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變化的潮流

第21章　社會變化的潮流

前言

從清王朝鎮壓民眾起義到它垮臺之間的四十年並不是中國社會秩序大動盪的時期，而是中國社會內部發生轉變的時期。在本世紀之初，劉鶚和吳沃堯的小說描寫了一些受到新人物——例如南方的革命者、北方的義和團、以及實力雄厚而與外國人有聯繫的鉅賈等——包圍的文人和官僚。這些新人對後者的影響是與日俱增的。有此上層人士清楚地意識到社會正在發生變化，並且確認1894到1904年的十年是變化加速而不可逆轉的轉折期。1904年快到年底時張謇就曾指出：“此十年中，風雲變幻，殆如百歲。”

那時的觀察家還注意到，光緒和宣統時期中國社會最顯著的變化是發生在不斷分化、越來越四分五裂的統治階級內層。變化對下層的影響則遠沒有那麼明顯。從當時的記載來看，平民百姓似乎對這種變化仍舊漠不關心，只是他們的處境略為惡化而已。在1911年的上海街頭，現代工廠的工人同蘇北新來的勞工外表無甚差別，但是，身著藍大褂的文人同西服禮帽、出入汽車的商人則差別很大。在旁觀者看來，這些差別反映了中國新舊轉換的幅度。然而，要弄清清末中國社會演進的內在動力，我們歸根結蒂還必須著眼於仍然包括中國全部人口近百分之九十五的農村世界。

本卷前面各章已經討論了經濟、對外關係、西方思想和改良思想等問題，還討論了對軍隊、商人、官吏、士紳、學生和革命者有影響的種種發展。


第01節 特權階級種種

自康熙的滿人統治建立後一直保持著相對的社會成分同一性的統治階級，在十九世紀最後二十五年，由於新成分的增加而開始變得多樣化了。

在十九世紀中期大動亂的前夕，社會名流主要是由那些在職或退休的官吏和有功名或學銜的文人及其家族組成的。在省城還包括大錢莊和大商號的老闆，在地方上則包括有錢的地主和商人。一個家庭只要有人得了或文或武的功名，這一家就完全可以算作特權階級了。不過要知道，其中也有等級的不同。中舉或者至少拔貢才能當官。如果既有功名又有財當然就更好了，因為財能使他發揮重要的社會作用。在地方上有功名的人主要是生員，其地位與平民相差無幾，因為生員的頭銜只能帶來很少的法定特權。最後，從地方到省，一個人只要相當有錢和受過一點教育，功名對其成為統治階級的一員並不是必不可少的條件。但是，在公眾輿論中，尤其是在上層階級的心目中，功名也還是社會上有身分的標誌。商人和地主家庭只有通過捐納或科舉得到這種有地位的憑證，才能真正進入上層階級。當時通用的“紳士”一詞，反映了這種普遍的看法。“紳士”指的是致仕或暫時丟官的官員，以及地方上的文人。但是在十九世紀中期地方誌也常用這個詞來稱呼當地的豪門大族，儘管其中一些人並沒有功名可言。

由於取得士人地位的傳統門徑有所擴大，最先經受變化的是特權階級。為了回報地方各界鎮壓人民起義、特別是鎮壓太平軍的貢獻，科第名額大為增加，雖然自清初以來已經增加的名額很少。到1871年，儒學生員的名額從太平軍起義以前的25，089人增至30，113人；武學生員的名額相應地從 21，200人增至26，800人。固定的增長在1871年後即已停止，此後名額臨時有所增加是由於清廷的軍事需要造成的。雖然這種暫時的增長為數不少，但是總的影響卻甚微，因為只涉及一次會試，而且只相當於上述固定增加數的百分之五，或者說僅有大約484個名額。以這個數字為基礎，假設每個生員能夠再活 33年，那麼，十九世紀最後二十五年就會有將近910，000人，比太平軍起義前的740，000人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在全部人口中，生員的百分比從萬分之十八增加到萬分之二十四。

儘管生員名額的增加確實不多，然而賣官鬻爵卻很盛行。這種辦法始于明朝，曾為清朝早期的統治者廣泛採用，到十九世紀初一度有所收縮，但是在十九世紀後半期又大肆推行。起初採取這種做法是為了使官員來源多樣化和保持平衡，可是後來政府的動機就完全是出於財政目的。為了便於賣官，官價往往打九折。在十九世紀的最後三十年，捐官總數達534，000名，而在太平軍起義之前還只是355，000名。50000444_617_31860年以後，通過捐官途徑的四品到七品地方官多於通過科舉的正常途徑得官的人數。

如果把那些享有同樣合法特權的有官銜者的妻子和未成年的子女都包括在內，則受益的家庭人口總數從太平軍起義前的5，500，000人增加到太平軍起義後的7，200，000人，然而全國人口總數卻略有下降，可能要到1890年以後才恢復到1850年的水準。如果我們考慮到他們的兄弟、成年兒子和遠房親族也沾光，享有特權者的總數就會更大，儘管這些人享有的特權不同於有官銜者本人，但是他們卻可以依仗其聲威使自己高人一等。

官紳的膨脹由於分佈不均，加劇了地區之間的差異。在太平軍起義前，文人、官吏及其直系親屬對總人口之比在安徽是百分之零點七，在四川則是百分之三點五。太平軍起義後，這個比例在四川是百分之零點六，在浙江則是百分之五。雲南和貴州由於地區貧窮，無力捐獻軍費，比例就下降了。四川所占的比例甚至進一步下降，廣東的比例保持著穩定，但這只是由於這些富饒省份人口猛增之故。由於它們提供了大量錢財，正常仕進和捐官者的絕對數量還是大量增加的。這個比例幾乎在各省都有所增加：在浙江增長了二倍，在陝西和甘肅增長了三倍。但是具體情況則大不相同。西北各省所占比例的提高是由於其總人口的減少，而沿海和沿江各省則是由於地方富庶，故而能彌補人口和文化水準同官爵獲得者的數量之間的不平衡。由此可見，維持一個較大的特權階級加重了貧窮省份的困難，而沿海沿江各省官僚和文人的不成比例的增長，則使其在絕對數量方面佔有壓倒優勢。

在文人階層內部，各等級文人的增加也不平衡。在太平軍起義之前，1，100，000名有功名和官銜的人當中有125，000名，即百分之十一，至少是貢生或貢生以上，因此這些人屬於真正的上層。有功名和官銜的總人數的百分之三十二，即350，000人，是捐納者；在更有影響的官員和有官銜的人當中，這個比例高達百分之五十。太平軍起義以後，1，450，000有功名和官銜的人當中有204，000人，即百分之十四，至少是貢生，他們屬於上層紳士。其中530，000人的地位，即總數的百分之三十六，是新近捐納的。在官吏和有官銜的人當中，捐納的比例高達百分之六十六。

由此可見，這個文人階層不僅人數增多，組成成分也在變化。與此同時，“非正途”出身者大有人在。

直到十九世紀末以前，傳統統治階級的這種膨脹乃是一種主要現象。實際上，科第名額的長期增加在1871年前已達到其累積效果的最高峰。在十九世紀最後幾年，暫時性的增長則無變化。1901年取消武試，1905年又取消文試，這種擴大統治階級的古老方法至此才壽終正寢了。雖然賣官鬻爵的做法依然存在，但是隨著人們可以不受限制地在新學堂中通過考試謀得職銜，那種買賣便沒有什麼吸引力，或者說沒有什麼意義了（參見第七章）。

文人階層人數的增加導致這個階層內關係緊張，並且加劇了有職者與無實職者之間的差異甚至對立，加劇了通過正途出身與非正途出身這兩種人之間的差異甚至對立。這便影響到社會上層領導能力的品質。它迫使功名較低的人在社會上只能得到甚至更低的地位，這也是造成其日益貧困的一個因素。它還降低了這個最初以文人階層的特權為基礎的社會等級制的合法性和作用，並且危及由文人同朝廷的結盟所支撐的政治秩序。

在十九世紀後半期，隨著專門化技術作用的發展，新的集團正在統治階級內部形成。到十九世紀終結時，這種新集團的形成已經比以傳統方式起家的紳士名流的發展更為重要了。

現代戰爭和國防的需要，促成了一個擁有特權的軍人階層的興起。軍人從一種地位較低的單純職業性集團，變成了一支有影響的社會力量。戰爭有兩種完全不同的類型，在軍人地位的轉變中也可看到兩個前後銜接的階段。

在1850到1874年間，民眾運動使中國受到前所未有的震動，就在鎮壓民眾運動的過程中產生了第一批新型軍官。他們組織民團，同太平軍、撚軍和回民打仗。早期的軍官大部分在入伍之前已有正式功名。湘軍的情況尤其說明了這種文人階層的普遍軍人化。此後不久，由於形勢的需要，以及象李鴻章這樣的年青領導人物開始注重個人才能更甚於注重官爵和儒家的正統性，平民就在新軍的指揮人員中占了優勢。這些人僅憑戰功就在當地、甚至有些人還在全國獲得名望，而不論他們原來是否有功名。例如劉於潯最初只是江西的一名監生，後來他統率親自組織的省軍，控制南昌及其相鄰地區達十五年之久。劉銘傳也是如此。他以販私鹽起家，後來變成一支淮軍的首領，最終當上了臺灣的巡撫（見本卷第四章）。然而似乎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將領後來大都擔任了文職。投軍只是進身于官僚階層的階石。朝廷授予有軍功者以文職，委以低級文職以制約過於強大的地方軍事領袖，但仍未能減少這種機會主義。勇營諸軍同清朝兩支經制軍——即旗軍和綠營軍 ——相反，沒有永久的法定地位，它們的軍官也沒有官階，這就更能說明問題了。某些將領如劉于潯等便辭官還鄉，寧願接受地方當局給予他們及其家族的好處。但是，所有那些更有勢力的將領及其大多數下屬都謀求並接受了各級文職；其中有些人還當上了督撫。這便清楚地表明，甚至遲至十九世紀之末，文職比軍階更足珍視。但是，行伍出身可以開闢爬上政府最高文職的道路或加速其擢升。這個事實使軍隊具有吸引力，最終為軍人在社會上發揮新作用打開了道路。

事實上，由於這批軍官和軍事領袖沒有傳統文人教育造成的偏見，而且一般都深知必須維護秩序和政府，他們往往成為引進西方技術的強有力的鼓吹者。其結果，在曾國藩、李鴻章、劉銘傳、郭嵩燾、左宗棠、劉長佑、沈葆楨及其同僚的宣導下，創辦了第一批近代的大企業。1861年曾國藩興辦的安慶內軍械所和此後建立的軍火工業，可能都是在實際推行經世派的理想，即利用各種可能的技術幫助維護國家的秩序和權威。經世派的基本思想在於主張保護公共利益不受私利侵犯，保證國家資源不為私人謀利，但是，隨著開礦、通訊和交通工具以及紡織業的發展，這些基本概念顯然已經被拋到九霄雲外。因此，在從能夠帶兵的多才多藝的傳統文官向靠自己的特殊才能取得政治勢力的技術專家這方面轉變的過程中，那些鎮壓民眾運動的老手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創建新軍和使傳統的軍隊現代化，也促成另外一個有影響的軍人集團的興起。1853年曾國藩就對他新建的、非建制的湘軍的軍官進行加強毅力和紀律的專門訓練。後來淮軍也仿效這種作法。1862年在上海和寧波開始對軍官團進行西式技術訓練，其中幾個管帶及其士兵還在英國和法國軍事顧問的指導下接受使用西式武器和戰術的訓練（見第四章）。同年11月，一道上諭規定高級將領應受同樣的訓練，以保證中國人對軍隊的控制。但是進展很慢。首先受到重視的是海軍；除了設立各種技術學校以外，1867年在福州船政局還附設了士官學校。有些士官生曾經於1875、1877、1882和1886年分別留學英國和法國以求深造。南京、威海衛和旅順也開辦了幾所水師學堂。1881年李鴻章在天津設立了一所水師學堂。早在1872年，他就派了一批軍官前往德國深造。直隸、江蘇和廣東還雇用了一些外國顧問訓練少量軍隊，其軍官後來還能在其他省份進行指導。1885年，李鴻章又在天津建立了第一所武備學堂。張之洞1887 年也在廣州附近的黃埔創辦了一所水陸師學堂。中日甲午開戰之前，在這些學堂學習的軍官不過幾百人。可是隨著號召廣泛使用西式武器的技術革命的來臨，軍人的地位也開始提高，他們變成了發展技術的代表。

只是在1895年以後，這種新式軍官才開始大批增加。他們逐漸取代了擔任高級指揮職務的舊式軍官，領導著充分規代化的軍隊。重點又從建立現代海防轉向改造陸軍，這便帶來了深遠而又深刻的社會影響。

在中日戰爭之前，那些經過“西式訓練”的少量軍隊只是簡單地採用西式武器和西式操法。1895年12月，清帝同意建立兩支仿效德國軍事組織、訓練和戰術的部隊。這就是張之洞的自強軍和袁世凱的新建陸軍。許多自強軍的新兵都經過仔細挑選和專門訓練，能讀會寫，這在中國軍隊中是史無前例的；由於教育帶來的聲望，也使行伍生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社會上前所未有的尊重。袁世凱的部下就出過五位元民國總統或代理最高行政首腦、一位總理和許多在1916 年以後割據華北的軍閥，象出身低賤的曹錕和馮國璋就是在軍隊中受到教育的。只有孟恩遠是個例外，他始終是個文盲。新軍將領的特點是普遍受過較高的教育，這是舊式軍隊的軍官不能望其項背的；他們又掌握著西方的防禦和戰略方面的技術知識，這也是上一代組織民團的文人和文職顯要們所不具備的。

在1901年以後，新軍將領隨著軍事改革的實施而加速被提拔重用。義和團起義時期遭受嚴重損失的綠營軍則被解散。各省都成立了有預備隊支持的西式新軍：它們使用西式裝備，按照西法進行訓練和指揮，是現代陸軍的基礎。1901年9月12日所頒上諭的實質內容便是這樣。袁世凱便利用了這道上諭來加強新建陸軍，它在1901年之後被稱為北洋陸軍，成了中國最強大的軍事力量，1911年時擁有中國軍隊總數的三分之一以上。從1901到1904年，在湖北、江蘇、山西、陝西、江西、廣西、貴州和雲南等地也紛紛組織了所謂新軍或常備軍。

1901年8月29日的上諭下令廢除傳統的武舉制，緩和了爭取新式軍官的競爭；同年9月11日清帝又下令在各省創辦武備學堂，並制定全國的軍事教育章程。到1903年底，幾乎各省都有武備學堂。袁世凱在保定辦了六所武備學堂，從參謀軍官到新兵都在此經受各種技術訓練。他的天津武備學堂的畢業生被派往其他許多武備學堂，同德國的和越來越多的日本教官一起擔任教職。1904年1月3日批准的總章程要求學生接受軍事操練和穿制服；高級課程還包括軍事史、兵法和後勤學。同年9月12日，各武備學堂還接到練兵處仿效日本體制制定的二十條特別章程。它要求緊密仿效日本教育體制，對參謀軍官進行從高小到大學的教育。這些章程並未被嚴格執行。北京擬辦兩所高等軍官學校的設想也未能實現。只有到國外或者在袁世凱扶植下的保定武備學堂才能受到高級軍事教育。各武備學堂的教育品質也參差不齊。可是，維新運動畢竟成功地使各省創辦了武備學堂，增加了派赴國外深造的軍官。1906年有武備學堂三十五所，學員共 6，307人，威海衛、南京、福州和黃埔四所水師學堂還有學員350人；此外，有691名士官和軍官派往日本受訓，約有15名派往歐洲受訓。到1911 年，軍事教育機構便有近七十所。學員除了學習軍事技術以外，還學習一定的文化，多少能掌握一門外語和基礎科學知識。軍事教育迅速得到社會歡迎。張之洞在 1902年帶頭要求部下送其子弟進武昌武備學堂，他自己就送了三個孫子到日本學軍事。1906年北京開辦了陸軍貴胄學堂，學員不僅來自皇室，而且還有象劉銘傳等著名將領的兒子，以及一些大臣、督撫和文人學者的子弟。在辛亥革命前夕，武備學堂的學員來自各省上流社會，甚至一些舊式科第出身的人也入伍當兵。這一發展又得力於新建的軍階體制，它使軍人得到了同文職官僚一樣的官銜和薪俸。鎮壓太平軍的最後兩位傑出統帥李鴻章和劉坤一分別於1901和1902年去世，為各省新一代統治者開闢了道路，這些人的權威幾乎完全憑藉軍事力量。袁世凱無疑是一個典型，但卓越的士大夫張之洞也在晚年致力於組織新軍。無論是清帝還是各省胸懷大志之士，都看出必須利用武裝來挽救清帝日益衰退的道義的、社會的與政治的權威。這種提高軍隊地位的普遍趨勢，促使受過教育的軍人隊伍——他們受到社會的尊敬和發揮著政治影響——的擴大。

1911年中國軍隊號稱一百萬，但大概實際只有六十萬戰鬥人員，其中十七萬五千人是現代化的正規軍，另外十七萬五千人是半現代化的巡防隊。後者是由各省資助建立的地方部隊，成立於1907年，兵員來自原綠營軍、勇營軍和其他雜牌軍。尚未遣散的五萬綠營兵與八旗兵一起組成的軍隊中，只有七萬五千人受過西式技術訓練。軍官總數近七萬人，百分之十是高級將領，其中八百人曾到日本學習。這批軍官——即便是最低級軍官——的素質和教育水準及其對科學技術的瞭解，都遠遠超過舊式軍隊的同僚，與文職官員的平庸無能形成鮮明的對比。1695年以後，受過現代化訓練的高級軍官更可能留在軍隊，而不去謀求高級文職。軍事改革有助於保證他們前程似錦。實際上軍隊已經超過了文職官吏：西化的軍官比從事外交的文官升遷更快。然而行伍生涯之所以能不斷提高聲望，不僅由於擁有飛黃騰達的希望，而且還由於軍官普遍有文化，軍隊素質也較高，這在歷來重教育的中國人心目中頗具好感。

但是更確切地說，軍人之所以成為一個有社會影響的集團，是與中日甲午戰爭以後惡性發展的民族主義潮流有關的。最明顯的是中國戰敗以後，大家捨得花錢使軍隊現代化。不過，在日本和德國的榜樣及其依據的學說的鼓舞下，人們也幻想建立一支既能夠用來保衛國家又能復興民族的軍隊。曾國藩在世時就認為應建立一支紀律嚴明的軍隊來作國民的表率，這正是1904和1906年練兵處發佈的檔提出的想法。但是，曾國藩卻把國家的政治和精神領導權拱手讓給了文人，因為根據“用儒生領農”的信條，文人應該按照儒家價值標準負責建立非常文明的社會秩序。然而在中日戰爭以後，軍隊越來越被奉為國家的楷模，甚至被視為先導。為了順應輿情，1906年4月的一道上諭列舉了關於公共教育的各項指令，其中包括尚武。1905年以後主要由紳士文人組成的大多數教育團體，也都提倡尚武精神。1911年在北京召開了全國教育聯合會，第一項建議便是要在所有公私學校推行組織嚴密而恰當的國民軍事教育。這些措施所取得的實際效果，仍然非常有限；直至1911年，整個社會還沒有大規模推行軍事教育，只有極少數學校真正組織了學生軍。儘管如此，公眾認為軍隊能夠成為真正振興民族的力量：這種普遍的思潮使軍人的權威和聲望得以鞏固起來。

即便軍隊是民族復興的象徵，能不能認為新式軍官團就是民族團結的代表呢？軍隊並沒有真正的團結。來源不同，訓練各異，使軍隊分裂的力量不可勝數。其中有些人出身寒微，或如張勳和曹錕，或如劉伯承。1917年企圖恢復帝制的張勳，是在中法戰爭、中日戰爭和義和團起義時期從行伍中上升起來的。 1923年至1924年擔任總統的曹錕，則是袁世凱栽培的、天津武備學堂的首屆畢業生。劉伯承原在四川成都武備學堂學習，後來變成了共產黨軍隊的元帥。還有一些人則是富戶大族出身。許崇智的祖父做過閩浙總督；他本人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辛亥年在福州擔任第二十旅旅長，是福建省革命軍的領袖，1925年曾任孫中山的陸軍部長。另外有一些富有或中產地主和文人的子弟以及落魄的生員甚至舉人，他們沒有其他出路，廢止科舉以後只好投軍。這樣的人在辛亥革命前幾年數量增加了，尤其是在華中和華南的軍隊中是這樣。這裏有後來的紅軍組織者朱德，他是1909年進入雲南武備學堂的。應舉未中的蔡鍔後來是梁啟超的弟子，曾畢業於日本最好的軍校；他在1911年擔任昆明第三十七旅旅長，曾領導雲南的國民革命，1915到1916年又組織過討袁之役。後來成為國民政府領袖的蔣介石則是保定軍校的學生，並在日本深造過。

袁世凱用小恩小惠扶植黨羽，使他得以維持對北洋軍的控制；南方的將領卻不是這樣，他們在各省擁兵自立，而且經常易人。張之洞創辦的軍隊在技術教育方面遠比袁世凱的軍隊為好；軍官都是武備學堂的畢業生，士兵多半有文化。他們在南方各武備學堂受過內容廣泛的教育，還通過留學建立了多方面的聯繫，而且出身書香門第，所受的控制也很松，所以南方軍官比北方軍官思想更開通，因此更容易同情革命。 1908年以後的大多數兵變，包括使清朝倒臺的那次兵變，都是發生在南方的軍隊中。他們也是革命者宣傳鼓動取得重大成效的主要對象。北洋軍的軍官並非不接受新思想，只是這種情況不如在南方廣泛；北洋軍中也有許多政治研究小組，後來成了軍閥的馮玉祥在1909年以後就曾經常參加其中的一個小組。

在帶領中國不同軍隊的各派軍官之間，是絕無團結可言的。只有北洋軍、八旗兵和巡防隊的一些舊軍官還繼續保持對清朝的忠誠。反滿的情緒雖然普遍存在，但並沒有使軍隊形成團結的局面。清廷統一軍隊和集中領導權的努力也沒有取得成功；巡防隊的軍官嫉妒正規軍的物質享受；各派系互相對立，有時是出於對個人效忠（袁世凱集團就是最好的例子），有時是出於鄉土觀念，有時又是出於同窗之誼。在新式軍官中，唯一共同的信念就是相信武人比文人更吃得開：這個信念來源於他們在政治日益動盪之際所接受的日本和德國的教育。此一特點肯定使新式軍官迥然不同于舊式紳士階層。

為了適應同外國進行政治和經濟交往的迫切需要，在特權階級內部還形成了另外一些新的集團。他們的共同事業就是洋務，這不僅包括直接辦外交，而且包括同西方進行的一切交往。儘管組織新軍的部分原因出於辦洋務，但是辦洋務的主要後果是促成了其他一些社會階層的產生。

首先是參加官方談判的專家。最早辦洋務的職業人員是譯員。不過這些人既無功名又無官銜，只擔任很低的職務，例如聘用的幾個基督教徒譯員就是如此。但是隨著1858至1860年的戰爭，出現了一批辦外交的年青專家，例如馬建忠就是。他出身于上海一個知名的天主教家庭，接受過徐家匯耶穌會士的教育，約在1875年成為李鴻章的入幕之賓。其中大多數人最初都是由於懂得外語而被招募的，但是因為他們既瞭解外事，又熟悉中國官場，所以被視為有用的談判者。

在重要的條約商埠和北京，每一位主管外事的權威都極力網羅一批專家。最大的一批隸屬于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曾於1870至1895年擔任此職。另外一批則是以總理衙門為中心。張之洞任兩廣總督時也曾在廣州延攬一批專家；1889年他調任湖廣總督時，他們隨之也轉到武昌。兼任駐節南京的總督的南洋大臣在南京和上海各有一批專家。某些專家有時也轉移陣地，例如陳欽就曾在1870年脫離總理衙門改投李鴻章幕下。容閎是從美國大學畢業的第一個中國人，為李鴻章和張之洞都效過力。

這些專家各有不同的教育背景。辜鴻銘是一位檳榔嶼出生的中國人，他完全是在國外受的教育，先在新加坡後在愛丁堡和德國就學，1880年他擔任張之洞的秘書和顧問。伍廷芳出生於公行時期廣州著名的伍浩官家庭。他的一部分童年是在新加坡度過的，後來到倫敦學法律，是倫敦許可開業出庭的第一個中國人；1882年李鴻章請他到天津時，他已經是香港鼎鼎大名的律師了。羅豐祿出身于福州船政學堂，曾在歐洲留學幾年，李鴻章因賞識他的才能，曾保薦他任駐英公使。蔡錫勇是張之洞的忠實助手，自北京同文館畢業後，先後在駐美國、日本和秘魯的外交使團任職。還有些人是在1895年前已實施西式教育的名牌學堂就讀，因此不一定非到外國留學不可。象李鴻章的經濟會辦沈葆清、盛宣懷和鄭觀應，就是因負責同外國人打交道和做買賣而獲得專長的。

事實上，這些洋務專家不僅很快承擔起談判的職責，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還負責搞經濟事務。他們往往擔任監督對外通商的工作，例如當天津海關的道台、通商口岸的海關督辦兼道台。他們更經常地從事管理近代的官辦企業。這些人可能接連負責建立兵工廠，管理航運公司，創辦紗廠和主持軍事學校。盛宣懷也許是其中最出名的一個。張之洞和李鴻章的許多幕僚也做過這類工作，但是都沒有取得這樣的赫赫聲名和成績。以楊宗濂為例，李鴻章1870年派他當漢口道台，1882年又派他到臺灣負責興築鐵路；1885年他主持天津武備學堂，1886年他興建了一家火柴廠，後轉任直隸道台，然後受命在山西建立兵工廠。蔡錫勇1886年在廣州創辦魚雷學校，1887年創辦水師學堂，1888年建立造幣廠；以後在1890年在湖北建立鐵廠和湖北槍炮廠；在武昌，1892年建立織布局，1893年建立造幣廠，1894年建立繅絲局，1895年建立西式授課的自強學堂，1896年創辦一所武備學堂。

當時還產生了一批同官方洋務專家相似的諳熟洋貨經營的商人。買辦便是其中最早最重要的成員。1842年廢除公行制度之後，他們是中外商號之間必不可少的中間人，因為外商與華商之間存在著語言障礙，加之貨幣制度、商業機構和經商習慣又很複雜，使得雙方不能直接交易。他們一般是同外商訂立合同，這不同於有執照的經紀人（牙行）；牙行是中國國內貿易的傳統仲介和獨立的代理商。買辦則是洋行在中國的代理人：他雇用和管理華員，自己身兼司庫、審計員、財務主管、推銷員和行情研究員，協助外國人同中國人進行一切交易。

大多數買辦原籍是在廣州附近。廣州商人具有與外國貿易的長期經驗，敢於向要當買辦的同鄉提供外國老闆所要求的全部財政保證。他們還能提供精於茶葉貿易的代理人，因為茶葉是開埠初期的主要出口貨。而且，廣州的買辦還有助於開展其他通商口岸——甚至日本——的對外貿易。隨著茶葉出口減少而絲綢出口增加，以及越來越多的人們重視先前只有外國人插手的部門（特別是銀行業務），浙江和江蘇的買辦也迅速出現。他們大多數最初是寧波人和蘇州人，先是作絲綢商人或上海錢莊的雇員。在二十世紀之初，大多數買辦仍是粵籍，但是在最重要的商業中心上海，買辦則以江浙人居多。

買辦一般都是事業上有一定成就的商人，所以在被洋行雇用時能夠請人做擔保，不過在進入二十世紀之初，也有些買辦是因為在同一洋行效力多年而逐級提拔起來的。同時，大多數買辦都是發家不久，受雇於洋行則又為他們提供了提高才幹和個人增殖財富的機會。事實上他們賺錢多而且快，這就大大不同于其他商人。除了年薪約一千兩之外，他們還能得到傭金、回扣和私人自做買賣的利潤；同外國人的合作為他們提供了財富、關係、建議和保護，這使他們的上述收入又大大增加。充當西方大商號的買辦而積財數百萬兩者有二例。一是1861到1868年在上海為寶順洋行當買辦的徐潤，一是二十世紀之初在上海為怡和洋行當買辦的祝大椿。買辦的人數在1854年有二百五十人，到1870年增至七百人，到1900年則增至二萬人。從1842年到1894年，買辦的全部收入大約是五億三千萬兩。同十九世紀之末全部上層士子的年收入六億四千五百萬兩相比，這個數字相當低。但是，考慮到分潤這筆錢的人數和1902年外人在華全部投資只有五億八千四百萬兩，這筆錢就相當可觀了。不過，破產者亦屢見不鮮，買辦的財富也是很不穩定的。

買辦不但有錢，而且願向新部門投資。他們最先花大錢辦近代企業，對興辦近代企業起過決定性作用。估計在1862至1873年他們為上海六家航運公司提供了百分之三十的資金；1863到1886年為開辦煤礦提供了所需資金的百分之六十二點七；1890至1910年為中國二十七家大棉紡廠提供了百分之二十三點二三的資金；同一時期還為中國機器製造業提供了所需資本的百分之三十。這些買辦不僅提供重要的財政支援，還負責這些新企業的經營和發展。他們有革新精神，善於冒險和採納西洋經營方法，以求取事業的成功。由於他們能使洋行興隆，政府也常請他們對官辦企業進行技術性的管理。不過到十九世紀之末，買辦開始自辦行號了。他們就這樣對經濟現代化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生活方式和思想的某些方面，買辦也與眾不同。因為他們同外國人聯繫密切，所以他們樂於接受西式服裝、陳設、娛樂和宗教信仰，並且使之同中國習俗摻合在一起而形成一種混合文化，洋涇浜英語就是一個典型事例。他們也能放棄傳統的價值觀念，以便使其子女接受完全的西式教育，以便捍衛他們的利潤觀念和發展經濟的觀念，並且在某些情況下，以便象鄭觀應那樣成為制度改革的鼓吹者。

除了買辦以外，還可列舉出一類人，但其界限不甚明確。他們雖然沒有直接服務於洋行，卻熱衷於從對外貿易或引進西方技術方面謀取贏利。最明顯的是那些通過製造出口商品和分銷洋貨而發財的商人。例如安徽祁門的茶商胡元龍，他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擁有茶園五千畝；以後由於綠茶市場收縮，他就在 1876年全部改種紅茶，並且自辦加工廠，從而既保證了自己的財源，又維護了此地茶葉生產的聲譽。葉成忠（澄衷）是浙江一家小農的孤兒，靠販運煤油起家；1899年死後留下遺產達八百萬兩。顧馨一出身于窮學究家庭，後在上海大做糧食生意，靠汽輪運貨而發財。錢莊在上海也非常興盛，它們是中國人與外國銀行之間的仲介，向掮客提供購買洋貨的信貸，同時又把貨物轉賣給國內的銷售商。上海在1883年有錢莊五十八家，1903年為八十二家，1908年則達一百一十五家。有幾個家族在銀行界占支配地位，他們在沿江通商口岸都設有分號，例如寧波的方、李、葉三家，蘇州的程家和洞庭山的嚴家與萬家。

有些商人和金融家也插手於工業。例如在1872年，陳啟沅用本國資本在廣州效區開辦了第一家用蒸汽為動力的民營絲織廠。在1895年前，躋身于工業的金融家和商人不斷增加。他們許多人是以外商名義登記的企業的主要股東和經理。在沿江各省和直隸，他們也積極參與官辦企業。例如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之初，上海機器織布局的創業資金絕大部分來自茶商（見第八章）。但是，在1885年以後，他們也象南方各省的同業那樣集中力量於政府所忽視的私營工業部門，如絲織、糧食加工、火柴、紙張、玻璃製造以及機械的製造和維修。它們多數是小企業，機械化程度低，同在商人倡辦下較能使用新技術的大工廠中的、或若干家庭合資聯營的工廠中的新型手工業工廠相比，往往幾乎沒有什麼區別。新舊活動方式的結合帶來了高額利潤。粵商葉亮卿1888年在營口以一萬八千兩資本創辦銀號，到1906年就積累了二百多萬兩，幾乎壟斷了向廣州輸出的大豆製品；他還經營了幾家當地的錢莊、豆餅製造廠、煙草廠、木材場和不動產公司，並大量投資於銀行和鐵路。

這批從事新行業的商人和金融家，當然不象買辦那樣偏離正統。他們遠不象買辦那樣願意追隨西方生活方式。他們不僅還繼續捐納官爵，而且鼓勵子孫攻讀儒家經典以應科舉。例如寧波和蘇州有些家族在其成員中就有所分工：有些人仕進，有些人則經商。但是到十九世紀最後二十年，也開始出現了一種新思想的跡象。在歷來由富商資助的慈善事業中，也有人開辦傳授西洋課程的學堂和採用西藥的醫院。1891年湖南和湖北的茶商曾力促張之洞在兩湖書院開設外語和商業課。

在1870到1895年又出現了一批人，他們的社會風格與傳統的準則相去尚不甚遠。這些人就是現代公司的股東。徐州的鹽商可能認為他們在 1882年對利國驛煤礦的貢獻是官方派捐；但是十九世紀外商所辦的企業的資本往往有百分之四十到八十是出自中國人，這裏除了買辦和富商以外，還包括相當多的小股東，他們多半是住在通商口岸的官吏、文人和職員。官辦企業也吸收官僚和文人的投資。

直到中日甲午戰爭之前，與洋務有關的各種人物的區別還是相當明顯的，他們分成：技術人員與專家、買辦、獨立的工商業家。這也反映在當時使用的稱謂中。第一種人叫“紳”或“官”，第二種人叫“買辦”，第三種人叫“商”。但是這幾種人確能通力合作搞官辦企業，尤其在私人企業中，買辦同商人更能在一起合夥經營。這幾類人之間也常有人員的流動。買辦由商人產生，他們脫離外國雇主以後，又可能成為獨立的工商業家。象唐廷樞和鄭觀應那樣的買辦，象朱其昂那樣的商人，後來都當了官方專家，而象楊宗濂那樣的官方專家，後來則當了工商業家。

這些新的社會集團加在一起也僅僅構成特權階級的一部分；這個特權階級能夠容納那些新集團作為新成員，同時也給那些古老的紳士家族一個機會，使其在自己獨佔的都市天地內重振昔日的榮華。這些新集團的力量還弱，不足以單槍匹馬地左右上層，為了要施加政治和思想影響，他們還不得不依附於一名與洋務有關的省級實力派官員（如左宗棠、李鴻章和張之洞）門下。他們可能提出建議，但是領導權依舊掌握在那些出身和教養都更正統、更符合傳統的人們的手中。不過，當時發生的最引人注目的社會變動是這樣一件事實：他們常常讓自己的子弟學商，而不是強迫其入仕以求光大門媚。

在十九到二十世紀之交，由於文人的活動和作用都有所改變，上層社會所包括的範圍自然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一個西化的知識界正在產生。它麇集在幾個通商口岸，比起舊式文人來他們與農民的接觸更少。最初的代表人物之一王韜（1828—1897 年），他的個人命運深受國家動盪、文人日益貧困、太平軍失敗、洋人和傳教士廣泛地出入於中國的影響，也同樣深受他自己的學術經歷的影響，他因而成了一個完全以寫作為生的報人。另外一些人名氣雖然不如他，但都在亦步亦趨地效法他，例如赴美留學生團中的鄺其照，他於1886年創辦了廣州的第一家報紙。

有些受過更正統教育的文人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例如梁啟超和他的友人麥孟華、汪康年即是。他們在中日戰爭之後放棄了傳統的職業而致力於宣傳新思想。一些較早受過教育的工程技術人員也加入了這一行列。例如嚴複，他是福州船政學掌的第一期畢業生，後來發現自己的真正才能是譯注西方哲學。國內新式學堂的教師和畢業生到國外留學者日漸增多，尤其是在1905年廢除科舉使仕途阻塞之後更是如此。許多傳統的文人都進師範學校再學習，而且不少人出國留學。大城市也開始有象律師和醫生這樣的自由職業者。然而，許多新知識份子還不得不靠為數不多的薪金過活，既無名望又無權勢。

新知識界包括的社會類型，是舊中國以前所沒有的，最突出的是職業政治活動家和革命家。孫中山就是著名的例子。不過，他年青時的國外經歷使他對中國社會不甚了了；他對中國社會的瞭解只是通過另一代文人，而這些人所受的教育促使他們去反對傳統。除了唐才常、鄒容和黃興這些英雄人物以外，還有許多也曾留學國外的人，他們從事鼓動工作和散發秘密傳單，過著危險的生活，並且同自己的家庭決裂。與舊式文人學士不同，他們決心摒棄傳統，而不是去維護它。

1895年之後，許多中上層文人雖未完全放棄追求學問，但也開始參與現代經濟活動。他們不僅進行投資，而且也開辦和經營各種企業。借助於這一新的社會階層，工商業變成了令人尊敬的、受到重視的行業。陳璧、沈雲沛、陸潤庠和張謇等人都是進士出身，又都辦工廠。曾任皇帝師傅的孫家鼐和翁同龢，分別安排一子和一侄孫經商。大多數早期經辦官督商辦企業的洋務專家，都憑仗自己的才能（如盛宣懷和嚴信厚），利用政府的購貨、官僚的庇護以及國家的資金來自辦企業。正在服官的人也願意攜帶子弟和親友走這條道路。袁世凱的幕僚周學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種情況後來發展到不再局限於通商口岸。在內地最富饒的省份也是如此，甚至某些縣城的某個體致官吏也許就會開辦一家磚瓦廠。1912年江蘇省擁有工人二十五名以上的工廠共三百八十六家，其中二百六十三家就是在上海以外；九十五家有限公司中的五十一家也把總公司設在上海以外。

商人、文人鉅子和官僚開始聯合起來開辦新式資本主義企業。在商人中，買辦的唯我獨尊的地位開始動搖。這時洋員也進一步熟悉了中國的習慣，洋行亦越來越想繞過買辦直接同對方打交道，從而排除了對買辦的需要。隨著中西貿易的倍蓰增加，中國雇員在洋行的作用和地位逐漸降低。他們喪失了權力的基礎，變成了單純的執行代理人。1899年日本三井株式會社首先取消買辦職位；1907年橫濱正金銀行繼起效法。越來越多的買辦都在利用從洋行所得的利潤開辦獨立的中國企業。相反，那些獨立的商人或“民族資本家”，卻經常向外國人借貸，或把工廠賣給外國人。私人企業或資本同官辦企業的界線，變得模糊不清了。許多官辦企業經營的資本中較大的一部分是私商投資的。而且一位官員投資于官辦企業，能說這與投資於私人企業不同而認為他不是資本家嗎（見第八章）？官僚是從來不把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分得一清二楚的，他們的態度多半取決於這項事業經營的結果。如果經營失敗，他們就把自己的失敗轉嫁于其他股東，而不是自己去償還政府貸款；如果有紅利可分（在1900至1911年期間經常分紅），官僚們總是認為他們投了資，利潤都應歸己。最後，甚至在經營方面，由於官僚們越來越多地親自插手而不是託付給商人管理，官方企業就更象私人企業了，因為私人企業也能得到一部分官僚資產和官方扶助。利用官方勢力的企業的特點是規模大，而不是經營的性質。毫無疑問，官僚們與新的經濟活動更有力的結合，促成了資本主義的大規模發展。

在二十世紀之初，從傳統的上流社會還產生了一個新的社會階層。這個社會階層無以名之，但是當時文獻提到的“紳商”幾乎都是指它。紳商既可指官員和文士，也可指商人，這是兩個不同的並列範疇，同時又不同於“民”和“官”。不過這種稱呼越來越罕見了。一般說來，若將這個名稱用於一個集團，那就是泛指參與商業的官吏和文士、擁有功名和官銜的商人，以及同他們有聯繫的純粹文人和商人。如果這個名稱用之於個人，那僅指前面兩類。我們可以將它譯作“商業紳士”。誠然，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參與商業，但是，必須從最廣泛的意義上來理解“商業家”，他們包括從事貿易、銀行、工業和各種企業的人，不過他們都具有資本主義的特徵。還必須記住，這個術語用於許多不同的場合。其中有象中過進士並在政府中任過不同官職的沈曾植之類的人。他掛名領薪、寫書、大收其地租，弄到大量錢財；他還投資於銀行和鐵路。另一方面，也有象黃佐卿這樣的人，他通過各種工商業經營而取得勢力，並且一心一意想取得官銜。

經營商業的紳士是新紳士階層當中的多數人，是它最活躍、最有影響的部分；新紳士階層用在義和團時期促成組織“東南互保”以及在1901年以後鼓動和支持朝廷進行維新運動的行動來顯示它這個集體的存在。但是，很難認為這兩類人是完全一樣的。當時的人們把山西錢莊老闆這類商人視為紳商，他們儘管大做買賣，卻保持著舊傳統，甚至他們的經濟觀點也是這樣。另一方面，雖然其中有些人與工商界沒有直接的聯繫，我們卻應當把那些支持維新的人算作這個現代社會名流集團，而不論他們依然是利用其地位從而獲得特權的傳統士大夫，或者是身居城市靠賣文賣字為生的知識份子，甚至或者是軍官，總之，都屬於這一類人。

這個現代社會精華階層是否組成了資產階級呢？毫無疑問，他們具有許多資產階級的特點，但是他們仍過多地被傳統的經濟和社會的形式所束縛，所以還不能被稱為資產階級。事實上，在1905至1906年以前，資產階級分子是同其他階級的分子混在一起的，我們很難分辨出來。每個人都被家族、個人和職業關係所纏縛，傳統原則與現代原則就在這些關係中發生衝突，但其程度則隨著個人的情況和性情而有所不同。只是在清朝的最後五年，真正的資產階級才開始出現，那是一批現代的或半現代的實業家、商人、金融家和大工業家：他們被物質利益、共同的政治要求、集體命運感、共同的思想和與眾不同的日常習慣等等聯繫在一起。中國資產階級的特點終於形成了，這是與帝國主義列強和洋人的來臨相對抗的結果。從1905至1911年中國企業的全部資本增加了兩倍，隨著經濟實力的增長，資產階級就開始反對政府的無能，抨擊政府不提供保護。在地方事件、立憲運動和恢復國權的鬥爭中，他們都採取反政府的立場。他們非常熱烈地支持民族主義，要求參與管理租界、海關和制訂關稅；他們還組織抵制洋貨、建立商團以反對外國的控制。

然而，作為一個階級，資產階級僅在上海和廣州才有，天津、漢口和其他大商埠只有一些資產階級分子。他們意識到自己的存在，以自豪的口吻自稱為“企業家”。但是，當時的人們是很少這樣看待他們的。他們很少獨自行動而往往成為附屬品，依附于他們從中脫穎而出的現代上流社會的巨大主體。

某些制度是同特權階級內部的變化有聯繫的。明清兩代的官員一般都聘請本階級的同僚為私人顧問（幕友），尤其在刑名和錢糧方面。到了清末這個舊規又滿足了新的要求。各省高級官員為個人設立了文武兼顧的幕府，以承擔鎮壓太平軍、同外國人打交道的一些新出現的任務。如馬建忠、薛福成等第一批洋務專家就在幕府中一起共事，一部分新興的工商業家如盛宣懷、政治活動家如唐紹儀也在這種地方初露頭角。不過，曾國藩、李鴻章或張之洞在提拔這類人或羅致其他公認的專家方面所採取的下一個步驟，則是任命他們為委員來負責一項特殊的新工作。另外一個辦法則是按照清代行政的傳統，設置非法定的署或局。象管理兵工生產、厘金和工廠企業等的許多新機構都稱為局，總是以非法定的官員即委員負責主持。唐廷樞和容閎就曾擔任過這種職務。十九世紀後半期發展起來的幕府，以及後來擴大應用的局和委員體制，多少為行政幹才提供了活動天地，也成了溝通舊文人學者和新專家的主要管道。幕府這種非正規的組織是由通曉各省情況的人以及由對組織和供養他們的“恩主”一心效忠的人所組成，它起了醞釀社會改革的作用；但到了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以後，這種組織卻被另一些更多地擺脫了儒家傳統的機構所取代了。

越來越多的現代社會精英人物都曾就讀於按西方課程教學的新式學校。重點進行宗教教育的教會學校，無論是用中文授課的天主教教會學校，還是大多數採用外語及其他外國方式授課的新教教會學校，起初都根本沒有引起社會精英的注意。新式學堂最初由政府興辦，接著由新教傳教士興辦，它們把半中半西式教育推廣到了中學和大學，宗教課程也讓位給普通知識課，只有到了這個時候，這種新式學堂的效果才變得明顯起來。儘管在1890年新教教會辦的學堂有 17，000學生，另外還有幾所小規模書院，但它們也同幾所官辦學堂如北京同文館和福州船政學堂一樣，培養出來的學生都得設法進入幕府以獲取有影響的職位。只有隨著1895年以後的維新運動和1902年建立全國性的現代教育制度（這項工作在1904年頒佈了這方面的章程才完成），胸懷大志的青年學子才不得不進現代學校深造，以便進入新的世界。可是，儘管學校的文憑中也授予傳統的功名，但因科舉制度根深蒂固，要謀一席地位，還是得走傳統的道路才更有把握，更加方便。為了結束這一雙重體制的局面，1905年9月2日廢除了舊科舉制度，這才使得現代學校樹立了對社會精英施教的獨佔地位。

1902年共有現代學校35，787所，1912年為87，272所；學生則從1，006，743人增至2，933，387人。與辦學者的意願大相徑庭的是，由於教學大綱零亂，內容脫離中國實際，教師品質差，這些學校不僅無助于鞏固清王朝，反而促使學生提出抗議和請願。各地雖然也曾做過努力以改善教育品質和擴大教育範圍，甚至在傳授有利於國家發展的技藝時產生了極好的效果，但是這一切反而使新的社會精英分子疏遠舊政權和脫離民眾；他們各行其是，只有一種十分混雜而往往是模糊不清的民族主義思想才能使他們聚集在一起。但是，由於新式學校強調集體努力和紀律而截然不同于傳統的書院只注重個人造詣的傾向，它們倒是能使得青年認識到自己的力量。學生發現了集體行動的威力，便用它來發動多次罷課和抗議運動。在辛亥革命中，青年學生的這種沖勁在社會上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

1905年以後，各種學會蓬勃興起，教育、制憲和農業等領域的許多專門聯合會在清王朝的最後十年中也紛紛成立：它們都足以證明社會精英的社會思想正在起變化，而且無疑也是傳播新思想的最有效的手段。它們吸引了那些已負起社會責任而且還能承擔更重大責任、因而最能直接推進變革的人士。

緊接著中日甲午戰爭以後，康有為創辦了強學會。此後各種學會風行一時，創會的目的在政治而不在學術，這與傳統的文人結社不同，是犯法的，特別是違反了康熙禁止文人幹政的聖諭。它們制訂了自己正規的規章條例，其嚴格性與任何地區的、家族的、官僚的、甚至非正統的傳統集團的習慣方式大不相同。這些強制性的和組織上的特點尤其明顯地反映在二十世紀頭十年的各種協會內部，不過這往往是得到政府支持的；例如1906年頒佈的教育會章程，要求從縣到省層層建立組織，對組織機構和會務的規定極其詳盡，以便討論。1895至1898年建立的各種學會共有近萬名成員，其主導思想由康有為提出，內容是動員和教育文人，使之立即實現全國團結和要求一定的民權。它們鼓吹的政歸全國全民的思想，同與之對立的君權至高無上的思想原則肯定是格格不入的；但是，這些學會仍恪守儒家事君的學說，只希望變成同皇權合作的工具。

可是在百日維新失敗以後，社會精英人物的各種聯合會逐漸變得好鬥了，甚至在政治上成了激進的反對派。在1904至1905年，主要由學生組織的團體把這種發展推向高潮。在其他團體中，這種發展過程更長，更複雜。那些聯合會用合法的方式反對官僚暴政。它們求得了官方承認，但並未象政府所期待的那樣仍舊忠於傳統制度，倒是使他們成了名副其實的政黨，成了各自所代表的某一階層的利益的代言人。實際上，往往同一個人既是教育會的領袖，又是憲政促進會或保經利聯合會的首腦，例如江蘇的張謇、湯壽潛、許鼎霖，浙江的張元濟，湖南的楊度、龍璋和廣東的陳惠普。這些聯合會的會員日益增多，使他們更有代表性，因而成了不依賴官方支持的政治力量。1909年，723個教育會共有會員48，432人，會員遠不限於教育界（教師只占少數），從士大夫到工業界領袖無所不有，這反映了現代社會精英階層的總的面貌。他們受過教育，有錢，有行政才幹，並且集體負責，因而大大地引人注目。他們是有財又有能力的上等人，決心迫使官僚實行改革。

在這些聯合會內部，擬議是在省或地方一級統一和提出的。機構一旦建立，就被內部的推動力量推得更遠，蔑視皇權，大背創建者的初衷。 1909年選出的各省諮議局，就是現代社會上層所要求取得的地方自治權的組織上的體現。在清王朝最後兩年，這些諮議局用行動顯現出它們是一支團結的力量。由於選舉法的規定，百分之九十的代表都是科第之士，但是他們比較年青，大多數居於大都市，往往同現代企業有聯繫。儘管諮議局中工商業者所占的比重不大，它們實際上積極地代表著現代上層社會的利益，尤其是竭力維護私人企業的經濟利益。

在新式學校、各種聯合會和各省諮議局普遍發生作用的同時，還有形形色色的專業機構也有助於分清新舊兩種上層分子。例如，商會就是這樣的機構。第一個商會是1902年在上海建立的。1904年1月降旨認可並規定了在全國建立商會。到1909年，便有商務總會44個和分會135個。商會作為地方工商業家的聯繫機構，並沒有取代傳統的行業公會；相反，行會往往隸屬於商會。因此，商會有助於加強工商各界日益發展的合作和聯合。商會的作用最初被認為是行政當局的齒輪，是地方商界同政府和外國人打交道的正式代表。因此，商會都願推舉那些有功名或者有官職的人當會長，這意味著商會往往先滿足大實業家的需要，其次才是滿足普通店主的需要。但是，商會很快擺脫了清朝官員的影響，成為整個商界的代言人；隨著它吸收傳統的優秀文士，以及現代公司的發展，其性質也隨之在起變化。

還有與傳統的錢莊銀號相對立的現代銀行這種機構，也開始更緩慢地和範圍較小地改變著社會習慣，這與1904年上諭中規定的類似的有限公司的情況相同。這些企業的結構也許加大了經理人員同下屬的距離，並且同顧客的關係也無疑會受到損害，但是，它們鼓勵大膽的進取活動，因為它們保證提供財政支持，而無須擔心要依賴個人或家庭財產去彌補可能遭受的損失。

這些促成並象徵著上流社會變化的各種機構，其共同特點是超然于傳統的官僚體制之外，並且同後者脫離關係。這也許是幕賓和局署員司專業化，以及新式學校對學生進行西式教育的結果；也可能是各種聯合會和商會具有鬥爭性的結果。這些機構推動和鼓勵其成員去認清他們與傳統秩序的分歧所在。

隨著統治階級成分的多樣化，其內聚力和團結也明顯下降。除了個人意氣之爭以外，新舊上流社會人士之間的對立加劇了。1867年洋務運動的支持者和反對者就同文館增添數學和科學課程所發生的思想和政治爭執，便是一個明證。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這種衝突更加劇烈。李鴻章及其門下每次提出的現代化倡議和計畫，都遭致大量的攻擊。這種攻擊是由所謂清流黨發動的。而官方的反對又得到了反對引進機器和現代經濟的地方勢力的支持和鼓勵。地方長官們經常同社會上層人物一起發動群眾示威，1878年反對在開平開礦的活動即是一例。中法戰爭使清流派的攻擊戛然而止，許多清流派成員開始擁護改革。此後政府上層的分歧不是在經濟現代化這一原則，而是在其條件方面。1888年的進士考試題目就有關於國際貿易的一題。在1889年慈禧太后引起的修建鐵路的爭論中，軍機大臣、大學士、各部尚書、各省督撫和禦史等高級官員幾乎無不承認有必要修建鐵路。但是直到中日戰爭之前，許多經濟方面的創議又因具體的考慮而滯礙難行。大部分有影響的文士和官僚都堅決反對使中國進一步陷入外國的控制，而堅持只利用本國資源；但是後來他們又指出，本國資源太少，無力維持大工程，而且這些資源有被各省考慮不周的鐵路投資所耗盡的可能。實際上，考慮不周和管理不善的現代化可能帶來的社會後果，似乎使許多官員感到不安。尤其使人擔心的是大眾的失業和貧困，以及少數人謀取巨額利潤的不道德現象。不少奏疏都是一再強調“緩行”、“逐步實行”和“三思而後行”。這種瞻前顧後的態度基本上是想要控制社會進步對人產生的後果，結果使得全部努力都陷於癱瘓。傾向於優先發展新經濟的人，以及象劉銘傳那樣贊同商人階級占支配地位的人，那是很少的。還要看到的是，除了省會、幾個繁華的州府和通商口岸以外，多數地方的文人對這些問題是漠不關心的。

甲午戰爭的失敗加深了這些裂痕。為了挽救國家，一批上層文士和官僚支持維新。他們消除了儒家的禁忌，力爭創建現代企業，宣稱發展經濟是國家的當務之急。在力主維新的上層分子和其他被當時小說家無情地譏斥其自私、卑鄙和無知的人們之間，敵對的情緒加劇了。傳統的上流社會進行反擊，其手段不僅是請願、散發傳單和搞官場上的小動作，而且使用暴力、襲擊和搗毀工廠與新式學校。他們鼓動並支持鎮壓百日維新。在北方各省，他們有些人跟義和團志同道合，認為義和團是反對現代化的。然而，現代的上流社會人士同傳統的上流社會人士之間的誓不兩立後來又開始緩和，或者不如說採取了新的表現形式。在1898年春，甚至在百日維新前，面臨著康有為的行動會帶來的不可避免的後果（即文人稱霸政壇的局面和社會統治集團的將被壓制）時，許多曾經熱情追隨和支持他的文人和官吏都畏縮不前了（見第五章）。他們為了重新表白自己信守他們所賴以取得合法地位的儒家正統，便自然而然地尋求仍舊忠於傳統的同胞的支持；同時他們又打著“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向同胞們指出順應時勢的前景，以及發展他們的物質和政治力量以彌補其精神權威所受損失的方法。鑒於廢除科舉迅即被人們所接受，看來這對上流社會的特權必定毫無威脅，而只是換了一套用以衡量他們地位的新標準。上流社會的地位從此取決於是否上過新式學校，這就是為什麼那些最保守的上層分子也熱心于創辦新式學校的原因。

在清朝的最後幾年，新特權階級內部也發生了分化，但它實際上更多的是思想分歧而不是社會分化。溫和派與革命派的區別，並不真正反映較富的與較貧的資產階級分子的區別，也不真正反映民族資產階級與買辦資產階級的區別。而且這種區別也不宜用來區分以發展工商業為職志的資產階級與依然植根于傳統結構的上層分子。更不能認為是幾代人之間有裂痕。選擇不同的道路只能從個人經歷和品格的不同來求得其解，例如1873年出生的梁啟超和1868年出生的章炳麟二人都是受過經學教育的學者，但一為維新派，一為革命派。出身湖南紳士之家的革命家黃興，同身為上海維新派商人的李厚佑，情況也是這樣。

我們不要過分估計特權階級內部對立的尖銳性，因為在同一家族內部也是常常發生意見分歧的：有些家族成員可能走著新路，另一些家族成員則繼續在走老路。但是，家族關係總的說依然是牢固的。徐錫麟是浙江光復會領袖之一，多年來便一直受到他的身任巡撫之職的表兄弟的保護。鎮海李姓家族有些人做了官，有些人靠祖傳土地收租，還有些人跑到上海開辦錢莊和經營不動產交易，而李姓家族的其他人都向這些莊號投資。在西歐，“勝利的資產階級”的若干家族是根據已經明顯分化後的根本利益結合起來的；而中國的家族則不同，一個家族如果思想開放，基本上同情新思想，便常常從事各種各樣的職業，雖然職業的差異仍是很不容易分清的。

顯然，導致現代上流社會興起的逐步變革，對傳統書香門第的影響也不是一般齊的。在清朝最後四十年，許多書香門第都走向衰敗而湮沒無聞，窮困潦倒。我們能夠說這是人們經常所講的、在嚴格的社會等級制度下保證上流社會不斷更新的那種傳統流動性的正常表現形式嗎？或者說這種現象已經加劇了嗎？根據我們現在的認識還不可能這麼說。某些書香門第的衰敗肯定引起過同時代人的注意，但是，由於太平天國以後有功名的人普遍增多，這種情況可能就絕對數量而言是明顯的，但是就相對數量而言卻不是事實。我們不能肯定1900年以後特權階級的人數是否繼續增加，也不能肯定是否象從前那樣，有一家亡，就有一家興。然而，對大多數上層分子就讀于現代學校的情況的統計似乎表明，情況並不是這樣。而實際上，新式學校費用較高，同以前只要具備一定文化程度就可以進去深造的書院的學生的人數相比，中學的學生數就淨減了。

這種變化過程的多樣化和不平衡，主要造成了民族的和地區的差異，甚至引起了敵對，但並沒有導致上流社會的各社會階層在全國範圍內發生對立。那種使漢族上層驚慌失措的變革，對滿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幾乎沒有什麼影響。一些民族——特別是滿族和蒙古族——反對的是那些只會損害它們在傳統社會占統治地位的變化。另一些民族則由於遠離新型經濟和文化中心，對變化的影響感覺並不太強烈。因此，把非漢族貴族同漢族紳士聯繫在一起的利益紐帶（如果不是文化紐帶的話）正在鬆弛。在向現代轉變的潮流比較高漲的沿海各省同這種轉變不太明顯的內地各省之間，這類情況也是很顯著的。但是，即使在各個最先進的地區之間，新的社會上層的情況也明顯地不一樣。直隸的上層人物同官府聯繫密切，是靠官府的扶植而存在的，起初以李鴻章為中心，後來則以袁世凱為中心。長江下游的新統治階級，在政治、思想和經濟觀點上都同傳統制度更加針鋒相對，儘管他們當中很多人原來就是紳士。在廣東，現代的上流社會中的商人比文人佔優勢：這個上層社會受到的限制較多，但同時也更傾向於激進，而且海外華僑在它裏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以同鄉關係維繫的官僚集團（例如李鴻章支持的安徽幫，翁同龢庇護的江蘇文人學者），還有以地區為基礎建立的幫和會館，逐漸被蒙上了一種新的地方主義色彩；這種新的地方主義更關心的是特別維護本地及其居民的利益，而不是關心一個文化共同體的利益。它比較不大注意個人之間的關係，而寧願為一個廣大地區及其全體居民獻出熱情，這大概是民族主義興起的先聲。但是，在其最早的表現形式中，尤其在1900年使南方各省從北方及義和團在那裏的控制中擺脫出來的“東南互保”中，新的地方主義造成了對立。後來，現代上層社會搞的地方自治那一套，也使各縣之間和各省之間互相激烈地爭奪，這是因為各方只關心獨佔公共的資源，損人而利己。地方自治有時又傾向於後退，似乎只要把一座模範城市搞得又安定，又現代化，又同心同德，就可以置整個國家當前的混亂和貧困於不顧。

然而，具有最嚴重後果的對立還是城鄉雙方的上層分子分道揚鑣：城市的上層人物受到西方的感染，他們尋求變革，而鄉村的上層社會則原來是其文化、政治和社會的溫床。社會上層人物的都市化是一個古來就有的現象。早在宋代，城市就以其高雅的文化和商業吸引著文人學士和農村地主。他們經常進城遊覽，有錢人還在城裏另買宅第，甚至移居城市。這種向城市流動的趨勢在十九世紀有增無已。商業的發展擴大了城市的規模，提高了吸引力。但是，農村的上層分子這時也被迫進城另辟財源，例如放高利貸，以彌補由於財產的分散、幣值的不穩和佃農反抗的日益增多所造成的地租減少。在十九世紀中期以後，農村經常不太平的局勢甚至迫使大財主也卜居城市。太平軍叛亂時期，許許多多的社會上層人物都逃往上海，上海便成了他們的主要居住地方。

在二十世紀初，社會上層人物的都市化具有特殊的意義。他們遷居城市意味著不僅住在城裏，而且關心城市，這樣甚至使他們對農村的問題更加漠然視之。在科舉廢除之後，要取得上層人物的身分就得進新式學校。這些學校首光辦在城裏，而且費用高昂，這就使得富戶豪門不能再資助鄉村學堂了。城鎮面臨帝國主義的威脅更直接，所以這裏的社會上層人士就更關心軍隊的現代化和工商業的發展，很少去留心組織民團和發展農業。那些仍然擁有土地的人則通過租棧、總管和收租人同佃農打交道。官員中因朝廷命令奪情而使丁憂守制的慣例逐漸形同虛文，也使長期流連家業成為不可能，因為長期守制在過去往往加強了官員與其祖業的聯繫。城市的上層人士便這樣逐漸地與鄉村隔膜起來，因此就整個動向來說，城市的上層社會與鄉村的上層社會是志趣各異的。

儘管這是總的趨勢，但是在1910年，長沙的王先謙和葉德輝兩位紳士雖身居城市並大量投資于現代企業，卻又操縱過一次大概是由他們自己的投機活動（他們也是傳統的米商）所引起的米騷亂，他們想方設法把矛頭對著城市改革的象徵，即官辦學校、銀行和員警所。然而，進步還在繼續，這從人們的觀點和生活方式的改變中可以看得出來。在富裕市民中，比較明顯的表現是開始關心婦女解放的問題。1894年在廣州建立了第一個反對纏足的團體。隨後各省省會都有同樣的組織，婦女可用本人姓名與其丈夫一起入會。經過幾次請願，1902年頒佈的上諭便禁止纏足了。於是，這種舊習就在城市迅趨消失，因為有些認真的地方官要處以罰款；但在農村就不是這樣了。傳教士在鴉片戰爭之後不久便舉辦婦女教育，不過長期以來只辦小學，課程主要是在宗教方面，並為富裕之家所不齒。第一所非教會女校是1897年2月由徐謨（後任海牙國際法庭法官）的母親江蘭陵在蘇州創辦的。不久，上海、北京和廣州也接著開辦了女校。官方在1907年頒佈了關於婦女教育的法令。次年，江蘇省便擁有女子學校105所，學生4，455人。各省諮議局都贊助婦女教育事業。民國初年，教育部的官方統計的女生為 141，430人。婦女也出國留學，最初都是自費。1906年便有十三位婦女前往美國。1907年婦女也可以申請考政府的獎學金：這一年有600人申請留學美國，批准了31人，其中有3名婦女。1910年有150名婦女留學日本。只要是特別積極參加革命運動的年青一代，他們都願意喚起婦女覺醒，並通過文學作品和報刊引起公眾注意。他們的呼籲並非徒勞無益。大城市的富有人家開始同意婚姻自主和婦女可以出外工作。私立小學實行男女同校；在中學，女生的學習課程也同男生一樣。一些男子還支持婦女提出的參政要求。

由於最活躍的分子進城去求學或發財，傳統的鄉村上等紳士便覺得群龍無首了。他們對西學既難適應，又不可能真正掌握，西學的優越性使他們的學識聲望受到損害。他們的政治影響被局限在鄉、鎮和縣裏。這種影響因具有地方諮議局提供的法律基礎，鄉村的社會名流無疑還是相當強大的，他們敢於濫用權勢而不懼怕政府干預；可是，現在他們同上層當權派的聯繫減少了，不能再象過去那樣憑他們所有的關係為所欲為了。他們幾乎不可能對當地社會提供有效的保護。這樣，他們先前在大眾面前擁有的道德和社會權威，以及他們作為表率和人望的作用，就被他們曾經支持過的帝國損害了。

目前的研究狀況還不能使我們對統治階級內部新舊兩個集團的力量對比提出確切的數字。但是，設想一個大概，著重指出變化的重要意義，還是可以做到的。例如十九世紀之末有功名或有爵秩的人的總數為1，443，000，而在1910年6月散發的、由各省諮議局起草的要求立即召開國會的請願書上簽名的人數為300，000。這兩個數字我們是可以進行比較的。

隨著傳統文人階層的分化，它不再把自己與帝國視同一體了。雖然其成員仍然構成特權階級的多數，但是另一些人已經通過工商業、軍旅生涯和技術工作而使自己躍居平民之上，擠進了上層階級之中。更重要的是，紳士已不再象過去那樣作為傳統的特殊社會集團而把持著社會。他們也不再因為是支持同一政治制度，或一致信仰儒家思想，或維護共同的合法特權，而團結在一起了。在新興的資產階級同近代上層分子和農村上層分子中間，雖然利益各異，但確實存在著一種結合。這就是為了捍衛既得利益的一種結合。但是，這根本談不到具有建立在基本原則之上的團結一致的感情，而正是這種感情在過去千百年來保證了文人階層的團結和帝制的穩定，儘管其中每個成員的經濟狀況並不相同。


第02節 平民百姓縱觀

在最初，下層階級中的變化似乎遠不是引人注目的。產業工人是唯一的新的社會集團。他們最初出現於廣東和浙江，特別是在鴉片戰爭之後不久的香港，在那裏的洋人造船廠和修理廠做工。這些第一代產業工人最初主要是由有專門手藝的城市工匠組成的；由於1860年以後興起的官辦企業和外商工廠需要工人，他們在對大部分工人進行的技術教育中作出了貢獻。1872年左宗棠創辦蘭州製造局時從廣州招募工人，因為他們以手藝聞名。1868年上海的第一次罷工，就是由新創辦的美商耶松公司所屬造船廠的廣州工人組織起來的。

工業無產階級的發展，從1894年的十萬人增加到1912年的六十六萬一千人，這主要反映了大批沒有技術的勞動力流入工人隊伍。這些勞動力大都來自農村，往往是新近加入了城市貧民的行列，其中包托大批婦女和兒童。開始時招工很難，也不穩定，在礦山更是如此。開平煤礦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雇工一千名，曾經花錢從汕頭和廣州高價招聘有技術的工人，也從當地農民中間招收臨時工（他們冬天進礦做工，夏忙季節回鄉）。這些當地的工人在1882年曾舉行罷工，要求與南方工人同工同酬。

這些涉及人員管理方面的問題也許可以部分地說明，為什麼傳統的勞動組織留傳下來的雇工辦法仍占主要地位，而自由雇工則被忽視。當時雇工往往是通過各種中間人如把頭和買辦進行的。有兩種基本制度：合同學徒制和包工頭招工制。前者來自傳統的行會，直隸和長江中游一帶的紡織廠和機器廠都採用這種辦法。事實上它的傳統功能已經消失。招收學徒不過是使用童工和廉價勞動力的一種藉口，他們的地位近似苦役，根本得不到正式雇傭的保證。上海一帶和礦山特別盛行包工制，它的特點是公司授予包工頭全權招工。在整個受雇期間，工人被迫在經濟和社會上依附於包工頭。這種制度使工人處在近似于被奴役的狀態，很象外商讓買辦對中國員工全權負責的做法，追本溯源，它特別與雇用沒有技術的農工和礦工的習慣做法有關。它也產生了殘酷虐待的行徑：例如1881年在湖南招工者來到賭場，將農民灌醉，誘使他們去賭錢；一旦還不起債，他們就被“賣”到礦上，被迫下井幹活，直到幾個星期或幾個月以後精疲力盡而死。

隨著工業化的發展，工人的物質條件在某些情況下也有所好轉。江南製造局的工人在1867年的收入，是同一地區農業勞動力和苦力的四至八倍，工作八小時後直接收入墨西哥銀元一角至二角。那時金陵製造局的勞動時間是十一個小時，天津機器局是十一個半小時，但是每兩周有一天休息，這在傳統職業中是聞所未聞的。然而，隨著招工愈來愈容易，每天的勞動時間便延長了，但兩周休息一天的辦法還是在普遍推行；在1905年前後，工廠經常是連班倒地開工，即實行每班勞動十二個小時的兩班制，全年勞動三百到三百二十天。此外，由於銅幣貶值加上糧價上漲，工人的實際購買力大為下降：物價平均漲一倍，而工資只增百分之七十五。工人往往只能一天吃上一頓飯。儘管一些大企業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設立了小小的醫務室，開始為工人的工傷付出微薄的補償金（這在當時已是一大進步），並且某些企業主同意提供比較安全和衛生的勞動條件，但是多數工礦的工人仍然是在極其有害于健康的條件下從事勞動，得不到任何保護。嚴重事故的頻繁發生、職業病的盛行、衛生條件的惡劣，這一切使人想起歐洲工業革命初期的狀況。對輕微過失動輒罰款和施加體刑，這樣的苛刻政策往往放縱監工對工人橫行霸道。

工業勞動的技術性不強，加之人員變動頻繁，妨礙了工人採取聯合行動。然而，幾個主要商埠的大公司的確集中了大批工人，如上海、廣州和武昌三地的工人即占總數的三分之一以上。正是在這些集中的地區，勞工的戰鬥性最強。在1900到1910年間，上海四十六家雇工五百人以上的工廠共有工人七萬六千人；這個時期有案可查的四十七次罷工中，有三十六次是發生在上海。罷工頻繁被外國資本家視為不祥之兆；大多數罷工是出於起碼的經濟方面的不滿，主要是反對低工資，也反對普遍惡劣的勞動條件。罷工是自發的，但往往很激烈，甚至搗毀機器。外國公司更容易成為攻擊的目標。這種行動表明對現代工業企業存在著強烈的仇視情緒，就象十九世紀初期的歐洲那樣。這種情緒是剛剛形成的無產階級從農民和工匠那裏繼承下來的。不僅如此，它還表明存在著一種激進的民族主義，它是十九世紀後期民眾反帝運動的繼續，並且還使勞工運動具有一定的政治意義。

按年代順序可以看出中國早期的工人罷工經歷了三次高潮：1898至1899年有十次罷工；1904至1906年有十五次罷工；1909年起至清政府垮臺有三十四次罷工。顯然很容易使人斷定，勞工運動是與當時政治事件的主要階段互相呼應的：首先是列強的侵入、百日維新和義和團運動的爆發；其次是民族主義運動的復蘇、抵制美貨運動、同盟會的建立、湖南的反清暴動和憲政運動的興起；最後是共和革命。但是，只有1904至1906年的勞工運動看來的確與政治事件有直接關聯。廣州的碼頭工人和上海、南京、武漢的工人確實參加了抵制美貨的活動；華新紗廠舉行了反對日本資本家接管的罷工；萍鄉、瀏陽和醴陵的三千名礦工參加了湖南的反清起義。不過在這些事件中，無產階級的作用只是對其他社會集團組織的政治運動給予支持。其他幾次大罷工與政治事件的巧合，似乎沒有內在聯繫，而純粹是由於經濟情況造成的：清末的通貨膨脹和糧食歉收導致勞工提出越來越多的要求和產生其他的不滿。

儘管工人在大多數罷工中表現了高度的團結，二十世紀初的中國無產階級還是深受使傳統行會大受其害的地區和行幫對立的影響。例如某公司有同鄉或同工種的工人舉行罷工，但它的其他工人卻常常袖手旁觀。

事實上，大城市的技術工人，尤其是機工、木工和織工，雖然已經受雇於新式的機器廠，卻仍然屬於手工業社團，他們在進大工廠之前就是在這裏學藝和工作的。上海造船廠的木工和鐵路上的機工，象手藝匠人那樣加入同樣的行會。在工業化的前夕，行會能夠施加充分的影響來維護其利益，尤其是在工廠使用技工方面。工廠不得不利用行會作為代理人去招收熟練工，這些工人被迫繼續向行會交付會費。在辛亥革命前夕，參加行會基本上成了定規，這樣做常常是為了想從行會辦的善舉中得到好處。

非熟練工人多半組成幫或幫會，這是一些鬆散組織，由同一地區的無業工人擁戴一個頭目所組成。頭目往往是包工的仲介人。在某些地區和行業中，秘密會社的影響也很大，例如三合會及其分會一向在礦工和搬運工中吸收大量會徒。在廣州和香港，秘密會社控制了各行各業。他們為了報復艦隊司令孤拔襲擊福州和臺灣，在1884年組織了一次不亞於總罷工的罷工。

通過秘密會社的管道，也有為數很少的工人加入了革命組織，例如1911年同盟會就曾吸收過興建川漢鐵路的勞工和滬甯、滬杭線上的鐵路工人。但是，這些工人是作為個人加入革命組織的，而不是整個無產階級的集體行動。這些組織沒有一個是專門代表勞工利益的。雖然也正在創立更加嚴格的按行業界線的組織，例如1909年在廣州成立的機器研究公會以及廣東機器工會後來派生的組織，但其成員既有工人也有小雇主；它們首先重視的是通過工廠和課堂學習來提倡技術教育。1902年為開平礦工、鐵路工人和泥瓦工開辦的唐山俱樂部，給工人提供了讀書、聽音樂和娛樂的方便。有技術的工人更喜歡以等級為基礎建立單獨組織，例如1906年在廣州建立的郵電職工俱樂部。但是，所有這些組織都是連絡感情性質的，主要目的是業餘活動、互助和學習。有組織的勞工運動同這些早期的勞工協會沒有直接的關係。

工業無產階級人數太少，覺悟太低，還不足以在民眾中形成一支獨立自主的力量。毫無疑問，罷工使它有了不同於眾的面目，並為其發展開闢了道路。但是，由於無產階級還年青，流動性大，需要它做的工作又是非技術性的，所以只能說明它在進行質的轉變，這種轉變將使它與曾經孕育它的社會集團，如貧苦農民、熟練工匠和城市群眾等大不相同。它還起不了在民眾運動中應起的集體作用。

即使考慮把現代第三產業即服務行業的職員、機關雇員、各種商業和市政機構（如海關、公用事業和電訊等部門）的雇員統統算在新企業工人之列，以擴大其隊伍，直接同具有最先進的經濟和技術特點的工業生產有關的勞工數量，在勞動人民的總數當中也仍然是極少數。雖然資料缺乏，不足以提出精確數字，但可以說它所占的比重不會超過百分之一，還包括家屬在內。如果同新、舊上層分子之間的比例加以比較，這個新、舊勞動者之間的比例是特別低的。物質條件和世界觀的相應差異還沒有考慮在內。因此，工業資本主義對統治階級的社會組織的影響比對人民的影響要大得多。

農村形勢表面上沒有變化，但是也能看出它在變動。由於得不到文獻資料的證實，而且這種變動並沒有使生產關係或生產方式有重大改變，所以要確切地認清農村的變動是很困難的。在農村體制中只有一些緩慢的變動，但是總的說來，農村體制在這一時期是依然如故的。

在某些地區，尤其是在長江中下游以及山東、奉天、廣東和四川等省，富裕農民的數量顯然有所增加。這似乎是同商業的發展和土地所有權的變動有關。然而，商業的發展涉及幾種不同的因素，其一是內地商業的擴大，那是由十八世紀以來傳統的水陸運輸的改善所促成的，這種擴大也使城市發財致富。儘管十九世紀中期有過大規模起義的破壞，在廣州三角洲、江蘇南部和作為糧食貿易中心的長江中游一帶，仍舊能夠感到這種發展的影響。由於政府將大運河對私人運輸開放，山東中部和西部便依靠它形成了一個廣闊的區域性市場體系。隨著市場的擴大，出現了城市的發展和手工業內部更嚴格的分工；市場的擴大也刺激了專業的商品農業的發展以滿足城市人口日益增長的需要。這種農業體制反過來又吸收了城市的財富：城市商人購買農村土地，直接通過中間人管理雇工，同時又在市鎮設立店鋪、作坊和當鋪。農業、商業和工業往往就這樣攜手並進，相互受益。想方設法要增加土地的農民都願轉向這種類型的商品化農業，他們可以將所得到的利潤投資於市鎮的賺錢買賣中去。山東中、西部的這種市場經濟，在十九世紀中期受到社會動亂和天災的嚴重破壞，在1890年以後就被與開放商埠和鐵路有聯繫的商業發展所取代。商業活動此後轉到東部沿海一帶，而不再依靠運河了。這些地區也變成了農業向商品化和專門化轉化的地方。毫無疑問，此時的這種轉化使農業利潤更多地被吸收為城市投資，而農村回收的城市投資則是極少的。

在長江流域和廣州三角洲，同西方的滲透和商埠的發展有關的這一商業發展的第二階段開始得較早，並且又擴大了第一階段的影響。但是在東北，商業發展的第二個過程則是單獨發展起來的。

土地所有權變動的加速也許有利於富裕農民的增加。實際上，繼承人平分土地的習慣做法導致地產遭到週期性分割而小得不足以維持生計。連續的農業歉收、稅收的增加，以及預測不到的市場波動，在清末四十年中經常發生，從而迫使小土地所有者往往低價出賣土地以償還債務和勉強餬口。根據少數地區的統計數位，二十世紀之初地價明顯下跌而農產品價格上漲。安徽一個地主利用1910年洪水之災，竟買了九千畝土地。在困難時期，出賣土地的速度總是加快的。

不過，一部分農民發財並不一定是由於土地所有權的集中。某些地區的土地是有所集中的，例如在安徽和湖南，那裏有些文、武官吏在太平軍失敗以後得到了大量土地，但是這種現象既不普遍，也不長久。小土地所有者仍佔優勢。

收入增加往往是經營效率提高的結果，但也反映了已經引進可以獲利更多的經濟作物，如鴉片之類；效率提高也使一些農民能夠擴大耕種面積。四川就曾出現一種自己土地很少或者根本沒有土地的富裕佃農。在山東，地主成功地引進新的農業技術，一般都在不超過五百畝的土地上應用。這些“經營”地主自己耕種，同時又雇工幫助；由於更多地使用有機肥料和較好的農具，其產量要比小生產者高百分之三十到五十。增加的收入被投放于商業和金融活動，而不是用來購買更多的土地。

江蘇南部還出現了租棧，這是一種從幾戶地主（多是不在農村的地主）的土地收稅和收租的機構，它使少數仍在農村的地主能夠通過管理租棧來增加收入。於是，它們就使農業經濟內部一個寄生的集團興旺起來。這個集團是由收租人和土地丈量人所組成，其中許多人往往還在衙門兼差，所以能利用其雙份收入來放高利貸、做小買賣或者購置土地。

以上所述種種變化，許多都是一種漫長而緩慢的發展過程的繼續，結果導致各地產生一批農村新寡頭。這批新寡頭同傳統的上層文人並無多少淵源；後者在太平軍起義之後已經逃離農村，拋棄了農業。農村新寡頭的地位並不比生員高多少，而以生員和監生為多。他們沒有文人那種傳統的文化聲譽，在地方上他們也不承擔司禮儀的傳統職能，但他們確實需要並且得到了官府的直接幫助以維護私利。這些人很少自費養兵，卻深知如何為自己的利益而利用太平天國之後仍然在活躍的或因臨時危機而重新集結的民團。這些農村新寡頭還能夠在十八個省份的未開墾區和邊境地區佔用大量官地，他們系統地進行開墾，不受習慣性的保佃措施的限制。

農村某幾類人在光緒和宣統年間能夠比較富裕，似乎並非因為農業生產有所增加，即使從局部地區來看也是這樣。相反，如果當時有關農村普遍貧困的大量記載是準確的話，某些人直接犧牲了小農的利益才使他們個人的財產得以增加。廣大農民被剝奪了土地，或者不得不耕種經過任意分割而不足以維持生活的小塊土地，還要負擔增加的地租，同時又不再能用手工產品來彌補其虧空：所有這些情況造成的農民的逐漸貧窮幾乎是普遍現象。目前的研究還不能對此作出精確的說明；但是，農村貧困的日益普遍似乎影響到了清末社會變化的許多其他特點：手工業內部狀況的變化、移民、海外移民和半無產階級的產生。

少數破產農民加入了工業無產階級的行列。更多的破產農民則擴大了也在轉變中的手工業勞動力隊伍。在經歷二十年國內動亂所招致的大量破壞之後，手工業為了同外商和工業競爭，也在起變化。根據1864至1894年六個省的十五個城市的不完全統計，登記在案的七十六個手工業行會有四十三個是新行會。某些手工業嚴重衰退，如手工紡織在1905年只能滿足國內需要的百分之五十。產品用於省際貿易的湖南和山西的鐵廠也是如此，由於進口鋼材的競爭，到 1900年這些鐵廠實際上都冰消瓦解了。但是，其他部門在出口貿易和工業發展的推動下，正在發展，甚至創造更好的運輸工具。廣東、浙江、四川、山東和奉天等地的繅絲產量大為增加。在1870到1880年的短短時間裏，浙江、福建、臺灣、安徽、江西和湖北的制茶業也很繁榮，共有茶葉商號近四百家。中國特產如瓷器、扇子和竹製品等的需求量很大。另外，出口刺激了絲綢業的壯大，而運輸業的發展又擴大了榨油業、麵粉業和老式採煤業。1866年營口有兩家榨油坊，1895年增至三十家；蕪湖的碾米廠在1850年有二十家，1900年增至一百餘家。儘管工業生產的發展沉重地打擊了某些手工業，但也使另外一些手工業活躍起來：因為機器紡紗降低了耐用布的生產成本，這便使得一向以紡織業聞名的地區能大規模發展手工織布業，甚至以往從來沒有紡織業的地區也興辦了手工紡織業。在十九世紀最後幾年，手工製造火柴、肥皂、捲煙、玻璃和針織品的行業都發展迅速。

手工業產量的增加在引進大機械化工業之後尤為顯著，增產的形式基本上是辦工廠，擴大工廠，或者組織工人在家裏生產，計件付酬。這種生產所利用的是部分機械化的、或者至少經過改進的工具，例如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以後浙江的紡織工就已廣泛使用日制腳踏織布機。在十九世紀之末，手工生產棉製品的工廠不超過三十家，而在1901至1911年間卻開設了三百多家。這個時期政府也力圖鼓勵手工業，在各省設立了工藝局，使之負責開辦學徒作坊，發展技術，對某些企業提供幫助。這在直隸和山東頗見成效。

在一些手工行業中，資本主義的傾向改變了老闆、工人和學徒之間的關係，這種變化甚至反映在合作組織中。受威脅最重的行業不斷向專業化發展，對吸收外來學徒和幫工以及對生產率、銷售和勞動時間等方面都規定得更嚴，旨在限制競爭，並使不斷增加的同業者能夠盡可能平分微薄的利潤。這些措施毫無疑問使得許多手工業者能夠勉強維生，但卻有礙於積累資本和發揮積極性。在有大作坊發展起來的興旺行業中，有一種提倡把工人和學徒分別組織起來的傾向。這類組織仍然是排他性的，都附屬于業主的聯合會。在二十世紀頭十年，要求提高工資的罷工似乎越來越頻繁了。

儘管有精心的集體保護和工廠的發展，在十九和二十世紀之交，大多數手工業工人的前景常常是很渺茫的，因為他們依賴於不斷擴大但調節仍舊很差的市場，而且工業的競爭又使這個市場的利潤幅度劇烈下降。糧價高漲和所獲銅幣貶值更加重了這一情況。根據官方統計，1912年的三十個行業共有手工業者一千三百萬人。看來十九世紀中期手工業者有所增加，它以全日工或零工方式吸引了農村的部分剩餘勞動力，這也使得手工業者感到比以往更不穩定。流動的手工業者為數更多；茶廠總是擠滿了一文不名的流浪的求業者。破產的手工業者加入了工人的行列，變成了民眾運動的領導的一部分。

農村的貧困，經常再加上工匠貿易的厄運，造成了國內人口的流動。在太平天國之亂以後，大量人口的轉移尤其影響到長江下游各省，並使來自河南以及湖北、湖南、蘇北、浙東等人口密集區的移民，重新定居到蘇南、安徽、江西和浙北等遭到戰火蹂躪的地區。這種狀況直到清末還在緩慢地延續。在五十年內河南光山縣就有百余萬農民遷移到蘇南、浙北、安徽和江西六十多處地方。都市更是吸引了大量移民，例如上海人口在1880年為107，000人，到1900 年為345，000人，到1911年就增加到1，250，000人。這些移民帶著農業技術和殊風異俗從一地遷到另一地，往往弄得彼此關係緊張，或者造成不同的地方集團之間的衝突。

最大規模的地區間的移民運動無疑是北方各省（尤其是直隸、山東）的農民向滿洲的遷移。由於清廷的限制，以往只許滿人和八旗軍使用這一地區，所以長期以來這裏就是一塊神秘的地方，但在整個十九世紀，向這塊清朝發祥地的遷移不斷增加，並且逐漸合法化了。嘉慶帝在位時，直隸和山東連年遭受饑荒和自然災害，官方就在1803年“暫”准移民滿洲。在1786到1840年間，奉天人口從807，000增至2，213，000人；吉林從148，000 增至324，000人；黑龍江則從1771年的35，000人上升到1808年的136，000人以上。面臨俄國及其後日本對東北的覬覦，清廷於1860 年才決定鼓勵移民。許多最肥沃的地區於是逐一向數量日益增多的，由於農村不安定和貧困而被迫背井離鄉的華北各省移民正式開放。1907年，奉天、吉林和黑龍江都變成了行省，阻止漢人移民的一切禁令都被取消。當時每年遷來的移民大概有三、四十萬。1911年奉天人口增加到10，696，000人，是1897 年的兩倍；吉林人口增加到3，735，000人，是1897年的五倍；黑龍江的人口則有1，453，000人。

1880年以後，這些地區的採礦業、軍火工業和各種商業發展較快，呈現出一派特殊景象。習慣與傳統的影響很小，發財容易，但是隨著政府加強財政管理，稅收的負擔也立刻加重起來，而且在沒有集體保護和集體團結的情況下，經濟上掙扎求存的可能性也越來越小了。北滿有大量非法移民、原來的犯人、土匪、冒險分子、逃荒者和探礦者，他們統稱為“紅鬍子”：這些在十九世紀之末自發地以絕對集體主義和絕對平均主義為原則建立起來的社會組織，在那裏非法地承擔著各種行政和治安的實際職能。其中最著名的是什都喀共和國，它是以黑龍江的一個支流命名的，在1885年那裏共聚居有二萬人，曾引起幾位信仰烏托邦社會主義的歐洲旅行家的好奇。

正當華中和華北各省民眾設法擺脫貧困而在國內移民之際，華南居民則嚮往海外，以期能提高他們的生活水準。

在1876年以後，官方准許和鼓勵向臺灣移民，這吸引了福建南部和廣東北部幾個府的居民；當1895年臺灣被割讓給日本時，曾有二、三十萬人返回大陸。十九世紀後半期，成群的客家人從廣州三角洲遷到人煙稀少的廣東西部，尤其是雷州半島和海南島。雲南與印度支那的東京之間鐵路通車，曾出現臨時性移民熱潮；1911年這條鐵路就載運了一百多萬名中國的四等車乘客。但是，多數海外移民還是廣東人和福建人；在1840年以後，他們遍佈東南亞、太平洋沿岸地區、古巴和印度洋諸島，並且遠及南非。很難得出海外移民的準確數字，因為其中許多移民只是臨時性的。估計僑居國外的中國人在1876年約有二、三百萬，在1908年約有八、九百萬，大部分是在東南亞。這些數字沒有區分新來的移民和自然增長的人口。在東南亞某些華人區，自然增長率大概相當高，象檳榔嶼和暹羅很早就有中國移民。

政府以政治安全的原故，立法禁止向海外移民（但又無力貫徹實施），因此移民是在極端惡劣的條件下進行的。在1850到1875年間，外國代理人和航運公司用欺騙甚至常用暴力手段招募了一百二十八萬“契約”華工，到古巴、南美（那時非洲奴隸貿易已被禁止）和馬來亞的種植園與礦山當勞工，他們實際就是奴隸。這些不幸的人們擁擠在貨棧和船倉中，食不果腹，給他們許諾的微薄工資也從一開始就被騙走，因此病死和自殺使死亡率高達百分之五十到六十。在中外輿論的一致譴責下，苦力買賣的弊端迫使清政府和有關的外國政府對雇傭辦法和運輸條件共同進行了某些控制。葡萄牙人在1875年決定禁止從澳門以契約形式移民，這在理論上結束了苦力貿易。當時拉丁美洲由於內部戰亂也開始使苦力貿易失去了主要市場。此後移民雖說是由完全“自願”的工人組成，但實際上還是有一部分是以契約方式組織起來的。在1875到1914年間，用這種形式被雇傭並被運到東南亞、太平洋地區和南非的歐洲人殖民地當苦力者數逾百萬。

清政府既不能保護契約華工使之不受外國主子的剝削，也不能保護在十九世紀最後二十五年數量的增加快得多的自由移民。不過，中國當局的態度倒的確從漠不關心轉為給以關注和警惕。在陳蘭彬、郭嵩燾、張之洞、薛福成和黃遵憲等外交官和高級官員的影響下，政府終於開始意識到華僑在經濟和政治上的重要性。從1869到1895年，曾就在主要的華僑地區建立領事館問題進行談判。清朝的外交是維護中國人的利益，反對美國和加拿大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以及澳大利亞在1890年以後採取限制華人移入的措施。它抗議虐待華僑。1893年9月13日，上諭正式廢除禁止海外移民的傳統法令，並採取措施頒發護照，禁止地方官敲榨歸國華僑。這些措施鼓勵了僑匯和歸國投資，並且在移民不斷增加的時期方便了大陸同海外華僑保持經常的聯繫。二十世紀之初廈門每年出境登記者有十萬人，新加坡每年入境近二十五萬人。1907年華僑匯回的資金有七千三百萬兩。他們還為中國現代企業提供了相當多的資本。

華僑匯款回國使沿海府縣大量居民得以維持生計；它促進了廣州地區、華東諸省、甚至往北遠及滿洲等地的工業化；就全國範圍來說，僑匯數量大大有助於彌補商業赤字和外債造成的收支不平衡。而且在南洋（即東南亞），有為數眾多而且十分活躍的華僑富商甚至還為祖國的現代化提供了大量人才和精神鼓舞。在廣州附近創辦第一家以蒸汽為動力的繅絲廠的陳啟沅、李鴻章的幕僚伍廷芳和1901年曾奉旨負責經濟發展政策的百萬富翁張弼士等人，都是南洋華僑。華僑熟悉西方事務，相信經商的優越性，而且因身處備受歧視之地而產生的一種自衛感，使他們能熱愛祖國和堅持自己的民族特點。他們帶來了影響大陸的文化模式，例如言論自由和中西結合的教育制度，1886年哈瓦那開設的一所學校就採取了這種辦學方式。雖然清政府利用其海外臣民的財富和才幹，但清末的維新派和革命派也向海外華僑尋求物質支持和羅致人才，以幫助他們逃避在本國受到的迫害。特別有幫助的是秘密會社的支持：這些秘密會社在國外已經發展壯大，這樣就便於為處於少數民族地位的華人提供有組織的保護；它們也有反對滿族王朝的傳統（參見第九章）。

在清王朝的最後三十年，華僑在經濟、社會和政治上的作用，遠遠超過了他們在人口方面的影響，僅僅在中國東南部的少數地區，華僑的人口影響才是重要的。


第03節 半無產階級的產生

在大規模民眾起義被鎮壓以後，半無產階級興起了，即令下層人民的國內遷徙和移居海外也未能緩和這一在全國大部分地區相繼產生的現象。不論城鄉地區都廣泛存在著赤貧如洗的民眾，他們生活不穩定，居無定所，受饑饉、天災和傳染病的打擊最重。當時的有識之士對這一情景作過最有份量的描述。他們把這種不幸歸咎於以下幾種情況的綜合影響：農業困難，人口增長，內戰後的遣散兵員，由於引進技術和現代化企業所造成的失業（尤其在運輸業和紡織業）。

由於大多數農民和農村手工業者生計維艱，稍有風吹草動、農業歉收或稅收加重，都會使流民隊伍擴大。當時一系列嚴重的自然災害經常使得大片地區荒無人煙。直隸和奉天在1886、1890和1891年遭到水災。江蘇約六十個縣和安徽約四十個縣從1886到1911年連年遭受旱澇風蟲災害的襲擊。受災最嚴重的是黃河沿岸諸省，成千上萬的村莊年復一年成為旱澇災害的犧牲品，使它們既無時間又無資金去修復溝渠堤壩。許多地方的水利工程被棄而不用，這便加重了不利的氣候條件造成的危害，而使問題更加嚴重；廢棄的原因不單是管理腐敗無能，而且也在於地方資源枯竭。1902年四川七、八十個縣遭受旱災，破產的饑民多達幾十萬。農村傳統的團結互助和政府的微薄救濟，對於數不勝數的、失去了任何生計的饑民來說都無濟於事了。在許多地方，遊民的比例高得驚人，陝西某縣高達百分之九十，雲南某村高達百分之三十三，湖南某縣高達百分之二十五。當然並非所有的地方都遭受了同樣的打擊；在南方的富裕地區，人們還算是比較安居樂業的；但是，對於大多數地區來說，連年戰爭和天災的影響使得貧窮化更加普遍、更加深重了。

一般說來，清政府是維護地主利益的；1854年的上諭要懲辦拒絕交納田租的農民，其罪同於逃稅。在受災的情況下，官方則首先保護有恆產的農民和有固定職業的人。窮人往往被家族或其他鄉村組織所冷落或拋棄，但卻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政府的控制網：保甲和鄉約制度從此只能約束那些生活較好的公民，而不能控制窮人的行蹤了。小說家魯迅最尖刻地給我們描繪了幾百萬擠在中國城鄉而常年求乞的可憐人。他通過阿Q的性格作了這樣的描寫：生計艱難的阿Q 有時出於城鄉人們的憐憫，有時出於他們殘酷的蔑視，到處受嘲弄和侮辱。

這些不堪一擊的人們——從農村日工、苦力、遊民、乞丐、最後直到土匪——都很容易成為社會公害的犧牲品，因此鴉片、賭博和賣淫盛行。但是，城鄉貧民也向秘密會社和民眾運動提供很容易被動員起來的後備軍。高度活躍於沿江各省的哥老會所吸收的大部分成員，就是來自破產的農民和工匠、太平軍之亂後被遣散的散兵游勇、苦力、因交通改進而賦閑的船夫等等；三合會則主要是吸收農村中的半無產階級。在十九世紀後半期，抱有政治和社會宗旨的會黨超過只具有宗教性質的教門，這似乎是與失業遊民和社會的被遺棄者的人數增加直接有關，因為會黨對他們提供了保護和支援。

因此，清朝末年中國社會底層的特點勿寧說是生活不穩定和朝不保夕，而不是在繼續發展。其總的結果似乎是使得各個集團和各家各戶的處境都每下愈況，使得保持平民百姓正常生活的傳統結構趨於崩潰，並且使得那些結構所提供的一定經濟保障也遭到破壞。

誠然，一般老百姓的前景並非全是暗淡的。在象中國這樣幅員廣闊而又情況複雜多變的國度，有許多白手起家而發財致富的例子；有從普通苦力變成百萬富翁的例子，如葉成忠；有設法把日子過得很好的勤勞機靈的農民的例子；還有一些保持繁榮安寧的地區的例子。同另一些比較富裕的中間等級的地主、高利貸者、商人和其他經紀人一起，平民中也有些人上升到了現代上層社會。中國的絕大部分人口還是由擁有少量土地、有正常職業的農民組成。這些人也有個別流動的現象（只是未經研究，我們還不能比較其比例是否比過去為高）；在許多地方，這類農民的生活資料正在減少，如山東和直隸，一個縣的平均耕地面積從1870至 1910年減少了百分之二十到五十；在某些地區，他們在全體人口中的相對重要性隨著他們人數的減少而有所降低。但是在這類農民內部，他們的地位、作用和職業的變化卻是微乎其微的。但另一方面，不再屬於傳統士農工商職業階層的人口大量增加，而且這些人也不再受反映這些階層特點的舊的組織體系和結合方式的限制。這種人包括產業工人和一切毫無恆產的人（在傳統的社會觀念中，有無恆產是很重要的）；它還包括破產的農民和工匠、形形色色的遊民和流氓無產者，以及散兵游勇和落魄文人。

傳統的社會體系便是這樣從上、下兩個方面一起瓦解的。不僅上層階級經歷了瓦解和變化，而且戲劇性地出現了一個邊緣的平民階級：他們不受法律的管轄，環境還驅使他們不受社會的控制，不受社會秩序的制約，也不受社會的尊重。


第04節 社會變化的動力

在清朝最後四十年，有許多因素促使中國社會發生變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各種形式的外國入侵。它直接造成如買辦和洋務專家等新的社會集團的產生，也促使某些行業衰退，如手工紡織業和華中、華北的傳統水陸運輸業。在許多地區，對外貿易使得經濟發展不平衡，從而增加了有些居民的貧困和失業。不過，外國滲入的間接後果似乎對中國社會的影響要深遠得多。西方人的出現以及中國同外界的接觸都推動著許多新的活動，改變了某些固有的職能，同時使得一批現代的商人和實業家、軍閥、大地主和城市知識份子新興起來，同時傳統的士紳文人階層則處在瓦解和變化之中。

然而，必須著重指出，在清末中國社會的演變過程中，知識份子運動在實現社會經濟變化方面似乎比帝國主義起了重要得多的作用。某些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試圖說明，1895至1898年的維新派是“資產階級代表”，這是沒有說服力的，因為當時中國還沒有資產階級。相反，正是這些維新派首創了資產階級，或者可以說是發明了資產階級。象張謇等士紳文人在中日甲午戰爭以後之所以突然開始投資辦現代企業，主要是出於政治和思想動機。他們的行動是由於在思想上改變了信仰或者受其他思想感染所致。只是在1905到1911年中國工業出現之後，利潤的誘惑才占上風，經濟收益才變成主要動機。中國的資本主義長期以來具有某種出於自願的理想主義的特點。

在下層階級中，仇洋反教的宣傳似乎比外國經濟剝削的惡果更能激發民眾的有力反抗。在外國人大規模活動的影響彰明較著的地區，其居民比外國人很少涉足的地區的民眾似乎更不容易掀起暴動。1870年以後，許多排外事件都是發生在外國商業勢力基本上未到達的地方，那裏有時只有三、四個外國傳教士。上海和廣州在四十多年中發生的少數事件和抵制活動，同義和團造反相比就未免相形見絀了。

然而，知識份子運動及其思想的實際能量能夠用純心理學來解釋嗎？是不是也有某些物質條件作支撐呢？

如果沒有有利的經濟變化的支持，1895年士紳文人所表現的民族主義情緒將是毫無作為的。為了認識這種變化，中國的歷史學家把眼光放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工商業資產階級興起時“資本主義萌芽”（它孕育於十六世紀以來發展起來的市場經濟之中）所起的作用上。但是事實上，我們只能從幾個有限的地方事例中看出傳統的商業同工業資本主義有直接的聯繫。十九世紀中期大規模的起義，終於打斷了這一發展過程；大作坊中的手工業生產是與辦工廠同時進行的，而不是早於辦工廠。大多數新的上層人物都是直接來自傳統的士紳文人和官吏統治階層。他們的主要收入來源一直是土地，儘管他們通過做生意和開錢莊得到越來越多的利潤。所以我們必須著眼於土地所有制問題，才能作出進一步的說明。

清末造成震撼中國社會的變化的力量，也許在很大程度上出自農業形勢的不斷惡化，尤其是在地主與佃農的關係方面。

人口增長是使長期束縛農民的“封建”關係瓦解的主要原因之一。繼十九世紀五十到七十年代中國內戰的大量傷亡之後的二十年中，人口又恢復並超過了1850年的高水準。雖然太平天國戰爭肯定使長江下游人口增長放慢，但華北平原的人口看來是在加速增長。問題不僅是有更多的人需要養活，而更複雜的是，根據家譜等等資料來看，特權階層的出生率要比較高一些。這便產生了幾種同時出現而又矛盾的現象：對佃農剝削加重；地主喪失權威；衰退和貧困更加普遍。

農民之間的競爭加上地主的新需求，造成了地租的增加和浮收的加重。這種現象是逐步產生的，但變得越來越普遍了。地主一旦決定卜居城鎮，就不再提供種籽和工具；他們到收穫季節也不再親自監收，而開始改收固定的糧食或貨幣為地租；仍舊留在農村的地主也採取這些辦法。為了防止佃戶拖欠，還廣泛採用押租制，其數額往往高達十年的地租。這種作法在太平天國之後重新分配的土地上被廢止了，長期租地制也逐浙棄而不用。地主利用貨幣和農產品市場價格兩方面的波動以使地租換算率有利於己，並且進一步從事市場投機來從中獲利。因軍費開支而加重的財政負擔、現代化的費用和公私稅吏成倍增收附加稅，大大加重了小生產者即小戶的負擔，而大地主即大戶則利用其影響規避這種負擔。1876年發表的馮桂芬的遺著對太平天國之後江南的減租還表示過樂觀，可是蘇州文人陶煦不久就在《租核》一文中揭露了1863年改革的虛偽和不公，因為這項改革僅僅有利於那些同大官僚有聯繫的少數貪婪的家族。他抨擊了地租的過分增加、大戶的傷天害理的殘暴行為、小農負擔倍蓰地加重所造成的減產和農業生產力的下降等現象。估計在辛亥革命前夕，農民的經濟負擔比起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來，即使沒有增加兩倍，也增加了一倍。到那時，田賦還算是農民較輕的負擔，但也已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到八十。誠然，農民總的實際負擔由於通貨膨脹可能比太平天國之前較輕。但是總的來說，租稅更加不平等，徵收方法對納稅者更為不利。1895年以後為了滿足戰爭、債務和變法的需要又使稅額猛增：凡此種種加在一起就把平民百姓壓得喘不過氣來了。

也許一個尚未加以具體研究的重大原因是那種講求個人關係和社會責任的體系已經分崩離析，而這種體系本來是能夠緩和對抗和激烈的階級衝突的。這個體系曾經保持過農村社會上下一條心，此時則越來越破裂了。以往地主或地方名流在歉收之年減免租賦，或向佃農和小農提供幫助和各種保護，而此時這些情況越來越罕見，或者越來越成為麻煩的負擔了。紳士名流城市化的必然結果是地主離開土地遷居城鎮，它雖然不是造成體系破裂的唯一原因，卻加劇了這種破裂，因為仍舊留在農村的地主肯定不會表現出更多的儒者的仁愛之心。地主的無情，尤其是在進入城市以後，破壞了他們與佃戶關係中曾經有過的相互信任和道德權威。實際上，這使感情更難建立，並且使雙方所藉以承擔義務的默契中的靈活性也減弱了；它直接打擊了中國社會賴以運轉的中心觀念——“感情”（即人與人之間關係的互惠意識，或者勿寧說是不同境遇的人們之間互相承認對方和個人承擔義務的情感）。十九世紀末竟有那麼多受過教育的中國人慨歎上下“一心”已經不復存在，並且感到傳統做法的失敗而寄希望於西方能夠提供醫治其制度的藥方，這些現象的出現可以說決不是偶然的。

然而，許多小康的有地之家因受到戰爭破壞、官僚勒索或食指日繁之累而敗落下來，但它們在地方上仍舊起著集體負責的作用。充當著農村社會同外界官府聯繫的仲介。可是二十世紀之初的華北許多農村，貧窮使這些家庭喪失了它們的代言人，以致再也沒有這些人以書寫的有力方式來反映它們的利益了，所以，現在留給它們的只有一條道路：造反民眾運動及其社會影響

光緒和宣統時期當然沒有發生可與太平軍、撚軍和回民起義相比的農民暴動。但是，這些規模空前的起義開始破壞了傳統的農村社會，後來其他民眾運動又繼續加以破壞，不過影響的大小各有不同而已。在1840至1911年間，強弱程度不等的各種事件層出不窮。經歷了1850年到1875年的高潮之後運動有所緩和，然後在十九世紀之末又勃發起來。楊慶堃曾對《大清歷朝實錄》記載的民眾活動作過定量分析，其頻繁程度有如下表：

《實錄》所提供的這些數位看來相當低於實際數位，在辛亥革命前尤其如此。當時上海的《東方雜誌》作過調查，1909年曾發生起義113 起，1910年285起。還有值得注意的一個事實是，緊接大規模動亂的相對平定之後，事件的平均持續時間更長，參加人數也增加了。華北（尤其是直隸省）雖然依然是動亂的主要地區，但動亂已遍及中國的各個省份。

雖然這些事件都不能與太平軍起義相比，但是清末的義和團運動在北方各省持續了三年，把清王朝拖入了反對列強的戰爭，接著發生的動亂又遠及四川和滿洲。在廣西，天地會在1898年發動的短命的起義，在1900年又恢復了活動，並在1903年威脅到鄰省。鎮壓這次起義動用了幾十萬軍隊，但起義軍還是堅持到了1906年。約從1890年起，政府被民變頻起鬧得惶惶不可終日。

這種民眾騷亂有什麼社會意義呢？在新的研究作出新的結論之前，看來許多民眾運動只具有特定的形式，並沒有公開宣稱的或顯而易見的社會目的：它們無非是一些騷亂，只反教士、洋人和中國教徒，並且排滿，或者反對現代技術，而不反地主、富人或稅吏。據楊慶堃統計，這類動亂在1876至1911 年《實錄》所載的事件中占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主要從這類動亂中產生了組織得更周密、對清帝國的安全構成最大威脅的騷動：即1891年長江流域的排外風潮和義和團運動。

在這些騷亂中，參加者的社會成分是非常複雜的。鼓動者和領導者當中除手工業者、船夫、小販、散兵游勇、算命先生和和尚之外，還有許多士紳文人、有抱負的官員、衙門胥吏、上層地主和商人。農民與苦力、流浪漢、無家可歸者或青少年等，他們在起義軍中占少數。義和團的情況就是如此。楊慶堃的統計表明，《實錄》所載光緒和宣統兩朝發生的事件中有三分之一以上都注明了領導者的社會地位：這些人物中的百分之五十七都屬於統治階級或者至少與統治階級直接有關係。這些人有士紳文人、官吏、貴族、地主、有地位的商人、官員的奴僕和衙門的差役。領導層既然有這樣的社會淵源，這就使得動亂都像是內戰，而不像是階級鬥爭了。

確實，清末經常發生的動亂大部分是秘密會社煽動起來的，這些秘密會社的成員複雜，它們的宗旨也模糊不清。它們雖然反對現存制度，卻又依附於它；它們起著調節傳統制度的平衡的作用。秘密會社的成員與正統社會決裂的原因，往往是出於個人的不幸遭遇、野心或個性，而不是出於共同的經濟條件。秘密會社具有結拜兄弟的各種特點。它們志在維持在官方秩序以外的人們的生活，並對他們進行約束，從而使這一秩序不致徹底崩潰。它們在傳統社會中的結合，表現在它們的地方性、它們對過去太平盛世的嚮往、它們的許多禮儀和它們傳奇式的尊號。一旦形勢需要，它們的領袖會毫不遲疑地與政府當局妥協或互相勾結起來。在十九世紀之末，長江流域許多名門大族至少有一個成員加入哥老會，以保護親屬免受會友的侵犯，同時又可使會友得到地方當局的寬厚待遇。

因此，清末的許多動亂很難被認為是嚴格意義上的農民戰爭或階級鬥爭。但是，我們仍不應當否認其經濟和社會根源，也不應當根據單純的政治對立或叛逆來看待它們。事實上，每次反對外國傳教士的騷動，總是發生在農業歉收或者地方經濟出現災難以後。1886年夏重慶糧價猛漲，憤怒的群眾就燒毀了新教教堂。長江流域在連年遭受水災和歉收之後，1891年就發生了騷動。自1895到1898年，山東發生天災、饑饉及橫徵暴斂，接著就爆發了義和團之亂。遭到襲擊的傳教士往往已經變成了仗勢欺人的土地擁有者；他們獲得了大量土地，有些土地還是用欺詐手段奪取的族產或廟產，而且他們只准許教徒耕種這些土地，卻又拒不承擔地方上的公共義務。中國教徒被指責向洋人賣身投靠，以謀求不受當局的管轄和擺脫貧窮。拉幫結夥襲擊傳教士的人和大批秘密會社的成員，恰恰都是那些自己知道沒有希望得到這種保護的人們。銳氣最盛的民眾運動的領導人便是從這些人當中產生的。義和團的兩位主要領袖曹福田和張德成，一個是被遣散的士兵，一個是運河上因輪船興起而失業的船夫。

許多排外的騷亂威脅甚至搶動地方上被懷疑倚仗洋人的社會名流的財產，而且還攻擊衙門。拳民雖然主要是反對外國人，但是也提出了社會要求，儘管他們是與清廷站在一起的。他們的社會綱領超不過原始性的劫富濟貧，以及主要旨在要求一般農民更爽快地供應糧食的“護民”的口號。但這種原始的社會反抗始終是義和團行動的固有特徵之一。1900年以後分散在北方和四川等地農村繼續進行抵抗的集團也都打著這種旗號。清末的排外和反滿暴動的特點之一並不是它們沒有社會內容，而是簡單的經濟對抗被賦予了政治色彩，這多半是受到秘密會社的影響。

總之，洋人和滿族只是引起標誌著清末特點的動亂的次要原因；民眾運動也不僅僅是由秘密會社引起的。兵變、匪徒嘯聚、劫掠、搶米風潮、抗稅暴動和抗租運動：這些都是常見的地方騷亂的具體表現形式。騷亂常常通過簡單的反抗和自發行動表現出來。遇到歉收，人們就會立即拒絕交租，甚至痛打地主的監工以表示堅決的抗拒。官吏們變本加厲的暴戾和貪婪也激起了一些地方性的小事件，例如群眾可能把判決不公或下令增稅的官吏趕出衙門；參加公共工程建設的民工可能罷工抗議官員克扣工資；囚犯可能殺死百般肆虐的獄卒等等。

在各種鬥爭方式中，赤裸裸的暴力行動占絕大多數。暴力針對統治機器和壓迫。群眾襲擊衙門、監獄、豪門富戶、監工、稅吏、高利貸者、商船和公私糧倉；他們燒毀債券地契和帳本。暴亂的發展開始是緩慢的，然而一旦展開便呈現其力量，有時只限於個人暴力行動，但是也可能發展到結成一支名副其實的武裝軍隊。暴動者利用鄉下可以弄到的各種武器來武裝自己，如長矛、大刀、棍棒、老式步槍等等；如果事態延續下去，他們還可能得到彈藥供應（這要感謝秘密會社的幫助），甚至能得到兵員補充。州縣官員和地方名流都清楚知道，人民能夠長期忍耐和等待；他們也知道適時讓步就可能撲滅一場正在醞釀的起義。然而在十九世紀最後幾年，他們取得的成就越來越小，討價還價的能力也開始枯竭，這尤其是因為越來越多的人一無所有，只有使用暴力才能生活下去。一旦騷亂發生，官府便越來越可能訴諸武力鎮壓以驅散肇事者，既不謀求仲裁，也不搞妥協。但使用武力似乎只會增加暴力行動。

除使用暴力以外，1880年以後社會動亂的特點是具有政治色彩。如果注意《實錄》所記載的騷動分佈地區，就會發現這一特點。以京師為中心的北方地區動亂最為頻繁；差不多半數事件都是發生在行政中心如北京、各省省會和府縣治所。甚至那些偶發的小事件也都表現出這種政治色彩。例如農民會抓走衙役，或者進城攻打衙門；或許還會有個把落魄文人加入饑餓的農民一夥搶劫南方農村中的倉米，甚至張貼反詩。即使起事是出於個人或私人原因，例如加租或家族世仇，但是人們都寧願去攻擊同對方有聯繫的政治權力的象徵。

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到義和團起事，社會動亂的政治色彩似乎主要是因為秘密會社的影響而表現出來的。事實上，由於十九世紀中期的大規模起義失敗以後，下層各階級處於大混亂之中——人口流動、人心渙散、農村解體、特權階級重新掌權肆虐等等，這時它們才發現秘密會社成了那些突然感到身陷危境而束手無策的人們能夠依靠的唯一組織。秘密會社發展很快，大量的散兵游勇、第一批受到技術現代化排擠而失業的犧牲者，都紛紛加入秘密會社。例如十九世紀最後三十年，在長江中下游太平軍已被鎮壓、散兵游勇不可勝數和輪運也最發達的這一地區，哥老會非常迅速的發展就不是偶然的現象。遍佈全國各地的秘密會社篤信反滿思想，即使不首倡起事，也常常鼓動起事分子向官府挑戰。

不過，在二十世紀之初，秘密會社就不再對社會動亂的政治化起著不可缺少的決定性作用了，儘管沒有證據表明其影響有任何實質性的減少。同革命者一起採取行動，表明秘密會社的政治形象有所減弱。但是更說明問題的是，幾次規模相當大的民眾運動的發展，都是在沒有秘密會社支援的情況下向清王朝當局提出挑戰的；例如在1909至1911年中，浙江、甘肅、貴州、滿洲和山西等地發生的與禁種鴉片的禁令有關的持續幾個月的騷動；同一時期在華中數省發生的反對穀物漲價和提高田賦的暴動；1906年以後各省因人口普查、資助新學和改革運動而引起的動亂等等，情況都是如此。起事者搗毀公共建築、辱駡政府、監禁甚至處死地方官。1910年5、6月間，在山東萊陽曾發生反對增加苛捐雜稅的衝突，當局企圖把衝突歸咎於地方的上層人士，結果發展成為空前的暴力行動。參與其事者達四萬多人，死傷約一千人。

文獻材料表明，所有這些動亂都是經濟因素觸發的，因為經濟因素更加激化了先前由於各種原因造成的不滿情緒。然而，某些作者認為這些社會鬥爭遠不是反映生活條件的普遍惡化，相反地，卻是表明人們難以適應旨在改進整個局勢的各種變化。他們的論據是其說不一的：或者說與十九世紀中期的內戰相比，光緒和宣統年間的民眾運動比較軟弱；或者說極端貧困只會迫使農民竭盡全力苟延殘喘，沒有餘力去鬧事。誠然，在廣州某些地區，農業的商品化使得農民對地主有較大的獨立性，因此他們有勇氣拒不交租。然而要作出如此概括性的解釋得根據詳盡的經濟研究，可是現在這樣的研究畢竟闕如。目前的研究狀況和擁有的材料只能斷定，清朝最後幾十年雖然有些農民提高了生活水準，但是真正的窮人所占的比重增加了。民眾運動的大多數參加者就是這一類人。

不過，民眾運動之所以影響社會變革，顯然主要是由於其政治色彩，這也是事實。從民眾運動突出地看清了清王朝政權機構越來越無力維持社會秩序，它們還削弱了它殘存的力量。有人指責清末農民運動說：它們的目的同早年的農民起義相比幾乎沒有改變；它們對外國之侵入中國這一總的歷史趨勢仍然比較遲鈍；它們放棄了太平天國受西方影響而作的現代主義的革新努力；以及說它們不能以新的眼光來看待中國等等。的確，除了同共和派合作的起義（儘管它們的政治思想是抄自國外，它們對農村土地改革的主張也是溫和的）之外，這些民眾運動從未提出哪怕能與太平天國相比的綱領。它們從未提出任何明確的“革命計畫”。

然而，緊接在這類自封的造反之後，社會進步總是要加速的。民眾力量的不斷打擊，動搖了維護舊的生產關係和保護社會上層對農民剝削的政權。當包括社會名流在內的各社會階級不再支援統治政權時，上述的情況就成了產生任何革命形勢的基本因素。事實上，上層人物雖然指責清朝無能，但他們在鎮壓太平天國之後通過在地方上擴大勢力和勒索行為也得到了這個政權的好處，因此他們極力想維護這個政權於不墜。至於農村的上層人物，他們的不滿和蔑視是由於出現的政治制度不能再向他們提供必要的支持。他們也不知不覺地拋棄了這個制度所固有的相互支持和集體負責的社會觀念和價值觀。十九世紀之末許多士紳文人都指出，“私”已經壓倒了“公”。這顯然是一種倒退。但是這個“私”又導致另一個“公”的出現，即國家民族的集體感。社會不太平和對民眾憤怒的畏懼，也促使許多社會上層分子從事新的職業。這種趨向在1891年的騷動浪潮過後遍及華中，在義和團起義之後更是遍及全國。上層人物的這種轉變以及他們逃進城市，在很大程度上乃是來自下面的壓力同他們維護特權的本能相結合的結果。新的工商業者和現代上層分子經常表示希望多提供就業機會，希望消除大眾貧困和愚昧，這就顯然表露了那種埋藏很深的情緒。然而奇怪的是，社會重視技術特長——清末社會的一個特點——歸根結底是義和團的拳頭打出來的，而不是洋人的炮艦和梁啟超的譴責造成的。義和團咄咄逼人的拳頭迫使當局匆忙尋找新技術和新辦法來保持它的地位。

民眾起義在影響清末各階級的社會動員這一新現象中，也起了重要作用。這種情況雖然沒有影響到社會地位或生產關係，但卻表明人們對個人行動在社會中的作用的看法正在改變。每次騷動本身就是社會動員的一種形式。不僅如此，民眾運動還通過模仿和自衛反應促使各社會階級的聯合，以便集體干預公共生活。例如他們倡議建立自衛組織，發起保護和發展新式學校或民眾教育的運動，在北京和各省省會舉行抵制洋貨和抗議集會，等等。

民眾起義也維護了清帝國領土的完整，它們使列強懾於民眾起義，特別是在經歷了義和團起義的恐怖以後，列強放棄了肢解中國的希望。然而，民眾起義雖然沒有讓維護民族統一的支柱垮下來，卻使傳統的制度及與其相關連的、受到天子支援的政治、社會和道德秩序等準則全部崩潰了。

清朝的覆滅並沒有使傳統社會隨之湮滅，而是使它越來越陷入混亂。士紳割斷了自古以來同君主制的聯繫。產生了新的特權階級：軍閥、包括工商資產階級在內的現代上流社會以及大地主寡頭集團。農村共同體鬆散了：宗族內部互相救助的組織的活動範圍縮得更小了；湧進城市找工作的流動勞動力（他們在城裏被行會所歧視）和無家可歸、無以為生的人越來越多。這種混亂不只是遍及各地，而且是上上下下無不如此。社會機構受到下層力量的打擊而被削弱，開始逐漸瓦解。太平天國之亂標誌著這一瓦解的開始，它的最大作用也許不是在於破壞了人們對其主人的尊敬和信任，而是在於鼓勵傳統的統治階級獲取更多的地方權力，以改變它同清政府的關係。這就使得君主及其代理人失去了作為仲裁人和管理者的作用，從而剝奪了他們掌權的最有效手段。在以後的幾十年當中，民眾起義的騷擾、外國影響的擴大以及政治制度顯然無力維持社會穩定的情況，都進一步損害了社會結合的機制。剛剛形成的城市上層社會企望建立一種新的政治秩序，不僅把傳統的鄉村社會置諸腦後，而且把對它的約束和它內部的團結也拋諸九霄雲外了。

因此，這是一個脫了節的社會制度，隨著1912年2月12日的清帝遜位元，它的結構也被腰斬。清末的社會變化既是政治權威削弱的原因，也是政治權威削弱的結果。一個顯著的特點也許是社會現象同政治現象相互之間有著特別密切的關係；這個特點來自中國社會的傳統組織方式和中華帝國所信奉的遍及各地和無所不包的儒家思想。最後，這種變化的局面的結果是通過以下的長期趨向表現出來的：同外國的關係進一步促進了商業的發展，提高了商人的社會地位，加強了國內幾個地區的結合。這些結果跟天災一起，還使農村共同體日益發生困難。

1911年的中國表現了一個脫了節的社會所具有的兩面性的面貌（這個社會也是培育1911年因反對清王朝而聯合起來的許多新社會力量—— 例如新軍、現代上層社會和革命志士——的溫床）。一個逐漸喪失了靈魂和精神而留存下來的社會外殼，是包不住這個新生命的。但當時被人們稱呼的少年中國，對自己的特性心中無數，它又建立在無法辨別的千變萬化的地區條件的基礎之上，所以它也許不過是一場春夢。倘若沒有民眾的壓力長期把清王朝的元氣耗盡，那些暴發戶、年青軍官和活躍在大都市的知識份子，有可能推翻清朝嗎？可是最終還不是靠少年中國的猛擊一掌才迫使清帝退位的嗎？而這又難道不是由於最高統治層政治意志力的衰竭所造成的嗎？辛亥革命作為一次城市起義，被視為鴉片戰爭之後社會發生空前變化的產物，被看作是那些背棄古老的農業帝國而轉向西方以尋求建立政治組織和發展經濟的新技術的城市化精英人士腦力勞動的成果。不過，儘管民國此時已掌握在新的社會精英人士手中，但使它誕生的清朝的滅亡卻是全國農村中深刻的運動逐漸取得成功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