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關係（1800—1862年）

第07章　中俄關係（1800—1862年）

第01節 擴大商業的努力歸於失敗

俄國是在亞洲腹地進行活動的唯一的歐洲大國，它在滿洲這個天地裏佔有一種特殊地位。1689年的尼布楚條約曾經規定過一條大致的邊界，並且在清帝國和莫斯科帝國之間確立了平等的原則。1727年的三項初步協定和恰克圖條約，曾使邊界線向西延伸，並規定蒙古北部邊境上的恰克圖和尼布楚附近滿洲邊境上的粗魯海圖為俄國人進行貿易的地點。清帝國的商人和俄國商人可以在這兩個地方進行免稅的貿易，不過粗魯海圖並未能發展成為一個商業中心，所以所有合法的私人商業，實際上都是在恰克圖進行的。總之，自十八世紀二十年代以來，俄國便擁有一個雙方按平等原則交往的從事中俄私人貿易的市場。這種條件是英國和其他西方列強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以前想要在中國沿海取得而未能如願以償的。

除了恰克圖的貿易外，俄國還可以每三年派一個商隊前往北京，不過條件是該商隊的領隊得履行中國方面的朝貢禮節，而俄方則獲准在北京保持一個東正教傳教士團。除了這些特許權外，清政府不讓所有俄國人入中華帝國之境。

俄國官方的商隊並不是有足夠的利益可圖的。走私的皮毛充斥於北京的市場。俄國的出口貨物繞過恰克圖前來蒙古的庫倫和滿洲的嫩江，而中國的貨物則繞過恰克圖運往伊爾庫茨克。自1755年以後，俄國政府不再派遣國家的商隊前往北京。在1768年，恰克圖條約的一條修改條款重申了在恰克圖和粗魯海圖進行的免稅貿易，並試圖改善有關邊境事務的管理。但是困難依然無法克服，於是清政府便不時中斷貿易，其中時間最長的一次發生在1785至1792年。但是，即使在恰克圖關閉期間，中俄貿易仍然通過定期集市繼續進行。在十八世紀的絕大部分時期中以伊爾比特的集市最為重要，它在該世紀的最後二十五年中遇到了馬卡爾耶夫集市（它在1816年的一次火災後遷到了下諾夫哥羅德）的競爭。運往這些地方的貨物，有從阿爾漢格爾斯克和沃洛格達運來的毛皮；有從莫斯科和雅羅斯拉夫裏運來的棉布；也有從伏爾加河各城市運來的皮革。俄國商人將這些貨物售與西伯利亞和中亞的商人，然後換回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出產的貨物。

1792年，清俄雙方談判再開恰克圖的貿易，同意各自根據本國法律懲處非法越境的人犯，從而清除了一系列枝節問題上的麻煩。但是，為了報答這次貿易的重新開放，俄方政府必須忍受清帝國的恩賜的口吻，這種恩賜的態度，在1792年的恰克圖市約中有所反映，雖然反映得相當隱晦。造成清朝與俄國之間關係惡化的複雜情況依然未變，原因是自從十七和十八世紀以來，清王朝進行的征服在某種程度上使俄國吃了虧，因為征服減少了俄方的貿易，並在遊牧民的心目中確立了清王朝的主導地位。到十八世紀九十年代俄方還多了一層耽心，這就是英國人在中國所取得的商業成就有可能損害恰克圖的貿易。

大約在十九世紀初期，歐洲俄國對茶葉的需求日益增長（與此同時，英國人在廣州也需求這種商品），這也促進了在恰克圖用俄國毛皮交換中國棉花和絲綢的交易。不久，茶葉的出口額便達到了中國對俄總出口額的百分之四十。其他的中國出口貨物有球狀煙草（此物在西伯利亞特別行銷）、草藥、香料、大黃以及品種繁多的各項奢侈品和工業製品，如磁器、金屬製品和玻璃製品。這種貿易恐怕只是以物易物，不過，儘管清朝作了許多限制，仍然有相當數量的白銀通過恰克圖流出了中國。

1800年，俄國政府試圖靠加強官方控制和公佈一套《對恰克圖關卡和貿易合夥人的指令》的辦法，從恰克圖的邊境貿易中獲得更多的好處。此辦法企圖劃一價格、調整關稅和取締外國的競爭。歐洲和美洲的商人被禁止在恰克圖的俄國一側進行貿易，可是外國的製造商們仍然在市場上佔有很大的比重，只有 1812年是例外，當時拿破崙侵入了俄國。從1800到1824年是恰克圖貿易的高峰年代，商業總額增加了將近90％，即貿易額從8，383，846盧布增加到了15，960，000盧布。

到1800年時，在新疆西北邊境，固勒紮和塔爾巴哈台也進行非法的中俄貿易。由於俄國商人對在伊犁和塔爾巴哈台唯一享有貿易權利的哈薩克人的貿易額一直在擴大，清政府于1768年曾規定哈薩克人除牲畜外，不得運進其他任何貨物，以此來限制他們攜帶俄國貨物。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哈薩克人的貿易項目又逐漸繁多起來，同時隨著違反商業規定的事件日益增加，政府當局便另謀別法來對付這種情況。俄羅斯帝國的商人們開始自己來做生意了。最初來到這裏的只有韃靼人和西伯利亞的穆斯林。住在塞米巴拉金斯克的塔什干人也參加了貿易，他們每次用兩三匹馬把小批貨物偷運到伊犁和塔爾巴哈台，並且充當哈薩克蘇丹的代理人。開始時，新疆地方當局故作不知，但是過了不多時間便開始向這種商業徵稅。清政府並不為表面現象所迷惑，它一直嚴密監視著俄方的活動。例如它竟然發現俄方在納倫河地區內設置了邊境哨所。清當局對此提出抗議，後來清政府和俄方官員在1794年幾經交涉，俄國人才將幾個最易引起反感的哨所拆毀。

1797年，俄國政府命令該國官員沿額爾齊斯河加速發展與新疆之間的貿易（雖然這樣做是違反恰克圖條約的），而同時固勒紮和塔爾巴哈台的貿易仍在不斷發展。中國的漢族商人和清朝的官吏貪婪地購買俄國人的棉布、鐘錶、刀和其他雜貨，而其中的筒風琴在當時被當作奇珍而大受歡迎。清朝的臣民願意出俄國人視為荒唐的高價，用磚茶和錦緞（特別是受到高度讚賞的和闐彩色棉織物）以及條文規定不准出口的白銀來交換這些俄國貨物。清朝的商人欣然同意賒欠，於是俄國的韃靼人便發了財，新疆也就成了“冒險家的不折不扣的加利福尼亞州”。雖然出身于歐俄的貿易家也不時來到新疆邊界上，但是，當時因在固勒紮和塔爾巴哈台做大生意而聞名的只有一個人，他名叫桑尼科夫，一位塞米巴拉金斯克的商人。

在進入十九世紀的前後，還有其他一些信基督教的商人和旅行家也來到了新疆。其中人數最多的是亞美尼亞人。來自伊斯坦布爾的兩位阿達拉修教派的教士在葉爾羌、和闐和阿克蘇曾經商多年而未受限制，而設在喀什噶爾的亞美尼亞人的商會甚至還有它們自己的教堂。來自第比利斯的一位格魯吉亞人名叫拉費爾•達尼別加什維裏曾遊歷了拉達克、葉爾羌、阿克蘇、吐魯番和準噶爾，而且大約就在這時，一位德國軍官兼英國東印度公司的代理人——人們只叫他喬治•呂德維希•封……——則遊歷了帕米爾諸國、浩罕、哈薩克草原、喀什噶爾和葉爾羌。印度的貿易者在新疆經商顯然是不受干預的。

從十八世紀七十年代或比這還早的時候起，主要是由衛拉特蒙古人運來的俄國貨就打進了西藏。在班禪喇嘛贈送給英屬東印度公司的禮物中就包括 “打著沙皇雙頭鷹金印的俄國皮革”，而早在十九世紀初便傳說亞洲的俄國商人在西藏和中亞細亞出售法國布匹。確實，當時俄國在亞洲的政策最重要的目標之一就是要通過新疆和西藏發展對印度和中國的貿易。為此，俄國政府便於1803年設立了布赫塔爾馬關卡，1804年又由西伯利亞當局派遣一個商隊前往固勒紮和阿克蘇，領隊是一位名叫別茲諾西科夫的翻譯官，此人當時假裝做哈薩克蘇丹的代理人來從事收集情報的工作。1805年，在普加喬夫暴亂中被俘的韃靼人加貝杜拉（烏拜德•阿拉）•阿米羅夫在遊歷了布哈拉和印度以後回到了俄國，這使俄國人對遙遠的亞洲貿易的興趣又增添了知識和熱情。因此就更可以理解，為什麼英國人對印度的滲透會“引起聖彼德堡一陣忙亂”，而需要在外交事務委員會中設立一個“特別司”來處理有關亞洲各民族的事務了。

在十八世紀最後三十年期間，俄國人的商業興趣在北太平洋大為擴展，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獵捕者追尋日益減少的皮毛來源造成的。在1799 年，俄國政府成立了俄美貿易公司，這是“俄國歷史中第一個由沙皇批准的股份有限公司”。但公司如果要變得有利可圖，它必須設法供應它的前沿分站，擴大皮毛市場，並遏制外國的競爭。因此，聖彼德堡開始又注意黑龍江，使之可能成為一條把貨物從中西伯利亞運往太平洋的路線。

對推銷該公司的皮毛來說，中國似乎是最理想的市場；但在中國，西歐——特別是美國——的商人保持著競爭的優勢，因為他們可以在五個月內就把皮毛從西北美洲運至廣州。俄美貿易公司的皮毛運往恰克圖不但開銷驚人和曠日持久（從阿拉斯加運出皮毛需時兩年多），而且俄國人在阿拉斯加和堪察加的分站對給養的需要非常迫切，所以公司的外國競爭者可以在業務上扼其咽喉，即把給養售給公司各分站來換取皮毛，然後運往廣州銷售。因此，俄美貿易公司如要取得成就，也許甚至可以說，如要取得生存，就取決於它是否象歐洲人和美國人那樣能爭取清朝同意俄國人通過海路與中國進行貿易。

根據這個邏輯，聖彼德堡在1803年知照北京說，沙皇希望派一名使節前往中國；同年，又派出納傑日達號和涅瓦號兩艘輪船在封•克魯森斯騰的率領下從喀琅施塔得駛出作環球航行。封•克魯森斯騰乘納傑日達號，與他同行的是宮廷大臣和俄美公司的董事列贊諾夫；後者此行的目的是說服日本人同意俄國人來進行貿易。但列贊諾夫的使命完全失敗。日本人拒絕在江戶接待他，退還了他的禮物，並在打發納傑日達號離開時命令俄國船隻不准再來日本；於是列贊諾夫單獨回國，而封•克魯森斯騰乘納傑日達號載運堪察加的皮毛駛向廣州，以期與涅瓦號在1805年後期會合。

與此同時，理藩院卻答復說，清帝願意接納一名俄國使節；於是聖彼德堡派戈洛夫金伯爵去試探清朝對俄國人所提一連串迫切要求的反應。戈洛夫金想說服北京向俄國人開放整個俄-清邊界以進行貿易，把俄國在固勒紮和塔爾巴哈台的貿易合法化，並同意把貿易擴大到額爾齊斯河和布赫塔爾馬河會合處。此外，他還企圖使俄國獲准在中國內地不受限制地進行商隊貿易和取得在南京的貿易壟斷權。另外還有許多其他要求，如通過西藏與印度貿易；俄國的監督官有權陪同伏爾加河流域的卡爾梅克人到拉薩朝聖；在黑龍江航行；在黑龍江河口建立倉庫；廣州對俄國船隻開放（首先從納傑日達號和涅瓦號開始）。根據俄國樞密院後來送交理藩院的一份說明，戈洛夫金應在納傑日達號和涅瓦號駛抵廣州前到達北京並正式宣佈它們之到達廣州，同時解釋它們在廣州進行貿易的理由。

但是清朝的朝貢禮儀這一棘手問題，特別是叩頭的問題，在戈洛夫金到達清朝京城前就破壞了他的使命。俄國派往北京的使節一直行清廷要求其屬國履行的三跪九叩首之禮。但在1793年，馬戛爾尼勳爵作為俄國主要商業敵國的大使已經拒絕行叩頭禮，可是清帝仍予召見。當時這個英國人在北京要求取得與俄國人享受的相似的貿易權利（每三年來一次朝貢商隊），而清帝的答復是，俄國人的貿易僅限於恰克圖，英國人的貿易就應同樣限制在廣州。

到戈洛夫金出使時期，清政府當然會擔心：給一個歐洲強國以特許權，其他歐洲列強會起而效尤。自馬戛爾尼事件以後，清王朝比過去更熱衷於堅持合乎體統的朝貢儀式，特別堅持叩頭的禮節。另一方面，戈洛夫金知道馬戛爾尼拒絕行叩頭禮後，很可能下決心儘量不使自己降低身分。在俄國使節到達北京前，清當局要他在張家口對披掛著黃綢的代表清帝的象徵物叩頭，以此來考驗他。戈洛夫金拒絕照辦。清政府堅持這一要求。戈洛夫金也寸步不讓；因此他除了回俄國外就無事可做。此事發生後，理藩院和樞密院之間互相不愉快地交換了幾次照會。

就在1805年末期間，封•克魯森斯騰的兩艘船隻未經通知就抵達廣州，它們在那裏順利地進行了貿易，但在它們離開後，清政府著重重申，它要把非納貢性的中俄商業限制在恰克圖的以物易物貿易範圍內。封•克魯森斯騰回到俄國後，又重複了1787和1797年早期探險者的荒謬的主張，即庫頁島是一個半島，黑龍江河口被泥沙淤塞，船隻已不能通航。這種錯誤看法受到封•克魯森斯騰這樣一個權威人士的支持，就推遲了俄國向黑龍江地區的推進幾乎達半個世紀之久。

戈洛夫金出使的失敗，使俄國只有靠兩條在十八世紀爭取到的非納貢性途徑與中國接觸：一條是在北京的傳教士團，一條是恰克圖的市場。沿邊境一帶的非法貿易增加了，但恰克圖的貿易根據1800年的《指令》中關於禁止用現金或用賒欠交易的規定照舊進行。當然，也有違反這項規定的情況，但俄國政府對違禁者嚴予懲處，所以一般說來，中俄商業在1854年前還是限制在以物易物的基礎上，到了這一年恰克圖當局才准許俄國商人以金、銀購買中國貨物。 1855年，俄國政府仍希望擴大俄國對華的合法貿易，因而進一步放鬆了恰克圖的各項規定。其直接後果是，恰克圖的商業交易多少增加了，但也造成了俄國的收支不平衡，俄國在恰克圖的出口繼續下降。

如果不提俄國通向中國的另一條非納貢性途徑——俄國東正教傳教士團，那就對十九世紀的中俄關係不會有完整的記述。清政府在1683— 1685年把所有逃亡到清帝國的莫斯科人和哥薩克人組織起來，並把有些俘虜編進一個滿洲鑲黃旗旗兵的獨立分隊後，曾准許俄國每十年依次派一批東正教教士和學生來到北京，他們於1716年在北京居住，後來又建立了自己的教堂。俄國這批十八世紀的傳教士團以懶散、酗酒和放蕩而最為著名，但歷史文獻可能過於強調了這些消極面，因為正是通過這些傳教士團的學者，才奠定了俄國的中國學基礎，並使俄國政府掌握了有關中國的大部分知識。

到十九世紀初，這個傳教士團已有一所寄宿處（只供傳教士團本身使用）、尼古爾斯基教堂、一所學習漢文和滿文的學校和一所學習俄文的滿人學校。已有八屆傳教士團在清朝京師駐紮過。第八屆傳教士團除兩名成員外，其餘都已死亡；因此亞歷山大一世在1806年派出由夏真特神甫比丘林指導的第九屆傳教士團。比丘林與他的前人一樣，在北京時相當放蕩。有一次，理藩院召集了第九屆傳教士團全體，指責他們的不道德行為。但比丘林卻獲得了扎實的中文知識，並有一批中文藏書。在他的領導下，第九屆傳教士團奠定了俄國的中國學基礎，並且逐步收集了有關中國本土、滿洲、蒙古和西藏等地的材料。第十屆傳教士團出了達尼伊爾•西維洛夫，他在1837年在喀山大學設立第一個中文講座；還有O.P.沃伊采霍夫斯基，此人是第十屆傳教士團中的醫生，後來接替西維洛夫的講座。 1830年，J.E.科瓦列夫斯基（O.M.科伐列夫斯基）送第十一屆傳教士團來北京，次年回國時為喀山大學帶回了一批中文、滿文和藏文圖書；他編的三卷本蒙文詞典仍是蒙文詞典學方面的傑作。後來擔任該傳教士團臨時團長和大司祭的聖僧阿瓦庫姆•切斯諾伊在1841年回俄國後，就成為外交部亞洲司（1819 年設立）的顧問。

第十二屆傳教士團出了第一個真正現代意義的俄國的中國學家，此人名魏西裏夫，他曾是西維洛夫的學生，從中國回國後就成了中文和滿文教授（代替沃伊采霍夫斯基），後來在1855年成了聖彼德堡大學的第一個中文教授。第十二屆傳教士團另一個成員，即鮑乃迪大司祭（N.N.卡法羅夫）也成了一名有成就的中國學家。他發明了一套俄文拼寫中文的體系，並且發表了許多有關中國主題的重要文章，同時在政治方面也為俄國政府收集過情報。他之經常在北京，已成為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後期有特殊意義的事，因為那時俄國正在與中國商談條約和劃分黑龍江和濱海的領土。從1850年起，每屆傳教士團的駐期從十年縮短為五年，這樣就可使更多的俄國學生能在北京取得第一手的經驗。


第02節 中亞貿易和固勒紮條約（1851年）

儘管戈洛夫金的出使失敗了，西伯利亞的官員仍設法想在恰克圖以外擴大俄國的對華貿易。最初，他們只謹慎地鼓勵在沿額爾齊斯河一帶進行非法的交易和從莫爾塔德•法伊德•阿丁（此人1807年在新疆進行貿易）等俄國的韃靼人那裏收集情報。但到1810年，中俄的商業在布赫塔爾馬已經激增，連中國的漢族商人也偷偷地到那裏做生意；因此西伯利亞當局勸一個名叫奈爾平的商人派一支偵察性商隊前往塔爾巴哈台和固勒紮，商隊由象往常那樣充當哈薩克蘇丹代理人的譯員普京采夫率領。由這次遠征得悉，在清朝官員中也有希望使俄國和新疆貿易合法化的人。

在1810至1825年期間，許多商隊從俄國到過六城地區，商隊中有一些神秘人物，如打扮成亞美尼亞人的格魯吉亞貴族馬達托夫，打扮成安集延人的塞米巴拉裏斯克商人佩連科夫，以及一個打扮成布林加爾人的名叫伊薩耶夫的人。西伯利亞當局說服兩名塔什干的和喀山的穆斯林商人組成一支商隊去調查在阿克蘇貿易的可能，在1813年又派出了一支配備有譯員布賓諾夫的商隊。這支商隊帶了價值321，000盧布的商品離開塞米巴拉金斯克，在行進途中得到柯勒克孜人的合作，穿過柯勒克孜領土沿一條新路線來到阿克蘇和喀什噶爾；他們於次年帶回大黃、茶葉、棉織品和錦緞，商品總值達一百萬盧布。這在俄國官員的心目中，樹立了新疆貿易有利可圖的想法。

佩連科夫和另一個名叫波波夫的塞米巴拉金斯克商人在十九世紀第一個二十五年中與新疆進行了大量貿易，莫爾塔德•法伊德•阿丁就是作為波波夫的代理人而在1821—1824年與一支商隊去喀什噶爾的，他在那裏為西西伯利亞軍區進行偵察。在這些韃靼商人的勸告下，有些柯勒克孜的酋長派代表去西伯利亞當局討論歸順俄國事宜。他們受到熱烈的接待。

國際政治日益與俄國對中亞貿易的努力糾纏在一起。最令人注意的“土著”政治代理人是喀布爾的一個名叫阿哈瑪迪（梅第•拉斐羅夫）的猶太商人，他在幼年是喀什米爾的一個孤兒，後被撫養成為什葉派穆斯林，後又在俄國轉信希臘東正教。1813年，西伯利亞當局派阿哈瑪迪與一支商隊從塞米巴拉金斯克出發前往六城和拉達克。在列城，阿哈瑪迪向該城高級行政長官阿克巴•馬赫默德汗遞交一封要求建立友好關係的信，後者答應保護俄國貿易，並寫了回信，表示願意與俄國建立關係。

在1821年，俄國人又派遣阿哈瑪迪在回程中遞信給旁遮普的土王倫吉特•辛格，要求建立友好關係，此信是奉沙皇亞歷山大之命寫的，由涅瑟爾羅德伯爵簽署。阿哈瑪迪在前往喀什米爾途中，又在葉爾羌改變了他的宗教信仰，成了一個遜尼派穆斯林，據說他還“向喀什噶爾的穆罕默德信徒們保證，任何企圖擺脫中國人控制的行動都能得到俄國的支援，甚至邀請該土邦的繼承人訪問聖彼德堡，答應後者可帶一支軍隊回來，以收復其祖先的土地”。但當阿哈瑪迪越過喀喇昆侖山時，他因身體暴腫而死去。柯勒克孜部落的人掠奪了他的商隊，俄國政府在1823年才知道他的命運。阿哈瑪迪出使的消息也使英國人對俄國在印度邊境的野心警惕起來；英國人同時還聽到俄國人和浩罕統治者之間有一項協議，其中有這樣的內容：浩罕統治者“在俄中商隊從俄國邊境至喀什噶爾的途中穿越其領土時，將提供安全護送隊”。

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英國和俄國相互日益關注對方在新疆和西藏的活動。在開始時，俄國官員對他們在亞洲腹地的貿易地位具有信心。俄國的海豹皮、皮毛、綠絲絨、金銀色繡花線、布林加爾皮革、鍬、鋤、圓木、塊糖、海狸皮和阿斯特拉罕細平布行銷遠至和闐的市場。但當外國的競爭似乎要危及俄國的恰克圖貿易結構時，聖彼德堡政府的官員們開始大聲疾呼，擔心英國人會“竊取”俄國的亞洲貿易。布哈拉的商人在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報告說，英國的暗探已經到喀布爾和“布哈利亞”，已經用賒銷方式推銷貨物，已經把禮物贈給那裏的統治者們，並且留下了武器，其中還有火藥武器。俄國人愈加擔心了。清政府的憂慮也日益增加。

隨著1825年張格爾聖戰的爆發，北京採取了各種措施，為的是把英國人和俄國人排除于帝國的亞洲腹地邊境之外。但新疆地方當局並不禁止穆斯林商人運進俄國貨，甚至還准許扮成穆斯林的俄國人通過。而一些歐洲部分俄國人如鄂木斯克團軍醫齊別爾什坦（1825年）和有經驗的布賓諾夫（1829 年）都設法進入新疆。韃靼的代理人如穆罕默德•亞吉布•詹庫羅夫和特羅伊茨克商人阿卜達爾•瓦利•阿卜杜爾•瓦加波夫（阿卜達爾•瓦哈布）•阿布-巴基羅夫（他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到過準噶爾）繼續直接和間接地向西伯利亞軍區提供最新情報，就象阿布德•拉赫曼•依善等穆斯林那樣；依善在1833年提供了一份關於從阿姆利則出發至喀什米爾、喀布爾、西部中亞和六城的旅行報告。

穿越新疆邊境的中俄貿易開始發展了。首先增長的是中國的茶葉出口。1825年，有60普特22芬特（1普特等於16.38公斤；1芬特等於409.5克）的茶葉通過了塞米巴拉金斯克關卡。到1835年，數量增至909普特51芬特。大黃和硇砂也是重要的貿易商品。從俄國進口的貨物中，金屬器皿數量也有增長。俄國的平紋布、黑貂皮和仿製錦緞遠銷至西藏的羌塘和拉薩，通常從俄國邊境來的商隊往南遠至庫車和阿克蘇，攜帶的貨物有平紋布、錦緞、銅、鋼、皮毛和金幣銀幣，從而使阿克蘇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成為“交換中國和俄國韃靼利亞產品的一個重要大商業中心”。參加俄國和新疆貿易的浩罕人和其他中亞人與日俱增，因此從布哈拉和浩罕運往俄國的大部分出口貨中就有了中國的產品，而俄國的紡織品也經過安集延行銷至葉爾羌。甚至連有些中國商人也不甘落後，他們顯然避開了清朝的邊哨，參加下諾夫哥羅德的集市貿易。

一般說來，大約到1830年，清朝商人用白銀購買俄國貨物相當普遍，但此後的貿易即變成以物易物，到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俄國商人開始用白銀和黃金購買中國貨，並利用中國人的信貸。在1835—1840年期間，只有586普特25芬特的白銀從準噶爾經塞米巴拉金斯克關卡流出。白銀似乎已成為支付鴉片的唯一手段。但這些銀子的大部分立刻又流回新疆。到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小量鴉片煙已從塞米巴拉金斯克滲入準噶爾，但隨著鴉片戰爭的爆發，聖彼德堡禁止向中國輸出鴉片以期打擊英國的地位，並在1841年將這項措施知照北京。俄國的鴉片貿易是少量的，所以容易放棄，但俄國禁令的有效程度如何，則不能肯定。這項貿易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甚至還有所發展，因為有一個目擊者約在1850年報告說，來自俄國的韃靼商人正在新疆出售鴉片，換取同樣重量的白銀。“在商隊到達固勒紮和楚呼楚（塔城）時，中國人會見了他們；中國人用白銀把貨全部買下並把鴉片偷運入城。然後這個商人與攜帶器皿和元寶的商隊不受檢查地進了城。”到十九世紀中葉，鴉片通過中亞還運進了準噶爾。

當然，整個俄國與新疆的貿易按官方現定是違反清朝法律和恰克圖條約的。但是到了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俄國已經如此強有力地控制著哈薩克人，以致清朝與哈薩克人貿易壟斷的門面再也不能掩蓋中國漢人和俄國人之間互相經商這一事實了。因此，北京政府先在塔爾巴哈台，然後於1845年又在伊犁，把中國漢人與“哈薩克人”（包括俄國韃靼人，形形色色的中亞人以及穿著穆斯林服裝的歐洲部分俄國人）的貿易加以合法化，放棄了官辦的壟斷貿易性質。但是清當局還是保留了比私商優先購買哈薩克牲畜的權利，此外，清朝又徵收了高得不合理的稅額，對俄國貨徵收8％的營業稅，對國外運進伊犁和塔爾巴哈台的商品征5％的進口稅。

特別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伊犁和塔爾巴哈台的貿易量和貿易值都增長了，在1840年交易總額為367，300盧布，到1851年增至 834，500盧布。俄國方面當時有兩個最重要的商人，一個是波波夫的合股人薩姆索諾夫，一個是原來的塔什干商人，名叫伊布拉金•阿米羅夫，兩人都住在塞米巴拉金斯克。薩姆索諾夫每年向伊犁出口的總值約兩萬盧布，而阿米羅夫每年運往塔爾巴哈台的貨物約值一萬五千盧布。其他許多商人的生意也獲得利潤，但即使到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末，伊犁和塔爾巴哈台的總貿易量仍然只有恰克圖中俄貿易量的6％。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伊犁和塔爾巴哈台的非法貿易也象恰克圖貿易一樣，主要是以俄國的紡織品交換中國的茶葉（大部分中國茶葉運往俄屬亞洲腹地和伏爾加區）。通過新疆向俄國出口的茶葉，其總值在1842至1851年這段時期幾乎增長了十倍。

1845年，俄國外交部本身決定直接調查穿越新疆邊境的中俄貿易的遠景，因此它派亞洲司副司長柳比莫夫（偽裝成商人，化名為霍羅舍夫）到塔爾巴哈台和伊犁。一定是因為柳比莫夫又捏造了一個合法的理由，說他是哈薩克人的穆斯林代理人，清當局才讓他入了境；他注意到英國貨在那裏占著優勢，而這些貨物卻不是來自印度，而是來自中國沿海。但他又發現，只要以條約使那裏的貿易合法化，俄國在新疆的貿易是有巨大潛力的。他建議，俄國必須急起直追，因為英國棉布進口量日增；因此在1847年，駐北京傳教士團的大司祭波利卡普奉俄國政府之命要求清政府把俄國在伊犁、塔爾巴哈台和喀什噶爾的貿易合法化。在恰克圖的中國茶商擔心新疆的中俄合法貿易會損害他們在恰克圖的營業，於是說服清政府拒絕了這一要求。但俄國人並不消極等待，他們已經開始建築一條從奧倫堡通向伊犁的道路，所以在1848年和1850年再次提出申請，要求把他們在新疆的貿易合法化。

如果清朝拒絕把俄國在伊犁和塔爾巴哈台的貿易合法化，這項貿易無論如何也一定會繼續下去。何況對清朝法律的公開違抗就會使清帝國對新疆北部的控制瀕於瓦解，就會引起其他國家注意到清帝國在其亞洲腹地邊境的弱點。另一方面，如果清朝把那裏的貿易合法化，當局就能對它進行管理，可以重申清王朝的權威。因此，清朝同意了俄國的請求。

1851年8月6日（俄曆7月25日）科凡勒夫斯基代表俄國，奕山代表中國，簽訂了固勒紮（伊犁）條約，條約規定開放伊犁和塔爾巴哈台免稅進行中俄貿易，准許俄國人在兩城市建立倉庫、住宅和各建一處公墓，並同意俄商在俄國領事管轄下每年留居八個半月（春、夏、秋三季）以銷售其商品。如果一個商人不能在規定期間售完其貨物，可以留至銷完貨物時為止，然後由領事將他遣送回俄國，但清朝對這種商人不派兵護送，除非他隨行時帶有至少十頭駱駝馱運的貨物。條約規定俄商進入清境得出示俄國當局頒發的執照，這樣就加強了俄國政府對本國商人的控制。伊犁和塔爾巴哈台的俄商只有從領事那裏取得執照，才能離開市場和不再受領事的監督。兩國都禁止商人使用賒欠方式貿易。

固勒紮條約使中國邊境市場的傳統稍微現代化了，外來人可以在貿易季節來到這些市場，但不得長期居留。駐紮俄國領事的措施是一個創舉，但他對俄國臣民的管制則不是新措施；而禁止信用交易之舉也不是獨出心裁，在沿海條約之前，這種方式在廣州已不斷遭到禁止，雖然沒有收效。總之，固勒紮條約無疑因有了南京條約的先例而便利其簽訂，但其條款仍是按照邊境控制的老傳統擬訂的。

準噶爾遠離中國本土的商品製造中心，相對地說，離俄國較近；因此，俄國人迅速發展了他們在伊犁和塔爾巴哈台的貿易，並於1852年在這兩個地方建立了倉庫；他們在1854年建設了維爾內城（今阿拉木圖）這一俄國與新疆貿易的重要樞紐。由於聖彼德堡禁止鴉片、黃金、白銀、鈔票、火藥武器、火藥和伏特加酒向中國出口，所以主要以俄國的牲畜、紡織品、金屬器具、珠寶、皮革和皮毛去換取中國的土布和茶葉。從伊犁和塔爾巴哈台向俄國的出口貨中，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上半期，90％以上是茶葉，主要是供俄屬亞洲居民飲用的廉價磚茶。通過新疆邊境向俄國出口的其他中國貨有紡織品和粗毛織品，有趣的是，還有阿爾泰山區的皮毛。

俄國人的日益增多，可不是準噶爾的每個人都能接受的，因為在1855年，由於一些不能確切說明的原因，有幾百名“遊民”掠奪並焚毀了塔爾巴哈台的俄國倉庫。新疆當局被認為是破壞倉庫的縱容者。俄國在塔爾巴哈台的貿易因而中斷，在伊犁的貿易也有所減少。俄國人要求賠償損失，於是在1856年派了一名信基督教的哈薩克軍官瓦裏哈諾夫前往伊犁，談判重開俄國貿易之事。貿易隨即恢復，但賠償問題仍懸而未決，於是就暫時放到正在中國沿海進行的中俄條約談判中去考慮。但清朝最終被迫承認他們負有責任。根據1858年9月9日（俄曆8月28日）中、俄在塔爾巴哈台（楚呼楚）締結的議定賠償條約的條件，清朝同意重建俄國的倉庫，以550箱茶葉（價值305，000盧布）賠償俄國的損失。

俄國政府對固勒紮條約真正感到失望的只有一件事，這就是清政府不願意開放喀什噶爾給俄國進行貿易。據說，俄國政府自喀德琳二世執政（1762—1796年）以來，“經常注意與喀什噶爾建立政治的和商業的關係”，但六城地區一直被叛亂所困擾，所以清朝不願意俄國人在那裏擴大他們的影響。但1854年克裏米亞戰爭的爆發，又給俄國想與喀什噶爾建立貿易關係的願望增添了新的因素，因為戰爭加劇了英俄的對抗。由於英國人日益發展的海上貿易，特別是在茶葉方面，所以俄國更加希望能夠掌握大陸商業的競爭優勢。聖彼德堡尤其擔心英國的貿易會從印度通過新疆滲入中國本土的心臟地區。1854年俄國人加強了他們對俄清邊境地區的哈薩克人和柯勒克孜人的控制，同時勘探了清朝的邊境和記下了通向喀什噶爾的商隊路線。1855年，那個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為西伯利亞當局考察準噶爾形勢的詹庫洛夫啟程進入六城地區和浩罕。

1858年俄國人把瓦裏哈諾夫派回新疆，這一次他偽裝成商人前往喀什噶爾。他成功地留在那裏幾乎達半年之久（1858年10月至1859 年3月中旬），同時又成功地訪問了葉爾羌。回國後，他在1861年發表了一篇內容廣泛而詳盡的報導《關於六城的情況》，從而為俄國研究東突厥斯坦的學術奠定了基礎。現在的哈薩克科學院歷史、考古和人種學研究所以他的名字命名，表示對他的紀念。

到1860年締結中俄北京條約時，喀什噶爾最後被開放與俄國通商。克裏米亞戰爭已經結束，但英俄的對抗卻有增無已。


第03節 東北滿洲的喪失

清王朝繼續半心半意地決定保持滿洲邊境的滿族特點，但漢族移民仍不斷湧進（吉林的人口在1800至1850年期間翻了一番）；因此政府考慮到滿洲的資源，就制訂了一項滿洲移民政策。在1812年，決定把貧困的滿洲旗人重新從北京移回吉林和黑龍江南部的軍墾區。1842年，政府開始貫徹這一決定，專門為滿洲移民準備了耕地，並准許他們免稅五年。不管從哪一方面說，這一措施對加強邊境的滿族特點都無效果。漢人移民開墾著土地。漢族商人到處經商，有的經過批准，有的則沒有。一些創業者在那裏從事鴉片貿易和興辦象堡壘那樣堅固的高糧釀酒廠等事業，給十九世紀的滿洲提供了尋歡作樂的機會。快到該世紀下半期時，漢族的紳士階級開始在滿洲邊境社會發展起來。

漢人大批湧進吉林和黑龍江；他們在未設防的領土上定居下來；他們買進了旗人和分散的部落民的可耕地；他們與土著競相狩獵和捕魚；他們也大力發展貿易——所有這些情況到了十九世紀第二個二十五年時造成了本地滿洲居民的負債和貧困。即使如此，邊境的中國化在速度和廣度上都不足以免使最北部的部落區和濱海領土落入俄國人之手。在十九世紀中期，仍只有分散的清朝臣民居住在黑龍江右岸，居住在左岸的人數則更少。

在整個十八世紀中，俄國已經穩步地加強了它在西伯利亞東部的地位。俄國的探險家們在1737和1738年已經對黑龍江進行了兩次勘探。西伯利亞史學者繆勒曾在1741年建議，利用黑龍江航線作為向堪察加提供給養的手段是可取的。五年以後，白令的助手奇裏科夫曾力促在黑龍江河口建立一個港口。1753年伊爾庫次克行政長官米亞特列夫重申了上述兩個建議的內容。喀德琳二世認為獲取黑龍江的想法很吸引人，但是1787和1797年的兩次海上航行則引起了一種錯誤的意見，即黑龍江的河口是不能通航的。在十九世紀初期，另外兩個俄國人曾調查了直至阿爾巴津的河流區，俄美貿易公司也表示了它對黑龍江潛力的興趣，但是戈洛夫金的出使沒有取得通航權，而封•克魯森斯騰的航行又進一步證實了黑龍江不能通行的錯誤觀念。

可能在1819年又有人提出了黑龍江的問題，當時俄國政府又派季姆科夫斯基護送第十屆傳教士團前往北京；季姆科夫斯基想去購買地圖和地圖說明，“以便更好地執行我國政府的意圖”。季姆科夫斯基所發表的記載中只提到與理藩院的一些次要談判，但他的職責之一可能是瞭解取得黑龍江通航權的可能性。根據俄國在1824和1825年與英國和美國簽訂的條約，俄國人必須斷然放棄在北美進一步南下擴張。因此，聖彼德堡開始以更大的興趣注意黑龍江以北的清朝領土，於是在1832年，拉季任斯基上校奉命去確定哥爾比察河下游邊界標界的確切位置。1840年，俄國外交部試圖通過在北京的傳教士團與清朝談判黑龍江的問題，但是北京則堅持尼布楚條約已經了結此事的立場。

吉林和黑龍江的將軍很少注意滿洲邊地的發展事務，而清廷的政策依然反對漢人前來移居，這使得滿洲北部基本上無人守護。只有日本政府注意到了俄國在東西伯利亞行動的必然後果，因為它早在1809年已派一個名叫間宮林藏的代理人去確定俄國人不但在庫頁島，而且在黑龍江流域的影響和滲透的程度。

橫跨西伯利亞的大陸運輸所花的費用和時間，使俄國的恰克圖貿易在與西歐及美國向廣州的海運進行競爭時處於不利地位，但俄國政府由於相信黑龍江不通海，所以很少去注意改進與中國的商業關係。但南京條約改變了俄國政府的態度，因為歐美的競爭者這時可以比過去更迅速更廉價地運載他們的貨物，而且做生意也方便得多了。相反，在恰克圖搞貿易則既慢且費。在十九世紀的第二個二十五年期間，恰克圖的貿易總額大致保持穩定，每年約一千三四百萬盧布，但俄國人的利潤卻受到了大陸遠程運輸費用的限制。例如，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從恰克圖通過陸路運往莫斯科，每普特茶葉運費達六盧布或更多一些，而它從廣州運往倫敦的海運運費只相當於三十至四十戈比。結果，歐洲貨和美國貨逐漸在恰克圖市場上銷聲匿跡。中國與歐俄之間橫穿大陸的貿易也受到了損失。中國在恰克圖的最大宗出口貨是茶葉。中國進口的俄國毛織品和棉織品的數量日增，因為這些商品甚至在華南也容易找到市場。另一方面，中國進口皮毛的數量卻下降了。由於運費的關係，恰克圖貿易愈來愈限制在中國和俄屬西伯利亞之間的交易方面。

對於西伯利亞來說，對華貿易的潛力似乎特別重要。西伯利亞日益增長的人口和日益擴大的經濟，需要發展相應的對外貿易來推動該地區的開發，而發展西伯利亞貿易和工業潛力的關鍵就是黑龍江。俄羅斯帝國科學院的封•米登道夫在1844年勘探了黑龍江流域。1846年，俄國人偷偷地偵察了黑龍江河口，但沒有結果；1847年俄國政府又直接與清廷接觸，要求再增加三個貿易地。清廷拒絕這一要求，同時又輕率地重申它的舊政策，即反對漢人移居北滿。

到1847至1851年期間，由於俄國製品幾乎有一半要向中國出口，所以聖彼德堡必須認真對待對華貿易。1848年，俄國政府試圖再以俄美貿易公司的一艘輪船孟什科夫公爵號在中國沿海試一下運氣，它載運皮毛駛進上海，要求准許貿易。清政府拒絕了它，並打發它離去。兩年以後，它又來上海，重提同樣的要求，仍遭拒絕。但1853年另一艘俄國輪船訪問上海時做成了一筆生意，以阿拉斯加皮毛換取給養和茶葉。

在此期間，積極肯幹的東西伯利亞總督穆拉維約夫進一步推動了對黑龍江的勘探工作，他這樣做一方面是為了西伯利亞的經濟發展，一方面是為了軍事的安全，因為他和與他抱同樣想法的人都關心俄屬遠東在英國駐太平洋海軍艦隊面前所處的脆弱的地位。兩個英國人希爾和奧斯丁在1846和1848年的出現更增加了穆拉維約夫的擔心，這兩人表面上是進行地質研究和尋找與考察隊一起失蹤的弗蘭克林船長。當穆拉維約夫獲悉奧斯丁打算乘木筏沿黑龍江而下時，就把他逮捕並帶回伊爾庫次克。1849年穆拉維約夫派涅維爾斯科伊去勘察庫頁島北部和調查海峽以及黑龍江三角洲和河口的情況。涅維爾斯科伊確認黑龍江可以通航，並且證實庫頁島不是半島，而是一個島。他在黑龍江一帶沒有看到清軍，斷定清政府在這一地區沒有行使權力。他推測，黑龍江下游的居民甚至不認為自己是清朝的屬民，因而他認為他們對清朝實際上是抱敵視態度的。英、法和美國的船隻出沒於勘察加附近和鄂霍次克海的景象，進一步提高了俄國人進入黑龍江的興趣。穆拉維約夫爭辯說，“誰掌握了黑龍江河口，誰將佔有西伯利亞，至少可以遠至貝加爾湖”；同時他還警告說，如果英國人奪取了黑龍江河口和庫頁島，俄國就將失去整個東西伯利亞。以涅瑟爾羅德和財政大臣弗隆欽科為主的其他意見則反對穆拉維約夫的勸告，因為擔心在遠東的努力將會分散俄國在歐洲的精力，但最後穆拉維約夫的論據占了上風。在1850年，由涅維爾斯科伊率領的第二個勘察隊奉命非常謹慎地（因為事為清廷所關心）設立了兩個冬季哨所，一為黑龍江河口以北的彼得羅夫斯克，一為在上游相距不遠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廟街），後者的設立顯然是違反尼布楚條約的。俄國的軍旗升起來了。

涅維爾斯科伊的行動引起了聖彼德堡政府官員的強烈不滿，但是狡猾地以他的名字命名為尼古拉耶夫斯克的沙皇最後解決了這個問題，他聲稱，“ 俄國旗幟一旦在何地升起，就不准落下”。於是俄國政府宣佈尼古拉耶夫斯克是俄美貿易公司的一個貿易站，在那裏移居了一小批俄國移民並建造了碉堡。俄國外交部希望使俄國的海軍地位合法化，它向理藩院遞交一份照會說外國船隻威脅著黑龍江河口，因此建議對它實行共同防衛。但理藩院對俄國的照會置之不理。

到1853年，在鄂霍次克海沿海不遠的美國捕鯨船增加了俄國人的憂慮；當人們知道倍理“打開”日本閉關鎖國的狀態時，就更認識到遠東的戰略重要性了。俄國的代理人已經廣泛地勘探了黑龍江以北的領土；因此，俄國政府決定說服清帝國讓與從布列亞河至黑龍江河口的地區。因此，它向北京遞交一份照會，要求重新劃分邊界，但同時又承認尼布楚條約依然生效。清廷同意之後於次年春天派了一個代表團與俄國人談判。俄國於是從庫頁島越過韃靼海峽在滿洲沿海的亞曆山德羅夫斯克和康斯坦丁諾夫斯克建立了哨所，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廟街）上游一百五十英里的馬里因斯克也建立了哨所，以此加強它的地位；同時又向清政府施加壓力，要求它開放南京條約的口岸讓俄國貿易。海軍中將普提雅廷伯爵在前往日本的途中駛進了上海，次年又在上海作短期逗留，這使清當局對俄國人的用心感到憂慮。

出國去歐洲的穆拉維約夫在1854年回俄國，此時俄國正與英法進行克裏米亞戰爭，所以英法對俄屬遠東的真正威脅是存在的。總督得知劃定中俄的滿洲邊界之事時很生氣，立刻加以制止，這樣就更使北京對俄國的意圖困惑不解。鑒於英國擁有威脅俄屬遠東沿海的占壓倒優勢的海軍力量，穆拉維約夫說服沙皇尼古拉一世採取一項積極的政策。穆拉維約夫爭辯說，如果俄國不採取行動，英國人可能奪取庫頁島或黑龍江下游。他還得到俄國在北京傳教士團的大司祭鮑乃迪（N.N.卡法羅夫）的支持，後者告訴他：在北京，實際上已經在議論把黑龍江北岸讓給俄國的可能性，其理由是“黑龍江諸地……根據傳統的權利更應屬於俄國，而不屬於滿洲人。”因此俄國政府得到鼓舞，相信清朝可能不會反對俄國使用黑龍江，因為這樣將會保護黑龍江免遭英國等外國的侵犯。在同一年，即1854 年，穆拉維約夫派一支軍事遠征軍沿黑龍江而下以防衛庫頁島和黑龍江三角洲，同時知照理藩院說，由於俄國與英法正在交戰，他正派一支遠征隊去保護黑龍江和沿海區，使之免遭敵人的攻擊。

在以往，黑龍江和吉林兩地的清朝守軍都大大超過了一萬人，但隨著太平軍叛亂的爆發，清政府抽調這裏大部分守軍去與叛軍作戰，結果，在黑龍江下游和滿洲其他地方的軍事力量十分虛弱，已經無力阻止穆拉維約夫為所欲為了。在璦琿的守軍只有一千人左右，裝備極差。“他們大部分拿一根頂端塗黑了的杆子以表示是長矛；少數人持有火繩槍，絕大部分人肩上掛著弓和箭筒。”還有“幾門大炮裝在做工很粗糙、樣子又難看的大車上”。

理藩院對穆拉維約夫的照會未予置複，於是俄國的遠征軍通行無阻地沿黑龍江而下。但是最後，清政府開始獲悉俄國人已在黑龍江下游定居。事已如此，北京對採取什麼行動路線依然遲疑不決，黑龍江的韃靼將軍上奏說，阻止俄國吞併的唯一辦法就是讓漢人移民來填補空曠的黑龍江地區，但這份奏摺未收效。

英國和法國在1854年對位於堪察加東南海岸的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發起牽制性攻擊，在1855年一支英法聯合艦隊兩次企圖在阿揚灣登陸，從而證實了穆拉維約夫的警告。在德卡斯特里斯灣，俄國守軍阻止了一次同樣的企圖，但英法聯合艦隊給阿拉斯加的俄國定居點造成了相當的損失，英法軍艦攻擊了俄美貿易公司的雙桅船鄂霍次克號，迫使該船的水手把它鑿沉。俄國人把自己的一支小艦隊藏在黑龍江的三角灣內才使之倖存下來。同時，正在黑龍江區加固俄國新要塞的穆拉維約夫通知清朝說，俄國已經擊退了英法艦隊的炮擊，正計畫派第二支遠征軍至黑龍江更下游地方以阻擊英法的第二次進攻。他為了言之有據，聲稱英國人正在廣州和其他地方供給太平軍以武器彈藥。使北京政府震驚的是，這一情報與關於英法聯軍正在積極支援叛亂者的其他報告不謀而合。

可是北京仍對穆拉維約夫的遠征軍提出抗議，並且想到了尼布楚條約，所以強調必須劃定邊界。但是國內叛亂運動正方興未艾，虛弱的滿洲八旗軍已無力抗禦穆拉維約夫的遠征軍了。因此，穆拉維約夫率領的俄國遠征軍沿黑龍江順流而下。在薩哈連烏拉河屯（璦琿），清當局甚至通過提供給養、馬匹和嚮導的方式來幫助俄軍調動，並且不受任何報酬，因為在黑龍江是禁止與外國人作交易的。但是清當局確實接受了禮品，清朝將軍富勒洪阿在直接與穆拉維約夫會面時通知後者，今後俄國遠征軍如無清帝明確的批准，將不得通過。富勒洪阿在向上級報告時，假裝他已堅決拒絕與俄國人合作。在馬里因斯克，清朝談判劃界的代表團會見了穆拉維約夫，對他所提的要求大感吃驚，這些要求是：割讓黑龍江的左岸給俄國；俄國人保留一切新殖民地；在黑龍江航行；把受影響的清朝北滿臣民移往清境的其他地區。清朝談判者提醒穆拉維約夫說，俄國政府1853年的照會已經承認黑龍江兩岸為清帝國領土，當然，他們還必須把整個問題向北京彙報。

穆拉維約夫在1855年春夏兩季開始向黑龍江北岸殖民，建立了伊爾庫次克村、博戈羅次克、米哈伊洛夫斯克、新米哈伊洛夫斯克、沃斯克列森斯克和一個在馬里因斯克對面島嶼上的哥薩克村，然後上溯黑龍江轉回聖彼德堡，新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在那裏授與他與清政府談判和再率領一支軍事遠征軍沿黑龍江而下的全權。

太平軍叛亂不但抽空了滿洲邊境的旗兵，因而削弱了清帝國與俄國人談判時的討價還價地位；而且叛亂還弄得省庫空虛，使政府放鬆了對吉林和黑龍江漢人活動的各種限制，造成邊境盜匪猖獗，社會秩序瓦解。政府因缺乏兵員，不得不停止旗兵每年的狩獵活動。政府入不敷出，不能再供養其滿洲旗人，並且很快就拖欠了軍餉。

特別在滿洲，清廷已取消只有滿人和蒙古人才能擔任滿洲邊境將軍的規定，並且在1853年任命了一名漢族旗人任吉林將軍。政府還改組了吉林和黑龍江兩省的財政。在此以前，中央政府幾乎要負擔吉林省五分之四和黑龍江全部的行政費用。中央政府已不可能再負擔這樣的支出了；因此戶部將貼補吉林和黑龍江的責任分攤給其他各省。這項措施收效不很大，因為負分攤之責的各省經常不能完成任務，結果滿洲邊境諸省開始自己發展財源，它們徵收新稅，開發官辦屯田和軍墾以支付各項費用，還特設了一種“隨缺地”以補旗兵每年收入的不足。

清政府在1853年停止發許可證給挖人參的漢人，使人參的收益可用作軍餉，但是它隨即准許漢人的私營企業壟斷金銀礦的開採權，而由官府徵稅。政府早在1815年以同樣方式准許採煤，沒有發生過麻煩；但是圍繞開採貴金屬——特別是黃金——所出現的情況就不同了。在開採黃金的礦工中出現了那麼多亡命之徒，以致政府最後不得不再次取締對黃金的開採。

這些措施遠不能創造一個安全的滿洲邊境，甚至也不能作一次強大的武力炫耀，足以使穆拉維約夫猶豫不決，使清朝贏得時間。清政府顯然把征剿漢人的內地看得比防衛滿洲邊境更重要。另立王朝的太平天國叛亂無疑具體化了滿洲人的傳統恐懼，即漢人可能有朝一日會把他們推翻和趕出中國；但滿洲人所處的地位與處於叛亂時期的任何王朝是一樣的，並且作出了任何漢族王朝都會作出的選擇。中國本土這時是滿清的心腹之地，所以在必要時，以犧牲邊緣地區為宜。

1856年，當穆拉維約夫的第三支遠征軍沿黑龍江順流而下時，滿洲當局除了掩蓋真實情況外，別無其他選擇。從此，俄國人以保護該地區不受英法的攻擊為藉口在那裏隨意出沒，其實在穆拉維約夫的遠征軍被派出之前，1856年的巴黎會議已經結束了克裏米亞戰爭。俄國移民建立了許多新城鎮，開發了一些大林區作為耕地。也是在1856年，聖彼德堡政府沒有通知中國就單方面設立東西伯利亞的濱海省，來管理俄國在堪察加、庫頁島（根據1855年下田的俄日條約，該島在俄日之間仍未“劃分”）以及黑龍江河口所佔有的土地。新省份的首府是尼古拉耶夫斯克。

正當清政府繼續追求把漢人移民排除在北滿以外這一目光短淺的目標時，俄國政府則把俄國移民移居到這個地區，這樣，到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末，北黑龍江流域和濱海的領土上已經大部分是俄國人了。根據俄國的官方材料，這些地區的總人口約為兩萬四千人——黑龍江區為8，370人，濱海區為 15，594人。其中6，349人為俄國人；在黑龍江區者為2，950人，在濱海地區者為3，399人。中國人只有約2，400人——約1，500人在黑龍江區（主要在黑龍江-結雅河流域），約900人在濱海區。到1858年，有四艘俄國輪船往返於黑龍江水域，同年俄國海軍又從喀琅施塔得增派了七艘。在蒙古和滿洲接壤的俄國邊境，駐有16，000名俄國軍隊，配備著四十門大炮。另一方面，黑龍江的旗兵一直沒有超過幾千人。例如，璦琿“有能容納幾千名士兵的造得很好的營房，但沒有看到一名士兵——甚至崗亭也是空的”。

克裏米亞戰爭的結束，使俄、英、法三國都騰出了手來重新在中國展開活動。不久，英國和法國政府開始計畫向清帝國提出要求，以爭取修改條約和同意讓歐洲商人按照歐洲的傳統做法在中國沿海經商。英國人和法國人還向俄國政府建議，俄國應對它們的要求予以合作，但聖彼德堡拒絕了這一建議，反而宣稱它對清帝國既不使用武力，也不進行恫嚇。可是聖彼德堡明白，俄國可以利用英法侵略的事實來為自己取得英、法可能獲取的一切貿易權利，同時還可以重新劃定在滿洲的中俄邊界。俄國政府打算通過外交手段達到這些目的，於是派普提雅廷從陸路來中國，試圖在北京進行談判，但清當局先在恰克圖，然後又在天津拒絕他入境。但普提雅廷不為困難所阻，他訪問了日本，在長崎和函館為俄國簽訂了一項貿易協定，然後乘船前往香港與西方盟國會合。他與美國使節一樣表現得不那麼好戰，是戰爭中的中立觀察者，但卻像交戰國那樣提出簽訂條約的要求。普提雅廷背著西方盟國，又另附一份照會，要求把黑龍江左岸和烏蘇里江右岸劃作邊界，還暗示它的要求得到了歐洲列強的支援。俄國的這份照會是裝在像美國裝照會那樣的封套中送交清當局的。

在1858年天津談判期間，關於黑龍江和濱海領土的要求，手段高明的普提雅廷想方設法把其他三國使節完全蒙在鼓裏。而清當局希望使西方人互相對立，就分別與他們談判，這樣無意中方便了普提雅廷的計謀。結果，他們給了普提雅廷充當調解人這一角色的機會。

在此期間，穆拉維約夫通過大司祭鮑乃迪通知清帝，聲稱他這時是唯一負責黑龍江問題的人，普提雅廷的新職務只是協助調解中國和西方盟國之間的爭端。清帝由於不知道英、法聯軍對俄國的領土要求毫不知情，並且急於使有關這些要求的談判得不到他所認為的英、法炮艦的支持，就委派奕山會見穆拉維約夫和解決邊界問題；這個奕山曾在1851年談判過固勒紮條約，這時是 黑龍江將軍。

1858年5月23日（俄曆11日）奕山和穆拉維約夫的談判剛在璦琿進行，後者就提出如下要求：取得黑龍江以北和烏蘇里江以東的土地；居住在這些地方的清朝臣民重新移居；俄國人在邊境河流航行和貿易不受限制（但歐洲人則不可以不受限制）。奕山不同意，他堅持住在北岸的清朝臣民有永遠在那裏居住的權利，並且繼續受清朝的管轄。穆拉維約夫在這一點上作了讓步，但他不願意再事拖延，而以軍事行動相威脅。

形勢對奕山來說是絕望的。俄國人已完全掌握了黑龍江的北岸。當時半個中國爆發了叛亂，廣州和大沽炮臺又被英法聯軍所攻佔，據說他們正在幫助太平軍，而且此時又直接威脅著北京，因此奕山不敢承擔引起另一場戰爭之責。此外，奕山和北京的官員都不知道俄國人要求的領土有多大，興安嶺離烏蘇里江有多遠，尚有哪些內容在尼布楚條約中尚未確定。清帝曾要過這些問題的答案，但報告到後來才上達，而且裏面的措詞非常含糊。在1858年，在清朝看來，東北滿洲的價值無非是一塊供應宮廷皮毛的狩獵禁地罷了。

奕山同意了穆拉維約夫的要求，在1858年5月28日（俄曆16日）簽訂了璦琿條約，條約有滿、蒙、俄三種文本。烏蘇里江以東的濱海領土依然歸俄、清共有，直到兩個帝國能夠劃分一條邊界為止。黑龍江左岸的清朝居民將留居原地（主要在結雅河以南），“歸滿清政府管轄”。奕山在呈遞給清帝的奏摺中，把條約看作是一項批准俄國人移民和貿易的臨時權宜之計，並不是割讓清帝國的領土。北京顯然也是這樣理解的。由於清帝仍感到英法聯軍在支持俄國的要求，所以他毫不猶豫地在6月14日（俄曆2日）同意了這個條約，並且請俄國政府試圖說服英法兩國降低它們的要求。7月20日（俄曆8日）奕山為了穩妥起見，又促使穆拉維約夫簽訂一份正式的附加協定，重申北岸的清朝臣民將不遷移。

同時，普提雅廷在鮑乃迪的出謀劃策下已在天津進行談判，企圖迫使清廷割讓黑龍江領土，並提出由俄國供應步槍、大炮和軍事教官作為報償。他向英、法、美三國隱瞞領土要求所取得的成就簡直可以說是不同凡響的。有一次，清政府的談判者明確地向美國人提起過俄國人的這些要求，並請美國代表列衛廉向普提雅廷說情，但列衛廉多少有點同情俄國在東亞的擴張，所以沒有充分重視中國人告訴他的事。列衛廉從沒有料到普提雅廷竟會在他鼻子底下為黑龍江領土的要求施加壓力，所以他從未對英國人和法國人提出過清方談判者提出的請求。後來，清方代表把普提雅廷希望確定俄國邊界之事告訴了英國的譯員李泰國，並說普提雅廷希望此事在黑龍江進行，甚至希望在天津不要提起此事，但李泰國似乎還沒有懂得普提雅廷到底在幹什麼。

如果英國人和法國人在天津已知道俄國正在要求領土和黑龍江的航行權的話，他們也會要求同樣的最惠國待遇來加強清方的地位。普提雅廷知道這一點，並且他比其西方同事更瞭解中國人的辦事方式，因此這時完全改變了腔調，降低了他對黑龍江的要求，並協助清方去抵制英國人。1858年6月13日（俄曆1日）他簽訂的中俄天津條約規定，要為互相來往提供方便，開闢條約口岸供俄國人貿易，並且訂定“中國和俄國將從前未經定明邊界，由兩國派出信任大員秉公查勘，務將邊界清理補入此次和約之內”。條約沒有提到黑龍江。普提雅廷不知道早在兩個星期前簽訂的璦琿條約已經確定了大部分東部的中俄邊界。根據天津條約，普提雅廷實現了促使戈洛夫金在1805年出使的大部分目的。俄國這時在中國沿海有了商業特權，以此可以抵銷西歐和美國的海運在與俄國的西伯利亞貿易競爭時所占的優勢。

6月15日（俄曆3日），清政府要求普提雅廷向其他列強就它們所提的要求替清王朝說情。在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很自然的選擇，因為滿洲人感到他們直接瞭解俄國人，而清廷上層有關西歐人的情報在經華南的漢族官僚之手時已被歪曲；對於這些官僚，北京政府正漸趨懷疑。普提雅廷也確實向其他列強說了情（這是為了加強俄國在中國的地位），但他沒有告訴清方他是在說情。他在敦促英法聯軍降低其要求時的主要論點是，各地叛亂正方興未艾，歐洲人的壓力可能會使王朝垮臺。當然，俄國並不希望英國能達到進入中國所有主要河流的要求，因為這樣就會把黑龍江也包括在內，而外國外交人員駐在北京也會加強英國對清政府的影響而不利於俄國。可是額爾金仍堅持要求在北京駐外交官和在內地貿易，並且揚言要進攻，通過這種威脅，他在6月26日訂立了他所要求的天津條約。普提雅廷繼續活動，當他聽到英國的新政府已經指令額爾金不要進攻北京或把清王朝搞垮時，他立即勸清廷廢除對英條約中兩條有爭議的條款，並重新提出俄方以前提過的關於給中國提供武器和教官的建議。清廷接受了武器，並且還同意接納少數教官來教授使用武器和重新設計沿海的炮臺。

為了批准璦琿條約和天津條約，俄國外交部派了一名參贊前往北京，此人是丕亞羅幅斯奇，他曾在璦琿擔任過穆拉雅約夫的滿文譯員，但外交部沒有任命他為大使，而讓他擔任傳教士團的團長，地位高於鮑乃迪，結果丕亞羅幅斯奇發現談判非常困難。俄國政府感到緊迫，需要在英國人、法國人和美國人來到北京批准他們的條約之前趕快劃定最東部的俄清邊界，於是任命年輕的伊格納捷耶夫伯爵為駐北京的“政治代表”以接替丕亞羅幅斯奇。伊格納捷耶夫於3月份經陸路啟程來華。

在此期間，穆拉維約夫已經在烏蘇里江進行勘察和移民。關於這件事的報告紛至遝來，使北京政府大為震驚，於是它開始更加深入地考慮俄國的問題了。理藩院立刻寫信給俄國，聲稱清帝樂於接受船運的槍支，但要求在庫倫卸貨。清廷可能想補救他們的沿海防禦。在與穆拉維約夫和丕亞羅幅斯奇談判時，清政府批准了天津條約，但又對穆拉維約夫侵犯烏蘇里江畔清方領土的行動提出抗議。但當北京最後弄清楚了俄國人不但要繼續在黑龍江航行，而且要隨心所欲地上溯松花江，還要滲入烏蘇里江流域時，就決定不批准璦琿條約。另一項關於不准外國的外交使節根據平等原則駐於北京的決定，觸發了1859年6月25日大沽口的敵對行動，當時僧格林沁的軍隊擊沉了四艘英國炮艦。這使那些誤認為俄國人也參與了大沽口攻擊的北京決策者們又鼓起勇氣來反對俄國的要求。兩天以後，伊格納捷耶夫抵達北京接替丕亞羅幅斯奇，但未能取得任何進展，雖然他的地位較高。

因大沽事件而滿懷信心的清帝在滿洲問題上轉而採取了強硬路線，他免去奕山之職，想試一試新的途徑來加強王朝的地位。但老一套的思想方法仍禁止漢人向那裏移民，卻不知移民正是可能挽救烏蘇里江以東土地的一個行動。當黑龍江和吉林當局提議把漢族農民移居到甯古塔、三姓、綏芬河和烏蘇里江等地區以阻止俄國進一步滲透時，政府斷然加以拒絕。它只是決定動員人參挖掘者和當地的部落民來防衛濱海地區，並知照穆拉維約夫，它將堅持尼布楚條約劃定的邊界。穆拉維約夫沒有為其所動，彼得堡則通知他，如果必要，可使用軍隊佔領整個烏蘇里江和濱海地區。

當伊格納捷耶夫停止了在北京的談判，奉聖彼德堡之命與在上海的英、法、美三國的使節會合時，他希望學普提雅廷的手法行事。但這時英國人知道了璦琿條約，並懷疑僧格林沁在大沽的勝利有俄國人起過的作用。伊格納捷耶夫的策略是試圖說服英法聯軍，聲稱只有把清政府痛擊一頓才能迫使它屈服。做到了這一步，他就要向清方毛遂自薦地充當調解人，然後以英、法的炮艦要脅中國來獲得俄國所希望的各種特許權。為了這一目的，他與俄國傳教士團通信，從它那裏得到消息，然後把這些關於北京形勢的第一手知識告訴額爾金和葛羅，以減輕他們的疑心。通過他的內線情報，伊格納捷耶夫首先知道清帝與他的大部分宮廷官員已經逃往熱河。他把這些消息告訴了額爾金和葛羅，因而深得他們的信任，以致連他們從圓明園中繳獲的涉及俄國的外交檔也轉給了他，這對伊格納捷耶夫來說是一筆財富，因為四箱外交檔道出了丕亞羅幅斯奇在璦琿條約和天津條約以外所提的全部額外條件。英國人在讓出檔時根本不知道其中的內容。

當英法聯軍仍在北京城外時，伊格納捷耶夫卻進了城，住在傳教士團的所在地。在這裏，心急如焚的清當局立刻請他替中國進行調停。他答應調停，但條件是恭親王應送他一份請他調停的書面請求，對他無所隱瞞，以及答應他前一年提出的一切要求。恭親王只能照辦。10月18日（俄曆6日），恭親王送給伊格納捷耶夫一份請他調停的書面請求。

這位俄國外交家事實上很少出力幫助英法聯軍去獲取它們的條約，也不去幫助清廷降低聯軍提出的要求。但就在額爾金和葛羅的鼻尖底下，伊格納捷耶夫卻從恭親王那裏索取到了他所要求的特許權，因為恭親王相信了他的話，即額爾金和葛羅是支持俄國的要求的。當聯軍在11月6日撤走時，伊格納捷耶夫甚至還威脅著要把英法軍隊召回。總之，伊格納捷耶夫基本上做了普提雅廷曾經做過的事。在中國國內發生叛亂時，他憑藉英法軍事進攻的明顯支持而參加到談判中來，使自己充當調解人，卻迫使清政府割讓俄軍已經大部分佔領的滿洲領土，不讓其英、法共同談判者知道這些要求，並且使清方代表相信聯軍的戰艦和軍隊支持他的領土要求。

在這種情況下，恭親王也從伊格納捷耶夫那裏取得了幾點讓步。伊格納捷耶夫同意作出讓步的是，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的清朝臣民繼續在原地生活，照常漁獵，但他們不是象璦琿條約所規定的那樣處於清政府的管轄之下。

中俄北京條約在1860年11月14日（俄曆2日）簽訂，它給了俄國在璦琿條約中尋求的東西，批准並擴大了天津條約，而且把從滿洲至新疆的整個清帝國北部邊疆向俄國的政治和商務勢力開放。經一致同意，清、俄兩國的特派邊境大員將在1861年4月份開始劃定滿洲的新邊界，但新疆的劃界日期則有待進一步確定。該條約准許沿整個滿洲的中俄邊界可以不受限制地進行免稅的物物交易。在喀什噶爾，初步准許俄國人進行貿易，其條件與在伊犁和塔爾巴哈台者同。俄國可以在庫倫和喀什噶爾設立領事館，它們有充分的外交平等權和對俄國臣民的治外法權。清帝國在俄國也具有同樣的特權。有關邊境事務的通信聯繫可在恰克圖同庫倫的當局之間以及在阿莫爾區和濱海省的軍事總督同黑龍江將軍和吉林將軍之間進行，雙方通信都根據平等的原則；如遇重大事務，東西伯利亞總督可直接遞文給清朝軍機處或理藩院。最後，在這些有關中俄陸地共同邊境的領土、外交和商務協定中，不適用中國與其他海上強國簽訂的條約中的最惠國條款。恭親王和伊格納捷耶夫在同一天在條約議定書上簽了字，以表示清帝批准了條約和伊格納捷耶夫對條約的承認。

清帝國喪失了最東北的廣袤而寶貴的土地，因為清政府沒有看到這些土地的價值，並且依然堅持把漢人限制在中國本土這一過時的政策。但這是一個寶貴的教訓。一個愈來愈著眼于全中國的清政府汲取了這個教訓，於是大開方便之門，讓漢族移民進入帝國的其他邊境。以後的中國亞洲腹地的歷史是一個漢族移居、中國化以及原來的非中國人的社會併入大中國的歷史。

即使面對著這樣的損失，仍不應否認清政府的成就。儘管有著國內的叛亂和歐洲人的壓力，清王朝仍得以倖存，它的制度也只作了最小限度的改變而延續了下來。根據清政府所能調動的力量來看，很難想像要它做出更多的成績來。

1861年，清、俄兩國的邊界大臣根據他們的調查，交換了邊界的地圖和詳細說明。他們在1861年6月28日（俄曆16日）簽訂了勘分東界約記，使這些地圖和說明書成了正式檔，約記便成為中俄北京條約的附件（與俄國接壤的新疆邊界到1864年塔城議定書——勘分西北界約記——簽訂時才確定）。有一段時間，俄國政府中的有些部門還有人大講要進一步在滿洲和蒙古取得領土的好處，但在7月11日（俄曆6月29日），政府最後拒絕了這些建議，理由是英、法似將奪取可能會威脅俄羅斯帝國的朝鮮和其他地區，作為對俄國任何進一步擴張的反應。俄國政府通知駐中國的公使、駐庫倫的領事和東西伯利亞的總督，萬一清王朝垮臺，“我們的行動方針將是促使蒙古和滿洲的獨立”。類似這種有關蒙古、滿洲和新疆的政策已經成了伊格納捷耶夫訓令內容的一部分，但俄國人同英、法、美三國人士一樣，寧願維持清王朝的現狀。

俄國還堅持重訂邊境貿易的規定。清政府同意作徹底的審查，因而在1862年3月4日（俄曆2月20日），恭親王和俄國公使巴留捷克上尉簽訂了中俄陸路通商章程二十二條。1862年的通商章程建立了一項制度，即對從恰克圖至天津的俄國商隊和在蒙古邊沿地方經商的俄國商人，由俄國當局頒發證書，而由清當局予以認可，從陸路運進的俄國貨的稅比經海路進口的歐洲貨的稅低三分之一。

1862年解決的最後一個問題是關於提供武器和教官的建議，以前普提雅廷向中國提出此議時原是為了對付英、法兩國，後來重新提出的目的就轉為鎮壓中國的反叛者了。1858年，普提雅廷曾命令鮑乃迪提議給清廷兩萬支步槍、二十門大炮和若干名教官。但清方已對俄國的建議——特別是提供教官的建議——產生懷疑，所以在接受武器和教官時顯得如此猶豫不定，以致俄國政府雖然決定派幾名教官和運一萬支步槍經蒙古到清帝國，還決定通過海路秘密運來五十門大炮，可是自己的軍隊也需要武器的穆拉維約夫卻竟然在1859年把整個載運物資截留在西伯利亞。1860年，在北京舉行的中俄北京條約批准儀式上，伊格納捷耶夫再次提出俄國供應武器的建議，甚至還答應提供俄國海軍支援去鎮壓太平軍。後一建議沒有結果，但運送武器的建議雖幾經周折（其中還包括曾國藩提出過反對意見），最後仍被批准；1862年夏，兩千支步槍和六門大炮終於運到。但當幾名俄國教官在恰克圖附近開始訓練清軍使用這些武器時，英國公使對清政府施加強大壓力，迫使它在同年把他們遺送回國。俄國政府推遲運送它所答應提供的武器的剩餘部分，直到它對中俄陸路貿易的新稅率感到滿意時為止；最後，由英國人訓練的神機營在1865年使用這些武器來保衛北京和鎮壓滿洲的盜匪。

在俄國，還醞釀著一些計畫，要俄國參加英法聯軍支持清王朝的鎮壓太平軍的干涉行動，來抵銷英、法在華勢力的增長。但俄國與英國衝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而且俄國還面臨波蘭的叛亂；因此從長期利益考慮，決定以不動用俄國艦隊為上策。俄國沒有干涉。

到1860年，偷越俄國歐洲邊境從海上進入俄國的走私茶葉數量已經增至其進口茶葉總量的三分之一。由於簽訂了北京條約，俄國政府就把海上茶葉貿易合法化，但降低了恰克圖的茶葉稅，這樣就使海上進口的茶葉的稅率比較高一些。此後，俄國與中國的海上貿易大幅度增長，茶葉則是主要的進口貨。俄國船隻從廣州和上海載運茶葉和其他中國器物至奧德薩，這種做法有損於恰克圖的貿易。即使以中國國內的運輸費用而言，採用這條路線也是比較合算的，因為從茶園運茶葉至沿海口岸只要約二十天時間，每普特的運輸費用只要一盧布三十二戈比，而運經恰克圖則需三個多月，運費則高達每普特十盧布。

但是就貿易總額而言，恰克圖的中蘇邊境貿易在整個十九世紀中仍高踞首位。從長遠觀點看，新疆的那條路線證明是比較漫長和花錢的，黑龍江和烏蘇里江上日益發展但尚無章法可循的中俄貿易——直到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在文獻中才有統計材料——的重要性似乎依然比較有限。總的來說，在中俄貿易方面中國是順差。俄國人購買茶葉和數量越來越多的生絲。他們以自己所有的貨物（主要是紡織品）進行交換，差額以黃金白銀支付。在中國，英國的毛織品壓倒了俄國的布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