是第一位為國捐軀的少數民族將領。英軍攻占大角、沙角砲台後，義律於1月20日在澳門發表了一份公告，內容包括割讓香港、賠償煙價600萬元、恢復廣州通商等。25日，英國侵略軍強佔了中國領土香港。同時，義佯與琦善又進行了包括割讓香港在內的所謂“穿鼻草約”談判。但請善此時已自身難保，不敢再談簽約事，談判停止。

戰爭的第二階段，自1841年1月27日清政府對英宣戰始，至5月27日《廣州和約》訂立為止，歷時4個月。在這個階段，清政府雖然宣戰，但並無真正抗戰的決心。道光皇帝派往廣州主持軍事的奕山、楊芳等官僚昏庸無能，在對英作戰中一觸即潰，終於簽訂了屈辱的《廣州和約》。琦善、伊里布等人的妥協活動，引起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強烈不滿。在浙江，鎮海、定海居民紛紛譴責伊里布撤退鎮海守軍的措施，並要求收復定海；在廣東，廣州的愛國士紳聯合請願，特別是“香港紳民，以不願為夷，聯名控諸撫院”。①在清政府內部，傾向抵抗的官員也紛紛奏請罷免琦善，重新起用林則徐、鄧廷楨主持抗英鬥爭。英國要求割地、賠款的條件，也大大超出了道光皇帝可能接受的程度。1841年1月27日，大角、沙角砲台失守的消息傳到北京，道光皇帝看到定海尚未交還，英軍又在廣東發動進攻，十分惱怒，立即下詔對英宣戰。接著，道光皇帝將躊善革職拿問，以祁場為兩廣總督；任命裕謙為欽差大匝赴浙江接替伊里布；同時任命御前大臣、宗室奕山為靖逆將軍，戶部尚書隆文、湖南提督楊芳為參贊大臣，調集各省軍隊17000人開往廣東。於是，中英雙方重新進入了戰爭。英軍獲悉清政府調兵遣將的消息後，立即先發製人。2月下旬，英軍進攻虎門砲台，六旬老將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率軍英勇抵抗，仍在廣東主事的琦善竟拒絕派兵增援。關天培與將士400親人壯烈殉國，虎門砲台陷落。英艦駛入省河，廣州形勢危急。

3月，參贊大臣楊芳率軍先期到達廣州。義律從商業利益出發，向楊芳提出休戰談判，雙方達成停戰協定，廣州恢復貿易。4月，奕山及各省援軍先後到達廣州。奕山一到廣州，便誣衊“粵民皆漢奸，粵兵皆賊黨”。①他不用粵勇，而召募水勇於福建；不信粵兵，而依靠外省“客軍”；甚至提出“患不在外面在內”、“防民甚於防寇”的反動方針。②在作戰上，他希圖僥倖取勝，邀功請賞。5月21日，在沒有切實準備的情況下，奕山貿然發動一次夜襲，清軍大敗，英軍來勢反撲，佔領了城郊重要據點，包圍並炮轟廣州城。26日，英軍準備攻城，奕山等慌作一團，在城上高懸白旗，派廣州知府餘保純出城乞和。27日，奕山與義律簽訂了屈辱的《廣州和約》，規定清軍六天內撤至離廣州60英里以外的地方；一周年繳納600萬元“贖城費”；賠償英匡商館損失30萬元。第二階段的戰爭，至此結束。廣州地區的廣大人民群眾，對奕山等向英軍的求和行徑無比憤怒，奮起抗擊英軍。5月29日，盤踞四方砲台的英軍審至廣州北效三元里搶劫行凶，當地人民群起反抗，當場打死英兵數名，其餘的倉皇逃走。為防止英軍報復，群眾在村北三元古廟集會，決定以廟中黑底白邊的三星旗為“令旗”，聯絡附近103鄉義勇，共同抗英。一些具有愛國思想的地主士紳，加入了抗英鬥爭的行列，成為鬥爭的組織者和領導者。30日，三元里數千義勇向四方砲台進攻。他們將英軍引誘到牛欄岡，附近村民從四面八方趕來，把英軍團團包圍。“刀斧犁鋤，在手即成軍器；兒童婦女，喊聲亦助兵威”。①直到敵接軍到達後，被圍英軍才撤回四方砲台。31日，廣州附近番禹、南海、花縣、增城等縣400餘鄉的數万群眾趕來，與三元里群眾一起將四方砲台層層包圍。奕山應英軍的要求，派廣州知府餘保純出城解圍，強迫解散群眾隊伍。三元里抗英鬥爭，顯示了中國人民不甘屈服和敢於鬥爭的英雄氣概。戰爭的第三階段，自1841年8月英軍再度進攻廈門開始，至1842年8月29日簽訂《南京條約》為止，歷時一年。在這個階段，英軍以進攻江浙地區為重點，以武力逼迫清政府徹底就範。清政府雖調集重兵趕赴浙江，但在前線漬敗後便一意求和，最後被迫在南京訂立了城下之盟。18且年4月，英國政府獲悉義律提出“穿鼻草約”的消息後，大為不滿，認為從這個“條約”中所獲的侵略權益太少，決定撤換義律，改派璞鼎查為全權公使，進一步擴大侵華戰爭。8月，璞鼎查到達香港，隨即率英軍再次北犯。8月27日，英軍進攻廈門，總兵江繼芸力戰陣亡，廈門陷落。9月，英軍繼續北犯定海。主持浙江軍務的欽差大臣、兩江總督裕謙（蒙古族）下令加強防禦，堅決抵抗。他對眾宣誓：“城存俱存，以盡臣職，斷不肯以退守為詞，離卻鎮海縣城一步，尤不肯以保全民命為詞，接受逆夷片紙。”①9月26日，英軍進攻定海，總兵葛雲飛、鄭國鴻（回族）、王錫朋率五千守軍浴血奮戰六晝夜，全軍將士壯烈殉國，定海於10月1日再度失陷。10日，英軍攻鎮海，浙江提督餘步雲臨陣逃往寧波，裕謙親自登城指揮抗戰。總兵謝朝恩戰鎮海失守，裕謙悲憤投水自盡，履行了自己的誓言。13日，英軍，餘步雲先一日棄城走上虞，寧波不戰而陷。與此同時，英軍還多次侵擾台灣，台灣道姚瑩和總兵達洪阿在台灣各族群眾的支持和配合下，打退了英軍的多次進犯。浙東三城在短短的半個月裡輕易易手，引起了清政府的恐慌。為了挽回敗局，道光皇帝下令重新迎戰，以示“天朝兵威”。10月18日，道光皇帝任命協辦大學士、宗室奕經為揚威將軍，侍郎文蔚和副都統特依順為參贊大臣，往浙江辦理軍務；同時從各省調集軍隊近兩萬人，趕赴浙江前線。

奕經離京後，一路上游山玩水，尋歡作樂，勒索地方，鋪張糜費。到蘇州後更是花天酒地，竟駐足不進。以致民怨沸騰，言官彈劾。奕經不得已被迫離開蘇州，於1842年2月到達紹興。從北京出發至此，已過了四個月。奕經的言行，與奕山在廣州所為如出一轍。他誣衊“水勇、鄉勇，或係無業遊民，或系鄉村笨漢，所持兵械，不過稻權木棒，無事或可壯聲威，遇敵則必先潰散”，認為“浙省兵丁、浙省鄉勇均不可用”。①他到浙江前線後，依然不認真籌劃抗敵措施，卻希圖僥倖取勝，邀功請賞。3月上旬，在不了解敵情和沒有充分準備的情況下，奕經命令清軍從紹興分三路出師，冒雨夜襲寧波、鎮海、定海，竟想一舉收復三城。因師躬洩露，英軍早有準備，清軍三路皆敗，全軍潰散。英軍乘機反撲，慈溪失陷。奕經等倉皇逃回杭州，從此不敢再戰，卻慌報軍情，掩敗為勝，力主對英求和。清政府在廣東和浙江的兩次出師，都慘遭失敗，朝臣中妥協派官員又活躍起來。浙江巡撫劉韻珂給道光皇帝上奏摺，宣稱英人炮火“猛烈異常，無可抵禦”，沿海各省“一月之防費，為數甚鉅，防無已時，即費難數計，縻餉勞師，伊於胡底？”①他認為如果繼續開戰，國內將會出現各地人民揭竿而起的危局。軍事上的連續失利和妥協派的喧囂，促使道光皇帝從忽戰忽和轉而一意求和。他哀嘆清軍“既不能衝鋒擊賊，復不能嬰城固守，一見逆夷，輒即紛紛潰散”，“可見將濡兵疲，全無鬥志，非逆夷凶焰竟不可當，實我兵弁臨陣脫逃，幾成習慣”。②於是，他命令停止進兵，任命盛京將軍耆英為欽差大臣，並重新起用已被革職的伊里布，令他們馳往浙江尋求談判途徑。英國侵略者認為它的軍事打擊尚不足以脅迫清政府接受其全部要求，拒絕和談，決定仍照原計劃，大舉侵入長江流域下游地區。1842年5月，英軍退出寧波和鎮海，集中兵力進犯江浙兩省的海防重鎮乍浦，遭到守軍的頑強抵抗。17日，乍浦陷落。6月，英軍侵入長江，攻打吳淞砲台。兩江總督牛鑑聞風逃遁，年近七旬的江南提督陳化成率5000餘名官兵堅守吳淞西炮合，先後三次拒絕牛鑑的退兵命令，身負重傷，英勇戰死。寶山、上海相繼陷落。英軍繼續溯長江西上。7月21日，進攻鎮江，副都統海齡（滿族）率4000餘名滿、蒙、漢族將士殊死奮戰，終因力量懸殊，守軍全部戰死，鎮江失守。恩格斯在讚揚鎮江守軍的英勇精神時指出：“如果這些侵略者到處都遭到同樣的抵抗，他們絕對到不了南京。”③英軍於8月初侵入南京下關江面。耆英、伊里布等趕到南京議和，接受了璞鼎查提出的全部條款。鴉片戰爭以清政府的失敗而告結束。英國軍隊在武器裝備和訓練方面固然比清軍先進優越，但也存在不利的因素。其兵力嚴重不足。當時英國分佈在本國及其廣大殖民地上的軍隊總共10萬人，能夠投入對華作戰的兵力，最初只有4000餘人，最多時也只有15000人。英軍遠離本土作戰，補給線過長。當時蘇伊士運河尚未開鑿，從英國航行到中國，至少要四個月；從印度航行到中國，至少要一個月。中國所進行的反對英國侵略的戰爭，是正義的自衛戰爭，得到廣大人民和愛國官兵的支持。中國戰敗的根本原因在於中國封建社會制度的腐朽和經濟、科學技術的落後，在於清政府的昏庸愚昧。戰爭的失敗，使中國人民從此陷入苦難的歷程，也促使中國人民覺醒和奮起。四、第一批不平等條約的訂立1842年8月29日，耆英、伊里布與璞鼎查在南京下關江面的英國軍艦“皋華麗”號上簽訂了中英《江寧條約》，即《南京條約》。

《南京條約》是近代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主要內容有：（一）中國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處為通商口岸，准許英國人及所屬家眷在上述五地寄居，同時准許英國派駐領事等官。這些通商口岸的開放，不是平等互利的，它們是西方資本主義侵略者進行殖民掠奪和不等價交換的據點。（二）中國割讓香港給英國。香港從此淪於英國的殖民統治之下，英國在那裡設官治理，把它進一步變成了侵略中國的重要基地。①（三）中國賠償英國的款項總數為2100萬元，其中軍費1200萬元，鴉片費600萬元，商欠300萬元，分口年付清。廣州贖城費600萬元不包括在內。（四）英國商人“應納進口出口貨稅、餉費，均宜秉公議定則例”。這就是說，中國海關無權自行確定進出口貨物的稅率，必須與英國共同認定。這項規定，開了協定關稅的惡例，使中國喪失了海關自主權，為外國資本主義對中國進行經濟掠奪提供了便利條件。（五）廢除“公行”制度，英國商人在通商口岸無論與何商交易，“均聽其便”。《南京條約》簽訂後，由於需要議定關稅稅率及其他有關問題，中英在廣東繼續談判。1843年7月22日，英國強迫清政府補訂了《五口通商章程》，並在香港公佈。10月8日，雙方又在虎門簽訂了《五口通商附粘善後條款》，即《虎門條約》，《五口通商章程》是這一條約的一部分。通過《虎門條約》，英國又取得了一些重要特權：（一）領事裁判權。條約規定英國人在通商口岸犯罪時，“由英國議定章程、法律，發給管事官照辦”，中國政府無權處理。這項規定嚴重破壞了中國的司法權，開創了外國人在中國不受中國法律管束的先例，使他們可以在中國為所欲為，而不受中國法律的製裁。（二）片面最惠國待遇。條約規定中國在將來給予其他國家任何權利時，“亦準英人一體均霑”。此項條款為英國和其他國家在侵略中國的過程中，互相援引，攫取各種侵略權益開創了惡例。（三）居住及租地權。條約規定英國人可以在通商口岸租賃土地，建房居住。後來，外國侵略者利用這項特權在通商口岸建立租界，並逐漸發展為完全脫離中國政府管轄的特別區域。另外，《虎門條約》中還附有《海關稅則》。其中規定的進出口貨物稅率，都比鴉片戰爭前降低了50％左右，有的甚至降低了90％。《海關稅則》還規定：凡未列入本稅則的進出口貨物，一律“值百抽五”。進出口稅率的降低，有利於英國向中國傾銷商品和掠奪原料，把中國納入資本主義世界市場。《海關稅則》的簽訂，使中國海關失去了保護本國經濟發展的作用。《南京條約》和《虎門條約》雖然都未提及鴉片問題，但實際上它是中英兩國談判的重要問題之一。《南京條約》談判期間，璞鼎查正式提出將鴉片貿易合法化問題，耆英在書面答復中說：“各國商船是否載運鴉片，中國無須過問”，①實質上是允許繼續鴉片走私。《虎門條約》簽訂前，英國政府仍要求將鴉片貿易合法化。1843年6月，璞鼎查建議將廣東南澳和福建泉州兩地作為鴉片貿易集散地。隨後，他又派馬禮遜出面交涉。馬禮遜誘騙清朝官員說，中國對鴉片“名禁實不禁”，“名為禁煙，實為免稅”，“為今之計，與其禁之，不如稅之”。②對於繳納鴉片稅問題，耆英雖心存疑慮，但仍表示若英國保證每年繳納500萬兩鴉片稅銀，他便奏請道光皇帝批准。璞鼎查不同意這項條件，因而談判未獲協議。事實上，《南京條約》簽訂後，鴉片走私較戰前更加猖獗。

《南京條約》及《虎門條約》簽訂後，西方資本主義各國對英國所獲取的侵略利益十分眼紅，紛紛接踵而至，趁火打動，強迫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1843年，美國首先派專使顧盛來華。顧盛到達澳門後，利用清政府的恐懼心理，採取種種恫嚇手段，甚至以戰爭相威脅。他照會護理兩廣總督程甭採稱：“不日進京”，“約一月之間，兵船滿載糧食，即駛往天津白河口而去。”程矞採奏報清廷說：“其意在仿照英夷，並欲駕出其上，已可概見。”①1844年7月3日，清政府被迫派耆英與顧盛在澳門附近的望廈村簽訂了《望廈條約》。在這個條約中，美國享有除割地、賠款以外的英國在《南京條約》中所取得的各項特權，同時還新增了以下幾項重要的侵略權益：（一）擴大領事裁判權的範圍。條約規定美國人與中國人或其他各國人在中國發生的一切訴訟，均由美國領事審理，中國政府不得過問。（二）進一步加強協定關稅權。條約規定“中國日後欲將稅例更變，須與合眾國領事等官議允”。（三）美國兵船可以到中國各港口“巡查貿易”。（四）美國可以在通商口岸建立教堂、醫院等。《望廈條約》簽訂後不久，法國也採取同樣的伎倆，派專使拉粵尼來中國進行訛詐。1844年10月24日，清政府派耆英在廣州附近的黃埔與拉萼尼簽訂了《黃埔條約》。通過這個條約，法國也取得了中英、中美條約中規定的全部特權。在《黃埔條約》中，法國還強迫清政府增加了一條：“倘有中國人將佛蘭西禮拜堂、墳地觸犯毀壞，地方官職例嚴拘重懲。”這實際上是它迫使清政府放棄對天主教禁令的開始。至1846年，法國獲得了在各通商口岸自由傳教的權利。基督教隨後也取得了同樣的權利。從此，傳教成為西方侵略勢力對中國進行政治、經疥、文化滲透的一個重要手段。比利時、瑞典、挪威等西方國家也接踵而至，要求“援例”汀約。清政府根據所謂“一視同仁”的原則，一律允准。與此同時，葡萄牙還趁機篡奪了中國對澳門的管轄權。鴉片戰爭以後，沙俄加緊向我國東北和西北邊疆大肆進行以掠奪領土為中心的侵略擴張活動。1847年9月，沙皇尼古拉一世任命穆拉維約夫為東西伯利亞總督，加緊推行武裝鯨吞我國黑龍江流域的計劃。1849年，涅維爾斯科伊等沙俄海軍軍官乘砲艦由海上侵入我國黑龍江口和庫頁島地區，並非法命名黑龍江河口灣附近北岸的兩處港灣為“幸福灣”、“聖尼古拉灣”。1850年8月，沙俄侵占我國黑龍江口的重鎮廟街，並以沙皇的名字把街廟更名為尼古拉耶夫斯克。至1853年底，沙俄侵略勢力已經擴張到了興袞河和黑龍江下游兩岸以及口外整個中國領海，並侵占了庫頁島。在我國西北地區，沙俄於1846年武裝侵入我國巴爾喀什湖東南的庫克烏蘇河（今卡拉塔爾河）。19世紀50年代，它越過伊犁河繼續向南擴張，侵占了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的大片中國領土。1851年8月6日，在沙俄的強迫下，伊犁將軍奕山代表清政府與沙俄代表簽訂了中俄《伊犁塔爾巴哈台通商章程》，沙俄攫取了在新疆設立領事、領事裁判權、通商免稅、建立貿易圈等種種政治的和經濟的侵略特權。沙俄代表在訂約後供認，這個不平等條約對沙俄“不僅是在商業關係上，而且在政治關係上也具有重要的意義，它成為深入中亞細亞繼續進攻活動的強有力的動力”。①《南京條約》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是歐美資產階級強加在中國人民身上的鎖鏈。從此，中國在西方資主本義的強力驅使下，被捲進了世界資本主義的漩渦。

①嚴中平等：《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21頁。①李伯祥等：《關於十九世紀三十年代鴉片進口和白銀外流的數量》，《歷史研究》1980年第5期。②馬士著，張匯文等澤：《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1卷，第102—103頁。③《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冊，中譯本第184頁。①《道光洋艘徵撫記》，《魏源集》上冊，第168頁。②轉引自《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23—24頁。①《查禁鴉片煙案》，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爭》第1冊，第414頁。②魏源：《道光洋艘徵撫記》，《魏源集》上冊，第169頁。③《鴉片貿易史》，《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26頁。④《黃爵滋奏疏許乃濟奏議合刊》第216—219頁。①《黃爵滋奏疏許乃濟奏議合刊》第71頁。②《林則徐集·奏稿》第568頁。③《林則徐集·奏稿》第601頁。①《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卷5，第13、16頁。②③《林則徐集·公牘》第59頁。①《夷艘入寇記》，《鴉片戰爭》第6冊，第107頁·①《英國藍皮書》，《鴉片戰爭》第2冊，第661—664頁。②《英國藍皮書》，《鴉片戰爭》第2冊，第653頁。③《英國藍皮書》，《鴉片戰爭》第2冊，第634頁。①《近代史資料》1958年弟4期，第57頁。②《英國資產階級紡織利益集團與兩次鴉片戰爭史料》，《鴉片戰爭史論文專集》第49頁。①《林則徐集·奏稿》第881頁。②林則徐：《英夷鴟張安民告示》，轉引自範文瀾著《中國近代史》第31頁。③《林則徐集·奏稿》第705頁。①《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明卷12，第8頁。①張喜：《撫夷日記》，《鴉片戰爭》、第5冊，第353頁。②《夷艘入寇記》，《鴉片戰爭》第6冊，第112頁。③《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卷14，第31、32頁。④《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卷12，第33頁。①《平夷錄》，《鴉片戰爭》第3冊第388頁。①《夷艘入寇記》，《鴉片戰爭》第6冊，第118頁。②《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卷27，第32、34頁。①林福祥：《平海心籌》，《鴉片戰爭》第4冊，第600頁。①《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卷33，第19頁。①《揚威將軍奏摺》，《鴉片戰爭》第4冊，第270頁。①《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卷44，第29、32頁。②《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卷41，第9頁；卷40，第48頁。③《英人對華的新遠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190頁。①《南京條約》規定割讓給英國的香港，指香港島。今香港地區還包括1860年《北京條約》割讓的九龍半島南端和昂船洲，以及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的新界陸地和鄰近島嶼，總面積為1074平方公里。①姚賢鎬編：《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料》第1冊，第416頁。②黃恩彤：《撫遠紀略》，《鴉片戰爭》第5冊，第422頁。①《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卷71，第7、3頁。①巴布科夫：《我在西西伯利亞服務的回憶》第14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