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新文化運動
一、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和中西文化問題的論爭
辛亥革命時期，資產階級文化同封建文化進行了一定的鬥爭，但是它沒有能夠震撼封建文化的根基。革命失敗後，反動政治勢力猖狂反撲，在思想文化方面出現了一股尊孔復古逆流。袁世凱政府公開命令尊孔讀經，企圖在“保存國粹”的幌子下，加強對人民的思想控制。從1912年起，各地紛紛成立各種名目的尊孔復古組織，如孔教會、孔道會、孔社、宗聖會、尊崇孔道會、尊孔文社、經學會、讀經會等等。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康有為的孔教會。康有為儼然以當代孔聖人自居，對辛亥革命後廢除尊孔讀經深感不滿，說什麼“亙古未有之變，俎豆廢祀，弦誦絕聲，大驚深憂”；① “滅國不足計”，而滅孔教“是與滅種同其慘禍”。康有為及孔教會還掀起請願活動，要求中國當“以孔教為國教”，“編入憲法”。
在康有為主辦的《不忍》雜誌（1913年2月創辦）上，連篇累牘地攻擊共和製，鼓吹非孔教、非複闢不能救中國。袁世凱反動政府嚴重摧殘了一度興起的資產階級新文化思想。如新聞事業，民國建立時，全國約有500家左右的報紙，“二次革命”後進步報刊遭到封閉，主筆、記者被逮捕或槍殺，報紙數目大大減少。還能繼續出版的報紙，報導的內容大多充滿反動落後的東西。但是，經過一場全國性革命運動所出現的民主思潮，畢竟是不可扼止的。同時，由於辛亥革命的影響，民族資本主義經濟有所發展，使得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有一定增長，知識分子和工人階級的隊伍也有所擴大。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雖然屢遭挫折，但仍繼續奮鬥。因此，在北洋軍閥集團黑暗統治下，激迸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文化思想領域裡發動了一場新的鬥爭。新的文化運動開始興起。
1914至1915年間，中華革命黨辦的東京《民國雜誌》、上海《民國日報》，“專對袁攻擊”，反抗袁世凱集團的反動統治，反對專制，鼓吹建立真正的民國。 1914年5月創辦於東京的《甲寅》雜誌，章士釗任主筆，成為歐事研究會的喉舌。李大釗、陳獨秀在《甲寅》雜誌上發表文章，揭露帝國主義侵略，軍閥官僚的黑暗統治，批評知識分子中的悲觀思想，起了積極的影響。同時，上海出現了專門介紹自然科學知識的刊物《科學》月刊和具有重大影響的《青年雜誌》。 《新青年》封面1915年9月5日陳獨秀創辦的《青年雜誌》，是新文化運動興起的標誌。
《青年雜誌》從第二捲起改名為《新青年》。陳獨秀（1880—1942年），字仲甫，安徽懷寧人，留學日本，辛亥革命時任安徽都督府秘書長。 1917年1月，他應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的聘請，任文科學長。 《新青年》編輯部也從上海遷到北京。其時，在北京大學任教的新文化界人士李大釗、胡適、錢玄同、劉半農等參加了《新青年》的編輯或撰稿，魯迅也從1918年第4捲起開始寫稿。 《新青年》與北京大學結合，擴大了陣地與影響，形成了一個以《新青年》為核心的新文化陣營。在《新青年》的影響下，大大小小的民主性刊物如雨後春筍一般湧現出來。新文化運動的基本內容是提倡“民主” 與“科學”。陳獨秀在《青年雜誌》創刊號上發表了《敬告青年》一文，痛數了當時中國社會的黑暗，號召青年向陳腐的封建思想意識展開鬥爭，說：“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在“人權”與“科學”的基礎上，發展成為“民主”與“科學”兩大口號，公開向傳統的封建思想文化挑戰，舉起了新文化運動的大旗。當時提倡的民主，就是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以法國為榜樣，反對君主專制和軍閥獨裁，反對為專制獨裁政治服務的封建舊倫理道德。 1916年2月，陳獨秀在《吾人最後之覺悟》一文中指出，中國欲求生存，必須拋棄數千年相傳的“官僚的專制的個人政治”，實行“自由的自治的國民政治”。他認為要真正實現民主政治，必須依靠全國大多數人民有政治覺悟，而不能希望於“善良政府，賢人政治”。 ①
1916年5月，李大釗發表《民彝與政治》一文，大聲疾呼：“民與君不兩立，自由與專制不並存，是故君主生則國民死，專制活則自由亡。”②李大釗（1889 —1927年），字守常，河北樂亭人。曾留學日本。 1916年回國，曾任北京《晨鐘報》編輯，積極參加新文化運動。他還在《新青年》上發表《青春》、《今》等文章，鼓勵青年們不斷追求進步，不怕團難，頑強戰鬥，衝決歷史上一切網羅，催促青春之中國的誕生。當時提倡的科學，就是指自然科學和科學態度、科學方法，反對迷信、盲從和武斷，樹立起積極、進取的科學的精神。陳獨秀認為，“科學之興，其功不在人權說下，若舟車之有兩輪”，表明提倡人權、民主，必須同時提倡科學。他號召人們用科學態度來對待傳統觀念和一切社會問題，破除迷信，堅持真理，打破“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傳的虛榮、欺人、不合理的信仰”，樹立“真實的合理的”信仰。 ①魯迅也積極宣傳科學思想，指出“科學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主張用“科學”這味藥來醫治思想上迷信、愚昧、不改現狀、不思變革的病。 ②
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們在提倡民主、科學，反對專制、迷信的鬥爭中，對以孔子和儒家學說為代表的維護封建專制制度的舊禮教、舊道德，發動了猛烈的攻擊，揭起了“打倒孔家店”的大旗。這一斗爭，是同當時的現實緊密相聯的，是由於袁世凱和北洋軍閥的尊孔復辟，由於康有為等人的鼓吹將孔教編入憲法，以封建綱常禮教為“立國精神”而引起的，陳獨秀、李大釗、吳虞、易白沙等人都撰文給予尖銳地抨擊。他們以進化論的觀點來闡明孔子之道不適應於現代生活，以民權、平等的思想來揭示維護專制制度的孔教與之背道而馳，反對將孔教定為國教、編入憲法。李大釗指出：“孔子之道，施於今日之社會為不適於生存”；③ “孔子者，數千年前之殘骸枯骨也。憲法者，現代國民之血氣精神也。以數千年前之殘骸枯骨，入於現代國民之血氣精神的結晶之憲法，則其憲法將為陳腐死人之憲法，非我輩生人之憲法也；……孔子者，歷代帝王專制之護符也。憲法者，現代國民自由之證券也。專制不能容於自由，則孔子不當存於憲法”。 ① 陳獨秀也強調說，民主共和國重在平等精神，孔教重在尊卑階級，“若一方面承認共和國體，一方面又要保存孔教，理論上實在是不通，事實上實在是做不到”。 ② 他還指出，尊孔是為了復辟，“蓋主張尊孔，勢必立君；主張立君，勢必復闢”。 ③從抨擊孔教出發他們還集中批判綱常禮教，認為孔教的精華是禮教，是別尊卑明貴賤的等級制度，是對人的束縛和壓抑，“儒者以綱常立教，為人子為人妻者，既失個人之獨立人格，复無個人獨立之財產”。 ④
魯迅的《狂人日記》、《我之節烈觀》，吳虞的《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根據論》、《儒家主張階級制度之害》、《吃人與禮教》等，也都是揭露封建禮教的罪惡，尖銳地批判忠、孝、節倫理道德的危害性。在對舊禮教、舊道德的批判中，《新青年》還對婦女解放問題、家庭問題、婚姻戀愛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宣傳了男女平等、個性解放的思想。新文化運動的另一個重要內容是“文學革命”，即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
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一文。胡適（1891—1962年），字適之，安徽績溪人。曾留學美國。 1917年加入新文化運動行列。他在文章中提出“文學改良”的口號，主張以白話文為 “中國文學之正宗”，以及一些文學形式上和內容上的改革，如“不用典”、“不用陳套語”、“不作無病之呻吟”、“不摹仿古人”等。 2月，陳獨秀也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革命論》，明確地提出了“文學革命”的口號，把文學的革新與政治的革新聯繫在一起，認為“欲革新政治，勢不得不革新我國據於運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學”。他主張“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翻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翻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成為文學革命的綱領。關於文學的形式問題，當時主要是白話文與文言文之爭。
用白話文寫作品由來已久，清末還出版過一批白話文報紙。但是，白話文成為一種運動，則是《新青年》發動的。 《新青年》從第5卷第1號（1918年1月）起改用白話文，採用新式標點符號，開始刊登一些新詩，這對革命思想的傳播，文學創作的發展，以及國民教育的推廣有著積極的作用。
魯迅在這場文學革命中主要是通過他的創作實踐，在自己的作品中，出色地將反封建的革命內容與白話文的形式結合起來。魯迅（1881—1936年），原名周樹人，字豫才，浙江紹興人。清末曾留學日本，回國後在紹興、杭州等地任教。辛亥革命後，曾在南京臨時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任部員和全事等職。 1918年4 月起，他陸續在《新青年》上發表了《狂人日記》等白話小說，對文學革命作出了極其重要的貢獻。
新文化運動得到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的支持。蔡元培（1868—1940年），字鶴卿，號子民，浙江紹興人。辛亥革命後就任過南京臨時政府的教育總長，1916 年底任北京大學校長。他主持北京大學時，主張“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允許各種學派自由發展。但是，新文化運動的發展，引起了封建勢力的極端仇視和恐懼，反動軍閥誣衊新文化運動是“異端邪說”、“洪水猛獸”，企圖用強力辦法來壓制它。一些守舊派和封建文人也對新文化運動進行攻擊。劉師培等於1919年1月組織《國故》月刊社，鼓吹以 “昌明中國固有之學術為宗旨”，反對新文化運動。 3月間，林紓（琴南）在《新申報》發表影射小說《荊生》、《妖夢》，攻擊陳獨秀、錢玄同、胡適等人，煽動軍閥以強力壓制新文化運動。同時又在《公言報》發表《致蔡鶴卿太史書》，攻擊新文化運動是“覆孔孟，鏟倫常”， “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是“叛親蔑倫”，“人頭畜鳴”。蔡元培公開發表《致〈公言報〉函並附答林琴南君函》，強調了“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有力地維護了新文化運動。
新文化運動是辛亥革命在文化思想領域中的延續，是資產階級新文化和封建階級舊文化的一次激烈鬥爭。它在政治和思想上給封建主義以空前的沉重打擊，破除了封建教條對人們思想的束縛，對中國人民，特別是知識青年的覺醒起了巨大作用。這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又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它促使人們更迫切追求救國救民的真理，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五四”前的新文化運動，就其內容來看，仍然屬於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性質，有著階級的和時代的局限性。運動的倡導者忽視人民群眾，沒有把新文化運動同廣大群眾相結合，使文化運動局限在知識分子的圈子裡，新文化新思想沒有普及到工農群眾中去。
新文化運動的某些領導人物不能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看待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認為中國文化一切皆壞，西方文化一切皆好。例如，錢玄同為了反孔而主張“唯有將中國書籍一概束之高閣一法”，才能避免“中毒”，甚至要“廢滅漢文”，採用世界語。 ①這種絕對化、簡單化的態度，從思想方法上說是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的；從實踐上說，則是脫離實際，不能解決批判繼承和吸收的問題，對後來產生了不良影響。新文化運動對中國固有文化的勇敢挑戰和它自身的蓬勃發展，引發了一場關於中西文化問題的論爭。從1916年起，《東方雜誌》的主編杜亞泉，以傖父為筆名，連續發表文章抨擊新文化運動，與陳獨秀等人進行論戰。他認為中國文明是“靜的文明”，西方文明是“動的文明”，而“動的文明”要“以靜為基礎”。 “西洋文明與吾國固有之文明，乃性質之異，而非程度之差；而吾國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濟西洋文明之窮”。 ① 他指責新思想、新文化自西方輸入，“直與猩紅熱、梅毒等之輸入無異”，破壞了以儒家思想為舉國上下衡量是非的統一標準，造成“人心迷亂”、“國是喪失”、 “精神破產”。要結束這種“混亂的局面”，只有以儒家思想來加以“統整”，使西洋學說“融合於吾固有文明之中”，“融合西洋思想以統整世界之文明，則非特吾人之自身得賴以救濟，全世界之救濟亦在於是”。 ②不難看出，杜亞泉對中西文化的主張是保守的，實質上仍然是“中體西用”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再現。
杜亞泉對新文化運動的抨擊，在知識界產生頗大的影響，因而不能不引起陳獨秀、李大剖等人的重視，並給予認真的反駁。 1918年，李大釗發表了《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 ③他和杜亞泉一樣，也將中西文化的特性概括為“靜的文明”和“動的文明”，這是不科學的。但是，李大釗畢竟不同於杜亞泉，他反復指出西方文明比東方文明“實居優越之域”，批評如杜亞泉等人那種只會指摘“西方物質文明之疲窮，不自認東洋精神文明之頹廢”的虛驕心理，主張應當下決心“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長，濟吾靜止文明之窮”。
陳獨秀更是嚴厲地批駁了杜亞泉所謂輸入西方文明引起 “精神破產”、“人心迷亂”的論調，他指出：文藝復興以後的歐洲文明，顯然已勝過中國文明，不輸入歐洲文化，固有的文明能保民族競存於20世紀嗎？在共和政體之下，提倡保存“國是”，當作何解？ “謂之違亂，謂之謀叛共和民國，不亦宜乎”。 ① 陳獨秀還斷然主張：“若是決計革新，一切都應該採取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麼國粹、什麼國情的鬼話來搗亂。”② 這雖然表現了反對封建文化的革命精神，但卻失之偏激、絕對，開“全盤西化”論之端。
五四運動後，中西文化問題的論爭更廣泛展開。 1919年9月，章士釗鼓吹“新舊調和”論。 1920年，梁啟超旅遊歐洲回國，發表了《歐遊心影錄》一書，認為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以民主、科學為基礎的西方文明已“破產”，中國不應該盲目仿效“病態”的西方物質文明，而應該發揚光大本國固有的精神文化，以擔當起重建世界文明的使命，從而提出了中西文化“化合”說。同年，梁漱溟在濟南講演“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並將講演辭付梓刊行。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從理論上反對新文化運動，維護儒家文化。他認為中國文化不僅在精神上優於西洋文化，就其終極發展而言，也無悖於現代的要求，全世界都將走“中國的路，孔家的路”，未來文化就是“中國文化之復興”。梁漱溟是第一位有系統有理論地維護儒家文化的學者，他的主張在五四運動後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在這場中西文化問題的論爭中，新文化運動倡導者宣傳新思想、新文化，批判舊思想、舊文化，主流無疑是正確的，體現了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方向；而杜亞泉等保守派站在對立面加以反對，維護儒家的文化傳統，從根本上說是錯誤的，是逆潮流而動的。但是，如前所述，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也存在著絕對化、簡單化的缺點和錯誤。他們強調文化的時代性和不同社會發展程度的差異性，但忽視甚至否認文化的傳承性和民族性。杜亞泉等人看到了文化的傳承性和民族性，但忽視甚至否認文化的時代性和不同社會發展程度的差異性。這都是缺乏科學的分析態度，因此，激烈的爭論並沒有真正解決問題。二、思想文化發展的新局面在新文化運動的推動和影響下，思想文化的發展出現了新局面。首先是各地出現一些進步社團，宣傳新思想、新文化的刊物也日漸增多。 1917年10月，惲代英在武昌發起組織了“互助社”，注重個人品格的修養，提倡服務社會。 1918年4月，毛澤東、蔡和森、何叔衡等在長沙發起成立了“新民學會”。它是五四時期影響較大的社團之一，曾發起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同年7月，李大釗、王光祈、曾琦等在北京發起成立“少年中國學會”。它是五四時期人數最多、分佈最廣、存在時間最長的一個社團，會員成份複雜，思想傾向極不相同。 1918年10月，以北京大學學生鄧中夏、黃日葵、許德珩為骨幹的“國民社”成立，於次年1月出版了《國民》雜誌。
1918年11月，北京大學學生傅斯年、羅家倫等發起成立了新潮社，次年1月創辦了《新潮》雜誌，提倡白話文，反對舊禮教，對新文化運動的發展起了推動作用。 1918年12月，陳獨秀、李大釗、胡適創辦了《每週評論》雜誌。 1919年2月，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學生匡互生、週予同等發起成立工學會，主張學生學會做工，並幫助勞動者求學。同年3月，北京大學學生鄧中夏、廖書倉等發起組織平民教育講演團，不定期在街頭等處講演，宣傳反日愛國、民主自治，反對封建家族制度，破除迷信等。
新文化運動高舉的旗幟之一是“科學”。這時成立了一些科學團體，如中國天文學會、中華醫學會、中國藥學會、中華農學會，其中最有影響的是中國科學社。 1914年6月，美國康乃爾大學的中國留學生任鴻雋、胡適、趙元任、楊銓、秉誌等人發起組織中國科學社。次年，中國科學社正式成立，並創辦《科學》雜誌。 1918年，中國科學社遷回上海。它的社員發展很快，1914年只有35名，到1919 年已發展到435名。中國科學社開展了許多科學活動，在它影響下相繼成立了各種科學技術的分科學會，對推動中國科學事業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它所創辦的《科學》月刊，在宣傳普及自然科學技術知識方面，起了很突出的作用。當時提倡科學不僅是傳播自然科學知識，而且具有鮮明的針對性和戰鬥性。首先是用自然科學知識來批判宗教迷信，打擊鬼神論。辛亥革命後，反動統治者一面鼓吹尊孔讀經，一面大力宣揚鬼神迷信。在一些知識分子中，也流行“祀天，信鬼，修仙，扶乩” 等封建迷信活動，上海還設立“靈學會”，編印《靈學》雜誌。新文化的倡導者、傳播者針對這種現象，撰寫文章、發表演講來加以批駁。
蔡元培在北京信教自由會的演講中宣傳科學，否定上帝創造世界。他說：“人智日開，科學發達，以星雲說明天地之始，以進化論明人類的由來，以引力說原子論明自然界之秩序，而上帝創造世界之說破；以歸納法組織倫理學、社會學等，而上帝監理人類行為之說破。於是舊宗教之主義不足以博信仰。”① 陳獨秀更是明確主張“以科學代宗教”，他認為一切宗教所尊重的崇拜的神佛仙鬼都是無用的騙人的偶像，都應該破壞。在《有鬼論質疑》一文中，陳獨秀指出“靈學”完全是奸民作偽，用以欺人牟利的騙人之談，提倡“靈學”的人完全是一群妖孽，號召青年“趕緊鼓起你的勇氣，奮發你的毅力，剿滅這種最野蠻的邪教和這班興妖作怪胡說八道的妖魔”。 ①魯迅也指出：“現在有一班好講鬼話的人，最恨科學，因為科學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許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講鬼話人的對頭。”②在批判宗教迷信的同時，《新青年》等報刊還反對偶像崇拜，主張崇拜真理。陳獨秀在《偶像破壞論》一文中指出：不僅鬼神偶像要反對，而且人間的君權偶像也要反對，“其實君主也是一種偶像。他本身沒有什麼神聖出奇的作用，全靠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夠號令全國，稱做元首，一旦亡了國，像此時清朝皇帝溥儀，俄羅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尋常人還要可憐。這等一國的君主，好像一座泥塑的偶像，拋在糞缸裡，看他到底有什麼神奇出眾的地方呢！”因此，他呼籲：“破壞！破壞偶像！破壞虛偽的偶像！吾人信仰，當以真實的合理的為標準。”③李大釗也在《晨鐘報》上發表了《培根之偶像說》，介紹17世紀英國哲學家培根曾提出：“欲得真理之奧”，必先破壞“岩窟之偶像”、“劇場之偶像”、“市場之偶像”和“種性之偶像”四類。他的目的在於以此啟發人們反對中國的偶像崇拜，使“舉國昏昏皆為崇拜偶像之人，聞培氏說，其亦知所感奮乎”。 ④
新文化運動的文學革命，在批判舊的文學時，對新文學的創作進行了探索，在小說、詩歌、散文等方面都取得了成就，在中國文學史上誕生了新文學。 1918 年5月，魯迅在《新青年》上發表了《狂人日記》，這是中國新文學運動中第一篇白話小說，其“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小說中塑造了肩負著因襲的重擔但又覺醒、勇敢地否定封建宗法禮教制度的“狂人”形象，有力地暴露了所謂“仁義道德”封建舊禮教“吃人”的本質，號召人們奮起打倒“吃人”的封建禮教。小說寓意深刻，題材新穎，在思想上和藝術上都是創新。它是新文學的開山之作，標誌著新文學的誕生。
隨後，1919年4、5月間，魯迅又連續在《新青年》上發表了《孔乙己》和《藥》兩篇小說。在《孔乙己》中，魯迅通過對受封建文化毒害的知識分子的刻畫，深刻揭露、諷刺了腐朽的封建八股教條和封建教育，又藉孔乙己的悲慘命運揭露了封建制度統治下的炎涼世態。在《藥》中，魯迅以1907年民主革命女英雄秋瑾就義為背景，描寫了革命者為群眾奮鬥犧牲而不為群眾理解的悲劇，批判了被統治階級愚弄得麻痺了的“國民性” 。到1921年，魯迅共發表9篇小說。這9篇小說，是他的小說集《吶喊》的最重要組成部分。魯迅在新時代前夕的“吶喊”，不僅“慰藉那在寂寞裡奔馳的猛士”，而且也確實喚醒了“鐵屋”裡“熟睡”的人們。 ①
當時較有成就的小說作者還有汪敬熙、楊振聲、俞平伯、葉紹鈞（聖陶）等。他們把小說當作思想啟蒙的工具，有所為而發，目的是表現和批評人生，改良社會。在文學革命浪潮中，詩歌也發生變化。中國舊體詩專講格律，不論是五、七言律詩還是絕旬，每句都拘執著平仄，束縛著人們的思想和語言的表達。為了打破這種局面，《新青年》開闢了白話新詩的園地，從1917年2月的第2卷第6號到1919年5月的第5卷第5號，共刊登新詩83首，還翻譯外國名詩30多篇。倡導並最先創作白話新詩的是胡適，他的八首白話詩即發表於《新青年》第2卷第6號。
隨後，魯迅、劉半農、沈尹默、陳獨秀、李大釗等都相繼發表新詩。繼《新青年》之後，《新潮》、《每週評論》等刊物也發表新詩。真正成為新詩奠基之作的是郭沫若的《女神》。郭沫若（1892—1978年），原名開貞，號鼎堂，四川樂山人。曾留學日本。 《女神》成書於1921年，輯入詩人的57篇作品，其中大多數詩篇寫於1919年至1921年的三年中。這是郭沫若 “詩的創作爆發期”。他在這一時期所寫的詩體現出追求自由、平等，反對束縛個性的封建倫理道德的精神。聞一多曾評論說：“若講新詩，郭沫若君的詩才配稱新呢，不獨藝術上他的作品與舊詩詞相去最遠，最緊要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時代的精神—20世紀底時代的精神。有人講文藝作品是時代底產兒，《女神》真不愧為時代底一個肖子。”①新的散文是直接與桐城派古文對立的。在新的散文中，佔有重要地位的是針對現實的議論文、雜文。議論性散文是在新文化運動抨擊舊思想、舊文學的聲浪中最早問世的文學樣式，說理明透，文字流暢。
《新青年》從第4卷第4號起，開闢了“隨感錄”欄目。當時在“隨感錄”發表文章的，主要有陳獨秀、魯迅、李大釗、錢玄同等人。這些雜感在內容上大多起著開啟民智、廓清愚昧、揭露痼疾的作用，而且短小精悍，鋒芒銳利，在新文化運動中充當了衝鋒陷陣的尖兵。戲劇方面，新文化的倡導者主要做了兩方面的工作：一是掀起戲劇改革的討論，批判傳統戲曲。他們在鼓吹戲劇觀念的更新，倡導面向社會人生，以改造社會和教育人民為目的，是有積極意義的。但他們大部鄙視傳統戲曲，給予全盤否定，缺乏科學的態度。另一面是譯介西方的戲劇理論和作品，如英國莎士比亞和挪威易卜生的戲劇，得到廣泛傳播。 《新青年》還出刊“易卜生專號”，掀起了一股“易卜生熱”。易卜生的作品表現出對舊社會制度虛偽、腐敗的鄙視，提出種種社會問題，對中國的反封建鬥爭有積極意義。
三、馬克思主義開始在中國傳播
當新文化運動興起的時候，1917年，俄國爆發了十月革命。這場革命和由它引起的世界革命高潮，對中國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影響。十月革命後的第三天，即1917年11月10日，上海《民國日報》上即以《突如其來之俄國大政變》為題，報導了這一消息。接著，在報刊上不斷報導俄國革命的消息。由於消息大多來自帝國主義國家的通訊社，因此，中國報紙報導的情況是比較混亂的。很快俄國革命局勢得到勝利發展，中國輿論逐漸明朗起來。 1918年2月，《申報》上登載了列寧領導的蘇維埃政府宣布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消息，中國人民熱情歡迎並關註十月革命的勝利發展。孫中山為首的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對十月革命採取真誠歡迎的態度。在他指導下的上海《民國日報》，於1918年元旦發表了“吾人對於此近鄰之大改革，不勝其希望也”的社論。同年，孫中山致電蘇維埃政府說：“中國革命黨對於貴國革命黨員之艱苦卓絕的奮鬥，表示極大的敬意；而且更希望中俄兩國革命黨團結一致，共同奮鬥。” ①
這份電報表達了孫中山對俄國人民的友好和祝賀的心情，也表明他的進步。十月革命對中國最大最深刻的影響是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使中國的先進分子開始用無產階級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中國的問題。十月革命以前，中國人學習的榜樣是西方國家，效法的是舊式的資產階級革命，結果失敗了。那時，也有人知道馬克思和他的一些主張。 1899年4月出刊的《萬國公報》（基督教廣學會辦），登載李提摩太節譯《大同學》一文，即提到馬克思的名字，譯為“馬克偲”。
1902年以後，梁啟超、馬君武都曾在他們的文章中介紹過馬克思及其主張。而對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們的學說介紹較詳細的是朱執信。他在《民報》上發表了一些文章，其中如《德意志革命家小傳》一文，介紹了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並評述了《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宣傳無政府主義的《天義報》，刊登過恩格斯1888年為《共產黨宣言》英文版所寫的序言譯文，還譯載過《共產黨宣言》第一章《資產者與無產者》。孫中山在1912年也曾稱讚馬克思學說，認為“麥氏（按即馬克思）之資本公有，其學說得社會主義之真髓”。 ① 但是，他們都沒有把馬克思主義作為解決中國問題的思想武器。中國的真正出路在哪裡？始終是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十月革命促進了中國人民的覺醒，中國的先進分子受到十月革命勝利的鼓舞，從十月革命的勝利看到了中國的新出路，於是由向西方學習轉向研究和宣傳俄國十月革命和馬克思列寧主義，開始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來觀察中國的問題。這樣，就使1915年開始發展起來的新文化運動發生根本的變化，由一個資產階級文化革命運動轉變為一個廣泛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運動，《新青年》也逐漸變成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刊物。
李大釗和陳獨秀等開始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 1918年12月創刊的《每週評論》，專門介紹馬克思主義。李大釗於1918年7月在《言治季刊》上發表了《法俄革命的比較觀》，指出十月革命的社會主義性質，希望中國人民迎接新的革命潮流。 11月，北京群眾在天安門舉行慶祝歐戰勝利大會，李大釗在會上發表了題為《庶民的勝利》的演說，讚揚十月革命的勝利。同年出版的《新青年》第5卷第5號上，發表了這篇演說詞和他的更詳盡的論文《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歡呼“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這兩篇文章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文獻。李大釗把他主編的《新青年》第6卷第5號（1919年 5月）編成了“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並發表了他寫的長篇論文《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指出歷史唯物論、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革命理論三者是不可分的，而階級鬥爭學說恰是把三大原理聯絡起來的“一條金線”。他寫道：“馬克思主義是世界改造原動力的學說”，“現在世界改造的機運已經從俄、德諸國閃出了一道曙光”。 ①儘管他對馬克思主義的介紹還是不完整的，也有錯誤，但正如魯迅在《守常文集序》一文中所說：“他的遺文卻將永在，因為這是先驅者的遺產，革命史上的豐碑。”李大劊還組織了“馬客士主義研究會”，團結一些進步青年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和俄國革命。 1919年4月出版的《每週評論》第16號，摘譯了《共產黨宣言》中的一段。文前的按語說：“這個宣言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最重大的意見，……其要旨在主張階級戰爭，要求各地勞工聯合。是表示新時代的文書。”
1919 年5月，在李大釗主持下，《晨報副刊》開闢了馬克思研究專欄，陸續刊載馬克思的《僱傭勞動與資本》和一些關於馬克思主義的譯文。 《晨報副刊》“名人小史” 欄中，也曾刊登了《近世社會主義鼻祖——馬克思奮鬥生涯》等文章，介紹了馬克思的生平事蹟。 1919年7月在長沙創刊由毛澤東主編的《湘江評論》，對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也起了重要作用。這樣，馬克思列寧主義開始在中國傳播開來。 “中國人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中國的面目就起了變化。”
①馬克思列寧主義傳入中國後，同時存在的還有其他種種主義，如民主主義、實用主義、改良主義、無政府主義等等。尤其是無政府主義在當時很有影響，無政府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往往混在一起。馬克思列寧主義只是其中的一種思潮，人們對科學社會主義的認識還不很清楚。瞿秋白的話反映出實際情況：“社會主義的討論，常常引起我們無限的興味，然而究竟如俄國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響，隔著窗紗看曉霧，社會主義流派，社會主義意義，都是紛亂，不十分清晰的。”②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傳播，並不是一帆風順的，而是經歷了嚴重的鬥爭和艱辛的歷程，才最終成為中國革命的指導思想。 1919 年的五四運動是中國革命的歷史轉折點。它標誌著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終結和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始。在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傳播過程中，中國產生了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並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準備了條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使中國的革命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走上勝利的道路。
①《致北京孔教會電》，《康有為政論集》下冊，第 921頁。 ① 《新青年》第1卷，第6號。 ② 《李大釗文集》上冊，第175頁。 ① 《偶像破壞論》，《新青年》第5卷，第2號。 ② 《隨感錄》三十三、三十八，《新青年》第5卷，第4、5號。 ③ 《自然的倫理觀與孔子》，《李大釗文集》上冊，第264頁。 ① 《孔子與憲法》，《李大釗文集》上冊，第258頁。 ② 《舊思想與國體問題》，《新青年》第3卷，第3號。 ③ 《復辟與尊孔》，《新青年》第3卷，第6號。 ④ 陳獨秀：《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號。 ① 《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新青年》第4卷，第4號。 ① 《靜的文明與動的文明》，《東方雜誌》第13卷，第10號。 ② 《迷亂之現代人心》，《東方雜誌》第15卷，第4號。 ③ 《言治季刊》第3期，1918年7月。 ① 《質問〈東方雜誌〉記者》，《新青年》第5卷，第3號。 ② 《今日中國之政治問題》，《新青年》第5卷，第1號。 ① 《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490—491頁。 ① 《新青年》第4卷，第5號。 ②《隨感錄》，《新青年》第5卷，第4號。 ③ 《新青年》第5卷，第2號。 ④ 《李大釗文集》上冊，第193頁。 ① 《吶喊自序》，《魯迅全集》第1卷，第7—8頁，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① 《〈女神〉之時代精神》，《創造週報》第4號，1923年6月8日。 ① 見《政治週報》第2卷，第5期。 ① 《在上海中國社會黨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518頁。 ① 《新青年》第6卷，第5、6號。 ① 《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740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② 《餓鄉紀程》，《瞿秋白文集》（一），第23—24頁。
2009年2月28日星期六
社會變化的潮流
第21章 社會變化的潮流
前言
從清王朝鎮壓民眾起義到它垮臺之間的四十年並不是中國社會秩序大動盪的時期，而是中國社會內部發生轉變的時期。在本世紀之初，劉鶚和吳沃堯的小說描寫了一些受到新人物——例如南方的革命者、北方的義和團、以及實力雄厚而與外國人有聯繫的鉅賈等——包圍的文人和官僚。這些新人對後者的影響是與日俱增的。有此上層人士清楚地意識到社會正在發生變化，並且確認1894到1904年的十年是變化加速而不可逆轉的轉折期。1904年快到年底時張謇就曾指出：“此十年中，風雲變幻，殆如百歲。”
那時的觀察家還注意到，光緒和宣統時期中國社會最顯著的變化是發生在不斷分化、越來越四分五裂的統治階級內層。變化對下層的影響則遠沒有那麼明顯。從當時的記載來看，平民百姓似乎對這種變化仍舊漠不關心，只是他們的處境略為惡化而已。在1911年的上海街頭，現代工廠的工人同蘇北新來的勞工外表無甚差別，但是，身著藍大褂的文人同西服禮帽、出入汽車的商人則差別很大。在旁觀者看來，這些差別反映了中國新舊轉換的幅度。然而，要弄清清末中國社會演進的內在動力，我們歸根結蒂還必須著眼於仍然包括中國全部人口近百分之九十五的農村世界。
本卷前面各章已經討論了經濟、對外關係、西方思想和改良思想等問題，還討論了對軍隊、商人、官吏、士紳、學生和革命者有影響的種種發展。
第01節 特權階級種種
自康熙的滿人統治建立後一直保持著相對的社會成分同一性的統治階級，在十九世紀最後二十五年，由於新成分的增加而開始變得多樣化了。
在十九世紀中期大動亂的前夕，社會名流主要是由那些在職或退休的官吏和有功名或學銜的文人及其家族組成的。在省城還包括大錢莊和大商號的老闆，在地方上則包括有錢的地主和商人。一個家庭只要有人得了或文或武的功名，這一家就完全可以算作特權階級了。不過要知道，其中也有等級的不同。中舉或者至少拔貢才能當官。如果既有功名又有財當然就更好了，因為財能使他發揮重要的社會作用。在地方上有功名的人主要是生員，其地位與平民相差無幾，因為生員的頭銜只能帶來很少的法定特權。最後，從地方到省，一個人只要相當有錢和受過一點教育，功名對其成為統治階級的一員並不是必不可少的條件。但是，在公眾輿論中，尤其是在上層階級的心目中，功名也還是社會上有身分的標誌。商人和地主家庭只有通過捐納或科舉得到這種有地位的憑證，才能真正進入上層階級。當時通用的“紳士”一詞，反映了這種普遍的看法。“紳士”指的是致仕或暫時丟官的官員，以及地方上的文人。但是在十九世紀中期地方誌也常用這個詞來稱呼當地的豪門大族，儘管其中一些人並沒有功名可言。
由於取得士人地位的傳統門徑有所擴大，最先經受變化的是特權階級。為了回報地方各界鎮壓人民起義、特別是鎮壓太平軍的貢獻，科第名額大為增加，雖然自清初以來已經增加的名額很少。到1871年，儒學生員的名額從太平軍起義以前的25，089人增至30，113人；武學生員的名額相應地從 21，200人增至26，800人。固定的增長在1871年後即已停止，此後名額臨時有所增加是由於清廷的軍事需要造成的。雖然這種暫時的增長為數不少，但是總的影響卻甚微，因為只涉及一次會試，而且只相當於上述固定增加數的百分之五，或者說僅有大約484個名額。以這個數字為基礎，假設每個生員能夠再活 33年，那麼，十九世紀最後二十五年就會有將近910，000人，比太平軍起義前的740，000人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在全部人口中，生員的百分比從萬分之十八增加到萬分之二十四。
儘管生員名額的增加確實不多，然而賣官鬻爵卻很盛行。這種辦法始于明朝，曾為清朝早期的統治者廣泛採用，到十九世紀初一度有所收縮，但是在十九世紀後半期又大肆推行。起初採取這種做法是為了使官員來源多樣化和保持平衡，可是後來政府的動機就完全是出於財政目的。為了便於賣官，官價往往打九折。在十九世紀的最後三十年，捐官總數達534，000名，而在太平軍起義之前還只是355，000名。50000444_617_31860年以後，通過捐官途徑的四品到七品地方官多於通過科舉的正常途徑得官的人數。
如果把那些享有同樣合法特權的有官銜者的妻子和未成年的子女都包括在內，則受益的家庭人口總數從太平軍起義前的5，500，000人增加到太平軍起義後的7，200，000人，然而全國人口總數卻略有下降，可能要到1890年以後才恢復到1850年的水準。如果我們考慮到他們的兄弟、成年兒子和遠房親族也沾光，享有特權者的總數就會更大，儘管這些人享有的特權不同於有官銜者本人，但是他們卻可以依仗其聲威使自己高人一等。
官紳的膨脹由於分佈不均，加劇了地區之間的差異。在太平軍起義前，文人、官吏及其直系親屬對總人口之比在安徽是百分之零點七，在四川則是百分之三點五。太平軍起義後，這個比例在四川是百分之零點六，在浙江則是百分之五。雲南和貴州由於地區貧窮，無力捐獻軍費，比例就下降了。四川所占的比例甚至進一步下降，廣東的比例保持著穩定，但這只是由於這些富饒省份人口猛增之故。由於它們提供了大量錢財，正常仕進和捐官者的絕對數量還是大量增加的。這個比例幾乎在各省都有所增加：在浙江增長了二倍，在陝西和甘肅增長了三倍。但是具體情況則大不相同。西北各省所占比例的提高是由於其總人口的減少，而沿海和沿江各省則是由於地方富庶，故而能彌補人口和文化水準同官爵獲得者的數量之間的不平衡。由此可見，維持一個較大的特權階級加重了貧窮省份的困難，而沿海沿江各省官僚和文人的不成比例的增長，則使其在絕對數量方面佔有壓倒優勢。
在文人階層內部，各等級文人的增加也不平衡。在太平軍起義之前，1，100，000名有功名和官銜的人當中有125，000名，即百分之十一，至少是貢生或貢生以上，因此這些人屬於真正的上層。有功名和官銜的總人數的百分之三十二，即350，000人，是捐納者；在更有影響的官員和有官銜的人當中，這個比例高達百分之五十。太平軍起義以後，1，450，000有功名和官銜的人當中有204，000人，即百分之十四，至少是貢生，他們屬於上層紳士。其中530，000人的地位，即總數的百分之三十六，是新近捐納的。在官吏和有官銜的人當中，捐納的比例高達百分之六十六。
由此可見，這個文人階層不僅人數增多，組成成分也在變化。與此同時，“非正途”出身者大有人在。
直到十九世紀末以前，傳統統治階級的這種膨脹乃是一種主要現象。實際上，科第名額的長期增加在1871年前已達到其累積效果的最高峰。在十九世紀最後幾年，暫時性的增長則無變化。1901年取消武試，1905年又取消文試，這種擴大統治階級的古老方法至此才壽終正寢了。雖然賣官鬻爵的做法依然存在，但是隨著人們可以不受限制地在新學堂中通過考試謀得職銜，那種買賣便沒有什麼吸引力，或者說沒有什麼意義了（參見第七章）。
文人階層人數的增加導致這個階層內關係緊張，並且加劇了有職者與無實職者之間的差異甚至對立，加劇了通過正途出身與非正途出身這兩種人之間的差異甚至對立。這便影響到社會上層領導能力的品質。它迫使功名較低的人在社會上只能得到甚至更低的地位，這也是造成其日益貧困的一個因素。它還降低了這個最初以文人階層的特權為基礎的社會等級制的合法性和作用，並且危及由文人同朝廷的結盟所支撐的政治秩序。
在十九世紀後半期，隨著專門化技術作用的發展，新的集團正在統治階級內部形成。到十九世紀終結時，這種新集團的形成已經比以傳統方式起家的紳士名流的發展更為重要了。
現代戰爭和國防的需要，促成了一個擁有特權的軍人階層的興起。軍人從一種地位較低的單純職業性集團，變成了一支有影響的社會力量。戰爭有兩種完全不同的類型，在軍人地位的轉變中也可看到兩個前後銜接的階段。
在1850到1874年間，民眾運動使中國受到前所未有的震動，就在鎮壓民眾運動的過程中產生了第一批新型軍官。他們組織民團，同太平軍、撚軍和回民打仗。早期的軍官大部分在入伍之前已有正式功名。湘軍的情況尤其說明了這種文人階層的普遍軍人化。此後不久，由於形勢的需要，以及象李鴻章這樣的年青領導人物開始注重個人才能更甚於注重官爵和儒家的正統性，平民就在新軍的指揮人員中占了優勢。這些人僅憑戰功就在當地、甚至有些人還在全國獲得名望，而不論他們原來是否有功名。例如劉於潯最初只是江西的一名監生，後來他統率親自組織的省軍，控制南昌及其相鄰地區達十五年之久。劉銘傳也是如此。他以販私鹽起家，後來變成一支淮軍的首領，最終當上了臺灣的巡撫（見本卷第四章）。然而似乎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將領後來大都擔任了文職。投軍只是進身于官僚階層的階石。朝廷授予有軍功者以文職，委以低級文職以制約過於強大的地方軍事領袖，但仍未能減少這種機會主義。勇營諸軍同清朝兩支經制軍——即旗軍和綠營軍 ——相反，沒有永久的法定地位，它們的軍官也沒有官階，這就更能說明問題了。某些將領如劉于潯等便辭官還鄉，寧願接受地方當局給予他們及其家族的好處。但是，所有那些更有勢力的將領及其大多數下屬都謀求並接受了各級文職；其中有些人還當上了督撫。這便清楚地表明，甚至遲至十九世紀之末，文職比軍階更足珍視。但是，行伍出身可以開闢爬上政府最高文職的道路或加速其擢升。這個事實使軍隊具有吸引力，最終為軍人在社會上發揮新作用打開了道路。
事實上，由於這批軍官和軍事領袖沒有傳統文人教育造成的偏見，而且一般都深知必須維護秩序和政府，他們往往成為引進西方技術的強有力的鼓吹者。其結果，在曾國藩、李鴻章、劉銘傳、郭嵩燾、左宗棠、劉長佑、沈葆楨及其同僚的宣導下，創辦了第一批近代的大企業。1861年曾國藩興辦的安慶內軍械所和此後建立的軍火工業，可能都是在實際推行經世派的理想，即利用各種可能的技術幫助維護國家的秩序和權威。經世派的基本思想在於主張保護公共利益不受私利侵犯，保證國家資源不為私人謀利，但是，隨著開礦、通訊和交通工具以及紡織業的發展，這些基本概念顯然已經被拋到九霄雲外。因此，在從能夠帶兵的多才多藝的傳統文官向靠自己的特殊才能取得政治勢力的技術專家這方面轉變的過程中，那些鎮壓民眾運動的老手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創建新軍和使傳統的軍隊現代化，也促成另外一個有影響的軍人集團的興起。1853年曾國藩就對他新建的、非建制的湘軍的軍官進行加強毅力和紀律的專門訓練。後來淮軍也仿效這種作法。1862年在上海和寧波開始對軍官團進行西式技術訓練，其中幾個管帶及其士兵還在英國和法國軍事顧問的指導下接受使用西式武器和戰術的訓練（見第四章）。同年11月，一道上諭規定高級將領應受同樣的訓練，以保證中國人對軍隊的控制。但是進展很慢。首先受到重視的是海軍；除了設立各種技術學校以外，1867年在福州船政局還附設了士官學校。有些士官生曾經於1875、1877、1882和1886年分別留學英國和法國以求深造。南京、威海衛和旅順也開辦了幾所水師學堂。1881年李鴻章在天津設立了一所水師學堂。早在1872年，他就派了一批軍官前往德國深造。直隸、江蘇和廣東還雇用了一些外國顧問訓練少量軍隊，其軍官後來還能在其他省份進行指導。1885年，李鴻章又在天津建立了第一所武備學堂。張之洞1887 年也在廣州附近的黃埔創辦了一所水陸師學堂。中日甲午開戰之前，在這些學堂學習的軍官不過幾百人。可是隨著號召廣泛使用西式武器的技術革命的來臨，軍人的地位也開始提高，他們變成了發展技術的代表。
只是在1895年以後，這種新式軍官才開始大批增加。他們逐漸取代了擔任高級指揮職務的舊式軍官，領導著充分規代化的軍隊。重點又從建立現代海防轉向改造陸軍，這便帶來了深遠而又深刻的社會影響。
在中日戰爭之前，那些經過“西式訓練”的少量軍隊只是簡單地採用西式武器和西式操法。1895年12月，清帝同意建立兩支仿效德國軍事組織、訓練和戰術的部隊。這就是張之洞的自強軍和袁世凱的新建陸軍。許多自強軍的新兵都經過仔細挑選和專門訓練，能讀會寫，這在中國軍隊中是史無前例的；由於教育帶來的聲望，也使行伍生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社會上前所未有的尊重。袁世凱的部下就出過五位元民國總統或代理最高行政首腦、一位總理和許多在1916 年以後割據華北的軍閥，象出身低賤的曹錕和馮國璋就是在軍隊中受到教育的。只有孟恩遠是個例外，他始終是個文盲。新軍將領的特點是普遍受過較高的教育，這是舊式軍隊的軍官不能望其項背的；他們又掌握著西方的防禦和戰略方面的技術知識，這也是上一代組織民團的文人和文職顯要們所不具備的。
在1901年以後，新軍將領隨著軍事改革的實施而加速被提拔重用。義和團起義時期遭受嚴重損失的綠營軍則被解散。各省都成立了有預備隊支持的西式新軍：它們使用西式裝備，按照西法進行訓練和指揮，是現代陸軍的基礎。1901年9月12日所頒上諭的實質內容便是這樣。袁世凱便利用了這道上諭來加強新建陸軍，它在1901年之後被稱為北洋陸軍，成了中國最強大的軍事力量，1911年時擁有中國軍隊總數的三分之一以上。從1901到1904年，在湖北、江蘇、山西、陝西、江西、廣西、貴州和雲南等地也紛紛組織了所謂新軍或常備軍。
1901年8月29日的上諭下令廢除傳統的武舉制，緩和了爭取新式軍官的競爭；同年9月11日清帝又下令在各省創辦武備學堂，並制定全國的軍事教育章程。到1903年底，幾乎各省都有武備學堂。袁世凱在保定辦了六所武備學堂，從參謀軍官到新兵都在此經受各種技術訓練。他的天津武備學堂的畢業生被派往其他許多武備學堂，同德國的和越來越多的日本教官一起擔任教職。1904年1月3日批准的總章程要求學生接受軍事操練和穿制服；高級課程還包括軍事史、兵法和後勤學。同年9月12日，各武備學堂還接到練兵處仿效日本體制制定的二十條特別章程。它要求緊密仿效日本教育體制，對參謀軍官進行從高小到大學的教育。這些章程並未被嚴格執行。北京擬辦兩所高等軍官學校的設想也未能實現。只有到國外或者在袁世凱扶植下的保定武備學堂才能受到高級軍事教育。各武備學堂的教育品質也參差不齊。可是，維新運動畢竟成功地使各省創辦了武備學堂，增加了派赴國外深造的軍官。1906年有武備學堂三十五所，學員共 6，307人，威海衛、南京、福州和黃埔四所水師學堂還有學員350人；此外，有691名士官和軍官派往日本受訓，約有15名派往歐洲受訓。到1911 年，軍事教育機構便有近七十所。學員除了學習軍事技術以外，還學習一定的文化，多少能掌握一門外語和基礎科學知識。軍事教育迅速得到社會歡迎。張之洞在 1902年帶頭要求部下送其子弟進武昌武備學堂，他自己就送了三個孫子到日本學軍事。1906年北京開辦了陸軍貴胄學堂，學員不僅來自皇室，而且還有象劉銘傳等著名將領的兒子，以及一些大臣、督撫和文人學者的子弟。在辛亥革命前夕，武備學堂的學員來自各省上流社會，甚至一些舊式科第出身的人也入伍當兵。這一發展又得力於新建的軍階體制，它使軍人得到了同文職官僚一樣的官銜和薪俸。鎮壓太平軍的最後兩位傑出統帥李鴻章和劉坤一分別於1901和1902年去世，為各省新一代統治者開闢了道路，這些人的權威幾乎完全憑藉軍事力量。袁世凱無疑是一個典型，但卓越的士大夫張之洞也在晚年致力於組織新軍。無論是清帝還是各省胸懷大志之士，都看出必須利用武裝來挽救清帝日益衰退的道義的、社會的與政治的權威。這種提高軍隊地位的普遍趨勢，促使受過教育的軍人隊伍——他們受到社會的尊敬和發揮著政治影響——的擴大。
1911年中國軍隊號稱一百萬，但大概實際只有六十萬戰鬥人員，其中十七萬五千人是現代化的正規軍，另外十七萬五千人是半現代化的巡防隊。後者是由各省資助建立的地方部隊，成立於1907年，兵員來自原綠營軍、勇營軍和其他雜牌軍。尚未遣散的五萬綠營兵與八旗兵一起組成的軍隊中，只有七萬五千人受過西式技術訓練。軍官總數近七萬人，百分之十是高級將領，其中八百人曾到日本學習。這批軍官——即便是最低級軍官——的素質和教育水準及其對科學技術的瞭解，都遠遠超過舊式軍隊的同僚，與文職官員的平庸無能形成鮮明的對比。1695年以後，受過現代化訓練的高級軍官更可能留在軍隊，而不去謀求高級文職。軍事改革有助於保證他們前程似錦。實際上軍隊已經超過了文職官吏：西化的軍官比從事外交的文官升遷更快。然而行伍生涯之所以能不斷提高聲望，不僅由於擁有飛黃騰達的希望，而且還由於軍官普遍有文化，軍隊素質也較高，這在歷來重教育的中國人心目中頗具好感。
但是更確切地說，軍人之所以成為一個有社會影響的集團，是與中日甲午戰爭以後惡性發展的民族主義潮流有關的。最明顯的是中國戰敗以後，大家捨得花錢使軍隊現代化。不過，在日本和德國的榜樣及其依據的學說的鼓舞下，人們也幻想建立一支既能夠用來保衛國家又能復興民族的軍隊。曾國藩在世時就認為應建立一支紀律嚴明的軍隊來作國民的表率，這正是1904和1906年練兵處發佈的檔提出的想法。但是，曾國藩卻把國家的政治和精神領導權拱手讓給了文人，因為根據“用儒生領農”的信條，文人應該按照儒家價值標準負責建立非常文明的社會秩序。然而在中日戰爭以後，軍隊越來越被奉為國家的楷模，甚至被視為先導。為了順應輿情，1906年4月的一道上諭列舉了關於公共教育的各項指令，其中包括尚武。1905年以後主要由紳士文人組成的大多數教育團體，也都提倡尚武精神。1911年在北京召開了全國教育聯合會，第一項建議便是要在所有公私學校推行組織嚴密而恰當的國民軍事教育。這些措施所取得的實際效果，仍然非常有限；直至1911年，整個社會還沒有大規模推行軍事教育，只有極少數學校真正組織了學生軍。儘管如此，公眾認為軍隊能夠成為真正振興民族的力量：這種普遍的思潮使軍人的權威和聲望得以鞏固起來。
即便軍隊是民族復興的象徵，能不能認為新式軍官團就是民族團結的代表呢？軍隊並沒有真正的團結。來源不同，訓練各異，使軍隊分裂的力量不可勝數。其中有些人出身寒微，或如張勳和曹錕，或如劉伯承。1917年企圖恢復帝制的張勳，是在中法戰爭、中日戰爭和義和團起義時期從行伍中上升起來的。 1923年至1924年擔任總統的曹錕，則是袁世凱栽培的、天津武備學堂的首屆畢業生。劉伯承原在四川成都武備學堂學習，後來變成了共產黨軍隊的元帥。還有一些人則是富戶大族出身。許崇智的祖父做過閩浙總督；他本人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辛亥年在福州擔任第二十旅旅長，是福建省革命軍的領袖，1925年曾任孫中山的陸軍部長。另外有一些富有或中產地主和文人的子弟以及落魄的生員甚至舉人，他們沒有其他出路，廢止科舉以後只好投軍。這樣的人在辛亥革命前幾年數量增加了，尤其是在華中和華南的軍隊中是這樣。這裏有後來的紅軍組織者朱德，他是1909年進入雲南武備學堂的。應舉未中的蔡鍔後來是梁啟超的弟子，曾畢業於日本最好的軍校；他在1911年擔任昆明第三十七旅旅長，曾領導雲南的國民革命，1915到1916年又組織過討袁之役。後來成為國民政府領袖的蔣介石則是保定軍校的學生，並在日本深造過。
袁世凱用小恩小惠扶植黨羽，使他得以維持對北洋軍的控制；南方的將領卻不是這樣，他們在各省擁兵自立，而且經常易人。張之洞創辦的軍隊在技術教育方面遠比袁世凱的軍隊為好；軍官都是武備學堂的畢業生，士兵多半有文化。他們在南方各武備學堂受過內容廣泛的教育，還通過留學建立了多方面的聯繫，而且出身書香門第，所受的控制也很松，所以南方軍官比北方軍官思想更開通，因此更容易同情革命。 1908年以後的大多數兵變，包括使清朝倒臺的那次兵變，都是發生在南方的軍隊中。他們也是革命者宣傳鼓動取得重大成效的主要對象。北洋軍的軍官並非不接受新思想，只是這種情況不如在南方廣泛；北洋軍中也有許多政治研究小組，後來成了軍閥的馮玉祥在1909年以後就曾經常參加其中的一個小組。
在帶領中國不同軍隊的各派軍官之間，是絕無團結可言的。只有北洋軍、八旗兵和巡防隊的一些舊軍官還繼續保持對清朝的忠誠。反滿的情緒雖然普遍存在，但並沒有使軍隊形成團結的局面。清廷統一軍隊和集中領導權的努力也沒有取得成功；巡防隊的軍官嫉妒正規軍的物質享受；各派系互相對立，有時是出於對個人效忠（袁世凱集團就是最好的例子），有時是出於鄉土觀念，有時又是出於同窗之誼。在新式軍官中，唯一共同的信念就是相信武人比文人更吃得開：這個信念來源於他們在政治日益動盪之際所接受的日本和德國的教育。此一特點肯定使新式軍官迥然不同于舊式紳士階層。
為了適應同外國進行政治和經濟交往的迫切需要，在特權階級內部還形成了另外一些新的集團。他們的共同事業就是洋務，這不僅包括直接辦外交，而且包括同西方進行的一切交往。儘管組織新軍的部分原因出於辦洋務，但是辦洋務的主要後果是促成了其他一些社會階層的產生。
首先是參加官方談判的專家。最早辦洋務的職業人員是譯員。不過這些人既無功名又無官銜，只擔任很低的職務，例如聘用的幾個基督教徒譯員就是如此。但是隨著1858至1860年的戰爭，出現了一批辦外交的年青專家，例如馬建忠就是。他出身于上海一個知名的天主教家庭，接受過徐家匯耶穌會士的教育，約在1875年成為李鴻章的入幕之賓。其中大多數人最初都是由於懂得外語而被招募的，但是因為他們既瞭解外事，又熟悉中國官場，所以被視為有用的談判者。
在重要的條約商埠和北京，每一位主管外事的權威都極力網羅一批專家。最大的一批隸屬于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曾於1870至1895年擔任此職。另外一批則是以總理衙門為中心。張之洞任兩廣總督時也曾在廣州延攬一批專家；1889年他調任湖廣總督時，他們隨之也轉到武昌。兼任駐節南京的總督的南洋大臣在南京和上海各有一批專家。某些專家有時也轉移陣地，例如陳欽就曾在1870年脫離總理衙門改投李鴻章幕下。容閎是從美國大學畢業的第一個中國人，為李鴻章和張之洞都效過力。
這些專家各有不同的教育背景。辜鴻銘是一位檳榔嶼出生的中國人，他完全是在國外受的教育，先在新加坡後在愛丁堡和德國就學，1880年他擔任張之洞的秘書和顧問。伍廷芳出生於公行時期廣州著名的伍浩官家庭。他的一部分童年是在新加坡度過的，後來到倫敦學法律，是倫敦許可開業出庭的第一個中國人；1882年李鴻章請他到天津時，他已經是香港鼎鼎大名的律師了。羅豐祿出身于福州船政學堂，曾在歐洲留學幾年，李鴻章因賞識他的才能，曾保薦他任駐英公使。蔡錫勇是張之洞的忠實助手，自北京同文館畢業後，先後在駐美國、日本和秘魯的外交使團任職。還有些人是在1895年前已實施西式教育的名牌學堂就讀，因此不一定非到外國留學不可。象李鴻章的經濟會辦沈葆清、盛宣懷和鄭觀應，就是因負責同外國人打交道和做買賣而獲得專長的。
事實上，這些洋務專家不僅很快承擔起談判的職責，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還負責搞經濟事務。他們往往擔任監督對外通商的工作，例如當天津海關的道台、通商口岸的海關督辦兼道台。他們更經常地從事管理近代的官辦企業。這些人可能接連負責建立兵工廠，管理航運公司，創辦紗廠和主持軍事學校。盛宣懷也許是其中最出名的一個。張之洞和李鴻章的許多幕僚也做過這類工作，但是都沒有取得這樣的赫赫聲名和成績。以楊宗濂為例，李鴻章1870年派他當漢口道台，1882年又派他到臺灣負責興築鐵路；1885年他主持天津武備學堂，1886年他興建了一家火柴廠，後轉任直隸道台，然後受命在山西建立兵工廠。蔡錫勇1886年在廣州創辦魚雷學校，1887年創辦水師學堂，1888年建立造幣廠；以後在1890年在湖北建立鐵廠和湖北槍炮廠；在武昌，1892年建立織布局，1893年建立造幣廠，1894年建立繅絲局，1895年建立西式授課的自強學堂，1896年創辦一所武備學堂。
當時還產生了一批同官方洋務專家相似的諳熟洋貨經營的商人。買辦便是其中最早最重要的成員。1842年廢除公行制度之後，他們是中外商號之間必不可少的中間人，因為外商與華商之間存在著語言障礙，加之貨幣制度、商業機構和經商習慣又很複雜，使得雙方不能直接交易。他們一般是同外商訂立合同，這不同於有執照的經紀人（牙行）；牙行是中國國內貿易的傳統仲介和獨立的代理商。買辦則是洋行在中國的代理人：他雇用和管理華員，自己身兼司庫、審計員、財務主管、推銷員和行情研究員，協助外國人同中國人進行一切交易。
大多數買辦原籍是在廣州附近。廣州商人具有與外國貿易的長期經驗，敢於向要當買辦的同鄉提供外國老闆所要求的全部財政保證。他們還能提供精於茶葉貿易的代理人，因為茶葉是開埠初期的主要出口貨。而且，廣州的買辦還有助於開展其他通商口岸——甚至日本——的對外貿易。隨著茶葉出口減少而絲綢出口增加，以及越來越多的人們重視先前只有外國人插手的部門（特別是銀行業務），浙江和江蘇的買辦也迅速出現。他們大多數最初是寧波人和蘇州人，先是作絲綢商人或上海錢莊的雇員。在二十世紀之初，大多數買辦仍是粵籍，但是在最重要的商業中心上海，買辦則以江浙人居多。
買辦一般都是事業上有一定成就的商人，所以在被洋行雇用時能夠請人做擔保，不過在進入二十世紀之初，也有些買辦是因為在同一洋行效力多年而逐級提拔起來的。同時，大多數買辦都是發家不久，受雇於洋行則又為他們提供了提高才幹和個人增殖財富的機會。事實上他們賺錢多而且快，這就大大不同于其他商人。除了年薪約一千兩之外，他們還能得到傭金、回扣和私人自做買賣的利潤；同外國人的合作為他們提供了財富、關係、建議和保護，這使他們的上述收入又大大增加。充當西方大商號的買辦而積財數百萬兩者有二例。一是1861到1868年在上海為寶順洋行當買辦的徐潤，一是二十世紀之初在上海為怡和洋行當買辦的祝大椿。買辦的人數在1854年有二百五十人，到1870年增至七百人，到1900年則增至二萬人。從1842年到1894年，買辦的全部收入大約是五億三千萬兩。同十九世紀之末全部上層士子的年收入六億四千五百萬兩相比，這個數字相當低。但是，考慮到分潤這筆錢的人數和1902年外人在華全部投資只有五億八千四百萬兩，這筆錢就相當可觀了。不過，破產者亦屢見不鮮，買辦的財富也是很不穩定的。
買辦不但有錢，而且願向新部門投資。他們最先花大錢辦近代企業，對興辦近代企業起過決定性作用。估計在1862至1873年他們為上海六家航運公司提供了百分之三十的資金；1863到1886年為開辦煤礦提供了所需資金的百分之六十二點七；1890至1910年為中國二十七家大棉紡廠提供了百分之二十三點二三的資金；同一時期還為中國機器製造業提供了所需資本的百分之三十。這些買辦不僅提供重要的財政支援，還負責這些新企業的經營和發展。他們有革新精神，善於冒險和採納西洋經營方法，以求取事業的成功。由於他們能使洋行興隆，政府也常請他們對官辦企業進行技術性的管理。不過到十九世紀之末，買辦開始自辦行號了。他們就這樣對經濟現代化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生活方式和思想的某些方面，買辦也與眾不同。因為他們同外國人聯繫密切，所以他們樂於接受西式服裝、陳設、娛樂和宗教信仰，並且使之同中國習俗摻合在一起而形成一種混合文化，洋涇浜英語就是一個典型事例。他們也能放棄傳統的價值觀念，以便使其子女接受完全的西式教育，以便捍衛他們的利潤觀念和發展經濟的觀念，並且在某些情況下，以便象鄭觀應那樣成為制度改革的鼓吹者。
除了買辦以外，還可列舉出一類人，但其界限不甚明確。他們雖然沒有直接服務於洋行，卻熱衷於從對外貿易或引進西方技術方面謀取贏利。最明顯的是那些通過製造出口商品和分銷洋貨而發財的商人。例如安徽祁門的茶商胡元龍，他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擁有茶園五千畝；以後由於綠茶市場收縮，他就在 1876年全部改種紅茶，並且自辦加工廠，從而既保證了自己的財源，又維護了此地茶葉生產的聲譽。葉成忠（澄衷）是浙江一家小農的孤兒，靠販運煤油起家；1899年死後留下遺產達八百萬兩。顧馨一出身于窮學究家庭，後在上海大做糧食生意，靠汽輪運貨而發財。錢莊在上海也非常興盛，它們是中國人與外國銀行之間的仲介，向掮客提供購買洋貨的信貸，同時又把貨物轉賣給國內的銷售商。上海在1883年有錢莊五十八家，1903年為八十二家，1908年則達一百一十五家。有幾個家族在銀行界占支配地位，他們在沿江通商口岸都設有分號，例如寧波的方、李、葉三家，蘇州的程家和洞庭山的嚴家與萬家。
有些商人和金融家也插手於工業。例如在1872年，陳啟沅用本國資本在廣州效區開辦了第一家用蒸汽為動力的民營絲織廠。在1895年前，躋身于工業的金融家和商人不斷增加。他們許多人是以外商名義登記的企業的主要股東和經理。在沿江各省和直隸，他們也積極參與官辦企業。例如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之初，上海機器織布局的創業資金絕大部分來自茶商（見第八章）。但是，在1885年以後，他們也象南方各省的同業那樣集中力量於政府所忽視的私營工業部門，如絲織、糧食加工、火柴、紙張、玻璃製造以及機械的製造和維修。它們多數是小企業，機械化程度低，同在商人倡辦下較能使用新技術的大工廠中的、或若干家庭合資聯營的工廠中的新型手工業工廠相比，往往幾乎沒有什麼區別。新舊活動方式的結合帶來了高額利潤。粵商葉亮卿1888年在營口以一萬八千兩資本創辦銀號，到1906年就積累了二百多萬兩，幾乎壟斷了向廣州輸出的大豆製品；他還經營了幾家當地的錢莊、豆餅製造廠、煙草廠、木材場和不動產公司，並大量投資於銀行和鐵路。
這批從事新行業的商人和金融家，當然不象買辦那樣偏離正統。他們遠不象買辦那樣願意追隨西方生活方式。他們不僅還繼續捐納官爵，而且鼓勵子孫攻讀儒家經典以應科舉。例如寧波和蘇州有些家族在其成員中就有所分工：有些人仕進，有些人則經商。但是到十九世紀最後二十年，也開始出現了一種新思想的跡象。在歷來由富商資助的慈善事業中，也有人開辦傳授西洋課程的學堂和採用西藥的醫院。1891年湖南和湖北的茶商曾力促張之洞在兩湖書院開設外語和商業課。
在1870到1895年又出現了一批人，他們的社會風格與傳統的準則相去尚不甚遠。這些人就是現代公司的股東。徐州的鹽商可能認為他們在 1882年對利國驛煤礦的貢獻是官方派捐；但是十九世紀外商所辦的企業的資本往往有百分之四十到八十是出自中國人，這裏除了買辦和富商以外，還包括相當多的小股東，他們多半是住在通商口岸的官吏、文人和職員。官辦企業也吸收官僚和文人的投資。
直到中日甲午戰爭之前，與洋務有關的各種人物的區別還是相當明顯的，他們分成：技術人員與專家、買辦、獨立的工商業家。這也反映在當時使用的稱謂中。第一種人叫“紳”或“官”，第二種人叫“買辦”，第三種人叫“商”。但是這幾種人確能通力合作搞官辦企業，尤其在私人企業中，買辦同商人更能在一起合夥經營。這幾類人之間也常有人員的流動。買辦由商人產生，他們脫離外國雇主以後，又可能成為獨立的工商業家。象唐廷樞和鄭觀應那樣的買辦，象朱其昂那樣的商人，後來都當了官方專家，而象楊宗濂那樣的官方專家，後來則當了工商業家。
這些新的社會集團加在一起也僅僅構成特權階級的一部分；這個特權階級能夠容納那些新集團作為新成員，同時也給那些古老的紳士家族一個機會，使其在自己獨佔的都市天地內重振昔日的榮華。這些新集團的力量還弱，不足以單槍匹馬地左右上層，為了要施加政治和思想影響，他們還不得不依附於一名與洋務有關的省級實力派官員（如左宗棠、李鴻章和張之洞）門下。他們可能提出建議，但是領導權依舊掌握在那些出身和教養都更正統、更符合傳統的人們的手中。不過，當時發生的最引人注目的社會變動是這樣一件事實：他們常常讓自己的子弟學商，而不是強迫其入仕以求光大門媚。
在十九到二十世紀之交，由於文人的活動和作用都有所改變，上層社會所包括的範圍自然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一個西化的知識界正在產生。它麇集在幾個通商口岸，比起舊式文人來他們與農民的接觸更少。最初的代表人物之一王韜（1828—1897 年），他的個人命運深受國家動盪、文人日益貧困、太平軍失敗、洋人和傳教士廣泛地出入於中國的影響，也同樣深受他自己的學術經歷的影響，他因而成了一個完全以寫作為生的報人。另外一些人名氣雖然不如他，但都在亦步亦趨地效法他，例如赴美留學生團中的鄺其照，他於1886年創辦了廣州的第一家報紙。
有些受過更正統教育的文人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例如梁啟超和他的友人麥孟華、汪康年即是。他們在中日戰爭之後放棄了傳統的職業而致力於宣傳新思想。一些較早受過教育的工程技術人員也加入了這一行列。例如嚴複，他是福州船政學掌的第一期畢業生，後來發現自己的真正才能是譯注西方哲學。國內新式學堂的教師和畢業生到國外留學者日漸增多，尤其是在1905年廢除科舉使仕途阻塞之後更是如此。許多傳統的文人都進師範學校再學習，而且不少人出國留學。大城市也開始有象律師和醫生這樣的自由職業者。然而，許多新知識份子還不得不靠為數不多的薪金過活，既無名望又無權勢。
新知識界包括的社會類型，是舊中國以前所沒有的，最突出的是職業政治活動家和革命家。孫中山就是著名的例子。不過，他年青時的國外經歷使他對中國社會不甚了了；他對中國社會的瞭解只是通過另一代文人，而這些人所受的教育促使他們去反對傳統。除了唐才常、鄒容和黃興這些英雄人物以外，還有許多也曾留學國外的人，他們從事鼓動工作和散發秘密傳單，過著危險的生活，並且同自己的家庭決裂。與舊式文人學士不同，他們決心摒棄傳統，而不是去維護它。
1895年之後，許多中上層文人雖未完全放棄追求學問，但也開始參與現代經濟活動。他們不僅進行投資，而且也開辦和經營各種企業。借助於這一新的社會階層，工商業變成了令人尊敬的、受到重視的行業。陳璧、沈雲沛、陸潤庠和張謇等人都是進士出身，又都辦工廠。曾任皇帝師傅的孫家鼐和翁同龢，分別安排一子和一侄孫經商。大多數早期經辦官督商辦企業的洋務專家，都憑仗自己的才能（如盛宣懷和嚴信厚），利用政府的購貨、官僚的庇護以及國家的資金來自辦企業。正在服官的人也願意攜帶子弟和親友走這條道路。袁世凱的幕僚周學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種情況後來發展到不再局限於通商口岸。在內地最富饒的省份也是如此，甚至某些縣城的某個體致官吏也許就會開辦一家磚瓦廠。1912年江蘇省擁有工人二十五名以上的工廠共三百八十六家，其中二百六十三家就是在上海以外；九十五家有限公司中的五十一家也把總公司設在上海以外。
商人、文人鉅子和官僚開始聯合起來開辦新式資本主義企業。在商人中，買辦的唯我獨尊的地位開始動搖。這時洋員也進一步熟悉了中國的習慣，洋行亦越來越想繞過買辦直接同對方打交道，從而排除了對買辦的需要。隨著中西貿易的倍蓰增加，中國雇員在洋行的作用和地位逐漸降低。他們喪失了權力的基礎，變成了單純的執行代理人。1899年日本三井株式會社首先取消買辦職位；1907年橫濱正金銀行繼起效法。越來越多的買辦都在利用從洋行所得的利潤開辦獨立的中國企業。相反，那些獨立的商人或“民族資本家”，卻經常向外國人借貸，或把工廠賣給外國人。私人企業或資本同官辦企業的界線，變得模糊不清了。許多官辦企業經營的資本中較大的一部分是私商投資的。而且一位官員投資于官辦企業，能說這與投資於私人企業不同而認為他不是資本家嗎（見第八章）？官僚是從來不把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分得一清二楚的，他們的態度多半取決於這項事業經營的結果。如果經營失敗，他們就把自己的失敗轉嫁于其他股東，而不是自己去償還政府貸款；如果有紅利可分（在1900至1911年期間經常分紅），官僚們總是認為他們投了資，利潤都應歸己。最後，甚至在經營方面，由於官僚們越來越多地親自插手而不是託付給商人管理，官方企業就更象私人企業了，因為私人企業也能得到一部分官僚資產和官方扶助。利用官方勢力的企業的特點是規模大，而不是經營的性質。毫無疑問，官僚們與新的經濟活動更有力的結合，促成了資本主義的大規模發展。
在二十世紀之初，從傳統的上流社會還產生了一個新的社會階層。這個社會階層無以名之，但是當時文獻提到的“紳商”幾乎都是指它。紳商既可指官員和文士，也可指商人，這是兩個不同的並列範疇，同時又不同於“民”和“官”。不過這種稱呼越來越罕見了。一般說來，若將這個名稱用於一個集團，那就是泛指參與商業的官吏和文士、擁有功名和官銜的商人，以及同他們有聯繫的純粹文人和商人。如果這個名稱用之於個人，那僅指前面兩類。我們可以將它譯作“商業紳士”。誠然，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參與商業，但是，必須從最廣泛的意義上來理解“商業家”，他們包括從事貿易、銀行、工業和各種企業的人，不過他們都具有資本主義的特徵。還必須記住，這個術語用於許多不同的場合。其中有象中過進士並在政府中任過不同官職的沈曾植之類的人。他掛名領薪、寫書、大收其地租，弄到大量錢財；他還投資於銀行和鐵路。另一方面，也有象黃佐卿這樣的人，他通過各種工商業經營而取得勢力，並且一心一意想取得官銜。
經營商業的紳士是新紳士階層當中的多數人，是它最活躍、最有影響的部分；新紳士階層用在義和團時期促成組織“東南互保”以及在1901年以後鼓動和支持朝廷進行維新運動的行動來顯示它這個集體的存在。但是，很難認為這兩類人是完全一樣的。當時的人們把山西錢莊老闆這類商人視為紳商，他們儘管大做買賣，卻保持著舊傳統，甚至他們的經濟觀點也是這樣。另一方面，雖然其中有些人與工商界沒有直接的聯繫，我們卻應當把那些支持維新的人算作這個現代社會名流集團，而不論他們依然是利用其地位從而獲得特權的傳統士大夫，或者是身居城市靠賣文賣字為生的知識份子，甚至或者是軍官，總之，都屬於這一類人。
這個現代社會精華階層是否組成了資產階級呢？毫無疑問，他們具有許多資產階級的特點，但是他們仍過多地被傳統的經濟和社會的形式所束縛，所以還不能被稱為資產階級。事實上，在1905至1906年以前，資產階級分子是同其他階級的分子混在一起的，我們很難分辨出來。每個人都被家族、個人和職業關係所纏縛，傳統原則與現代原則就在這些關係中發生衝突，但其程度則隨著個人的情況和性情而有所不同。只是在清朝的最後五年，真正的資產階級才開始出現，那是一批現代的或半現代的實業家、商人、金融家和大工業家：他們被物質利益、共同的政治要求、集體命運感、共同的思想和與眾不同的日常習慣等等聯繫在一起。中國資產階級的特點終於形成了，這是與帝國主義列強和洋人的來臨相對抗的結果。從1905至1911年中國企業的全部資本增加了兩倍，隨著經濟實力的增長，資產階級就開始反對政府的無能，抨擊政府不提供保護。在地方事件、立憲運動和恢復國權的鬥爭中，他們都採取反政府的立場。他們非常熱烈地支持民族主義，要求參與管理租界、海關和制訂關稅；他們還組織抵制洋貨、建立商團以反對外國的控制。
然而，作為一個階級，資產階級僅在上海和廣州才有，天津、漢口和其他大商埠只有一些資產階級分子。他們意識到自己的存在，以自豪的口吻自稱為“企業家”。但是，當時的人們是很少這樣看待他們的。他們很少獨自行動而往往成為附屬品，依附于他們從中脫穎而出的現代上流社會的巨大主體。
某些制度是同特權階級內部的變化有聯繫的。明清兩代的官員一般都聘請本階級的同僚為私人顧問（幕友），尤其在刑名和錢糧方面。到了清末這個舊規又滿足了新的要求。各省高級官員為個人設立了文武兼顧的幕府，以承擔鎮壓太平軍、同外國人打交道的一些新出現的任務。如馬建忠、薛福成等第一批洋務專家就在幕府中一起共事，一部分新興的工商業家如盛宣懷、政治活動家如唐紹儀也在這種地方初露頭角。不過，曾國藩、李鴻章或張之洞在提拔這類人或羅致其他公認的專家方面所採取的下一個步驟，則是任命他們為委員來負責一項特殊的新工作。另外一個辦法則是按照清代行政的傳統，設置非法定的署或局。象管理兵工生產、厘金和工廠企業等的許多新機構都稱為局，總是以非法定的官員即委員負責主持。唐廷樞和容閎就曾擔任過這種職務。十九世紀後半期發展起來的幕府，以及後來擴大應用的局和委員體制，多少為行政幹才提供了活動天地，也成了溝通舊文人學者和新專家的主要管道。幕府這種非正規的組織是由通曉各省情況的人以及由對組織和供養他們的“恩主”一心效忠的人所組成，它起了醞釀社會改革的作用；但到了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以後，這種組織卻被另一些更多地擺脫了儒家傳統的機構所取代了。
越來越多的現代社會精英人物都曾就讀於按西方課程教學的新式學校。重點進行宗教教育的教會學校，無論是用中文授課的天主教教會學校，還是大多數採用外語及其他外國方式授課的新教教會學校，起初都根本沒有引起社會精英的注意。新式學堂最初由政府興辦，接著由新教傳教士興辦，它們把半中半西式教育推廣到了中學和大學，宗教課程也讓位給普通知識課，只有到了這個時候，這種新式學堂的效果才變得明顯起來。儘管在1890年新教教會辦的學堂有 17，000學生，另外還有幾所小規模書院，但它們也同幾所官辦學堂如北京同文館和福州船政學堂一樣，培養出來的學生都得設法進入幕府以獲取有影響的職位。只有隨著1895年以後的維新運動和1902年建立全國性的現代教育制度（這項工作在1904年頒佈了這方面的章程才完成），胸懷大志的青年學子才不得不進現代學校深造，以便進入新的世界。可是，儘管學校的文憑中也授予傳統的功名，但因科舉制度根深蒂固，要謀一席地位，還是得走傳統的道路才更有把握，更加方便。為了結束這一雙重體制的局面，1905年9月2日廢除了舊科舉制度，這才使得現代學校樹立了對社會精英施教的獨佔地位。
1902年共有現代學校35，787所，1912年為87，272所；學生則從1，006，743人增至2，933，387人。與辦學者的意願大相徑庭的是，由於教學大綱零亂，內容脫離中國實際，教師品質差，這些學校不僅無助于鞏固清王朝，反而促使學生提出抗議和請願。各地雖然也曾做過努力以改善教育品質和擴大教育範圍，甚至在傳授有利於國家發展的技藝時產生了極好的效果，但是這一切反而使新的社會精英分子疏遠舊政權和脫離民眾；他們各行其是，只有一種十分混雜而往往是模糊不清的民族主義思想才能使他們聚集在一起。但是，由於新式學校強調集體努力和紀律而截然不同于傳統的書院只注重個人造詣的傾向，它們倒是能使得青年認識到自己的力量。學生發現了集體行動的威力，便用它來發動多次罷課和抗議運動。在辛亥革命中，青年學生的這種沖勁在社會上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
1905年以後，各種學會蓬勃興起，教育、制憲和農業等領域的許多專門聯合會在清王朝的最後十年中也紛紛成立：它們都足以證明社會精英的社會思想正在起變化，而且無疑也是傳播新思想的最有效的手段。它們吸引了那些已負起社會責任而且還能承擔更重大責任、因而最能直接推進變革的人士。
緊接著中日甲午戰爭以後，康有為創辦了強學會。此後各種學會風行一時，創會的目的在政治而不在學術，這與傳統的文人結社不同，是犯法的，特別是違反了康熙禁止文人幹政的聖諭。它們制訂了自己正規的規章條例，其嚴格性與任何地區的、家族的、官僚的、甚至非正統的傳統集團的習慣方式大不相同。這些強制性的和組織上的特點尤其明顯地反映在二十世紀頭十年的各種協會內部，不過這往往是得到政府支持的；例如1906年頒佈的教育會章程，要求從縣到省層層建立組織，對組織機構和會務的規定極其詳盡，以便討論。1895至1898年建立的各種學會共有近萬名成員，其主導思想由康有為提出，內容是動員和教育文人，使之立即實現全國團結和要求一定的民權。它們鼓吹的政歸全國全民的思想，同與之對立的君權至高無上的思想原則肯定是格格不入的；但是，這些學會仍恪守儒家事君的學說，只希望變成同皇權合作的工具。
可是在百日維新失敗以後，社會精英人物的各種聯合會逐漸變得好鬥了，甚至在政治上成了激進的反對派。在1904至1905年，主要由學生組織的團體把這種發展推向高潮。在其他團體中，這種發展過程更長，更複雜。那些聯合會用合法的方式反對官僚暴政。它們求得了官方承認，但並未象政府所期待的那樣仍舊忠於傳統制度，倒是使他們成了名副其實的政黨，成了各自所代表的某一階層的利益的代言人。實際上，往往同一個人既是教育會的領袖，又是憲政促進會或保經利聯合會的首腦，例如江蘇的張謇、湯壽潛、許鼎霖，浙江的張元濟，湖南的楊度、龍璋和廣東的陳惠普。這些聯合會的會員日益增多，使他們更有代表性，因而成了不依賴官方支持的政治力量。1909年，723個教育會共有會員48，432人，會員遠不限於教育界（教師只占少數），從士大夫到工業界領袖無所不有，這反映了現代社會精英階層的總的面貌。他們受過教育，有錢，有行政才幹，並且集體負責，因而大大地引人注目。他們是有財又有能力的上等人，決心迫使官僚實行改革。
在這些聯合會內部，擬議是在省或地方一級統一和提出的。機構一旦建立，就被內部的推動力量推得更遠，蔑視皇權，大背創建者的初衷。 1909年選出的各省諮議局，就是現代社會上層所要求取得的地方自治權的組織上的體現。在清王朝最後兩年，這些諮議局用行動顯現出它們是一支團結的力量。由於選舉法的規定，百分之九十的代表都是科第之士，但是他們比較年青，大多數居於大都市，往往同現代企業有聯繫。儘管諮議局中工商業者所占的比重不大，它們實際上積極地代表著現代上層社會的利益，尤其是竭力維護私人企業的經濟利益。
在新式學校、各種聯合會和各省諮議局普遍發生作用的同時，還有形形色色的專業機構也有助於分清新舊兩種上層分子。例如，商會就是這樣的機構。第一個商會是1902年在上海建立的。1904年1月降旨認可並規定了在全國建立商會。到1909年，便有商務總會44個和分會135個。商會作為地方工商業家的聯繫機構，並沒有取代傳統的行業公會；相反，行會往往隸屬於商會。因此，商會有助於加強工商各界日益發展的合作和聯合。商會的作用最初被認為是行政當局的齒輪，是地方商界同政府和外國人打交道的正式代表。因此，商會都願推舉那些有功名或者有官職的人當會長，這意味著商會往往先滿足大實業家的需要，其次才是滿足普通店主的需要。但是，商會很快擺脫了清朝官員的影響，成為整個商界的代言人；隨著它吸收傳統的優秀文士，以及現代公司的發展，其性質也隨之在起變化。
還有與傳統的錢莊銀號相對立的現代銀行這種機構，也開始更緩慢地和範圍較小地改變著社會習慣，這與1904年上諭中規定的類似的有限公司的情況相同。這些企業的結構也許加大了經理人員同下屬的距離，並且同顧客的關係也無疑會受到損害，但是，它們鼓勵大膽的進取活動，因為它們保證提供財政支持，而無須擔心要依賴個人或家庭財產去彌補可能遭受的損失。
這些促成並象徵著上流社會變化的各種機構，其共同特點是超然于傳統的官僚體制之外，並且同後者脫離關係。這也許是幕賓和局署員司專業化，以及新式學校對學生進行西式教育的結果；也可能是各種聯合會和商會具有鬥爭性的結果。這些機構推動和鼓勵其成員去認清他們與傳統秩序的分歧所在。
隨著統治階級成分的多樣化，其內聚力和團結也明顯下降。除了個人意氣之爭以外，新舊上流社會人士之間的對立加劇了。1867年洋務運動的支持者和反對者就同文館增添數學和科學課程所發生的思想和政治爭執，便是一個明證。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這種衝突更加劇烈。李鴻章及其門下每次提出的現代化倡議和計畫，都遭致大量的攻擊。這種攻擊是由所謂清流黨發動的。而官方的反對又得到了反對引進機器和現代經濟的地方勢力的支持和鼓勵。地方長官們經常同社會上層人物一起發動群眾示威，1878年反對在開平開礦的活動即是一例。中法戰爭使清流派的攻擊戛然而止，許多清流派成員開始擁護改革。此後政府上層的分歧不是在經濟現代化這一原則，而是在其條件方面。1888年的進士考試題目就有關於國際貿易的一題。在1889年慈禧太后引起的修建鐵路的爭論中，軍機大臣、大學士、各部尚書、各省督撫和禦史等高級官員幾乎無不承認有必要修建鐵路。但是直到中日戰爭之前，許多經濟方面的創議又因具體的考慮而滯礙難行。大部分有影響的文士和官僚都堅決反對使中國進一步陷入外國的控制，而堅持只利用本國資源；但是後來他們又指出，本國資源太少，無力維持大工程，而且這些資源有被各省考慮不周的鐵路投資所耗盡的可能。實際上，考慮不周和管理不善的現代化可能帶來的社會後果，似乎使許多官員感到不安。尤其使人擔心的是大眾的失業和貧困，以及少數人謀取巨額利潤的不道德現象。不少奏疏都是一再強調“緩行”、“逐步實行”和“三思而後行”。這種瞻前顧後的態度基本上是想要控制社會進步對人產生的後果，結果使得全部努力都陷於癱瘓。傾向於優先發展新經濟的人，以及象劉銘傳那樣贊同商人階級占支配地位的人，那是很少的。還要看到的是，除了省會、幾個繁華的州府和通商口岸以外，多數地方的文人對這些問題是漠不關心的。
甲午戰爭的失敗加深了這些裂痕。為了挽救國家，一批上層文士和官僚支持維新。他們消除了儒家的禁忌，力爭創建現代企業，宣稱發展經濟是國家的當務之急。在力主維新的上層分子和其他被當時小說家無情地譏斥其自私、卑鄙和無知的人們之間，敵對的情緒加劇了。傳統的上流社會進行反擊，其手段不僅是請願、散發傳單和搞官場上的小動作，而且使用暴力、襲擊和搗毀工廠與新式學校。他們鼓動並支持鎮壓百日維新。在北方各省，他們有些人跟義和團志同道合，認為義和團是反對現代化的。然而，現代的上流社會人士同傳統的上流社會人士之間的誓不兩立後來又開始緩和，或者不如說採取了新的表現形式。在1898年春，甚至在百日維新前，面臨著康有為的行動會帶來的不可避免的後果（即文人稱霸政壇的局面和社會統治集團的將被壓制）時，許多曾經熱情追隨和支持他的文人和官吏都畏縮不前了（見第五章）。他們為了重新表白自己信守他們所賴以取得合法地位的儒家正統，便自然而然地尋求仍舊忠於傳統的同胞的支持；同時他們又打著“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向同胞們指出順應時勢的前景，以及發展他們的物質和政治力量以彌補其精神權威所受損失的方法。鑒於廢除科舉迅即被人們所接受，看來這對上流社會的特權必定毫無威脅，而只是換了一套用以衡量他們地位的新標準。上流社會的地位從此取決於是否上過新式學校，這就是為什麼那些最保守的上層分子也熱心于創辦新式學校的原因。
在清朝的最後幾年，新特權階級內部也發生了分化，但它實際上更多的是思想分歧而不是社會分化。溫和派與革命派的區別，並不真正反映較富的與較貧的資產階級分子的區別，也不真正反映民族資產階級與買辦資產階級的區別。而且這種區別也不宜用來區分以發展工商業為職志的資產階級與依然植根于傳統結構的上層分子。更不能認為是幾代人之間有裂痕。選擇不同的道路只能從個人經歷和品格的不同來求得其解，例如1873年出生的梁啟超和1868年出生的章炳麟二人都是受過經學教育的學者，但一為維新派，一為革命派。出身湖南紳士之家的革命家黃興，同身為上海維新派商人的李厚佑，情況也是這樣。
我們不要過分估計特權階級內部對立的尖銳性，因為在同一家族內部也是常常發生意見分歧的：有些家族成員可能走著新路，另一些家族成員則繼續在走老路。但是，家族關係總的說依然是牢固的。徐錫麟是浙江光復會領袖之一，多年來便一直受到他的身任巡撫之職的表兄弟的保護。鎮海李姓家族有些人做了官，有些人靠祖傳土地收租，還有些人跑到上海開辦錢莊和經營不動產交易，而李姓家族的其他人都向這些莊號投資。在西歐，“勝利的資產階級”的若干家族是根據已經明顯分化後的根本利益結合起來的；而中國的家族則不同，一個家族如果思想開放，基本上同情新思想，便常常從事各種各樣的職業，雖然職業的差異仍是很不容易分清的。
顯然，導致現代上流社會興起的逐步變革，對傳統書香門第的影響也不是一般齊的。在清朝最後四十年，許多書香門第都走向衰敗而湮沒無聞，窮困潦倒。我們能夠說這是人們經常所講的、在嚴格的社會等級制度下保證上流社會不斷更新的那種傳統流動性的正常表現形式嗎？或者說這種現象已經加劇了嗎？根據我們現在的認識還不可能這麼說。某些書香門第的衰敗肯定引起過同時代人的注意，但是，由於太平天國以後有功名的人普遍增多，這種情況可能就絕對數量而言是明顯的，但是就相對數量而言卻不是事實。我們不能肯定1900年以後特權階級的人數是否繼續增加，也不能肯定是否象從前那樣，有一家亡，就有一家興。然而，對大多數上層分子就讀于現代學校的情況的統計似乎表明，情況並不是這樣。而實際上，新式學校費用較高，同以前只要具備一定文化程度就可以進去深造的書院的學生的人數相比，中學的學生數就淨減了。
這種變化過程的多樣化和不平衡，主要造成了民族的和地區的差異，甚至引起了敵對，但並沒有導致上流社會的各社會階層在全國範圍內發生對立。那種使漢族上層驚慌失措的變革，對滿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幾乎沒有什麼影響。一些民族——特別是滿族和蒙古族——反對的是那些只會損害它們在傳統社會占統治地位的變化。另一些民族則由於遠離新型經濟和文化中心，對變化的影響感覺並不太強烈。因此，把非漢族貴族同漢族紳士聯繫在一起的利益紐帶（如果不是文化紐帶的話）正在鬆弛。在向現代轉變的潮流比較高漲的沿海各省同這種轉變不太明顯的內地各省之間，這類情況也是很顯著的。但是，即使在各個最先進的地區之間，新的社會上層的情況也明顯地不一樣。直隸的上層人物同官府聯繫密切，是靠官府的扶植而存在的，起初以李鴻章為中心，後來則以袁世凱為中心。長江下游的新統治階級，在政治、思想和經濟觀點上都同傳統制度更加針鋒相對，儘管他們當中很多人原來就是紳士。在廣東，現代的上流社會中的商人比文人佔優勢：這個上層社會受到的限制較多，但同時也更傾向於激進，而且海外華僑在它裏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以同鄉關係維繫的官僚集團（例如李鴻章支持的安徽幫，翁同龢庇護的江蘇文人學者），還有以地區為基礎建立的幫和會館，逐漸被蒙上了一種新的地方主義色彩；這種新的地方主義更關心的是特別維護本地及其居民的利益，而不是關心一個文化共同體的利益。它比較不大注意個人之間的關係，而寧願為一個廣大地區及其全體居民獻出熱情，這大概是民族主義興起的先聲。但是，在其最早的表現形式中，尤其在1900年使南方各省從北方及義和團在那裏的控制中擺脫出來的“東南互保”中，新的地方主義造成了對立。後來，現代上層社會搞的地方自治那一套，也使各縣之間和各省之間互相激烈地爭奪，這是因為各方只關心獨佔公共的資源，損人而利己。地方自治有時又傾向於後退，似乎只要把一座模範城市搞得又安定，又現代化，又同心同德，就可以置整個國家當前的混亂和貧困於不顧。
然而，具有最嚴重後果的對立還是城鄉雙方的上層分子分道揚鑣：城市的上層人物受到西方的感染，他們尋求變革，而鄉村的上層社會則原來是其文化、政治和社會的溫床。社會上層人物的都市化是一個古來就有的現象。早在宋代，城市就以其高雅的文化和商業吸引著文人學士和農村地主。他們經常進城遊覽，有錢人還在城裏另買宅第，甚至移居城市。這種向城市流動的趨勢在十九世紀有增無已。商業的發展擴大了城市的規模，提高了吸引力。但是，農村的上層分子這時也被迫進城另辟財源，例如放高利貸，以彌補由於財產的分散、幣值的不穩和佃農反抗的日益增多所造成的地租減少。在十九世紀中期以後，農村經常不太平的局勢甚至迫使大財主也卜居城市。太平軍叛亂時期，許許多多的社會上層人物都逃往上海，上海便成了他們的主要居住地方。
在二十世紀初，社會上層人物的都市化具有特殊的意義。他們遷居城市意味著不僅住在城裏，而且關心城市，這樣甚至使他們對農村的問題更加漠然視之。在科舉廢除之後，要取得上層人物的身分就得進新式學校。這些學校首光辦在城裏，而且費用高昂，這就使得富戶豪門不能再資助鄉村學堂了。城鎮面臨帝國主義的威脅更直接，所以這裏的社會上層人士就更關心軍隊的現代化和工商業的發展，很少去留心組織民團和發展農業。那些仍然擁有土地的人則通過租棧、總管和收租人同佃農打交道。官員中因朝廷命令奪情而使丁憂守制的慣例逐漸形同虛文，也使長期流連家業成為不可能，因為長期守制在過去往往加強了官員與其祖業的聯繫。城市的上層人士便這樣逐漸地與鄉村隔膜起來，因此就整個動向來說，城市的上層社會與鄉村的上層社會是志趣各異的。
儘管這是總的趨勢，但是在1910年，長沙的王先謙和葉德輝兩位紳士雖身居城市並大量投資于現代企業，卻又操縱過一次大概是由他們自己的投機活動（他們也是傳統的米商）所引起的米騷亂，他們想方設法把矛頭對著城市改革的象徵，即官辦學校、銀行和員警所。然而，進步還在繼續，這從人們的觀點和生活方式的改變中可以看得出來。在富裕市民中，比較明顯的表現是開始關心婦女解放的問題。1894年在廣州建立了第一個反對纏足的團體。隨後各省省會都有同樣的組織，婦女可用本人姓名與其丈夫一起入會。經過幾次請願，1902年頒佈的上諭便禁止纏足了。於是，這種舊習就在城市迅趨消失，因為有些認真的地方官要處以罰款；但在農村就不是這樣了。傳教士在鴉片戰爭之後不久便舉辦婦女教育，不過長期以來只辦小學，課程主要是在宗教方面，並為富裕之家所不齒。第一所非教會女校是1897年2月由徐謨（後任海牙國際法庭法官）的母親江蘭陵在蘇州創辦的。不久，上海、北京和廣州也接著開辦了女校。官方在1907年頒佈了關於婦女教育的法令。次年，江蘇省便擁有女子學校105所，學生4，455人。各省諮議局都贊助婦女教育事業。民國初年，教育部的官方統計的女生為 141，430人。婦女也出國留學，最初都是自費。1906年便有十三位婦女前往美國。1907年婦女也可以申請考政府的獎學金：這一年有600人申請留學美國，批准了31人，其中有3名婦女。1910年有150名婦女留學日本。只要是特別積極參加革命運動的年青一代，他們都願意喚起婦女覺醒，並通過文學作品和報刊引起公眾注意。他們的呼籲並非徒勞無益。大城市的富有人家開始同意婚姻自主和婦女可以出外工作。私立小學實行男女同校；在中學，女生的學習課程也同男生一樣。一些男子還支持婦女提出的參政要求。
由於最活躍的分子進城去求學或發財，傳統的鄉村上等紳士便覺得群龍無首了。他們對西學既難適應，又不可能真正掌握，西學的優越性使他們的學識聲望受到損害。他們的政治影響被局限在鄉、鎮和縣裏。這種影響因具有地方諮議局提供的法律基礎，鄉村的社會名流無疑還是相當強大的，他們敢於濫用權勢而不懼怕政府干預；可是，現在他們同上層當權派的聯繫減少了，不能再象過去那樣憑他們所有的關係為所欲為了。他們幾乎不可能對當地社會提供有效的保護。這樣，他們先前在大眾面前擁有的道德和社會權威，以及他們作為表率和人望的作用，就被他們曾經支持過的帝國損害了。
目前的研究狀況還不能使我們對統治階級內部新舊兩個集團的力量對比提出確切的數字。但是，設想一個大概，著重指出變化的重要意義，還是可以做到的。例如十九世紀之末有功名或有爵秩的人的總數為1，443，000，而在1910年6月散發的、由各省諮議局起草的要求立即召開國會的請願書上簽名的人數為300，000。這兩個數字我們是可以進行比較的。
隨著傳統文人階層的分化，它不再把自己與帝國視同一體了。雖然其成員仍然構成特權階級的多數，但是另一些人已經通過工商業、軍旅生涯和技術工作而使自己躍居平民之上，擠進了上層階級之中。更重要的是，紳士已不再象過去那樣作為傳統的特殊社會集團而把持著社會。他們也不再因為是支持同一政治制度，或一致信仰儒家思想，或維護共同的合法特權，而團結在一起了。在新興的資產階級同近代上層分子和農村上層分子中間，雖然利益各異，但確實存在著一種結合。這就是為了捍衛既得利益的一種結合。但是，這根本談不到具有建立在基本原則之上的團結一致的感情，而正是這種感情在過去千百年來保證了文人階層的團結和帝制的穩定，儘管其中每個成員的經濟狀況並不相同。
第02節 平民百姓縱觀
在最初，下層階級中的變化似乎遠不是引人注目的。產業工人是唯一的新的社會集團。他們最初出現於廣東和浙江，特別是在鴉片戰爭之後不久的香港，在那裏的洋人造船廠和修理廠做工。這些第一代產業工人最初主要是由有專門手藝的城市工匠組成的；由於1860年以後興起的官辦企業和外商工廠需要工人，他們在對大部分工人進行的技術教育中作出了貢獻。1872年左宗棠創辦蘭州製造局時從廣州招募工人，因為他們以手藝聞名。1868年上海的第一次罷工，就是由新創辦的美商耶松公司所屬造船廠的廣州工人組織起來的。
工業無產階級的發展，從1894年的十萬人增加到1912年的六十六萬一千人，這主要反映了大批沒有技術的勞動力流入工人隊伍。這些勞動力大都來自農村，往往是新近加入了城市貧民的行列，其中包托大批婦女和兒童。開始時招工很難，也不穩定，在礦山更是如此。開平煤礦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雇工一千名，曾經花錢從汕頭和廣州高價招聘有技術的工人，也從當地農民中間招收臨時工（他們冬天進礦做工，夏忙季節回鄉）。這些當地的工人在1882年曾舉行罷工，要求與南方工人同工同酬。
這些涉及人員管理方面的問題也許可以部分地說明，為什麼傳統的勞動組織留傳下來的雇工辦法仍占主要地位，而自由雇工則被忽視。當時雇工往往是通過各種中間人如把頭和買辦進行的。有兩種基本制度：合同學徒制和包工頭招工制。前者來自傳統的行會，直隸和長江中游一帶的紡織廠和機器廠都採用這種辦法。事實上它的傳統功能已經消失。招收學徒不過是使用童工和廉價勞動力的一種藉口，他們的地位近似苦役，根本得不到正式雇傭的保證。上海一帶和礦山特別盛行包工制，它的特點是公司授予包工頭全權招工。在整個受雇期間，工人被迫在經濟和社會上依附於包工頭。這種制度使工人處在近似于被奴役的狀態，很象外商讓買辦對中國員工全權負責的做法，追本溯源，它特別與雇用沒有技術的農工和礦工的習慣做法有關。它也產生了殘酷虐待的行徑：例如1881年在湖南招工者來到賭場，將農民灌醉，誘使他們去賭錢；一旦還不起債，他們就被“賣”到礦上，被迫下井幹活，直到幾個星期或幾個月以後精疲力盡而死。
隨著工業化的發展，工人的物質條件在某些情況下也有所好轉。江南製造局的工人在1867年的收入，是同一地區農業勞動力和苦力的四至八倍，工作八小時後直接收入墨西哥銀元一角至二角。那時金陵製造局的勞動時間是十一個小時，天津機器局是十一個半小時，但是每兩周有一天休息，這在傳統職業中是聞所未聞的。然而，隨著招工愈來愈容易，每天的勞動時間便延長了，但兩周休息一天的辦法還是在普遍推行；在1905年前後，工廠經常是連班倒地開工，即實行每班勞動十二個小時的兩班制，全年勞動三百到三百二十天。此外，由於銅幣貶值加上糧價上漲，工人的實際購買力大為下降：物價平均漲一倍，而工資只增百分之七十五。工人往往只能一天吃上一頓飯。儘管一些大企業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設立了小小的醫務室，開始為工人的工傷付出微薄的補償金（這在當時已是一大進步），並且某些企業主同意提供比較安全和衛生的勞動條件，但是多數工礦的工人仍然是在極其有害于健康的條件下從事勞動，得不到任何保護。嚴重事故的頻繁發生、職業病的盛行、衛生條件的惡劣，這一切使人想起歐洲工業革命初期的狀況。對輕微過失動輒罰款和施加體刑，這樣的苛刻政策往往放縱監工對工人橫行霸道。
工業勞動的技術性不強，加之人員變動頻繁，妨礙了工人採取聯合行動。然而，幾個主要商埠的大公司的確集中了大批工人，如上海、廣州和武昌三地的工人即占總數的三分之一以上。正是在這些集中的地區，勞工的戰鬥性最強。在1900到1910年間，上海四十六家雇工五百人以上的工廠共有工人七萬六千人；這個時期有案可查的四十七次罷工中，有三十六次是發生在上海。罷工頻繁被外國資本家視為不祥之兆；大多數罷工是出於起碼的經濟方面的不滿，主要是反對低工資，也反對普遍惡劣的勞動條件。罷工是自發的，但往往很激烈，甚至搗毀機器。外國公司更容易成為攻擊的目標。這種行動表明對現代工業企業存在著強烈的仇視情緒，就象十九世紀初期的歐洲那樣。這種情緒是剛剛形成的無產階級從農民和工匠那裏繼承下來的。不僅如此，它還表明存在著一種激進的民族主義，它是十九世紀後期民眾反帝運動的繼續，並且還使勞工運動具有一定的政治意義。
按年代順序可以看出中國早期的工人罷工經歷了三次高潮：1898至1899年有十次罷工；1904至1906年有十五次罷工；1909年起至清政府垮臺有三十四次罷工。顯然很容易使人斷定，勞工運動是與當時政治事件的主要階段互相呼應的：首先是列強的侵入、百日維新和義和團運動的爆發；其次是民族主義運動的復蘇、抵制美貨運動、同盟會的建立、湖南的反清暴動和憲政運動的興起；最後是共和革命。但是，只有1904至1906年的勞工運動看來的確與政治事件有直接關聯。廣州的碼頭工人和上海、南京、武漢的工人確實參加了抵制美貨的活動；華新紗廠舉行了反對日本資本家接管的罷工；萍鄉、瀏陽和醴陵的三千名礦工參加了湖南的反清起義。不過在這些事件中，無產階級的作用只是對其他社會集團組織的政治運動給予支持。其他幾次大罷工與政治事件的巧合，似乎沒有內在聯繫，而純粹是由於經濟情況造成的：清末的通貨膨脹和糧食歉收導致勞工提出越來越多的要求和產生其他的不滿。
儘管工人在大多數罷工中表現了高度的團結，二十世紀初的中國無產階級還是深受使傳統行會大受其害的地區和行幫對立的影響。例如某公司有同鄉或同工種的工人舉行罷工，但它的其他工人卻常常袖手旁觀。
事實上，大城市的技術工人，尤其是機工、木工和織工，雖然已經受雇於新式的機器廠，卻仍然屬於手工業社團，他們在進大工廠之前就是在這裏學藝和工作的。上海造船廠的木工和鐵路上的機工，象手藝匠人那樣加入同樣的行會。在工業化的前夕，行會能夠施加充分的影響來維護其利益，尤其是在工廠使用技工方面。工廠不得不利用行會作為代理人去招收熟練工，這些工人被迫繼續向行會交付會費。在辛亥革命前夕，參加行會基本上成了定規，這樣做常常是為了想從行會辦的善舉中得到好處。
非熟練工人多半組成幫或幫會，這是一些鬆散組織，由同一地區的無業工人擁戴一個頭目所組成。頭目往往是包工的仲介人。在某些地區和行業中，秘密會社的影響也很大，例如三合會及其分會一向在礦工和搬運工中吸收大量會徒。在廣州和香港，秘密會社控制了各行各業。他們為了報復艦隊司令孤拔襲擊福州和臺灣，在1884年組織了一次不亞於總罷工的罷工。
通過秘密會社的管道，也有為數很少的工人加入了革命組織，例如1911年同盟會就曾吸收過興建川漢鐵路的勞工和滬甯、滬杭線上的鐵路工人。但是，這些工人是作為個人加入革命組織的，而不是整個無產階級的集體行動。這些組織沒有一個是專門代表勞工利益的。雖然也正在創立更加嚴格的按行業界線的組織，例如1909年在廣州成立的機器研究公會以及廣東機器工會後來派生的組織，但其成員既有工人也有小雇主；它們首先重視的是通過工廠和課堂學習來提倡技術教育。1902年為開平礦工、鐵路工人和泥瓦工開辦的唐山俱樂部，給工人提供了讀書、聽音樂和娛樂的方便。有技術的工人更喜歡以等級為基礎建立單獨組織，例如1906年在廣州建立的郵電職工俱樂部。但是，所有這些組織都是連絡感情性質的，主要目的是業餘活動、互助和學習。有組織的勞工運動同這些早期的勞工協會沒有直接的關係。
工業無產階級人數太少，覺悟太低，還不足以在民眾中形成一支獨立自主的力量。毫無疑問，罷工使它有了不同於眾的面目，並為其發展開闢了道路。但是，由於無產階級還年青，流動性大，需要它做的工作又是非技術性的，所以只能說明它在進行質的轉變，這種轉變將使它與曾經孕育它的社會集團，如貧苦農民、熟練工匠和城市群眾等大不相同。它還起不了在民眾運動中應起的集體作用。
即使考慮把現代第三產業即服務行業的職員、機關雇員、各種商業和市政機構（如海關、公用事業和電訊等部門）的雇員統統算在新企業工人之列，以擴大其隊伍，直接同具有最先進的經濟和技術特點的工業生產有關的勞工數量，在勞動人民的總數當中也仍然是極少數。雖然資料缺乏，不足以提出精確數字，但可以說它所占的比重不會超過百分之一，還包括家屬在內。如果同新、舊上層分子之間的比例加以比較，這個新、舊勞動者之間的比例是特別低的。物質條件和世界觀的相應差異還沒有考慮在內。因此，工業資本主義對統治階級的社會組織的影響比對人民的影響要大得多。
農村形勢表面上沒有變化，但是也能看出它在變動。由於得不到文獻資料的證實，而且這種變動並沒有使生產關係或生產方式有重大改變，所以要確切地認清農村的變動是很困難的。在農村體制中只有一些緩慢的變動，但是總的說來，農村體制在這一時期是依然如故的。
在某些地區，尤其是在長江中下游以及山東、奉天、廣東和四川等省，富裕農民的數量顯然有所增加。這似乎是同商業的發展和土地所有權的變動有關。然而，商業的發展涉及幾種不同的因素，其一是內地商業的擴大，那是由十八世紀以來傳統的水陸運輸的改善所促成的，這種擴大也使城市發財致富。儘管十九世紀中期有過大規模起義的破壞，在廣州三角洲、江蘇南部和作為糧食貿易中心的長江中游一帶，仍舊能夠感到這種發展的影響。由於政府將大運河對私人運輸開放，山東中部和西部便依靠它形成了一個廣闊的區域性市場體系。隨著市場的擴大，出現了城市的發展和手工業內部更嚴格的分工；市場的擴大也刺激了專業的商品農業的發展以滿足城市人口日益增長的需要。這種農業體制反過來又吸收了城市的財富：城市商人購買農村土地，直接通過中間人管理雇工，同時又在市鎮設立店鋪、作坊和當鋪。農業、商業和工業往往就這樣攜手並進，相互受益。想方設法要增加土地的農民都願轉向這種類型的商品化農業，他們可以將所得到的利潤投資於市鎮的賺錢買賣中去。山東中、西部的這種市場經濟，在十九世紀中期受到社會動亂和天災的嚴重破壞，在1890年以後就被與開放商埠和鐵路有聯繫的商業發展所取代。商業活動此後轉到東部沿海一帶，而不再依靠運河了。這些地區也變成了農業向商品化和專門化轉化的地方。毫無疑問，此時的這種轉化使農業利潤更多地被吸收為城市投資，而農村回收的城市投資則是極少的。
在長江流域和廣州三角洲，同西方的滲透和商埠的發展有關的這一商業發展的第二階段開始得較早，並且又擴大了第一階段的影響。但是在東北，商業發展的第二個過程則是單獨發展起來的。
土地所有權變動的加速也許有利於富裕農民的增加。實際上，繼承人平分土地的習慣做法導致地產遭到週期性分割而小得不足以維持生計。連續的農業歉收、稅收的增加，以及預測不到的市場波動，在清末四十年中經常發生，從而迫使小土地所有者往往低價出賣土地以償還債務和勉強餬口。根據少數地區的統計數位，二十世紀之初地價明顯下跌而農產品價格上漲。安徽一個地主利用1910年洪水之災，竟買了九千畝土地。在困難時期，出賣土地的速度總是加快的。
不過，一部分農民發財並不一定是由於土地所有權的集中。某些地區的土地是有所集中的，例如在安徽和湖南，那裏有些文、武官吏在太平軍失敗以後得到了大量土地，但是這種現象既不普遍，也不長久。小土地所有者仍佔優勢。
收入增加往往是經營效率提高的結果，但也反映了已經引進可以獲利更多的經濟作物，如鴉片之類；效率提高也使一些農民能夠擴大耕種面積。四川就曾出現一種自己土地很少或者根本沒有土地的富裕佃農。在山東，地主成功地引進新的農業技術，一般都在不超過五百畝的土地上應用。這些“經營”地主自己耕種，同時又雇工幫助；由於更多地使用有機肥料和較好的農具，其產量要比小生產者高百分之三十到五十。增加的收入被投放于商業和金融活動，而不是用來購買更多的土地。
江蘇南部還出現了租棧，這是一種從幾戶地主（多是不在農村的地主）的土地收稅和收租的機構，它使少數仍在農村的地主能夠通過管理租棧來增加收入。於是，它們就使農業經濟內部一個寄生的集團興旺起來。這個集團是由收租人和土地丈量人所組成，其中許多人往往還在衙門兼差，所以能利用其雙份收入來放高利貸、做小買賣或者購置土地。
以上所述種種變化，許多都是一種漫長而緩慢的發展過程的繼續，結果導致各地產生一批農村新寡頭。這批新寡頭同傳統的上層文人並無多少淵源；後者在太平軍起義之後已經逃離農村，拋棄了農業。農村新寡頭的地位並不比生員高多少，而以生員和監生為多。他們沒有文人那種傳統的文化聲譽，在地方上他們也不承擔司禮儀的傳統職能，但他們確實需要並且得到了官府的直接幫助以維護私利。這些人很少自費養兵，卻深知如何為自己的利益而利用太平天國之後仍然在活躍的或因臨時危機而重新集結的民團。這些農村新寡頭還能夠在十八個省份的未開墾區和邊境地區佔用大量官地，他們系統地進行開墾，不受習慣性的保佃措施的限制。
農村某幾類人在光緒和宣統年間能夠比較富裕，似乎並非因為農業生產有所增加，即使從局部地區來看也是這樣。相反，如果當時有關農村普遍貧困的大量記載是準確的話，某些人直接犧牲了小農的利益才使他們個人的財產得以增加。廣大農民被剝奪了土地，或者不得不耕種經過任意分割而不足以維持生活的小塊土地，還要負擔增加的地租，同時又不再能用手工產品來彌補其虧空：所有這些情況造成的農民的逐漸貧窮幾乎是普遍現象。目前的研究還不能對此作出精確的說明；但是，農村貧困的日益普遍似乎影響到了清末社會變化的許多其他特點：手工業內部狀況的變化、移民、海外移民和半無產階級的產生。
少數破產農民加入了工業無產階級的行列。更多的破產農民則擴大了也在轉變中的手工業勞動力隊伍。在經歷二十年國內動亂所招致的大量破壞之後，手工業為了同外商和工業競爭，也在起變化。根據1864至1894年六個省的十五個城市的不完全統計，登記在案的七十六個手工業行會有四十三個是新行會。某些手工業嚴重衰退，如手工紡織在1905年只能滿足國內需要的百分之五十。產品用於省際貿易的湖南和山西的鐵廠也是如此，由於進口鋼材的競爭，到 1900年這些鐵廠實際上都冰消瓦解了。但是，其他部門在出口貿易和工業發展的推動下，正在發展，甚至創造更好的運輸工具。廣東、浙江、四川、山東和奉天等地的繅絲產量大為增加。在1870到1880年的短短時間裏，浙江、福建、臺灣、安徽、江西和湖北的制茶業也很繁榮，共有茶葉商號近四百家。中國特產如瓷器、扇子和竹製品等的需求量很大。另外，出口刺激了絲綢業的壯大，而運輸業的發展又擴大了榨油業、麵粉業和老式採煤業。1866年營口有兩家榨油坊，1895年增至三十家；蕪湖的碾米廠在1850年有二十家，1900年增至一百餘家。儘管工業生產的發展沉重地打擊了某些手工業，但也使另外一些手工業活躍起來：因為機器紡紗降低了耐用布的生產成本，這便使得一向以紡織業聞名的地區能大規模發展手工織布業，甚至以往從來沒有紡織業的地區也興辦了手工紡織業。在十九世紀最後幾年，手工製造火柴、肥皂、捲煙、玻璃和針織品的行業都發展迅速。
手工業產量的增加在引進大機械化工業之後尤為顯著，增產的形式基本上是辦工廠，擴大工廠，或者組織工人在家裏生產，計件付酬。這種生產所利用的是部分機械化的、或者至少經過改進的工具，例如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以後浙江的紡織工就已廣泛使用日制腳踏織布機。在十九世紀之末，手工生產棉製品的工廠不超過三十家，而在1901至1911年間卻開設了三百多家。這個時期政府也力圖鼓勵手工業，在各省設立了工藝局，使之負責開辦學徒作坊，發展技術，對某些企業提供幫助。這在直隸和山東頗見成效。
在一些手工行業中，資本主義的傾向改變了老闆、工人和學徒之間的關係，這種變化甚至反映在合作組織中。受威脅最重的行業不斷向專業化發展，對吸收外來學徒和幫工以及對生產率、銷售和勞動時間等方面都規定得更嚴，旨在限制競爭，並使不斷增加的同業者能夠盡可能平分微薄的利潤。這些措施毫無疑問使得許多手工業者能夠勉強維生，但卻有礙於積累資本和發揮積極性。在有大作坊發展起來的興旺行業中，有一種提倡把工人和學徒分別組織起來的傾向。這類組織仍然是排他性的，都附屬于業主的聯合會。在二十世紀頭十年，要求提高工資的罷工似乎越來越頻繁了。
儘管有精心的集體保護和工廠的發展，在十九和二十世紀之交，大多數手工業工人的前景常常是很渺茫的，因為他們依賴於不斷擴大但調節仍舊很差的市場，而且工業的競爭又使這個市場的利潤幅度劇烈下降。糧價高漲和所獲銅幣貶值更加重了這一情況。根據官方統計，1912年的三十個行業共有手工業者一千三百萬人。看來十九世紀中期手工業者有所增加，它以全日工或零工方式吸引了農村的部分剩餘勞動力，這也使得手工業者感到比以往更不穩定。流動的手工業者為數更多；茶廠總是擠滿了一文不名的流浪的求業者。破產的手工業者加入了工人的行列，變成了民眾運動的領導的一部分。
農村的貧困，經常再加上工匠貿易的厄運，造成了國內人口的流動。在太平天國之亂以後，大量人口的轉移尤其影響到長江下游各省，並使來自河南以及湖北、湖南、蘇北、浙東等人口密集區的移民，重新定居到蘇南、安徽、江西和浙北等遭到戰火蹂躪的地區。這種狀況直到清末還在緩慢地延續。在五十年內河南光山縣就有百余萬農民遷移到蘇南、浙北、安徽和江西六十多處地方。都市更是吸引了大量移民，例如上海人口在1880年為107，000人，到1900 年為345，000人，到1911年就增加到1，250，000人。這些移民帶著農業技術和殊風異俗從一地遷到另一地，往往弄得彼此關係緊張，或者造成不同的地方集團之間的衝突。
最大規模的地區間的移民運動無疑是北方各省（尤其是直隸、山東）的農民向滿洲的遷移。由於清廷的限制，以往只許滿人和八旗軍使用這一地區，所以長期以來這裏就是一塊神秘的地方，但在整個十九世紀，向這塊清朝發祥地的遷移不斷增加，並且逐漸合法化了。嘉慶帝在位時，直隸和山東連年遭受饑荒和自然災害，官方就在1803年“暫”准移民滿洲。在1786到1840年間，奉天人口從807，000增至2，213，000人；吉林從148，000 增至324，000人；黑龍江則從1771年的35，000人上升到1808年的136，000人以上。面臨俄國及其後日本對東北的覬覦，清廷於1860 年才決定鼓勵移民。許多最肥沃的地區於是逐一向數量日益增多的，由於農村不安定和貧困而被迫背井離鄉的華北各省移民正式開放。1907年，奉天、吉林和黑龍江都變成了行省，阻止漢人移民的一切禁令都被取消。當時每年遷來的移民大概有三、四十萬。1911年奉天人口增加到10，696，000人，是1897 年的兩倍；吉林人口增加到3，735，000人，是1897年的五倍；黑龍江的人口則有1，453，000人。
1880年以後，這些地區的採礦業、軍火工業和各種商業發展較快，呈現出一派特殊景象。習慣與傳統的影響很小，發財容易，但是隨著政府加強財政管理，稅收的負擔也立刻加重起來，而且在沒有集體保護和集體團結的情況下，經濟上掙扎求存的可能性也越來越小了。北滿有大量非法移民、原來的犯人、土匪、冒險分子、逃荒者和探礦者，他們統稱為“紅鬍子”：這些在十九世紀之末自發地以絕對集體主義和絕對平均主義為原則建立起來的社會組織，在那裏非法地承擔著各種行政和治安的實際職能。其中最著名的是什都喀共和國，它是以黑龍江的一個支流命名的，在1885年那裏共聚居有二萬人，曾引起幾位信仰烏托邦社會主義的歐洲旅行家的好奇。
正當華中和華北各省民眾設法擺脫貧困而在國內移民之際，華南居民則嚮往海外，以期能提高他們的生活水準。
在1876年以後，官方准許和鼓勵向臺灣移民，這吸引了福建南部和廣東北部幾個府的居民；當1895年臺灣被割讓給日本時，曾有二、三十萬人返回大陸。十九世紀後半期，成群的客家人從廣州三角洲遷到人煙稀少的廣東西部，尤其是雷州半島和海南島。雲南與印度支那的東京之間鐵路通車，曾出現臨時性移民熱潮；1911年這條鐵路就載運了一百多萬名中國的四等車乘客。但是，多數海外移民還是廣東人和福建人；在1840年以後，他們遍佈東南亞、太平洋沿岸地區、古巴和印度洋諸島，並且遠及南非。很難得出海外移民的準確數字，因為其中許多移民只是臨時性的。估計僑居國外的中國人在1876年約有二、三百萬，在1908年約有八、九百萬，大部分是在東南亞。這些數字沒有區分新來的移民和自然增長的人口。在東南亞某些華人區，自然增長率大概相當高，象檳榔嶼和暹羅很早就有中國移民。
政府以政治安全的原故，立法禁止向海外移民（但又無力貫徹實施），因此移民是在極端惡劣的條件下進行的。在1850到1875年間，外國代理人和航運公司用欺騙甚至常用暴力手段招募了一百二十八萬“契約”華工，到古巴、南美（那時非洲奴隸貿易已被禁止）和馬來亞的種植園與礦山當勞工，他們實際就是奴隸。這些不幸的人們擁擠在貨棧和船倉中，食不果腹，給他們許諾的微薄工資也從一開始就被騙走，因此病死和自殺使死亡率高達百分之五十到六十。在中外輿論的一致譴責下，苦力買賣的弊端迫使清政府和有關的外國政府對雇傭辦法和運輸條件共同進行了某些控制。葡萄牙人在1875年決定禁止從澳門以契約形式移民，這在理論上結束了苦力貿易。當時拉丁美洲由於內部戰亂也開始使苦力貿易失去了主要市場。此後移民雖說是由完全“自願”的工人組成，但實際上還是有一部分是以契約方式組織起來的。在1875到1914年間，用這種形式被雇傭並被運到東南亞、太平洋地區和南非的歐洲人殖民地當苦力者數逾百萬。
清政府既不能保護契約華工使之不受外國主子的剝削，也不能保護在十九世紀最後二十五年數量的增加快得多的自由移民。不過，中國當局的態度倒的確從漠不關心轉為給以關注和警惕。在陳蘭彬、郭嵩燾、張之洞、薛福成和黃遵憲等外交官和高級官員的影響下，政府終於開始意識到華僑在經濟和政治上的重要性。從1869到1895年，曾就在主要的華僑地區建立領事館問題進行談判。清朝的外交是維護中國人的利益，反對美國和加拿大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以及澳大利亞在1890年以後採取限制華人移入的措施。它抗議虐待華僑。1893年9月13日，上諭正式廢除禁止海外移民的傳統法令，並採取措施頒發護照，禁止地方官敲榨歸國華僑。這些措施鼓勵了僑匯和歸國投資，並且在移民不斷增加的時期方便了大陸同海外華僑保持經常的聯繫。二十世紀之初廈門每年出境登記者有十萬人，新加坡每年入境近二十五萬人。1907年華僑匯回的資金有七千三百萬兩。他們還為中國現代企業提供了相當多的資本。
華僑匯款回國使沿海府縣大量居民得以維持生計；它促進了廣州地區、華東諸省、甚至往北遠及滿洲等地的工業化；就全國範圍來說，僑匯數量大大有助於彌補商業赤字和外債造成的收支不平衡。而且在南洋（即東南亞），有為數眾多而且十分活躍的華僑富商甚至還為祖國的現代化提供了大量人才和精神鼓舞。在廣州附近創辦第一家以蒸汽為動力的繅絲廠的陳啟沅、李鴻章的幕僚伍廷芳和1901年曾奉旨負責經濟發展政策的百萬富翁張弼士等人，都是南洋華僑。華僑熟悉西方事務，相信經商的優越性，而且因身處備受歧視之地而產生的一種自衛感，使他們能熱愛祖國和堅持自己的民族特點。他們帶來了影響大陸的文化模式，例如言論自由和中西結合的教育制度，1886年哈瓦那開設的一所學校就採取了這種辦學方式。雖然清政府利用其海外臣民的財富和才幹，但清末的維新派和革命派也向海外華僑尋求物質支持和羅致人才，以幫助他們逃避在本國受到的迫害。特別有幫助的是秘密會社的支持：這些秘密會社在國外已經發展壯大，這樣就便於為處於少數民族地位的華人提供有組織的保護；它們也有反對滿族王朝的傳統（參見第九章）。
在清王朝的最後三十年，華僑在經濟、社會和政治上的作用，遠遠超過了他們在人口方面的影響，僅僅在中國東南部的少數地區，華僑的人口影響才是重要的。
第03節 半無產階級的產生
在大規模民眾起義被鎮壓以後，半無產階級興起了，即令下層人民的國內遷徙和移居海外也未能緩和這一在全國大部分地區相繼產生的現象。不論城鄉地區都廣泛存在著赤貧如洗的民眾，他們生活不穩定，居無定所，受饑饉、天災和傳染病的打擊最重。當時的有識之士對這一情景作過最有份量的描述。他們把這種不幸歸咎於以下幾種情況的綜合影響：農業困難，人口增長，內戰後的遣散兵員，由於引進技術和現代化企業所造成的失業（尤其在運輸業和紡織業）。
由於大多數農民和農村手工業者生計維艱，稍有風吹草動、農業歉收或稅收加重，都會使流民隊伍擴大。當時一系列嚴重的自然災害經常使得大片地區荒無人煙。直隸和奉天在1886、1890和1891年遭到水災。江蘇約六十個縣和安徽約四十個縣從1886到1911年連年遭受旱澇風蟲災害的襲擊。受災最嚴重的是黃河沿岸諸省，成千上萬的村莊年復一年成為旱澇災害的犧牲品，使它們既無時間又無資金去修復溝渠堤壩。許多地方的水利工程被棄而不用，這便加重了不利的氣候條件造成的危害，而使問題更加嚴重；廢棄的原因不單是管理腐敗無能，而且也在於地方資源枯竭。1902年四川七、八十個縣遭受旱災，破產的饑民多達幾十萬。農村傳統的團結互助和政府的微薄救濟，對於數不勝數的、失去了任何生計的饑民來說都無濟於事了。在許多地方，遊民的比例高得驚人，陝西某縣高達百分之九十，雲南某村高達百分之三十三，湖南某縣高達百分之二十五。當然並非所有的地方都遭受了同樣的打擊；在南方的富裕地區，人們還算是比較安居樂業的；但是，對於大多數地區來說，連年戰爭和天災的影響使得貧窮化更加普遍、更加深重了。
一般說來，清政府是維護地主利益的；1854年的上諭要懲辦拒絕交納田租的農民，其罪同於逃稅。在受災的情況下，官方則首先保護有恆產的農民和有固定職業的人。窮人往往被家族或其他鄉村組織所冷落或拋棄，但卻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政府的控制網：保甲和鄉約制度從此只能約束那些生活較好的公民，而不能控制窮人的行蹤了。小說家魯迅最尖刻地給我們描繪了幾百萬擠在中國城鄉而常年求乞的可憐人。他通過阿Q的性格作了這樣的描寫：生計艱難的阿Q 有時出於城鄉人們的憐憫，有時出於他們殘酷的蔑視，到處受嘲弄和侮辱。
這些不堪一擊的人們——從農村日工、苦力、遊民、乞丐、最後直到土匪——都很容易成為社會公害的犧牲品，因此鴉片、賭博和賣淫盛行。但是，城鄉貧民也向秘密會社和民眾運動提供很容易被動員起來的後備軍。高度活躍於沿江各省的哥老會所吸收的大部分成員，就是來自破產的農民和工匠、太平軍之亂後被遣散的散兵游勇、苦力、因交通改進而賦閑的船夫等等；三合會則主要是吸收農村中的半無產階級。在十九世紀後半期，抱有政治和社會宗旨的會黨超過只具有宗教性質的教門，這似乎是與失業遊民和社會的被遺棄者的人數增加直接有關，因為會黨對他們提供了保護和支援。
因此，清朝末年中國社會底層的特點勿寧說是生活不穩定和朝不保夕，而不是在繼續發展。其總的結果似乎是使得各個集團和各家各戶的處境都每下愈況，使得保持平民百姓正常生活的傳統結構趨於崩潰，並且使得那些結構所提供的一定經濟保障也遭到破壞。
誠然，一般老百姓的前景並非全是暗淡的。在象中國這樣幅員廣闊而又情況複雜多變的國度，有許多白手起家而發財致富的例子；有從普通苦力變成百萬富翁的例子，如葉成忠；有設法把日子過得很好的勤勞機靈的農民的例子；還有一些保持繁榮安寧的地區的例子。同另一些比較富裕的中間等級的地主、高利貸者、商人和其他經紀人一起，平民中也有些人上升到了現代上層社會。中國的絕大部分人口還是由擁有少量土地、有正常職業的農民組成。這些人也有個別流動的現象（只是未經研究，我們還不能比較其比例是否比過去為高）；在許多地方，這類農民的生活資料正在減少，如山東和直隸，一個縣的平均耕地面積從1870至 1910年減少了百分之二十到五十；在某些地區，他們在全體人口中的相對重要性隨著他們人數的減少而有所降低。但是在這類農民內部，他們的地位、作用和職業的變化卻是微乎其微的。但另一方面，不再屬於傳統士農工商職業階層的人口大量增加，而且這些人也不再受反映這些階層特點的舊的組織體系和結合方式的限制。這種人包括產業工人和一切毫無恆產的人（在傳統的社會觀念中，有無恆產是很重要的）；它還包括破產的農民和工匠、形形色色的遊民和流氓無產者，以及散兵游勇和落魄文人。
傳統的社會體系便是這樣從上、下兩個方面一起瓦解的。不僅上層階級經歷了瓦解和變化，而且戲劇性地出現了一個邊緣的平民階級：他們不受法律的管轄，環境還驅使他們不受社會的控制，不受社會秩序的制約，也不受社會的尊重。
第04節 社會變化的動力
在清朝最後四十年，有許多因素促使中國社會發生變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各種形式的外國入侵。它直接造成如買辦和洋務專家等新的社會集團的產生，也促使某些行業衰退，如手工紡織業和華中、華北的傳統水陸運輸業。在許多地區，對外貿易使得經濟發展不平衡，從而增加了有些居民的貧困和失業。不過，外國滲入的間接後果似乎對中國社會的影響要深遠得多。西方人的出現以及中國同外界的接觸都推動著許多新的活動，改變了某些固有的職能，同時使得一批現代的商人和實業家、軍閥、大地主和城市知識份子新興起來，同時傳統的士紳文人階層則處在瓦解和變化之中。
然而，必須著重指出，在清末中國社會的演變過程中，知識份子運動在實現社會經濟變化方面似乎比帝國主義起了重要得多的作用。某些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試圖說明，1895至1898年的維新派是“資產階級代表”，這是沒有說服力的，因為當時中國還沒有資產階級。相反，正是這些維新派首創了資產階級，或者可以說是發明了資產階級。象張謇等士紳文人在中日甲午戰爭以後之所以突然開始投資辦現代企業，主要是出於政治和思想動機。他們的行動是由於在思想上改變了信仰或者受其他思想感染所致。只是在1905到1911年中國工業出現之後，利潤的誘惑才占上風，經濟收益才變成主要動機。中國的資本主義長期以來具有某種出於自願的理想主義的特點。
在下層階級中，仇洋反教的宣傳似乎比外國經濟剝削的惡果更能激發民眾的有力反抗。在外國人大規模活動的影響彰明較著的地區，其居民比外國人很少涉足的地區的民眾似乎更不容易掀起暴動。1870年以後，許多排外事件都是發生在外國商業勢力基本上未到達的地方，那裏有時只有三、四個外國傳教士。上海和廣州在四十多年中發生的少數事件和抵制活動，同義和團造反相比就未免相形見絀了。
然而，知識份子運動及其思想的實際能量能夠用純心理學來解釋嗎？是不是也有某些物質條件作支撐呢？
如果沒有有利的經濟變化的支持，1895年士紳文人所表現的民族主義情緒將是毫無作為的。為了認識這種變化，中國的歷史學家把眼光放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工商業資產階級興起時“資本主義萌芽”（它孕育於十六世紀以來發展起來的市場經濟之中）所起的作用上。但是事實上，我們只能從幾個有限的地方事例中看出傳統的商業同工業資本主義有直接的聯繫。十九世紀中期大規模的起義，終於打斷了這一發展過程；大作坊中的手工業生產是與辦工廠同時進行的，而不是早於辦工廠。大多數新的上層人物都是直接來自傳統的士紳文人和官吏統治階層。他們的主要收入來源一直是土地，儘管他們通過做生意和開錢莊得到越來越多的利潤。所以我們必須著眼於土地所有制問題，才能作出進一步的說明。
清末造成震撼中國社會的變化的力量，也許在很大程度上出自農業形勢的不斷惡化，尤其是在地主與佃農的關係方面。
人口增長是使長期束縛農民的“封建”關係瓦解的主要原因之一。繼十九世紀五十到七十年代中國內戰的大量傷亡之後的二十年中，人口又恢復並超過了1850年的高水準。雖然太平天國戰爭肯定使長江下游人口增長放慢，但華北平原的人口看來是在加速增長。問題不僅是有更多的人需要養活，而更複雜的是，根據家譜等等資料來看，特權階層的出生率要比較高一些。這便產生了幾種同時出現而又矛盾的現象：對佃農剝削加重；地主喪失權威；衰退和貧困更加普遍。
農民之間的競爭加上地主的新需求，造成了地租的增加和浮收的加重。這種現象是逐步產生的，但變得越來越普遍了。地主一旦決定卜居城鎮，就不再提供種籽和工具；他們到收穫季節也不再親自監收，而開始改收固定的糧食或貨幣為地租；仍舊留在農村的地主也採取這些辦法。為了防止佃戶拖欠，還廣泛採用押租制，其數額往往高達十年的地租。這種作法在太平天國之後重新分配的土地上被廢止了，長期租地制也逐浙棄而不用。地主利用貨幣和農產品市場價格兩方面的波動以使地租換算率有利於己，並且進一步從事市場投機來從中獲利。因軍費開支而加重的財政負擔、現代化的費用和公私稅吏成倍增收附加稅，大大加重了小生產者即小戶的負擔，而大地主即大戶則利用其影響規避這種負擔。1876年發表的馮桂芬的遺著對太平天國之後江南的減租還表示過樂觀，可是蘇州文人陶煦不久就在《租核》一文中揭露了1863年改革的虛偽和不公，因為這項改革僅僅有利於那些同大官僚有聯繫的少數貪婪的家族。他抨擊了地租的過分增加、大戶的傷天害理的殘暴行為、小農負擔倍蓰地加重所造成的減產和農業生產力的下降等現象。估計在辛亥革命前夕，農民的經濟負擔比起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來，即使沒有增加兩倍，也增加了一倍。到那時，田賦還算是農民較輕的負擔，但也已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到八十。誠然，農民總的實際負擔由於通貨膨脹可能比太平天國之前較輕。但是總的來說，租稅更加不平等，徵收方法對納稅者更為不利。1895年以後為了滿足戰爭、債務和變法的需要又使稅額猛增：凡此種種加在一起就把平民百姓壓得喘不過氣來了。
也許一個尚未加以具體研究的重大原因是那種講求個人關係和社會責任的體系已經分崩離析，而這種體系本來是能夠緩和對抗和激烈的階級衝突的。這個體系曾經保持過農村社會上下一條心，此時則越來越破裂了。以往地主或地方名流在歉收之年減免租賦，或向佃農和小農提供幫助和各種保護，而此時這些情況越來越罕見，或者越來越成為麻煩的負擔了。紳士名流城市化的必然結果是地主離開土地遷居城鎮，它雖然不是造成體系破裂的唯一原因，卻加劇了這種破裂，因為仍舊留在農村的地主肯定不會表現出更多的儒者的仁愛之心。地主的無情，尤其是在進入城市以後，破壞了他們與佃戶關係中曾經有過的相互信任和道德權威。實際上，這使感情更難建立，並且使雙方所藉以承擔義務的默契中的靈活性也減弱了；它直接打擊了中國社會賴以運轉的中心觀念——“感情”（即人與人之間關係的互惠意識，或者勿寧說是不同境遇的人們之間互相承認對方和個人承擔義務的情感）。十九世紀末竟有那麼多受過教育的中國人慨歎上下“一心”已經不復存在，並且感到傳統做法的失敗而寄希望於西方能夠提供醫治其制度的藥方，這些現象的出現可以說決不是偶然的。
然而，許多小康的有地之家因受到戰爭破壞、官僚勒索或食指日繁之累而敗落下來，但它們在地方上仍舊起著集體負責的作用。充當著農村社會同外界官府聯繫的仲介。可是二十世紀之初的華北許多農村，貧窮使這些家庭喪失了它們的代言人，以致再也沒有這些人以書寫的有力方式來反映它們的利益了，所以，現在留給它們的只有一條道路：造反民眾運動及其社會影響
光緒和宣統時期當然沒有發生可與太平軍、撚軍和回民起義相比的農民暴動。但是，這些規模空前的起義開始破壞了傳統的農村社會，後來其他民眾運動又繼續加以破壞，不過影響的大小各有不同而已。在1840至1911年間，強弱程度不等的各種事件層出不窮。經歷了1850年到1875年的高潮之後運動有所緩和，然後在十九世紀之末又勃發起來。楊慶堃曾對《大清歷朝實錄》記載的民眾活動作過定量分析，其頻繁程度有如下表：
《實錄》所提供的這些數位看來相當低於實際數位，在辛亥革命前尤其如此。當時上海的《東方雜誌》作過調查，1909年曾發生起義113 起，1910年285起。還有值得注意的一個事實是，緊接大規模動亂的相對平定之後，事件的平均持續時間更長，參加人數也增加了。華北（尤其是直隸省）雖然依然是動亂的主要地區，但動亂已遍及中國的各個省份。
雖然這些事件都不能與太平軍起義相比，但是清末的義和團運動在北方各省持續了三年，把清王朝拖入了反對列強的戰爭，接著發生的動亂又遠及四川和滿洲。在廣西，天地會在1898年發動的短命的起義，在1900年又恢復了活動，並在1903年威脅到鄰省。鎮壓這次起義動用了幾十萬軍隊，但起義軍還是堅持到了1906年。約從1890年起，政府被民變頻起鬧得惶惶不可終日。
這種民眾騷亂有什麼社會意義呢？在新的研究作出新的結論之前，看來許多民眾運動只具有特定的形式，並沒有公開宣稱的或顯而易見的社會目的：它們無非是一些騷亂，只反教士、洋人和中國教徒，並且排滿，或者反對現代技術，而不反地主、富人或稅吏。據楊慶堃統計，這類動亂在1876至1911 年《實錄》所載的事件中占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主要從這類動亂中產生了組織得更周密、對清帝國的安全構成最大威脅的騷動：即1891年長江流域的排外風潮和義和團運動。
在這些騷亂中，參加者的社會成分是非常複雜的。鼓動者和領導者當中除手工業者、船夫、小販、散兵游勇、算命先生和和尚之外，還有許多士紳文人、有抱負的官員、衙門胥吏、上層地主和商人。農民與苦力、流浪漢、無家可歸者或青少年等，他們在起義軍中占少數。義和團的情況就是如此。楊慶堃的統計表明，《實錄》所載光緒和宣統兩朝發生的事件中有三分之一以上都注明了領導者的社會地位：這些人物中的百分之五十七都屬於統治階級或者至少與統治階級直接有關係。這些人有士紳文人、官吏、貴族、地主、有地位的商人、官員的奴僕和衙門的差役。領導層既然有這樣的社會淵源，這就使得動亂都像是內戰，而不像是階級鬥爭了。
確實，清末經常發生的動亂大部分是秘密會社煽動起來的，這些秘密會社的成員複雜，它們的宗旨也模糊不清。它們雖然反對現存制度，卻又依附於它；它們起著調節傳統制度的平衡的作用。秘密會社的成員與正統社會決裂的原因，往往是出於個人的不幸遭遇、野心或個性，而不是出於共同的經濟條件。秘密會社具有結拜兄弟的各種特點。它們志在維持在官方秩序以外的人們的生活，並對他們進行約束，從而使這一秩序不致徹底崩潰。它們在傳統社會中的結合，表現在它們的地方性、它們對過去太平盛世的嚮往、它們的許多禮儀和它們傳奇式的尊號。一旦形勢需要，它們的領袖會毫不遲疑地與政府當局妥協或互相勾結起來。在十九世紀之末，長江流域許多名門大族至少有一個成員加入哥老會，以保護親屬免受會友的侵犯，同時又可使會友得到地方當局的寬厚待遇。
因此，清末的許多動亂很難被認為是嚴格意義上的農民戰爭或階級鬥爭。但是，我們仍不應當否認其經濟和社會根源，也不應當根據單純的政治對立或叛逆來看待它們。事實上，每次反對外國傳教士的騷動，總是發生在農業歉收或者地方經濟出現災難以後。1886年夏重慶糧價猛漲，憤怒的群眾就燒毀了新教教堂。長江流域在連年遭受水災和歉收之後，1891年就發生了騷動。自1895到1898年，山東發生天災、饑饉及橫徵暴斂，接著就爆發了義和團之亂。遭到襲擊的傳教士往往已經變成了仗勢欺人的土地擁有者；他們獲得了大量土地，有些土地還是用欺詐手段奪取的族產或廟產，而且他們只准許教徒耕種這些土地，卻又拒不承擔地方上的公共義務。中國教徒被指責向洋人賣身投靠，以謀求不受當局的管轄和擺脫貧窮。拉幫結夥襲擊傳教士的人和大批秘密會社的成員，恰恰都是那些自己知道沒有希望得到這種保護的人們。銳氣最盛的民眾運動的領導人便是從這些人當中產生的。義和團的兩位主要領袖曹福田和張德成，一個是被遣散的士兵，一個是運河上因輪船興起而失業的船夫。
許多排外的騷亂威脅甚至搶動地方上被懷疑倚仗洋人的社會名流的財產，而且還攻擊衙門。拳民雖然主要是反對外國人，但是也提出了社會要求，儘管他們是與清廷站在一起的。他們的社會綱領超不過原始性的劫富濟貧，以及主要旨在要求一般農民更爽快地供應糧食的“護民”的口號。但這種原始的社會反抗始終是義和團行動的固有特徵之一。1900年以後分散在北方和四川等地農村繼續進行抵抗的集團也都打著這種旗號。清末的排外和反滿暴動的特點之一並不是它們沒有社會內容，而是簡單的經濟對抗被賦予了政治色彩，這多半是受到秘密會社的影響。
總之，洋人和滿族只是引起標誌著清末特點的動亂的次要原因；民眾運動也不僅僅是由秘密會社引起的。兵變、匪徒嘯聚、劫掠、搶米風潮、抗稅暴動和抗租運動：這些都是常見的地方騷亂的具體表現形式。騷亂常常通過簡單的反抗和自發行動表現出來。遇到歉收，人們就會立即拒絕交租，甚至痛打地主的監工以表示堅決的抗拒。官吏們變本加厲的暴戾和貪婪也激起了一些地方性的小事件，例如群眾可能把判決不公或下令增稅的官吏趕出衙門；參加公共工程建設的民工可能罷工抗議官員克扣工資；囚犯可能殺死百般肆虐的獄卒等等。
在各種鬥爭方式中，赤裸裸的暴力行動占絕大多數。暴力針對統治機器和壓迫。群眾襲擊衙門、監獄、豪門富戶、監工、稅吏、高利貸者、商船和公私糧倉；他們燒毀債券地契和帳本。暴亂的發展開始是緩慢的，然而一旦展開便呈現其力量，有時只限於個人暴力行動，但是也可能發展到結成一支名副其實的武裝軍隊。暴動者利用鄉下可以弄到的各種武器來武裝自己，如長矛、大刀、棍棒、老式步槍等等；如果事態延續下去，他們還可能得到彈藥供應（這要感謝秘密會社的幫助），甚至能得到兵員補充。州縣官員和地方名流都清楚知道，人民能夠長期忍耐和等待；他們也知道適時讓步就可能撲滅一場正在醞釀的起義。然而在十九世紀最後幾年，他們取得的成就越來越小，討價還價的能力也開始枯竭，這尤其是因為越來越多的人一無所有，只有使用暴力才能生活下去。一旦騷亂發生，官府便越來越可能訴諸武力鎮壓以驅散肇事者，既不謀求仲裁，也不搞妥協。但使用武力似乎只會增加暴力行動。
除使用暴力以外，1880年以後社會動亂的特點是具有政治色彩。如果注意《實錄》所記載的騷動分佈地區，就會發現這一特點。以京師為中心的北方地區動亂最為頻繁；差不多半數事件都是發生在行政中心如北京、各省省會和府縣治所。甚至那些偶發的小事件也都表現出這種政治色彩。例如農民會抓走衙役，或者進城攻打衙門；或許還會有個把落魄文人加入饑餓的農民一夥搶劫南方農村中的倉米，甚至張貼反詩。即使起事是出於個人或私人原因，例如加租或家族世仇，但是人們都寧願去攻擊同對方有聯繫的政治權力的象徵。
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到義和團起事，社會動亂的政治色彩似乎主要是因為秘密會社的影響而表現出來的。事實上，由於十九世紀中期的大規模起義失敗以後，下層各階級處於大混亂之中——人口流動、人心渙散、農村解體、特權階級重新掌權肆虐等等，這時它們才發現秘密會社成了那些突然感到身陷危境而束手無策的人們能夠依靠的唯一組織。秘密會社發展很快，大量的散兵游勇、第一批受到技術現代化排擠而失業的犧牲者，都紛紛加入秘密會社。例如十九世紀最後三十年，在長江中下游太平軍已被鎮壓、散兵游勇不可勝數和輪運也最發達的這一地區，哥老會非常迅速的發展就不是偶然的現象。遍佈全國各地的秘密會社篤信反滿思想，即使不首倡起事，也常常鼓動起事分子向官府挑戰。
不過，在二十世紀之初，秘密會社就不再對社會動亂的政治化起著不可缺少的決定性作用了，儘管沒有證據表明其影響有任何實質性的減少。同革命者一起採取行動，表明秘密會社的政治形象有所減弱。但是更說明問題的是，幾次規模相當大的民眾運動的發展，都是在沒有秘密會社支援的情況下向清王朝當局提出挑戰的；例如在1909至1911年中，浙江、甘肅、貴州、滿洲和山西等地發生的與禁種鴉片的禁令有關的持續幾個月的騷動；同一時期在華中數省發生的反對穀物漲價和提高田賦的暴動；1906年以後各省因人口普查、資助新學和改革運動而引起的動亂等等，情況都是如此。起事者搗毀公共建築、辱駡政府、監禁甚至處死地方官。1910年5、6月間，在山東萊陽曾發生反對增加苛捐雜稅的衝突，當局企圖把衝突歸咎於地方的上層人士，結果發展成為空前的暴力行動。參與其事者達四萬多人，死傷約一千人。
文獻材料表明，所有這些動亂都是經濟因素觸發的，因為經濟因素更加激化了先前由於各種原因造成的不滿情緒。然而，某些作者認為這些社會鬥爭遠不是反映生活條件的普遍惡化，相反地，卻是表明人們難以適應旨在改進整個局勢的各種變化。他們的論據是其說不一的：或者說與十九世紀中期的內戰相比，光緒和宣統年間的民眾運動比較軟弱；或者說極端貧困只會迫使農民竭盡全力苟延殘喘，沒有餘力去鬧事。誠然，在廣州某些地區，農業的商品化使得農民對地主有較大的獨立性，因此他們有勇氣拒不交租。然而要作出如此概括性的解釋得根據詳盡的經濟研究，可是現在這樣的研究畢竟闕如。目前的研究狀況和擁有的材料只能斷定，清朝最後幾十年雖然有些農民提高了生活水準，但是真正的窮人所占的比重增加了。民眾運動的大多數參加者就是這一類人。
不過，民眾運動之所以影響社會變革，顯然主要是由於其政治色彩，這也是事實。從民眾運動突出地看清了清王朝政權機構越來越無力維持社會秩序，它們還削弱了它殘存的力量。有人指責清末農民運動說：它們的目的同早年的農民起義相比幾乎沒有改變；它們對外國之侵入中國這一總的歷史趨勢仍然比較遲鈍；它們放棄了太平天國受西方影響而作的現代主義的革新努力；以及說它們不能以新的眼光來看待中國等等。的確，除了同共和派合作的起義（儘管它們的政治思想是抄自國外，它們對農村土地改革的主張也是溫和的）之外，這些民眾運動從未提出哪怕能與太平天國相比的綱領。它們從未提出任何明確的“革命計畫”。
然而，緊接在這類自封的造反之後，社會進步總是要加速的。民眾力量的不斷打擊，動搖了維護舊的生產關係和保護社會上層對農民剝削的政權。當包括社會名流在內的各社會階級不再支援統治政權時，上述的情況就成了產生任何革命形勢的基本因素。事實上，上層人物雖然指責清朝無能，但他們在鎮壓太平天國之後通過在地方上擴大勢力和勒索行為也得到了這個政權的好處，因此他們極力想維護這個政權於不墜。至於農村的上層人物，他們的不滿和蔑視是由於出現的政治制度不能再向他們提供必要的支持。他們也不知不覺地拋棄了這個制度所固有的相互支持和集體負責的社會觀念和價值觀。十九世紀之末許多士紳文人都指出，“私”已經壓倒了“公”。這顯然是一種倒退。但是這個“私”又導致另一個“公”的出現，即國家民族的集體感。社會不太平和對民眾憤怒的畏懼，也促使許多社會上層分子從事新的職業。這種趨向在1891年的騷動浪潮過後遍及華中，在義和團起義之後更是遍及全國。上層人物的這種轉變以及他們逃進城市，在很大程度上乃是來自下面的壓力同他們維護特權的本能相結合的結果。新的工商業者和現代上層分子經常表示希望多提供就業機會，希望消除大眾貧困和愚昧，這就顯然表露了那種埋藏很深的情緒。然而奇怪的是，社會重視技術特長——清末社會的一個特點——歸根結底是義和團的拳頭打出來的，而不是洋人的炮艦和梁啟超的譴責造成的。義和團咄咄逼人的拳頭迫使當局匆忙尋找新技術和新辦法來保持它的地位。
民眾起義在影響清末各階級的社會動員這一新現象中，也起了重要作用。這種情況雖然沒有影響到社會地位或生產關係，但卻表明人們對個人行動在社會中的作用的看法正在改變。每次騷動本身就是社會動員的一種形式。不僅如此，民眾運動還通過模仿和自衛反應促使各社會階級的聯合，以便集體干預公共生活。例如他們倡議建立自衛組織，發起保護和發展新式學校或民眾教育的運動，在北京和各省省會舉行抵制洋貨和抗議集會，等等。
民眾起義也維護了清帝國領土的完整，它們使列強懾於民眾起義，特別是在經歷了義和團起義的恐怖以後，列強放棄了肢解中國的希望。然而，民眾起義雖然沒有讓維護民族統一的支柱垮下來，卻使傳統的制度及與其相關連的、受到天子支援的政治、社會和道德秩序等準則全部崩潰了。
清朝的覆滅並沒有使傳統社會隨之湮滅，而是使它越來越陷入混亂。士紳割斷了自古以來同君主制的聯繫。產生了新的特權階級：軍閥、包括工商資產階級在內的現代上流社會以及大地主寡頭集團。農村共同體鬆散了：宗族內部互相救助的組織的活動範圍縮得更小了；湧進城市找工作的流動勞動力（他們在城裏被行會所歧視）和無家可歸、無以為生的人越來越多。這種混亂不只是遍及各地，而且是上上下下無不如此。社會機構受到下層力量的打擊而被削弱，開始逐漸瓦解。太平天國之亂標誌著這一瓦解的開始，它的最大作用也許不是在於破壞了人們對其主人的尊敬和信任，而是在於鼓勵傳統的統治階級獲取更多的地方權力，以改變它同清政府的關係。這就使得君主及其代理人失去了作為仲裁人和管理者的作用，從而剝奪了他們掌權的最有效手段。在以後的幾十年當中，民眾起義的騷擾、外國影響的擴大以及政治制度顯然無力維持社會穩定的情況，都進一步損害了社會結合的機制。剛剛形成的城市上層社會企望建立一種新的政治秩序，不僅把傳統的鄉村社會置諸腦後，而且把對它的約束和它內部的團結也拋諸九霄雲外了。
因此，這是一個脫了節的社會制度，隨著1912年2月12日的清帝遜位元，它的結構也被腰斬。清末的社會變化既是政治權威削弱的原因，也是政治權威削弱的結果。一個顯著的特點也許是社會現象同政治現象相互之間有著特別密切的關係；這個特點來自中國社會的傳統組織方式和中華帝國所信奉的遍及各地和無所不包的儒家思想。最後，這種變化的局面的結果是通過以下的長期趨向表現出來的：同外國的關係進一步促進了商業的發展，提高了商人的社會地位，加強了國內幾個地區的結合。這些結果跟天災一起，還使農村共同體日益發生困難。
1911年的中國表現了一個脫了節的社會所具有的兩面性的面貌（這個社會也是培育1911年因反對清王朝而聯合起來的許多新社會力量—— 例如新軍、現代上層社會和革命志士——的溫床）。一個逐漸喪失了靈魂和精神而留存下來的社會外殼，是包不住這個新生命的。但當時被人們稱呼的少年中國，對自己的特性心中無數，它又建立在無法辨別的千變萬化的地區條件的基礎之上，所以它也許不過是一場春夢。倘若沒有民眾的壓力長期把清王朝的元氣耗盡，那些暴發戶、年青軍官和活躍在大都市的知識份子，有可能推翻清朝嗎？可是最終還不是靠少年中國的猛擊一掌才迫使清帝退位的嗎？而這又難道不是由於最高統治層政治意志力的衰竭所造成的嗎？辛亥革命作為一次城市起義，被視為鴉片戰爭之後社會發生空前變化的產物，被看作是那些背棄古老的農業帝國而轉向西方以尋求建立政治組織和發展經濟的新技術的城市化精英人士腦力勞動的成果。不過，儘管民國此時已掌握在新的社會精英人士手中，但使它誕生的清朝的滅亡卻是全國農村中深刻的運動逐漸取得成功的結果。
前言
從清王朝鎮壓民眾起義到它垮臺之間的四十年並不是中國社會秩序大動盪的時期，而是中國社會內部發生轉變的時期。在本世紀之初，劉鶚和吳沃堯的小說描寫了一些受到新人物——例如南方的革命者、北方的義和團、以及實力雄厚而與外國人有聯繫的鉅賈等——包圍的文人和官僚。這些新人對後者的影響是與日俱增的。有此上層人士清楚地意識到社會正在發生變化，並且確認1894到1904年的十年是變化加速而不可逆轉的轉折期。1904年快到年底時張謇就曾指出：“此十年中，風雲變幻，殆如百歲。”
那時的觀察家還注意到，光緒和宣統時期中國社會最顯著的變化是發生在不斷分化、越來越四分五裂的統治階級內層。變化對下層的影響則遠沒有那麼明顯。從當時的記載來看，平民百姓似乎對這種變化仍舊漠不關心，只是他們的處境略為惡化而已。在1911年的上海街頭，現代工廠的工人同蘇北新來的勞工外表無甚差別，但是，身著藍大褂的文人同西服禮帽、出入汽車的商人則差別很大。在旁觀者看來，這些差別反映了中國新舊轉換的幅度。然而，要弄清清末中國社會演進的內在動力，我們歸根結蒂還必須著眼於仍然包括中國全部人口近百分之九十五的農村世界。
本卷前面各章已經討論了經濟、對外關係、西方思想和改良思想等問題，還討論了對軍隊、商人、官吏、士紳、學生和革命者有影響的種種發展。
第01節 特權階級種種
自康熙的滿人統治建立後一直保持著相對的社會成分同一性的統治階級，在十九世紀最後二十五年，由於新成分的增加而開始變得多樣化了。
在十九世紀中期大動亂的前夕，社會名流主要是由那些在職或退休的官吏和有功名或學銜的文人及其家族組成的。在省城還包括大錢莊和大商號的老闆，在地方上則包括有錢的地主和商人。一個家庭只要有人得了或文或武的功名，這一家就完全可以算作特權階級了。不過要知道，其中也有等級的不同。中舉或者至少拔貢才能當官。如果既有功名又有財當然就更好了，因為財能使他發揮重要的社會作用。在地方上有功名的人主要是生員，其地位與平民相差無幾，因為生員的頭銜只能帶來很少的法定特權。最後，從地方到省，一個人只要相當有錢和受過一點教育，功名對其成為統治階級的一員並不是必不可少的條件。但是，在公眾輿論中，尤其是在上層階級的心目中，功名也還是社會上有身分的標誌。商人和地主家庭只有通過捐納或科舉得到這種有地位的憑證，才能真正進入上層階級。當時通用的“紳士”一詞，反映了這種普遍的看法。“紳士”指的是致仕或暫時丟官的官員，以及地方上的文人。但是在十九世紀中期地方誌也常用這個詞來稱呼當地的豪門大族，儘管其中一些人並沒有功名可言。
由於取得士人地位的傳統門徑有所擴大，最先經受變化的是特權階級。為了回報地方各界鎮壓人民起義、特別是鎮壓太平軍的貢獻，科第名額大為增加，雖然自清初以來已經增加的名額很少。到1871年，儒學生員的名額從太平軍起義以前的25，089人增至30，113人；武學生員的名額相應地從 21，200人增至26，800人。固定的增長在1871年後即已停止，此後名額臨時有所增加是由於清廷的軍事需要造成的。雖然這種暫時的增長為數不少，但是總的影響卻甚微，因為只涉及一次會試，而且只相當於上述固定增加數的百分之五，或者說僅有大約484個名額。以這個數字為基礎，假設每個生員能夠再活 33年，那麼，十九世紀最後二十五年就會有將近910，000人，比太平軍起義前的740，000人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在全部人口中，生員的百分比從萬分之十八增加到萬分之二十四。
儘管生員名額的增加確實不多，然而賣官鬻爵卻很盛行。這種辦法始于明朝，曾為清朝早期的統治者廣泛採用，到十九世紀初一度有所收縮，但是在十九世紀後半期又大肆推行。起初採取這種做法是為了使官員來源多樣化和保持平衡，可是後來政府的動機就完全是出於財政目的。為了便於賣官，官價往往打九折。在十九世紀的最後三十年，捐官總數達534，000名，而在太平軍起義之前還只是355，000名。50000444_617_31860年以後，通過捐官途徑的四品到七品地方官多於通過科舉的正常途徑得官的人數。
如果把那些享有同樣合法特權的有官銜者的妻子和未成年的子女都包括在內，則受益的家庭人口總數從太平軍起義前的5，500，000人增加到太平軍起義後的7，200，000人，然而全國人口總數卻略有下降，可能要到1890年以後才恢復到1850年的水準。如果我們考慮到他們的兄弟、成年兒子和遠房親族也沾光，享有特權者的總數就會更大，儘管這些人享有的特權不同於有官銜者本人，但是他們卻可以依仗其聲威使自己高人一等。
官紳的膨脹由於分佈不均，加劇了地區之間的差異。在太平軍起義前，文人、官吏及其直系親屬對總人口之比在安徽是百分之零點七，在四川則是百分之三點五。太平軍起義後，這個比例在四川是百分之零點六，在浙江則是百分之五。雲南和貴州由於地區貧窮，無力捐獻軍費，比例就下降了。四川所占的比例甚至進一步下降，廣東的比例保持著穩定，但這只是由於這些富饒省份人口猛增之故。由於它們提供了大量錢財，正常仕進和捐官者的絕對數量還是大量增加的。這個比例幾乎在各省都有所增加：在浙江增長了二倍，在陝西和甘肅增長了三倍。但是具體情況則大不相同。西北各省所占比例的提高是由於其總人口的減少，而沿海和沿江各省則是由於地方富庶，故而能彌補人口和文化水準同官爵獲得者的數量之間的不平衡。由此可見，維持一個較大的特權階級加重了貧窮省份的困難，而沿海沿江各省官僚和文人的不成比例的增長，則使其在絕對數量方面佔有壓倒優勢。
在文人階層內部，各等級文人的增加也不平衡。在太平軍起義之前，1，100，000名有功名和官銜的人當中有125，000名，即百分之十一，至少是貢生或貢生以上，因此這些人屬於真正的上層。有功名和官銜的總人數的百分之三十二，即350，000人，是捐納者；在更有影響的官員和有官銜的人當中，這個比例高達百分之五十。太平軍起義以後，1，450，000有功名和官銜的人當中有204，000人，即百分之十四，至少是貢生，他們屬於上層紳士。其中530，000人的地位，即總數的百分之三十六，是新近捐納的。在官吏和有官銜的人當中，捐納的比例高達百分之六十六。
由此可見，這個文人階層不僅人數增多，組成成分也在變化。與此同時，“非正途”出身者大有人在。
直到十九世紀末以前，傳統統治階級的這種膨脹乃是一種主要現象。實際上，科第名額的長期增加在1871年前已達到其累積效果的最高峰。在十九世紀最後幾年，暫時性的增長則無變化。1901年取消武試，1905年又取消文試，這種擴大統治階級的古老方法至此才壽終正寢了。雖然賣官鬻爵的做法依然存在，但是隨著人們可以不受限制地在新學堂中通過考試謀得職銜，那種買賣便沒有什麼吸引力，或者說沒有什麼意義了（參見第七章）。
文人階層人數的增加導致這個階層內關係緊張，並且加劇了有職者與無實職者之間的差異甚至對立，加劇了通過正途出身與非正途出身這兩種人之間的差異甚至對立。這便影響到社會上層領導能力的品質。它迫使功名較低的人在社會上只能得到甚至更低的地位，這也是造成其日益貧困的一個因素。它還降低了這個最初以文人階層的特權為基礎的社會等級制的合法性和作用，並且危及由文人同朝廷的結盟所支撐的政治秩序。
在十九世紀後半期，隨著專門化技術作用的發展，新的集團正在統治階級內部形成。到十九世紀終結時，這種新集團的形成已經比以傳統方式起家的紳士名流的發展更為重要了。
現代戰爭和國防的需要，促成了一個擁有特權的軍人階層的興起。軍人從一種地位較低的單純職業性集團，變成了一支有影響的社會力量。戰爭有兩種完全不同的類型，在軍人地位的轉變中也可看到兩個前後銜接的階段。
在1850到1874年間，民眾運動使中國受到前所未有的震動，就在鎮壓民眾運動的過程中產生了第一批新型軍官。他們組織民團，同太平軍、撚軍和回民打仗。早期的軍官大部分在入伍之前已有正式功名。湘軍的情況尤其說明了這種文人階層的普遍軍人化。此後不久，由於形勢的需要，以及象李鴻章這樣的年青領導人物開始注重個人才能更甚於注重官爵和儒家的正統性，平民就在新軍的指揮人員中占了優勢。這些人僅憑戰功就在當地、甚至有些人還在全國獲得名望，而不論他們原來是否有功名。例如劉於潯最初只是江西的一名監生，後來他統率親自組織的省軍，控制南昌及其相鄰地區達十五年之久。劉銘傳也是如此。他以販私鹽起家，後來變成一支淮軍的首領，最終當上了臺灣的巡撫（見本卷第四章）。然而似乎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將領後來大都擔任了文職。投軍只是進身于官僚階層的階石。朝廷授予有軍功者以文職，委以低級文職以制約過於強大的地方軍事領袖，但仍未能減少這種機會主義。勇營諸軍同清朝兩支經制軍——即旗軍和綠營軍 ——相反，沒有永久的法定地位，它們的軍官也沒有官階，這就更能說明問題了。某些將領如劉于潯等便辭官還鄉，寧願接受地方當局給予他們及其家族的好處。但是，所有那些更有勢力的將領及其大多數下屬都謀求並接受了各級文職；其中有些人還當上了督撫。這便清楚地表明，甚至遲至十九世紀之末，文職比軍階更足珍視。但是，行伍出身可以開闢爬上政府最高文職的道路或加速其擢升。這個事實使軍隊具有吸引力，最終為軍人在社會上發揮新作用打開了道路。
事實上，由於這批軍官和軍事領袖沒有傳統文人教育造成的偏見，而且一般都深知必須維護秩序和政府，他們往往成為引進西方技術的強有力的鼓吹者。其結果，在曾國藩、李鴻章、劉銘傳、郭嵩燾、左宗棠、劉長佑、沈葆楨及其同僚的宣導下，創辦了第一批近代的大企業。1861年曾國藩興辦的安慶內軍械所和此後建立的軍火工業，可能都是在實際推行經世派的理想，即利用各種可能的技術幫助維護國家的秩序和權威。經世派的基本思想在於主張保護公共利益不受私利侵犯，保證國家資源不為私人謀利，但是，隨著開礦、通訊和交通工具以及紡織業的發展，這些基本概念顯然已經被拋到九霄雲外。因此，在從能夠帶兵的多才多藝的傳統文官向靠自己的特殊才能取得政治勢力的技術專家這方面轉變的過程中，那些鎮壓民眾運動的老手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創建新軍和使傳統的軍隊現代化，也促成另外一個有影響的軍人集團的興起。1853年曾國藩就對他新建的、非建制的湘軍的軍官進行加強毅力和紀律的專門訓練。後來淮軍也仿效這種作法。1862年在上海和寧波開始對軍官團進行西式技術訓練，其中幾個管帶及其士兵還在英國和法國軍事顧問的指導下接受使用西式武器和戰術的訓練（見第四章）。同年11月，一道上諭規定高級將領應受同樣的訓練，以保證中國人對軍隊的控制。但是進展很慢。首先受到重視的是海軍；除了設立各種技術學校以外，1867年在福州船政局還附設了士官學校。有些士官生曾經於1875、1877、1882和1886年分別留學英國和法國以求深造。南京、威海衛和旅順也開辦了幾所水師學堂。1881年李鴻章在天津設立了一所水師學堂。早在1872年，他就派了一批軍官前往德國深造。直隸、江蘇和廣東還雇用了一些外國顧問訓練少量軍隊，其軍官後來還能在其他省份進行指導。1885年，李鴻章又在天津建立了第一所武備學堂。張之洞1887 年也在廣州附近的黃埔創辦了一所水陸師學堂。中日甲午開戰之前，在這些學堂學習的軍官不過幾百人。可是隨著號召廣泛使用西式武器的技術革命的來臨，軍人的地位也開始提高，他們變成了發展技術的代表。
只是在1895年以後，這種新式軍官才開始大批增加。他們逐漸取代了擔任高級指揮職務的舊式軍官，領導著充分規代化的軍隊。重點又從建立現代海防轉向改造陸軍，這便帶來了深遠而又深刻的社會影響。
在中日戰爭之前，那些經過“西式訓練”的少量軍隊只是簡單地採用西式武器和西式操法。1895年12月，清帝同意建立兩支仿效德國軍事組織、訓練和戰術的部隊。這就是張之洞的自強軍和袁世凱的新建陸軍。許多自強軍的新兵都經過仔細挑選和專門訓練，能讀會寫，這在中國軍隊中是史無前例的；由於教育帶來的聲望，也使行伍生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社會上前所未有的尊重。袁世凱的部下就出過五位元民國總統或代理最高行政首腦、一位總理和許多在1916 年以後割據華北的軍閥，象出身低賤的曹錕和馮國璋就是在軍隊中受到教育的。只有孟恩遠是個例外，他始終是個文盲。新軍將領的特點是普遍受過較高的教育，這是舊式軍隊的軍官不能望其項背的；他們又掌握著西方的防禦和戰略方面的技術知識，這也是上一代組織民團的文人和文職顯要們所不具備的。
在1901年以後，新軍將領隨著軍事改革的實施而加速被提拔重用。義和團起義時期遭受嚴重損失的綠營軍則被解散。各省都成立了有預備隊支持的西式新軍：它們使用西式裝備，按照西法進行訓練和指揮，是現代陸軍的基礎。1901年9月12日所頒上諭的實質內容便是這樣。袁世凱便利用了這道上諭來加強新建陸軍，它在1901年之後被稱為北洋陸軍，成了中國最強大的軍事力量，1911年時擁有中國軍隊總數的三分之一以上。從1901到1904年，在湖北、江蘇、山西、陝西、江西、廣西、貴州和雲南等地也紛紛組織了所謂新軍或常備軍。
1901年8月29日的上諭下令廢除傳統的武舉制，緩和了爭取新式軍官的競爭；同年9月11日清帝又下令在各省創辦武備學堂，並制定全國的軍事教育章程。到1903年底，幾乎各省都有武備學堂。袁世凱在保定辦了六所武備學堂，從參謀軍官到新兵都在此經受各種技術訓練。他的天津武備學堂的畢業生被派往其他許多武備學堂，同德國的和越來越多的日本教官一起擔任教職。1904年1月3日批准的總章程要求學生接受軍事操練和穿制服；高級課程還包括軍事史、兵法和後勤學。同年9月12日，各武備學堂還接到練兵處仿效日本體制制定的二十條特別章程。它要求緊密仿效日本教育體制，對參謀軍官進行從高小到大學的教育。這些章程並未被嚴格執行。北京擬辦兩所高等軍官學校的設想也未能實現。只有到國外或者在袁世凱扶植下的保定武備學堂才能受到高級軍事教育。各武備學堂的教育品質也參差不齊。可是，維新運動畢竟成功地使各省創辦了武備學堂，增加了派赴國外深造的軍官。1906年有武備學堂三十五所，學員共 6，307人，威海衛、南京、福州和黃埔四所水師學堂還有學員350人；此外，有691名士官和軍官派往日本受訓，約有15名派往歐洲受訓。到1911 年，軍事教育機構便有近七十所。學員除了學習軍事技術以外，還學習一定的文化，多少能掌握一門外語和基礎科學知識。軍事教育迅速得到社會歡迎。張之洞在 1902年帶頭要求部下送其子弟進武昌武備學堂，他自己就送了三個孫子到日本學軍事。1906年北京開辦了陸軍貴胄學堂，學員不僅來自皇室，而且還有象劉銘傳等著名將領的兒子，以及一些大臣、督撫和文人學者的子弟。在辛亥革命前夕，武備學堂的學員來自各省上流社會，甚至一些舊式科第出身的人也入伍當兵。這一發展又得力於新建的軍階體制，它使軍人得到了同文職官僚一樣的官銜和薪俸。鎮壓太平軍的最後兩位傑出統帥李鴻章和劉坤一分別於1901和1902年去世，為各省新一代統治者開闢了道路，這些人的權威幾乎完全憑藉軍事力量。袁世凱無疑是一個典型，但卓越的士大夫張之洞也在晚年致力於組織新軍。無論是清帝還是各省胸懷大志之士，都看出必須利用武裝來挽救清帝日益衰退的道義的、社會的與政治的權威。這種提高軍隊地位的普遍趨勢，促使受過教育的軍人隊伍——他們受到社會的尊敬和發揮著政治影響——的擴大。
1911年中國軍隊號稱一百萬，但大概實際只有六十萬戰鬥人員，其中十七萬五千人是現代化的正規軍，另外十七萬五千人是半現代化的巡防隊。後者是由各省資助建立的地方部隊，成立於1907年，兵員來自原綠營軍、勇營軍和其他雜牌軍。尚未遣散的五萬綠營兵與八旗兵一起組成的軍隊中，只有七萬五千人受過西式技術訓練。軍官總數近七萬人，百分之十是高級將領，其中八百人曾到日本學習。這批軍官——即便是最低級軍官——的素質和教育水準及其對科學技術的瞭解，都遠遠超過舊式軍隊的同僚，與文職官員的平庸無能形成鮮明的對比。1695年以後，受過現代化訓練的高級軍官更可能留在軍隊，而不去謀求高級文職。軍事改革有助於保證他們前程似錦。實際上軍隊已經超過了文職官吏：西化的軍官比從事外交的文官升遷更快。然而行伍生涯之所以能不斷提高聲望，不僅由於擁有飛黃騰達的希望，而且還由於軍官普遍有文化，軍隊素質也較高，這在歷來重教育的中國人心目中頗具好感。
但是更確切地說，軍人之所以成為一個有社會影響的集團，是與中日甲午戰爭以後惡性發展的民族主義潮流有關的。最明顯的是中國戰敗以後，大家捨得花錢使軍隊現代化。不過，在日本和德國的榜樣及其依據的學說的鼓舞下，人們也幻想建立一支既能夠用來保衛國家又能復興民族的軍隊。曾國藩在世時就認為應建立一支紀律嚴明的軍隊來作國民的表率，這正是1904和1906年練兵處發佈的檔提出的想法。但是，曾國藩卻把國家的政治和精神領導權拱手讓給了文人，因為根據“用儒生領農”的信條，文人應該按照儒家價值標準負責建立非常文明的社會秩序。然而在中日戰爭以後，軍隊越來越被奉為國家的楷模，甚至被視為先導。為了順應輿情，1906年4月的一道上諭列舉了關於公共教育的各項指令，其中包括尚武。1905年以後主要由紳士文人組成的大多數教育團體，也都提倡尚武精神。1911年在北京召開了全國教育聯合會，第一項建議便是要在所有公私學校推行組織嚴密而恰當的國民軍事教育。這些措施所取得的實際效果，仍然非常有限；直至1911年，整個社會還沒有大規模推行軍事教育，只有極少數學校真正組織了學生軍。儘管如此，公眾認為軍隊能夠成為真正振興民族的力量：這種普遍的思潮使軍人的權威和聲望得以鞏固起來。
即便軍隊是民族復興的象徵，能不能認為新式軍官團就是民族團結的代表呢？軍隊並沒有真正的團結。來源不同，訓練各異，使軍隊分裂的力量不可勝數。其中有些人出身寒微，或如張勳和曹錕，或如劉伯承。1917年企圖恢復帝制的張勳，是在中法戰爭、中日戰爭和義和團起義時期從行伍中上升起來的。 1923年至1924年擔任總統的曹錕，則是袁世凱栽培的、天津武備學堂的首屆畢業生。劉伯承原在四川成都武備學堂學習，後來變成了共產黨軍隊的元帥。還有一些人則是富戶大族出身。許崇智的祖父做過閩浙總督；他本人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辛亥年在福州擔任第二十旅旅長，是福建省革命軍的領袖，1925年曾任孫中山的陸軍部長。另外有一些富有或中產地主和文人的子弟以及落魄的生員甚至舉人，他們沒有其他出路，廢止科舉以後只好投軍。這樣的人在辛亥革命前幾年數量增加了，尤其是在華中和華南的軍隊中是這樣。這裏有後來的紅軍組織者朱德，他是1909年進入雲南武備學堂的。應舉未中的蔡鍔後來是梁啟超的弟子，曾畢業於日本最好的軍校；他在1911年擔任昆明第三十七旅旅長，曾領導雲南的國民革命，1915到1916年又組織過討袁之役。後來成為國民政府領袖的蔣介石則是保定軍校的學生，並在日本深造過。
袁世凱用小恩小惠扶植黨羽，使他得以維持對北洋軍的控制；南方的將領卻不是這樣，他們在各省擁兵自立，而且經常易人。張之洞創辦的軍隊在技術教育方面遠比袁世凱的軍隊為好；軍官都是武備學堂的畢業生，士兵多半有文化。他們在南方各武備學堂受過內容廣泛的教育，還通過留學建立了多方面的聯繫，而且出身書香門第，所受的控制也很松，所以南方軍官比北方軍官思想更開通，因此更容易同情革命。 1908年以後的大多數兵變，包括使清朝倒臺的那次兵變，都是發生在南方的軍隊中。他們也是革命者宣傳鼓動取得重大成效的主要對象。北洋軍的軍官並非不接受新思想，只是這種情況不如在南方廣泛；北洋軍中也有許多政治研究小組，後來成了軍閥的馮玉祥在1909年以後就曾經常參加其中的一個小組。
在帶領中國不同軍隊的各派軍官之間，是絕無團結可言的。只有北洋軍、八旗兵和巡防隊的一些舊軍官還繼續保持對清朝的忠誠。反滿的情緒雖然普遍存在，但並沒有使軍隊形成團結的局面。清廷統一軍隊和集中領導權的努力也沒有取得成功；巡防隊的軍官嫉妒正規軍的物質享受；各派系互相對立，有時是出於對個人效忠（袁世凱集團就是最好的例子），有時是出於鄉土觀念，有時又是出於同窗之誼。在新式軍官中，唯一共同的信念就是相信武人比文人更吃得開：這個信念來源於他們在政治日益動盪之際所接受的日本和德國的教育。此一特點肯定使新式軍官迥然不同于舊式紳士階層。
為了適應同外國進行政治和經濟交往的迫切需要，在特權階級內部還形成了另外一些新的集團。他們的共同事業就是洋務，這不僅包括直接辦外交，而且包括同西方進行的一切交往。儘管組織新軍的部分原因出於辦洋務，但是辦洋務的主要後果是促成了其他一些社會階層的產生。
首先是參加官方談判的專家。最早辦洋務的職業人員是譯員。不過這些人既無功名又無官銜，只擔任很低的職務，例如聘用的幾個基督教徒譯員就是如此。但是隨著1858至1860年的戰爭，出現了一批辦外交的年青專家，例如馬建忠就是。他出身于上海一個知名的天主教家庭，接受過徐家匯耶穌會士的教育，約在1875年成為李鴻章的入幕之賓。其中大多數人最初都是由於懂得外語而被招募的，但是因為他們既瞭解外事，又熟悉中國官場，所以被視為有用的談判者。
在重要的條約商埠和北京，每一位主管外事的權威都極力網羅一批專家。最大的一批隸屬于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曾於1870至1895年擔任此職。另外一批則是以總理衙門為中心。張之洞任兩廣總督時也曾在廣州延攬一批專家；1889年他調任湖廣總督時，他們隨之也轉到武昌。兼任駐節南京的總督的南洋大臣在南京和上海各有一批專家。某些專家有時也轉移陣地，例如陳欽就曾在1870年脫離總理衙門改投李鴻章幕下。容閎是從美國大學畢業的第一個中國人，為李鴻章和張之洞都效過力。
這些專家各有不同的教育背景。辜鴻銘是一位檳榔嶼出生的中國人，他完全是在國外受的教育，先在新加坡後在愛丁堡和德國就學，1880年他擔任張之洞的秘書和顧問。伍廷芳出生於公行時期廣州著名的伍浩官家庭。他的一部分童年是在新加坡度過的，後來到倫敦學法律，是倫敦許可開業出庭的第一個中國人；1882年李鴻章請他到天津時，他已經是香港鼎鼎大名的律師了。羅豐祿出身于福州船政學堂，曾在歐洲留學幾年，李鴻章因賞識他的才能，曾保薦他任駐英公使。蔡錫勇是張之洞的忠實助手，自北京同文館畢業後，先後在駐美國、日本和秘魯的外交使團任職。還有些人是在1895年前已實施西式教育的名牌學堂就讀，因此不一定非到外國留學不可。象李鴻章的經濟會辦沈葆清、盛宣懷和鄭觀應，就是因負責同外國人打交道和做買賣而獲得專長的。
事實上，這些洋務專家不僅很快承擔起談判的職責，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還負責搞經濟事務。他們往往擔任監督對外通商的工作，例如當天津海關的道台、通商口岸的海關督辦兼道台。他們更經常地從事管理近代的官辦企業。這些人可能接連負責建立兵工廠，管理航運公司，創辦紗廠和主持軍事學校。盛宣懷也許是其中最出名的一個。張之洞和李鴻章的許多幕僚也做過這類工作，但是都沒有取得這樣的赫赫聲名和成績。以楊宗濂為例，李鴻章1870年派他當漢口道台，1882年又派他到臺灣負責興築鐵路；1885年他主持天津武備學堂，1886年他興建了一家火柴廠，後轉任直隸道台，然後受命在山西建立兵工廠。蔡錫勇1886年在廣州創辦魚雷學校，1887年創辦水師學堂，1888年建立造幣廠；以後在1890年在湖北建立鐵廠和湖北槍炮廠；在武昌，1892年建立織布局，1893年建立造幣廠，1894年建立繅絲局，1895年建立西式授課的自強學堂，1896年創辦一所武備學堂。
當時還產生了一批同官方洋務專家相似的諳熟洋貨經營的商人。買辦便是其中最早最重要的成員。1842年廢除公行制度之後，他們是中外商號之間必不可少的中間人，因為外商與華商之間存在著語言障礙，加之貨幣制度、商業機構和經商習慣又很複雜，使得雙方不能直接交易。他們一般是同外商訂立合同，這不同於有執照的經紀人（牙行）；牙行是中國國內貿易的傳統仲介和獨立的代理商。買辦則是洋行在中國的代理人：他雇用和管理華員，自己身兼司庫、審計員、財務主管、推銷員和行情研究員，協助外國人同中國人進行一切交易。
大多數買辦原籍是在廣州附近。廣州商人具有與外國貿易的長期經驗，敢於向要當買辦的同鄉提供外國老闆所要求的全部財政保證。他們還能提供精於茶葉貿易的代理人，因為茶葉是開埠初期的主要出口貨。而且，廣州的買辦還有助於開展其他通商口岸——甚至日本——的對外貿易。隨著茶葉出口減少而絲綢出口增加，以及越來越多的人們重視先前只有外國人插手的部門（特別是銀行業務），浙江和江蘇的買辦也迅速出現。他們大多數最初是寧波人和蘇州人，先是作絲綢商人或上海錢莊的雇員。在二十世紀之初，大多數買辦仍是粵籍，但是在最重要的商業中心上海，買辦則以江浙人居多。
買辦一般都是事業上有一定成就的商人，所以在被洋行雇用時能夠請人做擔保，不過在進入二十世紀之初，也有些買辦是因為在同一洋行效力多年而逐級提拔起來的。同時，大多數買辦都是發家不久，受雇於洋行則又為他們提供了提高才幹和個人增殖財富的機會。事實上他們賺錢多而且快，這就大大不同于其他商人。除了年薪約一千兩之外，他們還能得到傭金、回扣和私人自做買賣的利潤；同外國人的合作為他們提供了財富、關係、建議和保護，這使他們的上述收入又大大增加。充當西方大商號的買辦而積財數百萬兩者有二例。一是1861到1868年在上海為寶順洋行當買辦的徐潤，一是二十世紀之初在上海為怡和洋行當買辦的祝大椿。買辦的人數在1854年有二百五十人，到1870年增至七百人，到1900年則增至二萬人。從1842年到1894年，買辦的全部收入大約是五億三千萬兩。同十九世紀之末全部上層士子的年收入六億四千五百萬兩相比，這個數字相當低。但是，考慮到分潤這筆錢的人數和1902年外人在華全部投資只有五億八千四百萬兩，這筆錢就相當可觀了。不過，破產者亦屢見不鮮，買辦的財富也是很不穩定的。
買辦不但有錢，而且願向新部門投資。他們最先花大錢辦近代企業，對興辦近代企業起過決定性作用。估計在1862至1873年他們為上海六家航運公司提供了百分之三十的資金；1863到1886年為開辦煤礦提供了所需資金的百分之六十二點七；1890至1910年為中國二十七家大棉紡廠提供了百分之二十三點二三的資金；同一時期還為中國機器製造業提供了所需資本的百分之三十。這些買辦不僅提供重要的財政支援，還負責這些新企業的經營和發展。他們有革新精神，善於冒險和採納西洋經營方法，以求取事業的成功。由於他們能使洋行興隆，政府也常請他們對官辦企業進行技術性的管理。不過到十九世紀之末，買辦開始自辦行號了。他們就這樣對經濟現代化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生活方式和思想的某些方面，買辦也與眾不同。因為他們同外國人聯繫密切，所以他們樂於接受西式服裝、陳設、娛樂和宗教信仰，並且使之同中國習俗摻合在一起而形成一種混合文化，洋涇浜英語就是一個典型事例。他們也能放棄傳統的價值觀念，以便使其子女接受完全的西式教育，以便捍衛他們的利潤觀念和發展經濟的觀念，並且在某些情況下，以便象鄭觀應那樣成為制度改革的鼓吹者。
除了買辦以外，還可列舉出一類人，但其界限不甚明確。他們雖然沒有直接服務於洋行，卻熱衷於從對外貿易或引進西方技術方面謀取贏利。最明顯的是那些通過製造出口商品和分銷洋貨而發財的商人。例如安徽祁門的茶商胡元龍，他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擁有茶園五千畝；以後由於綠茶市場收縮，他就在 1876年全部改種紅茶，並且自辦加工廠，從而既保證了自己的財源，又維護了此地茶葉生產的聲譽。葉成忠（澄衷）是浙江一家小農的孤兒，靠販運煤油起家；1899年死後留下遺產達八百萬兩。顧馨一出身于窮學究家庭，後在上海大做糧食生意，靠汽輪運貨而發財。錢莊在上海也非常興盛，它們是中國人與外國銀行之間的仲介，向掮客提供購買洋貨的信貸，同時又把貨物轉賣給國內的銷售商。上海在1883年有錢莊五十八家，1903年為八十二家，1908年則達一百一十五家。有幾個家族在銀行界占支配地位，他們在沿江通商口岸都設有分號，例如寧波的方、李、葉三家，蘇州的程家和洞庭山的嚴家與萬家。
有些商人和金融家也插手於工業。例如在1872年，陳啟沅用本國資本在廣州效區開辦了第一家用蒸汽為動力的民營絲織廠。在1895年前，躋身于工業的金融家和商人不斷增加。他們許多人是以外商名義登記的企業的主要股東和經理。在沿江各省和直隸，他們也積極參與官辦企業。例如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之初，上海機器織布局的創業資金絕大部分來自茶商（見第八章）。但是，在1885年以後，他們也象南方各省的同業那樣集中力量於政府所忽視的私營工業部門，如絲織、糧食加工、火柴、紙張、玻璃製造以及機械的製造和維修。它們多數是小企業，機械化程度低，同在商人倡辦下較能使用新技術的大工廠中的、或若干家庭合資聯營的工廠中的新型手工業工廠相比，往往幾乎沒有什麼區別。新舊活動方式的結合帶來了高額利潤。粵商葉亮卿1888年在營口以一萬八千兩資本創辦銀號，到1906年就積累了二百多萬兩，幾乎壟斷了向廣州輸出的大豆製品；他還經營了幾家當地的錢莊、豆餅製造廠、煙草廠、木材場和不動產公司，並大量投資於銀行和鐵路。
這批從事新行業的商人和金融家，當然不象買辦那樣偏離正統。他們遠不象買辦那樣願意追隨西方生活方式。他們不僅還繼續捐納官爵，而且鼓勵子孫攻讀儒家經典以應科舉。例如寧波和蘇州有些家族在其成員中就有所分工：有些人仕進，有些人則經商。但是到十九世紀最後二十年，也開始出現了一種新思想的跡象。在歷來由富商資助的慈善事業中，也有人開辦傳授西洋課程的學堂和採用西藥的醫院。1891年湖南和湖北的茶商曾力促張之洞在兩湖書院開設外語和商業課。
在1870到1895年又出現了一批人，他們的社會風格與傳統的準則相去尚不甚遠。這些人就是現代公司的股東。徐州的鹽商可能認為他們在 1882年對利國驛煤礦的貢獻是官方派捐；但是十九世紀外商所辦的企業的資本往往有百分之四十到八十是出自中國人，這裏除了買辦和富商以外，還包括相當多的小股東，他們多半是住在通商口岸的官吏、文人和職員。官辦企業也吸收官僚和文人的投資。
直到中日甲午戰爭之前，與洋務有關的各種人物的區別還是相當明顯的，他們分成：技術人員與專家、買辦、獨立的工商業家。這也反映在當時使用的稱謂中。第一種人叫“紳”或“官”，第二種人叫“買辦”，第三種人叫“商”。但是這幾種人確能通力合作搞官辦企業，尤其在私人企業中，買辦同商人更能在一起合夥經營。這幾類人之間也常有人員的流動。買辦由商人產生，他們脫離外國雇主以後，又可能成為獨立的工商業家。象唐廷樞和鄭觀應那樣的買辦，象朱其昂那樣的商人，後來都當了官方專家，而象楊宗濂那樣的官方專家，後來則當了工商業家。
這些新的社會集團加在一起也僅僅構成特權階級的一部分；這個特權階級能夠容納那些新集團作為新成員，同時也給那些古老的紳士家族一個機會，使其在自己獨佔的都市天地內重振昔日的榮華。這些新集團的力量還弱，不足以單槍匹馬地左右上層，為了要施加政治和思想影響，他們還不得不依附於一名與洋務有關的省級實力派官員（如左宗棠、李鴻章和張之洞）門下。他們可能提出建議，但是領導權依舊掌握在那些出身和教養都更正統、更符合傳統的人們的手中。不過，當時發生的最引人注目的社會變動是這樣一件事實：他們常常讓自己的子弟學商，而不是強迫其入仕以求光大門媚。
在十九到二十世紀之交，由於文人的活動和作用都有所改變，上層社會所包括的範圍自然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一個西化的知識界正在產生。它麇集在幾個通商口岸，比起舊式文人來他們與農民的接觸更少。最初的代表人物之一王韜（1828—1897 年），他的個人命運深受國家動盪、文人日益貧困、太平軍失敗、洋人和傳教士廣泛地出入於中國的影響，也同樣深受他自己的學術經歷的影響，他因而成了一個完全以寫作為生的報人。另外一些人名氣雖然不如他，但都在亦步亦趨地效法他，例如赴美留學生團中的鄺其照，他於1886年創辦了廣州的第一家報紙。
有些受過更正統教育的文人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例如梁啟超和他的友人麥孟華、汪康年即是。他們在中日戰爭之後放棄了傳統的職業而致力於宣傳新思想。一些較早受過教育的工程技術人員也加入了這一行列。例如嚴複，他是福州船政學掌的第一期畢業生，後來發現自己的真正才能是譯注西方哲學。國內新式學堂的教師和畢業生到國外留學者日漸增多，尤其是在1905年廢除科舉使仕途阻塞之後更是如此。許多傳統的文人都進師範學校再學習，而且不少人出國留學。大城市也開始有象律師和醫生這樣的自由職業者。然而，許多新知識份子還不得不靠為數不多的薪金過活，既無名望又無權勢。
新知識界包括的社會類型，是舊中國以前所沒有的，最突出的是職業政治活動家和革命家。孫中山就是著名的例子。不過，他年青時的國外經歷使他對中國社會不甚了了；他對中國社會的瞭解只是通過另一代文人，而這些人所受的教育促使他們去反對傳統。除了唐才常、鄒容和黃興這些英雄人物以外，還有許多也曾留學國外的人，他們從事鼓動工作和散發秘密傳單，過著危險的生活，並且同自己的家庭決裂。與舊式文人學士不同，他們決心摒棄傳統，而不是去維護它。
1895年之後，許多中上層文人雖未完全放棄追求學問，但也開始參與現代經濟活動。他們不僅進行投資，而且也開辦和經營各種企業。借助於這一新的社會階層，工商業變成了令人尊敬的、受到重視的行業。陳璧、沈雲沛、陸潤庠和張謇等人都是進士出身，又都辦工廠。曾任皇帝師傅的孫家鼐和翁同龢，分別安排一子和一侄孫經商。大多數早期經辦官督商辦企業的洋務專家，都憑仗自己的才能（如盛宣懷和嚴信厚），利用政府的購貨、官僚的庇護以及國家的資金來自辦企業。正在服官的人也願意攜帶子弟和親友走這條道路。袁世凱的幕僚周學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種情況後來發展到不再局限於通商口岸。在內地最富饒的省份也是如此，甚至某些縣城的某個體致官吏也許就會開辦一家磚瓦廠。1912年江蘇省擁有工人二十五名以上的工廠共三百八十六家，其中二百六十三家就是在上海以外；九十五家有限公司中的五十一家也把總公司設在上海以外。
商人、文人鉅子和官僚開始聯合起來開辦新式資本主義企業。在商人中，買辦的唯我獨尊的地位開始動搖。這時洋員也進一步熟悉了中國的習慣，洋行亦越來越想繞過買辦直接同對方打交道，從而排除了對買辦的需要。隨著中西貿易的倍蓰增加，中國雇員在洋行的作用和地位逐漸降低。他們喪失了權力的基礎，變成了單純的執行代理人。1899年日本三井株式會社首先取消買辦職位；1907年橫濱正金銀行繼起效法。越來越多的買辦都在利用從洋行所得的利潤開辦獨立的中國企業。相反，那些獨立的商人或“民族資本家”，卻經常向外國人借貸，或把工廠賣給外國人。私人企業或資本同官辦企業的界線，變得模糊不清了。許多官辦企業經營的資本中較大的一部分是私商投資的。而且一位官員投資于官辦企業，能說這與投資於私人企業不同而認為他不是資本家嗎（見第八章）？官僚是從來不把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分得一清二楚的，他們的態度多半取決於這項事業經營的結果。如果經營失敗，他們就把自己的失敗轉嫁于其他股東，而不是自己去償還政府貸款；如果有紅利可分（在1900至1911年期間經常分紅），官僚們總是認為他們投了資，利潤都應歸己。最後，甚至在經營方面，由於官僚們越來越多地親自插手而不是託付給商人管理，官方企業就更象私人企業了，因為私人企業也能得到一部分官僚資產和官方扶助。利用官方勢力的企業的特點是規模大，而不是經營的性質。毫無疑問，官僚們與新的經濟活動更有力的結合，促成了資本主義的大規模發展。
在二十世紀之初，從傳統的上流社會還產生了一個新的社會階層。這個社會階層無以名之，但是當時文獻提到的“紳商”幾乎都是指它。紳商既可指官員和文士，也可指商人，這是兩個不同的並列範疇，同時又不同於“民”和“官”。不過這種稱呼越來越罕見了。一般說來，若將這個名稱用於一個集團，那就是泛指參與商業的官吏和文士、擁有功名和官銜的商人，以及同他們有聯繫的純粹文人和商人。如果這個名稱用之於個人，那僅指前面兩類。我們可以將它譯作“商業紳士”。誠然，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參與商業，但是，必須從最廣泛的意義上來理解“商業家”，他們包括從事貿易、銀行、工業和各種企業的人，不過他們都具有資本主義的特徵。還必須記住，這個術語用於許多不同的場合。其中有象中過進士並在政府中任過不同官職的沈曾植之類的人。他掛名領薪、寫書、大收其地租，弄到大量錢財；他還投資於銀行和鐵路。另一方面，也有象黃佐卿這樣的人，他通過各種工商業經營而取得勢力，並且一心一意想取得官銜。
經營商業的紳士是新紳士階層當中的多數人，是它最活躍、最有影響的部分；新紳士階層用在義和團時期促成組織“東南互保”以及在1901年以後鼓動和支持朝廷進行維新運動的行動來顯示它這個集體的存在。但是，很難認為這兩類人是完全一樣的。當時的人們把山西錢莊老闆這類商人視為紳商，他們儘管大做買賣，卻保持著舊傳統，甚至他們的經濟觀點也是這樣。另一方面，雖然其中有些人與工商界沒有直接的聯繫，我們卻應當把那些支持維新的人算作這個現代社會名流集團，而不論他們依然是利用其地位從而獲得特權的傳統士大夫，或者是身居城市靠賣文賣字為生的知識份子，甚至或者是軍官，總之，都屬於這一類人。
這個現代社會精華階層是否組成了資產階級呢？毫無疑問，他們具有許多資產階級的特點，但是他們仍過多地被傳統的經濟和社會的形式所束縛，所以還不能被稱為資產階級。事實上，在1905至1906年以前，資產階級分子是同其他階級的分子混在一起的，我們很難分辨出來。每個人都被家族、個人和職業關係所纏縛，傳統原則與現代原則就在這些關係中發生衝突，但其程度則隨著個人的情況和性情而有所不同。只是在清朝的最後五年，真正的資產階級才開始出現，那是一批現代的或半現代的實業家、商人、金融家和大工業家：他們被物質利益、共同的政治要求、集體命運感、共同的思想和與眾不同的日常習慣等等聯繫在一起。中國資產階級的特點終於形成了，這是與帝國主義列強和洋人的來臨相對抗的結果。從1905至1911年中國企業的全部資本增加了兩倍，隨著經濟實力的增長，資產階級就開始反對政府的無能，抨擊政府不提供保護。在地方事件、立憲運動和恢復國權的鬥爭中，他們都採取反政府的立場。他們非常熱烈地支持民族主義，要求參與管理租界、海關和制訂關稅；他們還組織抵制洋貨、建立商團以反對外國的控制。
然而，作為一個階級，資產階級僅在上海和廣州才有，天津、漢口和其他大商埠只有一些資產階級分子。他們意識到自己的存在，以自豪的口吻自稱為“企業家”。但是，當時的人們是很少這樣看待他們的。他們很少獨自行動而往往成為附屬品，依附于他們從中脫穎而出的現代上流社會的巨大主體。
某些制度是同特權階級內部的變化有聯繫的。明清兩代的官員一般都聘請本階級的同僚為私人顧問（幕友），尤其在刑名和錢糧方面。到了清末這個舊規又滿足了新的要求。各省高級官員為個人設立了文武兼顧的幕府，以承擔鎮壓太平軍、同外國人打交道的一些新出現的任務。如馬建忠、薛福成等第一批洋務專家就在幕府中一起共事，一部分新興的工商業家如盛宣懷、政治活動家如唐紹儀也在這種地方初露頭角。不過，曾國藩、李鴻章或張之洞在提拔這類人或羅致其他公認的專家方面所採取的下一個步驟，則是任命他們為委員來負責一項特殊的新工作。另外一個辦法則是按照清代行政的傳統，設置非法定的署或局。象管理兵工生產、厘金和工廠企業等的許多新機構都稱為局，總是以非法定的官員即委員負責主持。唐廷樞和容閎就曾擔任過這種職務。十九世紀後半期發展起來的幕府，以及後來擴大應用的局和委員體制，多少為行政幹才提供了活動天地，也成了溝通舊文人學者和新專家的主要管道。幕府這種非正規的組織是由通曉各省情況的人以及由對組織和供養他們的“恩主”一心效忠的人所組成，它起了醞釀社會改革的作用；但到了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以後，這種組織卻被另一些更多地擺脫了儒家傳統的機構所取代了。
越來越多的現代社會精英人物都曾就讀於按西方課程教學的新式學校。重點進行宗教教育的教會學校，無論是用中文授課的天主教教會學校，還是大多數採用外語及其他外國方式授課的新教教會學校，起初都根本沒有引起社會精英的注意。新式學堂最初由政府興辦，接著由新教傳教士興辦，它們把半中半西式教育推廣到了中學和大學，宗教課程也讓位給普通知識課，只有到了這個時候，這種新式學堂的效果才變得明顯起來。儘管在1890年新教教會辦的學堂有 17，000學生，另外還有幾所小規模書院，但它們也同幾所官辦學堂如北京同文館和福州船政學堂一樣，培養出來的學生都得設法進入幕府以獲取有影響的職位。只有隨著1895年以後的維新運動和1902年建立全國性的現代教育制度（這項工作在1904年頒佈了這方面的章程才完成），胸懷大志的青年學子才不得不進現代學校深造，以便進入新的世界。可是，儘管學校的文憑中也授予傳統的功名，但因科舉制度根深蒂固，要謀一席地位，還是得走傳統的道路才更有把握，更加方便。為了結束這一雙重體制的局面，1905年9月2日廢除了舊科舉制度，這才使得現代學校樹立了對社會精英施教的獨佔地位。
1902年共有現代學校35，787所，1912年為87，272所；學生則從1，006，743人增至2，933，387人。與辦學者的意願大相徑庭的是，由於教學大綱零亂，內容脫離中國實際，教師品質差，這些學校不僅無助于鞏固清王朝，反而促使學生提出抗議和請願。各地雖然也曾做過努力以改善教育品質和擴大教育範圍，甚至在傳授有利於國家發展的技藝時產生了極好的效果，但是這一切反而使新的社會精英分子疏遠舊政權和脫離民眾；他們各行其是，只有一種十分混雜而往往是模糊不清的民族主義思想才能使他們聚集在一起。但是，由於新式學校強調集體努力和紀律而截然不同于傳統的書院只注重個人造詣的傾向，它們倒是能使得青年認識到自己的力量。學生發現了集體行動的威力，便用它來發動多次罷課和抗議運動。在辛亥革命中，青年學生的這種沖勁在社會上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
1905年以後，各種學會蓬勃興起，教育、制憲和農業等領域的許多專門聯合會在清王朝的最後十年中也紛紛成立：它們都足以證明社會精英的社會思想正在起變化，而且無疑也是傳播新思想的最有效的手段。它們吸引了那些已負起社會責任而且還能承擔更重大責任、因而最能直接推進變革的人士。
緊接著中日甲午戰爭以後，康有為創辦了強學會。此後各種學會風行一時，創會的目的在政治而不在學術，這與傳統的文人結社不同，是犯法的，特別是違反了康熙禁止文人幹政的聖諭。它們制訂了自己正規的規章條例，其嚴格性與任何地區的、家族的、官僚的、甚至非正統的傳統集團的習慣方式大不相同。這些強制性的和組織上的特點尤其明顯地反映在二十世紀頭十年的各種協會內部，不過這往往是得到政府支持的；例如1906年頒佈的教育會章程，要求從縣到省層層建立組織，對組織機構和會務的規定極其詳盡，以便討論。1895至1898年建立的各種學會共有近萬名成員，其主導思想由康有為提出，內容是動員和教育文人，使之立即實現全國團結和要求一定的民權。它們鼓吹的政歸全國全民的思想，同與之對立的君權至高無上的思想原則肯定是格格不入的；但是，這些學會仍恪守儒家事君的學說，只希望變成同皇權合作的工具。
可是在百日維新失敗以後，社會精英人物的各種聯合會逐漸變得好鬥了，甚至在政治上成了激進的反對派。在1904至1905年，主要由學生組織的團體把這種發展推向高潮。在其他團體中，這種發展過程更長，更複雜。那些聯合會用合法的方式反對官僚暴政。它們求得了官方承認，但並未象政府所期待的那樣仍舊忠於傳統制度，倒是使他們成了名副其實的政黨，成了各自所代表的某一階層的利益的代言人。實際上，往往同一個人既是教育會的領袖，又是憲政促進會或保經利聯合會的首腦，例如江蘇的張謇、湯壽潛、許鼎霖，浙江的張元濟，湖南的楊度、龍璋和廣東的陳惠普。這些聯合會的會員日益增多，使他們更有代表性，因而成了不依賴官方支持的政治力量。1909年，723個教育會共有會員48，432人，會員遠不限於教育界（教師只占少數），從士大夫到工業界領袖無所不有，這反映了現代社會精英階層的總的面貌。他們受過教育，有錢，有行政才幹，並且集體負責，因而大大地引人注目。他們是有財又有能力的上等人，決心迫使官僚實行改革。
在這些聯合會內部，擬議是在省或地方一級統一和提出的。機構一旦建立，就被內部的推動力量推得更遠，蔑視皇權，大背創建者的初衷。 1909年選出的各省諮議局，就是現代社會上層所要求取得的地方自治權的組織上的體現。在清王朝最後兩年，這些諮議局用行動顯現出它們是一支團結的力量。由於選舉法的規定，百分之九十的代表都是科第之士，但是他們比較年青，大多數居於大都市，往往同現代企業有聯繫。儘管諮議局中工商業者所占的比重不大，它們實際上積極地代表著現代上層社會的利益，尤其是竭力維護私人企業的經濟利益。
在新式學校、各種聯合會和各省諮議局普遍發生作用的同時，還有形形色色的專業機構也有助於分清新舊兩種上層分子。例如，商會就是這樣的機構。第一個商會是1902年在上海建立的。1904年1月降旨認可並規定了在全國建立商會。到1909年，便有商務總會44個和分會135個。商會作為地方工商業家的聯繫機構，並沒有取代傳統的行業公會；相反，行會往往隸屬於商會。因此，商會有助於加強工商各界日益發展的合作和聯合。商會的作用最初被認為是行政當局的齒輪，是地方商界同政府和外國人打交道的正式代表。因此，商會都願推舉那些有功名或者有官職的人當會長，這意味著商會往往先滿足大實業家的需要，其次才是滿足普通店主的需要。但是，商會很快擺脫了清朝官員的影響，成為整個商界的代言人；隨著它吸收傳統的優秀文士，以及現代公司的發展，其性質也隨之在起變化。
還有與傳統的錢莊銀號相對立的現代銀行這種機構，也開始更緩慢地和範圍較小地改變著社會習慣，這與1904年上諭中規定的類似的有限公司的情況相同。這些企業的結構也許加大了經理人員同下屬的距離，並且同顧客的關係也無疑會受到損害，但是，它們鼓勵大膽的進取活動，因為它們保證提供財政支持，而無須擔心要依賴個人或家庭財產去彌補可能遭受的損失。
這些促成並象徵著上流社會變化的各種機構，其共同特點是超然于傳統的官僚體制之外，並且同後者脫離關係。這也許是幕賓和局署員司專業化，以及新式學校對學生進行西式教育的結果；也可能是各種聯合會和商會具有鬥爭性的結果。這些機構推動和鼓勵其成員去認清他們與傳統秩序的分歧所在。
隨著統治階級成分的多樣化，其內聚力和團結也明顯下降。除了個人意氣之爭以外，新舊上流社會人士之間的對立加劇了。1867年洋務運動的支持者和反對者就同文館增添數學和科學課程所發生的思想和政治爭執，便是一個明證。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這種衝突更加劇烈。李鴻章及其門下每次提出的現代化倡議和計畫，都遭致大量的攻擊。這種攻擊是由所謂清流黨發動的。而官方的反對又得到了反對引進機器和現代經濟的地方勢力的支持和鼓勵。地方長官們經常同社會上層人物一起發動群眾示威，1878年反對在開平開礦的活動即是一例。中法戰爭使清流派的攻擊戛然而止，許多清流派成員開始擁護改革。此後政府上層的分歧不是在經濟現代化這一原則，而是在其條件方面。1888年的進士考試題目就有關於國際貿易的一題。在1889年慈禧太后引起的修建鐵路的爭論中，軍機大臣、大學士、各部尚書、各省督撫和禦史等高級官員幾乎無不承認有必要修建鐵路。但是直到中日戰爭之前，許多經濟方面的創議又因具體的考慮而滯礙難行。大部分有影響的文士和官僚都堅決反對使中國進一步陷入外國的控制，而堅持只利用本國資源；但是後來他們又指出，本國資源太少，無力維持大工程，而且這些資源有被各省考慮不周的鐵路投資所耗盡的可能。實際上，考慮不周和管理不善的現代化可能帶來的社會後果，似乎使許多官員感到不安。尤其使人擔心的是大眾的失業和貧困，以及少數人謀取巨額利潤的不道德現象。不少奏疏都是一再強調“緩行”、“逐步實行”和“三思而後行”。這種瞻前顧後的態度基本上是想要控制社會進步對人產生的後果，結果使得全部努力都陷於癱瘓。傾向於優先發展新經濟的人，以及象劉銘傳那樣贊同商人階級占支配地位的人，那是很少的。還要看到的是，除了省會、幾個繁華的州府和通商口岸以外，多數地方的文人對這些問題是漠不關心的。
甲午戰爭的失敗加深了這些裂痕。為了挽救國家，一批上層文士和官僚支持維新。他們消除了儒家的禁忌，力爭創建現代企業，宣稱發展經濟是國家的當務之急。在力主維新的上層分子和其他被當時小說家無情地譏斥其自私、卑鄙和無知的人們之間，敵對的情緒加劇了。傳統的上流社會進行反擊，其手段不僅是請願、散發傳單和搞官場上的小動作，而且使用暴力、襲擊和搗毀工廠與新式學校。他們鼓動並支持鎮壓百日維新。在北方各省，他們有些人跟義和團志同道合，認為義和團是反對現代化的。然而，現代的上流社會人士同傳統的上流社會人士之間的誓不兩立後來又開始緩和，或者不如說採取了新的表現形式。在1898年春，甚至在百日維新前，面臨著康有為的行動會帶來的不可避免的後果（即文人稱霸政壇的局面和社會統治集團的將被壓制）時，許多曾經熱情追隨和支持他的文人和官吏都畏縮不前了（見第五章）。他們為了重新表白自己信守他們所賴以取得合法地位的儒家正統，便自然而然地尋求仍舊忠於傳統的同胞的支持；同時他們又打著“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向同胞們指出順應時勢的前景，以及發展他們的物質和政治力量以彌補其精神權威所受損失的方法。鑒於廢除科舉迅即被人們所接受，看來這對上流社會的特權必定毫無威脅，而只是換了一套用以衡量他們地位的新標準。上流社會的地位從此取決於是否上過新式學校，這就是為什麼那些最保守的上層分子也熱心于創辦新式學校的原因。
在清朝的最後幾年，新特權階級內部也發生了分化，但它實際上更多的是思想分歧而不是社會分化。溫和派與革命派的區別，並不真正反映較富的與較貧的資產階級分子的區別，也不真正反映民族資產階級與買辦資產階級的區別。而且這種區別也不宜用來區分以發展工商業為職志的資產階級與依然植根于傳統結構的上層分子。更不能認為是幾代人之間有裂痕。選擇不同的道路只能從個人經歷和品格的不同來求得其解，例如1873年出生的梁啟超和1868年出生的章炳麟二人都是受過經學教育的學者，但一為維新派，一為革命派。出身湖南紳士之家的革命家黃興，同身為上海維新派商人的李厚佑，情況也是這樣。
我們不要過分估計特權階級內部對立的尖銳性，因為在同一家族內部也是常常發生意見分歧的：有些家族成員可能走著新路，另一些家族成員則繼續在走老路。但是，家族關係總的說依然是牢固的。徐錫麟是浙江光復會領袖之一，多年來便一直受到他的身任巡撫之職的表兄弟的保護。鎮海李姓家族有些人做了官，有些人靠祖傳土地收租，還有些人跑到上海開辦錢莊和經營不動產交易，而李姓家族的其他人都向這些莊號投資。在西歐，“勝利的資產階級”的若干家族是根據已經明顯分化後的根本利益結合起來的；而中國的家族則不同，一個家族如果思想開放，基本上同情新思想，便常常從事各種各樣的職業，雖然職業的差異仍是很不容易分清的。
顯然，導致現代上流社會興起的逐步變革，對傳統書香門第的影響也不是一般齊的。在清朝最後四十年，許多書香門第都走向衰敗而湮沒無聞，窮困潦倒。我們能夠說這是人們經常所講的、在嚴格的社會等級制度下保證上流社會不斷更新的那種傳統流動性的正常表現形式嗎？或者說這種現象已經加劇了嗎？根據我們現在的認識還不可能這麼說。某些書香門第的衰敗肯定引起過同時代人的注意，但是，由於太平天國以後有功名的人普遍增多，這種情況可能就絕對數量而言是明顯的，但是就相對數量而言卻不是事實。我們不能肯定1900年以後特權階級的人數是否繼續增加，也不能肯定是否象從前那樣，有一家亡，就有一家興。然而，對大多數上層分子就讀于現代學校的情況的統計似乎表明，情況並不是這樣。而實際上，新式學校費用較高，同以前只要具備一定文化程度就可以進去深造的書院的學生的人數相比，中學的學生數就淨減了。
這種變化過程的多樣化和不平衡，主要造成了民族的和地區的差異，甚至引起了敵對，但並沒有導致上流社會的各社會階層在全國範圍內發生對立。那種使漢族上層驚慌失措的變革，對滿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幾乎沒有什麼影響。一些民族——特別是滿族和蒙古族——反對的是那些只會損害它們在傳統社會占統治地位的變化。另一些民族則由於遠離新型經濟和文化中心，對變化的影響感覺並不太強烈。因此，把非漢族貴族同漢族紳士聯繫在一起的利益紐帶（如果不是文化紐帶的話）正在鬆弛。在向現代轉變的潮流比較高漲的沿海各省同這種轉變不太明顯的內地各省之間，這類情況也是很顯著的。但是，即使在各個最先進的地區之間，新的社會上層的情況也明顯地不一樣。直隸的上層人物同官府聯繫密切，是靠官府的扶植而存在的，起初以李鴻章為中心，後來則以袁世凱為中心。長江下游的新統治階級，在政治、思想和經濟觀點上都同傳統制度更加針鋒相對，儘管他們當中很多人原來就是紳士。在廣東，現代的上流社會中的商人比文人佔優勢：這個上層社會受到的限制較多，但同時也更傾向於激進，而且海外華僑在它裏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以同鄉關係維繫的官僚集團（例如李鴻章支持的安徽幫，翁同龢庇護的江蘇文人學者），還有以地區為基礎建立的幫和會館，逐漸被蒙上了一種新的地方主義色彩；這種新的地方主義更關心的是特別維護本地及其居民的利益，而不是關心一個文化共同體的利益。它比較不大注意個人之間的關係，而寧願為一個廣大地區及其全體居民獻出熱情，這大概是民族主義興起的先聲。但是，在其最早的表現形式中，尤其在1900年使南方各省從北方及義和團在那裏的控制中擺脫出來的“東南互保”中，新的地方主義造成了對立。後來，現代上層社會搞的地方自治那一套，也使各縣之間和各省之間互相激烈地爭奪，這是因為各方只關心獨佔公共的資源，損人而利己。地方自治有時又傾向於後退，似乎只要把一座模範城市搞得又安定，又現代化，又同心同德，就可以置整個國家當前的混亂和貧困於不顧。
然而，具有最嚴重後果的對立還是城鄉雙方的上層分子分道揚鑣：城市的上層人物受到西方的感染，他們尋求變革，而鄉村的上層社會則原來是其文化、政治和社會的溫床。社會上層人物的都市化是一個古來就有的現象。早在宋代，城市就以其高雅的文化和商業吸引著文人學士和農村地主。他們經常進城遊覽，有錢人還在城裏另買宅第，甚至移居城市。這種向城市流動的趨勢在十九世紀有增無已。商業的發展擴大了城市的規模，提高了吸引力。但是，農村的上層分子這時也被迫進城另辟財源，例如放高利貸，以彌補由於財產的分散、幣值的不穩和佃農反抗的日益增多所造成的地租減少。在十九世紀中期以後，農村經常不太平的局勢甚至迫使大財主也卜居城市。太平軍叛亂時期，許許多多的社會上層人物都逃往上海，上海便成了他們的主要居住地方。
在二十世紀初，社會上層人物的都市化具有特殊的意義。他們遷居城市意味著不僅住在城裏，而且關心城市，這樣甚至使他們對農村的問題更加漠然視之。在科舉廢除之後，要取得上層人物的身分就得進新式學校。這些學校首光辦在城裏，而且費用高昂，這就使得富戶豪門不能再資助鄉村學堂了。城鎮面臨帝國主義的威脅更直接，所以這裏的社會上層人士就更關心軍隊的現代化和工商業的發展，很少去留心組織民團和發展農業。那些仍然擁有土地的人則通過租棧、總管和收租人同佃農打交道。官員中因朝廷命令奪情而使丁憂守制的慣例逐漸形同虛文，也使長期流連家業成為不可能，因為長期守制在過去往往加強了官員與其祖業的聯繫。城市的上層人士便這樣逐漸地與鄉村隔膜起來，因此就整個動向來說，城市的上層社會與鄉村的上層社會是志趣各異的。
儘管這是總的趨勢，但是在1910年，長沙的王先謙和葉德輝兩位紳士雖身居城市並大量投資于現代企業，卻又操縱過一次大概是由他們自己的投機活動（他們也是傳統的米商）所引起的米騷亂，他們想方設法把矛頭對著城市改革的象徵，即官辦學校、銀行和員警所。然而，進步還在繼續，這從人們的觀點和生活方式的改變中可以看得出來。在富裕市民中，比較明顯的表現是開始關心婦女解放的問題。1894年在廣州建立了第一個反對纏足的團體。隨後各省省會都有同樣的組織，婦女可用本人姓名與其丈夫一起入會。經過幾次請願，1902年頒佈的上諭便禁止纏足了。於是，這種舊習就在城市迅趨消失，因為有些認真的地方官要處以罰款；但在農村就不是這樣了。傳教士在鴉片戰爭之後不久便舉辦婦女教育，不過長期以來只辦小學，課程主要是在宗教方面，並為富裕之家所不齒。第一所非教會女校是1897年2月由徐謨（後任海牙國際法庭法官）的母親江蘭陵在蘇州創辦的。不久，上海、北京和廣州也接著開辦了女校。官方在1907年頒佈了關於婦女教育的法令。次年，江蘇省便擁有女子學校105所，學生4，455人。各省諮議局都贊助婦女教育事業。民國初年，教育部的官方統計的女生為 141，430人。婦女也出國留學，最初都是自費。1906年便有十三位婦女前往美國。1907年婦女也可以申請考政府的獎學金：這一年有600人申請留學美國，批准了31人，其中有3名婦女。1910年有150名婦女留學日本。只要是特別積極參加革命運動的年青一代，他們都願意喚起婦女覺醒，並通過文學作品和報刊引起公眾注意。他們的呼籲並非徒勞無益。大城市的富有人家開始同意婚姻自主和婦女可以出外工作。私立小學實行男女同校；在中學，女生的學習課程也同男生一樣。一些男子還支持婦女提出的參政要求。
由於最活躍的分子進城去求學或發財，傳統的鄉村上等紳士便覺得群龍無首了。他們對西學既難適應，又不可能真正掌握，西學的優越性使他們的學識聲望受到損害。他們的政治影響被局限在鄉、鎮和縣裏。這種影響因具有地方諮議局提供的法律基礎，鄉村的社會名流無疑還是相當強大的，他們敢於濫用權勢而不懼怕政府干預；可是，現在他們同上層當權派的聯繫減少了，不能再象過去那樣憑他們所有的關係為所欲為了。他們幾乎不可能對當地社會提供有效的保護。這樣，他們先前在大眾面前擁有的道德和社會權威，以及他們作為表率和人望的作用，就被他們曾經支持過的帝國損害了。
目前的研究狀況還不能使我們對統治階級內部新舊兩個集團的力量對比提出確切的數字。但是，設想一個大概，著重指出變化的重要意義，還是可以做到的。例如十九世紀之末有功名或有爵秩的人的總數為1，443，000，而在1910年6月散發的、由各省諮議局起草的要求立即召開國會的請願書上簽名的人數為300，000。這兩個數字我們是可以進行比較的。
隨著傳統文人階層的分化，它不再把自己與帝國視同一體了。雖然其成員仍然構成特權階級的多數，但是另一些人已經通過工商業、軍旅生涯和技術工作而使自己躍居平民之上，擠進了上層階級之中。更重要的是，紳士已不再象過去那樣作為傳統的特殊社會集團而把持著社會。他們也不再因為是支持同一政治制度，或一致信仰儒家思想，或維護共同的合法特權，而團結在一起了。在新興的資產階級同近代上層分子和農村上層分子中間，雖然利益各異，但確實存在著一種結合。這就是為了捍衛既得利益的一種結合。但是，這根本談不到具有建立在基本原則之上的團結一致的感情，而正是這種感情在過去千百年來保證了文人階層的團結和帝制的穩定，儘管其中每個成員的經濟狀況並不相同。
第02節 平民百姓縱觀
在最初，下層階級中的變化似乎遠不是引人注目的。產業工人是唯一的新的社會集團。他們最初出現於廣東和浙江，特別是在鴉片戰爭之後不久的香港，在那裏的洋人造船廠和修理廠做工。這些第一代產業工人最初主要是由有專門手藝的城市工匠組成的；由於1860年以後興起的官辦企業和外商工廠需要工人，他們在對大部分工人進行的技術教育中作出了貢獻。1872年左宗棠創辦蘭州製造局時從廣州招募工人，因為他們以手藝聞名。1868年上海的第一次罷工，就是由新創辦的美商耶松公司所屬造船廠的廣州工人組織起來的。
工業無產階級的發展，從1894年的十萬人增加到1912年的六十六萬一千人，這主要反映了大批沒有技術的勞動力流入工人隊伍。這些勞動力大都來自農村，往往是新近加入了城市貧民的行列，其中包托大批婦女和兒童。開始時招工很難，也不穩定，在礦山更是如此。開平煤礦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雇工一千名，曾經花錢從汕頭和廣州高價招聘有技術的工人，也從當地農民中間招收臨時工（他們冬天進礦做工，夏忙季節回鄉）。這些當地的工人在1882年曾舉行罷工，要求與南方工人同工同酬。
這些涉及人員管理方面的問題也許可以部分地說明，為什麼傳統的勞動組織留傳下來的雇工辦法仍占主要地位，而自由雇工則被忽視。當時雇工往往是通過各種中間人如把頭和買辦進行的。有兩種基本制度：合同學徒制和包工頭招工制。前者來自傳統的行會，直隸和長江中游一帶的紡織廠和機器廠都採用這種辦法。事實上它的傳統功能已經消失。招收學徒不過是使用童工和廉價勞動力的一種藉口，他們的地位近似苦役，根本得不到正式雇傭的保證。上海一帶和礦山特別盛行包工制，它的特點是公司授予包工頭全權招工。在整個受雇期間，工人被迫在經濟和社會上依附於包工頭。這種制度使工人處在近似于被奴役的狀態，很象外商讓買辦對中國員工全權負責的做法，追本溯源，它特別與雇用沒有技術的農工和礦工的習慣做法有關。它也產生了殘酷虐待的行徑：例如1881年在湖南招工者來到賭場，將農民灌醉，誘使他們去賭錢；一旦還不起債，他們就被“賣”到礦上，被迫下井幹活，直到幾個星期或幾個月以後精疲力盡而死。
隨著工業化的發展，工人的物質條件在某些情況下也有所好轉。江南製造局的工人在1867年的收入，是同一地區農業勞動力和苦力的四至八倍，工作八小時後直接收入墨西哥銀元一角至二角。那時金陵製造局的勞動時間是十一個小時，天津機器局是十一個半小時，但是每兩周有一天休息，這在傳統職業中是聞所未聞的。然而，隨著招工愈來愈容易，每天的勞動時間便延長了，但兩周休息一天的辦法還是在普遍推行；在1905年前後，工廠經常是連班倒地開工，即實行每班勞動十二個小時的兩班制，全年勞動三百到三百二十天。此外，由於銅幣貶值加上糧價上漲，工人的實際購買力大為下降：物價平均漲一倍，而工資只增百分之七十五。工人往往只能一天吃上一頓飯。儘管一些大企業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設立了小小的醫務室，開始為工人的工傷付出微薄的補償金（這在當時已是一大進步），並且某些企業主同意提供比較安全和衛生的勞動條件，但是多數工礦的工人仍然是在極其有害于健康的條件下從事勞動，得不到任何保護。嚴重事故的頻繁發生、職業病的盛行、衛生條件的惡劣，這一切使人想起歐洲工業革命初期的狀況。對輕微過失動輒罰款和施加體刑，這樣的苛刻政策往往放縱監工對工人橫行霸道。
工業勞動的技術性不強，加之人員變動頻繁，妨礙了工人採取聯合行動。然而，幾個主要商埠的大公司的確集中了大批工人，如上海、廣州和武昌三地的工人即占總數的三分之一以上。正是在這些集中的地區，勞工的戰鬥性最強。在1900到1910年間，上海四十六家雇工五百人以上的工廠共有工人七萬六千人；這個時期有案可查的四十七次罷工中，有三十六次是發生在上海。罷工頻繁被外國資本家視為不祥之兆；大多數罷工是出於起碼的經濟方面的不滿，主要是反對低工資，也反對普遍惡劣的勞動條件。罷工是自發的，但往往很激烈，甚至搗毀機器。外國公司更容易成為攻擊的目標。這種行動表明對現代工業企業存在著強烈的仇視情緒，就象十九世紀初期的歐洲那樣。這種情緒是剛剛形成的無產階級從農民和工匠那裏繼承下來的。不僅如此，它還表明存在著一種激進的民族主義，它是十九世紀後期民眾反帝運動的繼續，並且還使勞工運動具有一定的政治意義。
按年代順序可以看出中國早期的工人罷工經歷了三次高潮：1898至1899年有十次罷工；1904至1906年有十五次罷工；1909年起至清政府垮臺有三十四次罷工。顯然很容易使人斷定，勞工運動是與當時政治事件的主要階段互相呼應的：首先是列強的侵入、百日維新和義和團運動的爆發；其次是民族主義運動的復蘇、抵制美貨運動、同盟會的建立、湖南的反清暴動和憲政運動的興起；最後是共和革命。但是，只有1904至1906年的勞工運動看來的確與政治事件有直接關聯。廣州的碼頭工人和上海、南京、武漢的工人確實參加了抵制美貨的活動；華新紗廠舉行了反對日本資本家接管的罷工；萍鄉、瀏陽和醴陵的三千名礦工參加了湖南的反清起義。不過在這些事件中，無產階級的作用只是對其他社會集團組織的政治運動給予支持。其他幾次大罷工與政治事件的巧合，似乎沒有內在聯繫，而純粹是由於經濟情況造成的：清末的通貨膨脹和糧食歉收導致勞工提出越來越多的要求和產生其他的不滿。
儘管工人在大多數罷工中表現了高度的團結，二十世紀初的中國無產階級還是深受使傳統行會大受其害的地區和行幫對立的影響。例如某公司有同鄉或同工種的工人舉行罷工，但它的其他工人卻常常袖手旁觀。
事實上，大城市的技術工人，尤其是機工、木工和織工，雖然已經受雇於新式的機器廠，卻仍然屬於手工業社團，他們在進大工廠之前就是在這裏學藝和工作的。上海造船廠的木工和鐵路上的機工，象手藝匠人那樣加入同樣的行會。在工業化的前夕，行會能夠施加充分的影響來維護其利益，尤其是在工廠使用技工方面。工廠不得不利用行會作為代理人去招收熟練工，這些工人被迫繼續向行會交付會費。在辛亥革命前夕，參加行會基本上成了定規，這樣做常常是為了想從行會辦的善舉中得到好處。
非熟練工人多半組成幫或幫會，這是一些鬆散組織，由同一地區的無業工人擁戴一個頭目所組成。頭目往往是包工的仲介人。在某些地區和行業中，秘密會社的影響也很大，例如三合會及其分會一向在礦工和搬運工中吸收大量會徒。在廣州和香港，秘密會社控制了各行各業。他們為了報復艦隊司令孤拔襲擊福州和臺灣，在1884年組織了一次不亞於總罷工的罷工。
通過秘密會社的管道，也有為數很少的工人加入了革命組織，例如1911年同盟會就曾吸收過興建川漢鐵路的勞工和滬甯、滬杭線上的鐵路工人。但是，這些工人是作為個人加入革命組織的，而不是整個無產階級的集體行動。這些組織沒有一個是專門代表勞工利益的。雖然也正在創立更加嚴格的按行業界線的組織，例如1909年在廣州成立的機器研究公會以及廣東機器工會後來派生的組織，但其成員既有工人也有小雇主；它們首先重視的是通過工廠和課堂學習來提倡技術教育。1902年為開平礦工、鐵路工人和泥瓦工開辦的唐山俱樂部，給工人提供了讀書、聽音樂和娛樂的方便。有技術的工人更喜歡以等級為基礎建立單獨組織，例如1906年在廣州建立的郵電職工俱樂部。但是，所有這些組織都是連絡感情性質的，主要目的是業餘活動、互助和學習。有組織的勞工運動同這些早期的勞工協會沒有直接的關係。
工業無產階級人數太少，覺悟太低，還不足以在民眾中形成一支獨立自主的力量。毫無疑問，罷工使它有了不同於眾的面目，並為其發展開闢了道路。但是，由於無產階級還年青，流動性大，需要它做的工作又是非技術性的，所以只能說明它在進行質的轉變，這種轉變將使它與曾經孕育它的社會集團，如貧苦農民、熟練工匠和城市群眾等大不相同。它還起不了在民眾運動中應起的集體作用。
即使考慮把現代第三產業即服務行業的職員、機關雇員、各種商業和市政機構（如海關、公用事業和電訊等部門）的雇員統統算在新企業工人之列，以擴大其隊伍，直接同具有最先進的經濟和技術特點的工業生產有關的勞工數量，在勞動人民的總數當中也仍然是極少數。雖然資料缺乏，不足以提出精確數字，但可以說它所占的比重不會超過百分之一，還包括家屬在內。如果同新、舊上層分子之間的比例加以比較，這個新、舊勞動者之間的比例是特別低的。物質條件和世界觀的相應差異還沒有考慮在內。因此，工業資本主義對統治階級的社會組織的影響比對人民的影響要大得多。
農村形勢表面上沒有變化，但是也能看出它在變動。由於得不到文獻資料的證實，而且這種變動並沒有使生產關係或生產方式有重大改變，所以要確切地認清農村的變動是很困難的。在農村體制中只有一些緩慢的變動，但是總的說來，農村體制在這一時期是依然如故的。
在某些地區，尤其是在長江中下游以及山東、奉天、廣東和四川等省，富裕農民的數量顯然有所增加。這似乎是同商業的發展和土地所有權的變動有關。然而，商業的發展涉及幾種不同的因素，其一是內地商業的擴大，那是由十八世紀以來傳統的水陸運輸的改善所促成的，這種擴大也使城市發財致富。儘管十九世紀中期有過大規模起義的破壞，在廣州三角洲、江蘇南部和作為糧食貿易中心的長江中游一帶，仍舊能夠感到這種發展的影響。由於政府將大運河對私人運輸開放，山東中部和西部便依靠它形成了一個廣闊的區域性市場體系。隨著市場的擴大，出現了城市的發展和手工業內部更嚴格的分工；市場的擴大也刺激了專業的商品農業的發展以滿足城市人口日益增長的需要。這種農業體制反過來又吸收了城市的財富：城市商人購買農村土地，直接通過中間人管理雇工，同時又在市鎮設立店鋪、作坊和當鋪。農業、商業和工業往往就這樣攜手並進，相互受益。想方設法要增加土地的農民都願轉向這種類型的商品化農業，他們可以將所得到的利潤投資於市鎮的賺錢買賣中去。山東中、西部的這種市場經濟，在十九世紀中期受到社會動亂和天災的嚴重破壞，在1890年以後就被與開放商埠和鐵路有聯繫的商業發展所取代。商業活動此後轉到東部沿海一帶，而不再依靠運河了。這些地區也變成了農業向商品化和專門化轉化的地方。毫無疑問，此時的這種轉化使農業利潤更多地被吸收為城市投資，而農村回收的城市投資則是極少的。
在長江流域和廣州三角洲，同西方的滲透和商埠的發展有關的這一商業發展的第二階段開始得較早，並且又擴大了第一階段的影響。但是在東北，商業發展的第二個過程則是單獨發展起來的。
土地所有權變動的加速也許有利於富裕農民的增加。實際上，繼承人平分土地的習慣做法導致地產遭到週期性分割而小得不足以維持生計。連續的農業歉收、稅收的增加，以及預測不到的市場波動，在清末四十年中經常發生，從而迫使小土地所有者往往低價出賣土地以償還債務和勉強餬口。根據少數地區的統計數位，二十世紀之初地價明顯下跌而農產品價格上漲。安徽一個地主利用1910年洪水之災，竟買了九千畝土地。在困難時期，出賣土地的速度總是加快的。
不過，一部分農民發財並不一定是由於土地所有權的集中。某些地區的土地是有所集中的，例如在安徽和湖南，那裏有些文、武官吏在太平軍失敗以後得到了大量土地，但是這種現象既不普遍，也不長久。小土地所有者仍佔優勢。
收入增加往往是經營效率提高的結果，但也反映了已經引進可以獲利更多的經濟作物，如鴉片之類；效率提高也使一些農民能夠擴大耕種面積。四川就曾出現一種自己土地很少或者根本沒有土地的富裕佃農。在山東，地主成功地引進新的農業技術，一般都在不超過五百畝的土地上應用。這些“經營”地主自己耕種，同時又雇工幫助；由於更多地使用有機肥料和較好的農具，其產量要比小生產者高百分之三十到五十。增加的收入被投放于商業和金融活動，而不是用來購買更多的土地。
江蘇南部還出現了租棧，這是一種從幾戶地主（多是不在農村的地主）的土地收稅和收租的機構，它使少數仍在農村的地主能夠通過管理租棧來增加收入。於是，它們就使農業經濟內部一個寄生的集團興旺起來。這個集團是由收租人和土地丈量人所組成，其中許多人往往還在衙門兼差，所以能利用其雙份收入來放高利貸、做小買賣或者購置土地。
以上所述種種變化，許多都是一種漫長而緩慢的發展過程的繼續，結果導致各地產生一批農村新寡頭。這批新寡頭同傳統的上層文人並無多少淵源；後者在太平軍起義之後已經逃離農村，拋棄了農業。農村新寡頭的地位並不比生員高多少，而以生員和監生為多。他們沒有文人那種傳統的文化聲譽，在地方上他們也不承擔司禮儀的傳統職能，但他們確實需要並且得到了官府的直接幫助以維護私利。這些人很少自費養兵，卻深知如何為自己的利益而利用太平天國之後仍然在活躍的或因臨時危機而重新集結的民團。這些農村新寡頭還能夠在十八個省份的未開墾區和邊境地區佔用大量官地，他們系統地進行開墾，不受習慣性的保佃措施的限制。
農村某幾類人在光緒和宣統年間能夠比較富裕，似乎並非因為農業生產有所增加，即使從局部地區來看也是這樣。相反，如果當時有關農村普遍貧困的大量記載是準確的話，某些人直接犧牲了小農的利益才使他們個人的財產得以增加。廣大農民被剝奪了土地，或者不得不耕種經過任意分割而不足以維持生活的小塊土地，還要負擔增加的地租，同時又不再能用手工產品來彌補其虧空：所有這些情況造成的農民的逐漸貧窮幾乎是普遍現象。目前的研究還不能對此作出精確的說明；但是，農村貧困的日益普遍似乎影響到了清末社會變化的許多其他特點：手工業內部狀況的變化、移民、海外移民和半無產階級的產生。
少數破產農民加入了工業無產階級的行列。更多的破產農民則擴大了也在轉變中的手工業勞動力隊伍。在經歷二十年國內動亂所招致的大量破壞之後，手工業為了同外商和工業競爭，也在起變化。根據1864至1894年六個省的十五個城市的不完全統計，登記在案的七十六個手工業行會有四十三個是新行會。某些手工業嚴重衰退，如手工紡織在1905年只能滿足國內需要的百分之五十。產品用於省際貿易的湖南和山西的鐵廠也是如此，由於進口鋼材的競爭，到 1900年這些鐵廠實際上都冰消瓦解了。但是，其他部門在出口貿易和工業發展的推動下，正在發展，甚至創造更好的運輸工具。廣東、浙江、四川、山東和奉天等地的繅絲產量大為增加。在1870到1880年的短短時間裏，浙江、福建、臺灣、安徽、江西和湖北的制茶業也很繁榮，共有茶葉商號近四百家。中國特產如瓷器、扇子和竹製品等的需求量很大。另外，出口刺激了絲綢業的壯大，而運輸業的發展又擴大了榨油業、麵粉業和老式採煤業。1866年營口有兩家榨油坊，1895年增至三十家；蕪湖的碾米廠在1850年有二十家，1900年增至一百餘家。儘管工業生產的發展沉重地打擊了某些手工業，但也使另外一些手工業活躍起來：因為機器紡紗降低了耐用布的生產成本，這便使得一向以紡織業聞名的地區能大規模發展手工織布業，甚至以往從來沒有紡織業的地區也興辦了手工紡織業。在十九世紀最後幾年，手工製造火柴、肥皂、捲煙、玻璃和針織品的行業都發展迅速。
手工業產量的增加在引進大機械化工業之後尤為顯著，增產的形式基本上是辦工廠，擴大工廠，或者組織工人在家裏生產，計件付酬。這種生產所利用的是部分機械化的、或者至少經過改進的工具，例如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以後浙江的紡織工就已廣泛使用日制腳踏織布機。在十九世紀之末，手工生產棉製品的工廠不超過三十家，而在1901至1911年間卻開設了三百多家。這個時期政府也力圖鼓勵手工業，在各省設立了工藝局，使之負責開辦學徒作坊，發展技術，對某些企業提供幫助。這在直隸和山東頗見成效。
在一些手工行業中，資本主義的傾向改變了老闆、工人和學徒之間的關係，這種變化甚至反映在合作組織中。受威脅最重的行業不斷向專業化發展，對吸收外來學徒和幫工以及對生產率、銷售和勞動時間等方面都規定得更嚴，旨在限制競爭，並使不斷增加的同業者能夠盡可能平分微薄的利潤。這些措施毫無疑問使得許多手工業者能夠勉強維生，但卻有礙於積累資本和發揮積極性。在有大作坊發展起來的興旺行業中，有一種提倡把工人和學徒分別組織起來的傾向。這類組織仍然是排他性的，都附屬于業主的聯合會。在二十世紀頭十年，要求提高工資的罷工似乎越來越頻繁了。
儘管有精心的集體保護和工廠的發展，在十九和二十世紀之交，大多數手工業工人的前景常常是很渺茫的，因為他們依賴於不斷擴大但調節仍舊很差的市場，而且工業的競爭又使這個市場的利潤幅度劇烈下降。糧價高漲和所獲銅幣貶值更加重了這一情況。根據官方統計，1912年的三十個行業共有手工業者一千三百萬人。看來十九世紀中期手工業者有所增加，它以全日工或零工方式吸引了農村的部分剩餘勞動力，這也使得手工業者感到比以往更不穩定。流動的手工業者為數更多；茶廠總是擠滿了一文不名的流浪的求業者。破產的手工業者加入了工人的行列，變成了民眾運動的領導的一部分。
農村的貧困，經常再加上工匠貿易的厄運，造成了國內人口的流動。在太平天國之亂以後，大量人口的轉移尤其影響到長江下游各省，並使來自河南以及湖北、湖南、蘇北、浙東等人口密集區的移民，重新定居到蘇南、安徽、江西和浙北等遭到戰火蹂躪的地區。這種狀況直到清末還在緩慢地延續。在五十年內河南光山縣就有百余萬農民遷移到蘇南、浙北、安徽和江西六十多處地方。都市更是吸引了大量移民，例如上海人口在1880年為107，000人，到1900 年為345，000人，到1911年就增加到1，250，000人。這些移民帶著農業技術和殊風異俗從一地遷到另一地，往往弄得彼此關係緊張，或者造成不同的地方集團之間的衝突。
最大規模的地區間的移民運動無疑是北方各省（尤其是直隸、山東）的農民向滿洲的遷移。由於清廷的限制，以往只許滿人和八旗軍使用這一地區，所以長期以來這裏就是一塊神秘的地方，但在整個十九世紀，向這塊清朝發祥地的遷移不斷增加，並且逐漸合法化了。嘉慶帝在位時，直隸和山東連年遭受饑荒和自然災害，官方就在1803年“暫”准移民滿洲。在1786到1840年間，奉天人口從807，000增至2，213，000人；吉林從148，000 增至324，000人；黑龍江則從1771年的35，000人上升到1808年的136，000人以上。面臨俄國及其後日本對東北的覬覦，清廷於1860 年才決定鼓勵移民。許多最肥沃的地區於是逐一向數量日益增多的，由於農村不安定和貧困而被迫背井離鄉的華北各省移民正式開放。1907年，奉天、吉林和黑龍江都變成了行省，阻止漢人移民的一切禁令都被取消。當時每年遷來的移民大概有三、四十萬。1911年奉天人口增加到10，696，000人，是1897 年的兩倍；吉林人口增加到3，735，000人，是1897年的五倍；黑龍江的人口則有1，453，000人。
1880年以後，這些地區的採礦業、軍火工業和各種商業發展較快，呈現出一派特殊景象。習慣與傳統的影響很小，發財容易，但是隨著政府加強財政管理，稅收的負擔也立刻加重起來，而且在沒有集體保護和集體團結的情況下，經濟上掙扎求存的可能性也越來越小了。北滿有大量非法移民、原來的犯人、土匪、冒險分子、逃荒者和探礦者，他們統稱為“紅鬍子”：這些在十九世紀之末自發地以絕對集體主義和絕對平均主義為原則建立起來的社會組織，在那裏非法地承擔著各種行政和治安的實際職能。其中最著名的是什都喀共和國，它是以黑龍江的一個支流命名的，在1885年那裏共聚居有二萬人，曾引起幾位信仰烏托邦社會主義的歐洲旅行家的好奇。
正當華中和華北各省民眾設法擺脫貧困而在國內移民之際，華南居民則嚮往海外，以期能提高他們的生活水準。
在1876年以後，官方准許和鼓勵向臺灣移民，這吸引了福建南部和廣東北部幾個府的居民；當1895年臺灣被割讓給日本時，曾有二、三十萬人返回大陸。十九世紀後半期，成群的客家人從廣州三角洲遷到人煙稀少的廣東西部，尤其是雷州半島和海南島。雲南與印度支那的東京之間鐵路通車，曾出現臨時性移民熱潮；1911年這條鐵路就載運了一百多萬名中國的四等車乘客。但是，多數海外移民還是廣東人和福建人；在1840年以後，他們遍佈東南亞、太平洋沿岸地區、古巴和印度洋諸島，並且遠及南非。很難得出海外移民的準確數字，因為其中許多移民只是臨時性的。估計僑居國外的中國人在1876年約有二、三百萬，在1908年約有八、九百萬，大部分是在東南亞。這些數字沒有區分新來的移民和自然增長的人口。在東南亞某些華人區，自然增長率大概相當高，象檳榔嶼和暹羅很早就有中國移民。
政府以政治安全的原故，立法禁止向海外移民（但又無力貫徹實施），因此移民是在極端惡劣的條件下進行的。在1850到1875年間，外國代理人和航運公司用欺騙甚至常用暴力手段招募了一百二十八萬“契約”華工，到古巴、南美（那時非洲奴隸貿易已被禁止）和馬來亞的種植園與礦山當勞工，他們實際就是奴隸。這些不幸的人們擁擠在貨棧和船倉中，食不果腹，給他們許諾的微薄工資也從一開始就被騙走，因此病死和自殺使死亡率高達百分之五十到六十。在中外輿論的一致譴責下，苦力買賣的弊端迫使清政府和有關的外國政府對雇傭辦法和運輸條件共同進行了某些控制。葡萄牙人在1875年決定禁止從澳門以契約形式移民，這在理論上結束了苦力貿易。當時拉丁美洲由於內部戰亂也開始使苦力貿易失去了主要市場。此後移民雖說是由完全“自願”的工人組成，但實際上還是有一部分是以契約方式組織起來的。在1875到1914年間，用這種形式被雇傭並被運到東南亞、太平洋地區和南非的歐洲人殖民地當苦力者數逾百萬。
清政府既不能保護契約華工使之不受外國主子的剝削，也不能保護在十九世紀最後二十五年數量的增加快得多的自由移民。不過，中國當局的態度倒的確從漠不關心轉為給以關注和警惕。在陳蘭彬、郭嵩燾、張之洞、薛福成和黃遵憲等外交官和高級官員的影響下，政府終於開始意識到華僑在經濟和政治上的重要性。從1869到1895年，曾就在主要的華僑地區建立領事館問題進行談判。清朝的外交是維護中國人的利益，反對美國和加拿大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以及澳大利亞在1890年以後採取限制華人移入的措施。它抗議虐待華僑。1893年9月13日，上諭正式廢除禁止海外移民的傳統法令，並採取措施頒發護照，禁止地方官敲榨歸國華僑。這些措施鼓勵了僑匯和歸國投資，並且在移民不斷增加的時期方便了大陸同海外華僑保持經常的聯繫。二十世紀之初廈門每年出境登記者有十萬人，新加坡每年入境近二十五萬人。1907年華僑匯回的資金有七千三百萬兩。他們還為中國現代企業提供了相當多的資本。
華僑匯款回國使沿海府縣大量居民得以維持生計；它促進了廣州地區、華東諸省、甚至往北遠及滿洲等地的工業化；就全國範圍來說，僑匯數量大大有助於彌補商業赤字和外債造成的收支不平衡。而且在南洋（即東南亞），有為數眾多而且十分活躍的華僑富商甚至還為祖國的現代化提供了大量人才和精神鼓舞。在廣州附近創辦第一家以蒸汽為動力的繅絲廠的陳啟沅、李鴻章的幕僚伍廷芳和1901年曾奉旨負責經濟發展政策的百萬富翁張弼士等人，都是南洋華僑。華僑熟悉西方事務，相信經商的優越性，而且因身處備受歧視之地而產生的一種自衛感，使他們能熱愛祖國和堅持自己的民族特點。他們帶來了影響大陸的文化模式，例如言論自由和中西結合的教育制度，1886年哈瓦那開設的一所學校就採取了這種辦學方式。雖然清政府利用其海外臣民的財富和才幹，但清末的維新派和革命派也向海外華僑尋求物質支持和羅致人才，以幫助他們逃避在本國受到的迫害。特別有幫助的是秘密會社的支持：這些秘密會社在國外已經發展壯大，這樣就便於為處於少數民族地位的華人提供有組織的保護；它們也有反對滿族王朝的傳統（參見第九章）。
在清王朝的最後三十年，華僑在經濟、社會和政治上的作用，遠遠超過了他們在人口方面的影響，僅僅在中國東南部的少數地區，華僑的人口影響才是重要的。
第03節 半無產階級的產生
在大規模民眾起義被鎮壓以後，半無產階級興起了，即令下層人民的國內遷徙和移居海外也未能緩和這一在全國大部分地區相繼產生的現象。不論城鄉地區都廣泛存在著赤貧如洗的民眾，他們生活不穩定，居無定所，受饑饉、天災和傳染病的打擊最重。當時的有識之士對這一情景作過最有份量的描述。他們把這種不幸歸咎於以下幾種情況的綜合影響：農業困難，人口增長，內戰後的遣散兵員，由於引進技術和現代化企業所造成的失業（尤其在運輸業和紡織業）。
由於大多數農民和農村手工業者生計維艱，稍有風吹草動、農業歉收或稅收加重，都會使流民隊伍擴大。當時一系列嚴重的自然災害經常使得大片地區荒無人煙。直隸和奉天在1886、1890和1891年遭到水災。江蘇約六十個縣和安徽約四十個縣從1886到1911年連年遭受旱澇風蟲災害的襲擊。受災最嚴重的是黃河沿岸諸省，成千上萬的村莊年復一年成為旱澇災害的犧牲品，使它們既無時間又無資金去修復溝渠堤壩。許多地方的水利工程被棄而不用，這便加重了不利的氣候條件造成的危害，而使問題更加嚴重；廢棄的原因不單是管理腐敗無能，而且也在於地方資源枯竭。1902年四川七、八十個縣遭受旱災，破產的饑民多達幾十萬。農村傳統的團結互助和政府的微薄救濟，對於數不勝數的、失去了任何生計的饑民來說都無濟於事了。在許多地方，遊民的比例高得驚人，陝西某縣高達百分之九十，雲南某村高達百分之三十三，湖南某縣高達百分之二十五。當然並非所有的地方都遭受了同樣的打擊；在南方的富裕地區，人們還算是比較安居樂業的；但是，對於大多數地區來說，連年戰爭和天災的影響使得貧窮化更加普遍、更加深重了。
一般說來，清政府是維護地主利益的；1854年的上諭要懲辦拒絕交納田租的農民，其罪同於逃稅。在受災的情況下，官方則首先保護有恆產的農民和有固定職業的人。窮人往往被家族或其他鄉村組織所冷落或拋棄，但卻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政府的控制網：保甲和鄉約制度從此只能約束那些生活較好的公民，而不能控制窮人的行蹤了。小說家魯迅最尖刻地給我們描繪了幾百萬擠在中國城鄉而常年求乞的可憐人。他通過阿Q的性格作了這樣的描寫：生計艱難的阿Q 有時出於城鄉人們的憐憫，有時出於他們殘酷的蔑視，到處受嘲弄和侮辱。
這些不堪一擊的人們——從農村日工、苦力、遊民、乞丐、最後直到土匪——都很容易成為社會公害的犧牲品，因此鴉片、賭博和賣淫盛行。但是，城鄉貧民也向秘密會社和民眾運動提供很容易被動員起來的後備軍。高度活躍於沿江各省的哥老會所吸收的大部分成員，就是來自破產的農民和工匠、太平軍之亂後被遣散的散兵游勇、苦力、因交通改進而賦閑的船夫等等；三合會則主要是吸收農村中的半無產階級。在十九世紀後半期，抱有政治和社會宗旨的會黨超過只具有宗教性質的教門，這似乎是與失業遊民和社會的被遺棄者的人數增加直接有關，因為會黨對他們提供了保護和支援。
因此，清朝末年中國社會底層的特點勿寧說是生活不穩定和朝不保夕，而不是在繼續發展。其總的結果似乎是使得各個集團和各家各戶的處境都每下愈況，使得保持平民百姓正常生活的傳統結構趨於崩潰，並且使得那些結構所提供的一定經濟保障也遭到破壞。
誠然，一般老百姓的前景並非全是暗淡的。在象中國這樣幅員廣闊而又情況複雜多變的國度，有許多白手起家而發財致富的例子；有從普通苦力變成百萬富翁的例子，如葉成忠；有設法把日子過得很好的勤勞機靈的農民的例子；還有一些保持繁榮安寧的地區的例子。同另一些比較富裕的中間等級的地主、高利貸者、商人和其他經紀人一起，平民中也有些人上升到了現代上層社會。中國的絕大部分人口還是由擁有少量土地、有正常職業的農民組成。這些人也有個別流動的現象（只是未經研究，我們還不能比較其比例是否比過去為高）；在許多地方，這類農民的生活資料正在減少，如山東和直隸，一個縣的平均耕地面積從1870至 1910年減少了百分之二十到五十；在某些地區，他們在全體人口中的相對重要性隨著他們人數的減少而有所降低。但是在這類農民內部，他們的地位、作用和職業的變化卻是微乎其微的。但另一方面，不再屬於傳統士農工商職業階層的人口大量增加，而且這些人也不再受反映這些階層特點的舊的組織體系和結合方式的限制。這種人包括產業工人和一切毫無恆產的人（在傳統的社會觀念中，有無恆產是很重要的）；它還包括破產的農民和工匠、形形色色的遊民和流氓無產者，以及散兵游勇和落魄文人。
傳統的社會體系便是這樣從上、下兩個方面一起瓦解的。不僅上層階級經歷了瓦解和變化，而且戲劇性地出現了一個邊緣的平民階級：他們不受法律的管轄，環境還驅使他們不受社會的控制，不受社會秩序的制約，也不受社會的尊重。
第04節 社會變化的動力
在清朝最後四十年，有許多因素促使中國社會發生變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各種形式的外國入侵。它直接造成如買辦和洋務專家等新的社會集團的產生，也促使某些行業衰退，如手工紡織業和華中、華北的傳統水陸運輸業。在許多地區，對外貿易使得經濟發展不平衡，從而增加了有些居民的貧困和失業。不過，外國滲入的間接後果似乎對中國社會的影響要深遠得多。西方人的出現以及中國同外界的接觸都推動著許多新的活動，改變了某些固有的職能，同時使得一批現代的商人和實業家、軍閥、大地主和城市知識份子新興起來，同時傳統的士紳文人階層則處在瓦解和變化之中。
然而，必須著重指出，在清末中國社會的演變過程中，知識份子運動在實現社會經濟變化方面似乎比帝國主義起了重要得多的作用。某些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試圖說明，1895至1898年的維新派是“資產階級代表”，這是沒有說服力的，因為當時中國還沒有資產階級。相反，正是這些維新派首創了資產階級，或者可以說是發明了資產階級。象張謇等士紳文人在中日甲午戰爭以後之所以突然開始投資辦現代企業，主要是出於政治和思想動機。他們的行動是由於在思想上改變了信仰或者受其他思想感染所致。只是在1905到1911年中國工業出現之後，利潤的誘惑才占上風，經濟收益才變成主要動機。中國的資本主義長期以來具有某種出於自願的理想主義的特點。
在下層階級中，仇洋反教的宣傳似乎比外國經濟剝削的惡果更能激發民眾的有力反抗。在外國人大規模活動的影響彰明較著的地區，其居民比外國人很少涉足的地區的民眾似乎更不容易掀起暴動。1870年以後，許多排外事件都是發生在外國商業勢力基本上未到達的地方，那裏有時只有三、四個外國傳教士。上海和廣州在四十多年中發生的少數事件和抵制活動，同義和團造反相比就未免相形見絀了。
然而，知識份子運動及其思想的實際能量能夠用純心理學來解釋嗎？是不是也有某些物質條件作支撐呢？
如果沒有有利的經濟變化的支持，1895年士紳文人所表現的民族主義情緒將是毫無作為的。為了認識這種變化，中國的歷史學家把眼光放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工商業資產階級興起時“資本主義萌芽”（它孕育於十六世紀以來發展起來的市場經濟之中）所起的作用上。但是事實上，我們只能從幾個有限的地方事例中看出傳統的商業同工業資本主義有直接的聯繫。十九世紀中期大規模的起義，終於打斷了這一發展過程；大作坊中的手工業生產是與辦工廠同時進行的，而不是早於辦工廠。大多數新的上層人物都是直接來自傳統的士紳文人和官吏統治階層。他們的主要收入來源一直是土地，儘管他們通過做生意和開錢莊得到越來越多的利潤。所以我們必須著眼於土地所有制問題，才能作出進一步的說明。
清末造成震撼中國社會的變化的力量，也許在很大程度上出自農業形勢的不斷惡化，尤其是在地主與佃農的關係方面。
人口增長是使長期束縛農民的“封建”關係瓦解的主要原因之一。繼十九世紀五十到七十年代中國內戰的大量傷亡之後的二十年中，人口又恢復並超過了1850年的高水準。雖然太平天國戰爭肯定使長江下游人口增長放慢，但華北平原的人口看來是在加速增長。問題不僅是有更多的人需要養活，而更複雜的是，根據家譜等等資料來看，特權階層的出生率要比較高一些。這便產生了幾種同時出現而又矛盾的現象：對佃農剝削加重；地主喪失權威；衰退和貧困更加普遍。
農民之間的競爭加上地主的新需求，造成了地租的增加和浮收的加重。這種現象是逐步產生的，但變得越來越普遍了。地主一旦決定卜居城鎮，就不再提供種籽和工具；他們到收穫季節也不再親自監收，而開始改收固定的糧食或貨幣為地租；仍舊留在農村的地主也採取這些辦法。為了防止佃戶拖欠，還廣泛採用押租制，其數額往往高達十年的地租。這種作法在太平天國之後重新分配的土地上被廢止了，長期租地制也逐浙棄而不用。地主利用貨幣和農產品市場價格兩方面的波動以使地租換算率有利於己，並且進一步從事市場投機來從中獲利。因軍費開支而加重的財政負擔、現代化的費用和公私稅吏成倍增收附加稅，大大加重了小生產者即小戶的負擔，而大地主即大戶則利用其影響規避這種負擔。1876年發表的馮桂芬的遺著對太平天國之後江南的減租還表示過樂觀，可是蘇州文人陶煦不久就在《租核》一文中揭露了1863年改革的虛偽和不公，因為這項改革僅僅有利於那些同大官僚有聯繫的少數貪婪的家族。他抨擊了地租的過分增加、大戶的傷天害理的殘暴行為、小農負擔倍蓰地加重所造成的減產和農業生產力的下降等現象。估計在辛亥革命前夕，農民的經濟負擔比起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來，即使沒有增加兩倍，也增加了一倍。到那時，田賦還算是農民較輕的負擔，但也已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到八十。誠然，農民總的實際負擔由於通貨膨脹可能比太平天國之前較輕。但是總的來說，租稅更加不平等，徵收方法對納稅者更為不利。1895年以後為了滿足戰爭、債務和變法的需要又使稅額猛增：凡此種種加在一起就把平民百姓壓得喘不過氣來了。
也許一個尚未加以具體研究的重大原因是那種講求個人關係和社會責任的體系已經分崩離析，而這種體系本來是能夠緩和對抗和激烈的階級衝突的。這個體系曾經保持過農村社會上下一條心，此時則越來越破裂了。以往地主或地方名流在歉收之年減免租賦，或向佃農和小農提供幫助和各種保護，而此時這些情況越來越罕見，或者越來越成為麻煩的負擔了。紳士名流城市化的必然結果是地主離開土地遷居城鎮，它雖然不是造成體系破裂的唯一原因，卻加劇了這種破裂，因為仍舊留在農村的地主肯定不會表現出更多的儒者的仁愛之心。地主的無情，尤其是在進入城市以後，破壞了他們與佃戶關係中曾經有過的相互信任和道德權威。實際上，這使感情更難建立，並且使雙方所藉以承擔義務的默契中的靈活性也減弱了；它直接打擊了中國社會賴以運轉的中心觀念——“感情”（即人與人之間關係的互惠意識，或者勿寧說是不同境遇的人們之間互相承認對方和個人承擔義務的情感）。十九世紀末竟有那麼多受過教育的中國人慨歎上下“一心”已經不復存在，並且感到傳統做法的失敗而寄希望於西方能夠提供醫治其制度的藥方，這些現象的出現可以說決不是偶然的。
然而，許多小康的有地之家因受到戰爭破壞、官僚勒索或食指日繁之累而敗落下來，但它們在地方上仍舊起著集體負責的作用。充當著農村社會同外界官府聯繫的仲介。可是二十世紀之初的華北許多農村，貧窮使這些家庭喪失了它們的代言人，以致再也沒有這些人以書寫的有力方式來反映它們的利益了，所以，現在留給它們的只有一條道路：造反民眾運動及其社會影響
光緒和宣統時期當然沒有發生可與太平軍、撚軍和回民起義相比的農民暴動。但是，這些規模空前的起義開始破壞了傳統的農村社會，後來其他民眾運動又繼續加以破壞，不過影響的大小各有不同而已。在1840至1911年間，強弱程度不等的各種事件層出不窮。經歷了1850年到1875年的高潮之後運動有所緩和，然後在十九世紀之末又勃發起來。楊慶堃曾對《大清歷朝實錄》記載的民眾活動作過定量分析，其頻繁程度有如下表：
《實錄》所提供的這些數位看來相當低於實際數位，在辛亥革命前尤其如此。當時上海的《東方雜誌》作過調查，1909年曾發生起義113 起，1910年285起。還有值得注意的一個事實是，緊接大規模動亂的相對平定之後，事件的平均持續時間更長，參加人數也增加了。華北（尤其是直隸省）雖然依然是動亂的主要地區，但動亂已遍及中國的各個省份。
雖然這些事件都不能與太平軍起義相比，但是清末的義和團運動在北方各省持續了三年，把清王朝拖入了反對列強的戰爭，接著發生的動亂又遠及四川和滿洲。在廣西，天地會在1898年發動的短命的起義，在1900年又恢復了活動，並在1903年威脅到鄰省。鎮壓這次起義動用了幾十萬軍隊，但起義軍還是堅持到了1906年。約從1890年起，政府被民變頻起鬧得惶惶不可終日。
這種民眾騷亂有什麼社會意義呢？在新的研究作出新的結論之前，看來許多民眾運動只具有特定的形式，並沒有公開宣稱的或顯而易見的社會目的：它們無非是一些騷亂，只反教士、洋人和中國教徒，並且排滿，或者反對現代技術，而不反地主、富人或稅吏。據楊慶堃統計，這類動亂在1876至1911 年《實錄》所載的事件中占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主要從這類動亂中產生了組織得更周密、對清帝國的安全構成最大威脅的騷動：即1891年長江流域的排外風潮和義和團運動。
在這些騷亂中，參加者的社會成分是非常複雜的。鼓動者和領導者當中除手工業者、船夫、小販、散兵游勇、算命先生和和尚之外，還有許多士紳文人、有抱負的官員、衙門胥吏、上層地主和商人。農民與苦力、流浪漢、無家可歸者或青少年等，他們在起義軍中占少數。義和團的情況就是如此。楊慶堃的統計表明，《實錄》所載光緒和宣統兩朝發生的事件中有三分之一以上都注明了領導者的社會地位：這些人物中的百分之五十七都屬於統治階級或者至少與統治階級直接有關係。這些人有士紳文人、官吏、貴族、地主、有地位的商人、官員的奴僕和衙門的差役。領導層既然有這樣的社會淵源，這就使得動亂都像是內戰，而不像是階級鬥爭了。
確實，清末經常發生的動亂大部分是秘密會社煽動起來的，這些秘密會社的成員複雜，它們的宗旨也模糊不清。它們雖然反對現存制度，卻又依附於它；它們起著調節傳統制度的平衡的作用。秘密會社的成員與正統社會決裂的原因，往往是出於個人的不幸遭遇、野心或個性，而不是出於共同的經濟條件。秘密會社具有結拜兄弟的各種特點。它們志在維持在官方秩序以外的人們的生活，並對他們進行約束，從而使這一秩序不致徹底崩潰。它們在傳統社會中的結合，表現在它們的地方性、它們對過去太平盛世的嚮往、它們的許多禮儀和它們傳奇式的尊號。一旦形勢需要，它們的領袖會毫不遲疑地與政府當局妥協或互相勾結起來。在十九世紀之末，長江流域許多名門大族至少有一個成員加入哥老會，以保護親屬免受會友的侵犯，同時又可使會友得到地方當局的寬厚待遇。
因此，清末的許多動亂很難被認為是嚴格意義上的農民戰爭或階級鬥爭。但是，我們仍不應當否認其經濟和社會根源，也不應當根據單純的政治對立或叛逆來看待它們。事實上，每次反對外國傳教士的騷動，總是發生在農業歉收或者地方經濟出現災難以後。1886年夏重慶糧價猛漲，憤怒的群眾就燒毀了新教教堂。長江流域在連年遭受水災和歉收之後，1891年就發生了騷動。自1895到1898年，山東發生天災、饑饉及橫徵暴斂，接著就爆發了義和團之亂。遭到襲擊的傳教士往往已經變成了仗勢欺人的土地擁有者；他們獲得了大量土地，有些土地還是用欺詐手段奪取的族產或廟產，而且他們只准許教徒耕種這些土地，卻又拒不承擔地方上的公共義務。中國教徒被指責向洋人賣身投靠，以謀求不受當局的管轄和擺脫貧窮。拉幫結夥襲擊傳教士的人和大批秘密會社的成員，恰恰都是那些自己知道沒有希望得到這種保護的人們。銳氣最盛的民眾運動的領導人便是從這些人當中產生的。義和團的兩位主要領袖曹福田和張德成，一個是被遣散的士兵，一個是運河上因輪船興起而失業的船夫。
許多排外的騷亂威脅甚至搶動地方上被懷疑倚仗洋人的社會名流的財產，而且還攻擊衙門。拳民雖然主要是反對外國人，但是也提出了社會要求，儘管他們是與清廷站在一起的。他們的社會綱領超不過原始性的劫富濟貧，以及主要旨在要求一般農民更爽快地供應糧食的“護民”的口號。但這種原始的社會反抗始終是義和團行動的固有特徵之一。1900年以後分散在北方和四川等地農村繼續進行抵抗的集團也都打著這種旗號。清末的排外和反滿暴動的特點之一並不是它們沒有社會內容，而是簡單的經濟對抗被賦予了政治色彩，這多半是受到秘密會社的影響。
總之，洋人和滿族只是引起標誌著清末特點的動亂的次要原因；民眾運動也不僅僅是由秘密會社引起的。兵變、匪徒嘯聚、劫掠、搶米風潮、抗稅暴動和抗租運動：這些都是常見的地方騷亂的具體表現形式。騷亂常常通過簡單的反抗和自發行動表現出來。遇到歉收，人們就會立即拒絕交租，甚至痛打地主的監工以表示堅決的抗拒。官吏們變本加厲的暴戾和貪婪也激起了一些地方性的小事件，例如群眾可能把判決不公或下令增稅的官吏趕出衙門；參加公共工程建設的民工可能罷工抗議官員克扣工資；囚犯可能殺死百般肆虐的獄卒等等。
在各種鬥爭方式中，赤裸裸的暴力行動占絕大多數。暴力針對統治機器和壓迫。群眾襲擊衙門、監獄、豪門富戶、監工、稅吏、高利貸者、商船和公私糧倉；他們燒毀債券地契和帳本。暴亂的發展開始是緩慢的，然而一旦展開便呈現其力量，有時只限於個人暴力行動，但是也可能發展到結成一支名副其實的武裝軍隊。暴動者利用鄉下可以弄到的各種武器來武裝自己，如長矛、大刀、棍棒、老式步槍等等；如果事態延續下去，他們還可能得到彈藥供應（這要感謝秘密會社的幫助），甚至能得到兵員補充。州縣官員和地方名流都清楚知道，人民能夠長期忍耐和等待；他們也知道適時讓步就可能撲滅一場正在醞釀的起義。然而在十九世紀最後幾年，他們取得的成就越來越小，討價還價的能力也開始枯竭，這尤其是因為越來越多的人一無所有，只有使用暴力才能生活下去。一旦騷亂發生，官府便越來越可能訴諸武力鎮壓以驅散肇事者，既不謀求仲裁，也不搞妥協。但使用武力似乎只會增加暴力行動。
除使用暴力以外，1880年以後社會動亂的特點是具有政治色彩。如果注意《實錄》所記載的騷動分佈地區，就會發現這一特點。以京師為中心的北方地區動亂最為頻繁；差不多半數事件都是發生在行政中心如北京、各省省會和府縣治所。甚至那些偶發的小事件也都表現出這種政治色彩。例如農民會抓走衙役，或者進城攻打衙門；或許還會有個把落魄文人加入饑餓的農民一夥搶劫南方農村中的倉米，甚至張貼反詩。即使起事是出於個人或私人原因，例如加租或家族世仇，但是人們都寧願去攻擊同對方有聯繫的政治權力的象徵。
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到義和團起事，社會動亂的政治色彩似乎主要是因為秘密會社的影響而表現出來的。事實上，由於十九世紀中期的大規模起義失敗以後，下層各階級處於大混亂之中——人口流動、人心渙散、農村解體、特權階級重新掌權肆虐等等，這時它們才發現秘密會社成了那些突然感到身陷危境而束手無策的人們能夠依靠的唯一組織。秘密會社發展很快，大量的散兵游勇、第一批受到技術現代化排擠而失業的犧牲者，都紛紛加入秘密會社。例如十九世紀最後三十年，在長江中下游太平軍已被鎮壓、散兵游勇不可勝數和輪運也最發達的這一地區，哥老會非常迅速的發展就不是偶然的現象。遍佈全國各地的秘密會社篤信反滿思想，即使不首倡起事，也常常鼓動起事分子向官府挑戰。
不過，在二十世紀之初，秘密會社就不再對社會動亂的政治化起著不可缺少的決定性作用了，儘管沒有證據表明其影響有任何實質性的減少。同革命者一起採取行動，表明秘密會社的政治形象有所減弱。但是更說明問題的是，幾次規模相當大的民眾運動的發展，都是在沒有秘密會社支援的情況下向清王朝當局提出挑戰的；例如在1909至1911年中，浙江、甘肅、貴州、滿洲和山西等地發生的與禁種鴉片的禁令有關的持續幾個月的騷動；同一時期在華中數省發生的反對穀物漲價和提高田賦的暴動；1906年以後各省因人口普查、資助新學和改革運動而引起的動亂等等，情況都是如此。起事者搗毀公共建築、辱駡政府、監禁甚至處死地方官。1910年5、6月間，在山東萊陽曾發生反對增加苛捐雜稅的衝突，當局企圖把衝突歸咎於地方的上層人士，結果發展成為空前的暴力行動。參與其事者達四萬多人，死傷約一千人。
文獻材料表明，所有這些動亂都是經濟因素觸發的，因為經濟因素更加激化了先前由於各種原因造成的不滿情緒。然而，某些作者認為這些社會鬥爭遠不是反映生活條件的普遍惡化，相反地，卻是表明人們難以適應旨在改進整個局勢的各種變化。他們的論據是其說不一的：或者說與十九世紀中期的內戰相比，光緒和宣統年間的民眾運動比較軟弱；或者說極端貧困只會迫使農民竭盡全力苟延殘喘，沒有餘力去鬧事。誠然，在廣州某些地區，農業的商品化使得農民對地主有較大的獨立性，因此他們有勇氣拒不交租。然而要作出如此概括性的解釋得根據詳盡的經濟研究，可是現在這樣的研究畢竟闕如。目前的研究狀況和擁有的材料只能斷定，清朝最後幾十年雖然有些農民提高了生活水準，但是真正的窮人所占的比重增加了。民眾運動的大多數參加者就是這一類人。
不過，民眾運動之所以影響社會變革，顯然主要是由於其政治色彩，這也是事實。從民眾運動突出地看清了清王朝政權機構越來越無力維持社會秩序，它們還削弱了它殘存的力量。有人指責清末農民運動說：它們的目的同早年的農民起義相比幾乎沒有改變；它們對外國之侵入中國這一總的歷史趨勢仍然比較遲鈍；它們放棄了太平天國受西方影響而作的現代主義的革新努力；以及說它們不能以新的眼光來看待中國等等。的確，除了同共和派合作的起義（儘管它們的政治思想是抄自國外，它們對農村土地改革的主張也是溫和的）之外，這些民眾運動從未提出哪怕能與太平天國相比的綱領。它們從未提出任何明確的“革命計畫”。
然而，緊接在這類自封的造反之後，社會進步總是要加速的。民眾力量的不斷打擊，動搖了維護舊的生產關係和保護社會上層對農民剝削的政權。當包括社會名流在內的各社會階級不再支援統治政權時，上述的情況就成了產生任何革命形勢的基本因素。事實上，上層人物雖然指責清朝無能，但他們在鎮壓太平天國之後通過在地方上擴大勢力和勒索行為也得到了這個政權的好處，因此他們極力想維護這個政權於不墜。至於農村的上層人物，他們的不滿和蔑視是由於出現的政治制度不能再向他們提供必要的支持。他們也不知不覺地拋棄了這個制度所固有的相互支持和集體負責的社會觀念和價值觀。十九世紀之末許多士紳文人都指出，“私”已經壓倒了“公”。這顯然是一種倒退。但是這個“私”又導致另一個“公”的出現，即國家民族的集體感。社會不太平和對民眾憤怒的畏懼，也促使許多社會上層分子從事新的職業。這種趨向在1891年的騷動浪潮過後遍及華中，在義和團起義之後更是遍及全國。上層人物的這種轉變以及他們逃進城市，在很大程度上乃是來自下面的壓力同他們維護特權的本能相結合的結果。新的工商業者和現代上層分子經常表示希望多提供就業機會，希望消除大眾貧困和愚昧，這就顯然表露了那種埋藏很深的情緒。然而奇怪的是，社會重視技術特長——清末社會的一個特點——歸根結底是義和團的拳頭打出來的，而不是洋人的炮艦和梁啟超的譴責造成的。義和團咄咄逼人的拳頭迫使當局匆忙尋找新技術和新辦法來保持它的地位。
民眾起義在影響清末各階級的社會動員這一新現象中，也起了重要作用。這種情況雖然沒有影響到社會地位或生產關係，但卻表明人們對個人行動在社會中的作用的看法正在改變。每次騷動本身就是社會動員的一種形式。不僅如此，民眾運動還通過模仿和自衛反應促使各社會階級的聯合，以便集體干預公共生活。例如他們倡議建立自衛組織，發起保護和發展新式學校或民眾教育的運動，在北京和各省省會舉行抵制洋貨和抗議集會，等等。
民眾起義也維護了清帝國領土的完整，它們使列強懾於民眾起義，特別是在經歷了義和團起義的恐怖以後，列強放棄了肢解中國的希望。然而，民眾起義雖然沒有讓維護民族統一的支柱垮下來，卻使傳統的制度及與其相關連的、受到天子支援的政治、社會和道德秩序等準則全部崩潰了。
清朝的覆滅並沒有使傳統社會隨之湮滅，而是使它越來越陷入混亂。士紳割斷了自古以來同君主制的聯繫。產生了新的特權階級：軍閥、包括工商資產階級在內的現代上流社會以及大地主寡頭集團。農村共同體鬆散了：宗族內部互相救助的組織的活動範圍縮得更小了；湧進城市找工作的流動勞動力（他們在城裏被行會所歧視）和無家可歸、無以為生的人越來越多。這種混亂不只是遍及各地，而且是上上下下無不如此。社會機構受到下層力量的打擊而被削弱，開始逐漸瓦解。太平天國之亂標誌著這一瓦解的開始，它的最大作用也許不是在於破壞了人們對其主人的尊敬和信任，而是在於鼓勵傳統的統治階級獲取更多的地方權力，以改變它同清政府的關係。這就使得君主及其代理人失去了作為仲裁人和管理者的作用，從而剝奪了他們掌權的最有效手段。在以後的幾十年當中，民眾起義的騷擾、外國影響的擴大以及政治制度顯然無力維持社會穩定的情況，都進一步損害了社會結合的機制。剛剛形成的城市上層社會企望建立一種新的政治秩序，不僅把傳統的鄉村社會置諸腦後，而且把對它的約束和它內部的團結也拋諸九霄雲外了。
因此，這是一個脫了節的社會制度，隨著1912年2月12日的清帝遜位元，它的結構也被腰斬。清末的社會變化既是政治權威削弱的原因，也是政治權威削弱的結果。一個顯著的特點也許是社會現象同政治現象相互之間有著特別密切的關係；這個特點來自中國社會的傳統組織方式和中華帝國所信奉的遍及各地和無所不包的儒家思想。最後，這種變化的局面的結果是通過以下的長期趨向表現出來的：同外國的關係進一步促進了商業的發展，提高了商人的社會地位，加強了國內幾個地區的結合。這些結果跟天災一起，還使農村共同體日益發生困難。
1911年的中國表現了一個脫了節的社會所具有的兩面性的面貌（這個社會也是培育1911年因反對清王朝而聯合起來的許多新社會力量—— 例如新軍、現代上層社會和革命志士——的溫床）。一個逐漸喪失了靈魂和精神而留存下來的社會外殼，是包不住這個新生命的。但當時被人們稱呼的少年中國，對自己的特性心中無數，它又建立在無法辨別的千變萬化的地區條件的基礎之上，所以它也許不過是一場春夢。倘若沒有民眾的壓力長期把清王朝的元氣耗盡，那些暴發戶、年青軍官和活躍在大都市的知識份子，有可能推翻清朝嗎？可是最終還不是靠少年中國的猛擊一掌才迫使清帝退位的嗎？而這又難道不是由於最高統治層政治意志力的衰竭所造成的嗎？辛亥革命作為一次城市起義，被視為鴉片戰爭之後社會發生空前變化的產物，被看作是那些背棄古老的農業帝國而轉向西方以尋求建立政治組織和發展經濟的新技術的城市化精英人士腦力勞動的成果。不過，儘管民國此時已掌握在新的社會精英人士手中，但使它誕生的清朝的滅亡卻是全國農村中深刻的運動逐漸取得成功的結果。
共和革命運動
第20章 共和革命運動
前言
1911年秋和1912年春這期間中國發生了一系列事件，人們稱之為辛亥革命。它最突出的特點是清王朝被推翻，帝制改成了共和。雖然分析家們對許多問題有見仁見智之不同，但是直到最近這次革命的重要性才引起人們的懷疑。一位蜚聲壇坫的學者曾經認為它沒有實現什麼社會改革，所以這次革命是一場“假革命”；另一位學者認為，舊的統治階級仍象在過去易代之際那樣保存了下來，所以辛亥革命只是又一次“改朝換代式的革命”。由於對舊說提出了這樣一些挑戰性言論，辛亥革命的性質就成了一個熱烈辯論的題目。
在近年爭論中不斷湧現的大量新觀點中，有兩種是我們這一章的出發點。第一，辛亥革命不僅完成了從王朝到共和國的政治變革，它也完成了種種社會變革，例如出現了新的社會集團和改變了舊的社會集團。因此，最好是把辛亥革命理解為二十世紀社會革命中的1900—1913年階段，不應僅僅看做是整個政治變化的1911—1912年階段。其次，根據這種廣義的概念，革命者的重要性遠遠不是象舊說法所認為的那樣。這是一場大於它所有的領袖的革命，是“ 一次沒有真正領導者的革命”。根據這種看法，辛亥革命運動對1900—1913年事件所作的貢獻，不如它所創造的革命傳統那樣重要。總之，我們目前的解說傾向於兩個與以往不同的論點：辛亥革命是比通常所認為的更大的一個非常事件，但它的實際成就比通常認為的要小。
最近，學術界提出的問題是要探明：它是多大程度的一種革命？誰應對所發生的事負責？這段時期在整個中國革命史中占什麼地位？有一種嘗試性的答案以下面這種認識開始：即在1911—1912年，種種抗議運動臨時湊合在一起了。其中有些是革命的，有些則不是革命的，但綜合我們試圖加以闡釋的種種理由，不妨認為：在那個時候，所有這一切抗議運動都認為，在當時應該擁護以共和國取代清王朝，或者至少對此應該表示接受。由志趣各異、利益和社會背景各不相同的成員所組成的一個脆弱的聯合，產生於一個處於大變動狀態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有些舊紐帶已經斷裂，另一些紐帶反而有所加強；有些新的方式方法正象盛開的花朵，另一些方式方法只是在不同程度上在萌芽和成長。換言之，到了1911年中國已經不再是一個統一的中國了。那些彼此齟齬的意見可能模糊了這一事實：在中國的某些部分是有社會革命的，但在另外一些部分則又看到傳統的權威和階級關係恢復了力量，而且在這兩者之間又有許多程度不等的情況。事實不僅僅是每一種說法都具有一部分真理，而且是中國社會在1900—1913年時期已經分裂，並且開始沿著新路線重新組合起來。1911年不是象某些舊說法所認為的那樣是現代民主運動史上的主要轉捩點，它是中國將近二十年大動盪的頂點；這二十年中國發生的變化比以往許多世紀的任何二十年都要急劇。可是，這種變化的發展很不平衡，其部分原因是因為革命者只是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到1913年之間許多活動力量中的一股力量。革命運動促使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以來維新派和反維新派紳士之間早已存在的比較溫和的分裂變成勢不兩立的鴻溝，結果使前者發現自己與革命派之間的共同點多於同反維新的紳士之間的共同點。至少暫時看來，紳士地位與其說是表示一種團結統一的力量，倒不如說是表示政治態度和思想意識的標誌。新的鴻溝分裂了主要已經西洋化的都市中國和傳統的大部分農村中國，並且它促進了開始超越舊有親屬、階級和鄉土紐帶的新結合和新結盟；商會和政黨就是這種組合的例子。這些革命運動形成的分裂、組合、利害關係和思想感情，又形成了中國以後幾十年的生活。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1900—1913年時期代表了中國革命的第一階段。
第01節 早期的聯盟：1905年以前的革命運動
中國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基本上還是統一的。產生最深刻分歧的問題——即應向西方學習多少以抗拒西方的問題——並未使一些人產生推翻傳統制度的認真打算，甚至沒有產生這種傾向。人們普遍設想，學習國外技術是為了保衛中國文化。這一共同的想法綽綽有餘地彌縫了所有的不同意見。
在九十年代的中葉，這種共同的意見被第一次革命的刺耳之聲打開了缺口。在孫中山的宣導下，一個小組織成立了起來，它以推翻清廷、建立民國為職志。它促成了1895年的起事，雖然遭到失敗，卻標誌著武裝革命的開始。
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末期，從傳統陣營內部泛起的另一股思潮也匯合到革命運動中來。日本在甲午戰爭中的勝利使許多維新之士相信：自強運動已告失敗，需要進行更加深遠的努力。1898年的維新運動失敗之後，有一翼變得更加激進，而且自此以後，主要在梁啟超領導下，它搖擺於革命和改良之間。
共和派革命分子與激進維新派這兩個集團都在海外留學生中間尋找支持。從1902到1905年，留學生人數增至約八千人，足以引起政府及其政敵的注意，足以在一切中國革命者中間構成人數最多、喊聲最高和行動最活躍的一支力量。
這二者都不是組織完善的，或緊密結合的集團，但它們共同地都希望喚起和保衛中華民族，使它富強，即令為此目的而要大大地犧牲傳統的文明也在所不惜。偶爾他們也想合作共事一番。但大部分時間他們卻是各走各的道路，同時清政府卻保持著政治主動權。因此，革命運動在它的頭十年只是一棵幼苗，對事件沒有決定性的影響。
孫中山是創建中國最早一個公開以革命為宗旨的團體的主要負責人。他1866年生於澳門附近的廣東香山縣，1879年去檀香山，而在檀香山和香港的華僑中間和西洋學堂中度過了他的性格形成的年代。海外環境給了他決定性的影響。相比之下，他在鄉下的兒童時代對他性格的形成影響較小。他是一位西方化了的中國人：說英語；信基督教；得了醫學學位；他生平多半或者住在中國的外國人邊緣區——即住在香港或上海等通商口岸，或者住在外國的中國人邊緣區 ——如美國、日本和東南亞的華人社會。孫中山自十三歲到四十五歲期間只有約四年是在中國。在他最親密的夥伴和支持者中有外國人士。孫中山很早就贊羨西方和日本，特別贊羨它們政府的力量和效率、它們的科技水準和經濟發展以及洋溢在它們社會之中的幹勁和活動意識。
基於他與外國生活的接觸和對十九世紀中國維新派思想的瞭解，孫中山起草了一個改革的建議，企圖在1894年給李鴻章上書。建議書的內容只不過是當時的老生常談。他強調需要發展西式教育，促進商業，鼓勵科學技術的發展，特別是要想法使科學技術用到農業上去。孫中山這時所寫的內容大多是中國改良派三十年或三十多年來所說的東西，並無一項可以稱得上有革命性。但它令人感興趣的是：首先，孫中山1894年年中的這一溫和的常人之見不久就變成了革命的想法；其次，他認為那位在中國最當權的官員應該親自傾聽一下一個剛畢業兩年的青年醫生的呼聲。對孫中山思想的急劇轉變尚未見有清晰的解釋，但他試圖把他的思想直接捅到最上層去，這表明不管他的思想多麼溫和，他無意在行動上也溫良恭儉讓。當一次訴諸極峰當局的努力宣告失敗，孫中山就下定決心再搞一次。不管他在1894年的急劇轉變有什麼原因，這一事件表明他意識到了他個人的使命，而這正是他整個一生的特點。
孫中山未能使李鴻章聽一聽他的陳述，經過這一挫折之後他決定返回檀香山。他在那裏組織了中國第一個現代的革命團體——興中會。兩個月以後，即1895年1月，他去香港，糾集幾位舊友和老相識建立了興中會分會。這個分會代表著孫中山和楊衢雲之間的聯盟；楊衢雲也是一位革命者，他甚至比孫中山更洋化，此時是香港分會名義上的會長。根據現有的材料，不能證明興中會從一開始就馬上公開宣佈以反對清王朝和擁護共和為己任；但是有力的材料證明，孫中山和檀香山二十幾個入會者中的至少幾位受過較高教育的人，立志要搞共和革命。可是，這個組織的章程當時只是強調了外國對中國的威脅，以及清廷的軟弱腐敗使它不能抵禦帝國主義。這一愛國主義的呼聲至少在未來的九、十年內一直是他們革命觀點的核心。
檀香山和香港的這兩個組織又小又弱。經費不足常使它們大傷腦筋。原來的會員總計不過幾十或百把個人，從未超過幾百人。除了很少的例外，會員都是廣州地區的人，而且幾乎三分之二是住在中國本部以外的地方，他們與四億同胞的聯繫差不多只限于親屬關係和跟秘密會社的一些鬆散聯繫。它們的組織鬆弛，彼此之間也只是偶有聯繫。它們不是訓練有素和組織完善的精英集團，並不象我們在現代革命中所見到的那樣。但他們是中國政治中的新元素。會員幾乎都是窮苦而未受過教育的人。差不多半數是商人，約四分之一是勞工。那少數幾位有影響有文化的人中大多受過現代教育。有幾個人（包括孫中山在內）學過中國的經典書籍，但沒有一個人可以被認為是傳統的文人。反之，興中會代表了仍然被普遍認為是下層階級人民中的典型人物。
在甲午戰爭仍在進行的1895年3月，就有人開始擬訂一次起義的計畫了。雖然和約已在4月間簽署，但幾個月後形勢仍然有利於搞暴亂。和約條款對中國非常不利，所以在廣州地區，人們特別為之憤懣不平。大量遣散的士兵在鄉里遊蕩，有些人就流為盜寇。從紳士到農民，社會各階層人民都心懷不滿。入秘密會社的人數增加了，小規模起事變得更加頻繁了。
基督教傳教士及其中國信徒，是孫中山的支持者中間表現很突出的人們。在幾個小規模的公開組織（一個廣州的“農學會”和一個長老會會堂）的掩護下，興中會置辦武器，在散兵游勇中招募兵員，與秘密會社及地方民團的人員接關係。孫中山至少早在1886年就與秘密會社串聯過，它們大規模反政府行動的潛力一直吸引著他的注意。它們的吸引力恐怕多半得力於它們擁有廣泛的分支網路，同時也由於這樣的事實：象孫中山自己的追隨者一樣，那些人主要代表了中國社會中的“局外人”或“無權無勢的一群”。秘密會黨的會員包括流浪的勞工、喪失了土地的農民、被遣散了的士兵以及喪失生計的人們，另外加上土匪、海盜、小偷、走私販子和其他一些更不體面或更易鋌而走險的人。但特別在困難年代，他們還吸引著科場失意的士子，甚至還吸引著某些紳商人物及其他個別家道殷實或體面的人士。這些人往往當上了秘密會社的頭子。恰恰是這些頭頭們參加了興中會。因此，孫中山與秘密會社的聯繫使他能接觸形形色色社會背景的人們，雖然他並未羅致到大量的追隨者。
孫中山的追隨者人數太少，並且他們缺乏組織，在中國的根基又太淺，但這些都沒有使孫中山感到苦惱。他認為反清思想是如此強烈和普遍，以致大有一觸即發之勢。他的戰略是想在大陸贏得一個立足點，建立一塊飛地，使革命志士能由此點燃一個地區性的或全國範圍的熊熊起義烈焰。但是，國內的盟友人數太少而不可靠，同時，把人員和物資供應從香港等鄰近地區運進國內的問題也不能解決。1895年的準備工作落後於形勢，舉事被推遲下來，一艘運軍火的船隻被攔截，計畫被廣州當局察覺，香港來的軍隊被拘捕，因此，未發一彈（至少在革命黨人方面是如此），起事計畫就偃旗息鼓了。
孫中山倖免一死，最初藏匿在一位基督教傳教士家裏，後來取道香港，最後到了日本。他在那裏割掉了辮子以示與滿人的中國決裂，並裝扮成一個日本人。（這一行動只是象徵性的，這點他雖有所認識，但並不深刻。他長期在國外的經驗已經大大地改變了他先人的傳統，孫中山以後十六年中再沒有踏足過中國的土地，只有一次例外，即他在1907年12月某日曾視察過東京—廣西邊境的一次叛亂。）孫中山和他的兩位助手——陳少白與鄭士良——一起在橫濱建立了一個小小的興中會分會。孫中山讓陳少白負責日本的事務（在日本，他得到一位他在檀香山結識的日本基督徒的幫助），讓鄭士良回香港發展與秘密會社的聯繫，然後他自己出發去檀香山、美國和歐洲。由於他在中國受挫，他希望在海外發動革命。
1896年在倫敦發生了一件奇遇，它足以顯示孫中山向外國人求助的本領和他適宜於做驚天動地大事業的品質。孫中山走進了中國駐倫敦公使館，其原因至今沒有完全弄清楚，不過有足夠的理由假定，他是經反復權衡才冒此風險的。他被監禁了十二天，已經準備好把他解送回中國，要使他落得個悲慘的下場。在危急時刻，兩個當過孫中山的老師的英國人來搭救了他，他在眾目睽睽之下獲釋。孫中山馬上抓住這個機會，接見如饑似渴的新聞記者，然後寫信給英國的主要報紙，對它們以及英國公眾和政府感謝。他給新聞界寫的信顯示了他一生事業的特點，即他相信應訴諸西方人士的純良秉性，應努力說服西方人士知道他正在盡力為他的國家做好事，如果那些好心的西方人士與他易地而處，也會這樣做的。他寫道，這整個事件又一次證明了“盛行於英國的慷慨的熱心為公的精神，證明了它的人民卓然不群地表現的對正義的熱愛……我現在更加強烈地知道和感到一個憲政政府和一個文明的民族意味著什麼，這使我以後要更積極地為我自己可愛而備受壓迫的國家尋求走上進步、教育和文明的道路。”
孫中山還寫了一篇短短的自傳和一本小冊子《倫敦被難記》，這本書是用英文寫的，但他後來又不予承認。它在1912年才用中文發表。孫中山對外國公眾的重視再也沒有比在這次事件中表現得更加清楚了。他幾乎立刻成了國際聞人，儘量利用由此產生的每一點每一滴公開的名聲。他不論做什麼，哪怕是上教堂，也盡可能著眼於影響輿論。他發展了很廣泛的個人聯繫，從俄國的革命者到英國的傳教士，他都有交往。他發表了好多文章（其中的一篇發表在《雙周論壇》），呼籲必須“完全打倒目前極其腐敗的統治，而建立一個漢人的賢良政府和清明吏治，最初可用歐洲人的建議，在若干年內還希望得到歐洲人的行政幫助。” 在他從中國駐倫敦使館轟動一時的獲釋之後的八個月期間，他儼然以一位世俗傳教士或運動領袖這類人物自居——這一運動會使中國身受現代西方政治文明之益，也能鋪平走向西方商業發展的道路。
因此孫中山的要求只是英國准許他返回香港，而列強應保持“善意的中立”。他的要求被拒絕了。英國仍然認為，它的利益所在最好是堅持香港總督在孫中山1895年密謀舉事之後不久所頒發的五年驅逐令。孫中山絲毫沒有表示氣餒，因為倫敦的經驗和正在贏得的有利的公眾影響使他興奮異常，這只會使他感到樂觀。為了使他能擔負未來的重任，他把以後五個月的大部分時間用在在英國博物館讀書。孫中山可能是在這幾個月接觸了大部分西方思想，後來他就想把這些思想融合到他的中國革命綱領中去。特別是他強烈地被亨利•喬治的思想所吸引，因為亨利•喬治的思想在英國知識份子——例如費邊社會主義者——中間風靡一時。同時，他在倫敦的歷險使他在日本和其他地方的潛在盟友之中出了名。孫中山的聲譽日隆，這有助於他在1897年夏回日本途中在加拿大的華僑中間籌集款項。當他到達日本的時候，他得到了從未有過的最有利的同情；這一次同情是來自一批日本的擴張主義分子冒險家。他通過他們會見了日本重要的政界人物，從此他就認為日本可以成為中國的“天然盟友”。孫氏取了一個日本名字“中山”，其音讀為Nakayama。他致力於學習日文，廣泛交結新朋友。由於歐洲未能給他以幫助，他就只好求助於另一個外國緊鄰了（見第六章）。
孫中山和他的新同志們一起投入了極其廣泛的活動。由於有日本人做居間人，他想通過恢復和康有為、梁啟超及其他維新人士的合作來開始他的活動。這些努力早在1895年初就已開始，斷斷續續進行了約一年半時間。未能合作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康有為已經青雲直上，而且康有為相信，一位效法彼得大帝和明治時代日本的中國維新皇帝所能取得的成就，將要比孫中山這些革命黨人的成就更大。可是到了1898年，孫中山似是人望稍崇，而康有為則大不如昔。由於康有為現在已被清廷褫奪公民權，似乎在戊戌變法結束之後又有新的合作的可能性了。
變法運動把許多觀點不同的人糾合在一起，並且使傳統的思想發揮到了它的極限。有一派，也許可以譚嗣同為最好的代表，主張“全盤西化”，沖決了傳統思想的一切樊籬。1895年幾乎只有譚嗣同持“全盤西化”這類思想，但那一年他遇難後不久，其他維新分子都逐漸接受了他的遺志。有一個科第出身的畢永年馬上加入了孫中山一派。梁啟超在1898年以前已經聲言，稱許可以通過代議制度實現“人民政治權威”和“民治”。直到戊戌變法失敗以前，他一直相信能自上而下地實現這種民主改革。到1898年底，他在日本東京辦了一種報紙。他馬上用人民“權利”的字眼代替了僅僅是人民“權威”的字眼，他認為“權利” 不能等待著朝廷賜予，“權利只能由每個公民寸步不讓地奮力爭取到手”。梁啟超已變成了一位革命家，他是那些年輕士紳的主要代言人；這此青年人因戊戌變法失敗而亡命海外，所以他們開始相信傳統是一潭死水，必須搞劇烈的政治變革。
孫中山認清了有擴大革命運動的機會，並熱切期待它的來臨。孫中山與梁啟超在1899年底合作辦了一個反滿的報刊，當那一年12月梁啟超去檀香山的時候，孫中山給了他一封介紹信，把他介紹給他的哥哥。對孫中山來說，不幸的是，梁啟超去檀香山是帶了康有為的指示，銜命去執行康有為已于7月建立的保皇會的任務。梁啟超被弄得左右兩難，一方面是他與康有為及其一切教導的親密關係和他本人對孫中山潛勢力的疑慮，另一方面是他的激進的思想傾向。他試圖向孫中山表白：儘管他相信排滿思想，但當前最好是追求有皇帝名義的民眾政府的目標；他說，一旦除掉了慈禧太后，皇帝就可以當共和國的總統。
現在尚無材料表明孫中山曾答復過他的這一建議。梁啟超繼續走著搖擺的道路。他寫了許許多多東西，參加了檀香山的一個秘密會社以便設法更好地啟迪海外華僑的民智，1900年發表演說贊成暗殺行為，甚至遲至1904年10月還稱譽俄國的恐怖分子說：“大哉刀劍！聖哉炸彈！”當1900年春義和團運動興起的時候，保皇會決定乘機救出被囚禁的君主。他們狂熱地開始準備一次起事，企圖擁立光緒帝在南方成立政府。對孫中山來說，這形勢似乎再一次給了他以聯合反滿力量的機會，而且儘管他對梁啟超的幻想已經破滅，他又一次尋求與康有為合作的可能性。但是康有為表現得很冷淡，致使孫中山的努力不見成效。8月份在漢口爆發了一次起事，由唐才常領導，有康有為的支持，但它也被鎮壓了下去。保皇會此後在流亡狀態下繼續它的工作，大大地侵害了孫中山在海外華僑中所得到的支持。
孫中山重新開始了他的努力。他仍然保有畢永年和史堅如等原來的紳士改革派的支持，他還儘量同下述這樣一些人合作共事：例如廣州的紳士、華中和華南的秘密會黨、李鴻章及其他大員，以及象香港總督，甚至象菲律賓的叛亂分子這些外國人。雖然所有這些努力都遠不足以達到他們的目標，而且有些努力很不切實際，跡近幻想，但它們仍使北京當局感到震驚。孫中山全力以赴的努力，是與義和團起事、外國的入侵以及康梁所支持的漢口舉事同時交錯著進行的。清政府被所有它的敵人可能結成聯盟的前景所震驚，更因它的上層階級正開始同情叛亂分子而感到苦惱，所以被迫實行一些比先前設想的更劇烈得多的改革。因此，孫中山旋風似的革命活動的間接結果要遠遠大於它的直接結果。
直接結果是微不足道的。1900年年中，孫中山弄到了足夠的支持，使他敢於發動另一次起事。他再次想奪取廣州，但這次他決定首先在東面開始進行這場戰役，即在惠州建立行動基地，然後向廣州前進。在其他方面，這次舉事倒很象1895年的那一次：參加者主要是秘密會黨的成員，也有許多中國基督教徒（可能有百分之三十是孫中山原來的人馬），以及一小批日本人和西洋人；戰略是用一支小部隊發動一場大起義；最大的障礙是如何獲得武器並把它們運進內地交給戰士；一再推延起義日期和更改起義計畫使行動走漏了風聲，從而使政府有時間從容準備對付這次起義。在10月份開始打響的戰鬥後的兩個星期內，清政府就已占了上風。幾天以後孫中山下令解散革命部隊，再一次首途赴日，在那裏檢討第二次失敗的原因。
孫中山感到可以增強信心，因為他的戰略的主要之點似乎是很正確的。惠州之役表明，一小股起義戰士能迅速發展成為一支大規模的部隊。廣東的居民在開始時只是不支持政府，但他們的中立馬上變成了給予叛亂者以積極的支持。成千人參加了戰鬥，同時由於農民壯大了革命隊伍，所以能容易地弄到糧食和軍需供應並獲取情報，並更易伏擊打援和打敗大得多而裝備精良的敵人部隊。可是，這還是尚待加以發展的萌芽狀態的遊擊戰術。地方上給予革命軍的支持大部分是為了地方上的問題，孫中山的人馬只是進行了最低限度的、短期的意識形態和組織上的努力。他們沒有反反復複地試圖詳細說明地方問題的原委，沒有培養潛在的反滿或反帝意識，沒有傳佈新的政治思想，也沒有開始成立獨立于或不同于現存秘密會社之類的新組織。據說，孫中山在1897年在英國的研究中大量吸收的政治思想，在1900年尚沒有明顯的表現。革命在這個階段中只是一種傳統的紮克雷起義或盲動主義式的暴動，還不是二十世紀的革命。
因此，對一個比孫中山更加客觀的觀察家來說，他的運動在1900年的失利以後，前景看來是頗為暗淡的。回顧一下，暴亂給人們深刻印象的是它勃然而興，忽然而亡。考慮到1900年的局勢不穩，同時應注意到這種不穩乃是國內一百多年動亂和外國數十年來對中國剝削的結果，那麼，革命黨人的成就比起他們擁有的廣泛機會來說就相形見絀了。要麼就是學者們誇大了清王朝衰落的程度，要麼就是1900年的革命確是一場很軟弱的運動。
孫中山的名望這時一落千丈，致使其餘革命黨人給他諡以種種惡名，例如稱他為“不學無術的亡命之徒”，“膽大妄為的寇盜”，或胸無點墨的“ 莽漢”，等等。年輕的領袖湖南人宋教仁說出了大家共同的看法：孫中山只能大聲嚷嚷而已。可是，孫中山自己卻回憶說，1900年失敗以後，人們不再這樣貶損我了；“進步分子實際上同情我的不幸遭遇”。
孫中山有幾年很少改變他的戰略。他仍和從前一樣，非常喜歡把他的運動的基礎放在討好秘密會社、海外華僑、日本人和西洋人士方面。直到 1903年9月以前，孫中山把他的總部設在日本，但他本人卻從一個華僑社會旅遊到另一個華僑社會去籌款，去徵募追隨者和探索外國支持的可能性。他在河內創辦了一個小小的興中會支部，而且會見了法國當局以研究是否有可能獲得法國的援助。法國人曾對孫中山一度感到興趣。惠州舉事之前四個月，他會見了法國駐日本東京的公使，請求後者協助他弄到武器和軍官。按照這位法國公使的說法，孫中山答應“給予我們所可能要求的一切”作為報答。據說，孫中山在1900年6月曾經說過：“我們不是外國人的敵人。遠遠不是。相反，我們呼籲他們理解我們祖國的新生和變化。”法國人繼續密切注視孫中山的活動。1903年他們又一次會見了他，並且他們向法國殖民部長報告說，孫中山曾答應給予法國以“最誘人的經濟利益和一種保護國的地位，以對他夢想建立的新國家實行保護”。但是，法國仍未給予援助。
到了1903年後期，孫中山甚至未能組成一個象1900年舉事時所擁有的那種軟弱的組織。秘密會黨、海外華僑和外國人合在一起只能結成脆弱的聯盟，當然不足以構成一次革命的堅實基礎。孫中山注意到了農村中可能存在群眾的支持；但他的模模糊糊的政綱不能引起農村人民的興趣，他除了和不甚可靠的秘密會社有聯繫之外，和鄉下居民並未建立聯繫。孫中山的幾次失敗，再加上幾位親密合作者的死亡或變節，使他平日昂揚的精神受到暫時的打擊。他給一個朋友寫信說道：“時〔1903年7月〕我在日本，財力甚窘，運掉不靈。”他在東京逗留了幾個星期，在灰心之余啟程去檀香山，重新周遊海外去尋求華僑的支持。
到1901年，除了蓄謀未遂的叛亂和1900年的外國入侵之外，清廷又面臨著中國上層階級迅速擴展的離心離德的傾向。自1895年以來，對傳統思想的忠誠心已大大動搖，致使某些嚮往西化的人甚至準備接受西方的殖民化統治，以期促進中國的變化。與對清政府的嚴厲批評和官員明目張膽地不遵從北京詔旨的情況相比，這種失望和聽天由命的情緒還不是那麼普遍的。清廷在1900年動員戰爭的號召在中國大部分地區都未被理睬。與此同時，甚至在1898— 1900年的反動年代，某些省份的當局還悄悄地繼續搞維新，如派留學生出國等。
1901年以後清廷搞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產生了那些在後來將有助於推翻清王朝的社會集團和組織。這些集團和組織包括新近紛紛成立了商會的新興商人階級、一個新的軍人集團和一個新的知識階層。這個新的知識階層首先形成並逐漸活躍起來。它是1895年出現的維新派紳士的旁支。和這些紳士一樣，新興知識份子階層主要也出身於上層階級，至少也曾經受過一定的傳統教育。這兩種知識份子都把外國帝國主義者和反動官僚當做他們的敵人。這兩者都深切地關懷中國的命運，都決心引導中國走上復興的道路。但是，這個新知識階層還比較年輕，又因遊學外國而懷有新的世界觀。
二十世紀頭十年初期的一個短時期內，有一個人在發展維新派紳士和發展新知識份子的過程中同時起著重要的作用。腳踏兩隻船的梁啟超是一個活生生的證明，表明改良派知識份子和激進知識份子是靠得多麼攏。戊戌變法失敗之後梁啟超逃往東京，他辦的一種報紙開始介紹各種新思想。梁啟超一方面貪饞地吞嚼著西方和日本的各種各樣著作，一方面馬上用一種生動活潑而吸引人的文體把它們傳達給讀者。他還辦了幾所學校。他的著作燃起了整整一代人的希望。到 1903年，梁啟超提倡實行最激烈的社會、文化和政治上的變革，使知識青年大大受到他的影響。
其他年輕的中國人也起而仿效梁啟超的榜樣。早在1900年，與梁啟超的報紙相似的刊物中就已譯載了西方和日本的著作，並且開始登載關於中國問題及其解決之道的社論。中國學生心目中的英雄是美國和法國革命中的人物——華盛頓、丹東、羅伯斯庇爾、拿破崙，但他們也把革命的思想追本求源到了盧梭和孟德斯鳩那裏；他們有時甚至上溯到希臘人那裏，但不久就主要轉向盧梭和十九世紀的著作家，如達爾文、穆勒，最後轉向了斯賓塞。“進化論”、“物競天擇 ”、“適者生存”這些思想開始統治著學生們的頭腦。
日本的變革和發展的氣氛也有助於越來越激進的中國知識份子集團的出現。日本的榜樣告訴人們，擺脫外國的統治和贏得列強的尊敬是能夠辦得到的。1902年，英國甚至接受日本為盟國。中國學生在一個戰爭狂熱日益高漲的時期紛紛湧入日本。學生們被日俄戰爭的景象弄得異常激動，因為戰爭是為了決定哪個帝國主義強國將統治這部分特定的中國土地而在中國國土上進行的，而中國政府只好坐觀勝敗，毫無辦法。由於日本打贏了甲午戰爭和對中國在庚子之役的屈辱記憶猶新，學生們對日本的成功的敬佩和對中國的無能及恥辱的憤怒交織在一起。學生的各種刊物充滿了攻擊帝國主義和攻擊滿人屈從帝國主義的言論，充滿了提倡尚武和愛國精神的言論：他們認為日本人在這方面是令人佩服得五體投地的。他們譴責本國人民的懶散、自私和愚昧無知，所以他們呼籲萬眾一心，呼籲為了國家的利益和把所有外國人趕出中國領土而犧牲個人。
在學生這些要求的背後存在著一種新的、又有些自相矛盾的民族意識。它把對中國過去的驕傲感和這樣一種信念揉合在一起：中國人民應該根本地加以改造，以便肇造一個強大的、現代化的中華民族。因此，梁啟超的論“新民族”的一系列論文是當時最風靡一時的文章，因為他的這些文章中的基調是給過去以適當的評價，但也應該向前看，展望一個新的未來。這樣便巧妙地作了外國人對中國作過的批評，而且這種批評是以保存中國人自尊心的方式作出的。
梁啟超發現中國文化中有一種獨立的精神，它確是民族性的根本。他說，中國的特殊品質是偉大、崇高而完美的，迥然不同於其他民族，它應以能夠自新的方式予以保存。他又說，它象一棵樹：除非每年抽出某些新芽，其枯萎將指日可待。進一步使民族返老還童的辦法，在於從其他變成獨立的民族所遵循的方法中挑選我們本來缺少的品質。梁啟超自居於十九世紀改良家之外，因為後者只襲取西方文明表面的東西。他們只想嫁接樹枝到我們的枯樹幹上來，而不理會其根本，如人民的品質、人民的智慧和人民的活力。根本之根本的東西就是梁啟超所稱的“公德”，此即凡有利於群者即為善，反乎群之利益者為惡的原則。中國最大的缺點即是“在吾國民中竟無人視國事為己事者”。
梁啟超在論述了他那一代人的思想矛盾——即他們與中國文化的聯繫和他們決定激烈地改變中國文化這兩者之間的衝突——以後，他還指出了第二個矛盾。使中國人對國事不感興趣的主要因素是他們對本鄉本土有特殊感情。學生們也不例外地存在這一矛盾，但他們力求解決這個矛盾。
去日本的中國學生或者由他們的省府出資，或者由中央政府出錢，或者由私人擔負。其中最常見的是省政府出資。當學生到達日本後，他們分別組成各該省同鄉會，而且主要也是與同省的鄉親們交往。他們住在一起，出刊物，如《浙江潮》、《湖北學生界》和《江蘇》等。有些集團甚至組織該省的獨立運動或“ 自治”運動（見第六章）。
學生們的同鄉觀念雖然仍很強烈，可是，他們也認為他們的同鄉會組織是建設新中國的積木。學生們悲歎，中國之所以缺乏團結統一，主要是因為他們的國家正處於一個國際的“物競天擇”的環境中，湖北學生就是這樣說的。江蘇的青年則認為，在現代國家中，“主要的不是依靠個人的才智和勇敢，而是靠整個國家的才智和勇敢……所以中國人沒有贏得戰爭和商戰，一直處於貧困，這是毫不奇怪的”。中國的積弱是由於缺少舉國一致的大合作，所以一份湖北學生雜誌在創刊上就寫道，全國的合作必須逐步予以實現，必須建立在較小單位的合作的基礎上。因此，愛國必須從愛本省開始。湖南的學生們一致認為，如果要規劃中國，必須先規劃湖南。
由於要投身於民族統一的大業，並且認識到傳統的鄉土觀念會產生分裂情緒，學生們便迅速著手組成一些全國性的團體，實行各省組織之間的大聯合。早在1900年，勵志會等社團就成立了，其目的是促進各省組織之間的聯繫。另外一些社團象青年會等，則致力於“民族主義”或恢復“國權”的活動。其中有些組織幾乎完全是某一個省的人組成的，但到了1903年，學生中間企圖建立跨省的全國性組織的情緒卻日益高漲起來。
在以後兩年內，這種情緒沒有產生什麼重大結果。例如1903年春在抗議俄國侵佔滿洲的時候，青年會會員組成了拒俄義勇隊。上海的革命志士出版了《俄事警聞》和《警鐘日報》，以抗議俄國的政策，批評清廷無力抵抗。在一位正在日本士官學校學習的義勇隊隊員的主持下，兩百名隊員每天進行操練；同時，有兩位領袖前往天津請求直隸總督袁世凱抗禦俄國，並且請求接受他們在抗拒俄國方面的幫助。當這些路子都走不通了時，最激進的學生便轉入地下，繼續企圖推動一種有戰鬥精神的愛國主義。新出版物採用了諸如《二十世紀之支那》和《漢幟》的刊頭，而不用原來的省份名稱。老刊物則徹底改換門庭，例如《湖北學生界》改成了《漢聲》。新社團取了華興會或愛國會等名稱，表明它們全國團結的大方向，而且它們的綱領也提出了全國性的目標。
在日本呆了一年剛剛返回中國的湖南人黃興建立了華興會，它是試圖衝破省界的第一個最重要的革命組織。華興會的大多數會員雖然是湖南人，而且其目標按照黃興的話說是以奪取湖南省作為革命的基地，但他著重指出，一省不能與全國其餘部分相敵對。因此只要可能的話，他準備尋求與其他省份人士的合作，以便在時機成熟時能夠發動舉國一致的行動。除湖南省以外，會員還來自至少其他八個省，而且華興會還同五個省（廣西、四川、湖北、江西及浙江）及兩大市（上海與南京）的一些組織取得了聯繫。它最初的會員幾乎全部是學生，但是經過緊張的努力，它也著手吸收駐紮在湖南及其鄰省的一些士兵。它還贊助建立一個輔助性組織，其明確的目的是要迅速與哥老會等秘密會社接上頭。有意思的是，這個輔助性組織取名為同仇會；華興會除了反滿以外，沒有什麼綱領給予它的秘密會黨盟友。黃興和幾位友人辦了一所日語學校以掩護他們的活動（這活動在1904年大部分時間裏不斷取得勢頭）。
中國其他地區也同時在進行這種努力。在湖北，一位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的學生革命家吳祿貞，回湖北後在政府的新軍中服役。他便利用他的勢力在陸軍中安插了幾位同志，並且在士兵中搞宣傳鼓動工作。他的朋友們在湖北省各地方的學校舉行集會，宣傳革命，並散發激進的刊物和傳單。到1904年夏，他們有了一個欣欣向榮的組織，取名為科學補習所，以此冒充一個學術團體。這個組織獲悉黃興正計畫在1904年秋發動叛亂，就在湖北作了安排以配合黃興在湖南的行動。
他們計畫了一個雄心勃勃的方案，打算同時在湖南的六個城市起事，還希望能在湖北、四川、江西、南京和上海得到回應。現在不能確切知道這個計畫搞到了什麼程度，不過他們至少是已確定了起事的日期（慈禧太后的七十歲生日，即1904年11月16日）；但在10月後期政府的耳目偵破了這一密謀，迅即予以撲滅。在幾次小規模起事的零星嘗試和倖免一死的厄運之後，黃興和其他幾位領袖四散逃命，他們多數人逃到了日本。這時，黃興等人只有準備考慮另圖良策來實現中國的革命了。
在1903到1905年之間，其他許多革命團體也有興旺起來的，也有衰落下去的。某些留日學生回到了中國。在上海，一批學生參加了罷課，並且組織了軍國民教育會。它的秘密宣言的宗旨表現出這樣的耽心：如果清廷繼續統治下去，中國人“會亡國滅種”。在表達當時盛行于學生作品中的絕望情緒和行動主義時，這宣言說道：寧可奮鬥而死，不可一事莫為。軍國民教育會忠於自己的宗旨，於是組織暗殺隊，開始製造炸彈，派出會員去與秘密會黨及其他組織——例如華興會——掛鈎。
經過這些努力，在這些為數不多的組織中產生了一個倖存到1912年的組織，這就是光復會。和別的組織一樣，它也想聯合知識份子和秘密會黨分子一起反滿，而且它也是想打破自己省界的一個省的組織。光復會雖由浙江的學生和幾位老名流知識份子所創辦，但它也招收安徽和江蘇籍的會員，並把最初的基地設在上海。它受無政府思想的影響很深，所以它組織不善，領導不力。學生想動員一個可靠的秘密會社的戰鬥部隊，其努力迄無多大成效；而光復會之所以獲致聲譽主要是因為它蠻幹，它至少搞了兩次轟動一時的暗殺計畫和幾次流產的起事。
在日本遊學的留學生從1901年的約一百人增加到1905年的約八千人。一小組一小組的學生在中國很活躍，特別是在比較安全的大城市中更是如此，因為象上海這樣的城市更有外國租界為他們提供了額外的保護。還有另外一些人則有歐洲和美國。雖然學生的幾十個小規模組織互相之間有聯繫，而且學生們也彼此互相閱讀出版物，但沒有什麼成功的協調活動。他們想沖出各該省組織的界限並把革命推向全國，可是未獲成果。清政府的警惕性和力量，比他們所預料的要大得多。象孫中山那樣，他們也已認識到需要盟友，或至少需要比現有追隨者能提供的更多得多的人數，而且他們也確曾想法利用秘密會黨似乎能夠提供的潛力來滿足這種需要；但是也象孫中山那樣，他們的努力盡付東流。學生們只能在遠處進行辱駡，在自己隊伍內部鬧不團結，並把自己同別的革命組織和全國人民隔離開來。由於遭受挫折，他們更加乞靈於印發印刷品而不是真槍實彈地披掛上陣，但是他們的著作則呼籲應恢復並立即投入暴力行動。例如，在一份當時最膾炙人口的小冊子中，陳天華寫道：
殺呀！殺呀！殺呀！……萬眾直前，殺那洋鬼子，殺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滿人若是幫助洋人殺我們，便先把滿人殺盡；那些賊官若是幫助洋人殺我們，便先把賊官殺盡……向前去，殺！向前去，殺！向前去，殺！
中國政府的反應迫使狂熱的反帝學生們考慮做出某些困難的抉擇。北京希望用乞靈於民族主義和內政改革的辦法，來誘使革命意識離開它的軌道。清廷又一次採取比它1900年支持義和團時更富於幻想的形式，試圖把國內的不滿引向反對外國帝國主義，而不使它反對自己。政府通過創辦一些武備學堂和派遣更多的學生去日本接受進一步軍事訓練（這一切的目的都是為了建立新軍）的辦法，來支持反帝的恢復利權運動。1904年1月的一道上諭批准成立商會，它的目的顯然是在抗拒外國的經濟統治。批評政府的人要重新考慮他們的立場了。梁啟超1903年在美國旅行時已開始認為，革命和共和政制未必能治癒中國的痼疾。他深深地有感於清廷改革的氣勢，在1905年斷言說：中國人民只有經過一個“開明專制”的時期之後才能實行自治。康梁二人現在認定，帝國主義是中國最直接的威脅，所有的人必須團結起來支持清廷的政策，以反對帝國主義。
雖然，所有這一切對學生究竟有何影響現在還不能確切知道，但顯而易見，學生們的意見是分裂的，而且只有一小部分人贊成排滿的革命。對大多數人來說，反帝是首要任務，而如果他們反對清廷，那可能是因為它姑息西方和日本。可是在1903至1905年之間，學生中有越來越多的人靠近孫中山的立場：反帝的口號聲減弱了；西方式的改革被強調起來；排滿情緒愈來愈強烈。
年輕人的排滿文章中最突出的例子，是十九歲的四川青年鄒容寫的《革命軍》，它由著名的國學大師章炳麟作序（章氏對滿人的仇恨深深地植根於他的忠於明室的思想）。鄒容和章炳麟的合作，表明了革命運動怎樣使人們結成了出乎意外的聯盟。
鄒容小冊子的內容包括了對清朝統治的廣泛的指控，並且用最富煽動性的語言號召進行革命，以“誅絕五百萬有奇披毛戴角之滿洲種，洗盡二百六十年殘慘虐酷之大恥辱，使中國大陸成幹淨土”。雖然他明言中國備受列強和滿人的“雙重奴役”，但他的憤怒幾乎全部傾注在後者身上。除此之外，鄒容的小冊子還充滿了對法國和美國的革命、德國和義大利的統一，以及對華盛頓和馬志尼等領袖人物及盧梭等思想家表示敬佩的言論。在結論中他給中國的未來開了處方，他坦白地承認：“嗟予小子，……模擬美國革命獨立之義。”
鄒容言詞激烈的散文和章炳麟的序，觸怒了清朝當局。經過幾個月的緊張努力，他們未能說服上海公共租界的官員們引渡作者們，因為鄒容的文章是在公共租界發表的。在清廷的盛怒之下被外國人包庇起來的章炳麟和鄒容最後受中西混合法庭的審理，而使滿人受到劇烈挫折的是，1904年5月該庭判決章炳麟三年監禁，但只判了鄒容兩年的監禁。對於中國政府來說這是一場徒有虛名的勝利，它本來是想從嚴懲處作者的，卻不料被外國的干涉所羞辱，但是，這場官司也暫時使上海革命運動受到挫折。
日本東京的中國學生越來越多，此地馬上變成了革命宣傳的中心。這裏宣傳排滿比宣傳反帝要安全一些，所以學生們的寫作逐漸改變了重點。學生們不是集中力量於反帝，或重點攻擊清廷姑息外洋的政策，或致力於倡議需要建立一個新的、更加尚武的中華民族，而是不憚其煩地縷述滿人的缺點。中國百孔千瘡的弊端都被大部分歸咎于這個異族王朝的統治。排滿宣傳正是在不團結成為學生的主要問題的時候加緊進行的。從策略上看，這種宣傳變化的原因之一就是需要有一個廣泛的革命運動，使之包括秘密會黨成員和華僑，以及年輕的知識份子、士兵、勞工和人數雖少但在日益增多的商人——特別是通商口岸的商人。問題在於怎樣能使一個主要是政治性的革命運動適應這一驚人的事實，即中國也正在開始一場社會革命。新的社會集團和階級正在產生，舊的社會集團和階級正在演變。排滿是一種大家都能夠基本上或毫無保留地加以接受的思想，而對於反帝，有人持首鼠兩端態度，有人則根本漠不關心。這種種情況的出現，部分原因是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滲透是不平衡的。在通商口岸身受外國歧視政策之害的商人和被傳教士或外國士兵破壞了其生活的農村居民，自然比秘密會黨的會員更熱衷於反帝，因為會黨成員有長期的反滿傳統，而很少或完全不接觸外國人；我們曾經以為秘密會黨是反西方的，其實它們基本上是排外的，有時甚至被中國的基督教徒慫恿著去反對滿人。華僑對西方帝國主義有所認識，但同樣至少也感到滿人無能，不能保護他們免受香港、新加坡、河內和三藩市的歧視政策之害；無論如何，他們喊出排滿的口號比批評英國人、法國人或美國人要更加安全。
總之，許多人多半責怪中國的困境是由於滿人的軟弱無能，而不大歸咎於外國的侵略。所有中國人都能夠看到滿人的顢頇無能，而且所有人都身受其害。反帝激情不能取得這種舉國一致的支持，特別是不能取得激進的知識份子和商人的支持，因為這兩種人對帝國主義的敵視心理中還摻和著敬佩和嫉妒的心情，而他們對滿人的敵視感情則是純而又純的。
另外，西方帝國主義在1904—1905年似乎也有所收斂。英法兩國忙於歐洲事務，俄國則正在被日本弄得威風掃地。日本帝國主義此時已構成了比西方的統治更大的威脅，但是自從日本變成了學生們的主要避難所以來，他們也不能把日本當做一個問題來展開爭論。在東京的革命者們會儘量縮小外國對於中國內部起義事件進行干預的可能性，所以他們寧可討論共和政府的優點，而姑置帝國主義的劣跡於不論。他們希望用突出排滿而不是用突出反帝的辦法來避免激怒列強，甚至希望盡可能地贏得它們的同情，——這種態度是與孫中山的態度不謀而合的。
到1905年時，革命運動同時面臨著兩種情況：又是前景光明，又是危機四伏。革命派仍然害怕外國的侵略，但使他們更擔憂的仍是清政府日益增強的活力。雖然北京的所作所為是瑕瑜互見，但總的說來它表現的活力大大出乎任何人在1900年的預料，而且毫無衰退的跡象。清廷有時對帝國主義者也小心翼翼地表現出堅定的立場，同時它的國內改革甚至超出了它在1898年拒不容忍的那些事物之外。清王朝正在取得新支持，甚至得到了象梁啟超這樣一些有現代頭腦的愛國人士的支持。
這種趨勢是危及革命運動的生存的，但另一些趨勢則為它提供了希望。幸虧有了清廷的維新，學生運動才得以發展，才有新的機會使得受教育的人們能在創功立業的同時去推動革命；例如，他們可以一方面在維新派官僚和新軍中工作，一方面又搞顛覆活動。出現了從事教育和新聞這樣的職業，這在幾年以前是幾乎不存在的。教育改革需要具有某些外國知識的教師。在日本的學生雜誌上初露頭角的年輕作者們回到中國之後參加了迅速發展的中國新聞業。他們在許多城市發現，在內政改革上群情日益激昂，比如開展禁煙和禁賭運動，開辦新學堂，進行市政實驗，舉行排外的遊行示威等。受過教育的年輕人當上了教師和新聞記者並宣傳激進思想，而且發現在商會中，在地方官員、員警和士兵中有志同道合的人。總之，學生們能夠找到許多潛在的朋友。他們過去未能在自己中間實現聯合，也未能團結內地的秘密會社和其他組織，這個教訓使他們懂得需要有一個更廣闊的運動。就象一位學生領袖在1905年所說的那樣，革命思潮就象已經變成大江大河的一條支渠。最初由人力開鑿的支渠已變成一條自然的江河。現在正需要作進一步的努力，要劈山開嶺，到達泉源，取出水來。 他們仍然保持著樂觀態度和決心。
第02節 革命的聯盟，1905—1908年
1905年夏是中國的轉捩點。事態變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日本戰勝了俄國，這件事正發生在中國政府及其革命的反對派都想探索未曾經歷過的道路的時候。對每一方來說，日本的經驗指出的是截然不同的道路。
在中國人和其他亞洲人看來，日本瞬息之間已變成了一個現代化國家和世界強國。它令人注目地改變了國際關係（特別是亞洲的國際關係），因此它贏得了全世界的欽仰。清廷看到日本人在取得這些舉世矚目的成就的同時，實行了立憲和創建了議會，但卻沒有完全摒棄他們的傳統。的確有理由相信，日本人之得以加強國家團結是因為復蘇了代表國家的古代天皇制度。北京對研究日本的立憲政體非常感興趣，準備如法炮製。
革命黨人則從日本的經驗中學到了更多的東西。亞洲人可以戰勝西洋人，贏得他們的尊敬，甚至可以激勵他們奮起革命。革命黨人現在對外部世界充滿了好奇心，中國學生到處尋找思想和資料。他們意識到世界上有一股新潮流，並且從俄國、波蘭、土耳其和許多其他地方以及日本找到了證據。給學生們印象最深的是其他民族的戰鬥性，特別是日本人的尚武精神。（同樣地，梁啟超對日本團結性的觀察促使他發出了要注意“公德”的號召。）看來，強烈的舉國一致的共同意識可以彌補缺少自然資源之不足，也可以彌補現代化起步晚的缺點。中國學生感到，國民萬眾一心地投身於國家目標的精神恰恰是中國國民所缺少的，而沒有這種精神，中國就仍然會是比它更加統一的國家的刀俎之肉。團結又恰恰是他們自己運動所缺乏的東西。他們受到新的希望和信心的鼓舞，再一次走向聯合。1905年 8月，經過十年零星的和不協作的行動之後，運動的各個山頭都聯合組成一個單一的反清組織——中國同盟會。它變成了在以後兩三年間使革命派被認為是真正奪權對手的工具。
同盟會所代表的企圖是，首先聯合學生組織，其次再把它們團結到孫中山及其追隨者周圍。雖然這一點成就是有限的和暫時的，但它是革命運動中令人注目的前所未有的大統一。該組織成立的頭一年內約有一千人入會，大多數是來自學生團體。創建人希望進一步發展到第三階段，即實現全國性反清聯合，但沒有成功。聯合從一開始就是脆弱的，到1907年就開始破裂了。同盟會在1908年實際上停止了活動。雖然它在1910 年重新恢復起來，但在1911年各地起義推翻清王朝時，同盟會會員不足一萬人。在該組織活動的高潮時，它可能有更多的會員，而且它肯定還有許多的同情者，但是甚至一位革命領袖也估計說，大多數在日本的學生都是擁護君主立憲政體的。
1905年建立的同盟會把革命運動帶到一個新階段，但同盟會此時與其說是推進的力量，不如說是一個象徵。對於一個運動來說它是一個傘形組織，這把傘容納不下這個過於多樣和過於廣泛的運動。當一個廣泛的反清聯合在1911年迅速成為事實時，同盟會是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還可能不是最重要的部分。但是，至少在1905—1908年期間，它是革命者的武器、錢財和思想的主要來源，它也是清廷進行反擊和外國人感興趣的重要目標。不論是友方或敵方，經常都把同盟會直指為“革命黨”。
在日本的中國學生開始承認需要實行更大聯合的時候，孫中山已經在檀香山和美國的華人社會遊歷。在尋求秘密會社支持的過程中，他甚至在 1904年參加了美國的三合會分會。他籌措的錢只夠開銷旅行費用。他受到中國基督教徒和西方人士——特別是傳教士——的鼓舞，但大多數華僑傾向康梁的保皇會，不那麼贊助孫中山和其他革命者。
1905年初，孫中山原已渺茫的希望突然又有了實現的可能。他在返回日本的路途中會見了在歐洲的中國學生。經過與他們的激烈辯論之後孫中山承認，他過去忽視了學生，過於信任秘密會黨了。他公開表示他已被說服：學生——特別是滲入新軍中去的學生——可以扭轉形勢而有利於革命。學生和孫中山同意要組織一個新的革命政黨，學生和秘密會黨在其中處於半斤八兩的地位。由於孫中山改變了對學生的態度，一位興高采烈的學生說：我們興奮地給東京寫了一封信報告這件事情，要求我們每一個同志在孫中山到達日本時熱烈地加入他的組織。至於孫中山，他的興奮情緒可能因這一事實而減弱了：他在歐洲五個半月期間所吸收的六十名學生，在他離去時紛紛退出了組織，只剩下了十四人。
在日本的留學生中間雖有尖銳的分歧，但很少人強烈反對追隨孫中山來實現大聯合的思想。儘管孫中山屢遭失利，他仍享有任何個別領袖應有的最高威信。孫中山的主要本錢是他精通外國的情形。當學生們擔憂外國可能要對一場革命進行干預的時候，他們要尋找一位能使他們的革命運動為外國人所接受的領袖。孫中山所受的西方教育以及他的廣泛經驗和聯繫（特別是在西方和日本的聯繫），是其他革命者所不能望其項背的。外國領袖們認真地看待孫中山，密切地注視著他的業跡，有些人偶爾還破格地要見他一面。他沒有象康梁那樣受到美國總統和國務卿的接見，但他和他的兩位政敵康梁一樣引人注目，他們是被排除在慈禧太后七十壽誕（ 1904年）之際滿人實行的大赦之外的僅有的幾個“叛逆”。因此，他是中國三名天字第一號的公敵之一，而且他在三人中是唯一的倡言無忌的革命者。他為人正直無私，全心全意獻身于共和政制和現代化，這種種都是沒有疑問的。在華僑中間籌集款項方面，沒有任何其他革命者有他這樣大的能耐。學生們在中國內地比孫中山有更多的聯繫，但1904年起事的失敗表明他們還做得不夠。必須在國外做大量工作，而國外的工作又必須與中國大陸的工作相配合。孫中山同秘密會黨的聯繫可能補充國內學生組織之不足。總的說來，他是能夠指望把一個高度分散而廣闊的運動聯合起來追隨他的唯一人物。（有一位學生說過一句有趣的話，即孫中山的鼎鼎大名足以分散視力，使人們不去注意那些真正幹革命工作的革命者。現在還不能肯定有多少人持這種看法：把孫中山看成是船頭裝飾像和避雷針的混合物。）
孫中山在1905年7月19日在日本登陸，他發現他的日本朋友們（見第六章）已經與黃興、宋教仁、陳天華及華興會的其他湖南領袖們建立了密切的聯繫。可是，爭論仍然存在，而且因為別的組織將要被囊括進這個聯盟之中，所以談判變得複雜了。基本的爭論是，孫中山主張小規模而嚴密的組織，學生們卻主張建立其基礎更廣泛而比較鬆散的組織。這個有爭議問題的部分內容是，象華興會等原來的舊團體是否還要在同盟會之外獨立地繼續存在。另一部分內容是會黨和新軍將起什麼作用，以及它們與知識份子將維持什麼關係。象他在歐洲與學生們討論時所說的那樣，孫中山仍然強調會黨所具有的革命潛力和他與它們保持聯繫的意義。宋教仁等學生領袖則認為，知識份子乃是革命陣線內最重要的集團。孫中山同意會黨需要由學生領導，否則只會使革命瀕於毀滅，但他堅持，學生的領導權只有通過會黨的力量才能實現。可是，學生似乎同意他們在歐洲的朋友們的意見；後者相信，知識份子應該集中力量在新軍中搞策反工作，因為新軍中的許多軍官曾留學日本，並且是同情革命的。孫中山再一次承認他被說服。最後達成了這樣的協議，即不論是會黨或新軍對革命都是重要的，但這種妥協並不嚴格地指導政策。雖然革命黨人想對會黨和新軍二者都做工作，但1905年以後的幾年中會黨仍繼續給反清運動提供人力。只是在會黨舉事幾經失敗之後，新軍才大大地受到了革命黨人的注意。
孫中山和學生們還辯論權力應該怎樣構成和分配的問題。最後，孫中山滿足於落得個“總理”頭銜和集權領袖制的門面，同盟會則採納了複雜的正式結構，以美國政府為模式。為了搞一套聯邦制，使之互相制約和平衡而又有分權，孫中山及其同志們甚至創立了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門，但這只是象徵他們忠於現代的共和政制而已。在這種民主結構和密謀行為的奇怪結合中，西方形式不過是門面裝飾。那些職能部門馬上變成了各省的支部和其他派別及小組。
除了一個省外，各省在同盟會中都有代表，已知最初大約四分之三的會員是日本留學生。約有一百名會員——其中許多人是學生——都是在國外入會的。所以同盟會很不同於孫中山的第一個革命團體；那第一個團體絕大多數是廣東人（其中逾半數住在國外），而且最大的職業成分是商人（42％）和手工業者（18％）。在同盟會的會員中，廣東人仍比其他省的人多，但湖南緊列第二，這兩省共占會員總人數的三分之一。另外兩個大隊伍是湖北人和四川人；其餘會員分屬其他十三個省籍，其中五個省只有十名或不足十名會員。
從現有的會員花名冊來看，它可能誇大了學生在同盟會中佔優勢的程度。在同盟會存在的七年內學生會員是它的骨幹分子，而且也是它最大的組成部分，但同盟會實質上是一個聯合組織，其中沒有一種成分——甚至也沒有哪一個省的學生組織——是占統治地位的。至少比起初期的中國革命團體來說，它的品類的龐雜，還不只是由於它所代表的省份比較廣泛。學生組織中包括蔡元培、吳稚暉、章炳麟和劉師培等年歲較大的知識份子，他們許多人有國學修養，甚至還擁有傳統的功名。他們代表著極其紛紜繁雜的思想，有時彼此嚴重地形成對立。有些人，例如吳稚暉和章炳麟之間，還有很深的個人宿怨。有些人對孫中山抱猜疑態度，有些人又對他很親近。有些人與秘密會黨的頭頭緊密合作，有些人卻與西洋人和日本人密切協作，還有些人則主要與學生配合工作。各省同鄉會兼備了這些分歧，會員中間大部分出自上層社會的人也是如此，從這方面來說同盟會也決不是一個和諧一致的組織。比如孫中山的追隨者中間主要是海外華僑，他們大多數是小業主，也包括某些大企業家和各式各樣的勞動人民。他們許多人和中國國內有聯繫，特別是在會黨中間有聯繫。孫中山的追隨者比起學生及其同盟者來雖然人數很少，但卻有舉足輕重之勢。同盟會的經費來源主要是孫中山籌集的款項，特別是他從華僑中間籌集的款項。這一點使孫中山的追隨者的發言有了分量，他的個人影響也因華僑的財政支持而得到加強。除了許多小的捐助者外，還有幾位富戶也捐助了鉅款：其中有些人是孫中山的朋友，有些人是學生們的親戚或朋友，還有些人是不屬於任何派系的。但重要的問題是它沒有統一的指揮和嚴格的紀律。這個聯合中的各個團體雖然經常合作，但它們並不能融為一體。每個小團體都有它的門戶之見。因此，學生人數雖多，但並不表明他們掌握了同盟會的實權。
1905年革命黨人實現的團結雖然還很不完全，很不穩定，但它已達成了這個運動十年來空前未有的程度，它的粘合劑是意識形態，但這只是說，革命黨人在意識形態中的分歧多少比在其他方面少一些而已。在共和革命運動中還沒有一個被廣泛接受的主義。勿寧說，一個活躍而強烈的思想酵素是他們都公認滿人無能，天命當改。在這個問題上大家詢謀僉同，但當涉及共和政制、土地、其他經濟政策、社會變革和一些更具體的政策問題時，革命運動中的意見又形成互相鑿枘之勢了。
一方面是意見的一致在日益擴大，一方面是思想的交鋒也愈演愈烈，這二者都有助於使我們瞭解共和革命運動的性質及其在中國近代史中的地位。意見日漸一致的人士包括許多所謂“改良派”及革命黨人。雖然雙方爭持激烈，甚至有些不懷好意，但他們之間的交鋒表明，他們在不少方面有共同見地，甚至還有一些令人矚目的共同設想。這些思想交鋒也顯示了革命黨人之間的分歧，其嚴重程度也不下於梁啟超和孫中山之間的分歧。辯論的雙方，特別是革命黨人方面（因為梁啟超在1905年僅三十二歲，他實際上是單槍匹馬作為辯論的一方），提出了極不相同的見解，這些見解在激烈的爭論漩渦中又往往變得更加形同冰炭。不論哪一方。確實可以說也許是不論哪一個人，都沒有始終一貫的立場。相反，這個時期的思想家們由於近乎發狂地要尋求、吸收、博采和運用新觀點，他們的特點是高度折衷主義的、自相矛盾的、模棱兩可和變化無常的。雖然如此，從1905至1911年雜亂無章的著作中還是出現了這樣一些思想，其力量足以開展近代中國知識界的革命，其內聚性足以為政治和社會革命提供意識形態方面的基礎。
革命意識形態的主要輪廓是孫中山提出來的。孫中山作為一位思想家來說可能缺乏深度，但他在觀察別人的情緒、調和他自己和別人的思想以及生動簡明地表達自己意見等方面的能力，往往能補自己思想之不足。由於孫中山不耐心搞枝枝節節的問題，同時又陷於種種複雜的事務之中，更因為他把絕大部分精力放在籌款和搞革命的實際工作方面，所以他便把詳盡闡述革命思想體系的工作交給別人去做。他們填充著他的思想輪廓，還加進了他們自己的意見，這樣其中有些人便遠遠超過了他。自然，也有人從一開始就部分地或全部地反對孫中山的思想框框。同樣地，整個運動因發展了很大一批人員和組織而使孫中山難以掌握，運動的各種思想也超過了三民主義的內容。可是，孫中山在不斷的失敗和挫折中仍能重獲運動的主導地位，而且在以下幾個方面——即在革命運動的排滿主義或共和思想方面，在它的戰略或戰術（特別是它的密謀方式）方面，以及在它力求調和又要反對外國統治又要尋求外國幫助及支持這二者之間的矛盾方面——處處明顯地留下了他個人的烙印。孫中山的社會和經濟政策的思想是最招物議，也最少被共和派陣營所接受的，但即使在這方面他的影響仍然是巨大的。不管是同情者還是批評者，哪怕他們各持己見互不相下，但仍然要圍繞著孫中山所說的和所想的內容來爭辯，仍然要討論他提出過的問題，仍然要使用他創造出來的術語。
革命思想的精髓表現在孫中山所擬定並為同盟會全體會員所接受的誓詞中：“驅除撻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從1905年起，由於數十位作者在發行于全世界的報刊和小冊子上的勞動，這副空骨骼架子就變得有血有肉了。東京仍然是中心，稿件則紛紛來自香港、新加坡、巴黎、三藩市、溫哥華、檀香山，以及當清朝控制稍松時的中國國內地方。最重要的出版物是同盟會的機關刊物《民報》。它在1905年11月創刊于東京，共發行了二十四期，直到三年以後被迫停刊為止；1910年又增印了兩期。它的編輯部改組了幾次，報紙一直對各種各樣的觀點都開放。特別在1905至1907年期間，其他報刊也很活躍，雖然《民報》辦的時間最長，也吸引著更多知名的革命黨人給他寫稿，但它從不是運動中唯一的聲音。這些報刊彼此之間也有很多聯繫，例如相互轉載文章，相互宣傳文章的要旨等，但大多數情況還是各走各的道路。有些出版物採取了與同盟會政策針鋒相對的立場，其中最著名的有在巴黎出版的《新世紀》雜誌和在東京發行的《天義報》；前者宣傳克魯泡特金和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後者宣傳自己的種種無階級、無國家的社會的觀點以及關於維護女權的論點。除此之外有一種革命刊物重在宣傳排滿和保存中國的傳統文化，有一種著重介紹外國的思想，有一種則注意宣傳保衛中國邊境使之不受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犯。
可是在1905年時，主旨是統一和民族主義。學生們和孫中山都對他們國家的前途有一種高度的緊迫感。西方和日本是他們用以衡量中國進步的標準，比起西方和日本來，中國青年為國家的落後感到羞愧難當。現在，1905年8月13日孫中山在東京的學生群眾集會上告訴學生們說，中國甚至可能進步得比日本更快。
在中國學生看來，日本的速度是令人目眩神移的；現在親聆中國革命領袖說中國可以進步得甚至更快，這使他們象觸電似地震動。孫中山告訴他們，中國得天獨厚地有許多有利條件綜合在一起：有令人崇敬的歷史遺產，有無與倫比的人力和物質資源，有日本和美國可資借鑒，有日本朋友和象他本人那樣的一些中國領袖——他們懂得日本和西方因而在借鑒時知道如何取捨。據他的觀察，日本的現代化是由一小批人指導的。幸虧有一批留學生正在獲得建設新中國所需要的知識，所以他們的國家馬上會得到與日本一樣的領導者。只要中國的革命者保持團結，沒有辦不到的事情。他們能夠創建最現代化和最有效率的政府，就象他們能夠製造出最現代化和最有效率的機車那樣容易。他們能夠應用亨利•喬治的原則使他們的經濟現代化。他們能夠擺脫外國的統治而獲致完全的主權，其辦法是建立一個共和國，以此向外國人證明中國是強大的、堅定的和進步的。
孫中山所強調的主題——統一、主權和國家強盛——是很適合學生們的胃口的。他們接受他，主要是因為他懂得外國人的威脅，不僅知道怎樣去消除它，而且知道怎樣把它變成對中國革命的支援。他滿懷信心地說出了學生們所感到的特殊使命感，他說：“每一件事都能被有決心的人安排好。常人所不懂者，一定會被〔這些〕人介紹明白……如果我們能在一種變革中打動人們的心，文明就會立刻來到，不出十年則‘獨立’必將深入人心。”
孫中山呼籲學生們要起而領導一場救國的十字軍運動。這個呼籲是未來革命領袖們在以後數十年內要一再發出而學生們要不斷聽取的呼聲。在這種情況下，它使運動的其他目的大大地相形見絀，甚至與其他目的發生了衝突。例如，同盟會誓詞中所說的共和政制和平均地權這樣一些目標，相當於三民主義中的第二、三項，即民權主義和社會主義（中文即民生主義）。三民主義中的民粹主義和平權主義與學生們的習慣和感情完全對立，而且也許是與他們的上層階級的出身背道而馳的。雖然他們被民主和社會正義的新思想所強烈地吸引著，但他們甚至更強烈地嚮往民族主義，這或許是因為民族主義既能喚起愛國主義的新感情，又能喚起團結一致和文化優越感的以往的意識吧。
不管出於什麼理由，孫中山三民主義中的第二、三項所得到的支持，要比第一項（民族主義）少得多。誠然，孫中山本人無論怎樣喜歡把他的三民主義同自由、平等、博愛，以及同民有、民治、民享相提並論，卻顯然有一種超人論的色彩；和學生們一樣，他之重視人民參政卻不如他之重視強有力的領導。另外，他和學生們一樣的是，他把民主和社會正義的理想擺在迅速改變中國成為富強國家的目標之下。民主在一定程度上是目的，對人民權利、制約與平衡以及聯邦制，中國的革命志士並沒有漠然置之。但是，他們之所以珍視民主更多地是由於它似乎能與國家的強大聯繫起來。最強大的國家是民主制國家，而且最快地富強起來的國家美國就是個共和制國家。民主共和政制主要是能藉以建成一個強盛中國的手段。社會正義同樣也既是目的又是手段，而以手段成分居多：中國人相信，社會主義意味著要終止貧富懸殊，終止特權的存在，但它也意味著全國的統一。當第二或第三個主義可能危及第一個主義的實現時，第二或第三個主義應該讓路，或者放鬆要求。例如，有幾次“平均地權”被悄悄地收了起來，以便安撫地主集團或其他人等，因為他們的支援這時被認為是“國民革命”之所需。
中國人在擬定這些觀點時一方面著眼於外國的威脅，同樣也注視著外國的楷模。在1911年以前約十年間的中國精神生活中，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外國的影響。中國人對外國生活懷著好奇心理並且傾向於採用外國思想，這種情緒自從1860年前後已在慢慢增長，到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以後又加速發展了，而在 1905年以後達到了近乎發狂的程度。有時中國青年在狂熱地學習西方和日本的時候，忽視了把他們的所學應用於中國的問題。革命的作者們更注意土耳其、波蘭和葡萄牙的愛國運動，而不大注意廣州和上海的愛國運動。當他們熱烈地討論民主和社會正義的時候，通常是用外國思想家們的名詞——這些名詞更適用於外國的問題，而不是中國的問題。例如，他們主要根據德國的政治理論和日本的實際來討論立憲政制。他們寫到俄國的革命黨人，寫到他們使用恐怖和政治暗殺的問題，但很少提及俄國和中國之間的區別，以及他們自己和俄國革命人士之間的區別。他們勁頭十足地討論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其志趣在於用以解釋西方的思想和政治問題（如英國工黨的前途），而不是討論怎樣發展中國的社會主義的問題。偶然有一位作者探究對中國來說是極關重要的問題，例如土地國有化問題、土地政策與稅收政策之間的關係問題，但就是這類討論也往往旨在反映西方問題，而不是反映中國問題。例如，這些問題大部分產生於對國家社會主義是否可取的探討中，而且中國的社會主義者是把它們當作德國的和日本的政治問題來加以討論的。
中國人不僅僅是羡慕別人的模仿者。他們看到了西方生活有許多可資批判的東西，他們也預見到工業化國家孕育著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危機。他們以令人歎為觀止的手法把馬克思的話顛倒過來，預言中國社會比工業化國家更容易建立社會主義，因為在工業化國家中階級分化是太明顯了。因此，他們勾畫出一幅比較和平地過渡到適中形式的中國社會主義的圖景。有些人——最著名的是孫中山——也提出修改西方的民主實踐的問題，如果中國也要實現共和政體，這是勢在必行的。但總的說來，他們仍是無批判地吸收外國的觀點，囫圇吞棗，而不經過充分的咀嚼。這就引起了知識上的消化不良，這樣，當他們建立新的政府的時機到來時，它又轉而造成了政治規劃不周和執行不當的情況。
中國的革命黨人感到與“進步的”外國人有手足之情。鑒於他們自認為是民主派、社會主義者以及民族主義者，所以他們感到自己是全世界先鋒力量的一部分。這就是他們為什麼如此地注意外國革命人士的一個原因。關於共和制和社會主義正在席捲全世界的信念，使中國人對這兩個主義大感興趣；中國人認為它們是最新的和最“先進的”思想，它們會給國家的強大、政治的統一和秩序以及社會福利準備條件。在他們尋求新的和進步的東西的時候，中國知識份子往往抱住一個觀點又捨棄一個觀點，或者把那些很難共存的觀點相容並收在一起。他們的思想意識把他們的個性弄得嚴重分裂，其中主要的矛盾是對外國人的難以言喻的態度。他們對外國革命者有親切感，可是他們也妒忌外國的富強；他們反對西方的和日本的帝國主義，但他們又同時向西方和日本求助。這種進退維谷的狀態淵源於帝國主義對中國的部分統治，它在很大程度上增強了革命運動及其意識形態的不穩定性。在革命人物中間，有的掉隊了，有的變節了，有的改信別的思想了，並且在自己隊伍中間出現了爭吵。章炳麟對共和制的價值及其是否適合中國國情表示異議；主張社會主義的人爭論國有化應該實行到什麼程度；無政府主義者攻擊一切形式的有組織的權威；《民報》則悉心推敲在涉及多數人意見與“普遍民意”時的少數人和個人的權利問題。到了1907年，這些意見分歧爆發為宗派主義和公開的爭吵。可是，有一個重大的、政治方面多於思想意識方面的問題仍對同盟會的思想意識有影響。孫中山被章炳麟等人指控從日本人方面接受了一筆鉅款，另外他又因忽視中國同志和偏袒日本支持者而受到指責。另外一個問題主要也是章炳麟挑起來的，而且明白無誤地涉及一人政治問題，即革命是否過於洋化而有損於中國自己的文化和傳統。同盟會從來沒有用一個聲音講話，而從1907年起它的宗旨是不和諧的，主要分歧之點是關於中國與外部世界之間的關係的問題。
應該從同盟會意識形態上的狂熱、活躍、成長、混亂和政見分歧這樣一個背景，來看待改良派和革命派之間的爭論。這場辯論主要是1905至 1907年在梁啟超的《新民報》和在《民報》上展開的。1907年10月以後當梁啟超的報紙停刊以後，論戰在中國國內和國外的出版物上繼續進行，但其爭論點已不那麼集中，其方式不那麼系統了。
梁啟超為清廷大力引進立憲政府而積極地作辯護，同時他激勵北京更快地走向比它的維新所企圖達到的更扎實的民主。他以更強烈的筆觸嚴厲地抨擊革命黨人，但是他的攻擊題目是經過挑選的。梁啟超在民主和人民主權、國力、工業化和社會主義等等問題上的觀點，很接近許多革命派人士的觀點；在這些問題上他們通常只爭論細節或方法，而不是爭論根本目標和價值。1905—1907年辯論的關鍵問題是，不首先推翻滿人能不能達到這些目標；這些目標能不能很快地達到；反滿革命會不會招致——或防止——外國人的干預和接管。雖然他們也辯論不同的社會主義形式的問題和中國應該實行立憲君主制或實現共和制的問題，但他們討論這些問題就不如爭論應否容忍滿人繼續統治的問題那麼火氣大了。
梁啟超的根本立場是，反滿革命是危險的和不必要的。說它危險，是因為它可能引起混亂，勢必招致外國的干涉。說它不必要，是因為滿人已經開始進行的改良本身會逐漸消除他們的專制統治於無形。梁啟超這些看法的基礎是他對中國能否取得很快的根本改變抱著極端悲觀的態度。他是一個敏感而變化莫測的人物，受到當代動亂的猛烈衝擊，所以他不能始終如一地堅持這些看法，但這些是他信念中最執著的一部分，在1905—1907年期間他頑強地為它們戰鬥著。
革命黨人的觀點則認為，國事已經混亂不堪，而且外國勢力已出現在中國，這一切都得由滿人負責。正是這些本身就是異族統治者的滿人，他們縱容了列強進入中國，而且又沒有能力把它們趕出去。的確，清廷已經默許西方對中國的統治，以便維護它的寶座。中國之所以喪失了它從前在世界上的煊赫地位，不是墨守傳統、或者人口過多、或者任何歷史事件之過，而是清政府喪師失地的結果。因此，革命黨人責怪入侵的帝國主義列強少於責怪中國的那些不能大力抵抗入侵者的人。《民報》的作者們極力縮小外國的侵略性，一方面用來駁斥梁啟超，一方面用來支持革命者的論點，即儘管列強由於中國軟弱和清廷的姑息而獲得好處，但它們現在也會歡迎北京有一個穩定而進步的政府。
梁啟超猛烈攻擊說，外國的統治已迫在眉睫，因為他堅持列強貪婪成性，會迫不及待地利用機會瓜分中國。他甚至反對爭取獲致外國資本。孫中山則堅決認為，西方和日本的援助在努力推翻滿人的時候就可取得，從而把中國推向前進。他無休止地想方設法要弄到這種援助，他一直深信，如果沒有外國人的幫忙，中國革命是不可能勝利的。支持他的人，象《民報》的主要執筆者胡漢民，都是捍衛孫中山的觀點的，所以同盟會公開呼籲外國給予援助。
清政府在排外運動中曾於1900年促使秘密會社“殺盡洋人”，現在仍在起勁地強調“恢復國權”。它的維新派擁護者們認為，它的努力即使還不充分，但也比革命黨人的姑息政策可取。的確，當1908年的事件使民族感情需要集中起來反對日本時，革命黨人並未帶頭。相反，一隻日本船為革命黨人運送走私槍支，政府對它的拘留卻得到了群眾熱烈的支持。雖然許多人對政府未能堅持抗拒帝國主義而感到憤怒，但至少在1909年以前他們寧願敦促它多做點事，而不是想到去推翻它。
同盟會的一些發言人堅決認為，推翻滿人的統治是有效地抗禦帝國主義和建設一個現代國家所必不可少的第一步。希夫林敏銳地注意到，當時革命的民族主義由反帝暫時轉向反滿，主要是在策略上轉移了重點：“不是年輕的民族主義者忘記了他們的反帝冤仇，而是他們感到沒有希望贏得這場衝突，因此他們在對外關係方面安於表現出克制的態度。”還得補充一點，革命黨人不願直接攻擊外國列強，這並不妨礙他們間接地宣傳反帝論點；當他們發誓要結束滿人統治時，他們也保證要恢復漢人統治下的中國。
在火熱的意識形態爭論中，排滿思潮沸沸揚揚，掩蓋了其他問題。《民報》宣稱：“所謂惡劣之〔滿人〕政府，謂以惡劣之民族而篡據我政府，其為惡也根源於種性，無可剪除，無可增飾，不指一二端之弊政而雲然。”這樣喧囂的種族主義喊聲可能主要只是一個宣傳策略口號，而不是意識形態的原則，但是它創造了一種辱駡和仇恨的氣氛，使得講道理的討論受到干擾。因此可笑的是，當知識份子在革命中越來越起重要的作用時，理性反而被感情所壓倒。一位學生後來在總結1905年前後他們那一代聽到各種主張作何反應時寫道：“當我們從梁啟超那裏獲得精神食糧時，我們從孫中山先生及其同情者那裏得到感情上的營養。一般說來，當決定性時刻到來時，感情導致行動；當這一時刻在中國到來時，孫先生這位夢想家兼實幹家在對擁護憲制政體〔即立憲君主制〕的新式文人的論戰中贏得了決定性的勝利。”革命黨人重視的是要贏得這場辯論，不大重視解決有關共和政體、土地政策和外國人在中國現代化中的作用等棘手問題，所以他們得不償失：打贏了意識形態上的一場小遭遇戰，卻丟掉了爭取對新中國的領導權。後來，當清廷已倒而排滿思想已達目的時，他們就再也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提供給國家了。合起來看是個笑話，在1911年以前忽視了他們的共同目標、利害關係和價值而且彼此視同切齒之仇的改良派和革命派，即將在 1911—1912年攜手並肩地推翻清廷。因此，這些辯論表明了1911年以前對反清運動是多麼沒有準備。
1905—1908年的思想戰線大辯論令人奇怪地脫離了中國的生活。辯論的內容不但忽視了百分之八十住在農村的人口，而且也脫離了城市新興的運動。除了經常發生的、有時還是規模巨大的排外示威之外，還有許多從事形形色色改革的組織，其中有些組織從純粹地方性的活動發展成為省一級的、甚至全國規模的運動。這些運動包括從禁賭、禁煙、禁纏足運動等常見的改革計畫，到組織學聯、勞工聯合、鐵路建設和公共工程等。在所有這些活動中，有從未在公共生活中一顯身手的人們——特別是婦女、青年和商人——開始參加。1905—1908年革命運動領袖們的觀點幾乎沒有涉及這些可能的支持者所關心的事情。革命領袖們關於政治和經濟問題的想法同排外的示威者和社會改革者的行動相去甚遠：後兩種人的喊聲越來越高，要求清廷應該快些採取更果斷的行動。只是在革命知識份子指責清廷的改良辦法主要是為了加強滿人政府的騙術時，他們才能與群眾的抗議活動取得了有效的聯繫。一方面是革命黨人揚言要致力於民族主義、民主與社會福利，一方面是公眾越來越要求國家的尊嚴、自治和社會改革，但這二者之間存在的可能的結合並未得到加強。沒有建立任何組織紐帶。如果說有什麼聯繫，那只是改良派和革命派都已經同意了的觀點上的聯繫。梁啟超及其《民報》上的反對者所爭辯的東西，同廣州自治商會和南昌自治協會這些活躍的組織沒有多大關係。甚至同盟會會員自己辦的地方團體，例如江西省的九江讀書會和贛州學社，也把改良派和革命派都拉在一起進行非意識形態方面的合作。對江西省的革命運動加以研究之後發現，這兩派在東京是水火不相容的，但它們的分歧在江西就不明顯了。
在中國，那些積極推動實實在在的變革和那些不這樣做的人之間的分歧，卻是更為重要的。在推動變革方面，革命派和改良派都做了同樣的貢獻。他們的辯論在上層知識界中傳佈了新觀念和發展了一套新語彙。觀點集中在國家的團結統一問題上，公民權、平等、權利、代議制、國有化和公共輿論等等概念豐富了語言辭彙。這些詞的意思和含義還需要充分地加以界說和消化，但在1911年以前的十年間它們是整整一代人共同創造的精神產品。1905—1908年的大辯論差不多使所有傳統觀點和思想家受到冷落（只有幾個除外），使整個一代新知識份子顯露了頭角。他們的著作滿足了對急劇變革的日益增長的要求。1910年以後，當清廷終於證明它無力滿足這種要求時，革命和共和制思想便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了。
同盟會幾乎沒有改變1905年以前已經失敗的策略。它依然深深地依靠秘密會社來補充其兵員，並且希望在象廣東那樣的單獨一個省發動武裝起義，以推動全國的革命。
軍事勝利後隨之而來的將是建立共和國的三個階段。隨著每個縣在清統治下被解放出來，將實施軍事管制法。最多在三年之內，貪污、不公正、行政不當以及象纏足等有害的舊風俗的“積弊”都要被消滅。隨後將廢除軍事管制法，並在每個地方實施臨時憲法。在以後六年實施這些臨時憲法的時期，地方自治的權力將轉給每個縣的人民，而軍政府則仍管理全國的政務。最後一步是實施全國憲法和進行全國選舉，最後，軍事管制法將被取消，由憲法產生的共和政府將治理國家。
學者們頌揚孫中山樹立了“中國近代政治革命的中心思想，其內容是由一個臨時政府實施訓政，以訓練政治上麻木的中國人民，使之最後參加立憲民主政制”。但是，如果說孫中山創立了訓政的思想，其他許多人則接受了這個思想的基本前提。梁啟超也堅持，中國人民還沒有作好治理自己的準備。他號召應有一個在清朝監管下的“開明的專制主義”的過渡時期。本質的區別並不是訓政的觀念，而是究竟由誰來充當訓政者。孫中山的主要貢獻是建立臨時政府的思想。沒有人能說清楚民主制導師的資格是什麼，也不能說清楚如何去取得這種資格。知識份子簡單地認為他們最有條件在中國走向民主制的過渡期中進行管理。孫中山主張迅速但有步驟地向立憲政府過渡，這個觀念深為與梁啟超打筆墨官司的同盟會會員所依賴。兩個主要論戰者汪精衛和胡漢民認為訓政是對梁啟超論點的答復，因為梁啟超認為革命會導致由一個軍事鐵腕人物控制的獨裁制。
孫中山的軍事戰略證明是難以執行的。同盟會沒有自身的內地根據地，只能對國內事態作出反應而不能採取主動行動。它與行動的地方相隔太遠，而且其內地的盟友在它對他們進行支援和補給之前，力量太弱，因而不能堅持戰鬥。如在1907年春季，在廣東西南遭受政府沉重壓力的農民造反者派兩名代表到孫中山那裏要求援助。經過助手的調查後，孫中山派黃興和一個姓王的三合會領袖去監督這次行動。王某到9月初才組成一支農民和秘密會社成員的大隊伍，並且安排它與兩支叛軍合作。王某很快奪取了一座重要城市，並繼續前往攻打府城所在地，而黃興在這時也已在設法打入府城的守軍。但當黃興的計謀未成時，他們內外協同攻擊的企圖失敗了。王某隨即離去，臨時組織一次單獨的行動，這次行動使他的兵力從五百人增加到三四千人；但戰鬥持續了幾天後，他彈藥告罄，不得不撤退。孫中山的總部因在離戰鬥現場二百英里的河內，他不能向其戰鬥人員提供給養和增援。廣東西南的起義在開始後約四個月就全部歸於失敗。在1906至1908年之間，至少有五次起義，也許多達十二次以上，都以同樣的原因失敗了。
原因究竟何在？很明顯，連綿不斷的崎嶇地形給孫中山從外部支援的策略造成了巨大的障礙，單是地理條件就使他的策略不能實行。但在日本、香港、河內和上海的革命者與他們在中國的潛在的盟友和支持者之間，不只存在著距離、高山、敵軍和員警的障礙，還存在著非常大的社會距離。同盟會的成員雖然比以往的任何組織更加複雜，但仍基本上由知識份子組成。要組織一次全國性的革命，他們必須逾越階級的界線。孫中山的策略是把秘密會社當作橋樑。但是秘密會社難以負此重任。
在某些方面，革命派和秘密會社是天然盟友。兩者都被宣佈為亡命之徒，都由進不了傳統社會等級的人組成，都憎恨外國人的統治。
同盟會之與秘密會社合作，主要是為了接近對當局不滿的、有叛逆精神的和最具有潛在革命力量的農民。在此方針下，十九世紀已經普遍出現的農民起義在二十世紀的頭十年更有所發展。大部分起義開始時只是地方問題占主要地位的小運動，但缺糧、通貨膨脹和高稅額（常常是為興辦新學堂等改革而支付）成了許許多多地方上的問題，因而也幾乎成為全國性的問題。因此，地方性的叛亂可以發展成為更廣泛的運動。只有擁有地方組織和有一定數量農民參加的秘密會社才得天獨厚地處於直接指導這類運動的地位。尋求秘密會社為盟友的革命派，“是在尋找接近地方勢力的捷徑”。他們沒有想出獲取民眾支持的其他手段。秘密會社並不是一種理想的手段，但也不是毫無希望的手段。它們在二十世紀的頭十年發展到農村，並且在各方面表現出具有日益加強的內聚力。至少在1906年，它們是中國境內最活躍和最強大的反政府力量。
到1906年，起義在華中和華南全面爆發。其中一次是1906年12月沿湖南江西兩省交界處的起義，它的規模如此之大，以致必須從四個省份派軍隊去進行鎮壓。礦工和其他工人也參加了方圓約八百平方英里的萍瀏醴地區（即江西的萍鄉和湖南的瀏陽和醴陵）的農民隊伍，起義者的目標是各種各樣的。在江西，有幾個革命學生在不知道東京有同盟會總部的情況下，企圖網羅知識份子和秘密會社成員于一個組織，來發動一次群眾運動。在兩省交界的湖南一側，革命派捲入的程度較輕。經濟要求是整個運動的中心，但在其他方面目標就不那樣一致了。在江西，滿洲人被攻擊，因為他們向洋人獻媚。在湖南，有一些象“滅清護洋 ”和“鏟富濟貧”的老口號。有一個自稱“新中華大帝國南部起義恢復軍”的集團有著明顯的傳統，另一個集團卻號稱“中華共和國政府”，它許諾給予自由和平均地權。各地起義仍由地方領導，主要由地方問題引起；學生仍不能與秘密會社建立持久的關係。
同盟會約用了兩年時間致力於加強它與秘密會社的關係，並通過它們去加強與中國人民的關係。但是迄無成效。爆發了無數次起義，只有少數是由同盟會指導的，較多的起義由秘密會社領導，但絕大多數起義則沒有明確的上級組織。江西的經驗是典型的。雖然在1911年前的十年中，經濟苦難的加深造成了饑饉、盜匪和大量湧現的起義，但革命派根本不能把他們的運動與農民聯繫起來。相反，農民的不滿找到了反抗的傳統形式。在浙江，農民起義“幾乎總是完全脫離革命運動的”。
學生激進分子所以不能與秘密會社結成同盟，並通過它們與群眾結成同盟，原因並不簡單地在於階級偏見。馬克思主義學者們證實，不論是學生中的激進分子或是秘密會社，都不代表某個單獨的階級或某種單一的觀點。有些秘密會社並不是一貫反滿的，也不是一貫排外或反帝的，有的由小紳士、商人、地主或官員領導。的確，在解釋秘密會社與知識份子不能在一起有效地活動時，學術界的意見著重指出，秘密會社的虛弱與知識份子的清高態度至少是同樣重要的原因。
秘密會社和革命派既代表著廣泛的社會背景和社會分歧，也有著共同利益。問題是它（他）們都不代表群眾。
這時期的激進知識份子要求擁有特殊身分，因為他們受過國外的教育。他們贊成由“有大決斷的人”對老百姓進行“訓導”，這本身就是他們有此要求的明證；但很少革命派深入群眾。大部分人留在國外大城市，當他們在中國時，就麇集在大通商口岸的外國租界。不象傳統的上層紳士那樣，現代的知識份子在農村和縣城沒有根據地。他們可能比傳統的知識份子更加脫離群眾。例如，紳士經常與秘密會社發生關係，這說明傳統的社會精英與平民建立關係時困難要比近代社會精英少，因為後者發現自己與城市商人、華僑和外國人的共同點多於與中國農民或遊民的共同點。傳統和近代、農村和城市之間的界線正在變得比紳士精英和群眾之間的界線更加分明。
這種情況可從廣州地區得到證明，對四川、湖南、河北、江西、上海和浙江的研究也證實了這一點。在廣州三角洲，革命出現了兩個運動；一個湧現在農村，其根源基本上是自發的和傳統性質的；另一個則是大城鎮的秘密會社。例如，三合會把它的活動限制在集市中心及其周圍，並不擴大到農村的農民那裏。 “民軍”首先在農村地區、村落和小城鎮組成。它們最初的形式是民團、氏族武裝和村社自衛團。它們逐漸地合併成更大的部隊，並與官軍交戰。當它們超越農村和集鎮而向較大的城市中心發展時（因此容易被動員起來搞超過地方性的大目標），秘密會社提供了進行組織、聯絡和協調的必要手段。最後，有些“民軍”終於與同盟會接觸，並且在廣州（也許還在其他重要城市）與它合作。但到那個時候，許多農村青年已經回轉家鄉了。
總之，在廣東省，伴隨著革命運動的是農村的嚴重動亂，而革命派與這種動亂只能建立暫時的、鬆散的、脆弱的和一般來說是最低限度的聯繫。在有些情況下，這些聯繫是由前往偏僻地區發展新組織的革命派，或是由到城市參加現有組織的農村青年建立的，但秘密會社提供的聯繫則要多得多。同盟會提不出能吸引農民的堅定的土地政策。的確，它贊成的是農民不願意資助的那種現代化綱領。它還缺乏組織能力，以使它所能搜集到的有限的意識形態吸引力發揮最大的效用。因此，革命派從來未能充分利用秘密會社已經創造的接近群眾的機會，也從來未能找到一個比秘密會社更好的中間人。它更不能直接與群眾聯繫。
當革命派真與一個秘密會社聯繫上了時，他們又往往不能與普通會員接觸。在運動初期，參加孫中山的興中會並積極參與最初幾次暴動的秘密會社會員與其說是一般會員，不如說是會黨領袖，這些人“受過教育，相當富裕”。在浙江，與革命派緊密地在一起活動的兩個秘密會社都由小紳士領導，其中一個會社甚至發行了一種報紙。蘭金的說法相當恰切：在諸如此類事例中可以看出，革命派對待群眾，“與其說象對待信徒，不如說象對待軍隊”。
象紳士階層多少世紀以來已經做過的那樣，紳士和革命派這時都設法為自己的目的而去利用秘密會社。最能說明問題的例子是1907年（約在4 月）成立于東京的共進會，其目的是要團結長江中游一大片地區的秘密會社。它代表了同盟會中人數相當多的一個抗議派，一方面反對孫中山把力量集中在華南，一方面也反對共進會領袖們認為的那種過分關心理論和知識份子影響太大的現象。該會最初的成員中大約有九十名同盟會會員，其內部組織則仿效同盟會。創辦人是強烈反滿的，對同盟會綱領中的其他部分則不很熱心，特別是對它的土地政策更不熱心。共進會會章採用了同盟會的前三點，但把第四點“平均地權”改成“平均人權 ”——這個明顯例子說明同盟會的思想意識為什麼不能流入內地和被群眾所接受。該會的領袖們聲稱，“地權”之所以被改為“人權”，是因為“人權”對秘密會社成員更有吸引力。但農民則發現“人權”二字神秘莫測。一個參加者的回憶說：“共進會放棄了‘平均地權’的主張，終於使它無力去發動廣大的農民群眾。”
這一改變，更多地想討好地主，而不是為了吸引農民。許多共進會領袖出身地主家庭，他們對“人權”不象對哪怕是意義含糊的“地權”那樣感到不舒服。此外，他們心目中的“人權”與同盟會知識份子理解的“人權”意義不同。例如，共進會江西分會採納了儒家的準則：“‘平均人權’指的是按照傳統公認的社會規範確定的正確行為。”
因此，共和革命派想挖掘在中國的潛力來進行民眾起義的努力，並沒有使它與一般民眾建立牢固的關係。共和派還發現，他們必須與紳耆妥協，後者對革命則有他們自己的看法。共進會是第一個明顯的暗示，它表明了哪一類組織後來會發展成為一個範圍廣大的嘗試，以把反滿的共和革命與保存傳統的社會、經濟秩序結合起來。
到1908年初，同盟會已經花去了它的大部分精力。大約在一年中，它一次又一次地發動或參加了起義——根據不同的說法，總共至少五次，也許多達八次；但沒有任何明顯的成就。政府在鎮壓這些起義時不很費勁。沒有一次有希望觸發革命派夢寐以求的連鎖反應。隨著失敗的升級，同盟會會員內部發生了爭吵。曾經在1905年被掩蓋的分歧這時把團結的門面搞得粉碎。在敵視孫中山的新編輯的主持下，《民報》發表了批評共和主義的文章，論調也很悲觀。同時，清政府又取得了革命派在1905—1906年已經奪走的主動權，逐步增加對外國當局的壓力，要求它們取締或限制革命派在日本、香港、印度支那、上海公共租界和其他外國庇護所的活動。在國內，它鎮壓持不同政見的人。革命活動仍在繼續，但協同行動變得更加困難了。學生、秘密會社、老的革命知識份子和反滿的紳士在以後的兩年中各行其是，直到1910年才開始組成新的隊伍。同時，在1907年被逐出日本和在1908年1月被逐出河內的孫中山在新加坡避難。從那裏，他又恢復旅行，去訪問全世界的華僑界，這時他仍在繼續實施十三年前自己已經制訂的策略。
第03節 清王朝的滅亡，1908—1912年
到1908年時，清政權已經在一個多世紀的叛亂和外國壓力中倖存了下來。與白蓮教、太平天國和撚軍等規模宏大的運動的情況相比，1895—1908年的一些小規模的分散的起義似乎就微不足道了。清政府輕而易舉地把它們鎮壓了下去。與此相反，表面上與1895—1908年一系列事件沒有什麼不同的1911年的一些事件，卻導致了王朝的覆滅。對清朝的支持在從前一些起義中很少動搖，但這時卻冰消瓦解。幾次小規模事件迅速發展成新形式的大運動，最後出現了一個共和國。
很明顯，在1908至1911年間發生了決定性的變化。但是那些變化只是一個很長的衰敗過程的最後階段呢，還是朝著新方向的急轉彎呢？
總的說是傳統，具體地說是清朝政制，在1911年前一段漫長時期中已經在衰落，但不時出現復蘇的跡象。即使清朝在諸如自強運動和1898年維新運動中失敗了，但仍表現出一種傳統適應能力的頑強韌性。1901年以後的幾次改革是又一個例子。清朝在它的最後的十年中，可能是1949年前一百五十年或二百年內中國出現的最有力的政府和最有生氣的社會。清朝的歷史並不單純表現為漫長的衰敗過程。
按照這個觀點，則1911年前後確有一個突變。清朝已經容許甚至鼓勵新利益集團的發展。它已經在形成新風氣和創立新制度方面作出了貢獻。它已經放寬了參與公共事務的途徑，並把公共事務交給公眾討論。至少在1908年前，它能夠完全控制新思潮，以防止它們對原有的秩序構成任何嚴重的威脅。大部分商會、學習會、自治會和其他新的組織的成員依然是忠誠的臣民。但是他們正在開始把自己看成公民。他們對清朝的要求增加了。到1908年，他們的期望驚人地發展了。例如，只在十二年前，大部分文人感到康有為過於激烈，不得不支持慈禧太后去反對他。但同樣是這個清朝的領導集團自己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並且超過了康有為曾經打算做的一切，“新紳士”們卻立刻斷言朝廷還走得不夠遠，不夠快。在1910—1911年他們堅持新的要求，當他們不能得到滿足時，這些要求就引起了普遍的不滿和更廣泛的反清大聯合。
不妨引用列寧的話，可以說1908年至1911年之間發生的一切是上層階級中較活躍的一部分人不再需要舊的方式，而上層階級的其餘部分人變得不能再按舊方式行事了。根據列寧關於革命形勢的公式，所缺少的是各“下層階級”的成員。下層階級在最後的反清聯合中雖然不是完全缺如，但其數量還不足以產生一次群眾革命。1911年反清聯合中的決定性因素是士兵（特別是新軍中的士兵）和“新紳士”（特別是在諮議局、自治會和投資者集團中的“新紳士 ”）。“下層階級”在聯合中主要是通過新軍進行活動，但也在聯合以外的各種運動中活動。革命學生也在新軍中起最直接的作用，還可能在“新紳士”中起作用。他們的宣傳品（包括舊《民報》和其他雜誌）在發行後幾年仍在內地流傳。有的學生還在1911年與其他革命派結合在一起，以便把自己重新組織起來，並參加他們曾經大力贊助的聯合。
多年來迂回曲折的事態發展進程突然起了變化，並且集結了力量。反對派過去被清朝的改革打亂了步驟，因這些改革和自身內部矛盾而四分五裂，同時他們各處一方而社會背景又各不相同；但是他們已經設法保存了下來，最後，一場全國性的危機終於把他們糾集到一起來了。
第04節 大聯合的出現
清代的軍事現代化已在1894—1895年前後造就了第一批新軍。到二十世紀頭十年之初，清朝的維新措施正在對中國軍隊的社會成分和總的面貌產生影響（見第七章）。例如湖北在1905年制訂了一套通過筆試徵募士兵的新制度。同時，大部分文盲士兵被遣散。因此，湖北軍多半是從上層階級徵集兵員的。在其他省份，新軍中受教育的人的比例要比舊軍中的比例高得多。受教育的青年更願意從事戎馬生涯，這是最重要的變化。一名中共領導人回憶說，在1910—1911 年，當他還是萍瀏醴區的一個十來歲的青年時，“我的許多同學甚至敢於打破‘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的傳統觀念。他們終於接受了……戰死疆場，雖死猶榮的新思想。他們以參加新軍為榮。”許多人出逃去參軍，其中有的不夠年齡，就偽造證件，以參加入伍考試。
新軍大力進行教育（特別是減少文盲）工作，這同樣是新事物。士兵們歡迎進學習會學習的機會，學習成了普遍的活動。一名湖北士兵回憶說，在他的部隊中，每人的閱讀能力大約達到了小學水準，班長們都會寫字。
與某些舊軍隊不同，新軍在它們駐防地的各界人士中招兵。徵募比較謹慎，其措施包括地方要人的推薦和保證等安全手續，以確保入伍者品端行正。這樣就傾向于更多地向上層階級徵兵。但是大部分士兵、軍士、甚至下級軍官可能仍繼續來自農民家庭。對遊民和盜匪分子則堅決加以清除。與過去中國軍隊明顯不同的是，新軍與地方老百姓關係良好。許多中國人與革命運動的唯一接觸是通過新軍進行的。
留學日本歸國的軍官明顯地促進了這些傾向。從一開始，到日本軍校留學就蔚然成風。當1905年通過仕途發跡的舊門路已堵死之後，行伍生涯在人們心目中有了威信。對那些既關心國家又關心自己前途的人來說，軍事訓練可以滿足這兩方面的要求。許多青年感到，中國人最需要而日本人最善於傳授的就是武士道精神。同盟會會員在這些軍校留學生中大力進行宣傳。儘管政府瘋狂地大力把現代軍事訓練限制在政治上可靠的人的範圍內，但日本軍校的學生名冊中充斥著年輕的中國激進分子的名字。他們回國在新軍服役時，就擴大了革命的宣傳。
湖北發生的事件值得特別的注意，因為新軍是在那裏開始1911年的起義的。張之洞總督曾在該省花大力氣建立了一支新軍。但張之洞在甄別革命分子這方面，卻不如其他官員——例如直隸的袁世凱——那樣有力。湖北至少在1905年前的五年已是革命活動的溫床，而士官生很早就已捲入。例如，吳祿貞曾被湖北省的一所武備學堂派往日本進修。他在參加唐才常1900年的未遂起義時輟學了一小段時間，然後在1902年從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到那時，他已是孫中山之友，又是一個隱藏的革命積極分子。他曾升任新軍中的幾個要職。其中即有北京的一個要職，其他的湖北學生也早在1904年就認為，軍隊支持革命是必不可少的；其中有的人（後來包括同盟會會員）有意識地參軍，為革命秘密工作。1904年6月在湖北成立的科學補習所可能是企圖聯合學生、士兵和秘密會社的第一個革命組織。
1904年與黃興合搞一次起義的企圖失敗後，湖北的學生花了一年多時間才重新組織起來。從1906年初起，一共大約有三十個革命組織有記錄可查。這些組織與軍隊的關係密切（但與同盟會關係不密切，雖然組織名稱相似），這可以從“軍隊同盟會”和“振武學社”等名稱中看出。早在1906年，一名清政府的高級官員提出了警告，說同盟會在新軍中的活動日益頻繁，活動中包括利用革命歌曲和白話文來煽動士兵。據說有一個日知會，在組織普通士兵方面特別成功，雖然它存在的時間不到一年（從1906年初到1907年1月）。這樣就開始了1907至1910年時期擺脫專門吸收軍官的傾向，直到1911年，新軍中的主要革命集團幾乎全部由士兵組成。
1908年秋季，湖北的革命活動幾乎停止，因為它的領袖（一名新軍士兵）被調往四川。這件事說明組織是多麼脆弱。但湖北的革命派很快重新組織起來。共進會起了主要作用。1908年後期，其創始人孫武從日本歸國。他很快對秘密會社喪失信心，便轉向新軍徵集會員和盟友。同時，共進會最合理的潛在同盟者“軍隊同盟會”被“群治學社”接替。新名稱是能說明問題的。1908年夏秋，政府已經鎮壓了一批聲稱有權為民主公開集會的集團。甚至梁啟超的溫和的政聞社也被鎮壓。清政府在宣佈自己的憲政計畫的同時，不能容忍那些想加快或改變這些計畫的活動。就在這個過程中，湖北群治學社的成立可被視作對當局的一種公開和對抗的挑戰。
這種挑戰是在皇太后逝世不到一個月以後出現的。隨著她對政權控制的消失，湖北的革命派看到了可以更加放手和更大規模地進行政治活動的機會。群治學社的三個成員開始發行一種報紙，它廣泛流傳，並把革命的要義傳到軍界和武漢三鎮以外的地方。當群治學社在1910年9月被振武學社代替時，後者也發行了一種報紙。大量的報紙宣傳與鄒容的《革命軍》等革命文獻一起，都是面向普通士兵的。歸國學生在盡可能靠近兵營的地方開設店鋪、客棧、茶館、雜貨店和其他鋪號。許多這樣的店鋪成了革命組織的前線。陸軍部長委託一位美國武官管理的大部分新軍已經趨向反滿。
在1910年，時機仍未成熟，軍隊不能單獨行動，連試一下的準備也沒有充分做好。在湖北，象共進會和振武學社等組織發現還不可能進行合作。在其他省份，革命派在新軍中取得的成績並不一樣。在1909年前，他們在北方爭取到的擁護者比南方少；但從那時起，同盟會會員開始擔任北洋軍中的要職。即使在革命工作已在長期進行的廣州，準備仍不充分。例如，同盟會企圖組織新軍兵變的一次最有名的行動現在真相大白，它不過是一次地方暴動，而不是一次革命起義。這就是地方官員顢頇無能所引起的1910年2月的廣州暴動；革命派當時無非想利用（但沒有成功）一次不是自己搞的事件。他們在廣東的問題是，他們在士兵中沒有組織，雖然在中下級軍官中有大批同盟會會員。
在1910年，革命派又加倍努力活動，政府開始驚慌失措。革命派是否取得了象官方所認為的那種成就，這還不清楚，但到1910年底，新軍的不滿情緒急劇加強，而清當局幾乎是瘋狂般地作出反應。部隊來回調動頻繁，有時甚至被解散；軍官經常被替換或解職；監視工作逐步加強；宵禁實施了，各項規定普遍從嚴執行。振武學社決定更深地轉入地下和尋找盟友。1911年1月底，該社的領導人在武昌聚集，企圖成立一個新的前沿組織，並為該組織起了一個無礙時局的名稱——文學社。在一個月內即已有約四百名新成員入社。該區幾乎每個營都有人入社。其領導人決定繼續發行一種報紙，給每個部隊單位分發一份。武漢三鎮各設一支部，並派代表到湖北省的其他地方以及有湖北軍駐防的另外幾個省裏去。有的人甚至遠去東北。
當文學社在加強其招募和宣傳活動時，它發現自己在這些活動方面正與共進會進行競爭。雖然湖北的有些革命派都參加了這兩個組織，但他們不能協調他們的活動。文學社領導人的幾名話說明，為湖北省新軍提出的社會變化的要求還根本不夠：“我們是下等士兵；他們不是身穿西服的上等人，就是又聰明又有聲望、身穿長袍馬褂的官員。他們從不屑看我們一眼，依靠他們，我們會一無所得。”需要有一些調解人的幫助和一種危機感的氣氛，這樣這些集團間的摩擦最後才能緩和到能夠進行某種合作的程度。調解人可由上海同盟會會員中的一個小派別出面充當。而危機則政府自己已在製造之中。
1910年與日、俄、英、法等國的邊界爭端，又使北京因其態度軟弱而受到攻擊，諮議局中的立憲派也變得更加直言無忌了（見第七章）。十六個省立憲派中的五十一人聚集在上海，組成諮議局聯合會。該會隨即派一個三十二人組成的代表團前往北京，要求迅速召開國會。這次行動贏得了政府的幾個讓步，其中包括設立臨時的資政院，把完成完全立憲制的過渡期縮短三年。在1910年1月、7月和10月的三次請願後，11月4日的上諭答應在1913年召開國會（原定在1917年），在國會召開前公佈憲法。省議員仍不滿意，他們堅持要組織對他們負責的內閣。但政府態度變得強硬了，改良派沒有再贏得讓步。結果，有的人對和平過渡到民主制的希望喪失了信心，少數人甚至想到了革命。
11月4日的上諭命令請願者解散，但是在臨時的資政院議員的領導下，許多人留在北京，又討論了兩個月。因此，到1911年初，請願運動進行了整整一年，並且從要求溫和地變革的恭謹請願態度轉變為爭取更大變革的迫切要求。這些請願自始至終強調同樣的一些問題，即外國對中國統一和主權的威脅、經濟危機的危險和革命以及不負責任的行政等；但其措詞一次比一次強烈。在1910年初期，他們曾經向當局請求動員民眾的支持以防止叛亂。但時隔一年以後，他們開始接受了革命的思想。在1910年7月，一份立憲派報紙的社論認為，當歐洲人為成立議會而流血時，中國人卻在浪費墨水，這就是歐洲人成功而“我們的墨水付諸東流”的原因。六個月以後，隨著要求立憲派“不應把寶貴時間浪費在空洞的口舌之戰”，上述要求暴力行動的含蓄號召就更加清楚了。1911年3月，立憲派的主要發言人梁啟超號召所有中國人“並力以圖推翻此惡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
梁啟超自知不可能參加過去與之激烈鬥爭了八年的革命派隊伍，但他這時卻接受了以前拒絕過的那些觀點。他甚至爭辯說，革命不會給中國帶來外國干涉和被瓜分的危險；對這個問題，他與《民報》的作者們過去爭論得最為激烈。他的許多改良派追隨者也發現自己站在同一立場上。“立憲派人的君憲美夢已經覺醒……此後的行動，已不如請願時的心平氣和，而往往公然與清廷對抗。”清政府所持的拒不妥協的態度正在把各反對派團結起來。它們雖然不能領導革命，但差不多都能馬上準備接受革命。在改良派領袖人士中，只有江蘇省的張謇還沒有轉變原來的立場。但當革命一旦爆發，他在促使清王朝覆滅這方面將起極為重要的作用。
到1911年春，力量的對比起了變化而有利於“新紳士”一方。雖然反對派力量仍然過於分裂，還不能向政府提出挑戰，但組成一個強有力的反清大聯合的因素這時已存在了。在幾支新軍中，百分之七十的士兵屬於革命組織。其他的新軍中有許多同情者和騎牆派，但反革命士兵則少而又少。省議員滿懷著怒火回到本省。那些在臨時的資政院中供職的人（他們比一般的諮議局議員年輕，並且更傾向於西方）特別有戰鬥性。商人曾經參加領導反洋人的示威和抵制洋貨活動，他們既支持過立憲運動，也支持過革命運動。許多商人在1910年的請願行動中特別積極，當請願失敗，他們具有省議員們同樣的情緒，並且與省議員一樣，也準備參加反清運動，雖然他們不能發起這個運動。他們又象省議員那樣，有了商會那樣的新的地方組織，這些組織開始合併成省聯合會甚至全國聯合會。甚至還有一種新型的“商紳”，他們感興趣的是中國的經濟發展，有效的行政管理，不受外國控制，以及諸如發展鐵路之類的洋改革。
這個潛在聯合中的促進因素是革命組織，它們在1911年4月的關鍵時刻發揮了作用。對在華南尋求基地的策略的不滿已經鬱積了好幾年，而在 1910年更有所加劇。同盟會已經有兩年未進行多少活動。它最後一次起義的時間是在1908年，《民報》在那一年10月被封。自1907年以來有激烈的內部爭吵，有幾次嚴重的資金不足，甚至有倒向政府一邊的情況。有些領導人則鋌而走險。例如汪精衛策劃暗殺一名高級滿洲官員，在1910年初期被關進監獄。大約就在此時，另一次廣州的暴動失敗了。同盟會的有些會員終於想出了一個較有成效的計畫，他們建議同盟會要重新審查它的整個策略，把它的主要活動範圍轉向長江中游。抱有這種想法已有好幾年之久的湖北的同志們熱烈響應。有幾位會員在1910年夏季沒能說服孫中山召開一次改組同盟會的會議，決定脫離孫中山單獨行動，成立了一個新機構以指導長江一帶的活動。這項計畫激怒了胡漢民，從而又挑起了革命派內部新的爭吵。
在此期間，孫中山一派仍堅持按老方式行事。經過了五個多月的周密準備，他們在1911年4月在廣州的黃花崗發動了另一次起義。這次起義在幾小時內就失敗了，死了八十六名革命派，使華南的組織受到嚴重破壞，士氣進一步低落。但是這次失敗雖然結束了南方的運動，反而激勵了那些決心在華中集中開展活動的人。就在這個時刻，清政權自己卻觸發了一場危機，使分裂的革命派及其潛在的、即溫和的革命盟友都聚集到了一起。
第05節 民國的誕生
經過了將近十年的改良，北京已經陷入難以自拔的困境。它在1908年設法重新取得的主動權又從手中滑掉了。各方面都來對它的權威進行挑戰。它的舊軍隊是虛弱的，而新軍又不可靠。它的官僚機器中一批幹練和獻身效忠的人正在失勢而讓位於謹小慎微和腐化墮落的人。中國受過教育而最有才能的人都致力於新事業，把舊的一套留給最貪婪的人去幹。政府的改革為地方官員培植地方勢力提供了機會。政府壓制批評的企圖反而激起了更多的批評。分裂其對手的努力只是使他們分散活動，但沒有消滅他們。它在4月底輕而易舉地粉碎了同盟會發動的廣州起義，但這次成功更多地是由於革命派自己的貽誤，而不是因為清朝的強大。至於革命派的思想就不那麼容易對付，它正在對舊的和新的有教養的社會精英施加影響。總之，清政府終於發現它的種種改革正在失去控制——它愈改革，權威愈少；但它改革愈少，它要求保持正統地位的可能也愈小。它在開始時企圖有選擇地遏制這種趨勢，在1910年對某些要求加以拒絕，對另一些要求則作出妥協。在1911年，它決定需要採取嶄新的主動行動，這樣就決定了它的末日的來臨。
清政府所選擇的主動行動是愚不可及的。在1911年5月的兩個星期中，清廷宣告成立新內閣，宣佈川漢鐵路和粵漢鐵路國有化，並商談一筆外國貸款來築這兩條鐵路。內閣是一個由十三個庸碌之輩組成的集團，其中只有四名漢人；集團中占大多數的滿人又被五名無能的皇族成員所控制。它很快被指責為“ 御用的”或“皇族的”內閣，進而激起了普遍的憤怒和失望。革命派這時能夠宣稱，內閣證實了革命派言論的正確，即滿洲人執行的是為自己服務的反漢人政策。對立憲派來說，這個內閣對於他們呼籲成立一個向國會負責的內閣的要求，是一個明確的拒絕。甚至張謇也持公開批評的態度；他說國家此時在迅速瓦解。最後，內閣還激起了一個到那時為止比較不受人注意的對手袁世凱的不滿，因為它以他的一個主要對手接替其密友擔任交通部長。這個職務還職掌鐵路管理；另外，內閣的組成與袁世凱也不贊成的新國有化政策有密切關係。其他許多人出於同樣的原因也予以反對，他們對以犧牲地方利益來加強中央政府的行動抱有戒心。但是政治上反對鐵路國有化的意見，幾乎被那些已在私營鐵路公司投資的人的一片抗議聲所淹沒。這些憤怒的投資者主要是地方紳士和商人，當北京在一個月以後透露，計畫以大部分政府債券償還他們時，這些人被激怒了。革命派始終堅持，清政府的改革只是為了加強王朝；這時他們又有新的彈藥和新的目標了。北京在這個爭議問題上愈來愈容易遭到攻擊，因為它的1910年軍事預算幾乎是1905年的八倍。外債正用來支付清政府大規模擴軍的費用。
正象第八章指出的那樣，雖然對外債的普遍憤怒情緒常常是別有用心的，但恢復利權的運動仍是真正的群眾運動，那些反對清政府借債的人可能也反對各省借外債。更重要的是，抗議與其說是反對借款，倒不如說是反對締結借款協定的方式。例如，對許多議員來說，骨子裏面的問題是沒有與他們商量。這就是問題的中心。清政府一切主動行動的共同特點就是自行其是。1911年的借款並不是清政府締約借的第一筆外債，但這筆外債正發生在各反清黨派已經不能再忍受政府的不負責任的行為之時。
暴政已在三個不同方面同時表現了出來，一下子觸犯了種族意識和愛國心，觸犯了對民主的感情和經濟利益。（令人驚奇的是，這三方面的行動等於是違反了三民主義。）我們在對清朝蓋棺論定時，可以從這個角度評價革命派的作用。人們發現清政權是不夠格的，這主要是它自身的錯誤；但是這個定論是根據革命派盡了最大的力量制定出來的三民主義作出的。三民主義並不完全明確和前後一致，有些捍衛它們的人只是口頭上效勞，而同時卻準備違反它們；但在1911 年，它們是中國出現的最接近於全國一致的事物。結果，革命派又成了事態發展的中心，因為各個不同集團只贊成三民主義中這一主義或那一主義，只有革命派贊成其全部內容。因此，他們在最後的反清大聯合的一切派別中，最能夠調解利益衝突和把各敵對集團糾合在一起。他們在立憲主義的改良派中找到了最接近的盟友。
對清政府1911年5月行動的最初反應是立憲派作出的。他們有的人自第一次選舉以來一直在醞釀，企圖組織一個政黨。在請願運動期間，特別自梁啟超在議員中散發了一份概述應如何管理一個政黨的想法的建議後，組織政黨的主張得到了支持。已成為請願者領袖的直隸省諮議局議員孫洪伊進一步促進了這個主張。1911年3月，他邀請各省諮議局議長來北京商討對策，以便“一、破政府輕視國民之習見，二、動外人尊重我國民之觀念，三、充吾民最後自立之方針 ”。就是在這種氣氛下，立憲派才得知“皇族內閣”和鐵路國有化之事。不到十天，代表十六個省的四十名立憲黨人已在北京集合，名義上是召開第二次諮議局聯合會，實際上是組織政黨。十六天以後，在1911年6月4日，憲友會宣告成立。
憲友會旨在統一立憲運動，以迫使政府立即召開國會和組成更有代表性的內閣。它並不希望推翻政府，而是要擴大它的民眾支持的基礎。其綱領是一個妥協綱領；其中的詞句，如“尊重君主立憲”，清楚地說明在運動中張謇這一派的力量仍是強大的。會章中即使有了這樣的讓步，張謇還是不願意參加，雖然他的幾個同仁入了會。張謇不但是一個堅定的立憲派，而且是一個立場稍遜的保皇黨人，這是“新紳士”的一個突出例子。在新紳士的身上，近代主義和傳統主義兼備，但兩者決不是半斤八兩的，其進步主義和保守主義也是一團混亂，難以分清。具有這類思想的人普遍受到尊敬，因為他們有能力，為人正直，並且集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思想於一身；但正是他們，最後感到被清朝出賣了。他們成了半心半意的革命派，一方面把革命打扮得十分體面，但又保證使它成為最低限度的革命。
張謇緩和了立憲派活躍分子的行動，但不能制止他們。象梁啟超、孫洪伊、蒲殿俊（四川省諮議局議長）、湯化龍（湖北省議長）和譚延闓（湖南省議長和憲友會會長）不但在清政府讓步是否充分的問題上，而且在鐵路國有化和外債方案的問題上與張謇發生尖銳的分歧。除了張謇這一派外，立憲派中各派別對統一採取了一些重大的步驟。其中有些人，特別是這個新政黨中較年輕的成員與革命派接觸密切。最重要的是，新成立的憲友會已經形成了一個全國性政治組織的核心。它的總部設在北京，除黑龍江、雲南、甘肅和新疆四省外，各省都設有分支組織，因而比其他組織更能發起和進行協調的行動。它致力於統一行動的潛力更因其成員在中國人生活中的崇高地位而得到加強。它的措詞謹慎的綱領使它能夠公開活動。它的領導層繼續受到公眾的尊敬並保有合法地位。各分會會長都是各省諮議局的正、副議長，這些與舊的社會精英一起享有崇高地位的成員還可以聲稱他們的權力是通過選舉任職而取得的。憲友會中的幹部也是省諮議局的或臨時的資政院的議員。他們都受過一些現代教育，同時也有傳統的學識。他們有著共同的價值觀念、對待事物的態度以及利益（包括對象鐵路那樣的近代企業的投資）。到1911年春末，他們已經一起協同行動至少有一年半了，當他們在6月初回到本省時，都情緒高漲，準備在國事中大顯身手。
清政府採取這些行動的時機對革命派來說幾乎沒有更合適的了。在1911年4月廣州起義失敗以後，灰心喪氣的革命派正在摸索新的策略。內部分裂折磨著他們已有三年之久，還看不到分裂的盡頭。在關鍵的武漢地區，文學社和共進會之間的不合作，使它們不可能進行有效的行動。但在政府第一次頒佈鐵路國有化命令後的兩天，這兩個組織便會談，以尋求減少它們之間競爭的辦法。同盟會的代表試圖誘導這次會談。各派代理人僕僕風塵，來回于東京、上海、武漢和香港之間，為統一革命運動重新作出努力。6月1日，這兩個湖北集團同意合作。雖然經過三個多月才制訂出合作的細節和成立一個聯合指揮部，但主張在華中起義的人士在湖南湖北學生領導下，加強了他們的努力。
可是，孫中山的支持者依然反對在長江起義的想法，他們認為還需五年時間才能發動一次有效的起義。至於孫中山本人，由於他再次周遊全球去籌集資金和要求承諾，所以沒有捲進爭論。從1910年年中直到1911年2月17日到達紐約之前，孫中山的足跡遍於檀香山、日本、馬來亞和歐洲。湖南、湖北的活動分子對尋求孫中山一派支持的活動感到厭倦，並以嘲諷的語氣談論他的“漫遊”，他們決定自行其是。沿長江上下，他們把革命組織集合起來，同時還召集了象湖南的宋教仁（他曾在1905年協助成立同盟會）等早期學生運動領袖，象陳其美（1900—1902年在日本留學，1906年加入同盟會）等後來的會員，以及更後期的參加者（包括長江下游各省和遠至山西省的人）。1911年的改組從5月到7月取得了勢頭，最後產生了又一個新的組織來統一日益蔓延的革命運動。
新組織雖名為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但它的成立卻直接違反了同盟會會章。它無視新分會的領導必須由同盟會最高領導指派以及分會章程須經其母體組織領導人物批准的規定（中部總會沒有領導人，只一個“臨時”的五人總務會來指導它的活動）；章程中有一條明確規定了集體領導，行動須取得五人的一致同意；避而不談“平均地權”，以便團結湖北的各個集團，特別是共進會。由於華中的一些領導人曾反對孫中山大權獨攬的領導，所以這幾條表明了他們要獨立於孫中山的意志。中部總會雖然公開表明與同盟會有關，但它顯然保持行動的自由。它在8、9兩個月的活動集中在以下幾方面：加強文學社和共進會之間的關係；制定共同的策略；在長江流域散發革命印刷品。
宋教仁說服了中部總會領導中的同志們，準備再花兩年時間在1913年發動大起義。一個複雜的計畫被制定出來，以保證華中能進行革命；計畫以湖北為行動中心，並往北向陝西、山西，往東向南京、上海，往南向湖南，往西向四川等地發展。代表們被派往這些地方進行工作。宋教仁等人在上海總部象發射機關槍似地在報章上發表一篇篇文章。1910年的麻木狀態消失了，使1913年立刻開始變得為期太遠了。兩個湖北集團一旦成立了聯合指揮部並且安排了分工，要求立刻行動的壓力立刻增強了。
四川的紳士對清政府5月的行動及時地提出了大量的、但措詞謹慎的抗議。但這些抗議一再被漠然置之。當國有化和外債計畫的細節公開後，抗議變本加厲起來。清廷宣佈的償付條件激怒了四川的投資者，他們有理由認為提供給他們的償付條件是有關四省中最不能令人滿意的。北京頑固地拒絕談判。請願和集會並不能使省當局轉變，相反，它甚至對投資者的相互通信也進行了干涉。
在這種氣氛下，在四川“普遍被稱為‘民黨’”的憲友會休會，並派它的領袖們各回本省。四川省諮議局議長蒲殿俊立刻啟程回川。在他的領導下，6月17日在成都一次兩千多人的集會上組成了保路同志會。該會很快就在這個大省的許多地方成立分會，並與從行會、商會直到農會和秘密會社等等地方集團進行接觸。它建議在北京召開“國民大會”，以便“仿照外國的做法”，對政府直接施加壓力。它辦了三種報紙。簡而言之，它指揮了一次出色的活動，把廣大的民眾團結在開始時是完全和平的和比較溫和的抗議之中。
北京絲毫不為所動。它的不妥協的態度可以用一句話為代表，即如果北京接受了四川的要求，“各人將就各種問題而與政府爭論不休，詔令將不得遵行”。北京靠詔令而不是通過協商或妥協進行統治的決心促使保路同志會採取更為激進的步驟。衝突逐步升級，最後鐵路投資者在9月1日作出了抗稅的決定。對抗再也不能避免了。
因此，在1911年夏季，廣泛的群眾抗議運動席捲四川。運動逐漸集中在清政府的專橫和外國的滲透方面。領導人是新紳士，特別是省議員。北京曾經樂觀地希望四川省諮議局動員上層階級支持政府的政策，但諮議局不但沒有這樣做，反而成了戰鬥的中心。它的一百二十七名議員屬於上層階級（三十五名有高級功名，另外七十四名有低級功名），相當年輕（平均年齡約四十二歲），具有積極的改革思想。只有四人已知為同盟會會員，但可能還有其他人傾向於革命，許多人是梁啟超的追隨者。其中不少人有商業投資，他們不但在商業活動方面，而且在地方事務的一般管理方面與商人合作（鐵路公司的十三名董事中，有七人是蒲殿俊的親密合夥人）。這些有事業心的年輕紳士這時與商人、學生一起要求在政治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便利用諮議局作為他們的活動舞臺。北京嚴厲地警告說，諮議局 “只能向最高君主統治下的地方官員提出建議”。但四川省議員則堅持要求廣泛得多的活動範圍。他們要求取得對地方稅賦政策的發言權和對地方學堂的視察權，並要求召開資政院會議。他們甚至發行了一種報紙，它由四川省工商學界以及議員資助，並由蒲殿俊親自編輯。它的主要宗旨是宣傳憲政和省政改革的必要性，但它還登載有關政治改革各方面的範圍廣泛的文章。
乍一看，人們可能會認為四川危機主要是經濟問題。四川省最近單獨被挑出繳納新的田賦，以援助他省的開支。在對北京應採取什麼立場的早期爭論中，大部分集中在作為償付用的政府債券是否足額，以及在要求較滿意的賠償還是堅持本省自辦鐵路等問題上。議員在開始時並不反對政府借外債為鐵路提供資金的計畫；有的人還真心歡迎額外的資金作為建設的刺激。但除了這種似乎對經濟問題的壓倒一切的關心外，還有同樣重要的政治關心。例如，借外債受到了批判，因為朝廷在商借時沒有先與資政院協商。後來，又指責“出賣給洋人”，這才使政治問題壓倒了經濟問題。鐵路之爭顯示出，它是中央和地方當局之間更深的政治對抗的一部分。保路同志會把經濟目的和政治目的合在一起，這可從“鐵路准歸商辦”和“庶政公諸輿論”等口號中得到證明。這些口號取自1898年光緒帝的變法上諭，它們表明抗議者遵循傳統，竟然到了乞靈於帝王靈光的地步。在成都，全城都設祭壇和焚香祭奠光緒。據認為，口號暴露了保路同志會會員具有光緒帝的維新傾向。他們並不想推翻清王朝，但他們尋求的是新的政治權力配和新的代議制度。
這些政治目標在一份匿名的印刷品《川人自保之商榷書》中得到詳細的闡述，但卻被總督用作把柄；他打電報給北京，說鐵路問題只是一個藉口，後面隱藏著獨立運動。他隨即把蒲殿俊和其他九名保路會會員投入監獄。當天（1911年9月7日）在省府激起了群眾示威。抗議和起義隨即遍及全省。一批縣城宣佈獨立，有的甚至成立革命政府。
那麼多暴動突然地爆發，總的說來，似乎主要歸因於與四川紳士有聯繫的秘密會社；具體地說，主要歸因於保路同志會。一小批同盟會的代表也可能起了作用。
不到一個星期，四川一片混亂，當局也處於不知所措的狀態之中。朝廷答應給鐵路投資以全部賠償，但為時已晚，示威活動仍在繼續。北京從湖北調軍隊歸欽差大臣端方指揮，命令他必要時以武力恢復秩序。端方的行動過於遲緩，而他的深受革命派影響的軍隊卻無論如何也幫不了他的忙了。到9月底，事態的發展使當局或原來的抗議運動領袖都無法控制了。
吸收了憤怒的農民入伍的地方民團搗毀了員警所和稅務所，開監劫倉，並切斷電報線。在這類事件中不乏命運的嘲弄和引人憐憫的因素，因為農民本來會成為四川建路者稅賦計畫中受害最深的人。貧窮困苦的農民突然起來反對附近的當局。他們有著自己的苦難，不久又有了自己的領袖。同盟會和秘密會社的人領導了一些民團組織，但他們不久就被農民、土匪和走私者撇在一邊。被指派維持秩序的舊式巡防隊也參加了騷亂。多達十萬人的各種武裝集團打垮了政府軍，後者到10月初只能集中防守省會和少數城市了。
這樣，當湖北省在10月爆發騷亂時，四川處於憤怒的火焰之中已有數星期之久了。但武昌起義在傳統上被認為是中國辛亥革命的火種。新的革命省政府就是首先在武昌宣佈成立的，隨之在10月10日至11月27日又有另外十四個新的革命省政府宣佈成立。四川省的抗議就成了僅次於武昌起義的反清王朝的運動。
從湖北調軍入川之舉在武漢的革命派內部造成了緊迫感。如果要進一步調走人馬，將會抽空他們指望成為起義骨幹的人。同盟會的領袖們現在願意忘掉1913年起義的老計畫，並且願意加快行動，但還不能象文學社和共進會所希望的那樣快。當10月9日的一個事件迫使他們行動時，他們正在決定行動方針。他們剛剛懊喪地得知，同盟會的領導人黃興（當時在香港）和宋教仁（在上海）都要他們等待時機。黃興希望在10月底幾省同時起義，而宋教仁對只在武漢發難能否立即成功也持悲觀態度。當時旅行在美國的孫中山對計畫毫無所知。當湖北的領袖們由於這一失望而聚集在武昌修正他們的計畫時，突然得知他們在漢口的一處彈藥站發生了爆炸。員警正在步步進逼。經過了一段猶豫不決和驚慌失措的時間以後，武昌的秘密會議決定出擊。但它發出武裝行動的號召為時已晚，因為它的追隨者或已逃散，或已被捕。武昌的活動站本身在許多領導人得以逃走以前遭到襲擊。似乎到處都是忠於政府的軍隊和特務。革命派內部出現了叛徒。各個部隊中的文學社成員這時在瘋狂激動的情緒中試圖集結他們的力量。經過10月10日一個下午的不顧一切的協商，一小批士兵匆忙地臨時訂出了當天晚上的計畫，然後堅決地出擊。他們殺死了軍官，直趨附近最大的彈藥庫，那裏由同營的一個連在駐守。該連也參加其戰友的行動，據說已經同情共和主義的該連連長被說服起而帶領約三百人的這一小股造反隊伍。在他的領導下，起義者重新組合，並把隊伍擴大到約四千名新軍，進而攻擊了總督已在那裏集結其部隊的當地司令部。戰鬥在颳風的、時斷時續的雨夜激烈進行。到淩晨，武昌的清政府已被打垮。當天下午，革命派組成湖北的軍政府，並且大膽地代表全中國宣佈成立共和國。他們還採用新的曆法，改宣統三年為中華4609年。
這些事件使其他省行動起來，結果在以後的四個月中結束了清朝的統治，成立了中華民國。就在這四個月的過程中，在10月10日下午首先發難的那些人卻把權力交給當晚與他們交戰的人。在10月10日集結其部隊的正目熊秉坤和在關鍵性的當晚帶領部隊的隊官吳兆麟，讓位于黎元洪和湯化龍等人，這些人既代表著新秩序，也同樣代表著舊制度。
黎元洪是指揮武漢一個混成協的統領，受過現代的訓練。他自1896年駐守武漢以來，不斷企圖肅清附近的革命活動。儘管他作了種種努力，他部下的一些人仍參加了雙十起義。黎元洪在開始時進行反擊，據說他甚至殺害了一個勸他倒戈的革命黨人。當事態急轉直下變得有利於起義者時，他打算躲藏起來，但革命派找到了他。他們認識到需要有一個其姓名能使中外人士都有深刻印象的領袖人物，所以只好求助於黎元洪，因為他是能物色到的最高級軍官。他們要求的另一個資格只是候選人必須是漢人，而不是滿人。10月11日上午，黎元洪被領出了躲藏的地點，並被委為新政體中的都督。還留著辮子的黎元洪答復說，革命派闖的禍已經夠大了，應在清朝援軍粉碎他們之前收兵回營。眾人隨即把他架到諮議局，在那裏以他的名義組織政府和發表宣言。但他仍不讓步。部隊對他威脅利誘達兩天之久。至少在他們內部有兩次對他的所謂殺害被有力地制住了。新政府向湖北省地方官員、其他各省和外國領事致電，宣告他們已採取的步驟，上面簽署了黎元洪的名字。同時，他們鞏固了對武漢三鎮的控制。黎元洪的態度最後軟化了下來。他一方面對革命派的成就有了深刻的印象，一方面這時又面臨著不擔任都督就要作為賣國賊而被處決的抉擇，所以只得勉為其難。當包括黃興和宋教仁在內的同盟會領袖約在兩星期後到達武漢時，黎元洪並未被撤換下來。
反對替換黎元洪的一個決定性的論點是，政府領導的更替會使外國人懷疑新政體的穩定性。湖北革命派深切地關心列強的態度，因而他們迅速作出了妥協的姿態。他們作出的早期決定之一就是尊重清朝與外國締結的一切條約和履行這些條約中的一切義務。有關這一內容的照會於10月13日分送給所有的領事館，不過革命派規定，他們將不承認自即日起與清朝訂立的任何協定。照會還保證保護外國人的權利和財產，並且表示了希望列強友邦為了世界和平與人類幸福的利益而與中國合作的意願。
湖北的革命派急於要表現穩定性和延續性的熱情，有助於說明湖北諮議局及其議長湯化龍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當軍隊把黎元洪帶到諮議局以組織他們的政府，選出他們的領導人和決定他們的政策時，實際上他們承認諮議局具有使他們的行動合法化的權力。出於同樣的原因，他們又求助於議長。當委任黎元洪當都督時，湯化龍被選主持民政。湯化龍與四川省議長蒲殿俊和湖南省議長譚延闓是同科進士。他與後兩人一樣，曾在日本留學，是梁啟超的追隨者，並活躍于憲友會等團體。他不但是最富戰鬥性的立憲派，也是最早支持革命的人士之一。他與黎元洪不同，不用人去說服他；的確，他自稱在1911年10月以前很久就已經是一個革命者。湖北的其他人比湯化龍有更深的革命資歷，但卻讓他擔任最高的文職，這可能是他的社會地位所致，而推選黎元洪的決定也是出於同樣的原因。
因此情況似乎是，為了儘量減少新政府的革命外貌（特別在外國列強面前），不革命的領袖人物在新政府中擢升高位。湯化龍一事說明了革命派 ——特別是在新軍中對政治生疏、對自己的政治勢力和社會地位沒有信心的革命派——急於要顯示他們的慎重和責任感，以及他們對代議制和立憲政制的信仰。他們認為，任命一位以忠於這些原則聞名的紳士擔任高級職務便能做到這兩點。在中國政治天翻地覆的鬥爭中，湯化龍幫助革命派保持了延續性和一個穩定性的面貌。這樣，革命後的政治領導權便大半落到了原來掌握這種領導權的人的手中。其他省份對湖北革命未能產生新領導之事深為失望，但是在那些失望的人們當中，許多人很快就發現，他們本省的事態也在沿著湖北的路子亦步亦趨地發展。
我們的敍述已經到了辛亥革命的歷史中這場革命似乎吞沒了革命派的時刻。在這個時期，有關革命的各種關鍵問題非常尖銳地被提了出來。不幸的是，這個時期的資料又剛剛開始在搜集、選擇和分析，論據仍然是最薄弱和互相矛盾的。在這裏，似乎最好先確定問題，然後提出闡釋問題的可能的路數，而不是作出不可變動的結論。
從10月10日的湖北省的行動開始起，在隨後的七個星期中有十五個省宣佈獨立。在這些省份中，許多省的較小的政治單位（如市和縣）已先於省當局宣佈自治。在10月份第一批獨立至1912年2月12日清帝遜位這段時期，地方一級和省一級的政權興替無常。在新軍官⊙議局領袖、前清官員、商人、秘密會社領袖、同盟會會員以及其他革命党領袖之間，形成了多種多樣的權力關係。這些關係很少能在長時期保持穩定。執政的權力在中國有了新的含義，並且以新的方式來行使。社會地位和政治勢力都要重新加以衡量。許多新的和互相衝突的利害關係已經相當迅速地形成，特別是私人利益倍蓰增加，同時又出現了一個 1900年以前尚未存在的公益觀念。1911年的清朝政策把這些日益發展中的利害關係捏成一個對當局持批判態度的質體。但它們的多樣性造成了無數不同組合的可能性。在分析1911年時期及以後不久的中國事件時，中心問題是這種複雜的相互作用。
最普遍的相互影響可從新軍發動的起義中見到：新軍已受同盟會宣傳的影響，但他們與紳士和諮議局議員協同行動，並得到後兩者的支持。最普遍的結果是出現一種省政權，它由都督夥同紳士和諮議局控制的文官政府一起領導。但軍政和民政之間的關係各省頗不一樣。在某些省份，商人成為軍人-紳士-諮議局的權力結構的組成部分。在另外一些省份，前清官員或同盟會會員則側身于新統治精英的各界人士集團之中。在此期間，廣大農村的農民起義在消失，而舊式的政權又很快地重新建立起來。
1911—1913年的這種混亂和多樣化成了當時的重要特點。晚至十九世紀九十年代，還存在著限制人民思想和行動的各種清規戒律。到了 1911年，那些束縛被打破了。1911年以來的中國歷史圍繞在思想和行動的新基礎是如何形成的這一問題上。1911—1913年間，由於宗旨不同和組織不穩定而出現的變化無常的組合，是革命性變化的象徵。新的勢力數量過多，政見又是那麼不同，因而互相難以調和，也難以與舊秩序的許多殘餘勢力妥協。但是沒有回頭路可走了。當張謇接受清帝國的滅亡這個事實時，他說，各人都自作主張，世上無物能限制這種力量。一個與二十世紀以前的中國不同的國家正在誕生。
中國長期存在的中央-地方關係的問題依然存在，但有跡象表明，人們在沿著新的路線尋找解決辦法。早在1911年11月，各省政府採取了步驟，要召開一次國民議會和成立國民政府。湖北的領導人宣佈成立漢族政府，並呼籲其他省與湖北省一起起來行動。此後不到一個月，湖北呼籲其他革命政府派代表到武漢商討組織臨時中央政府之事。同樣，浙江和江蘇兩省宣佈獨立後不久，它們的都督要求在上海召開一次全國性會議（“仿效北美大陸會議”）。因此到11月初，已有兩個要求召開全國“獨立”省份大會的活動，一個在湖北，緊接著另一個在上海。
各省分離主義的力量依然強大，但討論繼續進行，直到1912年3月一個新的國民政府產生。1911年後期和1912年初所議論的是清帝退位的條件、新首都的地點、內閣和國會的作用以及憲法和聯邦制的性質等問題。這些是壓倒一切的全國性問題。它們是在參加中國政治生活的公眾中進行討論，其範圍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廣泛。
這樣，似乎已經吞沒革命的“傳統”勢力也許根本不是那麼傳統性的。的確，舊的社會精英在1900年以後仍表現了明顯的韌性，但根據許多世紀中他們長期保持的力量來衡量，這股勢力也迅速地開始起了變化。從1911年起在諮議局、省一級和全國性政權中非常突出的新紳士，可能真正代表了一次社會革命的開始。由於新軍同意與他們合作，它可能已經發現新紳士比我們通常想像的要更加激進。可以這樣來假定：發生了一次真正的革命，其領導人是溫和派中較激進的人（“進步的立憲派”）和激進派中較溫和的人（“保守的革命派”）。這樣來探討，可能證明是最有成果的路子。
同盟會會員和其他公開宣稱革命的革命組織成員，除了對新軍的起義作過貢獻和在1911年後期參加地方和省級政權外，1911—1912年又在全國範圍內活動得特別積極。例如，黃興在10月28日到達漢口指揮革命軍。其他人在導致清帝退位和成立新的國民政府的重要談判中擔任了主要角色。甚至孫中山在1911年底也重露鋒芒，不過他的關於向共和主義過渡的三階段論的思想已被遺忘。總之，如果與他們在1908至1911年期間的相對靜止狀態相比，革命派在1911年10月至1912年3月這段時期中國所發生的一切事件中，似乎起了更大的作用。使他們地位突出起來的一個原因是，他們在所有反清力量中具有最廣泛的吸引力和最全面的全國綱領。他們的接觸面最廣，因而最適宜於集結各種力量和從中互通聲氣。
可是，革命派的顯赫是短命的——只是從1911年10—11月各省獨立運動至1912年3月袁世凱為首的新政府成立之間的這段短暫時期。在那幾個月中，未經他們的同意就不能作出影響全國的決定，但他們缺乏實行政策的力量。沒有革命派不行，但是他們不能左右全國政局，就象不能控制地方或各省的政治那樣。當解決全國性基本問題的時機來臨時，他們不得不讓位于袁世凱，這又與熊秉坤和吳兆麟連長不得不讓位于黎元洪將軍和湖北的湯化龍議長的情況一樣。
1911—1912年討論國家事務的主要的參與者是革命派和袁世凱。武昌起義後不過四天，清廷就轉而向袁世凱求助。雖然他花了一個月時間才得到讓他擔任擁有大權的總理的滿意條件，但他約在11月初就派一名僚佐與武漢的革命派商談。這位僚佐彙報說，他的君主立憲制的主張根本沒有使革命派改變立場，但他們一致盛讚袁世凱。
大約從11月8日起，革命派領導人一個接一個地表示支持袁世凱。問題不在於他是否將擔任總統，而在於他是否將支持革命。他是否會迫使滿洲人退位，從民國的當選代表而不是從清政府那裏接受統治的委任，並且在他擔任總統期間尊重共和制？在漢口集會的各省代表肯定地表示，如果袁世凱保證支持民國，他可以擔任總統。談判和時斷時續的戰鬥同時持續到12月2日實行停戰時為止。
反對選舉袁世凱的力量相對地小，但仍足以推遲一項協定的達成。反對主要來自上海的一批議員，他們反對與漢口人士合作，並且堅持要一個革命的總統。此時表示願意接受革命派的條件的袁世凱，不得不在他們解決內部分歧的時候等待時機。他們終於在12月29日選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從而解決了內部分歧。
與袁世凱的協定直到2月初才達成。按照習慣的說法，這次拖延應歸因於袁世凱的背信棄義的陰謀。有人堅決認為，袁世凱已經牢牢地掌握了滿洲人的命運，所以他只要接受革命派讓他擔任總統的提議就可定局，但他寧願繼續搞權術，直到他把總統的職務抬高到比靈斯于皇位時為止。他希望依靠自己的武力、洋人的支持以及靈活的政治權術來操縱一切，以使滿洲人喪失權力，並把革命派打入冷宮。可是這種意見又指出，孫中山被選為臨時大總統之舉是把袁世凱當作背信者來打擊的。因此袁世凱才勉強接受孫中山作出的保證，即一旦滿洲人退位，孫中山將聽從他。
最近的研究表明，袁世凱在華北的地位遠不如通常想像的那樣穩定。他在朝廷有許多敵人，所以他必須非常謹慎地從事一切談判，特別是那些涉及遜位的談判。中國國內軍事上的力量對比實際上是對他不利的。革命軍在南方實力雄厚，在北方有潛在的支持，而袁世凱自己的部隊則不完全可靠。他的地位之不穩定還歸因於列強的意圖捉摸不透。所有的人很快就清楚地認識到，英國的作用是決定性的，可是，英國人寧願選擇隨波逐流的路線。他們尊重袁世凱，樂於見他恢復職務，但他們對革命派如此迅速地擁有廣泛的支持也印象很深。他們寧可要滿人名義上統治的君主立憲制，但也不準備進行干預去促使它實現。同時，反清力量所控制的那些地方恰好也是英國人的利益所在。雖然英國人沒有直接干預，但很顯然，如果他們要幫助什麼人（哪怕是無意識的），那麼幫助的物件就會是革命派。袁世凱本人後來抱怨說，英國的干預要對建立共和國的潮流負完全責任。雖然袁世凱可能誇大了英國的作用，但顯然倫敦除了促使他擔任民國的總統以外，沒有另外幫助他什麼，而他任總統也是革命派所需要的。這條路線也是立憲派中的老朋友，象有影響的江蘇省諮議局議長張謇等人，一直在敦促袁世凱所採取的。張謇在1911 年11月終於採取了反清的立場。他當時對袁世凱說，君主立憲制適合於象日本那樣的小國，不適合於象中國這樣大而複雜的國家。
因此，袁世凱發現自己為時勢所迫而設法與革命派妥協。一切跡象表明，他正是這樣做的。他自己的文官顧問們都同情革命；他派往南京的代表團不但由唐紹儀率領（此人公開贊成成立一個由袁世凱任總統的民國），而且甚至由革命派領袖汪精衛任代表團顧問。同時雙方的軍事代表還進行了非正式的和談；12月20日，政治談判小組和軍事談判小組分別擬出了協定。每個協定的要點都是要成立一個民國。北方代表團團長同意成立民國，只是說他必須把協定提交袁世凱和內閣最後批准，於是暫時休會。他隨即向袁世凱建議應由資政院作出決定。袁世凱接受這一意見，經過朝廷的詳細討論後，他在12月28日取得召開資政院的詔令。有一位學者曾經指出，12月20日的協定“本質上與北方和南方最後一致公開同意的協議是一樣的”。那麼，為什麼又拖了兩個月之久才作出妥協呢？
可能孫中山及其追隨者比袁世凱更加拖延了這次解決。如果袁世凱的地位象上面所說的那樣不穩定，如果列強追隨英國也贊成成立民國，革命派到12月中可能已發現自己處於比預料中更加有利的討價還價地位。當武昌起義爆發時，正在美國旅行的孫中山從一份丹佛的報紙上得知此事，就毅然承擔與西方領導人談判的重任。他反省了中國的國際地位，得出了英國是中國取得國際地位的關鍵，這不但是因為它的國力和在中國的利益，而且還因為它是日本的盟國。因此，倫敦是他的第一站。他在10月末到達倫敦，一直逗留至11月21日。不知確切與否，他從外交大臣愛德華•格雷爵士那裏得到了如下的印象：即英國以贊助的目光看待革命和孫中山本人；此外，如果孫中山回中國建立正式的政府，他可以就貸款事項與倫敦商談。孫中山自己的記述也指出，他對新政府取得英國援助的前景非常樂觀。
當孫中山於12月21日到達香港時，他與其他同盟會領袖們討論了策略。胡漢民堅持，清政府早已失去了統治權，革命派此時的主要問題是打敗袁世凱的軍隊。因此，孫中山的上策是不去南京（如果他在那裏會發現自己缺乏向袁世凱挑戰的軍事實力），而是留在廣州建設他的軍隊。但孫中山需要滿人正式退位，因此，他認為袁世凱可能有用。他還寧願取政治解決，而不取軍事解決。他急於要防止外來干涉，同時他還要使國內外的觀察家們得到這樣的印象，即權力的轉移是和平的和明確無誤的。孫中山還相信，他進行干預和行使個人領導的時機已經來臨。他要利用袁世凱推翻清王朝，但他向胡漢民重申，他仍不信任袁世凱。他對胡漢民的這一席談話似乎意味著，他打算向袁世凱挑戰，以爭取政治領導權。
根據孫中山以後的行動來看，這一說法有了說服力。他隨即前往上海，在那裏與革命領袖們進行了熱烈的討論；他堅決主張實行總統制，反對那些贊成內閣議會制的人。孫中山認為，議會制不適合中國當前的非常情況，因為它將過分限制領袖的權力。“吾人不能對於唯一置信推舉之人，而複設防制之法度。” 兩天以後，孫中山讓自己當選為南京臨時政府的大總統。
共和派人士決定組織臨時政府和選擇一位總統不過是為了對袁世凱增加壓力，這是完全可能的。但選舉的時間選擇在12月20日協定以後的九天和袁世凱取得朝廷同意召開資政院以後的一天，內中還有更多意義。總之，袁有一定的根據把孫中山12月29日的當選看成是“對諾言的一個背叛，也是使國家走向長期分裂的一種傾向”。如果袁世凱有錯誤，他的錯誤可能是低估了共和派。在1月，共和派迅速行動，舉行臨時大總統就職典禮，組織政府，與外國列強聯繫，暫定國旗（最後決定需待民選議會作出），甚至在袁世凱的後院進行打擊。
上面最後的一手需要再談一下。有一些被打敗的滿族革命者已經聚集在山東，正準備進行反攻。孫中山讚揚這一行動，任命一個領袖（藍天蔚）為滿洲都督，並協助他裝備一支力量可觀的部隊，其中包括四艘兵船。1月末，藍天蔚奉命北上在滿洲重新展開鬥爭。2月初他取得了一些小勝利，然後就處於僵持狀態。當清朝在2月12日宣佈退位時即行停火。
所以孫中山在他擔任中華民國臨時總統的短暫時期中並不是無所作為的。共和派雖然繼續堅持與袁世凱談判，而且從未全力對他進行軍事行動，但也不會甘心讓自己上當受騙。他們之中有許多人從一開始就需要袁世凱，如果他們後來確實情不自禁地去考驗自己對付袁世凱的實力，他們也不容許把這種考驗做得太過分。當袁世凱在快到1月底時接受了他們的條件，並在三個星期後滿洲人終於退位時，共和派就滿意地接受了他。
似乎可以這樣合理地作出結論：革命派已在推行各方面的事務，直到他們發現自己的力量有限為止。他們取得了過渡政府的領導權，進行了使袁世凱統治的國家和新共和國重新統一的談判。他們試圖謀求更大的權力，但暴露出他們缺少本錢。這時他們別無其他選擇，只有在這一方面碰碰運氣，即他們一直堅持創立的新共和制度也許會使他們在政治事務中起一定的作用。在1912和1913年，他們憑藉技能和勇氣爭取使民國能夠運轉。西式的民主制度馬上證明太洋化、太新型和太軟弱，難以負擔革命派託付的重任。當袁世凱這樣一個野心勃勃和無情的總統打算顛覆民國時，民國的捍衛者除了戰鬥外別無其他選擇。“二次革命 ”（這個時期是反袁）爆發於1913年。但它不費勁地被鎮壓了，從而標誌著中國革命第一階段的結束。
前言
1911年秋和1912年春這期間中國發生了一系列事件，人們稱之為辛亥革命。它最突出的特點是清王朝被推翻，帝制改成了共和。雖然分析家們對許多問題有見仁見智之不同，但是直到最近這次革命的重要性才引起人們的懷疑。一位蜚聲壇坫的學者曾經認為它沒有實現什麼社會改革，所以這次革命是一場“假革命”；另一位學者認為，舊的統治階級仍象在過去易代之際那樣保存了下來，所以辛亥革命只是又一次“改朝換代式的革命”。由於對舊說提出了這樣一些挑戰性言論，辛亥革命的性質就成了一個熱烈辯論的題目。
在近年爭論中不斷湧現的大量新觀點中，有兩種是我們這一章的出發點。第一，辛亥革命不僅完成了從王朝到共和國的政治變革，它也完成了種種社會變革，例如出現了新的社會集團和改變了舊的社會集團。因此，最好是把辛亥革命理解為二十世紀社會革命中的1900—1913年階段，不應僅僅看做是整個政治變化的1911—1912年階段。其次，根據這種廣義的概念，革命者的重要性遠遠不是象舊說法所認為的那樣。這是一場大於它所有的領袖的革命，是“ 一次沒有真正領導者的革命”。根據這種看法，辛亥革命運動對1900—1913年事件所作的貢獻，不如它所創造的革命傳統那樣重要。總之，我們目前的解說傾向於兩個與以往不同的論點：辛亥革命是比通常所認為的更大的一個非常事件，但它的實際成就比通常認為的要小。
最近，學術界提出的問題是要探明：它是多大程度的一種革命？誰應對所發生的事負責？這段時期在整個中國革命史中占什麼地位？有一種嘗試性的答案以下面這種認識開始：即在1911—1912年，種種抗議運動臨時湊合在一起了。其中有些是革命的，有些則不是革命的，但綜合我們試圖加以闡釋的種種理由，不妨認為：在那個時候，所有這一切抗議運動都認為，在當時應該擁護以共和國取代清王朝，或者至少對此應該表示接受。由志趣各異、利益和社會背景各不相同的成員所組成的一個脆弱的聯合，產生於一個處於大變動狀態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有些舊紐帶已經斷裂，另一些紐帶反而有所加強；有些新的方式方法正象盛開的花朵，另一些方式方法只是在不同程度上在萌芽和成長。換言之，到了1911年中國已經不再是一個統一的中國了。那些彼此齟齬的意見可能模糊了這一事實：在中國的某些部分是有社會革命的，但在另外一些部分則又看到傳統的權威和階級關係恢復了力量，而且在這兩者之間又有許多程度不等的情況。事實不僅僅是每一種說法都具有一部分真理，而且是中國社會在1900—1913年時期已經分裂，並且開始沿著新路線重新組合起來。1911年不是象某些舊說法所認為的那樣是現代民主運動史上的主要轉捩點，它是中國將近二十年大動盪的頂點；這二十年中國發生的變化比以往許多世紀的任何二十年都要急劇。可是，這種變化的發展很不平衡，其部分原因是因為革命者只是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到1913年之間許多活動力量中的一股力量。革命運動促使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以來維新派和反維新派紳士之間早已存在的比較溫和的分裂變成勢不兩立的鴻溝，結果使前者發現自己與革命派之間的共同點多於同反維新的紳士之間的共同點。至少暫時看來，紳士地位與其說是表示一種團結統一的力量，倒不如說是表示政治態度和思想意識的標誌。新的鴻溝分裂了主要已經西洋化的都市中國和傳統的大部分農村中國，並且它促進了開始超越舊有親屬、階級和鄉土紐帶的新結合和新結盟；商會和政黨就是這種組合的例子。這些革命運動形成的分裂、組合、利害關係和思想感情，又形成了中國以後幾十年的生活。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1900—1913年時期代表了中國革命的第一階段。
第01節 早期的聯盟：1905年以前的革命運動
中國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基本上還是統一的。產生最深刻分歧的問題——即應向西方學習多少以抗拒西方的問題——並未使一些人產生推翻傳統制度的認真打算，甚至沒有產生這種傾向。人們普遍設想，學習國外技術是為了保衛中國文化。這一共同的想法綽綽有餘地彌縫了所有的不同意見。
在九十年代的中葉，這種共同的意見被第一次革命的刺耳之聲打開了缺口。在孫中山的宣導下，一個小組織成立了起來，它以推翻清廷、建立民國為職志。它促成了1895年的起事，雖然遭到失敗，卻標誌著武裝革命的開始。
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末期，從傳統陣營內部泛起的另一股思潮也匯合到革命運動中來。日本在甲午戰爭中的勝利使許多維新之士相信：自強運動已告失敗，需要進行更加深遠的努力。1898年的維新運動失敗之後，有一翼變得更加激進，而且自此以後，主要在梁啟超領導下，它搖擺於革命和改良之間。
共和派革命分子與激進維新派這兩個集團都在海外留學生中間尋找支持。從1902到1905年，留學生人數增至約八千人，足以引起政府及其政敵的注意，足以在一切中國革命者中間構成人數最多、喊聲最高和行動最活躍的一支力量。
這二者都不是組織完善的，或緊密結合的集團，但它們共同地都希望喚起和保衛中華民族，使它富強，即令為此目的而要大大地犧牲傳統的文明也在所不惜。偶爾他們也想合作共事一番。但大部分時間他們卻是各走各的道路，同時清政府卻保持著政治主動權。因此，革命運動在它的頭十年只是一棵幼苗，對事件沒有決定性的影響。
孫中山是創建中國最早一個公開以革命為宗旨的團體的主要負責人。他1866年生於澳門附近的廣東香山縣，1879年去檀香山，而在檀香山和香港的華僑中間和西洋學堂中度過了他的性格形成的年代。海外環境給了他決定性的影響。相比之下，他在鄉下的兒童時代對他性格的形成影響較小。他是一位西方化了的中國人：說英語；信基督教；得了醫學學位；他生平多半或者住在中國的外國人邊緣區——即住在香港或上海等通商口岸，或者住在外國的中國人邊緣區 ——如美國、日本和東南亞的華人社會。孫中山自十三歲到四十五歲期間只有約四年是在中國。在他最親密的夥伴和支持者中有外國人士。孫中山很早就贊羨西方和日本，特別贊羨它們政府的力量和效率、它們的科技水準和經濟發展以及洋溢在它們社會之中的幹勁和活動意識。
基於他與外國生活的接觸和對十九世紀中國維新派思想的瞭解，孫中山起草了一個改革的建議，企圖在1894年給李鴻章上書。建議書的內容只不過是當時的老生常談。他強調需要發展西式教育，促進商業，鼓勵科學技術的發展，特別是要想法使科學技術用到農業上去。孫中山這時所寫的內容大多是中國改良派三十年或三十多年來所說的東西，並無一項可以稱得上有革命性。但它令人感興趣的是：首先，孫中山1894年年中的這一溫和的常人之見不久就變成了革命的想法；其次，他認為那位在中國最當權的官員應該親自傾聽一下一個剛畢業兩年的青年醫生的呼聲。對孫中山思想的急劇轉變尚未見有清晰的解釋，但他試圖把他的思想直接捅到最上層去，這表明不管他的思想多麼溫和，他無意在行動上也溫良恭儉讓。當一次訴諸極峰當局的努力宣告失敗，孫中山就下定決心再搞一次。不管他在1894年的急劇轉變有什麼原因，這一事件表明他意識到了他個人的使命，而這正是他整個一生的特點。
孫中山未能使李鴻章聽一聽他的陳述，經過這一挫折之後他決定返回檀香山。他在那裏組織了中國第一個現代的革命團體——興中會。兩個月以後，即1895年1月，他去香港，糾集幾位舊友和老相識建立了興中會分會。這個分會代表著孫中山和楊衢雲之間的聯盟；楊衢雲也是一位革命者，他甚至比孫中山更洋化，此時是香港分會名義上的會長。根據現有的材料，不能證明興中會從一開始就馬上公開宣佈以反對清王朝和擁護共和為己任；但是有力的材料證明，孫中山和檀香山二十幾個入會者中的至少幾位受過較高教育的人，立志要搞共和革命。可是，這個組織的章程當時只是強調了外國對中國的威脅，以及清廷的軟弱腐敗使它不能抵禦帝國主義。這一愛國主義的呼聲至少在未來的九、十年內一直是他們革命觀點的核心。
檀香山和香港的這兩個組織又小又弱。經費不足常使它們大傷腦筋。原來的會員總計不過幾十或百把個人，從未超過幾百人。除了很少的例外，會員都是廣州地區的人，而且幾乎三分之二是住在中國本部以外的地方，他們與四億同胞的聯繫差不多只限于親屬關係和跟秘密會社的一些鬆散聯繫。它們的組織鬆弛，彼此之間也只是偶有聯繫。它們不是訓練有素和組織完善的精英集團，並不象我們在現代革命中所見到的那樣。但他們是中國政治中的新元素。會員幾乎都是窮苦而未受過教育的人。差不多半數是商人，約四分之一是勞工。那少數幾位有影響有文化的人中大多受過現代教育。有幾個人（包括孫中山在內）學過中國的經典書籍，但沒有一個人可以被認為是傳統的文人。反之，興中會代表了仍然被普遍認為是下層階級人民中的典型人物。
在甲午戰爭仍在進行的1895年3月，就有人開始擬訂一次起義的計畫了。雖然和約已在4月間簽署，但幾個月後形勢仍然有利於搞暴亂。和約條款對中國非常不利，所以在廣州地區，人們特別為之憤懣不平。大量遣散的士兵在鄉里遊蕩，有些人就流為盜寇。從紳士到農民，社會各階層人民都心懷不滿。入秘密會社的人數增加了，小規模起事變得更加頻繁了。
基督教傳教士及其中國信徒，是孫中山的支持者中間表現很突出的人們。在幾個小規模的公開組織（一個廣州的“農學會”和一個長老會會堂）的掩護下，興中會置辦武器，在散兵游勇中招募兵員，與秘密會社及地方民團的人員接關係。孫中山至少早在1886年就與秘密會社串聯過，它們大規模反政府行動的潛力一直吸引著他的注意。它們的吸引力恐怕多半得力於它們擁有廣泛的分支網路，同時也由於這樣的事實：象孫中山自己的追隨者一樣，那些人主要代表了中國社會中的“局外人”或“無權無勢的一群”。秘密會黨的會員包括流浪的勞工、喪失了土地的農民、被遣散了的士兵以及喪失生計的人們，另外加上土匪、海盜、小偷、走私販子和其他一些更不體面或更易鋌而走險的人。但特別在困難年代，他們還吸引著科場失意的士子，甚至還吸引著某些紳商人物及其他個別家道殷實或體面的人士。這些人往往當上了秘密會社的頭子。恰恰是這些頭頭們參加了興中會。因此，孫中山與秘密會社的聯繫使他能接觸形形色色社會背景的人們，雖然他並未羅致到大量的追隨者。
孫中山的追隨者人數太少，並且他們缺乏組織，在中國的根基又太淺，但這些都沒有使孫中山感到苦惱。他認為反清思想是如此強烈和普遍，以致大有一觸即發之勢。他的戰略是想在大陸贏得一個立足點，建立一塊飛地，使革命志士能由此點燃一個地區性的或全國範圍的熊熊起義烈焰。但是，國內的盟友人數太少而不可靠，同時，把人員和物資供應從香港等鄰近地區運進國內的問題也不能解決。1895年的準備工作落後於形勢，舉事被推遲下來，一艘運軍火的船隻被攔截，計畫被廣州當局察覺，香港來的軍隊被拘捕，因此，未發一彈（至少在革命黨人方面是如此），起事計畫就偃旗息鼓了。
孫中山倖免一死，最初藏匿在一位基督教傳教士家裏，後來取道香港，最後到了日本。他在那裏割掉了辮子以示與滿人的中國決裂，並裝扮成一個日本人。（這一行動只是象徵性的，這點他雖有所認識，但並不深刻。他長期在國外的經驗已經大大地改變了他先人的傳統，孫中山以後十六年中再沒有踏足過中國的土地，只有一次例外，即他在1907年12月某日曾視察過東京—廣西邊境的一次叛亂。）孫中山和他的兩位助手——陳少白與鄭士良——一起在橫濱建立了一個小小的興中會分會。孫中山讓陳少白負責日本的事務（在日本，他得到一位他在檀香山結識的日本基督徒的幫助），讓鄭士良回香港發展與秘密會社的聯繫，然後他自己出發去檀香山、美國和歐洲。由於他在中國受挫，他希望在海外發動革命。
1896年在倫敦發生了一件奇遇，它足以顯示孫中山向外國人求助的本領和他適宜於做驚天動地大事業的品質。孫中山走進了中國駐倫敦公使館，其原因至今沒有完全弄清楚，不過有足夠的理由假定，他是經反復權衡才冒此風險的。他被監禁了十二天，已經準備好把他解送回中國，要使他落得個悲慘的下場。在危急時刻，兩個當過孫中山的老師的英國人來搭救了他，他在眾目睽睽之下獲釋。孫中山馬上抓住這個機會，接見如饑似渴的新聞記者，然後寫信給英國的主要報紙，對它們以及英國公眾和政府感謝。他給新聞界寫的信顯示了他一生事業的特點，即他相信應訴諸西方人士的純良秉性，應努力說服西方人士知道他正在盡力為他的國家做好事，如果那些好心的西方人士與他易地而處，也會這樣做的。他寫道，這整個事件又一次證明了“盛行於英國的慷慨的熱心為公的精神，證明了它的人民卓然不群地表現的對正義的熱愛……我現在更加強烈地知道和感到一個憲政政府和一個文明的民族意味著什麼，這使我以後要更積極地為我自己可愛而備受壓迫的國家尋求走上進步、教育和文明的道路。”
孫中山還寫了一篇短短的自傳和一本小冊子《倫敦被難記》，這本書是用英文寫的，但他後來又不予承認。它在1912年才用中文發表。孫中山對外國公眾的重視再也沒有比在這次事件中表現得更加清楚了。他幾乎立刻成了國際聞人，儘量利用由此產生的每一點每一滴公開的名聲。他不論做什麼，哪怕是上教堂，也盡可能著眼於影響輿論。他發展了很廣泛的個人聯繫，從俄國的革命者到英國的傳教士，他都有交往。他發表了好多文章（其中的一篇發表在《雙周論壇》），呼籲必須“完全打倒目前極其腐敗的統治，而建立一個漢人的賢良政府和清明吏治，最初可用歐洲人的建議，在若干年內還希望得到歐洲人的行政幫助。” 在他從中國駐倫敦使館轟動一時的獲釋之後的八個月期間，他儼然以一位世俗傳教士或運動領袖這類人物自居——這一運動會使中國身受現代西方政治文明之益，也能鋪平走向西方商業發展的道路。
因此孫中山的要求只是英國准許他返回香港，而列強應保持“善意的中立”。他的要求被拒絕了。英國仍然認為，它的利益所在最好是堅持香港總督在孫中山1895年密謀舉事之後不久所頒發的五年驅逐令。孫中山絲毫沒有表示氣餒，因為倫敦的經驗和正在贏得的有利的公眾影響使他興奮異常，這只會使他感到樂觀。為了使他能擔負未來的重任，他把以後五個月的大部分時間用在在英國博物館讀書。孫中山可能是在這幾個月接觸了大部分西方思想，後來他就想把這些思想融合到他的中國革命綱領中去。特別是他強烈地被亨利•喬治的思想所吸引，因為亨利•喬治的思想在英國知識份子——例如費邊社會主義者——中間風靡一時。同時，他在倫敦的歷險使他在日本和其他地方的潛在盟友之中出了名。孫中山的聲譽日隆，這有助於他在1897年夏回日本途中在加拿大的華僑中間籌集款項。當他到達日本的時候，他得到了從未有過的最有利的同情；這一次同情是來自一批日本的擴張主義分子冒險家。他通過他們會見了日本重要的政界人物，從此他就認為日本可以成為中國的“天然盟友”。孫氏取了一個日本名字“中山”，其音讀為Nakayama。他致力於學習日文，廣泛交結新朋友。由於歐洲未能給他以幫助，他就只好求助於另一個外國緊鄰了（見第六章）。
孫中山和他的新同志們一起投入了極其廣泛的活動。由於有日本人做居間人，他想通過恢復和康有為、梁啟超及其他維新人士的合作來開始他的活動。這些努力早在1895年初就已開始，斷斷續續進行了約一年半時間。未能合作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康有為已經青雲直上，而且康有為相信，一位效法彼得大帝和明治時代日本的中國維新皇帝所能取得的成就，將要比孫中山這些革命黨人的成就更大。可是到了1898年，孫中山似是人望稍崇，而康有為則大不如昔。由於康有為現在已被清廷褫奪公民權，似乎在戊戌變法結束之後又有新的合作的可能性了。
變法運動把許多觀點不同的人糾合在一起，並且使傳統的思想發揮到了它的極限。有一派，也許可以譚嗣同為最好的代表，主張“全盤西化”，沖決了傳統思想的一切樊籬。1895年幾乎只有譚嗣同持“全盤西化”這類思想，但那一年他遇難後不久，其他維新分子都逐漸接受了他的遺志。有一個科第出身的畢永年馬上加入了孫中山一派。梁啟超在1898年以前已經聲言，稱許可以通過代議制度實現“人民政治權威”和“民治”。直到戊戌變法失敗以前，他一直相信能自上而下地實現這種民主改革。到1898年底，他在日本東京辦了一種報紙。他馬上用人民“權利”的字眼代替了僅僅是人民“權威”的字眼，他認為“權利” 不能等待著朝廷賜予，“權利只能由每個公民寸步不讓地奮力爭取到手”。梁啟超已變成了一位革命家，他是那些年輕士紳的主要代言人；這此青年人因戊戌變法失敗而亡命海外，所以他們開始相信傳統是一潭死水，必須搞劇烈的政治變革。
孫中山認清了有擴大革命運動的機會，並熱切期待它的來臨。孫中山與梁啟超在1899年底合作辦了一個反滿的報刊，當那一年12月梁啟超去檀香山的時候，孫中山給了他一封介紹信，把他介紹給他的哥哥。對孫中山來說，不幸的是，梁啟超去檀香山是帶了康有為的指示，銜命去執行康有為已于7月建立的保皇會的任務。梁啟超被弄得左右兩難，一方面是他與康有為及其一切教導的親密關係和他本人對孫中山潛勢力的疑慮，另一方面是他的激進的思想傾向。他試圖向孫中山表白：儘管他相信排滿思想，但當前最好是追求有皇帝名義的民眾政府的目標；他說，一旦除掉了慈禧太后，皇帝就可以當共和國的總統。
現在尚無材料表明孫中山曾答復過他的這一建議。梁啟超繼續走著搖擺的道路。他寫了許許多多東西，參加了檀香山的一個秘密會社以便設法更好地啟迪海外華僑的民智，1900年發表演說贊成暗殺行為，甚至遲至1904年10月還稱譽俄國的恐怖分子說：“大哉刀劍！聖哉炸彈！”當1900年春義和團運動興起的時候，保皇會決定乘機救出被囚禁的君主。他們狂熱地開始準備一次起事，企圖擁立光緒帝在南方成立政府。對孫中山來說，這形勢似乎再一次給了他以聯合反滿力量的機會，而且儘管他對梁啟超的幻想已經破滅，他又一次尋求與康有為合作的可能性。但是康有為表現得很冷淡，致使孫中山的努力不見成效。8月份在漢口爆發了一次起事，由唐才常領導，有康有為的支持，但它也被鎮壓了下去。保皇會此後在流亡狀態下繼續它的工作，大大地侵害了孫中山在海外華僑中所得到的支持。
孫中山重新開始了他的努力。他仍然保有畢永年和史堅如等原來的紳士改革派的支持，他還儘量同下述這樣一些人合作共事：例如廣州的紳士、華中和華南的秘密會黨、李鴻章及其他大員，以及象香港總督，甚至象菲律賓的叛亂分子這些外國人。雖然所有這些努力都遠不足以達到他們的目標，而且有些努力很不切實際，跡近幻想，但它們仍使北京當局感到震驚。孫中山全力以赴的努力，是與義和團起事、外國的入侵以及康梁所支持的漢口舉事同時交錯著進行的。清政府被所有它的敵人可能結成聯盟的前景所震驚，更因它的上層階級正開始同情叛亂分子而感到苦惱，所以被迫實行一些比先前設想的更劇烈得多的改革。因此，孫中山旋風似的革命活動的間接結果要遠遠大於它的直接結果。
直接結果是微不足道的。1900年年中，孫中山弄到了足夠的支持，使他敢於發動另一次起事。他再次想奪取廣州，但這次他決定首先在東面開始進行這場戰役，即在惠州建立行動基地，然後向廣州前進。在其他方面，這次舉事倒很象1895年的那一次：參加者主要是秘密會黨的成員，也有許多中國基督教徒（可能有百分之三十是孫中山原來的人馬），以及一小批日本人和西洋人；戰略是用一支小部隊發動一場大起義；最大的障礙是如何獲得武器並把它們運進內地交給戰士；一再推延起義日期和更改起義計畫使行動走漏了風聲，從而使政府有時間從容準備對付這次起義。在10月份開始打響的戰鬥後的兩個星期內，清政府就已占了上風。幾天以後孫中山下令解散革命部隊，再一次首途赴日，在那裏檢討第二次失敗的原因。
孫中山感到可以增強信心，因為他的戰略的主要之點似乎是很正確的。惠州之役表明，一小股起義戰士能迅速發展成為一支大規模的部隊。廣東的居民在開始時只是不支持政府，但他們的中立馬上變成了給予叛亂者以積極的支持。成千人參加了戰鬥，同時由於農民壯大了革命隊伍，所以能容易地弄到糧食和軍需供應並獲取情報，並更易伏擊打援和打敗大得多而裝備精良的敵人部隊。可是，這還是尚待加以發展的萌芽狀態的遊擊戰術。地方上給予革命軍的支持大部分是為了地方上的問題，孫中山的人馬只是進行了最低限度的、短期的意識形態和組織上的努力。他們沒有反反復複地試圖詳細說明地方問題的原委，沒有培養潛在的反滿或反帝意識，沒有傳佈新的政治思想，也沒有開始成立獨立于或不同于現存秘密會社之類的新組織。據說，孫中山在1897年在英國的研究中大量吸收的政治思想，在1900年尚沒有明顯的表現。革命在這個階段中只是一種傳統的紮克雷起義或盲動主義式的暴動，還不是二十世紀的革命。
因此，對一個比孫中山更加客觀的觀察家來說，他的運動在1900年的失利以後，前景看來是頗為暗淡的。回顧一下，暴亂給人們深刻印象的是它勃然而興，忽然而亡。考慮到1900年的局勢不穩，同時應注意到這種不穩乃是國內一百多年動亂和外國數十年來對中國剝削的結果，那麼，革命黨人的成就比起他們擁有的廣泛機會來說就相形見絀了。要麼就是學者們誇大了清王朝衰落的程度，要麼就是1900年的革命確是一場很軟弱的運動。
孫中山的名望這時一落千丈，致使其餘革命黨人給他諡以種種惡名，例如稱他為“不學無術的亡命之徒”，“膽大妄為的寇盜”，或胸無點墨的“ 莽漢”，等等。年輕的領袖湖南人宋教仁說出了大家共同的看法：孫中山只能大聲嚷嚷而已。可是，孫中山自己卻回憶說，1900年失敗以後，人們不再這樣貶損我了；“進步分子實際上同情我的不幸遭遇”。
孫中山有幾年很少改變他的戰略。他仍和從前一樣，非常喜歡把他的運動的基礎放在討好秘密會社、海外華僑、日本人和西洋人士方面。直到 1903年9月以前，孫中山把他的總部設在日本，但他本人卻從一個華僑社會旅遊到另一個華僑社會去籌款，去徵募追隨者和探索外國支持的可能性。他在河內創辦了一個小小的興中會支部，而且會見了法國當局以研究是否有可能獲得法國的援助。法國人曾對孫中山一度感到興趣。惠州舉事之前四個月，他會見了法國駐日本東京的公使，請求後者協助他弄到武器和軍官。按照這位法國公使的說法，孫中山答應“給予我們所可能要求的一切”作為報答。據說，孫中山在1900年6月曾經說過：“我們不是外國人的敵人。遠遠不是。相反，我們呼籲他們理解我們祖國的新生和變化。”法國人繼續密切注視孫中山的活動。1903年他們又一次會見了他，並且他們向法國殖民部長報告說，孫中山曾答應給予法國以“最誘人的經濟利益和一種保護國的地位，以對他夢想建立的新國家實行保護”。但是，法國仍未給予援助。
到了1903年後期，孫中山甚至未能組成一個象1900年舉事時所擁有的那種軟弱的組織。秘密會黨、海外華僑和外國人合在一起只能結成脆弱的聯盟，當然不足以構成一次革命的堅實基礎。孫中山注意到了農村中可能存在群眾的支持；但他的模模糊糊的政綱不能引起農村人民的興趣，他除了和不甚可靠的秘密會社有聯繫之外，和鄉下居民並未建立聯繫。孫中山的幾次失敗，再加上幾位親密合作者的死亡或變節，使他平日昂揚的精神受到暫時的打擊。他給一個朋友寫信說道：“時〔1903年7月〕我在日本，財力甚窘，運掉不靈。”他在東京逗留了幾個星期，在灰心之余啟程去檀香山，重新周遊海外去尋求華僑的支持。
到1901年，除了蓄謀未遂的叛亂和1900年的外國入侵之外，清廷又面臨著中國上層階級迅速擴展的離心離德的傾向。自1895年以來，對傳統思想的忠誠心已大大動搖，致使某些嚮往西化的人甚至準備接受西方的殖民化統治，以期促進中國的變化。與對清政府的嚴厲批評和官員明目張膽地不遵從北京詔旨的情況相比，這種失望和聽天由命的情緒還不是那麼普遍的。清廷在1900年動員戰爭的號召在中國大部分地區都未被理睬。與此同時，甚至在1898— 1900年的反動年代，某些省份的當局還悄悄地繼續搞維新，如派留學生出國等。
1901年以後清廷搞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產生了那些在後來將有助於推翻清王朝的社會集團和組織。這些集團和組織包括新近紛紛成立了商會的新興商人階級、一個新的軍人集團和一個新的知識階層。這個新的知識階層首先形成並逐漸活躍起來。它是1895年出現的維新派紳士的旁支。和這些紳士一樣，新興知識份子階層主要也出身於上層階級，至少也曾經受過一定的傳統教育。這兩種知識份子都把外國帝國主義者和反動官僚當做他們的敵人。這兩者都深切地關懷中國的命運，都決心引導中國走上復興的道路。但是，這個新知識階層還比較年輕，又因遊學外國而懷有新的世界觀。
二十世紀頭十年初期的一個短時期內，有一個人在發展維新派紳士和發展新知識份子的過程中同時起著重要的作用。腳踏兩隻船的梁啟超是一個活生生的證明，表明改良派知識份子和激進知識份子是靠得多麼攏。戊戌變法失敗之後梁啟超逃往東京，他辦的一種報紙開始介紹各種新思想。梁啟超一方面貪饞地吞嚼著西方和日本的各種各樣著作，一方面馬上用一種生動活潑而吸引人的文體把它們傳達給讀者。他還辦了幾所學校。他的著作燃起了整整一代人的希望。到 1903年，梁啟超提倡實行最激烈的社會、文化和政治上的變革，使知識青年大大受到他的影響。
其他年輕的中國人也起而仿效梁啟超的榜樣。早在1900年，與梁啟超的報紙相似的刊物中就已譯載了西方和日本的著作，並且開始登載關於中國問題及其解決之道的社論。中國學生心目中的英雄是美國和法國革命中的人物——華盛頓、丹東、羅伯斯庇爾、拿破崙，但他們也把革命的思想追本求源到了盧梭和孟德斯鳩那裏；他們有時甚至上溯到希臘人那裏，但不久就主要轉向盧梭和十九世紀的著作家，如達爾文、穆勒，最後轉向了斯賓塞。“進化論”、“物競天擇 ”、“適者生存”這些思想開始統治著學生們的頭腦。
日本的變革和發展的氣氛也有助於越來越激進的中國知識份子集團的出現。日本的榜樣告訴人們，擺脫外國的統治和贏得列強的尊敬是能夠辦得到的。1902年，英國甚至接受日本為盟國。中國學生在一個戰爭狂熱日益高漲的時期紛紛湧入日本。學生們被日俄戰爭的景象弄得異常激動，因為戰爭是為了決定哪個帝國主義強國將統治這部分特定的中國土地而在中國國土上進行的，而中國政府只好坐觀勝敗，毫無辦法。由於日本打贏了甲午戰爭和對中國在庚子之役的屈辱記憶猶新，學生們對日本的成功的敬佩和對中國的無能及恥辱的憤怒交織在一起。學生的各種刊物充滿了攻擊帝國主義和攻擊滿人屈從帝國主義的言論，充滿了提倡尚武和愛國精神的言論：他們認為日本人在這方面是令人佩服得五體投地的。他們譴責本國人民的懶散、自私和愚昧無知，所以他們呼籲萬眾一心，呼籲為了國家的利益和把所有外國人趕出中國領土而犧牲個人。
在學生這些要求的背後存在著一種新的、又有些自相矛盾的民族意識。它把對中國過去的驕傲感和這樣一種信念揉合在一起：中國人民應該根本地加以改造，以便肇造一個強大的、現代化的中華民族。因此，梁啟超的論“新民族”的一系列論文是當時最風靡一時的文章，因為他的這些文章中的基調是給過去以適當的評價，但也應該向前看，展望一個新的未來。這樣便巧妙地作了外國人對中國作過的批評，而且這種批評是以保存中國人自尊心的方式作出的。
梁啟超發現中國文化中有一種獨立的精神，它確是民族性的根本。他說，中國的特殊品質是偉大、崇高而完美的，迥然不同於其他民族，它應以能夠自新的方式予以保存。他又說，它象一棵樹：除非每年抽出某些新芽，其枯萎將指日可待。進一步使民族返老還童的辦法，在於從其他變成獨立的民族所遵循的方法中挑選我們本來缺少的品質。梁啟超自居於十九世紀改良家之外，因為後者只襲取西方文明表面的東西。他們只想嫁接樹枝到我們的枯樹幹上來，而不理會其根本，如人民的品質、人民的智慧和人民的活力。根本之根本的東西就是梁啟超所稱的“公德”，此即凡有利於群者即為善，反乎群之利益者為惡的原則。中國最大的缺點即是“在吾國民中竟無人視國事為己事者”。
梁啟超在論述了他那一代人的思想矛盾——即他們與中國文化的聯繫和他們決定激烈地改變中國文化這兩者之間的衝突——以後，他還指出了第二個矛盾。使中國人對國事不感興趣的主要因素是他們對本鄉本土有特殊感情。學生們也不例外地存在這一矛盾，但他們力求解決這個矛盾。
去日本的中國學生或者由他們的省府出資，或者由中央政府出錢，或者由私人擔負。其中最常見的是省政府出資。當學生到達日本後，他們分別組成各該省同鄉會，而且主要也是與同省的鄉親們交往。他們住在一起，出刊物，如《浙江潮》、《湖北學生界》和《江蘇》等。有些集團甚至組織該省的獨立運動或“ 自治”運動（見第六章）。
學生們的同鄉觀念雖然仍很強烈，可是，他們也認為他們的同鄉會組織是建設新中國的積木。學生們悲歎，中國之所以缺乏團結統一，主要是因為他們的國家正處於一個國際的“物競天擇”的環境中，湖北學生就是這樣說的。江蘇的青年則認為，在現代國家中，“主要的不是依靠個人的才智和勇敢，而是靠整個國家的才智和勇敢……所以中國人沒有贏得戰爭和商戰，一直處於貧困，這是毫不奇怪的”。中國的積弱是由於缺少舉國一致的大合作，所以一份湖北學生雜誌在創刊上就寫道，全國的合作必須逐步予以實現，必須建立在較小單位的合作的基礎上。因此，愛國必須從愛本省開始。湖南的學生們一致認為，如果要規劃中國，必須先規劃湖南。
由於要投身於民族統一的大業，並且認識到傳統的鄉土觀念會產生分裂情緒，學生們便迅速著手組成一些全國性的團體，實行各省組織之間的大聯合。早在1900年，勵志會等社團就成立了，其目的是促進各省組織之間的聯繫。另外一些社團象青年會等，則致力於“民族主義”或恢復“國權”的活動。其中有些組織幾乎完全是某一個省的人組成的，但到了1903年，學生中間企圖建立跨省的全國性組織的情緒卻日益高漲起來。
在以後兩年內，這種情緒沒有產生什麼重大結果。例如1903年春在抗議俄國侵佔滿洲的時候，青年會會員組成了拒俄義勇隊。上海的革命志士出版了《俄事警聞》和《警鐘日報》，以抗議俄國的政策，批評清廷無力抵抗。在一位正在日本士官學校學習的義勇隊隊員的主持下，兩百名隊員每天進行操練；同時，有兩位領袖前往天津請求直隸總督袁世凱抗禦俄國，並且請求接受他們在抗拒俄國方面的幫助。當這些路子都走不通了時，最激進的學生便轉入地下，繼續企圖推動一種有戰鬥精神的愛國主義。新出版物採用了諸如《二十世紀之支那》和《漢幟》的刊頭，而不用原來的省份名稱。老刊物則徹底改換門庭，例如《湖北學生界》改成了《漢聲》。新社團取了華興會或愛國會等名稱，表明它們全國團結的大方向，而且它們的綱領也提出了全國性的目標。
在日本呆了一年剛剛返回中國的湖南人黃興建立了華興會，它是試圖衝破省界的第一個最重要的革命組織。華興會的大多數會員雖然是湖南人，而且其目標按照黃興的話說是以奪取湖南省作為革命的基地，但他著重指出，一省不能與全國其餘部分相敵對。因此只要可能的話，他準備尋求與其他省份人士的合作，以便在時機成熟時能夠發動舉國一致的行動。除湖南省以外，會員還來自至少其他八個省，而且華興會還同五個省（廣西、四川、湖北、江西及浙江）及兩大市（上海與南京）的一些組織取得了聯繫。它最初的會員幾乎全部是學生，但是經過緊張的努力，它也著手吸收駐紮在湖南及其鄰省的一些士兵。它還贊助建立一個輔助性組織，其明確的目的是要迅速與哥老會等秘密會社接上頭。有意思的是，這個輔助性組織取名為同仇會；華興會除了反滿以外，沒有什麼綱領給予它的秘密會黨盟友。黃興和幾位友人辦了一所日語學校以掩護他們的活動（這活動在1904年大部分時間裏不斷取得勢頭）。
中國其他地區也同時在進行這種努力。在湖北，一位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的學生革命家吳祿貞，回湖北後在政府的新軍中服役。他便利用他的勢力在陸軍中安插了幾位同志，並且在士兵中搞宣傳鼓動工作。他的朋友們在湖北省各地方的學校舉行集會，宣傳革命，並散發激進的刊物和傳單。到1904年夏，他們有了一個欣欣向榮的組織，取名為科學補習所，以此冒充一個學術團體。這個組織獲悉黃興正計畫在1904年秋發動叛亂，就在湖北作了安排以配合黃興在湖南的行動。
他們計畫了一個雄心勃勃的方案，打算同時在湖南的六個城市起事，還希望能在湖北、四川、江西、南京和上海得到回應。現在不能確切知道這個計畫搞到了什麼程度，不過他們至少是已確定了起事的日期（慈禧太后的七十歲生日，即1904年11月16日）；但在10月後期政府的耳目偵破了這一密謀，迅即予以撲滅。在幾次小規模起事的零星嘗試和倖免一死的厄運之後，黃興和其他幾位領袖四散逃命，他們多數人逃到了日本。這時，黃興等人只有準備考慮另圖良策來實現中國的革命了。
在1903到1905年之間，其他許多革命團體也有興旺起來的，也有衰落下去的。某些留日學生回到了中國。在上海，一批學生參加了罷課，並且組織了軍國民教育會。它的秘密宣言的宗旨表現出這樣的耽心：如果清廷繼續統治下去，中國人“會亡國滅種”。在表達當時盛行于學生作品中的絕望情緒和行動主義時，這宣言說道：寧可奮鬥而死，不可一事莫為。軍國民教育會忠於自己的宗旨，於是組織暗殺隊，開始製造炸彈，派出會員去與秘密會黨及其他組織——例如華興會——掛鈎。
經過這些努力，在這些為數不多的組織中產生了一個倖存到1912年的組織，這就是光復會。和別的組織一樣，它也想聯合知識份子和秘密會黨分子一起反滿，而且它也是想打破自己省界的一個省的組織。光復會雖由浙江的學生和幾位老名流知識份子所創辦，但它也招收安徽和江蘇籍的會員，並把最初的基地設在上海。它受無政府思想的影響很深，所以它組織不善，領導不力。學生想動員一個可靠的秘密會社的戰鬥部隊，其努力迄無多大成效；而光復會之所以獲致聲譽主要是因為它蠻幹，它至少搞了兩次轟動一時的暗殺計畫和幾次流產的起事。
在日本遊學的留學生從1901年的約一百人增加到1905年的約八千人。一小組一小組的學生在中國很活躍，特別是在比較安全的大城市中更是如此，因為象上海這樣的城市更有外國租界為他們提供了額外的保護。還有另外一些人則有歐洲和美國。雖然學生的幾十個小規模組織互相之間有聯繫，而且學生們也彼此互相閱讀出版物，但沒有什麼成功的協調活動。他們想沖出各該省組織的界限並把革命推向全國，可是未獲成果。清政府的警惕性和力量，比他們所預料的要大得多。象孫中山那樣，他們也已認識到需要盟友，或至少需要比現有追隨者能提供的更多得多的人數，而且他們也確曾想法利用秘密會黨似乎能夠提供的潛力來滿足這種需要；但是也象孫中山那樣，他們的努力盡付東流。學生們只能在遠處進行辱駡，在自己隊伍內部鬧不團結，並把自己同別的革命組織和全國人民隔離開來。由於遭受挫折，他們更加乞靈於印發印刷品而不是真槍實彈地披掛上陣，但是他們的著作則呼籲應恢復並立即投入暴力行動。例如，在一份當時最膾炙人口的小冊子中，陳天華寫道：
殺呀！殺呀！殺呀！……萬眾直前，殺那洋鬼子，殺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滿人若是幫助洋人殺我們，便先把滿人殺盡；那些賊官若是幫助洋人殺我們，便先把賊官殺盡……向前去，殺！向前去，殺！向前去，殺！
中國政府的反應迫使狂熱的反帝學生們考慮做出某些困難的抉擇。北京希望用乞靈於民族主義和內政改革的辦法，來誘使革命意識離開它的軌道。清廷又一次採取比它1900年支持義和團時更富於幻想的形式，試圖把國內的不滿引向反對外國帝國主義，而不使它反對自己。政府通過創辦一些武備學堂和派遣更多的學生去日本接受進一步軍事訓練（這一切的目的都是為了建立新軍）的辦法，來支持反帝的恢復利權運動。1904年1月的一道上諭批准成立商會，它的目的顯然是在抗拒外國的經濟統治。批評政府的人要重新考慮他們的立場了。梁啟超1903年在美國旅行時已開始認為，革命和共和政制未必能治癒中國的痼疾。他深深地有感於清廷改革的氣勢，在1905年斷言說：中國人民只有經過一個“開明專制”的時期之後才能實行自治。康梁二人現在認定，帝國主義是中國最直接的威脅，所有的人必須團結起來支持清廷的政策，以反對帝國主義。
雖然，所有這一切對學生究竟有何影響現在還不能確切知道，但顯而易見，學生們的意見是分裂的，而且只有一小部分人贊成排滿的革命。對大多數人來說，反帝是首要任務，而如果他們反對清廷，那可能是因為它姑息西方和日本。可是在1903至1905年之間，學生中有越來越多的人靠近孫中山的立場：反帝的口號聲減弱了；西方式的改革被強調起來；排滿情緒愈來愈強烈。
年輕人的排滿文章中最突出的例子，是十九歲的四川青年鄒容寫的《革命軍》，它由著名的國學大師章炳麟作序（章氏對滿人的仇恨深深地植根於他的忠於明室的思想）。鄒容和章炳麟的合作，表明了革命運動怎樣使人們結成了出乎意外的聯盟。
鄒容小冊子的內容包括了對清朝統治的廣泛的指控，並且用最富煽動性的語言號召進行革命，以“誅絕五百萬有奇披毛戴角之滿洲種，洗盡二百六十年殘慘虐酷之大恥辱，使中國大陸成幹淨土”。雖然他明言中國備受列強和滿人的“雙重奴役”，但他的憤怒幾乎全部傾注在後者身上。除此之外，鄒容的小冊子還充滿了對法國和美國的革命、德國和義大利的統一，以及對華盛頓和馬志尼等領袖人物及盧梭等思想家表示敬佩的言論。在結論中他給中國的未來開了處方，他坦白地承認：“嗟予小子，……模擬美國革命獨立之義。”
鄒容言詞激烈的散文和章炳麟的序，觸怒了清朝當局。經過幾個月的緊張努力，他們未能說服上海公共租界的官員們引渡作者們，因為鄒容的文章是在公共租界發表的。在清廷的盛怒之下被外國人包庇起來的章炳麟和鄒容最後受中西混合法庭的審理，而使滿人受到劇烈挫折的是，1904年5月該庭判決章炳麟三年監禁，但只判了鄒容兩年的監禁。對於中國政府來說這是一場徒有虛名的勝利，它本來是想從嚴懲處作者的，卻不料被外國的干涉所羞辱，但是，這場官司也暫時使上海革命運動受到挫折。
日本東京的中國學生越來越多，此地馬上變成了革命宣傳的中心。這裏宣傳排滿比宣傳反帝要安全一些，所以學生們的寫作逐漸改變了重點。學生們不是集中力量於反帝，或重點攻擊清廷姑息外洋的政策，或致力於倡議需要建立一個新的、更加尚武的中華民族，而是不憚其煩地縷述滿人的缺點。中國百孔千瘡的弊端都被大部分歸咎于這個異族王朝的統治。排滿宣傳正是在不團結成為學生的主要問題的時候加緊進行的。從策略上看，這種宣傳變化的原因之一就是需要有一個廣泛的革命運動，使之包括秘密會黨成員和華僑，以及年輕的知識份子、士兵、勞工和人數雖少但在日益增多的商人——特別是通商口岸的商人。問題在於怎樣能使一個主要是政治性的革命運動適應這一驚人的事實，即中國也正在開始一場社會革命。新的社會集團和階級正在產生，舊的社會集團和階級正在演變。排滿是一種大家都能夠基本上或毫無保留地加以接受的思想，而對於反帝，有人持首鼠兩端態度，有人則根本漠不關心。這種種情況的出現，部分原因是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滲透是不平衡的。在通商口岸身受外國歧視政策之害的商人和被傳教士或外國士兵破壞了其生活的農村居民，自然比秘密會黨的會員更熱衷於反帝，因為會黨成員有長期的反滿傳統，而很少或完全不接觸外國人；我們曾經以為秘密會黨是反西方的，其實它們基本上是排外的，有時甚至被中國的基督教徒慫恿著去反對滿人。華僑對西方帝國主義有所認識，但同樣至少也感到滿人無能，不能保護他們免受香港、新加坡、河內和三藩市的歧視政策之害；無論如何，他們喊出排滿的口號比批評英國人、法國人或美國人要更加安全。
總之，許多人多半責怪中國的困境是由於滿人的軟弱無能，而不大歸咎於外國的侵略。所有中國人都能夠看到滿人的顢頇無能，而且所有人都身受其害。反帝激情不能取得這種舉國一致的支持，特別是不能取得激進的知識份子和商人的支持，因為這兩種人對帝國主義的敵視心理中還摻和著敬佩和嫉妒的心情，而他們對滿人的敵視感情則是純而又純的。
另外，西方帝國主義在1904—1905年似乎也有所收斂。英法兩國忙於歐洲事務，俄國則正在被日本弄得威風掃地。日本帝國主義此時已構成了比西方的統治更大的威脅，但是自從日本變成了學生們的主要避難所以來，他們也不能把日本當做一個問題來展開爭論。在東京的革命者們會儘量縮小外國對於中國內部起義事件進行干預的可能性，所以他們寧可討論共和政府的優點，而姑置帝國主義的劣跡於不論。他們希望用突出排滿而不是用突出反帝的辦法來避免激怒列強，甚至希望盡可能地贏得它們的同情，——這種態度是與孫中山的態度不謀而合的。
到1905年時，革命運動同時面臨著兩種情況：又是前景光明，又是危機四伏。革命派仍然害怕外國的侵略，但使他們更擔憂的仍是清政府日益增強的活力。雖然北京的所作所為是瑕瑜互見，但總的說來它表現的活力大大出乎任何人在1900年的預料，而且毫無衰退的跡象。清廷有時對帝國主義者也小心翼翼地表現出堅定的立場，同時它的國內改革甚至超出了它在1898年拒不容忍的那些事物之外。清王朝正在取得新支持，甚至得到了象梁啟超這樣一些有現代頭腦的愛國人士的支持。
這種趨勢是危及革命運動的生存的，但另一些趨勢則為它提供了希望。幸虧有了清廷的維新，學生運動才得以發展，才有新的機會使得受教育的人們能在創功立業的同時去推動革命；例如，他們可以一方面在維新派官僚和新軍中工作，一方面又搞顛覆活動。出現了從事教育和新聞這樣的職業，這在幾年以前是幾乎不存在的。教育改革需要具有某些外國知識的教師。在日本的學生雜誌上初露頭角的年輕作者們回到中國之後參加了迅速發展的中國新聞業。他們在許多城市發現，在內政改革上群情日益激昂，比如開展禁煙和禁賭運動，開辦新學堂，進行市政實驗，舉行排外的遊行示威等。受過教育的年輕人當上了教師和新聞記者並宣傳激進思想，而且發現在商會中，在地方官員、員警和士兵中有志同道合的人。總之，學生們能夠找到許多潛在的朋友。他們過去未能在自己中間實現聯合，也未能團結內地的秘密會社和其他組織，這個教訓使他們懂得需要有一個更廣闊的運動。就象一位學生領袖在1905年所說的那樣，革命思潮就象已經變成大江大河的一條支渠。最初由人力開鑿的支渠已變成一條自然的江河。現在正需要作進一步的努力，要劈山開嶺，到達泉源，取出水來。 他們仍然保持著樂觀態度和決心。
第02節 革命的聯盟，1905—1908年
1905年夏是中國的轉捩點。事態變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日本戰勝了俄國，這件事正發生在中國政府及其革命的反對派都想探索未曾經歷過的道路的時候。對每一方來說，日本的經驗指出的是截然不同的道路。
在中國人和其他亞洲人看來，日本瞬息之間已變成了一個現代化國家和世界強國。它令人注目地改變了國際關係（特別是亞洲的國際關係），因此它贏得了全世界的欽仰。清廷看到日本人在取得這些舉世矚目的成就的同時，實行了立憲和創建了議會，但卻沒有完全摒棄他們的傳統。的確有理由相信，日本人之得以加強國家團結是因為復蘇了代表國家的古代天皇制度。北京對研究日本的立憲政體非常感興趣，準備如法炮製。
革命黨人則從日本的經驗中學到了更多的東西。亞洲人可以戰勝西洋人，贏得他們的尊敬，甚至可以激勵他們奮起革命。革命黨人現在對外部世界充滿了好奇心，中國學生到處尋找思想和資料。他們意識到世界上有一股新潮流，並且從俄國、波蘭、土耳其和許多其他地方以及日本找到了證據。給學生們印象最深的是其他民族的戰鬥性，特別是日本人的尚武精神。（同樣地，梁啟超對日本團結性的觀察促使他發出了要注意“公德”的號召。）看來，強烈的舉國一致的共同意識可以彌補缺少自然資源之不足，也可以彌補現代化起步晚的缺點。中國學生感到，國民萬眾一心地投身於國家目標的精神恰恰是中國國民所缺少的，而沒有這種精神，中國就仍然會是比它更加統一的國家的刀俎之肉。團結又恰恰是他們自己運動所缺乏的東西。他們受到新的希望和信心的鼓舞，再一次走向聯合。1905年 8月，經過十年零星的和不協作的行動之後，運動的各個山頭都聯合組成一個單一的反清組織——中國同盟會。它變成了在以後兩三年間使革命派被認為是真正奪權對手的工具。
同盟會所代表的企圖是，首先聯合學生組織，其次再把它們團結到孫中山及其追隨者周圍。雖然這一點成就是有限的和暫時的，但它是革命運動中令人注目的前所未有的大統一。該組織成立的頭一年內約有一千人入會，大多數是來自學生團體。創建人希望進一步發展到第三階段，即實現全國性反清聯合，但沒有成功。聯合從一開始就是脆弱的，到1907年就開始破裂了。同盟會在1908年實際上停止了活動。雖然它在1910 年重新恢復起來，但在1911年各地起義推翻清王朝時，同盟會會員不足一萬人。在該組織活動的高潮時，它可能有更多的會員，而且它肯定還有許多的同情者，但是甚至一位革命領袖也估計說，大多數在日本的學生都是擁護君主立憲政體的。
1905年建立的同盟會把革命運動帶到一個新階段，但同盟會此時與其說是推進的力量，不如說是一個象徵。對於一個運動來說它是一個傘形組織，這把傘容納不下這個過於多樣和過於廣泛的運動。當一個廣泛的反清聯合在1911年迅速成為事實時，同盟會是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還可能不是最重要的部分。但是，至少在1905—1908年期間，它是革命者的武器、錢財和思想的主要來源，它也是清廷進行反擊和外國人感興趣的重要目標。不論是友方或敵方，經常都把同盟會直指為“革命黨”。
在日本的中國學生開始承認需要實行更大聯合的時候，孫中山已經在檀香山和美國的華人社會遊歷。在尋求秘密會社支持的過程中，他甚至在 1904年參加了美國的三合會分會。他籌措的錢只夠開銷旅行費用。他受到中國基督教徒和西方人士——特別是傳教士——的鼓舞，但大多數華僑傾向康梁的保皇會，不那麼贊助孫中山和其他革命者。
1905年初，孫中山原已渺茫的希望突然又有了實現的可能。他在返回日本的路途中會見了在歐洲的中國學生。經過與他們的激烈辯論之後孫中山承認，他過去忽視了學生，過於信任秘密會黨了。他公開表示他已被說服：學生——特別是滲入新軍中去的學生——可以扭轉形勢而有利於革命。學生和孫中山同意要組織一個新的革命政黨，學生和秘密會黨在其中處於半斤八兩的地位。由於孫中山改變了對學生的態度，一位興高采烈的學生說：我們興奮地給東京寫了一封信報告這件事情，要求我們每一個同志在孫中山到達日本時熱烈地加入他的組織。至於孫中山，他的興奮情緒可能因這一事實而減弱了：他在歐洲五個半月期間所吸收的六十名學生，在他離去時紛紛退出了組織，只剩下了十四人。
在日本的留學生中間雖有尖銳的分歧，但很少人強烈反對追隨孫中山來實現大聯合的思想。儘管孫中山屢遭失利，他仍享有任何個別領袖應有的最高威信。孫中山的主要本錢是他精通外國的情形。當學生們擔憂外國可能要對一場革命進行干預的時候，他們要尋找一位能使他們的革命運動為外國人所接受的領袖。孫中山所受的西方教育以及他的廣泛經驗和聯繫（特別是在西方和日本的聯繫），是其他革命者所不能望其項背的。外國領袖們認真地看待孫中山，密切地注視著他的業跡，有些人偶爾還破格地要見他一面。他沒有象康梁那樣受到美國總統和國務卿的接見，但他和他的兩位政敵康梁一樣引人注目，他們是被排除在慈禧太后七十壽誕（ 1904年）之際滿人實行的大赦之外的僅有的幾個“叛逆”。因此，他是中國三名天字第一號的公敵之一，而且他在三人中是唯一的倡言無忌的革命者。他為人正直無私，全心全意獻身于共和政制和現代化，這種種都是沒有疑問的。在華僑中間籌集款項方面，沒有任何其他革命者有他這樣大的能耐。學生們在中國內地比孫中山有更多的聯繫，但1904年起事的失敗表明他們還做得不夠。必須在國外做大量工作，而國外的工作又必須與中國大陸的工作相配合。孫中山同秘密會黨的聯繫可能補充國內學生組織之不足。總的說來，他是能夠指望把一個高度分散而廣闊的運動聯合起來追隨他的唯一人物。（有一位學生說過一句有趣的話，即孫中山的鼎鼎大名足以分散視力，使人們不去注意那些真正幹革命工作的革命者。現在還不能肯定有多少人持這種看法：把孫中山看成是船頭裝飾像和避雷針的混合物。）
孫中山在1905年7月19日在日本登陸，他發現他的日本朋友們（見第六章）已經與黃興、宋教仁、陳天華及華興會的其他湖南領袖們建立了密切的聯繫。可是，爭論仍然存在，而且因為別的組織將要被囊括進這個聯盟之中，所以談判變得複雜了。基本的爭論是，孫中山主張小規模而嚴密的組織，學生們卻主張建立其基礎更廣泛而比較鬆散的組織。這個有爭議問題的部分內容是，象華興會等原來的舊團體是否還要在同盟會之外獨立地繼續存在。另一部分內容是會黨和新軍將起什麼作用，以及它們與知識份子將維持什麼關係。象他在歐洲與學生們討論時所說的那樣，孫中山仍然強調會黨所具有的革命潛力和他與它們保持聯繫的意義。宋教仁等學生領袖則認為，知識份子乃是革命陣線內最重要的集團。孫中山同意會黨需要由學生領導，否則只會使革命瀕於毀滅，但他堅持，學生的領導權只有通過會黨的力量才能實現。可是，學生似乎同意他們在歐洲的朋友們的意見；後者相信，知識份子應該集中力量在新軍中搞策反工作，因為新軍中的許多軍官曾留學日本，並且是同情革命的。孫中山再一次承認他被說服。最後達成了這樣的協議，即不論是會黨或新軍對革命都是重要的，但這種妥協並不嚴格地指導政策。雖然革命黨人想對會黨和新軍二者都做工作，但1905年以後的幾年中會黨仍繼續給反清運動提供人力。只是在會黨舉事幾經失敗之後，新軍才大大地受到了革命黨人的注意。
孫中山和學生們還辯論權力應該怎樣構成和分配的問題。最後，孫中山滿足於落得個“總理”頭銜和集權領袖制的門面，同盟會則採納了複雜的正式結構，以美國政府為模式。為了搞一套聯邦制，使之互相制約和平衡而又有分權，孫中山及其同志們甚至創立了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門，但這只是象徵他們忠於現代的共和政制而已。在這種民主結構和密謀行為的奇怪結合中，西方形式不過是門面裝飾。那些職能部門馬上變成了各省的支部和其他派別及小組。
除了一個省外，各省在同盟會中都有代表，已知最初大約四分之三的會員是日本留學生。約有一百名會員——其中許多人是學生——都是在國外入會的。所以同盟會很不同於孫中山的第一個革命團體；那第一個團體絕大多數是廣東人（其中逾半數住在國外），而且最大的職業成分是商人（42％）和手工業者（18％）。在同盟會的會員中，廣東人仍比其他省的人多，但湖南緊列第二，這兩省共占會員總人數的三分之一。另外兩個大隊伍是湖北人和四川人；其餘會員分屬其他十三個省籍，其中五個省只有十名或不足十名會員。
從現有的會員花名冊來看，它可能誇大了學生在同盟會中佔優勢的程度。在同盟會存在的七年內學生會員是它的骨幹分子，而且也是它最大的組成部分，但同盟會實質上是一個聯合組織，其中沒有一種成分——甚至也沒有哪一個省的學生組織——是占統治地位的。至少比起初期的中國革命團體來說，它的品類的龐雜，還不只是由於它所代表的省份比較廣泛。學生組織中包括蔡元培、吳稚暉、章炳麟和劉師培等年歲較大的知識份子，他們許多人有國學修養，甚至還擁有傳統的功名。他們代表著極其紛紜繁雜的思想，有時彼此嚴重地形成對立。有些人，例如吳稚暉和章炳麟之間，還有很深的個人宿怨。有些人對孫中山抱猜疑態度，有些人又對他很親近。有些人與秘密會黨的頭頭緊密合作，有些人卻與西洋人和日本人密切協作，還有些人則主要與學生配合工作。各省同鄉會兼備了這些分歧，會員中間大部分出自上層社會的人也是如此，從這方面來說同盟會也決不是一個和諧一致的組織。比如孫中山的追隨者中間主要是海外華僑，他們大多數是小業主，也包括某些大企業家和各式各樣的勞動人民。他們許多人和中國國內有聯繫，特別是在會黨中間有聯繫。孫中山的追隨者比起學生及其同盟者來雖然人數很少，但卻有舉足輕重之勢。同盟會的經費來源主要是孫中山籌集的款項，特別是他從華僑中間籌集的款項。這一點使孫中山的追隨者的發言有了分量，他的個人影響也因華僑的財政支持而得到加強。除了許多小的捐助者外，還有幾位富戶也捐助了鉅款：其中有些人是孫中山的朋友，有些人是學生們的親戚或朋友，還有些人是不屬於任何派系的。但重要的問題是它沒有統一的指揮和嚴格的紀律。這個聯合中的各個團體雖然經常合作，但它們並不能融為一體。每個小團體都有它的門戶之見。因此，學生人數雖多，但並不表明他們掌握了同盟會的實權。
1905年革命黨人實現的團結雖然還很不完全，很不穩定，但它已達成了這個運動十年來空前未有的程度，它的粘合劑是意識形態，但這只是說，革命黨人在意識形態中的分歧多少比在其他方面少一些而已。在共和革命運動中還沒有一個被廣泛接受的主義。勿寧說，一個活躍而強烈的思想酵素是他們都公認滿人無能，天命當改。在這個問題上大家詢謀僉同，但當涉及共和政制、土地、其他經濟政策、社會變革和一些更具體的政策問題時，革命運動中的意見又形成互相鑿枘之勢了。
一方面是意見的一致在日益擴大，一方面是思想的交鋒也愈演愈烈，這二者都有助於使我們瞭解共和革命運動的性質及其在中國近代史中的地位。意見日漸一致的人士包括許多所謂“改良派”及革命黨人。雖然雙方爭持激烈，甚至有些不懷好意，但他們之間的交鋒表明，他們在不少方面有共同見地，甚至還有一些令人矚目的共同設想。這些思想交鋒也顯示了革命黨人之間的分歧，其嚴重程度也不下於梁啟超和孫中山之間的分歧。辯論的雙方，特別是革命黨人方面（因為梁啟超在1905年僅三十二歲，他實際上是單槍匹馬作為辯論的一方），提出了極不相同的見解，這些見解在激烈的爭論漩渦中又往往變得更加形同冰炭。不論哪一方。確實可以說也許是不論哪一個人，都沒有始終一貫的立場。相反，這個時期的思想家們由於近乎發狂地要尋求、吸收、博采和運用新觀點，他們的特點是高度折衷主義的、自相矛盾的、模棱兩可和變化無常的。雖然如此，從1905至1911年雜亂無章的著作中還是出現了這樣一些思想，其力量足以開展近代中國知識界的革命，其內聚性足以為政治和社會革命提供意識形態方面的基礎。
革命意識形態的主要輪廓是孫中山提出來的。孫中山作為一位思想家來說可能缺乏深度，但他在觀察別人的情緒、調和他自己和別人的思想以及生動簡明地表達自己意見等方面的能力，往往能補自己思想之不足。由於孫中山不耐心搞枝枝節節的問題，同時又陷於種種複雜的事務之中，更因為他把絕大部分精力放在籌款和搞革命的實際工作方面，所以他便把詳盡闡述革命思想體系的工作交給別人去做。他們填充著他的思想輪廓，還加進了他們自己的意見，這樣其中有些人便遠遠超過了他。自然，也有人從一開始就部分地或全部地反對孫中山的思想框框。同樣地，整個運動因發展了很大一批人員和組織而使孫中山難以掌握，運動的各種思想也超過了三民主義的內容。可是，孫中山在不斷的失敗和挫折中仍能重獲運動的主導地位，而且在以下幾個方面——即在革命運動的排滿主義或共和思想方面，在它的戰略或戰術（特別是它的密謀方式）方面，以及在它力求調和又要反對外國統治又要尋求外國幫助及支持這二者之間的矛盾方面——處處明顯地留下了他個人的烙印。孫中山的社會和經濟政策的思想是最招物議，也最少被共和派陣營所接受的，但即使在這方面他的影響仍然是巨大的。不管是同情者還是批評者，哪怕他們各持己見互不相下，但仍然要圍繞著孫中山所說的和所想的內容來爭辯，仍然要討論他提出過的問題，仍然要使用他創造出來的術語。
革命思想的精髓表現在孫中山所擬定並為同盟會全體會員所接受的誓詞中：“驅除撻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從1905年起，由於數十位作者在發行于全世界的報刊和小冊子上的勞動，這副空骨骼架子就變得有血有肉了。東京仍然是中心，稿件則紛紛來自香港、新加坡、巴黎、三藩市、溫哥華、檀香山，以及當清朝控制稍松時的中國國內地方。最重要的出版物是同盟會的機關刊物《民報》。它在1905年11月創刊于東京，共發行了二十四期，直到三年以後被迫停刊為止；1910年又增印了兩期。它的編輯部改組了幾次，報紙一直對各種各樣的觀點都開放。特別在1905至1907年期間，其他報刊也很活躍，雖然《民報》辦的時間最長，也吸引著更多知名的革命黨人給他寫稿，但它從不是運動中唯一的聲音。這些報刊彼此之間也有很多聯繫，例如相互轉載文章，相互宣傳文章的要旨等，但大多數情況還是各走各的道路。有些出版物採取了與同盟會政策針鋒相對的立場，其中最著名的有在巴黎出版的《新世紀》雜誌和在東京發行的《天義報》；前者宣傳克魯泡特金和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後者宣傳自己的種種無階級、無國家的社會的觀點以及關於維護女權的論點。除此之外有一種革命刊物重在宣傳排滿和保存中國的傳統文化，有一種著重介紹外國的思想，有一種則注意宣傳保衛中國邊境使之不受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犯。
可是在1905年時，主旨是統一和民族主義。學生們和孫中山都對他們國家的前途有一種高度的緊迫感。西方和日本是他們用以衡量中國進步的標準，比起西方和日本來，中國青年為國家的落後感到羞愧難當。現在，1905年8月13日孫中山在東京的學生群眾集會上告訴學生們說，中國甚至可能進步得比日本更快。
在中國學生看來，日本的速度是令人目眩神移的；現在親聆中國革命領袖說中國可以進步得甚至更快，這使他們象觸電似地震動。孫中山告訴他們，中國得天獨厚地有許多有利條件綜合在一起：有令人崇敬的歷史遺產，有無與倫比的人力和物質資源，有日本和美國可資借鑒，有日本朋友和象他本人那樣的一些中國領袖——他們懂得日本和西方因而在借鑒時知道如何取捨。據他的觀察，日本的現代化是由一小批人指導的。幸虧有一批留學生正在獲得建設新中國所需要的知識，所以他們的國家馬上會得到與日本一樣的領導者。只要中國的革命者保持團結，沒有辦不到的事情。他們能夠創建最現代化和最有效率的政府，就象他們能夠製造出最現代化和最有效率的機車那樣容易。他們能夠應用亨利•喬治的原則使他們的經濟現代化。他們能夠擺脫外國的統治而獲致完全的主權，其辦法是建立一個共和國，以此向外國人證明中國是強大的、堅定的和進步的。
孫中山所強調的主題——統一、主權和國家強盛——是很適合學生們的胃口的。他們接受他，主要是因為他懂得外國人的威脅，不僅知道怎樣去消除它，而且知道怎樣把它變成對中國革命的支援。他滿懷信心地說出了學生們所感到的特殊使命感，他說：“每一件事都能被有決心的人安排好。常人所不懂者，一定會被〔這些〕人介紹明白……如果我們能在一種變革中打動人們的心，文明就會立刻來到，不出十年則‘獨立’必將深入人心。”
孫中山呼籲學生們要起而領導一場救國的十字軍運動。這個呼籲是未來革命領袖們在以後數十年內要一再發出而學生們要不斷聽取的呼聲。在這種情況下，它使運動的其他目的大大地相形見絀，甚至與其他目的發生了衝突。例如，同盟會誓詞中所說的共和政制和平均地權這樣一些目標，相當於三民主義中的第二、三項，即民權主義和社會主義（中文即民生主義）。三民主義中的民粹主義和平權主義與學生們的習慣和感情完全對立，而且也許是與他們的上層階級的出身背道而馳的。雖然他們被民主和社會正義的新思想所強烈地吸引著，但他們甚至更強烈地嚮往民族主義，這或許是因為民族主義既能喚起愛國主義的新感情，又能喚起團結一致和文化優越感的以往的意識吧。
不管出於什麼理由，孫中山三民主義中的第二、三項所得到的支持，要比第一項（民族主義）少得多。誠然，孫中山本人無論怎樣喜歡把他的三民主義同自由、平等、博愛，以及同民有、民治、民享相提並論，卻顯然有一種超人論的色彩；和學生們一樣，他之重視人民參政卻不如他之重視強有力的領導。另外，他和學生們一樣的是，他把民主和社會正義的理想擺在迅速改變中國成為富強國家的目標之下。民主在一定程度上是目的，對人民權利、制約與平衡以及聯邦制，中國的革命志士並沒有漠然置之。但是，他們之所以珍視民主更多地是由於它似乎能與國家的強大聯繫起來。最強大的國家是民主制國家，而且最快地富強起來的國家美國就是個共和制國家。民主共和政制主要是能藉以建成一個強盛中國的手段。社會正義同樣也既是目的又是手段，而以手段成分居多：中國人相信，社會主義意味著要終止貧富懸殊，終止特權的存在，但它也意味著全國的統一。當第二或第三個主義可能危及第一個主義的實現時，第二或第三個主義應該讓路，或者放鬆要求。例如，有幾次“平均地權”被悄悄地收了起來，以便安撫地主集團或其他人等，因為他們的支援這時被認為是“國民革命”之所需。
中國人在擬定這些觀點時一方面著眼於外國的威脅，同樣也注視著外國的楷模。在1911年以前約十年間的中國精神生活中，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外國的影響。中國人對外國生活懷著好奇心理並且傾向於採用外國思想，這種情緒自從1860年前後已在慢慢增長，到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以後又加速發展了，而在 1905年以後達到了近乎發狂的程度。有時中國青年在狂熱地學習西方和日本的時候，忽視了把他們的所學應用於中國的問題。革命的作者們更注意土耳其、波蘭和葡萄牙的愛國運動，而不大注意廣州和上海的愛國運動。當他們熱烈地討論民主和社會正義的時候，通常是用外國思想家們的名詞——這些名詞更適用於外國的問題，而不是中國的問題。例如，他們主要根據德國的政治理論和日本的實際來討論立憲政制。他們寫到俄國的革命黨人，寫到他們使用恐怖和政治暗殺的問題，但很少提及俄國和中國之間的區別，以及他們自己和俄國革命人士之間的區別。他們勁頭十足地討論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其志趣在於用以解釋西方的思想和政治問題（如英國工黨的前途），而不是討論怎樣發展中國的社會主義的問題。偶然有一位作者探究對中國來說是極關重要的問題，例如土地國有化問題、土地政策與稅收政策之間的關係問題，但就是這類討論也往往旨在反映西方問題，而不是反映中國問題。例如，這些問題大部分產生於對國家社會主義是否可取的探討中，而且中國的社會主義者是把它們當作德國的和日本的政治問題來加以討論的。
中國人不僅僅是羡慕別人的模仿者。他們看到了西方生活有許多可資批判的東西，他們也預見到工業化國家孕育著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危機。他們以令人歎為觀止的手法把馬克思的話顛倒過來，預言中國社會比工業化國家更容易建立社會主義，因為在工業化國家中階級分化是太明顯了。因此，他們勾畫出一幅比較和平地過渡到適中形式的中國社會主義的圖景。有些人——最著名的是孫中山——也提出修改西方的民主實踐的問題，如果中國也要實現共和政體，這是勢在必行的。但總的說來，他們仍是無批判地吸收外國的觀點，囫圇吞棗，而不經過充分的咀嚼。這就引起了知識上的消化不良，這樣，當他們建立新的政府的時機到來時，它又轉而造成了政治規劃不周和執行不當的情況。
中國的革命黨人感到與“進步的”外國人有手足之情。鑒於他們自認為是民主派、社會主義者以及民族主義者，所以他們感到自己是全世界先鋒力量的一部分。這就是他們為什麼如此地注意外國革命人士的一個原因。關於共和制和社會主義正在席捲全世界的信念，使中國人對這兩個主義大感興趣；中國人認為它們是最新的和最“先進的”思想，它們會給國家的強大、政治的統一和秩序以及社會福利準備條件。在他們尋求新的和進步的東西的時候，中國知識份子往往抱住一個觀點又捨棄一個觀點，或者把那些很難共存的觀點相容並收在一起。他們的思想意識把他們的個性弄得嚴重分裂，其中主要的矛盾是對外國人的難以言喻的態度。他們對外國革命者有親切感，可是他們也妒忌外國的富強；他們反對西方的和日本的帝國主義，但他們又同時向西方和日本求助。這種進退維谷的狀態淵源於帝國主義對中國的部分統治，它在很大程度上增強了革命運動及其意識形態的不穩定性。在革命人物中間，有的掉隊了，有的變節了，有的改信別的思想了，並且在自己隊伍中間出現了爭吵。章炳麟對共和制的價值及其是否適合中國國情表示異議；主張社會主義的人爭論國有化應該實行到什麼程度；無政府主義者攻擊一切形式的有組織的權威；《民報》則悉心推敲在涉及多數人意見與“普遍民意”時的少數人和個人的權利問題。到了1907年，這些意見分歧爆發為宗派主義和公開的爭吵。可是，有一個重大的、政治方面多於思想意識方面的問題仍對同盟會的思想意識有影響。孫中山被章炳麟等人指控從日本人方面接受了一筆鉅款，另外他又因忽視中國同志和偏袒日本支持者而受到指責。另外一個問題主要也是章炳麟挑起來的，而且明白無誤地涉及一人政治問題，即革命是否過於洋化而有損於中國自己的文化和傳統。同盟會從來沒有用一個聲音講話，而從1907年起它的宗旨是不和諧的，主要分歧之點是關於中國與外部世界之間的關係的問題。
應該從同盟會意識形態上的狂熱、活躍、成長、混亂和政見分歧這樣一個背景，來看待改良派和革命派之間的爭論。這場辯論主要是1905至 1907年在梁啟超的《新民報》和在《民報》上展開的。1907年10月以後當梁啟超的報紙停刊以後，論戰在中國國內和國外的出版物上繼續進行，但其爭論點已不那麼集中，其方式不那麼系統了。
梁啟超為清廷大力引進立憲政府而積極地作辯護，同時他激勵北京更快地走向比它的維新所企圖達到的更扎實的民主。他以更強烈的筆觸嚴厲地抨擊革命黨人，但是他的攻擊題目是經過挑選的。梁啟超在民主和人民主權、國力、工業化和社會主義等等問題上的觀點，很接近許多革命派人士的觀點；在這些問題上他們通常只爭論細節或方法，而不是爭論根本目標和價值。1905—1907年辯論的關鍵問題是，不首先推翻滿人能不能達到這些目標；這些目標能不能很快地達到；反滿革命會不會招致——或防止——外國人的干預和接管。雖然他們也辯論不同的社會主義形式的問題和中國應該實行立憲君主制或實現共和制的問題，但他們討論這些問題就不如爭論應否容忍滿人繼續統治的問題那麼火氣大了。
梁啟超的根本立場是，反滿革命是危險的和不必要的。說它危險，是因為它可能引起混亂，勢必招致外國的干涉。說它不必要，是因為滿人已經開始進行的改良本身會逐漸消除他們的專制統治於無形。梁啟超這些看法的基礎是他對中國能否取得很快的根本改變抱著極端悲觀的態度。他是一個敏感而變化莫測的人物，受到當代動亂的猛烈衝擊，所以他不能始終如一地堅持這些看法，但這些是他信念中最執著的一部分，在1905—1907年期間他頑強地為它們戰鬥著。
革命黨人的觀點則認為，國事已經混亂不堪，而且外國勢力已出現在中國，這一切都得由滿人負責。正是這些本身就是異族統治者的滿人，他們縱容了列強進入中國，而且又沒有能力把它們趕出去。的確，清廷已經默許西方對中國的統治，以便維護它的寶座。中國之所以喪失了它從前在世界上的煊赫地位，不是墨守傳統、或者人口過多、或者任何歷史事件之過，而是清政府喪師失地的結果。因此，革命黨人責怪入侵的帝國主義列強少於責怪中國的那些不能大力抵抗入侵者的人。《民報》的作者們極力縮小外國的侵略性，一方面用來駁斥梁啟超，一方面用來支持革命者的論點，即儘管列強由於中國軟弱和清廷的姑息而獲得好處，但它們現在也會歡迎北京有一個穩定而進步的政府。
梁啟超猛烈攻擊說，外國的統治已迫在眉睫，因為他堅持列強貪婪成性，會迫不及待地利用機會瓜分中國。他甚至反對爭取獲致外國資本。孫中山則堅決認為，西方和日本的援助在努力推翻滿人的時候就可取得，從而把中國推向前進。他無休止地想方設法要弄到這種援助，他一直深信，如果沒有外國人的幫忙，中國革命是不可能勝利的。支持他的人，象《民報》的主要執筆者胡漢民，都是捍衛孫中山的觀點的，所以同盟會公開呼籲外國給予援助。
清政府在排外運動中曾於1900年促使秘密會社“殺盡洋人”，現在仍在起勁地強調“恢復國權”。它的維新派擁護者們認為，它的努力即使還不充分，但也比革命黨人的姑息政策可取。的確，當1908年的事件使民族感情需要集中起來反對日本時，革命黨人並未帶頭。相反，一隻日本船為革命黨人運送走私槍支，政府對它的拘留卻得到了群眾熱烈的支持。雖然許多人對政府未能堅持抗拒帝國主義而感到憤怒，但至少在1909年以前他們寧願敦促它多做點事，而不是想到去推翻它。
同盟會的一些發言人堅決認為，推翻滿人的統治是有效地抗禦帝國主義和建設一個現代國家所必不可少的第一步。希夫林敏銳地注意到，當時革命的民族主義由反帝暫時轉向反滿，主要是在策略上轉移了重點：“不是年輕的民族主義者忘記了他們的反帝冤仇，而是他們感到沒有希望贏得這場衝突，因此他們在對外關係方面安於表現出克制的態度。”還得補充一點，革命黨人不願直接攻擊外國列強，這並不妨礙他們間接地宣傳反帝論點；當他們發誓要結束滿人統治時，他們也保證要恢復漢人統治下的中國。
在火熱的意識形態爭論中，排滿思潮沸沸揚揚，掩蓋了其他問題。《民報》宣稱：“所謂惡劣之〔滿人〕政府，謂以惡劣之民族而篡據我政府，其為惡也根源於種性，無可剪除，無可增飾，不指一二端之弊政而雲然。”這樣喧囂的種族主義喊聲可能主要只是一個宣傳策略口號，而不是意識形態的原則，但是它創造了一種辱駡和仇恨的氣氛，使得講道理的討論受到干擾。因此可笑的是，當知識份子在革命中越來越起重要的作用時，理性反而被感情所壓倒。一位學生後來在總結1905年前後他們那一代聽到各種主張作何反應時寫道：“當我們從梁啟超那裏獲得精神食糧時，我們從孫中山先生及其同情者那裏得到感情上的營養。一般說來，當決定性時刻到來時，感情導致行動；當這一時刻在中國到來時，孫先生這位夢想家兼實幹家在對擁護憲制政體〔即立憲君主制〕的新式文人的論戰中贏得了決定性的勝利。”革命黨人重視的是要贏得這場辯論，不大重視解決有關共和政體、土地政策和外國人在中國現代化中的作用等棘手問題，所以他們得不償失：打贏了意識形態上的一場小遭遇戰，卻丟掉了爭取對新中國的領導權。後來，當清廷已倒而排滿思想已達目的時，他們就再也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提供給國家了。合起來看是個笑話，在1911年以前忽視了他們的共同目標、利害關係和價值而且彼此視同切齒之仇的改良派和革命派，即將在 1911—1912年攜手並肩地推翻清廷。因此，這些辯論表明了1911年以前對反清運動是多麼沒有準備。
1905—1908年的思想戰線大辯論令人奇怪地脫離了中國的生活。辯論的內容不但忽視了百分之八十住在農村的人口，而且也脫離了城市新興的運動。除了經常發生的、有時還是規模巨大的排外示威之外，還有許多從事形形色色改革的組織，其中有些組織從純粹地方性的活動發展成為省一級的、甚至全國規模的運動。這些運動包括從禁賭、禁煙、禁纏足運動等常見的改革計畫，到組織學聯、勞工聯合、鐵路建設和公共工程等。在所有這些活動中，有從未在公共生活中一顯身手的人們——特別是婦女、青年和商人——開始參加。1905—1908年革命運動領袖們的觀點幾乎沒有涉及這些可能的支持者所關心的事情。革命領袖們關於政治和經濟問題的想法同排外的示威者和社會改革者的行動相去甚遠：後兩種人的喊聲越來越高，要求清廷應該快些採取更果斷的行動。只是在革命知識份子指責清廷的改良辦法主要是為了加強滿人政府的騙術時，他們才能與群眾的抗議活動取得了有效的聯繫。一方面是革命黨人揚言要致力於民族主義、民主與社會福利，一方面是公眾越來越要求國家的尊嚴、自治和社會改革，但這二者之間存在的可能的結合並未得到加強。沒有建立任何組織紐帶。如果說有什麼聯繫，那只是改良派和革命派都已經同意了的觀點上的聯繫。梁啟超及其《民報》上的反對者所爭辯的東西，同廣州自治商會和南昌自治協會這些活躍的組織沒有多大關係。甚至同盟會會員自己辦的地方團體，例如江西省的九江讀書會和贛州學社，也把改良派和革命派都拉在一起進行非意識形態方面的合作。對江西省的革命運動加以研究之後發現，這兩派在東京是水火不相容的，但它們的分歧在江西就不明顯了。
在中國，那些積極推動實實在在的變革和那些不這樣做的人之間的分歧，卻是更為重要的。在推動變革方面，革命派和改良派都做了同樣的貢獻。他們的辯論在上層知識界中傳佈了新觀念和發展了一套新語彙。觀點集中在國家的團結統一問題上，公民權、平等、權利、代議制、國有化和公共輿論等等概念豐富了語言辭彙。這些詞的意思和含義還需要充分地加以界說和消化，但在1911年以前的十年間它們是整整一代人共同創造的精神產品。1905—1908年的大辯論差不多使所有傳統觀點和思想家受到冷落（只有幾個除外），使整個一代新知識份子顯露了頭角。他們的著作滿足了對急劇變革的日益增長的要求。1910年以後，當清廷終於證明它無力滿足這種要求時，革命和共和制思想便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了。
同盟會幾乎沒有改變1905年以前已經失敗的策略。它依然深深地依靠秘密會社來補充其兵員，並且希望在象廣東那樣的單獨一個省發動武裝起義，以推動全國的革命。
軍事勝利後隨之而來的將是建立共和國的三個階段。隨著每個縣在清統治下被解放出來，將實施軍事管制法。最多在三年之內，貪污、不公正、行政不當以及象纏足等有害的舊風俗的“積弊”都要被消滅。隨後將廢除軍事管制法，並在每個地方實施臨時憲法。在以後六年實施這些臨時憲法的時期，地方自治的權力將轉給每個縣的人民，而軍政府則仍管理全國的政務。最後一步是實施全國憲法和進行全國選舉，最後，軍事管制法將被取消，由憲法產生的共和政府將治理國家。
學者們頌揚孫中山樹立了“中國近代政治革命的中心思想，其內容是由一個臨時政府實施訓政，以訓練政治上麻木的中國人民，使之最後參加立憲民主政制”。但是，如果說孫中山創立了訓政的思想，其他許多人則接受了這個思想的基本前提。梁啟超也堅持，中國人民還沒有作好治理自己的準備。他號召應有一個在清朝監管下的“開明的專制主義”的過渡時期。本質的區別並不是訓政的觀念，而是究竟由誰來充當訓政者。孫中山的主要貢獻是建立臨時政府的思想。沒有人能說清楚民主制導師的資格是什麼，也不能說清楚如何去取得這種資格。知識份子簡單地認為他們最有條件在中國走向民主制的過渡期中進行管理。孫中山主張迅速但有步驟地向立憲政府過渡，這個觀念深為與梁啟超打筆墨官司的同盟會會員所依賴。兩個主要論戰者汪精衛和胡漢民認為訓政是對梁啟超論點的答復，因為梁啟超認為革命會導致由一個軍事鐵腕人物控制的獨裁制。
孫中山的軍事戰略證明是難以執行的。同盟會沒有自身的內地根據地，只能對國內事態作出反應而不能採取主動行動。它與行動的地方相隔太遠，而且其內地的盟友在它對他們進行支援和補給之前，力量太弱，因而不能堅持戰鬥。如在1907年春季，在廣東西南遭受政府沉重壓力的農民造反者派兩名代表到孫中山那裏要求援助。經過助手的調查後，孫中山派黃興和一個姓王的三合會領袖去監督這次行動。王某到9月初才組成一支農民和秘密會社成員的大隊伍，並且安排它與兩支叛軍合作。王某很快奪取了一座重要城市，並繼續前往攻打府城所在地，而黃興在這時也已在設法打入府城的守軍。但當黃興的計謀未成時，他們內外協同攻擊的企圖失敗了。王某隨即離去，臨時組織一次單獨的行動，這次行動使他的兵力從五百人增加到三四千人；但戰鬥持續了幾天後，他彈藥告罄，不得不撤退。孫中山的總部因在離戰鬥現場二百英里的河內，他不能向其戰鬥人員提供給養和增援。廣東西南的起義在開始後約四個月就全部歸於失敗。在1906至1908年之間，至少有五次起義，也許多達十二次以上，都以同樣的原因失敗了。
原因究竟何在？很明顯，連綿不斷的崎嶇地形給孫中山從外部支援的策略造成了巨大的障礙，單是地理條件就使他的策略不能實行。但在日本、香港、河內和上海的革命者與他們在中國的潛在的盟友和支持者之間，不只存在著距離、高山、敵軍和員警的障礙，還存在著非常大的社會距離。同盟會的成員雖然比以往的任何組織更加複雜，但仍基本上由知識份子組成。要組織一次全國性的革命，他們必須逾越階級的界線。孫中山的策略是把秘密會社當作橋樑。但是秘密會社難以負此重任。
在某些方面，革命派和秘密會社是天然盟友。兩者都被宣佈為亡命之徒，都由進不了傳統社會等級的人組成，都憎恨外國人的統治。
同盟會之與秘密會社合作，主要是為了接近對當局不滿的、有叛逆精神的和最具有潛在革命力量的農民。在此方針下，十九世紀已經普遍出現的農民起義在二十世紀的頭十年更有所發展。大部分起義開始時只是地方問題占主要地位的小運動，但缺糧、通貨膨脹和高稅額（常常是為興辦新學堂等改革而支付）成了許許多多地方上的問題，因而也幾乎成為全國性的問題。因此，地方性的叛亂可以發展成為更廣泛的運動。只有擁有地方組織和有一定數量農民參加的秘密會社才得天獨厚地處於直接指導這類運動的地位。尋求秘密會社為盟友的革命派，“是在尋找接近地方勢力的捷徑”。他們沒有想出獲取民眾支持的其他手段。秘密會社並不是一種理想的手段，但也不是毫無希望的手段。它們在二十世紀的頭十年發展到農村，並且在各方面表現出具有日益加強的內聚力。至少在1906年，它們是中國境內最活躍和最強大的反政府力量。
到1906年，起義在華中和華南全面爆發。其中一次是1906年12月沿湖南江西兩省交界處的起義，它的規模如此之大，以致必須從四個省份派軍隊去進行鎮壓。礦工和其他工人也參加了方圓約八百平方英里的萍瀏醴地區（即江西的萍鄉和湖南的瀏陽和醴陵）的農民隊伍，起義者的目標是各種各樣的。在江西，有幾個革命學生在不知道東京有同盟會總部的情況下，企圖網羅知識份子和秘密會社成員于一個組織，來發動一次群眾運動。在兩省交界的湖南一側，革命派捲入的程度較輕。經濟要求是整個運動的中心，但在其他方面目標就不那樣一致了。在江西，滿洲人被攻擊，因為他們向洋人獻媚。在湖南，有一些象“滅清護洋 ”和“鏟富濟貧”的老口號。有一個自稱“新中華大帝國南部起義恢復軍”的集團有著明顯的傳統，另一個集團卻號稱“中華共和國政府”，它許諾給予自由和平均地權。各地起義仍由地方領導，主要由地方問題引起；學生仍不能與秘密會社建立持久的關係。
同盟會約用了兩年時間致力於加強它與秘密會社的關係，並通過它們去加強與中國人民的關係。但是迄無成效。爆發了無數次起義，只有少數是由同盟會指導的，較多的起義由秘密會社領導，但絕大多數起義則沒有明確的上級組織。江西的經驗是典型的。雖然在1911年前的十年中，經濟苦難的加深造成了饑饉、盜匪和大量湧現的起義，但革命派根本不能把他們的運動與農民聯繫起來。相反，農民的不滿找到了反抗的傳統形式。在浙江，農民起義“幾乎總是完全脫離革命運動的”。
學生激進分子所以不能與秘密會社結成同盟，並通過它們與群眾結成同盟，原因並不簡單地在於階級偏見。馬克思主義學者們證實，不論是學生中的激進分子或是秘密會社，都不代表某個單獨的階級或某種單一的觀點。有些秘密會社並不是一貫反滿的，也不是一貫排外或反帝的，有的由小紳士、商人、地主或官員領導。的確，在解釋秘密會社與知識份子不能在一起有效地活動時，學術界的意見著重指出，秘密會社的虛弱與知識份子的清高態度至少是同樣重要的原因。
秘密會社和革命派既代表著廣泛的社會背景和社會分歧，也有著共同利益。問題是它（他）們都不代表群眾。
這時期的激進知識份子要求擁有特殊身分，因為他們受過國外的教育。他們贊成由“有大決斷的人”對老百姓進行“訓導”，這本身就是他們有此要求的明證；但很少革命派深入群眾。大部分人留在國外大城市，當他們在中國時，就麇集在大通商口岸的外國租界。不象傳統的上層紳士那樣，現代的知識份子在農村和縣城沒有根據地。他們可能比傳統的知識份子更加脫離群眾。例如，紳士經常與秘密會社發生關係，這說明傳統的社會精英與平民建立關係時困難要比近代社會精英少，因為後者發現自己與城市商人、華僑和外國人的共同點多於與中國農民或遊民的共同點。傳統和近代、農村和城市之間的界線正在變得比紳士精英和群眾之間的界線更加分明。
這種情況可從廣州地區得到證明，對四川、湖南、河北、江西、上海和浙江的研究也證實了這一點。在廣州三角洲，革命出現了兩個運動；一個湧現在農村，其根源基本上是自發的和傳統性質的；另一個則是大城鎮的秘密會社。例如，三合會把它的活動限制在集市中心及其周圍，並不擴大到農村的農民那裏。 “民軍”首先在農村地區、村落和小城鎮組成。它們最初的形式是民團、氏族武裝和村社自衛團。它們逐漸地合併成更大的部隊，並與官軍交戰。當它們超越農村和集鎮而向較大的城市中心發展時（因此容易被動員起來搞超過地方性的大目標），秘密會社提供了進行組織、聯絡和協調的必要手段。最後，有些“民軍”終於與同盟會接觸，並且在廣州（也許還在其他重要城市）與它合作。但到那個時候，許多農村青年已經回轉家鄉了。
總之，在廣東省，伴隨著革命運動的是農村的嚴重動亂，而革命派與這種動亂只能建立暫時的、鬆散的、脆弱的和一般來說是最低限度的聯繫。在有些情況下，這些聯繫是由前往偏僻地區發展新組織的革命派，或是由到城市參加現有組織的農村青年建立的，但秘密會社提供的聯繫則要多得多。同盟會提不出能吸引農民的堅定的土地政策。的確，它贊成的是農民不願意資助的那種現代化綱領。它還缺乏組織能力，以使它所能搜集到的有限的意識形態吸引力發揮最大的效用。因此，革命派從來未能充分利用秘密會社已經創造的接近群眾的機會，也從來未能找到一個比秘密會社更好的中間人。它更不能直接與群眾聯繫。
當革命派真與一個秘密會社聯繫上了時，他們又往往不能與普通會員接觸。在運動初期，參加孫中山的興中會並積極參與最初幾次暴動的秘密會社會員與其說是一般會員，不如說是會黨領袖，這些人“受過教育，相當富裕”。在浙江，與革命派緊密地在一起活動的兩個秘密會社都由小紳士領導，其中一個會社甚至發行了一種報紙。蘭金的說法相當恰切：在諸如此類事例中可以看出，革命派對待群眾，“與其說象對待信徒，不如說象對待軍隊”。
象紳士階層多少世紀以來已經做過的那樣，紳士和革命派這時都設法為自己的目的而去利用秘密會社。最能說明問題的例子是1907年（約在4 月）成立于東京的共進會，其目的是要團結長江中游一大片地區的秘密會社。它代表了同盟會中人數相當多的一個抗議派，一方面反對孫中山把力量集中在華南，一方面也反對共進會領袖們認為的那種過分關心理論和知識份子影響太大的現象。該會最初的成員中大約有九十名同盟會會員，其內部組織則仿效同盟會。創辦人是強烈反滿的，對同盟會綱領中的其他部分則不很熱心，特別是對它的土地政策更不熱心。共進會會章採用了同盟會的前三點，但把第四點“平均地權”改成“平均人權 ”——這個明顯例子說明同盟會的思想意識為什麼不能流入內地和被群眾所接受。該會的領袖們聲稱，“地權”之所以被改為“人權”，是因為“人權”對秘密會社成員更有吸引力。但農民則發現“人權”二字神秘莫測。一個參加者的回憶說：“共進會放棄了‘平均地權’的主張，終於使它無力去發動廣大的農民群眾。”
這一改變，更多地想討好地主，而不是為了吸引農民。許多共進會領袖出身地主家庭，他們對“人權”不象對哪怕是意義含糊的“地權”那樣感到不舒服。此外，他們心目中的“人權”與同盟會知識份子理解的“人權”意義不同。例如，共進會江西分會採納了儒家的準則：“‘平均人權’指的是按照傳統公認的社會規範確定的正確行為。”
因此，共和革命派想挖掘在中國的潛力來進行民眾起義的努力，並沒有使它與一般民眾建立牢固的關係。共和派還發現，他們必須與紳耆妥協，後者對革命則有他們自己的看法。共進會是第一個明顯的暗示，它表明了哪一類組織後來會發展成為一個範圍廣大的嘗試，以把反滿的共和革命與保存傳統的社會、經濟秩序結合起來。
到1908年初，同盟會已經花去了它的大部分精力。大約在一年中，它一次又一次地發動或參加了起義——根據不同的說法，總共至少五次，也許多達八次；但沒有任何明顯的成就。政府在鎮壓這些起義時不很費勁。沒有一次有希望觸發革命派夢寐以求的連鎖反應。隨著失敗的升級，同盟會會員內部發生了爭吵。曾經在1905年被掩蓋的分歧這時把團結的門面搞得粉碎。在敵視孫中山的新編輯的主持下，《民報》發表了批評共和主義的文章，論調也很悲觀。同時，清政府又取得了革命派在1905—1906年已經奪走的主動權，逐步增加對外國當局的壓力，要求它們取締或限制革命派在日本、香港、印度支那、上海公共租界和其他外國庇護所的活動。在國內，它鎮壓持不同政見的人。革命活動仍在繼續，但協同行動變得更加困難了。學生、秘密會社、老的革命知識份子和反滿的紳士在以後的兩年中各行其是，直到1910年才開始組成新的隊伍。同時，在1907年被逐出日本和在1908年1月被逐出河內的孫中山在新加坡避難。從那裏，他又恢復旅行，去訪問全世界的華僑界，這時他仍在繼續實施十三年前自己已經制訂的策略。
第03節 清王朝的滅亡，1908—1912年
到1908年時，清政權已經在一個多世紀的叛亂和外國壓力中倖存了下來。與白蓮教、太平天國和撚軍等規模宏大的運動的情況相比，1895—1908年的一些小規模的分散的起義似乎就微不足道了。清政府輕而易舉地把它們鎮壓了下去。與此相反，表面上與1895—1908年一系列事件沒有什麼不同的1911年的一些事件，卻導致了王朝的覆滅。對清朝的支持在從前一些起義中很少動搖，但這時卻冰消瓦解。幾次小規模事件迅速發展成新形式的大運動，最後出現了一個共和國。
很明顯，在1908至1911年間發生了決定性的變化。但是那些變化只是一個很長的衰敗過程的最後階段呢，還是朝著新方向的急轉彎呢？
總的說是傳統，具體地說是清朝政制，在1911年前一段漫長時期中已經在衰落，但不時出現復蘇的跡象。即使清朝在諸如自強運動和1898年維新運動中失敗了，但仍表現出一種傳統適應能力的頑強韌性。1901年以後的幾次改革是又一個例子。清朝在它的最後的十年中，可能是1949年前一百五十年或二百年內中國出現的最有力的政府和最有生氣的社會。清朝的歷史並不單純表現為漫長的衰敗過程。
按照這個觀點，則1911年前後確有一個突變。清朝已經容許甚至鼓勵新利益集團的發展。它已經在形成新風氣和創立新制度方面作出了貢獻。它已經放寬了參與公共事務的途徑，並把公共事務交給公眾討論。至少在1908年前，它能夠完全控制新思潮，以防止它們對原有的秩序構成任何嚴重的威脅。大部分商會、學習會、自治會和其他新的組織的成員依然是忠誠的臣民。但是他們正在開始把自己看成公民。他們對清朝的要求增加了。到1908年，他們的期望驚人地發展了。例如，只在十二年前，大部分文人感到康有為過於激烈，不得不支持慈禧太后去反對他。但同樣是這個清朝的領導集團自己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並且超過了康有為曾經打算做的一切，“新紳士”們卻立刻斷言朝廷還走得不夠遠，不夠快。在1910—1911年他們堅持新的要求，當他們不能得到滿足時，這些要求就引起了普遍的不滿和更廣泛的反清大聯合。
不妨引用列寧的話，可以說1908年至1911年之間發生的一切是上層階級中較活躍的一部分人不再需要舊的方式，而上層階級的其餘部分人變得不能再按舊方式行事了。根據列寧關於革命形勢的公式，所缺少的是各“下層階級”的成員。下層階級在最後的反清聯合中雖然不是完全缺如，但其數量還不足以產生一次群眾革命。1911年反清聯合中的決定性因素是士兵（特別是新軍中的士兵）和“新紳士”（特別是在諮議局、自治會和投資者集團中的“新紳士 ”）。“下層階級”在聯合中主要是通過新軍進行活動，但也在聯合以外的各種運動中活動。革命學生也在新軍中起最直接的作用，還可能在“新紳士”中起作用。他們的宣傳品（包括舊《民報》和其他雜誌）在發行後幾年仍在內地流傳。有的學生還在1911年與其他革命派結合在一起，以便把自己重新組織起來，並參加他們曾經大力贊助的聯合。
多年來迂回曲折的事態發展進程突然起了變化，並且集結了力量。反對派過去被清朝的改革打亂了步驟，因這些改革和自身內部矛盾而四分五裂，同時他們各處一方而社會背景又各不相同；但是他們已經設法保存了下來，最後，一場全國性的危機終於把他們糾集到一起來了。
第04節 大聯合的出現
清代的軍事現代化已在1894—1895年前後造就了第一批新軍。到二十世紀頭十年之初，清朝的維新措施正在對中國軍隊的社會成分和總的面貌產生影響（見第七章）。例如湖北在1905年制訂了一套通過筆試徵募士兵的新制度。同時，大部分文盲士兵被遣散。因此，湖北軍多半是從上層階級徵集兵員的。在其他省份，新軍中受教育的人的比例要比舊軍中的比例高得多。受教育的青年更願意從事戎馬生涯，這是最重要的變化。一名中共領導人回憶說，在1910—1911 年，當他還是萍瀏醴區的一個十來歲的青年時，“我的許多同學甚至敢於打破‘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的傳統觀念。他們終於接受了……戰死疆場，雖死猶榮的新思想。他們以參加新軍為榮。”許多人出逃去參軍，其中有的不夠年齡，就偽造證件，以參加入伍考試。
新軍大力進行教育（特別是減少文盲）工作，這同樣是新事物。士兵們歡迎進學習會學習的機會，學習成了普遍的活動。一名湖北士兵回憶說，在他的部隊中，每人的閱讀能力大約達到了小學水準，班長們都會寫字。
與某些舊軍隊不同，新軍在它們駐防地的各界人士中招兵。徵募比較謹慎，其措施包括地方要人的推薦和保證等安全手續，以確保入伍者品端行正。這樣就傾向于更多地向上層階級徵兵。但是大部分士兵、軍士、甚至下級軍官可能仍繼續來自農民家庭。對遊民和盜匪分子則堅決加以清除。與過去中國軍隊明顯不同的是，新軍與地方老百姓關係良好。許多中國人與革命運動的唯一接觸是通過新軍進行的。
留學日本歸國的軍官明顯地促進了這些傾向。從一開始，到日本軍校留學就蔚然成風。當1905年通過仕途發跡的舊門路已堵死之後，行伍生涯在人們心目中有了威信。對那些既關心國家又關心自己前途的人來說，軍事訓練可以滿足這兩方面的要求。許多青年感到，中國人最需要而日本人最善於傳授的就是武士道精神。同盟會會員在這些軍校留學生中大力進行宣傳。儘管政府瘋狂地大力把現代軍事訓練限制在政治上可靠的人的範圍內，但日本軍校的學生名冊中充斥著年輕的中國激進分子的名字。他們回國在新軍服役時，就擴大了革命的宣傳。
湖北發生的事件值得特別的注意，因為新軍是在那裏開始1911年的起義的。張之洞總督曾在該省花大力氣建立了一支新軍。但張之洞在甄別革命分子這方面，卻不如其他官員——例如直隸的袁世凱——那樣有力。湖北至少在1905年前的五年已是革命活動的溫床，而士官生很早就已捲入。例如，吳祿貞曾被湖北省的一所武備學堂派往日本進修。他在參加唐才常1900年的未遂起義時輟學了一小段時間，然後在1902年從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到那時，他已是孫中山之友，又是一個隱藏的革命積極分子。他曾升任新軍中的幾個要職。其中即有北京的一個要職，其他的湖北學生也早在1904年就認為，軍隊支持革命是必不可少的；其中有的人（後來包括同盟會會員）有意識地參軍，為革命秘密工作。1904年6月在湖北成立的科學補習所可能是企圖聯合學生、士兵和秘密會社的第一個革命組織。
1904年與黃興合搞一次起義的企圖失敗後，湖北的學生花了一年多時間才重新組織起來。從1906年初起，一共大約有三十個革命組織有記錄可查。這些組織與軍隊的關係密切（但與同盟會關係不密切，雖然組織名稱相似），這可以從“軍隊同盟會”和“振武學社”等名稱中看出。早在1906年，一名清政府的高級官員提出了警告，說同盟會在新軍中的活動日益頻繁，活動中包括利用革命歌曲和白話文來煽動士兵。據說有一個日知會，在組織普通士兵方面特別成功，雖然它存在的時間不到一年（從1906年初到1907年1月）。這樣就開始了1907至1910年時期擺脫專門吸收軍官的傾向，直到1911年，新軍中的主要革命集團幾乎全部由士兵組成。
1908年秋季，湖北的革命活動幾乎停止，因為它的領袖（一名新軍士兵）被調往四川。這件事說明組織是多麼脆弱。但湖北的革命派很快重新組織起來。共進會起了主要作用。1908年後期，其創始人孫武從日本歸國。他很快對秘密會社喪失信心，便轉向新軍徵集會員和盟友。同時，共進會最合理的潛在同盟者“軍隊同盟會”被“群治學社”接替。新名稱是能說明問題的。1908年夏秋，政府已經鎮壓了一批聲稱有權為民主公開集會的集團。甚至梁啟超的溫和的政聞社也被鎮壓。清政府在宣佈自己的憲政計畫的同時，不能容忍那些想加快或改變這些計畫的活動。就在這個過程中，湖北群治學社的成立可被視作對當局的一種公開和對抗的挑戰。
這種挑戰是在皇太后逝世不到一個月以後出現的。隨著她對政權控制的消失，湖北的革命派看到了可以更加放手和更大規模地進行政治活動的機會。群治學社的三個成員開始發行一種報紙，它廣泛流傳，並把革命的要義傳到軍界和武漢三鎮以外的地方。當群治學社在1910年9月被振武學社代替時，後者也發行了一種報紙。大量的報紙宣傳與鄒容的《革命軍》等革命文獻一起，都是面向普通士兵的。歸國學生在盡可能靠近兵營的地方開設店鋪、客棧、茶館、雜貨店和其他鋪號。許多這樣的店鋪成了革命組織的前線。陸軍部長委託一位美國武官管理的大部分新軍已經趨向反滿。
在1910年，時機仍未成熟，軍隊不能單獨行動，連試一下的準備也沒有充分做好。在湖北，象共進會和振武學社等組織發現還不可能進行合作。在其他省份，革命派在新軍中取得的成績並不一樣。在1909年前，他們在北方爭取到的擁護者比南方少；但從那時起，同盟會會員開始擔任北洋軍中的要職。即使在革命工作已在長期進行的廣州，準備仍不充分。例如，同盟會企圖組織新軍兵變的一次最有名的行動現在真相大白，它不過是一次地方暴動，而不是一次革命起義。這就是地方官員顢頇無能所引起的1910年2月的廣州暴動；革命派當時無非想利用（但沒有成功）一次不是自己搞的事件。他們在廣東的問題是，他們在士兵中沒有組織，雖然在中下級軍官中有大批同盟會會員。
在1910年，革命派又加倍努力活動，政府開始驚慌失措。革命派是否取得了象官方所認為的那種成就，這還不清楚，但到1910年底，新軍的不滿情緒急劇加強，而清當局幾乎是瘋狂般地作出反應。部隊來回調動頻繁，有時甚至被解散；軍官經常被替換或解職；監視工作逐步加強；宵禁實施了，各項規定普遍從嚴執行。振武學社決定更深地轉入地下和尋找盟友。1911年1月底，該社的領導人在武昌聚集，企圖成立一個新的前沿組織，並為該組織起了一個無礙時局的名稱——文學社。在一個月內即已有約四百名新成員入社。該區幾乎每個營都有人入社。其領導人決定繼續發行一種報紙，給每個部隊單位分發一份。武漢三鎮各設一支部，並派代表到湖北省的其他地方以及有湖北軍駐防的另外幾個省裏去。有的人甚至遠去東北。
當文學社在加強其招募和宣傳活動時，它發現自己在這些活動方面正與共進會進行競爭。雖然湖北的有些革命派都參加了這兩個組織，但他們不能協調他們的活動。文學社領導人的幾名話說明，為湖北省新軍提出的社會變化的要求還根本不夠：“我們是下等士兵；他們不是身穿西服的上等人，就是又聰明又有聲望、身穿長袍馬褂的官員。他們從不屑看我們一眼，依靠他們，我們會一無所得。”需要有一些調解人的幫助和一種危機感的氣氛，這樣這些集團間的摩擦最後才能緩和到能夠進行某種合作的程度。調解人可由上海同盟會會員中的一個小派別出面充當。而危機則政府自己已在製造之中。
1910年與日、俄、英、法等國的邊界爭端，又使北京因其態度軟弱而受到攻擊，諮議局中的立憲派也變得更加直言無忌了（見第七章）。十六個省立憲派中的五十一人聚集在上海，組成諮議局聯合會。該會隨即派一個三十二人組成的代表團前往北京，要求迅速召開國會。這次行動贏得了政府的幾個讓步，其中包括設立臨時的資政院，把完成完全立憲制的過渡期縮短三年。在1910年1月、7月和10月的三次請願後，11月4日的上諭答應在1913年召開國會（原定在1917年），在國會召開前公佈憲法。省議員仍不滿意，他們堅持要組織對他們負責的內閣。但政府態度變得強硬了，改良派沒有再贏得讓步。結果，有的人對和平過渡到民主制的希望喪失了信心，少數人甚至想到了革命。
11月4日的上諭命令請願者解散，但是在臨時的資政院議員的領導下，許多人留在北京，又討論了兩個月。因此，到1911年初，請願運動進行了整整一年，並且從要求溫和地變革的恭謹請願態度轉變為爭取更大變革的迫切要求。這些請願自始至終強調同樣的一些問題，即外國對中國統一和主權的威脅、經濟危機的危險和革命以及不負責任的行政等；但其措詞一次比一次強烈。在1910年初期，他們曾經向當局請求動員民眾的支持以防止叛亂。但時隔一年以後，他們開始接受了革命的思想。在1910年7月，一份立憲派報紙的社論認為，當歐洲人為成立議會而流血時，中國人卻在浪費墨水，這就是歐洲人成功而“我們的墨水付諸東流”的原因。六個月以後，隨著要求立憲派“不應把寶貴時間浪費在空洞的口舌之戰”，上述要求暴力行動的含蓄號召就更加清楚了。1911年3月，立憲派的主要發言人梁啟超號召所有中國人“並力以圖推翻此惡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
梁啟超自知不可能參加過去與之激烈鬥爭了八年的革命派隊伍，但他這時卻接受了以前拒絕過的那些觀點。他甚至爭辯說，革命不會給中國帶來外國干涉和被瓜分的危險；對這個問題，他與《民報》的作者們過去爭論得最為激烈。他的許多改良派追隨者也發現自己站在同一立場上。“立憲派人的君憲美夢已經覺醒……此後的行動，已不如請願時的心平氣和，而往往公然與清廷對抗。”清政府所持的拒不妥協的態度正在把各反對派團結起來。它們雖然不能領導革命，但差不多都能馬上準備接受革命。在改良派領袖人士中，只有江蘇省的張謇還沒有轉變原來的立場。但當革命一旦爆發，他在促使清王朝覆滅這方面將起極為重要的作用。
到1911年春，力量的對比起了變化而有利於“新紳士”一方。雖然反對派力量仍然過於分裂，還不能向政府提出挑戰，但組成一個強有力的反清大聯合的因素這時已存在了。在幾支新軍中，百分之七十的士兵屬於革命組織。其他的新軍中有許多同情者和騎牆派，但反革命士兵則少而又少。省議員滿懷著怒火回到本省。那些在臨時的資政院中供職的人（他們比一般的諮議局議員年輕，並且更傾向於西方）特別有戰鬥性。商人曾經參加領導反洋人的示威和抵制洋貨活動，他們既支持過立憲運動，也支持過革命運動。許多商人在1910年的請願行動中特別積極，當請願失敗，他們具有省議員們同樣的情緒，並且與省議員一樣，也準備參加反清運動，雖然他們不能發起這個運動。他們又象省議員那樣，有了商會那樣的新的地方組織，這些組織開始合併成省聯合會甚至全國聯合會。甚至還有一種新型的“商紳”，他們感興趣的是中國的經濟發展，有效的行政管理，不受外國控制，以及諸如發展鐵路之類的洋改革。
這個潛在聯合中的促進因素是革命組織，它們在1911年4月的關鍵時刻發揮了作用。對在華南尋求基地的策略的不滿已經鬱積了好幾年，而在 1910年更有所加劇。同盟會已經有兩年未進行多少活動。它最後一次起義的時間是在1908年，《民報》在那一年10月被封。自1907年以來有激烈的內部爭吵，有幾次嚴重的資金不足，甚至有倒向政府一邊的情況。有些領導人則鋌而走險。例如汪精衛策劃暗殺一名高級滿洲官員，在1910年初期被關進監獄。大約就在此時，另一次廣州的暴動失敗了。同盟會的有些會員終於想出了一個較有成效的計畫，他們建議同盟會要重新審查它的整個策略，把它的主要活動範圍轉向長江中游。抱有這種想法已有好幾年之久的湖北的同志們熱烈響應。有幾位會員在1910年夏季沒能說服孫中山召開一次改組同盟會的會議，決定脫離孫中山單獨行動，成立了一個新機構以指導長江一帶的活動。這項計畫激怒了胡漢民，從而又挑起了革命派內部新的爭吵。
在此期間，孫中山一派仍堅持按老方式行事。經過了五個多月的周密準備，他們在1911年4月在廣州的黃花崗發動了另一次起義。這次起義在幾小時內就失敗了，死了八十六名革命派，使華南的組織受到嚴重破壞，士氣進一步低落。但是這次失敗雖然結束了南方的運動，反而激勵了那些決心在華中集中開展活動的人。就在這個時刻，清政權自己卻觸發了一場危機，使分裂的革命派及其潛在的、即溫和的革命盟友都聚集到了一起。
第05節 民國的誕生
經過了將近十年的改良，北京已經陷入難以自拔的困境。它在1908年設法重新取得的主動權又從手中滑掉了。各方面都來對它的權威進行挑戰。它的舊軍隊是虛弱的，而新軍又不可靠。它的官僚機器中一批幹練和獻身效忠的人正在失勢而讓位於謹小慎微和腐化墮落的人。中國受過教育而最有才能的人都致力於新事業，把舊的一套留給最貪婪的人去幹。政府的改革為地方官員培植地方勢力提供了機會。政府壓制批評的企圖反而激起了更多的批評。分裂其對手的努力只是使他們分散活動，但沒有消滅他們。它在4月底輕而易舉地粉碎了同盟會發動的廣州起義，但這次成功更多地是由於革命派自己的貽誤，而不是因為清朝的強大。至於革命派的思想就不那麼容易對付，它正在對舊的和新的有教養的社會精英施加影響。總之，清政府終於發現它的種種改革正在失去控制——它愈改革，權威愈少；但它改革愈少，它要求保持正統地位的可能也愈小。它在開始時企圖有選擇地遏制這種趨勢，在1910年對某些要求加以拒絕，對另一些要求則作出妥協。在1911年，它決定需要採取嶄新的主動行動，這樣就決定了它的末日的來臨。
清政府所選擇的主動行動是愚不可及的。在1911年5月的兩個星期中，清廷宣告成立新內閣，宣佈川漢鐵路和粵漢鐵路國有化，並商談一筆外國貸款來築這兩條鐵路。內閣是一個由十三個庸碌之輩組成的集團，其中只有四名漢人；集團中占大多數的滿人又被五名無能的皇族成員所控制。它很快被指責為“ 御用的”或“皇族的”內閣，進而激起了普遍的憤怒和失望。革命派這時能夠宣稱，內閣證實了革命派言論的正確，即滿洲人執行的是為自己服務的反漢人政策。對立憲派來說，這個內閣對於他們呼籲成立一個向國會負責的內閣的要求，是一個明確的拒絕。甚至張謇也持公開批評的態度；他說國家此時在迅速瓦解。最後，內閣還激起了一個到那時為止比較不受人注意的對手袁世凱的不滿，因為它以他的一個主要對手接替其密友擔任交通部長。這個職務還職掌鐵路管理；另外，內閣的組成與袁世凱也不贊成的新國有化政策有密切關係。其他許多人出於同樣的原因也予以反對，他們對以犧牲地方利益來加強中央政府的行動抱有戒心。但是政治上反對鐵路國有化的意見，幾乎被那些已在私營鐵路公司投資的人的一片抗議聲所淹沒。這些憤怒的投資者主要是地方紳士和商人，當北京在一個月以後透露，計畫以大部分政府債券償還他們時，這些人被激怒了。革命派始終堅持，清政府的改革只是為了加強王朝；這時他們又有新的彈藥和新的目標了。北京在這個爭議問題上愈來愈容易遭到攻擊，因為它的1910年軍事預算幾乎是1905年的八倍。外債正用來支付清政府大規模擴軍的費用。
正象第八章指出的那樣，雖然對外債的普遍憤怒情緒常常是別有用心的，但恢復利權的運動仍是真正的群眾運動，那些反對清政府借債的人可能也反對各省借外債。更重要的是，抗議與其說是反對借款，倒不如說是反對締結借款協定的方式。例如，對許多議員來說，骨子裏面的問題是沒有與他們商量。這就是問題的中心。清政府一切主動行動的共同特點就是自行其是。1911年的借款並不是清政府締約借的第一筆外債，但這筆外債正發生在各反清黨派已經不能再忍受政府的不負責任的行為之時。
暴政已在三個不同方面同時表現了出來，一下子觸犯了種族意識和愛國心，觸犯了對民主的感情和經濟利益。（令人驚奇的是，這三方面的行動等於是違反了三民主義。）我們在對清朝蓋棺論定時，可以從這個角度評價革命派的作用。人們發現清政權是不夠格的，這主要是它自身的錯誤；但是這個定論是根據革命派盡了最大的力量制定出來的三民主義作出的。三民主義並不完全明確和前後一致，有些捍衛它們的人只是口頭上效勞，而同時卻準備違反它們；但在1911 年，它們是中國出現的最接近於全國一致的事物。結果，革命派又成了事態發展的中心，因為各個不同集團只贊成三民主義中這一主義或那一主義，只有革命派贊成其全部內容。因此，他們在最後的反清大聯合的一切派別中，最能夠調解利益衝突和把各敵對集團糾合在一起。他們在立憲主義的改良派中找到了最接近的盟友。
對清政府1911年5月行動的最初反應是立憲派作出的。他們有的人自第一次選舉以來一直在醞釀，企圖組織一個政黨。在請願運動期間，特別自梁啟超在議員中散發了一份概述應如何管理一個政黨的想法的建議後，組織政黨的主張得到了支持。已成為請願者領袖的直隸省諮議局議員孫洪伊進一步促進了這個主張。1911年3月，他邀請各省諮議局議長來北京商討對策，以便“一、破政府輕視國民之習見，二、動外人尊重我國民之觀念，三、充吾民最後自立之方針 ”。就是在這種氣氛下，立憲派才得知“皇族內閣”和鐵路國有化之事。不到十天，代表十六個省的四十名立憲黨人已在北京集合，名義上是召開第二次諮議局聯合會，實際上是組織政黨。十六天以後，在1911年6月4日，憲友會宣告成立。
憲友會旨在統一立憲運動，以迫使政府立即召開國會和組成更有代表性的內閣。它並不希望推翻政府，而是要擴大它的民眾支持的基礎。其綱領是一個妥協綱領；其中的詞句，如“尊重君主立憲”，清楚地說明在運動中張謇這一派的力量仍是強大的。會章中即使有了這樣的讓步，張謇還是不願意參加，雖然他的幾個同仁入了會。張謇不但是一個堅定的立憲派，而且是一個立場稍遜的保皇黨人，這是“新紳士”的一個突出例子。在新紳士的身上，近代主義和傳統主義兼備，但兩者決不是半斤八兩的，其進步主義和保守主義也是一團混亂，難以分清。具有這類思想的人普遍受到尊敬，因為他們有能力，為人正直，並且集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思想於一身；但正是他們，最後感到被清朝出賣了。他們成了半心半意的革命派，一方面把革命打扮得十分體面，但又保證使它成為最低限度的革命。
張謇緩和了立憲派活躍分子的行動，但不能制止他們。象梁啟超、孫洪伊、蒲殿俊（四川省諮議局議長）、湯化龍（湖北省議長）和譚延闓（湖南省議長和憲友會會長）不但在清政府讓步是否充分的問題上，而且在鐵路國有化和外債方案的問題上與張謇發生尖銳的分歧。除了張謇這一派外，立憲派中各派別對統一採取了一些重大的步驟。其中有些人，特別是這個新政黨中較年輕的成員與革命派接觸密切。最重要的是，新成立的憲友會已經形成了一個全國性政治組織的核心。它的總部設在北京，除黑龍江、雲南、甘肅和新疆四省外，各省都設有分支組織，因而比其他組織更能發起和進行協調的行動。它致力於統一行動的潛力更因其成員在中國人生活中的崇高地位而得到加強。它的措詞謹慎的綱領使它能夠公開活動。它的領導層繼續受到公眾的尊敬並保有合法地位。各分會會長都是各省諮議局的正、副議長，這些與舊的社會精英一起享有崇高地位的成員還可以聲稱他們的權力是通過選舉任職而取得的。憲友會中的幹部也是省諮議局的或臨時的資政院的議員。他們都受過一些現代教育，同時也有傳統的學識。他們有著共同的價值觀念、對待事物的態度以及利益（包括對象鐵路那樣的近代企業的投資）。到1911年春末，他們已經一起協同行動至少有一年半了，當他們在6月初回到本省時，都情緒高漲，準備在國事中大顯身手。
清政府採取這些行動的時機對革命派來說幾乎沒有更合適的了。在1911年4月廣州起義失敗以後，灰心喪氣的革命派正在摸索新的策略。內部分裂折磨著他們已有三年之久，還看不到分裂的盡頭。在關鍵的武漢地區，文學社和共進會之間的不合作，使它們不可能進行有效的行動。但在政府第一次頒佈鐵路國有化命令後的兩天，這兩個組織便會談，以尋求減少它們之間競爭的辦法。同盟會的代表試圖誘導這次會談。各派代理人僕僕風塵，來回于東京、上海、武漢和香港之間，為統一革命運動重新作出努力。6月1日，這兩個湖北集團同意合作。雖然經過三個多月才制訂出合作的細節和成立一個聯合指揮部，但主張在華中起義的人士在湖南湖北學生領導下，加強了他們的努力。
可是，孫中山的支持者依然反對在長江起義的想法，他們認為還需五年時間才能發動一次有效的起義。至於孫中山本人，由於他再次周遊全球去籌集資金和要求承諾，所以沒有捲進爭論。從1910年年中直到1911年2月17日到達紐約之前，孫中山的足跡遍於檀香山、日本、馬來亞和歐洲。湖南、湖北的活動分子對尋求孫中山一派支持的活動感到厭倦，並以嘲諷的語氣談論他的“漫遊”，他們決定自行其是。沿長江上下，他們把革命組織集合起來，同時還召集了象湖南的宋教仁（他曾在1905年協助成立同盟會）等早期學生運動領袖，象陳其美（1900—1902年在日本留學，1906年加入同盟會）等後來的會員，以及更後期的參加者（包括長江下游各省和遠至山西省的人）。1911年的改組從5月到7月取得了勢頭，最後產生了又一個新的組織來統一日益蔓延的革命運動。
新組織雖名為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但它的成立卻直接違反了同盟會會章。它無視新分會的領導必須由同盟會最高領導指派以及分會章程須經其母體組織領導人物批准的規定（中部總會沒有領導人，只一個“臨時”的五人總務會來指導它的活動）；章程中有一條明確規定了集體領導，行動須取得五人的一致同意；避而不談“平均地權”，以便團結湖北的各個集團，特別是共進會。由於華中的一些領導人曾反對孫中山大權獨攬的領導，所以這幾條表明了他們要獨立於孫中山的意志。中部總會雖然公開表明與同盟會有關，但它顯然保持行動的自由。它在8、9兩個月的活動集中在以下幾方面：加強文學社和共進會之間的關係；制定共同的策略；在長江流域散發革命印刷品。
宋教仁說服了中部總會領導中的同志們，準備再花兩年時間在1913年發動大起義。一個複雜的計畫被制定出來，以保證華中能進行革命；計畫以湖北為行動中心，並往北向陝西、山西，往東向南京、上海，往南向湖南，往西向四川等地發展。代表們被派往這些地方進行工作。宋教仁等人在上海總部象發射機關槍似地在報章上發表一篇篇文章。1910年的麻木狀態消失了，使1913年立刻開始變得為期太遠了。兩個湖北集團一旦成立了聯合指揮部並且安排了分工，要求立刻行動的壓力立刻增強了。
四川的紳士對清政府5月的行動及時地提出了大量的、但措詞謹慎的抗議。但這些抗議一再被漠然置之。當國有化和外債計畫的細節公開後，抗議變本加厲起來。清廷宣佈的償付條件激怒了四川的投資者，他們有理由認為提供給他們的償付條件是有關四省中最不能令人滿意的。北京頑固地拒絕談判。請願和集會並不能使省當局轉變，相反，它甚至對投資者的相互通信也進行了干涉。
在這種氣氛下，在四川“普遍被稱為‘民黨’”的憲友會休會，並派它的領袖們各回本省。四川省諮議局議長蒲殿俊立刻啟程回川。在他的領導下，6月17日在成都一次兩千多人的集會上組成了保路同志會。該會很快就在這個大省的許多地方成立分會，並與從行會、商會直到農會和秘密會社等等地方集團進行接觸。它建議在北京召開“國民大會”，以便“仿照外國的做法”，對政府直接施加壓力。它辦了三種報紙。簡而言之，它指揮了一次出色的活動，把廣大的民眾團結在開始時是完全和平的和比較溫和的抗議之中。
北京絲毫不為所動。它的不妥協的態度可以用一句話為代表，即如果北京接受了四川的要求，“各人將就各種問題而與政府爭論不休，詔令將不得遵行”。北京靠詔令而不是通過協商或妥協進行統治的決心促使保路同志會採取更為激進的步驟。衝突逐步升級，最後鐵路投資者在9月1日作出了抗稅的決定。對抗再也不能避免了。
因此，在1911年夏季，廣泛的群眾抗議運動席捲四川。運動逐漸集中在清政府的專橫和外國的滲透方面。領導人是新紳士，特別是省議員。北京曾經樂觀地希望四川省諮議局動員上層階級支持政府的政策，但諮議局不但沒有這樣做，反而成了戰鬥的中心。它的一百二十七名議員屬於上層階級（三十五名有高級功名，另外七十四名有低級功名），相當年輕（平均年齡約四十二歲），具有積極的改革思想。只有四人已知為同盟會會員，但可能還有其他人傾向於革命，許多人是梁啟超的追隨者。其中不少人有商業投資，他們不但在商業活動方面，而且在地方事務的一般管理方面與商人合作（鐵路公司的十三名董事中，有七人是蒲殿俊的親密合夥人）。這些有事業心的年輕紳士這時與商人、學生一起要求在政治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便利用諮議局作為他們的活動舞臺。北京嚴厲地警告說，諮議局 “只能向最高君主統治下的地方官員提出建議”。但四川省議員則堅持要求廣泛得多的活動範圍。他們要求取得對地方稅賦政策的發言權和對地方學堂的視察權，並要求召開資政院會議。他們甚至發行了一種報紙，它由四川省工商學界以及議員資助，並由蒲殿俊親自編輯。它的主要宗旨是宣傳憲政和省政改革的必要性，但它還登載有關政治改革各方面的範圍廣泛的文章。
乍一看，人們可能會認為四川危機主要是經濟問題。四川省最近單獨被挑出繳納新的田賦，以援助他省的開支。在對北京應採取什麼立場的早期爭論中，大部分集中在作為償付用的政府債券是否足額，以及在要求較滿意的賠償還是堅持本省自辦鐵路等問題上。議員在開始時並不反對政府借外債為鐵路提供資金的計畫；有的人還真心歡迎額外的資金作為建設的刺激。但除了這種似乎對經濟問題的壓倒一切的關心外，還有同樣重要的政治關心。例如，借外債受到了批判，因為朝廷在商借時沒有先與資政院協商。後來，又指責“出賣給洋人”，這才使政治問題壓倒了經濟問題。鐵路之爭顯示出，它是中央和地方當局之間更深的政治對抗的一部分。保路同志會把經濟目的和政治目的合在一起，這可從“鐵路准歸商辦”和“庶政公諸輿論”等口號中得到證明。這些口號取自1898年光緒帝的變法上諭，它們表明抗議者遵循傳統，竟然到了乞靈於帝王靈光的地步。在成都，全城都設祭壇和焚香祭奠光緒。據認為，口號暴露了保路同志會會員具有光緒帝的維新傾向。他們並不想推翻清王朝，但他們尋求的是新的政治權力配和新的代議制度。
這些政治目標在一份匿名的印刷品《川人自保之商榷書》中得到詳細的闡述，但卻被總督用作把柄；他打電報給北京，說鐵路問題只是一個藉口，後面隱藏著獨立運動。他隨即把蒲殿俊和其他九名保路會會員投入監獄。當天（1911年9月7日）在省府激起了群眾示威。抗議和起義隨即遍及全省。一批縣城宣佈獨立，有的甚至成立革命政府。
那麼多暴動突然地爆發，總的說來，似乎主要歸因於與四川紳士有聯繫的秘密會社；具體地說，主要歸因於保路同志會。一小批同盟會的代表也可能起了作用。
不到一個星期，四川一片混亂，當局也處於不知所措的狀態之中。朝廷答應給鐵路投資以全部賠償，但為時已晚，示威活動仍在繼續。北京從湖北調軍隊歸欽差大臣端方指揮，命令他必要時以武力恢復秩序。端方的行動過於遲緩，而他的深受革命派影響的軍隊卻無論如何也幫不了他的忙了。到9月底，事態的發展使當局或原來的抗議運動領袖都無法控制了。
吸收了憤怒的農民入伍的地方民團搗毀了員警所和稅務所，開監劫倉，並切斷電報線。在這類事件中不乏命運的嘲弄和引人憐憫的因素，因為農民本來會成為四川建路者稅賦計畫中受害最深的人。貧窮困苦的農民突然起來反對附近的當局。他們有著自己的苦難，不久又有了自己的領袖。同盟會和秘密會社的人領導了一些民團組織，但他們不久就被農民、土匪和走私者撇在一邊。被指派維持秩序的舊式巡防隊也參加了騷亂。多達十萬人的各種武裝集團打垮了政府軍，後者到10月初只能集中防守省會和少數城市了。
這樣，當湖北省在10月爆發騷亂時，四川處於憤怒的火焰之中已有數星期之久了。但武昌起義在傳統上被認為是中國辛亥革命的火種。新的革命省政府就是首先在武昌宣佈成立的，隨之在10月10日至11月27日又有另外十四個新的革命省政府宣佈成立。四川省的抗議就成了僅次於武昌起義的反清王朝的運動。
從湖北調軍入川之舉在武漢的革命派內部造成了緊迫感。如果要進一步調走人馬，將會抽空他們指望成為起義骨幹的人。同盟會的領袖們現在願意忘掉1913年起義的老計畫，並且願意加快行動，但還不能象文學社和共進會所希望的那樣快。當10月9日的一個事件迫使他們行動時，他們正在決定行動方針。他們剛剛懊喪地得知，同盟會的領導人黃興（當時在香港）和宋教仁（在上海）都要他們等待時機。黃興希望在10月底幾省同時起義，而宋教仁對只在武漢發難能否立即成功也持悲觀態度。當時旅行在美國的孫中山對計畫毫無所知。當湖北的領袖們由於這一失望而聚集在武昌修正他們的計畫時，突然得知他們在漢口的一處彈藥站發生了爆炸。員警正在步步進逼。經過了一段猶豫不決和驚慌失措的時間以後，武昌的秘密會議決定出擊。但它發出武裝行動的號召為時已晚，因為它的追隨者或已逃散，或已被捕。武昌的活動站本身在許多領導人得以逃走以前遭到襲擊。似乎到處都是忠於政府的軍隊和特務。革命派內部出現了叛徒。各個部隊中的文學社成員這時在瘋狂激動的情緒中試圖集結他們的力量。經過10月10日一個下午的不顧一切的協商，一小批士兵匆忙地臨時訂出了當天晚上的計畫，然後堅決地出擊。他們殺死了軍官，直趨附近最大的彈藥庫，那裏由同營的一個連在駐守。該連也參加其戰友的行動，據說已經同情共和主義的該連連長被說服起而帶領約三百人的這一小股造反隊伍。在他的領導下，起義者重新組合，並把隊伍擴大到約四千名新軍，進而攻擊了總督已在那裏集結其部隊的當地司令部。戰鬥在颳風的、時斷時續的雨夜激烈進行。到淩晨，武昌的清政府已被打垮。當天下午，革命派組成湖北的軍政府，並且大膽地代表全中國宣佈成立共和國。他們還採用新的曆法，改宣統三年為中華4609年。
這些事件使其他省行動起來，結果在以後的四個月中結束了清朝的統治，成立了中華民國。就在這四個月的過程中，在10月10日下午首先發難的那些人卻把權力交給當晚與他們交戰的人。在10月10日集結其部隊的正目熊秉坤和在關鍵性的當晚帶領部隊的隊官吳兆麟，讓位于黎元洪和湯化龍等人，這些人既代表著新秩序，也同樣代表著舊制度。
黎元洪是指揮武漢一個混成協的統領，受過現代的訓練。他自1896年駐守武漢以來，不斷企圖肅清附近的革命活動。儘管他作了種種努力，他部下的一些人仍參加了雙十起義。黎元洪在開始時進行反擊，據說他甚至殺害了一個勸他倒戈的革命黨人。當事態急轉直下變得有利於起義者時，他打算躲藏起來，但革命派找到了他。他們認識到需要有一個其姓名能使中外人士都有深刻印象的領袖人物，所以只好求助於黎元洪，因為他是能物色到的最高級軍官。他們要求的另一個資格只是候選人必須是漢人，而不是滿人。10月11日上午，黎元洪被領出了躲藏的地點，並被委為新政體中的都督。還留著辮子的黎元洪答復說，革命派闖的禍已經夠大了，應在清朝援軍粉碎他們之前收兵回營。眾人隨即把他架到諮議局，在那裏以他的名義組織政府和發表宣言。但他仍不讓步。部隊對他威脅利誘達兩天之久。至少在他們內部有兩次對他的所謂殺害被有力地制住了。新政府向湖北省地方官員、其他各省和外國領事致電，宣告他們已採取的步驟，上面簽署了黎元洪的名字。同時，他們鞏固了對武漢三鎮的控制。黎元洪的態度最後軟化了下來。他一方面對革命派的成就有了深刻的印象，一方面這時又面臨著不擔任都督就要作為賣國賊而被處決的抉擇，所以只得勉為其難。當包括黃興和宋教仁在內的同盟會領袖約在兩星期後到達武漢時，黎元洪並未被撤換下來。
反對替換黎元洪的一個決定性的論點是，政府領導的更替會使外國人懷疑新政體的穩定性。湖北革命派深切地關心列強的態度，因而他們迅速作出了妥協的姿態。他們作出的早期決定之一就是尊重清朝與外國締結的一切條約和履行這些條約中的一切義務。有關這一內容的照會於10月13日分送給所有的領事館，不過革命派規定，他們將不承認自即日起與清朝訂立的任何協定。照會還保證保護外國人的權利和財產，並且表示了希望列強友邦為了世界和平與人類幸福的利益而與中國合作的意願。
湖北的革命派急於要表現穩定性和延續性的熱情，有助於說明湖北諮議局及其議長湯化龍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當軍隊把黎元洪帶到諮議局以組織他們的政府，選出他們的領導人和決定他們的政策時，實際上他們承認諮議局具有使他們的行動合法化的權力。出於同樣的原因，他們又求助於議長。當委任黎元洪當都督時，湯化龍被選主持民政。湯化龍與四川省議長蒲殿俊和湖南省議長譚延闓是同科進士。他與後兩人一樣，曾在日本留學，是梁啟超的追隨者，並活躍于憲友會等團體。他不但是最富戰鬥性的立憲派，也是最早支持革命的人士之一。他與黎元洪不同，不用人去說服他；的確，他自稱在1911年10月以前很久就已經是一個革命者。湖北的其他人比湯化龍有更深的革命資歷，但卻讓他擔任最高的文職，這可能是他的社會地位所致，而推選黎元洪的決定也是出於同樣的原因。
因此情況似乎是，為了儘量減少新政府的革命外貌（特別在外國列強面前），不革命的領袖人物在新政府中擢升高位。湯化龍一事說明了革命派 ——特別是在新軍中對政治生疏、對自己的政治勢力和社會地位沒有信心的革命派——急於要顯示他們的慎重和責任感，以及他們對代議制和立憲政制的信仰。他們認為，任命一位以忠於這些原則聞名的紳士擔任高級職務便能做到這兩點。在中國政治天翻地覆的鬥爭中，湯化龍幫助革命派保持了延續性和一個穩定性的面貌。這樣，革命後的政治領導權便大半落到了原來掌握這種領導權的人的手中。其他省份對湖北革命未能產生新領導之事深為失望，但是在那些失望的人們當中，許多人很快就發現，他們本省的事態也在沿著湖北的路子亦步亦趨地發展。
我們的敍述已經到了辛亥革命的歷史中這場革命似乎吞沒了革命派的時刻。在這個時期，有關革命的各種關鍵問題非常尖銳地被提了出來。不幸的是，這個時期的資料又剛剛開始在搜集、選擇和分析，論據仍然是最薄弱和互相矛盾的。在這裏，似乎最好先確定問題，然後提出闡釋問題的可能的路數，而不是作出不可變動的結論。
從10月10日的湖北省的行動開始起，在隨後的七個星期中有十五個省宣佈獨立。在這些省份中，許多省的較小的政治單位（如市和縣）已先於省當局宣佈自治。在10月份第一批獨立至1912年2月12日清帝遜位這段時期，地方一級和省一級的政權興替無常。在新軍官⊙議局領袖、前清官員、商人、秘密會社領袖、同盟會會員以及其他革命党領袖之間，形成了多種多樣的權力關係。這些關係很少能在長時期保持穩定。執政的權力在中國有了新的含義，並且以新的方式來行使。社會地位和政治勢力都要重新加以衡量。許多新的和互相衝突的利害關係已經相當迅速地形成，特別是私人利益倍蓰增加，同時又出現了一個 1900年以前尚未存在的公益觀念。1911年的清朝政策把這些日益發展中的利害關係捏成一個對當局持批判態度的質體。但它們的多樣性造成了無數不同組合的可能性。在分析1911年時期及以後不久的中國事件時，中心問題是這種複雜的相互作用。
最普遍的相互影響可從新軍發動的起義中見到：新軍已受同盟會宣傳的影響，但他們與紳士和諮議局議員協同行動，並得到後兩者的支持。最普遍的結果是出現一種省政權，它由都督夥同紳士和諮議局控制的文官政府一起領導。但軍政和民政之間的關係各省頗不一樣。在某些省份，商人成為軍人-紳士-諮議局的權力結構的組成部分。在另外一些省份，前清官員或同盟會會員則側身于新統治精英的各界人士集團之中。在此期間，廣大農村的農民起義在消失，而舊式的政權又很快地重新建立起來。
1911—1913年的這種混亂和多樣化成了當時的重要特點。晚至十九世紀九十年代，還存在著限制人民思想和行動的各種清規戒律。到了 1911年，那些束縛被打破了。1911年以來的中國歷史圍繞在思想和行動的新基礎是如何形成的這一問題上。1911—1913年間，由於宗旨不同和組織不穩定而出現的變化無常的組合，是革命性變化的象徵。新的勢力數量過多，政見又是那麼不同，因而互相難以調和，也難以與舊秩序的許多殘餘勢力妥協。但是沒有回頭路可走了。當張謇接受清帝國的滅亡這個事實時，他說，各人都自作主張，世上無物能限制這種力量。一個與二十世紀以前的中國不同的國家正在誕生。
中國長期存在的中央-地方關係的問題依然存在，但有跡象表明，人們在沿著新的路線尋找解決辦法。早在1911年11月，各省政府採取了步驟，要召開一次國民議會和成立國民政府。湖北的領導人宣佈成立漢族政府，並呼籲其他省與湖北省一起起來行動。此後不到一個月，湖北呼籲其他革命政府派代表到武漢商討組織臨時中央政府之事。同樣，浙江和江蘇兩省宣佈獨立後不久，它們的都督要求在上海召開一次全國性會議（“仿效北美大陸會議”）。因此到11月初，已有兩個要求召開全國“獨立”省份大會的活動，一個在湖北，緊接著另一個在上海。
各省分離主義的力量依然強大，但討論繼續進行，直到1912年3月一個新的國民政府產生。1911年後期和1912年初所議論的是清帝退位的條件、新首都的地點、內閣和國會的作用以及憲法和聯邦制的性質等問題。這些是壓倒一切的全國性問題。它們是在參加中國政治生活的公眾中進行討論，其範圍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廣泛。
這樣，似乎已經吞沒革命的“傳統”勢力也許根本不是那麼傳統性的。的確，舊的社會精英在1900年以後仍表現了明顯的韌性，但根據許多世紀中他們長期保持的力量來衡量，這股勢力也迅速地開始起了變化。從1911年起在諮議局、省一級和全國性政權中非常突出的新紳士，可能真正代表了一次社會革命的開始。由於新軍同意與他們合作，它可能已經發現新紳士比我們通常想像的要更加激進。可以這樣來假定：發生了一次真正的革命，其領導人是溫和派中較激進的人（“進步的立憲派”）和激進派中較溫和的人（“保守的革命派”）。這樣來探討，可能證明是最有成果的路子。
同盟會會員和其他公開宣稱革命的革命組織成員，除了對新軍的起義作過貢獻和在1911年後期參加地方和省級政權外，1911—1912年又在全國範圍內活動得特別積極。例如，黃興在10月28日到達漢口指揮革命軍。其他人在導致清帝退位和成立新的國民政府的重要談判中擔任了主要角色。甚至孫中山在1911年底也重露鋒芒，不過他的關於向共和主義過渡的三階段論的思想已被遺忘。總之，如果與他們在1908至1911年期間的相對靜止狀態相比，革命派在1911年10月至1912年3月這段時期中國所發生的一切事件中，似乎起了更大的作用。使他們地位突出起來的一個原因是，他們在所有反清力量中具有最廣泛的吸引力和最全面的全國綱領。他們的接觸面最廣，因而最適宜於集結各種力量和從中互通聲氣。
可是，革命派的顯赫是短命的——只是從1911年10—11月各省獨立運動至1912年3月袁世凱為首的新政府成立之間的這段短暫時期。在那幾個月中，未經他們的同意就不能作出影響全國的決定，但他們缺乏實行政策的力量。沒有革命派不行，但是他們不能左右全國政局，就象不能控制地方或各省的政治那樣。當解決全國性基本問題的時機來臨時，他們不得不讓位于袁世凱，這又與熊秉坤和吳兆麟連長不得不讓位于黎元洪將軍和湖北的湯化龍議長的情況一樣。
1911—1912年討論國家事務的主要的參與者是革命派和袁世凱。武昌起義後不過四天，清廷就轉而向袁世凱求助。雖然他花了一個月時間才得到讓他擔任擁有大權的總理的滿意條件，但他約在11月初就派一名僚佐與武漢的革命派商談。這位僚佐彙報說，他的君主立憲制的主張根本沒有使革命派改變立場，但他們一致盛讚袁世凱。
大約從11月8日起，革命派領導人一個接一個地表示支持袁世凱。問題不在於他是否將擔任總統，而在於他是否將支持革命。他是否會迫使滿洲人退位，從民國的當選代表而不是從清政府那裏接受統治的委任，並且在他擔任總統期間尊重共和制？在漢口集會的各省代表肯定地表示，如果袁世凱保證支持民國，他可以擔任總統。談判和時斷時續的戰鬥同時持續到12月2日實行停戰時為止。
反對選舉袁世凱的力量相對地小，但仍足以推遲一項協定的達成。反對主要來自上海的一批議員，他們反對與漢口人士合作，並且堅持要一個革命的總統。此時表示願意接受革命派的條件的袁世凱，不得不在他們解決內部分歧的時候等待時機。他們終於在12月29日選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從而解決了內部分歧。
與袁世凱的協定直到2月初才達成。按照習慣的說法，這次拖延應歸因於袁世凱的背信棄義的陰謀。有人堅決認為，袁世凱已經牢牢地掌握了滿洲人的命運，所以他只要接受革命派讓他擔任總統的提議就可定局，但他寧願繼續搞權術，直到他把總統的職務抬高到比靈斯于皇位時為止。他希望依靠自己的武力、洋人的支持以及靈活的政治權術來操縱一切，以使滿洲人喪失權力，並把革命派打入冷宮。可是這種意見又指出，孫中山被選為臨時大總統之舉是把袁世凱當作背信者來打擊的。因此袁世凱才勉強接受孫中山作出的保證，即一旦滿洲人退位，孫中山將聽從他。
最近的研究表明，袁世凱在華北的地位遠不如通常想像的那樣穩定。他在朝廷有許多敵人，所以他必須非常謹慎地從事一切談判，特別是那些涉及遜位的談判。中國國內軍事上的力量對比實際上是對他不利的。革命軍在南方實力雄厚，在北方有潛在的支持，而袁世凱自己的部隊則不完全可靠。他的地位之不穩定還歸因於列強的意圖捉摸不透。所有的人很快就清楚地認識到，英國的作用是決定性的，可是，英國人寧願選擇隨波逐流的路線。他們尊重袁世凱，樂於見他恢復職務，但他們對革命派如此迅速地擁有廣泛的支持也印象很深。他們寧可要滿人名義上統治的君主立憲制，但也不準備進行干預去促使它實現。同時，反清力量所控制的那些地方恰好也是英國人的利益所在。雖然英國人沒有直接干預，但很顯然，如果他們要幫助什麼人（哪怕是無意識的），那麼幫助的物件就會是革命派。袁世凱本人後來抱怨說，英國的干預要對建立共和國的潮流負完全責任。雖然袁世凱可能誇大了英國的作用，但顯然倫敦除了促使他擔任民國的總統以外，沒有另外幫助他什麼，而他任總統也是革命派所需要的。這條路線也是立憲派中的老朋友，象有影響的江蘇省諮議局議長張謇等人，一直在敦促袁世凱所採取的。張謇在1911 年11月終於採取了反清的立場。他當時對袁世凱說，君主立憲制適合於象日本那樣的小國，不適合於象中國這樣大而複雜的國家。
因此，袁世凱發現自己為時勢所迫而設法與革命派妥協。一切跡象表明，他正是這樣做的。他自己的文官顧問們都同情革命；他派往南京的代表團不但由唐紹儀率領（此人公開贊成成立一個由袁世凱任總統的民國），而且甚至由革命派領袖汪精衛任代表團顧問。同時雙方的軍事代表還進行了非正式的和談；12月20日，政治談判小組和軍事談判小組分別擬出了協定。每個協定的要點都是要成立一個民國。北方代表團團長同意成立民國，只是說他必須把協定提交袁世凱和內閣最後批准，於是暫時休會。他隨即向袁世凱建議應由資政院作出決定。袁世凱接受這一意見，經過朝廷的詳細討論後，他在12月28日取得召開資政院的詔令。有一位學者曾經指出，12月20日的協定“本質上與北方和南方最後一致公開同意的協議是一樣的”。那麼，為什麼又拖了兩個月之久才作出妥協呢？
可能孫中山及其追隨者比袁世凱更加拖延了這次解決。如果袁世凱的地位象上面所說的那樣不穩定，如果列強追隨英國也贊成成立民國，革命派到12月中可能已發現自己處於比預料中更加有利的討價還價地位。當武昌起義爆發時，正在美國旅行的孫中山從一份丹佛的報紙上得知此事，就毅然承擔與西方領導人談判的重任。他反省了中國的國際地位，得出了英國是中國取得國際地位的關鍵，這不但是因為它的國力和在中國的利益，而且還因為它是日本的盟國。因此，倫敦是他的第一站。他在10月末到達倫敦，一直逗留至11月21日。不知確切與否，他從外交大臣愛德華•格雷爵士那裏得到了如下的印象：即英國以贊助的目光看待革命和孫中山本人；此外，如果孫中山回中國建立正式的政府，他可以就貸款事項與倫敦商談。孫中山自己的記述也指出，他對新政府取得英國援助的前景非常樂觀。
當孫中山於12月21日到達香港時，他與其他同盟會領袖們討論了策略。胡漢民堅持，清政府早已失去了統治權，革命派此時的主要問題是打敗袁世凱的軍隊。因此，孫中山的上策是不去南京（如果他在那裏會發現自己缺乏向袁世凱挑戰的軍事實力），而是留在廣州建設他的軍隊。但孫中山需要滿人正式退位，因此，他認為袁世凱可能有用。他還寧願取政治解決，而不取軍事解決。他急於要防止外來干涉，同時他還要使國內外的觀察家們得到這樣的印象，即權力的轉移是和平的和明確無誤的。孫中山還相信，他進行干預和行使個人領導的時機已經來臨。他要利用袁世凱推翻清王朝，但他向胡漢民重申，他仍不信任袁世凱。他對胡漢民的這一席談話似乎意味著，他打算向袁世凱挑戰，以爭取政治領導權。
根據孫中山以後的行動來看，這一說法有了說服力。他隨即前往上海，在那裏與革命領袖們進行了熱烈的討論；他堅決主張實行總統制，反對那些贊成內閣議會制的人。孫中山認為，議會制不適合中國當前的非常情況，因為它將過分限制領袖的權力。“吾人不能對於唯一置信推舉之人，而複設防制之法度。” 兩天以後，孫中山讓自己當選為南京臨時政府的大總統。
共和派人士決定組織臨時政府和選擇一位總統不過是為了對袁世凱增加壓力，這是完全可能的。但選舉的時間選擇在12月20日協定以後的九天和袁世凱取得朝廷同意召開資政院以後的一天，內中還有更多意義。總之，袁有一定的根據把孫中山12月29日的當選看成是“對諾言的一個背叛，也是使國家走向長期分裂的一種傾向”。如果袁世凱有錯誤，他的錯誤可能是低估了共和派。在1月，共和派迅速行動，舉行臨時大總統就職典禮，組織政府，與外國列強聯繫，暫定國旗（最後決定需待民選議會作出），甚至在袁世凱的後院進行打擊。
上面最後的一手需要再談一下。有一些被打敗的滿族革命者已經聚集在山東，正準備進行反攻。孫中山讚揚這一行動，任命一個領袖（藍天蔚）為滿洲都督，並協助他裝備一支力量可觀的部隊，其中包括四艘兵船。1月末，藍天蔚奉命北上在滿洲重新展開鬥爭。2月初他取得了一些小勝利，然後就處於僵持狀態。當清朝在2月12日宣佈退位時即行停火。
所以孫中山在他擔任中華民國臨時總統的短暫時期中並不是無所作為的。共和派雖然繼續堅持與袁世凱談判，而且從未全力對他進行軍事行動，但也不會甘心讓自己上當受騙。他們之中有許多人從一開始就需要袁世凱，如果他們後來確實情不自禁地去考驗自己對付袁世凱的實力，他們也不容許把這種考驗做得太過分。當袁世凱在快到1月底時接受了他們的條件，並在三個星期後滿洲人終於退位時，共和派就滿意地接受了他。
似乎可以這樣合理地作出結論：革命派已在推行各方面的事務，直到他們發現自己的力量有限為止。他們取得了過渡政府的領導權，進行了使袁世凱統治的國家和新共和國重新統一的談判。他們試圖謀求更大的權力，但暴露出他們缺少本錢。這時他們別無其他選擇，只有在這一方面碰碰運氣，即他們一直堅持創立的新共和制度也許會使他們在政治事務中起一定的作用。在1912和1913年，他們憑藉技能和勇氣爭取使民國能夠運轉。西式的民主制度馬上證明太洋化、太新型和太軟弱，難以負擔革命派託付的重任。當袁世凱這樣一個野心勃勃和無情的總統打算顛覆民國時，民國的捍衛者除了戰鬥外別無其他選擇。“二次革命 ”（這個時期是反袁）爆發於1913年。但它不費勁地被鎮壓了，從而標誌著中國革命第一階段的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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