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辛亥革命後的中國社會

一、農村經濟和農民主活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卻沒有改變封建土地所有製，也未能在中國農村造成一個大的變動。但是，中國的農村經濟在辛亥革命後仍然出現了許多引人注目的變化：封建土地關係出現若干變化。在土地佔有形式上，官田、公產私有化的現象，在辛亥革命以後日益普遍。官田多指前清的旗地和屯田，主要是通過“丈放”的名義轉歸私人，數量大，地段相對集中在遼寧、吉林、黑龍江、熱河、察哈爾、綏遠等省。公產多屬寺、觀、會館和宗祠的佔地，主要被大小軍閥和外國教堂直接提賣或強佔，地權轉屬私人。由於北洋政府和清朝廢帝相互勾結，再加上外國教堂在義和團運動後不斷以索取賠償損失為藉口奪佔土地，中國各種官、公田產在這一時期迅速地大量轉為私田。

在土地買賣過程中，辛亥革命後還突破了一些宗法關係的束縛，打破了中國長期以來農村賣地族人優先購買的傳統。根據南京臨時政府的法令，國民是平等的，國民手中的任何私產，包括土地在內，都受到法律的保護。至於土地賣於何人，當然也歸田主自由選擇。儘管農村的宗族勢力根深蒂固，但受到法律保護的土地買賣，還是突破了一些家族勢力的限制，開始自由交易。

這就產生了兩個明顯的影響：一是土地買賣因此愈加頻繁，土地兼併有增無減，土地集中的現象更為嚴重；二是在土地轉手較快的地區，逐漸打破了永佃制的束縛，先改永租佃為長期租佃，進而向短期租佃發展。在地主階級的構成上，辛亥革命後出現了一批有政治背景的大地主。

在這批大地主中主要有：一、北洋軍閥和其他軍閥。他們依仗權勢，在自己的地盤上吞奪公田，圈佔荒地，強買民田，短期內便掠奪了大量土地。袁世凱在河南有地400頃，張敬堯在霍邱、倪嗣沖在阜陽各有地七、八萬畝以上，李厚基在蘇北徐海一帶有地200多頃。在當時有名的大地主中，找不出幾個不是軍閥的。

二、商人和高利貸者。他們手中積累了相當的資金，又怕投資新式企業冒風險，寧肯投資土地坐收地租，然後再把地租收入轉化為高利貸資本和商業資本，成為地主、商人、高利貸者三位一體。

三、外國教堂傳教士和外商。他們依靠不平等條約的保護，不斷強佔土地或通過買辦到農村收買土地，招民墾種，或直接經營農場。在地租剝削方式上，辛亥革命以後實物地租仍佔絕對優勢，但貨幣地租隨著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已有增長的趨勢。

在經濟發達的江、浙等許多省份，貨幣地租約佔地租總額的25％左右。此外，有押租的田在租田中的比重也不斷提高。如江蘇崑山的押租田，1905年佔全部租田的 25.1％，1914年增加到40％；南通的押租田，1905年已高達72.9％，1914年還增加到76.7％。押租在退押時雖然要退還佃農，但地主卻因此已多得了一筆息金。押租加重了農民的負擔，是地主利用農民破產求佃者日多的機會，對佃農加強制約和剝削的一種新手段。農產品和手工業品的商品化主要農產品的商品量，在辛亥革命後都有增長。糧食的商品量，1910年為212.1億公斤，1919年增至263.4億公斤。經濟作物中，大豆的商品量增長最快，1910年為 3237萬擔，1919年增至5738.5萬擔。僅次於大豆商品量的是棉花，1910年為490萬擔，1919年增至790萬擔。商品量增長較慢的是菸葉，到1919年，也從辛亥革命前夜的172.4萬擔增為226.8萬擔。

隨著這些農產品的商品量不斷增長，它們的商品率也在不斷提高。以糧食、棉花為例，它們在辛亥革命前的商品率分別為 16％和33％，到1919年分別增長到22％和42％。為了滿足經濟作物需求的日益增長，經濟作物的種植面積不斷擴大。據不完整的調查統計資料表明，1904至1909年和 1914至1919年兩段時間內，大多數經濟作物所佔耕地的百分比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長。其中大豆由8％增長到9％，油菜籽由15％增長到 21％，花生由4％增長到10％，芝麻由4％增長到8％，棉花則由11％增長到14％。經濟作物耕種面積的擴大，勢必影響糧食的種植面積。在同一時期內，糧食作物除小麥、玉米種植面積略有增加外，其他品種的耕地面積不是持乎就是下降。尤其是在幾種主要經濟作物的產區，這種情況更為嚴重。到五四運動前夕，大豆60—70％產於東北，其播種面積竟占到東北耕地面積的50.7％；花生80％產在山東，其播種面積佔全省耕地面積的45％；煙草45％產在河南，也佔全省耕地面積的29％，這不僅形成了一些新的專門化農業區，而且出現了專門種植某種經濟作物的專業戶，進一步加速這些地區農產品與工業品之間以及各種農產品之間的交換。當然，經濟作物排斥糧食作物的現象，在辛亥革命後的發展是很不平衡的。在一些非經濟作物種植區和商品經濟落後的省份，這科變化並不大。

在一般情況下，農業經濟的日益商品化，必然導致農業資本主義的增長。而在辛亥革命後，中國農產品商品化主要是由於帝國主義掠奪原料而引起的。因此，它的發展變化主要是取決於世界市場的需要。中國早期發展的經濟作物如茶葉、甘蔗，因受國際市場的競爭而衰落；另外一些經濟作物如棉花、大豆、煙草等，由於世界市場的需要而大量發展。這就進一步增加了中國農產品對國際市場的依賴，並給帝國主義的一些壟斷組織直接深入中國農村、干預農民的生產提供了機會。例如，1913年英美煙草公司在山東坊子一帶，以供給農民種籽、指導種植技術和將來收購產品為條件，引誘當地農民種植煙草，幾年後坊子附近的麥田大部改成了菸田。類似的情況在其他地區也存在，從而使越來越多的經濟作物專業戶受到外國壟斷組織的操縱、奴役和壓榨。隨著農村經濟作物的迅速發展，還形成了一批進行農產品加工的手工業區，農村手工業產品也日益商品化。在全國聞名的手紡織區，河北高陽縣，1917至 1919 年最盛時年產布500餘萬匹；河北定縣，1915年最盛時輸出土布400餘萬匹。

在全國聞名的捲煙區山東、河南、安徽三省的烤煙產量，1916年為2400萬磅，1920年增為7200萬磅。 ①在全國著名的榨油區，僅東北哈爾濱附近的油坊就達 2000餘家。隨著農村手工業商品化的發展，手工業者出現了兩極分化，其中又以手紡業主的分化最為明顯。廣大農民織戶破產，愈來愈多地變為向商人領紗織布、僅拿微薄工資的織戶。如河北高陽的這種織戶在1912年佔全部織戶的 34.5％，到1917年增為69.2％。而少數資金雄厚的織戶，僱傭織工，擴大生產。這種資力雄厚的織戶，一般是農村的地主和富農。農墾公司的大量增加。辛亥革命後，在南京臨時政府提倡“振興實業”、“墾植荒地”的鼓勵下，進行專門化生產的農墾公司有了顯著增加，十餘年間有300多個，分佈在江蘇、浙江、安徽、山東、河南、山西、吉林、內蒙、察哈爾等省，尤其以蘇北鹽墾區、內蒙和東北三省較多。據不完全的統計，江蘇歷年設立的這類公司，1912年有27家，1915年有28家，1917年有34家，1919年增為41家。這些農墾公司基本上可分為三類：一是從事蔬菜、養蜂、牛奶、果園、糧食等農副產品生產帶有資本主義性質的農場，這類公司多設在資本主義經濟比較發達的大城市郊區，一般規模不大。如上海資本家穆湘瑤、葛敬中在郊區楊思鄉創辦的蔬菜種植場，重慶商人趙楚梅等在廣元壩創辦的樹言公司等。也有一些規模較大的，如廣東華僑陳國圻在黑龍江湯源縣創辦的興東公司，有資金十五六萬元，自備拖拉機和麵粉機，招工墾荒種植小麥，經營機器磨面，兼營畜牧等業務。

所得糧食、麵粉，除供應本地外，還由梧桐河運入松花江，上銷三姓、伯力，下運哈爾濱等地，獲利豐厚。這些農場都採用僱工勞動，並引進了部分農業機械和新品種，產品供應市場，具有資本主義性質。二是採用自墾和租佃雙重形式的公司。它們一般都劃出一部分土地自己經營植棉、畜牧等事業，僱工勞動；其餘大部分土地招佃種植，坐收地租。這類公司以江蘇省出現最早，數量也最多，僅蘇北一地就有50多個。三是利用特權低價領墾土地，然後轉手出租的農墾公司。它們主要分佈在東三省和內蒙的官地放墾區，一般規模較大，常由官方辦理墾務的機構和地方軍閥、豪紳巨賈互相勾結組成的。這類公司名為墾務，實為土地投機組織，不是一種生產性的經濟實體，與一般生產性的農墾公司有根本的區別。總之，農墾公司的大量創辦，表明在這一時期中國農業資本主義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但就整個中國農村經濟來看，它們所佔的比重很小。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條件下，這些農墾公司發展十分艱難，有的夭折，有的負債累累，有的向封建地主經濟逆轉，到20年代未即陷入了長期衰滯狀態。

中國的農村經濟，在辛亥革命後雖然出現了不少新的變化，但在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下，生產連遭破壞，農民倍受剝削掠奪。當時，北洋政府為鎮壓二次革命、護國戰爭和護法戰爭，不斷增加軍費，1916年1億餘元，到1918年就增到2.03億元，其他開支還不計算在內。而常年的財政收入只有1.1億元，赤字非常嚴重。北洋政府為解決如此巨大的開支，於是大肆向人民進行搜刮掠奪。

一是大量發行公債，從1912至1919年，實發額達 3.06億元，為清政府實發額的五倍以上。
二是濫鑄硬幣和濫發紙幣。由於所鑄銅元表面價值超過實際價值，單銅子每百枚可獲純利銀洋一角餘，雙銅子每百枚至少可獲銀洋二角六分。至於紙幣發行更是名目繁多。混亂異常。各地軍閥往往擅自發行軍用票、金庫券、加印官票和軍需兌換券等，票額越來越大，幣值越來越低。如張作霖1917年發行的大洋票，到20年代低到只有原價的四分之一。
三是增加田賦、鹽稅和其他雜捐雜稅。

據不完全的統計，各地田賦正稅在辛亥革命後有很大增長，有的地區增長50.6％，而田賦附加稅則增長了二至三倍。鹽稅自1913年袁世凱善後大借款後，收支權都操在外人手裡，各地軍閥為了籌措經費便擅自增加鹽的附加稅捐。據估計，全國鹽的正附稅在辛亥革命後約增加了二倍以上，引起鹽價飛漲，民不聊生。至於各種雜捐雜稅，更是不勝枚舉。北洋政府不管採用什麼方式增加收入，歸根到底主要都落在廣大農民的身上，從而加速了廣大農民的破產。辛亥革命後，人禍之外，天災也幾乎連年不斷。據北京商部不完全的統計，1913年全國受水、旱、風、蟲等各種災害的地區，不下6.5億多畝，1918年受災區域仍有6100多萬畝。 1914至1918年四年內，農戶減少1564萬多戶，耕地面積減少了2.6億多畝，荒地增加了4億多畝。這不僅使農業生產受到極大的危害，而且造成了饑民成群、盜匪四起，還有無數人被奪去了生命財產。再加上連年戰火、兵匪搶劫、拉夫派差，更使生產陷於停頓，交通四處阻塞，社會秩序十分混亂。禍國殃民的北洋軍閥，已把廣大農民推向更加悲慘的境地。實在難以生活下去的窮苦農民不得不愈來愈多地鋌而走險，紛紛參加到農民起義的隊伍中來。

二、民族工業的進一步發展

從19世紀70年代中國近代民族工業誕生到1911年辛亥革命為止，開辦資本在萬元以上的廠礦約700個，資本總額僅1.3億多元。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下，民族工業的發展十分緩慢。辛亥革命給封建制度以沖擊，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除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掌握了南京臨時政府的領導權外，還有不少商界人士參加各地的軍政機構，擔任了要職。袁世凱竊取政權後，為了籠絡資產階級，取得他們的支持，也吸收其中的代表人物如陳其美、週學熙、張春等擔任工商總長、財政總長的職務。資產階級通過手中掌握的權力，制訂出若干有利於振興實業的政策法令。工商部於1912年12月5日頒布了《暫行工藝品獎勵章程》，規定工藝品的發明者有權申請專利；1914年1月公佈了《公司條例》和《公司保息條例》；1915年公佈了《農商部獎章規則》等。這些條例雖然未盡完善，有些規定因時局多變也未能付諸實行，但它們終究解除了清政府原來對呈請開辦企業的若干限制，也逐步廢除了一些封建性的專利壟斷。南京臨時政府關於“振興實業”的輿論宣傳，和為此而著力提倡國貨運動，激勵了工商業者投資開辦工廠，愛國華僑也競相歸國投資辦廠和努力推銷國貨產品。 1915年日本提出陰謀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後，全國人民更掀起了大規模的抵制日貨運動，一時間人人以用國貨為榮，有力地推動了民族工業的發展。

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商品傾銷，一直是中國民族工業發展的嚴重障礙和壓力。這種障礙和壓力，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期間，由於歐美帝國主義國家忙於戰爭，暫時地有所緩和。根據海關統計，中國在1913年的進口總額為5.7億餘兩，1915年減至4.5億餘兩，減少了五分之一左右。以後逐年遞減，到1918年，法國貨的進口額比戰前減少了三分之一，英國貨減少了一半，德國貨則完全停止進口。與此同時，由於交戰國急需從中國進口大量的麵粉和日用百貨，中國的出口貿易額出現了年年增長的趨勢，1913年為4.03億兩，除1914年略有下降外，此後四年都比1913年增長了14.8％到20.5％。

由於商品進口減少，出口增加，中國多年來入超逐年嚴重的情況也有所緩解，由2億多海關兩減至3000多萬海關兩。 ① 進口下降，出口增加，而國內市場的需求並未減少。國內市場及出口的需要，刺激了民族資產階級投資辦廠、追求利潤的要求。辛亥革命的推動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使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業得到較大的發展，從1912至1919年，中國新建的廠礦企業達470多家，投資近1億元，加上原有企業的擴建，新增資本達到1.3億元以上，相當於辛亥革命前50年的投資總額。 ② 中國工廠使用的蒸汽動力，1913年為43448馬力，1918年為82750馬力，約增長了一倍。 ③

在辛亥革命後開辦的企業中，以紡織和麵粉工業發展最快，針織、印刷等輕工業也有不少進展。紡織工業，1913年前全國共有231家工廠，資本 3254.7萬元，到1920年已增到475家工廠，資本8275萬元。紡紗業1913年共有紗錠65萬枚，到1919年增為 118萬枚。紗廠的盈利也很豐厚，16支紗在1914年每包盈利為 19.58元，1917年達36.93元，1919年更高達70.56元。 ④ 同一時期，布機由2016台增為2650台，廠數和紗錠、布機數在短短幾年內就超過以往20多年所有積累的兩倍多，這樣的發展速度是前所未有的。麵粉業在辛亥革命前基礎薄弱，在1896至1912年的17年間，民族資本開設的廠才47家，佔國內麵粉廠的52.2％，生產能力佔39.8％。而1913 至1921年的9年間，全國就設立了123家麵粉廠，其中民族資本經營的有105家，佔全部新設廠的85.4％；生產能力佔新設廠生產能力總數的 82.2％。被譽為“麵粉大王”的榮宗敬、榮德生兄弟所創辦的茂新、福新麵粉公司，在這一時期已由辛亥革命前的2個廠、4個粉磨發展到11個廠、 300多個粉磨。從麵粉進出口來看，1912至1914年每年入超都在 200萬擔以上，從1915年起開始出超19000餘擔，到1920年，出超達到300多萬擔。

其他如火柴業，1911年全國30家左右，到1919 年增加了43家，1920年又增加了23 家，成為民族火柴業發展最快的一年。 ①針織業是這一時期的新興行業。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素來盛銷中國的德國杉襪，來源告竭，貨價昂貴，各地針織工廠一時風起雲湧，1913年21家，1914年67家，1915年85家。一些設備先進的工廠大多集中在上海。到1922年，上海裝有電機的針織廠有8家，其中以 1917年創辦的中華第一針織廠規模最大，有210台織襪機，52台羅紋車，246 台織襪頭機，26台搖紗機。這種情況在上海以外的工廠很難見到，外地工廠普遍使用手搖機織製。印刷工業在辛亥革命後，也隨著學校、報館、雜誌社和書店的日漸發展而不斷興旺。中華書局印刷所就是在辛亥革命之後誕生的，並以率先出版中華民國小學語文課本打開局面，以致“開業之後，各省函電紛馳，門前顧客坐索，供不應求，竭力應付，基礎於是乎立”。 ②此外，如罐頭、蛋粉、皮革、製紙、捲菸、玻璃、陶瓷、榨油、肥皂等輕工業亦有相當發展。

隨著輕工業的發展，重工業在這一時期也有發展。鋼鐵冶煉業，1914年開始興建大冶鐵廠等六個鋼鐵廠，1916年建立宣化的龍關（後改為龍煙）鐵礦公司，1917年上海成立和興鋼鐵公司，1918年北京石景山鋼鐵廠開始興建。採煤業，全國華商機器採煤量，由1912年80萬噸到 1919年增至330萬噸。使用動力機械的工廠，1913年只有400至600 家，到1921年增加到2000多家。 ① 電力、運輸和金融業也得到了發展。 1913年，全國共有電力工業30家，到1918年增至81家，五年增加了51家，佔全國電廠總數的62％。在運輸方面，以輪船為例，1913年有133230 噸，1919年增為287592噸，六年增加了115％。金融業方面，以新式銀行為例，1913年全國共有銀行 15家，資本1.1488億元；到1919年六年間新增銀行42家，資本1.0276億元。隨著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資本的積聚和集中也加快了，擁有巨額資本的大企業有所增多。 1912年，資本百萬元以上的大企業約25 個，1919年，增加到43個。擁有資本1200萬元以上的茂新、福新、申新總公司以及南洋兄弟煙草公司，都是這個時期出現的。

除新設廠礦外，原有廠礦大部分積極擴充。不僅輕工業普遍增加投資，一批手工業作坊也迅速向近代化機器工業轉化。如上海絲織業，“辛亥以前，廠戶多用木機、鐵機，以製造綢貨。至民國四年，物華廠裝置電力織機，出品精良，營業大振，於是繼之者如雨後春筍” 。 ②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暫時的發展，使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有所增長。 1914年3月15日，中華全國商會聯合會成立。實力不斷增強的民族資產階級，同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勢力的矛盾加深了，他們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要求也日漸強烈。中國民族工業雖然取得了較大的發展，但它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所佔的比重仍然很小，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徵也仍然很濃。

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並沒有改變。首先，中國民族工業是趁歐美帝國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無暇東顧的機會進一步發展起來的，因此，這種發展是很短暫的。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各列強又都捲土重來，中國的民族工業立即開始萎縮，逐漸蕭條。出口量猛增的麵粉戰後急劇下跌，馬上轉為入超。 “鐵廠積貨如山，無人過問，至於閉爐停機。紗廠結賬，大多無利……。其他工業亦皆消沉。”①大戰期間民族工業的興旺發達的景象，只不過是曇花一現而已。其次，中國民族工業在大戰期間的發展多集中在輕工業，發展較快的部門一是為帝國主義戰爭提供戰略物質的麵粉業、紡織業等；二是帝國主義禁止出口的機械五金業，中國的機械五金工廠在1920年已由戰前的101家增至 252家；三是帝國主義顧不上的針織等行業。因此，中國民族工業在這一時期的發展，主要還是跟著帝國主義市場的需求轉，發展是畸形的、零亂的，根本無法形成自己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第三，中國民族工業在大戰期間雖然出現了一些上百萬元的大公司，但發展較快的還是中小企業和工場手工業。據統計，從1903年到1908年，註冊公司數是 127家，資本總額為5122萬元。平均每年設立公司21家，每個公司的平均資本為 40.5萬元。從1913年到1915年，新註冊的公司數為124 家，資本總額2442萬元，平均每年設立公司41家，每個公司的平均資本為19.6萬元。辛亥革命後每年平均新註冊的公司雖較前期增加了一倍，但各廠的平均資本卻少了一倍多，顯然是小資本多於大資本，中小廠家增多之故。第四，中國民族工業即使在發展較快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也沒有擺脫帝國主義的控制。以紡織和採煤為例，一直到1919年，中國75.6％的機械採煤工業、46.7％的紡錠和59.2％的布機，還是操縱在帝國主義手裡。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更趁歐戰期間積極在華擴充勢力。它出兵強佔青島，不僅把德國在該地的所有工廠都據為己有，而且迅速地在山東各地開礦建廠，很快就擁有了130 多家廠礦企業。日本這時在對華貿易方面，已取代英國而躍居第一位，在金融方面，在華新設了五家銀行，接近同時期外國在華新設銀行的三分之二；在搶奪利權方面，獨占了這一時期的鐵路投資，實力急劇膨脹。美帝國主義在這期間也加強了對中國的經濟侵略，到 1919年，在對華貿易和航運方面都僅次於日、英而躍居第三位。民族工業發展中的上述特點，決定了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仍是微弱的。辛亥革命後幾次反帝反封建軍閥鬥爭都由於軟弱無力而歸於失敗。

三、工人階級的成長

隨著中國資本主義進一步發展，外國在華投資增加，中國無產階級隊伍日益壯大。辛亥革命前，中國近代產業工人不超過60萬人，到 1919年五四運動前，已達200萬人左右。他們雖然成長較晚，人數較少，但非常集中，大多數在上海、武漢、廣州、天津、青島、濟南、哈爾濱、無錫等工業城市及礦區；集中在鐵路、礦山、航運、造船、紡織、麵粉等企業中，帝國主義在華廠礦，由於規模大投資多，集中工人較多自不待言，就是本國開設的廠礦，也往往因為技術水平低而採用工人多，工人也很集中。這種集中性，有利於工人階級組織程度和鬥爭水平的提高。

中國無產階級身受外國帝國主義、本國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三重壓迫剝削。包工製、把頭制、監工製、學徒制等封建勒索和壓榨普遍存在。剋扣工資、打罵工人是常見的。中國工人工資之低，工時之長，是世界罕見的。 1919年前後，一般產業工人，不過勉強維持個人溫飽：滿鐵企業中的華工工資僅相當於日人的四分之一，最低的女工工資只有五分。工時一般是十二小時，多達十五六個小時。 ①星期日多無休息。根本沒有勞動保護和安全措施。如日本控制的撫順煤礦，1913年一年間就發生事故 2000餘起，死傷工人3000多人。 1917年1月11日，一次爆炸事件，就死亡工人 900多名。中國近代工人在政治上毫無民主權利。反動的北洋軍閥政府，先後頒布了《中華民國暫行新刑律》、《治安警察條例》、《治安警察法》，把工人罷工列為“妨害秩序罪”和“騷亂罪”。如1914年的《治安警察法》第一章明文規定：“最高當局為維護社會秩序和安寧……起見，決定採取警察力量，防止一切工人結合與行動。”中國無產階級所受的剝削與壓迫， “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見的；因此他們在革命鬥爭中，比任何別的階級來得堅決和徹底”。 ②辛亥革命後，中國工人罷工的次數愈來愈多，罷工規模和鬥爭水平都有顯著提高，從1912年到1919年5月的七年間，罷工達130多次，比辛亥革命前的七年增加了一倍還多。

1916年以後，罷工次數逐年增加，這年為17 次，1917年為23次，1918年增到30次，1919年僅頭五個月間就達19次，反映了工人運動日益走向高漲。罷工的規模也大多超過辛亥革命前的鬥爭。如1915年日商上海第五紗廠工人罷工、1917年上海英美菸廠工人罷工、1918年三新紗廠工人罷工，每次都有幾千工人參加。工人罷工中還出現互相支援和舉行同盟罷工，已由分散發展到聯合鬥爭。如1914年上海招商局、太古、怡和三個輪船公司的中國海員為響應工人要求增加工資舉行總同盟罷工，1915年蘇州絲業工人舉行全行業的同盟罷工，1916年北京等地支援天津法租界工人同盟大罷工舉行罷工，1917年上海中華書局印刷廠等支援商務印書館印刷工人罷工而罷工。這些罷工表現出工人階級無私團結的階級品質。辛亥革命後工人罷工，多為提高工資，縮短工時，改善勞動條件，不堪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和資產階級壓迫和剝削而舉行的。但罷工也日益明顯地開始由經濟鬥爭轉向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鬥爭。

1915年反對日本“二十一條”和1916年反對法國強佔天津老西開的鬥爭，是這一時期兩次大規模的反帝反軍閥賣國的政治鬥爭。工人成為這兩次鬥爭的主力，並用同盟罷工把鬥爭推向高潮。 1915 年在反對袁世凱賣國政府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的愛國運動中，上海日本企業的中國工人幾乎全部參加鬥爭。長沙等許多地方工人舉行罷工和示威遊行，抵制日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反對袁世凱賣國。 1916年天津反對法國強佔老西開的鬥爭，更顯示了無產階級的鬥爭力量。老西開靠近天津法租界，法國帝國主義者早在清朝光緒年間就企圖把老西開併入租界。 1915年當日本提出“二十一條”時，法國公使乘機向北洋軍閥政府提出這個無理要求，並於次年10月17日強佔了老西開。北洋軍閥政府已表示“未嘗不可”，承認了法國的要求。天津人民卻立即掀起反抗怒潮，舉行數千人公民大會，聲討法帝國主義的罪行。在法租界和法國企業中的工人決議實行同盟大罷工。 11月14日，首先在法國經營的工廠。電燈公司、電信局開始同盟罷工，其他工種的中國工人也相繼罷工，甚至巡捕、男女傭工“亦全體告退”。罷工工人以一致行動，粉碎了法帝國主義的增薪收賣、分化破壞行動。 ①

在天津工人大罷工的有力推動下，學生罷課，商人罷市。北京等他的工人也積極罷工支援。天津罷工鬥爭堅持五、六個月之久，取得一定勝利。中國無產階級在斗爭中，要求成立近代的工會組織以適應新的鬥爭。 1912年，上海出現以徐企文為首的“中華民國工黨”，它是改良性質的工團組織，既有工人、技術人員參加，也有資本家參加，後被反動政府解散。除上海外，武漢、長沙、天津、廣州等地都出現了早期的工會組織，曾領導過罷工和在爭取工人福利方面做了些工作。這些工會也都先後被破壞。中國無產階級的成長壯大和工人運動的日趨高漲，表明中國無產階級已開始由自在的階段向自為的階段轉變。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中國工人階級，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就開始以自覺的姿態，為中國的獨立、解放而鬥爭。”② 無產階級的成長和政治覺悟的提高，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傳播並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舊民主主義轉向新民主主義革命，準備了階級條件。

① 章有義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2輯，第201—202頁。 ② 《中國紡織史稿》第296頁。 ① 《六十五年來中國國際貿易統計》第1表。 ② 嚴中平等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 ③ 《第一回中國年鑑》第1430頁。 ④ 《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165頁，第41表。 ① 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史料叢刊：《中國民族火柴業》第19—20頁。 ② 楊大金：《近代中國實業通志》下卷，第344—345頁。 ① 嚴中平等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 ② 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弟2卷，第689頁。 ① 陳真、姚洛；《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輯，第26頁。 ① 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輯，下冊，第1202頁。 ② 《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607頁。 ① 《天津反抗法帝強佔老西開資料》，《近代史資料》1958年第5期。 ② 《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98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