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節 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侵華戰爭

鴉片戰爭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教會和傳教士就妄圖用 “十字架征服中國”。鴉片戰爭後，歐美的天主教、耶穌教和沙俄的東正教，依靠不平等條約和大砲的保護，先後向中國派遣的傳教士，到19世紀末已達3300多人。他們中不無為信仰而來華傳教者，也有的在傳播西學和興辦文教慈善事業方面作出過貢獻，但就總體而言，傳教士在中國建立教堂，網羅教徒，收集情報，干涉詞訟，挑撥民族關係，進行文化侵略，並為本國政府出謀劃策，攘奪中國利權，起了侵略者的大砲所不能起的作用。中國人民對此極其痛恨，不斷進行反抗。

鬥爭大體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861年貴州開始驅逐外國傳教士到 1870年天津教案。這期間，各國傳教士相繼在沿海、沿江建立教堂，招收信徒，無視中國的傳統禮教和風俗習慣，激起了地方官員和士紳的不滿。他們打出了“排斥異端”和“保衛聖道”的旗號，號召和組織官役、兵丁、團勇等起來進行鬥爭。從1861年貴州首先驅逐外國傳教士開始，反對外國教會侵略的怒火迅速燃遍湖南、江西、四川、江蘇、安徽、河南、直隸、內蒙、雲南、西藏、福建和台灣等省區。 1870年，爆發了震動中外的天津教案。由於天津法國教堂迷拐幼孩等罪行，居民憤恨，數千人前往教堂抗議。法國領事豐大業開槍殺人，群眾怒不可遏，當場將他打死。接著，群眾放火燒毀教堂等處房屋，殺死外國教士等20 人。事後，法、英、美、俄、德、比、西等國聯合向清政府提出抗議，並調遣軍艦到天津海口及煙台一帶示威。清政府派曾國藩到天津“查辦”，不久又派李鴻章赴津會同辦理。曾、李屈服於壓力，以殺害群眾16人，緩刑4人，充軍 25人，賠款49萬兩，對法道歉結案。這種殺民謝敵的行徑，受到各階層人民的強烈譴責。

第二階段，從天津教案後到中法戰爭結束。這期間，不少傳教士在華創辦學校、醫院、育嬰堂和報刊，宣傳奴化思想，進行文化侵略。有些傳教士或收集情報，或里外串通，協助本國政府敲詐中國。中法戰爭爆發前夕，各國在華教會關注中國局勢，間諜活動越發猖狂。戰爭爆發後，法國在華傳教士大多捲入這場不義的戰爭，積極配合本國政府行動。於是，地處抗法前線的雲南、廣西、廣東和台灣、福建、浙江等省人民，群起焚教堂、驅教士，自發地把反對外國教會侵略的鬥爭與保衛邊疆的鬥爭結合起來，造成很大聲勢。清政府不僅不予支持，反而在“力保和局”的思想指導下，繼續重刑鎮壓反教群眾。地主階級的上層人物態度日漸消沉，中小地主成為鬥爭的領導者，下層群眾參加的人數日漸增多。

第三階段，從中法戰爭後到1894年中日戰爭前。由於各國傳教士公開與中國的媚外官吏勾結起來，包攬詞訟，干涉內政，插手外交，加劇了我國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各地群眾反教會鬥爭繼續發展，先後掀起了大規模的武裝起義。 1890 年，四川大足縣龍水鎮法國傳教士破壞當地一年一度的迎神賽會，引起民憤。清政府派軍隊保護該鎮法國教堂，進一步激起了大足人民的不滿，群起搗毀教堂，斥責護堂清軍，豎旗起義。起義軍以大足縣煤窯、紙廠工人及挑販為主體，轉戰大足、銅樑等縣，沿途發布檄文，號召人民起來驅逐外國教會勢力。川東一帶群眾紛紛響應，聲勢大振。這支隊伍堅持鬥爭兩年多，屢次重創前來鎮壓的清軍。 1891年，長江中下游的碼頭工人、挑夫、水手、手工業工人和城市貧民，以哥老會為核心，掀起了反抗怒潮，這年4月，蕪湖一萬多群眾焚毀教堂，攻打海關，並與前來鎮壓的侵略分子及官軍英勇搏鬥。羌湖暴動的消息迅速傳遍了大江南北。幾個月內，江蘇、安徽、浙江、江西、湖北等省的幾十個城市和廣大農村，凡有外國教會盤踞的地方，幾乎都發生了暴動。上海租界也出現了反對外國教會的匿名揭帖。列強聯合出動軍艦到長江一帶，向清政府施加壓力。清政府嚴令地方宮鎮壓起義，各地鬥爭遭到官軍圍剿，先後失敗。

1891年11月，熱河東部朝陽一帶的民間秘密結社金丹道和在理教發動武裝起義。起義軍焚教堂，殺貪官，搗毀衙門，砸開監獄，縱橫數百里，橫掃四州縣，逼近直隸。清政府慌忙調動熱河、直隸、奉天等地軍隊前往剿殺。起義軍與清軍苦戰兩個多月，最後慘遭失敗。四川大足、長江中下游和熱河朝陽一帶的鬥爭說明，會黨開始擔負起領導重任，大規模武裝起義和武裝鬥爭已是主要鬥爭形式。

第四階段，從甲午戰後到義和團運動。這期間，外國傳教士積極參與本國政府瓜分中國的活動：山東、廣西、四川、湖北等地的人民則自發地把反對教會侵略和反對列強瓜分逐步結合起來，將鬥爭推向一個新階段。在山東曹縣，大刀會首領劉士端自1894年開始反對教會侵略，影響及於魯西南和江甦的豐縣、沛縣、蕭縣、碭山、考城等地。

1896年，按察使毓賢派兵鎮壓，殺害劉士端，大刀會實力大損。在鉅野縣，當地人民於1897年11月攻打磨盤張莊德國天主教堂，殺死德國傳教士2人。濟寧、壽張、菏澤、單縣、成武等地的大刀會紛紛響應，鬥爭此伏彼起。德國以鉅野教案為藉口，出兵佔領膠州灣，又逼迫清政府懲辦“兇手”，將山東巡撫李秉衡革職，賠償教堂“損失”。 1898 年，在郯城神山和沂州、日照、蘭山等地爆發了大小數十次的武裝起義，統稱沂水教案。德國從青島派兵去沂州，勾結當地官吏，共同鎮壓了這些鬥爭。在此期間，德軍還在膠州灣修築砲台，強修膠濟鐵路。高密等地群眾多次武裝阻止修路，都遭到德軍的殘酷鎮壓。 1898 年，廣西天地會起義，一度攻占潯州、鬱林、博白、貴縣等地，並發出檄文揭露教會罪行，要求官民一致對外，洗雪國恥。同年6月，四川大足縣龍水鎮人餘棟臣率眾起義，發布檄文，痛斥列強“既佔上海，又割台灣”的罪行，指出了當今“膠州強立埠，國土欲瓜分”的嚴重危機，號召“順清滅洋”，“除教安民”。 ①起義軍分頭出動，輾轉30餘州縣，搗毀教堂20餘處，很快控制了大足縣周圍百餘里的地方。但起義軍缺乏統一領導，後被官軍各個擊破。餘棟臣起義推動了鄰省湖北的反教會鬥爭。長樂縣（今五峰）數千民眾在當地哥老會領袖向策安等人的領導下，也樹起“順清滅洋”的旗號舉行起義，縱橫長陽、巴東等縣，焚毀教堂，擊殺比利時教士董若望。長陽人覃培章在率眾響應起義時，曾以“保清滅洋”號召群眾，②散發餘棟臣告示，懲罰教士，震動了當地官府。 60年代初到90年代末的反教會鬥爭，雖然得到清政府守舊官員的同情和支持，有著“排斥異端”的思想和盲目排外的行動，但它一直是近代中國人民反帝鬥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顯示了中國人民的強大力量，而且進一步激起了愛國熱情，終於在戊戌變法失敗後爆發了義和國反帝愛國運動。

二、義和團在山東的興起及其在北部中國的發展

甲午戰爭後，在德國軍事統治比較薄弱的魯西北地區，群眾經過長期醞釀，壯大了力量，奮起抗教，成為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的發源地。義和團是在義和拳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義和拳最初是乾嘉時期一個以民間秘密教門、拳會為核心的反清組織，其中有的原屬白蓮教系統的八卦教。乾隆中葉，八卦教的分支清水教就組織了義和拳。後來被清朝統治者視為“邪教”，嚴如禁止。但是，義和拳的反清鬥爭並未因此而停止。隨著民族矛盾不斷激化，它逐漸從秘密的反清組織發展為具有廣泛群眾性的反帝團體義和拳的成員中，有的原屬大刀會。大刀會普遍習練的金鐘罩術，從此被義和拳廣泛吸收。在白蓮教和大刀會的影響下，義和拳沿襲了雜拜各家鬼神偶像的傳統，也藉助氣功，逐漸形成了一套“畫符吞朱”、“降神附體”、“刀槍不入”的神秘主義活動方式。義和拳成員中，有的與白蓮教、大刀會毫無關係，是從民間習拳練武、強身保家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隨著鬥爭在各地普遍展開以後，也有一些民團參加進來。

義和拳改稱義和團，最早見於1898年6月山東巡撫張汝梅的奏摺。 ①1899年夏，繼任山東巡撫毓賢出示將義和拳改稱義和團。 ②同年10月後，清政府在公文中也開始稱它為義和團。義和團這一名稱，從此逐漸取代了義和拳，或與義和拳通用。義和團不是由某一個秘密結社或秘密教門單獨發展起來的，而是以義和拳為主，在群眾性的反教會鬥爭中逐漸發展壯大的反帝組織，是各種社會力量“同心合和”反對外國侵略勢力的結果。隨著反帝鬥爭日趨高漲，義和團的群眾基礎也迅速擴大。義和拳首先在冠縣一帶展開鬥爭。 1897年春，冠縣梨園屯的天主教民在法國傳教士的指使下，與村民爭玉皇廟基激起眾怒。村民閻書勤等人率眾驅逐該村教民，並邀請直魯交界處的梅花拳首領趙三多前來護廟。 4月，趙三多率領拳眾在梨園屯亮拳設廠。傳教士要挾清政府切實鎮壓拳民。山東巡撫張汝梅憤恨教士恃強相壓，對義和拳採取了剿撫兼施、以撫為主的方針，並建議清政府“將拳民列諸鄉團之內，聽其自衛身家，守望相助” 。 ①1898 年11月，趙三多、閻書勤等人在冠縣蔣家莊（今屬河北威縣）豎起“助清滅洋”旗幟，率眾直攻紅桃園教堂，隨即東撤臨清，沿途發展到千餘人。隨後，隊伍分為兩路，一路由閻書勤等率領，活動在直魯交界地區；一路由趙三多率領，沿運河北上，力量擴展到直隸南部。此後不久，義和拳很炔又在茌平、平原、禹城一帶活躍起來。茌平拳民首領朱紅燈、禹城拳民首領心誠和尚，在這一帶拳民中有很高威信。 1899年秋，平原槓子李莊教民地主李金榜荒年存糧不借，藉故欺壓拳民，又到平原縣誣告群眾“鬧教”。知縣蔣楷派差役到槓子李莊抓走六名拳民，朱紅燈應邀前來相助，擊退蔣楷的馬隊，乘勢攻打恩縣的教堂，並於10月率隊到達距離平原縣城18裡的森羅殿。蔣楷向毓賢告急。毓賢於1899年3月升任山東巡撫，曾先後八次下令禁止義和拳。但他充任山東地方官20多年，深知省內“教民肆虐太甚，鄉民積怨不平”的真情。 ①德國強佔膠州灣後，他目睹教會氣焰更加囂張，對義和拳的鎮壓已不再像鎮壓大刀會那樣賣力，基本上沿襲了張汝梅以撫為主的政策。毓賢接到蔣楷的禀報後，立即派袁世敦等率兵來到平原，令其“出示開導，務期解散”。 ②然而，袁世敦違令於18日晨追至森羅殿附近，開槍擊殺群眾多人。朱紅燈指揮拳民衝出重圍，轉回茌平繼續鬥爭，得到鄰縣團民的積極配合，聲勢大張。當地官員多次禀報毓賢說：“自茌平拳匪鬧教以來，博、清、高、恩多被竄攏”，③“此堵彼竄，實屬防不勝防”。 ④毓賢在處理平原事件的奏報中，建議清政府將鎮壓團民的蔣楷和袁世敦撤職，並強調說：“東省民風素強，民俗尤厚，際此時艱日亟，當以固結民心為要圖。”⑤ 朝廷內不少官吏附和毓賢的意見。御史黃桂鋆在奏摺中說：“自德人佔據膠澳，教焰益張，宵小恃為護符，藉端擾害鄉里，民間不堪其苦，以致釁端屢起。地方官不論曲直，一味庇教而抑民，遂令控訴無門，保全無術，不得已自為團練，藉以捍衛身家”，“蓋刀會、拳會與團練相表裡，犯法則為匪，安分則為民”。他建議清政府對義和團“善為安撫”，以“收為於城之用”。 ⑥因為毓賢對義和團採取了由“剿”變“撫”的策略，所以他後來被帝國主義指為縱容義和團的罪魁禍首。美、法等國駐華公使壓迫清政府撤換毓賢。毓賢得知這一情況後，於1899年11月派兵前往魯西北保護教堂，逮捕了朱紅燈和心誠和尚。但清政府仍屈從帝國主義的意旨，將其撤換，改派袁世凱署理山東巡撫。 12月24 日，毓賢在離任的前兩天殺害了朱紅燈和心誠和尚。

袁世凱本意是到任後即嚴厲鎮壓義和團。但就在袁的任命頒布不久，慈禧太后立端王載漪子溥為大阿哥，企圖取代光緒皇帝。各國公使拒絕入宮慶賀，表示不予承認。 “廢立”計劃受挫，載漪、剛毅等頑固派非常怨憤。慈禧太后也十分不滿，產生了利用義和團的想法，不希望袁世凱改變前任政策。因此，當袁世凱率領武衛右軍到達山東後，清政府便接二連三地嚴頒諭旨，令他推行“以曉諭解散為主，毋輕用兵”的方針。 1900年1月，清政府發布上諭說：“若安分良民，或習技藝以自衛身家，或聯村眾以互保閭里，是乃守望相助之義。地方官遇案不加分別，誤聽謠言，概目為會匪，株連濫殺，以致良莠不分，民心惶惑。”它要求地方官吏今後“辦理此等案件，只問其為匪與否，肇釁與否，不論其會不會、教不教也”。 ①這道上諭，無異承認義和團是“自衛身家”、“互保閭里”的合法團體。袁世凱在山東腳跟還未站穩，又受到朝內一些主撫官員的彈劾，不敢違旨，“出示剴切曉諭，先後至十餘次之多”。 ②這當然不是他的本意，因此等到1900年春初步穩住陣腳後，便不再顧及清廷的嚴令，籲請鎮壓團民，並指出義和團“就使真能糾合百十萬人，鞭撻五洲，盡驅彼族，而該匪等勢成燎原，不可向邇，國家又將何以製其後？”③ 當時，有人建議清政府把義和團改成團練。袁世凱不僅堅決反對，還派兵圍剿團民。各路團民死傷慘重，倖存者或轉為秘密活動，或進入直隸繼續鬥爭。直隸是清朝封建統治的中心，也是帝國主義在華教會勢力強大的地區之一。天主教和耶穌教遍布全省城鎮，共有大小教堂兩千餘所。長期以來，直隸人民不斷反抗教會欺壓，參加的群眾非常廣泛。趙三多、閻書勤在冠縣豎旗起義後，直魯交界地區和直隸南部很快出現了義和團的活動，相繼豎起了“助清滅洋”旗幟，並在1899 年攻打了直隸南部朱家河天主教總堂。山東少數團民轉移到直隸南部以後，當地人民紛紛邀請他們前往設壇授拳。開州、獻縣、景縣、河間、鹽山等地，很快出現了“習拳者益眾，焚香設壇，人心若狂，官亦不敢過問”的局面。 ①義和團乾字團印章直隸總督裕祿派統領梅東益率部前往鎮壓，並要求袁世凱派兵會剿。在裕祿和袁世凱的聯合鎮壓下，這些地區義和團的實力大損。但義和團繼續向直隸西南各州和中部地區發展，到 1900年4、5月間，衝破了種種障礙，向保定地區推進。從保定向北發展到新城、定興、涿州一帶進入北京：向東發展到雄縣、霸縣、靜海等地，進入天津；從而在京、津、保一帶形成了一個新的鬥爭中心。保定是直隸省府所在地。 1900年4、5月以後，城內壇口“日盛一日”，豎起 “保清滅洋”旗幟；① 城外也“無不有壇”。 5月底，義和團已控制了保定城，教堂“無論天主、耶穌，悉付一炬”。 ②在保定東北的霸縣，義和團的壇口也在4、5月間遍設全境。 5月31日，兩千多團民焚毀高家莊教堂。霸縣東南的靜海縣，在5月前後出現了兩支聲勢浩大的義和團。一支以游勇出身的曹福田為首領，團眾多達數千人。另一支以操船為業的張德成為首領，在獨流鎮建立“義和神壇天下第一壇”，入壇者千餘人。後來，張德成又到附近的楊柳青鋪設壇口十餘處，團眾發展至兩萬人。在保定城北的定興縣，各村團眾發展迅速。倉巨村的團民於1900年5月中旬將該村的天主教堂 “焚燒罄盡”，並乘勢與附近團民聯成一氣，控制了全縣。定興北鄰的新城縣，以板家窩和白溝鎮兩支義和團最為活躍。他們分別在王德成和宋福恒的率領下，互相聲援，先後焚毀教堂多處，隊伍也都迅速發展到數千人。新城之北的淶水縣，義和團在1900年春也普遍設壇，引起當地教會勢力的仇視。特別是盤踞在高洛村教堂的外國傳教士，不但多次要挾地方官吏派兵前來鎮壓，而且還在教堂內組織武裝，氣焰十分囂張。 5月12日，高洛村義和團在定興、新城、涿州、易縣及淶水各地團民的援助下，焚毀教堂。外國傳教士有的逃跑，有的被當場處死。淶水縣令祝芾帶親兵馬隊前來鎮壓，也大敗而歸。祝芾向直隸總督裕祿告急。裕祿於16日派梅東益等督同副將楊福同率兵鎮壓。義和團開始犧牲很大，被迫撤至定興縣石亭村。鄰近各縣團民趕來支援，於22日打死前來圍剿的楊福同。楊部大亂，全軍覆沒。義和團乘勝於27日攻占涿州城，並在四個城門上下樹起了“興清滅洋”旗幟。接著，義和團直趨北上，將涿州至長辛店的鐵路、車站、橋樑、電桿盡行焚毀。 29日，義和團佔領丰台車站，逼近北京。還在1900年初春，北京城內就有了義和團的揭帖。有的寫道：“最恨和約，誤國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原忍至今，羽翼洋人，趨炎附勢，肆虐同群。”① 有的提出“練習義和神拳，保護中原，驅逐洋寇，以免生靈塗炭”。 ②3、4月間，在東單附近的于謙祠堂，出現了北京義和團第一個壇口。 ③到了5月，從附近州縣來到北京城的零星團民不斷增加，北京居民參加義和團也日漸踴躍。 5月30日，軍機大臣兼刑部尚書趙舒翹、順天府尹何乃瑩在密奏中提出：“拳會蔓延，誅不勝誅，不如撫而用之，統以將帥，編入行伍，因其仇教之心，用作果敢之氣，化私忿而為公義，緩急可恃，似亦因勢利導之一法。”④ 趙、何二人的意見代表了當時一部分頑固大吏的主張，他們要求利用義和團對付外國侵略者。但直隸總督裕祿和湖廣總督張之洞則主張加緊鎮壓團民，使列強失去武裝干涉的藉口，保證京畿和兩官的安全。這時的慈禧太后，既沒有信心鎮壓義和團，又不敢利用義和團抵禦外國，於是決定用和平解散義和團的辦法來阻止列強的武裝入侵。 6月5日，她派趙舒翹前往涿州等地勸說義和團解散，並嚴令清軍“毋得輕傷民命，啟釁邀功”。 ⑤6日，她又加派協辦大學士剛毅前往涿州頒布上諭，宣布對拳民教民“一視同仁”。然而，剛毅想利用義和團，到涿州後不僅默許義和團合法存在，而且強令清軍停止鎮壓，還撤走了正在與義和團作戰的部分清軍。慈禧太后策略上的轉變和剛毅禁止鎮壓義和團的舉動，使地方官員不得不相繼停止軍事行動，聚集在京郊各地的義和團趁勢進入北京。 6月中旬以後，清政府招撫義和團的態度更加明朗，團民便得以大批進入北京，出現了“官兵任其猖獗，城門由其出入”的情景。 ①到6月下旬，全城壇口已有1000左右，人數逾10 萬。北京郊區馬蘭村設壇告示在義和團進入北京前後，天津城內也貼遍了義和團的匿名揭帖，城郊壇口的數量迅速增加，其中聲勢較大的有王蔭榮在西郊張家窩建立的坎字團總壇口，劉呈祥在西郊高家莊設立的乾字團總壇口，韓以禮在西郊大南河村建立的乾字團總壇口，劉得勝在楊柳青設立的坎字團總壇口，滕德生在楊柳青於莊子設立的離字團總壇口。義和團成群進入天津城的時間比北京稍晚。主持天津軍務的裕祿、聶士成都是主張鎮壓義和團的，因而義和團在天津所遇阻力較大。義和團成群進入天津，是在帝國主義武裝進犯北京以後。聶士成這時激於民族大義，在天津周圍停止了鎮壓，並率部在京津沿線抵禦侵略軍。靜海義和團首領曹福田，新城義和團首領王德成，以及城郊的國民首領王蔭榮和滕德生，即乘機率領隊伍先後到天津設壇，城內一時“神壇林立，業冶鐵者，家家鑄刀，丁丁之聲，日夜相繼”。 ① 裕祿奏報說：“天津義和團民，近已聚集不下三萬人，日以焚教堂、殺洋人為事。”②天津義和團來源很廣，支派源流繁多，但它壇口較大，組織比較嚴密，力量相對集中。他們在天津砸毀海關道署和電報局，搶空軍械所，打開縣監獄，沒收教堂所藏武器，抗擊侵略軍挑釁。隨著義和團運動日漸高漲，天津愈來愈成為義和團反帝的主要戰場之一。

義和團從山東發展到直隸，由鄉村進入城市後，便造成了很大的聲勢。當時，捲入運動的義和團員多達四五十萬人，其中以男青年最多，也有一些女青年和兒童。他們大多數是來自各地的農民，也有一些失業的水手、腳夫、築路工人、小手工業者和散兵游勇，到高潮時期還有不少中小地主、政府官吏和清軍。這樣眾多而又復雜的人員在民族危亡的緊急關頭加入義和團，急速地走上武裝“滅洋”的道路，不僅集中表達了中國人民反抗侵略的強烈願望，而且迅速地燃起了反帝的燎原大火。義和團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領導機構。各地義和團始終分屬於許多大小不一、各自為主的壇口。這些壇口，又稱壇廠（場）、拳廠（場），是義和團的基層組織。它們最初多設在庵、觀、寺院裡，或其他公共場所。後來，在署衙、書院、營房，甚至在前沿陣地上，都設上壇口。各壇口都供奉牌位，全是他們信仰的“神靈”和敬仰的人物，如洪鈞老祖、玉皇太帝、張飛、劉備，等等。各壇口的人數不一，少者數十人，多者幾百人，在高潮時甚至有上千逾萬的。各支義和團首領，一般稱大師兄、二師兄。總壇或其係統的領袖，一般稱老師或祖師。各壇口始終處在分散作戰的狀態，其活動範圍、人數、名稱都不很固定。這種組織上的分散性，再加上本身濃厚的迷信色彩，決定了義和團有很落後的一面。義和團在山東興起不久，就先後提出“助清滅洋”、 “興清滅洋”等口號，到1899年底，又打出了“扶清滅洋”的旗幟。其後由於袁世凱殘酷鎮壓團民，“扶清滅洋”這一口號在山東一度不如以前流行。到義和團在直隸、京津等地掀起鬥爭以後，特別是在清政府的招撫政策日占上風的時候，“扶清滅洋”才更廣泛地寫在義和團的旗幟上，成為義和團的行動綱領。 “扶清滅洋”的口號，集中表示出義和團將鬥爭的鋒芒指向帝國主義侵略者，鮮明表達了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挽救民族危亡的願望。這個口號反映了當時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已發展為中國社會最主要的矛盾，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的矛盾暫時降到了次要和服從的地位。然而，這一口號並不是義和團在科學分析中國社會主要矛盾之後提出來的。義和團還沒有也不可能用科學的思想武器去分析和認識帝國主義的本質及其同清朝統治者之間的關係，而是從反對列強瓜分的愛國志願出發提出來的。因此，這個口號既是民族矛盾逐漸激化的結果，又是大多數中國人對中外反動派的認識還處於感性階段的產物。 “扶清滅洋”這一口號，繼承了群眾在反教會鬥爭中逐漸形成的“滅洋保國”的樸素認識。它與餘棟臣在四川提出的“順清滅洋”、覃培章在湖北提出的“保清滅洋”等口號一樣，都是在人們中早已流傳的反對洋人“欺主謀國”思想的延續，沒有超越當時反教會鬥爭的思想水平。這個口號也反映了沒有新的經濟基礎的廣大小生產者無法衝破皇權主義的思想枷鎖，不可能在救亡運動中提出一個超越陳舊皇權主義的救國方案，只能用洋人欺大清來激發民族義憤，又用扶大清、打洋人來反映和歸納當時反侵略鬥爭的內容。在這裡，深沉的愛國主義情感同保衛清王朝交織在一起。義和團提出“扶清”，顯示了在這場正義的反帝群眾運動中，有著落後的封建主義內容，也表明義和團當時在主觀上並不反對清政府和封建制度。只是中國當時處於半殖民地地位，打擊帝國主義不可能不連帶打擊封建統治和媚外官吏。特別是當團民滅洋反教遭到官府鎮壓的時候，出於自衛的需要，因而在實際鬥爭中也不全受“扶清”的束縛。義和團提出“滅洋”，雖然觸及了時代的救亡主題，起了廣泛吸引群眾參加反帝鬥爭的作用。但它對洋人、洋教和外來思想統統排斥，並波及輪船、鐵路、電線、機器、學堂、報館、洋書、洋服，又具有盲目排外的落後性。當義和團運動進入高潮，清政府中的一些頑固派官僚，以及地主士紳捲進來後，在他們的煽動下，盲月排外顯得突出起來。盲目排外思想模糊了群眾的鬥爭目標，給義和團的反帝鬥爭帶來了消極作用。

三、八國聯軍侵華和清政府宣戰

隨著義和團運動在直隸和京津地區的迅猛發展，帝國主義加緊脅迫清政府予以鎮壓1900年4月初，美、英、法、德四國公使聯合照會清政府，限“兩月以內，悉將義和團匪一律剿除，否則將派水陸各軍馳入山東、直隸兩省，代為剿平”。 12日，俄、英、美、法等國艦隊聚集大沽口，再次照會清政府，“若於兩月以內不能鎮撫，則各國聯合以兵力伐之”。 ①5月間，義和團在京、津一帶迅猛發展，越來越多的清軍士兵開始同情並參加義和團，以端王載漪為首的頑固排外勢力在清政府內部已佔上風。各國公使眼看清政府已經無法控制形勢，便策劃直接出兵干涉，並在5月28日各國駐華公使會議上正式議定聯合出兵鎮壓義和團。 5月30日至6月2日，各國侵略軍400多人，以保護使館為名，陸續由天津乘火車開到北京，進駐東交民巷。集結在大沽口外的俄、英、日、美、法、意等國的軍艦有 24艘，聚集在天津租界的侵略軍也有2000多人。 6月6日前後，駐華公使們議定的聯合侵華政策相繼得到各自政府的批准。 10日，俄、英、美、日、德、法、意、奧等八國拼湊 2000多人，在英國海軍中將西摩率領下，乘火車由天津向北京進犯。義和團和清軍沿途拆除鐵軌，在落堡、廊坊等地不斷進行攔截，殺傷敵軍多人。 18日，西摩率部撤至楊村車站。當晚又被聶士成的武衛前軍和當地團民圍攻，死傷近40 人。西摩見“進京之路，水陸俱窮”，②乃於19日率部沿北運河向天津撤退，沿途不斷遭到義和團的襲擊，至22日才到天津西沽。 25日，2000多名俄、英侵略軍把西摩這批殘兵敗將接回天津租界。在這場阻擊戰裡，中國軍民打死侵略軍62人，打傷 228人，③粉碎了西摩聯軍進犯北京的計劃。當西摩聯軍在廊坊遭到阻擊時，大沽口外的各國海軍將領就在俄國中將基利傑勃蘭特的主持下，密謀侵占大沽砲台，作為大舉進攻中國的灘頭陣地。 16日下午，聯合艦隊向大沽砲台守將羅榮光發出最後通牒，限令守軍於17日凌晨兩點鐘交出砲台。羅榮光嚴辭拒絕，並立即傳令各砲台準備戰鬥。 17日零點五十分，距最後通牒規定的時間還有七十分鐘，聯合艦隊便向大沽砲台發動猛烈進攻。羅榮光指揮守軍發炮還擊，經過六個小時的激戰，大沽砲台失守。敵軍紛紛從大沽登陸，擴大對中國的侵略戰爭。與此同時，以保護使館為名進駐東交民巷的侵略軍，也在北京四出挑釁，開槍射殺團民、清軍之事時有發生。一些國家的外交官也親自參加屠殺活動。 6月14日下午，德國公使克林德帶領一排德國兵外出時，在內城看到有團民練武，“即毫不遲疑發令開槍”，打死20人左右。 ①面對八國聯軍的武裝入侵，清朝統治集團內部對和戰問題存在著分歧意見。光緒皇帝和許景澄、袁昶等人，認為無力與八國同時開戰，主張全力鎮壓義和團。一部分頑固官吏由於對帝國主義勢力懷有恐懼心理，也不贊成與列強開戰。另一些見風轉舵的官吏，則在“和”、“戰”之間依違兩可，不表示明確態度。把持朝政的載漪、剛毅、那桐等頑固大臣，由於在“廢立”問題上和帝國主義有矛盾，堅決主張利用義和團與列強對抗。慈禧太后此時則舉棋不定，時而諭令前線將領準備武力阻止洋兵進京，時而急調駐防山東的袁世凱和駐防山海關的馬玉崑率部來京剿團，時而又電召李鴻章由廣東晉京商討對策，其目的都是為了避免外國軍隊大舉進逼北京。 6 月16日，慈禧太后召開御前會議，再次宣布暫時停止鎮壓義和團，如果外國繼續進兵，就不惜開戰。會後，她又根據各國公使的要求，派榮祿的武衛軍和董福祥的甘軍嚴密保護使館，幻想以此換取外國停止進兵。但這個幻想很快破滅了。 17日，慈禧太后接到了裕祿關於列強強索大沽砲台的奏報；同時又接到謊報，說列強要讓她歸政給光緒皇帝。這更激起她對列強的忌恨，當天召開了第二次御前會議，欲強行宣戰。由於光緒皇帝和主和官員堅決反對，慈禧太后只好傳令裕祿死守大沽，各省督撫派兵援京。 19日，慈禧太后召開第三次御前會議，決定派王文韶、立山、許景澄前往使館，要求各公使出面勸阻聯軍勿犯北京。立山等人的奔波毫無結果，卻在這天傳來了大沽淪陷的惡訊。慈禧太后立即召開第四次御前會議，不顧光緒皇帝等人的反對，強行決定對外宣戰。 21日，清政府頒布“向各國宣戰諭旨”，聲稱“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古，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 ①

四、京津軍民抗擊

八國聯軍宣戰後，清政府給北京義和團發放粳米2萬石，銀10萬兩，並命令團民與清軍共同防禦北京。此外，清政府還諭令馬玉昆部和董福祥部撥軍天津，與團民共同收復大沽；令各省督撫招民成團。但隨著八國聯軍大量增兵來華，清政府很快動搖。 7月25日，清政府在復兩廣總督李鴻章等人反對宣戰的電旨中再三解釋說：義和團發展迅猛，“剿之，則即刻禍起肘腋，……只可因而用之，徐圖挽救” 。 ②29日，清廷又命令駐外使節向各國解釋宣戰係出於被迫的苦衷，表示“即不自量，亦何至與各國同時開釁，並何至持亂民以與各國開釁”，一定“設法相機自行懲辦”義和團，乞求各國諒解。 ①清政府還暗中指示盛京將軍增祺等人，“各該省如有戰事，仍應令拳民作為前驅，我則不必明張旗幟，方於後來籌辦機宜可無窒礙”。 ②這些上諭充分說明，慈禧太后雖然憤恨列強以武力相逼，並想利用義和團發洩怨憤，但也處處為對外投降準備後路。清政府還任命莊親王載勳、協辦大學士剛毅等人統率義和團，制定所謂《團規》，規定各地義和團要服從“總團”指揮，繳獲武器和抓到俘虜必須交給官府，團眾應與官軍聯成一家，不得自行反抗官軍的欺壓，遇事必須禀告清軍統領處理。此外，還規定義和團如違背《團規》，即是“假團”，要按“匪徒”處理，格殺勿論。有許多義和團被無故指控為“假團”而慘遭殺害。京津義和團和部分清軍激於民族義憤，早在宣戰前就已開始抗擊八國聯軍。宣戰後，他們不顧清政府的阻撓和破壞，繼續進行英勇抵抗。天津城南的紫竹林租界，是控制在各國駐津領事之手的 “國中之國”，這時更成為聯軍不斷增兵和鎮壓義和團的大本營。到6月中上旬，集結在這裡的各國軍隊已近2400餘人。他們在界內劃分防區緊張備戰，並不斷外出尋釁。這引起直隸提督聶士成的不滿，6月15日前後，他把部隊陸續調到天津，與駐守在該地的清軍共同禦敵。 6月17日，侵略軍攻占大沽砲台後，駐津各國領事立即派軍攻打鄰近租界的武備學堂，以防留守學堂的學員炮轟租界。守堂學員大多是參加或同情義和團的愛國青年，以猛烈炮火英勇阻擊聯軍的進犯。聯軍見硬攻十分困難，便放火焚房，引起庫存軍火爆炸，守堂學員全部壯烈犧牲。天津駐軍和附近團民聞聲趕來營救時，敵人已經撤回租界。清軍憤恨租界內侵略軍不斷挑釁，進犯武備學堂，開砲轟擊紫竹林租界。這是天津駐軍參加抗擊八國聯軍的開始，也是他們由鎮壓義和團到與團民並肩抗敵的轉折點。武備學堂被焚毀和清軍參戰後，直隸總督裕祿改變了對義和團的態度，由鎮壓轉而招撫，並鼓勵團民配合駐軍進攻紫竹林租界。租界內聯軍憑藉優勢火力負隅頑抗，至26日，又陸續得到大批侵略軍的增援，共達12000餘人。侵略軍開始反守為攻，於27日攻打租界東面的東局子。東局子是清政府在華北最大的兵工廠，開戰後一直有清軍在此堅守，新城團民首領王德成也率部趕來增援。守軍與團民首先重創前來攻局的2000餘名俄軍，隨後又打退800餘名趕來增援的英軍、美軍和日軍。在激烈的戰鬥中，局內的彈藥庫被敵軍擊中，爆炸起火，守軍傷亡慘重，被迫撤出了東局子。聯軍佔領東局子後，見盤守在老龍頭車站的俄軍自6月 17日後多次受到曹福田所部團民的猛烈攻打，已死傷500餘人，便調撥重兵前往支援。 29日，曹福田聯合附近清軍，以及從獨流鎮趕來的張德成所部團民，共同攻打車站，曾使車站幾次易手。

7月初，裕祿召集曹福田、張德成、聶士成、馬玉崑計議，決定由曹福田部和馬玉崑的武衛左軍繼續攻打火車站，聶士成的武衛前軍和張德成部進攻紫竹林租界。 7 月6日，聶士成率軍從天津城南迂迴到租界的西南方，在城牆上架起大砲猛轟租界。第二天，聶軍又分兵與張德成部共同向租界發起進攻。聶軍的突然出現和張部團民的勇敢戰鬥，使租界裡的敵人十分驚慌。然而，八國聯軍不斷增兵，到7月上旬已達18000餘人。在這危急時刻，清政府卻派力主剿殺團民的四川提督宋慶前來主持天津戰事。宋慶剛到天津城郊，就指使清軍大殺義和團，並將部分義和團調離抗敵前線。 7月9日，聯軍兵分三路出界反撲，包抄堅守在城西南的聶士成軍和團民。聶士成率部誓死抵抗，激戰中壯烈犧牲，其部眾和團民也大多為國捐軀。 10日，宋慶進入天津城，相繼搗毀城內各壇口，進一步削弱了城內的防禦力量。 13日，聯軍乘勢向天津的南門和東門同時發起猛攻，裕祿、宋慶、馬玉崑等率部逃往楊村。部分守門清軍和團民雖然拼死阻擊來犯的敵軍，但抵抗失敗，天津於14日陷落。八國聯軍佔領天津後，在俄國遠東司令阿歷克謝耶夫的建議下幾經策劃，於7月30日成立了“天津臨時政府”（又稱“都統衙門”）。這個殖民機構，由俄、英，日三國指定具有同等權力的三人組成“臨時政府委員會”，對天津、靜海、寧河等廣大地區實行軍事殖民統治，直到1902年8月才撒銷。此外，俄國、比利時還乘機在天津先後強行建立租界，日本和法國也乘機擴大他們在天津的租界。連帝國主義分子也不得不承認，這種行動“實際上等於瓜分”。 ①當天津義和團和清軍同八國聯軍鏖戰時，北京的義和團和清軍圍攻了西什庫教堂和東交民巷使館區。清政府宣戰後，並沒有認真的作戰部署，卻將不是軍事前線的外國使館和教堂作為進攻的首要目標。慈禧太后利用義和團和清軍中對使館區侵略者的義憤，鼓勵他們去攻打使館，其目的是為了對各國公使乾涉她的“廢立”計劃進行報復。在她的指使下，清政府於7月20日下午任命榮祿為總指揮，組織清軍和團民進攻使館。這一舉動給列強增加了擴大侵略的藉口，也給清政府造成了政治上的被動。隨著慈禧太后很快轉戰為和，榮祿便在她的支持下，對使館明攻暗保，進而派人求和。因此，攻打使館和教堂的活動時斷時續，一直到北京淪陷都沒有攻下。 8 月4日，八國聯軍2萬餘人，以俄軍與法軍為右路，以日軍、英軍和美軍為左路，從天津沿運河兩岸向北京進犯。驚慌失措的慈禧太后加緊向侵略者求和，於8月7 日正式任命李鴻章為議和全權代表，並禁止京郊義和團繼續進城，又把京城內外一部分義和團調往前線，讓團民和侵略軍互相削弱。然而，京東前線的部分清軍出於愛國義憤，仍與義和團合力阻截八國聯軍，北倉一戰就殲敵數百人。但因裕祿、宋慶、馬玉崑等部相繼潰退，北倉、楊村先後落入敵手，裕祿自殺。 8月6日，幫辦武衛軍事務大臣李秉衡受命出京禦敵，節制從湖廣、兩江、山西、山東等地調來的“勤王師”。 9日，他和各軍會合於河西務，即遇聯軍來攻。這些臨時應命之師不聽調度，很快就不戰自潰。李秉衡僅率身邊幾個幕僚退至張家灣，自殺而死。聯軍又接連佔領了張家灣和通州，於13日直抵北京城下。 8月14日，北京失陷。侵略軍除在東便門和朝陽門遭到守衛的甘軍和團民的頑強阻擊外，其他守軍大部很快潰逃。慈禧太后帶著光緒皇帝和她的親信臣僕，已於當天早晨倉皇出逃離京。

五、宣戰後北部中國的鬥爭和《東南互保》

在京、津軍民反帝鬥爭的鼓舞下，北部中國的反帝鬥爭日趨高漲，發展迅猛。首舉義旗的山東義和團，這時又衝破袁世凱的高壓，“復起響應”，或赴京、津助戰，或就地進行鬥爭，動輒“其數逾萬”。面對清政府對外宣戰和招團禦海這一新形勢，袁世凱一方面於6月底派兵把內地各州縣的外國人全部護送到青島、煙台躲避，並保證將來歸還和賠償他們的財產；一方面驅令山東義和團北上助戰，以減輕義和團對山東的壓力，同時藉此把留在山東堅持鬥爭的團民打成“假團”和“土匪”，使自己繼續鎮壓義和團合法化。待到八國聯軍攻占北京後，袁世凱更毫不顧忌地打起了 “奉旨剿團”的旗號，頒布《嚴拿拳匪暫行章程》，驅令部將嚴剿團民。

山西省義和團在1900年5、6月間就開始活動，清政府宣戰後很快以太原為中心，發展到大同、朔州、五台、徐溝、榆次、汾州、平定各地，焚毀教堂90餘所。這既是列強競相侵略山西的結果，又與山西巡撫毓賢的態度有關。毓賢調任山西後，便有意利用義和團，甚至發佈告示表示予以“支持”，給山西義和團的鬥爭提供了某些方便。但他出於盲目的仇外情緒，相繼誘殺和捕殺150餘名外國傳教士及其眷屬，助長和煽動了山西義和團眾的排外狂熱。河南省的東部地區，也在1900年夏天前後出現義和團的活動。 7月初，全省四分之三的教堂被搗毀，其中以圍攻南陽靳崗教堂的規模最大。該堂是河南天主教總教堂，教堂周圍築有高達三丈的混凝土圍牆，並設有炮樓和槍垛。主教安西滿平時操縱官吏，欺壓人民。南陽數万義和團民憤怒圍攻靳崗教堂，並搗毀了城內其他天主教堂。義和團的鬥爭風暴於1900年5、6月間波及到內蒙古。到了7月，東至察哈爾西四旗和興和一帶，西至阿拉善旗三盛公一帶，北至烏盟四子王旗，南至伊克昭盟鄂托克旗、烏審旗最南端的城川等地，都有了義和團的活動。義和團在攻擊城川教堂時，封建王公派兵鎮壓。義和團提出了“上打洋人下打官”的口號，奪取了教堂的槍支，擊退前來鎮壓的士兵，還活捉了西南蒙古教區的主教韓默理。當時，聲勢最大的是東北義和團抗擊俄國侵略軍的鬥爭。 1900年2、3月間，營口就出現了義和團。 6月，義和團以鐵路沿線為中心地區發展到奉無府。不久，旅順口發現了“扶保中華，逐去外洋”的揭帖，① 吉林和黑龍江等地也相繼打出了“保國滅洋”的大旗。 ②團民的鬥爭從搗毀各地教堂和打擊為非作歹的傳教士開始，很快就發展到襲擊中東鐵路沿線的俄國護路軍。清政府對外宣戰後，部分清軍也和團民共同破壞中東鐵路，驅逐俄國侵略軍。短短一個月年，中東鐵路幾乎全被焚毀，俄國損失 7100萬盧布。早就想獨占東北的沙皇尼古拉二世，這時自認為抓到了侵略藉口，於7月上旬調集11.6萬軍隊，以保護中東鐵路為名，分兵七路入侵我國東北。 7月30日，俄軍佔領海拉爾、琿春、三姓（今依蘭）。 8月，先後佔領哈爾濱、璦琿、營口、齊齊哈爾和寧古塔（今寧安）。 9月，又佔領了伯都訥（今扶餘）、吉林和遼陽。 10月1日強佔奉天，6日占鐵嶺，31日占錦州。至此，東北主要城市和交通線都被俄軍佔據。 11月8日，阿歷克謝耶夫用武力脅迫清朝盛京的代表簽署了一個所謂“奉天交地暫且章程”，規定：俄國駐兵盛京及其他各地；中國軍隊一律撤散，收繳軍械：拆毀砲台、營壘、火藥庫，俄國在盛京設總管，預聞要公；中國設馬步巡捕，數額由雙方商定等。按照這個“章程”的內容，盛京名存實亡。沙皇尼古拉二世為了將這個“章程”的各項規定推廣於全東北，又授意炮製了《俄國政府監理滿洲之原則》。在這個殖民計劃中規定：中國軍隊要全部撤出東北地區；俄國官員有權監督清朝將軍與副都統的行動：中國政府委派官吏要經過俄國的同意；設立軍事法庭“處理”中國居民中“攻擊俄國軍隊或污辱俄國軍事長官之罪人”，等等。這套“原則”顯然是要使中國東北淪為俄國的殖民地，難怪俄國資產階級的喉舌《新聞報》，這時竟狂妄地把東三省改稱為“黃俄羅斯”。俄軍在大舉侵犯東北的過程中，製造了血洗海蘭泡、強佔江東六十四屯、火燒璦琿城等慘案。

海蘭泡位於黑龍江省璦琿縣黑河鎮對岸，原是中國的一個居民村。俄國侵占黑龍江左岸以後，才在這裡建立城市，並於 1858年改名為布拉戈維申斯克。到1900年，海蘭泡已有三萬多人口，半數以上是中國人。從7月17日到21日，俄軍在海蘭泡的黑龍江邊瘋狂屠殺被捕的中國居民，共奪去了5000餘人的生命，以致“骸骨漂溢，蔽滿江洋”。 ①江東六十四屯在黑龍江左岸精奇里江以南至霍爾莫勒津屯，有六十四個居民屯，居住著中國的漢、滿、達斡爾等族人民。根據1858年的《璦琿條約》，江東六十四屯屬中國管轄。但俄國對這塊地方始終抱有野心，不斷強行向這裡移民。 7月17日與海蘭泡大屠殺同時，俄軍連續在江東六十四屯燒殺逞兇。有2000多中國居民被驅趕出屯，不是淹死在黑龍江里，就是慘死在俄軍的屠刀下。大屠殺後，俄軍將江東六十四屯強行霸占。璦琿位於黑龍江右岸，俄軍在8月4日強行佔領後，“縱火焚城，火光燭天，數日不息”，② 有數千中國居民被活活燒死。俄軍在其他地區，也製造了一系列屠殺事件。例如在齊齊哈爾，俄軍竟然向逃難的人群開槍掃射，一時屍橫遍野，死傷無數。在哈爾濱一帶，俄軍“所到村屯，悉行焚燒，凡遇華人，不論男婦大小，盡行屠戮，遭害者不下數千村，被燒者不下萬戶”。 ③列寧痛斥俄軍在東北地區殺人放火的罪行，嚴正指出： “沙皇政府在中國的政策是一種犯罪的政策。”①東北義和團和清軍懷著民族仇恨，武裝抗擊俄國侵略軍。在璦琿，鳳翔率3000名守軍“死力拒敵”，義和團民也高舉“救清滅洋”的旗幟配合作戰，堅守城池一個多月。璦琿城破後，鳳翔率部轉移到興安嶺一帶，與當地團民並肩殺敵，直至陣亡，部眾“爭前死敵，無一遁者”。 ② 在三姓，守軍在松花江中橫放江鎖，下沉巨石，阻止敵艦駛入，並於7月25日擊沉俄艦一艘，俄軍上校維尼柯夫斃命。 27日晨，俄軍分水陸兩路再次進犯三姓，軍民奮戰，擊斃俄軍200多人，擊沉俄艦一艘。此後，三姓軍民又艱苦守城40多天。在海城，義和團堅守城池，育字軍分統承順率兵增援，吉林將軍晉昌親臨前敵，堅守海城40餘日，多次擊退俄軍進犯。在琿春，守城清軍和團民奮力抗擊來犯俄軍，斃敵200 餘人。琿春失守後，當地義和團民、獵戶、路礦工人及部分清軍組成的“忠義軍”，轉戰東北各地，並提出了“禦俄寇、復國土”的口號，很快發展到數万人。到1901年春天，忠義軍先後奪回了海龍、通化、新賓、寬甸、鳳凰、安東、朝陽等州縣，收復了吉林南部和奉天北部的大片國土。義和團和清軍在北部中國的反帝鬥爭，使帝國主義膽顫心驚。英國既害怕義和團的勢力發展到它所控制的長江流域，又擔心清軍愈來愈倒向義和團。早在6月14日，英國駐上海代總領事霍必瀾就致電英國外交大臣索爾茲伯里，建議說：“我們應當立即與漢口及南京的總督達成一項諒解。我們完全相信：如果他們可以指望得到女王陛下政府的有效支持，他們將在所轄區內盡力維護和平。”①第二天，索爾茲伯里復電霍必瀾，授權他“通知駐南京的總督（劉坤一），如果他採取維護秩序的措施，他將得到女王陛下軍艦的支持”，同時給湖廣總督張之洞“一項同樣的保證”。 ② 顯然，英國是想通過劉坤一、張之洞加強對長江流域的控制。劉坤一、張之洞本來就竭力要求慈禧太后“明降諭旨，力剿邪匪”，③ 更害怕英國艦隊開進長江自行保護，此時得到英國這樣的承諾，便立即電告清政府駐英公使，要他向英國政府保證，將“不惜代價，採取有力措施”，④ 維護英國在長江流域的一切權益。繼英國之後，美、德、法等帝國主義也參與策劃“東南互保”。當帝國主義加緊和東南督撫進行勾結的時候，督辦蘆漢鐵路大臣盛宣懷正在上海。他同帝國主義、東南各省督撫都有密切聯繫，便在當中穿針引線，出謀劃策。清政府“宣戰上諭”發布後，劉坤一、張之洞拒絕執行。在英國的策動和盛宣懷的積極串通下，6月26日，劉、張授權盛宣懷和上海道台餘聯沅，同各國駐上海領事正式會商，共同炮製了一個《東南互保章程》 ，規定“上海租界歸各國公同保護，長江及蘇杭內地均歸各督撫保護，兩不相擾”。 ⑤此後，兩廣總督李鴻章、山東巡撫袁世凱等，都對“東南互保”表示支持。浙江巡撫劉樹棠宣布參加“東南互保”。閩浙總督許應騤也宣布“與江鄂辦法不謀而合”⑥並於7 月14日同俄、英、美等六國駐福州領事簽訂了《福建互保協定》，規定福建地方當局要“在其權限內採取一切措施，保護外國駐福建官員、商人及教士之生命財產不受侵害”；“如有不良分子散佈侵害外國人的謠言”，須“認真予以逮捕及懲罰”。 ①東南督撫的這些行動，表面上與清政府的“宣戰”有抵觸，實際上同它的對內鎮壓、對外妥協的一貫方針是一致的。所以，清政府接到他們實行“東南互保”的報告時，認為意見”正復相同”，同意他們的做法。 “東南互保”表現了東南地區當權的洋務派官員與西方列強合作抵制義和團的意向，並在推行過程中保全了西方侵略者在長江流域和華南的利益，維護了這些地區督撫的勢力。他們之間的互相勾結，破壞了東南各省人民反帝鬥爭的發展，同時有利於帝國主義集中兵力鎮壓義和團。

六、義和團運動的失敗和《辛丑條約》的訂立

八國聯軍在佔領天津後，曾急於任命一個總司令以協調侵略步驟。俄國陸軍部很想把這一職位搶到手，陸軍大臣庫羅巴特金還打算親自擔任。由於這一打算有違俄國政府表面維持對華友好的方針，又受到英、日等國的反對，因而沒有得逞。 8月初，德皇威廉二世利用俄、英之間的矛盾，又以德國公使克林德在6月20日被殺為藉口，向各國建議由德國元帥瓦德西擔任聯軍總司令。這個意見首先得到俄國的讚同，隨後其他各國也表示接受。 9月25日，瓦德西到達天津。聯軍佔領北京後，曾將北京城劃為俄、英、日、美、法、德幾個佔領區，實行軍事殖民統治。侵略者公然張貼佈告，禁止中國人民反抗，提出“遇有執待槍械華人，定必即行正法，若由某房放槍，即將該房焚毀”。 ①聯軍還以北京為基地，派兵四出擴大侵略。 9月下旬，俄軍沿京榆路佔領了北塘，然後撲向山海關。英國唯恐俄軍佔先，立即從大沽派出軍艦，並於9月30 日下午搶先佔領了山海關。次日，俄軍沿鐵路趕到，幾乎與英軍發生衝突。後來，聯軍方面決定由各國共同佔領山海關。 10月，聯軍分別從北京和天津出發，沿蘆漢鐵路向南進犯，佔領保定、正定、井陘等地，危及山西。在天津的侵略軍還南下竄犯，直到山東邊界。 11月，聯軍又從北京出長城，進犯宣化、張家口一帶。八國聯軍在京津地區燒殺搶掠，暴行累累，駭人聽聞。在大沽周圍地區，繁華的大沽競被夷為平地，五萬多居民的塘沽“已無華人足跡”，②1000多戶的新河被燒得只剩下300餘戶，萬戶居民的北塘也傷亡過半。從大沽到北京，“沿途房屋未經被毀者極為罕見，大都早已變成瓦礫之場”。 ③在天津，聯軍進城後即恣意屠殺，以致“自城內鼓樓迄北門外水閣，積尸數里，高數尺”。 ④ 至於搶劫財物，更是侵略者的慣技，“滿載著搶來的毛皮、絲綢，瓷器等物的軍人和文職人員，隨處可見”。 ⑤在北京，凡是義和團設過壇的房屋，都被焚毀。瓦德西還供認：“聯軍佔領北京之後，曾特許軍隊公開搶劫三日。其後更繼以私人搶劫。北京居民所受之物質損失甚大。”⑥

當時，從公使、將軍直到傳教士、士兵，都參加了這一暴行。日軍從戶部搶去300萬兩銀子後，立即燒房毀滅罪證。英軍、美軍還把搶來的東西造冊，在使館當眾拍賣，賣的錢按官階高低分贓。法國主教樊國樑從戶部尚書立山家裡一次就搶走價值 100萬兩銀子的財物。瓦德西則從欽天監裡把17世紀設製的古天文儀器掠送柏林。大量珍貴的歷史文物，也慘遭毀壞或搶劫。翰林院所藏著名的《永樂大典》，幾乎喪失淨盡；其他經史子集等珍本圖書，共損毀46000餘冊。有人說：經過這次洗劫，中國“自元、明以來之積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國寶奇珍，掃地遂盡。”①慈禧太后在逃經山西前往西安的路上，一方面發布命令，要官兵對義和團“嚴行查辦，務淨根株”；一方面任命孿鴻章和慶親王奕劻為議和大臣，要他們盡快和帝國主義商議和談。從此，清政府與帝國主義公開合流，共同鎮壓義和團。當八國聯軍四出擴大侵略時，駐紮在直隸境內的清軍按照李鴻章的命令，一面大肆屠殺義和團，一面步步後撤，將大好河山拱手讓給了敵人。列強之間既有共同的目標，又各有自己的打算。聯軍攻占北京前，各國在“保護使館”的幌子下暫時勾結在一起。佔領北京後，它們過去潛伏著的錯綜複雜的矛盾都暴露出來，出現了英、俄兩國為霸主繼續爭奪中國的激烈鬥爭。俄國為把東北佔為己有，故意擺出一副對清政府“友好” 的姿態，首先承認李鴻章為清政府的議和全權代表，主張立即撤退各國在北京的佔領軍，開始議和，以便取得清政府對它強佔東北的承認。英國反對俄國的主張，不承認李鴻章為議和代表，反對聯軍從北京撤兵，聲稱要等“中國立有合例政府方可開議”。英國所說的“合例政府”，即指由它所操縱的親英政府。德國在聯軍佔領北京後，繼續派遣大批陸軍和軍艦來華，計劃侵占煙台，進一步控制山東，並向清政府勒索更多的權益。因此，它也反對撤兵及立即與清政府開始議和。日本因與俄國爭奪中國東北有矛盾，支持英國的主張。法國為了反對英國在兩廣的擴張，又在一定程度上同意俄國的建議。美國乘機提出了《第二次門戶開放宣言》，附和俄國的主張。帝國主義之間關於先撤兵後議和還是先議和後撤兵的激烈爭論，實際上是各自在挑選代理人。結果，英、德、日向俄、美、法作了妥協，承認“皇太后（慈禧）為合例”，並接受李鴻章為議和代表，交換條件是清政府接受各國提出的全部條件。 1900 年12月24日，除了參加武裝侵略中國的俄、英、美、日、德、法、意、奧八個國家以外，又加上比利時、西班牙和荷蘭，向清政府共同提出“議和大綱十二條”，聲稱這些條件“無可更改”。這個“大綱”基本上包括了後來正式和約的主要內容。李鴻章等把它電告逃到西安的慈禧太后，慈禧太后見條款上沒有將她作為禍首加以懲辦，如獲大赦，“詔報奕劻、鴻章盡如約”。 ①此後，列強又在“懲兇”和“賠款”問題上進行了激烈的爭吵。

1901年9月7日，俄、英、美、日、德、法、意、奧、西、比、荷11個帝國主義國家脅迫清朝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除正約外。還有19個附件。主要內容是：（一）清政府向各國賠款白銀四億五千萬兩。以關稅、鹽稅和常關稅作為擔保，分39年還清，加上年息四厘，本息共計九億八千二百多萬兩。各省地方賠款還有二千萬兩。這是自鴉片戰爭以來最大的一次賠款。從此，中國的關稅和鹽稅都受帝國主義控制。 （二）在北京設立“使館區”。中國人民不准在這個區域內居住，帝國主義各國可以在這裡駐兵。從此，“使館區”成了“國中之國”，成了帝國主義策劃侵略中國的大本營，各國公使成為清政府的太上皇。

（三）大沽砲台以及從北京到大沽沿路的砲台“一律削平”。從北京到山海關鐵路12個戰略要地（黃村、廊坊、楊村、軍糧城、塘沽、蘆臺、唐山、灤州、昌黎、山海關、秦皇島、天津），准許各國派兵駐守。這樣，侵略者可以隨時對清政府進行軍事控制，直接鎮壓中國人民的反帝鬥爭。 （四）懲辦在義和團運動中和帝國主義作對的官吏。永遠禁止中國人成立或加入反帝性質的各種組織，“違者皆斬”。地方管轄區內如發生此類事件，“必須立時彈壓懲辦”，否則“即行革職，永不敘用”。這是帝國主義要清政府更加唯命是從，進一步鎮壓中國人民的反帝鬥爭。 （五）改總理衙門為外務部，“班列六部之前”，以辦理今後對帝國主義的交涉。 《辛丑條約》是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的一個嚴重的不平等條約。列強除了窮凶極惡地對中國人民敲榨勒索外，還重新確立了以慈禧太后為首的清政府繼續充當它們的在華代理人。清政府也徹底投降帝國主義，表示要“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並公開保證永遠禁止中國官民成立任何反帝組織和堅決鎮壓中國人民的反帝鬥爭。從此，清政府完全成為“洋人的朝廷”。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雖然被中外反動派聯合絞殺，但中國人民敢於同帝國主義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使帝國主義分子認識到要瓜分“地土廣闊、民氣堅勁”、“尚含有無限蓬勃生氣”的中國是不易實現的，① 而不得不採取“以華治華”的政策。正是義和團運動所顯示的力量打亂了列強共同瓜分中國的侵略計劃。中國人民通過這一次血的教訓，進一步認清了清政府已經變成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不打倒它，中華民族不可能有振興之日。全國人民反清鬥爭日益高漲，清政府則愈來愈孤立，終於在十年之後，為辛亥革命的浪潮所吞沒。


① 《近代史資料》1955年第4期。 ② 《格致益聞匯報》第44號第1冊，第350頁。 ① 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第14頁。 ② 《清史稿》第42冊，第12757頁。 ① 《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第15—16頁。 ① 《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第24頁。 ② 《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第34頁。 ③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室編：《山東義和團案卷》上冊，第386頁。 ④ 《山東義和團案卷》上冊，413頁。 ⑤ 《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第40頁。 ⑥ 《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第44、45頁。 ① 《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第56頁。 ②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義和團》第1冊，第304頁。 ③ 《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第58頁。 ① 《景縣志》卷14，第20頁。 ① 《義和團》第2冊，第163頁。 ② 《義和團》第1冊，第305頁。 ① 佐原篤介：《拳亂紀聞》，《義和團》第1冊，第112頁。 ② 佚名：《拳時上諭》附錄：《雜錄》第117頁。 ③ 史樹青：《有關義和團反帝鬥爭的文物二三事》，《文物》1960年第10期。 ④ 《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第110頁。 ⑤ 《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第116頁。 ① 《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第140頁。 ① 羅惇曧：《拳變余聞》，《庚子國變記》第26頁。 ② 《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第157—158頁。 ① 《八國聯軍志》，《義和團》第3冊，第169頁。 ② 《拳禍記》上冊，第85頁。 ③ 胡濱譯：《英國藍皮書有關義和團運動資料選譯》第58頁，中華書局1980年版。 ① 《庚子使館被圍記》，《義和團》第2冊，第225頁。 ① 《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第163頁。 ② 《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第187頁。 ① 《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第203頁。 ② 《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第360頁。 ① 《中國海關與義和團運動》第94頁。 ① 張蓉初譯：《紅檔雜誌有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第219頁。 ② 《海龍縣志》卷17，《兵事》第4頁。 ① 《璦琿縣志》卷8。 ②《黑龍江誌稿》卷30，第57頁。 ③ 《洋事記冊》，《義和團運史料叢編》第2冊，第270頁。 ① 《中國的戰爭》，《列寧選集》第1卷，第217頁。 ② 《璦琿縣志》卷8。 ①《英國藍皮書有關義和團運動資料選譯》第41頁。 ② 《英國藍皮書有關義和國運動資料選譯》第42頁。 ③ 《官方文電》，《義和團》第3冊，第327頁。 ④ 《江漢關稅務司何文德致赫德》，《中國海關與義和團運動》第80頁。 ⑤ 《官方文電》，《義和團》第3冊，第335頁。 ⑥ 《許應騤致盛宣懷電》，《愚齋存稿》卷36，第34頁。 ① 《英國藍皮書有關義和團運動資料選譯》第206頁。 ① 《俄國公示》，原件藏中國歷史博物館。 ② 《瓦德兩拳亂筆記》，《義和團》第3冊，第18頁。 ③ 《瓦德西拳亂筆記》，《義和團》第3冊，第29頁。 ④ 佚名：《天津一月記》，《義和團》第2冊，第157頁。 ⑤ 科羅斯托維茨：《俄國在遠東》第50頁。 ⑥ 《瓦德西拳亂筆記》，《義和團》第3冊，第31—32頁。 ① 《庚辛記事》，《義和團》第1冊，第316頁。 ① 李希聖：《庚予國變記》，《義和國》第1冊，第34頁。 ① 《有關義和團輿論》，《義和團》第4冊，第245頁；《瓦德西拳亂筆記》，《義和團》第3冊，第8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