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貿易和鴉片戰爭

第04章　廣州貿易和鴉片戰爭

前言

要廣泛地闡釋清代晚期的歷史，必然要回頭談一談清王朝衰落的面貌。但是，只要考察一下晚清時期某些政治和社會的細節就會感到，對清王朝的衰落作為一個整體概念來說還有一定程度的認識不足之處；而且這種考察還可能借此發現把晚清同中國近代史的廣泛趨勢聯結起來的某些長遠的社會和政治變化。清王朝的衰落在傳統上還包含有官僚制度喪失了道義和行政活力的意思。可是，這種現象從官僚賴以生存的社會和政治現實的角度來看比從常見的衰落中的道義範疇這一角度來看更容易理解。當然，官僚制度中存在著大量貪污腐化；但是早在十九世紀初年，在中國著名的學者和行政官員中間就已經出現了關心制度改革和國家防務的浪潮。

清王朝的衰落向來被理解為中央集權的式微和地方總督權力的擴大，是國家和社會之間均勢的瓦解。這種權力分散過程的某些方面在十九世紀確實有所表現。但清代的制度在本世紀的毀滅性內戰之後仍能令人驚異地把中國維繫在一起，這個事實保證了二十世紀的革命變革能夠在全國範圍內實行，而且能夠達到保住國家的首要目的。因此，我們在考察乾隆末年以來清代權力衰落的問題時，中國已經取得的全國政治統一的程度——即使在學者名流的公共生活中氾濫著腐化的庇護制度的情況下——是必須考慮在內的。

這時期清王朝衰落的形象反映於地方政府的敲詐盤剝、追求私利和顢頇無能：所有這些都促進了群眾性的叛亂活動。要理解這種現象必須從嘉慶初年政治危機的後果及其在推行基本變革方面所取得的非常有限的成就開始。

嘉慶帝在他父親于1799年去世時所面臨的最緊迫的任務，是使他們的政府清除和珅的影響。皇帝採取了迅速的行動。在他的父親死去不到一個月和珅就死了，他的心腹也都紛紛被貶。剩下的問題是怎樣對付和珅那一派所建立和卵翼的龐大的庇護制網路，因為和珅派的影響已滲透到各省官僚界中，特別是滲透到了軍事部門之中。皇帝決定，由於這些人人數眾多，官職牽涉面廣，不宜搞一場清洗運動。他寧可認為許多人都是誠實的官員，只是誤入歧途而已，因此他們在正確的領導下是可以恢復工作的。他還進一步擔心，無窮無盡的清洗會恫嚇住官僚政治，使他想重建官吏和皇帝之間互通聲氣的努力不能實現。他論證說，許多人當時是沒有別的選擇，只有走侵吞公款的道路，如果他們想保住他們的職位的話。

因此，皇帝本人在某種程度上就不願意採取必要措施來消除和珅二十多年影響的流毒。為了這種沉默態度，他在當時就受到了批評。但是，嘉慶政府中的另一困難是潛在的複雜的社會問題，這是清代官僚政治的組織能力所完全不能解決的。其中的中心問題是資源與人口比例失調。


第01節 廣州貿易的特點

從1760年到1834年，中國對歐貿易所遵循的廣州制度，其實質是等級服從：首先，外商服從持特許證的中國壟斷商，後者總稱為“公行”；其次，公行成員服從清廷委任的廣州海關監督。在政治、法律方面，權力是按此等級向下行使的。清帝國的廣州官員，不僅海關監督，而且廣東省巡撫和兩廣總督都向公行成員發號施令，對不服從者可以監禁或懲處；他們通常不與駐廣州英國東印度公司監理委員會進行任何直接接觸，而寧願通過行商向該委員會傳達命令。

但在經濟方面，力量的分佈比較平均，因為廣州貿易制度所依據的正統儒家學說是與該制度有關各方的實際利益相抵觸的。中國在傳統上謀求對外關係的穩定，只准許納貢的外國人或被限制在邊界貨物集散地的外國商人——如在恰克圖（買賣城）的俄國人和1760年以後在廣州的歐洲人——進行有限貿易，廣州制度就是作為這種措施的體現而產生的。按照清朝政策的公開表示，商業利益服從國家的政治利益。但在私下裏，甚至清朝歷代皇帝都把廣州貿易視為個人利益的重要來源。海關監督被外國人誤認為是戶部的代表，實際上，他由內務府授權，負責把廣州每年海關稅收多達 855，000兩的現銀輸入統治者的私囊。海關監督功績之大小，視其滿足皇帝私人定額的能力而定，所以在某種程度上，他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使廣州貿易保持開放。凡是預示有使港口關閉危險的國際事件，都會危及海關監督的財政稅收。同樣，行商如果因遭到擔負不起的官方苛索而破產，也會妨害海關監督獲得最大利益，因為只有公行擁有足以資助廣州貿易的商業資本。

公行的資本來自向壟斷貿易組織——如英國東印度公司——出售茶葉和紡織品所賺得的利益。東印度公司購買這些貨物的部分貨款是用輸入布匹等物償付的。但這些進口貨的價值一年平均只有三百五十萬元，而東印度公司每年從中國輸出的中國貨物約值七百萬元。這三百五十萬元差額原來由東印度公司帶到中國的美洲銀幣補償。1805年以後，它停止向廣州輸入白銀，因為它的償付已能夠依靠“散商”，後者把機器、印度棉花和來自東南亞的舶來品出售給廣州的零售商。中國政府禁止散商把現金利潤輸出廣州，所以他們乾脆把白銀直接交給東印度公司，以換取可在倫敦或印度兌現的匯票。當然，東印度公司利用這筆白銀繼續購買大量茶葉在英國出售。有三種發展情況改變了這幾方面經濟利益的平衡體系：清朝海關監督日益貪污腐化；英-中壟斷商的信用日趨不穩定；鴉片的自由貿易的興起。


第02節 貪污腐化和公所基金

主管對外關係的中國官員雖然從貿易獲得了利益，但表面上卻矢口否認他們有任何貪圖私利的動機。歷朝清帝也假裝不關心貿易收入，實際上卻強迫海關監督為他們弄到這筆收入。皇帝私人之所得就是帝國公益之所失。因為海關監督為了向皇帝上繳關“餘”，常常不能完成向戶部交納規定的關稅定額。到十八世紀末，這種營私舞弊行為惡性發展，每個海關監督在三年任期內所能作的一切就是儘量飽其私囊。一個“廣州利益集團”形成了，它逐漸把從貿易吮吸來的款項變成了與外商或公行有關連的所有大、小官吏的資財。

行商為了保護他們自己，于1775年建立一種秘密基金（即後來東印度公司所稱的“公所基金”，公所即行會，具體稱公行），公所的每個成員要把他貿易利潤的十分之一交作基金，在必要時用來應付官吏的勒索。到1780年公所基金始公開並正式規定向外國進口貨徵收百分之三的規禮，這是一筆附加稅，名義上是要保證行商能償還外商的欠款。

公所基金的設立，開始了廣州貿易的最後一個重要階段（1780—1833年）。公所基金本身是保護行商的一種方法，它之所以成為定規，是因為可以用它來對付散商早期在壟斷範圍外投資的增長。但是公所基金的運用，卻是1796年以後席捲中國的社會混亂的標誌。在乾隆時代的最後幾年，出現了傳統王朝衰敗的最初跡象：幾袋珍珠就可買一高級爵位；軍隊虛報名額；地方稅款被侵吞。中原地區的大多數農民在連遭水澇災荒之後，又經白蓮教叛亂（1795— 1803年發生在四川和湖北交界地區）的喪亂。這一叛亂在1802年以三合會起事的形式擴展到廣東，並成為海盜襲擊沿海一帶。廣東海盜因有在恢復東京阮朝鬥爭中失敗的冒險家紛紛加入而人數激增，他們從1804至1809年實際上包圍了珠江三角洲。清帝試圖以傳統方式緩和社會混亂和減輕饑荒，同時為鎮壓叛亂而開銷一筆必需的非常軍費，於是要求官吏和富商“捐”款。事實上，對於每一級官職都乾脆定有捐款數額，各商會也有定額。公行的負擔是從公所基金開支的。

例如，在1807年，公所向皇帝納“貢”銀55，000兩；為帝國的軍事行動捐銀61，666兩；為黃河水災善後和鎮壓沿海海盜捐銀 127，500兩；向戶部官員饋銀5，400兩；為購置鐘錶和打簧貨（即百音盒和機械玩具，當時這些東西是“官吏向其京城上司行賄的公認的手段”）付銀 200，00O兩。行商確切付出了多少款項已無從知悉，但東印度公司經查明者，在1807和1813年之間從公所基金中至少公開支出了總額 4，988，000兩銀子。這些款額並沒有對公行中較富有的潘喜官等成員起到任何保護作用。有些個人捐款一次高達100，000兩，也是向個別人士徵收的。


第03節 英-中壟斷商人

所有這些捐輸增加了行商信用的不穩定性，因而東印度公司的預付款越來越成為這個壟斷貿易機制的續命湯。每年要把下一年茶葉合同的百分之五十的貨款和絲合同的百分之九十的貨款預付給廣州的經紀人。他們為了預先保證下一年合同的下餘貨款部分，就把這筆預付款的一部分轉交茶葉批發商或絲批發商，所以每個行商都是負債者。如果開始謠傳某個經紀人無力償付債務，他只要從英商得到更多的錢以表明英商信任他的可靠性，便可保持內地茶商和絲商對他的信任。但是從英商得錢愈多就意味著預付款額愈高，預付款額愈高也就意味著在下一年度合同中要給此行商以更大份額。該行商在得到這個份額後，也必須相應地接受更多的英國毛織品。於是，這位經紀人必須設法把不願要的毛織品委託廣州紡織商行拋售。這樣也就進一步擴大了他的賒欠，進而增加了他的不穩定性，致使他年復一年地硬拴在東印度公司身上。到1783年，東印度公司在貿易上的勢力已是如此強大，以致它的監理委員會認為，即使海關監督也不能建立一個價格聯盟來與它相抗衡。當然，這種情況絲毫不能削弱海關監督勒索行商錢財的權力，因為一種新的英-中壟斷制度已經建立起來。這時東印度公司已把大量資金提供給某個商人，以致它簡直經受不住使他遭到破產的風險，否則它就會失去獲得它的“副保”的一切希望（“副保”，即該商人已抵押給東印度公司以後幾年的茶葉貿易）。從此，該公司的預付款辦法把它的命運緊緊地和這些商人聯繫起來，使得海關監督不再能——或者說不再需要——出賣專賣權。相反，他把經紀人作為英商的代理人使用，因為他知道東印度公司會間接地替他們交納罰款和關稅。

儘管監理委員會非常急切地想恢復瀕於絕境的行商以保持茶源暢通，可是東印度公司從茶葉貿易本身賺來的錢很少，雖說到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英國政府從茶葉稅中得到了歲入的百分之十。東印度公司的收益卻沒有那麼多。在1780和1790年間，對印、中兩國的貿易的全部利潤稍許不足二百萬英鎊，只折合原來股本額的百分之五。這當然不包括使東印度公司成為其財源的許多有關人士的額外所得：此種所得即東印度公司商船上的大班和船員的私人貿易，支付給有權利以高價向公司出讓“世襲船底”——或稱運輸權——的某些家庭的款項，等等。但無論如何東印度公司在廣州的貿易從未中斷，因為該公司統治了印度，而中國則是實現匯劃印度歲入結餘的理想的仲介國家（這些餘款必須用於償還二千八百萬英鎊的債款，是東印度公司為支付主要用於征服印度的花費而在倫敦借支的）。

匯劃機關當時是代理行。東印度公司為使自己的職員不控制散商對印貿易，于1787年建立了代理制度。1832年，有人對代理行的起源作了如下描述：

代理行主要由紳士組成，他們過去都在政界或軍界供職。他們覺得按習慣自己更適於經商，於是得到退職許可後便從事代辦業和商業。他們為公司服務積蓄了資金。他們把這筆資金或者借給別人或者直接用於商業，實際上，與其說他們是資本的擁有者，勿寧說他們是資本的分配者。他們在通常的貿易過程中，以及通過借貸之間的利息差額和通過收取傭金，來獲得利潤。

到1790年，在加爾各答已有十五家控制印度國內“港腳商”的散商商號；這時，“港腳商”也已向東擴展到海峽和中國。為了滿足貿易需要，商號建立了銀行和保險公司，為外商投資者辦理業務，匯寄私人資金，資助靛青種植，等等。匯運歐洲染料工業使用的靛青是一種主要的匯寄形式，不過這種匯運經常受到擁有和管理東印度公司船隻的“航運界”收取高昂運費的妨礙。1801年，靛青售價暴跌，許多代理行開始著重依靠向廣州運送棉花和鴉片的生意。

東印度公司壟斷了中國的茶葉收購，因此，港腳商（即在印度得到該公司許可而由散商經營的商號）從印度運往中國的商品不得不在中國統統換為低價貨如糖或者中國白銅（即鋅，有時是鋅與鉛、銅的合金），或者只換成硬幣。因此，需要大量銀行業務來結算利潤。有三種辦法可以使東印度公司用這些巨額收益獲得硬幣和增殖利潤，因為這時該公司在廣州維持這一貿易體制迫切需要巨額費用和預付款。第一，印度管轄區之一可以向某代理行預付盧比，該代理行即購印度棉花運往廣州出售以換取西班牙銀元，然後從中扣除港腳商人的利潤而將餘款交東印度公司商館帳房。第二，駐廣州的商館可以接受某一港腳商人的硬幣而付給他可在倫敦或孟加拉兌現的匯票。最後在下列情況下信用可以在帳房中過戶：（一）如果東印度公司欠行商甲一筆預付款，（二）甲可以從港腳商人乙購買棉花和鴉片，（三）因此，甲能把他的東印度公司欠款過戶給乙，然後，（四）乙可利用由倫敦董事會承付的匯票將款匯往倫敦。

乍一看，港腳商人很像是中國明、清時代在國家各專賣事業之間鑽空子活動的那種商人。但實際上與中國那種商人不同，因為港腳商人是不可或缺的。出現港腳商人的最基本和最經常的原因很簡單，這就是英國人對茶葉的需要量很大，在歐洲卻找不到中國人會大量消耗的與此相當的製成品。結果，東印度公司的壟斷制度本身不能為這種貿易提供資金。所以除了公司直接運輸茶葉外，其他一切交易都是通過其印度代辦所及其駐廣州代表——“英國散商”——進行的。


第04節 壟斷制的告終

隨著中、英兩國越來越疏遠，它們的貿易代表反而越來越近乎。到1810年，監理委員會和公行似已結為一體，成了一個統一的英-中行會。它們之間的競爭是不關重要的。的確，它們雙方都希望互相幫助以反對新來的英、美散商的侵犯；這些散商是在壟斷體制之外搞經商，因為他們認為壟斷制度已過時和礙手礙腳。

1785年第一隻美國船到達廣州。獨立戰爭結束後美國私掠船失了業，安的列斯群島不向它們開放，賽勒姆、波士頓和紐約的船主如饑似渴地注視著中國貿易。美國的單桅小帆船和縱帆船從努特卡先是運來了人參，1787年後又從那裏運來了毛皮。1806年以後，即當美國太平洋西北沿海的海豹和海獺被滅絕時，就從夏威夷和斐濟收運檀香木，到1830年這也被砍伐殆盡。繞道合恩角的美國人也開始在西班牙美洲諸港出售歐洲貨物以換取墨西哥鷹洋，然後將鷹洋運往中國以購買茶葉、絲和瓷器。這使廣州貿易一年又增加了二、三百萬元的現銀，從而使美國和中國的貿易額有可能激增。美國的運費與東印度公司的相比是如此便宜，以致美國人在英國可以付了茶葉關稅後仍能以低於東印度公司的茶價出售。到1820年，廣州貿易除一小部分外，全部由東印度公司、港腳商人和美國人分別經營。

美國人自己並不願步東印度公司之後塵，不願付給行商以抬高了的價格去填充公所基金。相反，他們找的是非公行的商人，特別是尋找其行號麇集于廣州各商館周圍的店主。但在1818年曾發現一店主試圖自購生絲時，海關監督堅決主張：行商作為外國船隻的保商，此後應當對非公行的經紀人作出擔保。這對公行和監理委員會有利，因為大多數店主必須因此遷回城內。十年以後，有個鹽商試圖建立一個新的外貿商行與美國人做生意，還得到了上述的那些店主的資助。當海關監督從該鹽商得到一筆特別豐厚的賄賂後似乎正要默許時，象十七世紀的一些“特許權商人”那樣，東印度公司利用總督的干預破壞了這個聯合活動，監理委員會對中國官方干涉這次貿易的善意行動表示讚賞，但倫敦並不以為然。

英、中兩國的距離使董事會把更大的希望寄託在使它的廣州貿易組織中國化。例如在1810年，董事們發現，已將三百五十萬兩銀子預付給行商。監理委員會總是辯解說，這些預付款至少把下一年度的茶價降低了3.5％。當印度總督不得不用12.5％的利息借款時，倫敦詢問，為什麼為了得到這樣微薄的收入就把那麼多資金束縛在廣州呢？這個邏輯是不能駁倒的，到1818年，監理委員會最後承認，茶葉生意很穩定，已經不再需要預付款了。經濟作物的種植已經推廣到福建、中原地區和廣東各地，愈來愈多的農民種植單一作物以滿足世界對茶葉的需要。結果，當行商簽訂了下一年度的合同時，廣州商館幾乎是若無其事地向行商停交硬幣。雖然仍用現銀付給經紀人以支付公所的各種款項，但在1825年3月監理委員會秘密會議以後，甚至連這一作法也停了下來。如果一個行商即將破產，最好的辦法是使他退出公行，自謀生計。舊的廣州壟斷制度正在日趨瓦解，因為港腳商把愈來愈多的資本引入廣州城而使行商能夠以較低的利率向私人放債戶借款。利率從年利20％降到了12％，因此東印度公司的人為的貸款方法就不再需要了。這樣，英-中壟斷商之間長達百年的舊的貿易聯繫未作重大的聲張就被切斷，結果這兩個法人很快就離異了。公行繼續寄希望於將來，但監理委員會發覺，公行作為一個有擔保能力的壟斷組織的時代已經過去，開始打退堂鼓的時刻已經到來了。

1813年7月13日，英國議會廢除了東印度公司對印度的貿易壟斷權，只允許它還保持二十年的對華貿易壟斷權。在印度開放自由貿易後的繁榮時期，在加爾各答和孟買建立了數十個新代理行，其中有許多代理行向對華港腳貿易投資。駐廣州的英國散商多年來已經與正規商業沾上了邊，他們輸入倫敦的打簧貨、中東的沒藥、馬德拉斯的檀香木、馬來亞的玳瑁，等等。他們的大宗商品已經是印度原棉，與南京的棉花競爭，向華南的紡織業推銷。不久印度的繁榮時期結束。1827—1828年發生世界貿易蕭條，而且普魯士藍又在歐洲染料工廠中代替了靛青，結果幾乎毀滅了加爾各答的所有代理行。此外，廣州港腳行號的業主們（其中許多人是加爾各答商人的蘇格蘭籍親屬）發現，中國市場對他們自己貨物的需要量很低，也不穩定。從1819年起新加坡已經在迅疾地發展，致使海峽貿易的商品充斥于廣州市面。印度棉花曾經是港腳行號的主要靠山，但它不再能同南京棉花競爭，因為南京棉花現在不是經過陸路，而是用帆船南運廣東，從而減少了運費。甚至打簧貨也售不出去，因為廣州人已學會了仿製。雖然如此，港腳行號在廣州人經營的銀行業中仍起著重要作用，即使上述的特殊貿易失敗了也不會使它們破產。除前面談到的金銀財寶的運輸和從事金銀經紀業外，私人商行還新辦了數種新交換業務。例如，1826年以後銀元輸入額降低，原因是西班牙美洲的銀源枯竭，美國轉向國內投資。因此，象維廉•查頓博士等商人開始鼓勵美國人在倫敦出售他們自己的美國棉以換取寄往廣州投資的拜令兄弟公司的匯票。接著查頓給出售棉花的美國人在廣州記上一筆應付款，然後把原來的匯票在倫敦兌現，這樣又向對華的私人投資者提供了一種匯劃方式。這種銀行業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末的世界信貸危機中維持著港腳行號，但卻未向它們提供足夠利潤使其發財致富。只是廣州的私人商行開始直接向印度的第三大宗出口貨鴉片投資時，它才向港腳行號提供足以致富的利潤。


第05節 鴉片貿易

鴉片從唐代以來在中國就作為藥物使用。1620年，臺灣人開始把鴉片和煙草混合起來用作麻醉劑傳播到東南沿海。雖然在1729年時清政府禁止鴉片輸入，但葡萄牙人仍從印度港口如達曼和果阿（臥亞）將這種麻醉劑小量輸入中國。1773年，東印度公司決定在東印度建立一個它自己的鴉片壟斷組織，向印度農民提供款項，種植比葡萄牙人從西印度運來的白皮土（麻爾窪）品質更高的公班土（八達拿）。但到1796年，中國人被這種麻醉劑弄得十分苦惱，致使東印度公司決定不向中國直接輸入鴉片以免危及它的茶葉壟斷經營，而寧願將鴉片在加爾各答拍賣給英國散商，然後由他們通過港腳貿易兜售給印度東部。因此，從 1800到1818年，對中國的鴉片貿易都是通過澳門進行的，每年不超過四千箱（一箱約重140磅）。

但在1819年，這種麻醉劑貿易突然興旺起來。白皮土和公班土互相競爭，促使價格下降而擴大了消費量，結果又進一步增加了需要。有一個代理商寫道：“鴉片象黃金一樣，我可隨時賣出。”1820年，學識淵博的總督阮元取締了這種貿易。十六個中國商人在澳門被捕，其中一人洩漏了全部底細，詳細交代了向高級官員行賄情況。在此後發生的一次醜聞中，歐洲人的走私制度又恢復了原狀，當時鴉片批發中心站被移到一個小島上，即葡萄牙人1517年曾首次登陸和位於虎門以外水域中的伶仃島。從1822到1830年，這個中心站的鴉片貿易又來了一個大躍進，貿易額每年高達18，760箱。但其中許多鴉片是非公司所屬的白皮土，是由一些辛迪加在達曼購買的。為了試圖使印度中部地區的土著王公不將鴉片售給辛迪加，東印度公司終於在1831年同意收運輸費通過加爾各答轉運白皮土。鴉片這時從印度各地隨便流入廣州，到1836年，輸入總額達一千八百萬元，這使鴉片成為十九世紀全世界最貴重的單項商品貿易。

這種麻醉劑雖然大量被卸到伶仃島的浮動躉船上，遠離中國官員的監督，但它必須經過廣州才能賣出。數十個中國批發商（窯口）在廣州從港腳行號辦事員處買得執照，然後在設防的躉船上用執照換鴉片，再用“扒龍”（即“快蟹”，是全副武裝的四十槳船，船上是一夥兇惡的疍家水手）把鴉片運走。這些船隻或奪路而行，或行賄買路進入內河，駛抵由匪徒和三合會經管的陸路批發站。但即使如此有效的體系，也不能全部處理印度來的貨物。作為港腳貿易頭目的查頓博士一心想賺錢，於1832年決定派船北上，在福建和浙江沿海的小海灣直接從船上出售鴉片。這些全副武裝而豪華的沿海飛剪船就這樣開闢了新的市場，增加了新的癮君子，結果空前規模地擴大了這種麻醉劑的銷路。

在十九世紀的最初十年，中國的國際收支結算大約盈餘二千六百萬元。從1828到1836年，從中國流出了三千八百萬元。使國際收支逆轉的正是鴉片煙，結果就資助了英國加速使印度殖民地化的大部分活動。1830年，東印度公司的總稽核宣佈，每年至少有四百萬鎊得從印度運回英國。印度的這筆盈餘的大部分首先要變成鴉片在廣州賣掉，然後購買茶葉運到國內，這又為英國政府增加了三百三十萬鎊關銳。在經過幾個世紀的貿易之後，西方終於發現中國會大量購買的東西了。正人君子們在想到這種產品的性質時也許會感到內疚，但這種麻醉劑不正是港腳貿易的重要商品嗎？港腳貿易不又是那個時代每一個盎格魯-撒克遜人評價很高的那些價值——自助、自由貿易、商業主動性——的縮影嗎？因此，心有內疚者被忽視，正人君子被藐視，懷疑主義者被嘲笑。如果有所不同的話，那就是自由貿易者認為應更多地歸功於他們。曼徹斯特如日方升，港腳商對監理委員會幾乎視為當然的限制感到惱怒。查頓在致友人的信中寫道：“英國的大人先生們除去對於茶葉和從茶葉得來的稅收而外，再也不想到有關中國的事情，只要安安靜靜得到這兩樣，任何屈辱都甘心忍受。”但這個時代已經過去，難道不是嗎？1833年，即經過了四年的請願、公眾演說、群眾集會和院外活動，自由貿易者看到，通過議會終於取消了東印度公司的壟斷權。中國這時也對英國的自由貿易實行開放。

事情難道不是這樣嗎？爭取自由貿易的戰鬥在英國國內已獲勝利，而廣州仍在實行限制。這個城市仍拒外商于城牆之外，使外商受該城官員的轄制。一出廣州城，就是四億人口的中國國內大市場。曼徹斯特的製造商們互相議論說，只要想到這件事：如果每個中國人的襯衣下擺長一英寸，我們的工廠就得忙上數十年！只要能夠打開這個壁壘就好了。只要英國能找到一個安全港口，能奪得一個島嶼並將它變成一個受英國保護的弊絕風清的貨物集散地，那就好了。駐廣州的英國散商1830年12月在呈遞下院的請願書中辯解說，對華貿易是世界上潛力最大的貿易。現在該是把對華貿易置於“一個永恆的、體面的基礎之上”的時候了。馬嘎爾尼於1793年和阿美士德於1816年出使中國的失敗，“也許能有力地提醒貴院，任何高尚的外交手腕，在中國都是不會有什麼收穫的”。甚至東印度公司監理委員會在收拾行裝準備撤走時已經開始感覺到，作為外交的姊妹的戰爭，就是對人們的問題的回答。西方的和中國的壟斷者都遭受了百年以上的痛苦，但現在那個時代已經過去。監理委員會宣稱，戰爭能輕易地打贏，並且會“把我們的交往置於合理的基礎上”。因為“中國人民決不想損害同英國的關係……敵對心理只不過產生自政府的猜忌而已。”大班們想起他們曾經享受過的巨大利益時充分相信，備受官員壓迫和海關監督徵稅之苦的普通中國人，一定會贊成中國國內商人數百年來未能實現的願望：摧毀官僚制度對商業的限制，即使這意味著訴諸武力也在所不惜。

如果英國人比較認真地省察一下自己的動機，就會認識到他們對中國人的誤解是多麼嚴重。自從葡萄牙人擁有第一批商船之日起，歐洲商人就被利潤、宗教信仰和國家榮譽所激勵。過去重商主義和民族主義是攜手並進的。而現在，隨著帝國主義在十九世紀成為一種學說，它把這兩者空前緊密地結合了起來。貿易總是隨著國旗而來。可是誰都會想到，當國旗最終真的到達廣東時，廣州人可能考慮國家的安危勝過考慮貿易的利益。

鴉片戰爭（1839—1842年）前夕，清朝的對外政策以三個長時期以來遵循的假定為依據：即中國在戰爭中佔優勢；它善於使外來民族“開化”；它有貴重商品可使外國人接受納貢地位。這三個假定在當時都錯了，而且最後一個假定到1839年尤其過時得厲害，因為它只適用於工業時代以前的商業往來的情況。那時外商來華只是為了購買中國貨物。而此時西方製造商開始來尋找中國市場了。曼徹斯特商會在1836年2月交給外交大臣的一份呈文中指出，廣州提供了年達三百萬鎊印度商品的出路，“這使我們的印度臣民能夠大大增加對我們製成品的消費量”。英國人要扭轉一千年來歐洲和東亞之間的供求關係，他們想的比實際做到的更多，但是堅決要求取消中國為防止西方商業入侵而設立的壁壘，這呼聲中還悅耳動聽地夾雜著十九世紀輝格黨自由主義與曼徹斯特企業的共同要求，這就是不久人們所說的“自由貿易”。“自由貿易”的代言人，如主張侵華的一些時文小冊子作者和院外活動者，完全反映了這個時代的民族主義，他們異口同聲地要求貿易特權和平等的外交往來。


第06節 律勞卑事件

1833年廢除東印度公司壟斷權的法案，也規定要委任英國駐廣州商務監督。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勳爵提名蘇格蘭貴族、海軍軍官和養羊業主威廉•約翰•律勞卑擔任此職。律勞卑是一個存心善良的人，但不熟悉中國國情，他被派往澳門時帶著前後自相矛盾的訓令，即反映了他的上司不願意在戰爭（它會破壞現存貿易）和消極服從（它會加強清王朝的壟斷制度和單一港口貿易政策）之間作出選擇。一方面律勞卑被告知，他不得損害英國與中國的現存關係；但巴麥尊接著又簡直像是事後諸葛亮地補充說：“閣下到廣州後應立即以公函通知總督。”數十年來，廣州貿易章程一直禁止中國官員和外國人直接交往。現在巴麥尊隨便宣佈一項中國肯定會反對的新倡議，但又沒有打算用武力支持這個要求。律勞卑尚未悟出此中奧妙，他於1834年7月25日到廣州以後就發出了這樣一封公函。這公函立刻遭到拒絕，兩廣總督盧坤命令他立刻返回澳門。律勞卑拒不返澳，於是盧坤中斷了貿易。在律勞卑逗留廣州期間，總督命令封閉商館，斷絕供應。接著律勞卑違背巴麥尊的命令，指揮兩艘軍艦一直打入珠江，同時派軍艦去印度接兵。與此同時，盧坤封鎖了珠江，集合六十八隻戰船，並經道光帝敕准用武力對付。律勞卑雖因患瘧而身體虛弱，但仍頂住封港令和封鎖達十七日之久。當他最後失去他本國商人的支持時便改弦易轍，黯然回到澳門，10月11日即病死於此地。

律勞卑事件有兩個重要後果。它使清朝官員相信，一經大膽地封鎖商館，英商就是些孤立無告的人質；它也使律勞卑的繼任者認識到，沒有應急的戰爭計畫就向廣州貿易制度挑戰，是一件蠢事。第二任商務總監德庇時先生稟告巴麥尊，在未得到下一步訓令以前，他將保持“絕對沉默的態度”。但這種沉默的政策並沒有使駐廣州的港腳商感到高興；他們對德庇時的優柔寡斷進行了三個月吹毛求疵的批評，之後德庇時就辭職了。他的繼任者在1835和1836年一直安靜地工作，等待訓令，但訓令從未到來。他只有一個想法：保持貿易暢通，即使這意味著接受所有的貿易限制也行。

有勢力的自由貿易院外集團所要求的是多得多的東西。自從廢除東印度公司壟斷權以後，貿易按銀元價值雖已經增長，那主要是因為廣州物價飛漲。英商當時非常艱窘，降價出賣了麻塞諸塞州洛維爾工廠，更不用說必須付出越來越高的價錢購買中國貨了。這種通貨膨脹是西方貿易弱點的象徵，因為廢除英國壟斷權實際上意味著有效的法人的討價還價的力量和信用手段的終結，這兩者原來都能使商品保持低價。而且自由商人很快發現，行商為了獲得現款，把英國布匹暗中貼本7％出售。這清楚地警告信用危機迫在眉睫（如1836年的破產事件），同時它也顯示了廢除東印度公司壟斷權的另一個後果。這裏不再有一個由英國公司代表組成的單獨團體來關心保護每個行商免受海關監督的橫徵暴斂了。因此，自由貿易拆去了中國商業活動的一個重要支柱，從而使廣州貿易制度出現了極大混亂。實際上，一方實行放任主義，需要另一方相應地取消各種限制，才能恢復貿易職能的平衡關係。

這個道理是明白了，但港腳商人主要認為，市場當時對他們是關閉的，他們成了贓官任意敲詐的犧牲品，律勞卑和英國國旗受到了侮辱。當然，這最後一點是他們在政治運動和請願書中利用來使其同胞確信他們的鬥爭是正義的。《廣州紀事報》首先發出了刺耳的主戰言論；到1835年，馬地臣把這些議論帶回了英國。開始，他沒有得到當時威靈頓公爵領導下的外交部的同情。但輝格黨人很快重掌政權，馬地臣發現巴麥尊勳爵比較願意傾聽他的意見。這位新任外交大臣雖然不得不對付曼徹斯特及利物浦的廠主們，但採取更加強硬對華政策的想法顯然適合他自己那種愛炫耀的情緒。他並未天真地相信可以將這個政策強加給英國公眾，除非中國人提供一個開戰的藉口，因為英國公眾根據福音的領導已經感到販賣鴉片是犯罪的。然而他能夠採納稍為強硬的政策，於是他聽從船長義律（他在皇家海軍服過役，此時在澳門擔任第二商務監督）的建議，執行一種既不象律勞卑那樣執拗又不象德庇時那樣被動的政策。1836年6月15日，巴麥尊提名義律為商務監督。六個月後，委任令到達澳門。

有些幸運的人常常相信，即使最困難的問題也可得到“合理”解決，義律就是這樣一個人。但不幸的是，他雖有這種樂觀主義，卻沒有輔之以對細節的關心，也沒有成功的外交活動在解決微妙問題時經常需要的那種耐心。他奉命要象律勞卑那樣停止使用稟貼方式；但因盧坤的總督職務已被顯然具有更多妥協思想的鄧廷楨所接替，所以義律認為，為了實現交往，值得按中國規則辦事。他呈上了一份畢恭畢敬的“稟貼”，鄧廷楨才承認他為商務監督，允許他進入廣州。義律在受到巴麥尊斥責以前一直得意洋洋。這位外交大臣正確指出，這種外交禮儀的實質就是貢使制度，所以堅決不許利用稟貼謀取兩國政府的交往。鄧廷楨也自然不肯紆尊降貴。他上奏道光皇帝時說：“唯若聽平行於疆吏，即居然敵體於天朝。”

義律希望用軍事手段打破僵局。海軍少將馬他侖並未接到確切的訓令就於1838年7月率印度艦隊中的兩艘英國戰艦到達。義律期待會出現某些跡象以證實他的希望，即這次顯示力量的小行動將會使中國轉變態度。鄧廷楨當然被馬他侖的到來所震驚；當一次小事件發生之時，他就默許他的一位水師管帶去向這位英國艦隊海軍少將正式道歉。義律對道歉感到滿意，於是英國戰艦於10月初返回印度。

義律這時認為他已有了一些成績，但誰也沒有受騙。中國人認為他們已揭穿了英國人的虛張聲勢，而港腳商卻知道，只是艦隊的訪問絕不會引起他們所希望的戰爭。早在1835年他們就已懂得，英王陛下政府只要能從對華貿易得到源源不斷的稅收，就不會發動戰爭。但是如果鴉片（英-中-印貿易的貨幣催化劑）減少，巴麥尊勢必會作出自由商人迫切期望的決定。因此，主動權操在中國當局手中，而中國當局早已開始比較強有力地來打擊鴉片販運了。


第07節 關於鴉片問題的爭論

到1836年，每年輸入中國的鴉片約1，820噸。吸煙成癮者似乎與日俱增。煙癮的程度如何從來沒有精確估計，因為一個吸煙人每日平均用多少鴉片沒有可靠數字。1836年，外國人估計約有一千二百五十萬吸煙者。1881年，赫德爵士作過一次比較認真的核查，他提出吸鴉片者的人數是二百萬，即約占全國人口的 0.65％。大多數當時人士認為這個數字太低。喬納森•斯賓士經過認真的研究，認為吸煙人占總人口10％是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後期的合理數字，也許3—5％的人煙癮很大，因此提出1890年癮君子人數是一千五百萬。

可以上溯到1820年，外事專家包世臣曾宣稱，蘇州有十萬名癮君子。1838年，林則徐堅持說，用洋藥者至少占中國人口的1％。但是比這些學者引用的數字更重要的是，到處出現了吸煙的情景。在通都大邑和貿易大道上，在人煙稠密的河流三角洲，吸煙現象不能忽視。因為吸煙所費不貲，它需要餘暇時間和額外收入。因此，吸煙人往往是富有的紳士、中央政府的官員（有人說吸煙者占五分之一）、衙門胥吏（林則徐估計占五分之四）和士兵。朝廷一想到整個政府官員因吸煙而腐敗時感到震驚，對於銀錠外流量與日俱增的經濟後果也感到驚恐。粗略地說，中國採用的是複本位幣制，即一千文銅錢依法應兌換銀一兩；但銀價在逐漸增長，所以到1838年，大約1，650文銅錢換銀一兩。因為土地稅一般用銅錢交納，但要用銀兩計算和上解給中央政府，因此，農民必須繳納愈來愈高的賦稅，而國家收入則毫未增加。

兌換率的這種變化還有純屬國內的原因。例如，雲南銅礦開採產量下降，迫使政府鑄造更便宜的銅錢。銅錢品質變劣及其相應的貶值，要求有更多的現錢，所以在十九世紀開頭三十年，每年鑄造的貨幣多達十八世紀初的八倍。按格雷欣法則，銀因此在流通領域內消失，這就增加了對銀的需要，從而也提高了銀的價值。縱然銅錢本身的貶值完全說明了銅錢交換價值的損失的原因，但清朝官員仍把價值差額完全歸咎於鴉片貿易對中國所造成的白銀收支逆差。這種經濟方面的擔心還夾雜著其他一些論證。例如，鴉片被視為外夷侵略的一個幫兇，是使人民意志消沉、“道德淪喪的毒藥”。象“邪教”一樣，鴉片破壞了中國固有的——即使人區別於禽獸、使中國人區別于外夷的——社會關係（倫理）。如果人民因吸煙而不斷深深陷入頹廢消沉之中，禦史袁玉麟在1836年論證說：“父不能教其子，夫不能戒其妻，主不能約 其僕，師不能訓其弟……是絕民命而傷元氣也。”

此外，洋藥貿易使官員和暴徒發生聯繫，從而敗壞了公職。廣東情況特別是這樣，所以該省早在1826年就已建立了一支專門捕捉鴉片走私船的巡邏船隊。沒有過多久，這些巡邏船便讓走私船“快蟹”每月交納三萬六千銀兩而允許它們從身邊悄悄通過。因此巡邏船於1832年被撤銷，五年之後，即當鄧廷楨想盡辦法要消滅走私時，又被恢復。麻煩的是這些海上巡邏船吸引住了一心想謀取暴利的所有貪贓枉法的官員。甚至水師提督韓肇慶也要為抽取傭金而轉運鴉片。廣州的大商號也被牽連在內。這些商號唯恐洋藥危及它們的合法生意，確實設法不使自己過深地捲入洋藥貿易，但最後對此也滿不在乎了。許多商人都從事這種貿易，例如福建批發商、廣州布販、山西銀行家等：所有這些人在官方看來都是一丘之貉。

在公開記錄的下面尚潛藏著迄今並無檔可考的懷疑，即最初得到對西方貿易壟斷事業支持的廣州實業界，逐漸依賴鴉片；後來由於宮廷吮吸鴉片利潤，它進而使北京也依賴鴉片了。貪污腐化和高尚的道德原則常常共存於世界上的一些權力中心，因而這樣來聯繫似乎是可信的。嘉慶年間（1796—1821 年），廣州每年應交皇室的關稅餘額為855，000兩銀子，此款比帝國境內二十一個海關徵稅的全部餘額（銀2，261，000兩）的三分之一還多。因此人們可以推測，廣州有這麼多官員都能得到利益，那麼海關監督勢必要上解一份給朝廷分享。此外，從清代貿易初期開始，中國東南地區的商人就已經和沿海罪犯緊密勾結在一起。這種勾結隨著廣州貿易制度的日趨穩定曾經有所減弱。現在它又在重振旗鼓，使得被派去治理這個地區的清朝官員比以往更加確信，有個完整的當地“ 叛國者”組織在幫助外夷腐蝕中國。

鴉片煙在十八世紀沒有獲得有效的禁止。1820年道光帝登極時被這種違法行為所震驚。他的憤怒影響到當時的兩廣總督阮元，後者曾把鴉片走私販從澳門驅逐到伶仃島。但在十九世紀整個二十年代，關於洋藥氾濫的報告不斷傳來；北京本地也公開出售，山西省有煙館，上海附近有走私買賣，甚至安徽各地山上也遍種著紅罌粟花。到1830年。道光帝也得知江南銀價上漲，第二年他下詔逮捕走私販以制止從廣州輸入鴉片，並命令恢復保甲制度和獎勵告密，以制止國內種植鴉片。這兩個措施都未能減弱暴利的吸引力，到1836年事情已很清楚了，“嚴厲”執行現行法律並不能遏止洋藥的傳播。因此，在那年5月17日，北京的一位官員許乃濟大膽地建議說，禁止不是辦法。姑且不論道德問題，可是銀塊外流卻是實際問題，而這只有對鴉片貿易實行解禁並採取易貨交易才能預防。清帝立刻要求其他高級官員討論這個問題，他靜默地傾聽他們的辯論，不表態；以後這場辯論以這種或那種形式進行了兩年之久。

第一個是解禁問題。當時有兩種意見。解禁派辯解說，“空想的”實施禁令是不切實際的，除非皇帝願意實行恐怖統治。繼續不斷的禁止只能使官員貪污腐化。最好的辦法是把握現實，用易貨交易的辦法獲得洋藥，然後把它置於海關監督的壟斷控制之下。這樣，國家收入就會大量增加。這最後一點的確打動了道光帝的心，因為他是一位著名的主張節儉的人；但他又很自覺地模仿歷史上的英明君主，清楚地意識到自己所負的道德義務。因此，他更容易接受道德派的反對意見，即違法不是廢除法律的理由。世道可能是惡劣的，但這更是大膽恢復道德的理由。另一方面，如果鴉片被解禁，人們都要吸煙。

道光帝同意道德派的意見，下令駐廣州官員要更積極地執行反對中國人走私和販賣的法律。這次禁煙運動的成績超出了北京的意料。到1837年 1月，廣東按察使王青蓮四處查封煙店，使鴉片貿易幾乎銷聲匿跡，在這整個一年裏有兩千個販煙者被捕。事實上，港腳商人掌握的洋藥確實供過於求，因此價格暴跌。雖然有一個外商因走私而被驅逐出境，但是這裏的外國人仍然認為，中國人對此反正不會十分認真，並且會認識到實行解禁在財政上是正確的。特別是他們仍然滿有理由地認為可以免予逮捕。雖然豁免權是個關鍵問題，但由於道光帝對從廣州呈遞的樂觀奏摺產生了可以理解的懷疑，又由於他渴望這個問題獲得最終和徹底的解決，所以免予逮捕的範圍完全改變了。1838年6月2日，北京的另一位官員黃爵滋要求道光帝下令對煙民判以死刑，這引起了第二階段的鴉片辯論，即辯論如何根除鴉片的方法。到這時為止，只有販賣和種植鴉片者才受懲罰。黃爵滋爭辯說，這還不夠。只要有需要，寡廉鮮恥之徒就會竭力去迎合它。因此，一定要杜絕對鴉片的需要，即使它意味著千千萬萬的人死去也在所不惜。

這時，瀋陽的韃靼族將軍（滿洲將軍）寶興向道德派提出了質問。他問道，你如何斷定誰是吸煙者呢？從這樣一條法律獲得好處的只是衙役和胥吏，因為他們可以利用這條法律勒索不幸的無辜者，或是利用它來報復宿怨。這樣做不行，要打擊的仍應是煙販和走私者，因為他們是問題的關鍵。應當認真地執行現行法律即可，而不必另外頒佈新的嚴刑峻法。這是個合理的勸告，但是道光帝知道，自從1820年以來走私者本已被逮捕，但洋藥仍然源源流入中國。空談執行法律很容易，但另外還必須制定確切的執行方法。另一方面，道德派的意見的確是激進派的意見，因為這些意見意味著國家對社會的最下層給予干預。這不但有些法家味道，而且還意味著把一件強有力的武器交給了不可能指望他們善於使用它的下級官員。難道那時沒有人能夠提出一個合理解決的辦法嗎？

在回答這個問題時，1838年7月10日聽到了另一個人的言論，此人就是湖廣總督林則徐。林則徐出身于福州一個家道中落的望族，這時他已有了出色的仕宦經歷。1804年，他十九歲中舉。後來任巡撫佐幕五年，接著在京任三年多翰林院庶起士。此後，由於朝廷賞識他作事有魄力，他的升遷較常格稍快：他歷任學政、（江南道）監察禦史、（浙江省）道員、（浙江）鹽運使、（江蘇）按察使、（江寧）布政使、（河東）河道總督等職，直到尚在比較年輕的四十七歲時已升任為巡撫。五年之內他又晉升為總督。他的經歷清白無瑕。在1838年林則徐還沒有和西方打交道的經驗，他有著一個從未犯過嚴重錯誤的人的強烈信心。他為人處世很講道德，有強烈責任感。這部分是因為他受了當時與他過從甚密的清帝國一些最嚴肅的知識份子的激勵。在京城，他和著名政治理論家魏源及其他一些深受儒家“今文”學派影響的學者組織過一個學社。

今文學派可以上溯到漢代（漢代人對當時尚存的儒家著作的可靠性進行過激烈的爭論）。有一學派堅持說，用“今文”書寫的經籍是經文的真文。另一派學者則相信，從孔子出生地附近一堵牆內發現的用“古”文書寫的著作才是可靠的經文。後一學派最終占了上風，部分原因是因為今文學家支持《春秋公羊傳》，此書對儒家思想比那更為世俗的《左傳》作了更多空想化的解釋。這場爭論到西元第三世紀才平息下來，它對於發展儒家思想起過重要的作用，宛如阿裏烏斯教派異端之於中世紀天主教教義那樣重要。今文學家對經典的注釋一直被禁止，直到十八世紀訓詁學家莊存與才恢復了這項工作。莊存與的一個嫡傳弟子名龔自珍，後者在鴉片戰爭時期繼續闡發今文學派的學說；龔自珍是林則徐的至友，也是該進步文社中的成員之一，這些學者在當時開始意識到正統的程朱理學對清帝國是一種致命的壓力。振奮精神需要道義上有所作為，但這種作為不是宋代玄學的“空洞”說教，也不是清代漢學枯燥的訓詁，而是倫常日用的治平之術。對這個道理的認識，最初並不是很清楚的，只是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康有為才大膽表達出來。這就要求人們擔負起重任，並且還要順應正在變化中的時代。今文學家從經典中找到了 “合時”一詞作為根據，這個概念在經典著作中屢見不鮮，足以使人們相信他們的這個理論是可靠的，因為連孔子本人也認為人們只應在現代意義上利用古代事例。過去的範例不應盲從和附和，而應酌加修改，使其適合當前用途，此即“托古改制”。

林則徐認為，這個見解能使人們很容易地懂得利用西學和西方武器來保衛中國文化。但是今文學派著作中充滿著神秘主義和道德主義的微妙混合物，這一點對他的影響尤其深。如果“君子”能正確地領會天意，他就能及時地召喚天道的宏偉力量來顯示奇跡。總之，聖賢乃是代表上天的。因此我們在魏源著作中可以讀到這樣一段話：

“竹萌能破堅土不旬日而等身，荷蕖生水中一晝夜可長數寸，皆以中虛也。故虛空之力能持天載地。土讓水，水讓火，火讓風，愈虛則力愈大。人之學虛空者如之何？……一陰一陽者天之道，而聖人常扶陽以抑陰。一治一亂者天之道，而聖人必撥亂以反正。何其與天道相左哉？”

人們的世俗的思與行之間總是脫節的，在思辨中的與在寫例行奏疏時的同一位哲學家也往往言行不一。但林則徐比大多數人更好地通過了這一關。就他那個時代的人而言，他把這兩方面結合得最好，他後來相信這樣一個信念：在與英國作戰時期上天是站在他一邊的；正象在此前幾個月那樣，他用這種同樣的道德熱情使道光帝轉變態度，接受了他的禁煙方案。

到1838年，道光帝對官員們的優柔寡斷感到憤怒，對鴉片辯論未獲結論感到灰心。他所希望的是對問題的正反意見作出清醒的判斷，然後採取決定性行動，而林則徐7月10日的奏章正中他的下懷，因為林則徐開門見山地談到這場辯論的主旨。一方面，他完全同意寶興的意見。死刑是對吸煙者非常嚴酷的懲罰。但洋藥對於國家強盛畢竟是非常有害的。因為煙民是道德病態的人，因破壞法律而處決他是不對的。但是用死刑威脅他，恫嚇他除去這種惡習是對的。“夫鴉片非難於革癮，而難於革心，欲革玩法之心，安得不立怵心之法？”在此之前，誰也沒有討論過煙癮的心理學，也沒有討論過戒煙問題。林則徐卻強調了這兩點。例如，他認為，雖可以用槍決相威脅，但吸煙之輩陷溺已深，會因戒煙痛苦而拖延到追悔莫及。因此，煙癮必須由國家幫助來戒絕。須開設戒煙院，從死刑的公佈到實施以一年為期，其中又分為四個階段，愈到後來的階段加罪愈嚴。同時，在南方應加強反對煙販的鬥爭。因為癮君子雖說到處都有，但關鍵仍在廣州。對廣州外籍走私販的處理應與本國走私販相同。他們畢竟是罪惡的淵藪。現在已不是用溫和手段對待他們的時候了，要把他們真正置於中國法律的管制之下。

這個包括多方面的綱領性檔有希望使禁煙奏效，因此林則徐立即奉召進京。他在京師受到不尋常的禮遇，他私人被道光帝召見竟達十九次。1838年12月31日，林則徐被任命為欽差大 臣。有一道上諭說明了道光帝授與這項非常任命的原因：

“昨經降旨，特派湖廣總督林則徐馳赴粵省，查辦海口事件，並頒給欽差大臣關防，令該省水師，兼歸節制。林則徐到粵後，自必遵旨竭力查辦，以清弊源。唯該省窯口快蟹，或以開設煙館，販賣吸食，種種弊竇，必應隨地隨時，淨絕根株。”

這幾點訓令是果斷徹底的。其意義可看作是，如有必要，准許林則徐使中國採取軍事行動。毫無疑問，道光帝和林則徐討論過這種可能性，不過他們不習慣於用“開戰”這個概念，即現代意義上的正式宣戰。他們認為英國人桀驁不馴，林則徐這次南行就是要駕馭和平息他們。如果形勢需要，他可以動用武力，但這不是他所希望的。他在1839年9月向道光帝陳奏說：“鴉片必須清源，而邊釁亦不容輕啟。”避免危機的可靠辦法是靈活地兼用胡蘿蔔和大棒，即“恩威並用 ”。正象林則徐對鴉片煙癮所作的分析那樣，這也有賴於應用心理學原則。正確地顯示一下清帝國無可比擬的道德力量，可以懾服外夷。從這兩方面看來，道光帝認為欽差大臣林則徐的威力在於確信可利用心理手段發動一場道德勸戒運動來禁絕鴉片。究竟如何才能不折不扣地做到這點，道光帝並不清楚。他贊同林則徐，也贊成這個措施，但其功過則將一如其他欽差大臣一樣，而由他的成敗來決定。禁煙必將成功，林則徐對此是毫不懷疑的。他為人剛直不阿，作事堅決果斷，這易於使英國人懾服，正象容易使本國鴉片商畏懼一樣。“戰爭”從來沒有成為考慮的問題。


第08節 廣州查封鴉片

林則徐還未到達廣州，就下令逮捕十七名廣州犯法者和調查捲入鴉片販運的衙門屬員。象大多數高級官員一樣，這位欽差大臣深信，廣州是貪污犯罪的淵藪。行商比起大多數人來，只不過是略較富有的走私販。因此他辭別京師經過六十天快馬加鞭的行程駐節到越華書院後，就直接向當地士大夫求助，請他們在他打算進行的這場堅決反對該城所有敲詐勒索行為的鬥爭中給予協助。從他來到廣州直到任職結束，他一直毫不躊躇地利用廣州紳士設法禁絕吸食鴉片。這種做法有危險，因為准許各村知名人士成立擁有逮捕權的禁煙會，這就意味著把大量權力交給了不易控制之人。所以出現了許多錯捕案件和麻煩事故；如鄰居之間公報私仇互相告密；有些家族為了報復族間血仇的宿怨或者爭奪財產權而中傷與自己相敵對的家族。所有這些，林則徐在其著名的7月奏摺中已有預見，但他在當時解釋說，為了治癒一種危險得多的社會病症，這是不可避免而必須忍受的流弊。可是他似乎沒有認識到，這種流弊在不知不覺間破壞了縣官和村鎮名流在廣東農村中的權力平衡，因為後者現在開始自己執行治安權。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以前紳士私人盜用司法權和軍權的現象還不明顯，但到那時，要使他們放棄非分之權則為時已晚了。但是，儘管採取了拘留、逮捕和查封等狂熱的行動，林欽差剷除鴉片惡習的計畫並未成功。的確，隨著他的禁煙計畫在下一階段——打擊外國煙販——碰了壁，他打擊本國煙民的行動也就馬上失卻憑藉了。

林則徐最初切斷洋藥輸入的努力表現在以下兩個決定中：第一，利用具有保商（實際上是本國人質）資格的行商“控制”外商；第二，找出並扣留英國方面搞鴉片交易的幕後關鍵人物。這樣，林則徐就把中國和西方之間的衝突搞成了個人之間的衝突。 1839年3月18日，他採取的第一個步驟是通知行商，要他們三日內說服外商向中國政府交出鴉片存貨，並具甘結答應永遠不再經營洋藥。否則，一、兩個行商將被正法，餘者將統統喪失其財產。這是歐洲人所熟悉的一套手法，他們輕蔑地懷疑行商在搞兩面派。最後，當林則徐確實認真照章辦事時，外商答應象徵性地交出 1，056箱鴉片。但林則徐現在開始相信，他所追查的這個關鍵性鴉片供應者是顛地，他是第二家最大港腳公司的經理，也是英國商會會長。因此，3月22日，林則徐發佈一項逮捕顛地的命令，並捉拿兩名中國商人作為人質，如果顛地不自動向地方當局投案，則將人質斬首以代替顛地。

這些消息很快傳到住在澳門的義律，他立刻作出最壞的估計。他認為如果說這不是戰爭，“至少也是戰爭的直接的和不可避免的前奏”。義律命令將他手下可動用的兵船開往香港準備應戰，並於3月23日在一小隊護衛保護下離開澳門，於第二天耀武揚威地來到廣州商館，正好趕上接受律勞卑過去所受的懲罰：中國人停止貿易，商館受到勞工的抵制和封鎖；結果使三百五十名外商在以後四十七天中處於奴隸狀態。義律雖然勇氣十足，但現在已經處於絕望境地。他的壓倒一切的考慮就是挽救他所屬那些人的生命，因為不難料想，封鎖了商館周圍交通線的數千中國軍隊正準備屠殺他們，而他卻一籌莫展，因為他的船和為數不多的軍隊鞭長莫及。因此當3月26日林則徐說明只要他得到他所需要的鴉片就將釋放英國人時，義律才完全放心。翌日，他命令所有港腳商人將所存洋藥交給他。商人們聞之欣喜。因為煙販被捕之後，前此五個月內還沒有在廣州出售過一箱鴉片。由於義律答應女王陛下政府會交付鴉片損失（後來，巴麥尊對此大為惱怒！），所以英商向他保證交出甚至比存貨更多的鴉片，計20，283箱，價值九百萬元。到5月5日，欽差大臣林則徐已開始燒毀這批存貨中的一部分；他確信英商很誠實，便解除了封鎖，並允許他們自願離開廣州。


第09節 走向戰爭

林則徐因獲得成功而興高采烈。外夷則心膽俱喪，再次表示馴服。他把外夷順服的每個表現都上奏給皇帝。當林則徐坐在車蓋下監督每日在放滿石灰的海水池中燒毀大量洋藥的工作時，他注視著每個好奇的外國人。外國人脫一下帽子，沮喪地搖一搖頭，都被當作“心悅誠服”的無容置疑的證明。象誤入歧途的中國農民叛亂者一樣，這些外夷也將會服服貼貼地遵從這位剛毅而公正的欽命大員。

但是，這些馴服表現必須變為更加明確的保證，為此，林則徐最相信具結。外商具結後，如再走私，即予正法。換句話說，具結的目的就是置外夷於公認的中國司法管轄之下。但在這同時，巴麥尊的對外政策則堅決主張，一個英國人無論何時何地可以指望本國政府的保護，不受外國專橫武斷的起訴。因此，這個問題就是治外法權問題。林則徐本人知道此事後質問義律：“汝何以貴國之法加於天朝？”但對每個英商來說，他們不敢具結的原因與其說是抽象的裁判權原則，不如說是真正害怕個人會被捕。由於港腳商人不敢屈從，他們就不敢留在廣州，唯恐林則徐突然決定再次封鎖他們。因此，義律要求澳門提供避難所。葡萄牙總督並不有愛於英國人，也不願意和欽差大臣林則徐發生糾紛；但他最後還是向義律爭生存的爭辯讓了步。到7月4日，全體英商遷到澳門。林則徐最初對此並不感到驚愕。貿易總是會使他們回來的，那時他們將不得不具甘結。正在這時，他反復整理他的書籍，吟詩寫字，逐日寫日記。1839年7月12日的日記寫道：“忽晴忽雨。和珅筠制軍詩。聞尖沙嘴夷船水手有毆傷華民身死之事，擬委員往辦。”這一簡略記載說明發生了林維喜被殺案件。

五天以前，一群英國水兵在一個稱為尖沙嘴的小村酗酒行樂，在那裏劫掠一個廟宇，並用棍棒毆打幾個中國農民。有一個名叫林維喜的農民因胸部受重傷於第二天死去。犯罪一方應受懲治，但他是被哪個水手殺死的呢？是應作殺人罪還是作誤殺罪起訴？關於個人責任的問題使英國人感到煩惱；但林則徐堅持他的論點，他對義律說：“若殺人可不抵命，誰不效尤？倘此後英夷毆死英夷，或他國毆死英夷，抑或華民毆死英夷，試問義律將要兇手抵命耶？抑也可以不抵命？……查義律既系職官，自有此案之後，兩次親赴尖沙嘴，查訊多日，若尚不知誰為兇手，是木偶之不如，又何以為職官？”按照中國行政官員的標準，義律顯然不夠格，不過他至少是在盡責保護皇家海軍的現役士兵。事實上，他完全是按先例行事的。林維喜兇殺案件只不過是中國人和西方人在刑事裁判權問題上不斷發生衝突的另一個例子罷了。

與當時西方的觀點相反，中國法律是非常合乎人道的。預謀殺人犯處以斬首，殺人犯處以絞刑，誤殺罪需給予賠償，自衛殺人者則不予追究。但是在一次鬧事中發生的人命案究竟是殺人罪還是誤殺罪，歐洲要員和中國當局之間對此很難取得一致意見。中國人通常堅持是殺人罪。順便說一句，在十九世紀初，在英國偷一個先令以上就處以死刑。但從歐洲人的標準看，中國人對罪的解釋常常不免於主觀臆斷。例如，在1784年，在港腳船休斯夫人號旁放禮炮時，偶爾炸死一個旁觀的中國人。不可能說是哪個炮手的罪過，但中國人一定要捉拿罪犯，使犯下罪行不致不受懲處。在中國人看來，行為遠比動機重要，正象糾正冤案要比懲罰製造冤案者更加重要一樣。象《復仇法》中所說的“以命償命”的原則那樣，這就是希望用罪犯的生命抵償被害者受損害的靈魂，來恢復正義世界的道德平衡。因此，當休斯夫人號的大班不能交出犯罪炮手時，便把他作為“替身”抓了起來。最後，有個不幸的炮手被交給中國人正了法。1821年，同一類的事情又發生在美國船上的一名無意中犯罪的義大利船員泰拉諾瓦身上，所以到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西方人決定不向中國地方當局交人，除非此人已經受到本國人民的審判，並明白無誤地證明他確已犯了殺人罪。

林維喜案件不僅象徵著治外法權爭端，而且成了1839年那個炎熱夏天加劇緊張形勢的主要刺激因素，當時英國人和中國人在澳門關卡兩邊互相猜疑地看著對方。結果，英國人沒有交出兇手，於是林則徐開始擔心，認為只要英國人安然留在澳門，他們總是要在這個問題和具結問題上繼續反對他。因此，他於 8月15日採取了進一步抵制商館的措施，切斷了對澳門的農產品給養，同時向附近城市香山又增派兩千名軍隊。於是，葡萄牙人很快屈服，命令英國人離開澳門； 8月24日，義律和他的同胞登船渡過海灣在香港附近海面拋錨。這時林則徐認為，他可以順利地利用清初的海禁措施。8月27日，他奏陳皇帝說：“毫無疑者，雖其船內糗糧不乏，而所嗜之肥濃燔炙，日久必缺於供。且洋面不得淡水……此一端即足以制其命。”為了不使英國人登陸獲得食物，水師和重新招募的水勇封鎖了沿海交通線。由於供應減少，義律變得不顧一切了。9月4日，他率領一個小船隊來到九龍，告訴當地的清朝船隊管帶，如果三十分鐘內不提供食物，他將擊沉他的船隊。當時限一過，便開炮擊潰了中國船隊。

這仍是第一次不宣而戰的炮擊，但當義律在等候英國的訓令時，這次炮擊並沒有弄得林則徐遲疑不決。不僅這次交火詳情不明，而且這位中國欽差大臣還確信，有少數英商為了恢復商業的目的會甘願具結。義律本人從一開始就認為，對英商來說，僅僅治外法權原則似乎並不比他們的利潤更重要；特別是如果他們的競爭者美國商人得到了他們一年一次的茶葉合同時情況就更是如此。因此他請求美商，為了他們與英商將來的共同利益，希望他們與英商一起離開廣州。而領導北美商人的福布斯回答說：“我來中國不是為了療養和尋歡作樂，只要能賣出一碼布或者購進一磅茶葉我就要堅守崗位……我們美國公民沒有女王來擔保補償我們的損失。”英商剛離開廣州，美商立刻就大發橫財。未曾染指于鴉片的英商從香港停泊地聽到此消息後，開始對義律的封港感到不安，最後，九龍事件剛剛發生之後，擔麻士葛號逃出英國船隊，該船承銷人簽具了一項鴉片甘結。不久，從爪哇運米至此的皇家薩克遜號也起而效尤。

在林則徐看來，這清楚表明，保護這種不正當鴉片利益的只是義律一人。所以林則徐散發了致英國女王維多利亞的一封公開信，從道義上懇求她制止鴉片貿易，並且相信英國政府是受了義律的欺騙並被引入了歧途。現在，正象他所預言的那樣，其他未參與走私但又貪圖利潤的英商，是會回到廣州服從官方控制的。殺人案雖仍未解決，但只要派水師提督關天培的水勇登上停泊於香港的某只商船，隨便捉拿一個外國人作為人質來代替被義律包庇的真正罪犯，就可以輕而易舉地結案。當關天培的由二十九艘清帝國戰船組成的船隊開始集合和準備襲擊虎門通道附近的穿鼻時，義律認為它們正在準備攻擊在他旗幟之下的五十多隻商船。因此他於1839年11月3日駛船逆流而上，想驅散中國船隊。正當兩路戰船進入對抗狀態時，皇家薩克遜號的水手們無意中恰於此時駛往廣州。為了加強封港，英國兵船窩拉疑號立即對著這只商船頭部發出一發炮彈。水師提督關天培即予干預，甚至也許是為了保護皇家薩克遜號，這時義律的炮口便轉向了中國船隻。經過短時間和毀滅性阻擊，四隻中國船被擊毀，關天培的船隊被驅散而駛離戰場；這樣就結束了後來所稱的穿鼻戰役。

但是，中、英兩國任何一方都仍未正式宣戰。道光帝雖獲悉發生過這次海戰，但並不知道打了敗仗，所以他認為，無需為追究殺害農民林維喜的兇手和鴉片具結之事而再事爭論了。相反，現在應是停止和所有這些討厭的英國人打交道並把他們永遠趕出中國的時候了。毫無疑問，這是能夠輕易作到的，因為他的欽差大臣林則徐向他解釋說，外夷戰船太大，不能駛入中國江河，而且他們的士兵不能上岸作戰。“且夷兵除槍炮之外，擊刺步伐，俱非所嫻。而其腿足纏束緊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無能為。是其強非不可制也。”

實際上，英國人占絕對優勢。他們的印度基地可以提供現成的軍隊和軍需，在中國海岸上，他們擁有象吃水淺的鐵甲輪船復仇女神號那些在當時是最新式的武器，這種炮艦能夠很容易地把炮口轉向河流上游的城鎮。他們的野戰炮射擊準確，火力猛烈，殺傷力強。步兵的滑膛燧發槍本來就比中國的火繩槍有效得多，何況這時又正被有擊發裝置的滑膛槍所代替。甚至他們的戰術也較好。中國人只擅長圍攻戰，他們堅守沿岸固定的要塞陣地，炮口固定在朝向敵人從正面發動主攻的方向。但是英軍在海軍炮火支援下，總是一次又一次地以經過訓練的、準確的密集隊形從側翼攻擊，以便奪取炮臺或者突破敵方陣線。

與此相對照，清帝國的軍隊都不滿員，訓練極差。軍隊是從滿、漢、蒙二十四旗中抽調來的，他們都是些懶散的駐防部隊，駐紮在全國各地的戰略要地，統率者都是滿族將領（韃靼將領）。同時綠營漢軍（從組織上說，這支軍隊是從十七世紀征服大部分中國的陝西和奉天部隊演變而來）雖然分為陸軍和水師，由各省統帥指揮，但實際上沒有十足的兵力。花名冊上儘是弄虛作假；為了應付點卯，就匆忙地招募市場的苦力；也舉行定期軍訓，但重在觀瞻而不講究實際，注意搞戲劇舞蹈的劍術程式動作。每當發動大戰役時，原由互相猜忌的各地指揮官分別統率而互不配合的部隊必須置於一個統帥統一指揮之下，而這位統帥常常是對他所領導軍隊的特點竟是毫無所知的非軍人。在實際戰鬥中，隊伍很可能不是開小差就是劫掠農村，結果使本國人而不是使敵人害怕他們。

在這次戰爭期間，為了補救這些弱點曾作過各種嘗試。一個辦法是招募鄉勇。林則徐特別強調在廣東招募鄉勇，因為他深信，這些鄉勇單憑其一股 “熱情”幾乎可以打敗一切敵人。為了節約軍費開支，道光帝在1840年把招募鄉勇的任務擴大到其他沿海省份；但許多非正規軍是原先的匪徒、鹽販或者利用自己的軍銜魚肉本地農村的強盜。另一個辦法是採用道家法術和中國寺院的拳術，以改善軍隊在西方炮艦和大炮面前軟弱無力的狀態。例如，武術教師們宣稱自己在水下不用呼吸可以呆上十個小時，因而便雇用他們藏在河底去英國船底下鑿洞。有少數中國人還拚命鑽研特殊方法，甚至試圖採用西方的武器和戰術。林則徐從歐洲人那裏購來數百支槍和一條用於軍事訓練的外國船。他還使人翻譯西方的新聞報導以推測敵人意圖。但是當時的大部分官員卻自覺地認為，這種作法是對中國至高無上的文化的可恥 背叛。

當清朝對鴉片戰爭的最初槍聲尚無痛切之感時，危機消息已傳到英國。義律早在他的公文報告中竭力使倫敦確信，採取“緊急有力措施”以使鴉片貿易合法化和迫使林則徐一派下臺的時機已到。英國商務監督的意見則與義律相對立，他確信支持這次危機的只是欽差大臣林則徐一人。義律錯誤地認為，如果能依靠民眾的支援來炫耀一下軍事力量，就可使北京不信任林則徐，從而隨著他的撤換就可達成諒解。但是巴麥尊的打算還遠不止此。輝格黨中的“前進派”不斷提高調門。廣州最富有的商人維廉•查頓博士已在1839年1月回到倫敦，及時利用了這次因沒收鴉片問題所引起的爭論。他作為一個受兩萬元戰爭基金補貼的商人代表團的頭目，支持展開了一場巧妙的散發時文小冊子的宣傳戰，把“包圍商館”事件描繪為另一個加爾各答軍牢，是對維多利亞的聖經——即女王陛下的旗幟——的不可容忍的侮辱。他在聯合英國中部三百家紡織商行要求巴麥尊干預廣州事務方面也起了作用。查頓在10月26日私下會見巴麥尊時對他所希望的干預要達到的程度概述如下：封鎖中國港口以索取賠款；簽定公平的貿易協定；開放四個新港口；佔領香港等幾個島嶼。就在這天，巴麥尊已不必再要人們去催他了。因為在八天以前他已傳消息給義律說，遠征軍在明年3月就可到達中國以封鎖廣州和位於北京南面的北河。因此，查頓的建議受到歡迎。的確，從那時起，巴麥尊經常請求該豪商的倫敦分行提供情報；後來策劃以長江為界分中國為兩半的策略也同樣受到了鼓勵。在以後四個月中這些計畫不斷予以充實，直到1840年2月20日為止，那時巴麥尊正式委派了兩個人全權領導這次遠征，即義律及其堂兄弟商船隊長懿律。他們受命要為商館被圍事索取“賠償”；為鴉片損失獲得賠款；索還所有行商的債務；撤銷公行；賠償整個遠征行動的花費；要求割讓一島嶼以保證英商的安全。為了迫使中國人答應所有這些要求，中國各主要港口應予封鎖，佔領杭州海灣外寧波附近的舟山作為保證。

議會尚未作正式磋商。因此在1840年4月7日，反對黨托利黨人指出，這場不義戰爭是由女王的鼠目寸光的現任顧問們引起的。內閣中一位最年輕的閣員，也是倫敦社會的一個紅人湯瑪斯•巴賓頓•馬可黎替輝格黨作了答辯。他向議員們宣稱，被封鎖在廣州的英國人是：

“屬於一個不習慣於接受失敗、屈服或恥辱的國家；他們屬於一個必將強迫虐待其子民者交付數量令人震驚的賠款的國家；他們屬於能使阿爾及利亞的貝依在其受辱的領事面前賠禮道歉的國家；他們屬於為普拉塞原野軍牢的受害者報了仇的國家；他們屬於自從偉大護國公發誓要使英國人享有從前羅馬公民所享有的同樣聲譽以來一直沒有衰敗過的國家。他們知道，他們雖然被敵人包圍，被汪洋大海和大陸隔絕而孤立無援，但誰也不能損害他們的一根毫毛而逍遙法外。”

總之，他表達了一句拉丁格言的思想，即我是羅馬公民！對此，另一位年輕而大有前途的托利黨人格蘭斯頓作了如下回答：而且也沒有讀到過，在起因上還有比這場戰爭更加不義的戰爭，還有比這場戰爭更加想使我國蒙受永久恥辱的戰爭。站在對面的這位尊敬的先生竟然談起在廣州上空迎風招展的英國國旗來。那面國旗的升起是為了保護臭名遠揚的走私貿易；假如這面國旗從未在中國沿海升起過，而現在升起來了，那麼，我們應當以厭惡的心情把它從那裏撤回來。”

但是，巴麥尊否認他的政府支持這種不法的鴉片貿易，以此手法巧妙地轉移議會辯論的中心。他堅持說，他們所希望要做的一切只是為了保證將來貿易的安全和英國公民的安全。應該記住的一件重要事情是英國已經受到了侮辱。這樣，托利党的反戰決議案只以五票之差被否決，但這並不足以安慰相距半個地球之遠的清朝。


第10節 戰爭的第一階段

正式鴉片戰爭的第一階段是從1840年6月開始一直延續到1841年1月。英國的策略是明確的：繞過廣州向北行進，佔領舟山島，然後駛向天津附近的北河口，遞送巴麥尊致清帝的照會。到6月21日，十六艘英國戰艦、四艘武裝汽艇和二十八艘載有四千英軍的運輸艦集合在澳門沿海以外。一小部分兵力留在後邊封鎖廣州，其餘兵力立即開赴浙江。大部分廣州人認為，英國人已經被欽差大臣林則徐新建的海岸炮臺嚇跑了，但是在7月5日英國艦隊在舟山島海外重新出現。一開始，當地下級官員以為這些船隻是來通商的，所以該小港的居民想到會大獲其利而非常高興。接著英國海軍司令官伯麥爵士卻要求這個城市投降。當中國總兵拒絕投降時，舟山就遭到九分鐘的炮擊。然後英國軍隊登陸，通過被摧毀的建築物和屍體，沒有受到任何反抗就掠奪並佔據了這座城市。

巴麥尊原來希望以攻佔舟山使中國人震驚而立刻投降。事實並非如此。由於舟山戍軍是被英國海軍大炮擊潰的，所以這個島的失陷並未能消除關於英國人不能登陸作戰的荒誕想法。此外，很多人最初以為，舟山失陷嚴格說來只是把附近的寧波開放給英國人通商的計畫的一部分；因為在戰爭的這一階段上，英國人仍被僅僅看作是海盜貿易者，而未被嚴重地看作潛在的征服者。然而，這種安全感一俟英國艦隊駛向北河口時就消失了。8月9日，軍機處接到關於英國船隻沿海岸線北駛的報告時，陷入一片混亂。道光帝與其滿族近臣開始感到英國人甚至可能想攻佔北京城池。必須不惜任何代價使他們從能打擊首都的距離處撤退。因此在8 月30日，當英國人就要強行通過守衛北河口的大沽炮臺時，一位名叫琦善的使節同意在岸上接待英國全權大使並開始舉行談判。

決定進行談判，與其說這是結束了林則徐的“懾服”外夷的政策，不如說是否定了林則徐本人。巴麥尊的信如此怒火中燒地攻擊了這位欽差大臣，致使朝廷認為，只要把林則徐撤職就會使英國人感到完全滿意。這並非是難以作出的決定，因為清帝本人也認為林則徐作事魯莽滅裂而大為惱火。他不是在需要堅決性這一點上與林則徐有分歧；他所不滿意的是，儘管林則徐反復樂觀地預言英國人不會或不能打仗，可是南方局勢突然惡化到使這位欽差大臣失去了控制。使清帝心煩的並不是“戰爭”，而是“叛亂性”的敵對行為從一個省竟然轉移到了帝國的心臟。這時清帝希望知道，林則徐答應迅速而妥善地解決鴉片問題的種種諾言究竟何在？

“汝言外而斷絕通商，並未斷絕，內而查拿犯法，亦不能淨盡，無非空言搪塞，不但終無實濟，反生出許多波瀾，思之曷勝憤懣。”

林則徐試圖把戰爭的罪責推卸給義律。他指出這位英國商務總監犯了罪，承認做了丟臉的事而自動交出鴉片，可是他又欺騙自己的政府，說鴉片是被非法沒收的。（後來清帝令琦善調查此一辯解之詞，琦善否定了它。）戰爭是事件的必然結局，而且現在戰端終於來臨，那便要由他林則徐來負全部責任了。他所請求的就是任命他去收復舟山，把英國人趕出去，不惜任何代價來對付外夷。因為在他看來“抑知夷性無厭，得一步又進一步，使威不能克，即恐患無已時”。也許清帝可能私下同意這種估計，但是，他不再認為林則徐可稱此職。無論如何，停泊在大沽口的英國人要求撤這位欽差大臣的職。因此在9月4日清帝下詔道：

“上年，欽差大臣未能仰體大皇帝至正之意，措置失當。現已逐細查明，重治其罪，定能代伸冤抑。”

林則徐直到1841年5月3日才離廣州受審。7月1日他被判決充軍到地近中亞的俄國邊境的伊犁。然而，在1845年，他又被召回授以要職，此後效忠清帝達五年之久才病逝。

任何一個處在林則徐地位的官員都會同樣地遭到失敗和受到處分。在這些年間，對欽差大臣的每一次任命都體現著清帝的這樣一個決心：在不損害他自己所提條件的情況下保持和平與秩序。因此，鴉片戰爭的歷史就是這種決心受到英國人反復打擊的過程。最後，清帝的這個願望終將破滅，但是在此以前，他派的代理人員面臨著一種矛盾的要求：既要講和，又不許讓步。這就是林則徐進退維谷的處境及其繼任者的悲劇之所在。

被選出來代替林則徐的琦善是博爾濟吉特氏族的一位侯爵，他擔任著令人羡慕的直隸總督之職，而且是中國最富有的人士之一。他是一位很有教養的學者，也是一位知名的善於斤斤計較的官員；向北京轉呈巴麥尊的照會的就是他。到這時清帝才不得不承認英國人的不滿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這種不滿應歸之於他們受到的那種待遇，不應歸之於與他們的關係的性質本身。歸根到底，他們的基本要求是完全辦不到的。割讓一個島嶼嗎？那是荒唐的。要開放幾個新港口嗎？那是違反“舊制” 的。要償還行商欠債嗎？政府並未挪用商業款項。賠償鴉片價款嗎？它本來就是違禁品。由於沒有先例，清帝也就不能與這些前所未聞的敵人進行談判。反之，他反復強調說，當務之急是排除這場危險，使夷兵返回廣東。這就只有靠琦善的伶牙俐齒來誘使英國人回到南方去之一法了。

琦善本人的確也意識到帝國面臨種種危險，因此一再試圖使清帝瞭解，從十八世紀以來外夷問題的性質已經發生了急劇變化。但他只是有了表面的認識。他看到中國正在進入一個熟悉本國歷史的學者們為之痛心的外患頻仍的漫長時期；但是他又認為，必須以某種方式迫使英國人重新回到一種稍微新穎而又是按常規形成的外夷管理制度中去。目前，他不能輕率地作出清帝禁止作出的讓步，但至少他必須想出權宜之策來使英軍離開天津。琦善十分坦率地向軍機處說明，要做到這點就得用“綏撫”之法，即變相的納貢方法，它實際上變成了以後十年中對外夷實行“羈縻”政策的第一步。由於這政策強調要用靈活的澳逢迎詞令來密切與外夷談判者的個人關係，進而產生一種個人義務，所以這種作法也是中國社會習慣的一種表現形式，即依靠私人之間的感情來緩和政治集團之間或者經濟集團之間的對立的原則衝突。這種政策一般被認為是琦善施用於英國人，又被後來的外交政策專家耆英所充分發展。它在這兩種情況下只能成功地拖延因雙方目的不同而形成的衝突的最後解決；因為英國使者以一種被出賣的憤懣心情得悉，這些澳奉承的中國外交官員們一方面佯稱是他們的朋友，另一方面卻又向北京陳情說，要克服對那些必須打交道的性格粗野而形體污穢的外國人的自然憎惡心理實在很困難，這時就使英國人更加感到不愉快了。但這個辦法暫時還行得通。1840年9月17日，琦善可以把英國戰艦將回廣州並將在那裏完成談判的事上奏朝廷了。清帝對這消息感到高興，派琦善本人從陸路南下妥善辦理此事。他的足智多謀獲得了成功，致使人們感到，與英國人打交道只用智謀就綽綽有餘了。

義律和懿律從琦善的和藹可親的態度推測到清帝的意旨，他們相信林則徐的“主戰派”已被比較理智的人們組成的“主和派”所取而代之。但他們並沒有充分地認識到，北方的壓力一減輕，清帝的驚恐心就會減退，朝廷中的好戰分子就會更加大膽。因此，由義律在12月（他這時是唯一的全權大使）倡議的廣州談判會議向琦善提出了一些尖銳的問題。在北京，一些年輕性急的禦史和幾位年長的保守官員仍然堅決主張把這些英國人消滅掉。最糟糕的是，有少數幾個人背地裏暗示琦善本人是一個姑息分子，他受外國人的蒙蔽或者甚至被他們腐化了。可是，英國人在廣州以其全部軍事優勢施加壓力以取得具體讓步，其中最危險的一條就是準備讓英國人佔領香港。因此琦善首先是試圖使北京認識，廣州的軍事防禦已經危險到了毫無希望的地步。當時他作了一個非常錯誤的估計。他認為交一筆賠款和新開放一個象廈門那樣的港口給歐洲人通商，以此作為交換條件，他最後可以不交出香港，甚而可以從英國人手裏收回舟山。他通過強調不把中國領土交給外國人的重要性的辦法，希望他的君主相信僅在商業上和錢財上作點讓步姿態是無傷大局的。然而甚至在他得到北京消息之前（這兩個城市之間的通訊要花一個月時間），英國人已經十分明確地表示他們堅持無論如何要佔據香港。義律認為需要使琦善明白他軍事上的軟弱無力，竟在1841年1月7日命令英軍佔領了虎門炮臺。這時琦善才絕望地認識到，只有虎門要塞才能把英國人與廣州隔開。為了避免他認為可能發生的一場屠殺，他無可奈何地於1841年1月20日同意了穿鼻草約。英國人在這項協議中提出的條件是割讓香港；賠款六百萬元；兩國官員在平等的基礎上直接交往，並且開放廣州貿易。義律因勝利而興高采烈。在他看來，中英關係問題沒有過多地流血就已得到完全的解決。然而他的勝利感還是為時過早了一些。當這個草約最後報請審批時，結果兩國政府都不願意接受。

早在1月初，道光帝已經感到英國人“反復鴟張，恐難理喻”。甚至你如此彬彬有禮地對待過這些粗野的人，他們還是要繼續進行海盜式的征服，而且甚至敢於進攻廣東的要塞。因此，中國人打定主意在談判中用無休止的辯論拖住對方，從而給南方的官軍以重新武裝的時間，以便最後征服外夷。1月6日，道光帝命令鄰近省份的四千援軍開赴廣州；並於1月30日派遣了他的堂兄弟奕山率領一支靖逆軍去消滅敵人。在琦善同意英國人佔領香港兩天之後，他收到了這個決定，這使琦善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他發狂地要加以制止。首先，他設法說服駐廣州的大部分官員和他共同簽署一份送呈北京的奏摺，說廣州差一點被英軍所佔領。用陳舊大炮設防的要塞建築在一些島上，很容易從背面受敵。自吹自擂的“水勇”（林則徐招募）不是暈船就是必須得些彩頭錢才去打仗；而城市裏漢奸又多如牛毛。按照穿鼻草約的條款，義律畢竟已同意退還舟山及虎門炮臺，因而此時他們將有一個較長的喘息時間來準備清帝要求的“靖逆”工作。但是琦善在那時先去了他的最主要同僚之一的支持。當廣州人中間謠傳欽差大臣用香港作交易而收了一大筆賄賂時，廣東省巡撫怡良向京師奏報了琦善背著他秘密割讓香港之事。清帝2月26日看到奏章時勃然大怒。他遂下詔道：“朕君臨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國家所有。琦善擅予香港。”於是草約被否決（雖然此時英國人實際上已佔據了香港），琦善的大量財產被沒收。3月13日，琦善戴著鐐銬離開了廣州。

當巴麥尊接到送回倫敦的穿鼻草約副本時，斷定義律把他的訓令完全置之不顧。義律既佔領了舟山，他已經有條件定出自己的條款，但他卻用這個重要基地換來了那個乾燥多石的島嶼香港。那時二十二歲的維多利亞女皇在她致姻親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的信中說：“中國的事件很使我們懊惱，巴麥尊極其感到羞辱。如果不是由於查理•義律的那種不可思議的、奇怪的舉動，我們所要求的一切或許已經到手了。……他完全不遵守巴麥尊給他的訓令，卻嘗試著去取得他能夠得到的最低的條件。”

此後，義律被一位做事沉著、五十二歲的愛爾蘭人璞鼎查爵士所代替，後者曾在信德當過幾年政治代表。他從巴麥尊得到的訓令非常明確。他在佔領舟山並且絕對確信與他打交道的那些人都有進行談判的全權以後，他即著手爭取得到以下的讓步：賠償鴉片價款6，189，616元；收回行商欠債三百萬元；付遠征軍費用約二百五十萬元；至少開放四個新港口；保持香港，以及割讓更多供免稅卸貨的島嶼；每個條約港口均開設英國領事館；取消公行；以及如果有可能的話，“為了中國政府本身的利益”而解禁鴉片。


第11節 贖回廣州

璞鼎查雖於1841年5月接到任命，但直到8月他才到達香港。在這段時間，義律面臨奉清帝詔令集結于廣州的軍隊。琦善已由三位官員集體接替：一是皇帝堂兄弟奕山，一是滿洲貴族隆文，另一位是七十高齡完全耳聾的漢族將軍楊芳，後者因在喀什噶爾擒獲張格爾而聞名。整個二月份，軍隊源源進入廣州。他們重新建設防守陣地；設置水路障礙；招募地方兵勇；而且廣州士紳也被鼓勵對他們的城市進行愛國主義的防禦。然而第一個到廣州的楊芳幾乎立刻看到軍事形勢已毫無希望：中國海軍實際上已經崩潰；新城的城牆正在倒塌；佛山鑄造廠新鑄造的五噸重的大炮沒有架設起來；軍隊也不可靠。

所有這些行動使義律認為，穿鼻草約並沒有受到尊重。他再次沿河而上；在擊毀沿途一些炮臺之後於3月2日到達廣州。於是中國代表不得不再次提出舉行談判，俾使廣州脫離英國大炮的威脅。楊芳沒有別的選擇，只得同意重新開放貿易；雖然如此，他在呈送北京的奏章中對這個協議未敢明言，只是暗示了一下。4月14日，三人中的另外兩個好戰分子到來，致使這種暫時的休戰也不能維持下去了。當奕山和隆文開始準備火木排並武裝更多的地方兵勇時，楊芳不得不跟著幹。於是，義律再次看到休戰受到了威脅，並要求中國方面停止這些準備，但沒有得到答復。可是就在他採取行動之前，1841年5月21日奕山終於發動了一場殲滅戰，他放出燃燒著的木排，順江而下沖向停在黃埔江上的英國艦隊。在隨之發生的戰鬥中，中國戰艦被擊毀七十一隻，岸上的炮臺失守六十座。然後在復仇女神號保護下，運兵船沿城行駛送部隊登陸；英軍佔據了廣州舊城外北面的高地。省城正位於這些高地之下，從而有完全聽任英軍野戰炮轟擊的危險。在那時，中國人已多次違背諾言，英國陸軍少將郭富認為他們應該馬上前進佔領該城。但義律仍然相信他們會得到“未受冒犯的百姓”在感情上的支持，希望使廣州免於一場屠殺。這位全權大使當然占了上風。5月27日簽訂了一項協定，根據這個協定三位元中國欽差大臣及一切外省軍隊都同意退出這個城市，並答應在一周之內交出六百萬元的 “贖金”以使廣州免遭破壞。當這個協定付諸執行時，英國人回到他們的船上，等候璞鼎查的到來。

5月份對廣州的進攻，對英國人來說並沒有直接的軍事意義，但對中國人來說就帶來了嚴重的後果。首先，隨著這次襲擊（其中有掠奪和混亂），平日無賴的本地盜匪和三角洲的海盜變得比以前更加膽大妄為了。兩廣的大部分地區——特別是兩省之間的丘陵邊境——幾乎迅速被匪幫佔據。所以從1841年至 1850年社會秩序日益混亂，這實際上觸發了太平軍叛亂。其次，產生了一種深深影響到中國後來與西方關係的排外傳統。當廣州北邊的英軍和印度軍等待中國當局來履行贖買協定的條款時，他們在三元里集鎮上和集鎮附近掠奪了幾處廟宇和強姦了幾名婦女。這些具體的刺激，再加上廣大人民群眾對戰爭的焦慮，促使對外國人的比較溫和的那一套陳舊看法變成了恐外的種族主義情緒。其最直接的後果就是在5月份的最後兩天，當地紳士召集了大約兩萬名義憤填膺的農民，試圖用鋤頭、鎬、鐵頭梭標和大刀去屠殺這些外國兵。在嚴重的起義發生之前，廣州知府命令鄉紳領袖們遵守停戰協定，解散他們的非正規軍。鄉勇們滿懷憤怒地撤退了，他們相信，如果不是官方干涉，他們能夠擊敗敵人。後來的民間傳說和官方報告對這個信念又添枝加葉，以致使很多中國人認為，如果允許三元里鄉勇去打仗的話，他們的國家確實會打贏這次戰爭。因為義律威脅著要炮擊廣州，廣州知府這時解散他們是當然的；可是他並未被歡呼為救星，反而被稱作是一個“賣國”的怯懦官僚。總之，求助無門的官員們這時正普遍成為替外夷的勝利承擔過失的替罪羊。

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後期，當排外運動擴展到北方時，同樣的事件接二連三地不斷發生；通常是好心的地方官充分意識到停泊在他衙門的窗外河流上的歐洲炮艦會勒索多大的代價，可是紳士們卻同時在街頭張貼聲明，聲討地方官“背信棄義”地保護外國傳教士使之免于“正義”的暴民的報復。後來，這類事件發展到這樣一種程度，即地方官員個人已不再受到斥責，而累及朝廷來遭受非難了。居民中有些人有反滿潛意識，這就很容易使人想到：滿清“異族”王室為了犧牲中國人民的利益以保全他們自己，正在向外夷讓步，姑息養奸。從這個意義上說，三元里事件是一長串群眾騷亂事件中的第一件，這種騷亂最終形成了共和革命運動中的反滿民族主義。


第12節 戰爭的最後階段

璞鼎查於1841年8月10日到達香港，他在此指揮著一支取道印度洋和新加坡而來的遠征軍，到戰爭結束時，這支遠征軍將包括二十五艘正規軍艦，十四艘汽輪，九艘給養船和載有一萬名步兵的運兵船。他立刻帶領第一批共兩千名士兵和一部分艦隊向北駛到福建省的重要港口廈門。該地區的指揮官顏伯燾理應奮起應戰，因為他已經說服清帝為那裏的防務花費了二百萬銀兩。他有五十艘大戰船，三個“堅不可摧的”堡壘和九千步兵，據估計，只要英軍一靠近，就可以把他們打垮。當這支遠征艦隊於8月26日停泊在廈門口外時，海軍司令巴爾克確實發現這個城堡的防護牆非常堅固，炮彈不能穿透，但是中國炮手的協同炮擊時間不足以阻止登陸部隊奪取炮臺。該城本身坐落在一個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隘口的後面，但顏伯燾卻未想到予以設防。相反，英國人悄悄偷越過那裏，並且很快就佔據了城周圍的高地。第二天，他們開進了城內。英軍僅死兩名，傷十五名。

英艦隊留下了一支軍隊就地戍守，然後就繼續駛向巴麥尊打算優先奪取的目標——舟山。郭富將軍在這裏倍加小心，因為中國人在穿鼻草約訂立之後收回此島時曾又大事加固工事。可是在他第一次偵察後的第三天，即10月1日，他仍然攻佔了這個城市。雖然郭富在攻擊中受了傷，但只有兩名英兵被打死。為了完全控制這一段浙江海岸，此時只需佔領附近港口寧波就可達到目的。英軍在攻佔河口上的據點鎮海要塞之後，於10月13日向寧波推進。負責浙江省軍事行動的欽差大臣裕謙不久就接到消息說，寧波的大炮曾打得發燙，他的軍隊未戰而潰。大約正在裕謙打算自殺的時候，皇家愛爾蘭衛隊的樂隊正在寧波的寬闊城牆上奏著英國國歌《上帝救助吾國女王！》的曲子。在這年冬季，英軍在這裏進行休整時，這個舒適的港口城市當時就成了遠征軍的大本營。這時，璞鼎查的計畫（它受到查頓情報的鼓舞）是要求把戰艦開往長江而把中國切為兩半，並在運河穿過長江之處封鎖對京師的糧運。由於他的大部分兵力都被牽制在守衛已攻佔的四個城市上，他就決定等到春末夏初從印度得到增援部隊時再作計議。這給了中國人發動春季反攻的時間。

清帝曾經斷定，寧波的陷落說起來或許並非不幸之事。夷兵目前已經陷入陸上作戰，而陸戰正是中國的長處，大批帝國軍隊在浙江發動有組織的戰鬥也許能一舉把他們消滅乾淨。由於他的許多官員向他隱瞞了他們的失敗（例如顏伯燾聲稱已收復廈門），因此他覺得挑選一個他能信任的指揮官是絕對必要的。所以他選擇了他的堂兄弟奕經為統帥，此人是一位卓越的書法家，善寫文章，但是他的軍事經歷主要限於主管御花園和獵苑，以及指揮北京的禁軍。奕經的特長是善於制訂計畫和搞準備工作，對這些事他幹得很熱心。他剛到蘇州，就著手把他指揮的一萬二千名正規軍和三萬三千名鄉勇統一組織起來。由於他要依靠當地知名人士來獲得地方上的情報，他在大本營外設置一個木箱，鼓勵紳士投進名刺，並獻計獻策。許多熱情而無經驗的青年士子因時值危機而輟學應徵；每個官員都爭先恐後要求有權使用親隨和享受其他官品津貼。因此，這種指揮系統是極不明確的，這特別是由於從幾個省調集來的正規部隊都拒絕接受其他帶兵官命令的情況造成的。人們只看到軍隊打著鮮明的三角旗，穿著繡花戰袍，手執金光閃耀的武器，而忽視了後面隱藏著的分裂情況。這些士子興致勃勃，在軍營裏舉辦了許多茶會、筵宴和詩社文會。勝利好象是沒有問題了。事實上，在軍隊實際進入戰鬥之前的一個月，一位有名望的畫家以北宋美麗而色彩鮮豔的院體畫法描繪了一幅凱歌高奏的戰鬥圖畫。奕經本人甚至舉行過一次作文比賽，這使他忙了好幾天以決定哪一篇宣佈即將來臨的勝利的文告寫得最好。他最後選定了一篇，其中虛構了交戰情況和對每個帶兵官怎樣傳令嘉獎。不錯，清帝的這位堂兄弟的確對開戰的黃道吉日問題有些關心，但當他某日在杭州一座寺廟中求籤抽到了一張虎形簽時，這個問題便非常順利地被解決了。因此很顯然，攻擊的時間應該是1842年3月10日淩晨3至5時，即壬寅年的寅月寅日寅時；而且也碰巧是春天雨季最盛的時期。於是在戰鬥前夕，大多數部隊拖著沉重艱難的步伐，越過泥濘的道路和溝渠而進入了陣地；又因道路泥濘，運糧困難，軍隊曾多日斷糧。士兵體力消耗殆盡，又受雨淋又挨饑餓，他們就是這樣準備進攻的。

進攻分作三路。原來的戰鬥計畫（包括某些新增援的兵力）是要求三萬六千人打進寧波的西門和南門，一萬五千人奪取鎮海，還有一萬水兵乘戰船和漁船渡海收復舟山。實際上，全部兵力的百分之六十被派作總部的護衛兵，奕經就留下他自己部下的三千名後備軍保衛他在紹興（著名的釀酒之城）的指揮部。其餘的後備軍處於寧波與鎮海之間一座橋上由奕經的參謀長掌握。這樣，實際上真正用於進攻每個城市的人數約只四千人，而且當時甚至沒有一個人想去打頭陣。由於這種畏葸膽怯，對寧波進行主攻的任務就落到七百名四川兵身上了。他們奉命直到最後一刻才開槍，以保證攻其無備，但是他們的帶兵官剛學會講一點官話，使他們以為他們根本不應帶槍。因此，這些金川土著只帶著長刀溜溜達達地走進了英國工兵的佈雷區和皇家愛爾蘭兵的榴彈炮射程之內。當英軍開火時，其他沒有經驗的中國部隊被推向四川兵的後面，致使數千人擁擠在西門，死傷枕藉，那裏的幾條大街上血流成河。英國人把一排排驚慌失措的清軍步兵掃射倒地。這是自從圍攻巴達霍斯以來他們所見到的最恐怖的大屠殺，為此，英國人也感到噁心。

與此同時，在鎮海的中國軍隊的作戰就好得多。如果奕經把他的後備軍也投進去，他們甚至可以奪回這個城市。但是，由於無須指出的那種帶諷刺意味的癖好，他的指揮那些後備軍的參謀長躺在駝峰橋上的轎子中大吸其鴉片，而且正當需要他的兵力的時候，他已陷入一種麻醉狀態。他的軍官和士兵剛聽到炮聲就逃跑了。這樣只剩下攻舟山一路的水兵了，他們之中許多人生來就沒有乘過海船。他們剛一離開港口，大部分人就暈船，而帶兵官因害怕遇到英軍，後來二十多天裏就在沿海來回行駛，定期呈交假戰報。就這樣結束了中國人在這場戰爭中的最後進攻，從而也葬送了締結一項體面和約的任何實際的希望。此後儘管有過一些英勇的戰鬥，但清朝對璞鼎查所長期規劃的長江戰役將只能完全處於防禦地位了。

長江戰役從1842年5月7日持續到8月20日，它以一面倒的形勢在全中國人口最稠密的地區之一（那裏的數百萬人以其肥沃的土地供養著這個帝國最富裕的學術精華階層）展開。5月18日，乍浦和在那裏的滿洲旗軍駐防地被攻佔。未設防的上海在6月19日發現已經被放棄。7月20日，長江的險要重地和滿洲防軍駐地鎮江也被攻佔。運河因此被封鎖，帝國被切成兩半，曾經做過明朝的都城和統治象徵的南京也暴露于英軍的面前。

外國人所到之處，儘是一片驚慌和混亂。郭富將軍極力試圖制止他的士兵任意姦淫擄掠。據中文史料記載，有些印度掠奪者被他們的將官槍斃了。英國人確曾搞過一種徵集糧秣的制度，它給捐獻糧秣者獎一塊小牌子釘在門上，作為此戶免受掠奪的保證。但這措施又往往不起作用。軍隊不斷為所欲為，掠奪城市住宅，徵召船夫苦力，酒後污辱當地婦女。更為惡劣的是隨營的中國侍從和長江三角洲上的無賴，他們尾隨英軍進入被征服的城市，把住戶搶掠一空，然後繼之以放火焚燒。很多城市居民預料到這種情況而事先逃往鄉下，使守軍在城裏闃寂無人的市場上無法弄到給養。士兵們既沒有食物，又被洋鬼子有魔法的傳言弄得士氣低落，於是開始猜測在他們中間有“漢奸”。

因為在傳統的中國軍事歷史中，要攻陷一座設防的城市的標準方法之一就是向“內應”行賄或進行說服，使他們從城內打開城門。由於很多官員已上奏清帝，把許多失敗（象寧波的失陷）完全歸咎于“奸細”，因此滿洲的將軍們就傾向于相信英軍主要依靠的是第五縱隊。這種把外國人與漢奸聯繫起來的做法可以追溯到中西貿易的最初日子裏，而流傳下來的軍事傳說只是加強了這種信念：歐洲人有籠絡中國同夥的特殊有效辦法，其中包括使人吸食鴉片上癮。確實有足夠的證據使滿洲官員們相信，漢人在任何情況下都是潛在的反抗者。賤民，即清代社會的下層人民，一般都要依附於清政權以外的任何有政治權威或軍事權威的人或組織。另外，通過沿海貿易和鴉片交易，港口城市的種種罪犯、小商人和秘密會社成員都成了與西方人士有密切關係的人。這種情況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中葉廣州附近的紅巾起義中表現得相當明顯。所以當璞鼎查派波美拉尼亞的傳教士郭施拉作被佔領的舟山的地方官時，這個城內的每個不法之徒都抓住這個機會來利用與這個地區的任何權勢集團（如紳士社團、衙門吏役和現有的各種股匪）毫無聯繫的這位新保護者。舉例來說，郭施拉的捕快頭目便是一個劣跡昭彰的操淫業的人，他利用他的新職務向富戶勒索保護費。

這類消息被誇張成為不脛而走的謠言。在整個長江流域，各方面都有奸細，如船夫、私鹽販子、土匪、市場惡棍等三教九流中的人物。由於帶兵官們開始分了一半力量來清查潛在的背叛者，這就對清朝的防務造成了災難性的影響。最糟糕的是鎮江的一位韃靼族將軍，他確信，在英國人從前面進攻時，該城的漢奸一定會從後面襲擊滿洲人。於是他命令一看見行跡可疑的人就抓起來，此後它的居民一看到滿洲士兵走近時就驚恐地逃走。顯然，有些士兵一見有逃跑者就把他們殺死，用他們的屍體去領賞。這樣的恐怖統治籠罩各地。如在上海，英國人的炮聲就被一些居民誤認為是中國當局在下令屠城。

儘管滿洲人驚慌失措，可是在實際戰鬥中他們的抵抗是很頑強的。在乍浦，英軍對一千七百名滿洲守軍的士氣感到驚訝，對他們面對失敗所表現出的拉其普特武士式的反應感到震驚。在乍浦和鎮江（那裏有一千六百名旗人），滿洲士兵殺死自己的子女和妻子，以免他們遭受蹂躪，而他們自己寧可在營房自縊也不願投降。郭富將軍在放出惡臭的死屍堆中寫道：“我從內心深處厭惡戰爭。”


第13節 中國戰敗：南京條約

春季反攻的失敗引起了清廷內部一場重大的政策辯論。辯論的結果，反對過林則徐政策的官員或者從貶黜中被召回，或者被任命擔任與外交事務有直接關係的高級職務。年邁的宗人伊裏布曾與琦善一起被貶黜，這時又被派往浙江。有影響的穆彰阿這時實際上是宰相，被派往天津。而在反對派方面，在朝廷中曾經是林則徐主要支持者的王鼎，於6月份身故，而且據說他是自盡而死的。但清帝還不能使自己完全改變態度。自幼由師傅們灌輸給他的一切教誨，他對列祖列宗的政策的全部理解，朝廷中“忠義”之士對他的一切忠告——所有這些形成了一個簡單的原則：“明”君不會屈服于武力。姑息政策就是對帝國和皇室放棄了道德上的責任。歷朝歷代的歷史證明，與反叛者調和最後總是導致如下的結果：不是被征服，就是使民間對統治家族掌握王位的權力失去信任。明朝就是這樣覆亡的，因此這也正是道光帝所害怕的：如果他失職，他的王朝也會滅亡。帝國政策的這個原則雖然並未因鴉片戰爭而有所改變，但是它已摻雜了其他成分；因為當時已到了這樣的時刻，即只要有可能，就應解除顧慮，出於權宜之計而與西方搞一些臨時的妥協。因此當時所強調的，就是屈服或者是不屈服的立刻抉擇。由於花費了許多精力反復爭論這個問題，關於講和的條件幾乎沒有受到注意。

雖然如此，失敗是難以承認的。例如，在局勢的變化中找希望，或者甚至在絕望中找出解決辦法，這總是有可能的。在乍浦失陷後，一位好戰的年輕禦史蘇廷魁奏報說，英軍剛在印度被尼泊爾人打敗。因此，清帝一度想利用這個機會收復香港。後來隨著長江戰役的發展，他逐漸感到，即使戰死也比向這種赤裸裸的軍事力量屈膝好。此後他雖然讓穆彰阿和伊裏布等宗人擔任了更重要的職務，但仍然夢想按照他自己的要求獲得軍事上的勝利。

這種既想戰又想和的矛盾心理，表現在那個低沉的春天他所作的兩件反其道而行之的任命上。一方面，奕經仍坐鎮浙江，繼續沿海的作戰，而耆英則於4月7日被任命為欽差大臣，也在同一地區進行和談。耆英系出皇族，是皇帝的親信，在北京曾擔任過很多高級職務，輕易地增加了他原已巨大的家私。耆英是個老於世故而風度嫻雅的人物，所以人們期待他會在這樣棘手的外交任務上取得成功。然而，他面臨兩種障礙。首先，朝廷上還存在一種要求全勝的強烈意見。他必須避免琦善的悲慘下場，不能離北京的意見走得太遠。其次，他必須設法與璞鼎查接觸，後者當時正在迅速地溯江而上。當耆英聽到上海陷落的消息就立即奔向那裏；但是遠征軍部隊已經向前迅猛推進。最後，在6月28日，他的一個代表想安排與英國翻譯官馬禮遜對話。馬禮遜再一次向他說明，璞鼎查不願會見耆英和伊裏布，因為他不相信他們有真正的全權。除非有明確的詔旨證明他們有充分的權力談判和約，否則他是不會滿意的。

耆英奏稱這名外夷倨傲不恭，這使清帝勃然大怒。清帝有好幾天好象要確實不顧長江地帶毫無希望的形勢而決定把這場戰爭繼續下去。最後使權宜之策似乎比較成為入耳之言的是耆英下的保證：即使南京即將失守，征服者也並不想在政治上進行統治。僅僅為了貿易權而冒著丟失大清帝國的危險，究竟是否值得？姑息政策在道義上是令人討厭的，但是如後來耆英所說的：“伏思臣等此次酌辦夷務，勢出萬難，策居最下。但計事之利害，不復顧理之是非。”

這個論點起了作用。到7月15日，道光帝的思想已有所變化；到7月26日，當鎮江守軍潰散的消息在北京被證實後，他授予耆英商談和約的全權。耆英有了這個保證，急忙趕去防止英軍當時就要向南京發動的進攻。英軍尚等在南京城外，聽到清帝國正在集結增援部隊準備和他們作戰，於是對這位使節懇請英軍稍安勿躁的要求失去了信任。 8月11日黎明攻擊快要開始時，一批喘息未定的使節來到河岸的遠征軍營房。他們宣佈，耆英馬上就來進行談判。要英軍先不要開火，中國會同意他們的條款的。

1842年夏末在南京舉行的談判中，清朝的談判者耆英、伊裏布和當地總督牛鑒實質上是英國侵略者和北京朝廷之間的調停人。他們的任務是減輕雙方的恐懼和維護雙方的自尊心以促進和諧。耆英必須首先和他的兩個各有其幕僚和利害關係的同僚保持協調。他的主要問題是尋找能夠與英國翻譯官小馬禮遜（第一個來華的新教傳教士的兒子）和郭施拉對話的使節。他派遣過三次使節：第一次派去的僅僅是幾個送信人，這些中國軍方人員在以前曾送過信，是英軍認識的人。為了開始談判，第二次派遣出的使節是伊裏布的侍從名叫張喜。此人是伊裏布的私人代表，在1840至1841年早些時候的幾次談判中已經為英國人所熟悉，而且實質上是一個能想方設法引英方人士講話和揣測他們意圖的談判者。在這一點上他是做到了的，他先與小馬禮遜互致寒暄，然後在談話中也以威脅對付威嚇。據張喜日記所記，小馬禮遜威嚇說，如有必要，英軍將長驅直入，溯江而上；張喜則針鋒相對地說，如有必要，清帝將武裝民眾並號召農村起來反對他們，使之感到“草木皆兵”。當然，哪一方對這些行動也都沒打算認真去做。

英方要求中方派出的談判者是能夠認真作出諾言的人。這個要求最後得到了滿足：中方派出了能夠擬訂細節問題的高級官員，這就使雙方的主要談判者最後能夠會面和達成協議。為了使談判順利進行，清朝的談判者覺得穿戴比他們實際品級更高的頂戴要更好一些。英方很容易識別出他們頂戴的品級，但無法核對他們頂戴的合法性。在南京的清朝使者們不得不也同樣弄虛作假欺騙他們在北京的上司。他們為逾越敵對雙方之間文化上的鴻溝，確實絞盡了腦汁。

因此，他們首先只向皇帝稟奏了英國人先前提出而由清帝已經表示某種同意或要進行考慮的要求，如賠款，建立平等的外交關係，在五口和香港通商。稍後，他們又上奏說英國人要求取消公行、訂立關稅條約和在各港口設立領事。1842年8月29日當他們在璞鼎查所乘的英艦康沃利斯號上簽訂南京條約時，他們仍然沒有得到清帝對開放福州以及容許外國人在新開商埠長期居住的默許。正象我們將要看到的，結果有十年時間在福州確實沒有對外貿易；而在廣州，直到1858年才獲得進城的權利，當然更談不上居住權了。另外，英國人簽字的條約是用中文寫的，文中提到雙方時都同樣地抬頭書寫，以示英、中兩國處於平等地位。但是這些表示平等的格式並未表現在送交北京的條約文本中。實際上，清帝曾命令他在南京的奴才們在英國全部艦隊撤離之前不要會見英國人，但是他的談判者們主要關切的是使條約得以簽訂，從而使英艦隊真正撤走。在這點上他們最後是成功了的，但這要到在南京舉行了關於條約體制未來形式的談判之後一個月才能實現。在實際安排執行對外貿易和對外交往的新規章方面有許多事要做，所以雙方談判人員都同意要制定出關稅和貿易章節的細則，以便在日後的補充條約中把它們肯定下來。

因此，南京條約僅僅是一個初步的檔，它只闡明了一些據以建立新貿易制度的原則。它的主要條款如下：（一）兩千一百萬元賠款分期付清；（二）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和上海五港為通商口岸；（三）在品級對等的官員之間平等往來；（四）在各通商口岸建立英國領事館；（五）廢除公行壟斷；（六）對英商進出口貨物一律秉公徵稅；（七）割讓香港為英國領地。中國的大門終於被打開了，但是談判者們還必須商定一些英國人能夠據以進入中國的條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