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節 府院之爭及護法之役

第二節　北洋軍閥的權力爭奪與護法運動

袁世凱死後，帝國主義列強失去了統治中國的共同工具，便都各自尋找和培養自己的走狗，擴張侵略勢力。在列強激烈爭奪下，中國出現了各派軍閥割據和互相火併的局面。這種軍閥割據的現象，是由於中國“地方的農業經濟（不是統一的資本主義經濟）和帝國主義劃分勢力範圍的分裂剝削政策”而產生的。 ① “帝國主義和國內買辦豪紳階級支持著的各派新舊軍閥，從民國元年以來，相互間進行著繼續不斷的戰爭，這是半殖民地中國的特徵之一。”②

北洋軍閥早在袁世凱統治時期就存在著以段祺瑞（安徽合肥人）為首的皖系和馮國璋（直隸河間人）為首的直系。袁世凱死後，兩派的分裂逐步表面化。段祺瑞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支持。他握有中央大權，控制皖、魯、浙、閩、陝等省廣大地盤，以北洋派正統自眉，企圖由他來宰制天下。馮國璋以英、美帝國主義為靠山，控制蘇、贛、鄂等省長江流域最富庶的地區。他就任了副總統，但不肯離開老巢南京去北京。以張作霖（奉天海城人）為首的奉系，原來盤踞奉天一帶。護國戰爭期間，張作霖乘機在東三省擴張勢力。在日本帝國主義扶植下，奉系成為皖、直兩係以外的一支舉足輕重的勢力。此外，晉系閻錫山佔據山西；張勛以長江巡閱使和安徽督軍的名義，率“定武軍”屯兵徐州，積極聯絡各地軍閥，成為陰謀擁溥議復辟的中心人物。在南方，各省軍閥自行其是，並不聽命於段祺瑞的中央政府。其中勢力最大的，一個是唐繼堯的滇系，一個是陸榮廷的桂系。滇系佔有云貴兩省，在護國戰爭中向四川擴張，與四川軍閥進行爭奪。桂系在護國戰爭時，把廣東軍閥龍濟光趕到海南島，佔據兩廣，勢力增大。

南北軍閥在袁世凱死後，首先爭執的是所謂新舊《約法》。段祺瑞根據袁世凱生前炮製的所謂新《約法》（《中華民國約法》），以國務院名義發布了一個由副總統黎元洪“代行”總統職權的通電。段祺瑞的惡劣行徑，遭到了護國軍和全國人民的堅決抵制。唐繼堯等南方軍閥把待的軍務院，梁啟超等進步黨人，孫中山、黃興等原國民黨人，以及北洋軍閥內部如馮國璋等，都主張應該恢復《臨時約法》和國會；根據《臨時約法》 ，黎元洪應該“繼任”總統，而不是“代行”總統職權。由於全國一致反對，段祺瑞被迫暫時讓步。 1916年6月，副總統黎元洪繼任大總統。 6月29日，北京政府以大總統名義下令恢復《臨時約法》，同時宣布定於8月1日召開國會。歷時近一個月的新舊《約法》之爭，最終以《臨時約法》和國會的恢復而結束。 7月，軍務院撤消。在南方的進步黨和原國民黨議員前往北京參加國會復會會議，南北暫時合作。各種政治勢力、軍閥派系的矛盾和鬥爭，繼而反映在重新召開的國會中。

當時在國會中爭奪權力的政治勢力主要有三派：原國民黨議員人數最多，基本上是反對段祺瑞的。他們相繼組織起三個政團，即丙辰俱樂部、客廬系和韜園系。 9月，在孫洪伊的倡議下，三派議員300餘人在北海公園集會，組成“憲法商榷會”。 “商榷會”內部各派系，後來又發生分化組合，原“客廬系”分為“政學系”和“益友社”，而丙辰俱樂部與韜園系則合組為“民友社” 。進步黨議員人數也不少，他們高唱“不黨主義”，取消了黨的名義，分裂為“憲法案研究會”和“憲法研究同志會”兩個組織。他們攻擊原國民黨，支持段祺瑞。原國民黨各派合組“商榷會”後， “憲法研究同志會”與“憲法案研究會”無條件合併為“憲法研究會”（被稱為“研究系”），以便在國會中與“商榷系”鬥爭。還有“中和俱樂部”，是段祺瑞指使其爪牙拚湊一些小政團成立起來的御用黨。在國會中，研究係與商榷系的鬥爭，首先在憲法問題上反映出來。商榷系主張地方制度列入憲法，實行省長民選，並給予地方一定的自治地位。他們的主張實際上是反對北洋軍閥集權，代表不當權的資產階級和與段祺瑞有矛盾的某些地方軍閥的利益。研究系激烈反對商榷系的意見，他們主張中央集權，省長由中央任命”這實質上反映段祺瑞等北洋軍閥的態度。雙方爭執不下，1916 年12月8日，憲法審議會進行第四次投票表決，鬥爭更加激烈，以致引起叫罵撕打。

上述的矛盾鬥爭，突出地反映在所謂“府院之爭”上。 “府”即總統府，指黎元洪為代表的政治集團；“院”即國務院，指段祺瑞為代表的軍閥政治集團。支持黎元洪的力量是國民黨人和南方地方勢力，支持段祺瑞的基本力量是研究系和親段的北洋督軍。因此，這場鬥爭不僅是黎無洪和段祺瑞兩個人之間爭權奪利的矛盾，也反映了研究係與國民黨的矛盾、國民黨與皖系軍閥的矛盾等。 “府院之爭”到1917年提出“參戰問題” 時，更加表面化了。這年2月，德國宣布將以潛艇無限制封鎖海面。美國宣布對德絕交，準備參戰，要求中國與它採取一致行動，並提議借款給中國作參戰軍費。日本獲悉後，惟恐落在美國後面，也積極支持中國參戰，並以減緩支付庚子賠款、提高關稅和提供參戰軍費為誘餌。

美國為了與日本抗衡，隨即改變態度，反對中國參戰。美、日在中國對德外交問題上的衝突時顯地表現出來，黎元洪本來擔心段祺瑞在參戰的名義下，進一步加強對自己和國會的控制，因而支持和響應美國反對中國參戰的主張。段祺瑞為了進一步加強自己的實力，在日本的支持和慫恿下，決心立即實行對德絕交，繼之以宣戰。段祺瑞借參戰為名以擴充武力的企圖，也遭到一些地方軍閥的反對。在國會中，研究系的議員完全追隨段祺瑞，主張對德參戰；而國民黨議員，則多數持反對的態度。 3月，國會通過了對德絕交案，但是，參戰問題成為府院鬥爭的焦點，也是國會兩派鬥爭的焦點。

當時，國會內外、朝野上下形成很強烈的反對參戰的輿論。段祺瑞召集以皖系軍閥為骨幹的十餘省督軍，在北京舉行 “督軍會議”，決定贊成參戰，並脅迫黎元洪同意將對德參戰案提交國會討論，5月10日，國會開會審議此案，段祺瑞效法袁世凱的故伎，指使軍警流氓數千人組成 “公民請願團”，將國會包圍，要求當日將參戰案通過。否則不許議員離開會場。段祺瑞的這一行徑遭到了議員的抵制，當日並無結果。 19日，國會復議對德宣戰案時，決議暫緩討論。段祺瑞竭力爭取的參戰案，被擱置起來。黎元洪看到段祺瑞的陰謀未能得逞，便在美國公使“允為後盾”的情況下，下令將段祺瑞免職。段赴天津，指使皖、奉、豫、浙、魯、陝、黑和直隸八省軍閥宣布脫離中央，並在天津設立獨立各省總參謀部，要以武力倒黎。別有用心的張勛向黎提出願進京調停，黎邀張進京。段祺瑞也想藉張勛之力打倒黎元洪和解散國會，因而也同意由張勛出面調停。

張勛乘機擁溥儀復辟。清室復辟活動由來已久。張勛在辛亥革命時曾被清廷任命為江蘇巡撫兼署兩江總督、南洋大臣，袁世凱當政時封他為“上將軍”。他以徐州、充州為老巢，全力擴充其“辮子軍”，為複闢清室做準備。袁世凱死後，張勛於1916年6月9日邀請北方各省代表集會徐州。 9月21日，九省（後增至十三省）代表再次集會徐州，成立所謂“省區聯合會”，推“張上將軍為領袖”。張勛藉此作為複闢活動的基礎。曾任陝甘總督的升允，辛亥革命時期在陝甘武裝反抗失敗後，逃竄哈爾濱，勾結俄國和日本，組織“勤王軍”、“滿蒙舉事團”，成為僅次於張勛的武裝復辟勢力。康有為、勞乃宣（清末署學部副大臣）、胡恩敬（清末御史）等大大小小清廷遺老，懷著“亡國之恨”，反對民主共和，為清室復辟大造輿論，多方宣傳“非復辟不能救中國”。沙皇俄國是複闢派的一個重要靠山。溥偉（清朝恭親王）在升允逃到東北和庫倫（蒙古烏蘭巴托）後，兩人就密商用出賣民族利益去換取沙俄對他們的支持。在沙俄的參與下，升允在1913年曾制定武裝叛亂的計劃，由“俄蒙之兵”與“宗社黨”、“勤王軍”分路入北京，“仍奉宣統皇上復辟”。 ①

辛亥革命後，日本“黑龍會”的川島浪速等就勾結避居大連的肅親王善耆、避居青島的恭親王溥偉，組織“宗社黨”，搞復辟活動。他們拼湊了一支1500人的“勤王軍”，進行武裝叛亂。 1916年，日本政府向黑龍會分子佃信夫表示“同意” 支持清帝復辟，佃信夫就往徐州告訴張勛。隨後張勛派升允往日本，日本首相寺內正毅鼓勵升允等 “盡可按計劃行事”。

德國是支持復辟派的另一重要力量。 1912年溥偉逃到青島後，就乞求德皇“相助”恢復清王朝，德皇表示“將竭力支持清朝的複闢”。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是要以支持復辟來阻止日本支持的段祺瑞對德參戰。以後，德國不斷向張勛提供槍砲，壯大這支復辟武裝。在俄、德、日帝國主義的慫恿下，溥偉、張勛、升允等一些封建復辟勢力，策劃了多次武裝復辟陰謀，但因袁世凱正謀帝制自為，不容他們擁清倒袁，因而嚴加防範，使“清室復辟”的計劃一再流產。到1917年，張勛一夥終於利用帝國主義和各派軍閥之間的矛盾，公開上演了“丁巳復辟”（1917年為農曆丁巳年）的丑劇。張勛覺得既有帝國主義的支持，又有各省軍閥的讚成，於是有恃無恐，率領4000餘辮子兵，於6月7日由徐州登車北上。 8日，張勛的辮子軍進入北京，張本人則在天津停留。段祺瑞表示與張“合作”。張勛通知黎元洪必須解散國會，否則以武力對付。黎元洪一直以遵守《臨時約法》自我標榜，且以根據《約法》總統無解散國會之權申斥過督軍團。此時，迫於張勛的威脅，再也顧不得什麼“約法”了，終於在6月13日下今解散國會。 14日，張勛進入北京。 28日，康有力等抵達北京。

當晚，張勛、康有為一夥在張宅舉行會議，決定了復辟計劃，7月1日凌晨，他們把12歲的溥儀抬出來宣布復辟，改稱這一年為“宣統九年”，通電全國，改掛龍旗。張勛任所謂首席內閣議政大臣，大權獨攬。康有為被封為“弼德院”副院長（院長是徐世昌），親自修改宣布復辟的“上諭”。 “上諭”聲稱：“自今以往，以綱常名教為精神之憲法，以禮義廉恥收潰決之人心。”①一時，北京街頭又出現了穿著清朝袍褂、腦後拖著真假髮辮的遺老遺少，光怪陸離，烏煙瘴氣。 7月2日，黎元洪特任馮國璋以副總統代總統職務，重新任命段祺瑞為國務總理。隨後，他逃離總統府，躲入東交民巷日本使館。復辟消息傳出後，“全國民情，莫不反對複闢”。 ②北京人民在張勛的白色恐怖下，奮起抵制，十幾家報紙 “一律停刊，表示抗議”，其他出版者，亦“無恭維復辟之辭”；“至血性健兒，多有不避鼎鑊，執筆痛叱者”。有的人冒著生命危險，“拒掛龍旗”。上海、天津、武漢等處的報紙，也無不“口誅筆伐，痛斥叛國”。 ①

在上海，除由張勛出資、康有為主辦的《國是報》外，各報紛紛刊登各方面聲討復辟的通電。 《國是報》遭到印刷工人的堅決抵制，“誓不再為排印”，雖出高價，“均被拒絕”，只好停刊。偽學部尚書沈曾植在上海的住所被“義憤之士”拋擲炸彈。上海“商界亦反對張勛復辟之舉，一體懸掛國旗三日，以表擁護共和、尊重民國之決心”。 ②張勛以及參與復闢的主要人物萬繩栻、劉廷琛等人的家鄉江西，各界民眾感到這是給江西人帶來恥辱，所以更為憤怒，“報館張目大罵”，譴責張勛、萬繩栻為複闢之“禍胎”。萬的家屬見眾怒難犯，嚇得從南昌逃走。劉廷琢家在九江，當地人“無不唾罵其甘心從逆”，劉父 “以不堪眾矢之集，舉家避去”。 ③在廣東，人心“異常憤激”，“上自宮長，下至輿夫，無不痛心疾首，表示反對”。民間自動發起“國民哭靈大會”，抗議張勛解散國會，破壞共和的滔天罪行；隨後又改稱為“國民護國後援會”，繼續聲援反復辟的正義鬥爭。

在人民鬥爭的推動下，孫中山繼續領導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進行反帝制、反北洋軍閥的鬥爭。當複闢消息傳到上海後，孫中山非常憤慨，發表了《討逆宣言》，表示堅決反對帝制復辟，反對軍閥統治，維護民主共和製度。段祺瑞看到驅逐黎元洪、解散國會的陰謀已經得逞，即通電全國宣布討伐張勛。馮國璋也通電反對複闢。在此前後，湖南、湖北、直隸、山東等十省的督軍也相繼發表通電，反對複闢。 7月3日，段祺瑞在馬廠召集軍事會議，組織“討逆軍總司令部”，自任總司令。梁啟超為聘任參贊，成為段的首席幕僚。 4日，段祺瑞在馬廠“誓師”，進軍北京。各省軍閥也隨之搖身一變，表示反對複闢，甚至出兵“討逆”。張勛進京時只帶4000餘辨子兵，留在徐州的辮子兵因山東軍閥隔斷交通而無法北上。 7月12日，“討逆軍”攻入北京，辮子兵被繳械，張勛逃入東交民巷荷蘭使館；康有為逃入美國使館，後又化裝逃出北京：溥儀再次宣布退位。這次復闢丑劇，僅12天就迅速破產了。張勛復辟在全國人民反對下，頃刻瓦解，可是，段祺瑞卻成了“再造共和”的大功臣，繼續壟斷北京政府，變本加厲地實行反動的軍閥專制賣國的黑暗統治。

二、段祺瑞的統治和護法運動

經過張勛復辟這場風波之後，黎元洪下台，副總統馮國璋代理總統，段祺瑞重任國務總理。上台當權的還是北洋軍閥，段祺瑞把待中央政府大權。對德參戰，因已無國會，無須取得它的通過了。 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發布《大總統佈告》，正式宣布對德宣戰。美國這時已參加大戰，願意與日本在中國問題上暫時妥協。 11月2日，美國國務卿藍辛與日本外務相石井菊次郎在華盛頓簽訂《藍辛石井協定》，規定美國承認日本在中國有“特殊利益”，日本再次承認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這給了日本獨占中國的有利條件。段祺瑞政府以“參戰”為名，向日本進行大宗借款，組成所謂“參戰軍”，擴充皖系勢力，進行反動的“武力統一”政策。日本大隈內閣執行的露骨的侵華政策，激起中國人民強烈的反對，加深了與其他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因此為日本元老派所不滿，以對華外交辦理不善的原因而下台。

1916年10月，寺內正毅繼任總理大臣。他鑑於前內閣的失敗，根據其重要謀士西原龜三等人的建議，掛出“日華親善”的招牌，改變了對華方針：表面上“尊重中國獨立和領土完整”，對中國內政“不加干涉”，實際上，第一，支持段祺瑞政府推行武力統一政策，日本給予貸款和軍火援助；第二，除與日本享有特殊利益的地區有關問題外，盡可能和各國保持協調，同時努力使列強逐步承認日本在華的優越地位；第三，在南滿東蒙擴大日本的特殊利益，在福建確保日本的特殊關係，山東問題設法享有德國戰前的一切權利。 ① 寺內內閣任內二年間，日本對華各項借款總額達3.86億日元。 ②其中，1917年1 月至1918年9月，西原以“私人身份”六次來華，經手八筆借款，合計1.45億日元。 ③ 這些借款，通常被稱為“西原借款”。段祺瑞通過各項借款，把中國的權益大量出賣給日本。例如，以“鐵路借款”、“礦山借款”等名目，將東北的吉長、吉會鐵路和所謂滿蒙五鐵路以及吉林、黑龍江兩省的森林、金礦都抵押給日本；以“無線電台借款”、“有線電報借款”、“電話借款”等名目，把我國電訊事業交給日本控制。通過“參戰借款”、“軍械軍火借款”，日本為段祺瑞訓練和裝備了三個師、四個旅的“參戰軍”，讓日本掌握對參戰軍的指揮權。 “軍械借款”還規定，將中國“軍隊所使用的槍砲的口徑，必要的機要部分及子彈的規格”，均按照日本的“實行統一”。段祺瑞答應“將兵工廠及各省煤鐵大礦”歸日本控制和壟斷，作為藉款的抵押。日本還以“顧問”、“教官”等名義，給段祺瑞政府派來大批間諜、特務、軍國主義分子，以加強對中國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的控制。 1918年，日本提出霸占山東各項權利的要求，段祺瑞政府競表示“欣然同意”， ①承認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侵略權益，使日本後來據為口實，不肯把山東交還中國。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後，沙皇俄國勢力瓦解，日本帝國主義認為是推行其“大陸政策”的大好時機，立刻把注意力轉向中國東三省北部，極力謀求締結所謂中日軍事協定。在日本的頻繁活動下，段祺瑞皖系軍閥積極響應。 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與日本簽定了所謂《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和《中日海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通過中日軍事協定，日本取得了在我國駐兵和軍隊自由出入我國東北與蒙古的特權。軍事協定簽訂後，日本立即將其策劃已久的侵占中國東北的陰謀付諸實施，日軍七八萬人開進東北，把侵略勢力進一步擴張到東三省北部，迅速代替了沙俄在東三省的侵略地位。段祺瑞的賣國罪行，使中國面臨著被日本帝國主義獨占為殖民地的嚴重危險，遭到了全國人民的堅決反對。 1918年5月，留日中國學生召開大會，抗議段祺瑞政府和日本簽定軍事協定，組成“大中華民國救國團”，號召集體分批回國請願，為救亡圖存竭盡全力。各省留日學生紛紛響應，回國進行活動。在國內，全國商界聯合會通電反對中日軍事協定。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工業專門學校、政法專門學校等學生2000餘人，齊集總統府請願，要求廢除中日軍事協定。天津、上海、福州等地學生，也相繼奮起要求廢約。

段祺瑞對外賣國，對內實行獨裁。他藉口參戰，不惜出賣國家主權，換取大量借款，是為了發動內戰，實現其“武力統一”的野心。各項名目的借款，常“為政府移用”，“軍事不停，需費無算，得款即無形消去”。 ①段祺瑞重新上台後，拒絕恢復《臨時約法》和國會，勾結研究係政客準備召集由各省軍閥指派的臨時參議院。孫中山還在1917年6月就因段祺瑞指使安徽等八省軍閥宣布“獨立”而通電西南各省軍政大員，呼籲他們擁護約法與國會，起兵討伐北洋群逆。

7月中旬，孫中山抵廣州，舉起“護法”旗幟，並通電國會議員南下召開國會。 22日黎明，護國戰爭結束後出任海軍總長的程壁光與第一艦隊司令林葆懌率艦隊自上海開往廣東，通電宣布擁護約法、擁護國會、懲辦禍首。海軍護法南下，鼓舞和支持了正在苦鬥中的孫中山。 8月間，孫中山召集到達廣州的原國會議員150多人討論國會開會問題。因不足法定人數，遂召開“非常國會”。會議決定成立軍政府，通過了軍政府組織大綱，聲明“為勘定叛亂，恢復《臨時約法》，特組織中華民國軍政府”，宣佈在“《臨時約法》之效力未完全恢復以前，中華民國之行政權，由大元帥行之”。

9月1日，非常國會選舉孫中山為大元帥，唐繼堯、陸榮廷為元帥。孫中山宣布段祺瑞為民國叛逆，出兵北伐，開始了“護法”戰爭，戰爭主要在湖南進行。桂系軍閥控制的兩廣，在張勛復辟時已宣布“自主”。滇系軍閥唐繼堯通電不承認段再任總理的合法性。西南軍閥害怕段祺瑞吞併他們，願意借孫中山“護法”的旗號以圖自保。他們還想利用“護法”戰爭之機擴充勢力。但是，唐繼堯、陸榮廷為了不和北洋政府完全決裂，以便日後仍能互相勾結，而且也不願屈居孫中山之下，因此不肯就任軍政府元帥。

馮國璋和段祺瑞上台後，又開始了新的“府院之爭”，即北洋軍間的直系和皖系之爭。段祺瑞任命他的爪牙傅良佐為湖南督軍，打算取湖南為進攻兩廣的基地，但卻調直系的軍隊去打先鋒，這就加深了直、皖的矛盾。因此，段祺瑞主張“武力統一”，馮國璋則提出“和平統一”，並指使湖南前線的直系軍隊消極怠戰。 11月，直系軍隊自動退兵，要求停戰。直隸、江蘇、江西、湖北直系軍閥聯合通電，主張和平解決。段祺瑞武力統一南方的政策不能推行，被迫辭職。但是，皖系軍閥有實力，又有日本的支持，他們對馮國璋停戰議和不滿。 12月，在段祺瑞策劃下，直、魯、晉、奉、閩、皖、浙等十三省督軍代表在天津舉行督軍團會議，要求馮國璋明令討伐湘、粵，並初步製定了由直隸督軍曹錕和山東督軍張懷芝率兵兩路進攻湖南的計劃。這是皖系主戰派對直系主和派的反擊，無疑對馮國璋是很大的威脅。馮國璋被迫作出退讓，由國務院任命曹錕為攻湘援鄂第一路總司令，張懷芝為第二路總司令。 12月18日，馮國璋委任段祺瑞為“參戰督辦”。段祺瑞重新掌握中央軍事指揮大權，並以此名義繼續向日本借款，擴建“參戰軍”。 1918年1月，馮國璋以“親征”為名，由津浦路乘豐南下，準備到南京去糾集力量，策劃反段。當馮國璋車抵蚌埠時，被皖系干將安徽督軍倪嗣衝所阻，只好折回北京。馮返京的第二天，即向西南下討代令，特派曹錕、張懷芝進兵湖南。 2月，段祺瑞給奉系軍閥張作霖一批軍人，張便派兵進關對馮國璋施加壓力。皖系各省督軍也叫嚷要段祺瑞復出組閣，日本公使林權助則在幕後插手。 3月，段祺瑞被任為國務總理，第三次組閣。

段祺瑞再次出山，更加氣勢洶洶地要武力統一南方。曹錕的部將吳佩孚攻克岳陽，收回長沙，佔領衡陽，戰功最大，但段祺瑞卻任命皖系軍閥張敬堯為湖南督軍，奪了直系搶到的地盤，曹、吳大為不滿，6月，吳佩孚在湖南同西南軍閥訂立了“停戰協定”。 8月，他通電主和，公開攻擊段祺瑞的“武力統一”政策 “實亡國之政策”。 ①其他直系軍閥紛紛響應，南方護法軍政府也復電贊成和平。段祺瑞在直系和西南軍閥的聯合反對下，8月下旬被迫命令前線各軍暫取守勢。皖、直兩系軍閥的矛盾加劇了。

正當直、皖兩系軍閥明爭暗鬥日益激烈的時候，護法軍政府內部的矛盾也尖銳起來。西南軍閥本來就不是真正支持孫中山的“護法”主張，尤其是把廣東視為“征服地”的桂系軍閥，更將孫中山領導的軍政府視為心腹之患，千方百計加以排斥和打擊。當桂系軍閥與直系軍閥勾結之後，不但不肯再按照孫中山的號令派兵北伐，反而認為孫中山是他們進行政治活動的障礙，圖謀排擠孫中山。 1918年1月，桂系主持的西南各省護法聯合會在廣州成立，推舉岑春煊為議和總代表，伍廷芳為外交總代表，唐紹儀為財政總代表，唐繼堯、程壁光和陸榮廷為軍事總代表，同孫中山的護法軍政府相對抗。

由於孫中山等人的反對，加上伍廷芳、程壁光拒絕受職，西南聯合會議終於流產。於是西南軍閥又拉攏政學系國會議員、提出改組軍政府的倡議。對此，孫中山和一些國會議員堅決反對。但是，他的意見沒有被多數議員所接受。 5月4 日，國會非常會議開會，通過修改軍政府組織法。孫中山被迫通電辭職，他在通電中向國民痛切地指出： “顧吾國之大患，莫大於武人之爭雄，南與北如一丘之貉。”②成立僅八個月的大元帥制軍政府宣告結束。 20日，國會非常會議根據由大元帥制改為總裁制的軍政府組織法，選舉孫中山及唐紹儀、伍廷芳、唐繼堯、林葆懌、陸榮廷、岑春煊七人為總裁。孫中山眼見軍政府實際權力已被西南軍閥所篡奪，遂於 21日離廣州赴上海。至此，孫中山發動的第一次護法運動失敗了。

護法運動反對北洋軍閥反動統治，維護《臨時約法》的尊嚴，有其進步意義。但是，孫中山的“護法”口號，沒有提出和涉及有關中國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務，沒有反映廣大工農群眾的迫切要求，因而不能吸引和動員廣大人民群眾參加。至於當時的舊國會，也並不能真正代表民意。孫中山所指望的力量，還只是和北洋軍閥有矛盾的南方軍閥，沒有一個堅強的革命政黨的領導，也沒有可靠的革命武裝，護法運動不能不歸於失敗。

護法運動的失敗，表明中國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革命已陷入絕境，中國資產階級不能領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在南方軍政府改組，護法運動歸於失敗時，北洋軍閥中皖系和直系的矛盾公開化。段祺瑞決定一面加緊訓練自己的“參戰軍”，一面組成以徐樹錚、王揖唐為首的“安福俱樂部”，操縱新國會的選舉。 9月，“安福國會”選出徐世昌為下屆大總統，把以馮國璋為首的直系勢力擠出中央政府。馮國璋下野後，曹錕、吳佩孚成了直系軍閥的新首領。直系與皖系矛盾更加尖銳。曹、吳和南方軍閥建立了更加密切的聯繫，進一步取得英、美帝國主義的支持。 1918 年7月，美國向英、法、日三國提議把原五國銀行團改組為新的四國銀行團，即排除俄、德兩國，加進美國，藉此打破日本獨占中國的局面。 10、11月間，美國先後向北京政府與南方軍政府分別提出“勸告”，要求他們停戰議和，英、法也指責段祺瑞政府對外宣而不戰。在美、英、法三國壓力下，日本被迫宣布停止對段祺瑞政府的單獨借款，同意參加新四國銀行團，但要求新銀行團的投資範圍將“滿蒙除外”，以保持自己的勢力範圍，並同意美國提出的南北議和的主張。

1919年2月，南北雙方在上海舉行“和平會議”。他們討論所謂停戰範圍問題和借款問題，實際上是如何劃分地盤和如何分配四國銀行團準備給予貸款的問題。由於美、英和日本爭奪激烈，皖、直兩系軍閥也相持不下，5月，談判宣告破裂。 1920年6月，議和會議重開。不久，直、皖戰爭爆發，西南軍閥內部也發生粵、桂戰爭。 “南與南不合，北與北不合，南北又復不合”。 ①在軍閥反動統治和混戰下，中國人民陷於水深火熱之中。

①② 毛澤東：《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 》，《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49頁，人民出版社 1991年第2版。 ① 《升允復辟陰謀》，《近代史資料》總35號。 ① 許指岩：《復辟半月記》第6—7頁。 ② 《京報》（英文），1917年7月6日。 ① 《復辟詳志》第139頁。 ② 《復辟始末記》卷下，第28頁。 ③ 《復辟紀實》第82頁。 ①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上卷，第 425頁。 ② 鈴木武雄：《西原借款資料研究》第353—354頁。 ③ 西原龜三：《夢的七十年》，《近代史貸料》1979年第1期。 ① 《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7卷，第167頁。 ① 章宗祥：《東京之三年》，《近代史資料》1979年第1期。 ① 《吳佩孚主和電》，《湘災紀略》第63頁。 ② 辭大元帥職通電，《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171頁。 ① 《一九一九年南北議和資料》第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