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對西方關係看法的變化，1840—1895年

第14章　中國人對西方關係看法的變化，1840—1895年

第01節 引言：對外關係的傳統觀點

十九世紀末入侵中國的侵略者留下了比我們迄今知道的任何中文材料都更廣泛的記載。勝利畢竟使他們寫出了大量的報導。西方的圖書館和檔案館中現時能找得到的旅行家、外交官、傳教士、記者等人物的大量通信、文章和書籍，對於日益擴大的國際貿易的開拓和影響，從許多方面作了記載。另一方面，遭受侵略的中國人除了講述一些海外奇談、恐懼和災難外，就沒有什麼其他記載了。總的來說，外國入侵的歷史是令人不愉快和蒙受恥辱的歷史。此外，直接瞭解這種情況的只是統治階級、文人和官吏中的少數人物，至於平民，特別是與外國人共事的人，則不習慣於把他們的看法和經歷記錄下來留給後世。所以我們在考察中國人對西方的看法時，不得不主要依靠上流社會學者們的著作；這些人受過中國經典學說的徹底薰陶，因而最不可能背離對待外國人的傳統態度。

另外，清代中國對待西方關係的觀念，受到了占統治地位的、來自與中國本土根本不同的地區的滿人所特有的某些考慮的影響。例如，滿洲的經濟本來是以漁獵和畜牧業相混合為基礎的半遊牧業，這與中國定居的和農業的經濟根本不同。因此，滿人在戰略上特別重視與滿洲具有某些共同基本特徵的蒙古、新疆和西藏的遊牧社會。雖然從海上來的西方衝擊對於任何一個中國朝代都會是嚴重的挑戰，但因滿人專心致力於北方遊牧地區，這便妨礙他們努力去對付從東南來到中國的西方人。此外，滿人在文化上不同于漢人。在滿人統治中國的整個期間完全可以看出，他們清楚地認識到他們和漢人的差別。滿人因為是異族，所以當十九世紀中葉中國面臨西方的入侵時，他們並不樂意提倡民族主義。相反，他們心目中有他們自己皇朝的利益。

但是，隨著十九世紀的流逝，由於滿人漸漸漢化，這種滿人特徵便日益變得無關緊要了。他們在十七世紀已經日益採用傳統的漢人-儒家制度；而在雍正1722年開始統治以後，他們的漢化加速了。這種傾向在乾隆1793年給英國國王的著名敕令中表現得很明顯，他在這道敕令中禁止西方派代表駐在中國國內，並且告訴英國人，我們是“無所不有”的。因此，十九世紀滿人在對付西方入侵問題時極力依靠中國的文化制度，就不足為怪了。

到1800年，滿人已堅定地採取中國人關於世界的觀點。中國人所建立的這種世界制度是中國占統治地位的傑出人物在許多世紀中精心制定和流傳下來的一整套思想和慣例。這種制度的核心是統治天下（天下一辭常常用來指包括中國外部任何地方的整個世界）的天子的至尊地位。在中國人看來，中國不是亞洲的一部分，更不是“遠東”的一部分；它是指體現文明本身的中心王國。這種以中國為中心的思想起因於這一事實：中國幅員遼闊，力量雄厚，歷史悠久，而又資源豐富；這一切使得它成為東亞世界的自然中心。中國人和非中國人的關係便被染上了這種中國中心主義的思想和中國人優於其他民族的偏見。

中國人往往認為，他們的對外關係是表現為中國國內的社會和政治制度諸原則的擴大。因此，中國對外的關係是等級森嚴的和不平等的，如同中國的社會和國家一樣。在理論上，中國的世界觀在幾個方面必然是等級制度的：中國是內部的，又崇高又偉大；非中國的“蠻夷”是外部的，既渺小又低賤。同時，關於無所不包和一視同仁的思想也是重要的。作為天下之主，應該對所有的人寬厚，以示“王者無外”之意。這樣一來，便應該採取一視同仁的政策。所有外國人，不分遠近，應一律平等對待。在理論上，非中國人被指望通過謁見天子時遵守適當的禮儀，來加入中國的世界秩序。這種實踐便是外國人所稱的朝貢制度。

當然，中國人的世界制度在理論和實踐上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如果非中國人拒絕遵守這種制度，便可能採用強制手段。的確，在古典的儒家傳統中很容易發現尚武精神。《左傳》引用的一句古老的格言說道：“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後世諸朝代繼續保持這種好戰態度，明朝永樂帝想把當時已知的整個世界納入中國體系，這一雄心勃勃的決心便是明證。在沒有戰爭的時候，要務是搜集情報，分析情報，檢查分析的結果，以便弄清對方的力量和意圖，這與古代論兵法的經典著作《孫子》中的名言——“知彼知己，百戰不殆”——是一致的。

但是，《孫子》緊接著又說，百戰百勝，不是善之善者；不戰而屈人的兵，才是善之善者。實際上，在中國與非中國種族集團關係的漫長歷史中，和平主義一般都占上風，因為不注重肉體的強制的思想已經深深地紮根在儒家的傳統之中。孔子說：“柔遠人，則四方歸之。”孟子更深一層地宣稱：“故善戰者，服上刑”。前面一句話是形成中國綏靖政策的術語“懷柔遠人”的依據，同時，在與強大的“蠻夷”打交道時則往往兼用“羈縻”政策。（十九世紀中葉條約制度初期的幾十年便可作如是觀。）漢、唐時代，儒家文人學士常常警告說，軍事擴張會把國力和民力耗盡。這種和平的對外政策是中國從漢代以來重文治、輕武功的這種既定制度的反映。雖然總的說來，儒家的傳統在對外政策上側重于和平而不是武力，但這決不是只顧一面的。這種矛盾態度表現在1840至1895年間中國對與西方關係的看法上。


第02節 最初的反應和惰性，1840—1860年

十九世紀出現了對於“經世致用”重新感興趣的現象。這種思想學派強調社會實踐和入世的重要作用，反映了儒家人道主義的理想。一方面，它反對理學所崇尚的玄學思辨，認為它“空”；另一方面，它輕視考據學的做法，認為它迂腐而無用。這個學派在十七世紀曾一度繁榮，但是主要由於乾隆帝鎮壓文人階級的政策，到十八世紀被經院學派所取代了。

經世學派在十九世紀的重新抬頭，有今文經學派的復蘇可資證明；今文經學派強調人在感情上需要有能切合實際地給國家和社會帶來安寧與繁榮的道義責任感。這一思想復興中的一個重要學者是江蘇武進的莊存與（1719—1788年）。通過從他學習經書的外孫劉逢祿（1776—1829年），經世學派得到了勢頭，因為劉逢祿對十九世紀初期一批年輕學者有直接和間接的影響。這批年輕學者包括多產作家龔自珍和包世臣、邊界問題專家姚瑩和蕭令裕。這批人中還包括在鴉片戰爭中起重要作用的林則徐和黃爵滋，以及後來主要作為關心中西關係中出現的問題的改革家而聞名的魏源和馮桂芬。這批人中，魏源和龔自珍同劉逢祿的關係特別密切。

在《皇朝經世文編》的敍言中，魏源闡明了經世派的兩個基本態度：強調現在和強調致用的重要性。這時候中國的迫切問題是什麼？在十九世紀最初幾十年，經世派學者主要關心的是國內的政局問題，這個問題總的來說是清朝的逐漸衰落造成的，而具體地說是由於白蓮教叛亂而引起的（見上卷第三章）。這些問題涉及鎮壓叛亂的方法和漕運與鹽稅的全面改革。當叛亂接近尾聲時，經世派學者日益注意邊疆問題，特別是亞洲腹地的邊疆問題。這方面的恰當例子是魏源（1794—1857年），他在二十幾歲時就開始對邊疆問題感興趣了。1830年，他計畫與楊芳將軍親自到新疆去旅行，但未能成行，他為錯過這次機會而遺恨終生。但是，他繼續研究北方邊疆，至少完成了八部研究著作。另外一些經世派學者繼續進行這種研究，如五十年代的張穆與何秋濤，七十和八十年代的曾紀澤與張之洞便是例子。

海疆多事，確實常常令人憂慮。十六世紀中-日海盜船隻在沿海一帶的騷擾以及十七世紀臺灣國姓爺的武力威脅，都是使人煩惱的，可是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中國最為關心的卻是亞洲腹地邊疆上的事務。但是，隨著西方從東南沿海入侵的增加，到十九世紀第二個二十五年，中國經世派注意的焦點發生了重要變化——從亞洲腹地轉移到了“夷人”挾其新技術而來的沿海一帶。

經世派作者包世臣早在1826年就斷言，英國不久將從沿海對中國構成嚴重威脅，但是他在這方面的觀點仍然前後矛盾；後來他寫道，解除人民疾苦比海防重要得多。早期關於海防的著作自然把注意力集中在廣東沿海一帶。鴉片戰爭中戰死的關天培在1836年前後彙編了《籌海初集》，鴉片戰爭以後，梁廷枬、俞昌會和李福祥也完成了類似的著作。

某些經世派士大夫最關心的問題是瞭解擅長海事的西方。但是，如何瞭解呢？在欽差大臣林則徐看來，有效的途徑是通過翻譯。他1839年在廣州時，曾命令翻譯廣州、澳門、新加坡和印度的外國報紙。後來魏源建議設立一個官辦譯局。郭嵩燾1859年的奏疏建議創辦一所教授外語的官辦學堂。（五十年代沿海一帶一些重實效的官員如何桂清、勞崇光和薛煥都採取這種態度。）除報紙外，西方的歷史、地理、法律和政治情況的資料都在收集之列。在欽差大臣林則徐的主持下，翻譯了瓦特的國際法的某些章節。後來，梁廷枬寫了《合眾國說》，書中高度讚揚美國的政治制度。這些著作雖然給人以深刻印象，但影響最大的則要算世界地理學方面的研究著作。

對世界地理學的興趣表面上似乎是旨在獲得有關那個未知的西方世界的知識，但實際上卻是為了取得關於整個世界的知識。但是，如果我們考慮到當時的迫切需要，這可以被視為一種增進中國本身知識與才智的運動。換言之，這個時期的部分中國官吏與文人，在與西歐一個蠻夷之邦戰爭之後，迫切地想瞭解敵人和要知道歐洲處於什麼位置上。需要尋求正確的答案。在這種壓力下，出現了研究世界地理的興趣的浪潮。

中國地理書籍和歷史著作中關於歐洲的資料是極為貧乏的。就十九世紀歐洲列強的資料而言，情況更是如此，因為早期有關世界地理知識的書籍完全是天主教傳教士寫的，而在這些著作中，甚至只有三部書附有插圖。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以前，中國作者出版了三部相當可靠的參考著作：陳倫炯的《海國聞見錄》（1730年版），王大海的《海島逸志》（1760年版），謝清高的《海錄》（1820年版）。林則徐為了瞭解英國情況，曾查閱過《海錄》。

1840年以後，中國文人學者逐漸開始更多地注意世界地理問題，到1861年，已寫出了二十二部以上的著作。欽差大臣林則徐支持這種研究事項。在他的贊助下，慕瑞的《地理大全》的某些章節於1841年被譯成中文，書名《四洲志》。魏源的《海國圖志》是一部首創的綜合性著作，該書起源於林則徐。林則徐將搜集到的外國資料於1841年交給魏源，魏源於1842年將它們編成一部五十卷的巨著，並於次年出版。這是關於西方的第一部重要的中文著作。姚瑩對世界地理同樣感興趣。與欽差大臣林則徐和魏源不同，姚瑩的外國知識是從鴉片戰爭期間他任臺灣道台時俘虜的英國戰俘那裏得到的。關於世界地理的另一部名著《瀛環志略》則是福建巡撫徐繼畬所編，於1848年出版。至於他們的寫作動機，這些人表示了這樣的意圖：嚴肅地追求知識，並指導自己的同胞進行這一類活動。魏源聲稱，他最重要的動機是想徹底瞭解外國人的情形。不論是論述戰爭的發展或是論述和談的進行，他的中心思想是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因此，《海國圖志》不僅包括各國地理，同時還包括關於外國造船技術和武器生產的盡可能完備的論述。魏源認為，他的同胞都應該研究外國地理。徐繼畬的《瀛環志略》比較系統。因為徐繼畬主管福州商務，所以他能夠把他的公務與寫作結合起來。這樣，他每天寫作，歷時五年，根據外國資料編成了這部書。姚瑩聲稱，他之所以寫作是因為他對中國受外國人宰割的狀況感到憤慨。他的願望是他能夠使中國人無論老幼都能獲得關於其他國家的真正知識。最後，他希望使中國免受恥辱，並且用加強海防和邊防的方法，使中國避免被外國征服。

這些學者，特別是魏源和徐繼畬，在改變中國人關於外部世界的地理觀方面是有貢獻的。他們在進行這項工作時曾起過重要作用，因為他們不僅介紹了關於西方的新知識，而且指出中國實際上不是“中心王國”，因而也就開始消除了那種以中國為中心的觀點。

有些人對於英國的軍事力量有深刻印象，因而對優越的西方武器感興趣，認為中國必須全力仿效西方。這種新的興趣集中表現在“船堅炮利”這一口頭禪上。1821—1861年，至少有六十六人贊成中國必須採辦這種軍艦和槍炮，其中包括道光帝、政府高級官員和著名學者。他們都提倡造船和研製武器。林則徐也擁護這種計畫。他採購了兩百門外國大炮以加強廣州防務，並命令翻譯西方製造槍炮的手冊。但是，由於政治原因，他還沒有公開鼓吹仿造西方武器。

但比較起來，魏源的態度則更鮮明，1843年1月，他的《海國圖志》第一稿脫稿，他在書中主張應在廣州設立造船廠和兵工廠，延聘法國和美國工程師進行建設，並教授船隻的航行和武器的使用。他還建議在朝廷的武舉中為海軍軍官增設新科，使那些有能力造船和造武器的人能夠擔任公職，也使行伍中會駕駛船隻和會操作武器的人能夠得到提升。他建議，所有海軍軍官的晉升都應循此途徑。這些都是近代中國軍事史上前所未有的思想。

除掉重印關於武器和彈藥的傳統著作以外，這時期還出版了二十二部關於西方武器的新著作，其中七部是關於製造槍炮，六部是關於地雷和炸彈的著作。兩部著作論述炮兵陣地的位置，另外兩部則論述黑色火藥的生產。其餘五部論述的是炮兵的攻防戰術。這二十二部著作大部分是在1840至1850年期間完成的，最遲的也在1860年以前問世。50000444_178_2這些著作的價值相對地說是參差不齊的，但是它們都表明中國知識界急起直追地學習西方軍事技術的意圖。此外，這時期有十多位作者研究和寫出了關於西方軍艦的著作。解釋最詳細的是鄭復光的《火輪船圖說》。所有這些反應都是因與西方接觸而被直接激發出來的。它們終於使中國人自己產生了真正的需要。總起來說，正如魏源所指出，這些研究的目的是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

同時，在中國能利用它自己的軍事力量以前，曾經提出過各種制服夷人的暫時辦法。一種政策是“用商制夷”。在朝貢制度下，中國作為東道國通常把對外關係和通商當做一回事。事實上，中國甚至不承認存在與西方國家的對外關係，而只存在“夷務”，所謂夷務本質上是貿易的別稱。因此，這個時期的某些文人自然想利用通商來應付對外關係的需要。中國人在對待遠方國家的商人時，很早就利用開放或關閉市場的辦法來控制他們。中國的用意並不是絕對拒絕通商，因此，並不經常採用這一極端的辦法，雖然越來越頻繁地利用停止通商來對設在廣州的東印度公司施加壓力。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中國官員有著低估西方列強真正力量的傾向，因此過多地採用這種政策。同時，他們由於對自己的力量和準備狀況缺乏恰當的估計，因而招致了戰爭的災難。徐廣縉和葉名琛這兩個前後任駐廣州的總督主要採用了這種停止通商的辦法，他們兩人都是這種政策最重要的鼓吹者。

按照中國人的理解，對中外貿易的基本估計是，外國人不能放棄通商，因此可以利用通商來迫使他們屈服。這種政策的實際價值是什麼呢？現代主權國家經常利用這種政策，它似乎是國家主權的必要組成部分。但是在朝貢制度下的中外通商的古老傳統中，拒絕通商僅僅是擺佈夷人的一種手段。其基本策略是以通商和利潤為誘餌去迎合外國人的要求，以為這樣就能安撫他們和避免軍事衝突。在鴉片戰爭和開埠以後，中國官員仍然持這種想法。耆英想讓所有列強一體均沾通商利益，就是利用通商作為積極爭取和平的手段的最好證明。因此，對於利用通商來控制外國人的政策來說，擴大貿易便具有某種實在的價值。

因為這種由來已久的政策在十九世紀中葉並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於是“用民制夷”的策略又被提了出來。這一觀念回到了“無視自我民視”這一古老思想，即百姓的默認就是對政府的贊許。人民的反抗可以推翻政府，也可以被利用來反對侵略者。最明確地建議實行這種政策的是兩廣總督徐廣縉和欽差大臣勝保，但是議論這種政策的人很多，它的影響也相當廣泛。其真正目的是要利用人民群眾的情緒反對外國人進入中國，首先是利用這種情緒反對外國商人抵達通商口岸。後來，在內地也逐漸採用這一政策來反對傳教，結果經常引起嚴重的外交糾紛。這種政策反映了知識界的兩種基本信念：第一種信念是每當喚起老百姓反對外國人時（老百姓常常受到中國官員的挑唆），外國人便害怕老百姓，所以可以利用老百姓的情緒來制服洋人。第二種信念是，老百姓是忠君愛國的，喜歡成群結隊行動，魯莽而又易於受人挑唆，因此可以利用他們反對外國人。

而且，可以用計謀使外國人互相對立。這叫做“以夷制夷”之策。早在西元前六世紀，中國人已經發揮了“天子守在四夷”的思想。這一概念很容易導致以夷制夷的思想。自西漢開始，當中國最初捲入亞洲腹地時，學者們理論上的議論和對外關係的實際行動都證明“以夷制夷”政策的重要性。鴉片戰爭時期，這一思想又被提了出來。林則徐大力主張，除英國外，允許所有其他外國與中國通商，作為制服英國的方法。戰爭期間，阮元建議利用美國去鉗制英國，但被清帝國的談判代表伊裏布所反對。在戰爭之後的討論中，魏源建議中國在陸地上應與俄國結盟，以威脅英屬印度，甚至威脅越南、緬甸和尼泊爾，在海上則應與法國和美國結盟，以形成對英國的聯合攻勢。直到後來耆英在廣州主持對外事務時，人們才起來反對這種政策。反對派所依據的論點有兩個。第一，雖然中國自古以來就利用“以夷制夷”的政策，但中國本身必須真正強大起來才能使這種政策生效。在目前情況下，美國和法國遠離中國，中國沒有力量控制它們。其次，即使美國和法國幫助中國，也不能保證它們會得勝。而且如果它們得勝，那時中國會面臨更大的控制問題。

在這個時期的“以夷制夷”政策中，並沒有設法去影響遠方的歐美諸國的企圖。中國官員和文人學者還沒有如此遠大的抱負。這種政策的目標只是那些來到中國的英、美和法國的官員和商人。它打算利用與中國通商的誘餌，使各該國互相傾軋、敵對、甚至開火。這種政策所憑藉的是中國給予各方面以通商的有利條件。顯而易見，1840年的政策同1870年以後在強權政治和帝國主義競爭的世界中李鴻章與張之洞提倡的“以夷制夷”政策是十分不同的。在“用商制夷 ”、“用民制夷”和“以夷制夷”這三種政策中，最後一種具有最深遠的影響。

因為中國和西方的迎面相遇在廣義上是一種文化衝突，所以毫不奇怪，對於這種新情況的反應便引起了許多誤會和措置失宜。兩個著名例子是英國 1793年派遣馬戛爾尼勳爵赴華和1816年派遣阿美士德勳爵赴華。中國人不真正瞭解英國的國力或國威，他們單方面強調需要按照清帝國藩屬制度的繁瑣禮儀行事，強迫外國人接受中國的規格。因而他們喪失了兩次與英國建立正式的雙邊外交關係的機會。根據藩屬制度，中國強迫外國人僅僅在廣州保持貿易往來，這種政策終於使中國人自食其果。

中國人對西方人的誤會顯然出於西方人的形貌。西方人的外貌本身是使人感到驚奇的原因：白皮膚、紅頭髮、藍色而深陷的眼睛、高鼻子、絡腮鬍子、高個子和穿著緊身衣服。所有這些事物引起了奇怪的反應，導致誤會，這在鴉片戰爭期間留下了許多記載。這個時期的一個文人汪仲洋寫了一首詩來描述他的印象。他描寫的英國人有著鷹鉤鼻子、貓眼睛、紅色的絡腮鬍子和頭髮，他們的長腿不能彎屈，因而他們不能奔跑和跳躍。他們碧綠的眼睛畏怯陽光，甚至在中午不敢睜開。兩江總督裕謙在幾個地方明確地描述英國人不能彎屈腰身和兩腿，所以他們如果挨打，便會立即倒下。應該承認，有少數士紳懷疑這些流行的觀點。例如，文人蕭令裕根據他親眼所見提出了反證——外國人能夠敏捷地跋山涉水。包世臣憑常識判斷：英國人既然生長在陸地，因此他不能接受常人之見，以為英國人一旦離船上岸，就不能有任何作為。儘管如此，中國人和西方人相貌的差別，的確在中國人心目中引起了誤解。

中國和外界的關係是從通商開始的。在中國，人們普遍認為外國人需要大量絲、茶和大黃這類中國產品。因為對於情況的認識膚淺，中國部分文人作了一些被人們堅決相信、廣泛傳播和互相添枝加葉的頗為荒誕的結論。人們廣泛知道外國人需要茶葉和大黃，外國人進口這兩種產品也是很明顯的。鴉片戰爭期間許多人深深地相信，外國需要的茶葉和大黃是如此之多，如果切斷供應，他們就會變成瞎子和易患腸胃病。雖然有些開明士大夫如戰後的廣東巡撫黃恩彤和魏源就指出，外國人需要中國的茶葉是因為茶葉味道臻於極致，而不涉及人身的生死問題；但是關於茶葉和大黃重要性的錯誤觀念仍然盛行。實際上，這種觀念在中國已深入人心，從當時的著作中至少可以摘引二十處表現這種過於自信的怪念頭的引文。此外，在同意這種觀念的人們當中也有一些注重實際的經世派士大夫，如欽差大臣林則徐、包世臣和蕭令裕等人。

這種錯誤判斷的基礎是一種根深蒂固的思想-制度上的惰性。例如，道光帝認為南京條約便是一種“永杜後患”的方法。沒有一個軍機大臣為變革起過非常必要的促進作用。穆彰阿和賽尚阿是庸碌之輩，理學家祁嶲藻是保守分子和好戰分子，道學家王鼎自殺，注重實際的潘世恩年邁體衰，最後於1849年隱退。的確，鴉片戰爭以後北京的政治氣氛使人們對政治如此漠不關心，以致人們可以在茶樓酒館裏看到“免談時事”的告白。

各省領導人也沒有多少作為。他們應付這種新形勢的綱領仍舊是墨守傳統，著重訓練士兵游泳，對敵人準備火攻，恢復戰爭時期被破壞的沿海軍事陣地。兩廣總督耆英呈送了一份大約一千一百年以前唐朝一位著名官員撰寫的軍事戰略論文。另外一些沿海總督如琦善、楊國楨、怡良、牛鑒、璧昌和李星沅，全都對改革漠不關心。劉韻珂和何桂清是例外，不過甚至劉韻珂也只是一個不徹底的改革者。這種政治-制度上的惰性也表現在沿海省份的巡撫和高級軍事將領們身上。

從一些政治領袖對待西方所持的觀點中也可看出中國的惰性。從最初的中西方接觸起，這種對外關係被普遍認為只是經濟關係，不是政治關係，因此高級官員應該置身事外。例如，1842年8月17日，耆英打算在當時正在進行的和談中親自會見英國人，但是道光帝指示不宜這樣做。還有，1846年5月 8日，欽差大臣賽尚阿提出了一個對付外國人的方法：切斷外國人可以要求中國官員接見的所有管道。在外交上，這確確實實是“關門”的對外政策。

另一手便是好戰的政策。雖然欽差大臣林則徐並不想同英國全力以赴地進行戰爭，但是他的強硬政策受到這個時期許多士大夫的稱道，其中包括經世派作家包世臣和姚瑩，以及京師的一些高級官員如王鼎、李棠階和祁嶲藻。一些二三流文人也為林則徐的政策所吸引。1832年的舉人臧紓青，鴉片戰爭期間在家鄉江蘇組織了一支約一萬人的鄉勇。由於這種努力，他在南京條約簽定以後被授予“同知”官銜。但他謝絕了這一榮銜，他堅決認為在撫夷政策成功以後得獎是一種恥辱。

在這樣的情況下，魏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建議未被重視也就不足為怪了。雖然在1840—1860年間已開始虛心地研究西方，但是中國人關於西方關係的觀點仍受到誤解和思想-制度上的惰性這兩者的限制。由於拒不考慮外國的現實情況，中國沒有形成一種全國規模的緊迫感，直到更強烈的震動使之大吃一驚時才有所改變。最後結果是，中國在為現代化防務的奮鬥中，基本上“喪失”了鴉片戰爭以後的二十年時間。


第03節 西方力量和財富的衝擊，1860—1895年

1860年以後，部分文人認識到中國面臨著幾千年未曾見過的新情況。黃恩彤把這種情況叫做“變動”，黎庶昌稱之為“變端”。王韜把這叫做“創事”，丁日昌、瑞麟、曾紀澤和李宗羲稱之為“創局”。不過最通常的術語是“變局”；夏燮、薛福成、王韜、李鴻章和恭親王（奕訢）在六十年代，鄭觀應在七十年代以及康有為和其他經世派學者在八十年代，都使用這個術語。

雖然後來的政治家和歷史學家也許有充分理由認為鴉片戰爭是劃時代事件，但是晚清的絕大多數士大夫直到1860年以後才覺察到這種變局。現有的史料表明，1840和1860年之間只有揚州秀才黃鈞宰在1844年毫不含糊地寫道，西方人的到來是一大“變局”。但是在1861年以後，許多士紳認識到了這一事件的重要意義。

我們發現，從1861至1900年至少有四十三個人評論了這種巨大變化的意義。最早的一個人是多產作家王韜，他在1864年對於西人之雜處中國感到驚訝。前廣東巡撫黃恩彤在1865年認識到，中國已經面臨幾百年來最大的一次變化。丁日昌在1867年斷言，中西接觸的擴大是一千年來所發生的最大的一次變化。李鴻章在1872年聲稱，西人東侵是三千年來所發生的最大的變化。光緒在位時期，曾紀澤稱這是五千年來最大的變化，張之洞書之為亙古未有的奇變。實際上，這種變化太大，不能根據過去的經驗來認識。確實，這簡直是史無前例的。

1862年李鴻章致沈葆楨的一封信中指出，中西雜處之勢方興未艾，這種情況是不可變更的。兩年以後王韜以同樣語氣寫道：“現在，外國人從地球上的各個角落向中國聚集。這的確是史無前例的事件——天下的大變局。”他後來斷言，這種變局將一直繼續下去，直到合全世界成為一大同族體而後已。曾紀澤在出使歐洲以前，在七十年代初期對於西方船舶雲集於中國這一事實已經有了非常深的印象。薛福成對於世界上所有海運國家由於其輪船的往來而終於互為鄰國這一事實，同樣感到驚訝。其他有遠見的文人，包括夏燮、瑞麟和郭嵩燾，在六十和七十年代也無不作出了類似的評論。

根據這些思想開朗的人士的說法，西方的到來招致了各方面的大變。首先，新局勢給中國帶來了外交問題。改良派馮桂芬在六十年代初期曾經恰當地指出，雖然中國不久將把國內叛亂鎮壓下去，但它不能把肯定要在中國呆下去的西方人趕走。所以，正如夏燮和黃恩彤在六十年代中期堅決主張的那樣，與來自遠方的人們保持和平是中國政府的重要任務。中國在隨後幾十年非常注意它和西方的關係，這促使中國駐日公使黎庶昌在1884年肯定地認為，在中國同外界打交道的漫長歷史中，它不過剛進入一個新時代。

新形勢的特點也表現在西方軍事的優勢上。不祥的外國威脅使得中國猝不及防，這不僅因為威脅的來路與往昔不同，而且也因為它有其無可爭辯的軍事力量。高級官員楊昌濬在1874年指出：“西洋各國，以船炮利器，稱雄海上，已三十餘年。近更爭奇鬥巧，層出不窮，為千古未有之局。”李鴻章以同樣的口吻指出，西方可怕的軍事威力表現在其破壞性的大炮上，大炮可以摧毀中國最強大的陣地，使得沿海和內地的要塞都無法防禦。此外，輪船和電訊提供的快速交通通信設施也助長了這種軍事優勢。因此他得出結論說，西方是中國數千年來所面臨的最強大的敵人。

按照許多人的說法，變化的實質在於這一事實：西方不是遊牧國家，而是海上強國。1874年李鴻章奏稱：“歷代備邊多在西北，其強弱之勢，客主之形，皆適相埒。且猶有中外界限〔在長城〕。今則東南海疆萬餘裏，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麇集京師及各省腹地……實為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統領周盛傳所持觀點與李鴻章完全相同。

一些有識見的官吏常常把這種變局歸因於政治帝國主義。1865年黃恩彤寫道：“迨英吉利互市開關，粗就條理，而米利堅、佛蘭西各使踵至，均不免非分之幹。其餘各小國亦竊睨其旁，妄生覬覦。洵數百年來中外一大變動也。”許多人認為，往後局勢會越來越壞。恭親王和李鴻章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都曾指出，外國人不僅活躍於沿海，而且侵入腹地，甚至闖入京師。李鴻章說，這些西方人“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構煽。實為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另外一些高級官員如楊昌濬和王文韶也所見略同。

隨著十九世紀時光的流逝，政治帝國主義變本加厲起來。鄒誠敏銳地發現，列強的包圍是從未有過的變化。據他說，中國在唐宋時代只須專注西北邊界，在明代只須特別重視東北邊界。但是到十九世紀後期，中國發現自己處於四面八方備受外敵入侵的境地。丁日昌具有同樣的緊迫感。他在1874年的奏摺中指出，中國完全被外敵包圍了。法國以安南為基地，威脅廣西、雲南和貴州；英國在夷印度為殖民地以後，威脅四川和雲南。俄國赫然聳立於北方，威脅新疆、甘肅、陝西和滿洲。東南沿海七省經常處在西方海上列強入侵的威脅之下。他作出結論說，中國在漫長的歷史中還從未遇到過同時又有陸上又有海上的入侵。

在某些改革派看來，“變局”的特點還表現在西方的經濟侵略上。六十年代夏燮和李宗羲討論過中西貿易的重大結果；而改革派商人鄭觀應指出，中國與西方的大規模貿易是中國歷史中從未有過的事件。1867年丁日昌對西方機器的奇跡表示驚訝。七十年代，許多士大夫如李鴻章和吳雲都強調，新時代在中國已露曙光，因為中國已採用輪船和鐵路。實際上，許多紳士在隨後十年間把引進技術看作變局的核心。在薛福成看來，西洋技術的到來，“實開千古未創之局”。

新的形勢使某些士大夫回想起中國歷史上周亡秦興時的巨變；他們意識到，中西關係的發展是可與西元前221年古代的轉捩點相比擬的新的起點。七十年代後變化加速進行，許多革新人士都認識到這一事實。例如，1874年丁日昌把西方的入侵比作一場勢不可擋和橫掃一切的烈火。張裕釗在八十年代初期評論說，變化的速度非常快，變化的性質是前所未有的。

可見，許多士大夫已認識到一個新時代的黎明，但是他們認為的這種變化的理論基礎是什麼呢？由於他們都出身於儒家社會，他們希望到傳統中去尋找答案——而且他們也找到了答案。實際上，傳統思想並不缺少對變化的信念和敏感。關於這個問題最重要的經典是《易經》。王韜、丁日昌、鄭觀應和郭嵩燾等西洋通都經常引用該書的中心思想之一，即“窮則變，變則通”。從1860至1895年用來指模仿西方的各種努力的“自強”一詞，實際上就來源於這部經典。曾國藩注釋說：“大易之道，重時與位。二者皆有大力者冥冥主持，毫不得以人力與於其間。”

“運會”一詞來源於邵雍所闡發的理學的宇宙論，意指一種不可思議的宿命的變化。它認為存在著人們不能抗拒的一種神秘力量，這種力量不可預見地要表現出來，並給人類世界和自然界帶來巨大變化。由於所有巨大的歷史變化都可被認為適用於這個概念，因此許多改革派人士便把1860年後的新形勢描繪成“運會”。有些人主張，“運會”可以被看成是天意的表現，因此是不能抗拒的。嚴複對這種思想解釋得最清楚。他說，中國正經歷自秦代以來最大的變化，變化的原因則是不可知的。但是，如果非要給它取個名稱，那就是“運會”。一旦“運會”的力量動作起來，雖是聖人也不能改變其進程。許多有改革思想的學者，如王韜、鄭觀應和湯震都曾預言，“運會”很快將引導世界成為一個全人類自由融合的巨大而和諧的社會。

部分文人學者大膽地斷言，不只他們鼓吹變革，因為他們聲稱，孔門聖人如果生活在十九世紀，也會照此方式行事。在這方面，郭嵩燾提到了古代聖人堯、舜；皮錫瑞舉出了理學大師朱熹、程灝和程頤；王韜、李鴻章和鄭觀應暗示，孔子如果生活在十九世紀，他本人也會隨著時代而轉變；嚴複提出了最大膽的觀點，因為他斷言，聖人也是“運會”的產物，即使他們想抗拒變革，也是做不到的。在這種情況下，聖人因為能夠預見“運會”的趨勢，故能適應時勢而行動。

許多文人學士認識到時代變化的性質，但什麼是變化的訊息呢？他們強調指出，西方的到來給中國提供了絕好的機會。1864年王韜認為，上天使西方諸國麇聚於中國，不是為了削弱中國，而是來磨礪中國，就象把刀放在磨刀石上磨快那樣，使它也變成富強國家。後來他解釋說，這是因為中國有聘用西人為中國效勞的機會。

按照郭嵩燾的意見，新形勢就象一把兩刃刀。它可以加害於中國，也可以有利於中國，這要看中國是否能因勢而利導了。事實上，許多改革志士——包括六十年代的薛福成和丁日昌、七十年代的李鴻章和鄭觀應在內，都曾敦促國人利用這種天賜良機。

可見，改革派人士是認識到了中國面臨巨大變化的，這種變化使中國遇到了挑戰的機會。問題仍然是，中國對這種形勢應作出什麼樣的反應？郭嵩燾說，為了適應這種變化，就必須瞭解外國人；為了把握時機，就必須學習外國方法。那麼，中國怎樣才能瞭解外國人，又從何處開始學習外國方法呢？

據改革派人士說，巧妙的外交在中國瞭解西方的過程中具有重要作用。郭嵩燾堅持說，中國不論防禦性的或進攻性的戰備努力，都無補於時局。薛福成、丁日昌和王韜都認為，中國必須拋棄與外界打交道的傳統方法，以便尋求新的方法。如果中國對自己的外交關係處理得恰當，它就無須使用武力。

1861年總理衙門成立（見上卷第五和第十章）以後，對外交人員和翻譯人員的培養就予以注意了。實際上，早在1859年2月26日，郭嵩燾就奏請設立通譯學堂，著重教授西方語言。1861年馮桂芬也強調學習西方語言的迫切性。但是這些建議直到1862年才付諸實施，這一年在北京設立了同文館。這個學堂是恭親王和文祥1861年聯名奏准成立的，他們在奏摺中還建議挑選年輕、聰明的滿族子弟學習外語。同文館設有英、法、俄、德文課程。為了提倡忠於學校的精神，軍機大臣文祥接見了該校一名頭名生，勉勵他努力學習，以便瞭解西方。該校及時造就了一批優秀外交人員。

在地方上，李鴻章也有類似主張。在兩位著名改革派郭嵩燾和馮桂芬的幫助下，1863年巡撫李鴻章在上海設立廣方言館。1864年在廣州和 1866年在福州成立了同樣的學府。一般地說，這些語言學堂都逐漸成了西學中心。到1867年，同文館的課程裏面開設天文學和數學；到1879年，又增設了物理、化學、生理學和國際法課程。該校逐漸具有小型文科專門學府的面貌。

同時，在通商口岸湧現出一批外事專家，首先是五十和六十年代擔任上海道台的那些人物，如吳健彰、薛煥、吳煦、楊芳、丁日昌和應寶時。與何桂清和勞崇光這些早期的通商口岸官吏相比較（見第五章），他們比較瞭解西方，但是，他們比不上七十和八十年代的外事專家，這些人包括郭嵩燾、曾紀澤和馬建忠，他們都有機會親眼觀察西方社會。開明官員非常重視關於西方的直接知識。丁日昌1867年上疏主張在國外設立正式公使館。在他看來，中國外交官的一個重要任務是要秘密雇用具有現代武器技術知識的西方人。十年後，中國在倫敦設立了郭嵩燾率領的第一個駐外公使館。郭嵩燾給一位中國外交官提出了兩個目標。第一，他應該學習東道國好的方面，使之造福於中國。第二，應千方百計維護中國和駐在國之間的和平關係。

改革派人士認為，瞭解西方的最好途徑是和平，而不是戰爭。在京師，提倡和平外交政策的主要人物是負責同歐洲侵略者打交道的恭親王和文祥。他們相信西方人志在貿易，而不在領土。因此，中國的方針是用商業特權安撫侵略者，用物質的誘餌來控制他們。這符合由來已久的“羈縻”政策。另一些人也具同樣的觀點，其中最著名的可能是郭嵩燾（1818—1891年）。咸豐時期，他為主撫的外交政策提出了一套哲學理論（見第九章）。1858年在回答僧格林沁關於是先打豫東的撚軍或先打天津附近的西洋人的問題時，郭嵩燾說：因為撚軍已形成嚴重的叛亂，應予討伐；而西方人只想做生意，故以和為貴，不宜訴諸戰爭。次年，當這位將軍真的準備同英法聯軍作戰時，郭嵩燾十七次給他寫信，反對這種行動。1860年僧格林沁和其他將領戰敗後，郭嵩燾越來越反戰。他攻擊南宋以來鼓吹戰爭而不顧現實的那些學者。在伊犁危機期間，郭嵩燾從倫敦寫信，力主避免同俄國作戰。他隱退以後反復向朝廷和地方上的高級官員陳述這種和平政策。中法戰爭期間，他用同樣的語氣批評中國的好戰政策。

地方上有幾位高級官員贊成和平的外交政策，其中最有影響的是李鴻章。李鴻章在後半生盡力維護和平，從不輕言戰爭。1870年，他聲稱根據中國的歷史經驗，中國不能進行持久的對外戰爭。但是可以長久維持和平。1871年他進而主張說，即使中國在一百次戰爭中都獲勝，這也不能和不戰而勝的外交政策相比。他為林則徐和僧格林沁輕率地挑起了幾乎導致清朝滅亡的對外戰爭而痛惜不止。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關於伊犁危機和安南危機與總理衙門的通信中，李鴻章堅決主張和平政策。

1872年去世的曾國藩也全心全意支持這種講求實際的對外政策。他在附和郭嵩燾的觀點時，又在1870年對過去七百年間空話連篇而鼓吹對外戰爭的那些學者進行了指責。他斷言處理對外事務的最好方法是“羈縻”，按照曾國藩的說法，這個政策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其弟曾國荃也同此觀點。他主張，處理對外關係的指導方針是“柔”和“忍”。因此1883年他反對同法國作戰的政策。其他許多關心改革的士大夫也贊成這種基於和平的對外政策。

維護和平的一個方法是要保證條約裏的條款完全得到尊重。這就是1864年上海道台丁日昌為什麼拒絕了中國商人要求取締外國棉布商店的請願的原因。同樣地，1866年郭嵩燾經過不屈不撓的努力，勸說潮州居民允許外國人進入該城。郭嵩燾在一封致紳士的公開信中說明，雖然中國人有權拒絕西方的任何非法要求，但是他們應該尊重把該城辟為通商口岸的條約。他在信末舉葉名琛為例，後者由於拒不尊重條約而被英國軍隊抓走了。丁日昌知道他被派去協助郭嵩燾處理這次危機後，他在1866年寫道：“彼遵條約而我背之，則曲不在彼而在我。”

這種和平方針不應該被理解為完全屈服。相反，它是一種積極政策。根據丁日昌的說法，這是中國按照條約能夠保護自己利益的唯一途徑。 1864年，上海道台丁日昌巧妙而堅決地拒絕了外國人的幾個法律權利以外的要求，包括美國人要求在上海城內購買房地產，英國人堅決要求在上海和蘇州之間通航，以及法國人要求在上海和吳淞之間敷設電纜。丁日昌明確宣佈了他的原則：在外交事務上，條約上的條款應予履行，不在條約上的事項應予禁止。

根據某些高級官員的說法，與西方保持和平關係的一個重要方法是對所有外國人以誠相待。六十年代形成了以誠意為基礎的對外政策理論，誠是儒家學說的重要內容。孔子說過：“言忠信，行篤義，雖蠻貊之邦行矣。”這是1860年英法聯軍佔領北京以後這段時期改革派的指導原則。恭親王和文祥以西方軍隊按照條約迅速從北京撤退為例子（見第五章和第九章），斷言西方人與中國歷史中企圖獲得中國領土的其他外夷不同。用信義使他們就範，以此馴服他們的野性，中國便能為自己謀利。

曾國藩1862年致李鴻章的一封信中寫道，雖然中國在處理自己的外交事務方面是極端困難的，但是它毋須到孔子制定的制度以外去尋求基本原則。具體地說，中國對待蠻夷的政策應該是忠、信、篤、敬。他進一步解釋道，“篤”者厚也；“敬”者慎也。他接著又說：“信只不說假話耳，然卻極難。吾輩當從此一字下手。” 不只曾國藩一個人強調孔子的這四個字。1864年王韜也向丁日昌提出了利用這四條原則的對外政策。1876年郭嵩燾上疏建議，這四個字應該成為中國對外政策的基礎。後來，曾國藩進一步闡明了這種思想：“顯違條約，輕棄諾言，而後為失信也。即纖悉之事，嚬笑之間，亦須有真意。”曾國藩繼續說，如果一個人不喜歡另一個人，其情緒必形之於外，否則就是不誠。同樣，如果中國和外國之間恢復了和平，中國應該公平地對待外國人。

郭嵩燾在1861年也持類似觀點。他斷言，縱觀中國歷史，中國用四種不同的方法控制外國人：正直的行為；講究策略的計謀；令人敬畏的聲譽和仁慈的行為。關鍵之點在於誠篤原則是所有這四種方法的本質。這種誠篤外交是郭嵩燾在餘年中主張的對外政策理論的基礎。六十年代初期具有此類觀點的另一位學者是馮桂芬。他說過，既然和平談判已經成功，中國人就應該坦誠地對待外國人，同時停止一切不友好的和多疑的活動。某些官員如曾紀澤，在七十年代繼續闡明誠實和守信的思想。在某些方面，這種守信的外交政策與西方尊重條約的政策不謀而合，但是中國不是從西方學來的。從很早的時候起，這種信念就已經成了中國人經世治國的一個因素。

除了大力提倡和平的對外政策以外，當時的開明之士還認識到中國必須把握“變局”的時機，以圖在軍事上強盛起來。這種觀點導致在天津進行西式訓練，建立神機營，利用西方武器反對太平軍和建造兵工廠與輪船（見第九和第十章）。但是，自強的倡議者並不是不分青紅皂白或不惜工本地追求這種軍事計畫。事實上，他們謹慎地遵循某些原則。首先，由於他們一開始就設想西方人並不願意把軍事秘密教給中國人，中國必須偷偷地學習它們。1864年總理衙門和李鴻章之間的通信在討論彈藥生產和造船業時，都極力強調學習外國人的軍事秘密，但決不可引起別人的懷疑和不滿。

其次，這些高級官員堅決認為，中國在實行軍事自強的計畫時，應該始終保持自己行政的完整。這種態度表現在1862年李鴻章對於西洋教官訓練中國軍隊的疑心、1863年恭親王和曾國藩堅持中國人控制李泰國-阿思本艦隊的行動（見第九章）和1864年英法教官在訓練淮軍時丁日昌力圖抑制其勢力的措施等方面。三十年後，李鴻藻和榮祿由於耽心中國不能繼續牢固地控制住西方人，反對利用西洋教官訓練中國軍隊。最後，改革派曾試圖把技藝列入科舉考試之中。六十年代初期，馮桂芬、李鴻章和丁日昌極力主張，為了獲得西方的優秀技能，必須改變科舉制度，把便於選拔具有現代技藝的人員的項目也包括在內。這個建議代表了當時最根本的和最進步的思想，但它收效甚微。

自強運動是中國對它在與西方關係中出現的危機的反應。“自強”一詞最初見於《易經》，它把天的本質描述成永恆而有力，提醒人們要自強不息，以便能夠與天的這種氣質協調一致。南宋時代，董槐把這個概念運用到中國和亞洲腹地各族人民的關係上。他爭辯說，如果中國能夠自強，它就無須害怕這些夷狄。自強的現代含義便是基於這一總的概念的。1895年以前，至少有三十九位作者討論過力求自強的問題。

自強運動必然涉及到“洋務”。“洋務”的含義與時俱變。1840年7月一位禦使首先使用它，其總的意思與“夷務”相同，即純粹指與對外事務和對外貿易有關的事務。 1860年以後，它仍然常常被用來表示處理對西方（包括俄國，但不一定包括日本）的關係方面的事務。漸漸地，它開始指包括對西洋人的關係以及有關西方的方法和機器在內的政府事務。但是在狹義上，這個名詞是指採用西洋技術知識。換言之，圖強的具體計畫中通常包括一個模仿西洋方法的階段。這可以稱為“洋務運動 ”，或西化運動。自強是士大夫的目標，而狹義的西化便是達到這個目標的具體計畫。雖然自強在理論上包括內政的改革，但它主要的著重點實際上是模仿西洋技術。

1860—1880年期間，出現了文化意識的新覺醒。這促進了較多地著重於思想、態度甚至制度的討論。這種覺醒是認識到必須進行改革（變法），在面臨外國技術和經濟挑戰的情況下，變法與其說是在內政上作真正的改革，不如說是調整中國的制度。實際上，所進行的革新是表面的和雜亂的。以自強的名義設立的新機構都叫做“局”，它最初是指為應付特殊的緊急需要而設立的暫時性機構。“局”這個名稱現在開始含有比較值得重視的長期地位的意思，這種地位是“局”的建立者有意識地把它當作長期改革的組成部分的結果。但“局”還未具有正規官僚機構的穩定地位。這種局（如中國輪船招商局）須依靠官方保護人的勢力來獲得保障，可是也容易受到其他官吏的攻擊。

“變法”最初表示出激烈地改變行政制度的主張，這是論述經世之學的少數傳統學者和官吏所堅決要求的。從宋朝的王安石到清初的顧炎武或者到十九世紀初期的龔自珍，每隔一段較長的時期，就出現了比較帶根本性質的改革思想。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初期起，“變法”一詞有時被用來表示對西洋制度進行適時而積極的適應。在許多官員心目中，這的確是一個嚴肅問題。在倭仁這樣的保守派看來，為了引進西洋技術而改變中國制度，不僅是墮落，而且也操之過急。可是象科舉或練兵這些制度方面的根本改革，恰巧是主張西化的少數官員的初衷。李鴻章把他1864年關於改革兵制的建議稱為“變法”，雖然他也使用不那麼刺耳的辭彙，如“順應”和“變革方案”等。丁日昌在主張神聖不可侵犯的科舉制度應適應西方技術時，提出了最大膽的建議——他設想的八種考試科目中有四種與西方事務有關，即時事、軍事專長、自然科學以及外語和外交事務。

李鴻章在1874年給皇上的正式奏摺中談到了改革，當時他就海防問題提出了條陳，同時引證《易經》，充分闡述了他的變革要求的意義。他作出結論說，“居今日，而欲整頓海防，舍變法與用人，別無下手之方”。1881年1月他在給學者王闓運的一封信中甚至講得更加明確，即“內須變法”。在同一時期，敏感的官員和文人如郭嵩燾在1875年、薛福成在1879年、王韜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初，都專門討論過改革問題。改革思想當時進展很小的事實，說明了它們遇到的障礙的程度。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這二十年間，中國的領袖人物和作家們只是徒托空言，實際上卻與不可克服的制度和政治上的阻力互相妥協，不過他們仍然力圖把握住“變局”所提供的大好時機。

“西學”一詞暗示這種新的文化意識，它只是慢慢地得到傳播和受到尊重。西學的思想派生出許多其他概念。“西學”和“新學”的含義是一樣的，不過“新學”一詞在1894年以後才流行起來。西學包括外國人和中國人從歐美輸入的各種不同的知識。因為它不同於中國古老的傳統學識，它便被稱為“新學”，以示區別。從中學和西學、舊學和新學的這種對比出發，便自自然然出現了一種從文化上進行辨別和選擇的態度，這包括闡述西學的內容，分析它的特性和衡量它的價值。

接受西學的運動在1860年以後有明顯進步。如上所述，翻譯西文的報紙早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就被認為是獲取外國情報的一種方法。1851 年以後，這種努力擴及對書籍的翻譯。即使我們只估計那些在官方主持下進行的翻譯作品，江南製造局和京師同文館的出版物也仍是很可觀的。很多這些出版物是受雇於清政府的傅蘭雅和丁韙良的成果。如果我們再加上西方傳教士私人的翻譯作品，數量就大大增加了。所有這些譯著成為傳播西學的重要津梁。毫無疑問，這些譯著曾在官方人士中廣泛傳閱。

我們可以舉幾個例子來談談。1852年以後所出魏源的《海國圖志》新版，就包含了當時大約二十部譯著的資料。趙烈文收集了西方傳教士在香港出版的整套《遐邇貫珍》（1853年8月至1858年5月共出版三十三期），並將它們借給了官方和知識界的朋友，包括翰林吳嘉善和道台鄧隨帆等人。 1874年，即論述海防的一本德文著作被翻譯成中文和出版的那一年，李鴻章、李宗羲、劉坤一和丁寶楨四位督撫各在奏稿中利用了該著作闡述的原理。江南製造局的翻譯中心當時作出的貢獻最大。從開始翻譯的1868年到1879年6月共出版了九十八部著作，另外四十五部已被翻譯出來，但尚未出版，其他十三部則尚未譯完。銷售量已達31，111部。這說明了這個時期西學傳播的規模。

西學因西式學堂的建立又得到進一步的傳播。官方辦學堂以進行語言、技術、電報、採礦、造船、海戰和陸戰的教學。除此之外，還有外國傳教士開辦的學堂。西方科技知識的直接傳授達到新的水準。中國人——特別是通商口岸的文人和商人——對西方科學的好奇心的增長，有他們致《格致彙編》（1876 —1892年）雜誌編者傅蘭雅的書信可資證明。

最後，我們還可以指出，在傳播西學的過程中，一些官員和學者出國旅行或執行外交任務，一些學生參加中國赴美留學生團和參加福州船政局派往英法留學的計畫，這些活動也都具有重要意義。它們導致了比較深刻地接受西學。出國人員的旅行回憶錄和其他著作擴大了這種活動的影響。從1866年斌椿開始，中國官員和學者旅行家開創了一個好傳統，從此以後，中國人把他們的見聞和觀感收集起來，詳細記述在日記和詩文中。從1866至1900年，由六十六人所寫的國外見聞的單行本著作，總數超過158部。這些日記和詩文被出版而廣泛流傳，它們對於官員和士紳必然有一定的影響。這些出版物對於在進一步推進制度的改革方面，有它們的一份功勞。雖然變法計畫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只是偶然的現象，但到1885—1895年時期則成了一個廣泛的運動。

商業、工業和農業在七十年代以後日益受到重視。1879年薛福成在他關於對外政策的建議中大力主張，在這種變革時代，政策之“用”應為商業，但其“體”應為工業化。工業化的非軍事方面慢慢深入人心，在十九世紀最後二十五年間，有改革思想的官員注意建設民用工業，如海運、採礦、紡織、鐵路、鑄幣和鋼鐵生產：所有這些都要採用西方機器。也有人討論農業的現代化，鄭觀應在七十年代提到它，左宗棠1877—1881年在甘肅把它付諸實施。1892 —1895年期間出版了另一些著作，如陳熾和孫中山的著作，它們著重論述了西方的飼養和溉灌技術、農業機器和化學肥料的使用以及舉辦農村集市的好處。 1895和1896年，在孫中山和張謇的宣導下，分別在廣州和上海成立了農學會，出版了一種專門討論現代農業的雜誌。

努力學習西方經濟的中心思想在於強烈地希望中國成為一個富強的國家。六十和七十年代廣泛流行“富國強兵”的口號。不過從七十年代中期起，卻出現了強調“富民”或“利民”的重要性的思潮。這種新思想可以追溯到1875年，當時郭嵩燾在致恭親王的信中主張，政府應該鼓勵人民從事現代航運業和製造業，因為國富和民富是不可分割的。鄭觀應、王韜和李鴻章也討論過這種思想，不過以馬建忠在1890年的論述為最系統和最有說服力。

雖然政策性文章在傳統上提倡保護人民和照顧人民方便，但是很少超越主張輕徭薄賦和與民休養的範圍，而且從未長時期地付諸實施。這種傳統思想僅僅成為現代富民觀念的遙遠背景而已。但是這種“富民”的新思想認識到國家和民眾有密切關係，民富是國強的根基。換言之，如果國家要強盛，就必須使全體人民既富且強，因為富和強是互相關聯的。


第04節 對外政策觀點的矛盾，1860—1895年

中國人對西方的某些觀點是不大合理、不大有建設性和不大令人愉快的。這些觀點常常是好戰的，情緒激烈，偶爾還是排外的。這種思想上反西方的不合理態度，主要歸因於士大夫在理智和感情上對中國文化傳統抱有深信不疑的態度，雖然正是西方帝國主義促成了這種態度。但與此同時，又出現了一種認識（儘管是慢慢地和模糊地出現的），即中國是一個應予珍愛的實體——這種認識與其說是仇外的和有文化偏見的，不如說是理性的和民族主義的。

雖然排外主義在中國與外界關係的早期歷史中有其深刻根源，但是直到西方壓力加強的1860年以後它才成為一種值得重視的重要力量。排外主義的範圍廣泛。一方面，有些人憎恨外國人，但不反對模仿西方，為的是進行反擊。另一方面，有些人不分青紅皂白地反對任何外國事物，不論是基督教也好，或是現代技術也好。

因為反洋教運動在其他篇幅中討論過（見第十一章），我們在這裏主要談談反對引進西方技術的問題。這種反對的原因很多。最基本的原因是認為中國毋須模仿西方。首先，排外的文人學士認為西方的技藝實際上華而不實，對於中國沒有必要，因為要成為一個強國，民心比武器更為重要。大學士倭仁斷言，夷人害怕中國的不是它的大炮和兵艦，而是它的民心。模仿西方並無益于戰勝敵人，反而會降低民眾支持政府的熱情。他問道，如果一個政府失掉了民心，它怎能長期支持下去呢？因此他建議，基本方案應該是振興民眾志氣，而不是模仿夷人的技術。他堅決認為，歷史明確表明，技術不能使一個積弱的國家強盛起來。

某些官僚學者特別相信，中國的海防無須得到西式武器。劉錫鴻舉俄國和美國為例。美國之戰勝英國，並不是得益于海軍，而俄國僅僅擁有一支象徵性的海軍，卻成功地向英國的霸權挑戰。另一些評論家更加關注的是中國的所謂文化上的優越性，他們表示，軍事技術之取得常常要以犧牲文化和良好的吏治為代價。為了說明這一點，他們指出中國北邊諸蠻族雖有強大騎兵，但文化上仍然低下，無力組成一個國家。

改革派把自己的方案吹捧為行之有效的方案，而排外的士大夫則強調儒家的道德原則，所以是堅定的反功利主義者。他們頑固地主張，中國應該特別重視儒家禮、義、廉、恥的古訓。實際上，德行是使夷人敬畏的妙法。他們繼續說，如果鼓勵儒學之士向夷人學習，他們就會寡廉鮮恥。歸根到底，這些嚮往夷人的文人，由於不知廉恥和無愛國心，對中國將沒有用處，不管他們多麼精通西法。因此，以道德相尚是根本，它的影響深而且遠。相反，他們認為功利之見是皮相之談和鼠目寸光。因此，看到光緒皇帝的師傅之一翁同龢經常向這位年輕的國君講論義利之別的意義，這就不足為怪了。義利之別一講，就使得七十和八十年代許多士大夫反對各種自強計畫，特別在1889年反對鋪設從天津至通州的鐵路的計畫。

保守派提出了為什麼中國不需要從事洋務的另外一些原因。他們堅持說，縱觀中國歷史，中國在所有昌明盛世都不曾向夷人學習。他們問道，為什麼在十九世紀中國就必須模仿西方才能富強呢？此外，他們還斷言，即令中國要在科技方面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它仍然可以避免向西方夷人學習。他們認為，這是因為中國擁有這方面最優秀的專家，政府要做的事就是在中國內部尋找這樣的人才。

在某些士大夫看來，西方的好東西對中國不一定有用，因為每個社會的條件不同，價值各異。人口懸殊便是這樣一個差別。西方由於人口少而造成勞動力的短缺，故需要機器。把機器引進人口過剩的中國，只會加重失業。另一個例子是鐵路。建築鐵路是否合乎需要，要看該國的軍事力量如何。西方因為強盛，故能夠利用鐵路迅速進行運輸。中國因為在戰時不能保衛自己的鐵路，反而會因有鐵路而吃苦頭，因為敵人會利用鐵路，以便於他們在中國調動軍隊。

排外的紳士進一步爭辯說，中國不能成功地向夷人學習，即使它需要進行這種學習也不行。例如，軍事知識對一個國家太重要了，故不能與其他國家分享。大學士倭仁在1867年的奏摺中說道，夷人終是狡詐之徒，絕對不能相信他們會真心實意把軍事技術教給中國。由於同樣的原因，西方也不會把它最好的武器賣給中國。著名學者俞樾和曾經入過李鴻章幕的王炳燮也有同樣的見解。他們堅決認為，中國從西方得到的東西都是過時的和陳舊的，因為沒有一個國家會愚蠢到自取敗亡。另一位學者李元度寫道，只有決心才能制服狡詐，只有果斷才能挫敗陰謀；但是決不能指望學生以計謀勝過先生。

某些保守派大膽地斷言，現代技術沒有用處。著名湖南學者王闓運寫道，蒸汽動力的軍艦完全依靠煤的能量，如果切斷煤的供應，軍艦也就無用了。此外，它們在內河不大靈活，在陸戰中完全無用。同樣，火炮必須輕巧和機動才能有用。但是西式火炮太笨重，難於移動。他們說，在昌明盛世，中國出於好奇心，可以玩玩這些無用的新奇之物，但是在財政拮据時，它千萬不能為此浪費金錢。

儒家關於宇宙的神話是設想天人之間互相起作用。保守派聲稱，引進採礦、鐵路、電報線路和教堂建築等西方事物，會違反包括“風水”——它對五穀的生長和人們的幸福都起作用——在內的宇宙的常態。因此，他們常常引證異常的天文現象（例如彗星），認為這是上天對人世的某種不祥之事的示警。他們還斷言，自然災害如旱災、水災、地震和火災，是上天具體暗示有條理的風水力量受到了妨礙和干擾。

他們進一步斷言，雖然西方技術在某些方面對中國有益，但它的缺點遠遠超過它的優點。舉例來說，正如俞樾所指出的，它歸根到底是有害的，因為它會迅速耗盡在供應上本來有限的自然資源。七十年代，江西巡撫劉秉璋以這個理由來反對現代採礦業。另一些人則集中注意力於社會政治問題。例如，王炳燮聲稱，引進西方技藝會加深社會上的不公道，因為富者採用機器會愈富，而貧者由於失業會愈貧。

這種社會上的不公道具有涉及大多數人的政治後果。京師及地方上的各級官員，如軍機大臣翁同龢、掌印禦史屠仁守、巡撫王文韶和候補知府楊廷熙都指出有發生政治暴亂的可能性。在失業者中間，弱者將成為竊賊，強者將流為盜匪和叛亂分子。因此他們作出結論說，本來動機在於為中國謀利益的“洋務”活動，將導致公開的叛亂。光緒初年文化和政治上的排外主義就這樣與前輩理學家吳廷棟（1873年去世）的觀點合拍了：唯利是圖的活動的結果是絕無絲毫利益可言的。

中國人的排外主義，在許多方面是由於害怕西方帝國主義造成的。許多士大夫如翰林殷兆鏞和政治謀士王炳燮與薛福成認為，西方人正在採用“蠶食”政策。但是，在外國人能夠把中國夷為殖民地以前，他們將首先從經濟上剝削它，攪亂它的社會秩序，干擾它的法律程式，最後使它道德淪喪。按照他們的意見，外國人來到中國的目的是要熟悉中國的地理和社會情況，以便進行他們的政治侵略。他們問道，如其不然，外國傳教士為什麼不以在他們自己國家裏敬拜上帝為滿足呢？他們堅持說，西方從政治上對中國的蠶食是逐步的，不過是堅定的。例如，南京條約還沒有提到的基督教傳教活動問題，在十六年後的天津條約中就居於突出地位了。他們在六十年代推論說，西方列強在以後續修條約期間將會對中國施加壓力以謀求更多的特權。

中國人害怕西方的政治侵略決不限於沿海地帶，內地廣泛散佈的反基督教告白明顯地證實了這種情況。1862年湖南的一份告白便提到了非洲和印度在西方擴張主義浪潮中的慘痛命運，從而悲歎中國將很快步其後塵。六十和七十年代在四川和廣西也發現過這類告白。

外國外交官、商人和傳教士的傲慢態度與形於外表的古怪的行為，進一步加劇了這種排外情緒。1880年某些官員向北京提出請求，中國應該制止外國人在北京建造高大建築，他們堅持說這種房屋將會用於軍事情報目的。1887年重慶一地方紳士指責一位法國主教建築堡壘式的教堂和過著與中國皇帝不相上下的生活。使得形勢更加惡化的是，外國人的這些活動和特權常常得到炮艦外交——這種外交本來就加強了中國人的排外情緒——的支持。西方列強這樣赤裸裸地使用武力，甚至使曾國藩和李鴻章這些開明的高級官員也產生了強烈的不滿情緒。

排外的知識份子堅決認為，外國人在“榨取”中國經濟和向中國人民進行思想灌輸以後，最終會利用崇拜夷人的中國人推翻中國政府，把中國一口吞掉。這樣，中國便會遭受與爪哇和菲律賓一樣的命運。他們指出，通商口岸親西方的中國商人與外國人合謀逃稅，而已經拒絕給孔廟交納自己一份維修費的中國基督教徒，將很快拒納任何賦稅了。王炳燮擔心，中國教徒因為要首先忠於他們的宗教領袖，會不忠於天子，從而不服從中國法律。

反基督教的知識份子指出，基督教包庇和慫恿叛亂活動。這是十七世紀中葉以來的一個老話題，著名的反基督教文集《破邪集》就在此時編成。 1724年當基督教正式被禁止以後，許多人已開始把它與最恐怖的秘密邪教之一白蓮教聯繫了起來（見第三章）。1845年，即取消禁令以後一年，閩浙總督劉韻珂還提請朝廷注意這個問題。

另一些知識份子如王炳燮和陳寶琛堅持說，正如漢代的太平道促進了黃巾叛亂和白蓮教派形成了元、明、清一股強大的反王朝勢力一樣，基督教也將導致中國產生更多的內部騷亂。在這些反基督教的知識份子看來，在基督教的某些教義對太平軍叛亂運動的思想意識產生巨大影響時，這個宗教的邪惡性質便明顯無誤地表現出來了。五十和六十年代，有人還廣泛地把基督教與反王朝的秘密會黨等同起來。正如王炳燮所認為的那樣，隨著基督教的傳播，國內騷亂的種子也被播下了。

因此，排外人士呼籲中國應儘快制止西方的政治侵略。如果中國繼續允許外國人滯留下去，局勢會很快不可收拾，雖聖人也無能為力。從這種觀點來看，反傳教士運動是個吉兆，因為它表明中國人的政治覺悟仍然很高。他們預言，沒有這種排外騷亂之日，就是中國完全屈服之時。

與此同時，還存在著一種荒謬的和盲目的排外主義。許多人相信一句古老的名言：“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因此，外國人被稱為“鬼子”，被比作禽獸，認為他們殺害中國人是為了煉丹術和巫術的種種目的。為了制止這種野蠻行為，醇親王（奕訢）在1869年提出了驅逐夷人的六點計畫。當他認識到自己的目的不能實現以後，便在1874年上奏朝廷，主張摒棄一切外國事物。他建議，朝廷應向人民以身作則，率先摒棄無用的西洋物品。

倭仁為這種從感情上憎恨外國人和外來事物的行動作出了表率。1867年他堅決辭謝了總理衙門的職務。他上班的第一天便故意墜馬。以這種所謂的受傷作藉口，他不去上班了。雖然朝廷幾次延長他的病假，倭仁堅持說還是不能走路。但是在他被獲准辭職以後，他的傷勢突然完全“痊癒”。類似的例子還有鄧承修，他在1884年也被任命到總理衙門工作。他立即謝絕這個職務，聲稱他對夷務一竅不通。相反，他請求皇上給他委派一個軍務，因為他寧願戰死疆場。徐桐的行為為這種荒謬的排外主義提供了又一個活見證。據說，他痛恨看到西式建築物，他說他寧願讓他的國家殘破，也不願它改革。因此毫不奇怪，他後來成了應該對爆發義和團運動負責的主要煽動者之一。1900年義和團的大屠殺使中國長期仇外的歷史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拳民因為排外，他們反對使用西洋武器，寧願使用傳統的刀矛。

排外主義的另一形式是主戰。不負責任的主戰論曾經十分盛行於南宋時期（1127—1279年），當時中國的軍事力量不如北方遊牧民族，面臨著自己的文明被毀滅的可能性。漢代（西元前206年至西元222年）的軍事現實主義和唐朝（618—907年）的世界主義精神讓位給保守的主戰精神了。這個傳統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再度抬頭。士大夫之流又鼓吹同俄國、法國或日本作戰，這種態度使人聯想起南宋時期這類人物的“空洞的主戰論”，他們只會揮動筆桿子，但毫無實戰知識。

晚清時期的主戰精神部分地是出於知識界對1840年、1860年和1884年幾次戰爭的憤怒。大學士倭仁在1867年奏稱：“且夷人吾仇也，咸豐十年，稱兵犯順，憑陵我畿甸，震驚我宗社……學士大夫，無不痛心疾首，飲恨至今。”當1860年中國與英法聯軍作戰時，北京許多官員都鼓吹主戰政策。全慶提出中國軍隊應該在大沽、登州和香港同時進攻外國軍艦；薛書堂則列舉了中國能夠贏得這場戰爭的五個原因。許多親王和高級官員請求皇帝親自指導這場戰爭。勝保將軍設想得更簡單。天朝沒有理由屈服，因為朝廷可以乾脆地拒絕外國人的所有要求。如果西方堅持其要求，皇上只要一聲令下，他的部將便會捉拿夷兵，殺死夷官。還有人進一步提出，如果中國在沿海被戰敗，它應該從北京遷都陝西，以便繼續進行戰爭。

1870年天津教案期間，京城許多官員，特別是禦史和六部的少壯派官員都主戰精神十足。他們堅持說，人民痛恨夷人，又熟悉當地情形，應該允許人民同外國侵略者作戰。用精神力量武裝起來並且在數量上超過敵人的人民，可以輕而易舉地打敗西方的海船和大炮。醇親王認為，中國能夠輕易地戰勝外國人，因為地方部隊可以對付少數西方軍艦發動的進攻，而中央政府則能夠粉碎外國人的主力攻勢。

鴉片戰爭以後的幾十年間仍然可以明顯地看到士大夫的主戰精神，但它直到七十年代才活躍起來，因為當時出現了一個政治上的活躍團體，即堅定不移地鼓吹主戰的對外政策的“清流黨”。當務實的改革派強調中國的物質力量軟弱時，這些年輕的、咬文嚼字而又沒有經驗的官員則強調中國的道德力量。他們的領袖是有勢力的保守派、軍機大臣和皇帝的師傅李鴻藻（1820—1897年），如郭嵩燾所指出，此人在八十年代初期主張同時在東部與日本作戰，又在西部與法國作戰。

張之洞是這個團體的著名成員。在七十年代末的伊犁危機期間，他極力敦促朝廷對俄國採取強硬的戰鬥立場。在列舉了應拒絕1879年崇厚簽訂的條約（見第二章）的十點理由以後，他力主積極進行戰備，包括召募西方雇傭兵。當1883年中法戰爭在沿海地帶迫在眉睫時，張之洞再一次敦促皇上打消顧慮，準備作戰，即使中國軍事力量不如法國也在所不惜。為什麼？他指出，因為“非戰不能練海防，非敗不能練戰”。同樣地，清流党的其他成員如張佩綸、鄧承修、陳寶琛、黃體芳、吳大澂、盛昱、劉恩溥和李慈銘也擁護在中國的對外關係中採取主戰的行動路線，特別對俄國、日本和法國更應如此。他們藐視俄國的落後，法國的軟弱，日本的貧窮。

其他士大夫也具有和這些主戰的“清流黨人”相同的觀點。例如，八十年代初期王炳燮即用此類觀點評議過中國的對外政策。他斷言，上策是同夷人進行總體戰，完全消滅他們；中策是以夷制夷；下策是取守勢。他繼續說道，至於模仿夷人，這根本不能稱之為政策。他進一步闡述了進行戰爭的詳細的軍事戰略。例如，中國軍隊決不應該大規模集結，以避免夷人強大炮火的攻擊。但是，因為他並不真正瞭解外國情況，所以他的軍事建議大部分遠離實際。一個頗能說明問題的例子是他建議中國應該在沿海地區開挖溝渠，以阻止西方騎兵的流竄。

應該承認，主戰派觀點並不曾始終占上風，何況中國又不是在對外戰爭中的勝利者。而且某些主戰論者如張佩綸和吳大澂都在戰場上出了醜。然而主戰的保守派必須對清廷之贊助不現實的政策和感情用事這一情況負主要責任。歸根到底，他們促成了中法戰爭、中日戰爭和義和團戰爭爆發。如果不否認朝廷政策中這個有時起決定作用的因素，那就一定會認識到它的主戰政策背後的本能和心理。

除排外主義以外，中國對外政策的觀點也同樣受到士大夫們在思想上強烈地尊奉中國文化——特別是儒教正統——的影響。曾國藩在其聲討太平天國的著名檄文中，號召當世文人學士們與他一道保衛孔孟傳統的中國文化遺產。清廷為了力圖使政教合一的體制永世勿替，也強調科舉制度的重要性來提倡儒術。正是這種文化意識，給1898年湖南反對改良的運動提供了支持（見第五章）。

這種文化意識表現在保守派對外交的看法上。王闓運在獲悉郭嵩燾出使倫敦以後，於1876年致函郭嵩燾，建議他把孔子學說傳播到英國，因為英國尚無儒家學者賞光過。同樣，一位著名的翰林懷疑曾紀澤的外交能力，因為曾紀澤曾落第，根本非孔孟之徒。那麼，為什麼儒家學說與對外政策的觀點有如此密切的關係呢？雖然儒家學說包含種種複雜思想，但是其中兩種思想特別與這個問題有關。

儒家學說的一個重要思想是明華夷之辨。儒家士大夫不是以中國文明的標準來考慮問題的。在他們看來，只有文明和野蠻，凡非文明就是野蠻。文明實際上是一個無遠弗屆的帝國。因此，中國不是一個國家，而是整個文明社會的本身。孔子在論及齊國著名宰相管仲時，他的頭腦裏就有華夷之辨的概念。雖然孔子在其他方面輕視管仲，但他讚譽管仲保衛中國文明使之免受夷狄侵害的能力：“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清初愛國主義者王夫之即以此觀點發議論說，漢唐的覆亡只表示改朝換代，而蒙古之滅宋則意味著堯舜禹湯等儒家聖賢教導所體現的文明本身的毀滅。

華夷之辨主要是文化上的。某些著名中國歷史學家稱夷狄為不行仁義，不遵聖化的人。中國人關於蠻夷的這種概念，其源蓋出於中國與其北邊諸遊牧民族的長期衝突的經驗。這些亞洲腹地的民族被認為貪詐和反復無常。由於這是中國與西方發生關係時的背景，所以大多數士紳也把西方人當作蠻夷的思想就不足為怪了。王炳燮提供了一個有力的例子。清政府在六十年代招募外國軍官打太平軍與撚軍時，王炳燮稱這是“回紇助順”，即比之於八世紀中葉回紇人幫助唐朝鎮壓安祿山叛亂之事。由於同樣原因，李慈銘在評論1870年天津教案時寫道，中國與西方的關係，就象十至十二世紀中國和蠻夷之間的關係一樣，那時宋朝正面臨著北方夷狄遼國的威脅。

這種視西人為夷的思想，在某些士大夫反對建立總理衙門的活動中表現得特別明顯。清廷在1861年以前沒有設立外事機構，因為中國的對外關係主要是以朝貢制度為依據，已由好幾個國家機構在處理。理藩院處理同俄國以及同北方邊境的事務。李慈銘在得知即將設立總理衙門以後，硬說這不合體制。他建議代之以在理藩院內部設立一個由恭親王率領的新部門，以處理和西方人的關係。

同樣，許多文人學士也從朝貢制度的角度看待中西關係，認為辦外交事務有失他們的身分。軍機大臣閻敬銘指出，正人君子不屑於處理外交事務。 1875年郭嵩燾被任命為中國駐英公使以後，他的許多朋友感到沮喪。李鶴年和馮譽驥極力勸他不要去蠻夷之邦，李慈銘在他的日記裏為這一事實感到傷心：“郭侍郎文章學問世之鳳麟，此次出山，真為可惜。”在七十年代末，李慈銘還繼續譴責中國派遣外交人員出國。

然而，按照大多數儒家學者的意見，正是這些夷人威脅著文明的存在。允許傳教士到內地去的天津條約，使許多紳士感到驚恐。例如，夏燮擔心這是聖人教誨完蛋的開始。1862年湖南一份告示悲歎說：中國數千年文明禮義之邦，即將淪為夷狄之國。嗚呼！

王炳燮在六十年代寫道，雖然任何時候都發生過政治動亂，但是當時中國所面臨的危機卻是嚴酷的，因為它可能使中國淪為野蠻之域。因此，外國的影響要比洪水猛獸更危險。他問道，一個人還能面臨比這更令人沮喪的局勢嗎？當同文館的課程要列入天文和數學以外的科目時，許多士大夫（包括倭仁、李慈銘和楊廷熙）都反對這種西學，因為他們擔心作為文明先鋒的孔門弟子也會被夷人同化。

儒家學者還有滿腦子人禽之辨的思想。按照儒家學說，一個人只有品行端正才能稱為人。人的行為應該符合人的“本性”，即要有惻隱之心，是非之心和羞恥之心。特別是他應該遵行全人的教誨，包括三綱在內。這就是人必須作為一個人而活著的真諦。另一方面，禽獸是殘忍狡詐的，一心只求滿足自己的肉欲。如果某個人的特點表現在這些屬性上，則他在道義上不配做一個人——實際上他是一個禽獸。

因為野蠻和禽獸不屬於文明的範圍，這兩個字眼常常可以互用。在遙遠的古代，中國人似乎已經肆意把夷狄比之於各種動物。用狄、蠻和其他名詞稱呼野蠻部落，這些漢字的部首都是指動物的。中國與北方遊牧民族的傳統關係部分地建立在這種荒誕的說法上面。正如骨頭和大棒政策把夷狄當作狗一樣，羈縻政策又把他們視作牛馬。嚴格說來，禽獸比夷狄更壞，因為夷狄尚可施以教化，而禽獸則不可救藥了。

因此，儒家的學者們非常強調尊奉“名教”這一儒家的道德準則。他們的價值觀和信仰的神聖核心是儒家的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和夫為妻綱的等級關係。有勢力的保守派李鴻藻為一個以體現文化為己任的學者應如何遵守正確的親子關係作出了榜樣。1866年8月13日他的母親去世，他向朝廷請假二十七個月，以便遵制丁憂。8月18日，兩位皇太后鑒於李鴻藻身為軍機大臣和皇帝師傅，負有重任，准他一百天假，讓他居喪，隨後他必須複職，但不必參加規定的早朝。五天后，李鴻藻重新上奏，指出一個高級官員特別應該遵守聖人的教誨。李鴻藻繼續說，如果他背離了聖人的教誨，他就枉為人子，就這一點來說，也不配做一個人了。

8月28日朝廷降旨拒絕了他的請求，但另給了他一些特權，包括在以後的二十七個月內免穿朝服，也不要求他參加早朝和朝廷喜慶節日典禮。三天后，李鴻藻再次提出申請，堅持他原來的要求。他堅持說，如果不遵制丁憂，不僅會使他成為“名教罪人”，而且也有損於朝廷聲譽。因為他的第三次嘗試也沒有說服朝廷，官方的一百天假期屆滿後，他便藉口養病，拒不上班。直到1868年11月26日儒家的二十七個月丁憂期滿以後，他的所謂疾病也“痊癒”了，並開始上班。李鴻藻堅持按儒家教義行事是格外突出的，因為他堅持為之守制的那個婦女只是他的養母。1877年他的生母去世時，他又守制二十七個月。保守派的官員包括倭仁、徐桐和許多禦史都普遍讚揚他從嚴遵守儒家傳統的行為。

許多重視傳統的士大夫相信，由於不遵奉三綱的西洋人的影響，人禽之辨很快就會泯滅。他們爭辯說，西方人忠於自己的宗教領袖，勝過忠於他們的政治領袖，他們相信聖靈感孕的基督教義，這無異於公然否認自己的生父。孟子在指責墨翟和楊朱時說過，無父無君無異於禽獸。同樣地，這些學者也認為西方人與禽獸無異。的確，他們的著作經常說西洋人有犬羊的本性。

這些道學夫子們進一步地發揮說，仔細考察一下便會發現，西洋人實際上禽獸不如。首先，禽獸不管對父親如何不孝，尚對母親有感情，而耶穌甚至不認母親。此外，反基督教的作品活靈活現地把基督教徒描寫成性行為反常和男女亂交的人（見上卷第十一章）。有一本小冊子神乎其神地問道：“他們豈非禽獸不如乎？”最後，西方人不僅不孝敬父母，而且開礦山、修鐵路和架電報線來破壞祖墳。總而言之，因為西方人禽獸不如，湖南學者王闓運便把他們比作“物”，即無感情、無生命的東西。六十年代一本排外小冊子警告說，儘管令人難以置信，許多中國人仍在信奉和實行這種墮落的西方宗教活動和技藝計畫。

雖然晚清的保守主義可以部分地歸因於政治因素，但是大多數士大夫卻以道德-意識形態的考慮為依歸。這種中國的文化主義結合著學究式的主戰性，有它獨一無二的特點。比較大膽的自強計畫最後都受到滯礙或者拖延很久才被採納，甚至象王闓運和王先謙等人雖然贊成這些目標，但不願意“改制”。 1884年以後張之洞改變了他的態度，從保守主義變成實行洋務，他的應付變動時代的計畫仍然包含“有德之人治之”這一歷史悠久的儒家原則。

不僅京城官員，而且各省督撫都明顯表現出保守主義。其中有些人如岑毓英、沈葆楨、文彬和李秉衡等，都是積極的排外人物，另外一些人如王文韶、劉坤一和李瀚章等，則對西方技藝採取非常冷淡的態度。李鴻章以前的將領之一劉秉璋1886—1894年任四川總督時，公開反對引進西學。中國文化的惰性還表現在一些關於改革的重要書籍未能迅速引起皇上注意這一事實上。魏源的《海國圖志》1843年初版，1847和1852年經過修訂，但是直到1858 年才呈交御覽。那一年，王茂蔭建議此書由官方重新刊行未准。另一類似例子則是馮桂芬1861年出版的《校邠廬抗議》文集；此書直到1889年翁同龢才呈交光緒帝閱讀。

保守派官員，特別是禦史們，攻擊重實效的各級改革派。他們當然批評了最有影響的改革派，例如恭親王、曾國藩和李鴻章。可是次要的改革派也沒有逃脫他們的攻訐。例如，李慈銘大肆詆毀的人包括外事專家馬建忠、李鳳苞和陳蘭彬，以及企業家唐景星、徐潤和盛宣懷：他把所有這些人一概貶斥為賣國賊和 “小人”。另一個例子是丁日昌。由於他1864年在上海與外國人打過交道，又與1866年的潮州危機和1870年的天津教案有牽連，他在保守派中越來越不受歡迎。他們的批評使得他在1878年五十五歲時就過早地辭去福建巡撫之職而引退。第一任臺灣巡撫劉銘傳從1885年起在該島實行大膽的現代化計畫，但是保守派官員使得他于1891年被罷了官。

沒有一個改革派受到過象郭嵩燾所受的那種猛烈的攻擊。1876年他到英國擔任公使時，文人學士們諷刺他離開聖人的國度去為洋鬼子效勞。他的同鄉為他此行感到羞恥，企圖毀掉他的房子。他本來計畫寫一部關於自強運動和現代外交的著作，但因害怕保守派的進一步批評，後來放棄了這個打算。1877 年總理衙門發表他的讚揚西方文明的日記時，有人就說服朝廷銷毀印版。郭嵩燾理直氣壯，最初拒不屈服。在他從倫敦寄回來的報告中，他讚揚西方的技術、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由於這些和其他一些原因，他一次又一次受到彈劾，被指為背叛朝廷和背叛中國文化傳統。他終於向壓力屈服，於1879年辭職，結束了他的外交前程。回國以後，他引退徑返湖南故鄉。劉坤一建議委派郭嵩燾到總理衙門工作，但是由於兩位有實權的保守派軍機大臣李鴻藻和景廉的反對，此建議未能實現。

恭親王論及自強計畫進展緩慢時，指出保守派的反對是個重要原因。他的評論為中國鐵路發展的歷史所證實。1876年外國人興辦的小小的上海 -吳淞鐵路線，次年被中國官員收買並立即拆除。丁日昌的鐵路建築計畫，由於保守派批評家的反對，於1877年夭折。劉銘傳1880年上疏建議修築從北京至清江浦的鐵路，李鴻章支持他的建議。但是滿腦子傳統思想的禦史和翰林先生們提出的論據說服了朝廷，使朝廷終於放棄了這個計畫。修築從天津至通州的鐵路這一引起爭論的計畫，也在1889年遭到了失敗的命運。其他一些自強計畫，例如礦山、電報、輪船航運和技藝學校，都受到了同樣的反對。

雖然民族主義作為廣泛的運動直到九十年代才在中國出現，但是它作為一種精神狀態卻早在六十和七十年代就開始出現了。許多開明人士，特別是沿海一帶開明人士（例如王韜和鄭觀應）的排外情緒與其說是出於文化上的考慮，不如說是由民族主義的感情激發而成。零散的民族意識的出現既表現在政治方面，也表現在經濟方面。在官場中，對於國家主權的意識和主張在國際事務中採用均勢的理論，是政治民族主義的明顯象徵。在通商口岸，與西方進行商戰的思想，是商業民族主義的基礎。但是不論在哪一種情況下，民族意識是隨著由來已久的中國中心主義的逐漸破產而開始出現的。

十九世紀下半期，中國中心主義在文人紳士的心目中逐漸失去了影響。其最初的跡象是大多數有心改革的紳士們不再把外國人比作禽獸。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包括象林則徐和龔自珍等著名的改革派在內的士大夫，在書寫西方國家的名稱時，一般是加上獸字的偏旁（通常是犬字旁），但是在七十年代以後這種寫法就顯著減少了。除了象羈縻一類的陳詞濫調以外，郭嵩燾的文集，包括散文、詩詞和奏稿諸卷，都沒有把外國人比作禽獸。

中國中心主義日益減弱的另一跡象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夷”字愈到後來就用得愈少。（與英國續訂的天津條約禁止在官方檔中使用此字。）魏源在五十年代寫道，西方人講禮貌、正直、有知識，根本不應該稱之為“夷”。魏源指出，他們是奇異之才和良友。一些開明思想家用不同的名詞稱呼西方：黃恩彤把西方稱為“遠”（遙遠的國家），丁日昌稱之為“外國”，其他許多人如恭親王、丁日昌和薛福成則稱之為“西洋”。四十和五十年代的許多排外著作把西方人稱為“夷”，但是在七十和八十年代這些著作再版時都改稱為“洋”了。

西方人在道德上既非禽獸，在文化上又不是夷狄，因此就能與中國人平等相處。中國人的國際意識的覺醒明顯地表現在關於歷史上同類事件的討論中。1861年馮桂芬明確地把東周（西元前770至221年）和當時的世界加以類比。到1894年，另外十幾個人，包括鄭觀應、馬建忠、曾紀澤、王韜、彭玉麟、陳虯和張之洞等人也都是這樣觀察的。他們斷言，在春秋（西元前772—481年）戰國（西元前403—221年）時期，中國世界是由許多邦國所組成，就象十九世紀末的多國體系一樣。這種想法就是暗示，中國不是中心王國，而是平等諸國之中的一個國家，如同周朝末年的秦國那樣。這種類比儘管似非有意，但它有助於摒棄中國中心主義和把中國帶進它現在面對的新世界中去。

如上所述，某些進步的士大夫，特別是自強運動的領袖人物，強調中國應該把握變動的時機，向西方學習。馮桂芬、何啟和胡禮垣為這種政策提出了一個基本理由。在提出改革的指導方針時，馮桂芬提到了兩條原則。第一是“法後王”，第二是“鑒諸國”。這些在平等基礎上並肩存在而又富強的國家，給中國提供了極好的學習榜樣。何啟和胡禮垣強調說，中國向它們學習無須感到難堪，因為歷史的迴圈性質便是如此。中國過去強大，它現在變弱了。另一方面，因為西方過去軟弱，後來它自然而然地變強了。

另外一些中國中心論的名詞也引起了懷疑。其中之一即“天下”一詞。鄭觀應爭辯說，這個名詞沒有如實地反映中國，因為中國只是國際大家庭中的一個國家。他又說，中國人頭腦中如果不具有這種現實主義的思想，中國便不會在心理上準備接受國際法的思想。

因為貿易是促使西方人來到中國的主要原因，所以從貿易關係中產生的中國民族主義最早在通商口岸發展起來，就不足為怪了。貿易政策是中國從 1840年以來碰到的老問題，但是現在對外貿易開始涉及中國的國脈民命。政府原來對待貿易抱毫不關心和不負責任的態度，現在開明官員卻一變而真正為之苦惱起來了。“用商制夷”的政策已經失去價值。取代它的是關於政府經濟特權的新觀念和“用貿易為武器”的新策略。傳統名詞“利權”（必須與現代名詞“權利”區別開來）最初用於象稅收、鹽業專賣與漕運等官辦事務。但是，1862年李鴻章和丁日昌看出上海經濟生活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外國人手裏以後，這個名詞便用來表示政府對於外國人力圖控制的經濟和財政事務的行政權力。後來李鴻章設立中國輪船招商局和上海機器織布局時，他最重要的目標是要恢復“利權”，即恢復經濟控制。

丁日昌拒絕俄國、英國和美國經營電報線路的要求以後，在六十和七十年代又以同樣的言詞堅持說，這種現代企業應該由中國經營。1877年郭嵩燾從倫敦寫信道，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鑄造銀元的權利也是主權國家的“利權”。鑒於外國銀元對中國經濟的破壞性影響，他極力主張中國收回這種“利權”。甚至在1895年以前，人們強烈感到採礦權不應該落入外國人手中。以唐景星和徐潤為首的通商口岸的中國商人對這個問題也是敏感的。

根據某些民族主義思想家的說法，由於外國人控制清帝國海關，這種“利權”也已經喪失給他們了。為了收回這種“利權”，鄭觀應建議應該任命中國人擔任海關副稅務司，以便在十年內取代洋員稅務司。鄭觀應繼續說，中國在這方面比不上日本，因為日本人已經接替了擔任日本海關稅務司的外國人。在鄧承修看來，赫德擔任海關總稅務司之事應給予嚴厲的指責。因此，他建議這個職位應該由兩個人擔任，一為中國人，一為洋員。1886年曾紀澤還給總理衙門寫信，強烈要求撤換赫德。陳熾在九十年代初期猛烈攻擊赫德，譴責他腐化，不正當地保護外國商人和干涉中國的關稅章程。他也要求以中國人替換赫德。

鑒於西方在經濟上對中國的蠶食，通商口岸開明的高級官員和愛國商人不久開始議論要同外國人進行“商戰”。“商戰”一詞1862年第一次出現在曾國藩的信中，不過那時只是偶然使用它。上海道台丁日昌1863年答應降低中國帆船的稅收，以便在牛莊-上海的豆類貿易上同外國船舶競爭。次年他寫信給李鴻章，建議鼓勵中國商人購買和建造輪船。中國商人配備了現代化的海運工具後，就會勝過外國商人，因為他們更熟悉本地市場。丁日昌繼續說，西方人到中國的動機主要是尋求利潤。如果他們無利可圖，他們自然會離開中國。這樣，中國不須動武就能逐出外國人。1876年李璠向清帝強調扶助和保護貿易的重要性，他在這裏便使用了曾國藩的“商戰”一詞。1879年薛福成斷言中國和外國的商業競爭是不可避免的。

在沿海一帶努力建立輪船企業的活動，表現了中國同西方進行商業競爭的志氣。容閎和許道身因愛國有心並且得到總理衙門的支援，1868年他們試圖在上海建立一個合股輪船公司。雖然這個計畫由於缺乏資金而流產，但中國輪船招商局卻於1873年辦了起來。創辦人李鴻章聲稱，這個企業的目的是與西方輪船公司作競爭。招商局兩位經理唐景星和徐潤對於“商戰”有極其清楚的認識。1874年他們給股東的報告提到和外國輪船公司競爭有三個有利條件。第一，中國公司可以依靠漕糧運輸；第二，它的管理費用低；第三，它容易承接本國商人托運的貨物。為了防止外國人認購公司股票，規定在股票證券上注明股票持有人的姓名及其籍貫，證券依法不能轉賣給外國人。

在論述“商戰”問題的人士中，以鄭觀應所論最為完善，他成了這個概念最重要的倡議人。到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末，鄭觀應已經詳細論述了商業和海運方面的競爭。在他的著作《盛世危言》後來的諸版中（1884—1893年），他越來越強調利用商業作為武器的必要性。當高級官員專心致力於軍事自強計畫時，鄭觀應則認為商業和工業在應付變局中具有首要作用。他辯論說，因為西方之強是由於富，而富又發源於商業和工業，因此，中國學習和運用“商戰”，要比 “兵戰”更為有用。

鄭觀應說，西方國家不僅用槍炮作武器，而且也用商業作武器。實際上，整個國家都是這種政策的後盾，因為外交談判也好，軍事衝突也好，其目的都在於擴大貿易。而且，西方國家雖然利用商業作為武器，使某些地區成為其殖民地，但這種策略由於其和平和緩慢的性質，幾乎不使受害者感到驚慌。因此，中國象許多其他國家一樣，對西方的軍事侵略反應快，而對西方的經濟蠶食則反應慢。實際上，中國由於貿易逆差，受到了它與西方的商業關係的嚴重傷害。鄭觀應聲稱，這樣一種經濟壓榨比割地賠款為害更大。既然外國經濟侵略具有這樣有害的性質，中國應該怎樣反擊呢？

鄭觀應說，中國必須在三個關鍵領域趕上西方。為了培養真正的人才，必須改革科舉制度，建立工藝職業學校。為了利用自然資源，採礦和農業現代化是最重要的。為了促進商業，政府必須改革稅制，廢除地方貿易中的厘金稅。在商戰方面，它將在兩條戰線進行，即增加中國的出口和減少中國的進口。為了減少進口，他主張中國製造現代商品和種植罌粟。為了增加出口，他要求改進生產茶葉的加工和建立更多的繅絲廠。但根本方法是提高商人的社會地位，因為商人在理論上處於現存社會結構的底層。特別是，應該把商人看作紳士的一部分，使之有機會接近官吏。

鄭觀應作出結論說，總而言之，如果中國的商品能夠卓有成效地與西方的商品進行競爭，洋商就不得不賠本，自然會回國去。與有爭論的和花錢的軍事自強計畫相比，“商戰”是一條同西方競爭的比較容易而有效的途徑。鄭觀應舉出了日本近代史來支持自己的論點。最初，日本和中國一樣，遭受外國剝削。但是，自從日本振興商業和工業並認真地同西方進行競爭以後，它不僅能夠避免和西方做生意的有害方面，而且實際上還能從中獲利。鄭觀應認為，當今的世界是商業競爭的世界；鄭觀應是近代中國提倡商業民族主義的最早的改革者之一。我們可以斷言，鄭觀應的思想觀點的重要性就在於他從經濟角度全面地解釋了世界歷史和具體地解釋了西方的社會。

“商戰”是與法家思想家商鞅（西元前338年逝世）的“耕戰”的政策相類似的戰爭策略。為了達到利用商業作武器的目的，在十九世紀末需要有更廣泛的結構：包括對外貿易中的商品交換、貿易章程、海關稅率、條約、設立領事館和派遣外交使團出國。

經濟民族主義因政治民族主義而加強，後者最明顯地表現在關於國家主權的意識上。為了保持這種主權，均勢政策被認為是最有用的。因為1860 年以後中國和外國之間的商務和談判日益頻繁，中國逐漸吸收西方的國家主權和國家平等（每個國家享有平等主權）的觀念。但是，中國的主權在條約中受到了損害。條約不是平等互惠的，中國處於不利的一方。此外，外國人在談判中總按照條約維護他們的既得權利，如果有進一步的利益，他們又總是抓住不放的。中國常常不能利用條約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反而受到條約的束縛。人們有感於此，終於產生恥辱心情，這便使人們進行具體的思考和作出合理的努力，以爭取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平等地位。

最早和最強烈地引起中國注意的問題是治外法權問題。自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實行治外法權二十多年以後，1868年文祥對英國公使阿禮國說，如果外國人放棄這一權利，那麼商人和傳教士可以在中國內地任何地方居住，如果他們企圖保留這種權利，中國政府將竭盡全力把外國人和圍繞治外法權的糾紛限制在通商口岸以內。郭嵩燾任中國駐倫敦公使時，1877年他請清帝儘快廢除這種權利，次年他和索耳茲伯裏勳爵討論過這個問題。八十年代中期，他的繼任人曾紀澤強烈要求總理衙門積極正視這個問題。他在題為《中國先睡後醒論》一文中，要求中國人儘快取消治外法權。事實上，鄭觀應早在1881年以前就已經批評了西方人的法律權利。

雖然中國接受了治外法權的思想，但是最初沒有中文專門名稱。王韜是最初提到它的學者之一，他使用了“額外權利”這樣的說法。但是，黃遵憲使用的“治外法權”成了它的標準名詞。九十年代初期，陳熾也討論過這個問題。他們都列舉了治外法權給中國造成的有害影響，要求以公義之名廢除它。

正是這種漸漸熾烈的願望，才促使某些改革派重新考察中國的法律制度。郭嵩燾在1877年，何啟和胡禮垣在1887年，鄭觀應在1892 年，宋育仁在1895年都認為，傳統的中國法律不公正和量刑太嚴。此外，由於權紳的干預，法律也不能嚴格執行。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爭辯說，甚至中國人都不能容忍它，外國人自然不願意受制於中國法律。因此他們建議改善監獄條件，廢除斬首和肉刑，用勞役代替監禁。他們得出結論說，中國只有在改革它的法律制度以後，才能期望受到西方列強的平等對待。

與中國主權有關的第二個問題是規定的關稅稅率問題。1878年，即最初的條約關稅稅率確定以後三十三年，禦史李璠論述了進口關稅率太低及其對中國經濟的不利影響。八十年代，曾紀澤就英國進一步干涉中國關稅章程問題，向英國公使威妥瑪提出過抗議。1889年曾紀澤在和日本駐華公使討論中國和日本同受其害的不平等條約時，指出獲得關稅自主應該是兩國恢復國家主權的第一步。1884至1892年間鄭觀應曾三番五次評論過這個問題。他論證說，一個主權國家，不論大小強弱如何，首先應該有權控制自己的關稅率。他明確地主張中國應該採取保護關稅方針。

另一個涉及到國家主權的重要問題是最惠國特權。這是1843年與英國簽訂的虎門附約第一次承認的。從此以後，它成為條約制度中的普遍特徵，使中國權利受到巨大損害。1879年曾紀澤在英國和巴西駐英公使談話時，抱怨最惠國原則不符合國際法，說明中國迫切希望從條約中廢除此款。同年，薛福成在《籌洋芻議》一文中討論了最惠國特權和治外法權。他認為它們是條約裏最有害於中國的兩條條款，主張應設法予以廢除。在薛福成的上述論著的第一篇短文的手稿中提出來的這些意見，已由李鴻章轉送給總理衙門考慮。

國際法（主權國家之間處理外交事務的原則）的重要性也逐漸被認識到了。雖然在鴉片戰爭以前，欽差大臣林則徐命令把瓦特論文中的國際法部分摘譯出來，但是還沒有一本完善的中文國際法著作。1862年丁韙良著手翻譯沃頓的《萬國公法》，總理衙門經過仔細校訂，在兩年後予以出版。恭親王和文祥對此書評價甚高，分送了三百本給地方當局參考。掌握了這種新知識以後，恭親王于1864年成功地迫使普魯士公使釋放一艘被扣留在中國領海的丹麥船隻。另一個例子是1875年在解決馬嘉理案件中引證了沃頓的著作。

1869年丁韙良被任命為同文館總教習以後，他和一些漢人與滿人同事翻譯了另外幾種著作，包括布倫奇利的《國際法彙編》、伍爾西的《國際法研究導論》和國際法研究所編輯的《戰爭法手冊》。這些著作對一些官員產生了影響。其中一人便是郭嵩燾，1877年1月他在赴英途中對國際法作了好評。伊犁危機期間，他在1880年上奏時，指出對崇厚的處分太重，應該按照國際法則來處理。同樣，李鴻章引證國際法，強調兩國之間即使爆發戰爭，彼此也不應該侮辱對方的外交人員。

與翻譯著作在中國官員中產生影響的同時，通商口岸的商人-學者直接從西方人那裏得到國際法知識。一個恰當的例子是改革派買辦鄭觀應。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他已高度重視國際法，以致他在其論述改革的著作《易言》的第一篇文章中就研究了這個問題。在後來的版本中，鄭觀應進一步論述了國際法的原則和用途。

馬建忠七十年代在法國研究國際法，回到中國以後他在國際問題上給李鴻章提供過寶貴意見。1884年中法戰爭正式爆發以前，李鴻章派馬建忠赴上海按照國際法安排把中國輪船招商局的船隊賣給美國旗昌洋行的事宜。這次安排是成功的，因為這些輪船在戰爭期間沒有受損失，戰後按照原議由中國人買回。其他文人包括梁啟超、陳虯和塗儒翯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也對這個問題作了評論。為了實行國際法，1893年陳虯倡議設立一個包括所有國家在內的世界性組織。他預言他的建議將在三十年內成為事實。

國家主權的重要性雖然被認識到了，但是，一個國家——特別是弱國——如何才能保持自己的獨立，則是另一個問題。按照某些開明士大夫的意見，答案在於恰當地利用均勢的原則。他們強調說，一個小國處於強大國家之間，求得生存的一個極好的例子是春秋時期（西元前722—481年）的小小的燕國。另外一些例子包括十九世紀末的比利時和瑞士。因此，他們強烈要求中國及其朝鮮和安南（越南）等屬國也採取這種政策。

在巴黎研究國際法的馬建忠，1878年詳細闡述了西方的均勢理論及其發展史和實際價值。馬建忠從巴黎寫的一封信中第一次使用了“均勢”一詞；該信預定呈交總理衙門（大概是由李鴻章送交）。這種政策的一個有勢力的鼓吹者就是李鴻章本人，他在七十年代寫道，日本人的到來雖然是令人不快的，但可以被看作是牽制西方在華勢力的一種力量。八十年代，為了阻止外國人的進一步侵略，他試圖使西方在華勢力保持脆弱的平衡。1895年以後，士大夫中間繼續有人鼓吹這種政策；一個著名人物就是張之洞。

李鴻章在他對朝鮮的外交政策中迅速採用了這一原則。到1879年，他決定開放朝鮮，讓它與西方進行貿易和開展外交。李鴻章在致一位朝鮮高級官員的信中指出，土耳其、比利時和丹麥等國歷史即證實了西方互相牽制和平衡理論的價值。朝鮮面臨日本的侵略，應該向這些國家學習。李鴻章繼續說道，朝鮮或許敵不過日本，但是如果朝鮮決定向西方貿易開門，日本對朝鮮的影響將受到西方列強的牽制。1880年中國駐日公使何如璋試圖讓一位正在東京訪問的朝鮮官員牢記，西方國家有一套均勢體系，如果朝鮮與西洋諸國簽訂條約，這種均勢就會保證朝鮮的和平。這表明西方國際體系的觀念正被採用，以適應清朝對朝鮮的新政策目標的需要。在中日甲午戰爭前十年，許多其他士大夫，包括盛宣懷和其他經世派學者在內，建議朝鮮應該仿效比利時和瑞士這些歐洲小國，它們的獨立由於均勢的原則而得到大國的保證。

曾紀澤完全同意李鴻章的主張，即開放中國的屬國，讓它們與西方列強進行貿易和外交。1883年中國和法國之間的緊張關係已經加劇但還沒有爆發軍事衝突時，曾紀澤極力主張朝廷在安南採取均勢政策。曾紀澤指出，這種“開門”政策猶如投羊羔以引虎鬥。因為沒有哪一隻老虎強大到能搶走羊羔，這只小羊便有倖存的希望。

同時人們還認識到，均勢可以維護享有平等主權的主權國家之間的和平。少數中國文人從1878年的柏林會議獲得這種思想，那次會議迫使俄國讓出了它征服的大部分地方，從而防止了大國之間的戰爭。例如，馬建忠從巴黎寫回一封信，說明歐洲有許多大大小小國家；雖然它們都是主權國家，但是它們之間的和平關係卻靠均勢來維持。中國能否同強大主權國家結盟而從中得到好處呢？馬建忠的答復是肯定的。七十年代末他引證的例子表明，合作和結盟是處理對外關係最有效的政策。正是在這一時期，鄭觀應主張同美國結盟，張煥綸主張同英國結盟，這便是他們對結盟理論的應用。


第05節 中國對西方關係看法的延續和變化

中國對西方關係的觀點在1840—1895年期間是在不斷的變化之中，而且在1860年以後變化的速度加快了。總的來說，對外政策觀從四十年代的“閉關” 政策變成六十年代以儒家誠信為基礎的“守信”政策。但是，現代的外交技術，特別是國際法思想，在以後的二十年間才被重視起來。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期間，強權政治，特別是均勢觀念以及同強國結盟的觀念，風靡一時。同時，六十年代中期出現了日益強烈的民族意識。雖然1840—1860年期間流行用商制夷的原則，但是在六十和七十年代它讓位於“商戰”這一更加有力的觀念。總而言之，對外政策觀點的這些變化體現了從儒家理想主義的態度到實用主義態度的變化。

實用主義的士大夫在試圖瞭解和學習西方時，對於外部世界的看法也在改變，而且在緩慢地但是穩定地變得成熟起來。它開始於四十和五十年代魏源和徐繼畬對全世界地理的研究，在1860年以後變成了以自強名義在軍事上進行模仿的活動。但是在七十年代中期以後，象鄭觀應和唐景星等商人企業家強調的是商業和工業的重要性，郭嵩燾和馬建忠等外事專家則討論了西方的政治和教育制度。

西方在整個中國的國家和社會中起了什麼作用呢？在最初，人們設想它的影響可以觸及中國的政體和社會制度，而不會改變中國的根本體制。到1860年，西方人仍只被當作應該拂拭的塵垢。但結果，西方事務終於成了全國關心的焦點。

關鍵性術語使用的變化雄辯地證實了在對西方理解過程中的這種進步。與西方有關的事務在六十年代以前大體上稱為“夷務”，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稱為“洋務”和“西學”，在九十年代就稱為“新學”。第一個名詞體現了中國中心主義；第二名詞頗為不褒不貶；而最後一個名詞則清清楚楚地含有贊許的意思。某些士大夫態度的改變也說明了這一點。自強運動最主要的提倡者曾國藩、李鴻章和恭親王等人，當他們最初碰到西方人時，都是排外的。當他們對西方的瞭解加深時，他們的態度就變得越來越靈活和注重實際了。

儘管有這些變化，保守勢力仍然強大。把西方事物引進中國的成敗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它們適應這一傳統的程度。因此，軍事工業容易被接受，而採礦和鐵路建設由於破壞風水，便遇到了困難。基督教因向儒教權威挑戰，所以最受反對。除保守分子以外，許多擁護西學的士大夫同時也反對基督教。這些人中有魏源、徐繼畬、丁日昌、薛福成和沈葆楨等人。這種文化主義，即士大夫在感情和理性上對儒家學說的強烈信念，顯然不同於早期的排外主義，因為後者部分地是產生于中國人和西方人體貌上的差別。因此很難在保守派和西洋化分子之間劃出明確的界線。現代化在某種意義上也就是西洋化。許多士大夫贊成“洋務”運動，因為它是現代的，所以寄希望於它能拯救中國免於滅亡。不過當時也有些人反對“洋務”運動，因為它是西洋的，所以擔心它會取代儒家學說。他們面臨著如何既能拯救中國而又同時仍然保持中國方式這一問題，所以他們表現了矛盾的心理狀態。

某些有志革新的紳士們在確定中國文化與西方的關係時所採用的方法，可以進一步說明這種矛盾心理。在他們看來，中國必須向西方學習，但是西學從根本上來說並不重要。他們在試圖弄懂西學的意思時，最初在七十和八十年代使用“道”與“器”的兩分法。例如，王韜和鄭觀應把西學的技藝歸入“器”一類，而專門把中學歸入更有價值的“道”一類。七十年代以後，採用了更為有力的兩分法。這就是著名的“體”和“用”的概念，即“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應該說，張之洞及其支持者在理論上誤用了理學的二元論，因為“體”和“用”作為一個統一體的互相關聯的兩個方面，是不可分割的。不過這種說法具有心理意義，因為它便於中國實行現代化，而不致喪失其文化特性。儘管其效力令人懷疑，但它象徵著中國對西方的矛盾態度。

同樣的態度也表現為在中國傳統中尋找支持現代化的依據，這就是搞“托古改制”的老辦法。主張改革的人辯論說，他們的自強計畫是符合強調變化、技藝和使用有才華的外邦人的中國古代傳統的。他們進一步斷言，西方的科學和制度起源於古代中國。因此，中國愈是進行變革，它愈是切合自己的傳統。這種觀點直到今天仍然經久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