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洋務運動

第三章　洋務運動和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

第一節　太平天國失敗後的社會經濟

一、外國在華政治經濟勢力的擴大

19世紀60年代，列強在侵略中國的活動中採取了“合作政策”。這項政策由英、美兩國所倡導，而為俄、法等國所支持。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企圖鞏固和擴大不平等條約中所取得的權益，在有關侵華的重大問題上彼此進行“協商與合作”，以達到共同的侵略目的，這就是“合作政策”的實質。清政府雖然了解“彼族深險狡黠，遇事矯執，或條約中本係明晰，而彼必曲伸其說；或條約中未臻妥善，而彼必據以為詞，極其堅韌性成，得步進步。不獨於約內所已載者難稍更動，且思於約外未載者更為增添”。 ①但是，卻無力抗拒列強的要求，對外採取妥協退讓的方針。在這種情況下，列強逐步加深了對中國的侵略。 1861至1862年間，英、法、俄、美等國先後在北京建立了公使館。相繼派使來華的，不但有歐洲的德國、丹麥、荷蘭、西班牙、比利時、意大利、奧地利，還有亞洲的日本、南美洲的秘魯諸國。

西方和日本通過它們的駐華官員，將侵略勢力從東南沿海深入到中國的心臟，一方面直接對清政府進行外交訛詐，擴大它們在華的侵略勢力；另一方面粗暴地干涉中國內政，增強它們對清政府的政治影響。 1866年，英國駐華使館參贊威妥瑪向清政府提出了一篇《新議略論》，①要求清政府切實保護外國侵略者在華的一切特權和利益，完全按照他們的旨意行事。他威脅說：如果觸犯了外國侵略者的權益，他們必然要進行干涉，“一國干預，諸國從之，試問將來中華天下，仍能一統自主，抑或不免分屬諸邦，此不待言而可知”。這篇《新議略論》充分暴露了外國侵略者企圖凌駕於清政府之上，操縱中國內政和外交的野心。外國侵略者通過他們控制的中國海關，對清政府施加壓力和影響。早在1854年，英、法、美三國便利用上海小刀會起義的機會，竊取了上海海關管理權。第二次鴉片戰爭後，他們又把上海海關所實行的辦法推廣到其他各通商口岸，在全中國建立了一套半殖民地海關製度。 1865年，總稅務司署在北京成立，名義上隸屬於總理衙門，但海關的行政、用人等大權完全掌握在英籍總稅務司手中，各口稅務司和海關的高級職員也一律由外國人充任。如1873年海關行政部門共有93名外國人，其中英國人58名，美國人8名，法國人12名，德國人11名，其他各國人4名。這就是外國侵略分子所鼓吹的中國海關機關“保持著國際性”，它“阻止了任何排外情緒的生長”，“為外國使節所支持”。 ②

由於關稅在清政府的歲入中比重逐漸增長，所以海關總稅務司的地位日益重要，他對清政府的影響也愈益增強。英國人赫德長期控制中國海關大權。在資本主義列強，特別是英國侵略中國的歷史上，他是一個重要的角色。 1854年，他奉英國外交部的命令前來中國，先後在寧波和廣州的英國領事館工作，後來曾任廣州副稅務司和上海稅務司。他在英國公使普魯斯的支持下，於1863年被清政府正式任命為海關總稅務司。他不僅把持海關行政，而且代清政府對外借款，採購軍火，進而逐步插手清政府的內政和外交。 1865年，他向清政府呈遞了一篇《局外旁觀論》，① 勸告它忠實履行不平等條約，並威脅說：如果“違背條約，在萬國公法準至用兵，敗者必認舊約，賠補兵費，約外加保方止”。這篇《局外旁觀論》的真實用心，也是要通過幫助清政府改革內政，使海關成為“改革這個帝國各個部門的行政和改進各工業部門的核心”。 ② 赫德的狂妄言論在清政府中引起了強烈反響，左宗棠在評論中憤然指出：“我之待赫德不為不優，而竟敢如此。彼固英人耳，其心惟利是視，於我何有？” ③

1879年，赫德又向總理衙門呈遞一份《條陳海防章程》，主張添購兵船，“僱用西人，重其事權”，並建議設立一個籌建海防的專門機構，要求任命他擔任總海防司的職務，企圖控制中國的海防大權。赫德的這項意見，遭到了當時許多朝野人士的反對，李鴻章致函總理衙門說：“赫總稅司前議，此間文武幕吏多不以為然，謂其既有利權，又執兵柄，鈞署及南北洋必為所牽制。……若初講自強，僅倚一赫德，恐為東西洋人所輕視。”他建議將赫德所擬章程“斟酌改定，以免太阿倒持之患”。 ④負責南洋海防的兩江總督沈葆楨也“■■執論”，表示 “極為窒礙”。由於各方面的反對，赫德總攬中國海防大權的野心未能得逞。

1885年，英國政府任命赫德為駐華公使，赫德在就任前，企圖安排他的弟弟赫政繼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職務。消息傳出後，輿論大嘩。赫德終於被迫辭去英國駐華公使的職務，繼續留任總稅務司。外國侵略者還爭相控制中國的派使工作和外交活動。在赫德的活動下，清政府於1866年派總理衙門章京斌椿和同文館學生數人，隨同他一起去英國考察。 1868 年，清政府又在離任的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的慫恿下，派蒲安臣率領“中國代表團”赴歐美訪問。該團成員有記名海關道志剛和禮部郎中孫家毅，並有英、法各一人參加。他們一行到達美國後，蒲安臣竟擅自代表清政府與美國政府簽訂了《中美續增條約》（亦稱《蒲安臣條約》），承認美國享有掠奪華工以及在中國各通商口岸設立學校的權利。中國官員第一次正式出使西方，是在1870年的“天津教案”之後，經法國威逼而派崇厚赴法“致歉”。中國開始向國外派遣常駐使臣是在1875年。這年，清政府因“馬嘉理案”，任命郭嵩燾為駐英公使，劉錫鴻為副使，前往英國辦理交涉。繼郭嵩燾使英之後，清政府因日本侵台事件，又派何如璋為駐日公使。中國的出使活動不僅從一開始就因外力而被強烈扭曲，而且每走一步都是在屈辱中為適應新的中外關係而求自保。從60年代到80年代，列強憑藉著他們從不平等條約中所攫取的種種特權，逐步加強了對中國的經濟侵略。 1869年蘇伊士運河正式通航，使中英之間的航程比原來繞道好望角縮短了大約四分之一。 1871年，上海至英國倫敦與美國舊金山的電報線路接通，使西方資產階級能夠迅速掌握市場行情。這些條件為外國侵略者進一步擴大對華掠奪提供了便利。中國作為一個半殖民地國家被進一步捲入了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在這一期間，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繼續向中國傾銷商品。進口貨總值，1864年為4600萬兩（海關兩，下同），1871年增為7010萬兩，至1881年增加到9190萬兩。 ①中國在1864至1876年間，還間或有過出超，自 1876年以後歷年都是入超。在各種進口貨中，鴉片佔著最重要的地位，其次為棉紡織品、毛織品、金屬製品等。以1867年為例，鴉片的進口價值為3199萬餘兩，佔全部進口貨總值的46％；棉紡織品的進口價值為1461萬餘兩，佔全部進口貨總值的21％；毛織品的進口價值為739萬餘兩，佔全部進口貨總值的10％；金屬製品的進口價值為163萬餘兩，佔全部進口貨總值的2％。 ②這種情況到1885年有了改變，該年棉製品的比重已經上升到35.7％，躍居首位；鴉片降為28.84％，退為第二位。此後，棉製品進口一直超過鴉片，佔據首位。而在棉紡織品中，棉紗的增長速率又超過了棉布。棉紗的進口，1872年為5萬擔，1881年增至 17.2萬擔，增長了244％；棉布的進口，1872年為1224.1萬匹，1881年增至1493.1萬匹，增長了22％。 ③外國機制棉紡織品，特別是棉紗的大量輸入，逐漸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通商口岸附近的許多地區，農民和手工紡織業者開始用洋紗織布，有些地方甚至出現了停紡的現象。

在這個時期，中國對外出口主要還是農產品。在出口貨中，茶葉仍佔著首要地位。但由於日本茶和印度茶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它所佔的比重逐漸下降。生絲和絲織品的出口，僅次於茶葉而佔第二位。草帽緶、皮革等貨的出口，雖有較大幅度的增長，但售價較低。中國的出口貨主要為各種原料，這是當時出口貿易的一個顯著特點，表明中國正逐步成為外國資本主義的原料供給地。另一個顯著特點，則是中國的出口貿易幾乎全部被外國洋行所控制，原料生產者遭到外國商人的壓價掠奪，他們已成為外國資本主義直接榨取的對象。外國資本勢力為了傾銷商品和輸出原料的便利，還在中國經營輪船航運。 1862年，以經營鴉片走私著稱的美國旗昌洋行設立了第一家專業輪船公司——旗昌輪船公司，壟斷我國長江中下游輪船航運將近十年之久。七八十年代，英國太古、怡和兩家輪船公司先後建立，由於它們實力雄厚，又有不平等條約的庇護，所以逐漸侵占了我國沿海和長江中下游的大部分航運權益。外國輪船公司經營中國沿海和內河航運的結果，不僅嚴重地打擊了中國舊式帆船運輸業，而且阻礙了中國新式航運企業的發展。外國資本勢力還爭相在中國設廠，最早是在廣州、香港、上海等地開設適應對華貿易需要的船舶修造廠；70 年代後擴展到為進出口服務的加工業和若干輕工業，主要有磚茶、繅絲、製糖、制革、軋花、打包廠等；80年代以後，投資的重點是公用事業；到90年代初總共有192家，資本額近2000萬元。其中如磚茶業，60年代俄商就開始在漢口設廠經營，到 70年代已在當地建立起順豐、新泰、阜昌三家磚茶廠，並迅速在江西九江、福建福州等地設分廠，壟斷了中國出口磚茶的製造。外資的繅絲工廠則集中在上海，七八十年代規模較大的有美國的旗昌絲廠、英國的公平絲廠和怡和絲廠。進入90年代後，旗昌、怡和繼續擴大規模，英國的綸昌、美國的乾康、法國的信昌、德國的瑞綸等廠也相繼在上海設立，資本額共有531萬元，成為當時外資企業中資金比較雄厚的一個行業。這些外資企業是外國資本主義經濟侵略的組成部分，但它們在客觀上刺激了中國近代工業的產主。在對華進行經濟侵略的過程中，列強在中國陸續設立了一些銀行。早在1848年，英國便在上海設立了東方銀行（又名麗如銀行或金寶銀行）。接著，於1854年和1857年又先後設立了有利、麥加利兩銀行的上海分行。 60年代，外國在華設立的銀行增多，其中1865年在香港、上海兩地同時開業的英國匯豐銀行，實力不斷擴充，至1890年資本已增加到港洋1000萬元，同時相繼在漢口、天津和北京設立了分行，逐漸發展為外國在華資本最雄厚的金融機構。 ① 到90年代初，德國的德華銀行、日本橫濱正金銀行、法國東方匯理銀行又先後在上海開設，但實力都超不過匯豐銀行。這些外國銀行在中國經營國際匯兌，發行紙幣，對清政府進行貸款，開始操縱中國的金融市場，成為列強對中國進行經濟掠奪的重要工具。外國資本主義在華政治、經濟勢力的擴大，逐步加深了中國半殖民地化的程度。中國的農民和小手工業者連連破產，承受著舊生產方式逐步解體時的種種苦難。

二、農村經濟的凋敝

在鎮壓農民起義的過程中，清朝封建統治者勾結外國侵略勢力，屠殺了無數的人民群眾，破壞了廣大的城鄉市鎮，使社會生產力和國民經濟受到一次空前的浩劫。在太平軍與清軍搏鬥時間最長、鬥爭最為激烈的蘇、浙、皖三省，遭到的破壞最為嚴重，大部分地區人口銳減，田地荒蕪，滿目蕭涼。江蘇原來是人口十分稠密、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大都 “半里一村，三里一鎮，炊煙相望，雞犬相聞”。經過這次戰爭後，竟“一望平蕪，荊棒塞路，有數里無居民者，有二三十里無居民者”。在盛產蠶絲的太湖一帶，“桑枯蠶死，寂寞荒涼”。浙江的情況，同江蘇相類似，“戶口凋零，田疇荒蕪”， “哀鴻遍地，瘡痍滿目”。安徽的一些州縣，“終日不過行人，百里不見炊煙”。長江中下游的大部分地區，普遍出現了“家家有餓莩，戶戶斷炊煙”的悲慘景象。這種災難的造成，是由於戰爭的破壞，同時也和清朝官軍的燒殺搶掠分不開。當時有個地主階級知識分子曾經指出：“官軍敗賊及克復賊所據城池後，其燒殺劫奪之慘，實較賊為尤甚，此不可不知也。” ①

太平天國失敗後，清政府對於社會經濟遭受嚴重破壞的地區，曾宣布減收田賦，如在江浙等省施行減免漕額約三分之一。這是請政府應地方官吏的要求而採取的扶植地主階級的一項措施，受惠者主要是地主豪紳。以江甦的情況為例，減賦詔頒發後，地主聲言“減租”，但所減者僅系“虛額”，實租不但未減，反而變相增加，所以當時有人說：“賦雖減而租未減，租之名雖減，而租之實漸增，正如《元史·成宗紀》江浙行省臣所言，'恩及富室，而不被及於平民者也'。” ②浙江的情況也是一樣，當時《申報》曾指出：“國家之賦額減，而民間之租額未減，有田者蒙其惠，無田而佃人之田者仍不獲其利。” ③ 此外，在徵收田賦的過程中，由於地方官吏的貪贓枉法，田賦的實際負擔幾乎都落在農民身上。當時許多省份出現了大戶和小戶、紳戶和民戶的區別，納賦的多少不是以所佔土地的面積大小為準，而是視業主的“貴賤強弱”而定。在江蘇，“大戶或至一文不收，甚有包攬小戶者，小戶則每石十餘千或七八千”。 ① 在浙江，“紳衿大戶，正賦之外，顆粒不加，甚至有把持包攬等等，勢不能不取盈於鄉曲之小戶，以為挹此註彼之謀。……最重之戶，正漕一石，竟有完米至一石七鬥以上者”。 ②在清政府的“減漕德政”中，不僅自耕農的負擔沒有減輕，甚至一般中小地主也沒有得到多少實際利益。

太平天國失敗後，由於人口銳減，土地荒蕪，所以清政府採取了招撫流亡、開墾荒地的措施，以增加田賦收入，穩定封建統治秩序。在招民開墾的過程中，各地實行的辦法頗為分歧。在江蘇，一般是在田歸原主的政策下進行的。有主之地，“責成業主招佃墾種”；無主之田，則先招原業主“五服以內者”開墾，五服內無人認領者再由州縣招人認墾，三年後再令交納錢糧，官方給予印照，承認該田歸墾荒的農民所有。但是，有些荒田甫經開墾，便往往有人自稱原主，勾結局董書差，具結領回。墾民空費經營，開墾出來的土地被人奪走，因此很多農民觀望不前，不願認墾。後來，江蘇地方當局出面禁止冒領土地，認為“原主棄田不耕已十餘年，業已與田義絕，無論是真是假，均不准領。且此外荒田尚多，何必刻舟求劍？冒領之禁一嚴，則墾民得尺則尺，不復存觀望游移之念矣”。 ③在浙江，嚴州府的墾荒章程規定：農民開墾的荒地，如 “原業主”還鄉後三個月內出面認領，仍可以從墾戶手中“照數收回”，若延至荒地墾熟後再行呈報，則“將所種田畝罰半歸墾戶執業”。湖州府所實行的辦法，是由墾戶納官租三年，墾熟後的土地八成歸墾戶所有，二成歸公。在安徽廣德州，地方當局曾派人清丈土地，將無主認領的荒地以每畝制錢600文的價格賣給“客民”為業。這些做法基本上恢復了原來的經濟關係。它反映了清政府在鎮壓太平天國之後力圖恢復原來的社會秩序。太平天國戰爭後，長江中下游各省的所謂“永佃制”的租佃制度更普遍地流行起來，即地主保留土地的所有權，承認佃農有永久耕種的權利（有些地區稱地主享有“田底”，佃農享有“田面”）。當時人少地荒，勞動力十分缺乏，地主為了招徠佃戶，不得不承認佃戶有永佃權。此外，有的地區的農民因不堪宮府苛捐雜稅的壓迫，將田底低價售給豪富之家，自己保留永久耕種之權，江西樂平就有這種情況。在實行永佃制的地區，大都是由地主向官府繳納賦稅，但也有由佃戶繳納的。 ①不難看出，江、浙、皖三省在太平天國失敗後，都不同程度地出現了地主階級土地所有製復興的趨勢，在不少地區，這種土地所有製已佔據明顯的優勢。但是，封建土地關係的重建，也受到了當時復雜歷史環境的製約，遇到了不少的阻力。首先，戰亂之後人口銳減，地主不僅招佃困難，而且佃農還經常托故逼迫業主讓租，使舊的土地關係不能順利恢復。其次，戰亂之後官府冊檔和民間契據散失嚴重，給確認田地的舊日產權增加了多種困難。一些豪強地主趁勢豪奪巧取，也不無墾民乘機將田據為己有，進一步削弱了封建土地關係，出現業主返鄉“田為人有，屋為人居，力不能爭，訟不能勝”的現象。 ①

19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廣大農村殘破不堪，經濟調敝，這主要是戰爭和清朝宮軍的燒殺劫奪所造成的，但自然災害頻仍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從60年代到80年代，三十年間，永定河、黃河、長江、淮河、珠江和洞庭湖等連續發生水災。其中黃河決口15次，僅在1882年到1890年就決口9次，受災面積最廣；長江也決口15次，但較黃河水患為小；永定河決口16次，從1867年到1875年連續9年決口11次；淮河年年失修，竟出現了“大雨大災，小雨小災，無雨旱災”的景象。除水災外，旱災、風災、蟲災、雹災、地震、疾疫等災也在各省連續發生，或諸災並發。其中又以山西、河南、直隸、安徽、山東等省的災情最為嚴重。 1877年（光緒三年丁丑）、1878年（光緒四年戊寅）連續兩年發生了被稱為“丁戊奇荒”的大旱災，以山西、河南為中心，旁及直隸、陝西、甘肅全省及山東、江蘇、安徽、四川的部分地區，形成一個面積遼闊的大旱荒區。山西很多村莊，居民不是全家餓死，就是一戶所剩無幾，甚至有“盡村無遺者”，太原一個城市，“餓死者兩萬有餘”。在這些地區，出現了赤地千里、餓殍遍野的悲慘景象。這次大旱荒的災難性後果，歷十餘年仍未能得到徹底消除，山西省就“耗戶口累百萬而無從稽，曠田疇及十年而未盡闢”。 ② 至於直隸省，1867至1874年，曾連續8年發生遍及全省的水災，緊接著在1875年發生較大的旱災，從1885年起，又連續6年發生全省性水災，社會經濟破壞嚴重，遲遲不能恢復元氣。這些自然災害，嚴重地摧殘了人民的身家性命。 1876年到1879年間，南北各省的水、旱災害至少奪去了1000餘萬人的生命。災荒的苦難和賑災中的種種弊端，引發了災區饑民的不滿，迫使許多飢寒交迫、家破人亡的饑民走上了造反之路，社會更加動盪不安，本已相當尖銳的社會矛盾更加激化。

① 《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9，第6頁① 《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0，第24—36頁。 ② 《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2卷，第150、153頁。 ① 《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0，第13—22頁。 ②1885 年12月21日赫德致金登幹Z/234函附件，《中國海關密檔》第4卷，第1381件，中華書局1992年版。 ③ 《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2，第46頁。 ④ 《李文忠公全書·譯署函稿》卷10，弟5頁。 ① 裡默著，卿汝楫譯：《中國對外貿易》第41頁，三聯書店1958年版。 ② 馬士：《中朝制度考》第313—315頁。 ③ 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第72頁。 ① 孫毓棠：《中日甲午戰爭前資本主義各國在中國設立的銀行》，《抗戈集》第114—147頁。 ① 《太平天國》第4冊，第474頁，② 陶煦：《租覈》，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輯，第281頁。 ③《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輯，第280頁。 ① 丁日昌：《撫吳公牘》卷19，第8頁。 ② 《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輯，第346頁。 ③ 《撫吳公牘》卷37，第9頁。 ① 《中國近代農業史產資料》第1輯，第251—253頁。 ① 《申報》1881年5月15日。 ② 《荒政記》，《山西通志》卷82。轉引自李文海、周源著：《災荒與饑饉》（1840— 1919）第135頁。


第二節　統治集團內部對舉辦洋務的不同態度

一、洋務宗旨的提出和洋務派的形成

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之後不久，由於清朝統治者用領土、主權以及一系列經濟、貿易特權暫時滿足了外國侵略者的要求，國內的農民戰爭也進入低潮，因而呈現了暫時相對“穩定”的局面，也就是所謂“中外和好”的“和局”，但是在清朝統治集團中，一些頭腦比較清醒的當權者，如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以及在中樞掌握大權的恭親王奕䜣等人，並沒因為這種“和局”的出現而減少他們對清朝統治的危機感。曾、李、左諸人都因為鎮壓太平天國為清朝立了殊勳，他們在勾結外國侵略者對太平天國的“華洋會剿”中，親眼看到了西方侵略者船堅砲利的“長技” ，從而預感到一種潛在的長遠威脅。因此，當第二次鴉片戰爭剛一結束，曾國藩就提出： “此次款議雖成，中國豈可一日忘備？……目前資夷力以助剿濟運，得紓一時之憂，將來師夷智以造炮製船，尤可期永遠之利。”①

1861 年8月，他又強調購買外洋船炮為“今日救時之第一要務”，並且提出“輪船之速，洋砲之遠，在英法則夸其獨有，在中華則罕於所見”。從而主張在購買之後， “訪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之，繼而試造，不過一二年，火輪船必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發逆，可以勤遠略”。 ① 他的這個主張得到了奕䜣的讚賞，認為是“深思遠慮之論”。在奕䜣的支持下，曾國藩在1861年攻下安慶後，即設立安慶內軍械所，試造槍砲彈藥。雖因採用手工生產，效果不顯，但是卻任用了一批近代早期的著名科技人才，如李善蘭、徐壽、華蘅芳等人。另一個洋務的熱心倡導者李鴻章，1862年率領淮軍到達上海與英、法侵略軍和華爾的“常勝軍”向太平軍進攻時.親眼看到外國軍隊的“落地開花炸彈”，贊不絕口，視為“神技”。他在給曾國藩的信中表示“深以中國軍器遠遜外洋為恥”；又說：“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不能及。”②對此他感到憂慮，憤憤而言：“外國利器強兵，百倍中國，內則狎處輦毅之下，外則佈滿江湖之間”，“外國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強，中國將何以自立耶？”③ 此類議論，在左宗棠、沈葆楨、丁日昌等人的言論中，也都有程度不同的表現。

面臨中國“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曾、李、左等人看到了中國在武器裝備和科學技術方面大大落後於西方，他們繼承鴉片戰爭時期“經世派”代表人物魏源提出的“師夷長技”的思想，並且極力把這一思想主張付諸實踐。他們“師夷長技”的目的，一是為了鎮壓太平天國，維持清朝的統治；二是在與外國侵略者保持“和好”的條件下，徐圖自強，免遭淪胥。奕䜣是清朝中央統治集團中最先倡導洋務的首領，他處理 “內亂”和“外患”時的方針是：“就今日之勢論之，發捻交乘，心腹之患也。俄國壤地相接，有蠶食上國之志，肘腋之患也。英國志在通商，暴虐無人理，不為限制則無以自立，肢體之患也。故滅發捻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① 在內政方面，則認為“探源之策，在於自強，自強之術，必先練兵。現在國威未振，亟宜力圖振興，使順可以相安，逆則可有備，以期經久無患”。 ② 李鴻章的主張與奕䜣基本一致，他說：“目前之患在內寇，長久之患在西人”，“似當委屈周旋，但求外敦和好，內要自強。”③ 總起來說，就是“講求洋器”，平定發捻，自立自強，抵禦外患。而其重點則在購船、造炮、練兵等軍事方面。這一時期，對洋務宗旨說得最完整、最透徹的是馮桂芬。他在1861年寫成的《校邠廬抗議》一系列政論中，明確提出“採西學”、“制洋器”的主張。他痛感中國“人無棄才不如夷，地無遺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實必符不如夷”。因此，對西方國家要“始則師而法之，繼則比而齊之，終則駕而上之，自強之道，實在乎是”。他的洋務指導思想是“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這個指導思想，不僅成為興辦洋務的綱領，也成為後來流行一時的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理論的濫觴。

19世紀60年代初期，在清朝統治集團一部分當權人物和某些開明的士大夫中間，儘管在師法西方以求自強的認識上還有某些差異，但是已經開始形成一種政治主張和時代思潮。主張舉辦洋務的倡導者，在清朝中央政府有恭親王奕䜣和軍機大臣文祥、桂良，地方大吏有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沈葆楨、丁日昌、郭嵩燾等。在他們的周圍又有一批比較了解國內國外形勢，希望通過興辦洋務達到富國強兵的官僚和開明人士。這些洋務的倡導者們，在鎮壓太平天國的戰爭中和在與外國侵略者的直接交涉中，都為保住清朝統治立下了“汗馬功勞”，而且手握中央和地方的軍政、經濟實權。由於他們在興辦洋務的問題上，思想主張基本一致，於是就在清朝統治集團內部形成了一個勢力相當強大的政治派別，習慣上被稱為洋務派。而洋務派一經形成，歷時三十多年的洋務運動也就隨之興起。

二、洋務派與頑固派的爭論

興辦洋務，在19世紀60年代的中國，無疑是一次重大的外交、軍事和工業生產方式的變革。儘管洋務派提出的“自強”主張沒有觸及封建專制的政治制度和封建的社會制度，但是在統治階級中的某些人看來，卻是有悖“祖宗成法”和“聖人古訓”的荒謬之舉。持有這種觀點的大臣官僚和士大夫為數不少，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大學士倭仁、徐桐、李鴻藻等。他們或以理學權威自命，或以孔孟之徒自居，或以“帝師”為尊，具有相當強大的思想政治勢力和深遠的社會基礎。這一派人物的共同特點就是墨守陳規，故步自封，拒絕和排斥新思想、新事物。在他們看來，中國的封建制度已經盡善盡美，不需要任何變革。對於洋務派提倡的學習西方語言文字、引進近代的科學技術、採用機器生產、訓練新式軍隊等措施，都認為是違背祖制，“用夷變夏”，於是就百般抵制，深惡痛絕。還在奕䜣與慈禧太后聯合發動“辛酉政變”之後不久，就由於奕䜣首倡洋務，引起了以倭仁為代表的守舊勢力的不滿。

當時奕䜣一手主持與外國交涉，得以保持“和局”；而慈禧太后得以在兩宮垂簾聽政中掌握朝廷實權，也有賴於他的支持。奕䜣在滿族貴族中具有很高地位。對於頑固派的攻擊，奕䜣和洋務派並不示弱，他們進行了大膽的反擊和駁斥。慈禧太后權力欲極重，又善於玩弄權術，她為了大權獨攬，就施展其權力平衡的手腕，一手扶植那些反對奕䜣和洋務派的頑固勢力，用以牽制奕䜣和洋務派；一手又重用和支持洋務派，同意他們推行“自強新政”。洋務派雖然屢次受到頑固派的攻擊，但洋務運動還是衝破重重阻力，艱難曲折地推行起來。洋務派和頑固派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都存在著嚴重的意見分歧。兩派爭論的焦點是：要不要學習西方的近代科學技術，制船造炮，以資“求強”，西方諸國是不知禮義的“蠻夷”，還是科學技術進步、政教昌明的國家？洋務派認為，中國的科學技術、武器裝備遠遠落後於西方，為了富國強兵，應該向西方學習；西方各國不但有自己的政教制度，而且國富兵強，已不是什麼“蠻貊夷狄”。頑固派則認為，學習西方就是“用夷變夏”，破壞了“夷夏之大防”，違反了“祖宗成法” 和“立國之道”，對各種洋務活動堅決抵制。兩派爭論的實質，是統治集團內部開明與守舊的不同政見之爭。洋務派和頑固派的鬥爭，在洋務運動開始的最初幾年，還未表面化。到了60年代後期，兩派的鬥爭開始激化。鬥爭是由1867年關於同文館是否招收科甲正途人員學習天文算學的爭論引起的。 1866年末，奕䜣等人認為西方國家的近代科學技術 “無一不自天文、算學中來”，為了適應洋務事業的需要，他建議在同文館內添設天文算學館，招收翰林、進士、舉人、貢生及科舉正途出身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入館學習，並擬訂章程六條，希望朝廷早日批准施行。

1867年，御史張盛藻首先上折反對，認為天文算學等事，宜歸欽天監、工部分別選拔生員和武弁學習，科甲正途人員都是“讀孔孟之書，學堯舜之道，明體達用”之士，何必要他們“習為技巧，專明製造輪船、洋槍之理”？如果要他們學習天文算學，那就是“重名利而輕氣節”。他的這個主張被清廷“著毋庸議”，予以否定。半個月之後，倭仁又上奏摺，主題是“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進而提出“天下之大，不患無才，加以天文算學必須講習，博採旁求，必有精其術者，何必師事夷人”？如果科甲正途人員，奉“夷人為師”，就會“正氣為之不伸，邪氛因而彌熾，數年之後，不盡驅中國之眾咸歸於夷不止”。隨後，候補知州楊廷熙更把同文館視為“不祥之物”，把 “久旱不雨”、“陰霾蔽天”、“大風晝晦”、疫病流行等自然災害，都歸罪於設立同文館。而奕䜣也被頑固者流送了個“鬼子六”的綽號。奕䜣等不肯示弱，對倭仁等人的論點進行了有力的駁斥，指出，設立算學館，目的在於“徐圖自強”，而不是“空講弧虛，侈談術數”。說倭仁“以道學鳴高”，故作危言聳聽之論。 “此論出而學士大夫從而和之者必眾，……不特學者從此裹足不前，尤恐中外實心任事、不尚空談者亦將為之心灰氣沮”。他援引李鴻章的話，指斥倭仁等“無事則嗤外國之利器為奇技淫巧，以為不必學；有事則驚外國之利器為變怪神奇，以為不能學”，並斥責倭仁所說的“以忠信為甲胄，禮義為乾櫓”的空言濫調，於實際毫無用處。 ①

經過激烈的爭論，倭仁雖然由於對洋務一竅不通，不得不撤消原議，但天文算學館的報名應試者也大為減少。這次爭論，實際上是要不要辦洋務，要不要學習西方近代科學技術的一場政治鬥爭。繼同文館添設天文算學館掀起的軒然大波之後，到了 1880年，劉銘傳建議修建鐵路，又引起一場爭論。對劉銘傳的建議，奕䜣、李鴻章等表示支持，但卻遭到頑固派的強烈反對。劉錫鴻認為修築鐵路有百害而無一利，說什麼“我國乾隆朝之世，非有火車也，然而廩溢庫充，民豐物阜，……西洋亦效貢而稱臣”。御史屠仁守說：“自強之道，不務修道德、明政刑，而專恃鐵路，固已急其末而忘其本。”他們不但反對修鐵路，也反對一切近代的機器製造工業。 1875年1月，同治皇帝病死，慈禧太后立醇親王奕 四歲的兒子載湉為皇帝，改元光緒。奕為咸豐皇帝之弟，其福晉為慈禧太后之妹，所以載湉既是慈禧太后的侄子，又是她的外甥，親上加親。載湉當時又在年幼，便於慈禧太后控制，以繼續垂簾聽政。慈禧太后極力拉攏奕，並利用他排擠奕䜣。奕寵信日隆，勢力也隨之膨脹，而奕䜣的權力則有日漸減弱之勢。在軍機處內部，也逐漸形成所謂“南北”兩派。南派首領為沈桂芬，江蘇吳江人，他與奕䜣、文祥關係密切，屬於詳務派。北派首領為李鴻藻，直隸高陽人，與倭仁等人氣味相投，過從甚密，屬於頑固派。由於洋務派在軍機處佔了多數，李鴻藻感到力單勢孤，於是籠絡一批御史和翰林在自己的周圍，以壯大聲勢。這些“臺諫詞垣”也以依附李鴻藻為進身之階，以議論朝政、抨擊權貴相標榜，號稱“清流”。張之洞、張佩綸、黃體芳、陳寶琛都是“清流派”代表人物。慈禧太后暗中放任清流派，借用他們的言論牽制洋務派。文祥和沈桂芬先後於1876年和1880年去世，李鴻藻的勢力加強，排斥異己，一些洋務派官僚受到排擠和打擊。被奕訴、李鴻章推許為“第一流”洋務人才的郭嵩燾，於 1879年出使英國歸來後，在“清議”的攻走下，只得卸職返回湖南原籍，連他寫的《使西紀程》也因為稱頌西方物質文明而遭到詆毀，終至毀版。不過這時洋務事業已逐步推行，勢難遏止，洋務派的勢力也依然相當強大。慈禧太后雖然蓄意不使洋務派尾大不掉，但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又不能不依靠洋務派的某些首領人物。 “清流派”中對興辦洋務並不都持反對態度，而且也不是固定不變，其主要代表人物張之洞，後來就成為著名的洋務派首領之一。

①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2：第58頁。 ①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4，第10—11頁。 ② 《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25，第9頁。 ③ 《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5，第34頁；卷6，第37頁。 ① 《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第8冊，第2675頁。 ② 《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第8冊，第2700頁。 ③ 《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4，第17頁；卷1，第26頁。 ① 參見《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7，第15—16、24—25頁。


第三節　軍事工業和新式陸海軍的建立

一、軍事工業

洋務運動的範圍相當廣泛，包括編練新式海軍和陸軍、製造槍砲船艦、建立外交機構、興辦近代工礦交通企業、設立學堂、派遣留學生等等。隨著形勢的發展變化和洋務派對西方國家認識的逐步加深，洋務運動的重點前後有所不同。大體說來，60、70年代，以“求強”為主，即適應戰爭和軍事的需要，把重點放在訓練新式軍隊和建設軍事工業上。 70、80年代，在繼續“求強”活動的同時，又提出了 “求富”的主張，強調興辦近代民用企業，把“求強”和“求富”作為洋務事業的總體目標。洋務派辦的軍事工業，是從1861年曾國藩在安慶設立內軍械所和1862年李鴻章在上海設立三所洋砲局開始的。

由於當時正是湘、淮軍與太平軍的最後決戰時期，事屬草創，不僅規模很小，而且技術設備也十分簡陋。除英人馬格里主持的一所炮局後來購進很少一部分機器外，其他各廠並無機器。事實證明，用手工業生產是不可能造出先進的武器裝備的。因此，曾、李決心購買國外機器設備，並特別注意引進 “製造機器之機器”，仿照西方近代化的工業生產方式進行軍工生產。真正的近代軍事工業是從1865年曾國藩、李鴻章在丁日昌的積極倡議下，在上海創辦江南製造總局開始的。從1865年到1890年，洋務派在全國各地共創辦了 21個軍工局廠。其中規模較大的有5個，即江南製造總局、金陵機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機器局、湖北槍砲廠。中等規模的也有5個，即廣州機器局、山東機器局、四川機器局、吉林機器局、神機營機器局。其他11個局廠規模較小，它們是西安機器局、蘭州機器局、廣州火藥局、湖南機器局、金陵製造洋火藥局、浙江機器局、雲南機器局、山西機器局、廣東機器局、台灣機器局。由於這些軍事工業的建設，清朝軍隊的裝備改變了從前全用刀矛弓箭、木船土炮的落後狀態，特別是對打敗和撲滅太平軍和捻軍，維護清朝統治，起了重要的作用。這些軍事工業的興辦，也多少增強了清朝的國防力量，而且對後期興辦民用工業起到一種開路和引導作用。但是，這些軍事工業都是洋務派封建官僚主持創辦的，又完全缺乏近代工業生產的經濟技術基礎，因此，就不可避免地帶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色彩和特性。

當時幾個主要軍事工業局、廠的情況分別為：

（一）江南製造總局

1865 年，李鴻章購買了上海虹口“洋涇浜外國廠中機器之最大者”美商旗記鐵廠。他將這座能夠修造輪船槍砲的工廠與原來丁日昌、韓殿甲主持的兩所炮局合併，成立江南製造總局。 1867年，該局由虹口遷至上海城南高昌廟，擴大規模。江南製造總局的主要產品：一是槍枝。最初只能製造舊式前膛槍，1871年改制林明敦式後膛槍，兩年以後又加造黎意槍。由於這些槍枝已陳舊落後，故於1890年制新式快槍。二是大砲。炮廠建於1878年，除製造舊式山炮外，還製造各種口徑的新式大砲。三是彈藥。包括各種槍彈、砲彈和火藥，此外還生產地雷、水雷。四是鋼鐵。煉鋼廠建於1890年，除煉鋼外，還壓軋鋼板、鋼軸、槍坯、炮坯等。五是造船。船廠和船塢建於1867年，至1885年先後製造大小輪船十餘艘。此後停造輪船，專門修理南、北洋各省船艦。製造總局的創辦經費，包括購廠、購地建廠、薪金和購買物料，以及容閎在美國採購機器費用在內，共用白銀54.3萬兩。常年經費，最初由李鴻章在淮軍軍需項下隨時撥給，每月約1萬兩。 1867年，經曾國藩奏准，從江海關洋稅中酌留二成，以一成專造輪船，一成撥充軍餉。 1869年，馬新貽又奏准以二成洋稅全歸局用。從1874至1894年，每年經費最多時達90.7萬餘兩，最低時也有35.3萬餘兩。 1892至1895年，為建造煉鋼廠和無菸火藥廠等項工程，清政府又撥發擴建經費40萬兩。由於在資金經費方面得到清政府的大力支持，因此不論生產設備和技術力量，都是當時國內最大的兵工廠。

（二）金陵製造局

1865 年，李鴻章署理兩江總督，將馬格里主持的蘇州洋砲局遷至南京，加以擴充後，改名金陵製造局。金陵製造局的經費最初亦由淮軍軍餉調撥，每年5萬兩。自1879年起，每年由江海關撥銀5萬兩，江南籌防局撥銀3萬兩，揚州淮軍糧台撥銀2萬兩，常年額定經費共10萬兩。 1883年起，南洋又加撥1萬兩。其規模雖小於江南製造總局，但在當時軍工局廠中，仍屬比較重要的一個。金陵製造局主要生產大砲和彈藥，產品大部供應李鴻章的淮軍及北洋三省。由於經費短缺，技術設備陳舊和管理混亂，該局所產大砲，質量低劣。 1875年1月，大沽砲台試射該局製造的兩門68磅重砲彈的大砲時，發生爆炸，炸死炸傷官兵18人。李鴻章將馬格里召至天津，令其親自試放，亦同樣發生爆炸。但他拒絕認錯，結果李鴻章將其撤職。該局此後不再僱用洋匠，局內管理事宜，由龔仰遽（照瑗）指揮調度。

（三）福州船政局

1866年，左宗棠設立福州船政局。這是當時最大的船舶修造廠，用以製造和修理水師武器裝備。左宗棠的建造船廠，醞釀較早。 1864年，他曾在杭州製成一艘小輪船，“試之西湖，行駛不速”。 1866年，鎮壓了太子軍餘部以後，著手籌建船廠。他奏稱：“自海上用兵以來，泰西各國火輪兵船直達天津，藩籬竟同虛設。”“臣愚以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師不可；欲整理水師，非設局監造輪船不可。”同時指出：“輪船成則漕政興，軍政舉，商民之困纖，海關之稅旺，一時之費，數世之利也。”① 顯然，他把建設船廠看成是富國強兵、利民惠商不可缺少的要務。經清廷批准，他便同法國人日意格、德克碑商訂合同，議定自鐵廠開工之日起，五年內由他們監造大小輪船16艘，並訓練中國學生和工人。廠址設在福州馬尾羅星塔地方。除開鐵廠和船廠之外，船政局還設立船政學堂（又稱“求是堂藝局”），分前後兩堂，前堂學習法文，以培養造船人才為主；後堂學習英文，以培養駕駛人才為主。 1866年9月，左宗棠調任陝甘總督，赴任前推薦前江西巡撫沈葆楨任總理船政大臣。福州船政局製成的第一艘輪船“萬年青”號，於1869 年6月下水。至1874年2月，共造輪船15艘。至此，日意格等及法籍工匠數十人照原合同規定從船廠撤退，廠務和技術由船政學堂培養出來的學生接管，“新造諸船，俱用華人駕駛”。後來雖然也僱用一些洋匠，但人數很少，僱用時間也很短。福州船政局建廠費用40餘萬兩，由閩海關四成結款撥付。常年經費每年60萬兩，亦由閩海關以六成洋稅項下按月以5萬兩撥付。後來又由閩省茶稅項下和沈諜幀兼辦台灣防務的費用中以 “養船經費”名目，按月撥付2萬兩。至1874年，共用銀535萬餘兩。 1878年以後，閩海關不能按照原來規定按期撥款，積欠甚多，以致造成經費短缺，生產困難。自1874年至1895年，生產萎縮，二十多年中共造船約20艘，平均每年不到1艘。船政局在辦廠過程中，雖然遇到了種種困難，但在造船技術方面則逐漸有所提高。最初只能製造150馬力以下的木殼船，到1887年則製成第一艘鐵甲船，輪機也由舊式單機改為複合機，馬力由150增至2400，在中國近代造船史上，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四）天津機器局

1866年，奕䜣奏准在天津設局製造各種軍火，由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負責策劃。次年，崇厚建立了天津機器局。這是清朝在北洋設立的第一個兵工廠。建廠之初，一面派曾任丹麥及美國駐天津總領事、英國人密妥士購買機器，覓僱工匠，一面在津選定廠址，建造廠房。最初的廠址在城東賈家沽，號稱東局；繼在城南海光寺設立分廠，號稱西局。開辦經費共20餘萬兩，常年經費由津海關和東海關四成洋稅協濟，平均每年30餘萬兩。

1870年，李鴻章就任直隸總督，接辦該局，並大力擴充，從江南製造總局調來沈保靖總理該局事務，津海關道陳欽兼任會辦。 1872年，李鴻章進一步整頓局務，辭退一些“技藝未精”之洋匠，並將總管洋員密妥士撤差。整頓後，東局專造洋火藥、洋槍砲、各式子彈，西局則專造軍用西洋器具、各種部件及開花子彈。東局規模較大。兩局合計共有工人二千六七百人。 1875、1876兩年，該局曾一度製造後膛槍，因成本太高，價格高出外洋一倍還多，隨即停止生產。 1891 年，該局又動工興建一個煉鋼廠，1893年正式投產。

（五）湖北槍砲廠

湖北槍砲廠系張之洞建立。張之洞（1837—1909年），字香濤，直隸南皮人，同治二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 1881年由國子監司業升任山西巡撫。 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後，由山西巡撫調任兩廣總督，負責供應台灣和滇、桂前線的餉械。當時，滬、津兩地各局所產軍火供應不足，他只得向上海外國洋行及美、德等國採購。洋商乘機抬價，使他深感為難。他認為向外國購買軍火，吃虧受制，決心自己製造。中法戰爭後，他上奏清廷，提出“儲人才”、“制器械”、 “開地利”等項主張。強調“自強之本，以權操在我為先，以取用不窮為貴”， “茲雖款局已定，而痛定思痛，宜作臥薪嘗膽之思，及今不圖，更將何待？ ”① 此時，張之洞已由早年的“清流派”重要代表人物轉化為洋務派，並且成為洋務運動後期的重要首領之一。中法戰爭後，張之洞原定在廣州創辦槍砲廠，並通過駐德公使洪鈞在德國購買機器設備。 1889年，他調補湖廣總督，遂主張將槍砲廠連同籌建中的鋼鐵廠移至湖北。新任兩廣總督李瀚章不願在粵辦廠，李鴻章則主張將機器北運，在天津附近設廠。張之洞堅持遷鄂。在奕的支持下，張的主張得到清廷批准。最後將廠址選在漢陽，於1891年開始購地建廠，1893年初步建成，1894年廠房因火災被焚。甲午戰爭以後，才得以修復，試造槍砲。湖北槍砲廠在當時的軍事企業中，規模寵大，設備最新，但建廠工程進展緩慢。因為張之洞將該廠經費很大一部分用於漢陽鐵廠。從1892年至1895年，漢陽鐵廠挪用槍砲廠經費達 130餘萬兩，致使槍砲廠的生產大受影響。洋務派在1865年以後創辦的軍事工業，都採用機器生產，儘管當時機械化的程度不高，在生產中仍然大量採用手工勞動，但畢竟開始有了近代工業大生產方式。這對於中國傳統的手工業生產來說，無疑是一次重要的變革。這些軍事工業普遍實行僱傭勞動，工人的工資基本上是按照技術高低而定，勞動強度雖然很大，但加班作業，亦加給工資。這些軍事工業企業中的工人，是中國近代早期的產業工人。洋務派創辦的軍事工業，完全是宮辦性質。經費主要來自海關關稅、釐金、軍餉等。所生產的產品，不是普通的商品，不進入市場進行交換，而是作為軍火和軍事裝備用品由清政府調撥給湘、淮軍及沿海各省軍用。

80年代以後，由於各局廠經費短缺，以往那種不計價格的產品調撥辦法有所改變。例如，南洋和廣東先後向福州船政局訂造兵船，均以“協款”名義預付船價的半數左右。此後，沿海各省，何省需船，就由何省籌款，均照福州船政局為南洋代造快船成例辦理。江南製造總局和天津機器局，在每年的收入中，也都有各省解還的軍火費用。同時，各軍火工廠的生產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國際軍火市場價格的影響，如果所生產某些武器的成本和售價，過多的高出匡際市場價格，就停止生產。這說明雖然是官辦的和不是為了交換而進行的軍火生產，也不能完全不受價值規律的製約。因此，這些軍事工業也逐步帶有資本主義的性質。但是，這些官辦的軍事工業仍然具有濃厚的封建性。所有局廠都不是獨立經營的企業，而是地方政府的一個組成機構。不但要受總督、巡撫的控制和監督，而且還要受總理衙門的節制。局、廠的總辦、會辦、提調、委員、司事等管理人員，也同釐金局、善後局等官僚機構的職別、等級毫無區別。負責生產技術的人員，大的局、廠有華洋監督、總工程師、工程師、監工等。此外，還有一批掛名支薪、並不到職任事的官僚。 1895年，署理兩江總督張之洞派人查訪江甫製造總局的情況後說： “製造局積弊，在換一總辦，即添用心腹委員三四十名，陳陳相因，有增無減，故司員兩項，幾至二百，實屬冗濫。” ①

由於把封建官僚衙門的一套官場惡習搬到局、廠，腐敗現象就在所難免。生產效率普遍低下，成本高昂，管理混亂。以規模最大、實力最雄厚的江南製造總局為例，在該局每年的經費支出中，薪水、工食、修建、辦公等項費用幾乎佔了全部經費的一半左右。在各項支出中，修建和辦公費用所佔無幾，因為購置地產、修建廠房，早在60年代後期即已完成；辦公費用不過是紙張文具和桌椅之類，為數更微。薪水、工食佔了支出的絕大比重。由於大量經費用於非生產性開支，添購機器設備、原料、燃料的費用必然減少。福州船政局的情況更糟，該局每月“洋員匠薪”、“監工員紳薪水”以及工人雜役的伙食、口糧等項，即需支出在3.9萬餘兩。而當時該局每月定額經費只有5萬兩，“薪水工食”竟佔全部經費的80％。因此，造船費用遠遠高於向外國購船費用。局、廠中的工人，雖然具有僱傭勞動的性質，但在有些局、廠，他們依然受到超經濟的剝削和人身自由的限制。江南製造總局的工人，“不令隨意去留”。福州船政局設有“健丁營”，對工人實行軍事管理。洋務派興辦的軍事工業，同西方近代資本主義工業比起來，儘管具有壟斷性、落後性和封建性，但在古老的中國卻開了近代工業的先河，客觀上對中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資本主義民用企業的產生，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二、新式陸海軍訓練

新式陸海軍是洋務運動的主要內容之一，而且也是興辦軍事工業的目的所在。 1861年1月，奕䜣、文祥等奏請訓練八旗兵丁使用洋槍洋砲。次年，在天津成立洋槍隊，聘用外國教練。接著，上海、廣州、福州等地亦按照天津練兵章程成立洋槍隊。當時的外國教練，主要是英法兩國軍官。 1864年，總理神機營事務奕 等在北京建立了“威遠隊”，演練槍砲及“洋人陣式”。 1866年，總理衙門大臣奕䜣等在直隸選練六軍，共 15000人，稱為“練軍”。湘軍和淮軍已成為當時清朝軍隊的主力。 1862年，李鴻章率領淮軍由安慶到達上海，盛讚英、法軍隊“器械之鮮明，隊伍之雄整”，並致書曾國藩，表示要及時“資取洋人長技”。在外國侵略者的支持下，他利用上海的有利條件和充足餉源，大力購買洋槍洋砲，僱用洋人教習，極力擴充軍隊。至1865年底，淮軍已由原來的6000餘人，驟增至 5萬餘人，而且“盡棄中國習用之抬槍、鳥槍，而變為洋槍隊”，另外還有砲隊四營，此時的淮軍已成為清軍精銳，李鴻章憑藉淮軍實力，在統治集團中的地位迅速加強。曾國藩統率的湘軍，早在50年代便開始從香港購買洋砲，60年代初，他又提出大購船炮的主張，“始而演習，繼而試造”，以為內可“平亂”，外可禦侮。但是，湘軍的將領大都思想守舊，對洋人的後膛槍不感興趣，甚至不相信洋槍洋砲的威力，拒絕學習使用。因此，湘軍在武器裝備上遠遠落後於淮軍。

1864年湘軍攻陷南京，曾國藩為了表示對清朝的忠誠和避免因“擁軍自重”而得禍，將湘軍大加裁撤，其弟曾國荃也一度“解甲歸田”。又由於曾國藩於1872年病死、曾系湘軍勢力逐漸衰落。湘軍另一支主要力量左宗棠所部，於1862年進入浙江寧波，隨即著手建立洋槍隊；1867年進軍西北，派胡光塘駐上海採購外國槍彈，並先後在西安和蘭州設局製造軍火，成為新式陸軍的另一支主力。整頓海防，籌建新式海軍，是洋務事業的又一個重要措施，從70年代開始即著手進行。 1874年，日本派兵侵略我國台灣，清政府以賠款妥協。日本此舉使清政府深為震驚，籌辦海防之議隨之興起。前江蘇巡撫丁日昌提出《海洋水師章程》六條，建議設立北洋、東洋和南洋三支海軍，各軍設提督一人。北洋提督駐天律，負責直、魯兩省沿海防務；東洋提督駐吳淞，負責江、浙兩省的沿海防務，南洋提督駐南澳，負責粵、閩兩省沿海防務。每支海軍各配備大兵艦6艘，砲船10艘，每半年會操一次，“三洋聯爲一氣”。總理衙門雖然基本同意丁日昌的建議，但以“財力未充，勢難大舉”為由，決定“先就北洋創設水師一軍，俟力漸充，就一化三，擇要分佈”。經過籌劃，於1875年5月任命沈葆楨和李鴻章分別督辦南、北洋海防事宜。海防經費，每年由粵海、閩海等關及江、浙等六省釐金項下撥解400萬兩，南、北各得其半。但各省撥款多不足額，短缺甚多，不能按原定規劃實行。清政府一開始即以創建北洋海軍為重點，籌建海軍主要由李鴻章負責。海軍艦隻除由福州船政局和江南製造總局製造外，主要購自英、德兩國。至1894年，分別建成福建水師、南洋水師和北洋水師，共有船艦六七十艘，已具有相當規模。

福建水師由閩浙總督管轄，絕大部分艦隻都是福州船政局 70年代製造的，只有少數幾艘購自英、美。排水量一般在1000噸和1500噸之間。平時很少訓練，戰鬥力很差。在1884年的中法戰爭中，幾乎全軍覆沒。戰後雖略有增補，但難以成軍。南洋水師歸兩江總督兼南洋海防大臣管轄，最初由沈葆楨一手擘劃。 1875年，沈葆楨同意將每年400萬兩專款全部解交北洋使用，至1878年才請求將其中的200萬兩撥歸甫洋，添置船艦。 1879年沈葆楨病死，左宗棠、曾國荃、劉坤一等先後繼任兩江總督，南洋水師即一直由湘系大員控制。它的艦隻大部由閩、滬兩局製造，亦有少數購自德國，其中有5艘巡洋艦排水量超過2000噸。南洋水師實力雖不及北洋，但比福建水師卻大得多。北洋水師是清政府的海軍主力。它從創辦到1895年全軍覆沒，一直歸李鴻章管轄，是李鴻章經營最久、用費最多、也最為得意的一項重要洋務事業。它的興衰不僅和淮系集團勢力的消長密不可分，而且也同整個洋務事業的成敗相始終。李鴻章在70年代主要向英國購買艦船，自80年代起逐漸轉向德國購買。北洋海軍的主力鐵甲艦“定遠”、“鎮遠”及8艘巡洋艦中的“濟遠”、“經遠”、“來遠”各艦都是購自德國。

 1879年，李鴻章在天津設立水師營務處，由周馥主持，馬建忠負責處理日常事物，1881年，又奏准任命淮係將領丁汝昌為北洋水師提督。新式海軍是1875年根據奕䜣等的建議創辦的，目的是為了加強海防。李鴻章多次強調：“籌辦海防，欲與洋人爭衡，非治土寇可比，必須時加戒備。方今強鄰環逼，藩屬傾危，豈可稍存僥倖無事之心，頓忘厝火積薪之誡”；“日本狡焉思逞，更甚於西洋諸國，今之所以謀創水師不遺餘力者，大半為製馭日本起見。”① 中法戰爭失敗後，清政府總結海軍失利的教訓，提出“大治水師為主”的方針。為了統一海軍的指揮權，於1885年10月在北京成立海軍衙門，任命奕為總理海軍事務大臣，奕劻、李鴻章為會辦大臣，善慶、曾紀澤為幫辦。此後三年間，北洋海軍得到較大發展。 1888 年，經過幾次增購鐵甲等艦，北洋海車正式成軍，共有大小艦隻20餘艘（不包括魚雷艇及輔助船隻），又制訂了《北洋海軍章程》，確定了人員編制，並規定每隔三年會操一次。 80年代，李鴻章還先後在旅順口、大連灣、威海衛等地佈置防務，修築砲台，並在旅順建設船塢。旅順口和威海工成為北洋海軍的兩個主要基地。當時，北洋海軍已成為一支實力較強的近代海軍。但從1888年之後，未再增添任何新式軍艦。 1891年後，因海防經費被挪用修築頤和園，連槍砲彈藥也停止購買。北洋海軍本來主要為抵禦日本侵略而建，但由於清政府腐敗，結果這支苦心經營的近代海軍，卻在甲午戰爭中被日本侵略者徹底粉碎。

①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第5冊，第5—6、8頁。 ① 《張文襄公全集》卷11第16頁。 ① 《張文襄公全集》卷149，第13頁。 ① 《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61，第8頁；卷39，第23頁。


第四節　近代民用企業的出現

洋務派在興辦軍事工業和建立新式陸海軍過程中，遇到諸多困難，而最主要的是財政困難。兩次鴉片戰爭的失敗和賠款，再加上鎮壓太平天國和捻軍的龐大軍費開支和戰爭的破壞，清政府的財政已十分竭蹶。而興辦軍事工業和建立新式軍隊，都需要巨額經費，清政府雖經多方籌措羅掘，仍然不能保證需要。軍事工業的興辦又需要充足的原材料和燃料供給；新建陸海軍需要後勤保障，同時也需要有近代的交通運輸與電訊等項建設的配合。不解決這些問題，新的防務體係就不可能建立起來。洋務派逐漸認識到，西方國家的富強，除了船堅砲利的 “長技”之外，還在於他們擁有雄厚的經濟實力。李鴻章說：“中國積弱，由於患貧，西洋方圓千里、數百里之國，歲入財賦以數万萬計，無非取資於煤鐵五金之礦，鐵路、電報、信局、丁口等稅。酌度時勢，若不早圖變計，擇其至要者逐漸仿行，以貧交富，以弱敵強，未有不終受其敝者。”①

基於這種認識，從70年代開始，洋務派在繼續“求強” 的同時，著手興辦以“求富”為目的的民用企業。其中包括採礦、冶煉、紡織等工礦業以及航運、鐵路、郵電等交通運輸事業。自70年到90年代，共創辦民用企業20多個，除少數採取官辦方式，個別的（如湖北織佈局）一度採取官商合辦方式外，其餘企業都採取了宮督商辦的方式。其中最重要的官督商辦企業有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電報局和上海織佈局。這些官督商辦的民用企業，雖然要受地方官僚的控制，但基本上是資本主義性質的近代工業。

（一）輪船招商局

輪船招商局是由官辦轉向官督商辦的第一個企業，也是規模最大的民用企業。當時外國資本壟斷了我國沿海和長江中下游內河航運，我國舊式的航運業面臨破產，而軍事工業也由於經費困難，舉步維艱，輪船招商局就是在這種條件下誕生的。 1872 年8月，李鴻章飭令浙江海運委員、候補知府朱其昂籌辦輪船招商事宜。朱其昂最初主張官商合辦，但由於當時福州船政局和江南製造總局無商船可以作“官股”，所以提出“由官設立商局招徠”。李鴻章也認為“目下既無官造商船在內，自無庸官商合辦，應仍官督商辦，由官總其大綱，察其利弊，而聽該商董自立條議，悅服眾商，冀為中土開此風氣，漸收利權”。 ①12月，朱其昂等議定“條規”，經李鴻章批准施行。輪船招商局在上海宣告成立。朱其昂多方奔走，招募投資股本，但僅得沙船商人鬱熙繩入股現銀1萬兩，其他雖有商人認股10餘萬兩，但未繳現款。李鴻章只為批准從直隸編練局借用官款13.5萬兩，年息七厘，而且“只取官利，不負盈虧責任，實屬存款性質”。 ②當時中國尚無近代股份制企業，商人不願投資，輪船抬商局最初主要是靠官款創辦的。朱其昂既募不到商股，又不善於經營新式航運，以致在半年左右的時間裡即虧損4萬餘兩，因而引咎辭職。 1873年7月，李鴻章札委唐廷樞任招商局總辦，重訂 “局規”和“章程”。朱其昂、徐潤、盛宜懷、朱其詔等四人先後被札委為會辦。庸、徐分管輪運、招股等事宜：朱、盛負責漕運和官務。

“局規”規定：（一）資本為100萬兩，總局和各分局分別由股東推舉商總和商董主持，但總局須將商總和各商董的職位、姓名等報海關道轉呈北洋大臣備案，更換商總和商董亦須“禀請大憲”。這是官督商辦的具體體現。 （二）股票及取息手折均需編號，填寫持股者姓名籍貫， “以杜洋人借名”；股東出讓股票，必須到局註冊，“不准讓與洋人”。這項規定保證了招商局由中國人自辦。改組後的招商局雖有總辦、會辦5人，實權卻在唐廷樞、徐潤手裡，他們既是官方的代表（總辦和會辦），又是股東的代表（商總和商董），兼有官、商雙重身份。二人都出身於洋行買辦，但在進入招商局之前，已脫離洋行，向民族資產階級轉化，由於他們富於洋行經商經驗，招募股本，開展業務，頗為順利。 1874年實收股金47萬餘兩，1877年又以220 萬兩收購旗昌輪船公司的產業，船隻由12艘增至30餘艘。外國輪船公司唯恐喪失自己的壟斷地位，就以削減運價來擠壓招商局，致使其債台高築，處境艱難。由於李鴻章採取籌借官款、增撥運糧、准其承運官物、延期歸還官款等一系列措施，才使招商局得以站穩腳跟，並扭虧為盈。 1881年，募足股本100萬兩。次年又計劃增募100萬兩，因為業務興旺，應募者十分踴躍，很快足額。

1883年，中法戰爭前夕，上海發生金融恐慌，招商局資金周轉不靈，盛宣懷奉李鴻章之命到滬，乘機排擠唐、徐。次年，唐、徐挪用局款被揭發，先後離局。中法戰爭期間，經馬建忠之手將招商局暫時售於旗昌洋行。 1885年又收回局產，李鴻章札委盛宣懷為督辦，馬建忠、謝家福為會辦。盛宣懷重新制訂章程，規定“專派大員一人認真督辦，用人理財悉聽調度”。這就使得盛宣懷以督辦“大員”控制了招商局的人權和財權，從而“商辦”色彩大為減弱，“官督”的權力明顯加強。

（二）開平礦務局

軍事工業的基本原料、燃料是鐵和煤，每年都要用巨款從外國購買煤、鐵，因此洋務派亟欲開採鐵礦，以塞漏危。 1874、1875兩年，李鴻章先後派人到直隸磁州和湖北興國勘探礦產，但未能開採。 1876年11月，他又派招商局總辦唐廷樞赴唐山開平一帶勘測，帶回煤塊鐵石樣品，經京師同文館及英國化學家化驗證明，品位甚佳。唐廷樞在給李鴻章的報告中，稱讚開平礦產蘊藏豐富，質地優良，同時建議修築開平至蘆臺的鐵路，採煤、煉鐵、築路同時並舉，所需經費約為80萬兩。他提出把開採開平煤礦和發展輪船招商局業務聯繫起來，強調“欲使開平之煤大行，以奪洋商之利，及體恤職局輪船多得回頭載腳十餘萬兩，苟非由鐵路運煤，誠恐終難振作”。 ① 於是李鴻章於1877年派唐廷樞主持開平煤礦的籌備工作，並派律海關道黎兆棠和前天津道丁壽昌會同督辦。 1878 年8月，開平礦務局正式開辦。根據唐廷樞所擬的“章程”，開平礦務局“雖係官督商辦”，但著重採取商辦企業經營方式。開辦後一面招股，一面鑽井。 1878 年只募股金20餘萬兩，直到1882年才募足百萬兩。煤礦鑽井雖然進展順利，但煉鐵成本過重，又缺乏冶煉專門人才，結果只好停辦鐵礦，專採煤礦。 1881 年，開平煤礦開始投產。經李鴻章奏准，該礦所產煤炭，援照台灣、湖北等地成例，納稅由每噸六錢七分三厘減為一錢，目的是為了“卹華商而敵洋煤”。這樣，開平煤礦的成本降低，增強了在市場上的競爭力。該礦投產當年，產煤3600餘噸，1882年增至 3.8萬餘噸，1883年增至7.5萬餘噸，1889年增至20.7萬餘噸。為了適應煤產量的不斷提高和運輸需要，1882年唐山到胥各莊的鐵路開始通車，1886年成立了開平鐵路公司。 1888年又將該路修築至大沽。除鐵路運輸之外，1889年購買了一艘運煤輪船，往來於天津、牛莊、煙台等地，1894年增至四艘。 1892 年，唐廷樞病逝，由張翼繼任總辦。張翼原為醇親王奕府中侍役，捐得江蘇候補道頭銜。他通過奕與李鴻章的夫系，謀得開平礦務局總辦的“肥缺”。這是一個昏聵貪鄙的“暴發”官僚，在他主持局務之後，由於管理混亂，生產經營每況愈下，開平礦務局結束了它的鼎盛時期。

（三）電報總局

1874年，日本侵略我國台灣，欽差大臣沈葆楨率兵援台。從軍事行動的實踐中，他感到“欲消息常通，斷不可無電線”，雖經奏准創辦，但因頑固勢力反對和洋商敲詐，終無結果。 1879年，李鴻章在大沽、天津之間試架電線，效果良好。次年，他便以“自北洋以至南洋，調兵饋餉，在在俱關緊要，亟以設立電報，以通氣脈”為理由，提議架設天津至上海的陸路電線，經費由北洋軍餉內籌墊。建成後“仿照輪船招商局章程，擇公正商董招股集資，俾令分年繳還本銀，嗣後即由官督商辦”。 ①這項建議得到清政府的批准。 1880年。在天津設立電報學堂，培養電報專業人才，同時又設立電報總局。派盛宣懷為總辦，鄭觀應、謝家相等為會辦，並在大沽口、紫竹林、濟寧、清江、鎮江、蘇州、上海等地設立分局。架線工程於1881年4月開始，11月竣工，並用資金湘平銀17.87萬兩。

自1882年4月起，電報總局改為官督商辦企業，募集股本8萬兩，當年繳還官本6萬兩，五年後分年續繳銀2萬兩，其餘墊款（9.8萬餘兩）則以軍機處、總理衙門、各省督撫及出使大臣有關公務的電報作為頭等官報，從應收電報費中陸續抵繳，抵繳完畢後，頭等官報亦不收費，“以盡商人報效之憂”。津滬間為保護電線而設的兵弁和巡路費用，五年年仍繼續由淮軍協餉內開支。津滬電線開通後，英國代理公使格維納趁機要求敷設上海至寧波、汕頭等口岸的海底電線。李鴻章與總理衙門反复函商，決定由電報總局接辦上海至廣東各口的陸上電線，“以杜外人覬覦之漸，而保中國自主之權”。 1883年，電報總局擬增募資本80萬元，但因當時金融恐慌，僅募得50萬元。 1884年，上海至廣東的線路竣工，電報總局也由天津遷往上海，仍由盛宣懷督辦。次年，至漢口的電線接通，此後電報事業逐漸擴充，幾乎遍及各重要城市，其中有些是官督商辦，也有的為官辦。電報總局成立後，營業發展很快。所欠北洋墊款，至1884年即已由頭等官報中扣抵而有餘。但由於爆發中法故爭，頭等官報日增，商報銳減，以致賠累不堪。

1887年，該局要求將原定清政府各種頭等官報的費用，一半由“眾商報效”，一半“歸出使經費下按月核給”，各省將軍、督撫所發頭等官報，亦由“眾商報效一半，其餘一半各就情形籌發現資”。這項辦法一直實行到20世紀初年電報“國有化”時為止。 （四）上海機器織佈局外國棉紡織品在中國的傾銷，很快佔領了廣大的市場。早在1876年，李鴻章就曾派魏綸先出面籌辦織布事宜，但魏在上海無法籌集資金，計劃未能實現。 1878年，前四川候補道彭汝瓊在上海分別向南、北洋大臣呈遞禀帖，請求設立機器織佈局。不久，他到天津面見李鴻章，說明建廠計劃，李遂委派他和鄭觀應等負責籌建。彭汝琮在上海籌集到股本，次年又同鄭觀應發生齟齬，彭被李鴻章辭退。 1880 年，機器織佈局改組，李鴻章派龔壽圖專管“官務”，鄭觀應專管“商務”，另訂“章程”。 “章程”提出：“事雖由官發端，一切實由商辦，官場浮華習氣，一概芟除。”①它還規定：擬募股金40萬兩，分為4000股，每股100兩，“在局同人”共集2000股（戴恆、蔡鴻儀、李培松、鄭觀應等四人各認500股），其餘2000股公開招募。其後因資金不夠周轉，又續招股10萬兩。股金按票面金額的70％收款，實收現銀35.28萬兩。上海機器織佈局設在楊樹浦，訂購了軋花、紡紗、織布等全套機器設備。

在籌建之初，鄭觀應就向李鴻章遞上呈文，要求“酌給十五年或十年之限，飭行通商各口，無論華人洋人，均不得於限內另自紡織”，而且要對該局產品“準免厘捐並酌減稅項”。 ①經李鴻章奏准，“十年以內只准華商附股搭辦，不准另行設局”。該局所產布匹，如在上海銷售，免完厘稅，如運銷內地，僅在上海新關完一正稅，概免沿途稅厘。這是上海機器織佈局享有的特別專利權和優惠待遇。鄭觀應經手招募的股份最多，又獨攬局中銀錢帳目。 1883年，他私自挪用局款真相暴露，又應兵部尚出彭玉鱗的邀請，离滬赴粵。此後織佈局主要負責人幾經更換，最後由龔壽圖、龔易圖兄弟接辦，但因股金不足，並無起色。 1889年，李鴻章又改派馬建忠接辦，並允許他借用輪船招商局及仁濟和保險公司的款項30萬兩。但維持不久，局務即改由楊宗濂、楊宗瀚兄弟承辦。上海機器織佈局於1890年開始部分投產，營業興旺，紡紗利潤尤高。 1893年夏，李鴻章決定擴充紡紗，向英國訂購機器。同年10月19日，因失火全廠燒毀，損失70餘萬兩。 11月，李鴻章派盛宣懷會同上海海關道聶緝椝負責恢復織佈局，重新募集資本100萬兩，在織佈局舊址設立機器紡織總廠（後取名“華盛”），仍為官督商辦。另在上海、寧波、鎮江等處設立10個分廠。至1894年9月，華盛機器織布總廠部分投產。

官督商辦企業，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歷史條件下的產物。由於長期封建經濟結構的束縛，社會生產力低下而且發展緩慢，而封建頑固勢力又百般阻撓和抵制使用近代機器工業生產和科學技術，以致困難重重。另一方面，外國侵略者在華攫取了種種經濟特權，也極力排擠和打擊中國近代工商業的發展。官督商辦企業，就是在這種內外夾擊下艱難產生的，它既要依靠洋務派“官”的支持和扶植，又要依靠“商”的經濟投資和經營管理。從建立和發展近代工商企業，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和打破“洋商”對中國近代工商業的壟斷、扼殺方面來說，官督商辦是有積極進步作用的。但是，它又不可能擺脫封建官僚的控制和對外國資本主義的依賴，不可能成為獨立的近代工商業體系，因此又具有消極落後的一面。洋務派是官督商辦企業的創辦者和保護者，又是這些企業進一步發展的壓抑者和限制者。以輪船招商局為例，李鴻章抵制了頑固勢力的攻擊挑剔，堅持反對把招商局改歸官辦，在政治上加以保護，在經濟上給以支援，使招商局得以生存，並站穩腳跟。然而，洋務派又以“官督”之權，把持了這些企業的經營管理。盛宣懷督辦輪船招商局期間，利用權力和該局資金廣為投資，多方操縱控制，為自己建立了一個包括輪船、電報、紡織等企業壟斷集團。

有些官督商辦企業，還以“商人報效”為由，為清政府特殊需要服務。如電報總局對有關洋務、軍務的電報優先拍發，電報費雖由該局所欠官款內扣除，但官款扣清後仍不收費，因而增加了企業的負擔。諸如此類，都阻礙了企業的正常經營和發展。在外國經濟勢力和洋務派的封建官僚勢力雙重製約之下，官督商辦企業很難甚至不可能按照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法則，獲得自由發展和競爭的能力。這也就是經營了二十餘年，聲勢不小但收效不大的原因所在。以李鴻章為代表的洋務派，在以“求強”、“求富”為鵠的創辦近代工業的同時，還主持清政府的外交活動。他們對西方國家的強大情況有所了解，承認中國在工業和科學技術方面的落後，主張向西方學習。在這一點上，他們要比頑固派明智而清醒。但是，洋務派及其代表人物李鴻章，始終對外國侵略者心存畏懼，總想以妥協退讓換取與外國侵略者相安無事。然而，嚴酷事實證明，外國侵略者絕對不會坐視中國富強起來。洋務派創辦的近代工業，雖然促進了中國資本主義的某些發展，但終究不可能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地位，也不可能達到“求強”、“求富”的目的。

二、商辦企業在洋務派創辦官督商辦企業的同時，中國社會還出現了一些商辦企業。這是近代中國民族資本工商業的發端，也是中國社會經濟發生重要變化的一個標誌。這些商辦企業主要是由一些官僚、地主、買辦和商人投資而來的，也還有一些是從原來的舊式手工業工場、作坊開始採用機器生產轉化而來的。自1869年至1894年，商辦企業只有50多個，資本共有500餘萬元。雖然數量很少，實力甚微，但它卻是一種新生的社會經濟力量，其中比較重要的有：1S69 年在上海成立的發昌機器廠，是由鐵匠作坊主方舉贊開始採用車床而出現的。它的主要生產業務是為外商船廠製造配修零件。由於沿海和長江航運興起，它的業務發展也比較迅速，到 1877年，已能生產輪船機器和車床、汽錘等機器產品。 80年代，它還兼營進口五金，成為當時上海民族機器工業企業中規模最大的一家。 1872 年，華僑商人陳啟源在廣東南海縣設立第一家繼昌隆機器絲廠，以蒸汽機為動力，僱用工人六、七百人，產絲精美，行銷國外。兩年之後，南海又建立了4家繅絲廠，至80年代初增至 11家，共有繅車2400架，每年產絲1200包。到90年代，順德縣的絲廠也很快發展起來，絲廠多達 35家。

1878年，輪船招商局會辦朱其昂在天津設立貽來牟機器磨坊，僱用工人十餘人，用機器生產麵粉，“面色純白，與用牛磨者迥不相同”，打破了傳統手工業磨面的舊式生產方式。 1879年，汕頭的一家豆餅廠開始用機器榨油和壓制豆餅，第一年每日生產豆講200塊，次年增至300塊，1881年又增至400塊。 1883年又增設一廠，日產豆餅600塊，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豆餅所用原料大豆，均從華北購迸，製成品則在本地和台灣市場銷售。 1881年，黃佐卿在上海設立公和永繅絲廠，資本10 萬兩，絲車100部，次年投產。開始數年，營業不佳。 1887年後，生產逐漸發展，絲車增至900部。此後，上海繅絲業日益興起，至1894年已有絲廠5 家，其中最大的坤記絲廠資本為20萬兩。 1882年，徐鴻复、徐潤等在上海設立同文書局，購置石印機20 台，僱用職工500人，先後翻印《二十四史》、《古今圖書集成》等重要古籍。 1893年，該局不幸失火，損失頗重，但因事先投了火災保險，得到賠償，倉庫、宿舍亦未殃及。後來由於積壓資金過多，遂於1898年停辦。 1886年，官紳楊宗濂、買辦吳懋鼎、淮軍將領周盛波等在天津合資設立“自來火公司”（火柴廠），資本1.8萬兩。 1891年投產不久，即發生火災，廠房披焚。後來又公開招股，資本增至4.5萬兩，由吳懋鼎任總辦，聘請英、俄商人購辦機器，並幫同管理帳目，但洋商並不參股。火柴多行銷於河南等地。 1887 年，買辦商人嚴信厚在寧波設立通久源軋花廠，資本5萬兩，購置日本生產的蒸汽發動機和鍋爐，另有40台新式軋花機。僱用工人三四百人。

1891年，該廠出售軋成棉花3萬擔。 1890年，上海商人設立燮昌火柴公司，資本5萬兩，生產木梗火柴，所需化學原料從歐洲購買，木梗、箱材等使用日貨，每日生產硫磺火柴20餘箱，但質量較差。產品多銷售於江西、安徽等內地省份。此外，在上海、廣州、北京等地還有少數小規模的商辦企業，有些忽開忽停，舉步艱難。從19世紀6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歷時20多年，在中國出現的近代商辦企業，可說是小農經濟與家庭手工業經濟汪洋大海中的若干小島，不但進程緩慢，而且投資和規模很小，設備簡陋，技術落後，產品也主要是日用輕工業商品。但它們畢竟是近代中國第一批民族資本主義工業。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業是在極其困難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產生的。當時外國資本主義勢力通過不平等條約強迫中國開闢了多處通商口岸，操縱了中國的海關，降低中國進出口稅率，控制了中國沿海和內河航運，把中國變成了它們的商品市場和原料供應地，而這種商品市場和原料供應地都不是在平等互惠的條件下形成的。外國資本主義不但不能促進和支持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且還憑藉種種特權限制和打擊這種發展。中國資本主義企業，無論在產品銷售或原料收購方面，都受到外國資本主義的巨大壓力。當這些初生企業的產品出現於市場的時候，外國侵略勢力不借採取降價傾銷的辦法，予以打擊。中國企業所需的原料，也受到外國洋行搶購的威脅。外國洋行通過中國買辦商人，在原料產地廣設採購站，力量薄弱的中國民族資本企業無法與之競爭。

事實證明，在外國資本主義的扼制打擊之下，中國資本主義企業不可能得到正常的發展。中國資本主義企業在受到外國侵略勢力打擊的同時，還受到國內封建勢力的壓制和摧殘。在中日甲午戰爭以前，商辦企業始終沒有取得清政府的正式承認，在設廠、經營和產品銷售方面，沒有任何法律的保障，完全聽任地方官吏隨意處置擺佈。例如，1881年南海知縣徐賡陛以繼昌隆絲廠“專利病民”、“奪人生業”、“男女（工人）混雜，易生瓜李之嫌”為由，①下令予以封閉，該廠被迫遷往澳門。直到徐賡陛調離後，才又遷回南海。又如1893年武舉出身的李福明在北京東便門設立機器磨坊，被清朝官吏視為“不安本分”的”刁商”，“經都察院奏准，飭令撤去”。 ②而許多地方官吏，還對商辦企業橫徵暴斂，敲詐勒索，大大加重了這些企業的負擔。在外國資本主義和國內封建主義雙重壓迫困扼之下，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舉步維艱，困難重重。許多企業為了生存，免遭破產，不是乞求外國資本主義的庇護，就是尋求封建勢力的奧援。對這種庇護和奧援，都要付出沉重的經濟代價。這種情況，就決定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既有其社會歷史的進步性，又有其先天的軟弱性；同時也說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歷史條件下，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受到了極大的阻礙。

① 《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16，第25頁。 ① 《李文忠公全書·譯署函稿》卷1，第40頁。 ② 《交通史航政篇》第1冊，第269頁。 ① 《洋務運動》第7冊，第116頁。 ① 《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38，第16—17頁。 ① 《洋務運動》第7冊，第469頁。 ① 《洋務運動》第7冊，第484—485頁。 ① 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輯，下冊，第964頁。 ② 《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輯，下冊，第988頁。


第五節　新階級的出現和思想文化的演變

伴隨著中國資本主義的發生和發展，中國社會階級構成和階級關係也開始發生新的變化。儘管中國資本主義發生和發展的道路艱難曲折，但是中國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還是不可避免地產生了。這是中國社會前所未有的兩個新的階級力量，它一經產生。就必然要在中國社會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等各個領域引起新的變化。中國近代第一代產業工人，最早是通商口岸的碼頭工人和外國輪船僱用的中國海員。由於外國資本相繼在中國開設工廠，興建各種建築工程，中國產業工人的隊伍也隨之擴大。隨後在洋務派興辦的軍事工業和中國民族近代企業中，工人的人數也日漸增加，至1894年，除了碼頭工人缺乏統計數字之外.產業工人共有10萬人左右。在約10萬工人中，外國資本企業中的工人約佔35％；洋務派經營的軍事工業和民用工業的工人約佔37％，民族資本經營的企業的工人約佔28％。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無產階級的發生和發展，不但是伴隨著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發生和發展而來，而且是伴隨著帝國主義在中國直接地經營企業而來。因此，從產生的時間上說，中國無產階級要比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早了近三十年。而中國近代工業大部分不是從工場手工業發展起來的，因此，中國無產階級的前身也主要不是由工場手工業工人轉化而來，而是破產的農民和家庭手工業者。

早期的中國工人階級人數很少，身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殘酷壓迫和剝削，雖然在20世紀20年代以前幾年，還沒有登上政治舞台，但它卻是一個最有希望、最有前途的革命階級力量和政治力量。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有兩個來源，一是由那些投資於官督商辦、官商合辦及商辦企業的官僚、地主、買辦和商人轉化而來；另一個來源則是由那些採用機器生產的手工工場主轉變而來。這兩部分人，形成中國早期的民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可以分為兩個不同的階層，即上層和中下層。民族資產階級上層的代表人物，大部擁有規模較大的企業，經濟力量比較雄厚。他們與外國資本和國內封建勢力的聯繫比較密切。其中不少人都在清政府的一些機構中取得一定的官職頭銜，或者在農村佔有相當數量的土地，具有亦官亦商或紳商兼備的多重身份。例如，1887年創辦寧波通久源紗廠等企業的嚴信厚，1891年在上海創辦華新紡織新局的唐松岩、聶緝椝，在天津創辦自來火公司的楊宗濂，1882年在上海創辦公和永絲廠的黃佐卿等等，就是早期民族資產階級上層的代表性人物。民族資產階級的中下層所辦的企業，一般規模都比較小，資金也較少，有的則是由手工工場發展起來的。這些企業雖然也採用機器生產，但大都機器設備陳舊落後，經營狀況也遠遠不如資產階級上層所辦的企業，他們不但得不到外國資本和本國封建官僚勢力的幫助和扶植，而且還經常受到排擠和打擊。因此，他們與外國資本主義和國內封建勢力的矛盾比上層較大，聯繫比上層為少。

儘管他們也想讓自己的企業得到發展，但是卻很少有這種可能和條件。早期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雖然有上層和中下層之分，但是作為一個新興階級的整體，仍然是一種新的經濟力量，並且必然要成為新的政治力量。民族資產階級又是一個帶有兩重性的階級。它一方面受到外國資本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具有反對外國侵略和反對封建壓迫的要求，希望中國能夠獨立富強，為民族資本主義的順利發展提供條件。另一方面，它又同外國資本主義和國內封建勢力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缺乏徹底反侵略、反封建壓迫的堅決性。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既帶有其歷史的進步性和一定程度的革命性，同時又帶有先天的軟弱性和動搖性。中國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產生，在一定意義上說都是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和洋務運動的產物。而這兩個新的社會階級的產生，結果又導致對外國資本主義侵略的反抗和對洋務運動的否定。中國近代歷史的發展，沒有按照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者的意圖行進；洋務派“求強”、“求富”的主觀意圖也沒有實現。新的階級將要開闢新的社會道路。

二、思想文化的演變

思想文化是社會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影響於社會政治和經濟。社會生產方式和經濟基礎發生了變化，思想文化也必然要隨之發生變化。 19世紀70至90年代，隨著資本主義近代企業的產生和資產階級的出現，反映新興民族資產階級利益和要求的早期維新思想隨之興起，一些近代教育文化設施相繼建立，中國思想文化開始了由古代到近代的明顯轉換。

（一）早期維新思想的產生及其特點

隨著洋務事業的興起和發展，一些依附於和積極參與洋務事業的開明的士大夫，日益增加了對西方資本主義近代生產方式、科學技術乃至社會政治和經濟制度的了解，也痛感中國的落後。他們主張更多地向西方國家學習，不但要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科學技術，同時也要求實行某些政治、經濟方面的改革，希望中國能夠變成一個獨立富強的國家。這些開明愛國的士大夫們，逐漸形成了一個知識分子群體，也就是早期的一批維新思想家或維新派。他們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王韜、薛福成、馬建忠、鄭觀應等，其代表性著作分別為《弢園文錄外編》、《籌洋芻議》、《適可齋紀言紀行》、《盛世危言》。

早期維新思想家們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具有比較強烈的反對外國侵略、希望中國獨立富強的愛國思想。他們譴責外國侵略者強迫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特別是對不平等條約中所規定的有損中國利權的片面對外國的最惠國待遇、領事裁判權、協定關稅等條款，表示憤慨和不滿。認為這些規定嚴重地損害了中國主權，並給中國帶來了無窮的禍害。他們認為外國侵略者對中國進行經濟掠奪，是造成中國貧弱的主要原因。從而主張中國不但應當講求武備，加強國防，以抵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兵戰”，而且必須大力發展民族工商業，同西方國家進行“商戰”。

早期維新思想家們在反對外國侵略的同時，還具有一定程度反對封建專制制度的民主思想。他們初步認識到中國的貧弱落後，是封建專制統治的結果。認人隨著社會的進化和發展，國家政治制度也應該隨之變化。他們把西方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與中國封建專制的政治制度作了比較，認為前者遠比後者進步。王韜介紹了西方國家“君主”、“民主”、“君民共主” 三種政治制度，認為“君民共主”制度最善；薛福成介紹了英國資產階級議會中的兩黨制：馬建忠介紹了西方資產階級“三權分立”的政治學說，鄭觀應在八九十年代之交提出在中國實行議會制的主張。他們認為西方的君主立憲制度，是最好的政治制度，也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富強的根本原因。

雖然他們對議會、民主等還不能從資本主義政治制度本來意義上去了解，但是在反對君主專制制度和初步介紹西方資產階級政治學說方面在當時卻起到了令人耳目一新的作用。他們的這些言論主張，反映了新興資產階級參與國家政權的願望和要求。早期維新思想家們對封建頑固派的守舊思想，作了相當尖銳的批判。他們認為在萬國競爭、弱肉強食的時代，“閉關自守”、 “故步自封”已經不能適應時代變化的需要，必須進行變革，發憤圖強，才能適應新的世界潮流。王韜斥責頑固派說：“至此時而猶作深閉固拒之計，是直妄人也已，誤天下蒼生者必若輩也！”① 鄭觀應則譴責頑固派是“一事不為，而無惡不作”，“泥古不化”，“甘守固漏以受制於人”的愚昧誤國之舉。 ② 這些早期維新派思想家們，通過他們的言論、著作，在洋務運動後期，掀起了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洋務派思想境界的新的社會思潮。早期維新思想家大都是洋務運動的支持者和擁護者，有的還直接參與了洋務活動。在開始的時候，他們是作為洋務思想理論家的姿態出現的，在思想上與洋務運動的主要倡導者們並無明顯的區別。在“求強”、“求富”的指導思想和官督商辦的經營方式等問題上，都同洋務派的主張一致。但是這些思想家們一則對西方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情況了解較多，對中國的封閉落後也更感痛切；再則他們的思想比較敏銳，接受新思想、新事物也較快。而隨著社會經濟和客觀形勢的變化，他們再不能滿足於洋務運動所能容納的範圍了，於是逐漸從洋務派中蛻化出來，並且對洋務運動的某些做法感到不滿，進行了批評。比如，他們指出洋務派首領們建立的海軍“有南、北、閩、廣之殊”，編練的陸軍“有湘、淮、旗、綠之別”，這種缺乏統一軍制和統一指揮的海陸軍，不但不能抵抗外國的軍事侵略，而且會“見哂於外人”。他們對官督商辦的態度，也由支持變為反對，紛紛揭露官督商辦企業的種種弊端和腐敗情況，認為靠這種辦法，根本無法辦好企業，求得國家富強。只有發展商辦企業，才是振興民族工業的唯一出路。

早期維新思想反映了中國資產階級在登上政治舞台前夜的政治心態和政治要求。然而，這些思想家畢竟還是從洋務派營壘中剛剛脫胎而來的帶有封建士大夫氣味的近代中國早期的先進知識分子，還不能擺脫封建傳統道德倫理觀念的束縛。他們的思想同洋務派既有不同之處，也有相同之處。他們主張以“中學”為主，“西學”為輔，折衷中西，取長補短。企圖以這樣的思想模式，使中國走向近代化。鄭觀應說：“中學其本也，西學其末也，主以中學，輔以西學。”① 薛福成則說：“取西人器數之學，以衛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②雖然他們已經註意到在求得中國的獨立富強、走向近代的實踐中，必須解決“中學”與“西學”、“器數之學”與“周孔之道”的關係問題，但由於時代歷史條件和階級思想的局限，還不可能正確認識和解決這個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儘管如此，由他們掀起的新的社會政治思潮，曾對中國社會發生了廣泛的思想影響，並且為後來的資產階級維新變法運動，起到了一定的思想先導作用。

（二）洋務運動中興辦的文化教育事業

“洋務”本來就是與西方近代軍事、工業、技術、外交等各方面有關的事務，也是學習西方近代國防、經濟、技術各項事務的措施。要興辦洋務，就需要通曉洋務的人才，而傳統的舊式教育體制和教育內容，都無法滿足洋務事業的需要，因而興辦新的教育事業，培養洋務人才，就成為洋務運動的一項重要措施。根據現有材料統計，從1862年奕䜣奏請創辦北京同文館和1863年李鴻章在上海創辦廣方言館培養外語翻譯人才，到1894年在煙台創辦煙台海軍學堂，30 多年間，洋務派共創辦新式學堂24所，其中培養各種外語人才的有7所；培養工程、兵器製造、輪船駕駛等人才的有11所；培養電報、通訊人才的有3所；培養陸軍、礦務、軍醫人才的各有1所。由於當時科舉制度尚未廢除，舊的教育制度基本未變，這些新式學堂又缺乏足夠的師資和經費、設備，學生人數並不很多，但畢竟打破了舊式教育和科舉制度的一統天下，培養了一批近代科技軍事人才和知識分子，並且在文化教育方面起到開通風氣的作用。在興辦新式學堂的同時和稍後，有的官員還主張向外國派遣留學生，但一直擱置未辦。

到了1868年，經蒲安臣之手簽訂的《中美續增條約》，才明確為中國學生赴美留學提供了條約依據。同年，早年赴美畢業於耶魯大學的容閎，抱著“教育救國”的志願，向江蘇巡撫丁日昌提出了派學生出國留學的計劃。 1870年，經曾國藩同意並向清廷奏准，派江南製造局、上海廣方言館總辦陳蘭彬為留美學生委員（監督）、容閎為副委員（副監督），又經與李鴻章磋商之後，制訂了《挑選幼童前赴泰西肄業章程》十二條。 1872年8月，第一批30名幼童乘輪船離上海赴美。 1873、1874、1875年，每年又各派30名。這四批幼童赴美入學之後，成績優良，品行端正，深得美國社會人士讚許。但陳蘭彬、區諤良、容增祥、吳嘉善等與留美學生屢生衝突，並且也同容閎不能合作，於是以留學生“拋荒中學”、“多半入耶穌教”、沾染“外洋風俗，流弊多端”等為由，建議總理衙門逐漸將留學生撤回。結果，總理衙門定議“將出洋學生一律調回”。 1881 年，94名中國留美學生分三批回國。在回國的94人中，只有兩人得學士學位，其中一人就是著名的傑出鐵路工程師詹天佑。就在第一批留學生赴美之後第二年（1873年），總理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楨也正式向清政府奏請派遣船政學堂優秀學生出洋留學。他建議派前學堂的優秀學生赴法國留學，“深究其造船之方，及其推陳出新之理”；派後學堂中的優秀學生，赴英國深造，“深究其駛船之方，及其練兵制勝之理”。清政府批准了沈葆楨的建議。 1874年，他又提出了實施方案，並設計了留法、留英學生的學習大綱。 1877年春，議定了《選派船政生徒出洋肄業章程》十條。

同年3月，華監督李鳳苞、洋監督日意格帶同隨員馬建忠、文案陳季同、翻譯羅豐祿和學生、藝徒前後共35人出洋。其中留英學生12名，除1人因病先期回國外，其餘11 名均取得優良成績，劉步蟾、林泰曾、蔣超英、方伯謙、林永生、葉祖珪、薩鎮冰、嚴復等，都呈這批留英學生中的佼佼者。在14名留法學生中，除1名病故外，其餘都取得能勝任總工程師的文憑，其中魏瀚、陈兆翱尤為成績突出。而嚴復在甲午戰爭之後，則成為著名的近代啟蒙思想家。 1879年經李鴻章奏請，於1881年又派出留歐學生 8名，其中留法5名，留英2名，留德1名。 1886年又派出第三批船政出洋學生34名，其中包括天津水師學堂優秀學生劉冠雄等10名。 20名留英學習海軍，14名留法學習造船、建築、法律等。這批留學生，經六年努力學習，也都以優異成績學成歸國。學習海軍的留學生許多都成為北洋水師的指揮骨幹，在參加甲午中日黃海大戰的12艘北洋水師戰艦的重要指揮官中，就有半數是首屆船政留學生。

（三）翻譯西書和創辦報刊

洋務既然是西方的近代事物，興辦洋務就需要介紹西方近代的科學文化知識。但是在同文館和廣方言館等建立以前，除了西方傳教士向中國介紹過一些兩方科學文化知識外，中國人通曉外國語言文字的人極少，面對西方近代科學文化也十分陌生，甚至格格不入。因此翻譯西書，就成為興辦洋務事業不可缺少的一項工作。北京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特別是江南製造總局附設的翻譯館，成為洋務運動期間主要的譯書機構。譯書是同文館的重要活動之一。 1883年以前，該館師生共譯輯各種書籍22種，包括法學（如《萬國公法》、《公法便覽》、《公法會通》、《法國律例》、《新加坡律例》等） ，經濟學（如《富國策》），外國歷史（如《俄國史略》、《各國史略》等），物理學（如《格物入門》、《格物測算》等），化學（如《化學指南》、《化學闡原》等），數學（如《算學課藝》），天文學（如《天文發軔》），生理學（如《全體通考》），外交知識（如《星軺指掌》 ），外國語文（如《英文舉隅》、《漢德字彙》等），曆法（1877年—1879年《中西合歷》）。

這些書籍為教材性質，也可以說是一些“西學”的入門書。上海廣方言館也培養了一些外語翻譯人才，而翻譯西書成績最顯著的是江南製造總局的翻譯館。據英人傅蘭雅《江南製造總局翻譯西書事略》記載，從 1871年到1880年，已刊印譯書98種，235冊。譯成未印者45種，140餘冊，尚有13種未全部澤完。在已刊和未刊的譯書中，絕大多數為自然科學書籍。這些“西學”書籍的翻譯出版，雖然數量有限，內容淺近，但對當時中國知識界來說，卻是一種新知識和新學問。後來許多投入維新變法的骨干人物，很多都是從這些澤書中受到了啟發和影響。它對近代中國思想文化演變所起的作用，遠遠超出這些譯書本身的價值。在自然科學技術的譯述和介紹中，李善蘭、華蘅芳、徐壽等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李善蘭（1810—1882年），字壬叔，浙江海寧縣人，對數學造詣頗深。他翻譯了《幾何原本》後九卷、《代數學》、《重學》等數學、物理方面的書籍。所著《則古昔齋算學十四種》，其中《萬圓闡幽》已獨立地達到了微積分的初步概念。

華蘅芳（1833—1902年），字若汀，江蘇金匱縣（今無錫市）人，翻譯了代數、三角、微積分、概率論等書，共60多卷。著有《行素軒算稿》6種，共23卷。

徐壽（1818—1884年），字雪村，江蘇無錫縣人，研究物理、化學和機械製造。他同華蘅芳等編譯了這幾方面的科學著作，數量很大，刊行的有13種，其中《化學鑑原》和《西藝知新》兩書較為著名，對中國近代化學的發展起了先導作用。

與翻譯西韋同時，創辦報刊也是洋務運動期間產生的一種重要的文化事業。中國近代最旱的報刊是由外國人創辦的。其後伍廷勞雖然在1858年創辦了《中外新報》，但因為刊行於香港，對內地影響不大。隨著洋務運動的興起，作為近代社會信息傳播工具的報刊，也開始在中國出現。 1872年在廣州創辦了《羊城採新實錄》，1873年在漢口創刊了《昭文新報》，1874年在上海創辦了《匯報》，1876年又在上海創刊了《新報》。這些由中國人辦的近代早期的報紙，雖然不可能與外國人辦的《申報》、《新聞報》相抗衡，但它們畢竟是中國人自己創辦的新聞事業。隨著時代的變化，近代報刊對政治、經濟和文化各方面所起的作用也越來越大，後來的維新變法和資產階級革命運動，都把創辦報紙雜誌作為最主要的宣傳工具。 （四）社會風氣與價值觀念的逐漸變化隨著洋務運動的興起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現，傳統的封建倫理道德觀念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衝擊，社會風氣也定會有所改變。以往的“重農抑商”、“重本抑末”和“士”為“四民” 之首、商為“四民”之末的傳統觀念有了比較明顯的變化。在近代工業生產方式的產生和商品流通的初步發展中，商人和商業的社會地位比以往明顯提高，一些科舉出身的官僚和士大夫，不但開始重視工商業，而且親自投身於官督商辦或商辦企業任職。

在對西方世界和中國自身的認識上，很多開朗的官僚和士大夫也改變了傳統的“夷夏”觀念。向西方學習科學技術，再不被認為是“師事夷人”之舉，而被看成是求強求富的重要手段。對西方的技術製造和各種器物，再不被認為是“奇技淫巧”，而被看做是“製造之精”。中國再不是立於世界“中央”的“天朝之國”，也不是孤立於世界之外的“華夏”之邦，而是世界各國的一員，並且是遠遠不如西方各國富強的一員。不論對世界，還是對中國的認識，比興辦洋務以前，都有了明顯的改變。

由於西方近代科學技術和其他社會事物的逐步傳入，在通商口岸、沿海地區，社會風氣也開始發生了一些變化，“西學”在士大夫的心目中，已不再是“夷狄”之物，而成為中國求強求富不可缺少的學問，頑固派視為“奇技淫巧”的聲光化電，不但用於軍事和軍事工業，也用於民用工業和城市社會生活，從而在城市生活的衣、食、住、行等方面，傳統的風俗習慣有了一些改變。從19世紀6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洋務運動歷時 30多年。它以“求強”、“求富”為目的，在軍事、工礦企業、交通運輸和文化教育等許多領域，向西方國家學習，在中國走向近代的道路上跨出較大的一步。然而它又是以失敗告終的運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條件下，外國資本帝國主義決不會願意也不可能允許中國通過興辦洋務富強起來。因此，在表面上扶植、支持洋務的同時，又不斷採取政治的、經濟的、外交的乃至軍事的手段進行侵略和控制。而洋務派的某些重要首領，對於外國資本主義的壓力，又多是採取妥協退讓的辦法。沒有國家的獨立，不能保障民族經濟的發展，“求強”、 “求富”的願望也就只能落空。而清朝統治集團中的頑固勢力，又生怕洋務的發展危及他們既得的權勢，在政治上、經濟上和輿論上多方箝制和阻撓。

洋務派本身的封建性和腐敗性，也使洋務運動缺乏應有的生機和活力，諸如企業的衙門化、官僚化、貪污中飽、揮霍浪費、任用私人、侵吞商股等等現象相當嚴重而普遍，這就自我窒息了洋務事業的發展。洋務運動是近代中國由洋務派發動的一次變革試驗，歷史記下了這次變革的成績，也記下了它的失敗，而且也做出了結論：洋務運動不能救中國。

① 王韜：《弢園文錄外編》卷1，《睦鄰》。 ② 鄭觀應：《盛世危言》卷1，《吏治上》、《學校》。 ① 鄭觀應：《盛世危言》卷1，《西學》。 ② 薛福成：《庸盦全集·籌洋芻議》，《變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